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安全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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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市场的组织方式与金融安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命脉,经济发展已离不开金融,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金融风险大小和金融危机程度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程度。所以,金融风险、金融危机日益成为金融科学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说,如何确保金融安全,防范危机。金融安全指的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周道许,2001)。从金融安全的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安全不仅与货币资金的形式有关,而且还与资金货币的融通方式有关。所以,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防范出现在这两个环节上,而这两个环节都是组织方式的构成要素即组织中的对象与组织方式。所以,金融安全问题与金融市场的组织方式密不可分。接下来,我们将分析两种组织条件下的风险与危机隐患。

1•金融市场的自组织方式与金融安全。金融市场的自组织方式强调遵循金融市场演化的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由金融市场的各个系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各种合力的结果使金融市场由混沌无序走向有序结构,实现金融市场的跃迁。自组织方式是一种自然演进方式,反对人为干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思想。通过组织的自我演进方式,金融市场能够展现出原来没有的特性与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组织过程实质就是金融创新过程。

(1)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安全。金融自由化主要指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和金融管理自由化等。关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实际上是探讨金融自由化为什么引发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实际上是遵循金融市场上中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能够得到相应的融资的内在逻辑,以期通过货币的自由流动实现货币的价值增值。但是,金融自由化的自组织过程,却加大了资本冒险的机会:一是银行和其它金融有更多的机会处置资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时有发生;二是融通资金供给增加,企业居民面临的融资约束缓解,债务依存度提高,负债率上升。

这都使得货币资金的再融通面临着困境,特别是银行机构,是通过资金的长期不匹配,促使资金流动,实现收益。当资金无法流回时,不仅会影响经营绩效,还会造成挤兑现象,出现金融恐慌,深化到一定程度,便会引发金融危机。在金融自由化中,利率自由化被当作金融自由化的核心内容(黄金老,2001)。利率自由化的风险常常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利率风险源自市场利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具有长期性和非系统性。只要实行市场化利率,必然伴随着利率风险(黄金老,2001)。例如,智利在1976~1982年进行了非常大胆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包括取消利率限制,减少银行储备金比例等,结果却使此期间的真实利率达到了18%,如此高的利率水平实际上使任何投资者不可能达到相应的投资回报,结果是企业倒闭,银行系统因企业的坏帐而崩溃(李量,2001)。

(2)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金融创新源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深化的结果。金融创新旨在货币资金的运作与流通,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促进金融系统化、一体化发展。但也给金融体系的安全问题造成了隐患。MichaelCarter(1989)指出:“金融创新实际上是掩盖了日益增长的金融脆弱,是一种金融上的‘围堵政策’,最终激励基于难以实现的未来的收入流和资产价格预期之上的投机性融资。”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主要是由金融创新工具的广泛应用和失控所造成的。首先,金融创新工具具有自创生的特点。

自创生是指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系统原来无序态失衡(如风险加大,收益降低),金融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产生新的结构、功能、特性,从而出现了与原有系统不同的状态。但新出现的事物由于找不到原型,也就不能利用原有的组织理论来管理,不能按事前决定的方案来控制,这样就出现了失控的可能。其次,金融创新工具具有自生长的特点。自生长在系统科学中指的是系统整体除了“体积”变大以外,其余形态、性质、特点均不发生变化,系统保持不变的结构、功能。当然,自生长是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进行的,但一定是根据组织的内在机理自组织的,通过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平均地”变成整个系统发展的动力,使之整体扩大。例如,证券市场的自生长,是将资金吸入金融生物体内,经过金融生物体的吸收转化,成为金融发展必须的养份,促使金融系统的各个部分相应长大,造成了系统的自生长。但是,由于金融系统自身转化系统可能存在功能,从而可能导致自组织过程中的马太效应(即发展过程中差异逐渐拉大)或者各种资金违规操作,进入市场,导致金融创新市场规模大大超过原生市场的规模,甚至远远超过原生市场,导致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

2•金融市场的被组织方式与金融安全。金融市场的被组织方式是指在金融系统之外,存在着一个组织者,事先设定好目标,指导、控制金融市场的演化,从而实现预定的目标。金融市场的组织者一般指的是政府,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组织、控制称之为金融抑制或金融压制。金融压制对金融体系造成的不稳定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1)政府的计划控制使得金融市场丧失了多样演化的可能。金融体系的失灵、运营、发展、壮大,需要政府之间“看得见的手”来规制,但是由于存在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政府实质上不可能掌握预测有关金融市场各子系统的运营行为。再加上政府作为一个集团,集体选择的时滞较大,成本较高,即使掌握了充分的信息,这些信息也可能出现变化或失真的现象。政府在管理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只能根据金融市场所反映出来的信号,以及政府所掌握的有限信息,进行计划管理,以使得金融市场在预定的轨道中有序发展,却使得金融市场丧失了多样化演进的可能性。例如,在我国的传统体制下,计划经济管理控制着金融市场,全国所有的金融业务被“统一”为一种业务,即银行信贷;所有的银行信贷又由一家大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来做,这种体制几乎彻底消灭了金融业的市场成份,资金的流动运作受到严格约束,统收统支,限制了金融市场的多样化发展(黄金老,2001)。(2)政府行为可能加大金融市场外部正熵的流入。一是预算软约束。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融资过程,企业预期将得到政府的“父爱主义”扶持,那么在投资上就会倾向于选择收益更大、风险也更大的投资项目,加大银行系统的风险。而银行预期到当企业面临债务危机时,政府也不会袖手旁观,从而银行也会冒险加大企业的贷款规模。这就为银行的呆帐、坏帐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加大了银行的支付危机。

像韩国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银行信贷扭曲膨胀,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300%(1996年)。原因就在于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和隐含担保,最终导致资本外逃和通货贬值(钟伟和宛圆渊,2001)。二是垄断行为。政府参与经济管理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垄断利益。而如果国家的各项法律不健全的话,产权界定不明晰,权利交叉重叠,外部负效应加大,反映在金融领域中,也是如此。但政府为获得垄断利益,有可能长期维持这种无效率的产权,从而使金融市场在无效率的状态下长期徘徊,金融风险能力极其微弱。三是寻租行为。在政府主导的融资格局下,政治资源的多寡成为决定企业生存的主要因素。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为获得资金,就展开获得政治资源的寻租行为。政府官员与企业勾结起来,形成金钱政治。这种融资行为并未考虑到资金的安全、风险,并未考虑收还情况,完全是出于巩固政权,寻求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使得整个社会的信贷规模无限膨胀,银行的坏帐居高不下。(3)政府管理引起金融系统的负反馈的发生。在一个控制中,将输出信号的一部分作为输入,再来控制系统的输出,称为反馈。反馈分为正反馈与负反馈。正反馈是系统的激励机制,信息的放大机制,负反馈是系统的抑制机制,信息的衰减机制。政府一般采取等级管理的方式来实施对经济的干预的。但管理的等级层次使得信息的传递时间拉长,环节增多,从而出现人为歪曲信息,或理解错误,或粉饰行为,等等,使得真实的信息难以传递给组织者。那么当系统偏离目标时,就难以修改实施方案,使系统仍按原定的目标演化。超级秘书网

二自组织与被组织对研究金融市场的意义

自组织与被组织都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系统实现有序结构的两种途径。自组织方式强调各个系统遵循客观规律的自然演进,而被组织方式强调人为的控制和干预以达到预定的目的。实践证明,自组织演化优于被组织演化。例如,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优于计划经济,尽管市场经济并不完美。所以,就金融市场的演化来说,自组织方式也是优于被组织方式。然而,在人类的社会中,被组织方式又大量存在,人们总是避免不了用被组织方式来认识控制、管理事物,关键是在运用被组织方式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事物按自组织的方式来演进。那么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就是在政府在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时,如何遵循金融市场的内在规律,在内外力的作用下推动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从而也能够有效地防范单一组织方式对金融体系带来的隐患与危机。

〔参考文献〕

〔1〕钱建娣.政府与金融体系的不稳定〔J〕.财贸研究,2002,(1):

〔2〕钟伟,宛圆渊.预算软约束和金融危机理论的微观建构〔J〕.经济研究,2001,(8):

〔3〕许国志.系统科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4〕吴彤,曾国屏.自组织思想:观念演变、方法和问题〔J〕.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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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影响是复杂的，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理论的分析和实证的检验。

对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经济稳定性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目前未能达成一致。一类观点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可能促进东道国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配置效率，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提高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从而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给东道国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可能将别国的经济衰退或危机输入东道国；当东道国面临经济困难时，外资银行可能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谈儒勇等(2005)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可以调和的，而调和的关键在于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否适度以及东道国是否具备相应的银行开放条件。我们认为，两类观点对我国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银行业低效率运行的现实需要外资银行的进入，而外资银行可能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则需要用精巧的制度设计来规避，新近颁布和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将在后面具体阐述。对于外资入股东道国银行这一特殊途径，巴曙松(2006)认为，外资入股给东道国银行业带来了利益共享者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共担者，有利于金融风险的分散，有利于金融稳定。

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检验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效率、经济金融稳定性影响等方面。在银行业效率方面，Levine（2003）运用47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对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多的国家的商业银行利差收入较大，银行效率较低；Claessens(2001)运用8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减少银行的税前利润和日常开支；Denizer(2000)关于土耳其银行业和Barajas(2000)关于哥伦比亚银行业的发展中国家个案分析则证实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利差收入和提高贷款质量。以上实证研究均得到相同的结论，即外资银行的进入将提高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与其开放度正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又和效率成正比。

在东道国经济稳定性方面，实证研究的结论同理论研究一样，存在分歧。Demirguc-Kunt等(1998)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与银行危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得出外资银行进入容易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结论。另一类观点则支持外资银行的进入，Barth等(2001)研究发现在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少的国家，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较低；叶欣等(2004)研究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将显著降低东道国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巴曙松(2006)提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富效率的金融体系往往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而大部分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都曾采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资银行进入的金融法规和政策，危机后则加快金融重组步伐，更大程度地开放了金融体系，比如日本、韩国、墨西哥和阿根廷。

