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违约管理范文10篇

内容摘要：合同违约制度是合同法中最重要制度之一。本文对我国合同法中违约责任制度概念、法律特征、归责原则、违约责任构成以及违约责任免除范围等基本规定进行论述。合同法确立严格责任作为合同归则原则与国际间经贸交往的归则接轨，符合违约责任的本质，是我国合同法制度的重大进步，有效保护守约方的利益。

关键词：合同违约责任归责原则不可抗力

前言

违约责任制度是我国合同法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它是合同的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障，不仅可以促使合同的当事人双方自觉全面地履行合同义务，起到避免和减少违约行为的发生的预防作用，而且在发生违约时，通过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使守约方的损失得到补偿。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三个合同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为基础，以《民法通则》为指导，吸取了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移植和借鉴国外立法，摒弃了三个合同法过于原则、过于简单的缺陷，是一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市场交易规则，较为完备重要法律。违约责任制度无疑是合同法中最重要制度之一。我国合同法对以往的违约责任制度进行完善，不仅在总则中设专章对违约责任作了一般性规定，而且在总则的其他章节和分则对违约责任制度作了具体规定。

一、违约责任的概念

违约责任是指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生效合同所应承担法律责任。我国的合同法律制度规定当事人承担的违约责任主要包括承担继续履行合同、采取补救措施和赔偿损失三种形式，这三违约责任形式可根据不同的情形具体适用，既可以单独适用，还可以同时适用两个或全部责任形式。违约责任以财产责任为核心。是在长期的市场交易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法律机制定约后必须履约，必须遵守合同的义务，违约必定是守约方权利的侵害，从公平的原则出发，有侵害必须要给以补偿。

〔摘要〕《合同法》在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对合同解除权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是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法律依据。但是该规定中，法条阐释的“解除权人”、“当事人”等关键概念存在一定意义上的歧义，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为:在关于合同解除权的权利行使主体的解释上存有相当大的争议。主流观点认为合同解除权仅限于守约一方有权行使，违约方因其事先的违约行为不得享有并行使合同解除权。文章通过借鉴我国现有法律原则的条件，即在利益平衡原则与社会成本控制理论的法经济学理论视角下，对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合理性进行分析论证。

〔关键词〕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社会成本控制理论

一、社会成本控制理论下的违约方合同解除权

在市场经济中，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的决定是在权衡违约的成本和履约成本的收益后作出的。而社会成本控制理论认为:效率也是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用最小的履行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产出，这是法律效率实现的重要表现。当损害结果可能发生时，如果当事人能够避免损失的发生，防止有害的后果，那么哪一方当事人支付的费用比较低谁就将承担相应的义务。经济分析法学派的著名理论，社会成本控制理论则是其一系列理论中的精华。科斯认为市场失灵时，资源配置必然付出代价，此为外部性成本。而合同履行的最根本动因便是交易成本，法律需为促进交易成本最小化保驾护航。不管当事人各方初始配置的合法权益如何，交易被允许、成本为零，优化配置将彻底实现。然而，交易费用为零，无从实现。这便需要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寻求最优的临界点，来阻止为追求零成本而不理性的人们。

(一)英美法系下的社会成本控制理论

拥有英美法系传统这样“法官造法”的判例法系国家，也有与“社会成本控制理论”虽然名称不同但功能作用几乎类似的“效率违约制度”，并通过判例形式将此种制度固定下来。此外，美国法还规定“商业期待落空”制度来明文限制继续履行的适用。“商业期待落空”是指由于一些无法预见、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可能履行的情况。据此，合同履行落空时，守约方再要求违约方实际履行合同有违效率和公平原则，此时判决不支持实际履行是实践效率违约的具体体现。

