WTO争端范文10篇

关键词：WTO争端解决机制举证责任

摘要：WTO的争端分两种类型，即“违法之诉”和“非违法之诉”。在“违法之诉”中，申诉方的举证责任较小，被诉方的举证责任较大，其举证责任与我国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有些类似。在“非违法之诉”中，申诉方应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被诉方的举证责任相对较小。这种举证责任既不同于我国民诉法中的举证责任，也不同于WTO《反倾销协议》中规定的举证责任。其举证的关键在于证明被诉方的措施是否违法及不违法是否给相对方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文件主要有WTO协定的附件二，即《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简称DSU)。此外，还有GATT第22、23条规定、《关于关贸总协定第22条的规定》(即《关于解决影响某些缔约方利益的问题的程序决定》)、《关于补充关贸总协定第23条的规定》(即《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之间解决争端的特别程序》)、《就争端解决程序采取行动的决议》、《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和程序改进的决议》、《东京谅解》、《关于〈服务总协定〉中部分争端解决程序的决定》等。在上述法律文件中，虽然没有关于举证责任及其后果的专门文件规定，但其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则还是明确的，而且在关贸总协定和WTO处理的各类争端的案例中，形成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成为WTO处理有关争端的依据。本文试图根据上述法律文件的规定，并结合有关的案例对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举证责任加以论述，希望能对我国在处理WTO争端时有所帮助。

一、申诉方的举证责任

WTO争端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违法之诉”，是指投诉国认为它依照关贸总协定直接或间接享有的利益由于被控国违反关贸总协定规定的行为或措施正在蒙受损失而提出的起诉；另一类是“非违法之诉”，是指关贸总协定缔约方认为另一缔约方采取的不与关贸总协定抵触的措施正在对它依照总协定直接或间接享有的利益造成丧失或损害而提出的投诉。对于不同类型的争端，申诉方的举证责任是不一样的。

(一)“违法之诉”中申诉方的举证责任

WTO正式成立至今已经近7年了，其争端解决机制（以下称为DSB）受理了242起贸易纠纷，其中经过专家组（或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最终解决的有71件，形成了54个专家组和38个上诉委员会报告.这些报告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法律效力，这是许多关心WTO的人经常提出的问题。本文拟从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报告对它所处理案件的效力，以及这些报告对DSB在随后受理之案件的效力作一分析。

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报告对具体案件的效力

根据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称为DSU），在专家组对贸易争端的报告散发给全体成员之后，争端任何一方可以在60天之内提出上诉，上诉委员会一般应当在90天内作出上诉报告。此后，除非DSB经协商一致决定不通过报告，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的报告将在DSB的会议上通过。从WTO成立后由专家组处理终结的71件贸易纠纷看，54个专家组报告没有被提出上诉的有16个，也就是说70%以上的案件都经过了上诉程序。由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实行的“反向一致”原则，所有这些案件中还没有一起因为全体成员一致反对而没有通过的。

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报告一经通过，就成了WTO成员方的决议。然而，通过对某个案件处理报告的决议并不是争端解决机制的最终目的。根据DSU第21条，“有效解决争端有利于全体成员，迅速遵守DSB的建议或裁决是重要的”。研究WTO问题的著名专家、美国乔治顿大学法律中心杰克逊教授指出：“经通过的争端解决报告对有关成员构成国际法上的义务，它必须改变其做法，使其符合WTO协议及附录的规定。”然而，DSB处理的是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纠纷，往往涉及一个国家的法律或法规，执行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报告需要一个成员修改自己的国内法或行政规章。这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事。且不说根据国际组织的决议修改国内法会产生所谓的“主权丧失感”问题，即使在民族情感和法律上都不存在障碍，修改国内法也需要由国内立法机关进行，经过一定的程序；修改行政法规同样要经过一定程序。这就需要时间。DSU规定，在无法立即遵守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的建议和裁决的情况下，允许在合理时间内执行。这一合理时间可以由有关成员提议，经DSB批准；如未获得批准，则争端双方在报告通过45天之内可共同同意一个合理期限；如无法达成协议，则在报告通过90天内通过仲裁确定期限，这一期限一般不应超过15个月。

