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文化研究范文10篇

国际建协第20届大会发表的《北京宪章》指出：“建筑学问题和发展植根于本国、本区域的土壤，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发现问题的本质，从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此为基础，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并加以整合，最终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人类社会。”

建筑是经济、技术、艺术、哲学、历史等各种要素的综合体，作为一种文化，它具有时空和地域性，各种环境、各种文化状况下的文脉和条件，是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建筑中的反映，同时这种文化特征又与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自然条件密切相关。

一建筑文化根植于人居自然环境之中

不同的地域自然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日照角度、日月潮汐、水流风势、气温、气压、食物、土地、水质、植被等等。作为人与自然中介的建筑，对外应有利于形成小区外部环境，对内应有利于保障人居的室内环境。这些建筑像植物一样，落地生根，合天时，合地利，适宜于地区自然环境的要求，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台湾岛，椰林茂密，气候炎热，人们用椰树叶、棕榈叶盖起了适应热带雨林的茅草房、小木楼，通风、凉爽、轻盈、简洁，建起了热带雨林建筑。

在中亚、西亚，在中国的西部高寒地区，人们用石块垒砌、依山就势盖起了石板建筑，避风、挡雪、保温、御寒，筑成了高原山地建筑。如中国的西藏、青海、四川等少数民族在中国西部依山就势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山地建筑群。

摘要：本文针对西南地区地域建筑文化进行研究，着重对西南地区民居到聚落的动因及视角进行分析，对我国地域店主文化研究的趋势进行探讨，为西南地区地域建筑文化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西南；地域建筑文化；聚落；动因

在诸多古代建筑论著及各类建筑著作中，民居建筑及聚落都不属于重点。并且由于西南地区距离汉文化的中心相对较远，所以在建筑文化方面相关的描述也比较少。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南地区地域文化研究，开始从民居研究，通过一段时期的摸索，西南地区地域建筑文化的研究范畴才逐渐扩大，从简单的单体建筑研究逐渐向聚落、乡土建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

1文化学视域下的西南

西南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包含四川、广西及云南三省，从广义范畴来看，还包含贵州、西藏及湖南、湖北的西部地区。而现代研究中，多数还是从广义范畴出发。四川广大地区及云贵高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发展，受长江流域、西北草原及黄河流域中游三大文化区的相互交融，各时期的民族融合等，造成了西南地区文化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及异质性的特点。而西藏地区虽然从地缘关系上也属于西南，但由于西藏的民族文化特质线性，族群单一，所以，不包含在西南地区内。所以，本研究中，对西南地区的定义主要包含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及重庆市

2西南地区建筑学的民居研究

【摘要】本文以汶川县龙溪乡羌族民居建筑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对该地区羌族民居建筑中所反映出的建筑文化、建筑的外观及内部空间布局设计等内容进行研究。通过国内外多领域、多角度的传统建筑文化保护与民居建筑创作成果，以及传统民居建筑设计实践案例，为羌族民居建筑的建筑文化和建筑创作的认知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和较全面的时空视野。在概念辨析的基础上，运用概念叠加法对羌族建筑文化进行层层分析，从建筑文化传承的角度重新剖析实体构成元素，并勾画出羌族民居建筑文化重构的策略。调查分析羌族新的民族属性和对空间的新的诉求，将CAS理论与羌族建筑文化因素相结合进行解析，并以该理论为指导，对龙溪乡羌族建筑文化因素做出了新的解释，提出了建筑文化传承的新思路。

【关键词】羌族建筑；建筑文化重构；复杂适应性

羌族在我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中是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从炎黄到夏禹，以及华夏族的形成，都与古羌族密不可分。古代羌族对中国历史发展和民族发展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历史上，羌人与汉、藏、彝、哈尼、傈僳、纳西、景颇、白、普米、拉祜等中国西南藏语族群有密切的族源关系。2008年5月12日的地震重灾区就在四川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从都江堰一直到汶川、北川直至松藩、平武等地，都有着非常丰饶的人文资源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然而，在这次地震中羌族地区民居几乎毁坏殆尽，这对羌族这支古老的民族文化来说是一次大的转折点和挑战。在近十几年的灾后重建中，政府、专家、民间对羌族地区生活和生产的恢复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度。许多民族村寨由原来的自然村转变成了现在的“民族文化村落”（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概念的阐释也有所分歧，笔者比较赞同“露天博物馆”这一说法），新的羌族城镇和村落被快速地建立起来，建筑师们借鉴传统羌族民居的视点多着眼于建筑外观和民族特性的符号化运用上，鲜有关注民族建筑空间的文化内涵案例，而内部空间的布局直接关系到羌族人的生活起居、宗教信仰、习俗的延续等文化的传承。笔者认为，与羌族建筑相关的文化元素以及这些文化的再生与传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能简单地叠加符号元素来获得。因此，融合Holland教授的CAS理论中对复杂系统的创新理念来指导汶川县龙溪乡的民居建筑文化构建与传承的研究。汶川县龙溪乡地貌多样，具有河谷、山川、高山民居建筑村落，既有灾后重建以发展旅游业为主的东门口寨，也有保存较完好拥有100多座土坯住宅、地处半山的垮坡村，还有目前仍以种植业为主的、地处高山的阿尔村。可以说，该乡较为立体地展现了羌族生活方式和民居住宅形式，对研究羌族民居建筑具有活标本的意义。同时，通过对该乡的民居建筑文化重构，可以研究为羌族地区建立更可行和有利于民族文化传承的规划及建筑设计对策。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s，简称CAS），也称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science），Holland教授在复杂系统的研究中，发现了一大类系统，它是由一系列具有适应性的个体组成，他把这类系统叫作复杂适应系统。这一系统的基本思想是：个体（元素）被称为主体（Agent），其自身具有目的性与主动性，是有活力（Active）和适应性的个体。主体可以在不断地与周围环境以及与其他主体的交互作用中“学习”和“积累经验”，并且通过学到的“经验”去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正是这种主动性及相互作用，不断改变着它们自身，同时也改变着环境，这才是系统发展和进化的基本动因。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认为，系统演变或进化的动力从本质上来看源于系统内部，微观主体的相互作用促成宏观的复杂性现象，其研究思路着重于系统内在要素的相互作用，所以它采取“自下而上”的演进路线；其最大特点是：个体具有智能性、适应性、主动性。基于CAS的组织理论范式与当前尚居主体地位的稳定平衡范式相比，可称得上是一次范式革命。在民族建筑文化的多元构成因素中的人、环境、物资、宗教活动等无疑都吻合了复杂适应性理论的特征，用以解析羌族建筑文化的建构，更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文化本来具有其稳定性和变异性，不能单纯强调其稳定性而忽略了变异性，限制了建筑文化的发展。