一、关于确认合同效力的法律适用

1.确认合同的效力是仲裁庭的法定职权与职责。我国《仲裁法》第10条第2款规定：“仲裁庭有权确认合同的效力。”仲裁合同纠纷，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确认合同的效力。仲裁庭要审查合同是否已经成立，已经成立的合同是有效合同还是无效合同，有效合同是否已经生效。因为有效合同和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和法律后果是不同的。经过审查，如确认合同有效，该合同所约定的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受法律保护，处理他们之间的纠纷就应以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为基础来源:公务员之家（）。如确认合同无效，则该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就不应依据该无效合同来判断是非和责任，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去处理。由于无效合同的违法性，无效合同是当然无效，它无须经当事人主张无效，仲裁庭应当主动审查合同的效力，依法确认合同无效。它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不同。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合同，必须有当事人一方提出主张和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才可以变更或者撤销，并且，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2.关于合同生效的法律适用。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合同法区分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概念。但上述合同法第44条第2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合同自批准、登记之日起生效的，当然没有问题；但如只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而未明确规定为生效要件的，其法律效果如何就不明确了。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第9条作了如下规定：“依照合同法第44条第2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合同法第77条第2款、第87条、第96条第2款所列合同变更、转让、解除等情形，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而未规定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后才生效的，上述解释来源:公务员之家（），把批准和办理登记手续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作了区别。未办理批准手续的，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未办理登记手续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上述解释规定是恰当的。批准与登记等手续应有所区别。在《合同法》出台之前有关合同立法的表述上，在规定合同应当经批准的后面，许多都是未加生效的规定的。如《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七条规定，对合作企业合同作重大变更的，应当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第10条规定，合同中的全部或者部分权利、义务转让必须他方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后面都未带经批准才生效的规定。但是，这在当时是没有疑义的，因为《涉外经济合同法》曾经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国家批准的合同，获得批准时，方为合同成立。”所以，未经批准，应认定合同未生效。登记则不同，有许多是属备案性质的，如未规定登记后生效，未登记应认定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例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房屋租赁应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对当事人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而未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应认定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而不应认定合同未生效或者无效。当然，并不影响房产管理部门依法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行政法律责任。

3.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适用。我国《合同法》明确、具体地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为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有强制性规定和任意性规定之分。只有关系国家利益、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市场交易安全等事项，法律和行政法规才设强制性规定；而只关系当事人自己利益的事项，法律、法规设任意性规定，允许当事人按照自愿原则协商决定。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又分为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义务性规范是人们必须履行一定行为的法律规定，法律的表述常用“必须”、“应当”；禁止性规范是人们不得从事某种行为的规定，法律的表述常用“禁止”或“不得”。

行政合同的独立性从来都受到源于传统契约理念的挑战，由于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对是否存在着公法私法的划分有着不同的认识，因此对行政合同的法律价值和契约规则是一体化还是二元发展，在理论上似乎永远也无法趋同。但实践中普通法系国家却按照不同于一般契约的规则来解决有关公共利益的合同纠纷。行政合同是一国行政民主化法制化的产物。在我国，命令行政向契约行政的历史转折基本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过渡同步，行政合同正日益成为政府有效的管理手段。然而，由于我们始终不承认在公有制条件下存在着私法同公法的划分，加之我国近年来行政合同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工作的异常薄弱，因此，在我国仍然有人怀疑行政合同的独立性。尽管如此，对行政合同独立价值的认同已经成为我国行政学界的认识主流。这次统一的《合同法》法典的制定，并未将行政合同包容其中，这与其说是对行政合同的忽视，不如说是对行政合同独立性的确认。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行政合同理论研究急需加强。目前，学术界对行政合同的概念、性质、特征，行政合同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合同的履行等问题研究较多，但对行政违约问题，国内行政法学界几乎未曾论及。

行政合同是行政性和合同性的统一，它既是一种合同，又是一种行政行为。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就行政主体职权范围内的公共管理事项，为了实现行政目的而设立、变更和终止行政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行政合同是对公共事务的约定，行政合同的违反意味着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而行政合同中的公共利益是受法律保护的，因此行政违约的确认应当贯彻违法原则，即确定行政违约的标准是行政合同的违法，违法是确定行政违约的前提。根据“无法律即无行政”的行政法治原则，法律是行政的依据，也是行政的界限，法律是判断行政行为是非曲直的标准。因此，大陆法系国家对公法契约（publiccontract）的价值判断是建构在其法律价值的评定基础之上的，是否合乎公法契约要求，以契约当事人行为是否违反保护公益的该国法律为准绳；而私法契约的原则是意思自治，即裁定私法契约当事人的行为是否违约完全以双方的合意为基准，只要当事人未信守自己的承诺即为违约。从表面上看，违约就是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合同，根据意思自治的原则，民事违约实现了形式到内容的高度统一；而行政违约也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的一方或双方未履行行政合同，但由于双方是对行政主体职权范围内公益事项进行约定，行政主体对其职权并无处分权，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权力是不依双方的约定而先定存在的，即涉及行政职权的事项双方无需约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能约定的，而且其他不涉及行政职权事项的约定也不得有损行政职权的行使。因此，行政违约的原则的确定，使形式意义上的意思自治原则让位于法治原则。由于行政合同主体双方的特定性及其法律地位的不同，因此，行政合同主体双方的行政违约原则的表现也不相同。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在行政合同中的违约表现为：第一、行政主体擅自变更、解除合同。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履行的过程中享有优益权，其中包括单方变更、解除合同权，但行政主体的这一职权是以符合行政目的或公益要求为前提，超过法律界定的范围属于行政权的滥用，即构成行政违约，行政主体应承担行政违约责任。第二、行政主体对相对方履约监督权的滥用。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的行政优益权还包括行政主体对相对方履行合同的监督权，行政主体不适当地使用这一权力，必然会导致相对方权益的损害。第三、行政主体对违约相对方行政强制的滥用。对于相对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行政机关有权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制约相对方履行。行政主体对这一职权的滥用表现为：对未违约的相对方采取了行政强制措施或者对违约的相对方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不适当。行政主体的行政违约的确认遵循违法原则比较明确，但相对方违约是否也应适用违法原则呢？行政合同是基于行政管理职权为实现社会公益而产生的，相对方在行政合同中的目的不可否认主要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但其是作为行政法主体的身份参加到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应当受行政法的约束和规范。因此，相对方违约同样也适用违法原则。但相对方的行政违约与行政主体相比表现有所不同：未按照合同约定的要求和期限履行合同的义务；拒绝接受行政主体对其履行合同的监督和检查。

