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统计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统计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加法——上海住房面积的统计是否超乎想象地简单？

每年，上海政府部门都要公布上海的人均建筑面积、人均居住面积指标。其目的为说明人民住房水平在“节节高”、“年年高”，更为了彰示政府部门的业绩。那么，“人均建筑面积”、“人均居住面积”又是怎样得来的？得到那些数据又经过了怎样艰苦繁复的调查和计算过程？

笔者为了验证上海统计部门有关住房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曾经历过了艰苦繁复的计算，但计算结果总与政府公布的数据大相径庭。是一个突发的奇想，使笔者在半个小时内就算出了与统计部门数据基本吻合的上海十年来的“居民住房总建筑面积”以及相关的“人均建筑面积”。其计算结果，“居民住房总建筑面积”与各类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应数据平均只相差3.6%，“人均建筑面积”与建设部近三年的《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中的相应数据百分之百相符。

是什么样的“突发奇想”有如此神奇的效果？笔者是这样“奇想”的：“吗要那么认真？”鬼使神差，笔者信手将1995年以来每上一个年度的住宅建筑面积与当年竣工的商品住宅建筑面积相加，结果就与统计部门“统计”的“居民住房建筑面积”基本相符，再将统计年鉴中公布的“非农人口”与“居民住房建筑面积”相除，就得到了与建设部《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数据一模一样的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上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当然，在1999年到2004年，笔者的计算结果与统计部门数据相比还略少些，多则少10个百分点，少则少5个百分点。于是，笔者再次“突发奇想”，“我如果把空置房、已拆迁房都拿来填空缺呢？”于是，“奇迹”再次出现——笔者“灵感”激发中计算得来的上海住房建筑面积就与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99%、100%地相符了！

难道政府统计部门是在如此搞笑的状态下工作的吗？

笔者不愿相信。

如果需要计算的是上海全部居住房屋总面积，那可以把上年的居住房屋面积加上当年的竣工住宅面积——竣工住宅面积指“报告期内房屋建筑按照设计要求已全部完工，达到住人和使用条件，经验收鉴定合格，可正式移交使用的房屋居住面积的总和”（此解释见由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和上海市统计局联合编辑出版的年鉴类刊物《上海市房地产市场》，下同），但必须减去已经拆迁了的住房面积。然而这样得出的全部居住房屋总面积数不能用作计算人均居住房屋面积的基数，因为当年和往年的竣工住宅中的没有实现销售的部分是不能按照已经移交使用的“人居房”来计算人均面积的。

如果需要计算的是上海已经实现了“人居”的全部住房面积，那么在每个当年度的竣工住宅中必须扣除还没有发生“人居”的面积，并减去已经拆迁了的住房面积。请注意，如果扣除了每个当年度竣工住宅中的没有发生“人居”的面积，在此就不发生“空置房”的概念——空置房指“销售物业报告年度内某类物业经初始登记一年后未售出的数量”，该面积已经包含在初始登记年的竣工住宅面积中。

笔者“第一次奇想”时的计算方法谬误在于：如果是计算全部居住房屋总面积，其没有减去已拆迁房的面积；如果是计算实现了“人居”的全部房屋总面积，其一没有减去已拆迁房的面积，其二没有减去以往年度积存的空置房面积，其三没有减去当年竣工住宅面积中没有实现销售的部分。

照笔者“第一次奇想”时的计算方法来计算“人均住房面积”，那是偷换了“人均住房面积”的概念——虽然统计部门没有对“人均住房面积”的计算方法作出定论，但是，作为体现住房条件改善的最重要指标，人们对“人均住房面积”的约定俗成的理解就是已经实现了“人居”的房屋的人均住房面积！

笔者“第二次奇想”时的计算方法谬误更是显而易见——那是明知故犯了——不但不将这些没有发生的、不存在的因素做减法，相反还把这些因素又做了一次加法！每一个按常规思维的人会为此感到不可思议。笔者同样不信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会故意这么做。这么做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使得上海在2005年时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平添了13.33平方米——在把2005年全部竣工住宅作为已经实现了“人居”的前提下！因为1999年到2004年，上海城市的拆迁面积总和加上每年空置住宅面积的累计数是5520万平方米，这些数字不扣除，就是多计算了5520万平方米未实现“人居”和已经灭失了的住房面积，这些数字还要再加一次，那就是在1999年到2004年，多计算了5520×2=11040万平方米未实现“人居”和已经灭失了的住房面积；同样，在1996年~1998年以及2005年的住房面积中，也因为没有扣除拆迁面积和空置住宅面积，导致多计算了4278万平方米的未实现“人居”和已经灭失了的住房面积，只不过没有再重复加一次而已。这样，1996年到2005年每年多计算的“人居”住房面积累计一共是11040万+4278万=15318万平方米——2005年竣工面积中的未实现销售部分还未计算在内，2005年上海的非农业人口是1148.94万，15318÷1148.94=13.33，这13.33就是按照笔者“搞笑计算法”计算出来的属于“多算”的人均建筑面积！

笔者相信政府工作人员不会这么搞笑，笔者也认为，计算结果一样不等于计算过程一样，但是，由于政府部门对住房面积的计算过程不见公布，作为上海市民，希望能看到政府统计部门对于上海住房面积的计算过程。

笔者的计算过程见表（一）、表（二）。

表（一）、上海居民“人居”住房面积计算过程表(与统计部门的统计结果相符)单位：万平方米

注：1.“统计部门提供的市区住宅建筑面积”中，97、98、99三年的数据来自《上海投资建设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自年鉴刊物《上海市房地产市场》。2.“当年商品住宅竣工面积”来自年鉴刊物《上海市房地产市场》。

3.此表中的已拆迁住宅面积和空置住宅面积不包括1976、1997、1998、2005年数据，这些数据见表三和表四。已拆迁住宅面积来源：见《上海市房地产市场》，空置住宅面积来源：2000年前数据见《上海统计年鉴》，2000年后数据散见于媒体报道的官方统计数据。

4．撤县改市增加的住房面积中，99年数据是指青浦、松江的住房面积，2002年数据是指南汇、奉贤的住房面积，2003年数据是指崇明的住房面积。数据来自《上海统计年鉴》。

表（二）、2003~2005年上海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计算表(与统计部门的统计结果相符)

数据来源：《上海市房地产年鉴》，2005年数据见《上海统计年鉴（2006）》

2．搜集了自2000年到2005年由政府部门认定的每年的空置住宅面积数据。

之所以称为“搜集”，是从2000年开始，《上海统计年鉴》就不再公布每年的空置住宅面积，《上海市房地产年鉴》也不见公布。现在统计部门公布的居民居住房屋总面积中是把空置住宅也当作已居住的房屋面积计算的（年鉴刊物《上海市房地产市场》明确居住房屋面积中包括空置住宅面积），但是就常识而论，空置住宅面积是不能作为“居民人均建筑面积”来充数的。所以，笔者要把空置住宅面积剔除出人均居住面积指标体系。虽然统计部门关于空置量的计算自1999年以来都是“根据上市量与销售量的变化判断空置量的增减或升降趋势”，然而，有总胜于无。空置住宅面积见表（四）：