一、目前国内外已有传统古建筑文化的传承方式主要的三种方式

（一）修旧如旧这种做法一般用在寺庙和名人的故居等。（二）新旧并置强调修缮后的时代痕迹，使修缮的部位与原有部分有明显的区别，这种方式在欧洲的古建筑修缮中比比皆是。如法国的卢浮宫改建工程、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等。（三）用现代的空间艺术语言与已存在的历史建筑进行对话这种方式在古建筑扩建、改建的过程中使用得较为广泛，已被普遍接受。用现代的空间艺术语言与已存的历史建筑进行对话，不是一味地迁就旧建筑，变得畏首畏脚，不敢对原本的旧建筑动手，也不是新元素与旧元素的简单叠加。它是通过传统元素的重构与融合，把新元素与生俱来的新鲜气息融入到旧建筑中，使这个新生体具有新的活力和自由，达到共生的目的。在古村落改造中，新生建筑必须能够融合进原有的村落大环境中。传统建筑语言与现代空间语言的对话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是建筑界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是极大的挑战，也有很多矛盾难以取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在过去和现在中有所偏颇，而是追求一种平衡，让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得以传承下去。如浙江金华浦江县的不舍，野马岭改造项目。在对灾后重建的羌族聚居地建筑现状调研中发现，现代羌族建筑重建方式主要有五种：修旧如旧型、生态型、传统风貌型、现代碉房型、川西民居型。这几种灾后重建建筑形式，除第一种符合历史性建筑修缮方式外，其余四种都没有对羌族地域文化的深刻内涵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并在其研究基础上进行建筑文化的分解与重构，进而创造出新的羌族建筑文化语言，而更多的是从某一种已有建筑风格和形式上予以模仿，有急功近利之嫌。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不仅大部分中国城市的特质已基本丢失，本来充满文化活力和地方文化韵味的少数民族民居建筑也在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趋于同质化，丢掉了其传承了几千年的地域传统和村落文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来的少数民族民居建设，简单地将民族文化归结为符号的堆积，极大地摧毁了少数民族居住方式，民居建筑逐渐丧失了它的传统，代之而起的是一幢幢穿着羌族图形符号外衣由钢筋水泥砌筑的假民居，羌族民居的多样性和地域性遭到了极大地破坏。在城市建设中严重存在的同质化现象蔓延到新建的羌族民居建筑中，使山地羌族文化的传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传统是经过筛选的历史遗产，继承传统就是要找到历史遗产同当代的经济、技术条件以及生活方式的结合点。在系统理论和控制论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原有规划思想体现更多的是线性思维，它不具备足够的适应性以应对复杂的山地空间系统。例如：东门口村的建筑规划，主体是建筑外观而忽略了内在空间的文化因素，许多村民连传统建筑中的中柱神和火塘都已废弃，真正的民族传统文化已经在这一过程中丢失。这一行为主体是政府或者规划者而不是村民，是造成该村建筑缺乏生命力的根本原因。而沟内的阿尔村，行为主体仍然是政府和规划者，但由于参与较少，建筑限定也较少，使建筑建造主体（村民）和动因复杂化，阿尔村的建筑环境更为生态和自然而有活力。这种相对自下而上的建造行为，与复杂适应性理论有谋合之处，才显现出村落较为生动的景象。

二、汶川县龙溪乡羌族民居建筑文化传承的重点和策略

摘要:建筑最初的作用是给人们提供居住的地方，自从人们进入文明社会后，建筑就承担起继承发扬当代文化的责任。而地方性建筑由于具有其独特的地域性特征和历史发展脉络，是非常珍贵的研究资料。大陈岛是个以石为基的海岛小镇，是目前所存不多的具有石构建筑的地方，具有鲜明的地域建筑风貌。但是石屋建筑正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正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房屋。该岛的石屋建筑风貌正遭受巨大的冲击。因此对大陈岛石屋建筑文化探索及保护研究刻不容缓。本文介绍了大陈岛建筑文化的生成以及文化的保护与继承，旨在引起人们对其的重视和能对台州建筑文化起添砖加瓦的作用，可为石屋建筑的化探索及保护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大陈岛;石屋;建筑文化

大陈岛，由“上大陈岛”和“下大陈岛”组成，二岛仅相隔2.5公里水道，总面积11.89平方公里。行政上隶属于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大陈镇，是国家一级渔港和省海钓基地，其岛周海域是浙江省第二渔场，素有“东海明珠”之美称。石头是大陈岛“石屋”的“魂”。石头建筑研究是认识这一传统地域建筑的重要出发点，本文对大陈岛石屋建筑文化的形成以及如何保护将以概述。