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路径选择及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可选择路径大致有四种：成立外资独资银行，即法人机构；在中国开办独立的分支机构；购买并持有中国国内银行机构的股份；与中方合资建立新的银行。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途径是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中国加入WTO以来，入股中资银行的方式逐渐受到外资银行的重视乃至追捧；而法人机构的设立在入世过渡期的五年中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随着2006年12月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最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细则的实施，外资银行法人机构的设立将迅速增加。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路径与我国银行业改革和开放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2004年以来我国政府调整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策略，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重点由主要引进外国银行来华开设分支行转移到着力推动中外资银行加强业务协作与股权合作，以促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快中资金融机构重组和改造。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仅2005年就有10家中资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其中包括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3家对我国银行业举足轻重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掀起外资入股的新一轮浪潮。2006年12月11日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最新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一个基本的导向是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将受到一定限制，只能吸收100万元以上的居民个人定期存款。顺应该政策的指导，已有多家外资银行向银监会提交了设立法人机构的申请，目前已有9家经过批准，可以预测“法人导向”原则将有力地促进外资银行在华设立独资银行。

与此相应，外资银行进入路径的不同选择也以不同程度影响着我国的金融发展和安全。外资银行以设立机构进入中国的方式比较而言，设立法人机构比设立分支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不仅加大监管难度，而且容易引入国际金融风险。首先，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没有独立的决策权，资金的调度受境外总行的影响，我国监管机关的监管手段因此受到限制。其次，由于其母行在境外，我国监管当局对其母行的风险难以监测和控制。一旦外资银行母行发生危机，风险会马上波及到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我国存款人债权的保障和清偿无法得到优先考虑。第三，外资银行是一个国家资金进出的重要渠道，其分支机构资金调度由境外的母行控制，可能成为大规模投机资金进出我国的通道，也可能在国内金融危机初显时抽逃资金进一步加剧危机，出现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情形。相比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外资银行设立法人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对金融稳定有利。首先，法人银行作为境内独立法人，是本地注册，由我国监管机构承担主要监管责任，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来监管可能出现的风险；其次，由于受母行经营的影响小，法人银行能够较好地规避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因此从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安全的角度出发，应该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有所限制，或引导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向法人机构转变。我国2006年12月11日全面开放银行业，同时开始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限制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所带来的风险，在全面开放银行的同时又有力维护了我国的金融稳定。

而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我国金融的侵蚀上。2005年以来中资银行加快引资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建行、中行和工行这三家大型国有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引发了关于金融安全的大规模争论。许多学者针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表示担忧，主要就是担忧我国金融的丧失。在我国，直接金融不甚发达，经济体系的资金配置依赖着银行业。银行业的丧失，等于丧失经济体系资金配置权，将严重危害经济。因此对金融的强调意义重大，然而从宏观的角度看，目前中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中居于控制地位，而且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限制仍比较严格，单个外资机构在一家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外资尚无法控股任何一家中资银行，金融仍牢牢地掌握在我国手中。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安全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1．中国金融安全的关键：宏观与微观的区别。

金融安全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指的是通过金融系统的健康和富有效率的经营，保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是一国的宏观调控能力问题（吴晓灵，2006）。金融安全从微观上讲是保持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不因个别机构经营不善而导致系统性挤兑风险。微观意义上的金融安全是为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服务的，对金融安全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微观层面，不能仅仅停留在单个银行或者局部市场的层面。应该在宏观层面上在整个金融体系概念上理解金融安全这个问题。因此看待我国的金融安全不应当只关注单个银行的存亡或计较于中资银行股权是否被贱卖，而是应当考虑如何利用金融业开放与外资银行互利合作，建设一个富有效率、有力支持稳健的金融体系，建立反应迅速、运转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从宏观层面理解金融安全，以整体眼光看待中国目前的金融安全与银行业，我们可以发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体制和观念落后、低效率配置资金、持续浪费公众资金、制造高额不良贷款、危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银行体系。建设安全、稳定和有效的银行业体系，提高其竞争力，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目前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资产回报和资金配置效率，将资金投放到最具有活力的领域和企业，并有效控制信贷风险。

2．外资银行进入有利于提升整体行业效率以促进金融安全。

引发金融不稳定的因素既有外部冲击，又有金融体系不健康的内因，建设健康的金融体系是维护金融安全的根本。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不论是设立机构还是入股中资银行都有利于我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从而从根本上促进我国的金融稳定。如前文所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银行体系的低效运行及其制造的大量不良贷款，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是建设富有效率和竞争力的银行业体系，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和扩张主要通过竞争和示范这两种方式促进中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或法人机构，都加剧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给中资银行巨大的竞争压力，促使他们反思、学习、变革和完善；而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则是直接地为被入股银行带来先进的治理结构和管理理念。在竞争和学习中，在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中资银行改善他们的经营管理，将资金投放到更具有生产力的企业，有效控制信贷风险，从而提高整个银行业的资金配置效率。

3．入世前后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比较。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入世5年来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的扩张和入股中资银行步伐的加快，并未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明显的威胁，反而加速中资银行的改革，而且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地参与中资银行的改革，银行业整体向着更具效率、更加稳定的方向进步。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我国金融安全进行了全面评估，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金融总体稳定，2005年中国金融改革和风险处置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明显增强。”王元龙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课题中，也对我国金融安全做出了“金融基本稳定；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金融运行平稳”的总体评价。总之，外资银行的进入与扩张，会带来一些不利于我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但我国通过金融政策的规定和引导，规避了很大一部分风险。而且瑕不掩玉，外资的进入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有力地促进了中资银行改变落后的治理结构和经营理念，促进了整个银行体系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为我国构建稳健的银行体系注入强心剂，促进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2006年12月11日，我国全面开放银行业，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也势不可挡。

我们不难发现，在宏观上突飞猛进、超常规地引入外资，而不注重基础制度和结构的改革，不注重监管的加强，对于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来说可能是危机四伏的。许多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外资银行进入，特别是外资股权并购银行的行为进行政府管制。因此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坚定地开放银行业，在微观上继续鼓励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在宏观上控制外资进入的比例和节奏，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1．微观层面上继续鼓励外资银行的进入。

从发展趋势来看，金融开放不可逆转，而且中国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过度封闭的金融保护主义会造成资金配置效率的低下，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不安全。从目前来看，外资入股比单纯的引入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示范效应更加明显，对于促进中资银行改革的效率更高。因此在微观层面上要坚定地推进银行业的开放，鼓励外资入股中资银行，促进中资银行竞争力的提高，从而推动整个银行业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

2．宏观层面上警惕丧失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从国际经验出发，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过快推进银行业外资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教训不能忽视，我国在推进银行业开放的同时必须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首先，加快中资银行的改革，促进其市场化运作，成为自负盈亏、自负其责、高效运转的商业银行；其次，监测并关注在华设置分支机构的外资银行母行的经营动向，防止国际金融风险传入我国；第三，监测并限制国外战略投资者的短期投资行为，及时逐个评估国外战略投资者对中资银行改革是否发挥了应当发挥的作用，并据此决定国外投资者能否入股其它中资银行或者扩张其股份比例；第四，继续控制外资持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上限；最后，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国内投资者，鼓励其投资中资银行业。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如何超越“贱卖”的争论与分歧？［J］.dcotor-,2006

［2］谈儒勇，丁桂菊.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5）

［3］吴晓灵.在开放中发展中国金融业［Z］.,2006

［4］叶欣，冯宗宪.外资银行进入对本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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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资源开放性，基于互联网开放共享的特点，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对海量信息进行检索、整理和组织，进而扁平化互联网信息资源，以满足对金融信息的需求，使用户获得金融信息的方式更便捷；二是成本低、效率高，通过P2P直接交易进行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使资金供求信息在互联网中形成“池”效应，资金供求双方可以通过网络平成交易，无传统中介、无交易成本，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和挖掘，能够更快更好地完成风险评估，业务处理速度更快；三是发展速度快，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得到了快速成长，出现了众多互联网金融新模式，如互联网支付、P2P网络借贷、网络小额贷款、众筹融资等；四是风险大，由于缺乏金融风险控制经验，我国信用体系尚不完善，互联网金融的相关法律不健全，互联网金融违约成本较低，互联网金融的普惠特点容易诱发恶意骗贷、卷款跑路等风险问题，其传染隐蔽性、扩展性的特点，可能会波及整个金融市场，甚至引发金融风险。

二、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概况

一是互联网金融企业自身的信息安全相对于传统金融企业仍较薄弱，其中不完善的密钥管理及加密技术将会给互联网金融数据安全和业务连续性带来严重影响，如2013年4月，丰达财富P2P网贷平台遭到持续攻击，网站瘫痪5分钟，2014年3月网贷之家官网遭到恶意攻击等。二是互联网金融企业自身的内部风险控制亟待提高，管理也存在较大局限性，互联网金融企业虽然可以依据大数据来分析用户的行为，监管各种交易风险，但是这些更多的是对微观层面的控制，很难从宏观上进行监控，如2013年8月的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三是用户认识度不高，用户对互联网金融借助的大数据云技术概念和技术缺乏了解，没有考虑自身的需要，完全照搬国外经验，以致资源利用率不高，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四是消费者信息安全防范意识仍旧薄弱，如点击不明链接，遭受木马攻击，导致泄露支付账号和密码以及消费者身份信息等。

