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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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1）需求角度。CostasLapavitsas（2011）认为金融危机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金融化与一蹶不振的经济生产强制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代表金融化是致使经济衰退的主导因素。金融化现象的产生标志着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正在进行系统的转变，这是以企业、银行、居民活动的转变为特征的。杨琳、李建伟（2002）对中国金融结构升级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指出中国正处在金融结构转型的攻坚阶段，实体经济结构升级需要良好的金融结构相配套。

（2）资源配置角度。Panitch和Gindin（2005）认为资本在金融领域的过度集中是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体现。他们反对金融化挤出实业投资的观点，认为虽然金融利润的份额增长了，但总利润的增加为企业再投资提供了更多资金。金融化实际上增加了风险资金的流动性，促进高新技术在不同部门间扩散，资金配置由低盈利部门流向高盈利部门。避免产业空心化的关键不在于去金融化，而是合理安排生产投资计划，较好地利用金融利润。王芳（2004），陈峰（1996），范方志、张立军（2003），惠晓峰、沈静（2006）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结论。

2.金融化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国外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金融化虽然短期内实现了利润快速积累，形成了经济繁荣发展的表象，最终却从负面影响了产业结构升级。

（1）投资角度。Lazonick（2010）对美国非金融企业的研究表明，金融化现象在美国的实体经济部门已经比较普遍，造成了实体经济的投资被挤出，这会压缩实体经济的创新空间，减缓产业结构升级。HeeYoungShin（2012）从亚洲金融危机的起因和后果出发，以韩国为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化确实降低了非金融企业和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量。赵玉敏（2008）认为世界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增加了我国制造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同时增加了全球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2）资本积累角度。OzgurOrhangazi（2006）深入研究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及其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指出经济金融化对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和金融利润的增加提高了这些企业潜在的脆弱性。管理层和员工的收入差异进一步拉大，这一现象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值得研究。大多数研究关注美国的金融化现象，而CaglaOzgur则将研究的对象转向土耳其，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土耳其的市场化行为导致了金融化现象，结果是导致了较高的财政赤字，高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继而改变了股东结构、市场结构和社会结构。

（3）价值链角度。从价值链角度研究金融化的学者多从金融化的微观定义出发，从两个层面解释了金融化的含义：一是非金融部门以金融而非产品作为利润主要来源以及主要用途，表现为公司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份额不断增长；二是公司采取分红、股份回购甚至并购的方式将盈利用于增加股东回报，表现为股东财富中金融资产的份额增长。Milberg（2013）认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股东价值导向”促成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企业为了维持核心竞争力，将附加值低的生产工序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产品的国际化生产与为实现股东短期价值的金融化相互促进，而通过离岸外包带来的利润更多地被用于金融投资领域，产品部门投资占比不断下降。张慕濒（2010）进一步研究了这种现象对产业结构的危害。他认为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挤占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加大产业调整的难度。

3.文献评述

从现有研究观点来看，关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不同论述，归根结底是所研究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外文献大多关注金融化对产业发展的危害，虽然研究视角多样，但论述的核心都是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挤占了实体经济领域投资，从而造成实业空心化，危害国家产业发展；国内只有少量学者持此观点，部分学者虽然认为金融化恶化了国际市场环境，也承认金融化导致的金融危机使中国制造业损失惨重，但是他们更加强调金融化对我国产业升级的正面影响，即迫使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根据现有研究成果，金融化这一全球性的趋势，在我国表现出了不同的影响，这是由我国金融业、制造业发展的特殊阶段决定的。从国内外文献对比来看，国外的文献关于金融化的理论探讨更加深入和全面，归纳并探索出了金融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但是国外的研究几乎都是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即使有少量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化现象的文章，也只关注金融自由化国家，如ElianeAraujo（2012）深入研究了巴西金融化现象。国内文献关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剖析极为简单，许多重要环节都是一笔掠过，研究深度不足。同时，已有文献基本是从金融化与经济发展的角度入手，折射出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经济发展的论题固然重要，但是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中最核心的要素，有必要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当前我国十分强调金融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指导性。本文立足中国的现实情况，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二、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分析

经济金融化定义为金融市场、金融交易和金融结构在规模和地位上的提高。具体来说，金融化描述了非金融部门与金融市场之间关系的转变。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非金融部门在金融领域投资的增多，其次表现在总收入中金融收入所占比重的提升。这种金融投资和收入的增加表现为金融总资产占经济总产出比例的增加，也就是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衡量指标———金融相关率。产业结构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的组成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主要指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第一产业包括农业和畜牧业，第二产业主要指制造业，第三产业主要指服务业。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表现为第一产业产值在三次产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下降，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逐渐上升。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指通过产业调整，使各产业协调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并最终达到产业结构均衡化的过程。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是指产业类型结构与产业比例结构配置的科学化。即要求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根据消费需求和资源条件，对初始不理想的产业结构进行有关变量的调整，理顺结构，使资源在产业间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至少两次优化的过程。一方面，现存产业中存在部分劣质产业，需要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劣质资源因无法获得资金而被淘汰，或者将其转化为优质资源；另一方面，某些优质资源发展过慢而导致产业配置比例的失衡，必须通过金融资源的二次优化配置，来扶持这些发展较慢的优质产业。经济金融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产业类型结构和产业比例结构的合理化。

2.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结构由低水平产业状态向高水平产值状态的动态发展过程。通过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实现产业结构的整体产值状态由低水平逐步向高水平的动态演进，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根本动力是科技创新。金融发展支持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主要包括了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支持和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支持，其核心目的是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充足资金。间接金融支持主要是由政策性与补贴性信贷机制和市场性间接金融中的商业性信贷机制组成。

3.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均衡化的作用机制

产业结构优化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产业结构系统中各个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发展与地区资源禀赋达到相互协调的和谐状态。产业结构均衡化的核心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资源浪费，使产业发展达到稳定状态。一方面，市场竞争机制有利于资金的有效配给，使资金向优质产业流动和集中。另一方面，政府对市场性金融活动的干预有利于调节资金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使资金使用达到帕累托最优。

三、指标选取及分析方法

1.衡量指标

（1）经济金融化的衡量指标。英国经济学家戈尔史密斯在其专著《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1961）中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数量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并给出了金融相关率的计算公式：金融相关率=金融活动总量/经济活动总量。戈尔史密斯归纳出了构成金融相关率的七个因素，即货币比率、非金融相关比率、资本形成比率、外部融资比率、金融机构、新发行比率、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乘数等。按照他所考虑的诸因素计算金融相关率非常复杂，因此大部分学者采用一国全社会金融资产总值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金融相关率（FIR）。许多学者赞同采用金融相关率定量测度经济金融化。如张慕濒（2013）、丰雷（2010）、王芳（2004）等，蔡则祥（2004）在构建经济金融化的指标体系时，指出金融相关率能够反映经济金融化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在不同金融发展阶段使用。参照前人的研究经验，本文将采用金融相关率（FIR）作为经济金融化的量化指标。金融相关率越高，可以认为金融化的程度越深。

（2）产业结构优化的衡量指标。产业结构优化具体可以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均衡化，因此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构造产业结构优化的衡量指标。

2.实证分析方法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在本研究中首先将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单整的，那么我们将对相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Test）分别确定经济金融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均衡化之间的长期关系。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均衡化三个方面进行的。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有：

①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确实受到经济金融化水平的影响；

②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表现出正向关系。说明在我国，金融发展拉动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金融证券化和虚拟化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市场机制下，资金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从而扶持了高盈利产业，淘汰落后产能，构成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形成机制；

③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均衡化表现出负向关系，产业结构均衡化表现出“去金融化”发展。产业结构均衡化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二是产业发展稳定化。金融化标志着大量金融衍生品出现，资金更容易进入高盈利部门，投机性增强，不可避免地造成产业波动，导致产业结构的均衡性降低；

④近年来，西方国家的金融化趋势并没有侵蚀我国的金融发展，而是带动了我国的金融化。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它是政府制定产业结构政策的目标导向。本文从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在当今全球经济金融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金融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针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协调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协整检验的结果证明经济金融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正向关系，而我国1978～2012年经济金融化上升的同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却表现出相反的趋势。这说明虽然金融因素支持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其它影响因素却阻碍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重要基准。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社会劳动总量按社会必要的比例分配在各个生产部门，保证全部产品价值的充分实现，达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

第二，扩大完善资本市场功能，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瓶颈在于资金的投入与产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太少，根本问题在于高科技产业资金来源渠道不广，融资方式单一，融资政策环境不宽松。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关键要开拓资金来源的渠道，国家财政需予以支持。一是对于一般的高科技产业，制定优惠的融资政策；二是实行超前融资政策，如允许高科技企业直接金融资本市场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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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金形成

资金形成的实质是指将国民储蓄转变为资本并进行投资的机制。其过程可以分解为两步，首先，要促进国民储蓄的形成，这些储蓄包括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个人储蓄，表现为政府债券、股票、基金、货币等金融工具；其次，要使这些储蓄转化为资本进行投资，表现为购买的原材料、机器设备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金融市场在将国民储蓄转化为资本之后，再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引导投资主将资金投向发展前景好的新兴产业或者部门，不仅能提高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还能优化资金的配置，避免资金浪费。因此，一个健全的资本市场和良好的资本形成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资金导向

资金导向机制可以确定资金的流向，帮助商业性金融机构选择一些收益较高的项目，将资金分配给高利润部门，在商业性银行或者金融机构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时候，一般要依据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三性原则来进行资金配置，这样能够提高资本的增值率，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在现实中市场经济总有失灵的时候，由于金融行业的寡头垄断行为、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可能完全发挥作用，这就要求发挥政府另一只手的作用，颁布金融政策、弥补市场失灵，所以资金的导向机制应该既包括商业性金融机构利润最大化机制，也包括政策性金融的补充矫正机制，这两种机制相辅相成，共同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动，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三）信用催化

信用催化机制是指信用扩张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即货币乘数效应，从而加速资本形成，扩大资本数量，提高资金利用率，实现资本增值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适当的信用扩张对经济发展具有加速和催作用，信用催化机制可以促进主导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所以，资金不仅仅局限于投向已经存在明显收益的项目，而是以资金的增值返还为出发点，还可以选择预期收益高、具有广泛前景的产业，这些产业一般是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新兴产业。

二、青海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现状

（一）青海省金融主要行业发展情况

近年来青海省金融行业一直保持较好的发展势态。金融业务种类、范围都在扩大，由最初单一的银行储蓄业务发展到保险、证券、财务、投资等业务，各类金融机构发展稳步前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迅速，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资产规模和质量同步提高；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迅速崛起并占有一席之地，各家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投资理财顾问公司等纷纷在青海设立分公司，促进青海融资的多元化发展。银行业发展情况：2005年国有商业银行中行、工行和建行首先开始股份制改革，受股份制改革的影响，青海省银行类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和从业人员开始精减，至2005年末，营业网点较2004年减少70个，从业人员较2004年减少369人，但资产总额较2004年有所增加；2006年继续保持2005年趋势，机构、人员同时精减，各家银行在改革过程中，适度调整机构和人员数，保持了资产稳定增长的趋势至今，资产总额首次突破千亿元达到1085亿元；2010年之后，青海省金融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金融机构经营能力和经营效益不断提升，金融资产总额逐年增加，至2012年底资产总额为4839亿元。现代金融体系逐步完善，全省银行业从业人员数和营业网点又开始增加，2012年底分别为15985人从业人员和1030个网点。证券业发展情况：青海省证券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一直保持稳健发展的步伐。全省在2012年末辖区有证券公司1家，证券服务部5家，证券营业部6家，已有8家完成股权分置改革。证券市场在经过2007-2009年的大起大落之后，经营状况趋于好转。保险业发展情况：目前，青海省保险业发展速度较为平稳，在2008年对财产保险分支机构的分类方法做了调整之后，全省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个数一直保持9家不变，到2012年增加为12家，同时保费收入一直在持续增长。保险机构稳健经营，保险覆盖面逐渐扩大，保险业稳中有升，在2012年县级区域实现了保险机构的全面覆盖；保险业务的类型和范围不断扩大，业务量迅速增长。