1大陈岛建筑文化的促成

1．1地理文化

台州位于低纬度的亚热带沿海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受海洋水体调节和西北高山对寒流的阻滞，境内夏少酷热，冬无邪寒，热量丰富，雨水充沛，气候温和湿润，夏季时有台风。大陈岛森林覆盖率达56%，年平均气温16.7℃，具有典型的冬暖夏凉的亚热带气候环境。由于潮汐、洋流、风流和海洋生物的长期作用，形成了号称“东海第一大盆景”的甲午岩、碧水细沙的帽羽沙、乌沙头海滨浴场和风景如画的屏风山、浪通门、高梨、下屿龙洞等众多海上奇观。

国际建协第20届大会发表的《北京宪章》指出：“建筑学问题和发展植根于本国、本区域的土壤，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发现问题的本质，从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此为基础，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并加以整合，最终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人类社会。”

建筑是经济、技术、艺术、哲学、历史等各种要素的综合体，作为一种文化，它具有时空和地域性，各种环境、各种文化状况下的文脉和条件，是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建筑中的反映，同时这种文化特征又与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自然条件密切相关。

一建筑文化根植于人居自然环境之中

不同的地域自然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日照角度、日月潮汐、水流风势、气温、气压、食物、土地、水质、植被等等。作为人与自然中介的建筑，对外应有利于形成小区外部环境，对内应有利于保障人居的室内环境。这些建筑像植物一样，落地生根，合天时，合地利，适宜于地区自然环境的要求，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台湾岛，椰林茂密，气候炎热，人们用椰树叶、棕榈叶盖起了适应热带雨林的茅草房、小木楼，通风、凉爽、轻盈、简洁，建起了热带雨林建筑。

在中亚、西亚，在中国的西部高寒地区，人们用石块垒砌、依山就势盖起了石板建筑，避风、挡雪、保温、御寒，筑成了高原山地建筑。如中国的西藏、青海、四川等少数民族在中国西部依山就势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山地建筑群。

本文作者：李岳川工作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近代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以华南理工大学唐孝祥教授及其硕士生发表的一系列著述和学位论文为代表，在研究对象上集中在广东的三大侨乡，主要包括唐孝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2003）、赖瑛《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吴妙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朱岸林《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下面本文就这几部著作和论文进行详细的评析。唐孝祥的《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是一部从建筑美学视角对近代岭南建筑文化进行剖析的理论佳作，作者吸收和借鉴了现代美学和建筑美学的理论成果，在生存价值论的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建筑审美文化机制的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以此为理论工具，作者对近代岭南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进行了框架式的探讨。在论证岭南三大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机制和建筑适应性的基础上，《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地域性格”这一颇有启发意义的概念，用来概括广东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精神，作者总结道：“从文化地域性格看，五邑侨乡建筑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强烈的时代性和独特的文化性”①、表现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兼容性特征和创新性特征②”；兴梅侨乡“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反映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认同和持守……形式多样的客家侨乡建筑充分显示了对自然、社会和人文的高度适应性……建筑选址的风水观念反映了客家侨乡对建筑环境的审美选择”；而潮汕侨乡建筑则表现出“博采众长的开放品格”、“经世致用的商业意识”、“精雕细刻的炫富心理”③。可以看出，相较于现有的侨乡建筑研究文献，《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表现出了相对宏观和系统的视野，它不局限于对某种单一的侨乡建筑风格进行描述，而是采用普遍联系的方法，论述了不同区域、不同建筑现象背后的共同的文化驱动力，以及受不同历史地理条件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影响，不同地域侨乡建筑的发展所表现出的不平衡性。总的来说，《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对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特征的概括是框架和要点式的，它为建筑美学在侨乡建筑领域的研究确立了方向，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其方向即是坚持主客体相互契合的辩证思路原则，而方法则可以概括为反映建筑审美标准辩证性的审美文化机制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在唐孝祥教授指导的三篇硕士论文中，这些原则和方法被遵循和应用，使得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赖瑛的硕士论文《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主要从审美文化背景、审美属性、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审美文化个性几个方面来论证兴梅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在审美文化背景的相关章节中，作者将兴梅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价值取向，慎终追远、重本溯源的宗亲观念，自强不息、无私回报的文化心理”④，这是该文对主体审美文化心理的概括，而在客体方面，除了对自然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的一般性探讨外，该文主要概括了兴梅侨乡建筑人文适应性特征，即“重贵轻富的价值取向，趋吉避凶的艺术追求，进退两宜的文化心理”⑤，以及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即“千姿百态的建筑样式，礼乐相济的文化意境，独具一格的环境模式”⑥，最后。根据主客体相契合的原则，作者概括了近代兴梅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即“尝试性的文化开放特征，恪守传统的美学特征，基于堂横屋的建筑性质特征”⑦。朱岸林的硕士论文《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在论文结构上和赖瑛的论文基本相同。主体方面，该文将近代广府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重商崇利、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开放融通、博采众长的文化心理，恋祖爱乡、实业兴国的民系观念”①。客体上，广府侨乡建筑的人文适应性特征被概括为“积极主动的开放品格，汇通中西的融合思维，勇于创作的创新精神”②，在建筑美的表现形态上，该文主要从建筑造型、建筑意境、建筑环境三个方面做了一定分析。吴妙娴的硕士论文《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比起前面两篇论文有了一些新的视角，主要体现于该文对侨资与侨乡建筑发展关系较为系统的探讨，该文总结了近代潮汕华侨投资的一些特点，包括投资房地产业比其他行业利润更有保障；地区城市人口增加，有发展房地产业的需要；以及传统心理和市政建设对房地产业的推动等。此外，该文也同样从主客体角度概括了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主体上，潮汕侨乡的民系精神表现出：“尊儒重商、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团结自强、博采众长的民系心理，微观技巧、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精美细致、雅俗共赏的审美理想”③，在客体上，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属性表现为：“因地制宜的地域性，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内涵深厚的人文适应性特征”④。总结来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表现为：“（城乡）建筑形制发展的不平衡性，建筑技术的务实性及建筑装饰的炫耀性”⑤。前者来源于“潮汕民系保守与开放的二重性心态”⑥，而后者则“体现了潮汕民系务实与虚荣的矛盾心理”⑦，“这种矛盾心理深刻地反映了潮汕文化中儒家主体文化与海洋性文化的抗衡，同时体现了经验性文化及商业文化在潮汕近代建筑上的影响”⑧。以上三篇硕士论文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所建立的建筑美学理论为指导，深化和拓展了广东三大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由此我们得以更加全面的认识广东各地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如广府侨乡建筑的崇商重利、积极主动的开拓创新；兴梅侨乡建筑的重贵轻富、恪守传统与尝试性的文化开放；潮汕侨乡建筑的尊儒重商，微观技巧等。若对三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各自的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地方乡土文化、儒家主体文化、西方外来文化三者博弈之下的不同结果，由于华侨群体的建造行为正是他们在中西文化抉择中自觉与不自觉的一种心理反映。是抛弃传统的建筑观念，对西方建筑文化全盘接收，还是兼容并包，择善而从，这并不是一个单项选择，不同地域的华侨群体生存方式不同，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由此产生多样的侨乡建筑风貌。

