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范文10篇

摘要：贸易投资自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构成了APEC的三大支柱。在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缓慢的情况下，贸易便利化成为APEC推进的重点，目前，APEC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已取得积极进展，因此研究贸易便利化也就十分重要，本文主要对APEC贸易便利化发展历程进行研究。

关键词：APEC；贸易便利化；发展历程

1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宗旨是：保持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促进成员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减少区域贸易和投资壁垒，维护本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自成立以来，APEC一直致力于为地区内成员提供开放、自由、便利的贸易投资环境，目前，APEC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已取得不少成效。

2APEC贸易便利化发展历程

2.1初期准备阶段（1989年—1993年）。1989年，APEC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了评估海关程序和开展协调化的可能性要求，之后APEC开始强调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性，接下来的几届部长级会议上，要求减少亚太地区货物、服务和投资流动障碍等方面的建议一直都在提出，但由于此时处于准备阶段，APEC在这一阶段开展的活动比较少。1993年APEC最重要的成果是成立了贸易投资委员会（CTI），负责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的工作。2.2确定目标阶段（1994年—1996年）。1994年，在印尼茂物召开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了《茂物宣言》，第一次提出要求发达成员在不少于2010年和发展中成员在不少于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这一长期目标，即“茂物目标”。这一目标将会进一步减少贸易和投资的壁垒以及促进APEC经济体之间的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1995年大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为了落实茂物目标，把目标变为现实，会议通过了《大阪行动议程》，规定了实现贸易便利化的原则、机制和具体领域，为《茂物宣言》的顺利实现制定了行动方针。1996年，第四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菲律宾苏比克举行。会议通过了指导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亚太经合组织经济技术合作原则框架宣言》和为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马尼拉行动计划》。《马尼拉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大阪行动议程》的要求逐步和全面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决心通过加强审查和协商的过程来不断维持马尼拉行动计划的活力。并改进单边行动计划，以及这些计划的可比性和全面性。2.3调整阶段（1997年—2000年）。1997年一场金融风暴在亚洲爆发，然而这次金融危机也波及了APEC，导致APEC的发展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缓慢，尤其是在1998年的吉隆会议上，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计划遭遇挫败，这使得人们加剧了对APEC未来发展的悲观预期，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几乎陷入了发展停滞状态。1998年—1999年的这两年，APEC进入了一个巩固、徘徊和再摸索的调整阶段。2002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再次强调了各成员应当继续坚持茂物宣言中所确定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同时还要求增强成员国人力、机构、基础设施和市场等方面的能力建设活动。2.4持续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2001年以后APEC贸易便利化的进程得到了持续发展，主要分为两阶段来推进贸易便利化的进程，2002年—2010年，主要以降低交易成本为目标，2010年—2020年，主要通过打通供应链降低贸易成本，将区域内互联互通同贸易便利化紧密相连。2002年第十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和“贸易便利化行动和措施清单”等一系列重要的文件，使得APEC贸易便利化有了更具体的目标，实现贸易便利化的计划成为可操作的具体行动。以此行动计划为蓝本，各成员从中做出选择，并通过集体行动计划、单边行动计划、“探路者”等不同方式完成上海目标。在2005年APEC釜山会议上，领导人肯定了APEC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为了按期实现茂物目标，批准通过了《釜山路线图》，提出在2010年前将贸易交易成本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再降5％的目标。2010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横滨宣言，在宣言中提出执行《APEC供应链连接框架行动计划》（SCFAPⅠ），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亚太地区供应链货物和服务流动方面面临的问题，从而实现到2015年将亚太地区供应链的总体绩效提升10%的总体目标。SCFAPⅠ的主要措施是通过实施能力建设计划，帮助APEC经济体突破透明度、基础设施、物流能力、通关、文件、运输链接、法规与标准、过境安排这八个阻塞点，以更好实现到2015年亚太地区供应链绩效提高10%的承诺。2016年，多数经济体的自评表明，通过实施SCFAP计划，各成员国在时间、成本、不确定性和总体效益的改进上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2016年，在秘鲁利马举行的APEC第2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批准了《第二期供应链连接框架行动计划（2017-2020）》（SCFAPⅡ），目标是进一步增进APEC地区的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连接。2017年，在越南岘港召开的第2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了《APEC跨境电子商务便利化框架》，这一框架文件涉及了APEC的5个支柱领域：（1）加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电子商务法律框架的标准化；（2）加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的能力建设活动；（3）推动成员国跨境贸易的隐私保护；（4）促进跨境个人数据的保护；（5）推进跨境无纸化贸易，解决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中的问题。《APEC跨境电子商务便利化框架》将会推动跨境电子商务政策环境的进一步完善，提高跨境无纸化贸易便利，增强中小企业参与跨境电子商务的能力，从而全方位推动贸易畅通，为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做出贡献。

