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A范文10篇

摘要：文化从多个方面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文化中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外交决策也会表现出本国文化的某些特点。中日文化的共性与差异都对日本对华ODA决策产生了影响，中日文化共性为经济合作提供了可能，中日文化差异则为经济合作提供了必要。

关键词：日本；ODA；文化

日本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最早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以下简称ODA）的国家。自1979年底至2007年，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政府承诺提供日元贷款协议金额32701．84亿日元。〔1〕

国内外一些学者已对日本ODA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人们认识和了解日本ODA非常有益，但既有的研究偏重于1979年12月日本对华提供援助之后的内容，日本对华ODA决策方面的研究，还有深入研究的空间。本文试从文化的角度来剖析1979年底日本对华提供ODA决策的文化动因。

一、文化与外交的关系

文化的含义包含人类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创造的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精神两个层次。文化从深层次上对外交产生深刻影响。英国政治家帕麦斯顿勋爵曾经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而对国家利益的判断深受本国文化的影响。文化在确定国家外交目标中具有导向作用。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是综合国力在国际社会的反映。外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看待国家利益的方式。“政治领袖必须在符合国家价值观念的前提下才能形成政策，国家价值观只是个人价值观的集合”。〔2〕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制定的外交政策容易形成获得民族共识和增强政策的凝聚力。所以文化作为一种软力量在明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确定外交目标上能够起到导向作用。不同国家外交政策的决策者受到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熏陶和影响，制定出来的外交政策自然也有所不同。

内容提要：世纪之交，因日本ODA（政府开发援助）大幅度减少和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抬头等原因，对华ODA也连年下降了。与此同时，日本对华ODA的政策和方针也进行了重要的调整，援助重点和援助地区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动向、新特点。

关键词：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

一、对华ODA的连年减少及其原因

（一）对华ODA的连年减少

自1979年日本前首相大平访华承诺ODA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ODA提供国，援助额占中国所接受援助总额的一半以上。1993－1998年，中国还曾是日本最大的ODA对象国（1996年除外）。其中，1994年对华ODA达到了创纪录的14.79亿美元，超过了对印度尼西亚ODA的8.86亿美元，占日本ODA总额的15.3%。到2000年度为止，日本对华ODA总额已达3万亿日元左右，其中有偿资金援助26507亿日元，无偿资金援助1233亿日元，技术援助1244亿日元。日本对华ODA主要是日元贷款，主要用于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主要是医疗保健等生活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环境保护等。日本对华ODA与贸易和投资一起，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对此，中国方面已多次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了感谢。

然而，自1999年度对印度尼西亚ODA为16.07亿美元、超过了对华ODA的12.26亿美元以来，对华ODA却出现了连年大幅度下降的局面。2000年度，对华ODA减少为7.69亿美元，比上年减少了37.3%，不仅低于对印度尼西亚ODA的9.70亿美元，而且还低于对越南ODA的9.24亿美元。2001年度，对华ODA虽回升到第二位，但援助额只为6.86亿美元，同比又下降了10.8%，只相当于1994年度的46.4%。2002年度，对华日元贷款为1225亿日元，无偿资金援助为57亿日元，又分别比上年度减少了25%和12%。

摘要：主权融资是当代国际融资的重要方式。中日主权融资关系是建立在冷战背景下和两国政治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之上的。两国融资关系历时时间长、融资规模巨大，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并有其自身的特点。近几年来，中日主权融资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款规模不断下降，并对两国政治经济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分析其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两国政治上的分歧，日本总是将日元对华贷款同中国核试验挂钩向中国施加压力；并对贷款的用途无端忧虑，利用贷款这张王牌来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等等。

关键词：主权融资；日元贷款；开发援助

主权融资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国际融资方式，主要包括政府与政府之间双边、以及政府与超国家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融通。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大量的日元贷款，其融资属性为主权融资。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历程，尤其是近几年来，中日主权融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笔者在此主要探讨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的形成、演变、影响及其对策。

