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安全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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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市场的组织方式与金融安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命脉,经济发展已离不开金融,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金融风险大小和金融危机程度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程度。所以,金融风险、金融危机日益成为金融科学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说,如何确保金融安全,防范危机。金融安全指的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周道许,2001)。从金融安全的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安全不仅与货币资金的形式有关,而且还与资金货币的融通方式有关。所以,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防范出现在这两个环节上,而这两个环节都是组织方式的构成要素即组织中的对象与组织方式。所以,金融安全问题与金融市场的组织方式密不可分。接下来,我们将分析两种组织条件下的风险与危机隐患。

1•金融市场的自组织方式与金融安全。金融市场的自组织方式强调遵循金融市场演化的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由金融市场的各个系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各种合力的结果使金融市场由混沌无序走向有序结构,实现金融市场的跃迁。自组织方式是一种自然演进方式,反对人为干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思想。通过组织的自我演进方式,金融市场能够展现出原来没有的特性与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组织过程实质就是金融创新过程。(1)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安全。金融自由化主要指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和金融管理自由化等。关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实际上是探讨金融自由化为什么引发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实际上是遵循金融市场上中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能够得到相应的融资的内在逻辑,以期通过货币的自由流动实现货币的价值增值。但是,金融自由化的自组织过程,却加大了资本冒险的机会:一是银行和其它金融有更多的机会处置资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时有发生;二是融通资金供给增加,企业居民面临的融资约束缓解,债务依存度提高,负债率上升。

这都使得货币资金的再融通面临着困境,特别是银行机构,是通过资金的长期不匹配,促使资金流动,实现收益。当资金无法流回时,不仅会影响经营绩效,还会造成挤兑现象,出现金融恐慌,深化到一定程度,便会引发金融危机。在金融自由化中,利率自由化被当作金融自由化的核心内容(黄金老,2001)。利率自由化的风险常常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利率风险源自市场利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具有长期性和非系统性。只要实行市场化利率,必然伴随着利率风险(黄金老,2001)。例如,智利在1976~1982年进行了非常大胆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包括取消利率限制,减少银行储备金比例等,结果却使此期间的真实利率达到了18%,如此高的利率水平实际上使任何投资者不可能达到相应的投资回报,结果是企业倒闭,银行系统因企业的坏帐而崩溃(李量,2001)。(2)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金融创新源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深化的结果。金融创新旨在货币资金的运作与流通,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促进金融系统化、一体化发展。但也给金融体系的安全问题造成了隐患。MichaelCarter(1989)指出:“金融创新实际上是掩盖了日益增长的金融脆弱,是一种金融上的‘围堵政策’,最终激励基于难以实现的未来的收入流和资产价格预期之上的投机性融资。”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主要是由金融创新工具的广泛应用和失控所造成的。首先,金融创新工具具有自创生的特点。

自创生是指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系统原来无序态失衡(如风险加大,收益降低),金融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产生新的结构、功能、特性,从而出现了与原有系统不同的状态。但新出现的事物由于找不到原型,也就不能利用原有的组织理论来管理,不能按事前决定的方案来控制,这样就出现了失控的可能。其次,金融创新工具具有自生长的特点。自生长在系统科学中指的是系统整体除了“体积”变大以外,其余形态、性质、特点均不发生变化,系统保持不变的结构、功能。当然,自生长是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进行的,但一定是根据组织的内在机理自组织的,通过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平均地”变成整个系统发展的动力,使之整体扩大。例如,证券市场的自生长,是将资金吸入金融生物体内,经过金融生物体的吸收转化,成为金融发展必须的养份,促使金融系统的各个部分相应长大,造成了系统的自生长。但是,由于金融系统自身转化系统可能存在功能,从而可能导致自组织过程中的马太效应(即发展过程中差异逐渐拉大)或者各种资金违规操作,进入市场,导致金融创新市场规模大大超过原生市场的规模,甚至远远超过原生市场,导致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

