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社会论文范文10篇

1高中化学学科的“三平台多元”教学模式的形成

1.1构建第一平台——“1+3+X”高效化学课堂教学模式

“1+3+X”高效化学课堂教学模式能较好地解决学生在化学课堂上的问题,但是还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一和问题二，于是课题组利用构建化学课堂以外平台来寻找突破口。

1.2构建第二平台——化学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1）课题组成员成立化学校本课程开发小组进行课程开发（2）化学校本课程的实施从校本课程的实施而言，化学校本课程作为化学课堂教学的延伸，实施的方式不拘泥于传统的授课方式，可以采取灵活多变的课程活动形式，比如实验探究式、合作学习式、问题调研式。目前我校开发的第一期课程主要采取的是讲座形式。（3）化学校本课程反馈与修订第二平台的构建，对化学教研组、备课组的建设有很大促进作用，化学组各位教师承担了校本选修课程编写工作，并出版了校本教材《平顶山市一高校本选修课程—化学篇》。

1.3构建第三平台——成立化学社团辅助学科内探究

[摘要]以研究和宣传中国古代科技史闻名于世的李约瑟博士，曾在1944年两次访问处于抗战困苦条件下的浙江大学，本文对这一访问的历史背景、详细经过进行了史料发掘，并就其历史意义作了初步讨论。

[关键词]李约瑟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史

一

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李约瑟就以其对胚胎生物化学的卓越贡献而饮誉全球，成为该学科的奠基人之一。40年代中期，是李约瑟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他的一生由此分为两个差异很大的前后半生。前半生，主要是作为杰出的生物学家和胚胎学家为世人称颂，后半生则倾注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别感情，以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为己任。他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的影响，自?quot;十宿道人"，因为他发现他的名字约瑟夫(Joseph)最古老的译音是"十宿"，以"十宿"谐"约瑟"，隐喻星座，并把自己的中文姓取为"李"，以与老子李聃同姓为荣。

李约瑟作为一个在国际生物学界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痴迷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科技成就，是从二战期间出使中国开始的。我国抗日战争后期（1942-1946），李约瑟博士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和英国生产部的支持，出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和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并在重庆组建中英科学合作馆。他经由印度飞越驼峰进入昆明，在云南、贵州、四川参观了一些学术单位。在已经经历了6年抗战的贫困中国，亲自驾车，踏遍大后方的十个省，东南到达闽、粤，西北直上秦、陇和敦煌千佛洞，西南到达云南洱海之滨，行程5万多公里，访问了三百余个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接触到上千位学术界著名人士，其中有竺可桢、李俨、钱宝琮、钱临照、刘仙洲、郭沫若、傅斯年、李济、陶孟和、王亚南等人。

