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博士论文范文10篇

1引言

目前环保部门主要通过监测站点来采集数据，然后在监测中心通过水质模型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分析以达到对河流水质状况的监测。而这些站点分散度较大，所采集的河流水质数据比较片面，不能反映整个河流的水质状况；加上传送分析手段落后，监测的结果总是滞后于水质变化，不能及时反映河流水质的动态状况[1]。因此研制一种能够实时反映河流水质的系统非常必要。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发展，使得研制这种系统成为可能。本文就是基于这些技术，提出一种基于GIS的河流水质动态的监测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及时反映水质的状况。

2系统的总体设计

系统总体框图如图1。

整个系统由监测中心和数据采集终端两部分组成。监测中心是整个系统的服务器，运行GIS系统；数据采集终端即嵌入式系统，进行河流水质数据的实地采集。由于河流水质监测覆盖的范围广，GIS系统与数据采集终端之间通过TCP/IP进行互联通讯。数据采集终端通过TCP/IP来实现数据远距离的可靠传输，监测中心GIS接收所有终端采集的河流水质数据，对水质数据进行存储、分析、管理、查询和显示以及管理所有采集终端。

3GIS系统的实现

今年夏天，东京大学的池田知久教授来北京参加道家国际会议，见面便送给我一篇他新写的文章，题目是“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大学院的亚洲研究”。我在去秋到今春在东京大学研究讲学时，对东京大学近年的教育改革颇为留意，尽管如此，这篇文章的开场白仍然使我吃了一惊：“本文标题采用‘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大学院’，而不用‘东京大学文学部’，是因为1995年随着大学院重点化的实施，‘大学院’已取代‘文学部’成为部门名称。”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浅显的例子来说，几年前我们介绍池田教授，标准的表达是“这是东京大学文学部的池田教授”；而照今年改革后的精神，我们现在就应介绍说“这是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池田教授”。

要全面了解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新变化，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东京大学（下简称东大）及日本大多数大学的建制与英美俄中皆不同，据说源出于德国的制度。东大文科的设置结构在历史上变化甚大。东大初创期（1877—1884）文学部除哲学科外，包括政治学及理财学科、和汉文学科。1885年政治学、理财学编入法政学部，同年文学部和汉分家，分为和文学科和汉文学科。在帝国大学时代（1886—1895），人文学科已形成文、史、哲、语言的基本学科内容。到东京帝国大学（1897—1945）初期则明确确定文学科、哲学科、史学科三大学科的人文学科结构。这种结构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1946年时三大学科共21个专修科（专业）。1947年恢复东京大学，旧的专业名称如“支那哲学”“支那文学”改称“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取消了文史哲三“学科”，而使19个专修学科都自成为“学科”。中国哲学也成为19个学科之一。1963年，文学部的21个专修课程被重新归入四个新的大类：第一类文化学，第二类史学，第三类语学文学，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学学科的内容，但从大类的名称上说，“哲学”第一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变也可以说在60年代已经开始。这样的四大类结构至今未变，只是不断加以局部的调整。1988年，把原属“文化学”中的印度文学改入“语学文学”类，把原属“文化学”的美术史改入“史学”类，又把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改称为“行动学”。1994年，类与类名未变，但专修课程的名称（相应地研究室的名称）作了较大改变，“中国哲学”改为“中国思想文化学”，“国史学”改为“日本史学”，“国文学”改为“日本文学”，“印度哲学”改为“印度哲学佛学”等。此外还增设了朝鲜文化、澳洲语言（土著）等亚洲文化研究的课程。1995年，学科的四大类更名为：一思想文化学科，二历史文化学科，三言语文化学科，四行动文化学科。四大学科共26种专修课程，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学科全部变为“文化学科”，这种名称上的汉字形式的改变无疑体现了东大人文学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发展的一种变化动向。在1995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的“修习注意”中说：“本专修课程领域甚广，研究时代可从上古（甲金文）至现代（、新儒家）各时代中选择。领域包括中国思想、哲学，及其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和文化（语言、艺术’风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间宗教）、科技（天文、医学、农学）背景，可从中选择。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沟通、中国与日本及中国与西洋思想之比较。”这个的例子可以使我们具体地了解这种变化的内涵。