2•金融市场的被组织方式与金融安全。金融市场的被组织方式是指在金融系统之外,存在着一个组织者,事先设定好目标,指导、控制金融市场的演化,从而实现预定的目标。金融市场的组织者一般指的是政府,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组织、控制称之为金融抑制或金融压制。金融压制对金融体系造成的不稳定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1)政府的计划控制使得金融市场丧失了多样演化的可能。金融体系的失灵、运营、发展、壮大,需要政府之间“看得见的手”来规制,但是由于存在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政府实质上不可能掌握预测有关金融市场各子系统的运营行为。再加上政府作为一个集团,集体选择的时滞较大,成本较高,即使掌握了充分的信息,这些信息也可能出现变化或失真的现象。政府在管理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只能根据金融市场所反映出来的信号,以及政府所掌握的有限信息,进行计划管理,以使得金融市场在预定的轨道中有序发展,却使得金融市场丧失了多样化演进的可能性。例如,在我国的传统体制下,计划经济管理控制着金融市场,全国所有的金融业务被“统一”为一种业务,即银行信贷;所有的银行信贷又由一家大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来做,这种体制几乎彻底消灭了金融业的市场成份,资金的流动运作受到严格约束,统收统支,限制了金融市场的多样化发展(黄金老,2001)。(2)政府行为可能加大金融市场外部正熵的流入。一是预算软约束。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融资过程,企业预期将得到政府的“父爱主义”扶持,那么在投资上就会倾向于选择收益更大、风险也更大的投资项目,加大银行系统的风险。而银行预期到当企业面临债务危机时,政府也不会袖手旁观,从而银行也会冒险加大企业的贷款规模。这就为银行的呆帐、坏帐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加大了银行的支付危机。

像韩国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银行信贷扭曲膨胀,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300%(1996年)。原因就在于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和隐含担保,最终导致资本外逃和通货贬值(钟伟和宛圆渊,2001)。二是垄断行为。政府参与经济管理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垄断利益。而如果国家的各项法律不健全的话,产权界定不明晰,权利交叉重叠,外部负效应加大,反映在金融领域中,也是如此。但政府为获得垄断利益,有可能长期维持这种无效率的产权,从而使金融市场在无效率的状态下长期徘徊,金融风险能力极其微弱。三是寻租行为。在政府主导的融资格局下,政治资源的多寡成为决定企业生存的主要因素。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为获得资金,就展开获得政治资源的寻租行为。政府官员与企业勾结起来,形成金钱政治。这种融资行为并未考虑到资金的安全、风险,并未考虑收还情况,完全是出于巩固政权,寻求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使得整个社会的信贷规模无限膨胀,银行的坏帐居高不下。(3)政府管理引起金融系统的负反馈的发生。在一个控制中,将输出信号的一部分作为输入,再来控制系统的输出,称为反馈。反馈分为正反馈与负反馈。正反馈是系统的激励机制,信息的放大机制,负反馈是系统的抑制机制,信息的衰减机制。政府一般采取等级管理的方式来实施对经济的干预的。但管理的等级层次使得信息的传递时间拉长,环节增多,从而出现人为歪曲信息,或理解错误,或粉饰行为,等等,使得真实的信息难以传递给组织者。那么当系统偏离目标时,就难以修改实施方案,使系统仍按原定的目标演化。超级秘书网

二.自组织与被组织对研究金融市场的意义.

自组织与被组织都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系统实现有序结构的两种途径。自组织方式强调各个系统遵循客观规律的自然演进,而被组织方式强调人为的控制和干预以达到预定的目的。实践证明,自组织演化优于被组织演化。例如,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优于计划经济,尽管市场经济并不完美。所以,就金融市场的演化来说,自组织方式也是优于被组织方式。然而,在人类的社会中,被组织方式又大量存在,人们总是避免不了用被组织方式来认识控制、管理事物,关键是在运用被组织方式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事物按自组织的方式来演进。那么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就是在政府在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时,如何遵循金融市场的内在规律,在内外力的作用下推动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从而也能够有效地防范单一组织方式对金融体系带来的隐患与危机。

〔参考文献〕

〔1〕钱建娣.政府与金融体系的不稳定〔J〕.财贸研究,2002,(1):

〔2〕钟.伟,宛圆渊.预算软约束和金融危机理论的微观建构〔J〕.经济研究,2001,(8):

〔3〕许国志.系统科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4〕吴.彤,曾国屏.自组织思想:观念演变、方法和问题〔J〕.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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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改革引进外资金融安全

一、金融安全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金融日益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金融也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国内外金融市场联系和相互影响越来越密切的形势下，做好金融工作，保障金融安全，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维护经济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