他积极地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供应当时中国所缺乏的新刊图书，并从印度代购急需的仪器和化学药剂；又竭力介绍中国科学家的于国外科学期刊，推荐很多人到英国进修研究。也邀请了一些英国学者来华讲学并协助他工作，为当时受日本封锁的中国科学家、医生和工程师提供援助。其夫人李大菲（DorothyMoyleNeedham）于1944年也来到中国，夫妇俩活跃在大后方的文化学术界。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愈发重视对科研项目的投入，设立了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科学研究基金，如有纵向科研基金和横向科研基金。“基金论文是指某期刊在指定时间范围内发表的由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各类基金组织、企事业单位提供资助而产生的论文。”[1]基金项目资助论文的质量和数量是评价基金使用效率、量化基金项目绩效的重要参数之一，同时也是评价期刊学术质量、评选优秀期刊的重要指标之一。[2]《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公告》第十一条（9）项就指出：“凡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义发表阶段性成果或最终成果，不得同时标注多家基金项目资助字样。”[3]本文试从期刊编辑的视角出发，从八所“211”师范大学社科版学报中抽样343篇论文，对其标注的基金项目进行实证分析，旨在为科研人员、编辑以及基金管理部门在解决基金项目标注不端问题方面提供一些借鉴。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为调查对象，这八种学报都入选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版）》来源期刊和《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17—2018）》，且都是双月刊，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可比性。笔者选择了这八种学报2017年第1期和2018年第1期所刊载的343篇论文，统计以下数据：第一，标注基金项目的论文及基金项目的数量、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文的篇数及其标注的项目数、收稿日期或刊发日期等。第二，登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查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项目编号、项目名称、立项日期、项目负责人等信息，核实项目的真实性，判断论文内容与项目研究内容的相关性，检查论文收稿日期与项目研究期限是否相符。第三，在中国知网输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项目编号”进行检索，对每个项目所标注的论文数量进行统计，判断其基金项目是否被滥标，并对学报中标注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存在的编号有误、虚构捏造、长期滥用、收稿日期与项目研究期限不符等问题进行实例解析。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分析社科期刊基金项目标注不端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一）八种学报基金项目基本情况。为便于表述，本文省略了学报名称括号内的文字“哲学社会科学版”或“社会科学版”等，简称为《××师大学报》。八种学报基金项目情况调查结果详见表1。调查显示：16期样刊共刊发论文343篇，其中标注基金项目的论文有261篇，占总篇数的76.10%；基金论文占比在45.10%～96.55%之间，基金论文占比最高是《东北师大学报》，最低的是《华南师大学报》；基金项目数量在36～90项之间，基金项目数最少的是《北京师大学报》，最多的是《东北师大学报》；基金论文的篇均基金项目数在1.41～1.73项之间，篇均基金项目数最低是《陕西师大学报》，最高的是《华东师大学报》。总篇均基金项目数是1.56项，且八种学报篇均基金项目数都大于1项，也就是说，一文多项目是普遍现象。（二）八种学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本情况。根据表2可知，148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文共标注16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篇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约为1.1项/篇，低于篇均国家自科基金项目数（1.2项/篇）；国家社科基金论文篇数占总篇数的43.15%，远高于国家自科基金论文篇数占调查总篇数的比例（20.84%）。[4]八种学报国家社科基金论文占比在5.71%～63.16%之间，占比最低的是《北京师大学报》，最高的是《南京师大学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在3～38项之间，最少的是《北京师大学报》，最多的是《东北师大学报》；篇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在1.0～1.5项之间，《华南师大学报》和《华中师大学报》都为1项，这两种学报没有一篇论文标注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现象。在这八种学报的国家社科基金论文中，共有13篇论文标注了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篇论文标注了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总体来说，国家社科基金论文也存在一文多项目的现象，但1.1项/篇低于表1中篇均基金项目数1.56项/篇。也就是说，非国家社科基金论文中的一文多项目现象更为严重。此外，在标注的16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有3个项目编号重复使用，有8个项目编号标错，有10个项目编号不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中。这可能是因为作者或编辑的笔误，也可能是因为论文本不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文，但作者为了使自己的论文易于发表，或者迎合某些编辑提高国家社科基金论文比的需要而虚构捏造。（三）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标注不全。由表3可知，八种学报基金项目没有标注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的情况较多。在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共有92个基金项目没有标注项目名称，其中最多的是《东北师大学报》，最少的是《陕西师大学报》；共有28个基金项目没有项目编号，其中最多的是《华中师大学报》，最少的是《南京师大学报》。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八种学报都有项目编号，有44项基金项目没有项目名称，其中《东北师大学报》最多。在本次调查的406项基金项目中，共有136项基金项目没标注项目名称，占总数的33.50%；共有28项基金项目没标注项目编号，占总数的6.90%。（四）论文刊发日期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期限不符情况。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完成时限，基础理论研究一般为3至5年，应用对策研究一般为2至3年。由于这八种学报的基金项目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因此本文没有细分项目研究类型，将研究期限统一视为5年。笔者根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批时间和项目研究期限，推算项目正常结题时间。八种学报中有三种学报没有收稿日期，为便于比较，统一以刊发日期为标准。由表4可见，论文刊发日期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期限不符有三种情况：第一，17篇论文刊发日期晚于正常结题时间较长；第二，8篇论文刊发日期晚于但接近项目获批日期，看似没有问题，但核心期刊审稿周期一般都较长，投稿后往往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发表，或可推测，论文投稿时间可能早于立项时间，立项后再补上基金项目；第三，3篇论文收稿日期早于项目获批日期，说明确实存在论文本不是项目论文，项目获批后再添加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的情况。因此，编辑要禁止作者投稿后添加项目，且将其作为一项制度坚决贯彻落实。（五）同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多篇论文情况分析。在本次调查标注的16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有10项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中未能查到，实有15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表5显示：15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发表1～10篇论文的项目有66项，发表11～20篇、21～30篇、31～40篇、41～50篇论文的项目分别有27项、23项、13项、5项，发表51～100篇、201～300篇论文的项目分别有14项、5项。40篇以上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24项，占15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15.69%，远高于40篇以上的国家自科基金项目占比（3.9%）[4]，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滥标现象比国家自科基金项目滥标现象严重。其中，有5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表200多篇论文，有几十位甚至上百位作者，貌似团队庞大，科研力量强大，实际未必如此，有的论文内容跟项目研究内容并不相关，给论文标上基金项目只是为了使论文易于发表或者增加期刊的基金论文比。（六）。其他由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具体研究内容需要查看项目申报书，但项目申报书难以获得，因此笔者通过比较项目名称与论文名称的相似性，来判断论文内容与基金项目研究内容是否相符。比较发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文基本与基金项目研究内容相符，而在178篇国家自科基金项目论文中，至少有51篇论文与标注的国家基金项目研究内容严重不符[4]。可见，社科期刊作者在标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比自科期刊作者更关注内容和项目的相关性。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期限无法全部获知，但是，从能查到研究期限的项目来看，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存在滥标现象。与此同时，还存在同一项目或相近项目名称重复申报等问题，如“当代荷兰文论家米克•巴尔的跨学科文艺思想研究”有两个项目编号，分别是（2016WTSCX011）和（15JNQM021）；“中华民国新闻史”（13&ZD154）和“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13AXW003）、“碳排放权市场化分配机制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实验研究”（13YJC790039）和“碳排放权市场分配机制选择：基于经济学实验的研究”（2012WYB32）的项目名称相近。

