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金融论文范文10篇

论文摘要: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它建立在农村社会生活的网络、血缘和亲戚关系内的关联性基础之上，是信息对称的典型的民间借贷，而且有其独特的风险控制机制。农村非正规金融很大程度弥补了农村资本匮乏的缺失。文章试图从我国农村民间借贷的需求、借贷双方的信息交流及风险控制等方面论述其存在的合理性，并对农村合作金融构建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

论文关键词:民间借贷农村金融体系制度安排

近年来诸多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农民的信贷需求主要依赖于非正式金融。据农业部农村经济发展中心农村定点观察站的数据，2007年全国农户的户均借款中，来自银行及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只有29％，来自私人贷款则占7l％从地区结构看，东部地区农户83％的资金需求来自民间金融，中西部这一比例分别为74％和59％。韩俊对2005年29省市180村的农村金融需求调查表明，农民能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贷款的大约只有20％，而被调查的216个农村中小企业中，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只有30％。因此，非正规金融市场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正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一、理论综述

麦金农和肖(McKinnonandShaw，1973)的金融抑制观点认为，正式金融市场管制即金融抑制导致了非正式金融的存在，但他们忽略了金融市场中存在的结构问题。新结构主义学派对此提出了批评，并提出金融约束观点。他们认为，非正规金融有助于增加信贷总量，但对非正规金融运作秩序并没有更深刻的论述。霍夫和斯蒂格利茨(HoffandStigaliz，1990)认为，信息不对称和执行合约的高成本、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引起了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失灵。

国内近年也有同样的论述(周天芸，2004；刘民权等，2005；俞建托、刘民权与徐忠，2005)，这些专家学者认为，农村金融有文化嵌入性的特点，有信息完全的优势，有独特的利率决定机制，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借贷中可抵押的份额很小，大部分依靠血缘、亲戚、第三方信用来支撑；农村独特的抵押优势，如抵押品的甄别、关联契约和隐性抵押机制有效地防范了非正规金融的运行风险。这些研究都对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性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和证明。

一、我国金融改革回顾

1.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从2002年开始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调整，现在来看这一过程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基本平稳地完成了汇率的过渡。现已形成参照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体系。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上，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代表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已初步建立，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2.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不断加强

针对不同情形下的经济运行，综合运用多种宏观调控工具，货币政策适度、及时、灵活的予以调控。以“一行三会”为核心的多层次金融监管体系日趋成熟，监管效率得到进一步强化。

3.金融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

本文作者：滕奎秀杨兴龙工作单位：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朝金融合作现状

尽管中朝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但由于朝鲜经济体量小，对外开放程度低，银行信用缺失，朝鲜金融处于相对恶劣的封闭环境中，中朝金融合作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银行间结算关系初步建立中朝现汇结算贸易始于1992年，现汇结算通过第三国转汇方式完成。随着双方边境贸易的迅速发展，人民币现钞结算方式逐渐增多。目前，对朝边境贸易中人民币现钞结算大约占80%以上。人民币现钞在朝鲜的大量使用客观上要求建立中朝银行间结算关系。1.2000年，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与朝鲜金三角洲银行签订协议，以朝鲜三角洲金融信托会社为名在珲春建行开立了人民币单边结算账户，并在其账户余额内办理各项收付业务；2005年，金三角洲银行正式在珲春建行开立了人民币边贸结算账户；2.2004年10月26日，中朝两国央行签订了《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间支付结算的协议》，之后，丹东地区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分别与朝鲜的光鲜银行和高丽银行建立了行关系；3.2005年，朝鲜光鲜银行在中国银行丹东支行开设了人民币边贸结算账户，2006年，由于中国银行上市，账户移到中国建设银行；2008年，经两国相关部门共同签订协议，指定光鲜银行在丹东建行开立专户，办理人民币现钞跨境调运转存业务。至此，中朝银行间结算关系已初步建立起来，覆盖了吉林延边、辽宁丹东与朝鲜接壤的主要区域，疏通了与朝鲜商业银行结算关系，开辟了滞留在朝鲜的人民币集中回流的正规渠道，为加深中朝贸易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金融合作停留在地区层面尽管中朝两国已初步建立起银行间结算关系，但高层合作匮乏，金融合作主要集中在边境地区，合作形式多是地方性的。朝鲜银行体系多头分管，央行对劳动党和军部的银行缺乏有效约束，加之兼有行政管理职能和业务职能，使得朝鲜央行在制定政策和参与国际事务方面的能力受到限制。同时，由于朝鲜的政治敏感性和对外政策的不稳定性，中国央行在中朝金融合作上缺乏积极主动性，中朝目前尚未建立起央行间长期有效的合作平台，没有形成信息交换机制；全国层面上的商业银行合作关系尚未建立。金融合作覆盖地域主要涉及吉林延边地区与朝鲜罗先地区，辽宁丹东地区与朝鲜新义州地区；合作领域局限于贸易结算，在非贸易领域和投资领域很少涉及。双方直接通汇渠道不畅中朝贸易品种多，金额小，交易分散，需要灵活便捷的金融服务。但是，中朝边境口岸城市金融服务功能弱，双方直接通汇渠道不畅。目前，朝方银行在中方边境地区建立了单边结算账户，而中方银行尚未在朝鲜建立账户，加之受朝鲜通信渠道的制约，中朝现汇贸易结算多数是通过朝鲜首都平壤的银行与港澳地区银行进行转汇，手续繁杂，成本高，影响了资金的及时收回。资金结算主要采取汇款方式，信用证、保函等结算业务更无从谈起。