（二）青海省金融发展时序分析

结合青海省金融业历年数据可以看出青海省金融发展的趋势，本文主要从青海省1995—2012年的金融机构各项存款总额、贷款总额以及金融相关率等金融发展指标来分析金融业的发展现状。结合图1和图2可知，1995—2012年青海省金融业的发展呈现以下特征：从存贷款总额方面来看：1995年末青海省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126.96亿元，在2007年就突破了千亿元大关，到2012年末，青海省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到3528.41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4.86%；1995年末青海省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仅为219.3亿元，而到2012年末青海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较1995年增加了11.73倍，达到了2791.68亿元。青海省这二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存贷款双增的稳态，金融运行发展势态良好。从金融相关率方面来看：结合表2可以看出，1995年青海省金融相关比率为2.06，到2012年该比率增长到3.44，变化不是很大，但是整体上来看，该比率呈现增长的趋势，期间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相关率有所下降，且下降趋势比较明显，之后，全国金融市场的恢复也带动了青海省金融复苏，该比率又呈上升趋势，且势态明显。

（三）青海省产业结构情况

近十几年来，青海省三次产业的产值一直呈增长趋势，而三次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有所差异。1995年以来，青海省第一产业产值的绝对值虽然一直在增长，但是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不断下降，从1995年的23.61%下降到2012年的9.34%；第二产业产值从1995年的38.49%上升到2012年的57.69%；而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自1995年至2004年有增有减，而2004年之后整体上看开始持续下降，青海省三次产业的产值及比重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5-2003）：结合表2可以看出，青海省第一产业的产值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且比重自1995年到2012年占比最小；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在1995年为38.49%，到2003年为42.42%；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在1995年为37.9%，到2003年为43.69%，比重最大，这一阶段青海省的产业结构呈“三二一”倒金字塔型，不过并不代表青海省第三产业发展程度高，也不能代表青海省已经成为了现代化水平较高的省份，这种现象并不符合产业结构自然演进的结果，这是由于青海省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规模较小，发展水平滞后，相较之下，反而显得第三产业产值所占的比重最大，这个阶段青海省处于工业化初期的阶段。第二阶段（2004-2012）：2004年青海省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为13.02%，到2012年为9.34%，下降明显，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在2004年为45.42%，到2012年为57.695%，上升明显；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在2004年为41.56%，到2012年为32.97%，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超越了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在青海省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三大产业产值比重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三二一”的倒金字塔型转变为“二三一”型，可以知道，这个时期青海省真正开始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随着青海省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三大产业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青海省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整体上表现为下降趋势，但是其比重仍然是三次产业中最大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且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自1995年以来一直大于第二产业，在2012年青海省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超过第一产业，跃居第一，可以看出在1995—2011年这个阶段青海省三大产业的就业人员结构一直保持为“一三二”型，而从发展趋势来看，在2012年之后调整为“三一二”型。

三、青海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选择

产业结构升级率（ACYJGSJL）：在青海省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二、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是判断青海省产业结构是否优化升级的一个基础性指标，二者之和可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金融相关率（FIR）：一定时期内的金融资产总价值与GDP的比值为金融相关比率，其中金融资产总价值包括广义货币M2、股票价值和债券价值，这三者之和可以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总额代替，该比率从整体上衡量了金融发展水平。金融产出率（CCL）：金融产出率可以反映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回报率，即金融效率。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于1996—2013年《青海省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于2005—2012年《青海省金融运行报告》和青海省经济信息网。

（二）计量模型建立

本文所选取的数据都是时间序列数据，因此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否则就会出现伪回归结果，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检验一般使用ADF检验，如果检验结果显示各个显著水平的临界值小于根据样本数据所计算得到的ADF值，就说明存在着单位根，原数据序列为非平稳的，反之原数据序列是平稳的。在进行ADF差分检验有时会过滤掉部分长期信息，为了检验变量之间是否有长期关系，就必须进行协整检验查看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ACYJGSJL、CCL和FIR均为一阶单整，但是FIR在Level水平下并不平稳，而在一阶差分的情况下才平稳，所以需要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来验证这些变量之间的长期波动规律。

四、政策建议

首先，加快金融业发展，完善金融体系。金融发展可以有效的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资金支持，并且健全的金融体系是金融发展的前提，因此政府应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金融业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好的支撑平台；制定一些优惠政策，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实现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加强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品牌价值的培育，提升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在各个区域打造金融骨干企业，争取能够在西部形成具有影响力的金融品牌；着力完善青海省银行组织机体系，不仅要增设地方性银行分支营业点，也要多渠道引进其它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入驻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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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最适金融结构原则 民间金融 中小金融机构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Goldsmith (1969)认为金融结构为一国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 Stulz(2000)也有近似的表述,认为金融结构是在一个时点上由金融机构、金融技术和规定金融活动的博弈规则共同组成的。通过金融结构的优化,可以增强金融业的功能和市场竞争力,提高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可以分散风险,增强金融发展的稳定性,迅速而顺畅地传导货币政策,有利于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缺乏一个好的金融结构,资本成本可能高到难以使企业家创设企业以及难以使这些企业有效率地投资。

金融结构理论综述

从已有金融结构方面的文献来看,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一类是从比较金融的视角,包括市场主导论、银行主导论、金融服务论和法律论等;第二类是从银行业结构的视角,主要包括银行业竞争和垄断对银行运营效率的影响,存在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的两类文献;第三类是关于最适金融结构的原则性讨论。前面两类的文献已经有比较好的综述(李木祥2004,周业安2005,殷剑锋2006,林毅夫2006),在此不再赘述。下面仅就第三类文献做一个简单的评述。

第三类是就最适金融结构的原则进行讨论的文献,它们进一步深化了金融结构理论。首先是Stulz的金融结构外生论,他认为金融结构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外在于金融系统或经济系统的力量使然,就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Stulz(2000)认为金融结构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干预和法律管制的结果。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结构都存在着连续发展的过程,但是当某种金融结构无法再容纳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要求时,非连续的结构性改革就出现了,而这种非连续性变化可能就会使反映连续发展的某些指标出现逆转(如de-intermediation使银行资产业务萎缩等)。

其次是Robert C·Merton 和 Zvi Bodie(2005)提出的功能和结构金融学理论(function and structure finance),他们认为金融体系内部的特殊制度和组织形式是内生的结果,它们的目的都是把交易摩擦和行为扭曲的成本最小化,并完成每个经济体都需要的普通的融资功能。模型定制度环境的现实因素,是对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信息效率进行正确评估,对行为因素和交易成本所导致的资本资产定价上的明显偏离做出合理解释的前提条件。金融制度结构方面的变革和本土化对所有国家都有意义,这是因为各国在历史、文化、政策和法律基础方面存在系统差异;特别对于正在重塑金融体系的国家来说,他们可以在没有历史包袱的环境中应用最新的金融技术,从而跳跃式地超越现有的最发达的金融体系。

最近国内很多学者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林毅夫的资源禀赋结构论和殷剑锋的技术阶段性结构论。林毅夫(2006)认为处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的最优金融结构应当是内生决定于实体经济的特性,金融体系中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与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实体经济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和企业的特性相互匹配;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实体经济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变迁,该经济体的最优金融结构也会内生地相应变化。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经济的金融体系,应该以能够为产品、技术相对成熟且资金需求规模相对较小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区域性中小银行为核心;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实体经济中企业的规模和产品、技术的风险程度提高,金融体系为大企业提供短期融资服务和分散风险的大银行和股票市场的比重也应该提高。

殷剑锋(2006)的技术阶段性结构论认为不同金融结构在增长绩效上的此消彼长是历次技术革命中伴随创造性毁灭发生、发展直至平息的一个过程。他认为基础技术存在着一个从介绍、扩散到成熟和衰落的周期,在不同阶段,金融结构将有不同的表现。在技术由不为人知到日益成熟的过程中,市场导向结构在新技术的推广和成熟技术的投资上具有比较优势;银行导向结构则在技术的传播和改进阶段具有比较优势。从技术演进和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他认为最适合的金融系统应该满足两个标准:首先应该具备齐全的金融功能,具体包括为新技术提供融资的资本市场、为成熟技术提供融资的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相依相伴的非银行金融中介以及银行;其次应该富于弹性,即能够根据技术的演进和不同技术对金融功能的需要,来适时安排恰当的融资方式。富于弹性的系统应该能够在保证充分竞争性的同时降低金融风险,防止单个金融机构的竞争失败演变为大范围危机。

中小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

本文所指中小金融机构,采用林毅夫(2001)和史晋川(2003)的界定。指在非证券、保险类金融机构中,为地方中小企业服务的地方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企业仅仅靠内部积累难以满足全部资金需求,当内部资金不能满足需要时,企业就必须选择外部融资。而资金供求双方面临着信息的不对称带来的委托—问题。我国的要素禀赋特色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格局,他们不能像高科技企业那样容易借助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而只能借助金融中介进行间接融资。金融中介在事先对资金的使用者进行甄别并通过合同的签定对资金使用者的行为进行约束,在事后则对资金使用者进行监督。其中中小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方面更有优势,Banerjee(1994)提出了两种假说:“长期互动” 假说(long term interaction hypothesis)和 “共同监督” 假说( peer monitoring hypothesis)对此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解释。李志赟(2002)就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建立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发现中小企业的非匀质性(heterogeneity),贷款抵押和交易成本是影响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信贷的三个主要因素;缓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贷款抵押、降低交易成本,都将增加中小企业得到的信贷;在将中小金融机构引入模型后,发现引入中小金融机构将使中小企业得到的信贷增加,并增加社会的总体福利;中小金融机构的信息优势、数量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总额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

民间金融包括那些分散地发生在各种非金融企业之间、企业或民间组织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相互之间的各种资金借贷活动,如民间借贷、商业信用、天使投资等,参与主体主要有家庭、风险资本投资者、私人钱庄和 其他民间自助机构等。可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非正规直接融资是指最终供求者之间直接发生资金融通活动,在国外,其代表形式主要是天使融资;而非正规间接融资是指以非正规金融组织为中介而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民间金融的交易主体之间必须要有较为对称的信息,无需耗费高昂的信息生产成本,同时其交易合同必须能够自我实施,无需借助于法律的强制力量。这些约束条件使民间金融活动只能局限在具有人缘、地缘关系以及相同价值观的乡土社会的信任系统内部,并存在较强的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制裁机制来保证合同的执行。因此民间金融能够满足小企业、村民和城镇低收入阶层等被正规金融体系排斥在外的经济个体的金融需求。

可见在寻求解决中小企业资金的过程中,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前一部分最优金融结构原则的表述,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和金融结构处于改革变化之中,从资源禀赋的特殊性,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金融制度、功能与结构的适应性等角度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那就是发展中国家二元金融现象普遍存在具有长期性,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逻辑。

寻找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法

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而民间金融中的间接融资活动可能成为引起金融秩序紊乱的潜在因素,它必然随着金融发展而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从2005年开始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正在试图为民间金融的演进探寻路径。这一部分针对于中小金融机构在业务拓展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出在金融实践中应该着力进行探索的方向、基于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创新。如建立社区银行,利用社区贴近企业和居民,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其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能更有效地获取信息;从政策上鼓励地方城市商业银行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的特色,在一段时期内限制地方商业银行异地设立分支行;政府为主导来推动统一的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从而完善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建立多层次、出资者主体多样化的信用担保体系,减少金融机构在资金融通中面临的信用风险。金融中介通过具体的业务创新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障碍。如小额信贷(micro-finance, micro-credit)、仓单质押贷款以及基于产业集群生物链条的贷款或购买应收帐款等。其中整贷零还、团体贷款(group lending)、渐进式贷款(progressive lending)和采取灵活的抵押方式等逐渐广为人知并被复制。从中小金融机构面向小企业的市场定位进行相应的经营战略和内部组织制度设计。中小金融机构在避免与大银行进行同质化竞争中应该定位于服务小企业、小客户,相应地应该采取有效率的内部组织和管理架构,如面向市场的客户经理制度;在贷款审批上进行前后台分离,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并对支行进行相应的授权,将小企业贷款的审批权限适当下放;在激励机制方面,建立以客户经理组为主体的核算机制,对办理小企业贷款的客户经理组进行单独的核算。