一、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确立有其特定的国际环境、政治基础和特殊历史原因。两国融资关系建立和发展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

．中日主权融资关系建立的历史渊源

从历史背景看，中日主权融资关系是在战后国际关系框架中形成的，并随着国际环境和中日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演变。

建交以来，中日经济关系在平等、互利原则下得到长足发展。近年来，双方经济关系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发生了结构性良性变化。这些为中日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提供了较高的起点和扎实的基础。

（一）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贸易结构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由于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地理上仅一海之隔，经济交往条件得天独厚，经贸关系得到快速、稳定发展。2001年，由于“9·11”事件影响，美国及全球经济增长放慢，国际贸易条件急剧恶化，日本对全球的贸易出口减少15.7%，进口也减少7.9%，但惟有对华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4%，达到891.96亿美元，与中日建交初期相比已经增长了80倍以上。（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日本连续9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2年上半年，中日贸易额达451亿美元，其中日本对华出口增长11%，进口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中日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量的份额比上年增长1.7%，达到12.8%，中国已多年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中日贸易在总额不断上升的同时，表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贸易结构已经开始由“垂直”向“水平”方向发展。过去，中日贸易长期呈“垂直分工”形态，即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多为工业制成品，而对日本出口则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服装、机电产品为主的制成品出口明显上升。2001年中国对日制成品出口比率已经高达84%，为历史最高值，其中机电产品出口保持了持续旺盛增长势头，从1990年的5.1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65.4亿美元，占中国对日出口总额的28.4%，仅次于纺织品的29.1%，居对日出口的第二位，2001年8月以后，纺织品月度统计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而机电产品出口仍然呈上升走势，因此可以预测2002年机电产品将有望成为中国对日出口中所占份额最大的产品。（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

（二）对华直接投资（注：对华直接投资仅指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在起伏中上升，投资领域向高附加价值产业转变。整个80年代，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较为缓慢，但是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了解程度的不断加深，日本对华投资开始大幅增长，1995年形成高峰，投资额达44.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在所有对华直接投资国家中名列第二，中国成为日本对亚洲投资最大的投资对象国。1996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大幅下滑，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对华投资进一步下落。直到2000年，由于中国加入WTO在即，日本对华投资欲望开始恢复。2001年在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经济同步下滑的背景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合同件数仍然多达2003件，比上年增加了24.1%，合同金额为54.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47.3%；实际利用资金也达到43.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49%。日本对华投资尽管起伏较大，但在对华投资国家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01年底，日本向中国投资企业达22370家，累计协议金额约441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约327亿美元。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公布的统计资料。）9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是投资结构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延伸，2001年日本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急剧上升，达到1590亿日元，比上年增加89.3%，相反对非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只有209亿日元，同比下降18.4%。（注：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资料计算。投资领域已由服装、食品等行业向电子、机械、汽车、建材等行业扩展。近年机电产品所以成为中国对日出口增长较快的主要产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结构发生变化，对机电等制造业投资比重明显上升，对两国贸易起到了拉动作用。

（三）中日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金融合作迈上新台阶。过去中日两国的金融合作主要是围绕政府开发援助(ODA)展开的，自1979年12月至今，日本已经向中国提供总额约达2.7万亿日元的日元贷款，1112.8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和1089.5亿日元的技术合作资金。（注：日本《ODA白皮书》。）日本对华援助约占中国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50%以上，是对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最多的国家。尽管近年来日本的ODA政策有些调整，但今后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仍将是未来中日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中日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逐日增多，除两国央行之间建立了定期对话机制、相互在对方增设金融分支机构外，更重要的是两国在2002年3月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实现了中日两国金融领域在亚太地区的高层次合作。根据上述协议，两国中央银行在必要时可向对方提供总额为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以协助稳定其金融市场秩序。日本是继泰国之后与中国第二个缔结这类协议的国家，作为外汇储备位居世界前两名的日本和中国在金融领域的这一合作不仅使两国经济关系走向新层次，也为今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日货币互换协议作为东亚国家货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对加快东亚货币安全网络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展望未来，无论从目前两国经济运行轨迹看，还是从东亚地区多边领域走势看，中日合作都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评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