中朝金融合作的驱动因素

进入2000年以来，中朝两国不断加强合作，双边经贸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中朝经贸合作的主要方式包括贸易、投资和旅游。中朝经贸合作为双边金融合作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体现了对加强双边金融合作的现实需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相关政策的出台使中朝金融合作更为迫切。而且，受朝鲜金融环境和中朝金融合作现状的制约，中朝经贸关系中大量使用现钞，导致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反过来，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又为中朝贸易结算提供了现钞储备，二者相互作用，如不加强监管和疏导，将影响双方经贸合作的正常发展和金融安全。贸易驱动中朝建交初期，双方经贸往来以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为主，双边贸易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上世纪80年代，朝鲜积极扩大对外贸易，而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朝贸易迅速扩大，尤其是边境贸易活跃起来；20世纪90年代，朝鲜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经历了长达9年的经济负增长，对外贸易严重萎缩，中朝贸易跌入低谷。但是，由于朝鲜整体对外贸易额出现了较大的萎缩，中国此时已成为朝鲜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入2000年以来，中朝贸易增长迅速。2011年双方贸易额达到56.29亿美元，与2001年7.38亿美元相比，增长约7倍，年均增长率为22.53%（图1）；从贸易结构上看，中国一直处于顺差国地位，反映出中国对朝鲜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持续性出口；从贸易比重来看，包括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01年的23.1%上升到2011年的67.14%，如果不考虑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01年的33%增加到2011年的84.39%（图2），朝鲜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越来越深。在西方社会对朝鲜实施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朝鲜对中国贸易的依赖将会持续下去。中朝贸易为中朝金融合作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而且，中朝贸易主要是人民币现钞结算，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将会推动中朝金融合作的步伐。投资驱动从2000年初开始，中国推行“走出去”战略，以中国南方企业牵头，中朝边境地区为媒介，展开了对朝鲜的投资。2005年1月，总理会见总书记时提出中朝经贸合作应贯彻“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从此将市场因素引入中朝两国投资合作。同年，两国政府还签署了《关于投资优惠和保护协议》，为双方经贸合作的规范化提供了法律保障。[5]2011年6月，中朝经贸合作有了实质性进展，双方合作开发的“两岛一区”———即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和罗先经济贸易区部分项目的启动，标志着中朝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0年末，中国对朝直接投资存量为2.4亿美元，比上年2.62亿美元略有降低；除2010年外，基本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图3）。由于一些企业没有在商务部门登记，对朝投资额远远超出上述数据。中国对朝投资初期，主要以技术、设备等实物作为出资，但后续投资———如原材料、人工费、日常管理支出等需要一定数量的现金投资。目前，中朝投资规模还比较小，但随着投资合作范围的拓展，“两岛一区”项目的逐步实施，投资合作规模将会不断扩大。中朝投资增长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将引致双方对金融合作的更高需求。同时，中朝投资还将通过影响贸易来影响金融合作。日本学者小岛清在《对外贸易论》中指图12001～2011年中国对朝贸易额（单位：百万美元）资料来源：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司（KOTRA）《北韩对外贸易动向》；郑亨坤、金智妍《2011年度朝鲜对外经济实绩分析及2012年展望》，Korea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Policy；中国海关，。图22001～2011年中国对朝贸易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单位：%）注：比重1为包括南北贸易后，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比重；比重2为不包括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比重。资料来源：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司（KOTRA）《北韩对外贸易动向》；韩国统一部《南北交流合作动向》：www.unikorea.go.kr；郑亨坤、金智妍《2011年度朝鲜对外经济实绩分析及2012年展望》，Korea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Policy；中国海关，。出，“FDI可以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机会，使贸易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直接投资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的特定产业部门向东道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转移，使东道国具有了基于FDI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时，显然会导致东道国对外贸易能力的增强，国际贸易与FDI呈现互补效应。”[6]中朝投资将通过促进贸易增长放大双方对金融合作的需求。旅游驱动中朝旅游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2000年以后得到快速发展。2009年10月，中朝两国签署《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朝鲜成为中国旅游目的地国家。2010年4月，中国公民赴朝旅游，可以通过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直接飞往朝鲜平壤而无需通过边境口岸。2011年4月末，中俄朝三国环形跨国游成功开发。中俄朝三国环形跨国游是东北亚地区第一条实现三国同时免签证的旅游线路，拓宽了东北亚各国旅游合作的空间。2012年4月，中国旅游专列直接驶入朝鲜内地。通过不断交流与探索，中朝旅游合作得到了深入发展。根据双方旅游部门统计，2001~2009年，中国赴朝旅游人数累计达50万人次①；2001~2011年，朝鲜赴中国入境人数累计达117万人次②（图4）。虽然朝鲜存在对外政策不稳定、朝核等问题，双边旅游表现出不规律性和不稳定性，[7]但旅游规模总量及其对经济的贡献不容小觑。同时，旅游人员携带大量人民币现钞跨境旅游和消费，给金融监管带来难题。政策驱动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实体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打击。