论文关键词：APEC；全球政治经济；地缘战略

论文摘要：APEC地缘战略角色的形成和演化的导因是多重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政治多极化趋势以及亚太区域的经济与政治安全形势的特点及变化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外部因素；而APEC独特的组织框架与合作机制以及各主要成员地缘战略的调整与互动则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内部因素。从这些内外因素，可以看出APEC的诞生和发展一直与各主要成员的地缘战略以及全球与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安全形势息息相关。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简称APEC）自1989年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不仅其成员数量、组织结构、合作机制、议事范围以及作用与影响力都有了重大的扩展、变化和发展，而且其政治经济影响与政治经济色彩也日益凸显和浓厚。主要表现于维护亚太区域政治安全形势和秩序、协调实现各成员利益和地缘战略手段。

首先，APEC的诞生，就是全球政治经济战略地缘与区域政治经济战略地缘变化的反应和结果。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确立了在全球（包括亚太）经济的主导地位，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东亚地区开始形成日本--四小龙--东盟相互间的区域产业分工结构，七十年代末中国也开始了逐步加入世界主体经济体系，而地处大洋洲的澳新也开始把经济联系的中心移向东亚。但是直到冷战的结束，才“把亚太地区分割开来的''''柏林墙''''最后推倒了，亚太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概念才自然形成了。”[1]“所以，从一定程度上看，APEC可以说是冷战结束的一种积极反应。”[2]

其次，APEC的发展特别是重要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使得APEC在建设和维护战略地缘具有多样性的、和平稳定的区域秩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政治经济平台作用。1991年11月中国以主权国家身份、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以地区经济体身份正式加入APEC并出席第三届部长级会议，这“标志着APEC已更具有生命力和摘要：APEC地缘战略角色的形成和演化的导因是多重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政治多极化趋势以及亚太区域的经济与政治安全形势的特点及变化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外部因素；而APEC独特的组织框架与合作机制以及各主要成员地缘战略的调整与互动则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内部因素。从这些内外因素，可以看出APEC的诞生和发展一直与各主要成员的地缘战略以及全球与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安全形势息息相关。公务员之家

1993年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入和1994年智利加入以及1998年秘鲁与越南的加入使得APEC的影响力扩展到南美洲地区，更增加了APEC的多样性；特别是1998年俄罗斯的正式加入，使APEC囊括了除欧盟以外全球的主要力量，这意味着在“G8”之外世界“又有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由中、美、日、俄组成的''''G4''''：四大国利用这个场所不仅可以进一步加深经济上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依存，而且通过双边会谈，还可以就国际形势进行定期磋商，并作为探索建立冷战后新的国际体系的场所而发挥作用。”[4]因此，重要成员国的加入，更加突现了APEC在建构与维护和平稳定的亚太区域秩序的作用及其在全球经济和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第三、APEC的诞生和发展体现了各主要成员政治经济地缘战略需要，也是各主要成员政治经济地缘战略互动的结果。就澳大利亚来说，一方面可以通过APEC积极改善和加强与东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其在APEC中“第三者”的身份，来协调东亚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更好地实现其“融入亚洲”的外交战略目标。对日本来说，一方面APEC的成立与发展可以为其减缓来自美国的压力和构筑新的区域秩序提供一个重要的平台；另一方面“通过以APEC为中心的跨太平洋合作的系列外交活动，为日本参与解决太平洋两岸的分歧与冲突，充当东西方桥梁作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5]从而有利于日本加速实现政治大国和主导区域秩序建构等战略目标。对美国来说，利用APEC，一方面可以形成亚太自由贸易圈，既能主导和密切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与联系，又可以此为更大依托而推动全球性的经济合作和抗衡其他区域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推动APEC的发展，可以使其成为美国实现亚太战略的一种重要手段和途径。对东盟来说，其成员占了APEC三分之一，所以理应充当重要角色：通过自己小国外交的独特魅力，在APEC的运作方式、发展进程等领域发挥重大作用，以小圈（东盟自由贸易区）推动大圈（APEC），争取参与主导APEC的进程，使APEC成为平衡中、美、日、俄等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机制，从而维护和发展有利于东盟政治经济建设的亚太区域秩序。对中国来说，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APEC的活动平台，为中国进一步搞好睦邻友好关系以及改善和发展中美、中日等大国间政治经济关系服务；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参与相关活动来推动APEC的发展进程，在重大问题上发挥中国的优势或施加独特的影响，既有利于各成员增加对中国的理解并形成相关的共识，又有利于为中国国内经济建设与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创设和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的区域政治经济秩序。对俄罗斯来说，借助APEC，并纳入其亚太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可以在中、美、日等大国互动关系中发挥独特的平衡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改善在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环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来自北约东扩造成的压力。[6]对台湾来说，“参与APEC的目的，是希望以亚太地区民主发展的前驱、自由市场的忠实拥护者以及世界发展最快速的经济体等因素，通过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经济合作与社会活动，加强与亚太其它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塑造台湾的''''主权国家''''形象，以增强其国际地位。”[7]