内容提要:面临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落后的状况，为适应全球性FTA的新局面，日本－东盟召开了领导人特别会议，达到了双方预期的目的。这对加强日本与东盟“心心相印”的伙伴关系，促进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全面合作，促进和推动东亚经济联合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都将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与影响。然而，因日本农业自由化的障碍，日本与东盟以及东盟各国经济连携协定的谈判未必顺利。

关键词：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经济连携。

继200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召开的日本-东盟领导人会议之后，12月11-12日,日本-东盟领导人又在东京召开了特别会议。这是东盟10国首脑和外交部长第一次在区域外与其他国家召开的会议，受到了日本和东盟各国的高度重视。会议期间，除各国共同参加的领导人会议和外长会议外，日本还分别与东盟各国的领导人和外交部长进行了双边会谈，以经济连携为中心,就双方共同关心的经济和其他领域广泛而全面的合作进行了协商。这次经过一年多策划和准备的会议,顺利签署了《为实现新千年活跃的持久的日本-东盟伙伴关系的东京宣言》（以下简称《日本-东盟东京宣言》）和《日本-东盟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文件，基本上达到了双方预期的目的。《日本-东盟东京宣言》被称之为日本-东盟关系的里程碑，不仅对发展和加强日本与东盟以及东盟各国的经济关系意义深远，而且对促进和推动东亚经济联合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也将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一、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的背景

（一）会议的提出

2011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地震海啸灾害和核电危机等内外部因素冲击，日本政府大力推动本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强化其政策性职能，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积极支持作用。日本国际协力银行（TheJapanBankforInternationalCooperation，简称JBIC）是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其使命“旨在为日本和国际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以及提高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而开展业务”。在本次政策性金融改革过程中，JBIC将于2012年4月1日从日本政策金融公库（JapanFinanceCorporation，简称JFC）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行政法人，更好地发挥其推动日本企业“走出去”活动的支持作用。近年来JBIC的改革发展对于我们了解并把握国际上政策性金融改革发展的一些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JBIC总体情况介绍

原JBIC成立于1999年10月1日，由原日本输出入银行和海外协力基金合并成立，定位是政策性融资机构（PolicyBasedFinancingInstitution），是当时的日本官方出口信贷机构和日本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简称ODA）主要执行机构。2008年10月，日本政府将ODA业务从原JBIC剥离并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InternationalCooperationAgency，简称JICA）承办；JBIC专门从事国际金融等业务，并与国民生活金融公库、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合并成立JFC。2010年6月，日本政府提出要从“强化灵活性、专业性以及提高对外交涉能力的角度”研究JBIC的业务模式。2011年5月2日，《株式会社国际协力银行法》（简称《JBIC新法案》）公布并开始实施。JBIC在其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与日本政治经济发展的政策性金融需求紧密结合，持续体现政府意志。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国内资金较为紧张，日本输出入银行主要对日本出口产品在生产期间所需资金提供“生产性出口融资”，通过财政资金为船舶、车辆、成套设备等出口项目提供长期信贷支持。1952年，该行增加了进口信贷和担保业务，支持国内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等资源进口。在日本出口商品日益采用分期付款方式的背景下，日本输出入银行逐渐转向“延付性出口融资”。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日本企业由单纯出口转为向海外投资并重；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将出口信贷与ODA整合在一起由JBIC统一承办。进入21世纪以来，在尽量缩减政策职能范围、充分发挥民间金融机构作用的指导思想下，日本政府将ODA业务又从JBIC分离出来并将JBIC并入JFC。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政府从更好地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角度出发，将JBIC从JFC独立出来。此外，JBIC还负责提供为驻日美军再编①提供便利的有关金融服务，这也充分体现了其政策性银行属性。

