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史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发展史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麦金农（Mckinnon，1973）和肖（Shaw，1973）关于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理论以及赫尔曼、穆尔多克、斯蒂格利茨等关于金融约束的理论指出，在金融压抑下，政府按照自己的偏好将金融资源投入到大的项目和国有部门中去，而对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部门支持不够。银行部门虽然拥有较强的激励和动力支持实体经济，但由于竞争不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难以满足。［2］金融体系不健全使得金融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经济生活中存在过多的金融管制措施，而受到压制的金融反过来又阻滞了自身的发展与进步。

1．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金融缺口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存在的金融压抑造成的，实际利率没有反映真实的资金供求，导致资金的过度需求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出现金融缺口。信贷市场的利率管制、价格和数量歧视导致企业的逆向选择、寻租等现象，浪费了信贷资源；资本市场的行政管制则增加了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3］中国银行体系、证券市场等建设的滞后加大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中小企业在中国发展历史相对来说较短，但是发展速度比较快，而金融体制的改革、证券市场的发展等相对来说要滞后，由于缺乏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与市场，这导致了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过窄。在国内金融抑制和银行主导型融资的大环境下，中国的资本市场相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整体状况是远远落后的，其发展缓慢且滞后于经济发展。［4］在直接融资方面，中国对股票和债券发行做出规定的条件极力严格与苛刻，进入的门槛过高,使得中小企业望而却步，无法通过直接融资满足自身经营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在国外，中小企业以股票市场、二板市场、企业债券等直接融资为主，美国高达50％以上，中国仅占3％左右。目前，中国中小企业主要以间接融资为主，资金来源主要是自筹和贷款。2004年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了中小企业板块,为中小企业专设了一个新的融资平台。但是其发行上市条件和上市程序与主板市场区分度不大。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讲，较高的进入门槛使在中小企业板块上市依然可望不可及，难以实质上为中小企业提供触资便利。经国务院同意，2009年10月深圳证券交易所举行了创业板开板仪式，这意味着酝酿10年之久的创业板开板，也成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新举措，有助于中小企业融资。在发行企业债券方面，由于涉及金融风险问题，民营中小企业发行企业债券难以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另外对中小企业来说，其规模小、资信记录空白、评级机构在对其风险评级时手续复杂，债券的包销费用高昂，企业难以承受。国家对上市流通债券等级的要求也是一般中小企业所难以达到的，这使得债券自由流动性受到很大影响，投资者对小企业发行债券的信用存在顾虑，缺乏购买信心，［5］中小企业难以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取得资金。

2．金融自由化深度不够。改革开放以来,银行业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政府金融政策的重点一直是建立一个广泛而发达的银行体系。1992年之前，政府对金融部门采取的主要政策是金融压抑，维持国有银行在金融部门中的垄断地位，包括准入限制、规模限制、业务限制等，以便通过国有金融部门来支持经济增长（主要是体制内经济的增长）和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这一目标定位使银行部门的功能性缺陷越来越明显，导致资本配置效率下降，也难以为快速发展的非国有经济提供金融支持。而市场结构的垄断性和产权结构的单一性还阻碍了国有银行自身效率的提高，使其缺少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资产质量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内在激励，出现了“大而不倒”的局面。1992年之后，金融政策开始由金融压抑逐步转向金融自由化，以满足不同经济成分的融资需求。金融政策的转向有助于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效率，并逐步向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方向发展，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但其自由化深度不足，削弱了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尤其从区域视角来看，政策对地区金融深化过程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但是从沿海到内地的改革次序使得东部地区得到了比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政策支持，东部地区借此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金融体系,而西部地区从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逐渐获得了政策优惠，中部崛起战略则开始得更晚。无论是从速度还是效率上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金融深化程度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是，本来需要大量投资的中西部地区难以获得相应资金，而原本拥有充裕资本的东部地区又从中西部地区吸引了资金。投资渠道的单一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导致这些资金涌入股市、房市，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的资金供需矛盾。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的另一个影响则是加剧了“割裂”性的经济结构，使得资本报酬率在三大区域间的差异进一步拉大，进而则影响了全国的经济增长质量。

3．金融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是企业竞争力尤其是金融企业竞争力形成的重要源泉，因为现代金融业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特点，金融业务、金融管理、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制度的创新成为提高金融绩效的必然路径，现实中富有竞争力的国际金融集团如花旗、汇丰都能通过金融产品和技术等创新，向全球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以求获得利益增长。中国金融机构由于体制、技术和观念上的制约，使其金融自主创新意识不强和创新能力不足。外资金融机构由于熟悉国际金融领域，长期分析国际金融形势，注重市场开发，早已经通过市场磨练形成创新制胜的观念,并具备很强的技术和金融产品创新能力。基于此，外资金融机构可迅速确立在新型金融业务方面的优势，建立业务竞争优势壁垒，争夺优质客户，建立高端业务，压缩中资金融机构的经营空间，加大中资金融机构业务竞争能力提升的时间成本。

4．风险管理水平不高。风险管理能力是提升金融业竞争力的重要保证。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以及对金融风险的管理，包括识别、交易和转移，始终是金融业永恒的话题。从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来看，金融风险的管理和控制仍然是全球金融业面临的重大问题，金融全球化给全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商业机会，提供了更多的金融融资渠道，但由于金融生态环境的风险，最终会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并形成金融行业的风险。面对成因复杂的金融风险，外资金融机构一般都已推行全面风险管理制度，建立涵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在内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拥有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和手段。近年来，尽管中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水平已有所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有所增强，但在风险管理的理念、风险识别的技术和风险处置的方法等方面，与外资金融机构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这样势必就会影响到中国金触机构竞争力的提升。

二、完善金融市场的路径选择

目前，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完全消除，联合国的《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增长在2013年很可能会继续保持低迷，并且在随后的两年中全球经济面临滑入再度衰退的极大风险。有鉴于此，金融市场应当根据经济创造的实际需求进行体系建设，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核心作用。根据不同类型的企业需求，兼顾企业的投融资需求、避险需求和国家的宏观调控需求，为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与国际化准备条件；实现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金融市场创新、金融管理创新和金融监管创新十分重要，以便更好地促进金融市场的规范运行，在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的基础上，提高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再配置效率，提高社会投融资的便利度和满足度，加大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度，促进金融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1．金融投资创新。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两个动力———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其中，金融投资将激发企业家的创新激情。同时，金融投资创新也将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创新既是企业家精神的实质，也是创业投资的核心。创业投资是投入到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创新型企业或项目的一种非公开权益资本，或权益资本连接，它是非公开权益资本的一个子范畴，是一种特殊的非公开权益资本。它是通过积极参与所投资企业建设并最终实现资本增值的、新型的具有生命力的资本运作模式。创业投资与创新的关系不仅在于它对于创新本身的贡献，更在于它促成创新项目的商品化过程，在于它为创新提供了实现其价值的平台或渠道。风险投资是通过帮助创业者来建造这些企业，从而使创新实现价值。创业投资不是投入现在，而是着眼未来，机会与风险共存是创业投资的重要特点。创业投资对于风险具有较高的容忍度，是因为它对于机会的不懈追求。为了追逐高额回报，创业投资往往投入那些快速增长的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企业。创业投资被誉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这是由于创业投资是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未来的投资，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新的增长力的投资，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投资。因此，各国（地区）政府都大力支持创业投资，政府对于创业投资的支持尤其体现在其对于科技企业的投资上。