三、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风险分类

1．信息技术风险

一是计算机客户端安全风险，目前互联网金融客户端基本采用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陆的方式，缺乏传统金融行业的动态口令、U盾等辅助安全手段，一旦客户端感染病毒、木马等恶意程序将严重威胁互联网金融账户和密码安全。二是网络通信风险，在互联网环境下，交易信息通过网络传输，部分互联网金融平台并没有在“传输、存储、使用、销毁”等环节建立保护敏感信息的完整机制,互联网金融中的数据传输和传输等过程的加密算法，一旦被攻破，将造成客户的资金、账号和密码等的泄露，给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三是互联网金融业务系统及数据库存在漏洞风险，互联网平台面临网页挂马、数据篡改、DDoS攻击、病毒等信息安全风险，数据库系统存在越权使用、权限滥用等安全威胁。

2.业务管理类风险

一是应急管理风险，绝大多数互联网金融企业没有较好且完备的应急管理计划和灾备系统，业务连续性较差，一旦发生电力中断、地震等灾害，将给公司造成非常大的损失乃至导致破产。二是内控管理风险，互联网金融企业大多存在内控制度的建设不完善和执行力欠缺的问题，员工的不当操作以及内部控制的失败，可能在内部控制和信息系统存在缺陷时导致不可预期的损失。三是外包管理风险，目前大多数互联网金融企业基本采用外包的形式为企业提供业务或技术支持。如果缺乏业务外包管理制度或未明确业务外包范围，将导致不宜外包的核心业务进行外包，出现泄密风险。四是法律风险，目前有关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缺乏监管措施，这些将影响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

四、构建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风险体系

1．建全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

一是完善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制定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行业标准，提高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安全准入门槛，明确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法律地位和金融监管部门以及政府监管职责和互联网金融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从而搭建起互联网金融法律体系。二是构建包含一行三会、司法和税务等多部门的多层次、跨行业、跨区域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三是提升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加强信用环境建设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畅通互联网金融消费的投诉受理渠道，逐步完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框架，建立消费者保护的协调合作机制。

2．建立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技术标准

建立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技术标准，增强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协调联系机制，加强信息安全风险的监测和预防工作，加快与国际上有关计算机网络安全的标准和规范对接。整合资源，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数据库，以实现数据的归类整理分析和实时监控业务流程。

3．加强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技术体系建设

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系统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加之“棱镜门”的出现，使我国互联网金融计算机系统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因此，必须加强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技术体系建设，在核心软硬件上去除“IOE”，开发具有高度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使在互联网金融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使用国产化软硬件设备，提升互联网金融的信息安全风险防范能力，加大对信息安全技术的投入，以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为基础，建立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标准体系，应用PDCA的思想，从整个信息系统生命周期来实现互联网金融长期有效的安全保障。

4．建设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应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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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年底开始，特别是今年5月份以来，越南发生了一系列的经济风波。受此影响，我国外贸企业对越南的出口和投资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下滑势头有所显现。

面临风云变幻的国际经济局势，出口信用保险已经成为我国很多外贸企业“走出去”的保护措施；而越南金融危机的发生，也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中国信保”）再一次承担了为我国企业对越投资、出口保驾护航的重任。

越南经济急转直下，贸易风险陡然激增

在过去的10年里，越南一直是亚洲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年均经济增长率维持在7.5%的高水平上。由于大量的海外资金看好越南，流入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和热钱持续累积。直到2007年下半年，越南一直是世界投资机构的宠儿。而为了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越南政府也对物价上涨、经济过热等现象保持了较高的容忍度。

不过，今年以来，随着越南的多项经济指标亮起红灯，人们对于越南经济的信心也急转直下。数字显示，5月份越南国内的通胀率达到了25.2%的恶性通胀水平，为13年来新高；今年1～5月份的贸易赤字达到了144亿美元，已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数额。“越南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增长过快，特别是虚拟经济部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

越南金融危机的出现和深化，对我国企业的对越出口和投资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现在，我国在越南投资的企业普遍面临生产成本加大的问题”，越南中国商会副会长贺长顺说，“另外还有一些企业出口到越南的货物无法议付，因为越南的美元比较紧缺，现在不少货物只能积压在港口”。同时，由于越南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企业的对越出口难度加大，客户的不稳定性增加，收汇风险加大。

据统计，以河北省为例，今年4月份，河北省的对越出口额达到6687万美元，但进入5月份，对越出口额迅速回落到4347万美元，环比下降35%，呈现出明显的下滑态势。

信用保险促进对越贸易，中国信保保障外贸安全

面对愈演愈烈的越南经济风波，如何保护中资企业的对越贸易安全？这是中国信保一直在思考和破解的问题。中国信保在国内有23个营业机构，在伦敦等地设有海外代表机构，与全球诸多政府部门、金融保险和法律等机构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已经形成覆盖中国、走向国际的业务服务网络。

越南是我国在东盟地区的重要经贸伙伴国之一，也是中国信保在该地区业务开拓的重点市场之一。中国信保一直都在关注越南的经济风波。目前，中国信保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和投资保险3个产品，可以保障企业对越南出口以及投资的安全。

有了这3项信用保险产品，一旦企业投资所在国发生汇兑限制、征收、战争及政治暴乱、政府违约以及承租人违约等风险，中国信保可以向投保企业提供经济损失赔偿。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越南双边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信保支持企业对越南出口和投资的作用逐渐显现。2002年，中国信保支持我国企业在越南开展了短期险业务，承保规模为158.3万美元；到了2003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了3508万美元。此后，中国信保对企业开拓越南市场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2007年，中国信保支持企业在越南出口和投资总规模已经达到了19.25亿美元。

2008年5月，在中国信保承保的出口越南项目中，有一笔200多万美元应还款到期，越方向中国出口商提出延期一个月支付的请求，经过双方协商，最终越方在拖欠10天后支付了款项。“这是越南中长期业务中首次出现债务人请求推迟还款的事件。从中可以看出，目前越南项目还款因货币危机而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在出现支付困难时能主动与债权人保持积极沟通，这说明越南目前债务偿还意识以及主观信用仍较好”。该项目负责人说。

关注越南经济动向，加强信用风险防范

虽然国际经济风云变幻，面临着很多难以预知的风险，但是国内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仍有待提高；还有一些企业虽然对信用风险概念并不陌生，但对信用风险的防范以及有关工具的使用还远远不够。据有关部门调查：目前我国93%的出口均是在没有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和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的。对于这种情况，越南经济风波的爆发又一次为国内外贸企业敲响了警钟。

中国信保一直致力于开展信用保险宣传，提高企业风险防范意识，帮助企业提升信用管理水平。自2005年起，为了帮助我国企业把握全球信用风险，中国信保开始以中国视角绘制的全球信用风险“地图”——《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在这份国别信用风险图中，中国信保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金融、社会状况等，从中国视角将韩国、日本、英国、美国等60个和中国外经贸交往密切的国家所存在的国家风险划分为九级。根据评定，越南的国家风险被评定为五级，亦位居国家风险较高水平之列。

今年以来，中国信保也对越南当前的通货膨胀和货币危机状况给予了高度关注，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具体包括以下4个方面。

一是如果发生保险责任内的风险，中国信保按照保单规定及时向投保企业进行赔付，确保企业经营不受影响，能够可持续发展。

二是收集和整理动态信息，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研究，注重风险的过程追踪管理，强化风险监测和管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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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业银行金融安全述评

我国对商业银行金融安全相关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起源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针对金融安全，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有关负责人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是完全不被自己掌控的不安全，另外是完全被自己掌握但做得很差，应该在两者之间寻找一种安全状态。就商业银行金融安全而言，是银行能够凭借各种手段保证本期和预期的偿付能力以及银行正常功能和经营秩序，其机理是银行发挥正常功能和经营秩序，银行资本及流动性足以抵御和消除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实际或潜在的挤兑威胁和侵害，把风险控制在偿付能力的状态之中。银行预期收入的现值足以清偿债务，且有现金支付本期债务，从而实现商业银行金融安全。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安全实际上是一种低效的金融安全，是以牺牲金融效率为代价的。商业银行金融安全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应该在效率和安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做出符合现阶段以及衔接将来发展的决策，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商业银行金融安全的本质应该是高效率下的安全，既不能为安全牺牲效率，也不能为效率而丧失安全。一个低效率的脆弱的金融体系尤其是商业银行体系，会直接妨碍一个国家稀缺资源合理、有效的分配，从而对该国经济成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重大影响。而且，在金融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中，一个低效率的银行体系一旦受到国内外冲击，有可能会导致系统性信用紧缩、金融恐慌、动摇公众信心，从而危机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导致经济严重衰退，引起社会动荡，爆发全面的经济危机。因此，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安全问题的重点应该是如何提高商业银行体系的运行效率，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确保其经营的稳健性和安全性。

二、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安全状况

我国金融安全问题，当前主要表现为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作为我国金融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银行，经过多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制度缺陷、体制脆弱性等原因，我国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较高。在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对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是外资银行大量进入以后引起的金融竞争、制度冲击和政策干扰。由于这些风险的存在，使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的稳健性受到影响。

首先，我国银行业自身管理能力和管理制度上存在着不少影响金融安全的隐患。商业银行缺乏有效的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实际资本金充足率不符合《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仍远低于8%的国际标准；服务手段落后，缺乏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发达的业务网络，电子化程度较低；经营管理方式落后，过去较少考虑运营成本。例如，只考虑存款数额，而不考虑吸收存款的成本及存款的运用情况。符合银行商业化管理要求的资产负债管理才刚刚起步；资产结构单

一、流动性差，仍以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为主，而消费信贷、衍生金融工具、资产证券化、咨询、管理信息服务等新兴业务发展明显不足。网络银行刚刚起步，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不足15%，近些年来虽然有所改观，但资产结构仍处于严重不合理状态；内控制度不严，中央银行的监管水平尚不能满足金融业发展的要求，缺乏完善的法规体系；由于内控不严、监管体制不完善以及历史原因形成的呆账、坏账使不少银行存在着发生危机的隐患。