JBIC的资金来源主要为两种。一是日本政府依据JBIC的业务规模发展不断追加资本金。2011财年，日本政府向JBIC追加了355亿日元（等值约4亿美元）的资本金。二是除政府拨付资本外，JBIC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政府借款和发行JBIC债券（见表1）。根据规定，JBIC可以从政府、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借入资金，但从后两者借入的资金仅限于满足资金周转和特定用途的短期借款并必须在同一个经营年度内偿还。3.FILP机构债券自2001财年开始发行，在日本国内资本市场以JBIC自身信用为基础发行，无政府担保。JBIC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根据日本税法，JBIC无论是作为JFC体系内的机构，还是2012年4月以后作为独立的公共法人，都没有交纳法人税的义务，不用交纳所得税和印花税。根据《JBIC新法案》有关规定，JBIC还可以各缴执照税、不动产购置税、车辆购置税和特殊土地持有税等税金。JBIC作为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其运营原则着眼于在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同时保持自身可持续发展。JBIC的运营原则分为五方面，一是准确实施政策性金融业务；二是补充民间业务；三是收支相抵；四是维护和提高国际信用；五是专业自主灵活开展业务。

二、JBIC近年来的改革发展

《JBIC新法案》明确了JBIC的职责。JBIC的职责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促进日本在国外重要资源的开发和获取；二是维持并提高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促进以防止全球变暖等保持环境为目的的海外事业的开展；四是应对国际金融秩序的混乱。前三方面的业务主要是为了直接服务于日本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第四方面的业务则着眼于稳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体系，为日本经济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或减轻外部因素对于日本经济的不利冲击。此外，以上四方面业务都须在补充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前提下进行《JBIC新法案》继承了现行《日本政策金融公库法》中对JBIC组织结构和会计方面的规定，强调保持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属性不变。JBIC在任何时候都由日本政府全资拥有，其职责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日本政府的需求，其组织架构仍旧保持不变。为维持JBIC的信用并保持顺利融资，日本政府继续对JBIC发行的债券提供担保并继续向JBIC提供融资便利。由于JBIC为全资国有金融机构，JBIC必须在提留足够的准备金后向日本政府中央财政上缴其剩余利润。JBIC的预算必须提交并由日本国会审批通过后执行，其账户财务状况相关报告必须提交日本国会，由日本政府监督JBIC修订其内部相关规章。《JBIC新法案》将JBIC在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的一些临时业务作为常规业务固定下来，扩大了JBIC的业务范围，以更好地发挥其政策性银行的作用。根据《JBIC新法案》，此次业务范围扩展将于2012年4月份正式生效。届时，JBIC将可以向发达国家提供出口信贷，对所有日本企业提供海外收购贷款、短期搭桥贷款，经由日本民间金融机构实施“中间信贷”，为货币互换、应收账款、企业债券和出口信贷提供担保等。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此中日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回顾30年来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演变和发展，总体来说，日本采取的是积极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政策，但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措施，并根据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一、推行自主外交下的日本对华政策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过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实力大增，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外交开始推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自主外交。事实上，在20世纪5、60年代的日本外交就典型地摇摆于“对美一边倒”与推行自主外交之间，对美牟取利益时，就“对美一边倒”；对华牟取利益时，就搞自主外交。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特别是“尼克松冲击”，促使日本必须调整对华外交政策，推行自主外交。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组阁的当天，在首次的内阁会议上，提出“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中国的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对华采取的经贸政策主要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1974年—1975年缔结了贸易、航空和渔业协定。1978年—1979年又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等文件，并开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

在这一时期，虽然日本极力推行自主外交，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出于联华抑苏的目的，在中日关系上，采取了支持中国的政策，使日本在对华经贸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在日本对华贷款方面表现更为明显。1979年10月17日—18日，日美在华盛顿协商对华援助计划时，日美出现意见不一，美方要求明文规定，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没有附加条件”。对此日本的通产省表示反对，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原则上没有附加条件”[1]。