表（四）、商品住宅空置面积（95-2005），单位：万平方米

注：1.2005年空置住宅面积根据当年商品房空置面积536.56平方米的60%计算。

2.对于空置量的概念和计算方法，2000年到2005年的年鉴类刊物《上海市房地产市场》均这样注解：“空置量是销售物业报告年度内某物业经济竟初始登记一年后未售出的数量（建筑面积）。由于本市楼宇个数众多，目前根据上市量与销售量的变化判断空置量的增减或升降趋势”。

3．计算了不应该当作“居民居住水平提高”来展示的住房面积增加因素。

上海市区居住房屋面积增长由多种因素造成，并非所有的增长因素都是“住房改革的成果”，有些增长甚至还是住房改革导致的“后果”。因此，不论是住房总面积增加还是人均住房面积增加，并非都能为之歌颂的。

笔者先计算了从1993年浦东新区成立以来，在撤县改区过程中新增加的原县属城镇住房面积。

1991年浦东新区成立前，上海市区区域面积是745平方公里，九个郊县的面积是5590.5平方公里，到2005年，上海市区区域面积是5155平方公里，一个郊县（崇明县）的面积是1185.49平方公里；1991年时市区户口数是269万，郊县户口数是167万，当2005年，市区户口数是468.1万，郊县户口数28.6万。这样的变动当然会对市区住房总面积产生影响——光从1997年金山撤县改区起算，到2002年上海先后有松江、青浦、奉贤、南汇等整区建制的2000多万平方米的原县属城镇居民住宅面积并入了市区居民住宅面积，而崇明县的镇建制住房也有305万平方米在2003年并入市区住宅面积。上海2002年的居住房屋总面积比1997年多了12677万平方米，减去5434万平方米的空置住宅、拆迁住宅面积，余下的住宅增加面积是7243万平方米，这其中22%是原县属镇居民住房划并为城区居民住房所致。显然，这些因行政区划变动带来的城区住房面积增加不能视作“住房改革的成果”，不能视作“居民居住水平提高”的佐证。

笔者再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了各社会层面拥有的房屋资源状况。这个计算揭示了“人均住房指标”已经对国计民生的真实情况产生了误导。在“住房商品化”前后拥有权力资源的家庭集中挤上了“单位分房末班车”，这是导致1998年到2001时上海居民住房面积激增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时期，商品住宅还轮不到普通市民来“商品化”——那时普通市民接受的“商品化”，不过是在1998年~2001年差价换房5000户、10694户、16941户、10888户，出售已购公有住宅10155套、19771套、43411套、69832套（见年鉴刊物《上海市房地产市场》）。最多是到1999年底，居民在出售已购公有住房后再购新房时“吸纳新建商品房总建筑面积达250平方米”（《上海房地产市场（2000）》。1999年以后不见有关统计数了，但根据2000年和2001年居民出售已购公有住房560万平方米的数据，那到2001年，全市居民在出售原有公房后再购置的新建商品房不过是10万套左右。这就是住房商品化开始前后上海普通市民消化商品化住房的能力——2001年，上海城市居民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1155元，恩格尔系数是47！

这个时期内销商品房（包括住宅、办公楼、商业用房，住宅面积平均占95%）的出售情况是：1997年出售3.76万套，1998年7.46万套，1999年11.95万套，2000年16.16万套，2001年20.01万套，总共59.36万套。其中外地个人购买6.61万套，本地单位购买4.27万套，本地个人购买48万套（见年鉴刊物《上海市房地产市场》）。注意，1997年到2001年“本地个人”购买的商品房中购买的商品住宅是40万套，而“本地个人”购买的套数其实是有假的，因为从1999年“住房商品化”政策起步开始，就有不少有“实力”有“势力”的单位以事实上的单位出资来为少部分个人购置房产；而各级党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也在此时加紧让自己的住房面积“达标”、“超标”，“达标”、“超标”的标准，是1995年颁布的沪房地改（1995）767号文件《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建筑面积控制标准》，在这个文件中，明确一般职工、干部和初级技术职称人员可购买公有住房面积的上限是75平方米，科级干部、中级技术职称人员、具有证书的高级工购买上限85平方米，县处级干部、副高级职称人员购买上限100平方米，副局级购买上限120平方米，正局级、正高级和享受正高级待遇的专业技术职称人员购买上限140平方米。购买公有住房面积的前提是要首先住房要达到这个面积标准，不少掌握权力资源者趁机将自己的住房面积大大地上了几个台阶，当他们将自己突击得来的房屋用“购买公用住宅的标准价”买下，他们就拥有了比普通市民多得多的住房资产——他们才是住房商品化的最大得益者。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到2000年为止，上海的中心城区和新建城区共有457.16万家庭户，其中15.5%家庭户（70.6万户）人均建筑面积40平方米以上，这部分家庭户拥有城区35.2%的房屋资源，这些家庭户以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为绝对主体；而人均建筑面积19平方米以下家庭几乎全都是底层社会普通劳动者家庭，这部分家庭占到城区家庭户总数的53.3%（244.1万户），他们拥有的房屋资源只占到24.8%，当时城区有80万户家庭、225.5万人居住在人均建筑面积8平方米以下的居所，65.2万户家庭、183.1万人居住在人均建筑面积9~12平方米的居所。

在以后的“住房商品化”过程中，“负责人”群体在家庭住房上占有的地段优势更是远远超出了其在2000年时单纯的面积优势，这种地段优势体现的商品化价值远不是面积优势体现的商品化价值所能比拟。因此，不分职别不分区域地段的笼统的全市性的人均住房指标已经失去了统计的意义、公布的意义。

需要指出，笔者曾经在有关投资建设统计年鉴（可能是《上海投资建设统计年鉴》？）中见过1994年~1999年的上海市区建筑面积、居住面积、市区人口统计数（见表五），不管数据是否准确，起码，此表将人均居住水平指标是如何产生的过程透明化了。而现在的统计数据对于公众来说，是从根本上缺乏透明度的。此次笔者能把上海的住宅建筑面积和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算到与统计数据差不离，不过是“蒙”对了而已。

原表说明：人均居住面积一般以各类建筑房屋的实际建筑面积乘以各自平面K值折算成居住面积，与市公安局提供的年末长期人口数相除后求得。73年通过房屋普查，以实际测得居住面积计算。

但此表中的“市区人口数”在《上海统计年鉴中》中是找不到出处的。《上海统计年鉴中》提供的1994年到1999年的“非农业人口”与此表中的“市区人口”相比，少则相差4%，多则相差14%，“年末区人口”与此表中的“市区人口”相比，相差得就更多。

笔者丛观历年的住房统计数据，发现有的年份以“市区人口数”为人口计算基数（1994-1999），有的年份则以“非农业人口”为计算基数（2003~2005），而更多年份的人口计算基数还无从核对无从查找。这样，上海的人均住房统计指标光是因为“人口数的统计口径不同”，就已经没有可比性了。