笔者认为随着中国金融体系快速变革,金融结构的变化与经济结构变化的步调渐趋一致,中小金融机构从数量、分布和资产规模而言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增长才能适应我国当前的资源禀赋特点,才能满足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隐藏信息和隐藏行为造成的信贷配给现象的解决,尚需要在金融结构优化过程中不断尝试和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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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殷剑锋.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6

篇4

[关键词]金融证券类专业 课程体系 金融学 证券投资 学科体系

[作者简介]刘建和（1973- ），男，浙江绍兴人，浙江财经大学投资系主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证券市场和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工作。（浙江 杭州 310018）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0-0142-02

随着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断努力使其金融市场全球化，10年后A股市值已经超过12万亿美元。自从中国去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股市市值第二大的国家，中国两大证交所――上交所和深交所的市值总和为4万亿美元左右。而据美国高盛公司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股市市值有可能超过美国。

一、提出问题

如此庞大的证券市场需要得到维持以及发展，必须依靠大量的证券人才才能得以实现。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证券市场的人才需求越来越呈现出复合型、高端型、高素质、具有创新和竞争意识多方面要求并进的特点。培育具有这些特点的人才，有必要对内地的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进行相应的专业化本土化改革。

林毅夫曾指出“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决定社会科学理论的贡献大小”。当前金融大学科的理论主要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历史长，制度设计比较完备，而内地金融市场发展时间短，制度建设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所以如何利用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对内地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进行安全分析，这是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因此，本文认为进行专业化本土化改革研究，就是要把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结合内地金融业的实际情况进行专业化和本土化，使得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适应本地金融市场的要求。一方面，课程体系改革的目的是可以把金融证券理论与中国股市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可以用理论知识来指导实践、面向实务；另一方面，课程体系改革的结果是培养能够把金融证券理论与中国股市的实践结合起来的人才，这样才能面向金融类企业对于实务人员的需求，推动金融市场合理化发展。

二、金融证券类的课程体系设计

内地学术界对于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设立，虽然基本上沿袭海外金融体系的模式，但是受到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基础的特征的影响，金融学专业教育主要以银行管理为主体，与金融学理论以投资学和公司金融为主体存在一定的差异。正是如此，随着内地证券市场的发展，内地学术界对金融证券类课程的教学改革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这些成果主要可以归类为宏观和微观两大类。

宏观上，对于整个学科体系的建设诸多学者提出了不多的意见和建议。如“内地金融学内涵界定模糊，理论和学科建设滞后”“美国专业课程设置上比较灵活丰富，培养目标侧重于实用性”“我国金融学的教学有必要跟上时代步伐，增养适应市场需要的金融人才”。微观上，主要是对于学科体系中某门课程教学方法的研究。如“应发展实验金融学来推动资本市场的规范化”“案例讨论是调动学生积极性主动性的关键环节”。还有个别学者从“分层化教学的角度提出对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改革”。

从这些前人的教学改革研究上，不难发现仍具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发展的方面。目前内地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设置与海外相比差距并不大，也具备了从金融学、金融市场学、金融经济学到投资学、金融工程、期权期货及衍生工具等一系列课程，也充分应用了多媒体教学手段和案例教学的方法。正是如此，笔者认为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症结在于专业化和本土化问题，并试图提出一种针对整个课程体系的可行性解决方案。

三、目前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的不足

综上所述，金融证券类学科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来自于西方，如何利用西方的金融证券类理论体系对内地的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进行剖析，以使得内地的金融证券类人才的培养符合内地金融市场的需求，这是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面临的重点，但是现有高校的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更多地专注于理论体系的传授。专业化和本土化的提出，能够有效地解决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的实用性问题。总体来看，笔者发现现有的相关课程体系设计存在三个方面缺陷。

（一）论文教学走形式

虽然在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培养方案中会设立一些关于文献研读或是论文写作方面的课程，但是这些课程的安排时间一般都是偏向于最后的一个和若干个教学学期。但是对于相关涉及的学生来说可能要求的学分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所以这方面的课程可能会由于选课人数不够或是其他原因而开设不了，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只能依靠自己去自学论文的撰写而缺乏一定的系统性教学。正如孙音在《探讨当前金融学研究方法及研究生教育存在的缺陷》一文中所认为的那样，甚至连金融专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也缺乏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体而言，论文的教学并不符合专业化和本土化的要求。

（二）课程设置不合理

在内地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金融学基础课程主要是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等。一方面，基础课程体系主要侧重于宏观研究，使得学生对内地金融业的运作机制理解不多；另一方面，课程体系设计偏重理论性的文字描述，相关数理知识类课程相对较少。同时数理经济学方面课程设置虽然比较重要，但实际这方面许多课程有可能设置为选修课且被学生认为难度过高而选择性忽略。

（三）教学内容有偏差

同时内地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在教学上缺乏专业化和本土化的案例实践。内地相当大部分的投资者在投资分析中以技术分析为主，因此证券分析课程中教学内容也往往偏向技术分析，对基本分析和价值投资的内容涉及较少。学生也以为A股并不适合基本分析和价值投资，对课程的学习重视程度不足。这种思路的偏差使得固定收益证券和投资学等课程中大量的价值评估内容被学生认为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同时，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中大量使用海外的案例进行教学，最终导致理论的教学与内地金融市场尤其是A股的实践相脱节。

四、提高专业化和本土化的对策

正是如此，针对目前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的不足，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提高专业化和本土化方面来弥补。

（一）提高课程教学专业化

要提高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的专业化特别要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1.加强写作能力的培养。以普通高校的金融专业研究生教学培养方案为例。许多高校并未设置有关应用文（特别是研究生论文）的培养，即使是设置了例如像文献选读这样的课程，但是这些课仅是面对各自的相关专业方向。有相当部分金融证券类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方向为券商、投资管理公司、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的投资管理部或投资银行部等相对专业的投资岗位。因此，本文建议在研究生期间第一学期或在本科生大三年级就开设一门应用文或毕业论文写作的必修课程，不仅系统地教授未来走上工作岗位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文书格式，而且详细为学生撰写论一个全方位的引导与讲解。

2.完善课程体系的设置方向。内地的金融学科体系主要面向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两大专业为主，就业方向上以商业银行为主。随着内地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体系由以银行为基础将会逐步转变为银行体系和证券市场体系两条腿走路的模式。那么相关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的设计有没有可能在内容上进一步向证券投资和公司金融为主体的微观金融学科靠拢？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对于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有必要在方向上进行调整，逐步从货币银行学方向向公司金融和金融工程方向进行转化和完善。比如，通过在大金融专业方向下设置各个小专业的做法有效实现从原有的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为主转变化以银行、证券、保险、金融工程等多学科的大金融专业为主。

（二）课程设置的本土化需求

金融证券类专业课在教学上有必要在更高层次上提供本土化的理论内容。

1.完善专业课程体系的层次化。比如在金融学专业基础理论课金融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上，金融工程专业方向作为必修课可以以数理经济的理论教学为主体，其他专业可以作为选修课以投资学和公司金融基础理论教学为主体；本科学生可以以说明分析为主讲述主要的教学内容，而对于研究生则可以量化推导为主讲述主要的教学内容；同时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分别从应用和数理推导的角度进行教学内容的再分层设置。而其他的专业课如投资学、金融工程学也是如此，都可以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置I、II和III等层次的进阶课程，进行分层次教学。

2.提高课程教学的本土化。刘建和、吴纯鑫在《金融证券类专业课本土化改革方法浅析》一文中把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从不同层次递进分为公司金融、投资学和金融工程等。笔者进一步认为可以在这三个层次之下分别进行本土化案例的培养和完善。比如，虽然贴现率的不确定使得贴现现金流模型（DCF法）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但是可以从特定行业出发应用DCF法，同时设定不同的贴现率进行敏感度分析。这样就可以从A股市场中选择相应的实例让学生利用DCF法的敏感度分析来对上市公司进行基于现金流的价值评估。

当然，笔者也不过从专业化和本土化等方面对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设计和教学进行了一些粗浅的分析，也希望相关专业人士能够对金融学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相应的探讨，共同推进内地金融证券类课程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为金融证券产业培养更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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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陈志刚指出在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面临一种尴尬：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分歧。对于这一分歧，人们普遍将之归因于理论的缺陷或实践的偏差。由此引申出金融发展的度量问题，将分歧的产生归因于金融发展度量指标的固有缺陷。并以中国、韩国为例，说明金融深度指标并不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可靠指示器，单纯以金融深度指标度量金融发展水平存在严重的误导。最后，从金融功能及其作用条件出发，初步构建了度量金融发展的复合指标。2

谭顺福在描述我国第二产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比最大的现状的基础上，论述了我国服务业在贡献率将会继续上升的变动趋势以及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的措施。3

王志强等根据已有的经验研究中在金融发展指标选择和经验分析方法选取两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采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从中国金融总体发展的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效率变化3个方面，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重新检验。经验结果显示，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4

李博等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包括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两方面的内容，准确测度高度化水平和合理化程度能够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的一系列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提供依据。他们从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高度化和合理化）的机制及其与经济增长（非均衡增长和均衡增长）的联系入手，定义了理想情况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最优路径。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基于静态投入产出模型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测度方法，并利用1997、2002和2005年全国投入产出表提供的数据具体测度了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和高度化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的整体合理化程度和高度化水平都有所提高，同时，各产业的实际情况与理想情况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5

曾国平等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出发，运用中国1952―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和实证结果同时显示了中国金融畸形发展的非常态模式，以致对产业结构变迁表现出的扭曲效应。金融发展整体作用于产业结构的长期效应，就业结构上为第三产业受其影响显著，第一、二产业所受影响仅是名义而非实际的；产值结构上，第一产业所受影响显著，第二、三产业与金融发展长期关系不显著。金融发展不同方面的影响，经济货币化显示了有利地推动作用，金融资源和金融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动则未表现出积极的效果。6

史诺平指出金融体系通过吸收社会分散资金，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引导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度化方向发展。他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我国金融发展与三次产业产值变动存在长期相关关系，金融发展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的因果关系较弱，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增长带动了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但金融发展水平并不构成产值比重变动的促使原因。金融发展对第三产业内部行业产值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且银行机构对产值的影响大于资本市场，但金融发展对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优化所起的作用较小。这一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及产值结构的调整，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高。他还根据所做研究对如何推动金融发展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出了完善金融体系资源配置职能，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发挥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导向作用；加快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健全市场竞争机制；积极完善金融体系结构，促进金融功能发挥等建议。7

韩立岩等参考Jeffrey Wurgler的方法，使用我国39个工业行业的数据度量了90年代隔年资本配置效率，发现从1991年到1999年资本配置效率的年平均值为0.05204，属于较低水平；并且F检验的结果表明：多数年份行业资本流动与其盈利能力无关。他还以金融市场的各个运行指标为解释变量对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回归，发现我国股票市场规模与资本配置效率负相关，股市流动性与资本配置效率显著负相关，信贷市场规模与资本配置效率负相关，银行和股市在以不同的机制促使资本配置效率下降。最后，通过线性回归模型，说明股市在以一种传导效应使银行的经营不断恶化。8

陈时兴采用了1982-2010年期间中国信贷融资、证券融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样本，对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计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信贷融资、证券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关系，信贷融资与证券融资都是产业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但证券融资支持产业结构升级明显不足，因而在金融产业政策选择上，应加快推进证券融资发展，同时改善信贷融资结构，充分发挥两者共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积极作用。9

张梅运用产业结构理论、资本理论、投资理论、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等多学科理论，建立了金融发展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框架，在梳理考察国内外产业结构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从金融发展的多个方面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和效应，并实证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得出金融中介、证券市场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渠道，开放性政策金融与产业升级呈正相关关系，技术创新也对产业升级起着关键性作用等结论。10