东京大学大学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学部中，“综合文化学科”可能是最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东大各学部皆设在东京市内的本乡校园，综合文化学科则与各学部不同，设在距市中心较远的驹场校区，属教养学部。据说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国立大学的教养学部，而东大的教养学部却得以保存，此端赖其综合文化学科的活力及表现。综合文化学科的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硕士课程有七大类，其中“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设比较文学比较文化课程24门，“地域文化研究”专业设课程达48门，“文化人类学”专业设文化理论、文化过程、社会人类学等课程27门，虽然其中含有不少演习课程，但其课程开设的数量确实令人惊叹。七类之外，在“广域科学”专业中还有科学史、科学哲学及大量边缘交叉学科。综合文化学科产生的历史也许有其特殊的缘由，而这一学科已经成为今天东大最具活力的一个部门，也是东大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文教交流特别活跃的一个学科点，相当突出地体现了“文化研究”在现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来，东大的教育一直维持着“大学—学部—学科—专修课程”的主体结构，例如现在的文学部—思想文化学科—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思想文化学科下有七个专业：哲学（专指西方哲学）、中国思想文化学、印度哲学佛学、伦理学、宗教学宗教史学、美学艺术学、伊斯兰学。学部主要担当本科教育的责任，故以学部为部门名称的作法体现了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方针。东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养学部修完两年前期课程，然后进入学部，选定一个专业修后期课程。如选定文学部的思想文化学科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学科的其他六种专业课程。每一专业都规定了后期课程在该专业应修的科目和学分，一般学生在三、四年级应修科目6—8项不等，需完成专业学分约40—44个。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社七种必修科目：中国思想文化学概论、中国思想文化史概说、中国语中国文学、中国史、中国思想文化学特殊讲义（专题课）、中国思想文化学演习（资料课）、毕业论文，共44学分，其中毕业论文12学分。此外还要必修东洋史、中国语中国文学等文学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学分。在“学部—学科—专业”的结构下，专业与研究室相对应，如思想文化学科有七个专业，即有七个研究室，分别承担其专业课程。整个文学部26个专业，即有26个研究室，类似我们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学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国人教师5人。其中思想文化学科（哲学类）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为2—4年，多由新毕业的博士生充任。教员的数量比我们（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东京大学的文学部相当于中文一般说的“文学院”，现在台湾的大学如台大、政大、辅大等也还都有文学院，作为大学和系之间的一层机构。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学生一二年级在教养学部，三四年级便直接进入学部下的专业，由研究室来管理，这是教育上的最大不同。其次，文学部下面没有“系”一级，学科或在名义上也可称为系，但并不存在这样的实体机构，学科或系亦无实体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学部来管辖，而以研究室为教员人事和预算执行的基本单位，这是体制上的最大不同。在这种体制下面，显然教育的重点是落实到专业的教育；由于较早进入专业，本科毕业时的专业水平比较高。但由于从教养学部一下子进入专业研究室，学科的统一性不被强调，学科的整合意义没有了。一个后期学生从三年级起在专业研究室的团体中学习和活动，这是集体文化和专精技术结合的例子，但一个进入中国哲学专业的三年级学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没有一个机制保证他学得必要的哲学类课程。从我们习惯的“哲学系”的立场来看，其长处和短处还值得研究。

一、消费文化的不同界定

我国的消费文化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前期。最初，“消费文化”被理解为“居民消费中所体现的文化”[1]，也就是“消费者在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等方面的价值观念”。[2]1994年，《消费经济》杂志组织了专门的消费文化讨论，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在讨论和此后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消费文化作了不同的界定。其中，比较重要的观点可概括为三种类型：

其一，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出发，认为消费文化是“文化在人类消费活动中的以特定方式存在和体现的‘全部社会传统，即全部知识和习俗的总和’”[3]。对此，尹世杰作了具体论述：消费文化“是消费领域中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们消费方面创造性的表现，是人们各种合理消费实践活动的升华和结晶。消费文化包括优美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们精心创造的实物生活资料和精神文化产品，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消费行为。”[4]

其二，强调消费文化是人们消费活动中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规范。魏杰认为，“如果给消费文化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那么就应该是指：消费者的消费价值判断、指导思想与行为准则，以及反映在物质产品上的文化层次和文化趋向。”[5]后来有论者说得更明确，“所谓的消费文化，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经济生活中所形成的对消费的一种稳定性的共同信念，即约束居民消费行为或消费偏好的一种文化规范。”[6]