还有必要认真对待“人均居住面积”、“人均建筑面积”吗？

“人均居住面积”、“人均建筑面积”还能反映绝大部分居民的真实居住状况吗？作为一个公民，笔者提请政府部门变更上海住房指标的统计方法。事实上，这并不是需要白手起家的作业——第五次人口普查已经提供了全国各地的非常详细的住房统计资料，上海当然不例外。一个疑点：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有关住房的数据为何不见引用？

2000年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住房统计资料。这个住房统计资料反映，在2000年，上海中心城区一共有627.92万人，人均建筑面积15.85平方米；新建城区有657.21万人，人均建筑面积27.45平方米，将城区人均建筑面积乘以人数，上海城区范围内的住房建筑面积应该是27993万平方米，比统计部门用因袭下来的统计方法计算出来的面积要多7128万平方米——统计年鉴公布的2000年上海各区的住房建筑面积统计数是20865万平方米。

第五次人口普查是“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和平时期最大的社会动员，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对于全面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研究下个世纪的社会、人口变化情况具有重要意义”（见《国务院关于进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通过这样的调查得来的有根有据的数据却不见引用，这又是为什么？

不解決為什麼人的問題，住房改革不可能成功

近年来，有关住房改革是否成功的讨论进行得轰轰烈烈，笔者不讳言，笔者认为住房改革是失败的。即使这样，笔者还没有对上海的居民居住房屋总面积和人均住房面积提出过怀疑，笔者还是相信政府统计部门是在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下科学地得出这些统计数据的。但因为笔者搞笑般地计算了一番上海住房数据竟意外地与政府统计部门的计算结果相同，而这样的计算结果是要让上海的人均建筑面积平添出13.33平方米的，这不由得笔者诚惶诚恐——即使笔者认定住房改革是失败的，也不希望以“统计部门多算人均建筑面积13.33平方米”来作为佐证呀！

笔者猜度，目前有关上海的住房数据可能是“数出多门”，却缺乏对这些数据的整体性的把关。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措施不能从根本上奏效，恐怕与我国的数目字管理的基础还相当薄弱有关。现代化管理的基础一是法治，二是“用数字说话”，从宏观而言，一个国家的基础数据管理情况和应用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水平。第五次人口普查得来的住房数据是基础数据，而怎样对这些基础数据有效管理和应用，则是一个庞大的课题——缺乏管理，数据就只是一堆令人头昏目旋眼花缭乱的阿拉伯数字。

篇2

内容摘要：防范银行会计风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银行工作的方方面面。本文对我国银行业会计风险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应尽快健全银行会计监管体制，构建高效的会计风险监督保障系统，进一步加强银行会计信息的披露与揭示，提高银行从业人员的素质,有效化解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会计风险。

关键词：银行风险会计防范

随着银行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和银行间竞争的日益激烈，我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日趋多样化，特别是会计风险问题，受到银行业内高度重视。近几年金融系统案件频繁发生，大多源于会计监督乏力。因此，加强银行会计风险的防范是我国当前金融风险防范的重中之重。

一、银行业会计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外部政策环境不完善

实行新会计制度后，银行记账原则由“收付实现制”变成“权责发生制”，权责发生制未将会计谨慎性原则贯穿于业务发展的始终。谨慎性原则作为企业对不确定事项采取稳妥谨慎态度的一种必要的反映，是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为应付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将风险损失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的一项会计政策，是风险控制在会计核算上的具体运用。它体现了会计实践的一般规律。在银行会计的核算中，采用符合谨慎性原则的会计处理与报告方法，可以有效地防范与抵御银行风险，而不采用会计谨慎原则来指导银行经营行为，小则事关银行自身的厉害得失，大则事关整个金融业的安危和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否。所以，只重视权责发生制而忽略谨慎性原则对防范经营风险极为不利，甚至直接导致风险。另外国家对金融机构监管缺少经验，监控力度不够，措施没有及时到位，因而很难在风险处于萌芽状态时进行有效的防范和控制。再则，金融改革后，对金融会计在金融机构中的作用认识不够，有关法规不够健全，管理制度滞后，直接制约着会计职能的发挥，会计仅限于记账、算账、报账，而忽略了事前预测、事中参与决策、事后分析评价的管理功能。

（二）内部稽核不力

虽然近几年来我国银行界对内控制度的建设空前关注，然而各银行却没有根据经营环境的变化对内控制度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使之系统化、程序化。一方面，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目前仍作为一个个被分解的单元分散在各项管理制度之中，如会计内控制度规定了不同岗位的职责，不相容业务的分离，业务程序的先后制约，却未形成一套生产流水线式的防范风险程序（一般应由目标系统、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监督系统组成），难以及时发现和处理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相互制约机制不健全，一些重要职责和岗位没有严格分离，混岗或集多职于一身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银行分支机构缺乏有效的内部管理部门，对主要负责人和决策管理层的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措施，常常出现“控下不控上”的局面，使内控制度形同虚设，留下事故隐患。

（三）银行从业人员素质偏低

近年来，国有独资银行在快速商业化的变革中，为抢占市场份额，实行外延式急速扩张的策略，真正精通银行会计业务的专门人才严重不足，一些新手未经岗位培训，对于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没有很好的掌握，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致使会计核算的随意性较大；另外，在会计队伍趋向年轻化的同时，也容易受社会上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从而在会计业务操作中违规甚至违法。

二、防范银行业会计风险的对策建议

（一）健全适应银行经营要求的会计监管体制

加强银行业的会计监管，不仅需要规范监管标准、统一监管规则、完善监管政策，而且要求银行业与银行监管部门的分工进一步明确，使银行业把更多的精力投身于风险管理工作。

银行业的监管应该保证透明化和市场化。监管项目应该以银行业最基本的指标，如：资本充足率、股权结构、储户的资金安全性等为准绳，监管标准对任何银行都应该一视同仁。就目前来看，银监会正致力于不断提高监管水平，把精力主要放在具体政策和规定的制定上，这与当前国内银行业的发展阶段与管理水平直接相关。但从长远来看，有些具体的规定可以交给银行自己来做，不需要强求统一。因为银行业的发展水平不同，有些银行可以把规则制定得更细一些，而有些银行可以把规定做得相对简单一些，这有利于大幅度提升银行业在金融市场上运作的独立性，强化其风险意识，增强国内银行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

银行业的研发分工需要进一步优化。目前，我国的银行业除本行工作以外，还作了一些宏观金融研究。在国外，这些研究往往不是由银行来做的，而是通过国家宏观经济监管部门来提供数据，由其他各种学术性或非学术性机构来进行宏观研究，银行所关注的只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之下，如何提升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的问题。因此，优化国内银行业与宏观监管部门的分工，使银行业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放在风险管理上，这对提高两个部门的工作效率，提升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都大有裨益。

（二）构建防范银行风险的监督保障系统全会计内部控制制度，重点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真实性原则。内控制度建立应该从银行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机构规模和业务特点，制订切实可行、便于实施的会计内控制度，以保证会计核算和结算的准确及时，防范银行经营风险；规范性原则。各项会计业务流程按照会计内控要求予以规范，加强重要环节的控制，做到会计核算、财务核算、会计处理方法和会计信息的规范化，提高操作透明度；谨慎性原则。谨慎性原则是处理会计业务的基本原则，也是深化内控机制应严格遵循的准则。对会计业务处理必须实行交易授权，不得私自处理未经授权的事务。对重大会计事项实行审批制度，防止发生舞弊行为。

