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方面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方面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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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双边金融合作 非对称性 合作动力

一、中缅金融合作国外研究评述

国外关于关于中缅金融合作相关研究文献几乎没有，国外对缅相关文献只是涉及到缅甸金融现状，缅甸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合作，而对中缅双边金融合作几乎没有文献涉及到。

在有限的文献里面，对缅甸的金融研究只是局限在缅甸金融体系现状的梳理和介绍范围内。具有国外学者对缅甸金融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马里兰大学Reinhart（2011）教授做的关于缅甸汇率史方面的研究，Reinhart梳理了缅甸的汇率史，具体从1937年英国殖民时期盯住英镑的汇率制度到2011年的双重的汇率制度都做了详细的论述，其中缅甸汇率制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盯住美元，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

二、中缅金融合作国内研究评述

国内关于中缅金融合作的研究相比国外丰富得多，主要集中在双边金融合作理论方面，主要从区域理论、基础条件、合作方式、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方面展开。对中缅金融合作概况得比较准确的是丁文丽，其在金融合作的定义、非对称性、国际关系、基础动力等方面进行了展开，贺圣达和段万春也对中缅金融合作动力和障碍做了具体补充。刘红忠和何帆在国际金融合作理论基础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包括合作开发性金融合作方式的创新与金融监管、金融市场方面的合作。

在中缅金融合作中研究中，丁文丽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她在金融合作理论和中缅金融合作方面都进行了很多尝试，并梳理了相关金融合作理论。关于国际金融合作方面，丁文丽（2009）认为国际金融合作是指个人、企业和政府及其相互之间的金融合作，以及为此而进行的政策的相互调整。关于国际金融合作理论划分方面，丁文丽（2009）把国际金融合作理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国际关系学者的观点，另一类是国际学者的观点。国际关系学者把国际关系理论划分为三大流派：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丁文丽也对三个理论流派做了梳理：现实主义认为合作的前提是霸权国的存在及其合作的意愿；制度主义者认为合作可以通过制度培育起来，即在没有制度的情况下，实际的合作常常比潜在的合作要少；建构主义者认为国家之间既可以是合作，也可以是冲突，关键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如何去建构他们之间的关系。国际经济学者对国际金融合作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国际货币合作，并用最优货币区理论（0CA）来解释国际货币合作，传统的OCA标准有：开放度、劳动力流动、财政缓冲器、冲击的对称性、接受邻国政策的政治意愿。在推进金融合作方面，丁文丽（2006）认为共同的政治愿望和共同的利益是推进次区域金融合作的核心因素。其次，其认为区域金融稳定机制，金融机构的合作，信息交流、共享和披露机制是区域金融合作的保障机制。在中缅金融合作方面，丁文丽（2006）做了突破性探索，把中缅金融合作跟传统的金融合作做了比较，中缅金融合作属于非对称性合作。并拓展了国际金融合作理论，把国际金融合作由对称性的合作拓展到非对称性的国际金融合作。并对非对称性做了划分，主要有国家实力的非对称性（大国与小国的合作）、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对称性（较发达与较不发达的合作）、社会制度的差异性（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经济体制的差异性（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合作）、信息的不对称性。在金融合作条件方面，丁文丽（2007）在研究大湄公河次区域金融合作基础条件中，分别从经济一体化程度、经济的开放度、区域内贸易一体化程度、要素的流动性、汇率政策的协调性进行了分析。基于此，双边金融合作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基础的。

关于中缅金融合作属性方面，中缅金融合作属于国际金融金融合作，对于国际金融合作定义方面，赵长峰（2006）认为国际金融合作是指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家以及各国家之间，通过相互间的信息交流、磋商与协调，在金融政策、金融行动等方面采取共同步骤和措施，达到减少金融体系风险、防止金融问题累积以破坏宏观经济效率、保护消费者、培育金融市场的有效机能以及预防犯罪分子和滥用金融体系的目的。这个定义跟丁文丽关于国际金融合作理论定义相比显得更为宏观，概况性更强，但是缺乏丁文丽相对关注的微观性，操作性欠佳。

卢鹏（2009）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金融一体化程度极大地制约了区域金融、双边金融合作的发展。其从区域一体化程度、区域相似性、区域对称性、利率相关线、协整检验、基于VAR的利率评价、欧拉方程法等方面论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对整个区域金融合作的影响。

在中缅金融合作动力与基础分析中，贺圣达（2005）分析了中缅地理上的邻近和传统的友好关系为两国经济金融合作提供大环境，认为经济上的互补和经济合作的互需是中缅双方经济合作的基础和动力。中缅金融合作障碍方面，吴萍，段万春（2008）对中缅边贸货币兑换障碍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从整个GMS国家贸易框架下进行，认为在中缅两国在货币兑换中缅甸的金融和外汇管制是导致货币货币兑换障碍的主要原因。针对中缅金融合作现状，作者提出在克服政策支持障碍建议方面可以通过完善出口核销管理法规、边贸结算法规、人民币出入境管理方法、非居民人民币账户管理方法、出口退税政策等跨越障碍；其次克服执行机构障碍方面，可以通过拓展国内商业银行积极向境外拓展业务，同时政府应对边境地区的商业银行给予支持；在结算体系障碍突破方面，扩大“河口模式”应用范围。

在合作方式创新中，何帆，徐奇渊，徐秀军（2011）认为中缅两国国际关系较好，但是缅甸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落后，两国在合作时可以采取开发性金融的合作方式，缅甸实行经济特区，通过开发性金融投资合作。其次，汪魏（2011）在探讨亚洲金融合作方式的框架中，提出可从着力打造亚洲金融峰会平台，改善亚洲开发银行的治理结构，不断扩大亚洲国家双边和多边货币互换规模，继续完善区域外汇储备库有效运行机制，推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加强亚洲国家之间的汇率合作等方面入手。在此框架下双边金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双边金融合作基于此展开。

三、关于中缅金融合作的简要评述

国外学者对缅甸金融和中缅金融合作的研究，关乎缅甸金融方面都只侧重于缅甸金融具体的某一个方面的研究，而没有对中缅金融合作做了相关研究。国内关于中缅金融合作研究方面，几乎没有学者对中缅金融合作进行系统性的研究，都是只对中缅金融合作中相关问题进行局部研究。尽管国内学者对中缅金融合作没有进行系统研究，但一大部分国内学者也尽力相关努力，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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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金融生态系统的理论渊源

目前，对于金融生态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但这一创造性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理论渊源。(1)金融发展理论是金融生态理论的根基。1966年1月，帕特里克(T．Patrick)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提出了金融发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成为金融发展理论的最初论述。其后，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提出了金融结构理论作为对金融发展理论最初论述的补充。但之前理论侧重于研究发达国家的金融状态，对发展中国家涉足不多。1973年，麦金农(RonaldI．Mckinnon)和肖(Shaw．E)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精辟见解，他们提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强烈反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金融深化理论发展完善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和阿瑟·威斯(ArthurWiess)以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对象、不完全信息为基础，提出了信贷配给理论，较好地结合了内生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效能作了技术性的探讨和诠释。(2)生态经济学为金融生态理论提供了研究方法。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一书中正式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其后，便陆续出现了一批生态经济学的著作，包括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英国学者爱德华·哥尔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蓝图》、法国研究者朱利安·西蒙的《最后的资源》以及莱斯特·R·布朗的《生态经济》等等，都深入地阐述了生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相关问题。生态经济学的研究鼓励经济学与生态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倡导用新的方法分析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为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方法提供借鉴。(3)自组织系统理论为金融生态系统提供了研究范式。哈耶克(Hayek)认为，“自组织”、“自组织系统”(Self－organizingSystems)或者“自我生成系统”(Self－generatingSystem)之类的概念来自于控制论，意谓系统内部力量的互动创造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或译“自发秩序”。这种自发秩序仅出现在复杂程度很高的系统中，这种系统包含大量元素，且各元素之间具有非刚性的随机特性关系，自组织是靠变革系统元素间旧的联系，建立系统元素间新的联系来实现的。可以说，金融生态系统就是这样一种自发秩序，依靠变革内生性因素(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间旧的联系并建立新的联系的螺旋上升的过程来实现自身的不断改善。

1.2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分类

对于金融生态的理解，目前国内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金融生态环境观，一类是金融生态系统观。(1)金融生态环境观从群体生态学角度，强调“生物群落赖以生存的物理环境”或“非生物成分”。代表性学者有:白钦先、周小川、唐旭、曾康霖等。他们认为金融生态等同于金融生态环境。白钦先认为，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社会经济扩大资源基数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组成，而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和效率状态则构成一国经济的金融生态环境。曾康霖认为，从金融本身产生、发展和消亡来看，金融生态实质是金融环境，且金融生态不能等同于金融管理。周小川认为，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它指的主要不是金融机构的内部动作，而是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也就是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其中法律制度环境是金融生态的主要构成要素。徐诺金虽然是金融生态系统观的代表性学者，但也曾专门撰文探讨过金融生态环境，并且与周小川一样，认为建设一个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法律制度才是解决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缺陷的关键。唐旭也将金融生态中的法律问题作为金融领域的关注焦点。当然，金融生态环境并非特指金融法律制度。具体构成要素将在后面详细描述。(2)金融生态系统观侧重“生物群落”或“生物成分”，从而构成具有相对独立秩序结构和要素逻辑条理等特性的、互动式动态平衡金融生态系统。代表性学者有徐诺金、林永军、李扬、位、谢太峰等。他们认为金融生态是一种开放复杂巨系统，包括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将金融生态系统定义为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张志元等将城市金融生态系统定义为由金融体系模块和生态环境模块共同组成的综合性动态平衡系统;曾建等探究频频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我国一系列金融风险的本质原因，得出所有的金融风险产生原因都可以归结于金融生态系统的失衡，也就是由金融交易主体系统与环境系统的不协调发展所致。另一些学者为金融生态加入了金融生态调节这一构成要素。如徐诺金就认为金融生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金融生态主体(金融机构)、金融生态环境及金融生态调节(即金融监管)。