其次，金融资产质量差、流动性下降，发展后劲不足，金融安全基础不牢。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是指金融资产在无损状态下迅速变现的能力。资产流动性水平越低，其经营风险水平越高，银行抗击意外冲击的能力越弱，发生大的银行危机的概率就越大。（1）我国金融业流动性资产对全部负债的比例不高。1999年末这一比例没有出现以20%(一般20%以上较为合理)为中心线的波动特征。这表明我国银行流动性资产对整体资产的结构并不合理，收益性与流动性未能很好地结合起来。（2）资金周转缓慢。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全部贷款的年周转速度平均为1.06次，其速度始终在低速区徘徊。（3）贷款收息率低。各金融机构不仅大量贷款不能按时收回，而且贷款收息率也很低。据统计，到1999年末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利息收回率平均不到50%。（4）存差有增大的趋势。近几年来，一方面由于银行开始重视资产质量，谨慎地进行贷款投放；另一方面由于一些效益好的企业大批上市，采取直接融资方式而减少了贷款，使银行有效益的贷款大大减少，形成一些信贷资金的闲置，这些闲置资金只能积存在金融机构或在金融机构内部循环，既削弱了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也影响了银行的收益和稳定性。（5）2000年末我国上市公司已达1081家，股票市值占GNP的27%，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分业制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冲击，使商业银行积聚劣质客户和资产结构短期化，使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下降，风险更加集聚，安全度下降。

第三，银行不良债权比例较高。反映银行债权质量最直观、最简单的统计指标是不良贷款率。近几年来，我国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呈上升趋势。据有关资料，到1996年末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己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4%；1997年末不良贷款比率上升到29.2%。其中，无法收回的呆账约为4%，呆滞贷款约占12%；1998年末不良资产比例上升到30%以上。近几年来这一比例更高，仅此两项就超过了银行自有资本。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我国金融风险仍然呈逐年升高之势。银行内部稳定性这一子系统是现阶段整个经济金融领域中安全程度最低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风险已经成为影响银行系统能否稳健经营的重要因素，其银行资本充足率1999年仅为5.51%，大大低于8%的国际警戒线。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收益率亦较低，有些银行甚至出现明盈实亏的现象。由此可见，我国银行业引致的金融风险隐患仍然处在危险的边缘，应当予以高度警惕。为了银行自身的安全，必须改变现有的银行制度。

三、商业银行金融安全对策

银行最终安全是银行正常功能的发挥、经营秩序的完善和银行自身的发展。具体表现是在信贷资产质量、非信贷类资产质量、表外资产质量的提高，最终表现为利润增加、支付能力和竞争力增强等方面。因此，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防范我国商业银行危机的发生。

（一）保持国内良好的经济金融环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国内银行综合竞争力。鉴于目前我国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国内脆弱的金融体系，特别是国有银行体系，所以防范外资银行大量涌入的风险其最根本的立足点应放在国内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上。脆弱的国有银行体系之所以还没有倒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这些年来国内经济快速增长有关，经济快速增长使得新增存款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而快速增长。然而，问题在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后劲在减弱。经济增长率如果不上去，不能维持高速度，那么原先在高速增长隐藏下的金融风险必将充分暴露，所以保持国内经济适度增长已是我国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国内银行的综合竞争力，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当务之急。国有银行既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又是我国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所以在今后的3～5年内必须把我国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成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具有一定竞争能力的现代化大型商业银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抓紧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综合改革。新晨

（二）循序渐进，有步骤、有控制地推进商业银行对外开放。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看，银行业开放的程度与银行机构的脆弱性呈负相关关系。银行业开放程度越高，银行机构质量就越高，其脆弱性反而越小；相反，银行业开放度越低，银行机构质量也越差，银行脆弱性就越高。

我国当前的状况是：一方面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经济金融基础又十分脆弱，构成经济微观基础的国有企业产权软约束，经济效益不理想；构成金融微观基础的银行同样缺乏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银行资产质量低下，不良债权情况严重；既未建立有效的企业内控制度，又没有外部健全与完善的监管体制。在这种背景下，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一定要慎重。由于银行服务业的特殊地位，如今各国在开放过程中给予银行业一定的保护已成为国际惯例。即便是发达国家，对银行业的开放也是慎之又慎。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与做法，我国在对外资银行进入方面：（1）适当控制外资银行来源国分布、总数以及分支机构数量；（2）资产增长及规模的限制；（3）限制外资银行对我国银行业的股权持有。通过这些保护性措施，确保中资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份额，以防止外资银行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经营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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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作为现代经济生活中最为简便、安全、快捷的一种信用消费工具，不仅引发了金融消费方式的革命与创新，更为推动推动金融经济向更为广阔的领域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

在我国信用卡产业参与金融全球化态势下的国际竞争的背景下和深入研究信用卡的发展历史的同时，更需要分析信用卡业务的风险所产生的背景、信用卡业务经营中的安全风险和强化信用卡安全监管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为使我国信用卡产业的有序健康发展，就必须着眼于实际、综合分析，并阐明观点、提出建议。

在上述背景的前提下《论信用卡业务的风险及其防范措施》应依据国内外的相关资料，在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而产生于金融领域中的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金融创新产业，通过分析不同阶段的信用卡发展状况及其水平以及未来发展的前景，通过比较中外信用卡业务的发展过程，深度剖析信用卡的安全风险，并提出保障信用卡安全的意见和建议，为完善信用卡安全机制提出了发展思路。

二、选题依据

1. 与选题相关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虽然信用卡业务在国内起步较晚，但在国外信用卡产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对于信用卡业务的研究也有比较深入的见解。xx年，美国戴维h布泽尔在其《银行信用卡》中队银行信用卡业务的风险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对美国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的经营与管理进行了权威的分析与介绍，并提出了一些其所在的弊端。xx年美国戴维s埃文斯、理查德斯默兰在《银行卡时代消费支付的数字化革命》中总结信用卡支付产业的发展教训，分析了制度与技术聚合而起的新经济对支付产业的深层影响，解释了信用卡产业的影响魔力。相比较国外的研究，陈建在《现代信用卡管理》〔xx〕、尹龙《信用卡业务管理与监管制度发展》、毕曼《中国银行信用卡业务的发展与回顾》〔xx〕等对于我国信用卡也务的风险与防范做深入的研究，但从国外信用卡业务的风险管理与我国市场现状来看，信用卡业务的风险防范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迫在眉睫的必然选择。

随着金融经济在金融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态势，以知识为载体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不断加剧，信用卡产业全球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信用卡市场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就必须成立独立核算、专门管理的信用卡业务中心，并实行高度专业化分工，加强发展信用卡监管原则，健全信用卡法律体系。建立一套较为科学、实用的风险防范与评价体系就是一个非常有应用价值的研究课题。

2.与选题相关的参考文献

[1] 虞月君. 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模式研究[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xx年版

[2] 陈建. 现代信用卡管理[m]. 北京：中央财政经济出版社， xx年版

[3] 戴维h布泽尔. 银行信用卡[m].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xx年版

[4] 尹龙. 信用卡业务管理与监管制度发展[j]. 中国信用卡， xx年第2期

[5] 刘沛、卢文刚. 金融安全的概念及金融安全网的建立[j]. 中国信用卡，xx年第2期

[6] 马丁迈耶. 大银行家[m]. 海南：海南出版社， xx年版

[7] 陈勇、胡改琴、胡雪琴等. 我国商业银行信用卡操作风险控制研究[j]. 现代经济， xx年第8期

[8] 张倩、张云志. 刍议我国信用卡业务的发展及风险监管[j].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 xx年第10期

[9] margaret. credit reporting system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m]. the mit press，xx年版

[10] 赵永林. 信用卡安全机制与法律问题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 xx年版

[11] 王娜娜. 信用卡业务历史沿革研究[r].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生产力研究， xx年

三、研究方案

1. 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归纳我国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的风险来源，明确我国信用卡业务的发展现状

二、通过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等国外的信用卡业务风险、管理的先进经验。找出我国信用卡业务发展中所体现的不足

三、通过研究现有的背景情况，结合所学的知识，分析出我国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的风险管理的措施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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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审计工作

 

金融审计包括对国家中央银行、国家政策性银行、国有及控股的商业银行、保险业、信托业、证券业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审计，是审计机构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合法和效益进行监督的行为，它既具有金融监管的部分职能，又有自身的独立性和综合性，能够以独特的视角，为国有金融资产所有者提供全面、可靠的信息，为宏观决策服务。

一、金融审计的地位和作用

金融审计是国家审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年来，伴随着审计领域的不断拓展和审计重点的逐步变化，金融审计紧紧围绕“防范风险、提高效益、规范管理”的总体目标，全面审计，突出重点，严肃查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金融案件，在整顿和规范金融秩序，维护金融安全，完善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市场经济运行的实践充分证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金融审计作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手段, 是金融危机中风险防范的一个重要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有了长足发展。但是，金融业作为一个特殊的高风险行业，多年来所积聚的风险日渐显露，如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势必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给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深重危害。在当前这场史无前例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之时，更应该重视金融审计，发挥其在防范金融风险中的积极作用。

二、当前我国金融审计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金融业国际化的趋势日趋明显，金融审计所依赖的金融环境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这就要求金融审计工作也要不断创新和深化。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职能，为宏观金融改革和发展服务，是从事金融审计工作人员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1、金融监管严重缺位。目前我国金融业实行的是分业监管，监管机构主要是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近年来，虽然监管力度大大加强，但各部门法律责任不具体，监管职能不明确，在实际工作中又各自为政，缺乏沟通和协作，未形成统一、有效的监管机制。同时，“一行三会”既有自身的业务又要负责监管，既具有规则制定权、执行权又有监督权，势难做到监管到位而不越位。

2、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审计空缺。目前，我国金融审计的主要对象是金融企业，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审计较少。近年来审计工作中发现的某些问题，虽然表现在金融机构，根源却在经济体制、金融体制和监管体制等方面。