尽管现有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作为审美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研究仍较为薄弱。主体审美心理没有客观的测量标准，华侨往往也不善著述，因此对其界定只能依靠对主体行为和建筑现象的解释。但现有研究往往从建筑现象做宏观的文化精神的概括，而对主体的社会构成，以及主体行为缺乏清晰的分析。第二，对于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的概括缺乏建筑学的特征。诸如“开拓创新”、“尊儒重商”等形容事实上是建筑反映出来的主体精神，这些精神特征不仅见之于建筑，也反映在服饰、家具等等其他物质资料中，而建筑本身的审美文化特征应当更加类型化。这方面研究的缺失实际上反映了对主客体联系认识的断裂。第三，关于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与经济、政治、思想等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现有研究还较为表面化。社会经济政治对于建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影响如何参与到具体建筑形态的塑形过程中去，这是研究的难点之一，也是现有研究往往回避的问题。第四，现有研究较为忽视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与侨乡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认识到侨乡建筑文化是文化冲突和融合的结果，但仍然使用相对静态和孤立的视角来考察建筑现象，而忽视其动态和过渡性的审美文化特征，以及其在整个建筑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五，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现实意义还有待深入挖掘。侨乡建筑是中西建筑文化体系冲突、分化、整合与调适过程在民间演进的生动实例，与当代世界建筑文化多元融合的特征具有相似性，但鲜有研究讨论近代广东侨乡所发生的建筑文化适应现象对当代建筑创作的借鉴意义。

解决以上学术缺憾的关键在于，寻求某种视角，或是某个概念，或是某种方法，来统合主体与客体，以及各种学科视野。正如唐孝祥认为，“美学的学科边缘性和建筑美学的边缘交叉性质，决定了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研究在对象上的复杂性，在目标上的多样性和在方法上的综合性”①。这一观点对于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也同样适用。但是难点也出现在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上，即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客体的研究倾向与主体研究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现象的研究倾向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视角结合起来。从而解决现有研究中各种视野和方法表面化和缺乏联系的问题，这里，我们试图引入“空间”概念作为建筑审美文化研究中联系主体与客体，建筑学与其他学科视角的一条桥梁。这里的“空间”不是单纯的建筑学意义上的空间，而是表现为多学科交叉视野的重合点。在社会学中体现为空间社会学，在经济学中体现为空间经济学，在心理学中体现为环境心理学等，空间概念的不同层面为各学科视角的研究提供了互通的渠道，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处于空间转型的历史阶段，传统空间模式被逐渐消解，新的空间模式开始扩张，这是其建筑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思想空间、艺术空间等各层面空间内涵的共同特征。其中，建筑空间与其它人工环境共同构成抽象空间的物质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各学科视角的侨乡建筑研究得以整合并系统化，同时我们也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体现出过渡性的文化地域性格，它既推动了社会的空间变革，同时也是社会空间变迁的结果。见表1。通过考察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所推动和反映的社会空间变迁特征，可以得出另一个推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流行性和大众性，它表现为一种“建筑风尚”。由于社会空间不会因为孤立的、偶然出现的新空间形式而发生变迁，只有当一种新的空间形式为大众予以认可时，我们才能说整体的社会空间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社会空间变迁，因此这里涉及到空间转型的动因、发展机制和结果。首先，从动因来看，任何文化模式在生长阶段都存在着空间的扩张现象，即通过对空间的占有，来实现文化原型的自我复制和繁衍。然而，客观空间的有限性则预示着增长的极限，导致了不同空间模式的冲突，近代广东社会的移民潮和西方文化的侵入正是空间冲突的表现；其次，从发展机制来看，空间文化模式转型是一种质变过程，与常态下的线性扩张不同，这一过程的空间扩张呈现指数化暴涨的特征，在物质实践上表现为某类建筑形式的流行热潮，流行既可以从原有空间模式的母体中产生，也可以通过跨文化方式产生，“当一种习俗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就可能演变为另一文化圈内的时尚并被再次流行。当然，此时尚已非彼习俗，它是一种经过了异域文化再加工后的时尚”1，近代广东侨乡西式风格建筑的流行即符合这一规律，国人眼中的西洋建筑自然迥异于西方本国人的审美经验，在模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文化误读和自由发挥的情况，因此侨乡建筑普遍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最后，从结果来看，在流行阶段以后，空间的扩张或衰落消失、或衰趋于稳定、前者仅表现为一时的建筑风尚，后者则成为稳定的建筑风格，然而还有第三种结果，即介于二者之间，这也是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的演化结果，它们没有成为主流的空间文化模式表征，而是成为今天多元建筑文化的组成部分。