从DSB已经处理终结的案件看，54个专家组和/或上诉委员会报告中有11个报告认为被指控的措施没有违反WTO或某项协议的规定，或者是申诉方没有履行其举证义务，或者是被指控的措施已经撤销，这样的决定是不需要执行的。其余43个报告的执行期限情况如下：在7个报告（7个案件）中，被专家组和/或上诉委员会认定其措施不符合WTO规定的成员在3个月内单方面通知DSB，它们已经纠正了被认为违规的措施；19个报告（22个案件）中双方通过协商一致同意了执行期限，最初这一期限一般是15个月，近两年协商同意的期限一般是7个月或8个月；有14个报告（25个案件），双方无法就执行期限达成一致意见，最终由仲裁确定执行期，最初4个报告的期限是15个月，近两年这一期限有缩短的趋势，一般在10个月左右，最短的一个为4个月零14天.根据WTO公布的数据，在执行期到期后的几天内，被要求执行的成员会通知DSB其已经履行了DSB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的建议。

以WTO成立之后DSB处理的第一个案件――美国汽油案为例。该案专家组认定：进口汽油和国产汽油属于“相同产品”，美国修改后的“汽油规则”对国产汽油实行企业单独基准，而对进口汽油实行法定基准，使进口汽油受到了低于国产汽油的待遇，违反了总协定第3条第4款。违反第3条第4款的“基准设定规则”不是“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须”的措施，也不是“为保证某些与本协定的规定并无抵触的法令或条例的贯彻执行所必须”，因此不属于GATT第20条所述的例外。上诉委员会认为专家组认定基准设定规则不在第20条（g）及引言的范围内，犯了法律上的错误，但同时确认美国修改后的基准设定规则没有满足第20条的要求，因此不能依据第20条享受例外.上诉委员会建议DSB要求美国修改其基准确定方法，使其符合GATT的规定。这一报告在1996年5月20日通过，1996年12月申诉方中的委内瑞拉与美国达成协议，同意执行期限为15个月，另一个申诉方巴西虽然对执行期限过长表示关注，但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1997年8月19日，在15个月期限的最后一天，美国通知DSB它已经履行了专家组和上诉委员会的建议.修改后的“汽油规则”允许外国炼油商向美国环境保护署提出申请，根据其1990年出口到美国的汽油质量和数量设定“企业单独基准”，其要求与国内炼油商的要求相同。美国环境保护署表示：相信这样的修改既符合其保护美国公众健康和保护环境的职责，也符合美国政府应遵守WTO协议的义务。

摘要：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争端解决机制自成立以来，距离至今已受理争端400余起，成为目前世界上最有效的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之一。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举证责任规则极为重要。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以实证方法为特色对我国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举证责任规则提出建议与看法。

关键词：WTO争端解决机制；初步事实；举证责任规则

一、我国利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举证责任规则问题

（一）我国作为申诉方利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举证责任规则问题

就投诉而言，目前为止我国共提出过三件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投诉。第一件是2002年3月22日，我国与其他7个WTO成员同时就美国钢铁产品的保障措施提出了投诉，该案成为我国在WTO投诉的第一案。第二件是2007年9月14日，我国就美国商务部对从我国进口的铜版纸同时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初步裁决提出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启动了WTO争端解决程序。第三件是2008年9月19日，我国对美国对我国某些产品征收最终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裁决提出磋商请求，再一次主动启动了WTO争端解决程序。“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是我国在WTO的第一案，是我国成为WTO成员后第一次行使其成员的合法权利，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贸易争议，合法保护自己贸易利益的成功实践。该案对WTO多边贸易体制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欧盟对该案有如此评价：“美国对钢铁采取的限制措施，是有史以来WTO成员所采取的经济上最具扰乱性的紧急保障措施，对几十亿美元的贸易和很多国家产生了影响。”同时，这个案件标志着中国未来解决与其他WTO成员的争议，多了一条稳定、可预见的途径。