资金是保证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的直接推动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我国的投资格局己经由过去的财政主导型过渡到金融主导型。她围绕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这一主题，运用产业结构理论、资本理论、投资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等多学科理论，以金融发展为主线，建立了金融发展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框架，在梳理考察产业结构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并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主成分分析等多种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以银行信贷为核心的金融中介对产业调整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间接融资主导型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受到银行信贷结构的直接影响。2.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证券市场是促进产业调整的重要渠道。股票市场通过增量和存量两个方面影响产业调整，即通过企业上市为新兴产业募集资金，并通过并购等手段，促进朝阳行业的成长和夕阳产业的退出。鉴于我国股票市场发育尚不完善，其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尚未表现出来。3、金融创新是推动金融发展的动力源，对产业结构调整起着重要作用。金融创新主要通过增量调整影响产业结构调整。鉴于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扭曲，金融创新对产业结构调整有一定作用，但其效应尚未完全表现出来。最后，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中介发展；2、发展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3、推进金融创新，矫正金融扭曲。11

王志波利用2002年和2007年中国42部门投入产出表，定量分析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与变动情况，并利用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归因矩阵模型定量分析了拉动总产出增长的影响因素和引起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最后解释产业结构变动和影响因素变动的原因与政策含义。12

张立军等从理论上探讨了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部门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联机制，然后具体实证分析了1978-2000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3

早在1912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金融体系的发展对经济运行具有积极意义，他认为金融机构的运行可以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使资本配置到创造价值能力高的实体中区。同时又可以消除在这其中的道德风险，进而减少转移成本。以后的研究表明，在经济运行中，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4

钱纳里和塞尔昆在《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一书中，对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构造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所应对应的产业结构，并且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存在着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之对应，否则表明产业结构存在偏差。15

Goldsmith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文中明确提出了金融结构理论，认为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了一国的金融结构。运用35个国家1860一1963年间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表明，经济越发达、金融体系越完善、FIR值越高、银行资产在金融机构全部资产中的占比会下降、非银行金融机构越重要。16

Jeffrey Wurgler以行业间资本的流动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定量化描述资本配置效率的方法，并且发现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并非是由于它吸收了更多的投资，而是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明显比发展中国家赖德高。即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信息更完全，能够对高成长行业对于资金的需求做出迅速反应，而又能从低成长的行业中及时撤出资金，而发展中国家则在更大程度上滥用了资金。从中可见国与国之间资本配置效率之所以不同，金融市场（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的作用。17

MeKinnon（1973）、 Shaw（1969）以及Stiglitz（1985）、Mayer（1990）、Levine和King （1993a，b）、Levin（1997）等前后一些研究，都一致显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中的资源配置和结构变动具有重要作用。Levine认为金融体系结构的差异不能影响两个国家总量增长差异，但能影响不同工业部门的增长；也就是说金融结构影响了产业结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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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庞沁馨（1990―），女，教授。研究方向：数量经济学。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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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理论研究；方法论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7－0011－04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theory from the view of methodology in order to draw a clear picture of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study, and give some command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further study.

Keywords: Rural Finance； Theoretical Study； Methodology

一、引言

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与经验表明，只有取得科学理论的支持，农村金融改革才能有实质性突破，农村金融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发展。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理论的政策是抽象的，理论研究对于政策供给的意义特别重要。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农村金融已有了巨大变化。然而农村地区自然禀赋差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层次不一以及农村金融改革的滞后，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日趋突出，农村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面临诸多难题，这使得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目前，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本文将从方法论角度对相关文献加以梳理，旨在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发展状况作一个透彻的了解，以期对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方法论作出恰当的评价，为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更深入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准备。

二、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传统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根本上解决了原有体制下激励约束机制不足的缺陷，使得濒临崩溃边缘的农村经济摆脱了困境，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随着中国农业银行的恢复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得以重新建立，农村金融有了极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也逐渐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围绕着农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业务管理等问题进行研究，为农村信贷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这一时期传统的金融理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既定的理论约束下，政策报告式的研究方法即存在问题――政策建议的逻辑思维成为主流模式，众多的研究是为政府实现特定的目标而直接投放信贷的方式干预农村金融提供政策建议。这种方法通常只追求旨在农产品增加的短期目标而忽视农村收入的可持续性增长，并且仅仅强调信贷投放而忽视储蓄动员和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建设[1]。总结这一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传统方法的效果总体上都不好，最多是效果一般，其结论是基于如下三个标准作出的：（1）传统战略如瞄准问题和补贴在解决问题上是否成功；（2）传统方法的成本效率分析；（3）在增加收入和减少贫困方面是否成功[2]。

三、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方法转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开始逐步与世界主流经济学接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逐步主导着中国经济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开始尝试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基础上建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流行，对中国当时进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客观上起到相当大的启示和引导作用，同时也为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农村金融提供了理论框架支持。自此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文献不囿于农村金融内部，开始在更大的视野范围来研究农村金融，大量文献集中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关系、农村金融发展、农村金融结构与功能、农村金融制度以及农村金融体系的变革方式等方面展开探讨。

（一）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开始认识到农村金融研究目标不仅仅在于农村金融自身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以金融发展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而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弄清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必然联系以及内在机理。一些文献基于中国农村地区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回果检验等经济计量模型，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方向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研究指出，中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的各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东部地区也仅仅只有农村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与其相反的是，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则是非常明显的。根据帕特里克的两种金融发展模式“供给引导式”和“需求追随式”，一些研究也认为，原有向农村金融机构大量注资的“供给主导”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并没有发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很好作用，因此在中国今后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应该转换思路，按照“需求追随’模式，有的放矢地促进农村金融增长[3]。

也有学者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金融结构两个视角，对中国农村金融状况作出全面的分析。一是依照金融发展理论所提供的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和M2/GDP），从宏观层面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出这两个指标绝对值在中国农村并不大，但都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不过由于这两个指标在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所具有的缺陷，对由这两个指标所获得的结论应持谨慎态度。如果以L/GDP来衡量，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并没有表现出如FIR和M2/GDP所表现出的那种极其明显的趋势。二是设计一些指标（如金融资产与纯收入之比及其行社贷款与纯收入之比）从农户层面来考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其分析的结果是，一方面农户经济生活中货币化程度增加；另一方面农户存在较强的流动性约束，不过农户可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融得资金从而使流动性约束得到部分缓解。也有文献依据戈德斯密斯 (Godsmith 1969)金融结构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农村的金融结构状况[4]。

上述研究文献基本都遵循着戈德斯密斯的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的研究思路，通过一系列数量指标从金融结构上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给予衡量，利用经济计量模型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数量化分析。较之于以前的研究方法，此方法具有逻辑更为严密，路径更为深入，结论更为精确的优势。然而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该研究方法只是指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计量上的因果关系，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相互影响的渠道或环节在理论上依然是不清楚的，而且农村金融结构的变化未必能够准确度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二）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

1973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一反传统主流经济理论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偏重实物要素而忽视金融要素的研究方法，转而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样本，集中研究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了全新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其理论政策含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沿着相同的思路对中国农村金融抑制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一些文献从农业的自然属性、农户的生存与发展特点出发来阐述需求型的金融抑制，解释了现象背后农户和农村企业信贷需求总量变化以及层次分布。也有文献是建立在对农村金融需求分析的基础上，从农户和农村企业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有限，融通资金渠道单一等方面来阐述供给型金融抑制。在阐述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资金为何供给不足的原因解释方面，指出金融制度、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是主要因素。供给型金融抑制的研究角度往往倾向于存量的修正，而需求型金融抑制视角则侧重于长远，注重增量的发展动态。上述研究文献禀赋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将视角投向农村金融市场，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均衡的分析，得出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及其原因，其结论要深刻得多。这些文献的论证逻辑基本遵从现象原因这一思路，采用对大量农村地区抽样调查和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当然这些研究还存在着研究层面和视角上的局限，如基于需求视角是否存在其他复杂的需求制约因素？以及连带出农村金融主体的金融需求结构与其他各项经济活动的相关性分析等方面还存在研究上的空白。就其方法论来说，有些文献缺乏研究的规范性。

从金融功能论的研究视角对中国农村金融与经济关系作出客观的描述，被一些中国学者所运用，其中较为普遍的研究采用一种叫做机构分析法，简称为机构观。具体表现为结构功能行为绩效的研究思路。以此思路，农村金融要发挥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功能必须在现有的农村金融结构框架下进行，根据现有的农村金融结构赋予其相应的功能，并通过其行为绩效判断其功能实现的效应。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走上了一条“机构路径”。长期以来注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形态，而忽视农村经济对金融资源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和农村金融制度整体功能的发挥。为此，另有一些学者提出，应以功能观来重新认识农村金融经济的关系，以此指导中国农村的金融体制改革，更好促进农村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功能观是从系统的功能出发，然后探究需要何种结构来实现这些功能，它遵循的是功能、结构思维方法。其实质是从金融所处的系统环境和经济目标出发，考察金融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功能耦合关系，演绎出外部环境对金融功能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根据成本――收益原则，选择能满足系统环境对金融功能需求的金融形态和功能实现机制，由此对系统进行结构优化，其遵循的是外部环境功能结构的思路[5]。功能观的研究范式为研究农村金融体系的变化提供了全新的解释思路，扭转了一直以来农村金融理论研究与实践忽视农村金融体系功能问题的倾向，也为重构农村金融体系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三）农村金融制度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无疑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方面对传统发展经济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另一方面也为传统发展经济理论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国内一些学者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采用历史演绎从制度层面上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演进逻辑，以及从实际经验数据来分析这种演进背后的悖论和缺陷。认为农村金融制度历史变迁的特点是，农村金融制度的每次变迁均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而非自下而上的诱发性政府行为，更不是农村经济主体自主，这种以扼杀农村经济组织自发行为为代价的外生性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发展相悖，导致了农村金融主体的缺位，农村金融容量的增长赶不上经济总量的增长[6]。这些研究文献突破了将农村金融制度视为既定不变的外生变量传统研究方式的束缚，弥补了排除制度作用和制度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分析的传统农村金融理论研究上的不足。然而这种研究方式阐明的只是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历史演变的逻辑，却无法说明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应有的逻辑。

（四）农村金融体系的变革方式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取向一直是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所关注的，究竟是以合作制为主导还是以商业化为取向众多文献争论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合作制为主导；另一种观点是商业化取向，甚至放弃合作制；还有一种折中观点，认为商业化和合作金融应共同发展。各种文献的观点之所以出现差异，从理论本源来说，关键在于其研究者对中国现实农村经济判断的差异。按照“理性小农”命题(Schultz,1964;Popkin,1979)，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富于理性的小农，那么就没有必要单独为其设计一套农贷制度安排，而只需将服务于现代经济的金融体系直接延伸到农村经济，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即可，换句话说，商业化的金融体系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按照“道义小农”命题(Chayanov,1925;Scott,1976)，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是生存取向的，不会冒险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农村地区商业化的金融安排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合作制的金融安排是恰当的。但无论从“理性经济小农”视角还是从“道义小农”视角来考察中国农村经济，得出的结论都难免简单化，中国小农经济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值得进一步讨论[7]。从研究方法论来说，持商业化取向或合作制主导观点的研究文献基本上采用理论演绎的三段论形式来得出各自的结论。理论前提承认合作制金融存在的基础是小农经济，而商业金融活动所具备的条件是农村市场经济，商业化金融不能提供高度分散小农经济化条件下的金融服务，进而从中国现实农村经济特性的描述中获得理论推理的依据。这些研究文献论证形式缜密严谨，其观点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问题在于，缺乏对中国现实农村经济特性严格的实证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分析，没有哪一种关于中国农村金融的命题具有普适性。

（五）农村非正规金融

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成因；其二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中的利率问题。一些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分析了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成因：(1) 从中国小农家庭的生存经济与其资金的非生产性需求两者之间内在逻辑联系出发，通过案例研究表明非生产性资金缺口和农贷需求不能指望由正规的或商业性的金融来满足。(2)从农村非正规金融与中国城乡的特殊结构与联系相关性入手，认为是由于城镇和农村之间缺乏一个较好的金融组织。特别是在转轨经济中，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农村非正规金融是由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缺陷造成的。(3)从农村金融供给的角度，认为农村贫富差距的加大使农村非正规金融形成旺盛的供给。(4)从金融政策的根源来看，由于贷款管理的落后和贷款配给的错误，扭曲了农村正规金融资源的配置，收入较低农户的信贷需求仍然要通过非正规金融得以满足。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中的利率问题，不少学者以农村民间金融为例，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把民间信贷利率部分地视为具有调节借贷风险组合或过滤借贷风险的功能。有文献认为，民间信用利率决定于资金供求状况、借贷者亲疏关系、期限长短、淡旺季节等因素，因而利率档期分明。 也有文献依据修正的Stiglitz-Weiss信贷配给模型来揭示出民间金融各种利率形式的机理和长期并存的原因。

从已有文献来看，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研究方法从案例分析到规范论证呈现多样性。其不足之处在于缺乏非正规金融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框架，视角的多元化固然可以使问题的认识较为全面，但多种结论的差异将使得理论研究失去了实践意义，另外案例研究中样本选取的不同将会影响到结论的可信度。

四、结语

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理论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各种理论研究在思想和方法上存在的局限。不仅如此，无论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联系识别，金融抑制理论对供给型金融抑制和需求型金融抑制的区分，合作制为主导还是以商业化为取向的争论，还是农村非正规金融成因分析只是农村金融的一个方面，各种研究思想和方法忽视了农村金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以及系统内外存在的复杂联系，这也是导致各种理论研究与实际脱节的重要缘由。可见，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不能简单地依赖某个理论。综合各种理论研究的优势，将系统论的思想引入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之中，通过对农村金融系统内外复杂联系的研究寻找改革途径将是未来农村金融研究的趋势。

参考文献：

[1]周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论――基于“三农”视角的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229.