也正是在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支持下，中日贸易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0年中日贸易额达到89.1亿美元，与建交时1972年的10.4亿美元相比增长近9倍（表—1）。这一时期也是中日贸易发展最顺利的时期，增长幅度大都在两位数以上。

表—1：7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此中日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回顾30年来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演变和发展，总体来说，日本采取的是积极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政策，但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措施，并根据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一、推行自主外交下的日本对华政策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过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实力大增，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外交开始推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自主外交。事实上，在20世纪5、60年代的日本外交就典型地摇摆于“对美一边倒”与推行自主外交之间，对美牟取利益时，就“对美一边倒”；对华牟取利益时，就搞自主外交。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特别是“尼克松冲击”，促使日本必须调整对华外交政策，推行自主外交。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组阁的当天，在首次的内阁会议上，提出“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中国的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对华采取的经贸政策主要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1974年—1975年缔结了贸易、航空和渔业协定。1978年—1979年又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等文件，并开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

在这一时期，虽然日本极力推行自主外交，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出于联华抑苏的目的，在中日关系上，采取了支持中国的政策，使日本在对华经贸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在日本对华贷款方面表现更为明显。1979年10月17日—18日，日美在华盛顿协商对华援助计划时，日美出现意见不一，美方要求明文规定，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没有附加条件”。对此日本的通产省表示反对，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原则上没有附加条件”[1]。

也正是在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支持下，中日贸易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0年中日贸易额达到89.1亿美元，与建交时1972年的10.4亿美元相比增长近9倍（表—1）。这一时期也是中日贸易发展最顺利的时期，增长幅度大都在两位数以上。

表—1：7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一

建交以来，中日经济关系在平等、互利原则下得到长足发展。近年来，双方经济关系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发生了结构性良性变化。这些为中日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提供了较高的起点和扎实的基础。

（一）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贸易结构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由于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地理上仅一海之隔，经济交往条件得天独厚，经贸关系得到快速、稳定发展。2001年，由于“9·11”事件影响，美国及全球经济增长放慢，国际贸易条件急剧恶化，日本对全球的贸易出口减少15.7%，进口也减少7.9%，但惟有对华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4%，达到891.96亿美元，与中日建交初期相比已经增长了80倍以上。（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www.jetro.go.jp/ec/j/trade/selector.html）日本连续9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2年上半年，中日贸易额达451亿美元，其中日本对华出口增长11%，进口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中日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量的份额比上年增长1.7%，达到12.8%，中国已多年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www.jetro.go.jp/ec/j/trade/selector.html。）中日贸易在总额不断上升的同时，表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贸易结构已经开始由“垂直”向“水平”方向发展。过去，中日贸易长期呈“垂直分工”形态，即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多为工业制成品，而对日本出口则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服装、机电产品为主的制成品出口明显上升。2001年中国对日制成品出口比率已经高达84%，为历史最高值，其中机电产品出口保持了持续旺盛增长势头，从1990年的5.1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65.4亿美元，占中国对日出口总额的28.4%，仅次于纺织品的29.1%，居对日出口的第二位，2001年8月以后，纺织品月度统计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而机电产品出口仍然呈上升走势，因此可以预测2002年机电产品将有望成为中国对日出口中所占份额最大的产品。（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www.jetro.go.jp/ec/j/trade/selector.html。）