2．金融监管创新。随着中国金融业全面对外资开放，如何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将是监管部门面临的挑战。监管理论的成本收益说不是单纯地回答需要不需要监管，监管好还是不好的问题，而是提出应当在成本和收益中权衡，以实现“适度监管”，提高监管效率。精确衡量监管的成本和收益虽然不易，但对单个监管政策进行评价时可以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在不同选项之间进行择优。在不同国家，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收益具有制度差异。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所处的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不同，监管的成本和收益的具体内容可能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这就为探索中国金融业监管的成本和收益分析模式提供了空间。激励监管理论注重发挥被监管对象的主动性，可以减少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不必要干涉，还有助于降低监管成本，提升监管者的整体声誉。在中国强化监管中的激励因素还有助于改变中国传统的行政性管制，优化设计金融监管机制。但要在中国金融监管工作中引入激励监管机制，如事先承诺制，还需要一定的环境支撑，即更新监管技术手段，提高监管者素质；加快银行会计制度的改革，确保银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强化市场约束力量，加大信息披露力度等。

3．金融制度创新。中国金融体制一直依附于经济体制,在传统体制下，金融体制以为国家赶超战略集聚资金为目标。在体制转轨中，金融体制一直是作为促成实现转轨的资金保障起作用的。由于金融体制本身改革的滞后性，并没有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提供“制度环境”，金融始终未发挥其先导作用。因此，必须从金融制度创新入手，进行改革。一是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进行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改革，推动国内银行之间的竞争。二是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创新金融市场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方式，完善股票市场，改变企业单一融资结构，以减少企业融资对银行系统的依赖，让金融市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最大助力。

篇2

[关键词]房地产金融发展现状存在问题解决方式

一、房地产金融基本状况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发展壮大离不开房地产金融的大力支持，近年来我国房地产的金融支持力度有所下降。我们可以从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来源的形式和结构为参考。目前，我国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主要分为：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债券、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1998年以来，国家预算内资金、债券和利用外资绝对值及占比均很低，且呈不断回落态势；房地产开发资金中约有60%左右来自于银行贷款，房地产开发企业对银行信贷资金依赖程度很大。就商业性金融支持体系而言，自98年，我国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年均增长率为20.09%，高于同期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年均增长率（12.71%）7.38个百分点。2004年，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住房消费信贷增长率均呈下降态势，与2003年相比，2004年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长率下降了32个百分点，住房消费信贷增长率下降了7.29个百分点。我国政策性住房信贷主要指对个人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截至2004年底，全国建立住房公积金职工人数为158万人，仅占在岗职工总数的8.2%；累计向433万人发放了住房公积金贷款，仅占建立住房公积金职工总数的7%，比例明显过小；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中用于个人住房贷款和购买国债的资金仅为56.1%，沉淀资金闲置的比例为42.6%。积金大量处于闲置状态，对中低收入家庭购房的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我国房地产金融存在的问题

1.风险过于集中于商业银行体系。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间接金融在整个金融市场中还占绝对地位，而资本市场等直接金融发展却相对落后，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本身改革还不到位，导致了我国房地产融资主要依靠商业银行。通过住房消费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建筑企业流动性贷款和土地储备贷款等各种形式的信贷资金集中，商业银行实际上直接或间接在承受了房地产市场运行中各个环节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资本市场发展的相对落后，很难为房地产企业提供其他渠道，而且也不能将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资产风险社会化，化解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

2.人住房信贷的发展可能存在违约风险。自我国实施住房市场化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不良资产率不到0.5%，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不良资产率仅为0.24%，这对改善银行资产质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商业银行普遍把个人购房贷款看成优良资产而大力发展，银行应该重视个人住房尚未暴露出的风险。因此，在我国尚未建立起个人诚信系统，商业银行也难以对贷款人的贷款行为和资信状况进行充分的分析的条件下，大力发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势必给银行造成不良资产。

3.房地产金融在创新中存在部分问题。我国相关部门经过20多年的探索，建立了以银行信贷为主的房地产金融市场体系，为中国房地产业的快速成长提供了重要支持。但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现有房地产融资方式也逐渐暴露了一些问题。房地产融资过分依赖银行不利于金融业及房地产业的稳定，单一的银行信贷融资方式难以适应中国房地产行业快速发展的趋势，我国房地产金融产品种类单一，无法满足市场投资者的需要。总的来看，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存在一定制约，面临较大风险。

4.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存在经营行为本身不理性、不科学、不规范等问题。自1998年以来，一方面我国连续8年降息；另一方面，随着个人住房市场化以后，国家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加大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支持力度，同时由于商业银行普遍把房地产信贷作为一种“优良资产”因此在经营业务上容易产生急功近利的倾向。

三、对于目前所存在问题的解决方式

1.大力发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房地产金融市场体系。住房金融市场不仅要有间接融资的信贷市场，也应有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不仅要有直接提供融资服务的一级市场，也要有分担一级市场风险的二级市场，来解决住房贷款资金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问题。鼓励扶持包括房产评估、房产中介、保险、担保、贷款服务等金融市场支持服务体系。加快市场交易制度建设，促进市场交易环境不断优化。

2.大力推进房地产金融产品创新，为房地产开发、收购、买卖、租赁、管理等各环节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要细分市场，开发服务于不同目的和人群的产品，如低收入家庭、刚工作的青年等人群的住房金融产品等。推动房地产金融产品多元化，形成包括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企业债券和资产证券化等在内的房地产金融产品。

3.大力发展房地产投资基金。房地产投资基金作为一种专业从事房地产投资的基金，在国外已经得到迅速的发展，然而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一方面，尽快制定和实施《产业基金法》是国内和国际产业基金可以在,房地产投资中有法可依，健康、持续地运行下去。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房地产投资基金推出机制和风险规避机制，降低其所承受的风险程度，鼓励房地产投资基金迅速发展起来。