三、基金项目标注不端行为原因

一、明确目标

化学活动课旨在通过学生的实践活动激发、提高他们学习化学的兴趣、意欲，开拓学生的知识领域和视野，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各种能力，养成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作风，养成团结互助的优良品格、不怕挫折的坚强毅力、勇于求索创新的意识以及有高度社会责任心的主人翁精神，最终达到促进和推动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教育目的。无论何种形式的化学活动课均必须围绕这一根本目标展开教学。

二、统筹计划

化学活动课的计划是化学活动课目标达成的基本保障，而且作为一门课程其计划应带有法定性。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加之许多教师受传统教育观、课程观的束缚制约，以及化学活动课程的特殊性，致使化学活动课程暂时还缺少统一的计划纲要。为了保证课程目标的达成，需要我们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充分挖掘各种有利条件，充分调动各种力量，制订好化学活动课的计划。

一般来说，化学活动课的计划制订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统筹性

一、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回顾

大力发展人文社科阶段。进入新世纪，高等教育迎来了大发展。人文社科也在中医药院校转型中的特殊地位不断凸显出来。实现中医药院校由单科性院校向多科性大学的发展，人文社科必须有现对独立的学术和学科地位，有自主发展的学术规模、空间，并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准和学术地位。各校开办了卫生事业管理、市场营销、英语、日语等本科专业以及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中医伦理学、中医保健体育等研究生学科专业。这些非医学科专业的学生数占到各学校学生总数的2-3成以上。

二、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分析

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以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为基础，没有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就没有医学。研究解决医学引发的重大现实问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医学科学发展过程中，医学技术的应用范围与社会价值层面引发一系列争论，而这些超越技术本身的问题要通过社会、道德、文化等方面给出合理判断。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医而言，需要用包括人文社科在内的多种方式对中医进行解读，让公众了解中医知识，相信中医文化，传播中医理念。中医药院校人文社科具有良好的基础。中医药院校人文社科资源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阵营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新时期勇担责任和使命，取得长足进步。中医药院校基本形成了全面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文社科学科体系。医药院校人文社科发展受到关注。在国家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背景下，医药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也受到了关注。教育部主导成立了全国医药院校社科研究协会，定期举办全国医药院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