2金融生态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

由于研究视角、理解深度与研究目的不同，学者们对于金融生态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的范畴界定有所差异。

2.1金融生态主体

同为立足于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角度，学者们对金融生态主体的范畴界定也不同。一部分并且是较大一部分学者将金融生态主体局限于金融机构。徐诺金在论文中直接使用金融组织代替金融生态主体;林永军虽没有直接说明，但从其字里行间辨析，对金融主体的阐述也基本上以金融机构为立足点;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对金融生态主体有过定义式的描述，认为金融生态主体是指具有自身生存动机和利益追求的、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和根据自身需要去作用环境的行为主体或组织单位，如银行、证券、保险、民间借贷等金融机构和组织。另外一些学者则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范围进行了扩充。如李扬认为金融生态主体既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这些直接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主体，也包括那些以制定政策、确定规范、进行调控和实施监管为职能，从而直接影响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行，同时也直接影响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供应之种类、规模、价格、质量、范围等的金融决策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立足于金融产品与服务买卖双方的角度，位认为金融主体意谓金融活动者，绝非仅限金融机构，而指金融产品交易的买卖双方。因为尽管金融机构或金融组织是金融活动的专业主体，在金融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如果没有众多的金融活动兼职主体，金融活动专业主体的“独脚戏”也拉不开序幕。易宪容等［10］除认为金融主体应包括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外，还应该包括保证金融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第三方，不仅涵盖金融决策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也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和金融咨询评估机构等。

2.2金融生态环境

在“经济学50人论坛”上所作的演讲中，第一次将影响我国银行业80%的不良资产形成的外部原因统称为金融生态环境，他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市场体系、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进展及银企关系等多方面的外部环境;徐诺金认为金融生态的外部环境包括法律制度、诚信环境、企业制度和行政体制等方面;苏宁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基本内涵界定为五部分:稳定的经济环境、完善的法制环境、良好的信用环境、协调的市场环境和规范的制度环境。这些学者都是从定性的角度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描述，另一些则进行了详细的定量分析。其中比较全面的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调查报告《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该报告以城市为基本分析对象，选取9个指标对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按重要性排序依次是:法制环境、经济基础、金融部门独立性、企业诚信、地方金融发展、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社会诚信、中介服务和社会保障。该报告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以城市金融资产质量状况(由测评指标测度生成)为产出，以城市金融生态的9个构成维度(由分析性指标体系生成)为投入，构建了一个刻画“金融生态环境边界”的超曲面，进而得出了描述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综合指标(政府对经济的主导、经济运行的质量、地区金融发展及金融信用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建设)，并运用这些指标对中国50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评分和排名，与周小川、徐诺金和苏宁不同的是，李扬界定的金融生态环境的范围除了金融主体在其中生成、运行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外，还包括由居民、企业、政府和国外等部门构成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群体。另辟蹊径，以山东省3个城市为例，建立了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他的指标体系分为3个层次，包含经济资本回报率、银行部门贷款平均收益率、加权风险度和法律信用环境等变量，即徐小林所探讨的金融生态环境其实仅限于银行生态。

2.3文献述评

对于金融生态主体范畴的界定，本文认为应该突出重点与核心，立足于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这一专业主体，消费者、监管者等众多金融活动的兼职主体都处于与专业主体互动的外部范畴，可一并归入金融生态环境之中。此外，一方面金融市场亦履行着直接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职责，另一方面，从指标选取的角度，作为金融机构的活动平台，金融市场的规模是反映金融生态主体状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对于金融生态主体内涵与范畴的界定，本文认为:金融生态主体是指具有自身生存动机和利益追求的、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和根据自身需要去作用环境的行为主体或组织单位，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两部分。对于金融生态环境范畴的界定，本文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指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即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条件。除了学者们广泛探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态环境，还包括由居民、企业、政府和国外等部门构成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群体，以及金融决策和监管部门，它们是金融生态环境问题的专属。

3结论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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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范式转变；金融危机；国际金融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087-04

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环境持续动荡，发达经济体系纷纷陷入衰退境地而难以自拔。危机后人们开始对审慎监管理论进行全面反思，这种全面反思和彻底自省亟须我们运用科学的理论体系，追问制度设计的理念建构和价值选择的基本定位，甚至需要对监管的范式作出有力的回应。

一、范式：金融监管变革的深层理念

“范式”（paradigm）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用语，最早于1959年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的《必要的张力》一书中首次提出来，在其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大量使用，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范式是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所共享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系列成型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一套话语体系。在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中，它具有普遍的认同性和合法性；它不表现为具体的理论本身，而是不同理论所组成的理论群内在共性的抽象。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要在一定的范式制约下认识世界，要在过去承继下来的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的限制下进行创造。

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思维框架，体现这种思维传统的就是范式。范式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单个事实通常不能证实或一种范式。只有当出现更好的范式替代它，并成为某一学科所具有的共同信念时，才会出现新旧范式替换的局面。范式通过对科学中关键性、全局性的问题的解决，重新描述关于世界整体的图式。所以，范式的变革不是个别概念或定律的转换，而是世界观的变化。整个社会就是在这种不断地自我否定中推进和发展的。

科学革命实质上就是范式的转化和更替。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列举了科学史上的三次重要的范式转换：一次是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中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托勒密体系，一次是18世纪下半叶化学领域中拉瓦锡的氧化学说取代燃素说，一次是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进一步发展了牛顿力学。

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但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而且对说明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征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范式”条目中就确认了经济学也是一种范式。范式概念的引入在研究对象、研究方向、研究手段和评价标准等方面对经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性质而论，金融监管范式同其他实验科学领域的范式并无任何不同。在监管活动中，必然也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一种总的观点或框架去统摄、解释客观而零乱的风险面相，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手段和方法。正是由于运用了现有范式所包含的理论信念及其衍生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才使得监管者得以精细深入地研究金融风险的各个部分。实际上，由于监管理念的形成、选择和最终被共同接受的过程都涉及大量的人文、社会等因素，因此，在金融监管的发展形态中运用范式概念甚至要比在其他学科中运用更为契合。

需要注意的是，有人往往会滥用“范式”这个概念。范式不是方法，而是构成理论的方法之方法。如果对监管活动本身的逻辑结构和内涵缺乏认识，则往往不能在恰当的逻辑层次上合理地运用这个范畴。范式不同于模式，不是对所有的理论问题的回答，而是对一种知识体系的思想逻辑的回答，尤其是对作为一门学科的逻辑基石的价值论的思考。任何学科思想体系在历史过程中的形成和发展，总是首先在价值理论的逻辑层次形成主流的判断或规范，然后再在一般理论、分析方法中构成变革和发展。一旦某种价值理论问题的公理性基础假设得以确立，它就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支配学科思想的常规发展。所以，凡是不能够深入到价值论逻辑层次的思想，都不应被视作范式问题。

二、世界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呼唤监管范式的转换

引起范式转变的最切近的基础是实践的发展。在当代经济金融社会生活的巨大发展中，无论是金融现象还是作为其理论表现的金融学在内容、题材、方式和性质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在这种形势下，监管方式、应对政策甚至监管范式也都要相应改变。

1.对金融监管范式的视阈拓宽根植于对现代金融的深刻理解和对金融理论模式宏观背景的考察。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大特点是，它完全放弃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不去探讨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不去研究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有制的质的区别，千方百计去分析具体经济现象，甚至把经济问题归结为烦琐的数学公式。根据马克思的认识，社会财富增加的唯一途径就是产业资本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只有在促进产业资本扩大和效率提高的时候，才有正面的作用。而当金融资本过度挤占了生产资本的利润率和生存空间的时候，其自身的存在基础自然会受到动摇。一旦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则会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现有金融监管范式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本矛盾。此次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学者纷纷对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解释，如金融创新过度、资本家的贪婪本性、金融监管不力等等。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爆发的历次金融或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都采取了金融危机的形式，此次金融危机无疑再一次暴露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如果人们只是把矛头对准金融体系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而不是针对金融体系本身，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只有自觉地反思、检讨当代整个文化、价值系统存在的病症，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危机的本质并找出相应的、有效的对策。否则，人们关于危机谈论得越多，离开危机的真相和本质就越远。

3.对金融发展的目的和目标的重新界定呼唤新的范式引导以重构金融价值体系。在过去三十年，金融业的自我发展逐渐背离了其真实本质。在许多时候，我们是为了发展金融而发展金融，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形式当成了内容。过度金融化使得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向金融部门转移，金融资产的增速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脱离了实际需求。另外，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市场行为与金融监管目标也往往是矛盾的。现有的金融监管方式和技术手段只能把“内在的统一性”理解为“抽象的同一性”，无法把事物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外部表现正确地归结为事物本质自身中的内在矛盾，因而难以达到对本质的真正理解和把握。这样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根本不可能真正揭示出社会经济运动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

4.对实在论的反思要在范式层面上对金融研究方法进行总体性把握。目前我们的监管方法主要还是科学主义的，而科学主义的实质就是实在论，其主要表现为还原论、二元论、独断论等形式。当代金融学走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演化发展路径，以至大多数金融学家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数学语言来表述和构建，似乎一旦没有了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证明形式，就不足以使人信服。但现实世界往往要比这些“完美”的模型复杂得多。金融危机是经济学主客二分和数理崇拜的代价，而所有这些弯路正是由于人们追求所谓“通天塔”的确定知识所造成的。

总之，要达到对当代金融的批判性理解，停留在西方金融理论的水平上是不行的。对我们来讲，转变金融监管范式是从理论理性走向实践理性的历史实践和逻辑演进的真实反映。只有诉诸对既有学科范式的批判性改造，建立起新的理论范式，才能实现真正的监管目标。

三、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时机已经成熟

监管范式是通过思想、观念的力量来影响和控制监管活动的。正确的金融监管范式能够推动金融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方法论支撑。同样，落后的监管范式也会给金融监管带来消极和保守的影响。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型是对现代主义赖以成立的哲学基础进行重新认识和批判，以建立一种回归现实世界的、更具开放性和生动性的新的意识形态。显然，这种转型不仅是一种停留于过去范式下的修修补补，而是它呈现出了一种根本性、整体性批判和反思的理论态度，并标志着一种人类全新的价值取向和致思模式的确立。