内容提要：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会议期间，APEC幕后外交的重点转向了双边自由贸易这种情况的出现，与APEC成员对双边自由贸易的积极姿态、特别是美日两国通商政策的新变化有很大的关系。由此，不仅亚太双边自由贸易将进一步发展，而且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也将受到有力的推动。

关键词：APEC，幕后外交，双边自由贸易

一、洛斯卡沃斯会议幕后外交的新重点及其对领导人会议的影响

（一）以双边自由贸易为中心的幕后外交

在APEC会议期间，各成员领导人单独会晤的幕后外交一直倍受关注。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会议期间，APEC幕后外交的重点转向了双边自由贸易。

1.美国“东盟行动计划”。这次幕后外交的首要新闻，是美国总统布什10月26日在与东盟7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正式提出了以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为核心的《东盟行动计划》。美国的计划是以即将达成协议的美新（新加坡）FTA为基础，以东盟各国的经济改革为条件，先与东盟各国分别缔结FTA，然后建立“美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借以推动APEC和WTO的贸易自由化。希望与美国缔结FTA的国家，必须签署“贸易和投资的框架协议”，在政府机构透明度、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方面制定共同规则。其中，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以参加WTO为前提条件。美国高官说：“东盟行动计划表明了美国高度重视东盟”，“为创造自由贸易的条件，美国将支援东盟各国的规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美国认识到了东盟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和多样性”，“关于缔结与否和开始谈判的时间，将与东盟各国一起讨论决定。”另外，美国高官还表示可按东盟方面希望的内容进行谈判，强调了谈判的灵活性。

本文作者：张彬余振工作单位：武汉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系

一、APEC经济技术合作内容的拓展

APEC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关心亚太地区的经济与技术合作。从1989年APEC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到2003年APEC第十五届部长级会议，APEC经济技术合作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具体而言，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9年到1994年，为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起步阶段。此阶段的APEC经济技术合作实际上处于一个“有其实而无其名”的状态。因为在起步阶段，APEC开展了一些具有经济技术合作性质的项目，例如收集资料和数据、建立信息网络、编制手册和概览、举行研讨班和博览会、编纂大事记等，但是APEC官方文件从未正式提出“经济技术合作”这个概念。只是在1994年《茂物宣言》中，APEC才首次提出了一个与经济技术合作相近的“发展合作”的概念。由此可见，这一阶段是APEC整体发展思路还在发展和逐渐完善的阶段，APEC各成员对于APEC经济技术合作应该是什么、如何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开展APEC经济技术合作需要实现什么目标等基本问题均缺乏明确的认识。第二个阶段从1995年到1996年，为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框架建设阶段。在这一阶段为了更好地推动和指导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APEC在1995年和1996年分别发表了《执行茂物宣言的大阪行动议程》（简称《大阪议程》）和《APEC加强经济合作和发展框架宣言》（简称《马尼拉宣言》）。通过这两个纲领性的文件，APEC正式使用“经济技术合作”的概念，并详细阐述了经济技术合作的基本原则、合作方式、13个具体合作领域、6个优先合作领域、合作的目标、合作特点等内容，构建出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基本框架。其中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大阪议程》首次将经济技术合作放在与贸易投资自由化并列的位置，从形式上改变了APEC进程中“重贸易投资自由化、轻经济技术合作”的倾向。由于这一阶段主要是APEC探讨经济技术合作的框架性问题，所以经济技术合作的进展显得比较务虚。第三个阶段从1997年至今，为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机制建设与具体实施阶段。1997年7月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对APEC部分成员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并促使APEC加快了推动经济技术合作发展的步伐，从而APEC经济技术合作也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即机制建设与具体实施阶段。在此阶段，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为完成前阶段布置的任务而推动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具体实施。APEC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通过“加强APEC经济技术合作管理的指导原则”的提议、建立“APEC经济技术合作信息交流中心（APECECOTECHClearingHouse）”、制定“经济技术合作行动计划（ECOTECHActionPlans，EAPs）”和提出《E-APEC战略》等。第二，为保证经济技术合作的顺利有效进行而推动经济技术合作的制度建设。主要反映在建立APEC经济技术合作分委员会(SOMCommitteeonECOTECH-ESC)①方面。第三，为确保经济技术合作的不断发展而推动经济技术合作内容的不断创新。例如APEC泰国会议就根据APEC外部形势变化，对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优先合作内容以及目标进行了拓展，新增加了“融入全球经济、促进知识经济发展、加强反恐能力建设以及迎接社会领域全球化”4个优先合作领域。