建立科学合理的内控机制，包括三个相对独立的控制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一线会计核算全过程中融入相互牵制、相互制约作用的制度，建立双人、双职、双责为基础的以防为主的监控防线。会计人员处理业务必须事前建立授权分责的记录，以明确业务处理权限和应承担的责任，对一般业务或直接接触客户的业务，均要经过复核，重要业务必须实行双签有效的制度，禁止一个人独立处理业务的全过程。第二个层次是设立事后监督，事后监督是指通过完善各种现场、非现场的财务检查制度，对会计部门各个岗位、各项业务进行日常性、周期性核查，建立以堵为主的监控防线。事后监督可以根据业务量状况，设置相应的机构，组织一批业务素质高、思想品德好的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将全部会计业务重新进行一次复核性操作，以便及时发现和消除潜在的风险隐患。同时，对监督的过程和结果以及反馈要纳入程序化、规范化管理。第三个层次是以现有的稽核审计为基础，通过内部常规稽核、离岗审计、落实举报等方法和手段，对会计部门实施内部最后控制。以上三个层次构筑的内控体系，对于及时发现问题，防范和化解会计风险，将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三）加强银行会计信息的披露与揭示

离开了来自银行内部及时、可靠、完整的会计信息，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就根本无从谈起。为此，对来自银行外部借款单位的会计信息应就其真实性、全面性和相关性提出相应要求。首先，考虑到目前我国企业虚假会计报表满天飞、会计信息严重失真的现实情况，银行在接受贷款申请时，应强制要求其报送经由注册会计师审计验证后的会计报表，并要求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其次，银行在接受企业贷款申请时，应要求所有的贷款企业必须提供现金流量表，并应将原先着重对企业利润指标和静态财务比率的考核，转变为对现金流量指标以及与现金流量表有关的财务比率的考核上来。第三，鉴于我国企业编制与提供的会计报表过于简化、信息含量低的情况，银行在接受企业超过一定数额的贷款申请时，除要求企业报送主要会计报表以外，还应要求企业提供能详细披露其偿债能力的补充会计信息。

从银行内部来看，要进一步修订现行银行定期编制的会计报表，要充分反映银行表内业务的会计信息，同时要充分反映披露与银行风险有关的会计信息，如风险资产总额及资本充足率、逾期贷款平额及资本风险比率、备付金及备付金比率、贷款风险集中度、贷款结构及不良贷款资产状况以及对外投资可能发生的损失等。要全面推行现金流量表，以弥补目前报表难以反映的相关信息，即能够向使用者提供银行在会计期间内现金流量的情况，特别是能充分披露银行在实行权责发生制时，收入、利润中含有的应收未收部分所造成的收入与支出在实际收付上不对称的有关信息。要充分披露表外业务信息，改变表外业务仅以会计报表附注的形式予以反映的现状，应要求银行编制一张表外业务情况表，增强表外业务的透明度，以全面反映表外业务的潜在风险。2006年公布的新会计准则对此已有所完善，这对防止行业风险，提升社会诚信度，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提高与国外金融企业会计信息的可比性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四）创建重视知识和人才的机制

当今社会，知识是创新的必备条件，人才是创新的主体。德才兼备的人才不仅是现代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而且是构建企业管理体系，推动企业管理创新的中间力量。因此，重视知识和人才，造就优秀的人才，创建重视知识和人才的机制，是当前银行业所面临的一项迫在眉睫的、势在必行的战略任务。

首先，改革企业用人制度。在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平等、公开的竞聘上岗的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企业人才等级制度。管理者要知人善任，创造让优秀创新人才脱颖而出人才机制，让相应才能的人才处于相应的能级岗位，注意发现和使用那些具有信息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和公关能力的一批人，要扬长避短，量才为用，使人才配备尽量合理化，这是留住人才的有效措施之一，也是优化人才配置，提高银行业风险防范水平的必备条件。

其次，创造良好的吸引人才的环境。如工资待遇、奖金制度、职位聘任、岗位责任制、成果评定与奖励、住房标准等整套政策和办法，千方百计吸引优秀人才从事企业工作，成为企业学术带头人、业务骨干和管理创新骨干。

篇3

一、现代金融网络系统典型架构及其安全现状

就金融业目前的大部分网络应用而言，典型的省内网络结构一般是由一个总部（省级网络中心）和若干个地市分支机构、以及数量不等的合作伙伴和移动远程（拨号）用户所组成。除远程用户外，其余各地市分支机构均为规模不等的局域网络系统。其中省级局域网络是整个网络系统的核心，为金融机构中心服务所在地，同时也是该金融企业的省级网络管理中心。而各地市及合作伙伴之间的联接方式则多种多样，包括远程拨号、专线、Internet等。

从省级和地市金融机构的互联方式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模式：（1）移动用户和远程机构用户通过拨号访问网络，拨号访问本身又可分为通过电话网络拨入管理中心访问服务器和拨入网络服务提供商两种方式；（2）各地市远程金融分支机构局域网通过专线或公共网络与总部局域网络连接；（3）合作伙伴（客户、供应商）局域网通过专线或公共网络与总部局域网连接。

由于各类金融机构网络系统均有其特定的发展历史，其网络技术的运用也是传统技术和先进技术兼收并蓄。通常在金融机构的网络系统建设过程中，主要侧重于网络信息系统的稳定性并确保金融机构的正常生产营运。

就网络信息系统安全而言，目前金融机构的安全防范机制仍然是脆弱的，一般金融机构仅利用了一些常规的安全防护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利用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自身的安全设施；购买并部署商用的防火墙和防病毒产品等。在应用程序的设计中，也仅考虑到了部分信息安全问题。应该说这在金融业务网络建设初期的客观环境下是可行的，也是客观条件限制下的必然。由于业务网络系统中大量采用不是专为安全系统设计的各种版本的商用基础软件，这些软件通常仅具备一些基本的安全功能，而且在安装时的缺省配置往往更多地照顾了使用的方便性而忽略了系统的安全性，如考虑不周很容易留下安全漏洞。此外，金融机构在获得公共Internet信息服务的同时并不能可靠地获得安全保障，Internet服务提供商（ISP）采取的安全手段都是为了保护他们自身和他们核心服务的可靠性，而不是保护他们的客户不被攻击，他们对于你的安全问题的反应可能是提供建议，也可能是尽力帮助，或者只是关闭你的连接直到你恢复正常。因此，总的来说金融系统中的大部分网络系统远没有达到与金融系统信息的重要性相称的安全级别，有的甚至对于一些常规的攻击手段也无法抵御，这些都是金融管理信息系统亟待解决的安全问题。

二、现代金融网络面临的威胁及安全需求

目前金融系统存在的网络安全威胁，就其攻击手段而言可分为针对信息的攻击、针对系统的攻击、针对使用者的攻击以及针对系统资源的攻击等四类，而实施安全攻击的人员则可能是外部人员，也可能是机构内部人员。