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对外贸易平稳增长，国务院第56次会议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拱北、东莞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此背景下，2009年7月，六部委③联合推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公告[2009]第10号），允许试点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出口贸易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出口货物退（免）税政策。试点首先在上述5个城市启动。2010年6月，六部委再次联合发文，将试点地区扩大到辽宁、吉林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而2010年3月，《关于边境地区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以人民币结算准予退①中国国家旅游局不区分国别（地区）公布出境旅游人数，朝鲜国家观光总局2010年、2011年相关数据也无法查到。②朝鲜居民赴中国旅游观光、探亲访友者少，主要为会务、商务和服务人员。③即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图32003~2010年中国对朝直接投资情况（单位：百万美元）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免）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0]26号)规定，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新疆、西藏、云南省（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出口企业，以一般贸易或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从陆地指定口岸出口到接壤毗邻国家的货物，并采取银行转账人民币结算方式的，可享受应退税额全额出口退税政策。以人民币现金结算方式出口的货物，不享受出口退税待遇。但由于边境省份及其毗邻国家的情况特殊，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发文补充规定：“对确有困难而不能提供结算银行转账人民币结算的银行入账单的边境省份出口企业，可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边境省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核销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0]40号）相关规定，凭签注‘人民币核销’的出口收汇核销单退税专用联向税务机关直接办理退税”。上述政策推动了人民币跨境贸易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补充规定有力地推动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对朝贸易额的大幅度提高。从全国情况看，2009年人民币跨境结算额仅为36亿人民币，2010年上升到5028亿人民币，仅2011年1~5月就实现7273亿人民币，是2009年的200多倍。[8]从中朝贸易规模看，2011年对朝贸易额为56.29亿美元，同比增长62.5%，其中对朝出口31.65亿美元，进口24.64亿美元，同比增长38.9%和107.4%（图1）；2012年继续攀高，2012年1~4月贸易额为19.04亿美元，同比增长32.6%。[9]中朝贸易额的大幅攀升更加得益于对朝跨境贸易中人民币现钞结算的普遍存在。2010年9月，辽宁省丹东市率先开展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据海关统计，目前在中朝贸易中，通过丹东口岸的贸易量占70%以上。由于银行间支付渠道不畅，中朝双边贸易主要是人民币现钞结算，通过银行渠道进行的人民币贸易结算量还比较少。丹东地区是开展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转账结算业务较好的城市，但丹东市通过银行渠道进行的对朝贸易结算量，2011年上半年仅为52笔，共2亿人民币，占丹东地区贸易结算总量的8%左右，[10]更多的交易是通过现钞结算方式完成的。在吉林省，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办理的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还要少于丹东市的规模，与银行转账结算相比，人民币现钞结算量却非常大。如延边地区仅交通银行延边支行2011年度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现金结算业务就达到1亿人民币，延边地区共有10家银行办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现钞结算业务。吉林省集安、白山等地对朝贸易全部以现钞进行结算。由于中朝贸易结算中大量使用现钞，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改革在促进中朝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中，商业银行负责试点企业跨境人民币资金收付的贸易真实性、一致性审核。作者通过对有关商业银行和对朝贸易企业的走访调查发现，在出口业务贸易真实性的审核上，企业存入人民币现钞时，商业银行仅凭贸易双方购销合同审核贸易真实性和资金来源，依据不够充分；而对于进口业务，由于以人民币现钞支付货款，企业不需要进口付汇的批汇、购汇手续，也就是说只要有现金，通不通过银行审核对企业是没有影响的。一般企业的做法是进口付汇不通过银行审核，没有出口退税要求时，出口收汇也不通过银行审核。这种情况下，在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商业银行对贸易真实性审核、货物流和资金流的一致性复核上保证程度有限。因此，可以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激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朝人民币跨境流动的监管难度。一个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中朝银行间合作，将现钞结算纳入银行渠道，加强对跨境贸易人民币资金收付的监测和管理。中朝经贸关系中大量使用现钞，导致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反过来，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又为中朝贸易结算提供了现钞储备，二者相互作用，推动中朝贸易规模和人民币跨境流动量日趋扩大。据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测算，丹东地区人民币现金对朝跨境流动情况为，2004~2009年累计流出量为79.7亿元，累计流入量为73亿元，在朝累计滞留量为6.7亿元；2004年流出流入总量为16.6亿元，2009年流出流入总量为35.66亿元，总流动量增长了114.82%，其中流出量增长了90.88%，流入量增长了143.87%，人民币现金对朝跨境流动规模不断增加。图们江区域人民币跨境流动情况与丹东地区相似。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延边中心支行调查，在朝鲜罗津、先锋地区，人民币占当地流通货币的50%以上，已获得了事实上的硬通货地位。[11]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对边境地区经济金融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两国边境地区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金融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跨境流动是市场自发产生的行为，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给金融监管提出难题。人民币跨境流动有利有弊，其积极影响是：1.有利于推动边境地区经贸发展；2.有利于获得货币发行收益；[12]3.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消极影响是：1.增加了边境地区人民币资金监测和调控难度；2.增加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贸易真实性审核难度；3.加大了“货币走私”治理和“反洗钱”难度；4.扩大了国际收支统计误差。