3、对非国有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的审计不力。。目前国家审计的对象基本局限在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对管理水平低下、潜在风险比各大银行更为严重的农村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之类的非国有金融机构却很少过问，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也不太理想。

4、审计技术、方法与手段落后。由于金融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不断创新、会计作弊手段呈现出的高科技化、电子计算机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等原因，传统的审计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现代金融审计的需求，其主要表现为：没有科学的审计标准和程序，计算机运用程度和深度不够，审计方法缺乏创新，对创新业务审计缺乏有效手段等等。。

5、审计力量严重不足。一是无论是国家审计还是内部审计人员的数量都难以满足实际需要。以内部审计为例，目前中国银行业内部审计人员仅占银行员工的1%，而在国外这一比例是5%。二是金融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新的金融业务不断出现，金融活动方式的技术含量不断增加，金融行业的政策、法规与业务知识不断更新。但是，我国金融审计人员多数仍只凭经验办事，缺乏扎实的业务理论知识。

三、进一步发挥金融审计作用的建议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审计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金融危机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和突发性，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经济发展，破坏社会稳定。应科学地分析当前我国金融业面临的形势，认真思考金融审计发展思路，进一步完善深化金融审计工作，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消除金融风险，发挥好金融审计的职能作用：

1、围绕防范金融风险，树立全新监督理念。金融审计必须树立全新的监督理念，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以便在防范金融风险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第一，要实现合规性监督向风险性监督的转变，有效揭示金融风险；第二，要实现事后监督向事中、事前监督的转变，变被动为主动，防患于未燃，提高监督效能；第三，要实现突击性监督向经常性监督的转变，以降低审计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当然，这更多地依赖于内部与外部条件的根本改善。

2、整合监管机构职责，加强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审计。应从我国实际出发，将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重新整合：由央行、证监会、保监会和财政部负责制订规则，审计机关依法对规则的制订、实施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监督。另外，对金融监管部门的再监督是金融审计工作的一个重要职责。应加强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审计，发现国家及其金融监管机构在体制、国家政策法规、监管体系和监管方式等方面的不足和漏洞，使金融审计更好地为金融监管服务，这是新形势下金融审计工作的必然选择。

3、积极探索创新，进一步深化金融审计工作。在审计目标上，将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促进管理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在审计对象上，在继续加大对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审计力度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外资金融机构和非国有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审计，深化对人民银行财务收支和银监会等监管机关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在审计内容上，在继续对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真实性、业务合规性和制度有效性开展审计的基础上，围绕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围绕把握总体财务状况，围绕促进监管机关履行职责，进一步深化金融审计内容。此外，要紧紧把握信息技术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完善审计手段、改进审计方式。

4、加强金融审计队伍建设，更好地履行审计职责。金融审计工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鉴于金融审计具有宏观性、专业性、系统性强，政策法规多、部门间业务差别大等特点，金融审计人员必须具有扎实的审计、会计、金融、法律、计算机等专业技术知识和敏锐的分析判断能力。为此，金融审计人员必须通过不断加强学习和培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工作技能，才能具备揭示金融风险的能力，才能在促进防范金融风险方面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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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我国商业银行及中小存款人所面临的金融风险正逐渐加大，因此，是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国内金融界、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日本作为东亚唯一的经济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步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其后几经改革，最终形成了由政府与银行彼此协作的存款保险制度。本文将就日本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及其改革进行粗浅的探究，以期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

一早在二战之前，日本就提出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设想和建议，但遭到银行当局的否决

战后初期，随着日本经济的重建和复苏，金融制度和银行经营体制表现出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倾向，1955～1956年，日本先后发生3次银行经营危机、本论文由整理提供8次信用金库经营危机。鉴于此，1957年1月，大藏省向国会提交了《存款保障制度基金法案》和《保全金融机构经营的特别措施法案》等，但遗憾的是两法案均未能获得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再次搁浅。

进入20世纪60－70年代后，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对金融市场的健康、快速运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市场流通资金不足及企业运作资金缺口不断增大问题成为日本政府和金融部门面临的两大难题。促进金融体制改革，引进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竞争机制，可有效缓解此等难题。但是，在引入银行竞争机制的同时，保护广大存款人利益、建立公平的问题银行处置机制、维护金融体制稳定也成为必须。在此背景下，建立强制性的存款保险制度事宜再一次提上议事日程。

1971年4月，众、参两院一致通过了大藏省制定的《存款保险法》，同年7月，日本存款保险机构（DepositInsuranceCorporationofJapan,简称DICJ）成立，至此，日本存款保险制度终于正式建立。该制度成立之初，内部组织机构并不完全独立，其理事长由日本银行副总裁兼任，理事长、理事及专业金融人士（7名以内）共同组成存款保险机构的决策核心营运委员会。其业务范围也十分有限，仅限于收取保险费用和支付保险金。其原始资本金和存款保险限额也很少，前者仅为4.5亿日元，分别由日本政府（财务省）、日本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三方各出资三分之一筹集。后者的上限仅为100万日元。尽管如此，存款保险制度毕竟在日本建立了起来，这走出了日本建立健全金融安全网的关键一步。

从上述日本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曲折过程来看，推动日本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主要因素大可有三：其一，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没有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可能再度搁置。其二，金融市场的需求。在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满足企业资金需求，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要求催生了日本存款保险制度。其三，政府的风险防范意识。日本政府意识到引进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竞争机制，提高金融市场效率，虽然可以满足国内金融市场及企业的资金需求，但同时也必然使金融风险增大，存款人的利益也受到威胁。正是这一较为清醒的风险防范意识，使日本政府在引入金融竞争机制的同时，适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

二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经济产生并崩溃后，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不断恶化，为进一步防范金融风险，日本政府通过修改存款保险法，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了数次改革，存款保险公司不断被赋予新的职能与权力

第一次改革，1986－1992年。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快速升值，地价、股市价格随之飙升，实施金融自由化也成为日本政府追求的经济目标之一，原有存款保险制度中的一些规定显然已不能适应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要求。在此背景下，1986至1992年，日本政府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了第一次改革。

这次改革的内容主要为：1．提高存款保险限额和存款保险费率。前者由1974年的300万日元提高到1000万日元，后者由1982年的0.008％提高至0.012％。2．实行暂时支付制度，即从1986年起在保险存款正式赔付之前，存款保险机构DICJ先对每一存款人支付上限为20万日元的保险存款。3．增加财务求助方式。

这次改革虽然并未改变1971年该制度建立之初确定的限额保险制，但是实际上已开始实施事实上的全额保险制，因为在处理破产金融案例过程中，破产处理费用大多由DICJ通过资金赠与方式对“偿付”成本之内的存款予以保护，而超出部分由救济金融机构或关系密切的民间金融机构负担，DICJ、救济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三者联手实行了存款的全额保护。尽管此次改革对存款保险制度的总体结构未做实质性的改革，但事实上的全额保险制度有效保障了日本银行体制的安全运作，在1992年以前，银行的破产赔付记录为零。

第二次改革，1996－1998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金融机构破产呈快速蔓延之势，解决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不良债权，妥善处理金融机构破产遗留问题，维护银行信用和金融秩序稳定，成为日本政府必须应对的重大难题。在此背景下，1996年至1998年，日本政府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了第二次改革。

这次改革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强化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并扩大其权限。据1998年修改后的《存款保险法》，存款保险机构DICJ有权向可继续经营但资本不足的银行注入公共资金，购买有偿付能力的银行的不良资产；DICJ有权融资并由政府提供担保；政府授权DICJ设立附属公司即处置回收公司来回收不良贷款；DICJ有权对破产金融机构追究民事和刑事责任，并与处置回收公司合作追索债务人隐匿的资产；授权DICJ设立日本过桥银行以接管问题银行；经营运委员会确认，DICJ可应普通银行的申请购买其优先股，总额为13万亿日元。

为有效发挥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日本政府对金融监管体制也进行了配套改革，放弃由大藏省把持金融机构监督权的集权式监管体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于1998年6月成立由内阁府直接管辖的金融监督厅，金融机构设立的认可、登记和废止以及对金融机构的检查、处分等管理、监督工作，全部由金融监督厅负责。同年12月，日本政府又成立了金融重建委员会，在金融危机时协助首相处理危机事宜。2000年，再次调整金融监督厅的职责，金融监督厅更名为金融厅，将原属于大藏省的金融政策制定权移交金融厅，由金融厅负责对银行、证券及保险等各金融行业的统一监管，有效配合了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发挥。

经过这次改革，日本完成了由限额保险制向全额保险制的转化，使存款保险机构的作用和权限有了较大的提升，且实现了存款保险机构与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在金融监管部门和存款保险机构的联合努力下，有效地控制和避免了银行挤兑风潮和金融恐慌。

第三次改革，2000－2005年。进入21世纪后，日本经济在经历了泡沫破灭、停滞之后，逐步进入恢复和低速增长时期，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要求，日本的存款保险制度又进行了第三次改革。

这次改革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有：

1．调整存款保护范围。2000年5月再次修改《存款保险法》，将受保险存款的范围扩展到可记名银行债券、公共基金存款、依照特别法律成立的公司的存款以及存款利息，合作金融机构联合体也被纳入受保金融机构范围。

2．将各类存款分为特定存款和其他存款。特定存款指普通存款、专用存款等，此类存款仍实施全额保护，其全额保护延长至2005年3月；具备无利息、存款人随时可提取、用于支付和结算三个条件的存款属于支付专用存款，此类存款实施永久性全额保护；上述以外的受保存款由全额保险过渡为限额保险，赔付上限为1000万日元。

3．扩大DICJ的财务救助范围。允许其对破产金融机构进行业务转让过程提供财务救助，或待其业务转化和重组后向其提供补充财务救助，或为保证债权人的权益而向破产金融机构提供财务救助。