行政违约既是不履行行政合同的行为，又是行政合同义务未能得以履行的状态。行政合同主体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需要依据一定的标准加以评判，这一标准就是行政违约成立的要件。对此行政违约同民事违约遵循共通的原理，在具体内容上却又有所不同。行政违约的成立首先要求行政合同主体违约行为的存在，这一违约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它是行政违约成立的客观要素，又是决定行政违约存在的前提条件。行政违约本质上是行政违法，作为行政违约的构成要件的行政违约行为是指行政违法原则的外在表现。其次，行政违约的成立还要求行政合同主体具有过错。根据行政法原理，作为一般的行政法行为，对其法律效力进行价值判断，通常排斥行为主体的主观因素，即不以行为人是否有过错作为判断其行为效力的标准，而以行为是否合法作为行政行为的效力准则；但行政违约不是通常意义是的行政行为，通常意义上的行政行为是具有先定力的合法的行政行为，是受肯定的效力推定和国家强制力保护的。而行政违约行为受违法原则的制约，是对公共利益的侵犯和对行政法律的违抗，原本就是作为行政合法行为的对立物存在的，由此法律对其必然作出否定的价值判断。所以，行政违约行为与行政责任相联，行政违约是行政责任的前提，行政责任是行政违约的法律后果。作为一种行政责任形式，行政违约行为的存在并不排斥行为人的主观因素，行政违约的成立应当以行为人的过错为前提。关于过错的

归责原则本身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命题，承认过错归责原则，强调行为人主观可谴责性与其行为结果的联系，能够针对行为人的主观状态的不同区别对待，从而实现法律责任制度的公平原则。同时，过错归责原则也会对合同主体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割断行为人主观恶性与其不利的行为结果的联系，无异于姑息甚至纵容恶意违约。然而，过错归责原则是以明确行为人的过错为前提，无论故意和过失，过错是一种违约人内在的而他方难以查实的心理状态，。这就为他方为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的过错举证带来了巨大困难。由于举证不能，会使违约方逍遥法外，使守约方因此受到的损害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相反，无过错归责原则否定了行为后果主观因素，合同责任不以过错为前提，这就省却了守约方过错举证的负担，从而降低了守约方的诉讼成本，更大限度地保护了守约方的合法权益。可是，无过错归责原则割裂了意志与行为的关系，否定了人的意志对行为的支配作用，会对无辜的违约方不加区别地进行制裁，不能区分不同性质的违约方，无法实现法律责任的惩恶扬善的教育功能，也有悖于法律的公平原则。总之，过错归责原则强调法律的公平的价值理念，而无过错原则注重合法权益维护的实际效应。两者包容着两难的价值冲突，似乎很难两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出于不同的法制理念和价值取向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大陆法系采纳了过错归责原则，而英美法系倾向于无过错原则（英美法系在认定违约时，也不是完全不考虑行为人的过错）。我国制定《合同法》，将违约责任从过错责任原则改为无过错责任原则，这是我国立法者通过审视司法实践所作出的优化选择，因为，归责原则只有在司法实践中才有实际意义。然而这次违约归责原则的调整并未实现理论意义上的突破，只是在上述两难命题中作出了非此即彼的选择。它仍然分化了违约人的意志与结果的关系，并未达成违约人主观与客观的融合。实际上，违约人的主观状态和客观行为是很难分开的，过错是一个主观和客观要素相结合的概念，它是指支配行为人从事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行为的故意和过失状态，即指行为人通过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主观状态。在认定违约时，不能孤立地考查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或客观方面，应将两者结合起来。判断违约行为除了要审查违约行为以外，还要深究支配违约行为的意志因素。在此问题上，民事违约和行政违约是相通的。因此，过错是行政违约的构成要素，而且是与行政违约行为密不可分的要素。