4.加快房地产金融产品证券化速度。通过贷款证券化增加了信贷资产的流动性，同时有利于银行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从而形成良性扩张，还可以改善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资本金要求。优先发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另一个原因是，近几年随着房地产信贷规模的迅速增长，住房抵押贷款，尤其是近年来个人购房按揭的逐年增加，这部分资产属于各银行的优质资产的组成部分。通过证券化可以将房地产金融的信用市场化，加速了间接金融向直接金融的转化，使得房地产金融的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和社会化，从而不仅扩大房地产开发资金的来源，而且分散了投资资金的风险，促进房地产金融市场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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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用；货币；金融；利率；票据；证券

一、信用与货币的关系

信用和货币一样，属于一个古老的经济范畴。信用的最初起源是借贷关系，但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确立和发展，已经远远超过当初的范围，它成为了以借贷为主体但多种信用形式并存的、与货币交织在一起的金融。当今社会，信用关系无时无处不在。现代经济已被称为“信用经济”。由于信用已渗透到各行各业，并且在西方国家，可以说一个人从出生到坟墓，都离不开信用。因此，信用产生了多种信用形式，简单地说有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消费信用、股份信用、信托信用、保险信用、国际信用等多种形式。这些信用形式同时并存于当今社会，并相互交织在一起，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

货币与信用有各自的起源，本质上不相关，而在大量的经济来往中，相互交织、渗透逐渐演变为本质相关，形成了金融。货币原本从商品中脱离出来充当一般等价物，它是实实在在的一种物品，本身具有价值，而现今的货币已经表现为现金(在大多数国家表现为纸币形式)和信用货币两种形式。它所代表的价值已大大超过其本身的实际价值，而现代货币创造的机制是只要银行提供贷款，就可以形成资金来源，即只要有资金运用就会有资金来源。可以说现代货币是银行信用创造出来的。现代货币是现金和存款一身两任，从流通角度说，它是经济生活中的货币量，从信用角度说，它是银行体系的信用资金来源，第一，从形式上看，它的增加可以达到无限性，它有无限增加的可能性，现代货币的创造易如反掌。只要银行贷出资金，就可创造出货币。第二，从实质上看，它又是有客观界限的，生产流通的增长、财富的增加，只能按客观界限来增长，货币增长是真实的，超越这个资金创造，就会形成虚假性资金来源，从货币的角度来说就是过多的货币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通货膨胀。第三，如果出现了虚假性信用资金来源，它既表现为现金，也表现为存款，从二者的一般比而言，更多的是存款。我国是用现金面较宽的国家，但大部分的交易和流通还是以储蓄形式来实现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存在现金，但更多的货币反映在存款上，钞票是次要的，存款是更重要的货币。因此现代经济中，货币量越多表明银行信用资金越多。

二、信用的多种形式与多种服务方式

首先是商业信用，商业信用是最古老的信用形式，其它信用形式都有源于此。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赊销赊购活动都可以从古代交易中找到，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中，就有农民在春天赊购粮食种子，将赊购数量和金额记账，到秋天在丰收时在还账的常见事例。小商贩想要进货销售某种货物但资金不足，这时批发商为了不积压货物，也会提供赊销，先将提货数量记账待零售商将货物销出后在还进货款。西方国家，也大量存在相同或相近的现象。随着商业信用的频繁使用也就相应地产生了商业票据(主要有商业票据、公司债券)，它是一种工商企业之间相互提供的信用，一般建立在相互熟悉的企业之中，因此，它的流通范围受到了限制。银行信用，这也是多种信用形式中的主流，随着社会化大分工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流通环节也就越来越多，资金的周转已不能与货物购销活动同步，每个人对货币的需求上也存在时间差，因此，有人开始利用资金运用时的时间差来获得利润，即将暂时不用的资金借给有项目而缺乏资金的人，并从资金运用人的手中分得一部分利润，从此社会中又分离出一个新的行业——银行，由于银行长期专门从事资金的借贷，因此，一般而言，银行手中有大量的资金且信用度高又在更大范围内(如全地区、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分支机构，银行的信用得到空前的发展。在银行信用的作用下，也相应产生了大量的信用工具，如银行券、银行存单、商业票据的贴现、转贴现、再贴现等金融工具并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的丰富。

国家信用，国家虽然可以通过税收进行无偿性融资，但也不排除有偿融资，有偿融资主要是以国家为信用主体来向社会发行国债向社会进行有偿性融资，它既可用来弥补财政赤字，又可保证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实现其经济调节功能。不再是发生了财政赤字，就强制性要求银行挤出资金给予弥补，保证了银行行使其金融功能的独立性，不挤占银行的正常性贷款，不会给中央银行造成不合理的货币创造，随着国家的经济调节功能越来越重要，财政的债权债务呈年年逐渐扩大趋势。

消费信用，经济的发展使得物质产品极大丰富起来，厂商为了尽快实现资金、产品、商品、资金的循环，加快资金的流通速度，都面向消费者提供各种形式的消费信用，现如今除为购房、小汽车等贵重消费品提供按揭贷款以外，已经有很多日常消费品也开如为消费者提供贷款，由于，市场上的商品从奇缺转变为极大丰富，市场也就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因此，在市场上，商品经济也随之转变为信用经济(消费者经济)。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关系也就日趋复杂，单一或有限的信用形式或金融工具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信用的形式以及伴随的金融工具也就日趋丰富，就目前来说，信用的形式就还有股份信用，即在一个特定的金融市场，企业就通过发行股票的形式向公众募集资金，对资金持有者来说不需要有大额资金也可进入市场，而企业也可通过集腋成裘的方法获得企业所需的运营资本。而且股票对持有者而言流通性很强，对企业而言却比发行债券融资更具有稳定性，是一种很好的金融工具。市场的变化复杂性、快速性，使得市场的风险也成倍增大，市场的高风险性要求转移风险，因此，保险信用也就随之应运而生，既有面向企业的也有面向个人的，更有面向国家的保险信用。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网络经济的发展，如今世界正向地球村的方向发展，国家之间信用产生是必然的，这种国家之间的信用称之国际信用，国际信用实质上同其它信用并无本质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它的信用主体上升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带有国际政治色彩，一般情况下，虽说是信用形式，但它会无可避免的与政治、军事有着不同程度的相关。