现有的各种监管模式（如自由主义和管制主义等）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它们讨论的却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因为它们所支持或反对的所谓监管方法都是一系列具有共同特征的制度化要素。而我们这里讲的监管范式的转变是对各种现有监管模式的层次上的超越，以达成更高的视野和境界。

传统的监管方式可以称之为结构主义方式。这种方式预设了一种理想状态，通过监管行为来使监管效果不断接近这一目标，这就难免简单化、机械化。结构主义方式强调技术与效率，忽视社会结构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互动对实践效果的影响，忽视金融现象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特征。而新的监管方式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融合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范畴体系。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根结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构建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人的存在方式截然不同的新的存在方式。我们也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当代范式转变的伟大意义。只要社会制度不改变，人们还将不得不继续生活在这个金融资本的逻辑中，现有的生活方式就不会有根本上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金融学研究发生了一定变化。为了修正长期以来经济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设带来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偏差，金融学家尝试引入新的研究变量来解释金融现实。在行为经济学方法中，从个体到群体的选择，既包含着个体由于有限理性认知能力的界定，又包含着群体的社会网络复杂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演化中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对人类行为选择的限定。行为主义认为金融行为是通过主体的理解而社会地建构的。该方法修正了机械简单的决定论，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行为的社会性，加深了人们对金融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认识。随着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又出现了一些研究复杂系统或体系的方法，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需要监管范式的转型，而范式转型也符合新时期中国构建和谐金融的客观需要。当前，中国正面临金融转型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需要深刻反思监管范式的问题，推动监管思路和范式的转变。

诚然，中国的金融监管在标准化、精细化、信息化、国际化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领域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借鉴其先进方面，同时也要注意其根本性缺陷。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金融成长，国际金融监管界已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中国，以全面丰富金融监管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使东西方监管文化更好地兼容。世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国提供新的借鉴，也只有中国才有能力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有意义的东西。中国的金融监管必须从此前的“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范式转型”的新阶段，即“引领创新”的阶段。显然，这种范式转变是中国金融监管自主性的必要要求，它在根本上要求中国金融监管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竞争，进而推动中国金融监管走向世界并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

然而，要真正实现范式转型，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中国金融业，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当然，这个“重新发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监管措施，而是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进而构建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关系体。为了重新发现这个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金融业，我们必须在相关论题上作出我们的努力。

四、当前中国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路径选择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比基本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的确定更深层更重要。新的金融监管范式必须有效推动市场运行，并尽可能利用市场机制来实施监管政策和保护措施。无论从国际经济金融背景，还是从金融自身演变趋势和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角度看，监管范式的转换都具有战略意义。

监管新范式的确立应坚持三个标准：一是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金融现象，全面认识金融活动的价值和意义。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用辩证发展的眼光把握时代脉搏，主动应对新形势、新发展。三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倡经世致用的态度，推动监管工作有效提升。为此，我们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转变思维方式并认真加以研究：

1.对金融本质和监管行为进行深刻反思，树立科学的监管理念。转换监管范式只有真正落实到转变监管理念上才能使监管发挥其应有作用。范式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创新的演进过程。我们要在坚持“制度―社会结构―历史”的分析框架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实现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在采用多元的方法论的时候，一方面要广泛借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提倡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另一方面要在充分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监管成果的基础上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价值目标。金融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不变的状态。因此，金融监管必须是动态监管。新的金融监管范式不再是全球普遍适用的监管模版，而是针对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的有针对性的监管模式，即便是在一个国家内，也可能根据其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而进行相应调整。

2.加强对人和人性的理解和关怀，加深对监管方式的行为主义理解。金融监管是调节生存状态的艺术和科学，带有特定的社会属性和价值使命。新的监管范式应以社会相关成员的共同实践为准则，只有当它成为共同接受的价值信仰，才能真正发挥其革命性的作用。监管应努力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特别是对投资者权益的“适度保护”。监管者必须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所以要在监管者的目标中更加凸显精神目标的价值，防止市场逻辑支配整个生活方式和破坏人的生存环境。要重构监管者与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酿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监管者队伍要加强自身建设和监管文化建设，强化监管者的责任和伦理，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团队。

3.加快金融体制和其他配套制度改革，从整体上构筑持久的安全应对体系。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绝不仅仅是顶层设计和加强监管的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到市场效率、法律环境、监管模式等全方位的改革。良好的监管政策的实施取决于宏观经济结构和市场基础设施等外部前提条件。没有良好的金融生态，几乎不可能有良好金融机构的存在。除了金融部门自身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和健全风险管理制度等之外，未来来自更广泛的各类非金融环境，如法治意识、行政干预、政策性安排以及社会信用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等等，都可能对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带来各种影响。因此，应当从政策引导的角度去研究金融的发展定位问题，如何实行业态功能管理和统合监管模式，如何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和增强金融活力。

4.进一步发挥公共监督和自律约束的作用，推动协同治理机制形成。监管部门要破除对干预主义的依赖，回到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本原导向，增强金融机构的自觉意识和自愈能力，增强实质性公众参与。要改变传统行政管理中自上而下的单一向度治理模式，建立监管部门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最大限（下转96页）（上接89页）度地吸引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过程，参与监管行为的监督与检验，在平等对话、共同磋商基础上，加强彼此意向交换、信任协作，推动和谐共生的多元化治理模式的形成。要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提高市场透明度，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逐渐形成统一、集中、高效的金融信息来源，从而保障监管工作顺利进行。进一步强化监管工作的独立性，防止外界其他因素对监管工作的影响，保证监管机构和监管人员依法、公开、公正实施监管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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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当前金融业已成为一个覆盖范围广泛、与日常生活结合日益紧密的服务型行业。在这种背景下,掌握一定的金融知识不仅是金融专业学生所必须的,而且是其他财经类专业学生所必须的。但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而言,由于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不同, 对金融知识的需求是不同的。这就要求教师在明确学生专业特点与需求的基础上采取差异化的教学方法。

一、引言

在现代经济社会,金融业已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逐渐成为一个覆盖范围广泛、与日常生活结合日益紧密的服务型行业。在我国,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加,社会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强,金融创新与金融产品层出不穷,金融的触角已深入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并已成为普通家庭关心的内容。在这种背景下,掌握一定的金融知识不仅是金融专业学生所必须的,而且是其他财经类专业学生,如国际贸易、电子商务、管理学、会计学所必须的。

目前我国很多高校都开设《金融学》课程,对于金融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金融学》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对于非金融学财经类专业,如国际贸易、工商管理学生来说,《金融学》是一门学科必修课,可以充实完善其专业课程。对于非财经类专业的学生,《金融学》是一门选修课程,供对金融学有兴趣的非财经类专业学生选修。

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而言,由于专业的特点和培养人才的目标与规格不同,固而对金融理论与业务知识的内容、知识结构、专业需求是不同的。再考虑到《金融学》课程内容众多,在短短的四五十个教学课时中,教师不可能将全部内容介绍完,这就要求教师在明确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与需求的基础上,精心安排各专业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差异化教学方法。

二、不同专业对《金融学》的教学要求不同

(一)金融学专业

对于金融专业的学生来说,《金融学》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一般是在学生完成各经济类专业共同的核心基础课,如在学习完《西方经济学》后开设。它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作用正如我国金融学研究的鼻祖黄达先生所言:“金融领域,广阔而深邃,通常只能瞄准一两个方向深入。要想深入一点、几点,必须对金融的‘全局’有必要的、概略的把握。因为没有足够的宽阔基础作为支撑,只求在狭小的范围深入,进到一定程度就会难以继续。而所谓把握‘全局’,就是要求能对金融领域的主要构架如金融理论与金融知识,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等等之间的有机联系,有一个较为全面——哪怕是概略的——了解。”《金融学》作为金融学科体系的基础课程,恰是对金融学进行整体性、框架性的介绍,其中既有宏观金融层面的理论阐释,又有微观金融运行的原理分析;既揭示了金融的运作机制与规律性,又阐明了金融学科所研究的范畴、重要内容结构及其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

鉴于《金融学》对于金融专业学生的重要性,教师在教学过程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是要求学生全面掌握金融学的基础理论知识点、知识体系、基本原理、理论前沿和动态,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良好的理论基础;二是注重对学生专业兴趣和专业学习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开拓视野,提高思考的广度、深度与高度,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自觉性。实践证明,兴趣是学习的动力。我国大教育家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好之、乐之,就是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高涨,这样才能产生进取的精神。若通过《金融学》的学习,学生能激发对金融的兴趣,这将会对学生未来的深造、职业生涯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非金融学财经类专业

纵观中外古今,实体经济的发展最后都离不开资本的运作,而在当今社会,金融的作用越发凸显。因此,非金融学财经类专业的学生有必要系统地掌握货币、信用、利息、银行等多方面的理论与业务知识,能够运用货币信用方面的理论与业务知识,更好地从事企业投资管理、市场营销、企业风险管理等活动。因此,不少高校已经把《金融学》作为一门必修课程。

与金融学专业的学生相比,非金融学财经类专业的学生在金融理论方面的要求可以放低些,但应注重金融知识运用能力的培养,注重联系实际和融会贯通,使学生掌握与其专业的业务活动联系紧密的现代金融基本知识和业务技能,从而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能灵活运用现代金融基本知识和业务技能来进行资金管理、投资管理和风险管理等活动。

三、不同专业的《金融学》教学内容应有所侧重

《金融学》课程内容繁杂,涉及货币、信用、金融市场、金融中介机构、货币供求、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和金融监管等问题,几乎涵盖了整个金融领域。教师如何在有限的课时里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以保证教学整体水平和质量,并兼顾不同专业的需要,是《金融学》教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在界定基本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安排差别化的教学内容。基本教学内容是各专业教学中都必须覆盖的,也是各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以实现各专业学生掌握该课程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要求,例如金融学的基本概念、金融市场的基本情况、金融中介机构的构成、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等;而差别化的教学内容是教师根据所教学生的专业特点、专业需求而进行的选择性教学。