其三，认为消费文化即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黄平指出，“所谓消费文化，或者如一些人所称的消费主义文化，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动力，无形中使现代社会普通大众都被相继裹挟进去的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7]。作者后来又作了进一步阐释：“消费文化，准确地说是‘消费主义文化’（cultureofconsumerism），它不同于经济意义上对物品的消耗。而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也成为人自我表达和暴露的主要形式和意义来源，对符号之意义的消费过程在不知不觉之中建构了新型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方式。[8]

上述三种定义表明，人们对于什么是消费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认识。第一种定义认为消费文化是人们在消费领域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外延十分广泛。于光远将其分为饮食文化、医药文化、衣着服饰文化、住宅建筑文化、体育文化、娱乐文化、表演文化、旅游文化、嗜好文化等[9]。尹世杰将其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三大类[10]。这是一种广义界定。第二种定义则把消费文化限定为消费的观念形态层面。有学者指出：“消费文化既非这样那样的消费环境、消费资料，也非这样那样的消费活动”，“消费文化不过是作为消费反映的思想、观念、知识和理论”。[11]换言之，“所谓消费文化，是渗透到消费行为中的整体化文化观念与传统。”[12]这是一种狭义界定。

【关键词】散曲;散曲学;20世纪;新世纪;危机;对策

在20世纪中，散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但是，因为多种原因，散曲研究在新的世纪已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危机。20世纪散曲研究的成绩和问题并存，面临新世纪散曲研究的种种危机，我们应有相应的对策。

在中国古代诗歌三大体式中，散曲晚出，能兼融诗词艺术而又别开新面，不仅体式繁多，而内容亦最为驳杂。论体式，散曲有令套，有兼带，其体之繁富，非诗词可匹;论内容，“我国一切韵文，其驳杂广大，殆无逾于曲者”(任中敏《散曲概论》)。要之，在诗词曲鼎足而三的古典诗歌艺术中，散曲实占有重要一席。在上一个世纪里，散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新的世纪里，散曲研究却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危机。笔者谨就20世纪散曲研究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新世纪散曲学面临的危机，提出一些粗浅看法，希望能得到关心散曲学和民族文化承传的学人们共同关注。一20世纪散曲研究的简略回顾

回忆上一个世纪中国古代散曲研究的成绩，有两个时期是令人骄傲的。

第一个令人骄傲的时期是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胡适等人对于白话文学、俗文学的大力提倡，一向被视为“小道末技”的戏曲、散曲文学，受到极大重视，学者们投人了极大的研究热情，曲学研究便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兴盛的局面，散曲研究也就在此时从笼统的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戏曲研究平行发展的新学科。在这一时期，任中敏先生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他在构建散曲研究的学科框架，搜辑刊布散曲文献和编辑刊行散曲研究资料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前无古人的。他的《散曲概论》，作为第一部系统的通论性著作，在散曲研究史上，可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在戏曲研究史上的地位同观，是奠定散曲研究学科基本框架的开山之作。他编辑的《散曲丛刊》和《新曲苑》，分别是散曲文献与研究资料收集整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任氏而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曲学者和重要著述相继涌现，如卢前的《散曲史》、《词曲研究》、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等，都是重要的散曲研究著作，其中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开启了散曲史研究中断代史研究的先河。卢前的《饮虹卷所刻曲》也是可与任中敏《散曲丛刊》相比美的重要散曲文献。另如陆侃如、冯玩君的《中国诗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有关章节，也是当时散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总之，这是20世纪散曲研究中成绩很辉煌的时期。