三、多种信用形式与央行货币投放密切相关

银行信用是货币创造的直接主体，基础货币创造是通过中央银行来实现的，我们知道，只要有资金运用也就可以形成资金来源，而且从理论上来说，资金的创造是无限的。也就是中央银行只要将货币贷给商业银行，就可以创造出基础货币，而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乘数法将成倍数的创造出派生存款来，它创造的上限由乘数K来决定。但是我们也知道基础货币的创造从现实来说，是受生产流通的增长、财富的增加限制的，应根据市场流通的需要来发行货币，因此，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的发行是一件很慎重的行为；而商业银行的派生存款的创造，只是说它的上限是它的倍数K，但是否能按照最大限度来创造却是不一定的，这要看企业是否愿意贷款，而企业是否贷款就和企业的效益相关，这就和市场的运行状态相关，也就同时和商业信用、消费信用、股份信用、保险信用密切相关，商业信用的良好运行，商业票据、公司债券的信用度良好，商业票据市场以交易的真实性为前提的良好运行，就为银行开展贴现提供了可行性和可信性，也就为银行进一步开展转贴现和再贴现的功能提供了保证。消费信用与商业信用是一种相互交织影响的信用关系，消费信用的良好运行，可以保证商家资金周转同时也保证了银行资金的回笼，商业信用的良好运行，可以促使商家更好提供消费信用，相互形成良好的循环。保险信用、股份信用是银行信用、商业信用的补充，当银行信用、商业信用的良性循环遭受到意外性的破坏，保险信用可以及时修补信用循环链，使信用的循环可以得到继续。股份信用属于直接融资的范畴，它的运用可以使商家以自身的信用在证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厂家与股民风险共担、融资面拓宽，股民可以根据自身的金融知识或偏好来选择厂家来进行投资，从一定程度降低企业、银行、及投资者的风险度。(从银行的角度来说，不是所有的厂家缺少资金都来找银行，有可能出现的不良资产或坏账都由银行来背；从企业来说，不是资金缺乏，都只能找银行贷款，如果银行资金有限就只能坐等资金而错失商机；对投资者来说，不再是只能将资金存在银行里，由银行决定将资金贷给自己不知晓，盈亏率也不了解的企业，失去自)。国际信用，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必不可少的信用工具，如今，国家之间已经有大量的资金被相互利用，本国的经济都融入了大量的外资，成为资金互相渗透的地球村。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只关注本国的资金和货币，尤其是经济大国的经济波动已经不可避免影响着世界经济。国际信用势必成为影响本国货币利率的杠杆之一，利率的变化直接影响货币的需求量，从而也就影响货币的创造。目前，国际上又产生了多种金融衍生工具，都与各种信用形式相关，它们的迅速发展，使规避形形的金融风险有了灵活方便、极具针对性且交易成本日趋降低的手段。这对现代经济的发展起到有力的促进。

四、关于我国金融行业与信用形式思考

伴随着中国银行业开放进程的加快，以及相关金融制度改革的深入，完善我国现代化监管体系并以此推进金融体系改革的任务就显得更为紧迫。根据信用体系的层次构成对我国现行的信用体系进行考察，发现我国的信用体系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致使信用体系的功能不能得到正常的发挥。其残缺不全的具体表现为：

(一)从组织要素来看，我国信用体系的组织建设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有些组织在有些省市虽然已经建立，但是相应的功能和作用由于受到市场发育程度的限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例如政府的征信组织，在北京和上海已经建立了企业信用信息征信系统，而其他省市还没有建立起来，更谈不上各省市征信系统联网所形成的全国征信系统。

(二)从制度要素看，信用体系中的组织运作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使已经存在的组织在运行过程中无所适从。例如资信评级的运作制度、资信评级机构的业务范围、信息披露与保守商业秘密关系、如何对资信评级结果进行跟踪等都没有正式的制度。

(三)从市场要素看，与信用相关的市场并不完善，已存在的市场发育程度也比较低。如票据贴现和票据承兑市场已经存在，但是发育程度较低，限制了信用的提升。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限制，全国性的资信评级市场没有形成，产品丰富的资信评级市场有待开拓。

(四)从法律要素看，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台了不少的法律，但是与信用相关的法律体系没有建立，特别是信用法律体系中的核心性法律没有能够制定，没有一部专门的信用法律，严重影响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五、我国金融与信用体系建设的战略构想

金融体系是我国经济运行的核心，如何促进金融体系的和谐发展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具有很强实践意义的问题。和谐金融是金融内生机制和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自生和共生机制的完美结合。在和谐的金融体系下，金融资源配置将更加合理、高效，金融发展将更加有序和均衡，人们能够按照预期从事金融活动并满足最基本的金融需求。构建“和谐金融”，就是要高度关注金融内部各要素的协调发展和金融系统外部环境的优化，推进直接、间接融资的比例和谐、大中小企业的融资和谐、农村金融与城镇金融的发展和谐、金融稳定与金融创新的互动和谐。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应该有一个过程。一种合理制度的建立或完善有理论的指导，但更主要来自于金融活动实践的不断探索和积累，而不是凭空想象的，这个探索和积累的过程(形成的成果便是金融规范的确立)以何种形式来完成。

(一)我国金融体系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指导思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实现有待于金融体系的建设，只有建设了具有现代意义的金融体系，特别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信用体系，才能实现资源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有效配置，提高我国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现代信用体系不仅体现在与信用活动的有关组织、有关市场和有关法律，而且体现在信用的文化特质。中国的信用文化特质应该是兼容中国传统信用文化的优良思想、借鉴西方信用组织结构和信用风险评级、监控技术形成的信用伦理道德和观念。

(二)建立信用体系中的组织，并对其进行培育，不断发挥组织在信用体系中的作用。对于信用体系中已经存在的组织，应视情况进行整合和发展。对于资信评级的组织或类似于这样的信用体系组织应该通过竞争的手段、限制新加入者的手段，以及限定业务的手段逐渐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扩大组织的规模和区域覆盖面，逐渐推进全国资信评级市场的形成。对于信用体系中现在不存在的组织应积极建立和发展。

(三)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我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通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但是债券市场发展畸形，品种单一，可转换债券也刚刚起步，资产的证券化、商业票据的证券化等都还不存在。应鼓励金融创新，努力促进金融市场结构的完善、金融品种的丰富化，为信用的提升和信用风险的分散提供条件。wWw.gWyoO

(四)建立信用制度和信用法律体系。信用制度和信用法律体系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对信用问题有个认识过程、讨论过程和最后的决策过程，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应以组织建设为突破、以培育和完善市场为手段、以信用的制度和法律建设为核心、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信用文化为目的、稳妥推进信用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陈一来.组建金融控股集团的方式及其风险防范.金融论坛，2001(12)：27-31.

[2]冯璐.日本金融业重组之启示.福建金融干部学院学报，2003(3)：21-23.