加强中朝金融合作的对策与建议

本文作者：程龙工作单位：广西大学

西南地区农业的弱质特性

西南地区在地理意义上是指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地。这一区域地形复杂，多为盆地和高原，海拔较高，地势起伏明显，同时气候种类多样，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各种资源分布的地域连续性变差。加之西南地区较全国其他地区发生干旱灾害的概率和范围更大，这就使得西南地区农业经营的系统性风险加大。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系统性风险是一种整体风险，不能通过投资多元化等手段降低或消除。农业生产既是一个自然再生产过程，也是一个经济再生产过程，因而面临着自然风险(见表一)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压力。西南地区复杂的地形使得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受到限制，科技增收不明显。传统的靠天吃饭的小农作业模式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粮食作物的长期价格低迷，且部分年份经济作物产量、价格波动较大，使得西南地区农民的生产承受相当一部分的市场风险和压力。农民对于农业活动的经济效益无法确定。这种来自自然和市场的风险影响了农业的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农业的弱质性特征使其无法成为农村地区强有力的增收部门。

西南地区农村金融的发展形势与现状

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中国既是一种经济资源，又是一种行政资源，其发展明显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但是由于国家不同时期发展战略的侧重点的不同，也导致各个时期的金融行业和体系的不同。西南地区农村金融的发展围绕着国家的发展战略展开，体现出强烈的的计划性。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体制高度计划集中，全国只有一个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虽然金融机构也在分设与合并中不断地发展，但一直没有形成稳定而独立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村开始进行经济领域的改革，这推动了金融体制改革。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使得投资和融资开始多元化。农村的金融机构也相应的开始丰富起来。但是对于诸多的涉农金融机构来讲，不断进行的体制改革，使其经营更加趋向于现代企业化，对经济效益更加注重，支农作用逐渐弱化。同时在正规金融机构在自身经营战略和理念的调整下，逐步降低在基层农村的服务和网点覆盖，加之原本部分西南落后偏远地区缺乏正规金融服务，所以造成了西南部分农村地区发展农村金融的巨大障碍。数据来源:2011年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部图集从表二中可以看到，四省区农村金融机构总量虽然较多，但平均来看，每个乡镇能拥有的金融网点在2－3个之间，低于全国平均值(3.5个/镇)。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乡镇金融网点数量只有一个或空白，这就造成了所在地农民获取金融服务的被动和缺乏。基层农村金融机构基本是由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网点组成。单从调查结果(见图一)看，信用合作社一直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中坚力量，占据了多数农村金融资源。实际上，在农行不断调整县域农村经营网络、减少乡镇业务领域，农业发展银行下乡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农村地区金融只能大都由信用社承担。庞大的金融需求与单一的资金供给的矛盾形成了西南地区农村融资贷款的困难局面。数据来源:2011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部图集农信社在农村接近垄断的地位给予其在贷款利息定价上的主导权。为了防范和弥补信贷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农信社贷款利息水平普遍较高。例如广西农村信用社的加权平均利息率为9.01%，高出基准利率2.56个百分点，考虑到贷款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那么实际利率水平将更高。综上可以看出，西南地区农村金融机构在制度变迁中表现出的“去农化”倾向，加剧了农村金融的发展难度。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融资渠道严重挤压，资金需求无法有效满足。如何建立一个高效健全的农村金融融资机制和形式成为西南地区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西南地区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的可行性分析

摘要：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自2004年启动以来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经济合作的推进，迫切需要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通过区域金融合作，将能促进资本在区域内的有效集聚，实现金融资源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最终实现区域内经济与金融的联动发展与合轨运行。但是，目前泛珠三角各省市在金融发展程度、金融联系程度等金融条件、行政区划、金融监管等制度条件上都存在制约金融合作进一步开展的因素。因此对泛珠三角地区的区域金融合作问题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策略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在此趋势下，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个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政府领导于2004年6月在香港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正式启动。随着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逐步推进，迫切需要加强金融领域的区域合作。通过区域金融合作，有利于发挥金融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的媒介、导向和调节作用，实现金融资源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提高资金充分、自由流动，促进区域市场统一，减少资金的搜寻成本和产业的梯度转移，提高市场的配置效率，最终实现区域内经济与金融的联动发展与合轨运行，提高泛珠三角区域的综合竞争力。但由于泛珠三角区域内既有我国东、中、西部三个不同的区域金融特征，又有“一国两制”下的三个货币区域、三种金融制度的差异，而且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也极为不平衡，加大了区域金融合作的难度。因此，泛珠三角地区金融业如何顺应形势，加强合作，更好地发挥金融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的调节作用，同时抓住机遇，和谐发展，不断提高区域金融业的竞争力，已经成为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发展的重要研究问题。

一、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现状

泛珠三角是目前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三个增长极之一，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圈。其中，香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现代物流和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中心之一；澳门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旅游、博彩中心之一和地区性商贸服务平台；而内地9省（区）的区域面积约为全国的1/5，人口占1/3，经济总量占1/3。