本案中所运用的举证责任规则与前文从WTO案例中总结归纳出的规则是一致的，那么我国作为申诉方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责任规则注意哪些问题呢论文？

引言：

经过近一年来累计千余小时的潜心研习及反复修改，作者于近日终于完成了TheWTODisputeSettlementMechanism:anAnalysisoftheDSUinPositivism一书的初稿创作。

本书对截止2002年五月底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所通过的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进行了系统性的精心编选,并根据下列主题进行了分类分析：利益的丧失或损害（Art.XXIII:1，GATT；Art.3.8,26，DSU）；专家组程序的启动（Art.6,7,10,21.5,DSU）；专家组的职责（Art.3.2,11,DSU;Art.31,32,ViennaConvention）；反倾销争端的特殊规则（Art.17.4-17.6,AD）等。书中主要对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中所涉及的“基础问题”（preliminaryissues）或“程序性异议”（proceduralobjections）进行了阐述，并且对DSU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却至关重要并且在WTO具体案例中被频繁涉及的证据规则，本书也进行了详细分析。尽管如此，本书并不试图穷尽一切，而只涉及那些产生于WTO争端解决程序而作者认为得更值得目前关注的一些问题。

而且，本书主要着眼于实证分析而非理论阐释。因而，作者的分析主要基于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在其报告中所作出的精炼而逻辑缜密的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报告并不构成有拘束力的所谓先例判决，因而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并不受先前报告的法律拘束。但是，DSB的实践证明，某一特定案件中的相关裁决频繁地被后来的专家组或被上诉机构在后来的案件中所引用或采纳。正如上诉机构在Japan-AlcoholicBeverages(DS44)〖1〗一案中所指出的，“已经通过的专家组报告是GATT规则（acquis）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常常被后来的专家组所考虑。它们在WTO成员间创设了合法预期（legitimateexpectations），因此应该在其与某一争端相关时被考虑”。此外，即使是没有被通过的专家组报告，后来的专家组也可以从中寻求有用的指引，只要其认为相关。更为重要的是，正如上诉机构在1996年2月向DSB通报其上诉审工作程序的信中所述，“在我们作出裁决时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也是重要的，这有利于WTO的每个成员以及我们所共享的多边贸易体制整体”。类似于GATT的实际演变过程，DSU中所没能明确规范的大量问题的进一步澄清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断发展，也只有通过在具体的争端解决案例中进行测试并不断澄清和完善，才能逐渐取得进展。

考虑到上面这些因素，尤其是注意到密切关注并深刻理解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在具体案例中的相关立场，对于WTO成员是具有非常重大之实际价值的，作者对WTO争端解决案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希望能为我国作为新成员有效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尽微薄之力。

为及时求教于有关专家学者并共商于诸位网友，对TheWTODisputeSettlementMechanism:anAnalysisoftheDSUinPositivism一书原稿，作者经过大副删减而节选其精要后，拟对其进行适当编修并加以认真译校，及时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向诸位网友推出。作者计划于2002年7月份分5批次陆续推出该系列论文。在此，节选该书稿第一章（Introduction）作为该系列论文的开篇。

WTO争端解决程序主要规定在《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中，其适用范围是该谅解第1条的规定。[1]

一、本谅解的适用范围

本谅解适用于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按照附录1所列适用协定[2]中的磋商和争端解决规定而提起的争端。每个适用协定都有磋商和争端解决的规定，适用于有关本协定项下权利义务的争端。例如，《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第7条第1款规定，如果一成员认为另一成员的补贴措施对其国内产业造成了损害，就可要求进行磋商。第7条和第30条还对双方的争端解决问题作出了规定。因此，根据这些规定提起的争端，应当适用本谅解。[3]

第二种情况是成员之间就《WTO协定》和本谅解中的权利和义务的争端而进行的磋商和争端解决。附录1所列适用协定包括了《WTO协定》和本谅解本身，但《WTO协定》中涉及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却没有关于磋商和争端解决的规定；本谅解也涉及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但并没有对这些权利和义务规定磋商和争端解决程序。因此，关于这两个协定中权利和义务的磋商和争端解决，也适用本谅解规定。