行政违约作为一种责任形式与行政责任相连接，即行政违约责任是一种行政责任。行政责任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或不履行行政法律义务的法律后果，而行政违约本质上既是一种行政违法同时又是对行政法义务的抗拒，因此行政违约责任是一种公法上的法律责任而不应受私法调整。民事违约责任的目的是补偿守约方的利益损害，主要表现为物质给付，如支付赔偿金或违约金；而行政违约责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恢复行政法律秩序，维护公共利益，主要表现为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撤销和纠正以及对法律义务的强制履行。行政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同，其违约表现形式不同，因而其责任形式也不相同。就行政主体而言，其违约责任表现为：撤销违法的行政合同优益权行为；纠正不当的行政合同行为；履行行政合同的义务；停止违法的行政合同行为；行政赔偿。就相对方而言，其行政违约责任表现为：强制履行法定义务；接受行政主体的监督和制裁；强制收缴。当行政违约行为同时侵害他方的合法权益时，存在着行政违约责任与行政侵权责任竞合的问题。但是，行政违约责任的主体是行政合同的双方，而行政侵权的主体仅限于行政主体，不包括相对方，即只有行政主体的职权行为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的才称其为行政侵权，而相反则构不成行政侵权。由此，只有行政主体一方才会发生行政违约责任与行政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对于相对方的违约只追究违约责任，而行政主体的违约如果同时构成行政侵权，则由行政主体承担双重责任，但是这两种责任不应同时并用，相对方可以择一适用。

行政违约的解决应通过行政手段或者行政司法手段，作为行政案件由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应与民事诉讼相衔接。因为民事诉讼是解决平等主体的民事争议的，并侧重于有关财产权和人身权的纠纷，而这显然不适于行政违约作为一种行政争议的处理。通过行政手段解决行政违约符合行政违约行为的性质，因为行政违约是以行政主体为一方当事人并以其行使行政职权为前提，形成的是行政法律关系，不应通过私法来调整。将行政违约纳入行政领域才符合我国行政法的宗旨。然而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及《行政复议法》并未将行政合同争议的解决纳入其审查的范围，使得行政违约通过行政程序解决缺乏法律依据。由于《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复议法》的受案范围是法定的，没有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的，不能作为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审查的对象，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了理论原则与法律的冲突，导致在解决行政违约的法律实践中办案人员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说，应修改《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复议法》，扩大其审查范围，将行政违约作为其审查对象。这样行政违约的处理才有法可依，行政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切实的保护。但从长远的角度，规范行政违约，需要在加强对行政违约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单独制定一部《行政合同法》（将《行政合同法》统一于《合同法》的主张是荒谬的）。

摘要

预期违约制度发端于19世纪的英美法，1999年被引入我国《合同法》，并以专门的条文加以规定，完善了我国合同违约形态体系，使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合同法制度。尽管如此，由于《合同法》对预期违约条文规定过于简陋，理论界和实务界都莫衷一是、争议很大。因此，笔者从分析预期违约制度的起源入手，就预期违约制度的概念、理论基础、特征、形态、构成要件、法律后果等相关制度的关系等若干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阐述，从而进一步指出了我国《合同法》关于预期违约制度规定的进步与缺憾，并提出了自已的粗陋看法与浅拙建议，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词：预期违约拒绝履行合同法

前言

预期违约，亦称先期违约，预先违约，它起源于19世纪的英美法，经过长期发展，先已成为英美现代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制度。由于预期违约制度充分体现了合同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平原则，它对平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预期违约救济措施不仅可以有效减少实际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而且还可以及时解决合同纠纷，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社会资源的人为浪费。因此预期违约制度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99年我国《合同法》为了加强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在立法时充分借鉴了英美法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行之有效的经验，在规定不安抗辩权等制度的同时，在法律条文中确立了预期违约制度。但由于《合同法》就预期违约的规定条文过于简陋，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操作中都产生很大争议。

预期违约（Anticipatorybreach）起源于英美法，也是英美法所独有的制度。预期违约制度自确立以来，对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合同立法及实践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由于我国法律一直受大陆法系的影响，故对英美法的预期违约规则涉及较少。后来虽然我国参与缔结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对预期违约进行了专门规定，但对我国民事法学研究未产生足够影响。直到90年代，我国学者才对预期违约规则进行研究。1999年我国《合同法》首次明确对预期违约制度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规定。

一、物业管理合同性质

对于物业管理合同在我国合同法中尚未有规定，目前只能将其称为无名合同。实践中有很多人认为物业管理合同是委托合同，[2]我们在物管案件的审理中，对物管合同关系也习惯于将合同双方关系表述为“物管公司受业主委员会委托”。