(一)金融学专业

如前所述,对于金融学专业学生来说,《金融学》是其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在课程安排上,《金融学》一般是在修完《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之后开设的,同时又是以后陆续开设的《中央银行学》、《证券投资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国际金融》等专业课程的基础。因此,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要考虑两个方面因素:一方面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让学生对金融有个全面的了解,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要注意课程之间的衔接,避免内容重复或遗漏。具体来说,对于金融学专业的课程内容重点有三个:一是学生应深刻理解金融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如货币、信用等基本概念,利率决定理论、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给理论等。这些内容是金融学专业学生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的基础,因此对他们来说,这些内容不是简单知道就可以了,而要全面、深入、准确地掌握;二是教师在授课中应侧重对金融学框架的勾勒,让学生对金融领域全面、清晰地把握。而对于具体的宏观金融问题可以适当简略,这些内容学生已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接触过。微观金融方面,有关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内容也无需介绍过细,这些内容在后续的专业课程里都会有详细的介绍;三是引导学生对现实中的金融问题进行思考、分析,并密切关注金融理论研究前沿问题,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非金融学财经类专业

对于非金融学财经类专业的学生来讲,他们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都或多或少要与货币、银行打交道,但是对理论要求没有金融学专业的学生高。教师在完成基本教学内容的前提下,可以适当降低理论深度,如货币供求理论、利率决定理论、金融监管理论等可以简略地说明,而增加与所教学生专业有关的、实践性的内容。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应该加强与贸易有关的金融知识,如信用工具、金融市场、商业银行业务和国际金融危机等方面内容的介绍。企业管理专业的学生应增加与企业管理活动紧密联系金融知识的讲授,这些内容主要涉及以下方面:(1)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如商业票据、股票、债券、期货市场等。(2)企业管理人员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打交道时所需掌握的基本金融理论知识,这关系到企业资金的运营问题。具体如商业银行运作机制、业务范畴,金融市场的运作机制,证券发行业务等。(3)国家宏观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如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汇率政策对企业的影响,等等。

(三)非财经类专业

非财经类专业的学生主要是抱着兴趣来选修这门课程的,激发学生对金融的兴趣,使他们了解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金融知识是教学的目的。教师在讲课的时候可以精简理论性较强的货币金融理论的讲解,将重点放在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货币银行学知识中,如各种金融产品的比较、家庭理财的理念等,还可以介绍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金融问题,如对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介绍,可侧重介绍危机对企业和老百姓生活的影响等,而对于危机深层次的原因的理论分析则可以简略些。

四、区别不同专业,采取有差别的教学方法

与《西方经济学》课程相比,《金融学》课程内容多而庞杂,不似前者的体系清晰完整,使得学生在学习中经常感到知识点零散,找不到学习的重点。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等课程相比,该课程理论性强,内容单调抽象、难以理解。因此,如何根据不同专业《金融学》课程设置特点及课程性质,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以达到各自的教学目的,是教师在《金融学》教学应认真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一)金融学专业

如前所述,对于《金融学》课程,金融专业的学生除了要全面掌握金融学的基础理论知识点、知识体系、基本原理、理论前沿和动态外,还要培养专业兴趣和专业学习能力。因此,教师首先要把《金融学》课程中的知识点、理论讲通、讲透。在此基础上,再想办法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金融的兴趣,培养其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我认为一个较好的方法是在每次课开始时拿出5—10分钟,对一周的财经新闻进行回顾。这样有两个作用:一是能让学生了解中国和全球金融情况,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关注现实的习惯,这对《金融学》这类社会性学科的学习是必要的。二是在新闻解读的过程中,教师能引发学生对金融问题、金融现象的思考,加深学生对金融理论的理解并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达到以上两个效果,教师首先应注意财经新闻的选择。一周内国内外发生的财经新闻往往很多,如果都讲,时间上不允许,也没有必要。新闻选择可以有这几个视角,一种是选取影响重大的事件,如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另一种是结合目前的热点和所学的知识选择有代表性的事件。如近年如何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介绍金融市场、金融中介机构这一部分内容时,我看到一则题为“淡马锡来到荷花池”的新闻。新闻的主要内容谈到新加坡淡马锡公司通过设立富登信实服务有限公司给成都的莲花池批发市场的商户发放贷款。这则新闻事件本身很小,但我希望能以小见大,以此为切入点引发学生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思考。新闻标题提出后,学生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很奇怪:该标题是什么意思?一下子就调动了学生的好奇心,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接着我由浅入深介绍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存在问题等,最后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应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整节课教学效果很好,学生听得津津有味,课后不少学生和我进一步探讨该问题,有的学生还着手写这方面的论文。

除了选题的问题,教师还应注意新闻讲授的方式。介绍新闻不仅仅是希望学生了解该事件,而是通过该事件引发学生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兴趣。教师可以在介绍新闻时结合学生已学过的金融学原理,精心设置问题、提出问题,启发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具体事件中提炼出事件背后蕴藏的道理,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

如果是小班教学,教师可以考虑一学期组织学生就当前的热点金融问题进行2—3次的讨论,以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查阅、整理资料,学生进行思考、交流为线索,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现在不少高校由于扩招,师资相对不足,很多时候是大班教学,组织讨论的方法会由于学生人数众多而影响讨论的效果,教师可以尝试让学生就热点金融问题撰写小论文。对于初次写论文的学生来说,论文的要求不宜过高,主要是希望通过写论文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字数、格式上可以适当放宽,但需强调的是杜绝抄袭。

(二)非金融学财经类专业

对于非金融学财经类专业的教学,教师在讲课的时候可以降低理论深度,提高教学方式的灵活、多样性。在基本原理、基本的知识点介绍完之后,通过具体的案例,如介绍金融实际热点问题,突出金融知识的运用性。此时对于金融热点问题的选择与金融学专业的选择有所不同,教师应尽量选择一些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讲授。例如在介绍货币政策时,教师可以结合我国近年中央银行的调息历程,解释中央银行每次调息的背景、原因、作用机制,以及对企业、老百姓银行投资、贷款的影响。此外,教师还可以就一个问题,如信用形式、银行存贷款利率等,鼓励学生自己去找资料、发现生活中的金融学,采取教授与讨论相结合的组合式教学,进而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参考文献:

[1]蒋天虹.关于应用型本科《金融学》教学改革的探讨[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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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企业人力资源治理需要关注的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涉及到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一些永恒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理念，这些宝贵的历史财富会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金融企业人力资源治理的策略有待于进一步强化，特别是对于那些规模相对较小的金融企业来说，仍然相对缺乏明确的人力资源治理意识，对于金融企业的人力资源治理的认识还不是很到位，直接导致金融企业的发展战略与金融企业的人力资源治理不相协调、不相对称，上述因素都有可能影响金融企业在日益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大潮中降低竞争能力和竞争实力。金融企业人力资源治理的专业素质有待于进一步增强，有的金融企业没有高度重视人力资源治理的职能作用，对本企业的人力资源治理功能的界定不是很清楚，金融企业的员工相对来说甚至会处于工作懈怠的不良状态，新进员工缺乏正规的人力资源治理方面的专业训练，仍然是按照个人的老经验来处理新问题，以及开展日常的人力资源治理。金融企业人力资源治理的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健全，金融企业人力资源治理的体制机制尚未健全完善，比较缺乏科学的有效的管理。

二、金融企业人力资源治理需要借鉴的传统文化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金融企业人力资源治理具有较多的可以借鉴的合理的文化因素。因为，金融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期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是不能够脱离的，也不能脱离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存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许多金融企业人力资源治理能够借鉴的因素。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重视人才培养方面，就始终存在着贤士和君子的思想，对于那些有较深的文化知识，能够明确分辨出事物的是非曲直的人更加重视，充分肯定这些社会精英在人类社会和历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重要职能。重视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不仅应该作为国家发展的大计，也应该成为金融企业人力资源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对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重视人才选拔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加关注的是德才兼备的重要的选人标准，也是当今社会选人的重要标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激励人才政策方面，这也是金融企业人力资源治理的重点，也是能够充分体现出金融企业人力资源治理中具有典型企业文化特色的重要部分，能够充分体现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金融企业人力资源治理的价值理念、心理活动、行为方式等诸多环节的差异，进一步激励金融企业人力资源的个性特征。与此同时，关于金融企业人力资源治理的理论层面，还出现了人力资源治理需要层次理论、人力资源治理双因素理论、人力资源治理期望理论、人力资源治理强化理论、人力资源治理公平理论等多种著名的激励理论，这些现代的人力资源治理方面的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些观点也是不谋而合的。

三、金融企业人力资源治理进一步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借鉴的建议。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5000多年的发展历程，对于金融企业的人力资源治理来说，也是文化的宝库，可以从中吸收更多的丰富的人力资源治理的理念和思想。要始终坚持任人唯贤的金融企业人力资源治理原则，精心选拔出那些适合金融企业发展的优秀人才，进一步夯实金融企业的人力资源治理的坚实的基础。坚持唯才是举的理念，对于那些真正的人才不能任人唯贤，借鉴中国古代任人唯贤的典型例子。要始终坚持知人善任的金融企业人力资源治理原则，努力做到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人力资源治理的核心和做法，充分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人善任的例子，努力扬长避短，不要对于人才的使用求全责备。要始终坚持百年树人的金融企业人力资源治理原则，始终高度重视金融企业人力资源治理领域的员工教育和培养，继承和发扬重视教育的传统美德，更加重视金融企业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意义。要始终坚持赏罚分明的金融企业人力资源治理原则，坚持用制度管人管事，对于金融企业的各级各类人才来说，必须坚持用感情留住人才，确保金融企业的长期和谐稳定，以及金融事业的持续稳定。其中，比较重要的手段就是坚持做到赏罚分明，这也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卓有成效的管理手段。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始终坚持全面的科学的绩效考核，将其作为人力资源治理方面的重要基础，加强日常的考核管理，日常的考核结果作为金融企业人力资源治理开展激励的重要依据。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更加关注和重视金融企业员工综合素质的培养、提升和开发，充分尊重每一位员工的创新精神和主人翁地位。对于每一位员工的特长做到心中有数，充分激发员工的长处和潜能，努力为金融企业的人力资源健康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环境和平台。