第二个令人骄傲的时期是八九十年代。因为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使整个文化学术研究焕发了青春，几乎被人遗忘的散曲文学重新受到重视，散曲研究更全方位展开，并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绩。如在散曲文献和研究资料的搜辑整理方面，谢伯阳先生辑编的《全明散曲》、谢先生与凌景诞先生合编的《全清散曲》，分别是明清两代集大成的散曲文献;还有王文才的《元曲记事》、《白朴戏曲集校注》、以及李修生的《卢疏斋集辑存》、青惠民等人的《贯云石作品辑注》、王学奇等人的《关汉卿全集校注》、吕薇芬、杨镰的《张可久集校注》、隋树森的嵘雍熙乐府曲文作者考》、赵景深、张增元的《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张月中等人的《全元曲》、《元曲通融》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散曲文献和有关研究资料的整理汇编著作。在散曲普及方面，王季思、洪柏昭的《元散曲选注》及其与谢伯阳一起编注的《元明清散曲选》、宁希元等人的《元散曲选粹》、蒋星煌等人的《元曲鉴赏辞典》、黄天骥、康保成的《元明清散曲精选》、吴新雷、杨栋的《元散曲经典》、吕薇芬的《元曲三百首》等，都先后产生了较大影响。应特别指出的是，在本阶段中，有较高质量的散曲通史、断代史、通论、专论和辞书类著作也不断涌现，如门岿的《元曲百家纵论》、《元曲管窥》、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中国古代曲学史》、羊春秋的《散曲通论》、赵义山的《元散曲通论》、《斜出斋曲论前集》、孙玄龄的《元散曲的音乐》、洛地的《词乐曲唱》、汤易水的哎散曲艺术谈》、的《元散曲艺术论》、王星琦的《元曲艺术风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论》、吕薇芬的《元散曲典故辞典》、顾学领、王学奇的《元曲释词》、袁世硕主编的《元曲百科辞典》、李修生主编的《元曲大辞典》、卜健主编的《元曲百科大辞典》等，正是由于这些著作的出版，本时期的散曲研究再次活跃兴盛起来，使许多研究领域得到了更广泛的开拓和向纵深的发展，散曲研究独立的学科意识被进一步强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是，80年代初，扬州师范学院设立了曾以任中敏先生挂帅的国内第一个散曲学博士点;90年代初，“中国散曲研究会”成立并召开了4次有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参加的散曲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国内外研究散曲的学者们加强了联系和交流;90年代末，杨栋的《中国散曲学史研究》出版。凡此，皆具有进一步强化散曲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意义。港、台方面，本阶段中亦有不少新的成果，如罗炕烈《诗词曲论文集》、《两小山斋论文集》和《两小山斋杂著》中收人的多篇曲学论文，罗锦堂主编的《元人小令分类选注》、曾永义的《元人散曲—蒙元的新诗》及其与王安祁的《元人散曲选详注》、汪志勇《元人散曲新探》、赖桥本的《元曲吟唱》、王忠林的《元代散曲论丛》、黄敬钦的《卢挚及其散曲研究》、范长华的《张可久散曲研究》、何贵初的《张养浩及其散曲研究》和《元明清散曲论著索引》等等，都是本阶段中值得注意的新成果。

在20世纪中，散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但是，因为多种原因，散曲研究在新的世纪已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危机。20世纪散曲研究的成绩和问题并存，面临新世纪散曲研究的种种危机，我们应有相应的对策。

在中国古代诗歌三大体式中，散曲晚出，能兼融诗词艺术而又别开新面，不仅体式繁多，而内容亦最为驳杂。论体式，散曲有令套，有兼带，其体之繁富，非诗词可匹;论内容，“我国一切韵文，其驳杂广大，殆无逾于曲者”(任中敏《散曲概论》)。要之，在诗词曲鼎足而三的古典诗歌艺术中，散曲实占有重要一席。在上一个世纪里，散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新的世纪里，散曲研究却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危机。笔者谨就20世纪散曲研究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新世纪散曲学面临的危机，提出一些粗浅看法，希望能得到关心散曲学和民族文化承传的学人们共同关注。一20世纪散曲研究的简略回顾

回忆上一个世纪中国古代散曲研究的成绩，有两个时期是令人骄傲的。

第一个令人骄傲的时期是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胡适等人对于白话文学、俗文学的大力提倡，一向被视为“小道末技”的戏曲、散曲文学，受到极大重视，学者们投人了极大的研究热情，曲学研究便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兴盛的局面，散曲研究也就在此时从笼统的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戏曲研究平行发展的新学科。在这一时期，任中敏先生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他在构建散曲研究的学科框架，搜辑刊布散曲文献和编辑刊行散曲研究资料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前无古人的。他的《散曲概论》，作为第一部系统的通论性著作，在散曲研究史上，可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在戏曲研究史上的地位同观，是奠定散曲研究学科基本框架的开山之作。他编辑的《散曲丛刊》和《新曲苑》，分别是散曲文献与研究资料收集整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任氏而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曲学者和重要著述相继涌现，如卢前的《散曲史》、《词曲研究》、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等，都是重要的散曲研究著作，其中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开启了散曲史研究中断代史研究的先河。卢前的《饮虹卷所刻曲》也是可与任中敏《散曲丛刊》相比美的重要散曲文献。另如陆侃如、冯玩君的《中国诗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有关章节，也是当时散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总之，这是20世纪散曲研究中成绩很辉煌的时期。