但就物业管理服务义务的内容来看，物业管理公司所提供的大部分物管义务不需要对业主言听计从，他们只需要依据合同约定以及物业管理的法律、法规提供卫生、环境、保安等物管义务，达到一个大致的标准即可，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则是由物管公司自行独立地完成的。如果认定将物管合同的性质认定为委托合同，按照委托合同的性质，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在委托合同范围内所获得的法律后果，归属于委托人，因此委托合同由委托人承担责任。这样的结果就导致业主可能要为物管公司的物管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这显然是违背物管服务的目的的。从合同目的进行解释，就可以确定物管合同的性质并不是委托合同，至少不是单纯的委托合同。

笔者认为，在物管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中，不仅有对全体业主的公共物业的管理，还涉及到对业主个体相关财产的保管，以及对共有物业设施的购买、更换，对物管用房的妥善利用等等。因而物管义务中所涉及的性质比较复杂，混同了保管、租赁、承揽、委托等法律关系

在物管活动中涉及的物管义务的种类多、范围广，使得对各种责任一一明确变得较为困难，这样合同双方在产生纠纷后并不能在合同中直接确定违约责任的承担。因而在对物管案件的审理中，认识到物管合同性质的复杂性非常有必要。只有明确认识物管合同的特殊性，并有针对性地对所涉及的部分合同性质做出认定，才能够正确援引相关法律法规对责任做出判断与度量。

二、物管合同的责任主体

1998年12月，某市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其开发的园景苑听涛阁（C2）幢7层B室房屋一套抵押给银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1999年10月24日，该被告与原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将园景苑听涛阁（C2）幢7层B室售于原告。价款729000元，该忘记房屋于2000年5月1日前交付使用。此后，原告先后向被告支付购房款人民币275500元。被告于2000年6月9日通知原告办理房屋交接验收手续，但原告未办理。1999年7月2日该房屋的抵押登记被注销。原告诉至法院，称该合同未按《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规定办理过户手续，请求判令其与被告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被告返还其已付购房款人民币275500元并承担至还款日的利息损失。

有意见认为该房屋买卖合同未办理过户手续，合同应该无效。自意见认为，该合同虽未办理过户手续，但房屋过户手续只是房屋所有权移转的要件，而非合同有效的要件，该合同应为有效。但原告可以被告的迟延履行根据《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

[评析]

一、原告可否以该房屋买卖合同未办理过户手续而主张合同无效？

《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第9条第l款规定：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卖方须持房屋所有权证明和身份证明，买方须持购买房屋证明信和身份证，到房屋所在地房屋管理办理手续。《城市房屋产权户籍管理暂行办法》第8条明确规定：凡未按照本办法申请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其房屋产权的取得、转移、变更和他项权利的设定，均为无效。如何理解该规定？产权过户登记是房屋买卖合同生效的要件吗？司法实践中又是如何解决此类问题的？

房屋买卖合同是合同双方就房屋这一标的达成的一方支付价金，另一方交付房屋产权的协议，该合同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成立。其是否有效须审查其合法性，只要具备合法性，合同即有效，就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房屋买卖合同是房屋买卖行为的基础。房屋买卖的行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签订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二是实施该合同。因此，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存在于第一阶段，产权变动登记问题存在于第二阶段，因为登记是移转房产的要件，是实施合同内容、转移房产所有权的方式。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完整的房屋买卖行为是双方签订了一个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第一阶段），并履行完了该合同，却一方支付了房价，另一方交付了房屋，房屋在法律上的交付体现为过户登记，也就是办完了过户登记手续（第二阶段）。《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第7条也显示，房地产管理机关是在审查买卖双方合同合法有效并具备其他办证条件下，才办理过户登记的，过户登记是合同有效的结果，而不是合同是否有效的要件。因此，房屋产权登记和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的关系是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才能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合同不能履行，就不能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在前，房屋产权过户登记在后，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完全与是否登记过户无关，相反，它是登记过户的前提。那么如何判断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呢？以合同生效的要件即可判断：（一）合同主体要合法，即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必须有与订立合同相适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行为人订立合同是意思表示真实

论文摘要

摘要

预期违约制度发端于19世纪的英美法，1999年被引入我国《合同法》，并以专门的条文加以规定，完善了我国合同违约形态体系，使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合同法制度。尽管如此，由于《合同法》对预期违约条文规定过于简陋，理论界和实务界都莫衷一是、争议很大。因此，笔者从分析预期违约制度的起源入手，就预期违约制度的概念、理论基础、特征、形态、构成要件、法律后果等相关制度的关系等若干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阐述，从而进一步指出了我国《合同法》关于预期违约制度规定的进步与缺憾，并提出了自已的粗陋看法与浅拙建议，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词：预期违约拒绝履行合同法