（作者单位：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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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竞争力；改革措施；评价体系

1 传统金融竞争力评价体系

第一,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金融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20世纪80年代,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及相关机构开始研究金融竞争力的评价体系问题。它们把金融竞争力归为国家竞争力的一个因素,其下又分为资本市场效率、股票市场活力、银行部门效率以及资本成本这四大指标。在这些指标下,又分别设立若干项具体指标。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金融竞争力评价指标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得出来的结果也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当时的各国金融竞争力。

第二,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的评价方法。标准普尔公司对金融竞争力的评价方法主要通过对各国银行的评级来实现。重点考虑的因素是银行财务风险和商业风险。其中,商业风险因素包括经济风险、行业风险、市场状况、业务种类等。

2 金融可持续竞争力指标体系理论架构

wef和imd将国际竞争力的形成机理描述为：国际竞争力是竞争力资产与竞争力过程的统一。用公式表示就是：国际竞争力=竞争力资产×竞争力过程,即“竞争过程”理论。按照这个思想,金融竞争力就应该由金融竞争资本和金融竞争过程组成,即金融竞争力=金融竞争资本×金融竞争过程。金融竞争力无疑要保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金融可持续竞争力评价指标,所以上述表达式还应该修改。

我们认为“可持续”竞争力来源于创新。可持续竞争力和创新是不可分割的。前者侧重于发展的目标和过程,后者强调发展的动力和机制。可持续竞争力和创新在发展的环节上紧密相连,可持续发展需要依靠创新,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量。只有创新才可以使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国家得到可持续的源动力,才可能具备持续不断的竞争力。从金融角度来看,“可持续”竞争力就应该来源于金融创新。因此,上述表达式可以修正为：金融可持续竞争力=金融竞争资本×(金融竞争过程+金融创新力)。

“金融竞争资本”本身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反映的就是一国在特定时期下所拥有的金融资源和潜力,是一个不可直接量化的概念。“金融资源”这个概念来源于金融资源理论。

在设计金融可持续竞争力时,我们用金融规模指标和金融环境指标来衡量金融竞争资本或者金融竞争资源。同时,又由于这两个指标都具有相对静态的性质,所以将金融竞争资本或者金融竞争资源用金融静态基础指标来表示。

金融竞争过程集中体现在微观市场层面的竞争效率以及宏观政策层面的调控。而这两个方面的发展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同时这也是一个大趋势。

20世纪70年代,由麦金农等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可作为金融竞争过程的理论基础。该理论早期主要集中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分析,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自由化,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政策。金融竞争过程其实也就是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鉴于此,我们将金融竞争过程划分为微观层面的金融市场效率指标和宏观层面的金融政策指标。由于金融竞争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范畴,所以用金融动态深化指标来表示金融竞争过程指标。

我们设计的金融可持续竞争力指标体系与国内外学者所设计的金融竞争力指标最大的不同在于把金融创新作为一个单独的因素包含于指标体系中。

着名经济学家西尔柏(w.l.silber)认为,金融创新是经济主体为了减轻外部的金融压力,追求最大利润而采取的行为。他认为,来自于政府的金融监管和金融主体内部的两方面压制,使得金融机构会从机会成本角度和金融机构的管理成本与实际价格的区别来寻求金融创新。凯恩(kane)认为微观经济主体规避监管的创新过程就是金融创新的过程。政府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金融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的实现。因此,金融企业会通过创新来逃避监管,金融创新就这样在曲折中发展起来。

从微观层面来看,金融工具的创新增加了微观经济体在市场上进行投资、规避风险的选择；扩大了对证券市场的投资；为资金需求方提供更广阔的选择空间；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使金融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同时,金融创新还影响着货币的供给和需求。首先,金融创新使得货币需求的决定更加的复杂和不确定。其次,金融创新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货币需求动机。在供给方面,金融创新扩大了货币供给主

体,加大了货币供给乘数,提高了微观金融机构创造货币的能力。

鉴于此,本文所设计的金融可持续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将金融创新力作为一个与金融竞争过程平行的指标进行设立。在金融创新力指标下再设金融人才创新指标、金融技术创新指标、金融制度创新指标、金融工具创新指标。

3 金融可持续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的具体指标选择

根据前文对金融可持续竞争力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的论述,我们开始探讨金融可持续竞争力指标体系的3级指标体系下的具体指标的选择。具体指标的选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既要考虑到选择的经济意义,又要考虑到所选的具体指标的数据可获得性,同时还要考虑到选择的不可重叠性。

4 结 论

根据本文所设计的金融可持续竞争力,我们可以在得到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的数据后,运用因子分析等统计方法,得出一国的金融可持续竞争力指数。根据各国的金融可持续竞争力指数,我们可以任意比较两个或者多个国家的金融可持续竞争力。

同时,也可以分别比较金融可持续竞争力指标体系中的2级指标和3级指标。从中可以看出,一国的金融基础、金融规模、金融市场效率、金融政策、金融人才创新、金融技术创新、金融制度创新、金融工具创新与别国相比究竟哪些方面处于相对劣势,从而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提高一国的金融可持续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白钦先.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理论研究的逻辑［j］.华南金融研究,2003(3).

［2］冉光和,王定祥,熊德平.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j］.管理世界,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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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金融风险；产业安全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8－0073－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8.19

一、引言

学术界对金融风险与产业安全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全球实体经济的衰退，金融风险与产业安全问题得到了社会的日益重视。本文对金融风险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金融对于产业发展的重要性角度,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论述了金融风险对其的影响。第二部分是金融对于产业发展的多个角度的影响分析。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将金融风险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来看,分别从影响特征、影响范围、影响结果、马克思理论视角等四个角度对其作具体论述,最后提出了可行性的对策建议，为国内产业经济的发展预防金融风险的消极影响提供参考。

二、金融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一)金融安全建设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

John Law（2005）指出，为了克服金属供应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国家应创办银行、发行纸币[1]。许胜利（2009）全面地分析了金融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理论基础出发分析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路径。他认为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我国消费发展水平偏低且落后于国际平均水平，并从“西方消费函数理论”、多恩布什的“流动性约束假说”消费函数理论以及古典经济学等经典理论出发总结出了六条消费发展中的金融作用路径，说明了金融发展对消费的作用的多重性与复杂性,从他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金融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2]。陈元（2010）认为“加快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化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成为我国加快发展的重大战略和任务，这对金融支持经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

（二）金融安全建设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有学者研究了农村金融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陈春生（2009）分析了陕西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滞后”，提出要努力提高农业劳动产出率，推动农业大发展。要积极发展直接服务于农民和农村的第二、三产业，得到了农村金融投入是主要途径,构建农业、构建完善的农村金融投入机制是解决农村投入稳定增长问题的必由之路的结论[4]。郭荣普（2011）论证了农村经济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问题中很重要的问题。其中说明了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思维，金融对经济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商品经济决定了金融的产生，还决定了金融的规模、结构以及发展速度。在马克思看来，货币通过很多因素如商品价值、商品交换等影响经济，这种反作用一方面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正面作用,另一方面又衍生出金融风险演变成危机破坏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即对经济发展存在负面作用的可能性。农业企业化的经营对资本的需求量大，金融能够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5]。李文昌（2007）论证了所有对农业发展提供支持的投入中，金融的投入是重要因素，也是对农业发展起到关键支撑作用的因素。只有农业金融投入的力度到位，才能对农业进行有效的支持。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讲，金融投入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制约因素而步履维艰。金融对于产业发展的影响还表现在许多其他行业[6]。

三、金融风险影响产业发展的多角度分析

（一）金融风险影响产业发展的特征

周燕（2009）指出，国内许多学者普遍认为外资进入是影响一国产业安全的主要因素。外资对产业的控制程度越高，则产业安全的情况就越不容乐观[7]。黄娜（2010）认为，从产业发展方面看，发展环境趋于复杂、产业安全面临更多风险，而我国产业发展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很大影响[8]。卫教善（2010）在分析我国汽车产业安全特征时指出汽车产业中的关键部分都被外方控制，其中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掌控都由外资占主导权。汽车产业中零部件的生产领域外资控股的趋势渐强，而且我国自主品牌的产品发展滞后，市场占有率低,配套能力相对外资企业占很大的劣势。外资因其完善的产业链在汽车产业的发展中占据垄断优势，并且凭这种垄断挤占中国内资企业的市场[9]。徐飞（2010）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可能表现在很多层面，例如可能会导致国内金融业瘫痪、国内实体行业的融资不畅从而导致实体产业受到破坏性的影响、影响国内的就业情况、国内经济内需不足等等。但是这些现象都只是表面现象,引起这些现象的原因实际上是基于理性预期理论的人们对于未来经济走向的理性预期做出的选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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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脱媒；金融中介；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6－0012－06

一、引言

金融脱媒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自上世纪60年代首次在美国出现以来就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在研究和讨论的过程中，对金融脱媒的理解多与各国的金融实践相联系，对金融脱媒的产生、作用机理和发展趋势的讨论缺少理论支持。

Freixas and Rochet(1999)把金融中介定义为从事金融合同和证券买卖活动的专门人(机构)。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中，金融中介通常被认为对经济增长和福利不重要而被忽视。在标准的新古典模型中几乎看不到金融中介的身影。严格地讲，真正的对金融中介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并形成了以Gudey和Shfdw(l955，1960)为代表的传统金融中介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为研究金融中介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并促进了新金融中介理论的形成。金融中介理论中各种观点的思维方式、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尽相同，并且各观点之间更多的时候表现出互补性，因此金融中介理论可能为全面理解金融脱媒提供理论支持。

本文将尝试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明确金融脱媒的概念并以金融中介理论中的各种观点为基础，从多个角度对金融脱媒进行诠释。