自2004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模式建立以来，各方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金融机构跨境经营和互相参股，支持金融机构开展城际金融合作、建立异地客户服务中心和发放异地贷款，资金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在逐渐消除，金融合作基本框架已经形成。目前圈内基本形成了以港澳发达区域为第一金融产业梯度、以我国东中部地区省份如广东、福建等正在崛起的第二金融产业梯度、以我国西部省份如云南、贵州等欠发达区域为第三梯度的金融产业布局状态。澳、港凭借其地理位置优势和历史因素以及相宜的管理，金融产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香港金融业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世界闻名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香港的证券市场已经成为国内公司在海外上市的首选。由于广东与香港地域相连、人文相通，粤港这个次区域的金融合作在区域合作的推动下进一步深化，在金融机构互设、金融业务合作上取得明显进展。截止2006年6月末，广东共有港资银行22家，港资驻粤保险公司代表7家，同时部分香港银行将数据处理中心、档案管理中心、单证业务、电话业务中心等业务部门内移。如中银香港将软件开发中心迁至深圳，汇丰银行将档案备份中心迁至广州。广东有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香港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2006年2月广发期货经纪公司成为我国首批赴港开设分支机构的3家期货公司之一。在银行业务合作方面，粤港银行业在授信融资业务、结算业务、外汇资金业务、个人银行业务、港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以及港资银行保险业务、信息交流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全面展开合作，合作形式逐步多样化，合作对象逐步多元化，合作成效日益显著。特别是在支付结算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建立了粤港票据联合结算系统，基本形成了一个覆盖珠三角的粤港票据结算系统；实现了粤港、深港港元即时支付系统的联网；实现了广东和香港地区银行卡网络互相连通。广西、云南金融界在发展边贸结算、服务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上颇有心得；江西、贵州作为首批农信社试点改革地区，在增资扩股、转换经营机制、促进“三农”发展等方面先行一步。

一、背景：

1、97东亚金融危机的打击使东亚各国清醒的认识到，为抵御金融风险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必须在区域内部加强合作，共同合作防范金融风险；

1997年开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最终波及到整个东亚地区，给东亚各国的货币金融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由于东亚国家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货币危机的“传染效应”非常明显，在东亚各国货币遭遇冲击，出现短期国际性支付危机的时候，本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资金援助，但实际上，IMF对危机国提出了一系列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苛刻要求，客观上增加了谈判难度，延误了解救时机，最终加剧了危机。由于东亚地区缺乏相应的应对机制，难以应付危机的“传染效应”，又无法求助于外部力量，各国紧紧依靠自身的力量对抗国际游资短期性冲击，最终导致各国经济遭遇衰退。

2、全球货币体系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后货币集团化成为一股潮流并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美元区的建立和欧元区的成功经验使人们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充满了信心；

在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世界上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产生了不少区域性货币组织，如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等。2002年3月1日欧元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开始在欧元区12国流通，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美元化等现象的出现，反映出货币联盟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是成功的，货币金融合作有利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3、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国际投机资本规模巨大，东亚国家认识到仅凭一国的力量都不可能单独对抗巨大的游资冲击；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阿根廷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相继发生，使东亚各国认识到面对巨大的国际投机资本，如果不加强合作、共同抵御危机，势必难以防范和化解危机，进而影响到本国经济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一、文献综述