第二个令人骄傲的时期是八九十年代。因为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使整个文化学术研究焕发了青春，几乎被人遗忘的散曲文学重新受到重视，散曲研究更全方位展开，并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绩。如在散曲文献和研究资料的搜辑整理方面，谢伯阳先生辑编的《全明散曲》、谢先生与凌景诞先生合编的《全清散曲》，分别是明清两代集大成的散曲文献;还有王文才的《元曲记事》、《白朴戏曲集校注》、以及李修生的《卢疏斋集辑存》、青惠民等人的《贯云石作品辑注》、王学奇等人的《关汉卿全集校注》、吕薇芬、杨镰的《张可久集校注》、隋树森的嵘雍熙乐府曲文作者考》、赵景深、张增元的《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张月中等人的《全元曲》、《元曲通融》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散曲文献和有关研究资料的整理汇编著作。在散曲普及方面，王季思、洪柏昭的《元散曲选注》及其与谢伯阳一起编注的《元明清散曲选》、宁希元等人的《元散曲选粹》、蒋星煌等人的《元曲鉴赏辞典》、黄天骥、康保成的《元明清散曲精选》、吴新雷、杨栋的《元散曲经典》、吕薇芬的《元曲三百首》等，都先后产生了较大影响。应特别指出的是，在本阶段中，有较高质量的散曲通史、断代史、通论、专论和辞书类著作也不断涌现，如门岿的《元曲百家纵论》、《元曲管窥》、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中国古代曲学史》、羊春秋的《散曲通论》、赵义山的《元散曲通论》、《斜出斋曲论前集》、孙玄龄的《元散曲的音乐》、洛地的《词乐曲唱》、汤易水的哎散曲艺术谈》、的《元散曲艺术论》、王星琦的《元曲艺术风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论》、吕薇芬的《元散曲典故辞典》、顾学领、王学奇的《元曲释词》、袁世硕主编的《元曲百科辞典》、李修生主编的《元曲大辞典》、卜健主编的《元曲百科大辞典》等，正是由于这些著作的出版，本时期的散曲研究再次活跃兴盛起来，使许多研究领域得到了更广泛的开拓和向纵深的发展，散曲研究独立的学科意识被进一步强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是，80年代初，扬州师范学院设立了曾以任中敏先生挂帅的国内第一个散曲学博士点;90年代初，“中国散曲研究会”成立并召开了4次有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参加的散曲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国内外研究散曲的学者们加强了联系和交流;90年代末，杨栋的《中国散曲学史研究》出版。凡此，皆具有进一步强化散曲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意义。港、台方面，本阶段中亦有不少新的成果，如罗炕烈《诗词曲论文集》、《两小山斋论文集》和《两小山斋杂著》中收人的多篇曲学论文，罗锦堂主编的《元人小令分类选注》、曾永义的《元人散曲—蒙元的新诗》及其与王安祁的《元人散曲选详注》、汪志勇《元人散曲新探》、赖桥本的《元曲吟唱》、王忠林的《元代散曲论丛》、黄敬钦的《卢挚及其散曲研究》、范长华的《张可久散曲研究》、何贵初的《张养浩及其散曲研究》和《元明清散曲论著索引》等等，都是本阶段中值得注意的新成果。

上个世纪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间的30年，由于受政治干扰太多太大，大陆的散曲研究很不景气，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很少，但在散曲文献整理研究方面有一定成绩。在50年代，隋树森先生先后对《阳春白雪》、《乐府新声》、《太平乐府》等重要的元散曲选集进行了精细校订，并在此基础上广搜博览，最后编成《全元散曲》，总辑一代文献。在作家考订方面，孙楷第的《元曲家考略》和谭正璧的《元曲六大家传略》是最重要的成果。在本阶段，港台方面的实绩要超过大陆，特别是在曲谱研究方面著述很多，如罗伉烈的《北小令文字谱》、罗锦堂的《北曲小令谱》、《南曲小令谱》、汪经昌的《南北曲小令谱》、李殿魁的《元散曲定律》、郑赛的《北曲套式汇录详解》、《北曲新谱》等，都是较有影响的著作。另外，在散曲作家创作、艺术形式和发展历史等研究方面，有罗锦堂(中国散曲史》、郑赛《从诗到曲》、李殿魁《元明散曲之分析与研究》、王忠林《元曲论丛》等专著，另如郑赛《景午丛编》、罗锦堂《锦堂论曲》等论著中也收人了他们各自散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摘要：网络成瘾症又称为病理性网络使用,是指因过度使用网络所导致的一种明显的病态行为和认知适应不良的心理行为障碍。网络成瘾者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功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引发了研究者对网络成瘾的成因机制的探索。纵观网络成瘾成因机制的研究,其最早关注的是网络自身的特性,随后开始关心网络成瘾者的生理、心理特征;接下来,人们开始从网络和网络使用者的互动关系中探寻网络成瘾的成因,时至今日,研究者开始将个体、家庭、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起来研究网络成瘾的成因机制。网络成瘾的成因机制的研究脉络一方面反映出研究者对网络成瘾的本质理解越来越深刻,另一方面,这也为网络成瘾的干预和预防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方向。

