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政策范文10篇

「摘要」2000年是世纪交替之年，经济工作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当前经济形势

良好，但不容忽视严峻的一面，做好经济工作要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

的关系，同时要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实施宏观调控改革和发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键一年，是世纪交替之年。这一年经济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最近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简短的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短期边界论、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目前的突出矛盾是某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快

中国经济增长从去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增长幅度由1998—2002年间平均每年的7%—8%，上升到2003年的9.1%，2004年第一季度的9.8%，上半年的9.7%。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消费结构迅速升级，总体形势良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是某些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业投资过快，促使煤、电、油、运等主要原材料供应紧张。去年以来，国家针对部分行业出现的过热苗头，已经发出了预警的信号。同时，在项目审批、土地利用以及信贷投放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控制，抑制投资的过度膨胀。

但是，投资的列车一旦加速，很难一时间刹住。今年一季度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依然较高，钢铁、水泥、电解铝、焦炭等能耗高、污染重的行业仍在快速扩张。4月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对所有在建、拟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在宏观调控杠杆的撬动下，各地区、各部门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行动，大批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下马，部分过热行业开始得到抑制。

共事业，对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从松，加大支持力度。既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努力扩大消费需求。上下微调、有松有紧、松紧适度，就能逐步缓解和克服当前比较突出的瓶颈制约和结构问题，保持中国经济这艘大船平稳较快地航行。三、投资膨胀向消费膨胀传导机理的变化防止通货紧缩，虽然目前并不紧迫，但还是要警惕其再现。从经济走向上看，去年到今年是从通货紧缩趋势向通货膨胀趋势的转化，这种转化有其惯性。因此，首先要挡住通胀苗头的压力，特别要注意控制投资的过度扩张，防止大起大落，其关键是防止投资的大起。整体经济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的大起大落，往往肇因于投资的过度扩张。投资扩张的规律，首先是引起投资品需求的扩张，继而引起消费品需求的扩张，再进而随着完工投产导致生产能力和产品供应的扩张。因此，物价走势的轨迹，也是投资品和生产资料先涨，消费品次涨，终而因供大于求导致双双下跌。一般说来，投资需求并不都是对设备材料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直接通过职工工资转化为消费资料的需求，又有一部分间接通过提供投资工程以设备材料等部门职工工资再转化为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如此类推，投资需求中就有相当比例要转化为消费需求。根据经验数据，这一比例为40%左右。

我国本轮物价上涨趋势也是上游投资品价格涨幅先于高于下游消费品。按照通例，下游最终消费品上涨滞后期约为半年到一年。但我国此轮物价上涨，上游产品将涨价传递到下游产品不大顺畅。能源、原材料价格涨势迅猛，但对下游生活资料产品价格拉动作用较小。今年1—5月，与上年同期比的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4.3%，其中生产资料产品价格上涨5.5%，生活资料产品价格上张1.1%。因此与过去相比，价格传递受阻因素颇多。首先，从大面上说，我国供给约束型经济转为需求约束型经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的大格局不能说已经改变，启动消费品需求还很费劲。目前除了煤电油运等少数商品和服务，绝大多数商品依然供过于求。商务部对今年上半年600种主要商品排队分析，供求基本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平衡商品138种，占总数23%；供过于求商品462种，占77%；没有供不应求商品。其次，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成本下降，商品价格随着下降，如手机、家电、汽车等就是这种情况。第三，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提高到0.45以上，就业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预期加大等等，导致消费倾向下降。第四，由于关税减免、进口限制的放宽和取消，影响国内商品价格下降。第五，最终消费品多属竞争性行业产品，涨价也受限制等等。最终消费需求受到上述种种因素的限制，使得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难以向最终消费品传递。这是同上世纪80—90年代的通胀过程不同的。至于上游产品涨价能否通过成本推动向最终消费品涨价传递，也未必尽然，这里主要原因是新增投资的资本构成比例提高，劳动工资比例降低，就业增加困难，劳动工资涨不上去。通货膨胀的一个核心机制就是工资与物价的轮翻上涨，现在看不出有发生这种情况的迹象。因此现在离严重的通货膨胀还差一大截路。对此，还有一个证据，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品价格同比增长3.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1.9%，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16.1%，物价上涨率远远低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是在居民收入承受的范围之内。因此对目前轻度通货膨胀不必过于紧张，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要对其发展有所警惕。从实际情况看，今年5月CPI同比已由4月的3.8%上升为4.4%，6月上升为5%；但5月比4月底环比降低0.1个百分点，6月比5月底环比降低0.7个百分点。这与去年“非典”影响二季度月环比CPI连续负增长，价格水平处于全年低点有关。去年的低基数将使今年二季度居民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幅度提高，而去年四季度物价翘尾因素又将使今年物价三、四季度不大可能上升。再从引起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主要因素粮食价格来看，随着支持农业政策的实施，耕种面积扩大等影响，夏秋粮增产希望较大，会一定程度减缓粮食涨价影响。随着秋粮收获，翘尾因素消失，以及生产资料价格逐步回落，今年下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有可能回落到3%以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前景不大可能。

总而言之，在消费品需求启动存在障碍的情况下，过一段时间后，一些部门的过度投资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又缺乏最终消费需求的支撑，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会导致通货紧缩的压力。因此，对新一轮投资扩张造成的产能过度膨胀要密切注意。通过投资规模的适当控制，我们既能遏止因投资膨胀而导致的投资品价格领先上涨，防止通胀苗头滋长于先，又能抑止过度建设造成的产能本论文由

内容摘要：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出现下滑。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应及时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是应对目前困境的迫切要求。

关键词：金融危机货币危机宏观控制政策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内外失衡的双重困境，一方面，人民币面临着不断升值预期；另一方面，物价水平不断上涨，人民币又面临对内贬值的压力。面对经济内外失衡的两难困境，决策层和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应对措施。但政策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人民币仍然存在很强的升值预期，另一方面国内价格总水平依然产生波动。在这种内外失衡的经济环境下，继续目前政策的后果如何？笔者认为，如果继续这种政策思路，中国经济的“硬着陆”不可避免，“滞胀”将不期而至。

美国次贷危机造成全球经济的下滑

2007年8月集中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造成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使得美国经济滑向衰退，并波及欧洲、日本乃至全球经济，进一步造成欧盟、日本等主要金融市场的次贷危机。从英国到爱尔兰再到西班牙，房市开始降温，银行面临坏账激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已经有7000亿美国抵押贷款资金以投资方式流向国外，这将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影响，加大全球信贷紧缩和经济下滑的风险。

（一）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加大

「摘要」2000年是世纪交替之年，经济工作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当前经济形势

良好，但不容忽视严峻的一面，做好经济工作要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

的关系，同时要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实施宏观调控改革和发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键一年，是世纪交替之年。这一年经济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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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但不容忽视严峻的一面，做好经济工作要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

的关系，同时要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实施宏观调控改革和发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键一年，是世纪交替之年。这一年经济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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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但不容忽视严峻的一面，做好经济工作要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

的关系，同时要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实施宏观调控改革和发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键一年，是世纪交替之年。这一年经济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最近

摘要」2000年是世纪交替之年，经济工作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当前经济形势

良好，但不容忽视严峻的一面，做好经济工作要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

的关系，同时要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实施宏观调控改革和发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键一年，是世纪交替之年。这一年经济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最近

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形势，提出了奋斗目标，部署了2000年经济工

「摘要」2000年是世纪交替之年，经济工作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当前经济形势

良好，但不容忽视严峻的一面，做好经济工作要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

的关系，同时要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实施宏观调控改革和发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键一年，是世纪交替之年。这一年经济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最近

摘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