国际金融组织援助贷款的目的是帮助贷款国的发展。从国际发展援助经验看，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是一种风险较低的财政赤字融资渠道，既有可能给贷款国带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也可能使该国政府造成严重的财政压力而事与愿违。大多数研究认为国际援助贷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国际援助贷款的饱和点（国际援助贷款占GDP比重为15%耀45%），在其范围之外，国际援助贷款的作用是递减的。近期一些提议中要求在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全面援助的同时，将援助资金的结构从贷款向赠款倾斜。美国财政部（2000）指出将贷款转为赠款可能会压制捐赠国公众对发展中国家转移支付的支持，而且难以得到司法上的认可，反而限制了贫困国家对于融资资源的整体获得性。奥德多昆（2004）从理论和实证上探讨了贷款和赠款的一些经济和政治问题。克莱米、笈多等（2004）对1970—2000年接受外部援助的107个国家的经验进行了研究，检验赠款和贷款对国内财政收入的不同效应。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经验方面，陈兰、朱留财（2008）介绍了全球环境基金在节能减排领域同我国的合作前景。云南省财政厅涉外（2009）针对云南省1984—2008年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若干项目进行分析、总结，提炼出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模式。王雨晴（2011）通过世界银行贷款北京环境二期项目分析了世行的项目设计和管理特色。高梅（2009）结合上海的案例分析在小城镇环境基础设施项目中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特别融资平台。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陶风华等（2009）分析了甘肃省利用国外贷款对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张悦玲、白永慧（2010）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河北省借用政府外债的问题。张景辉（2011）通过对黑河市的研究提出把国际金融贷款与国内金融贷款结合使用，既可以优化政府债务结构，缓解政府债务偿还压力，还可以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谢煊（2012）针对新疆利用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存在的问题提出“十二五”期间稳步扩大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赠款等思路。贷款绩效评价方面，雷刚（2010）对世行贷款山东城建环保二期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建议在项目建设中逐步推行全过程绩效评价。李娟（2010）以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为例分析了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监察机制及其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影响。彭润中、赵敏（2011）通过对我国约50个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的数据从相关性、效率、效果、可持续性和项目综合绩效等五个方面的评价结果进行归类整理，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中的相关经验和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与思考。朱洪祥、彭山桂（2012）针对现有《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操作指南》评价体系指导项目准备期绩效评价的不足，对评价框架和评价方法进行调整优化，提出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项目投资决策机制。唐斯斯（2012）对财政部和我国利用国际金融贷款农业项目的绩效评价实践进行了梳理。孙翔（2012）阐述了改进后的绩效评价框架，指出新框架的优势及其在实务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是间接利用外资的重要内容。国际金融组织的援助不仅可以优化政府债务结构，还可以将“引资—引智—引技”三大功能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此笔者试图通过分析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状况，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继续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从而为河北省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建议。