关键词：网络成瘾网络特性网络成瘾者特征

网络成瘾症(InternetAddictionDisorder,IAD)[1]也称为病理性网络使用(PathologicalInternetUse,PIU)[2],是指因过度使用网络所导致的一种明显的病态行为和认知适应不良的心理行为障碍。网络成瘾者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功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一时间,网络成瘾成为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医学等领域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关于网络成瘾的研究也如雪片般纷纷而至,使得人们对于网络成瘾的成因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本文将就网络成瘾的成因机制研究脉络加以综述,以供参考。

1网络的特性(thenatureoftheinternet)

早期对于网络成瘾的成因的讨论集中于网络自身的特点上,即研究者关心是否由于网络的某些特殊属性导致了网络成瘾。例如,Young[3]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网络成瘾的ACE模型,该模型中的A、C、E分别指代anonymity(匿名)、convenience(便利)、escape(逃避现实)。该模型认为,正是网络的这些特点导致了网络成瘾。人们在网上可以隐藏自己的职业、经历,甚至性别,用虚拟的、想象的甚至是多种多样的身份遨游于网络时空,这就使得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对个体的约束力削弱或者失效。网络世界中浩如烟海的信息以及多种多样的服务,可以满足个体多种需要,使个体流连忘返。网络还可以使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压力或潜意识的个性得到释放,起到逃避现实的作用。

Chou[4]的研究访谈了83位重度网络成瘾者,要求他们报告网络中的哪些特点吸引他们沉溺其中。他们的报告涉及网络的互动性(interactivity)、易得性(availability)和信息的海量性(breadthofinformation)等方面。其中网络的互动性包括两类,一为人机互动,二为人际互动,如聊天室或是电邮等使得人际之间的互动跨越了时空的限制。易得性指的是网络的操作十分简单而且价格低廉。最后网络充斥大量的信息,而且信息还在不断的即时更新。

出场人物介绍

小芳：一个性格温柔的女孩

孟磊：性格有一点点变态的博士（但是绝对不能过于变态）

王强：性格莽撞的成功人士

校长：相貌老实，内心非常狡猾的一个专业搞笑人才。

幕启，播放音乐（先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后是浪漫激情的乐曲）

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生态文明;社会主义新农村

论文摘要:马克思从生态问题的社会制度基础着手分析，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生态问题的恶化，并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生态问题，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生态良好的社会提供制度保障。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优势，努力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乃至生态文明建设中做出更多有益的探索。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具体标准，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提出了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任务，并把新农村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一起来，提出了保护自然环境，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党的十七大又将生态文明这一崭新亮点写入党的报告中。于是人们开始思考如何用生态文明的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马克思很早就开始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对此马克思有很多重要的论述，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乃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从生态问题的社会制度基础来探究生态问题背后隐藏的根本原因，深化对生态文明观念认知，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一、马克思对农村生态问题的分析

1.马克思重视农村生态问题

马克思一直都非常关心农村生态问题，努力地寻找解决农村生态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在人口与生态平衡的问题上，在如何保持土地的持续利用等问题，马克思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和阐释。《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曾经记述过这样的问题:在英国农村，土地的进一步种植需要工业生产提供大量的化学肥料，而另一方面，伦敦城中每天要花费大量金钱来处理人们排泄的粪便。面对土地肥力的不断流失，为什么人类排泄物这种天然肥料没有返还给土地?通过大量研究，马克思分析了社会制度基础对生态问题的根本性影响，并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导致了这种不可持续的现象。

摘要：地方高校音乐院系作为培养富有地方特色音乐人才的机构，在传承和发展地方民间音乐文化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地方高校音乐院系要充分利用自身在音乐教育资源和教学、科研等中的优势，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引领地方音乐文化发展。