二、APEC经济技术合作运作特点

经历了15年的发展以后，APEC经济技术合作逐渐成长为一个以APEC为中心、以各成员和工作组为基点的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体系。具体而言，该多边合作体系有以下特点：第一，拥有较完整的机构体系、项目审批、执行和监督机制，为经济技术合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制度保障。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实施主要通过各成员的官方机构设立的APEC工作组，由工作组负责政策对话和审核制定具体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的集体行动计划，并上报APEC高官会批准实施。APEC经济技术合作运行体系由具体实施机构、咨询机构和管理机构三大部分组成，其中经济技术合作的具体实施机构主要包括APEC高官会下的11个工作组，即贸易和投资数据工作组、贸易促进工作组、产业科技工作组、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组、地区能源合作工作组、海洋资源保护工作组、渔业工作组、旅游工作组、电信工作组、交通运输工作组、农业技术合作工作组和中小企业工作组，另外经济委员会和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也参与到少数项目中；咨询机构是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同时工商咨询理事会也是工商部门与部长会议和高官会议联系的纽带；管理和协调工作由高官会和其下的ESC来进行，另外预算与管理委员会负责对某些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部长会议和领导人会议对于经济技术合作活动做出指示。ESC是APEC经济技术合作体系中最重要的机构，他的主要职能包括：通过与APEC各论坛协调，并凝聚各论坛的努力，更加有效地推进APEC经济技术合作议程的实施；为加强和便利APEC工作提供一个政策管理工具；为实现APEC目标可能采取的行动提供指导。近年来经济技术合作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应该归功于以上机构提供的制度保障。第二，具有明确的合作内容、多样的合作形式和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有助于经济技术合作的具体实施。APEC经济技术合作进入机制建设与具体实施阶段之后，经济技术合作的具体内容、合作形式以及资金来源都得以确定。首先，经济技术合作的主要内容不断扩展。1998年11月APEC第十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加强APEC经济技术合作管理的指导原则”提议，鼓励APEC各个论坛围绕着人力资源开发、促进持续增长、利用未来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振兴中小企业、发展资本市场等六个优先领域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活动，因此在APEC的指导之下，APEC各成员主要围绕以上六大优先合作领域开展合作项目。其次，经济技术合作的开展形式多种多样。APEC经济技术合作涉及的范围很广，例如研究、数据资料的收集和分享、人员培训以及各类学术研讨会等都属于经济技术合作的范畴。为了更好的推动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ESC从侧重项目开展方式的角度，将APEC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分为三大类：信息收集类、信息分享类和培训类。信息收集类主要包括以调研、研究、报告等形式开展的合作项目；信息分享类主要包括以研讨会会议、培训、标准成功例、数据库网站建设、APEC中心展览等形式开展的合作项目；培训类则主要包括以举办培训班等形式开展的合作项目。最后，经济技术合作的资金来源构成。一般而言，经济技术合作资金来源由两部分构成：一是APEC成员捐助的资金，它构成了APEC中央基金的来源；二是项目的主办方及其合作伙伴自筹的资金。APEC中央基金项下设立三个账目：第一个是管理账户，主要用于APEC秘书处、工作小组以及职员日常管理工作的开销；第二个是贸易和投资特定账户（又称TILF资金账户），特定用于加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活动及有关项目的开销；第三个是运作账户，主要用于APEC的一些申请项目的开销。APEC对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资金资助主要是指APEC运作账户和TILF账户提供的资助。因此，APEC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按资金来源可以分为五种：完全由APEC运作账户资助的项目、由APEC运作账户资金和成员方自筹资金共同资助的项目、完全由TILF账户资助的项目、由TILF账户资金和成员方自筹资金共同资助的项目和完全由成员方自筹资金完成的项目。可见，APEC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内容、实施形式以及资金来源的确定使其合作的具体实施更为顺利。第三，APEC建立了较全面的项目评估体系来对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进行评价，从而为更好的推动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APEC针对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实施，专门设计了项目申请的数量评估、项目实施的数量评估和项目成果的数量评估三个评估体系。它的构成如下：首先，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申请的数量评估框架由20个评估指标构成，它包括：项目的申请是否与APEC设立的优先领域存在清楚的直接的相关关系、申报的项目是否属于APEC设定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具体的优先领域、项目的实施能否促进APEC优先主题的实现、项目的目标能否实现并被量化、APEC开展此项目是否存在比较优势、项目的申请是否具备丰富的背景研究、申请的项目是否存在领域交叉的问题或者是否需要其他工作组的协助、申请的项目是否符合“APEC妇女整合架构”的精神、开展项目的方法是否明确可行、项目申请的资金规模APEC是否能够承受、资金申报程序是否符合APEC的财务制度、项目是否得到了工商私人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充分支持、项目成功实施可能遭遇的主要风险是否被确定并被控制、是否制订项目实施状况监察和信息反馈方案、项目的预期成果能否满足受益人的需要、项目是否拥有持续创造利益战略、项目设计是否制订信息和新发现共享计划、有无其他相关要点、APEC是否应该给予资金资助。其次，项目实施的数量评估框架由13个指标构成，它包括：合作项目的目标和成果能否如期实现、项目顺利实施过程中是否遇到事先无法预见的风险、项目的实施方略和组织安排是否顺利执行、项目的管理是否专业、项目的预算资金是否到位、项目的资金使用是否符合APEC目前的财务制度、工商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和支持合作项目的承诺是否兑现、项目开展涉及到的领域交叉的问题是否得到有效控制、妇女是否获得可测定的利益、项目实施状况监察和信息反馈工作是否有效开展、项目的成果和发现是否被收集整理或者是否按照之前制定的计划予以共享、有无其他相关要点、项目实施状况跟踪是否有效。最后，项目成果的数量评估框架由17个指标构成，它包括：已完成的项目如何推动APEC优先领域的发展、项目预定的目标是否全部实现、项目成功实施遭遇的风险是否被有效控制、已完成的项目是否遵守APEC现有的财务制度、项目的预期收益是否完全获得、受益人对项目的成果是否满意、有无受训者对培训评价的文字记录、项目是否实现“APEC妇女整合架构”制定的优先目标、项目开展涉及到的领域交叉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妥善处理、项目实施后是否与APEC其他工作组建立紧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否有其他APEC成员积极参加该合作项目、有无工商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参与该项目、开展项目取得的经验教训是否被整理并实现共享、项目能否持续产生效益、有无开展后续项目的可能、有无其他相关要点、对项目的判断是否准确。①