[2]雅荣,本杰明,皮普雷克.农村金融问题、设计和最佳做法[M].北京:中国农村金融研讨会阅读材料,2002,(9):23.

[3]焦兵.东、西部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研究[J].统计与决策(理论版),2007,(1):70-72.

[4]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及其金融结构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4,(11):36-41.

[5]李喜梅,彭建刚.经济变迁中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一个从隐功能角度的解释框架[J].农业经济问题,2005,(10):51-54.

篇7

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9-0020-06

一、引言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也历来是金融领域研究的重点。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发现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变迁，并且开始关注金融结构变化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之一，部分国外学者在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时，也将研究视角延伸至产业结构领域。目前，国内研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关系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产业结构变迁中的金融结构因素，但却鲜有文献将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金融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金融体系的结构需求也存在差异。我国的金融结构是伴随着实体经济的增长而演变发展的，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角度研究金融结构调整与优化，有助于全面审视现有金融结构的特征和合理性，进而提出符合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需要的调整思路。

东部地区①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与竞争力的地区，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是持续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金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以东部地区为例，运用面板VAR模型，分析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构建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金融结构体系建言献策。

二、文献综述

自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的经典著作《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问世以来，有关什么样的金融结构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争论层出不穷，而争论的焦点则是金融中介（主要指银行）和金融市场（主要指股票市场）对于经济增长到底谁更胜一筹。银行优越论者认为银行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施蒂格利茨（Stiglitz，1985）认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能更好地解决委托问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金和莱文（King和Levin，1993） 运用1960—1989年间77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金融中介在识别具有更多成功机会的创新企业方面具有优势，并通过这些信息的获取和利用来推动技术创新，因此金融中介的发展与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艾伦和盖尔（Allen和Gale，2002）将金融系统分散风险的功能分为横向风险分担和跨期风险分担，依其理论可以看出，银行较之于股票市场可有效提供跨期风险分担来应对系统性风险。查克拉博蒂和雷（Shanka Chakraborty和Tridip Ray，2006）利用内生增长模型分析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对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而言，银行主导的体系更具有积极意义。市场优越论者主要强调金融市场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比银行更有效。可汗和萨纳达吉（Khan 和Senhadji，2000）认为大银行对企业收费高、挤压企业利润空间，甚至通过控制融资，间接地控制了贷款企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德布雷（Boyeau Debray，2003）利用20世纪90 年代中国省区面板数据研究银行业规模对各省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国有银行更倾向于给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而国有企业效率很低，这种所有制偏向使得银行信贷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贝克和莱文（Beck和Levine，2004）认为股票市场和银行的发展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还有部分研究认为不能简单地选择银行主导或市场主导，两种模式都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在提供金融服务方面相互补充（莱文，1997）。莱文和佐沃罗什（Levine和Zevros，1998）利用1976—1993年的跨国回归数据分析，指出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与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的服务方式有所不同，但银行及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林特尔和可汗（Kul B.Luintel和Mosahid Khan，2008）分析了由世界银行提供的14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数据，发现金融结构在解释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非常显著。

在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方面，现有研究主要探讨金融结构是否可以影响产业结构。卡尔林和梅弗（Carlyn和Mayor，2003） 把产业分成人力资源型、银行融资依赖型和股票融资依赖型三种类型，并利用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证明金融结构在金融市场发展越过一定“门槛”后确实可以影响一国的产业结构。安佐拉多斯、阿波西斯和托马斯（Anizoulatos、Apergis和Tsoumas，2011）对29个国家的28个产业部门1990—200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协整分析，结果发现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在长期内存在关联。还有部分研究将触角延伸至行业内部，探讨不同金融结构具体对哪些行业产生影响。贝克、德米尔居奇和莱文（Beck、Demirgü?-Kunt和Levine，2004）在研究金融发展与企业规模以及经济增长问题时，发现金融发展更有利于那些由许多小企业构成的产业的增长。平、帕克和信（Binh、Park和Shin，2005） 遵循产业的技术特征区分不同产业，采用金融结构存在差异的26个OECD国家的26个制造业的产业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银行导向型金融结构有利于传统产业的增长。

国内的相关研究还集中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梁琪、滕建州（2005）研究了1991—2004年间我国股市发展、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股市发展没有促进和导致经济增长，而银行发展在样本期内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刘红忠、郑海青（2006）运用东亚9个国家和地区1985—200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在人均GDP高的国家，股票市场比重也高的结论。然而，孙杰（2002）将资本结构纳入研究范围，分析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金融结构、股票市场的发展、公司融资行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金融结构和公司的融资决策、股票市场与公司的融资决策以及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强。在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方面，林毅夫、章奇和刘明兴（2003）利用全球制造业1980—1992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只有当金融结构和制造业的规模结构相匹配时，才能有效地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促进制造业的增长。范方志、张立军（2003）探讨了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部门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联机制，指出我国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水平落后、金融结构转换速度不快，妨碍了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蔡红艳、阎庆民（2004）的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市场中的资本流动存在着明显的扶持落后行业的非市场化行为，其结果必然是我国工业产业中高成长行业无法有效继续成长。林毅夫、孙希芳和姜烨（2009）认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产业和技术结构的性质以及企业规模特征和风险特征，进而决定金融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最优产业结构，进而要求不同的最优金融结构。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并未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达成共识，而将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三者结合起来的研究则更少。为此，本文利用综合了面板分析和VAR模型优点的面板VAR模型进行分析，探讨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构建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金融结构体系。

三、指标、模型和方法

（一）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1. 金融结构。金融结构（用FINCON表示）是指金融系统的各组成部分的分布、存在、相对规模、相互关系与配合的状态，具体包括资金配置方式结构、金融资产结构、产品结构、金融工具结构、金融组织的空间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产权结构等等。考虑到金融系统最核心的功能是资金配置，金融结构决定金融功能，而产业结构又是资金配置的结果，因此，本文从资金配置方式视角来研究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的金融结构指标包括“结构—规模指标”、“结构—行为指标”和“结构—效率指标”等。

就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结构—行为指标”，即“银行融资量/资本市场融资量”最能体现我国实际的金融结构。但在分析我国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状况时，收集资本市场融资数据存在较大难度。由于我国国企、央企较多，这些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融资的数据反映在其总部所在地，而使用则分散于全国各地，导致证券市场融资量数据无法体现各地真实的融资规模。以发行债券融资为例，自1998年以来，北京市的债券发行净额一直占全国的85%以上②。在企业上市融资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工商银行上市融得的资金就超过其他诸多省份全年的上市融资总额。为此，本文采用最常见的“结构—规模指标”，即用“贷款余额/股票市值”来表示。这一指标越高， 说明越趋近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2. 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用STRUCT表示）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既可以用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以及产业内部行业比例关系来衡量，也可以用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程度来衡量。但是，这些指标都只能反映产业结构的一个侧面，无法体现产业结构的整体状况。因此，本文使用“转换份额分析法”（Shift Share Analysis），从劳动生产率增长中分解出产业结构变化效应。

假设经济总体第[t]期的劳动生产率为[LPt]，各个产业部门第[t]期的劳动生产率为[LPti]（下标[i=1、2、3]分别代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t]期产业[i]的劳动所占份额为[Sti]，则总体劳动生产率为：

[LPt=YtLt=i=13YtiLtiLtiLt=i=13LPtiSti] （1）

其中，[Yt]为第[t]期的总产出，[Lt]为第[t]期的劳动要素投入，[Yti]为第[t]期产业[i]的产出，[Lti]为第[t]期产业[i]的劳动要素投入。

由（1）式可得，第[t]期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第[t-1]期的增长率为：

[LPt-LPt-1LPt-1=i=13Sti-St-1iLPit-1LPt-1+i=13LPit-LPit-1Sti-St-1iLPt-1+i=13LPit-LPit-1St-1iLPt-1 （2）]

其中，[i=13Sti-St-1iLPit-1LPt-1]为静态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它度量的是劳动要素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业流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所引起的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净提升；[i=13LPit-LPit-1Sti-St-1iLPt-1]为动态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它度量的是劳动要素从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产业流向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产业所引起的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净提升，体现了劳动要素移动引起的动态效应；[i=13LPit-LPit-1St-1iLPt-1]为生产率增长效应，它是由各个产业内部的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导致的各个产业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此，第[t]期的结构优化指标为：

[STRUCT=i=13Sti-St-1iLPit-1+i=13LPit-LPit-1Sti-St-1iLPt-1]

（3）

3. 经济增长。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一般会看人均GDP指标，本文也将这一指标作为经济增长的变量。由于人均GDP是一个绝对数，而本文用到的其他指标都是相对数。因此，本文对人均GDP取自然对数（用LGDPGRO表示），以保证模型的稳定性。

4. 其他指标。为增加模型的解释力，本文引入资本形成率（用CAPITAL表示）和劳动力增长率（用POPULA表示）作为解释变量。其中，劳动力增长率根据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数计算得出。

5. 数据来源。本文选择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东部省市1998—2012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其中，各地区的GDP、三次产业的GDP、资本形成率、人口总数、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数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的贷款余额和股票市值来源于万得数据库。

（二）面板VAR模型

面板VAR综合了面板分析和VAR模型的优点，不但可以控制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包括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还可以分析面对冲击时经济的动态反应。在面板VAR模型中，各变量既可以对单个省市的经济波动产生影响，产出的波动也会对其他省市的相关变量产生冲击，这种动态的调整过程能够较好地刻画各种冲击的传导机制。因此，本文构建如下面板VAR模型进行分析：

[A0xi，t=fi+j=1qAjxi，t-j+di，t+μi，t] （4）

其中，[xi，t=（z′i，t，y′i，t）′]，向量[z′i，t=CAPITALi，t，POPULAi，t]是解释变量，向量[y′i，t=FINCONi，t，STRUCTi，t，LGDPGROi，t]是被解释变量，向量[μi，t=εi，t，ηi，t′]是随机扰动项，[εi，t]代表外生冲击，[ηi，t]代表内生冲击，[i]对应每个样本省市，[t]对应时期。方阵[A0]反映各变量间同期关系，方阵[Aj]反映变量的滞后效应，[j]为滞后阶数。[fi]为固定效应，体现不同省市的个体异质性；[di，t]为特定的时间虚拟变量，体现每一时期不同省市的特定冲击，进而规避横截面样本中可能存在的结构差异。