关键词：地方音乐；传承；现状

地方音乐，或称之为地方民间音乐，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一部分，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创造出来的、能够真实反映当地的民风民俗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情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艺术价值。地方高校音乐院系作为培养富有地方特色音乐人才的机构，在传承和发展地方民间音乐文化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地方高校音乐院系要充分利用自身在音乐教育资源和教学、科研等中的优势，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引领地方音乐文化发展。同时，地方音乐文化也对音乐院系自身促进教学和科学研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扩大其在本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高校音乐院系在地方音乐文化传承、发展中的现状调查

根据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的2015年全国高校名单，湖北省共有高校123所，其中绝大部分为地方高校，这些地方院校中开设有音乐院系的学校有十多所，笔者选取了三峡大学、黄冈师范学院和湖北文理学院3所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高校，对其音乐院系在地方音乐文化传承、发展中的现状进行了详细调查，结果如下：（一）三峡大学艺术学院。三峡大学地处宜昌，其艺术学院成立于2000年9月。学院下设音乐系、舞蹈系、美术系、设计系、基础与理论课部等5个系（部），1个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巴楚艺术发展研究中心。宜昌是楚文化的摇篮，巴文化的发祥地，“巴楚文化”源远流长。巴楚艺术作为巴楚文化的分支，艺术品种繁多，音乐方面如土家族跳丧鼓、哭嫁歌、茅古斯、摆手舞、傩戏、打溜子、高腔山歌等。巴楚艺术研究中心扎根巴楚区域文化沃土，艺术学院以巴楚艺术研究中心为依托，将巴楚地方音乐运用在科学研究、音乐创作和舞台表演等方面，产生了一批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科学研究，一类是创作实践。科学研究方面主要包括省部级以上科学研究项目、专著和学术论文。省部级以上科学研究项目多项，如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长阳南曲源流研究——兼论清朝初期政治统治制度对土家文化的影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土家族歌师文化研究》、《土家族传统音乐的遗传基因与传承保护研究》等三项，湖北省社科基金《楚乐美学思想研究》、《鄂西土家族傩戏传承策略研究》两项；学术论文如《长阳南曲的传承方式刍议》、《论鄂西土家族傩戏艺术音乐文化的特征》、《土家族丧葬仪式流程及其文化功能的田野调查资料解析》等多篇，以及地方音乐文化学术专著，如《三峡传统民歌文化研究》、《狂欢的灵歌——土家族歌师文化》等。创作实践方面有诗舞音画《五十年，五千年》、《三峡•大学》，合唱歌曲《江河情怀》、《求索之歌》、《峡江放歌》等，以及综合鄂西土家族具有典型代表的民歌“龙船调”，以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船工号子”、“撒叶儿嗬”这三种典型文化元素及样态进行整合，并用舞蹈形式呈现的情景表演《武陵土家》。三峡大学艺术学院立足宜昌，重视地方音乐文化的传承，对当地音乐文化进行了大量研究，在科学研究和创作实践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其他地方音乐院校传承、发展地方音乐文化树立了榜样，唯一缺憾的是没有将这些研究成果运用到课堂教学和校本教材中，这样使得地方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二）黄冈师范学院音乐与戏剧学院、黄梅戏学院。黄冈师范学院音乐与戏剧学院源于1972年创办的黄冈师范文艺科。1993年成立音乐系，开办音乐教育专业，该专业是湖北省同类院校中开办最早的专业。1999年，黄冈师范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音乐系在办学规模和办学层次方面得到提升，2009年3月成立音乐学院，学院各项建设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黄冈师范学院音乐与戏剧学院扎根地方，凝练特色，在地方特色音乐文化传承方面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学院建成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黄梅戏艺术研究中心，全院教师凝神聚气，将研究方向都集中聚焦黄梅戏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截止目前，学院已获批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新时期黄梅戏研究》1项，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新时期湖北黄梅戏研究》和《2018年非遗传承人群黄梅戏演员培训项目》等两项；出版学术专著《湖北黄梅戏剧目研究》、《黄梅戏音乐研究》和《黄梅戏艺术论》等三部，有关黄梅戏研究学术论文多篇。除此之外，学院在创作实践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歌曲《天职》、《好大的大别山》，黄梅戏《昭君出塞》，与湖北省黄梅戏剧院共同打造的革命历史题材大型红色黄梅戏《大别山母亲》，黄梅戏剧本《奴才大青天》、《兑现》、《请让我做你的新娘》，集体创作《青春无悔》黄梅戏剧本，组织大型黄梅戏舞台剧《霜天红烛》剧本创作、创作演出音乐舞蹈史诗《红色薪传》等。与此同时，学院还成立了黄梅戏工作坊，开设了《黄梅戏演唱与欣赏》课程，将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教学，有利于黄梅戏在大学生中的传承和发展。作为综合师范院校中的二级学院，音乐与戏剧学院在挖掘地方音乐潜力，凝练地方音乐文化研究方向方面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以地方特有剧种——黄梅戏为研究对象，凝练出三个研究方向：黄梅戏声腔及其发展研究、黄梅戏表演研究、黄梅戏剧目及起源研究。学院以院领导带头，带领一批学术骨干，同时聘请省内外黄梅戏研究专家和表演艺术家，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黄梅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将黄梅戏研究成果运用在了教学当中，这在其他很多地方高校中也是少有的，为同类院校传承地方音乐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三）湖北文理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湖北文理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前身是始建于1992年的襄樊教育学院艺术系，2000年开始招收第一届音乐学专业本科生，2001年音乐系成立，2009年院系调整，成立音乐学院，2018年1月更名为湖北文理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学院现有音乐学（教师教育）、音乐表演、舞蹈表演三个专业系。学院地处襄阳，历史文化厚重，荆楚文化、汉水文化和三国文化在这里交汇。学院建有市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汉水乐府，下设“汉水音乐研究”和“汉水流域音乐教育与发展研究”两个中心，学院教师积极参加地方民间音乐的挖掘、整理、保护和传承研究，已取得了显著成效。获批省部级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两项，发表相关论文多篇，如《襄阳谷城湖北越调考察》、《鄂北荆山民歌演唱技法之探讨》、《荆山〈扛神〉“信仰”描述及其“音声”分析》、《荆山“阳锣鼓”艺术形态之探微》、《〈扛神〉与“荆楚歌乐”之蠡探》等，出版了地方音乐文化系列专著，如《荆山杠神》、《荆山楚韵音声研究》、《荆山阳锣鼓》、《荆山阴锣鼓》以及《沮水巫音》等，参与创作大型原创先楚风情歌舞诗《荆山楚源》，其中由学院师生创编表演的歌舞《荆山楚源——鼓盆歌》获文化部“群星奖”，此外，学院还将襄阳本土的一些民间音乐文化纳入人才培养和日常教学的计划中，开设了《襄阳本土音乐赏析》、《鄂西北民间音乐》等课程，同时邀请襄阳市艺术研究所研究人员为学生进行襄阳地方剧种的展演和讲座，实现了将地方音乐教育资源和课堂教学的有效结合。湖北文理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虽然在地方特色音乐文化传承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如地方特色凝练不够，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数量少，缺乏科研领军人物，没有形成核心研究团队等等，因此，音乐与舞蹈学院要想在地方音乐文化传承和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高校音乐院系在地方音乐文化传承、发展中的作用