二、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及其变化

（一）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规模不断扩大，数量金额逐年增加

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始于1981年。30多年来，贷款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4年3月，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48个，签约贷款额21.14亿美元，累计使用20.3亿美元。从表1中河北省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结构看，2004—2014年3月10多年的新增贷款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其中，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增长率达到39%。

（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行业分布趋于集中化，农业行业位居首位

一、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的内容及意义

(一)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提出

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四国陆地总面积达134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8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0%，2012年生产总值达10万亿美元。四国物产丰富，资源能源富集，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印缅孟次区域包括缅甸、中国西南地区、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在内，陆地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亿。次区域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核心区和亚洲各次区域的重要枢纽，入有中、印、缅、孟广袤腹地，出有加尔各答、吉大港、仰光等著名港口，是中国、南亚、东南亚地区三大市场融汇地，联动全球1/3以上人口的大市场，同时也是中国开拓印度洋出海大通道的必经之地，通道价值、地缘区位和战略意义极其重要。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设想最早由云南省的学者于1998年提出，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有关学者的策划下，1999年昆明市举办了首届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一届，一直以来以非正式官方交流为主。从空间经济理论、国际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综合视角，中印作为两个大国和大市场，尽管共有边境线较长，但出于地理特征和政治安全等因素，需要选择恰当区域开辟狭长的安全缓冲区和经济交往区，并依托本国的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优势，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贸易金融投资、产业园区建设、商贸旅游文化等交流与合作，促进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及周边缅甸、孟加拉等国家的经贸往来。该区域具有明显的“跨境经济走廊”特征，涉及中印缅孟四国，因此该区域称之为中印缅孟经济走廊。近年来，中印缅孟四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相互贸易、投资等不断增加，为地区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5月，总理访印期间与印度总理辛格达成一致同意在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倡议建设印缅孟经济走廊，推动中印两个大市场紧密连接。这也标志着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笔者认为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重点应包含以下内容:1.以交通为主要内容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基本条件;2.互补性产业结构和巨大的相互贸易需求，是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的动力所在;3.分布在交通沿线的产业园区各具优势，人才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集聚明显;4.包括贸易、投资、金融、旅游在内的互联互通便利;5.以经济走廊为依托增强中印两个世界最大人口国家的经济金融合作;6.提升对缅甸、孟加拉的投资水平，充分利用两国的资源、能源优势。