4．适时调整存款保险费率。2002年取消特别保险费，保险费率按照特别存款和其他存款两类分别征收。特别存款费率由1996年0.048％提高至0.094％，其他存款保险费率为0.080％。2003年再次调整存款保险费率，将一般保险费率分为按照支付结算存款和一般存款两类征收，支付结算存款保险费率为0.090％，一般存款保险费率为0.080％。2005年又提高了一般保险费率，支付结算存款保险费率为0.115％，一般存款保险费率为0.083％。2006年则将支付结算存款保险费率降至0.110％，一般存款保险费率降至0.080％。

经过这次改革，日本在全额保险的基础上，建立了定额保险制，使存款保险制度更能适应金融及银行体制的变化要求，从而更好地发挥其维护金融稳定和银行信用、保障存款人利益的职能。

总之，通过上述数次改革，日本逐步建立健全了由政府、银行及民间金融机构共同协作的存款保险制度，不仅在保护存款人利益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强化政府对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监管，有效维护金融秩序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日本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及其改革对我们的启示

（一）健全现代金融安全网要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日本金融业的发展及存款保险制度的不断改革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时代，银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金融风险也在加大，因此，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障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业的稳定是政府及金融机构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即是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在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过程中，往往由中央银行或各级政府承担债务清偿的责任。随着市场经济和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中央银行或各级政府已无法承接破产金融机构的巨额账单，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不仅给各级政府机构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且直接导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不能有效施行。因而，现代金融体制及银行业的快速发展要求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同时，根据国际经验，在现代金融体制下，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健全的金融安全网至少应包括三大机构：拥有最后贷款人职能的金融机构、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存款保险机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已先后建立负有最后贷款人职能的中央银行及负责银行监管的银监会，目前，我国要建立健全金融安全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已成为必须。

（二）存款保险制度可有效处理银行危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存款保险制度的相应改革表明，在存款保险制度下不断根据金融形势调整存款保险费率，并成立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专业化机构可有效保障银行及中小存款人的利益，直接有效地处理银行危机。近年来日本存款保险机构运用融资、购买和接管法等已经处置了数家银行和信用联盟及数十家信用组合的破产案。同时，由于存款保险机构负有对问题银行承担保证支付的责任，这对存款人在心理上产生积极暗示预期，从而有效防止了银行挤兑风潮，稳定了社会秩序。超级秘书网

（三）存款保险制度的合理运作必须有完善的立法体系来保障。日本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都是通过立法程序来完成的。自1971年《存款保险法》制定以来，在数次修改该法案的同时，日本政府又先后制定并实施了《存款保险的补充条例》、《金融稳定化法》、《金融再生委员会设置法案》、《债权管理回收业法案》等等一系列法案和条例，从而构成了一整套健全的金融保险法律保护网，使存款保险机构在发挥职能时，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效地提高金融体系抗御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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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期贷体现大量交易者的预期，利用期贷信息服务实体经济，可以发展现代贸易流通，安排商品生产，建立“期货农业”模式，建立产业化信息体系。利用期货信息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利用信息开发培育更完善的期货市场功能。

关键词：期货信息贸易政府宏观调控

信息资源在现代社会中不仅是微观经济单位决策的基本依据，而且会改变经济形态、甚至影响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因而具有卓越的战略意涵。此外，发达的信息资源体系亦是大国崛起所需的基本要素。

现代市场体系中，期货体现着大量交易者的预期，对大宗商品和金融资产价格具有良好的促发或引导作用。经过深加工的期货交易信息还可以成为经济的晴雨表，能更好地被用于观察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国际实践表明，掌握期货信息资源，并充分合理利用，不仅有助于健全市场机制，增强市场活力，而且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对于我国来说，期货市场方兴未艾，很多部门和民众对期货所隐含的信息却又认识和利用不足。借鉴国外经验并根据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途径加大期货交易信息资源的开发力度，并向全社会传播推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利用信息安全维护金融安全，美国金融危机的警示

经济和金融安全是所有国家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在以往，经济或金融安全主要从国外和国内的经济和金融内部运行机制进行考虑，但是2007年美国次级债危机向金融危机的演化则警示人们：信息安全的内含在发生深刻变化；信息资源的开发、披露、传播和利用必须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的重要内容。

1、美国金融危机中隐含的信息披露难题和监管困境

2007年美国爆发次级债危机，2008年又演化为冲击全球金融安全乃至实体经济安全的严重金融危机。关于这次危机的产生机制究竟如何，尚在经济学家的研究之中，但是衍生品在危机中的作用也成为无可否认的关键一环。客观考虑，衍生品是一个中性的工具，所有的衍生品最初的设计目的都是用来防范或转移风险。那么，美国金融危机中场外衍生品(其实只是CDS)怎么推动了危机的持续蔓延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CDS等信用衍生品存在严重的信息披露难题。

首先，资产负债表无法显示市场隐含的巨大风险。在金融机构从事衍生品交易活动后，会计平衡表仅能记录表面上的资产和负债信息，很难揭示出实际隐含的风险内容和风险规模。正因如此，作为表外业务的衍生品交易就可能会逆转、加速或者减弱资产负债表的风险。因此在危机产生后，美国大量金融机构出现大规模资产减计和流动性不足，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危机的传播和演化。

其次，OTC衍生品交易缺乏足够的报告制度和披露制度。监管当局、交易对手方及其他机构很难对公司信用等级和交易情况进行准确评价。当市场承受压力时，缺乏关于某公司市场及信用风险方面的信息，以及对公司风险管理能力方面的信息，从多方面冲击了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一是，在谣言、市场恐慌等不利信息作用下，使债权方撤资，最终损害公司的融资途径。二是，导致市场参加者进行防御性头寸调整。

2、不合理的现代信息传播方法也促成了美国金融危机

互联网在世界金融体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和有益的作用。“十多年来，互联网使信息民主化的作用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它能赋予个体投资者力量，让混乱的金融市场更加透明，并且创造出了新一代的普通投资者，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投资从标准普尔500指数到棕榈油期货的任何东西。”“信息需要自由，信息能够创造一切”到21世纪达到了顶峰。

但是，信息自由也造成了金融中不同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等。这种不对等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付费信息与不付费信息之间存在差异，使投资者划分为有能力获取信息的人和没有能力获取信息的人。其二，信息分析能力的不对等。普通投资者在享有信息自由的同时，往往会淹没在数据当中，无法全面了解和深入评估其投资的产品。而交易商、银行业者和金融策划师则建立起了随时跟踪、分析和选择各种信息和产品的捷径。因此，那些大量数据形成的数据迷雾“帮助华尔街一些自作聪明的人像玩电脑游戏一样轻易地劫持了全球经济——凭借的是即时信息和数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

因此，避免下一次类似危机的办法就是改进信息资源的传递机制，加强互联网整合信息的能力，使所有的普通投资者、政府以及监管机构能合理享有和充分利用金融产品信息。今后，金融体系必须能够对信息做出解释：现在的金融市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该警惕什么。

3、建立以期货交易所为模式的正规交易平台和信息平台是实现金融安全的基本归宿

客观而言，美国金融危机中的CDS等信用衍生品是非常好的风险管理工具。其之所以发展成为危机的“肇事者”之一，关键的原因是存在着严重的信息披露不足和监管困难。作为场外交易的衍生产品本身就具有表外性，因此信息披露和监管本来就具有与生俱来的缺陷。这从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场内交易期货和期权的安全性和重要性。在危机过程中，那些在期货和期权交易所进行衍生品交易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并没有出现大规模亏损和倒闭。因此，从衍生品市场的角度看，实现金融安全，防范金融危机，应将加强场外交易的金融衍生品信息机制重新构建。可以选择的方式有：第一，将部分场外交易的衍生品移植到期货交易所进行交易。第二，场外的衍生品应选择合理的交易系统或平台。第三，利用清算所或者期货交易所的清算所对衍生品进行集中清算。这些选择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合理的信息披露途径，使更多的投资者能够有机会对交易产品的价格信息和风险特性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同时也有助于监管层对衍生工具交易过程隐含问题的展开动态持续监管。

4、信息安全范围扩大成为影响金融安全的重要内容

一般看来，信息安全的解释和理解或从技术角度考虑，或从保密角度考虑，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忽略了基于经济和金融安全角度的信息安全问题。从美国金融危机可以看出，信息安全的内含和外延都应有所扩大。不利于实现经济安全或者金融安全的信息体系必然隐含着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安全或信息不对称问题。从理论上看，信息内容上的不完全、信息传播体系的缺陷甚至信息需求者对信息分析能力的巨大差异，都应构成信息安全理论的新的要素。

所谓信息不完全应有多方面的理解。第一，市场主体对信息的认识能力存在限制。第二，经济或市场本身不能生产足够的信息。第三，即使信息充足，市场也不能有效地予以配置。这些方面的信息不完全经过积累或发酵很可能成为金融不安全或经济不安全的诱因。所谓信息不对称则是指不同市场主体对信息拥有能力的差异。应该说，如果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将在金融市场产生巨大的杀伤力，并影响金融安全。

因此，确保衍生品市场的信息安全，并有助于实现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从内容上看应至少包括：第一，风险预警机制，如建立起完整、可靠、灵敏、精准的金融和经济风险预警体系；第二，信息获取能力的公平性，如要使普通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具有平等的信息获取能力，或者应控制大型机构对信息资源的滥用；第三，信息需要合理规范的平台，如通过建立规范的金融产品交易平台使投资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正在交易的产品的风险；第四，信息应成为监管的重要内容。政府当局不能只重视金融机构、投资者的具体交易行为，而且更要将重点向信息监管进行一定程度的转移。

二、利用期货信息服务实体经济：中国最现实的选择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的深入，实体经济面临日益增多的国外国内市场风险。将风险因素进行有效的转移，并协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解决的重要问题。而科学化解风险，合理安排生产，有效促进流通，往往需要借助期货市场所蕴含的丰富信息。