[3]罗纳德·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篇4

1.奥林匹克对体育经济的影响。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史来看，我们看到了精神需求、物质需求和财富需求越来越密不可分地共同作用于我们的时代。“奥林匹克”从来与“金钱”密不可分，早在1896年的雅典首届奥运会时，组委会就因经费困难而接受了希腊慈善家阿维罗夫捐资修建体育场馆，“柯达”也经常在相关体育赛事的纪念品上作广告而提供赞助。1900年的巴黎、1904年的圣路易、1908年的伦敦连续三届奥运会的开支都来自同时召开的世界博览会的收益；1980年萨拉热窝奥运会组委会签署了国内外447项商业性合同；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首创赢利2.22亿美元。仅可口可乐公司作为赞助商，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当季赢利达到9.67亿美元。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有220个国家和地区转播了相关的赛事节目，的点击率达到90亿次，商业广告从中获得丰厚的收益，赞助费亦创历史新高。悉尼奥组委从自己的营销中获得10.95亿美元，又从国际奥委会营销收入中获利11亿多美元。尽管社会各界对奥运的商业化褒贬不一，但奥运的精神力量与经济力量强大的结合，已使申办城市之争日益激烈却是不争的事实。全世界都看懂了奥林匹克给举办国带来的不仅仅是体育，更是经济的发展，金融的创新，奥林匹克对举办国的经济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2.奥林匹克等大型赛事对金融业的影响。奥林匹克等大型赛事对金融机构的影响是巨大的，资料显示中国金融业从“2002韩日世界杯”上获得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实现了金融和体育产业的“亲密接触”，获取了丰厚的经济效益。2002年世界杯期间，“国际卡”是各家银行竞争的重头戏，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中国农业银行对世界杯期间持卡单笔消费100美元以上的，可以参加消费返还抽奖。据统计，2002年世界杯期间，中国在韩球迷有4万之多，消费支出预计5000万美元左右，按此估算，银行的收益达50万美元左右。

二、奥运经济与我国体育金融市场的关系

自第20届美国洛杉矶奥运会成功举办以来，人们对大型体育赛事对奥运经济的影响力十分看好。在筹备赛事过程中，拓宽融资渠道，发行体育债券、体育彩票、体育专项基金，提高资本运作能力，推动奥运经济现象的协调发展，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已经成为办好奥运会的重要指标，而这种经济现象的出现是有利于体育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的。所以，奥运经济的影响力有利于体育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体育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加强奥运经济的影响力，奥运经济与体育金融市场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

1.相关概念的界定

(1)奥运经济与奥运经济现象。奥运经济是指奥运会举办前后一定时期内，所发生的与奥运会举办有联系的，具有经济效果或经济价值指向的各种活动，奥运会的总体效果和影响力是奥运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奥运经济对经济的助推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初期的总需求刺激和后期的供给驱动。总需求刺激表现为直接推动，包括投资、消费和政府支出以及净出口等方面。供给驱动影响主要是增强供给要素，包括企业品牌提升、国际形象改善、经济基础完善带来的效率提高以及推进新兴产业成长等方面。奥运经济已经成为最近30年世界经济发展中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奥运经济现象是指由奥运会所拉动的某个地区乃至某个国家，在某一段时间里经济繁荣与经济增长的景象；具体地说奥运经济就是以奥运会为中心在社会不同层面、不同行业所表现出来的经济现象。

从以往举办城市的历史实践看，奥运经济是注意力经济，会由于注意力资源的相对集中而给举办城市带来阶段性加速发展；奥运经济是品牌经济，通过良好的运作通常能造就一批知名产品和企业品牌；奥运经济是借势经济，将对举办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产生类似加速器或催化剂的作用。奥运经济因其特有的聚合、裂变和辐射效应，而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

(2)体育金融市场。体育金融市场是一个新兴的金融经济市场，是指以大型综合体育赛事为主要内容，并为搞好某项大型综合体育赛事而筹措资金，拓宽融资渠道，发行体育债券、体育基金、体育彩票等，以吸收外资和行业外资金的体育性质的金融市场。体育金融市场的发展对我国金融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一个有益的扩展和补充。

2.奥运经济为发展我国体育金融市场提供可能

北京取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预示着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其它综合效益，但首先的问题是巨大的投资筹措和市场化运作能否成功。据预测，北京奥运会的总投入将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但筹措3000亿元奥运投资谈何容易?肯定不能把政府财政作为唯一的渠道。北京奥运会建设资金，其中一半以上将来自北京地区之外的国内外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北京的产品和服务，无疑会大大拉动体育、旅游、建筑、宾馆、通讯、餐饮、医保、金融和文化的交流；另一半则可能来自于北京市政府对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其中以大头支出来建设140余个体育场馆，打造包括地铁、高速公路、高架桥、机场和道路改造的交通网。所以，奥运经济为发展我国体育金融市场提供了可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三、奥运经济为我国体育金融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成功举办奥运会不仅使主办国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而且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直接、间接的经济收入达260亿美元。据高盛集团专题报告分析：北京奥运会将推动中国GDP每年增长0.3个百分点，直接促进北京市GDP每年将有2%的增长。2008年将有3万余名各国运动员、体育官员以及媒体记者来京，当月各国游客应当不少于几百万人次，前后慕名而来者应以千万人计。此外，由奥运会间接带动的各种相关产业也可从中得到经济实惠。据预计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旅游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贸易业等经济指数总体可能攀升3.5～6.5个百分点，可明显刺激投资领域和消费领域，活跃市场经济，这正是奥运经济的具体体现。空前活跃的奥运经济，必将为我国体育金融市场发展带来良机。

(1)奥运经济对举办地的影响。通过分析不同城市举办奥运会的历史，我们从中得出基本结论：奥运会对于举办国尤其是举办城市的经济会产生巨大拉动作用，奥运筹办期间各举办国经济都处于景气高位，尤其是在奥运举办前两年达到高峰(见下表)。同时，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受奥运经济的影响。以1988年汉城奥运会为例，奥运为韩国建筑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创造了21亿美元、22亿美元和13亿美元的产值，经济增长率在奥运会召开前为11.1%，召开当年为10.6%，召开后一年为6.7%，可以说奥运带动了一轮经济景气，对于韩国国民经济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北京奥运经济具有奥运经济的一般特征，同时，北京特定的发展阶段、城市性质和资源优势，赋予北京奥运经济新的独特魅力。突出表现在：一是北京奥运经济与首都经济紧密相联。“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成为近年来贯穿首都发展的一条主线，奥运经济成为推动首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北京市紧紧抓住奥运机遇，形成了“以奥运促发展、以发展助奥运”的良好局面。二是推动奥运经济发展的模式是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主要是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建立社会化的投融资机制，对奥运资源进行有效开发，最大限度地获取奥运经济效益。比如，进行奥运场馆建设中，政府投资只是其中一部分，社会投资占到了投资总量的一半以上。这种模式既保证了奥运会的顺利筹办，又有力推动了首都经济的发展。三是“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贯穿奥运经济工作的全过程。这三大理念不仅是筹办奥运的理念，而且是奥运经济发展的重要理念和目标，进而对首都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2)奥运经济与体育金融市场的密切联系。奥运经济与体育金融市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开发体育金融市场，筹措资金，扩大融资渠道，利用好闲散资金，可以为奥运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证，同时又对奥运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效益的增长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推动奥运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动力的金融市场，它的发展好坏直接影响奥运经济指数和奥运会举办的好与坏；反过来，奥运经济好与坏，又可直接影响体育投资的质量和数量。因此，奥运经济和体育金融市场是一个互动关系。现阶段在金融市场要以体育债券、体育基金、体育彩票、体育股票等作为融资的主要金融产品，科学管理，扩张工作深度和宽度，加大营销力度，作好广告宣传与包装，实施奥运经济工程，促进居民储蓄向体育金融市场投资。为促进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还可采取多种与奥运经济有关的体育产业金融主体的衍生物，如：体育纪念币、体育纪念牌、体育邮票、体育纪念衫、体育纪念帽、体育纪念章等。