(二)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经历了一轮较快增长后，但自2011年以来开始下滑，突出表现为对外贸易拉动量能不足。2012年，中印贸易额由2011年的739亿美元回落至664.7亿美元，同比减少10.1%，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明显减弱。因此，两国都迫切需要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扩大出口市场，遏制出口贸易下滑态势，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于此背景，中国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础上面临加快西向和西南向开发开放的历史重任和现实需求;同时，印度也面临东北部和北部开发开放的战略要求;缅甸、孟加拉也需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中有所作为。可见，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符合四国的共同利益，次区域的进一步开发开放有望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也将注入新的活力。第二，有利于深化经济文化交流，增进各方政治互信。长期以来，缅甸和孟加拉与中国的关系较为稳定，经济交往十分密切，民间往来十分频繁，但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变化，中国有必要加快在该区域的经济布局，以此进一步巩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中印两国关系近年来也不断改善，但领土边界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制约了两国在更多经济领域的深度合作。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建设，将有助于四国扩大经济合作范畴，以此为根基不断增强各国的文化交流和政治互信。可见，从深化经济务实合作入手，巩固全方位合作关系，对中国进入南亚进而连接西亚和非洲等环印度洋地区意义重大，对中国出海口战略、能源战略、资源战略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利益影响深远。第三，有利于资源技术互通，增进各方国民福利。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是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区域之一。但是也要看到，四国在资源、技术、资本、人力等方面各具优势，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发展潜力巨大。经济走廊建设将推动各方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和贸易投资往来，对促进次区域农业、工业、服务业协调发展，增加投资和贸易机会，减少投资和贸易壁垒，带动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进而增强物质文化交流，增进人民相互了解和提升福利水平。可见，建设好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将促进中印两个人口大国和最具潜力市场的互联互通，同时带动缅甸和孟加拉国的发展，对开发亚洲欠发达地区、消除贫困、加快次区域融入全球化具有积极影响。

二、中国推进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的SWOT分析

内容摘要:综观全球,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金融经济国际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本文从欧亚地区金融合作的现实性意义出发,分析了欧亚区域金融合作的可行性以及面临的主要障碍.最后,作者指出欧亚地区金融合作总的构想:整合区域比较优势，拓展金融媒介宽度。

关键词:欧亚、金融合作、金融媒介宽度

一、欧亚地区金融合作的现实性意义

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金融经济国际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欧亚地区金融合作区的建立，对于各国实施金融互动、优势互补，加快金融创新，改善的金融生态，提升金融整体竞争力，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1、可以有效的整合区域内的金融资源。欧亚各国，特别是中国、俄罗斯拥有丰富的金融资源，通过实施区域内合理分工，有效整合区域金融资源，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

2、能加快金融创新步伐。中国、俄罗斯的金融业相对发达，金融总量和金融科技水平在欧亚区域各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区域内各国通过金融合作，可以促进各国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提升各国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整体竞争力。

[论文关键词]农村金融制度信用合作社国际比较

[论文摘要]农村金融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农业和农民即所谓的“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而“三农”问题的解决，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途径是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因此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建设的经验，无疑对完整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国际经验

（一）美、德、日三国合作金融制度的比较

美国、德国、日本的合作金融制度发展比较完善，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予以比较，以便借鉴。首先，在组织结构上。美国的信用合作组织按分工不同分为三类专业合作银行，分别是：联邦土地银行及下属基层合作社；联邦中央信贷银行及基层信贷协会；国家合作社银行及下属分支银行。德国的信用合作组织分为三级机构，从中央到地方依次是：德国合作社银行；地区性合作银行；地方性基层信用合作社。日本的信用合作组织分为三级机构：农林中央金库之中央级机构；县信用农业协同组织联合会是中层机构；综合农协是最基层一级。另外，各都府县信用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与农林中央金库共同参与全国农业信用组合联合会。其次，在政府资助上。美国的三类合作制银行都是在政府直接参股之下成立的，直到1972年，三类合作制银行陆续购买了政府的全部股份后才成为完全由社员所有的信用合作体系。德国合作社银行本身是一个半官方的金融机构，法律规定国家投资不多于50%，其余由各合作银行投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政府曾为农林中央金库出资20亿元，并参与其管理。1959年，农林中央金库偿还政府出资后，成为纯粹的民间合作制金融机构。第三，在监督机构上。美国政府1933年成立了农业信用管理局，并向下延伸到各区，作为农村信用合作系统的监管机构。根据德国《合作社法》的规定，德国的合作社必须加入一个合作审计协会，由该协会对合作社的机构、资产及业务活动定期进行审计监督。日本由大藏省对所有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第四，在遵守传统合作制原则与否。美国、德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均出现了向盈利企业发展的倾向，且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则也渐渐由承认差别的原则所取代。而日本农协系统的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基本遵循了传统的合作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