针对信息的攻击是最常见的攻击行为，信息攻击是针对处于传输和存储形态的信息进行的，其攻击地点既可以在局域网内，也可以在广域网上。针对信息的攻击手段的可怕之处在于其隐蔽性和突然性，攻击者可以不动声色地窃取并利用信息，而无虑被发现；犯罪者也可以在积聚足够的信息后骤起发难，进行敲诈勒索。此类案件见诸报端层出不穷，而未公开案例与之相比更是数以倍数。

利用系统（包括操作系统、支撑软件及应用系统）固有的或系统配置及管理过程中的安全漏洞，穿透或绕过安全设施的防护策略，达到非法访问直至控制系统的目的，并以此为跳板，继续攻击其他系统。由于我国的网络信息系统中大量采用不是专为安全系统设计的基础软件和支撑平台，为了照顾使用的方便性而忽略了安全性，导致许多安全漏洞的产生，如果再考虑到某些软件供应商出于政治或经济的目的，可能在系统中预留“后门”，因此必须采用有效的技术手段加以预防。

针对使用者的攻击是一种看似困难却普遍存在的攻击途径，攻击者多利用管理者和使用者安全意识不强、管理制度松弛、认证技术不严密的特点，通过种种手段窃取系统权限，通过合法程序来达到非法目的，并可在事后嫁祸他人或毁灭证据，导致此类攻击难以取证。

针对资源的攻击是以各种手段耗尽系统某一资源，使之丧失继续提供服务的能力，因此又称为拒绝服务类攻击。拒绝服务攻击的高级形式为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即攻击者利用其所控制的成百上千个系统同时发起攻击，迫使攻击对象瘫痪。由于针对资源的攻击利用的是现有的网络架构，尤其是Internet以及TCP/IP协议的固有缺陷，因此在网络的基础设施没有得到大的改进前，难以彻底解决。

金融的安全需求安全包括五个基本要素：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审查性和可控性。目前国内金融机构的网络信息系统应重点解决好网络内部的信息流动及操作层面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即总部和分支机构及合作伙伴之间在各个层次上的信息传输安全和网络访问控制问题。网络系统需要解决的关键安全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传输信息的安全、节点身份认证、交易的不可抵赖性和对非法攻击事件的可追踪性。

必须指出：网络信息系统是由人参与的信息环境，建立良好的安全组织和管理是首要的安全需求，也是一切安全技术手段得以有效发挥的基础。金融行业需要的是集组织、管理和技术为一体的完整的安全解决方案。

三、网络安全基本技术与VPN技术

解决网络信息系统安全保密问题的两项主要基础技术为网络访问控制技术和密码技术。网络访问控制技术用于对系统进行安全保护，抵抗各种外来攻击。密码技术用于加密隐蔽传输信息、认证用户身份、抗否认等。

密码技术是实现网络安全的最有效的技术之一，实际上，数据加密作为一项基本技术已经成为所有通信数据安全的基石。在多数情况下，数据加密是保证信息机密性的唯一方法。一个加密网络，不但可以防止非授权用户的搭线窃听和入网，而且也是对付恶意软件的有效方法，这使得它能以较小的代价提供很强的安全保护，在现代金融的网络安全的应用上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虚拟专用网络（VPN：VirtualPrivateNetwork）技术就是在网络层通过数据包封装技术和密码技术，使数据包在公共网络中通过“加密管道”传播，从而在公共网络中建立起安全的“专用”网络。利用VPN技术，金融机构只需要租用本地的数据专线，连接上本地的公众信息网，各地的机构就可以互相安全的传递信息；另外，金融机构还可以利用公众信息网的拨号接入设备，让自己的用户拨号到公众信息网上，就可以安全的连接进入金融机构网络中，进行各类网络结算和汇兑。

综合利用网络互联的隧道技术、数据加密技术、网络访问控制技术，并通过适当的密钥管理机制，在公共的网络基础设施上建立安全的虚拟专用网络系统，可以实现完整的集成化金融机构范围VPN安全解决方案。对于现行的金融行业网络应用系统，采用VPN技术可以在不影响现行业务系统正常运行的前提下，极大地提高系统的安全性能，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基础解决方案。

当今VPN技术中对数据包的加解密一般应用在网络层（对于TCP/IP网络，发生在IP层），从而既克服了传统的链（线）路加密技术对通讯方式、传输介质、传输协议依赖性高，适应性差，无统一标准等缺陷，又避免了应用层端——端加密管理复杂、互通性差、安装和系统迁移困难等问题，使得VPN技术具有节省成本、适应性好、标准化程度高、便于管理、易于与其他安全和系统管理技术融合等优势，成为目前和今后金融安全网络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从应用上看虚拟专用网可以分为虚拟企业网和虚拟专用拨号网络（VPDN）。虚拟企业网主要是使用专线上网的部分企业、合作伙伴间的虚拟专网；虚拟专用拨号网络是使用电话拨号（PPP拨号）上网的远程用户与企业网间的虚拟专网。虚拟专网的重点在于建立安全的数据通道，构造这条安全通道的协议应该具备以下条件：保证数据的真实性，通讯主机必须是经过授权的，要有抵抗地址假冒（IPSpoofing）的能力。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接收到的数据必须与发送时的一致，要有抵抗不法分子篡改数据的能力。保证通道的机密性，提供强有力的加密手段，必须使窃听者不能破解拦截到的通道数据。提供动态密钥交换功能和集中安全管理服务。提供安全保护措施和访问控制，具有抵抗黑客通过VPN通道攻击企业网络的能力，并且可以对VPN通道进行访问控制。

篇4

    一 课程体系设计和实践实训设计整体思路

    1.遵照教育部对经济统计学专业的要求

    严格遵照教育部对经济统计学专业的要求。主干学科为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统计学,其中核心课程为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金融学,会计学,经济统计学,国民经济统计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抽样技术与应用,应用时间序列分析。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实验课程(含基本统计分析软件应用、统计实务模拟等),社会实践(含经济社会统计调查、统计工作实习等),科研和论文写作(含毕业论文、学年论文、科研实践等)。专业实验包括计算机基本技能实验、统计分析应用软件实验、经济计量分析软件实验、数据挖掘技术与应用实验。

    2.参照其他院校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选择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财经院校(如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工商大学、上海金融学院、 河南财经大学、浙江财经学院和山东工商学院)和综合类院校(如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和云南大学)以及师范类院校(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作为参照院校。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在统计学经济统计、商务统计、金融统计方向中,财经类院校主要突出经济学课程,招生偏重理科生。综合性院校和师范类院校主要课程为理学类,招生偏重理科生。

    综上所述,经济统计学专业应培养适应信息化社会需要,熟练掌握现代统计理论和经济数量分析方法,具有扎实的统计学、经济学和金融学基础,能熟练应用计算机软件处理统计数据的复合型高素质经济管理统计人才。学生毕业后可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和大中型公司等从事经济统计分析、管理咨询、市场调研和商务数据分析等管理工作。