（二）对华直接投资（注：对华直接投资仅指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在起伏中上升，投资领域向高附加价值产业转变。整个80年代，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较为缓慢，但是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了解程度的不断加深，日本对华投资开始大幅增长，1995年形成高峰，投资额达44.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在所有对华直接投资国家中名列第二，中国成为日本对亚洲投资最大的投资对象国。1996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大幅下滑，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对华投资进一步下落。直到2000年，由于中国加入WTO在即，日本对华投资欲望开始恢复。2001年在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经济同步下滑的背景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合同件数仍然多达2003件，比上年增加了24.1%，合同金额为54.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47.3%；实际利用资金也达到43.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49%。日本对华投资尽管起伏较大，但在对华投资国家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01年底，日本向中国投资企业达22370家，累计协议金额约441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约327亿美元。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公布的统计资料。www.jetro.go.jp/）9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是投资结构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延伸，2001年日本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急剧上升，达到1590亿日元，比上年增加89.3%，相反对非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只有209亿日元，同比下降18.4%。（注：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资料计算。www.mof.go.jp/fdi/sankou03.xls.）投资领域已由服装、食品等行业向电子、机械、汽车、建材等行业扩展。近年机电产品所以成为中国对日出口增长较快的主要产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结构发生变化，对机电等制造业投资比重明显上升，对两国贸易起到了拉动作用。

（三）中日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金融合作迈上新台阶。过去中日两国的金融合作主要是围绕政府开发援助(ODA)展开的，自1979年12月至今，日本已经向中国提供总额约达2.7万亿日元的日元贷款，1112.8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和1089.5亿日元的技术合作资金。（注：日本《ODA白皮书》。）日本对华援助约占中国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50%以上，是对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最多的国家。尽管近年来日本的ODA政策有些调整，但今后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仍将是未来中日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中日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逐日增多，除两国央行之间建立了定期对话机制、相互在对方增设金融分支机构外，更重要的是两国在2002年3月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实现了中日两国金融领域在亚太地区的高层次合作。根据上述协议，两国中央银行在必要时可向对方提供总额为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以协助稳定其金融市场秩序。日本是继泰国之后与中国第二个缔结这类协议的国家，作为外汇储备位居世界前两名的日本和中国在金融领域的这一合作不仅使两国经济关系走向新层次，也为今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日货币互换协议作为东亚国家货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对加快东亚货币安全网络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1电抗器引发故障的处理

1.1中心线电流变化对于几台发电机并列运行，中心线电流随所带负荷不平衡而发生巨大变化。并列运行时，某台发电机所带负荷相对其它机组越大，则该机中心线的电流就越大。这是因为其他发电机三次谐波电流与该机形成环流，造成该机中心线电流大大增加。此种情况会导致中线过热，甚至熔化。因此，要求并列运行时尽量调整各台发电机所带负荷的平衡。

1.2造成准同期并网装置失灵由于发电机中心线直接接地而系统侧的“零点”（主变中心点）是经电抗器而接地，对交流电来说，经电抗器后电流就滞后电压90度。因此,对于直接取用机端电压（220伏）进行并网的同期装置，两个零点之间就存在着22v左右的电压差，造成同期装置失灵。在实际中，只要用一根1.5mm2导线将主变中心点接地，同时也引一根地线到同期装置并适当调大并网角度，即可解决此问题。

1.3造成线路主与变及电抗器间的谐振笔者曾在某电站遇到过该情况并进行了处理。该电站3台250kw机组，两台175kw机组，1号主变容量为1000kwA，2号主变容量为500kwA。开机并网时发现准同期装置失灵，同期转向灯不正常，白灯、红灯同时熄灭。测同期装置引入电源电压分别为210v、340v，测母线三相对地电压为170v、230v、340v，短路电抗器三相对地电压均在220v左右，同期装置及转向灯也恢复正常，以此现象判定为谐振。处理方法有三种：(1)先投入2号主变并上一台175kw机组，破坏谐振点，再并250kw机组；(2)采用1个转换开关，250kw机组并一台前先将电抗器短接，并上机组后再切除短接；(3)有条件地方采取补偿电容，一方面可以破坏谐振，另一方面又可以补偿机组无功，这是最恰当的。

2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电压不平衡现象

2.1电压互感器熔断器熔断电压互感器熔断器熔断有高压熔断器熔断和低压熔断器熔断之分，出现的现象也是完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