(3)奥运经济有利于解决我国体育金融市场资金问题。筹办北京2008年奥运会所需资金约为3000亿人民币，除了国家财政拨款外，很大部分还需要社会融资与筹资来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民间的闲散资金也在寻找投资市场，据权威机构报道，1978到1999年、2000年到2006年两个时段之间，北京地区的居民收入分别上升了1.5到2倍和2到4倍，居民的储蓄额分别上升了5到7倍和5到10倍，人均储蓄存款分别达到8659元和15640元，居民的储蓄成资本化的趋势。正确引导百姓把资金投入到风险小回报高的中国体育金融市场，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样既可以解决奥运会资金短缺的问题，又可以解决老百姓投资渠道的问题，达到双赢的目的。

四、体育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于体现北京奥运会的经济影响力

1.应充分借助北京奥运会开拓我国体育金融市场。国家相关体育组织、行政部门，应充分利用北京奥运会这一机遇，联合财政、金融机构等部门，成立相对独立的体育金融产业机构。并在国家金融政策允许条件下，在发展奥运经济、掌握宏观调控力度上力求作到科学合理，在融资使用上弥补本行业及奥运会所需资金，在资金储备上预防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处理奥运会突发事件，在融资渠道上应充分借助国家对奥运会特有的优惠和支持政策，发行与奥运经济相关的体育债券、体育基金、体育彩票、体育股票，向社会贡献良好的资本回报，并进一步开拓金融市场。

2.我国体育金融市场应充分体现北京奥运会的民族性及影响力。中国人口多、市场大，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投资热点，我国经济一直以每年不低于8%的速度持续增长，1998年中国经济经受了亚洲经济危机的考验，充分证明中国金融市场是值得信赖的。从小环境来分析，我国政府已经承诺全力支持2008北京奥运会，相对来说中国金融市场在一段时间里，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从某种程度来讲，中国体育金融市场是风险小回报稳定的投资领域，再加上奥运经济的影响、人们对奥运会在中国举办的热情，将使我国体育金融市场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而我国体育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将真正体现出奥运经济的影响力。

五、结论与建议

1.结论

奥运经济的发展与我国体育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北京奥运会的承办、筹备，为我国体育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的经济活力，为推动我国体育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优质资源，对推动我国体育金融市场和谐、稳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而我国体育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是对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一种价值体现。

2.建议

(1)应该充分利用北京奥运会强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力，加大对我国体育金融市场的投入与建设，为我国体育金融市场快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2)要有意识地注重和加强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体育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而使之真正得到健康、良性、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玲华.北京2008：“奥林匹克——体育经济”呼唤金融创新[J].中国外汇管理，2002，(8).

[2]邱晓德.奥运经济与发展中国体育金融市场[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03，(1).

[3]尔豪，建中.“世界杯”：拉开金融保险进军体育产业的帷幕[J].企业文化，2002，(11).

[4]蔡兵.北京奥运经济发展与展望[EB/OL].中国网，2008-03-27.

篇5

宋朝以后的各朝疆域都较宋时的中国大大拓广，可耕地面积明显增加。同时，人口经历锐减再恢复的漫长时期。例如，元朝终其全期人口未见恢复到宋的历史高度。明朝中期之后中国的人口才重新超过南宋时的规模(图一)。由于明的疆域大大超过南宋，所以人均的可耕地一般而言应大大高于南宋。而且，明朝中期以后，土豆、玉米、红薯、花生等土地节省型(land-saving)作物已在中国普遍栽种，有助于减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公正地说，与明清两朝的统治者不同，元朝统治者承继的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因而主观上不但重视陆上贸易和海外贸易，而且重视手工业生产。但是从要素禀赋的变化看，元朝的人口锐减和土地锐增这种逆向变化会使土地和劳动反而从劳动密集型部门流向土地密集型部门，使中国很难自发向工商社会演进。难怪元朝统治者需要掠夺工匠，将他们当奴隶使用，或强迫他们轮流到官府服役。相对于宋朝基于自愿和商品经济原则之上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元朝要靠对工匠的强制来发展工商业，自然是一种大倒退(陈智超、乔幼梅，1998，PP．696—697；漆侠，1999上册，P.34)。同时，鉴于存在大批因长期战乱而荒芜废耕的土地，元统治者执行一条重农主义政策(黄仁宇，2002，P.174)，用军屯和民屯的办法恢复农业生产。军屯的用意在于能迅速将大批年富力强的兵士转化为农业劳动力。“民屯的劳动力一部分来自招募，一部分来自移民；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强制编为‘屯田人户’的‘中产之民”’(陈智超、乔幼梅，1998，P.614)。这样做，虽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却导致人口，特别是作为城市中坚的中产之民流向农村，流向商品经济落后的北方。元统治者对民间经济的剥削和恐怖统治也是历代少见的(黄仁宇，2002，P.179)。所以，元朝统治者在主观上没有限制海外贸易，对城市的工商业则通过官府的直接控制，一心想予以扩大。但是元朝的要素禀赋以及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政策，都十分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自我发育和完善，因而十分不利于中国走出农本社会。

明朝的要素禀赋使人口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同样十分不利于中国社会向工商社会演进，而且政府的政策对工商城市的进一步发育也十分不利。例如，“明初曾由政府组织迁民。从苏、松、嘉、湖、杭前往临濠，从山西迁民于北直隶、山东、河南等，是几次最大的行动。尔后官方移民渐少，人口自发流动依然继续，犹以‘人稠地狭’的江西、浙江、福建以及苏、松等地区输出人口为多”(陈智超、乔幼梅，1998，P.25)。尤其将江南居民或强迫，或自愿迁往农村，必然推延中国这块最富庶，最有活力的地区向工商社会演进。虽然明朝中期后随着人口的增长，江南一带人口压力上升，中国社会再次产生向工商社会过渡的内在冲动。然而，明朝长期实行海禁，社会—经济体系十分封闭，海外贸易重新纳入了朝贡体系，使明朝向工商社会演变的条件要较宋朝更为欠缺。