    3.与学院培养方案形式统一

    新制订的培养方案和整个学院的形式保持了统一,以便于教务人员管理工作的开展。

    二 经济统计学培养方案专业课的设置

    经济统计学的培养目标与基本规格和招收对象为理科生,设置了保险精算、金融统计和商务统计三个方向。学生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并达到学位授予要求者,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由于经济统计学对统计学和经济学知识的要求较高,我们提高了课程总学分和总学时,注重主干学科和专业课程的开课顺序和教学周学时分配,强化实训实践课程,实行理论和实践并行。

    培养方案确定了5门学科基础课程,分别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C语言程序设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管理学。确定了5门专业基础课程,分别为基础会计学、经济统计学、货币金融学、财政学、计量经济学。确定了9门专业核心课程,分别为国民经济统计学、多元统计分析、统计预测与决策、抽样技术与应用、应用时间序列分析、金融统计学、市场调查与分析、投资学、数据挖掘。

    分设了三个专业方向,分别为保险精算(开设保险学、保险统计学、利息理论、寿险精算、非寿险精算5门课程)、金融统计(开设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金融市场、金融资产评估、金融工具与金融风险管理、投资组合分析 5门课程)和商务统计(开设信息检索与利用、企业经营统计学、投入产出分析、项目管理、质量控制统计方法5门课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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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满意度　集对分析

一、引言

毕业论文是本科教育的最后一个必要教学环节，也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一个关键环节。然而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调查结果表明：高校普遍存在毕业论文质量滑坡的趋势，其前景不容乐观，而且经济类毕业论文质量暴露的问题尤为突出。而指导老师的启发、引导、指导对学生影响巨大，如何评价指导满意度是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课题。本文尝试采用集对分析理论对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满意度进行评价。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评价指标包含指导教师资格、指导方法、论文选题、成绩评定、指导成绩、指导人数和其他影响因素等各个方面，进而从总体上达到对老师指导满意度的科学评价。每个评价指标分别按照满意、不清楚和不满意3个等级要求学生评判。具体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

在指导满意度调查中，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200名毕业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实际回收调查表200份，如表2所示。

三、结果与分析

利用集对分析理论对毕业论文指导满意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下：

(一)满意度综合评价

基于表2所示的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可求出各指标的权重，其权向量为：

w＝(0.079，0.085，0.084，0.084，0.077，0.079，0.077，0.078，0.070，0.068，0.076，0.067，0.076)

＼*MERGEFORMAT则毕业论文导师指导满意度的同异反联系度表达式为：

μ＝0.33+0.36i+0.31j＼MERGEFORMAT

通过表达式对同异反进行全面分析，可以了解导师指导满意度的情况：

(1)从a=0.33我们知道，就本次毕业论文指导满意度调查而言，满意度大约为33％；c=O.31，说明不满意度大约为31％；而b=O.36，则说明不清楚大约占36％。

(2)若导师指导继续保持这种态度，对于本次考察指导满意度中b=O.36部分的满意度重新调整和改进，那么b中有a的比例有可能重新被认为满意，按照集对分析中i＼*MERGEFORMAT的比例取值法取i=a＼*MERGEFORMAT，把b＼*MERGEFORMAT中的一部分分离出来加到a＼*MERGEFORMAT中，预计其指导满意度为：

x μi=a+bi=0.33+0.36　0.33=045＼*MERGEFORMAT

也就是说导师若在积极的状态下，其满意度可能上升至45％左右。与此相反，若老师处于消极的状态下，我们可以从a=0.33中得到“相反”信息，i=-a＼*MERGEFORMAT，即i=0.33＼*MERGEFORMAT，则其满意度可能降至：

由上表3可以看出，x2＼*MERGEFORMAT、X3＼*MERGEFORMAT和X4＼*MERGEFORMAT指标排在第一、二、三位，可见明确的管理制度、导师科研水平和自身积极性是影响满意度的最关键因素。X1＼*MERGEFORMAT、X5＼*MERGEFORMAT、X6＼*MERGEFORMAT、X7＼*MERGEFORMAT、X8＼*MERGEFORMAT、X11＼*MERGEFORMAT和X13＼*MERGEFORMAT七个指标位于第二档，对满意度的影响次之。而X9＼*MERGEFORMAT、X10＼*MERGEFORMAT和X12＼*MERGEFORMAT指标排在最后三位，即导师指导人数、与学生见面指导的频率和发表的论文数在十三个影响因素中被认为是最不重要的。

四、结束语

研究表明，集对分析方法对于毕业论文指导满意度的评价是十分有效的，进一步挖掘其应用价值，对于客观评价满意度从而提高自己的指导水平有重要意义。

利用集对分析方法可以比较客观的分析影响导师指导满意度

×μ＝a+bi＝0.33+0.36　(-0.33)＝0.2l＼*MERGEFORMAT

(二)影响因素分析

现对每一因素的满意度用联系度表达式来表示，来分析各因素对指导满意度的影响，如表3所示。的因素。研究表明，科学的管理制度、导师科研水平和自身积极性是影响满意度的最关键的因素。导师指导人数、与学生交流的次数和发表的论文数对其满意度的影响并不重要。因此，要提高指导满意度，首先要从管理制度、导师自身科研水平和指导积极性方面着手，这是关键突破点。

参考文献

[1]张峰．探析高校本科毕业论文的规范化管理[J]．高教论坛，200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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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月15日电 据加拿大《明报》报道，加拿大满地可银行(BMO)一年一度的“资本市场高级研究奖学金”已于日前公布了评选结果，约克大学数学和统计学博士生，中国留学生乔云(Yun Qiao)凭借其博士论文赢得此项殊荣，获得由该银行颁发的2万元奖学金。

乔云的博士论文《最低撤保给付保证的套期保值与资产配置问题》(Hedging and Asset/Product Allocation Problem for Guaranteed Minimum Withdrawal Benefits)，被满地可银行的“资本市场远景研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参选论文。

今年是满地可银行第二年主办该项奖学金计划。该银行执行董事总经理克罗宁(Patick Cronin)表示，支持大学的教育，尤其对高级研究课程资助是满地可银行一向坚持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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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设计

1.模型的选择

目前，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是研究财务数据与企业价值相关性最常用的模型。在已有对我国新旧会计准则的定价能力的差异及新准则下公允价值计量的价值相关性问题研究的实证文献中，大都只采用价格模型。国外研究表明，价格模型存在更多计量上的问题，为避免模型选择上带来的误差，我们将同时采用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对新旧会计准则的定价能力差异进行研究。

(1)检验新会计准则下的会计数据(净资产和净收益)在资本市场上的定价能力较旧准则是否显着提高。本部分选取2004至200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采用的价格模型

(模型1)

式中MVit：总市值;BVit：净资产;Eit：净收益;postit如果遵守新准则则post取1，否则取0。

本文采用的收益模型

(模型2)

Rit：股票回报率，PEIt：净收益(每股数)，Pi-1：股票收盘价。

(2)检验新会计准则下，公允价值计量部分是否具有增量的价值相关性。本部分选取出1907至1909年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本文采用的价格模型