三、中医药高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任务和思路

《中国•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中规定:“独立的中医学院校或在综合性大学以及医科大学中设置的中医学院(系)，必须得到学校人文、社会学科及其他自然学科的学术支持，应该重视学科交叉与渗透对中医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努力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融合”。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科的基本任务可以定位为三个层面，并逐步向最好层面努力:一是在最低层面上，使人文社科不拖和少拖学校发展布局和发展速度的后腿;二是在居中的层面上，使人文社科达到与学校其他学科协调发展的水平;三是在较高的层面上，使人文社科能够为学校的整体发展战略作出更多贡献。在学科布局上，要通过建立人文社科来扩大学科覆盖面，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整合，加快从单科性向多科性的转变和提升。在学科水平上，人文社科应有与学校其他学科相当的学术水准，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和发展空间，使人文社科的地位由辅助性向基础性转变，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和人文品位。在社会地位和影响上，提升中医药院校在高教领域的地位和发言权，争取在人文社科主流学术圈中的话语权。在学术功能上，人文社科教师要走出单纯讲授公共课的区域，开展专业性的学术研究，争取在国内外所在学科中的学术地位。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科的基本思路是入主流、倡交叉、创特色。“入主流”就是要把中医药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专业的人文社科来加以建设，以达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定水平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能够参与主流对话，参与学科中重大问题的研讨。“倡交叉”就是这些学科的教师应该积极参与到中医药学科的发展中去，在人文社会科学与中医学之间寻求新的生长点和交叉点，达到良性的互动和互渗，使之成为不可或缺的内生性学科，成为学校的有机组成部分。“创特色”就是要走特色之路，“特色”可以在与医学的交叉中产生，也可以在对某些新的研究领域或者分支学科开发中产生。

一、明确目标

化学活动课旨在通过学生的实践活动激发、提高他们学习化学的兴趣、意欲，开拓学生的知识领域和视野，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各种能力，养成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作风，养成团结互助的优良品格、不怕挫折的坚强毅力、勇于求索创新的意识以及有高度社会责任心的主人翁精神，最终达到促进和推动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教育目的。无论何种形式的化学活动课均必须围绕这一根本目标展开教学。

二、统筹计划

化学活动课的计划是化学活动课目标达成的基本保障，而且作为一门课程其计划应带有法定性。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加之许多教师受传统教育观、课程观的束缚制约，以及化学活动课程的特殊性，致使化学活动课程暂时还缺少统一的计划纲要。为了保证课程目标的达成，需要我们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充分挖掘各种有利条件，充分调动各种力量，制订好化学活动课的计划。

一般来说，化学活动课的计划制订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统筹性

今年夏天，东京大学的池田知久教授来北京参加道家国际会议，见面便送给我一篇他新写的文章，题目是“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大学院的亚洲研究”。我在去秋到今春在东京大学研究讲学时，对东京大学近年的教育改革颇为留意，尽管如此，这篇文章的开场白仍然使我吃了一惊：“本文标题采用‘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大学院’，而不用‘东京大学文学部’，是因为1995年随着大学院重点化的实施，‘大学院’已取代‘文学部’成为部门名称。”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浅显的例子来说，几年前我们介绍池田教授，标准的表达是“这是东京大学文学部的池田教授”；而照今年改革后的精神，我们现在就应介绍说“这是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池田教授”。