三、APEC成员参与经济技术合作的价值取向分析

论文关键词：APEC；全球政治经济；地缘战略

论文摘要：APEC地缘战略角色的形成和演化的导因是多重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政治多极化趋势以及亚太区域的经济与政治安全形势的特点及变化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外部因素；而APEC独特的组织框架与合作机制以及各主要成员地缘战略的调整与互动则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内部因素。从这些内外因素，可以看出APEC的诞生和发展一直与各主要成员的地缘战略以及全球与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安全形势息息相关。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简称APEC）自1989年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不仅其成员数量、组织结构、合作机制、议事范围以及作用与影响力都有了重大的扩展、变化和发展，而且其政治经济影响与政治经济色彩也日益凸显和浓厚。主要表现于维护亚太区域政治安全形势和秩序、协调实现各成员利益和地缘战略手段。

首先，APEC的诞生，就是全球政治经济战略地缘与区域政治经济战略地缘变化的反应和结果。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确立了在全球（包括亚太）经济的主导地位，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东亚地区开始形成日本--四小龙--东盟相互间的区域产业分工结构，七十年代末中国也开始了逐步加入世界主体经济体系，而地处大洋洲的澳新也开始把经济联系的中心移向东亚。但是直到冷战的结束，才“把亚太地区分割开来的’柏林墙’最后推倒了，亚太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概念才自然形成了。”[1]“所以，从一定程度上看，APEC可以说是冷战结束的一种积极反应。”[2]

其次，APEC的发展特别是重要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使得APEC在建设和维护战略地缘具有多样性的、和平稳定的区域秩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政治经济平台作用。1991年11月中国以主权国家身份、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以地区经济体身份正式加入APEC并出席第三届部长级会议，这“标志着APEC已更具有生命力和摘要：APEC地缘战略角色的形成和演化的导因是多重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政治多极化趋势以及亚太区域的经济与政治安全形势的特点及变化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外部因素；而APEC独特的组织框架与合作机制以及各主要成员地缘战略的调整与互动则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内部因素。从这些内外因素，可以看出APEC的诞生和发展一直与各主要成员的地缘战略以及全球与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安全形势息息相关。

1993年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入和1994年智利加入以及1998年秘鲁与越南的加入使得APEC的影响力扩展到南美洲地区，更增加了APEC的多样性；特别是1998年俄罗斯的正式加入，使APEC囊括了除欧盟以外全球的主要力量，这意味着在“G8”之外世界“又有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由中、美、日、俄组成的’G4’：四大国利用这个场所不仅可以进一步加深经济上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依存，而且通过双边会谈，还可以就国际形势进行定期磋商，并作为探索建立冷战后新的国际体系的场所而发挥作用。”[4]因此，重要成员国的加入，更加突现了APEC在建构与维护和平稳定的亚太区域秩序的作用及其在全球经济和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