（三）估计方法

在估计面板数据时，首先需要消除样本中的固定效应。由于VAR模型的自变量与固定效应相关，导致通常使用的均值差分方法可能出现偏误，因此本文使用“向前均值差分”法消除个体向前的均值，确保滞后变量与转换后的变量正交，进而与误差项无关。因此，该方法可以使用滞后变量作为其工具变量，采用GMM的方法进行估计。

在同一个经济体内，东部10省市面对的区域经济环境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同时模型中加入了体现特定异质效应的虚拟变量，因而参数的异质性问题很小。因此，本文假定各横截面样本具有动态性，即矩阵A所体现的关系是相同的。该假定有助于缓解数据时间维度有限、无法估计单个省市的动态特征的问题。

四、实证分析③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普通的ADF方法在检验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时是低效的，因此本文采用Levin-Lin-Chu检验和Im-Pesaran-Shin检验两种方法来检验面板数据的平稳性。面板单位根两种检验方法的检验结果（见表1 ）均表明，模型中的5个变量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

（二）面板VAR模型的估计

AIC准则和SC准则结果表明，面板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1。用GMM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表明，滞后1期的金融结构本身和产业结构对金融结构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影响是正向的；滞后1期的产业结构本身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影响是正向的；滞后1期的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影响是正向的；滞后1期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影响是负向的；滞后1期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本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影响是正向的。

（三）脉冲响应分析

基于面板VAR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通过Monte Carlo模拟了500次得到脉冲响应函数图，衡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其他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和效应。

根据面对冲击时金融结构的动态反应（见图1），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金融结构本身对金融结构带来的扩张效应最大。一单位标准差的冲击会使金融结构在第1期提高2.9779个单位，随后2—6期的影响程度大幅度下降，最终趋向于一个很小的正向影响，总体来看均为正向影响。二是经济增长开始对金融结构带来正向影响，然后转变为负向影响，总体影响不明显。三是产业结构会对金融结构带来扩张效应。一单位标准差的冲击会使金融结构在第0期提高0.9915个单位，随后3—6期的影响程度大幅度减少，最终趋向于一个很小的正向影响，总体上看均为正向影响。

根据面对冲击时产业结构的动态反应（见图2），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产业结构对产业结构本身具有明显的扩张效应。一单位标准差的冲击会使产业结构在第1期提高6.4515个单位，随后2—6期的影响程度大幅度下降，最终趋向于一个很小的正向影响，总体来看均为正向影响。二是经济增长开始对产业结构带来正向影响，然后转变为负向影响，总体影响不明显。三是金融结构会对产业结构带来扩张效应而且影响持续为正值。

根据面对冲击时经济增长的动态反应（见图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本身带来的扩张效应最大，而且这种影响持续为正值。二是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向影响，表明间接融资所占的份额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越大。三是产业结构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扩张效应。一单位标准差的冲击会使经济增长在第1期达到最高，随后3—6期的影响程度大幅度下降，最终趋向于一个很小的正向影响，总体上看均为正向影响。

上述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金融结构、产业结构的影响均不明显；产业结构对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即产业结构升级不但有助于经济增长，还会带动间接融资的发展；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即间接融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向影响，表明间接融资所占份额的提高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为了分析模型的稳定性，本文继续采用500次的Monte Carlo模拟进行方差分解。方差分解结果（见表3）表明，选取10个预测期与选取20个预测期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基本一样，说明在第10个预测期之后系统已基本稳定，对结果基本没有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摒弃了分析金融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传统研究思路，从金融结构、产业结构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文章基于我国东部10省市1998—2012年的数据，运用面板VAR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4个基本结论：一是经济增长对金融结构、产业结构的影响均不明显；二是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带动间接融资的发展；三是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四是直接融资在融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单纯地发展直接融资或间接融资，并不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我国一方面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银行等金融中介在识别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的优势，合理引导信贷资金流向，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体来说，一是要积极发展证券市场，提高交易市场活跃度，使投融资渠道顺畅；二是做大创业板市场，满足高风险科技发展的需要，发挥资本市场在促进产业升级中的作用；三是重视中小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评估机构的发展，满足高新技术产业、民营成长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四是鼓励各地区根据其优势产业规模状况制定金融发展战略。如在中小企业数量众多的地区大力发展间接融资，发挥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审查制度完善的优势，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鼓励大企业较多的地区发展直接融资，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共同发展的金融结构才是最优的金融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多样化的金融市场，通过市场机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注：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0个省市。

②数据来源：万得数据库。

③本文均运用Stata 11.0 软件进行计算。其中，面板VAR模型的估计是用了世界银行Inessa Love 博士提供的程序代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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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nizoulatos，Apergis Tsoumas.2011.Financial Stru-

篇8

 

关键词：金融学专业　本科教育　实践教学

 

在理工科院校，因其重点学科是理工科，虽说开设了金融学专业，但对金融学的发展重视不够，投入较少，实验室和实习基地无法满足学生实践的需求，因此，实践教学成为工科院校金融学教学中的薄弱环节，长期以来严重制约了应用型金融教学。培养出的学生动手能力差，创新素质不高，很难满足用人单位需求。 

一、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过分强调教学计划的完整性，而忽略实践教学内容的关注 

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的大背景下，社会对金融人才的素质和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各高校对每级学生都制定出相应的教学计划，包括金融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要求、理论和实践环节的教学学时和学分要求，有些高校过分追求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及实践环节之间的比例关系，对实践性的学时和学分也有相应的要求。目前，金融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形式主要有做为课程组成部分的各类实验课、课程设计、社会调查、学年论文、金融模拟实习、生产认识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但这些实践环节在教学计划中都有明确规定，规定了实践环节总学分的上下限，各实践环节也有规定。加之过分强调“宽口径，厚基础”，在教学计划的制定上英语、高等数学、思想政治类等公共基础课所占比重过大，势必要压缩专业课时，与专业课相匹配的实践环节内容的完成很难得以保证。 

2．实践教学时间过短 

目前，我国金融学专业教育中，理论教学仍占主体，实践教学内容相对薄弱，各教学环节相对分散，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过分强调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实践性环节。有些实践性环节一般安排在理论课结束之后的假期，暑假天气过热，寒假忙于过春节，一些实习单位并不是很乐意接受，实践时间大打折扣，与理、工、农、医类专业的实践教学相比，金融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时间和效果就很难得以保障。 

3．缺乏一支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指导老师队伍 

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是培养金融学应用型人才的关键。高质量的师资不能局限于高学历、高职称，普通高等院校师资为了应对教育部的教学评估，引进人才时更注重学历要求，目前担任专业课的任课教师90%以上具有研究生和博士生学历，高学历人才虽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从高校到高校，从理论到理论，缺乏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又有丰富实践教学经验的双师型教师。高校对教师的考核以及职称的评定，更多注重的理论教学学时要求和科研水平，教师很难有时间参加社会实践，进行知识的更新，导致教师缺乏进行实践教学研究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学生的实践学习效果不佳，这样的师资队伍怎能符合当今培养实用型人才的需要。 

4．校内外实践基地建设有待加强 

长期以来校内实验室建设和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滞后。为此，2005年教育部下发《教育部关于开办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和评审工作的通知》以及将实验室建设作为本科教学评估的重点考核内容，各高校才真正重视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建设，金融学专业的校内实践基地以金融模拟实验室为主，它只是各高校经济管理实验中心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金融学专业要申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难度大，一些重点高校以打包形式获批国家级经济管理专业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投入较大，学校投入也有较大的积极性，而对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侧重点却不同，因此金融学专业实验教学在各高校起步较晚、发展速度缓慢、实验内容较少等问题突出。为了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在校外也建立起一些实践教学基地，但揭牌仪式多，实习内容少，由于金融机构的工作任务比较繁重，接受学生实习会影响到他们的自身工作，加之实习多安排在假期，学生数量多且集中，实践基地往往很难一次性接收，有些实习单位分批安排实习，但学生整个假期将被占用，实习带队教师时间也捆得过死，很难利用假期时间从事科研活动，实践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激励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从而造成学生和老师的实习积极性不高。 

二、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我国加入wto后，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我国，金融业的竞争日趋激烈

。金融业的竞争可以说是金融人才的竞争，金融业务的开展很大程度取决于从业人员的能力和素质，随着金融业竞争的激烈性和复杂性，对其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学本科毕业生，经过大学四年的学习，大多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但实践操作能力欠缺。因此，要适应金融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就必须明确实践教学在金融学本科体系中的地位，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以综合能力和素质为主线，将各个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整体安排，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应用型金融人才的培养，构建一个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应包括以下4个层面：专业技能的训练、专业课程设计与实验、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写作、专业生产实习与毕业实习。实践教学重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生创新精神和职业素质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 

1．专业技能的训练 

专业技能是从事金融学专业所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包括外语口语、计算机基础知识和数据处理、金融软件的操作、点钞、珠算、银行会计实务操作等。尤其应针对银行电脑汉字输入、点钞及伪钞鉴别、计算器的基本技能考核标准来安排，技能训练考核标准参照工商银行考核标准进行考核，学生熟练掌握后走上银行工作岗位上手更快。 

2．专业课程模拟操作与实验 

金融学专业课程主要包含银行、证券投资、保险三大类，这些课程实务操作性都很强，可根据各课程的性质，在学习该课程理论课后，适时开设专业课模拟实验，通过建立的校内金融模拟实验室进行。目前有一些软件开发公司已开发出一些实际操作性较强的的金融软件，如股票模拟交易系统、期货外汇模拟交易系统、商业银行综合业务模拟系统、国际结算模拟系统、信贷业务及风险管理模拟系统等软件，通过全方位的仿真模拟训练，不仅能够让学生更好更快的掌握理论知识，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理论教学不再枯燥无味，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3．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 

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都是对理论知识学习的运用，是提升学生对理论知识理解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金融学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对于巩固和扩大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学年论文可安排在大学三年级结束，字数要求比毕业论文更少，但要求论文格式规范，符合本科生学位论文的要求，为毕业论文的撰写打下坚实基础。毕业论文安排在大学四年级最后一个学期，学生可根据毕业实习搜集到资料撰写毕业论文，质量上应比学年论文要求更高，重点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生产认识实习和毕业实习 

实习是金融学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大学生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实习主要包括生产认识实习和毕业实习，可采取集中与分散、校内与校外等多种组织形式进行。生产认识实习一般可安排在大学三年级结束后，学生经过三年的金融学专业知识的学习，已经掌握了金融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通过生产认识实习，可加深学生理解所学的金融理论知识，同时也是找出差距的学习机会，学生更能明确今后努力方向，主动调整学习目标，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毕业实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毕业实习安排在大学四年级最后一个学期，它是对学生大学四年所学理论知识的大检阅，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大演习。可采取顶岗实习的模式，毕业后能很快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同时，可根据毕业论文的要求，搜集资料为毕业论文撰写提供现实素材，写出的论文才能与实践紧密结合，做到有的放矢，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毕业论文大肆抄袭现象。

三、加强金融学本科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的思考 

1．制定出适应新形势变化的金融人才培养计划 

我国高等教育已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金融学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具有一定金融理论知识，熟练和掌握外语及计算机等基本技能，有较强实践能力和运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wto，按照协议，我国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开放金融业，金融机构、证券机构、基金机构以及保险机构，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业务不断扩大，已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金融业越向纵深发展，对金融人才复合性的要求也越高。因此，高校应实施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制定出适应新形势变化的金融人才培养计划，包括实践教学计划和实践教学大纲以及实践教学指导书，学生可通过实践加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 