前言

预期违约，亦称先期违约，预先违约，它起源于19世纪的英美法，经过长期发展，先已成为英美现代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制度。由于预期违约制度充分体现了合同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平原则，它对平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预期违约救济措施不仅可以有效减少实际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而且还可以及时解决合同纠纷，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社会资源的人为浪费。因此预期违约制度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99年我国《合同法》为了加强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在立法时充分借鉴了英美法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行之有效的经验，在规定不安抗辩权等制度的同时，在法律条文中确立了预期违约制度。但由于《合同法》就预期违约的规定条文过于简陋，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操作中都产生很大争议。

[内容提要]：行政违约是目前行政法学界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盲点，本文对行政违约的原则，行政违约的构成及行政违约责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行政合同行政违约责任

行政合同的独立性从来都受到源于传统契约理念的挑战，由于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对是否存在着公法私法的划分有着不同的认识，因此对行政合同的法律价值和契约规则是一体化还是二元发展，在理论上似乎永远也无法趋同。但实践中普通法系国家却按照不同于一般契约的规则来解决有关公共利益的合同纠纷。行政合同是一国行政民主化法制化的产物。在我国，命令行政向契约行政的历史转折基本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过渡同步，行政合同正日益成为政府有效的管理手段。然而，由于我们始终不承认在公有制条件下存在着私法同公法的划分，加之我国近年来行政合同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工作的异常薄弱，因此，在我国仍然有人怀疑行政合同的独立性。尽管如此，对行政合同独立价值的认同已经成为我国行政学界的认识主流。这次统一的《合同法》法典的制定，并未将行政合同包容其中，这与其说是对行政合同的忽视，不如说是对行政合同独立性的确认。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行政合同理论研究急需加强。目前，学术界对行政合同的概念、性质、特征，行政合同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合同的履行等问题研究较多，但对行政违约问题，国内行政法学界几乎未曾论及。