(模型3)

FairVit：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两个科目的余额之和，OthVit：净资产与FairVit的差值。模型中，BVit=FairVit+OthVit。

本文采用的收益模型

(模型4)

PEFairit：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的数额(每股数)，PEOtherit：净收益与PEFairit的差值。模型中PEit=PEFairit+PEOtherit。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我们选取中国2007至200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同时选取2004至2006年上市公司为对照样本，考虑到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特殊性，剔除了金融类公司。

二、实验结果

从模型3和模型4的描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净资产和净收益的部分所占比率都比较小，说明我国目前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保持较为谨慎的态度。 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是否增强了会计数据的解释能力

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BV和E的系数非常显着地异于0，表明这两个变量对股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PostBV和PostE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着地异于0，表明从价格模型的角度，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明显地增强净资产和净收益对股价的解释能力。

从收益模型得出的结果则显示Postit Eit /Pit-1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异于0，表明新会计准则的实施能够为净收益带来增量的价格解释能力。可以看出，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显着地提高了会计数据的解释能力。 新会计准则下，公允价值计量部分是否具有增量的价值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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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

 

一、引言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金融活动已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金融的核心地位与作用也日益突出。2010年5月6日，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式下发《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将北京定位为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监管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配套服务中心。回顾北京的城市定位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953年)，“建设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现代化国际城市”（1992年），到“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2005年），再至2008年首次明确了北京的发展目标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此次是北京市第一次以文件形式明确提出要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姑且不论目前的定位是否准确与合理，至少它向人们清晰显示了北京的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那么，北京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必然存在某种相关关系？如果有，是促进型的还是阻碍型的?是单向进行还是互为因果?

二、变量选择、数据说明与实证方法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根据数据的可收集性和经济政策的连续性, 论文选取了三组指标: 一是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 二是反映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 三是控制变量指标。

1．经济增长指标。由于人均 GDP 数据比总 GDP 数据更能说明问题, 本文采用了实际人均GDP(R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实际人均GDP 是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上年=100)加以调整得到的。

2．金融发展状况指标。本文选取两个指标来反映金融发展状况: 一是金融相关比率指标(FIR), 即金融总资产占 GDP 的比重。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金融总资产只包括中资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由于中资金融机构一直是金融业的主力军协整检验，因此选取中资金融机构存、贷款作为金融资产总额有代表意义，本文用LS(=存款与贷款之和/名义GDP)来表示。麦金农也提出了一个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即广义货币量(M2)与名义GDP之比。但北京市的M2的数值无法获得，本文没采用麦氏指标。二是反映金融结构的指标( BANK) , 即中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在金融总资产中的比重, 可以衡量金融中介( 银行系统) 在金融体系中的相对规模和作用。

3．控制变量指标。由于经济增长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为了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于其他变量，需要控制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由于实际中的影响因素较多，本文只选取了占经济总量较大比重的实际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存量( RINV)。其也经由名义值除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上年=100)调整得到。本文对RGDP、LS、BANK 和 RINV 均取自然对数作为实证分析的变量，以克服数据系列的异方差性。

本文样本区间为 1978～2009 年, 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北京统计年鉴(2010)》, 除以上说明外, 数据未作其他处理。采用Eviews5进行所有相关测试。

（二）实证分析方法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 本文将首先利用 ADF 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 对非平稳性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各变量均是单整的, 我们将对其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关系。其基本思想是： 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时间序列变量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表现出平稳性, 则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目前关于协整关系的检验与估计有许多具体的技术模型, 本文将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Johansen协整检验法。使用VAR 模型的优点在于它不需要对模型中各变量的内生性和外生性事先做出假定，当变量非平稳但具有协整关系时, 基于 VAR 模型作出的判断也是可靠的。不过协整分析得出的经验方程只能表示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或至少一个方向上的因果关系，要进一步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在具体应用协整等理论进行分析时,必须首先分别检验被分析序列变量是否为 I(1)的, 即是否具有单位根(UnitRoot)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常用的增广迪基－富勒(Augmented　Dicky-Fuller, ADF)检验模型为：

DYt = b1+ b2t+ d Yt -1 + ai SDYt –I + et（1）

式(1)中为白噪声,为差分算子。原假设是δ=0,即 Yt有一个单位根, 即是非平稳的。t为趋势因素。本文采用麦金农(Mackinnon)临界值, Yt-i的最优滞后期n由 AIC 准则确定。对变量LRGDP、LSL、LBANK、LINV 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测试结果表明所有的变量在水平层面上都是非平稳的，但是在一阶差分层面上，各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拒绝了不平稳的假设，我们可以接受五个变量都是I (1)的单位根过程。

表1 Augmengted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c, t, k)

ADF值

5% 临界值

1% 临界值

结 论

LRGDP

(c, 0, 0)

1.547165

-2.9750

-3.36965

非平稳

LRGDP

(c, 0, 0)

-3.746157

-2.9750

-3.36965

平稳**

LSL

(c, t, 5)

-2.867825

-3.6219

-4.4167

非平稳

LSL

(c, t, 0)

-4.657249

-2.9750

-3.6959

平稳**

LBANK

(c, t, 3)

-2.405107

-3.6027

-4.3738

非平稳

LBANK

(c, t, 0)

-5.395691

-3.5867

-4.3382

平稳**

LRINV

(c, t, 4)

-2.156234

-3.6118

-4.3942

非平稳

LRINV

(c, 0, 0)

-4.791803

-2.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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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流量；分析性框架；中国实践

一、货币流量核算的产生及发展

1947年1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柯普兰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论文《通过美国经济跟踪货币流通》，引起了经济学界的重视，该论文标志着货币流量核算的诞生。科普兰将货币流量界定为通过“主要货币循环”的交易产生的货币流，而不包括诸如银行间的支票结算等等此类的不使用实际货币的“技术易”。

科普兰之后的几十年中，有关货币流量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货币流量账户的深化与拓展；二是货币流量分析方法的研究。

货币流量账户主要涉及到相关数据特性的确定和统计框架。比如如何区分货币流量和存量、如何对经济部门进行归类、如何进行资产的分类和估值，以及如何在统计上确定净额的程度等等。对于不同国家货币流量数据的可得性问题，Heth作了较全面的考察。对于货币流量与资产和负债存量的一致性、金融资产净持有的一致性，Stone、Barker、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等作出了贡献。而且，为了提高其准确性和学术研究的价值，以及利于政策的制定，货币流量账户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货币流量分析体系主要有三个基本命题，一，货币支出流量形成分析期内的社会总需求，进而决定分析期内的名义总收入；二，可贷资金的供求流量决定了均衡利率水平；三，在进行任何支出之前，经济主体手中必先持有货币。

货币流量核算的前提是进行货币流量的统计，在准确的货币流量统计的基础上进行货币流量的分析，因此货币流量核算包括两个框架：统计性框架和分析性框架。以下我们将主要对货币流量核算的分析性框架进行详细阐述，并分析其在中国的实践状况。