1、利用期货信息发展现代贸易流通

健康的期货市场具有良好的价格发现功能。在国际上，粮食、石油、金属等大宗商品的贸易，均以期货价格作为合同的定价基准，即商品现货价格主要参考权威期货市场对应的期货价格。利用期货价格和基差信息已经成为安排商品流通的基本形式。例如：利用基差信息对商品进行定价和交易在美国商品现货流通中具广泛运用。商品买卖双方确定的未来价格往往是期货价格与基差之和。这就使得美国的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能真正融为一体，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和利用，现货贸易流通方式也实现向更高级形式发展。

如今，我国众多生产、贸易、加工、消费企业开始利用期货价格来组织采购、生产、物流和营销等经营活动，并取得不少进展。在有色金属行业和大豆行业，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会跟踪利用有色金属和油料油脂期货市场的价格，这些行业企业要比那些不利用期货信息或缺乏期货信息作为指导的行业企业能更好地应对市场波动。例如上市公司江西铜业、云南铜业等采取“上期所月加权平均价”作为合同定价基准，浙江宁波金光采用“基差+DCE豆粕期货价格”的方式的解决了现货贸易中定价的难题和贸易方式的缺陷。但是，与美国经验相比，我国需要解决很多问题，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2、利用期货信息安排商品生产

期货市场具有良好的价格发现功能和风险管理功能，通过公开、公平、公正、高效、竞争的期货交易机制可以形成具有真实性、预期性、连续性和权威性期货价格。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形成都是在期货市场内完成。因此，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信号制定生产计划、选择销售时机、避免生产的盲目性已成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

我国各行业对期货信息的利用已经有所发展，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以农业为例，我国农业生产主要是由小家小户的农民组织完成。对于广阔和剧烈变动的国内外农产品市场而言，绝大多数农户缺乏对信息的准确把握，因而大大制约了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但是近些年，在期货市场逐步发展并被农民逐渐了解的地区，期货信息已经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在农产品生产销售中，大豆、小麦、玉米、橡胶等期货价格也已经成为东北、华北、云南等地农民以及农业产业组织安排农业生产、调整种植结构、确定销售计划、锁定预期利润的重要依据。例如，东北豆农和云南胶农充分参照期货市场的信息把握销售时机和价格，实现了收入的较大增长；云南农垦近年来通过期货市场交割比现货市场销售价格平均每吨高出1,000元，垦区2005年人均收入1.07万元，较2000年增加了69％；2006年黑龙江省海伦市农民根据专家建议，决定多种玉米，少种大豆，当年通过种植结构调整使农民增收10多亿元。

3、推动建立完善产业信息化体系

当代经济体系是一种高度依赖信息的经济体系。在全球大宗产品供求关系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价格信息对现代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我国的信息化体系特别是农业信息化体系发展依然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这里以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为例进行说明。农村信息化体系落后的一个体现就是缺乏完整的信息整理、机制，信息数据库也不完整。期货市场是一个公开的信息市场，在现代通讯技术广泛应用的今天，期货市场接受来自销区、产区以及世界各地的信息，在期货市场上新生成的信息也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手段迅速传播出去。可见，农产品期货市场本身就是农产品信息集散中心。因此，可以利用其支持和完善我国现行的农业信息体系。第一，可以利用期货市场信息健全农业信息收集和制度，整合涉农信息资源，推动农业信息数据收集整理规范化、标准化。第二，利用期货信息促进信息标准的统一，并推进公用农业数据库建设的实用性。第三，一些期货信息能够积极发挥气象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的作用，如天气期货，为农业生产规避因天气变化而带来的自然灾害起到强大的市场引导作用。

4、利用期货推动建立“期货农业”模式

期货农业是订单农业的一次提升。在订单农业中引入期货交易、期货标准、期货信息，有助于推动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第一，利用期货推动农业标准化。农业标准化是农业产业化的基础。只有通过标准化的技术和管理手段，实现对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控制，才能保证农产品的优良品质和统一规格，为农产品的深加工和大规模进入国内外市场创造条件。由于期货交易对交割货物的标准有统一的要求，农产品购买者更愿意通过期货市场放心购买具有统一规格的农产品，农民更加愿意生产优质品种的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存在能够促使农民自觉地了解标准化，增强标准化意识，从而在生产全过程中自觉地进行标准化生产，进而提升农产品质量。第二，利用期货交易完善订单农业。订单农业在我国推行起来存在很多现实难题，如何保障订单的履约始终是关键缓解。发展期货农业，不仅可以如前所述，为农产品提供充足合理的市场信息，同时也有助于对冲农产品购销各方的市场风险，确保订单农业的稳固运行。

5、问题的紧迫性

尽管这些年我国实体经济中各部门对期货信息予以了关注，在部分领域取得一些进展。但是目前的进步只是个开端，全方位深入利用期货信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依然发展滞后。如，我国目前有近百家央企从事大宗商品进出口和生产加工，但是参与期货市场的却很少。相比之下，95％的国际500强企业都是通过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我国的粮食企业，目前进行生产、加工、储运、流通形成有规模的粮食企业至少几十万家，但是根据期货交易所统计，粮食方面的法人客户还不到1万家，更不要说农民或农民组织了。因此需要各界联合探索，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发展期货市场、推动期货市场信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三、利用期货信息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1、现货市场价格作为调控依据具有滞后性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具有不同的市场基础，一是基于现货市场独自发展的调控，二是基于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共同发展的调控。由于现货市场是空间上的资源配置方式，期货市场是时间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具有不同市场基础的宏观调控方式、调控信息、调控效果也会有所不同。在没有期货等衍生品市场的经济体系中，一般来说，观察通货膨胀和经济走势时首先会想到CPI与PPI，但是这两个数据是每个月公布一次，且所反映的是前一个月的状况，就某种层面来说，其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落后性质，这对于需要把握先机的交易者和宏观调控主体来说带来一些困难。因此政府在做宏观经济决策时，会因为现货市场信息传递的滞后性和不完全性，而缺乏有效性和前瞻性。即使调控主体可以通过各种模型和测量工具对未来市场价格信息做出预测，但这种预测和判断往往不具有准确性。另外，由于现货市场价格的调控存在“消耗效应”，也会使调节效果逐渐削弱。

2、期货市场为宏观调控提供了新的信息源

与只有现货市场体系相比，在衍生品市场特别是期货市场发展的情况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则具有了新的决策信息源。由于期货价格能够不断根据变化的市场信息，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进行调整，并最终形成一种体现未来市场供求变化的动态均衡价格，因此这种期货价格要比通过宏观经济模型做出的价格预测更为准确，也要比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调研更省力，因此完全可以成为调控部门的决策参考选项。例如，在成熟的期货市场上，期货价格的长期大幅度上涨和下跌，可能预示着多方面问题，如供求关系可能或者已经出现失衡，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因此，构筑合理的商品期货指数，有助于宏观调控主体根据期货市场上的价格变化及时调整经济政策，避免陷入滞后调控和盲目调控的被动局面，降低调控成本，提高调控效果，即，使宏观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深入契合现代市场运行规律。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在积极使用利率和外汇期权、期货以及远期合约进行市场分析，其中包括英格兰银行、美联储、日本银行、法兰西银行以及意大利银行在内的一些主要国家的银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商品期货交易的信息含量对于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宏观调控部门政策的预警作用和决策影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亦是发达期货市场国家宏观部门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如，CRB指数是一种较好反映通货膨胀的指标，可以成为通货膨胀的早期预警指针，为观察通膨状况的重要依据。CRB指数与债券收益率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因此应借鉴路透CRB商品指数经验，组织国内期货交易所以合理的产权形式，建立适合国内需要的商品指数期货，更好地为投资者和宏观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3、利用期货信息增强宏观调控的基础性力量

我国拥有庞大的农产品储备体系。储备物资的轮换不仅要从产品宜存角度考虑，而且应根据期货市场价格走势选择合理的轮入轮出时间。如期货价格走低，国家的储备物资可以轮入现货；价格再轮出储备物资，在客观上也有助于削减市场价格波动幅度。

4、增加宏观调控的影响途径

期货市场信息在整个市场体系中具有先导性。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不仅需要研究期货价格走势，而且还可以通过一定的政策工具和手段来引导期货市场的交易价格(甚至在危机时刻直接参与期货交易)，进而通过期货市场影响现货市场，再通过现货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变化，达到宏调目的。

四、利用信息开发培育更完善的期货市场功能

期货市场所具有的功能是众所周知，又被人们广为乐道的话题。一般而言，期货市场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两个方面。但是，随着信息资源的开发、传播与期货交易的链接与融合，以及投资主体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化和信息需求水平的提高，期货市场的另一种功能属性——信息开发功能，开始凸现出来，并逐步发展成为与发现价格和管理风险一样的又一功能。这个新的功能并不和发现价格、管理风险等功能相割裂，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融合交流，共同推动着期货市场发展的高度化。

1、期货交易信息是价格发现功能的基础

通常而言，由于现货价格在形成过程中的时滞性、分散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其价格的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以现货价格作为市场信号和决策依据，不仅会形成高昂的交易成本，而且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对于处于完全竞争状态的期货市场来说，由于具有公平的交易规则和日渐合理的交易方式，众多买家和卖家能将自己掌握的各方面市场信息充分汇集到期货价格中。期货价格中所融入的各种市场信息不仅包括了现货价格的实际变化、投资者对各种市场信息的判断，而且也包含了其对历史交易信息的整理加工、对即时交易信息的深度挖掘利用。由于期货交易定单流可以将宏观经济信息的判断或预期等各项内容都考虑到或者融入进来，因此很多投资者(当然不是全部)完全可以将期货交易信息作为一个重要的观测载体，通过深入分析期货交易历史信息和价格动态做出买卖决策。由此各类现货信息和历史期货交易信息集中过滤所形成的期货价格，将有助于较快速度地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及其未来价格变动趋势，形成合理的价格信号。