一、欧盟和APEC特征比较

1.动力机制比较——制度与市场

欧洲国家的相对同一性是建立制度性一体化框架的关键因素。欧共体成员有着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相近，贸易政策基本一致，相对容易就一体化目标通过谈判达成一致。它们追求的利益目标和追求利益的方式比较相似，因此能够按照共同通过的法律契约让渡自己的主权、加强经济融合。欧盟拥有紧密的制度性联合和较强的组织机构，成员国政府通过签署条约对其在一体化集团中的权利和义务做出相应的规定，并根据具体情况设置超国家机构共同决定一体化的发展。

与欧盟相比，亚太地区包括众多经济体，它们不仅社会制度不同、经济运行体制相异、发展水平悬殊、贸易政策难协调，而且还存在不少历史遗留下来的非经济障碍，难以寻求统一的“价值”或“理念”。APEC以自发形成的密切联系的经济活动为基础而产生，这种以市场为动力的一体化，绕过了影响贸易、资本流动和其他经济交流的制度和法律障碍。APEC成员在保留自己主权的前提下消除各种壁垒，形成市场的扩大和客观的融合，其一体化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成员之间以松散的形式进行经济合作。

2.运行机制比较——开放与封闭

如果一体化组织的运行通过谈判机制来完成，该组织往往以对内的开放和对外的封闭为特征。在谈判机制下，欧盟给各成员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以成员间彼此消除壁垒、开放市场、甚至出让一部分主权为代价的，因此具有排他性。这将减少成员国与外界的联系，更加依赖于组织内部的经济往来，从而产生了封闭性。从欧盟内部贸易和对外贸易中可以清晰地看出，1960年～1995年欧盟的内部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由6%上升到14%，对外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却变化不大；而且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对其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25%下降为1993年的23%。

一、欧盟和APEC推进方式比较

作为制度性一体化，欧盟在一体化的每个阶段都制定相关法律，成员国依此实施一致对内对外政策，经历了由低到高的一体化形式。《巴黎条约》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反映了特定经济部门的一体化。《罗马条约》建立了关税同盟，实行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单一欧洲法案》对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列出了约300项立法，并规定了完成这些立法的时间表。1993年，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形成。随后，欧共体成员国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于1999年实现了经济货币联盟。今后，欧盟将迈向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对各种经济政策通过超国家机构进行协调和统一。

欧盟创建时就采用关税同盟对一体化升级具有决定意义。关税同盟要求成员国放弃关税制定权，并让渡给共同体所设立的超国家机构。根据“新功能主义”，超国家机构具有功能外溢的特征，即当成员国在某一经济领域实现了一体化，超国家机构将提出另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这将导致其他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发生。随着一体化程度加深，欧盟各成员让渡的权力从关税制定权扩展到货币政策制定、管理和执行权。尽管让渡主权的范围不断扩大，但权力的实质性转移仍取决于成员政府的政治意志。为平衡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超国家机构加强机制化建设，采取各种有效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在协调成员国和联盟利益的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正是在解决这两种利益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

与欧盟不同，APEC在推动经济合作的道路上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首先，APEC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开放的区域主义”。为了推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防止世界贸易形成封闭状态，APEC坚持非歧视性原则，其成员任何关税减让、非关税措施的减少或取消原则上可适用于非成员。其次，APEC各成员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强求一致，只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因此APEC选择了灵活的方式，承认各成员贸易投资自由化起点不同，允许成员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和承受能力，在APEC规定的时间表内对不同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进程采取不同的方法，强调了灵活性。最后，APEC规定成员用15～20年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这个长期目标。这样，各成员就有时间和机会逐步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在开展具体的经济合作时，APEC成员不需要服从于超国家规章或强制力量的制约，它实行“自愿选择、组织推动”，同时采用单边行动和集体行动，依靠各成员的主动性和成员之间的协调性。APEC的这种发展模式建立在现实和实用基础上，只要亚太地区多样性这一特点不变，APEC开放、灵活、渐进的推进方式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二、欧盟和APEC特征比较

1.动力机制比较——制度与市场

美国是APEC和WTO的主要创始成员国，中国直到1991年才被APEC接纳，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WTO成员。目前，两国同为两大经济组织的重要成员国，在国际经济事务的处理上均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然而，在这两种制度框架下，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如何发展本身也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从发展动因、合作领域和利益分配三个方面对此加以分析。

一、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现状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美经贸关系趋于正常化。回首20多年的发展历程，虽然两国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但发展仍十分迅速。据中国海关统计，200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804.8亿美元，是1979年双边贸易额24.5亿美元的32.8倍之多，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7.2%以上（见图1）。