要全面了解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新变化，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东京大学（下简称东大）及日本大多数大学的建制与英美俄中皆不同，据说源出于德国的制度。东大文科的设置结构在历史上变化甚大。东大初创期（1877—1884）文学部除哲学科外，包括政治学及理财学科、和汉文学科。1885年政治学、理财学编入法政学部，同年文学部和汉分家，分为和文学科和汉文学科。在帝国大学时代（1886—1895），人文学科已形成文、史、哲、语言的基本学科内容。到东京帝国大学（1897—1945）初期则明确确定文学科、哲学科、史学科三大学科的人文学科结构。这种结构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1946年时三大学科共21个专修科（专业）。1947年恢复东京大学，旧的专业名称如“支那哲学”“支那文学”改称“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取消了文史哲三“学科”，而使19个专修学科都自成为“学科”。中国哲学也成为19个学科之一。1963年，文学部的21个专修课程被重新归入四个新的大类：第一类文化学，第二类史学，第三类语学文学，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学学科的内容，但从大类的名称上说，“哲学”第一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变也可以说在60年代已经开始。这样的四大类结构至今未变，只是不断加以局部的调整。1988年，把原属“文化学”中的印度文学改入“语学文学”类，把原属“文化学”的美术史改入“史学”类，又把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改称为“行动学”。1994年，类与类名未变，但专修课程的名称（相应地研究室的名称）作了较大改变，“中国哲学”改为“中国思想文化学”，“国史学”改为“日本史学”，“国文学”改为“日本文学”，“印度哲学”改为“印度哲学佛学”等。此外还增设了朝鲜文化、澳洲语言（土著）等亚洲文化研究的课程。1995年，学科的四大类更名为：一思想文化学科，二历史文化学科，三言语文化学科，四行动文化学科。四大学科共26种专修课程，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学科全部变为“文化学科”，这种名称上的汉字形式的改变无疑体现了东大人文学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发展的一种变化动向。在1995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的“修习注意”中说：“本专修课程领域甚广，研究时代可从上古（甲金文）至现代（、新儒家）各时代中选择。领域包括中国思想、哲学，及其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和文化（语言、艺术’风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间宗教）、科技（天文、医学、农学）背景，可从中选择。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沟通、中国与日本及中国与西洋思想之比较。”这个的例子可以使我们具体地了解这种变化的内涵。

东京大学大学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学部中，“综合文化学科”可能是最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东大各学部皆设在东京市内的本乡校园，综合文化学科则与各学部不同，设在距市中心较远的驹场校区，属教养学部。据说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国立大学的教养学部，而东大的教养学部却得以保存，此端赖其综合文化学科的活力及表现。综合文化学科的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硕士课程有七大类，其中“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设比较文学比较文化课程24门，“地域文化研究”专业设课程达48门，“文化人类学”专业设文化理论、文化过程、社会人类学等课程27门，虽然其中含有不少演习课程，但其课程开设的数量确实令人惊叹。七类之外，在“广域科学”专业中还有科学史、科学哲学及大量边缘交叉学科。综合文化学科产生的历史也许有其特殊的缘由，而这一学科已经成为今天东大最具活力的一个部门，也是东大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文教交流特别活跃的一个学科点，相当突出地体现了“文化研究”在现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来，东大的教育一直维持着“大学—学部—学科—专修课程”的主体结构，例如现在的文学部—思想文化学科—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思想文化学科下有七个专业：哲学（专指西方哲学）、中国思想文化学、印度哲学佛学、伦理学、宗教学宗教史学、美学艺术学、伊斯兰学。学部主要担当本科教育的责任，故以学部为部门名称的作法体现了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方针。东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养学部修完两年前期课程，然后进入学部，选定一个专业修后期课程。如选定文学部的思想文化学科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学科的其他六种专业课程。每一专业都规定了后期课程在该专业应修的科目和学分，一般学生在三、四年级应修科目6—8项不等，需完成专业学分约40—44个。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社七种必修科目：中国思想文化学概论、中国思想文化史概说、中国语中国文学、中国史、中国思想文化学特殊讲义（专题课）、中国思想文化学演习（资料课）、毕业论文，共44学分，其中毕业论文12学分。此外还要必修东洋史、中国语中国文学等文学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学分。在“学部—学科—专业”的结构下，专业与研究室相对应，如思想文化学科有七个专业，即有七个研究室，分别承担其专业课程。整个文学部26个专业，即有26个研究室，类似我们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学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国人教师5人。其中思想文化学科（哲学类）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为2—4年，多由新毕业的博士生充任。教员的数量比我们（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东京大学的文学部相当于中文一般说的“文学院”，现在台湾的大学如台大、政大、辅大等也还都有文学院，作为大学和系之间的一层机构。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学生一二年级在教养学部，三四年级便直接进入学部下的专业，由研究室来管理，这是教育上的最大不同。其次，文学部下面没有“系”一级，学科或在名义上也可称为系，但并不存在这样的实体机构，学科或系亦无实体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学部来管辖，而以研究室为教员人事和预算执行的基本单位，这是体制上的最大不同。在这种体制下面，显然教育的重点是落实到专业的教育；由于较早进入专业，本科毕业时的专业水平比较高。但由于从教养学部一下子进入专业研究室，学科的统一性不被强调，学科的整合意义没有了。一个后期学生从三年级起在专业研究室的团体中学习和活动，这是集体文化和专精技术结合的例子，但一个进入中国哲学专业的三年级学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没有一个机制保证他学得必要的哲学类课程。从我们习惯的“哲学系”的立场来看，其长处和短处还值得研究。