二、金融脱媒的概念

金融脱媒(financial disintermediation)，又称金融去中介化。从最初出现到现在，金融脱媒的概念出现了变化和扩展。金融脱媒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指的是当时在定期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条件下，当市场利率水平高于存款机构可支付的存款利率水平时，存款机构的存款资金流向收益更高的证券从而限制了银行可贷资金的现象(Mishkin，2001)。Hes-ter(1969)最早提出金融脱媒的概念，但他认为金融脱媒已在Gurley和Shaw的思想中有所体现：脱媒代表了从使用中间人的服务向一个或者没有金融交易存在或者金融交易是最终的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直接的双边交易的基本体系转变。Hamilton(1986)把金融脱媒定义为企业不通过银行或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在市场上借款。Harmes(2001)认为金融脱媒在投资者或者金融工具购买者与生产者直接交易产品时发生，这时跳过了像保险经纪人这样的中介机构。Theodore(2000)把金融脱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储蓄机构、互助基金、特别养老基金、人寿保险政策对银行存款的影响：第二阶段是金融市场作为信用的提供者承担了银行的部分传统角色；第三阶段是技术进步使得办公室操作更现代化，从而降低了对银行业务的需求；第四阶段是指在过去的十年里随着ATMS、电话银行、个人电脑系统和因特网的普及所产生的银行产品分销的脱媒。国内学者对金融脱媒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辛琪(1990)认为金融脱媒是指融资行为不经过金融中介机构转手而直接发生于投资者与筹资者之间的现象。唐旭(2006)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对金融脱媒进行了定义：狭义的金融脱媒是指在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条件下，货币市场利率水平高于存款机构可支付存款利率水平时，存款机构的存款资金大量流向货币市场工具的现象；广义的金融脱媒不仅指存款资金流向高息资产，而且指资金使用方不再经过金融中介，直接在货币市场发行短期债务工具的行为。李扬(2007)认为金融脱媒是资金盈余者和资金短缺者不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直接进行资金交易的现象，而“媒”就是金融中介机构。

对于金融脱媒，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层次及发展阶段进行了定义，本文在梳理这些定义的基础上，把资金绕过“媒”(intermediary)而直接在资金盈余者和资金需求者之间调剂并产生资产负债关系的现象定义为金融脱媒。具体来说，本文的金融脱媒包括两个维度(见表1)。第一个维度是“媒”。这里的“媒”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狭义层次是指银行，广义层次是指金融部门。第二个维度是说金融脱媒可能发生在“媒”的资产方或者负债方，当然也可以在资产方和负债方同时发生：负债方的金融脱媒，指资金盈余者的资金不流入“媒”，资金盈余者没有形成对“媒”的要求权；资产方的脱媒。资金需求者不通过“媒”获得资金，“媒”不拥有对资金需求者的要求权。

从两个维度来定义金融脱媒是基于如下考虑：首先，对“媒”进行区分是必要的。Gurley和Shaw(1960)，尤其是Tobin和Brainard(1967)的研究表明，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投资组合行为可能不同，并且这些不同之处对评价各种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是很重要的。金融部门的重要性并不等于银行的重要性。银行发生金融脱媒时，金融部门整体上可能并未发生金融脱媒。其次。从资产和负债两方面讨论金融脱媒是有价值的。金融脱媒的出现可能具有不对称性，McKean(1949)强调，当分析总投资组合行为时资产负债表的两方面都必须考虑。

三、从传统金融中介理论理解金融脱媒

Gurley和Shaw是传统金融中介理论的代表人物。Gurley和Shaw在1955、1956年的两篇论文中阐述了各类金融中介机构在储蓄一投资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在之后合著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两人又对以前的观点进行了发展。他们认为金融中介的主要职能是从最终借款人那里买进初级证券，并为最终贷款人持有资产而发行间接证券。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中介利用了借贷中规模经济的好处。从贷款方面看，中介机构从事投资或经营初级证券投资，其单位成本可以远低于大多数个人贷款者的投资。仅就其资产规模而言。就可以通过多样化大大降低风险。它可以调整期限结构，从而最大限度地缩小了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从借款方面看，有着大量存款人的中介机构可以正常预测偿付要求的情况，即使流动性比较小的资产结构也可以应付裕如。中介机构吸引无数债权、债务人从事大规模借贷活动的好处，可以优惠贷款条件的形式分到债务人身上，可以利息支付和其他利益形式分到债权人身上，也可以用优厚红利的形式分到股东身上以吸引更多的资本。从整个社会来看。金融中介是生产性的，他们通过使资金更有效的使用而增加资金的社会价值。金融中介具备两个方面的技术：分配技术和中介技术。分配技术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储蓄和投资水平以及促进储蓄在各种投资机会之间有效配置；中介技术能够通过协调借贷双方的不同金融需求和生产各种金融产品进一步降

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参见孙杰1998)。

在Gurley和Shaw(1960)的分析框架内，金融中介分为货币金融中介和非货币金融中介两类，其中货币金融中介如银行，供应各种类型的货币；而非货币金融中介如保险公司，则提供非货币间接证券。虽然对金融中介进行了区分，但是货币金融中介与非货币金融中介间的区别在分析货币金融中介的功能时并没起到实质性作用，他们的分析只是简单的基于比较只有银行是中介的情形与完全没有金融部门、融资采用自我融资或者直接融资形式的情形。

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传统的金融中介理论也为我们理解金融脱媒提供了一些思路。“无论初级证券的种类组成如何，也总是要求某些证券市场和中介机构而不是其他的证券市场和中介机构成长”，实质上强调了货币金融中介、非货币金融中介以及证券市场之间的竞争和替代关系。而这种替代关系的关键就在于交易成本。在交易技术还不发达的时期。金融中介可以利用技术上的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因而具有优势。按照这种理论，随着交易技术的进步，金融中介在降低交易成本上的优势将不复存在，金融中介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金融部门层次的金融脱媒将随之出现。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实践表明，金融中介不仅没有消失，各种各样的非银行金融中介反而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这是传统金融中介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寻求合理的解释。

四、从新金融中介理论理解金融脱媒

(一)金融中介：解决特定信息或激励问题的“专家”

新金融中介理论方面的许多文献利用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以市场不完全为前提，通过模型的设定，强调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特定的信息或激励问题，并证明在一定条件下金融中介能解决特定的问题，因而被认为是解决特定信息或激励问题的“专家”。金融中介的这些特殊的能力在其资产和负债方面都有所体现。

在资产方面，金融中介可以成为很好的投资者和监督人。

Leland和Pvle(1977)将金融中介看成一种“信息共享同盟”。认为金融中介可以低成本搜索和甄别“好”的投资项目，它比单个投资者去搜索“好”的投资项目和借款人具有规模效益。如果没有金融中介这个“信息共享联盟”，那么，由于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和风险只有项目所有者即借款者知道，因而贷款者在搜寻投资项目时将会遇到由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结果，通常只有“差”项目的所有者才会进入金融市场进行融资。而“好”项目的所有者将不得不退出金融市场，只能为项目进行内部融资。因此“好”项目的所有者需要通过“信号显示”，即进行一定规模的内部融资，将自己与“坏”项目的所有者区分开来，使贷款人放心贷款给他。但是，这种信号显示是有成本的。因为项目所有人本来是想进行外部融资，现在不得不改用内部融资。但是如果“好”项目的所有者组成信息共享联盟，由联盟代表全体成员进行信号显示，那么由于规模经济，信号显示成本就大大降低了。而金融中介正好是这样一种信息共享联盟。很明显，金融中介由于其规模和专业优势相对于分散的单个贷款人更容易了解和搜寻项目信息，这样，由金融中介搜寻项目信息，贷款人可以直接从金融中介处得到这些信息，从而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Chan(1983)在模型中引入了搜寻投资机会的成本，在不存在金融中介的情况下，每个投资者都要独立支付一笔搜寻成本；而金融中介的存在能将这一成本分散于众多投资者之间，因而金融中介则可以在不同投资项目之间进行广泛的搜寻，一旦找到了某个有效益的项目，还可与其他投资者一同分享。

Chant(1989)认为，投资者是风险厌恶者，他们倾向于多样化投资以消除非系统性风险。但投资的多样化在降低不确定性的同时却增加了交易成本。而如果由金融中介众多的投资者进行多样化投资，规模经济的存在将大大降低分摊到每个投资者的交易成本。

Diamond(1984)注意到贷款者、借款者以及金融中介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并将导致逆向选择。而解决逆向选择的有效方法是贷款者委托金融中介对借款者进行监督。因为规模经济在对借款者的监督中也存在，所以金融中介众多贷款者监督借款者，从而避免各个贷款者分别监控的高成本。为了保证监督者认真监督借款者，金融中介作为被委以监督责任的人保证向贷款者支付固定金额的回报，自身则作为投资项目收益的剩余索取人，它的收益与项目的收入紧密相关，因而会尽心尽力地监督借款人。

在负债方面，金融中介特殊的作用来自于他们为其客户提供流动性并且能够承诺即使是在不利的条件下也能如此。为客户提供一定的流动性报酬的功能是基于他们从客户手中获得存款的功能。

Diamond和Dybvig(1983)的模型中，消费需求是随机的，在不存在金融中介的情况下，单个投资者可能会因为突然的消费需求而不得不提前结束投资；而金融中介(主要是指存款类金融中介)可以通过向存款者提供活期存款合约向借款人提供非流动性贷款，将非流动性资产转化为流动性负债。这就相当于金融中介为存款人提供了一种流动性保险，允许他们在最需要的时候进行消费。之后Bencivenga和Smith(1991)把此模型简化、发展成了一个两期模型，在该模型中金融中介可以起到“流动性蓄水池”的作用。为具有非预期的流动性的投资者提供流动性保险。金融中介之所以能够起到这种作用是因为根据大数法则，投资者不会同时遇到流动性冲击，因此金融中介面临的流动性风险通常小于单个投资者所面临的流动性风险。