贸易结构上，中美两国经济有着极强的互补性。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有比较优势。美国在战后经过产业结构调整，逐步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而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部分是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用品，这就为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提供了契机。中国对美国商品的需求则主要集中在技术性产品上。此外，两国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投资领域上，中美之间基本呈单向流动。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据中国外经贸部统计，截至2000年6月，美国在华投资项目为29940个，协议金额为557.7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为272.8亿美元。而从1979年至1999年，中国对美投资总额不足5亿美元。

国际经济合作方面，两国间的技术贸易正步入一个新时期。据统计，中国自美引进技术价值1997年为18.2亿美元，1998年为30亿美元，主要项目集中在汽车生产技术和电厂成套设备及通讯设备。《中美两国政府关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的启动有助于扩大中美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1999年朱总理访美期间签署的中美能源与环境领域技术合作与贸易协议，将有助于化解美国技术对华出口方面的政治障碍，进一步推动两国技术贸易合作。

摘要：1997年，加拿大APEC可持续发展会议提出建立“粮食、能源、环保、经济发展与人口工作小组”的跨领域倡议，从此“农业可持续发展”成为了APEC论坛的重要议题。中国作为APEC活跃的成员体，在农业可持续发展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并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该文介绍了APEC各主要成员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参与APEC农业领域合作的行动和主要成就，并提出了未来APEC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APEC；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创新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简称“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旨为促进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1997年，加拿大APEC可持续发展会议提出建立“粮食、能源、环保、经济发展与人口工作小组”的跨领域倡议，从此“农业可持续发展”成为了APEC论坛的重要议题。由于APEC各成员体农业可持续发展程度仍存在较大的差异，故本文对其主要成员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了未来APEC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1APEC成员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情况

1.1北美洲。1.1.1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基本实现了常规现代化农业，其特征为机械化、化学化、水利化、良种化。但与此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如过高的农业成本和政府补贴，农业生产导致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等。为解决以上问题，美国开展了“生态农业”，并提出了“有机农业”发展概念，提倡绿肥秸秆生态化肥的使用，提倡轮作方式，少耕和免耕，皆在保护自然环境。目前，美国可持续农业的主要措施为：作物轮作、休闲轮种、作物残茬覆盖少免耕法、覆盖作物扦入轮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农牧结合等。1.1.2加拿大。加拿大为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综合措施，以协调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例如，推行少耕、免耕、轮作的农作制度及配套机械为主的保护性耕作；进行水资源管理；规划土地资源，采用分区管理和多样利用，对草场和牧场采用社区管理和划区域轮牧；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在“联邦可持续发展战略2013—2016”中，着重强调改善气候变化与空气质量，维护水质和可用性，有效利用生态资源，并通过科学知识来解决加拿大农业，农业和农产品行业新兴科学的需求。加拿大将可持续农业发展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以人为本不断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协调保护生态环境，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1.1.3墨西哥。自2000年以来，墨西哥政府加强了对联邦区农业的支持，主要目标是保护郊区和城郊地区为城市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并确保当地的食品供应。2007年，创建了农村发展与社区公平秘书处（SEDEREC），关键环节为带动城市促进无农药生产和完全有机的农业。通过联邦区生态管理总规划界定保护区的范围，禁止在保护区内使用农用化学品和合成肥料，促进有机农业系统的发展。同时，墨西哥城大都会区环境事务秘书处建立了墨西哥首个生态有机认证体系，被称为“绿色印章”，并在保护区制定了有机农业标准，促进了当地玉米、蔬菜、水果等产业以及小规模农业生产的发展。1.2亚洲。1.2.1日本。2015年12月，世界粮农组织指定的4个“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系统”中有3个位于日本。（1）长野河系的Ayu系统：长野河是日本最干净的河流之一，孕育了许多生态系统，当地社区生活在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中，发展了他们的经济链和文化习俗。（2）Minabe-TanabeUme系统：该系统允许在营养不良的斜坡上生产高品质的Ume（日本杏）和各种水果，当地社区通过维护上部庇护林，防止水土流失和维护水源，通过蜜蜂授粉创造了蓬勃发展的水果生产环境。（3）高千穗山-石山山区农林业系统：其位于陡峭的山区，平坦的土地极为稀缺，在严峻的环境下，当地人民建立了独特而可持续的农业和林业制度，平衡了木材生产与各种农业活动。1.2.2韩国。有机农业，又称为亲环境农业，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韩国出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政府实施各种计划促进农业发展，如“农村和农村结构改善计划”，“农村综合发展规划纲要”，“结构调整计划”和“农业和农村社区综合计划”。1994年，韩国农业倡导有机农业和可持续发展，强调使用有机材料并阻止使用农药以保护作物。至1997年，韩国推出了“环境友好型农业推进法案”，于2001年修正为“环境友好型中长期计划”，其目的在于推广环境友好型农业概念、明确发展方向及应履行的相应责任。