纵观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基础研究已取得了较为坚实的成果，但仍存在广阔的学术空间有待后继者深入发掘。笔者认为，主客体研究的联系性，以及建筑学视角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性是深化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而加强联系性的途径之一即是在研究中引入广泛意义上的“空间”概念，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建筑审美文化与近代侨乡社会空间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审美文化的性质和地位上来说，侨乡建筑是近代民间建筑本土自主演进的一种途径，具有大众性、流行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它们参与到对传统地方建筑体系进行消解，和引入新的空间文化模式的历史潮流中，在民间建筑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近代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成为广东两省侨乡空间文化模式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在推动广东地区的城乡建筑和社会发展，延续文化传统，促进侨务工作开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些年来，我国大部分的建筑设施在空间尺度以及形态等方面建已经丧失了原本的地域性色彩，建筑设计人员会盲目的追求新潮性的设计，让其产生了千城一面的现象。现阶段，我国民族文化开始不断的觉醒，民族的自信心也得到了增强，人们开始重新的去追求地域个性的发展，需要将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地域文化特色更为完整的融合在一起，延长该建筑设施的使用年限，提升该建筑设施构建的价值以及意义，避免城市市中心出现趋同化的问题，提升其时代建筑的归属感。

1建筑文化地域性的形成以及表现

1.1建筑文化地域性的形成。我国的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的建筑设施有着很大的差异性，一些川西地区的建筑设施主要注重的是养身休闲文化的传承，人们会喜欢追求使用一些比较优雅的生态环境，其地域人们的潜意识之中会存在一定的盆地意识，该地区的人们比较喜欢安逸的生活，所以在开展建筑设计工作时，需要注重建筑设施区域内人们的文化习俗。建筑文化地域性在形成时，会受到地理条件以及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在区域的作用影响下构成了建筑文化地域性。1.2建筑文化地域性的表现。建筑地域性主要针对的是建筑设施所处于的地质条件以及该城市的周围生态环境等。举例来说，我国曾有一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当他第一次到大陆视察之后，大陆的建筑师们都在进行玻璃幕墙高层饭店的构建以及施工，其认为该城市地区可以吸引国外游客的点就在于贴合其地方经济的饭店设施，通过合理的使用该地区的建材，打造出更具地方特色的现代化建筑刮，让其视觉上更具风味感。该建筑设计最为成功的就是人们置入其环境中，会感受到较为强烈的传统文化精神，虽然其建筑设施中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和文化相关联的实例，但是其已经吸收并消化了传统建筑的精华，更为透彻的了解了和建筑施工项目设计相关联的事物，潜移默化的展现出了传统的文化精神，合理的布局建筑立面，构建出一个更具现代化的传统生活环境。

2建筑设计和地域文化的融合途径以及方式

2.1分析地理特征以及生态环境。不同文化模式下的人类机体建筑尺度和建筑风格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性，建筑风格在各个国家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地方界限。地域性的界限会影响到各类的经济以及政治等的公私活动，同时其还会和建筑文化相关联。在各类不同种的联系交往中不断的沉淀，积淀出各个地区的地域性文化，并将其反馈到地域性的建筑文化之中。受到礼制的影响，各个地域内会产生出很多种不同的礼制文化以及礼制建筑设施。其会构成不同种类的地域建筑文化。受到风俗习惯的影响，建筑文化和建筑活动的差异衍生出了带有地域性的建筑文化。其表现形式多样，可以通过材料以及色彩等方面，赋予其场所或者行为更为新奇的特征。2.2考量地域文化的特色。在开展建筑设计工作时，需要把其地区的人文以及风俗等习惯要求融入到建筑设计工作中。让人们都可以更好的享受较为优雅的生态环境，让文化背景设计构思更具创新性，人们可以更好的去体验并感受这一过程。人们在其建筑设施中要尽可能的享受当地的生活风情文化习俗。2.3考量中西方文化。想要提升建筑文化的区域性，同时弘扬并传承优秀的地域文化，就需要秉持一个正确的态度去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找出影响西方文化发展的制约性因素，正确的回避文化环境，让建筑设计可以和地域文化更好的融合在一起。不能一味的去排斥外来的优秀文化，应当在潜意识中，不断的汲取西方一些较为先进的文化精神。同时合理的使用其科技性的特征，将其自身的本土文化发挥到极致，利用好该地域的文化优势，更好的去吸收外域的文化精华，以此来更好的滋养自身。在开展建筑创作的过程中，必须要在文化的整体中寻求灵感，并合理的使用当代的科学技术以及科学技术观念，拓展建筑设计的前瞻性，使得外来文化元素都可以更好的融入到地域文化之中。建筑设施是一个时展的真实写照，其需要更为高新的技术体系以及思维方式的支持，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在构建时，必须要满足并适应当今时展的趋势要求，使用自身较为特殊化的语言形式，将其自身所处的时代实质更为完整的表述出来，彰显出该时代的科技性观念，强化其思想的审美程度。决定好其建筑设施的主流风格，把控好时代的精髓以及脉搏，更好的融合其地域文化的精华，不断的弘扬并传承建筑设计文化，弘扬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创新也必须原有的文化根基上发展。继承传统并非在新建筑上贴标签、贴传统符号，或者部分构件的复制；而是吸收整体的文化内涵，这既有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是世界人类建筑文化的精华。2.4建筑的文化性。建筑具有双重性，它既是物质的财富，又是精神的产品；它既是技术产物，又是艺术的创作。一座优秀的建筑，其精神内涵的作用常常超越功能的本身。但凡精品都能传译一定精神内涵，有很高的文化品位的建筑。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产生一批不朽的建筑作品，其文化意义和艺术感染力，常常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的标志，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象征。建筑作为一个文化形态，它既是人类文化大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又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政治思想息息相关，各种观念，无时不在制约着建筑文化的表达和发展。在一个强调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科技与人文同步发展的这一个知识经济时代，建筑文化也是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但我认为这并非各行各素，无章可循。从建筑创作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一个设计首先要融合城市和自然的环境，表达这个建筑项目的性质和文化的特征，简单来说，建什么设计什么用途的建筑，首先就应该表达这类建筑的共性和特有的文化的内涵。介休博物馆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把三贤文化的一个特征，与介休地区这种特有的地域环境相结合，和本地的一些古建筑特色做法相结合，以一个现代建筑的手法把它展现出来，所以它是充分体现一种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的一种统一，有人把它理解为是一个新的地域主义的建筑。