2．建立一支具有理论与实践兼备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为达到教育部对师资的评估要求，我国高校引进教师时，过分强调学历、职称，无形中淡化了对实践经验的要求，这些老师虽具有高深的理论知识，但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应用型金融人才的培养，因此，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应逐步实现数量充足、结构合理、整体优化，建立一支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又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队伍。第一，学校应制定教师培养计划，每年安排教师有一定时间到银行、证券、保险等部门，从事相关部门的主要工作，熟悉该单位各个环节的操作流程，提高教师自身的实践操作能力，同时也可以与相关单位加强合作，从事科研活动。第二，建立一支有政策保障，能精力充沛的投入到实验管理中来的实验队伍。要求实验室人员参加岗位技能培训，取得相应培训资格证。第三，可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加大兼职教师的比例。国外的应用型大学在聘请教师时，常常把实践经验看作一项重要的条件，德国柏林科技大学的所有教授来自工业企业，都具有工程师资格。高等院校引进一批学历层次高、实践工作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从事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学工作，也可聘请行业专家担任客座教授或实验教学顾问，优化师资结构。只有建立一支既有理论知识又有业务技能的师资队伍，培养应用型金融学人才才有保障。 

3．提高对实践教学的认识，调动学生实践教学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长期以来在金融学教学中实践教学只作为理论教学的一种补充，实践教学未能起到真正作用，这种教育模式很难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因此，各高校应高度重视实践教学，在岗位聘任和职称评定方面给予倾斜，以提高教师指导实践的积极性。对于实践经验缺乏的教师，应加强自身实践经验的提高，同时，还必须积极引导和鼓励学生自主实践的意识，在实践过程中应强调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让学生了解实践操作的重要性，以及将来求职的关联度，还可以聘请本专业有一定影响力的校友现身说法，以激发学生对实践教学的积极性，只有通过有效的实践教学环节才能使学生的创新性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还可缩短学生由学校人向职业人和社会人转变的过程，有利于学生今后人生发展。 

4．增加学生实践时间，加强校内外实践基地建设 

金融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务性较强的二级学科，且具有金融行业分布的广泛性，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应具有多元性和多层次性，在学生四年的金融学理论学习的同时，应安排总计不少于1年的时间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一方面加大投入建立起校内模拟实验室，可通过购买相应的软件，实现银行、证券、保险等多方位的模拟操作，使学生在校内就可以模拟到时实务工作情景，加深学生对金融理论知识的理解，也可提高学生实际运用能力，还可弥补金融企业因业务资料保密性造成的校外实习效果不佳情况。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校外资源，与金融机构签订长期合作协定，建立稳定的企业、学校“双向互助”的实践教学基地，金融企业能够直接参与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节约人才选拔成本和培训费用，也可调动学生实习的积极性，增加学生对金融企业的了解，从而实现学校、企业与学生的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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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东升. 金融业发展与实用型金融人才培养 浙江金融 2008（10） 

[3]徐扬、戴序. 构建金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思考 现代商业 2008（17） 

篇9

关键词：资本结构 金融合约

合约可以被描述为几个人（至少两个人）或几个方面（至少两方）之间达成交易的某种协议。金融合约即是融资者和提供资金人之间的某种交易。要讨论金融合约理论，我们不得不提及“资本结构”，金融合约理论的发展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是金融合约理论的基础，金融合约理论的发展也为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资本结构和金融合约的分析各有重点。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是在证券（股票或债券）形式给定的情况下，企业发行各种证券的相应资本量。金融合约理论研究的则是投资者向企业提供资金时，什么因素决定了证券合约的具体形式。虽然资本结构理论和金融合约理论研究的具体内容不同，两者的研究意义却相似。对资本结构的研究是为了减少在企业各项决策过程中由于成本、非对称信息等因素带来的无效率，实现企业收入最大化的目标。金融合约的设计也正是通过合约条款的设计，提高企业运作的效率，使合约（如股票、债券）发行人的收益最大化。因此，对金融合约理论的研究可以借助于资本结构的分析框架来进行。

资本结构理论基础上的金融合约理论

资本结构理论始于MM定理(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根据MM定理，企业的债券、权益比率应该是随机的，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MM定理的假设条件过于严格，不能很好的解释现实，很多学者从放松MM定理的假设条件着手，探索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因素。假设存在税收，公司将会偏向于债务融资，因为根据现行的税收规定，税基是扣除企业支付给债权人利息后的利润，因此增加公司的债务可以减少公司需交纳的税金。这一简单的分析同样不能很好的解释现实情况，公司并非一味地偏向债务融资。除税收外，肯定还有其他因素影响资本结构。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中心的新资本结构理论一反旧资本结构理论只注重税收、破产等外部因素对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影响，试图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中的“信号”、“动机”、“激励”等概念，从企业“内部因素”来展开对资本结构问题的分析，从而给资本结构理论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提供了新的诠释。形成的理论分支主要包括新优序融资理论、激励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企业控制权理论等。

Harris和Raviv(1992)在《金融合约理论》一文中，以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为基础，对金融合约理论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分类，大致分为四种类型：从成本的角度进行研究；运用非对称信息的方法进行研究；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特征的资本结构研究模型；从公司控制权的角度研究。

成本的研究是由Jensen and Meckling(1976)开创的。Jensen和Meckling研究了两类利益冲突的情况，一类是经理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另一类是股东和债权持有者之间的冲突。在分析成本的资本结构理论中，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应确定在使负债的边际避税效应与负债对股权融资边际成本降低效应之和等于负债的边际成本。基于成本的金融合约理论主要着眼于如何设计融资证券来解决经理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研究如何在经理和外部投资者之间合理的分配现金流（较少涉及控制权分配）。根据不同的分析角度，成本的证券设计分析模型可分为三类：一是由Townsend(1979)提出的模型。Townsend认为企业家或经理设计证券的现金流分配时考虑投资的实际收入和由核实行为带来的核实成本。核实行为是指对投资项目进行评审以确认投资的真实收入的活动。通过模型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对经理来说，最优的证券合约是既能从外部投资者手中筹集资金，又能使核实成本最小化的证券合约，即面值为固定支付值的债券合约；与Townsend模型相似的一个方法是1984年Diamond提出的惩罚函数模型。Diamond(1984)保留了Townsend(1979)的基本分析框架，但他假设经理可以消费所有未被支付的收入，并且认为根据对投资者的支付情况可以给经理施加一种金钱惩罚，得出了与Townsend(1979)相同的结论，即最优的证券设计结构为面值是固定值的债务合约。另一类成本分析模型考虑了内部持股情况。在Bolton Schorfstein模型中最优证券设计具有如下特征：如果第一阶段对外支付过低，投资者在第二阶段就不提供资金。第三类模型考虑了外部持股的情况。Chang研究发现，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债务水平越低。以成本为基础的金融合约理论基本上都是只考虑了经理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问题，忽略了对股东和债权持有者之间冲突的研究。这一与资本结构理论的差异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方向。

非对称信息是问题研究的另一个分支。这一研究思路是Myers和Majluf(1984)提出的。在非对称信息的相关文献中，企业经理或企业的内部人员都被假设掌握企业的现金流及投资机会等内部信息。Myers和Majluf(1984)指出，在存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发行股票筹资，股价可能被低估，这意味着现有股东净损失，于是即使新项目净现值为正，也会被现有股东拒绝，导致投资不足。由于逆向选择问题的存在，经理人只会在股价高估时才发行股票，而此时投资者又不愿意购买，因此发行股票总是存在问题。Myers指出企业融资应尽可能选择对企业内部信息敏感性较小的资金来源，融资顺序先是内部资金、然后是无风险债券、可转换债券，最后是发行新股。金融合约的设计是为了减少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带来的低效率。

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特征的资本结构研究模型，可以分析企业资本结构与产品或投入品特征之间的关系。如Harris和Raviv(1992)所指出的，将企业资本结构选择与产品性质和投系起来是富有前景的一种研究方法，产品策略和产品特性理论目前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但已经触及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战略或产品特性之间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了资本结构对消费者可利用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企业职工在与雇主谈判中的博弈效应，这些研究有助于解释资本结构在行业内的差异表现。

金融合约理论为资本结构研究提供了新方向

之前金融合约理论对于问题的研究只分析了合约的现金流量配置，债务合约通常会承诺保证一种固定的收益支付而不是根据企业的绩效来随机变化，如果企业不能给予这种固定收益支付，那么债权人的回报就在相应的破产法的裁决下协商谈判解决。股票合约则详细表明了其股东在支付了债权人的收益后分享剩余所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兼并收购活动的增多，学者开始重视对公司控制权的研究。

因为金融合约配置的回报取决于企业的决策，例如项目的选择、人员的安排、日常运行的决策等，设计金融合约的问题应该同时包括剩余控制权的安排和现金流量的配置问题。就股票和债券合约而言，股东拥有选择公司管理层的权利，而债权人的权利是由破产法决定的，除非企业破产，债务合约并不配置任何剩余索取权。金融合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对公司控制权的研究。金融合约理论研究如何事先设计证券以平息竞争冲突，Grossmann和Hart(1988) 认为，由于投票权结构直接影响企业法人控制权，所以证券投票权结构非常重要。股权类型不同主要表现在投票权和收益要求权。企业创业者可以通过发行不同类型股权证券来设计企业控制权结构。证券可分为两类：一是任何类型证券的所有证券同时对待，要获得控制权须收购与控制权有关证券，这种情况一股一票的投票权结构最优；另一类是任何一种类型证券中的所有证券并非需要同等对待，竞争者只需收购获得控制权必要比例证券，多数投票原则是合理的。Harris和Raviv（1989）发展了一个以现金流量为特征与公司证券选举权转让的模型。在其模型中，经理和竞争对手对企业控制权的争夺是通过赢得股票拥有者足够的选举权获得的。因此控制能力较差的候选人的成本是他要承担证券资本的损失，证券设计要使该成本最大化，同时要使争夺冲突最小化以及企业价值最大化。其主要见解是：证券可以看作是一种承诺工具。因为最优的证券设计使得能力较差的竞争接管者控制企业的成本最大化，从而使企业的控制权保留在能力较强的在职经理手中；“没有廉价选票”。

Harris和Raviv(1992)将那些对企业控制权变动引起价值变动相对不敏感的投票权称为“廉价选票”。由于“廉价选票”的存在会使低能力的接管竞争者通过收购“廉价选票”来获得企业控制权，而只需相对较小的成本。也就是说“廉价选票”的存在使得在职经理无法保证较差能力竞争者获得企业控制权的成本达到最大值或没有承担企业价值减少的后果。没有“廉价选票”的看法意味着有单一选票权的证券是最优的；取走对手控制的利益。由于企业控制权的竞争者都可以从控制企业中获利，因而使较差能力的经营者也会产生接管竞争的动机，显然这种动机是不符合企业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因此证券设计必须能够有效地取走这种额外收益，从而使接管竞争者产生正确的行动选择。

从公司控制权角度分析的金融合约文献认为，尽管合约的双方由于合约的不完全性而不能够将决策具体化为预测变量的函数，合约的双方却能够通过某种方法预先进行决策，例如选择合适的资本结构。因此，资本结构理论也在公司控制权的层面上有所发展。资本结构对于公司控制权的研究以Harris和Raviv(1988a)、Stulz(1988)和Israel(1991)的成果为代表，在他们的研究模型中，企业的管理者通过控制企业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收益B，管理者只持有一部分股权，企业的其余股权被外部投资者持有，这些投资者没有接管企业的动机，市场上存在一个竞争者，该竞争者可以通过购买外部投资者的股票成为企业最大的股东，替代原来的管理者控制企业，获得管理者的额外的收益B，由于管理者和竞争者经营能力的差异性，企业的收益也会因兼并收购行为和兼并收购双方能力水平的高低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结果。因此，资本结构理论要研究的是在企业的管理者和竞争者能力给定的情况下，哪种资本结构对企业实现收入最大化的目标而言是最优的。

在公司控制的方法上，Harris和Raviv(1992)把证券设计模型与资本结构模型进行比较，提出了一些研究的思路。资本结构的文献通常认为经理能够改变企业金融证券的性质，以在某种程度上对接管企业作出反应。那么在证券设计的体系中，允许这样做对取决于证券可能改变程度的最优证券有重要的意义。此外，资本结构文献提出证券设计可以在投资这与经理之间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证券并不是一种承诺的工具而是潜在的接管中选择收益最大化的方式。