行政合同是行政性和合同性的统一，它既是一种合同，又是一种行政行为。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就行政主体职权范围内的公共管理事项，为了实现行政目的而设立、变更和终止行政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行政合同是对公共事务的约定，行政合同的违反意味着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而行政合同中的公共利益是受法律保护的，因此行政违约的确认应当贯彻违法原则，即确定行政违约的标准是行政合同的违法，违法是确定行政违约的前提。根据“无法律即无行政”的行政法治原则，法律是行政的依据，也是行政的界限，法律是判断行政行为是非曲直的标准。因此，大陆法系国家对公法契约（publiccontract）的价值判断是建构在其法律价值的评定基础之上的，是否合乎公法契约要求，以契约当事人行为是否违反保护公益的该国法律为准绳；而私法契约的原则是意思自治，即裁定私法契约当事人的行为是否违约完全以双方的合意为基准，只要当事人未信守自己的承诺即为违约。从表面上看，违约就是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合同，根据意思自治的原则，民事违约实现了形式到内容的高度统一；而行政违约也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的一方或双方未履行行政合同，但由于双方是对行政主体职权范围内公益事项进行约定，行政主体对其职权并无处分权，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权力是不依双方的约定而先定存在的，即涉及行政职权的事项双方无需约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能约定的，而且其他不涉及行政职权事项的约定也不得有损行政职权的行使。因此，行政违约的原则的确定，使形式意义上的意思自治原则让位于法治原则。由于行政合同主体双方的特定性及其法律地位的不同，因此，行政合同主体双方的行政违约原则的表现也不相同。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在行政合同中的违约表现为：第一、行政主体擅自变更、解除合同。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履行的过程中享有优益权，其中包括单方变更、解除合同权，但行政主体的这一职权是以符合行政目的或公益要求为前提，超过法律界定的范围属于行政权的滥用，即构成行政违约，行政主体应承担行政违约责任。第二、行政主体对相对方履约监督权的滥用。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的行政优益权还包括行政主体对相对方履行合同的监督权，行政主体不适当地使用这一权力，必然会导致相对方权益的损害。第三、行政主体对违约相对方行政强制的滥用。对于相对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行政机关有权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制约相对方履行。行政主体对这一职权的滥用表现为：对未违约的相对方采取了行政强制措施或者对违约的相对方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不适当。行政主体的行政违约的确认遵循违法原则比较明确，但相对方违约是否也应适用违法原则呢？行政合同是基于行政管理职权为实现社会公益而产生的，相对方在行政合同中的目的不可否认主要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但其是作为行政法主体的身份参加到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应当受行政法的约束和规范。因此，相对方违约同样也适用违法原则。但相对方的行政违约与行政主体相比表现有所不同：未按照合同约定的要求和期限履行合同的义务；拒绝接受行政主体对其履行合同的监督和检查。行政违约既是不履行行政合同的行为，又是行政合同义务未能得以履行的状态。行政合同主体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需要依据一定的标准加以评判，这一标准就是行政违约成立的要件。对此行政违约同民事违约遵循共通的原理，在具体内容上却又有所不同。行政违约的成立首先要求行政合同主体违约行为的存在，这一违约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它是行政违约成立的客观要素，又是决定行政违约存在的前提条件。行政违约本质上是行政违法，作为行政违约的构成要件的行政违约行为是指行政违法原则的外在表现。其次，行政违约的成立还要求行政合同主体具有过错。根据行政法原理，作为一般的行政法行为，对其法律效力进行价值判断，通常排斥行为主体的主观因素，即不以行为人是否有过错作为判断其行为效力的标准，而以行为是否合法作为行政行为的效力准则；但行政违约不是通常意义是的行政行为，通常意义上的行政行为是具有先定力的合法的行政行为，是受肯定的效力推定和国家强制力保护的。而行政违约行为受违法原则的制约，是对公共利益的侵犯和对行政法律的违抗，原本就是作为行政合法行为的对立物存在的，由此法律对其必然作出否定的价值判断。所以，行政违约行为与行政责任相联，行政违约是行政责任的前提，行政责任是行政违约的法律后果。作为一种行政责任形式，行政违约行为的存在并不排斥行为人的主观因素，行政违约的成立应当以行为人的过错为前提。关于过错的归责原则本身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命题，承认过错归责原则，强调行为人主观可谴责性与其行为结果的联系，能够针对行为人的主观状态的不同区别对待，从而实现法律责任制度的公平原则。同时，过错归责原则也会对合同主体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割断行为人主观恶性与其不利的行为结果的联系，无异于姑息甚至纵容恶意违约。然而，过错归责原则是以明确行为人的过错为前提，无论故意和过失，过错是一种违约人内在的而他方难以查实的心理状态，。这就为他方为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的过错举证带来了巨大困难。由于举证不能，会使违约方逍遥法外，使守约方因此受到的损害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相反，无过错归责原则否定了行为后果主观因素，合同责任不以过错为前提，这就省却了守约方过错举证的负担，从而降低了守约方的诉讼成本，更大限度地保护了守约方的合法权益。可是，无过错归责原则割裂了意志与行为的关系，否定了人的意志对行为的支配作用，会对无辜的违约方不加区别地进行制裁，不能区分不同性质的违约方，无法实现法律责任的惩恶扬善的教育功能，也有悖于法律的公平原则。总之，过错归责原则强调法律的公平的价值理念，而无过错原则注重合法权益维护的实际效应。两者包容着两难的价值冲突，似乎很难两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出于不同的法制理念和价值取向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大陆法系采纳了过错归责原则，而英美法系倾向于无过错原则（英美法系在认定违约时，也不是完全不考虑行为人的过错）。我国制定《合同法》，将违约责任从过错责任原则改为无过错责任原则，这是我国立法者通过审视司法实践所作出的优化选择，因为，归责原则只有在司法实践中才有实际意义。然而这次违约归责原则的调整并未实现理论意义上的突破，只是在上述两难命题中作出了非此即彼的选择。它仍然分化了违约人的意志与结果的关系，并未达成违约人主观与客观的融合。实际上，违约人的主观状态和客观行为是很难分开的，过错是一个主观和客观要素相结合的概念，它是指支配行为人从事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行为的故意和过失状态，即指行为人通过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主观状态。在认定违约时，不能孤立地考查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或客观方面，应将两者结合起来。判断违约行为除了要审查违约行为以外，还要深究支配违约行为的意志因素。在此问题上，民事违约和行政违约是相通的。因此，过错是行政违约的构成要素，而且是与行政违约行为密不可分的要素。

行政违约作为一种责任形式与行政责任相连接，即行政违约责任是一种行政责任。行政责任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或不履行行政法律义务的法律后果，而行政违约本质上既是一种行政违法同时又是对行政法义务的抗拒，因此行政违约责任是一种公法上的法律责任而不应受私法调整。民事违约责任的目的是补偿守约方的利益损害，主要表现为物质给付，如支付赔偿金或违约金；而行政违约责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恢复行政法律秩序，维护公共利益，主要表现为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撤销和纠正以及对法律义务的强制履行。行政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同，其违约表现形式不同，因而其责任形式也不相同。就行政主体而言，其违约责任表现为：撤销违法的行政合同优益权行为；纠正不当的行政合同行为；履行行政合同的义务；停止违法的行政合同行为；行政赔偿。就相对方而言，其行政违约责任表现为：强制履行法定义务；接受行政主体的监督和制裁；强制收缴。当行政违约行为同时侵害他方的合法权益时，存在着行政违约责任与行政侵权责任竞合的问题。但是，行政违约责任的主体是行政合同的双方，而行政侵权的主体仅限于行政主体，不包括相对方，即只有行政主体的职权行为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的才称其为行政侵权，而相反则构不成行政侵权。由此，只有行政主体一方才会发生行政违约责任与行政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对于相对方的违约只追究违约责任，而行政主体的违约如果同时构成行政侵权，则由行政主体承担双重责任，但是这两种责任不应同时并用，相对方可以择一适用。