2、利用期货交易信息完善风险管理功能

套期保值是期货市场所有参加者熟知的一项功能。这个功能虽然有其固有的基本交易策略，但是也不是动辄就能完美无缺，很多期货交易者在实践中往往会面临一定的风险损失。风险的来源主要源于对平仓时机的选择。何时平仓必须依靠对基差信息的深入分析。所谓基差实际上就是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之间的差额。实践表明，基差的变动可以使套期保值者的头寸状况得到改善或更加糟糕；例如，对于将来要卖出现货的空头套期保值者来说，基差出现扩大就意味着套期保值出现盈利。相反，基差出现缩小，则套期保值状况出现恶化。因此，所有套期保值者不仅要分析基差历史变化，而且也要就要深入了解影响基差的变动各项信息，在最尽可能有利的基差点上完成套期保值。

3、信息开发：期货市场的新功能

在期货交易的方式、价格、流程及利润源中，信息是充斥在各个环节的，信息作为期货交易基础能更好地解释期货交易的过程，期货市场中信息场的存在更能说明各种信息的综合作用对期货交易基础的演变过程。单从前述的两个方面看，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的功能虽然是发达期货市场自身所具有的功能，这种功能从根本上看，离不开期货市场的高度通畅的信息流。应该说就此而言，交易信息对期货市场功能的发挥的影响已经足够大了。但是，问题并不仅仅止于此。事实上，假如期货市场所的市场信息开发过程能和期货交易活动真能实现高度融合，那么在期货市场中必将酝酿出一项新的功能——信息开发功能。

期货市场的信息开发功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选择和整理信息的功能，保存和传递信息的功能，重组和创建信息的功能，改造和开发信息的功能。从客观条件看，期货交易所在期货的信息场中处于枢纽地位，具有整理交易数据的先天性条件。对于期货交易所来说承担着三个方面的信息开发职能。

——设计合理的交易机制和市场规则。这是提高信息效率的基础。

——采集、挖掘、过滤和整合信息。这属于信息开发本身范畴。——披露和传递各种信息。期货交易所开发信息必须有完备的信息披露内容和规则，也必须有高效的信息传播途径，以此保障信息功能的高效性。

事实上，如果期货交易所能够主动、自觉地开发期货交易信息，积极借助信息技术和各种传播渠道，那么很明显期货市场的信息开发功能将明显提升，并系统地促进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功能的实现。

总之，高度发达的期货市场将是一个信息资源得到高度开发和利用的市场，期货市场的信息开发功能不仅有助于从质量上提升期货市场功能，同时也拓展了期货市场功能的范围。无论对于发达市场还是新兴市场而言，要想不断将期货市场的功能向更高度予以推动都离不开对期货市场信息开发功能的挖掘。期货交易所的信息开发职能始终是期货市场信息开发功能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五、利用信息服务创新增强期货交易所竞争力和定价权

1、全球期货交易所竞争日趋激烈

期货交易所是争夺定价权的前哨。近些年，全球期货交易所的竞争日趋激烈，对各国大宗商品和金融资产定价权的争夺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了争夺对市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期货交易所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市场控制力，即交易所力图通过品种和规模的扩张增强市场影响力和辐射力；第二，信息控制力和影响力，即利用信息资源的技术标准、服务水平来影响增强市场影响力和经营收入水平。这两方面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相应，相互促进。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全球一些主要的交易所掀起了合并浪潮，在合并过程中关于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出现四个趋势。第一，信息供应逐渐被国际大型期货期权交易所控制和垄断。第二，以市场的成熟为基础，对期货交易信息进行一定形式和程度的收费成为潮流。第三，信息服务为交易所经营和扩张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第四，调整交易时间，加快技术整合，提供各洲的不间断交易，扩大信息影响力。从国际经验看，世界很多证券期货交易所的收入来源已经发生变化，信息服务已经成为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收入途径的变化，不仅增强了交易所实力，而且也反过来为其信息的深度开发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国际期货交易所信息开发与服务收入

国际主要期货交易所的市场数据销售大都是通过数据卖主进行的。数据卖主获得交易所授权后，将市场数据销售给个人或机构用户。部分交易所不仅通过数据卖主销售数据，而且可以通过数据传输专线直接向终端用户供应数据。如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最终用户可以从认可的数据卖家或者直接从交易所通过CME数据传输专线获得数据。一些交易所还允许卖主将数据销售给下一级卖家，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卖主经批准后，可以作为直接的或间接的卖主，从事再次销售市场数据活动。

近些年，期货交易所收入结构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一个趋势。由于现货和衍生品市场交易的不断活跃，交易者对信息的需求相应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由此也带来了期货交易所信息服务收入的增长。总体来看，国际主要期货交易所2001，2005年期间的信息服务收入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例如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报价数据费在2004财年内增长了15％。从信息服务收入占交易所总收入的比重来看，大部分交易所的这一数据在14％～18％之间。总体上看，随着市场信息需求的不断增加，信息服务已从昔日的“副产品”转变为期货交易所的正式商业业务，信息服务收入也随之成为期货交易所的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呈现出稳定增长态势。

3、我国加快期货交易所信息资源的开发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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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20*年12月16日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在金融业正式展开。本文通过对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我国政策性银行发展现状

政策性银行是由政府创立或担保，以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为目的、具有特殊融资原则、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我国1994年成立政策性银行以来，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加大了对重点产业、基础设施、进出口企业和农产品流通等领域的政策性信贷支持，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最初设立三家政策性银行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为了弥补市场资源配置不足。20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市场经济刚起步，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一直困扰着经济发展。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导致投资过度膨胀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占用了大量信贷资金，使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因缺乏投资，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投资效益低下使金融体系孕育着极大的金融风险。其次，为解决收购资金“打白条”需要。1994年以前，我国粮棉收购资金采取“地方财政、购销企业和农行各三分之一”的解决办法，地方财政和购销企业资金经常出现缺口，给农民“打白条”现象严重，直接侵害了农民利益，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最后，为专业银行商业化经营需要。专业银行既按国家要求办理政策性贷款，又按利润最大化原则开展商业性业务；另一方面，专业银行经办政策性业务掩盖了实际经营亏损。为解决上述问题，确保央行调控基础货币主动权，1994年我国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

1998年以来，三家政策性银行每年近3，000亿元的信贷投入，成为我国GDP年均增长7.7%的重要推动力量，2002年末我国政策性银行贷款已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额的12.16%。

二、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制度缺陷

1、缺乏相关法律制度保障业务运营。我国政策性银行至今没有单独的立法，成立时国务院的批复文件也没有根据发展条件的变化而修订，成为政策性银行业务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国外政策性银行一般是先立法，再依法设立并经营，金融制度通过立法确定，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修订和补充，如《日本开发银行法》、《韩国产业银行法》等。

2、国家信用和担保内容缺失。开发银行属于政府独资经营的政策性银行，享有准财政资信等级，这是开发银行运营的基础。但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国家信用缺乏实质性内容，在资本金补充、财政补贴、税收政策等主要方面的支持有限，与国际上规范的政策性银行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3、资本金及充足率不足。我国政策性银行目前尚未形成资本金补充机制，资本充足率有下降趋势。而国外政策性银行除了实收资本外，还注重增加资本准备，资本充足率与政府给予的国家信用支持相匹配，通常高于一般商业银行。

4、银行功能不完善，管理手段不到位。近年来，国外开发性银行正由专业银行向综合银行转变，在传统银行业务基础上开拓资本市场业务。而我国开发银行的业务范围过于狭窄，主要资产业务仍为单纯贷款业务，缺少国外同业所从事的债券、股本投资以及担保等创新业务，难以运用市场化、商业化手段实现政策性目标，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市场开发程度的深入，将难以满足客户日趋多样化的需求，难以适应市场要求。

5、缺乏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国外政策性银行主要通过构筑政策支持体系建立风险管理体系。保证贷款回收和防范化解风险，其核心是建立可靠的担保体系，优先清偿债务，以及资产证券化等。而我国政策性银行这方面的支持和手段较少，运营中有较大的风险。因此，提高信贷决策质量，建立和改进信贷风险管理是政策性银行发展的迫切需要。三、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要性

回顾历史，我们在1994年建立三家政策性银行时，基本思路是模仿日本模式，即以政府补贴和非盈利为目标，该模式此后逐渐陷入困境。进入21世纪，改革政策性银行的呼声日渐高涨，而国家开发银行也通过有效引入商业化运行模式，成为三家政策性银行中最成功的典范。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曾经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中的重大制度突破。随着金融问题逐渐成为决定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环节，金融体系中各个层面的制度优化问题再次摆到了我们面前。其中，对于政策性金融在中国金融发展中的重新定位，也成为推进金融改革与提高金融效率的重要突破点。改革开放多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是进一步促进开发性金融的必然选择。开发性金融是适应制度落后和市场失灵，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增强经济竞争力而出现的一种金融形式，在国际上已有百年历史。从各国的实践看，开发性金融通常为政府所拥有，赋权经营，具有国家信用，用建设制度和开发市场的方法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承担着支持经济发展、投融资体制改革及相关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任务。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主要渠道是投资资源的有效使用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完成的途径是通过较高水平的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

政策性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是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必然选择，并且在另一方面能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贡献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业全球化的竞争时代将不可避免的到来，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如何在与国外优秀商业银行的竞争中保持自身的优势，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是政策性银行在未来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商业化改革后，依靠自身的优势和不断发展的中国市场，逐步发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并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支持。

通过分析，在当今金融体系发展及改革的形式下，为了尽可能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鉴于我国政策性银行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对政策性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势在必行。国家开发银行的商业化改造为其他政策性银行今后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更好地实现政策性银行的改制，我们应该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为依据，通过规范化改革，将政策性银行办成机构体系完善、经营目标明确、治理结构科学、资产状况良好、业务管理规范、内控机制健全、管理手段先进、具有较强政策执行能力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参考文献：

［1］金融时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努力把金融改革发展推向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