3结语

摘要：文章通过梳理泰州传统民居研究现状，溯源泰州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形成的历史环境，并从泰州宫氏家族历史、住宅现状以及建筑文化价值个案的调查剖析中阐述泰州传统民居的文化特色。研究发现，受地方文治、平民儒学和家族科举文化等影响，泰州传统民居建造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别是以宫氏住宅为代表的明代民居建筑，在建筑立基环境、院落空间组合、房屋建造规制和建筑视觉审美方面都具有丰富的地域特色，这些建筑文化在城市文脉传承、彰显城市文化特质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宫氏住宅；平民儒学；传统民居；建筑文化

1泰州传统民居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

泰州古城内有70多处传统民居，时间跨度从明朝中晚期到上世纪90年代之间。这些传统民居中不少建筑虽然几易其主，又经历损坏、私自修补等，但整体布局和形制基本保存了下来。目前，大部分民居为普通人家的住所，其中保留较好的多为明清时期的一些望族住宅、进士府第和地方豪富宅院，如明御史蒋科的蒋氏宅第、明崇祯进士宫梦仁的宫氏住宅、清初刑部郎中田敬锡的田氏住宅、清光绪年间富商周文卿的周氏住宅、同治时的武举尤氏笔颖楼、晚清泰州豪富李嗇庵的李氏住宅等。上世纪80、90年代，古建筑专家张驭寰、陈从周和阮仪三①三位先生先后来泰州考察古建。张驭寰认为，泰州古建筑区别于其它地区，很有地方特色，将泰州的传统民居命名为“泰式民居”。从此泰州传统民居以“泰式民居”为名，与苏式民居、赣式民居、徽式民居齐名。这充分说明泰州古民居具有独特的内涵和文化魅力，也使泰州传统民居开始在学术界被更多的人认可和研究。同济大学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在编制《泰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时赞扬泰州民居建筑集明清民居之佳构，这是泰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的特色之一[1]；同时他还对民居及其外部空间提出了“保护-改善-更新-整饰”分类别、分层次的保护更新模式，不少泰式民居因此得以保护，这使得今后对泰式民居的研究有了更多真实的、有价值的原型遗存。泰州文史专家黄炳煜从泰州所处的地理位置中探寻泰式民居建筑特点的形成根源，他认为泰州地处江淮之间，城市受到来自南北不同文化的影响，民居建筑既有南方宅第清秀、典雅的艺术风格，又有北方民居雄浑、简朴、封闭的建筑格局，具有“北雄南秀”的风格特征。也有很多实践家在泰州诸多古民居保护建设过程中试图通过修复古民居，再现泰式民居昔日的风采。在以家庭关系为主要纽带的居住形式里，民居建筑和百姓家庭的日常生活最为密切，它不仅是日常生活起居的重要空间，还是城市居住生活的智慧结晶，也是呈现普通百姓家庭生活环境、记录家族兴衰荣辱变迁的物化形式和空间载体。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泰州古民居的研究与实践，向我们展示了更为立体和丰富的泰式民居的全貌，这为我们更深入地研究泰式民居建筑文化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今后城镇建设在融入现代元素的同时，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泰州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对泰式民居建筑文化内涵的研究是挖掘泰州城市传统文化时代精神、提升城市文化品质、建设美好城市形态的重要内容。