与其它具体协定相比，《WTO协定》和本谅解属于成员总的权利和义务，常常体现在其它具体协定中，因此这种磋商和争端解决可以单独进行，但也可以与其它适用协定结合进行。[4]

内容提要：对于诉讼的当事人来讲，过程也许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因为，一纸空文，一个机制并不能创造人们所预期的秩序，权利和义务的遵守。在国际领域，执行问题也许更为突出，这是国际领域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现代国际法强调各主权国家的地位平等，故此世界上不存在任何超国家的机构可以强制某个国家执行某项判决或者是裁定。本文中，笔者将对WTO体制下的争端解决机制的裁定执行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指出目前这一机制在执行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争端解决机制WTO交叉报复

任何争端解决机制的实际意义都在于它最后所作出的结论，或者说，裁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执行。因为一纸空文，一个机制并不能创造人们所预期的秩序，权利和义务的遵守。对于国际性的争端来讲更是如此，根据公认的国际公约与惯例，国家间主权地位是平等的，无论是大国，小国，强国，弱国，至少在法律的层面上，不存在任何一个超国家的组织机构可以象国内法中一样来行使强制执行措施以保证裁定的执行。同样的，即使是在有着“经济联合国”之称的世界贸易组织中，其争端解决机构所作出的裁定也存在“执行难”的问题。要对此进行探讨，就要从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谈起。

一、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㈠、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

最早涉及争端解决的条款来自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第22条和第23条，这两条的内容包含了原GATT体制的争端解决的核心规则，其解决争端的方法倾向于政治性因素占主导，磋商成了最主要的解决手段，而且由于采用了协商一致的原则通过专家组的建议或做出其他决策，就会出现一国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行使否决权阻止整个过程的现象。这些问题都成为原GATT体制下的争端解决的主要漏洞，损害了缔约方对GATT该机制的信心，削弱了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影响了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实践中不断受到批判。故此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以GATT四十多年争端解决实践为基础，经过重新谈判，达成了《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附件二《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UnderstandingonRulesandProceduresGoverningtheSettlementofDisputes，简称DSU），从而形成了WTO体制下的争端解决规则。它与GATT体制下的规则的“最重要的区别可能是有关决策程序的改变。在GATT框架内，重要的决定需经协商一致作出，……而协商一致的要求在WTO规则中‘掉了个头’，即不能阻止取得进展，除非各方经协商一致决定这样做。”①使得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在设立专家小组、通过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等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具有准自动性。这避免了出现利害关系国对争端解决机构决议的恶意阻挠的现象，增加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也正因为如此，当1994年世贸组织协议在Marrakesh签订的时候，WTO争端解决规则得到了广泛的赞扬，新规则被视为是对原GATT体制在编纂和实践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改进。美国行政事务发言机构（SAA）在向美国国会提交乌拉圭回合协议时，对争端解决体系的进步作了如下描述：如果在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报告被采纳后一段合理的时间之后争议仍然无法通过双方满意的方式解决，那些成功提起合法性质疑的国家，将被授权从那些侵犯其利益的国家撤回其根据乌拉圭回合给予的贸易优惠。这些改变意味着当美国根据DSU向其他国家成功提起合法性质疑之后，美国将以更有力的杠杆坚持让被告方政府补偿其违约行为。②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及其成因；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及存在问题；关于完善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机制的几点思考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WTO争端解决机制将可能处理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概况、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怀疑及各国的管理规定、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双方均为WTO成员方,只有一方是《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生物安全议定书》争端解决机制不具强制性和排他性、WTO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背后反映的是不同国家之间多重利益的冲突、各国政府和学者及WTO贸易与环境委员会提出四种主要方法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各国基于对转基因农产品安全性的考虑采取了谨慎又有所区别的贸易管制措施。多边环境条约《生物安全议定书》支持对转基因农产品实施贸易措施,WTO有关协议中的规定是贸易措施的约束条件,它对风险预防、科学证据充分等规定和解释与《生物安全议定书》存在差距。