依托于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新金融中介理论中的模型对于成本的设定比传统金融中介理论更加具体化和多样化。以上各模型在涉及成本时虽然设定各异，有的强调事前的搜寻成本，有的强调事后的监督成本，但在证明金融中介机构在解决特定信息或激励问题的优势时，都沿用了传统金融中介理论中规模经济节约成本的思路。金融中介的优势仍然体现在对成本的降低。这就意味着随着市场的不断完善。由信息不完全造成的成本将不断减小，金融中介在降低特定成本方面的优势也随之减弱，因此资本市场对金融中介的替代，金融脱媒的出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强调金融中介在流动性提供方面优势的文献给我们理解金融脱媒提供了新的思路。如果金融中介的优势在于流动性的提供，那么金融脱媒的发生则意味着金融中介提供这种流动性保险的功能在不断减弱。而研究表明这种功能减弱的原因是银行内部风险的上升。Syron(1991)认为银行资本金的不足使得银行信贷能力下降以及银行内部经营风险上升，从而导致了金融脱媒的出现。Allen和Santomero(1998)认为包括金融企业在内的企业本身就有风险管理的需求，这主要是由管理者的自我利益、税收的非线性、财务困境和资本市场的非完美性这四个原因造成的(参见邓

向荣，2006)。

(二)金融中介：节约参与成本

Alien和Santomero(1998)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参与成本。他们认为，在传统的无摩擦理论中，中介不增加价值，并且假设所有的投资者都能无成本地参与交易，这也就意味着存在一个完全参与(fun participation)的市场，中介没有必要去管理风险。现实中的市场只是一个有限参与(limited participation)的市场。而有限参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参与成本的存在：投资者学习某种金融工具需要花费固定成本，同时还得支付平时监控与跟随市场的边际成本。而且。由于人们的时间价值随着收入和生活状况的改善而大为上升，因此个人花费时间去参与市场的机会成本更是迅速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效的办法便是由金融中介代替个人来参与市场和进行投资。因为金融中介作为专业机构具有专业优势。可以通过创造现金流量稳定分布的金融产品为其顾客节约参与成本(参见张杰，2001)。

参与成本是AHen和Santomero(1998)对金融中介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利用参与成本可以解释各类金融中介之间的竞争关系，这也为我们理解金融脱媒提供了新的视角：市场的完善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是投资者的时间成本等的价值都增加了，这就增加了个人投资者的金融市场参与成本。而共同基金的参与成本较低，因此共同基金为个人投资是有效率的，其自然可以分流一部分银行储蓄，从而导致银行层面出现金融脱媒，而金融部门层面不出现金融脱媒。此外，根据参与成本理论，即使企业间信息沟通逐步加强，银行仍能发挥作用，而且银行凭借其在信息中介方面的优势。也能够提供新的金融业务。同其他产业部门一样。银行业处于一个功能逐渐丰富完善的过程之中。

(三)金融中介：功能观的理解

20世纪90年代中期，功能观(functional pempec-tive)的提出大大地拓展了金融中介理论的视野。而Melton(1995)是最早系统地阐述此观点的文献，其核心思想是：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较稳定。但金融机构的构成及形式却是不断变化的。应该以金融体系需要发挥的经济功能为依据，再去寻求一种最好的组织机构，即在金融中介机构的竞争发展中，谁能更充分发挥金融体系的功能，谁将会具有更有利的发展空间。Merton(1995)还进一步把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解释为一种“金融创新螺旋(financial innovation sphira)”的动态联系。金融中介机构相当于金融产品走向市场的推进装置，一旦原先小规模、独具特色的金融服务或产品克服了信息不对称，逐步为大多数人熟悉和接受后，交易规模会不断扩大，产品形式日趋标准化后，金融新产品就从原先的金融中介转向市场，意味着一个新的金融品种交易市场的形成。原因在于市场在大规模、标准化产品的交易中比金融中介更具成本优势。随着技术的进步、金融创新的加速，这些新金融产品的交易市场会迅速增长，从而使通过金融中介量身定做的新金融产品不断增加，结果提高了市场的完整性。为了从这些产品的头寸上套利，生产者和金融中介都参与新市场上的交易，从而促使交易量迅速扩大以及边际交易成本的下降，最终使中介能够完成更多新产品的定做，依此螺旋演进，朝着理论上边际成本为零的极限情形靠近，最终达到动态的完全市场(参见张杰，2001)。因此，家庭持有的金融产品，其提供者既不是单纯的中介，也不是单纯的市场，而是中介一市场的循环。如果中介与市场相互间无法建立有效联系，将不会为家庭提供多样化和具有充分可分性的有效资产组合。总之，若动态地看待金融中介与市场的关系，二者是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共同促使金融产品日趋多样化，推动金融职能和业务领域的交叉和重组，导致金融结构日趋复杂，形成金融体系的螺旋式演进。

功能观的提出不仅拓展了新金融中介理论的视角，同时也为我们理解金融脱媒提供了新的思路。功能观认为。金融体系是依据经济中的功能需求寻找实行这些功能的最优金融中介。因此，银行层面的金融脱媒可以理解为，当金融市场还很不发达并且其他非银行中介还没有出现时，银行是金融体系中资金融通方面效率最高的机构(组织形式)，从而在全社会的资金融通中占统治地位。随着保险、基金等非银行金融中介的不断发展以及直接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通过非银行金融中介融资和直接融资这两种融资方式的重要性将日益突出。如果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很快并且资金融通效率超过了直接融资和银行。则会出现银行层面的金融脱媒；如果直接融资的效率高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则表现为金融部门层面的金融脱媒。另一方面功能观强调，虽然金融中介和市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但如果从动态的来看，两者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因此，我们不能把银行资金融通功能的弱化理解为整个银行部门在经济中重要性的下降或者未来银行将死去。面对金融脱媒，银行将拓展新的功能。尽管在长期中还是会有新的机构(组织形式)在这些新功能上占优于银行。

五、结语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随着金融中介的发展演变，金融脱媒的概念也在变化，国内外文献对金融脱媒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本文对这些定义进行了梳理，认为从银行、金融部门两个层次以及“媒”的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考虑金融脱媒能更全面、更细致地考察金融中介的发展演变。

本文以金融中介理论发展为脉络，依据金融中介理论中的各种观点，从多个角度对金融脱媒进行了诠释。

传统金融中介理论强调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之间为竞争和替代关系；而金融中介的优势在于可以利用技术上的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随着交易技术的进步，这种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明显下降：按照这种理论，交易技术的不断进步，将使得金融中介在降低交易成本上的优势不复存在，金融中介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金融部门层次的金融脱媒将随之出现。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实践表明，随着交易技术的不断进步，金融中介不仅没有消失，各种各样的金融中介机构反而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于是，新金融中介理论开始寻求更合理的解释。

借助于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因信息和激励问题而导致的各种交易成本，如事前的搜索成本、事后的监督成本，一度成为新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概念。虽然新金融中介理论沿用了传统金融中介理论中规模经济节约成本的思路。但对交易成本的设定比传统金融中介理论更为精确和具体。金融中介的优势仍然体现在对成本的降低。这就意味着随着市场的不断完善，由信息不完全造成的成本将不断减小，金融中介在降低特定成本方面的优势也随之减弱。因此资本市场对金融中介的替代及金融层面的金融脱媒仍然会顺理成章的出现。而流动性提供论者认为银行的特殊的作用来自于他们为其客户提供流动性并且能够承诺即使是在不利的条件下也能如此。但

银行内部风险的上升弱化了银行的流动性保险功能，从而导致了银行层面金融脱媒的出现。

篇9

论文关键词：金融学科建设 金融资源意识 金融功能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论文摘要：金融学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说明，我国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资源意识，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进行必要转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学界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不断关注。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和发展，对比说明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具有的质性发展观。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是金融资源观，其研究基轴是金融功能的不断扩展与提升。

一、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针对金融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过较全面的论述。世纪之交，教育部设立了“面向21世纪金融学专业系列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这一研究项目，项目（张亦春、蒋峰，2000，2001）比较了我国和西方在金融学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给出了概括性的设想[1]。以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成员学校的“21 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给出了我国金融专业发展的学科定位，制定了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王广谦、张亦春、姜波克、陈雨露，2005），项目更强调了素质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资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分离理论（Tobin，1958），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学（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为金融理论（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断提出和扩展，使得我国学者开始更多的关注金融专业教学内容的扩充、转变，更多的考虑教学与实际的衔接，学科发展和国际的接轨。王广谦（2001）[3]、张新（2003）[4]、封思贤（2005）[5]和张文颖（2006）等在各自的文献中都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另外，李芒环（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结合各自所处学校的特点，对金融专业的目标定位和课程设置等进行了整体性设计，提供了个案经验。张亦春、蒋峰（2001）[6]，何嵬（2009）专门针对金融专业和金融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改进的思路、方法、经验，为金融教学改革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手段。

我国现有针对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多是寻找差距，模仿和学习西方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学科体系和教学方法。然而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发展规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严重的会造成金融资源流失，金融主权丧失，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黄达（2000）[7]、白钦先（2007）关于金融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与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任务等进行了思考与论述，他们的论述从思想方面提出了独到观点，这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视角

1. 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思考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两年多时间，其造成的影响严重、持久和深远。这场危机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更是给我国的金融从业者提出了挑战和质问：即金融的本质是什么？怎样认识金融的结构、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发展？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多局限于技术的层面，且争论颇多，莫衷一是。

要正确、准确地认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识在内的微观金融体系；而要抓住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本质，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又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微观金融的观察视角，要有金融资源的意识，大金融的意识和具备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为代表的数理金融理论的创立，西方的金融专业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为代表的微观金融的理论体系。金融学科逐渐数学化、模型化和微观化，而且往往将金融专业设在管理类学科之下，这与我国传统的以货币、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专业形成了较大反差。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学家（以我国学者白钦先（1998、2001）等为代表）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主权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契合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可藉以对金融本质进行更深化的认识。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下，我们能更清楚的知道，对各类金融资源的运用应以金融功能的扩展和提升为基轴，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实现为归宿，避免简单的金融量性发展观。如果我们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历程及其研究视角来审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市场）发展，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对危机的理解及对金融学科教学改革的推进会更加具有指导和针对性。

三、从金融发展理论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形成

1.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金融发展问题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给出了金融