1．我国水质评价的主要方法

近年来，随着大量数学方法应用在水质评价中，水质评价已成为我国环境质量评价中一个发展最快、进步最大的分支，方法很多，有二、三十种水质评价方法在国内外被广泛采用。

（1）单因子评价法指用水体中感观性、毒物和生物学等单因子的监测结果对照各自评价标准，确定各项目的水质类别，在所有项目水质类别中选取水质最差类别作为水体水质类别，是现行国家水质标准中确定的悲观评价原则。

（2）污染指数法污染指数评价法是用水体各监测项目的监测结果与其评价标准之比作为该项目的污染分指数，再通过各种数学手段将各项目的分指数综合运算得出一个综合指数，以此代表水体的污染程度，作为水质评定尺度。指数法综合评价是对整体水体质量的定量描述，只要项目、标准、监测结果可*，综合评价从总体上看是可以基本反映污染的性质和程度的。而且对于全国流域尺度而言，指数化综合评价法计算简便，便于进行水系之间或同一水系时间上的基本污染状况和变化的比较。

（3）灰色评价法水质的监测数据都是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获得的，因而信息是不完全或不确切的，故可将水环境系统视为一个灰色系统，即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或不确知的系统。

（4）模糊评价法因水体环境本身存在大量不确定性因素，各项目的级别划分、标准确定都具有模糊性。因此，模糊数学在水质评价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其基本思路是：由监测数据建立各指标对各级标准的隶属度集，形成隶属度矩阵，再把因子权重集与隶属度矩阵相乘，得到模糊集，获得综合评判集，表明评价水体水质对各级标准水质的隶属程度，反映了水质级别的模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