海外贸易是由政府垄断还是有民间参与，决定了为何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海洋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走向没落，最终为英国取而代之。这是因为海外贸易本质上是一个高风险和高回报率的经济活动，需要很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例如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必须有重大的突破才能克服远洋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另外，海外贸易所需资金十分庞大，周转的速度十分缓慢，有时长达几年，而且包含极大的自然或人为的风险。为了解决融资的困难并帮助化解投资风险，股份制和股份有限公司便应运而生，并带动其他金融制度的诞生和完善。这种股份有限制度正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核。如果没有海外贸易巨额利润的刺激和各行各业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无法持续的。工业革命在市场机制能自由运转的英国发生，而不是在王权高于市场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发生，并不是偶然的。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贸易由王室垄断，既无助于市场机制的发育，特别是金融制度的演进，又无助于民间经济力量的培植。一旦王室对外贸失去兴趣，外贸因无成熟的民间力量的支撑而很快凋零(陈志武，2003)。所以，在实行海禁的条件下，中国向工商社会的演进是走不多远的。

到了明朝中期后，虽然人口稠密，耕地稀缺的江南一带又有向工商社会演变的内在压力，但是这种人口压力会不会最后冲破海禁和理学的束缚，使中国融入当时方兴未艾的早期全球化进程，今天已不得而知。因为这个过程再次为中国地理禀赋的巨大变化而中断。满族入关使中国人口再次锐减的同时(图一)，极大地开拓和巩固了中国的北方、西北和西南疆域，特别是农耕条件良好的东北疆域，并巩固了对台湾的。这种人地比例的变化使重农主义有了再次实行的客观基础和内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中国最有希望向工商社会演进的江南一带，清朝的统治遇到最激烈的抵抗，因而镇压也特别残酷。例如，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对昆山、江阴、苏州、嘉兴、宁都、海宁的屠杀，清军杀死总数达好几十万的人口，江南这块土地的元气无疑受到极大的摧残。

明清之后，中国的许多历史名城仍在。然而它们逐渐退化，既失去国际贸易的机会，又因全国分工水平的下降而失去发展工商的机会。即使宋朝时一度成为工商兼外贸型的城市，例如开封和杭州，此时也已经退化成地方行政中心，并不能为中国社会提供内生增长所需的新思想、新制度和新技术。中国社会丧失了内生增长的重要源泉。

清朝早期的几个皇帝虽然被不少人歌颂为明君，其实他们并没有远见卓识为中国带来新的制度和思想，也没有敏锐的目光看到主动参与全球化浪潮的必要性。他们的千秋功业只是使中国的疆域大为扩大，并将北方的蛮族变成了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消除了中国北疆威胁，使在垂死之前获得一次难得的回光返照。清朝后期人口压力再次升高时，世界的格局已经俨然形成，中国和欧洲先进国家的差距也已显著拉大。等到19世纪40年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时，中国社会已经烂熟，全国上下对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的外部世界几乎失去了辨识和沟通的能力。

由于华北平原的存在，中原一带自古便能支撑巨大的人口。所以中国虽较中东古文明的崛起时间要晚得多，但比起较不利于农耕的周边地区来，还是较早地出现了有文字、城市等为特征的农业文明。这种较先进的文明一直成功地控制中原这一核心农业区。人口压力一般通过向西、向北、向东北，特别是向南的周边地区的迁移获得舒解。这种周边存在广大未开发土地以供移民的地理环境，使中国的文明日益壮大，并在古希腊文明衰败之后，在长达1400年间，在实用技术方面领先于世界。但是，这种环境又使中国文明容易产生内在的惰性，因为不需太多的社会变革便能靠重复繁殖而自我延续。同时，这种地理环境形成的皇权至上的政治结构，也十分不利于对真理的彻底探索和科学传统的形成。

中国的主要各朝都面临边患，唯有宋朝既未能像汉朝之驱走匈奴，唐朝之降服突厥，又不像清兵入关，短时间便征服全境，使明朝的中国无从获得制度创新的机会。南北宋与辽、金、西夏，以及蒙古等国前后对峙将近300年之久。这些所谓‘蛮族’建立的国家，其实早已吸收汉族文明中的许多东西，与匈奴、突厥相比，自然更为先进。这种长期而剑拔弩张的南北对峙，既给中国的传统体制带来严重的挑战，也带来探索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和发展途径的难得机会，使地理禀赋的改变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深刻影响有比较充分的时间获得体现。

果然，宋朝不但达到历代最高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形态也有很大的突破，由军事—政治中心演变为工商和外贸中心。市民的人身自由、迁徙自由、经商自由和外贸自由也较前朝为高。期间中国出现和农业并无直接关系，但对工商、军事和外贸的发展至关重要的科学发明。这说明，疆域相对人口的不利变化，使宋朝更有内在的压力和动力寻找农业之外的谋生机会，特别是工商和海外贸易的机会。

然而毕竟这是一种前无古人的社会试验，并不能像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那样，有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现成的榜样和启示，因而可以自觉地作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以克服地理环境的限制。所以，尽管宋朝比中国的其他朝代更有机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但实际上宋朝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便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主要原因之一竟是拥有先进武器的宋朝未能找出防止北部游牧民族南侵的有效方法。

和继起的各朝相比，或和世界同期国家相比，宋朝确实代表中国在人类活动的主要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时期。但是，宋朝距离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仍很遥远。我在引言中曾指出，除科学革命的前提外，还要有五大条件。对比这些条件，可以说，宋朝的地理禀赋较不利于中国继续因循守旧地走农本道路，因而有利于中国寻找新的生存、发展之路。当时中国也在形成以工商和外贸为导向的城市体系，出于税收的压力，政府给予民间较大的海外贸易的空间。在这三个条件上，宋朝似乎比后来的朝代更接近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但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宋朝仍面临许多障碍；在确保自身安全的问题上，则存在致命的弱点。例如，对逐渐勃兴的市民文化，传统儒学以禁锢人性的理学作回答。对日益壮大的民间经济力量，宋朝政府中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则强调法家的富国强兵理想，采取的措施重在恢复农本社会和建立政府对经济的垄断。这说明，即使宋朝能确保自己的安全，要冲出农本社会还面临传统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阻力。然而，最不利的是，当时的欧洲尚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科学革命尚未开始。即使宋朝有通过外贸吸收外来知识的愿望和内在动力，也无从分享要300年之后才会发生的科学革命成果。地理禀赋使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机会分享古希腊的科学传统。所以，要宋朝独立地发生科学革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也没有发生。宋朝发生的是实用技术的突飞猛进。

难怪李约瑟要感慨，为何科学革命只发生于欧洲，而不是中国或印度。上文指出，由于地理禀赋的原因，古希腊这样超前的城邦文明只发生于巴尔干半岛。包括希腊在内的欧洲公元后不久便沉沦于中世纪的黑暗，使中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欧洲于15世纪末重新发现古希腊的智慧与科学传统，中国便再次失去了对世界的领先。所以，对李约瑟之谜的回答似乎可以总结如下：首先，中东的古文明远远早于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在希腊文明崛起后，西方文明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更走到世界的前列。古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在公元2世纪左右衰败后，至西方于16世纪重新发现古希腊智慧的整个1400年期间，是中国领先世界的时候。