发展的定义，即金融发展是指一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对金融发展进行了量性描述。作为对Goldsmith金融发展观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由于两个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同一问题，故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论”的理论背景是：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即政府过分干预金融市场，实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时存在着较高的隐形或显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生扭曲，致使利率、汇率不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严格的利率管制、高额存款准备金、信贷配给、高估本币汇率等。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就应该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个方面：提高或放开利率、放宽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建立与发展国内统一的资本市场、抑制通货膨胀、财政和外贸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但其在体系上比较粗糙，分析模型过于简单，包括因素较少，不具有动态特征，很多观点还停留在经验水平上，理论分析尚显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据Mckinnon和Shaw的理论框架，其认为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金融的发展也只能影响资本的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些也都较大地削弱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度。

2.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一些经济学家汲取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发展理论模型中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因素，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1）“金融供给论”和“金融需求论”。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对国民财富的构成及使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供给带动下的金融发展战略。他强调，贫穷国家应当采取金融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带动政策，在需求产生以前率先发展金融。这种战略要求政府在短期无明显效益的情况下，坚持对金融进行投资和重点发展（陈岱孙、厉以宁，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是实际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市场的拓展和产品的增长必须更有效地分散风险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了一个更好地推动作用。此外，“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而对经济增长有着自主的积极影响，对动员那些阻滞在传统部门的资源，使之转移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项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后者对早期的经济发展有着支配作用，一旦经济发展成熟，前者便发生作用。

（2）金融约束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认识到：对发展中经济或转轨型经济而言，金融抑制将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仅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导致金融动荡，因此有必要寻找另外一条道路，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

金融约束论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同时，即使现实中存在这些条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代理行为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约束论认为，金融市场失灵本质上是信息失灵，它导致了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制度的充分发挥。政府可通过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并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有效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可预测的低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为金融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如何实施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框架。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而是对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转贴于

（3）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理论把金融因素作为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重要变量，研究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用与作用机制。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

体系形成和发展。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作了规范性解释。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既放弃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又坚持了从金融与经济关系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立场，金融学家们试图建立一个一般金融发展理论。它带来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转变，使有关金融发展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令金融发展理论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学术界。但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坚持了金融发展研究的机构观，即从现有的机构出发来研究金融功能，导出其产生、发展和作用于经济的机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性和主导性要素。这一切要求人们重新认识金融的本质以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有学者认识到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面向21世纪新的金融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金融理论的融合与升华，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扬弃与创新。

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刻论述的代表人物是白钦先教授。在其《论金融可持续发展》（1998）中，白钦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主权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发展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在遵循金融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体制，发展和完善金融体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从而达到经济金融在长期内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其他文献（白钦先等，2001）中，白钦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从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切入，从金融发展的一般性出发，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了更系统的阐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即在两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发展。

在这一领域，白钦先教授一直关注并持续不断地研究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的演进和金融总体效应（功能）两个方面同时展开，针对西方学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两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结构理论，提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理论；针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量性发展观，提出“金融结构演进（质性与量性发展相统一）即金融发展”及“金融功能演进（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理论；并在发展金融学的整体框架内，梳理整合了“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功能为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联结点，以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为其研究的基轴，而以金融效率为研究的归宿”。[10]

四、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

现代金融已成为包括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理论金融与实务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观念与金融意识等众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经济与社会、财富与资源、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及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等众多因素的庞大的复杂巨系统。我们在研究金融，进行金融学科建设的时候需要始终具有这样的大金融意识，始终将金融问题与金融的功能提升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强化金融资源意识，树立金融主权与金融安全意识，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发展中的经济体尤其需要有这样一些意识，并形成相应的对策措施。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直接回答。而金融发展首先也是一国的金融发展，在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发展中经济体往往处于被动和被掠夺的地位，发展金融和金融发展，就必须给与它充分的重视和保护。

第二，对于我们国家这样正处于发展成熟中的金融体系来说，仍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逐步推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我们要形成适合我们自身发展状况的合理的金融结构，在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业与部门，我们仍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职能。金融倾斜并非是惟一正确的金融改革方向，其关键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发挥出金融相应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实现了经济金融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应鼓励创新，鼓励对外开放，但我们要有自己的时间表，要与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完善金融的监管体系同步。

第三，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需要适当转变，凸显人文价值观的认同。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的现代金融学科体系和大多数经济类学科一样，呈现出研究方法数学化、模型化的现象，这本无可厚非。但在金融这样一个充满风险因素的领域，在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强化的时代，我们应该，而且也不得不转变我们认识、发

展金融理论及其实践的思路，重新审视金融的本来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价值观又是什么？这对维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对我们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无裨益。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在能够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的基础上，也应发展起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这不是简单的中国特色，而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国化。[11]

当代金融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引人金融学研究，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范式确立了金融学的最终研究目标，在最高层面上给出了我们进行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金融发展观；在方法论上，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有机结合，并突出了金融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实现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变革。[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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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J]. 中国大学教学，2005（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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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 新. 中国金融学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J]. 金融研究，2003（8）：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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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亦春，蒋 峰. 金融学专业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进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1（3）：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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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 澄. 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演变简评[J]. 当代财经，2001（1）：35-39.

[10]白钦先. 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和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历程[J]. 经济评论，2005（3）：39-45.

篇10

关键词：三角关系；分析工具；金融消费者保护；综合性法律机制

目前，全球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理论与实践都已经趋于成熟。理论上，研究者运用经济学理论、法学理论等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分析；实践上，以美国为首的很多国家已采取诸如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和进行金融消费者立法等保护举措。但是这些理论和实践一般过于分散，从某个侧面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阐释，没有从用系统化的全息视角梳理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导致金融消费者保护片面化、碎片化。

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以主体为基准，金融消费者、金融提供者、金融监管者天然构成一个三角结构模型，这个模型有其自身的逻辑平衡。金融消费者为政府监管提供政治支持与援助；政府监管又必须符合消费者的利益并限制金融供给者的不当行为；金融提供者必须遵守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契约并保有自身的声誉。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主体三角平衡

（一）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工具分析：经济主体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因此其决策和行为都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金融消费领域来看，金融消费者专业知识的有限性和金融机构垄断性地位导致金融供给者的信息优势明显。部分金融机构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可能用虚假的信息误导消费者，从而实现掠夺性的金融交易。信息搜寻是解决金融消费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有效途径，但由于金融产品的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使金融消费者的信息搜寻成本过高。为了解决金融消费者为信息买单的问题，需要引入必要的政府监督机制，对金融机构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

（二）从委托-理论工具分析：委托理论研究委托人如何使人努力工作以实现委托人的最大利益。激励问题是委托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当签订合约后，人面临着道德风险，需有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包括显性激励机制和隐性激励机制。显性激励机制是让人与委托人承担部分风险，将风险与收益挂钩。在金融消费市场，金融提供者与金融消费者签订的金融合约中要包括金融机构收益获取和其服务质量应挂钩，达到奖勤罚懒。隐性激励机制认为，没有显性激励合同，人也会积极工作，因为人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在金融市场当中，金融机构一旦知道其声誉受损将带来严重的损失，就会努力维护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约定。这样，金融服务供给者在显性和隐性的激励机制下有可能重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信守与消费者之间承诺。

（三）以父爱主义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工具分析：个人或家庭在金融消费市场通过选择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实现个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这是自由主义的体现。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和外部性等因素制约了市场效率的实现。父爱主义理论是指采取阻止自我损害，增进利益来提升当事人的福利、需要和利益。这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监管政策来对金融消费市场进行规制。同时，公共选择理论为金融监管者进行规制提供了更深层次的理由。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政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金融消费者作为理所当然的选民，其必然要用选票选择自己认为最佳的政府监管机构和政策法规制定机关，保障自己的救济方式和救济程序。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供给、需求、监管

（一）金融需求方作用：在金融消费市场，金融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迫切需要的是信息和知识。金融消费者作为单个个体，其信息不对称几乎不可避免，金融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组织建立可以消减个人的弱势地位，同时良好的救济机制同样必不可少。

（二）金融供给方作用：金融机构在只考虑短期利益下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来增加自身利益。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为金融消费者的侵权提供了动力，一些金融中介机构与金融产品的提供者形成一种代售关系，代售行为的薪酬结构与佣金模式激励金融中介机构给予消费者不恰当的购买方式。金融机构的创新对金融消费者构成威胁，过分复杂的衍生品交易，加剧消费者的信息劣势。但是，从长远来看，金融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利益相关者，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利益是一致的。为了实现金融行业的长久发展，金融行业的自律对保证行业发展必不可少。

（三）金融监管方作用：自从泰勒提出“双峰理论”，政府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中扮演重要角色已基本为各国监管当局认可。政府通过管制和干预，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同时金融消费者保护要适可而止，复杂的监管体系会让金融消费者无所适从，造成监管困境。

三、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路径分析

（一）行业自律：自律监管的好处在于自律的灵活性可以弥补执法和司法对抗产生的缺陷：僵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成立诸如银行业协会、证券业协会、保险业协会，加强自身的行业规则制定，更多考虑到消费者的保护和行业的长远利益而不是单家机构的短期利益。内部控制也是金融主体行业自律的一部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机制可以减少不法行为的产生。

（二）消费者自治与救济：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以有效对消费者进行教育。救济方面，国外金融ADR制度是非诉救济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设计，非诉讼救济比诉讼救济具有廉价省时的特性。诉讼救济方式的前提是有一个好的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的立法文本，然后有保障程序实施司法手段。

（三）政府监管：金融交易结构日益复杂，金融产品日益创新，如何创设适应金融综合化经营的法律监管机制有赖于金融监管理念转变。金融监管要保持平衡，要适当监管，消除负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金融垄断等市场失灵功能，同时避免监管乱用。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要构建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机制。

所以，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从主体、供需、保护路径来看，呈现三角金字塔结构。三角结构中的三角关系是动态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割裂三者之间关系的做法和行为会导致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的断裂。（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赵煊，魏 建.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述评[J].东岳论丛，2012（3）.

[2]呼建光， 毛志宏.金融消费者保护：经济理论与法律形式 [J].社会科学，2013（2）.

[3].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制度困境及其完善，上海经济，2012（4）.

[4]张蕴萍.信息不对称与金融消费者保护 [J].学习与探索，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