2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行动

一、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效应具有贸易、环境和发展的“三赢”性

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追求，也是WTO要实现的根本目标。早在WTO建立之初，《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就规定了WTO要依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最佳利用世界资源，保护生态平衡和维护环境。随着WTO多哈回合谈判正式将贸易与环境列为八大议题之一，其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又一次得到了重申。WTO及其成员在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最具体、最直接的贡献就是削减环境产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是解决贸易与环境冲突、改善全球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其一会增加全球环境产品贸易额，同时也推进了全球环境产业的发展;其二会使各国以低成本获得高质量的环境产品，激励各国企业使用更清洁的技术，提升各国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生产和贸易能力;其三，可以协助发展中国家获得解决环境问题的必要技术设备，推进技术创新，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效应可以说是贸易、环境和发展“三赢”。

二、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推动力的多样性

WTO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为了促进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2001年，WTO第四次部长会议正式启动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将环境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削减议题纳入谈判进程，要求WTO成员尽快完成环境产品的定义及市场开放的工作。自此，WTO组织了长达十多年的有关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尽管这个谈判还没有取得最终成果，但越来越多的成员接受了WTO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理念和原则，一些成员在谈判中不同程度上就不同类别的环境产品削减了关税，逐步开放了国内一些环境产品市场，促进了环境产品、环境技术、信息等在各成员间的自由流动，推动了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和区域贸易安排(RTAs)也是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2001年生效的美国—约旦自由贸易协定旨在10年内取消许多环境产品的关税壁垒，并对具体的环境服务取消贸易障碍。2002年10月生效的加拿大—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立即为多数环境产品免除关税。亚太经合组织(APEC)长期以来都是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先行者和驱动者。APEC自20世纪90年代就把环境产品与服务部门列为APEC加速贸易自由化的特定产业，作为自愿自由化计划的主要开放部门和优先进行自由化的部门。虽后因成员对于如何执行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倡议的立场有重大分歧，导致APEC决定将EVSL倡议提交WTO推行，但APEC致力于实现环境产品贸易在区域内的自由发展的努力一直不断。在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停滞不前时，APEC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加快。如提出环境产品清单，通过APEC环境产品计划框架(APECEGSProgrammeFramework)，《环境产品与服务领域的贸易和投资》，建立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业数据库并于2009年正式启用了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业信息网站(EnvironmentalGoodsandServicesInformationExchange，EGSIE)，提供相关信息服务。再如从2007年开始，APEC每年的领导人宣言和部长声明都将发展环境产品与服务、推动环境产品与服务贸易作为促进可持续增长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和途径。

尤其在2012年APEC各成员就降低环境产品关税达成共识，通过了环境产品清单，并承诺2015年前关税降低至5%或更低。2014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重申APEC成员在2015年年底前如期履行APEC环境产品清单的承诺。这一成果不仅将极大推动区域环境产品贸易的自由化，而且也为WTO主持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带来示范作用与注入新动力，从而推动全球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一些国际组织尤其是与环境和发展有关的国际组织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也有重要的影响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贸易与环境问题，关注环保政策对贸易的影响以及贸易政策、贸易流向和贸易协定对环境的影响。OECD与欧盟统计局(Eurostat)最早对环境产品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迄今为止，这仍是国际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定义。1995年OECD与欧盟统计局为推动贸易自由化提出环境产品清单(OECDlist)，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该清单与1998年的APEC清单(APEClist)，成为2001年WTO开启多哈回合谈判，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时的共同起点。世界银行的终极目标是终结极度贫困，促进共同繁荣。世界银行的环境战略目标就是促进人们把环境的改善作为发展和减少贫困战略及行动的基本内容之一。针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制约21世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环境问题，世界银行认为，气候变化不只是一个环境问题，而是对人类发展进程和反贫困斗争的根本性挑战，并采取了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措施。这些措施也直接或间接促进了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如2007年世界银行了题为《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经济、法律与制度视角》的报告，从经济、法律和制度角度审视气候变化与贸易目标之间的联系，认为各种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妨碍了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技术的扩散，环境产品的谈判可能为解决贸易和气候变化的问题作出重大贡献。世界银行还根据美国和欧盟等发达成员2007年提出的162个六位税目的环境产品清单，甄别出43种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环境产品，这些产品主要是产生或使用太阳能、风力和水力的相关设备和零部件等，称之为气候友好产品(climate-friendlygoods)，供WTO成员讨论。世界银行环境产品清单一经提出，就受到各方关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领域工作的核心机制是2013年启动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以及其前身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这也是联合国系统内讨论、审议国际环境与发展合作最重要的论坛之一。该机制有效促进了最高政治领袖们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形成共识，增进国际合作和政府间决策过程合理化，使其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被广泛地认同和接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推动WTO关于贸易与环境议题和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进程。

三、发达国家的倡导者地位逐渐受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