论文摘要：实验室研究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场点。这种研究一反传统的知识观，提出了社会建构论主张，认为知识不是“自然之镜”而是在实验室里被制造出来的。这一主张过分强调了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而忽视其客观普遍性。其实，客观性和社会性是科学知识增长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文关键词：SSK；实验室研究；社会建构论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一、从传统知识观到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内容提要】我国学刊的国家评比工作已经进行了多次，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学术期刊的“国家队”总是这些桂冠的当然得主。须知，在学刊水平方面，我国与世界比，差距还很大，远没有达到世界级的水平，相反，我国世界级的学者和世界一流的论文却不少，因为发达国家一流学刊不断加大在我国约稿的力度。这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国内有一流论文却没有一流学刊。国家级学术机构（包括主要科研院所和主要高等学校）主办的学刊代表“国家队”，无疑，它们应该肩负冲刺世界一流学刊的任务，这个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它们的“桂冠”是靠自然优势得来的，还是靠办刊人主观努力得来的？其主编及其编辑的知识结构在多大程度上适应这一任务的要求？它们应该不应该得到这些荣誉？对“国家队”之外的学刊如何考察？如何建立一个真正科学、公平的评比体系？这一系列关键问题至今却还没有人去系统考察。因此，我们认为传播出版界应该加大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力度，我国学刊的评比必须改弦更张，进行科学、合理地评比。

【摘要题】期刊工作

【关键词】学刊/知识结构/编辑学/社会科学学/科学学/国家期刊奖

【正文】

一

学术期刊（以下简称“学刊”）的质量无疑与其主编、编辑的素质、编辑（更主要的是主编）的知识结构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学刊评化的一个侧重点应该是考察其操作者（主编、编辑）的知识结构、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这些方面所决定的学刊的优劣情况等。我们曾经研究过“综合性社科学刊主编最佳知识结构”这一课题，研究结果认为，综合性社科学刊主编首先应该是学术期刊出版方面的专家，其最佳知识结构“既要具有合适的专业知识，又要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具体地说，综合性社科学刊主编的最佳知识结构，包含这样四层含义：1.一定要在一个专业领域内实现“学者化”；2.一定要有丰富的“社会科学学”知识储存；3.一定要有比较高的“编辑学”理论和实务方面的修养；4.一定要有“领导科学”方面的素质修养。[1]推而广之，综合性社科学刊编辑素质、知识结构也大致如此。相应地，综合性自然科学学刊主编（编辑）应当具有的是“科学学”的修养；而对于专业学术期刊（非综合性学刊）主编来说，除了“社会科学学”（或者“科学学”）之外，其余三方面的知识结构完全适合于他们。只有有了学刊主编、编辑的最佳知识结构，才能有真正优秀的学刊。

一、培养目标

总的培养目标是：培养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植物营养学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具体要求是：

1、在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服从分配，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在业务上掌握植物营养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熟悉本专业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和发展方向，了解土壤学作物栽培学与遗传学植物保护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在本学科能独立从事研究教学和其它技术管理工作。治学态度严谨，协作精神良好。

3、身体健康。

二、学习年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