二、货币流量核算的分析性框架

自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来，货币存量分析法已成为货币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法，但由于这种方法在处理一些货币政策的应用问题方面总是表现出一些致命缺陷，所以对货币流量分析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且，该讨论涉及到极具实践性的货币政策操作问题，这是由于究竟应关注流量还是关注存量，关系着货币政策的成功与否。

货币流量核算分析侧重于对流量的分析，其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强于货币的存量分析方法。存量方法由于用货币供需代替了资金供需，因此不能把对金融体系的考察纳入其中。这导致的一个最大的缺陷是这不能适应货币供给与金融过程的交织境况，但是随着全社会流通货币的主体变为银行负债，货币供给数量变化受金融过程的影响加大。就像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主流货币存量分析是存在两大缺陷的：一是受货币内生的限制，二是很难考察金融过程。但是货币流量分析方法却是可以克服这两大缺陷的。

金融体系是货币流量分析框架的一部分，所以可以在货币流量分析中考察金融机构的行为和货币供给变动这两者的影响。在初期，贷款供给将等于公众储蓄、企业从前期消费中提取的固定资本折旧和持有的流动资本、与上一期持有的闲置货币相比本期闲置余额的净减少和银行在本期新创造的净货币之和。贷款需求包括融通本期净投资的需求和维持或重置资本支出的需求。利率是使贷款供需相等的宏观经济指标，通过利率的传导机制，可以使得消费、投资与货币存量协调发展。贷款供给中的公众储蓄与贷款需求中的融通本期净投资的需求相加可得到本期计划总储蓄，贷款供给中的企业从前期消费中提取的固定资本折旧和持有的流动资本与贷款需求中的维持或重置资本支出的需求相加可得到本期计划总投资支出。由可贷资金理论得到利率决定方程式简便形式：本期计划总储蓄+闲置货币需求的净变化+新创造的净货币=本期计划总投资。以次为基础对货币需求这一概念有了新的认识后，就可以得到相对系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框架。

可以看出，随着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经济主体手持资产的主要形式已变为金融资产的形式，这说明，居民手中持有的相当大部分的货币资金始终在金融系统中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持有货币或者其他金融资产的行为就不会对货币的循环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除非金融体系不能通过贷款或购买证券的形式再将这些资金重新投入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经济主体货币窖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的同时，金融窖藏却变得越来越重要。在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窖藏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导致对货币循环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三、货币流量核算之中国实践

我国的货币流量核算包括人民币和外币金融业务的全部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内货币、信贷受国际收支的影响越来越大，大量的外资引进，大量的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对外发放债券和贷款。可以看出，国际收支、汇率与国内货币、信贷联系紧密，从这些指标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中把握宏观经济的发展变化过程是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所必不可少的前提。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公布的数据已由单一的货币供应量扩展到包括存款性公司概览、其他存款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在内的20类数据，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然而在现阶段我国的货币统计仍面临着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的调整问题。我国在1994年首次公布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并于2001年和2002年两次对其进行调整。在当今经济、金融因素不断发展与变化的形势下，如何科学地对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进行及时的调整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CGMFS（2008）已经明确提出电子货币这些新兴金融产品的货币层次归属问题，然而我国当前货币统计口径仍然较窄，只反映到M2层次。因此，有必要加快对多层次的货币供应量丰富和完善，以满足政策目的与其他分析目的的要求。二是货币统计的定位问题。我国当前的货币统计是以存量为主的核算范式。从我国货币政策的运用来看，自2002年以来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存量）来调控的宏观经济运行的效果甚微，中国人民银行自2004年不得不重新启用直接调控信贷总量（流量）的老手段。这种情况的出现实际上已经要求我国货币统计工作应该从以存量为主的模式转向存流量结合的模式。

想要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货币流量核算体系，不仅不能脱离现有的现金统计和银行信贷情况，而且还需要根据当前的宏观金融监管的要求，对现有的统计制度进行改革，改进统计指标体系，建立新的综合分析的框架。（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4参考文献

[1]聂富强、崔名凯、郭永强.《货币与金融统计编制指南（CGMFS2008）》的比较与思考[J].统计研究，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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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版的《统计手册》规定，各国在编制货币供应量时，主要考虑的应当是本国经济、金融特点。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共有三个层次：第一，流通中的现金M0，即现金;第二，狭义货币供应量M1，M1=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其所反映的是现实的购买力;第三，广义货币供应量M2，M2=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信托类存款+其他存款，另外，M2不仅反映了现实购买力，也反映了潜在购买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M2/GDP在改革期间不断增加。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这一比值仅0.245，到2011年增长为1.800。33年来，M2/GDP增加了7.34倍。相比于国外，印度的M2/GDP在1988年为0.402，日本为1.046，美国为0.651;到1999年印度为0.480，日本为1.237，美国为0.601。相比之下，我国的M2/GDP过高且增长速度惊人。

理论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因素有所不同。笔者从较为细化的方面分析主要影响因素。

第一，货币的流通速度。从国民收入货币化的角度来讲，分为货币化国民收入与非货币化国民收入。货币化国民收入的经济体吸收货币的能力较强，因此一定的货币供给量下，货币流通速度较慢。相反，在货币化程度较差的经济体下，同等货币供给量下吸收货币的能力较弱，也就是货币流通速度较快。我国之所以货币供给长期高于GDP 与物价增幅之和而没有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原因就是货币化程度较高 [1]。

第二，中央银行的货币回笼政策。当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大于所需要的货币量时，政府会通过货币回笼将剩余的货币流回到中央银行，从而使货币供给与需求相适应，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通过货币回笼的变化，可以探知当期的货币供给量是否符合市场所需要的货币量。

第三，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货币不再只流向商品市场，也向股票市场流动。而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讲，货币供应量会通过一定机制传导到股票市场，如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准备金控制货币供给量，从而影响到整个金融机构。当货币供给量增加时，人们持有的货币就会增加，相对于股票来说，持有股票的收益会更大，从而将货币市场的货币挤入股票市场，促使股价上升。另外，货币供给量增加后导致利率下降，投资增加，居民收入增加，通过乘数效应，股票价格又会上升。股价上升产生的保值意识会使流通中的货币量相应减少[2]。

第四，银行储蓄。银行储蓄总额可有效地解释广义货币中的准货币供给量。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相对于GDP的持续超高速度增长主要是由准货币的高速增长造成的，上述计算得出准货币与GDP比率的增长速度为M1/GDP增速的2.4倍。准货币的高速增长又可基本由城乡储蓄的高速增长来解释。由此看来，在居民储蓄行为不变的前提下，丰富吸引居民储蓄的金融商品结构，将减小准货币过度增长的压力。

第五，国债的发行。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政府长时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经济实力增加明显，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但难免出现财政赤字，所以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就很有必要了。而国债的发行对货币供给有巨大的影响，虽然商业银行使用超额准备金购买国债会降低基础货币数量，但M1和M2并不会因此减少，反而国债的收入会扩张M1和M2的数量。

第六，经济增长和财政收支。经济增长率类似上述货币化程度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由于经济各部门的快速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会更大，必定会使货币供给量增加。而当前，财政收支均以货币形式进行，因此财政规模的扩大或缩小也会对货币的需求与攻击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