行政违约的解决应通过行政手段或者行政司法手段，作为行政案件由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应与民事诉讼相衔接。因为民事诉讼是解决平等主体的民事争议的，并侧重于有关财产权和人身权的纠纷，而这显然不适于行政违约作为一种行政争议的处理。通过行政手段解决行政违约符合行政违约行为的性质，因为行政违约是以行政主体为一方当事人并以其行使行政职权为前提，形成的是行政法律关系，不应通过私法来调整。将行政违约纳入行政领域才符合我国行政法的宗旨。然而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及《行政复议法》并未将行政合同争议的解决纳入其审查的范围，使得行政违约通过行政程序解决缺乏法律依据。由于《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复议法》的受案范围是法定的，没有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的，不能作为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审查的对象，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了理论原则与法律的冲突，导致在解决行政违约的法律实践中办案人员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说，应修改《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复议法》，扩大其审查范围，将行政违约作为其审查对象。这样行政违约的处理才有法可依，行政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切实的保护。但从长远的角度，规范行政违约，需要在加强对行政违约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单独制定一部《行政合同法》（将《行政合同法》统一于《合同法》的主张是荒谬的）。

经济合同审计，就是对经济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审核检查。随着公安机关对外经济活动的日渐频繁，经济合同也随之日益增加。经济合同是对外经济往来的重要载体，抓紧、抓好经济合同这一环节，加强对合同签订、合同履行的审计监督，对保护本单位合法权益、避免经济纠纷具有很积极的意义。目前，通过开展财务收支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基建项目决算审计，对公安机关经济活动的事后监督已比较完善；但公安内部审计要向更宽广的领域、更高的层次发展，必须逐步建立对经济活动的事前和事中监督机制，将审计监督关口前移，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管理职能，合同审计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公安分局通过二年多来的经济合同审计，在实践中积累了一些工作方法和经验，现对经济合同审计的几个要点作一粗浅探索：

一、合同签订阶段应注重审核的几个方面

（一）合法性。就单位之间签订的合同而言，双方必须都是法人，或经过法人授权的其分支机构。如公安分局具有法人资格，而分局派出所、看守所、治安支队等都不具备法人资格，他们只能在分局授权下在授权范围内行使权利。在某些专业领域，对合同主体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如设计资质、施工资质、监理资质等，这些资质往往还分为若干等级，等级的优劣直接与企业单位的规模、能力、信誉有着密切关系。对主体审核时要特别关注签约对方的有关资质，必要时还应调查了解其在行业中的信誉和客户对他的评价。公安业务部门与外单位签订的合同往往涉及业务机密，在选择合作单位时，还应审核他是否具备保密局颁发的保密资质。另外，在合同中还应明确对方在合同范围内的义务不得分包、转包，以保护本方权益，避免发生合同纠纷。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市经济体制下，要特别提防合同对方利用合同进行诈骗，如收取定金不履约，收取全部货款后只发部分货，利用伪造、变造或作废票据进行诈骗等。所以，审计人员在审核合同时一定要贯彻谨慎性原则，对一些公司企业不要光看其注册资金规模，更要看其商誉和资质履约情况，把合同审计风险控制在最小限度。

（二）完整性。检查经济合同所涉及标的的数量、质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合同履行的期限、地点、方式，违反合同的赔偿条件和赔偿责任、合同争议的解决方法等等。为避免引发合同纠纷，一般重点审核标的质量、支付方式以及违约条件和违约责任。

质量条款包括标的的名称、品种、规格、型号、产地。某些产品是成品进口的或主要部件进口而在国内进行组装的，这时更应对产品的产地进行明确。在合同中难以用书面方式确切表达产品质量的，有的可采用实物封存方法；有的如基建工程等非标工业产品，须在合同中明确质量标准，一般有国家强制标准、行业标准；对系统集成、软件开发项目，应将用户需求和实施方案等作为对质量约定的组成部分，以合同附件形式明确下来。在明确标的质量之后，应注意审核合同中是否对质量验收条款作了相应的约定。

为保护本方权益，在合同履行中处于主动地位，严格付款方式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保障措施，如付款进度应与对方履约进度相一致，或略迟于对方履约进度。当合同中有售后服务内容时，应争取预留合同总金额的一小部分待售后服务期满后（一般约定一年期限）再予以支付。当合同涉及的标的需要验收或试运行时，应在验收完毕和试运行期满达到合同质量要求后，支付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