但是，中国失去领先地位是一件事，衰败得如此迅速则是另一回事。原因在于继宋而起的各朝正好使土地和人口的比例发生极大的逆转。结果是人口的空间分布由宋朝比较发达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带来的相对集中退化为宋朝以后由于土地密集型部门的再次崛起必然造成的相对广布。成为对比的是，1500年后，缺乏腹地的西欧国家将眼光转向海洋和新大陆，以寻求新的生存空间。面对陌生的海洋、陌生的大陆、陌生的文明，这种新的发展途径既有可能带来暴利，也面临巨大的风险，急需新的知识、新的技术和求真的精神，才能征服未知的世界。因此，西欧有强大的动力复活古希腊的科学传统，使之发扬光大。此时，中国却因获得广大的新边疆而重新回到传统的沿陆路扩散人口的老路上去。这条路中国几千年来已经驾轻就熟，对社会组织和技术并不构成太多的挑战，却造成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越来越散。在当时的基础设施下，日益散布的人口之间的社会联系必然削弱，导致社会分工和城市化水平的日益下降，使中国严重丧失城市的积聚效应和内生增长的源泉。结果，连实用技术的发明也日趋沉寂。

发生于1776年的工业革命引起全球化的大大加速。全球化的实质是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利用专业化带来的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民族，在亚当·斯密、李嘉图等杰出经济学家的指引下，比较自觉地遵从这种发展模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影响遍及全球。这说明，这场革命后地理禀赋对社会形态的演进的影响大大减小，因为再没有一个民族能继续传统的生产方式而不受惩罚。然而，由于惯性的原因，至今囿于地理环境的局限而不能自拔的民族处处皆是。

令人高兴的是，自1978年来，中国主动通过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使经济和社会日益变得自由、开放、充满活力，并使中国的东部沿海成为世界分工链的重要部分。然而，对中国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现代化仍存在不同的观点。中国因此面临如下的两难问题。是进一步改革社会—经济制度，以便让东部沿海获得更多的制度创新的空间，使之更快地攀登全球分工链的较高部位；还是出于对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以及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等等的过多忧虑，对进一步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疑虑重重。换言之，究竟是通过彻底融人世界经济，在社会—经济体制上和世界全面接轨，以求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是拒绝彻底走出农本社会，限制农民进城定居，力保粮食自给，以发展小城镇和农村工业化为途径，力求避免彻底融入全球经济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在笔者看来，前者不但能使东部地区沿着世界分工链更快上升，还能使中西部分享东部繁荣；后者只会使中国重陷低水平的、重复的分工怪圈。这一争论对中国能否顺利完成赶超世界先进民族的任务，并在完成赶超任务之后能否再次像宋朝那样成为具有原创能力，并能占据世界分工链上端的民族，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研究宋朝社会转型失败的历史教训，对有悠久的自给自足和孤立、清高传统的中国来说，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Bairoch,Paul.,CitiesandEconomicDevelopmen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9.

Barro,RobertJ.,1990."GovernmentSpendinginaSimpleModelofEndogenousGrowt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98,s103-s125.

陈平：“社会经济结构的规律和社会演化的模式”，刊于《学习和探索》，1981年第1期。

陈智超、乔幼梅主编：“中国历代经济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

陈志武：“太平洋贸易能否带来长久繁荣?”，《新财富》，2003年11月号。

崔连仲等编：《世界通史》，古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页。

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China，aNewHistory)，中译本，台湾正中书局1994年版。

GaredDiamond,1997.Guns,Germs,andSteel,NewYork:WWNorton.

艾智荣(RonaldEdwards)即将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季刊》，2005。

Elvin,Mark(伊懋可),1973."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

Feuerwerker,A.,1990."ChineseEconomicHistroyinComparativePerspective",inHeritageofChina,ed.,PaulS.Ropp,Berkeleyand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p.227.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

Gernet,Jacques,1962."DailyLifeinChinaontheEveoftheMongolInvasion,1250-1276",London：RuskinHouse.

顾准：《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Grove,Noel,199"7."NationalGeographicAtlasof"WorldHistory",Washington,D.C.:NationalGeographicSociety.

顾朝林等著：《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9年版。

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彼得·詹姆斯和尼克·索(PeterJamesandNickThorpe)：《世界古明》，颜可维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金观涛和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l984年版。

Krugman,PaulR.andObstfeld,Maurice,2002."InternationalEconomics,TheoryandPolicy",5thedition.NewYork:Addison-Wesley.

Lavely,WilliamandWong,R.Bin,1998."RevisingtheMalthusianNarrative：TheComparativeStudyofPopulationDynamicsinLateImperialChina",TheJournalofAsianStudies,Vol.57,Issue3(Aug.,1998),714-748.

Lee,JamesandWang,Feng,1999."OneQuarterofHumanity,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台湾文心图书公司l957年版。

利玛窦(MattewRicci)：《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韦森，2004：“从语言特征看西方现代社会的法理社会生成与传统中国礼俗社会的维系”，未发表的工作论文。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Lin,YifuJustin(林毅夫),1995."TheNeedhamPuzzle:WhytheIndustrialRevolutionDidnotOriginateinChina",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Vol.43,Jan.

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Lo,Fu-chenandYeung,Yue-maned.,1998."GlobalizationandtheWorldofLargeCities",UnitedNationsUniversityPress.

Lucas,RobertJ.,1988."OntheMechanismofEconomicDevelopment",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22,3—22.

Lucas,RobertJ.,1993."MakingaMiracle",Econometric,61,251-271.

Lucas,RobertJ.,2002."LifeEarningsandRural-UrbanMigration".WorkingPaper,June2002,UniversityofChicago.

潘士远和史晋川：“知识吸收能力与内生经济增长”，《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第82—85页。

Perkins,DwightH.,1968."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PublishingCompany.

Pomeranz,Kenneth,2000.TheGreatDivergence.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漆侠：《中国经济通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Ropp,PaulS.,1990.HeritageofChina,Berkeleyand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YoshinobuShiba(斯波义信),1975."UrbanizationandtheDevelopmentofMarketsintheLowerYangtzeValley,"inCrisisandProsperityinSungChina,ed.,ByJohnWinthropHaeger,Tucson,Arizona:TheUniversityofArizonePress,pp.13-48.

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L．S．)：《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中译本。

孙道天：《古希腊的历史遗产》，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第七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文贯中：“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就业与城市化”，收于《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陈甬军、陈爱民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文贯中、新望：“农村工业化的路还能走多远?”，《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夏季号。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杨适：《古希腊哲学探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张玉纲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姚洋：“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再考察”，《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

张箭：《地理大发现》，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