资本结构的“信号传递”研究也被借鉴到金融合约理论中来。Paul(1989)认为证券设计的过程中需要考虑证券价格，因为证券价格可以传递信息。Paul观察到，投资者所拥有的模糊信息很难用在一份激励合约中，而证券价格却很容易具体化。因此，在证券设计的过程中考虑证券价格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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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包容；中小金融机构；小银行优势论；银行业结构

一、 引言

虽然金融包容（Financial Inclusion，又可译为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相对较晚，但由于其在减少贫困、促进包容性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也成为各国政府致力推行的政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制金融”。2016年1月国务院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更是将发展普惠金融作为长期的国家级战略规划。作为金融包容的主要实施主体，金融机构在缓解金融排斥、推进金融体系的包容性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中国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由于其鲜明的草根特性以及具有“小规模优势”，使其在服务中小微企业、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时更具内在动力和竞争优势，与金融包容的内涵更为契合。那么，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中小金融机构在开展包容性金融服务中具有哪些优势，它们又是通过何种渠道影响金融包容的？本文通过梳理分析相关文献，分析中小金融机构对金融包容的传导渠道和影响机制，为我国包容性金融体系建设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二、 金融包容的内涵

联合国于2005年在宣传小额信贷年时首次提出了金融包容的概念，之后众多学者对金融包容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和丰富，与以往的“小额信贷”、“微型金融”不同，金融包容旨在建立服务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平有效的金融体系。世界银行在2008年的工作报告《Finance for All》中提出金融包容就是金融服务在获得和使用上不存在价格和非价格的壁垒。印度包容性金融委员会（Rangarajan Committee，2008）认为金融包容就是确保弱势群体、贫困人口能够以可负担的成本及时、充足地获得金融服务。大部分研究表明，金融机构在促进家庭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市场竞争与恰当的政策激励下，金融机构通过运用不同创新技术将金融服务延伸到薄弱领域和小规模客户（Berger & Udell，2006）。

三、 中小金融机构影响金融包容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讨

1. 基于“小银行优势论”的理论分析和作用机制。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会对不同类型的客户区别对待，通常选择最有利于自身比较优势的客户类型提供金融服务。以中小企业贷款为例，Stiglitz和Weiss（1981）研究发现，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大型金融机构在进行贷款筛选时，更倾向于为那些能够提供足额抵押品的大型企业发放贷款，而不愿意涉足中小企业贷款，因而导致信贷市场存在配给现象。与此相反，Berger和Udell（1995）实证研究发现：中小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企业贷款占所有企业贷款的比率以及中小企业贷款与资产总额的比率均高于大型金融机构，表明中小型金融机构在经营中会更多地选择中小企业客户，为此类客户提供贷款服务。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一般而言，中小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较差，大型金融机构由于自身规模较大、组织结构复杂，导致其在甄别、监督小额贷款客户时需要花费的成本较高，出现组织不经济现象（Berger & Udell，1998；Berger & Udell，2002）。而对于中小金融机构而言，其较小的规模和相对简单的组织结构，使其经营更加灵活，更善于与中小企业建立长期互惠的业务关系，这大大降低了中小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成本，使其在服务小额贷款客户时更具竞争优势，这便是所谓的“小银行优势”（Small Bank Advantage）。在我国，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均支持“小银行优势论”。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能够契合并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中小金融机构。本着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目的，中国当前的最优金融结构安排应是以中小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林毅夫等，2009；姚耀军和董钢锋，2014/2015）。

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中小金融机构在服务中小客户上的竞争优势本质上是一种成本优势，这种成本优势，一方面源于中小金融机构的地方性特征，其在地缘、人缘方面的优势，使其在获取当地客户的信息时具有信息成本优势；另一方面源于中小金融机构小规模特征，其相对简单的组织规模结构使其在服务当地客户时具有成本优势。

（1）中小金融机构具有的信息成本优势。Berger和Udell（2002）将银行贷款技术划分为交易型贷款（Transactional Banking）技术和关系型贷款（Relationship Lending）技术。运用交易型贷款技术进行贷款审核时主要是基于对硬信息的评估，而关系型贷款技术的运用需要依据软信息，这类信息是难以收集和量化的。Boot和Thakor（2000）的研究表明，排他性的获取企业软信息确实可以帮助银行减少借款人违约的可能性，因此，对于信息透明度低、缺乏合格的抵押品、财务制度不完善的中小企业而言，关系型贷款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小企业硬信息不足的缺陷，降低了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门槛和成本。一些实证研究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如Bharath等（2011）使用美国上市公司在1986年～2003年间的21 632笔信贷数据研究发现，对于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业而言，关系型贷款利率比交易型贷款利率平均低10个百分点～17个百分点。

由于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具有地域性和社区性特征，其通过与当地客户建立长期密切的关系，能够获取到一系列有价值的软信息（Berger & Udell，2002），诸如客户的经营状况、商业信誉、市场影响力等，这些软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财务报表等硬信息的不足，缓解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金融机构服务客户的搜寻成本、谈判成本以及监督成本等信息成本大大降低，促进了中小客户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有利于包容性金融体系的建立。

（2）中小金融机构具有的成本优势。根据企业组织理论，由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容易在委托中出现人违背委托人的目标而从事满足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从而导致委托人的利益受损或承担的风险增加。为解决上述问题，通过实施某种制度来监督、约束和激励人所产生的成本就是成本。成本的高低与企业的规模结构相关，一般来说，企业的组织规模结构越简单，成本越低。与组织结构较为复杂、层级较多的大型金融机构相比，组织结构相对简单、规模较小的中小金融机构在降低成本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第一，大型金融机构层级较多的组织结构，导致委托链条较长，因而在传递难以量化的软信息时效率较低，从而决策周期较长、成本较高（Stein，2002）；而层级结构相对简单的中小金融机构，其信息传递的链条短，处理不易量化的软信息效率较高，信贷经理能够更快的依靠掌握的软信息进行决策，因而在发放中小企业贷款时的成本更低。第二，从股权结构的角度来讲，中小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相对较为简单和集中，委托人和人之间往往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即股东和经营者双方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人出现违背委托人意愿的行为的概率较小，因而成本较低。

2. 基于银行业结构相关假说的理论分析和作用机制。

（1）银行业竞争与贷款利率。大量理论研究表明，垄断将会减少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银行业也是如此，银行业的集中度越高，垄断者的市场势力越强，越倾向于获取较高的经济租金，即设定更高的贷款利率或是更低的存款利率，导致信贷的供给量下降。而且银行业的结构越单一，少数银行的垄断势力越强，越不愿意支持风险较高的初创企业、创新型企业，这将不利于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和经济的持续增长（Cetorelli，2001；Pagano，1993）。随着银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降低了银行的期望收益率，迫使银行不断降低贷款利率、提高存款利率来吸引客户、扩大市场份额，最终实现金融服务供给量的提高。

根据“市场势力假说”（Market Power Hypothesis），竞争的提高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完美的市场竞争能够实现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大额度的信贷量（Pagano，1993；Guzman，2000）。银行业竞争主体的增加降低了企业获取贷款的成本，促进了社会中所有企业贷款的获得，包括小企业也会因此获益（Carbo-Valverde et al.，2009）。除此之外，在竞争性的市场中，由于金融机构数目较多，因此小企业获取贷款的渠道增多、手续更加简便，这都有助于提高小企业贷款的可获得性（Beck & Levine，2002）。

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也提供了支持“市场势力假说”的经验证据。例如：Beck等（2004）通过对74个国家银行业结构与融资的检验发现，银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这种负面影响对小企业尤为严重。Carbo-Valverde等（2009）对西班牙中小企业的建议也证明，无论使用勒纳（Lerner）指数还是HHI指数来衡量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随着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强，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下降，两者呈负相关关系。Scott和Dunkelberg（2010）利用2001年全美独立企业家协会的小企业主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市场竞争的增强，显著改善了商业银行提供的小企业金融服务，促进了小企业信贷的获得。Love和Peria（2012）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也表明，银行业竞争有利于贷款的获得。Black和Strahan（2002）在对美国银行业的研究中发现，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放松了银行跨州设立分支机构的管制，允许外地银行进入曾经受保护的市场，极大促进了当地银行业的竞争，提高了新生企业的创建率。林毅夫等（2009）从一国金融体系结构的安排要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匹配的角度提出了“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由于中国目前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中小企业是最优产业结构中的主体类型，因此最优的金融结构应当是以能够更好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中小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姚耀军和董钢锋（2014）运用上市中小企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结果表明中小银行的快速发展确实显著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2）银行业竞争与关系型融资。Boot和Thakor（2000）假设银行可同时从事交易性融资和关系型融资，在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中，基于硬信息的交易型贷款价格下降，降低了银行的利润，为了维持利润水平，银行不得不加强对缺乏硬信息的中小企业客户的开发，通过更努力地与中小企业培养客户关系、获取软信息，大力发展关系型贷款。可见，竞争程度的提高恰恰促使银行更加重视关系型贷款的发展。Hainz等（2013）研究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银行业竞争对抵押贷款和关系型贷款的影响。由于银行可以通过信息甄别或者要求借款企业提供抵押物来防范逆向选择，信息甄别的成本取决于企业距离银行的地理距离，也就是说企业距离银行越近，银行收集处理软信息的成本越低，对企业的信用状况越了解，越倾向于选择关系型贷款，否则银行将选择抵押贷款。随着银行数量的增加、市场竞争的增强，银行减少了抵押贷款的使用，获得关系型贷款的企业比例提高。吴晗和段文斌（2015）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银行业竞争对抵押贷款和关系型贷款的影响，发现随着银行业竞争主体的增加，银行所要求的抵押品价值不断下降，中小银行市场份额的上升不但降低了企业获取抵押贷款的门槛，而且在为中小企业提供关系型贷款方面更具优势。同时他们使用2005年～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30个地区24个行业的大中小规模企业的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也表明中小银行的发展有利于中小企业进入市场进入，而对大规模企业进入无显著影响。

四、 结论

总的来说，中小金融机构发展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影响微观主体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微观主体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中小金融机构由于在获取“软信息”方面的信息成本优势以及组织结构简单带来的成本优势，使其服务和监督中小客户的成本较低，对硬信息的要求较少，有效降低了中小客户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促进了中小客户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有利于包容性金融体系的建立。另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通过影响银行业市场结构间接影响了微观主体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通过增加市场主体、促进同业竞争，降低了贷款的成本，扩大了金融服务的供给，因而提高了所有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中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也会从中获益。同时随着竞争的增强，金融机构从事交易型贷款的利润下降，并且为了应对竞争以及中小金融机构发挥的“鲶鱼效应”，也会使其他金融机构更加重视关系型贷款的价值，通过积极开发中小客户私有信息、降低抵押物等硬信息的要求，促进中小客户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

作为金融服务的供给主体，金融机构在金融包容的推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中小金融机构依然处于弱势地位，但从金融体系包容性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小金融机构的成长却意义重大，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自身具有鲜明的草根特性，主要服务于中小微企业等被大型银行拒之门外的客户；另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具有的地缘性信息优势以及源于小规模的成本优势，使其能够更有效地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从而更适合为中小客户服务。同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脱媒等冲击下，中小金融机构也不断意识到，大力开展包在经济下行压力日益加大、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脱媒、互联网金融等冲击倒逼下，金融机构也不断意识到，大力开展包容性金融服务，拓展新的目标客户和业务模式，是打造其差异化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动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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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姚耀军，董钢锋.中小银行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新结构经济学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视角下的经验研究，财经研究，2014，（1）：105-115.

[4] 姚耀军，董钢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缓解：金融发展水平重要抑或金融结构重要？――来自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2015，（4）：148-161.

[5] Hainz C.， L.Weill， C.J.Godlewski.Bank Competition and Collateral：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2013，（44）：13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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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tein， J.C.，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capital allocation： decentralized versus hierarchical firms， Journal of Finance， 2002，57（5）：1891-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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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erger， A.N.and G.F.Udell.， The economics of small business finance： The rol- es of private equity and debt markets in the financial growth cycle，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1998，（22）：613-67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金融包容视角的地区银行业市场结构与优化设计”（项目号：15BJL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