2泰州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形成的人文环境

2.1文治思想自上而下深入民心。泰州地处江淮之间，里下河地腹地，自古就是淮南盐场的行政中心，城市的发展也因盐业的活动得以壮大。历代在泰州为官或执教过的文人士大夫众多，从北宋仁宗时期开始，先后有五位宰相在泰州做过官。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晏殊②在泰州担任盐监官期间，将盐场治理得井井有条，他还创办书院，施仁政、宣教化，亲自任课执教、开启民智，一时开风气之先。一代名相吕夷简咸平五年就在泰州担任西溪盐仓监，他带领灶民盐丁解决了泰州盐运中转缓慢的痼疾，使得盐税征收与日俱增。范仲淹③领泰州西溪盐监衔知兴化县事期间，重修捍海堤堰，造福泰州里下河水乡人民。他提倡为政清廉，创学宫，建书院，开启一代文风，为泰州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范仲淹与同时代的泰州通判滕子京④、理学家胡瑗⑤、潭王宫教授周孟阳⑥、名相富弼⑦经常在泰州“文会堂”切磋学问、吟诗集雅。清代著名天文历算家陈厚耀⑧，评话宗师柳敬亭⑨，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⑩，“扬州学派”先驱任大椿⑪，著名文艺评论家刘熙载⑫，围棋棋圣黄龙士⑬，太谷学派集大成者黄葆年⑭等都在泰州生活过。可以说，泰州历史上的这群官员和文人士大夫具有深厚的道德文化修养和广博的文化知识，他们追求审美情趣和精神层面的享受，这无疑对泰州这座城市的建设发展、农田水利灌溉、房屋建设、园林景观营建、文化等方面都会产生深远影响[3]。2.2平民儒学培育百姓圣贤修养。泰州是明代哲学家、思想家王艮⑮的家乡，也是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的发源地。在王艮的影响下，平民儒学在泰州民间发展极其活跃，它为普通民众提供了生活的基本伦理和生活秩序维护。有一篇名为《南人与北人》的书中曾经这样写道泰州：“永嘉之后，晋室东迁，衣冠违难，多行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晓。士好学而文，农民织衽稼穑。俗务儒雅，虽穷苍茅茨之下，微闻弘诵声。”[4]记载的就是泰州民间崇儒尚教蔚然成风的历史。由此可见，平民儒学对当时百姓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民居的建造过程中，人们开始意识到建筑艺术审美的伦理意义以及建筑在帮助家族成员形成可取的生活方式中的伦理功能。儒家经学中的广泛义理、家族所崇尚的人之常伦的情理，在民居的建筑中慢慢得以外化，建筑的整体布局与群体组合、形态与结构特征、空间序列与功能使用、装饰细部与器具陈设等方面，浸透着儒家伦理的种种特征[5]。百姓在对平民儒学的理解、人伦道德的敬畏、生存环境的自我创造中使建筑烙上了鲜明的特色，这也逐渐成为泰州传统民居风格的基调[6]。2.3科举家族文化世代相传。封建社会中，学校教育没有现达，家族的价值取向和生活目标对家族成员的影响是巨大的。家族文化在家族成员的活动中以一种和谐的方式强调个人服从整体的文化系统，具有较强的文化认同性和延续性[7]，科举考试在延传家族声誉与家业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清时期，泰州社会安定，民风重教兴文，水陆交通便利，经济基础相对发达，泰州又处于扬州地区教育文化中心的地位。康熙年间，朝廷在泰州兴建学政试院，作为扬州府属江都、甘泉、仪征、宝应、高邮、兴化、泰州、东台等八县考生院考的地方，这给泰州地方经济带来了发展机遇。同时，本地的秀才和童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就更为刻苦和努力。据统计，泰州境内在宋元明清四朝共出了1000多个举人，429个进士，其中文武状元5人，文武会元5人。以宫氏家族为例，宫氏家族是泰州明清时期远近闻名的科举世家，家族世代勤奋好学，先后共培养出7位文武进士、31位举人和50余位贡生，这样的家族不仅在泰州，就是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宫氏家族科举的兴盛带来了家族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也促进了宫氏家族住宅的建设与扩大，其家族在泰州大林桥西、税务桥西等处建有大规模的宅院，在岳墩西侧建有一处隐居著述的园林春雨草堂。另外，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进士蒋科⑯历任开源参政、监察御史、南台兵备，创下家业，在泰州建有宅院，后又转售于科第世家程氏，程氏将宅院扩建。至今，蒋科进士府仍是泰州最有名的明清建筑群之一，也是泰州较早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家族的文化和儒学修养世代相传，经历数辈建设与传承。建筑空间有着巨大的潜在教育教化意义，因此在营造时必然会渗透着家族对封建儒学礼制人伦的自我理解与诠释。

摘要：福建省霞浦县的半月里畲族聚居村作为畲族单一同姓近亲相聚在一起的传统村落，形成了小聚居、大分散的家族村落格局，其人文历史与民俗风情极具特色，特有的建筑文化值得分析与研究，以便为村落保护提供资料与文献支持。通过探析福建省霞浦县的半月里畲族聚居村的社会文化表征与村落布局，分析村中建筑的平面特征、空间布局、建筑结构技术、建筑艺术特色等，以保护与传承畲族建筑文化。

关键词：畲族聚居村；半月里；建筑文化；建筑特征

半月里村，旧称“半路里村”，是福建省著名的畲族聚居村落，2007年由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半月里村位于福建省霞浦县溪南镇东北部，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保留着独特的畲族古建筑风貌、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丰富的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半月里村“枕山、环水、面屏”，背靠青山，龙清溪蜿蜒从村前流过，村内的街巷基本以民居为中心自然形成，主干道路与村内小巷相互交错，形成村内纵横交互的道路体系。同时，该村保留了较完整的畲族特有的民俗风情，反映了当地人文内涵与地方特色。半月里村目前有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龙溪宫（图1），一座雷氏宗祠和十座保存较好的民居，是研究闽北地区畲族古建筑的艺术宝库。

一、半月里的社会文化表征

（一）祖先敬仰

在半月里村尚留有雷氏畲族祭祖用的祖图、龙杖、香亭等祭祀用具，而且半月里村就是以体现祖先崇拜意识的宗祠为中心展开布局的，宗祠中供奉着半月里先祖、始祖的牌位，普通人家还保留着供奉祖先灵位的神龛。雷氏宗祠内流传下来的雷氏族谱，反映出畲族人的祖先崇拜意识。

继“”后，中国在建筑业发展开始大力导入西方建筑文化，在20世纪初期就有大量西方建筑作品产生，遍及全国各个区域，因此总结出一系列流派、风格，形成中国建筑的西方文化体现，特别是在人文主义、现代科学等方面。在建筑材料方面，如水泥、钢筋、钢管、混凝土等新型材质被大量应用于建筑硬件方面，同时也导入了很多先进的配套应用、安装等方式，促进了中国建筑现代化发展的转变。在19世纪中期后，中国建筑行业保留了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通过结合、优化的方式融入了大量西方建筑文化，促进了中国建筑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能够适应时展。如今，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市场格局变化不断，伴随着文化的多元高速发展，了解西方建筑文化对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影响与作用规律以及分析其在中国近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的衍生情况，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1中西方建筑文化的异同