通过对文本和案例分析发现,这些约束和差距导致冲突发生。分析表明WTO争端解决机制将可能处理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使实施环境贸易措施的缔约方受到压力。为有效解决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需要在贸易体制中渗透环境因素,逐步提高多边环境条约地位,最终达成贸易与环境体制的平等协调共存。

一、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及其成因

11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概况。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产品领域已经进入日常生活。在“贸易更自由”的趋势下,转基因农产品①的国际贸易量快速增长,1998年估算达到12—15亿美元,比1995年增长了20倍,2010年预计将达到250亿美元。一些国家在生产和销售时未将转基因农产品与普通农产品隔离,实际需要纳入管理程序的产品数量更多。据统计我国已成为进口转基因农产品主要国家,贸易额逐年上升,至1999年达7.5亿美元,2000年更巨幅增加②。中国也是转基因农产品大国,田间试验和商品化生产面积次于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居世界第四③,部分种类产品存在较大的出口潜力。

2.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怀疑及各国的管理规定。转基因技术使物种短期内发生遗传性质的巨变,存在危害人体健康、动植物安全,危及生态平衡的可能性④,长时间后是否会有危害,人们难以断言。化学品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DDT、“海豹症”等新发明利益在先、恶性在后的教训。不少人认为,现代生物技术存在不确定性,一定时代下的安全认可及效益分析,不能无视重大风险存在。

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于1995年1月，它有一个独立完整的解决其成员国家在WTO协定项下各种贸易争端的司法系统，就是人们常说的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个司法系统有其裁判所遵循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专门的裁判机构以及保证裁判能够顺利执行的机制。

迄今为止，WTO已经受理了300多个案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新报告，已经结案的有200件，108件未结案件。

WTO的成员国经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是WTO的规则。WTO的规则是WTO的核心。它规定了世界贸易要遵循的国际法律。附件2《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就是争端解决机制要遵循的程序法。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WTO的重大突破。本文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历史沿革、作用和特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等方面简要介绍一下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1.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历史由来

目前的争端解决机制遵循的程序和规则是半个世纪以来GATT1947实践的发展，也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

通常而言，《GATT1947》第22条和23条是关贸总协定关于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规则和法律基础。第22条规定了缔约方之间进行磋商的权利；第23条规定了提出磋商请求的条件、多边解决争端的主要程序及授权报复等。但是，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机制存在一些严重缺陷。例如，由于没有明确的时限规定，争端解决往往久拖不决；由于奉行“协商一致”原则，被专家组裁定的败诉方可借此规则阻止专家组报告的通过。这些缺陷使得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大打折扣。

本文作者：张文龙工作单位：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法学系

1主体资格问题

欧盟及其成员方在WTO中的双重正式成员资格,将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根据5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6的规定:WTO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WTO协定,及协定的附件1下的货物贸易协定、服务贸易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附件4下的各项诸边贸易协定。该争端解决机制对欧盟及其成员方与其他WTO成员方的法律关系的适用因而存在疑问:当争端解决涉及欧盟及其成员方共同缔结的上述协定时,争端解决机构应把欧盟作为独立当事方还是把欧盟成员方作为独立当事方?这必定在实践中产生疑惑。虽然目前只有欧盟这一区域经济集团出现此类问题,但随着区域经济集团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其他区域经济集团也有可能朝这种方向发展,WTO应当充分考虑这一现实问题,对其进行规定。