1.1中西方建筑文化的迥异。从建筑历史、艺术风格、审美观念来看，中西方建筑文化存在许多差异。中国文化以和为贵，整个社会充满了和谐氛围，这与西方国家形成强烈反差。中国对于各类事物的态度是对立统一的，以和谐为原则构建相互关系。西方国家则更多注重独立性，将主、客观因素分离，认为世界是客观的。中国古代建筑建造过程在功能、空间、舒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设计，同时注重风水格局，让人、建筑与环境得以相互融合，更为自然地呈现。在功能方面，中国古代建筑往往不集中居住区域，将各类建筑进行有效统一，使得人们生活更为便利；西方建筑理念则更为几何化，设计构图趋于雄伟、壮观、夺目，与中国建筑形成鲜明对比。1.2中西方建筑文化的统一。从自然界角度来看，人类社会最早出现各类石头建筑，促进了时代演变，因此，建筑对于人类的最初作用在于居住。进入近现代后，人们生活方式已经截然不同，对于环境的要求也相应变化，在建筑上的表现主要是各类材料、技术在传统建筑上的衍生。针对审美角度，需要结合技术、艺术两个方面，将建筑实用性与美学融为一体，将建筑空间与实体对立统一。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在建筑发展过程中都非常注重建筑本身与所在环境的融合，只有将两者形成动态化、全方位融合才能将建筑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充分展现。所以说，建筑的艺术性与一般艺术是存在本质区别的，能够有效总结社会环境、人们生活水平、经济情况等各方面的特征。

2国外建筑文化在中国近代建筑的吸纳与融合

2.1巴洛克建筑风格的融合与衍生。在20世纪上半叶，巴洛克建筑风格在中国建筑过程中得到了应用，与传统建筑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例如，巴洛克建筑在纹饰细节部分与中国民居建筑具有相同之处，因此在融入过程中更为便捷，中国工匠能够通过一定的改良，有效完成融合，使得建筑纹饰细节部分得到提升，促进字匾、云饰、字纹等各方面的发展。通过巴洛克建筑融合后建立的哈尔滨纯化医院，建立了巴洛克风格门面，保留我国经典的莲花、牡丹等建筑饰纹，使得创新与传统得到有效结合，展现出艺术魅力。中国特色巴洛克建筑的另一特点，是将丰富的传统工艺及工艺材料进行充分融合。具有该特点的国内建筑如长春园的西洋楼（图1），在巴洛克建筑的装饰上采用了传统琉璃瓦，包括汉白玉石雕，这两项都代表了我国传统文化，使得建筑充满融合性。在整体结构方面，其正立面基本以西方巴洛克建筑风格为主，但其后仍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重，保留传统院落，构成一个中西融合建筑。该类建筑通常以多个建筑为单位，综合为一个整体院落，每个院落都有相应的门洞，人们在通过门洞后就可以进入建筑大院，形成一个良好的视觉冲击。因为建筑大院显得异常宽阔，这主要源于中国传统的栏杆、楣子等结构设置增加了建筑的空间性，给所处其中的人以广阔、豁达的感觉。2.2哥特式建筑风格的融合与衍生。哥特式建筑风格以罗曼建筑的发展为基础，然后通过改良，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比较著名的是哥特式教堂，其主要特点在于采用石头材质制作骨架券、飞扶壁等，其与罗曼建筑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建筑风格源头不同。罗曼建筑最早出现在英国，哥特式建筑保留了大量罗曼建筑的经典内容，然后通过一定改良，最终出现于法国。哥特式建筑多应用于教堂的建设上，展现了古典建筑风格，能够为对应的文化传播带来作用，同时其表现出的传统罗曼建筑色彩也最为浓厚。哥特式建筑的风格基础在于：构建一个矩形或者是正方形，然后在4个角分别建立起柱子，在其上架设拱形顶，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投入，优化建设工艺，因此具有很大优势。早在19世纪，我国当时的教堂建设过程中就参考哥特式教堂建筑风格，总结了各项优点加以融入，建设了很多适用于中国的现代教堂，例如北京的西什库天主堂（图2）。哥特式教堂的建筑主体一般由一座3层的哥特式建筑组成，其顶部包含11座尖塔，整个建筑以十字形构建，保留中式台基并辅以汉白玉栏杆进行环绕，纹饰细节也同样保持传统的中式建筑风格，将中西建筑文化良好融合，由此形成中式哥特建筑。2.3古罗马建筑风格的融合与衍生。古罗马建筑主要应用于当时的民居，各类建筑具有不同的类型区分，如内庭式、内庭配围柱式、多层式等。建筑技术在当时也属于外部引入，具有一定的古希腊建筑元素，特别是建筑艺术方面，但是更多的是建筑结构、工艺等方面的大胆创新。在建筑创新方面，西方古代建筑很早就完成了大量创作实绩，古罗马建筑通过不断地发展，在公元19世纪就已经对我国当时的民居建设产生了影响，很多古罗马建筑元素出现在中国，例如中国江南传统民居——天井，代表了古罗马建筑在中国通过创新，有效融入了早前伊特鲁里亚人的建筑方式和环境特色，通过改良后建筑能够与中国江南的地理、环境、人文等有效融合，形成古罗马风格的中国建筑。2.4高技派建筑风格的融合与衍生高技派重要特征是对于技术的追求。高技派建筑彰显了当下工业技术的水平，是综合性的呈现，在建筑结构、空间方面融合物理与自然因素，使得建筑具有优秀的外观与内部空间。针对室内结构中常见的梁板、网架、管道、线缆等部分进行改善，利用先进工艺增加时代感，使得结构更为合理。高技派建筑风格在中国的应用是循序渐进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次于中国建筑的外立面幕墙上进行应用，通过十多年的发展后延伸至建筑内部结构，影响建筑设计的风格。高技派重视建筑材料的特性，在空间构建上应用各种方式以获得最佳效果。在上世纪末期，我国建筑工匠就充分认识到高技派建筑的优势，与时展需求相结合，融入生态文化来保持可持续发展，所以当时很多完成的中国建筑都具有智能化、网络化、仿生化等高新技术的应用，是现代化建筑的标志，例如香港汇丰银行（图3）。

3外国建筑文化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影响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