2管辖权问题

从国际法惯例来说,一般争端的解决首先要穷尽本地救济后才能求助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但WTO争端解决机制否定了这一条款。争端解决机制第23条规定,成员国在WTO项下权利义务的争议只能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强制管辖权的确立是对WTO争端解决机制一个大的发展,从而维护了WTO的权威性。但随着区域经济集团的建立,各个区域经济集团内部都有自己的争端解决机制。而且,根据这些协定,衍生出许多与WTO协定相类似或相平行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国际法惯例,按照5世界贸易协定6组成的争端解决机制只能管辖WTO项下的争议,而不能排除依区域贸易协议建立的各类争端解决机制对其区域协定项下争议的管辖。而大部分的区域经济集团的成员也都是WTO的成员,在出现争议时应该诉诸哪种规则和程序成为可能影响到成员实质性权利和义务的关键。这就造成了区域协议的缔约方之间出现的/选择法院0的现象,即当事方都试图争取适用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和程序。从实践中看,区域经济集团的争端解决机制多采取以下几种管辖模式,第一,强制管辖,如欧盟,欧洲法院1994年的司法意见表明,WTO协定属于欧共体法上的/混合协定0,即指协定的主体事项部分属于共同体权限,部分属于成员国权限。欧洲法院从维护共同体利益的角度出发,主张在欧共体内部统一适用和解释WTO协定,并通过欧洲法院的先行裁决制度,对这些领域保持着一定的管辖权。第二,规定磋商和仲裁为解决争端的方法。这类的区域贸易协定并没有规定该协定争端解决机制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但在协议中明确规定以磋商和仲裁作为解决争端的方法。第三,排除法,即在区域经济集团内规定可选择适用WTO或区域协议的规则。但一旦启动其中一个机制,就自动排除了另一个机制的管辖。近几年,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的一些案例使这个问题越来越为突出。不难想象,游离出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外的区域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及结果极有可能与多边贸易体制规则要求不符,从而构成对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权威的又一严重挑战。另外,如果一方要求诉诸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争端解决机制,一方却诉诸区域集团的争端解决机制,这种矛盾该如何解决?是区域集团的管辖权优先还是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管辖权优先?因此,在新的一轮谈判中,多边贸易体制必须完善这些制度并谨慎界定其争端解决程序与区域争端解决程序的分工和衔接。

3受案范围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已被公认为是“WTO最独特的贡献”。WTO成立以来的实践已充分地证明，该争端解决机制是整个WTO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机制。统计表明，相比先前作为准国际经济组织运行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时期的争端解决机制，如今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得到更频繁、更有效的利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当代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有的西方学者认为，WTO的建立带来了国际经济法领域的一场“革命”。“当日益增多的国际经济法问题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提出挑战时，该体系也处在改变中。其基本的主权概念、领土管辖、主权平等都必须修改。这就是国际经济法的革命。”中国即将加入WTO，如何认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与意义，是我国国际法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的发展、国际法与国内（域内）法的关系以及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关的主权理论等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的发展

以和平取代战争，是“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当年撰写《战争与和平法》的宗旨。该书题献词曰：“愿和平之神、正义之神，施予陛下-正义之君、和平缔造之君，当之无愧，不仅为祈神赐福，而且示本书之完成。”三百多年之后，当《联合国宪章》问世之时，祈求和平的人类发出最强烈的呼声：“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庄严宣布“联合国之宗旨为：一、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令人深思的是，促使格老秀斯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寻求解决与荷兰海外贸易有关的国际争端之法律渊源。格老秀斯说道：“多年来，当我认识到：与印度（被称为东方）的贸易对于本国安全的极大重要性，并且，这种贸易没有武力保障，似乎难以维持，在葡萄牙人看来，这是通过暴力和欺诈构成的，我便关心如何唤起本国人的精神，勇敢地保护最初诚意进行的事业，因为我看到了问题本身的正义与衡平，以我之见，这是产生对自古以来人们逐步形成的法律之渊源。”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争端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进一步冲突，乃至战争。格老秀斯主张基于“正义与衡平”（自然法）解决与贸易有关的国际争端，以求和平。

同样值得深思，联合国成立后，其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遂即接受美国之建议，筹备建立国际贸易组织（1TO），并就GATF进行谈判。原因何在？杰克逊（JohnH.Jackson）教授解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开始筹划战后的国际经济体制的轮廓。人们从许多演讲和文件中发现，当时的经济考虑具有强烈的政治目标。该目标来自于这一看法，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是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问题。经济大萧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处理德国问题的政策不当和其他类似两次战争间的情况，极大地影响了构设战后体制以避免重蹈前覆辙的政策制定者思想。”尽管ITO夭折，但是，GATF通过临时适用，演变为准国际经济组织，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