二、我国金融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金融资产流失严重

原因有三：一是按净资产定价不合理。如何评价引进外资的得失，第一个要看的就是双方如何定价。汇丰银行入股交通银行价格为每股1.86元，美洲银行入股建行的价格是每股1.17元。苏格兰银行入股中国银行价格为每股1.22元，工商银行的定价只有1.15元，“价格越来越低”。不仅要按照净资产来算股权出让价格，还要考虑这几家银行的品牌、客户、市场和产品。以及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支持。海尔的品牌价值560亿元，这几家银行从规模和营业额都大大超过海尔，这里面就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同样，我国的一些中小商业银行。由于有着特殊的市场地位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实际的市场价值往往高于用净资产等简单指标衡量的价值。在中国，由于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准入进行管制，银行特许权本身也有很大的价值。二是境内投资者被边缘化。在外资入股的谈判中，外资金融机构往往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盈利水平等指标压低收购价格，而中资银行也往往出于不同的考虑而被动地接受低价。究其原因，国有银行出让股权定价不高，一是因为银行改革还要付出很多制度成本，二是背后的文化沟通和博弈。比如，外资金融机构看到国有银行急切地寻找境外战略投资者。而且条件苛刻，需求很大。便借此要挟我们，引发博弈。中国的商业银行要在2006年年底之前达到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同时在短时间内提高治理水平，以应对国际竞争。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引人外资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似乎已经成为必由之路。反过来，国内的企业或是资金不足，或是很难帮助银行改善治理结构，在这场投资热潮中似乎被边缘化了。以至有人疾呼：中国的银行能卖给老外，为什么不能卖给中国人?三是国人已付出巨大成本。在剥离不良资产之前，恐怕没有哪家外资机构愿意购买国有银行的股权。如今，经过几次剥离和注资的国有银行甩掉了包袱，轻装上阵，这是外资机构热衷参股国有银行的一个重要背景。外资这个时候以不高的价钱进入已经很干净的国有银行，可以说是“坐享其成”。毕竟。中国的银行可以享受高达3厘的利差收入，盈利能力是可观的。国内银行剥离数万亿不良资产。背后是全社会付出了代价。核销坏账之后的国有银行得以轻装上阵，未来的利润有了保证。这时候让外资进来坐享其成。很不公平。

从发展趋势来看，几乎国内所有的银行都将把部分股权出售给外资。

(二)外资在我国金融股身上享受着暴利

据一项市场统计，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建、中、交等国有银行身上就狂赚了7500亿，加上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享受到的利润，保守估计，外资1年从中国的银行身上赚取的利润超过1万亿。

近来“回归A股”之旅的建行，被机构普遍认为发行价格会超过7元/股，这对最初入股建行的外资美国银行来说，意味着有至少8倍以上的账面收益。按照建行与战略投资者之间的协议，第1个人股的美国银行除了直接以1.15元购股以外。还被授予一大笔认股期权。根据协议，美国银行可以通过期权购入的股本数目总数应该52.70714亿股。根据期权的价值规律，这份长达5年的期权协议有可能为美国银行提供难以预测的获利机会。

世界银行一份2007年5月30日公布的《中国经济季报》揭露了冰山一角：新股发行定价严重偏低意味着国家损失。该报告毫不客气地说，原始股投资者是受益者，但大多数原始股都被机构投资者和其他大投资者持有，此外。上市公司管理层也从中获益。

撇开定价高低不说，在“配售到原始股的”机构投资者之前进入这些银行的外资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世行报告指出，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并不在IPO(股票首次公开发行)环节，而是出在此前引入外资的定价上。

经过汇金注资、财务重组后的建行，现在被认为是4大银行中资本庞大、净资产质量高、盈利能力强、收益回报高，并且具有垄断经营资源的国有商业银行，但在它上市前引入战略投资者时却定价极低，当时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6亿美元购进了建行9％和5.1％的股权，每股定价仅为区区0.94元港币。

中行、工行也没有避免入股价格过低的命运。2006年。高盛集团、安联集团及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入股工行，收购约10％股份，收购价格1.16元/股。此后，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共投资中国银行51.75亿美元，入股价格1.22元。

由地方政府主导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未能逃脱低价“宿命”。2003年底进入深发展的新桥以12.18亿元就掌控了一家总资产3800多亿元的银行董事会。以后，新桥在不到3年时间内在深发展上的账面利润已经超过100亿元。兴业银行引入恒生银行、IFC等三家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入股价为2.7元，而以兴业近期的股价计算，仅恒生银行的账面收益就高达350亿。2004年平安香港上市前，通过定向增发进入的汇丰获得超过1000亿元的账面利润。

三、金融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在防止经济殖民化的情况下尤其需要避免金融领域的殖民化趋势

在现阶段，我们需要警惕一切旨在使中国经济殖民化、拉美化的理论和政策，需要全民特别是掌控大量经济资源的领导干部树立起经济意识。

(二)必须认真考虑国内资本市场的成熟程度、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升值趋势、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等因素，重视把握对外开放的时间和节奏

在现阶段，需要及时制止各个金融机构竞相甩卖金融企业股权的现象，避免各级政府和部门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为名，通过鼓励外资参股控股金融企业的制度和规定，主动地为外资进入中国进行人民币升值套利提供便利。

(三)在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把“外资引进来战略”和“内资走出去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

中国本土资金“走出去”比“外资引进来”难度大得多，受到重重阻拦。因此，特别需要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苏格兰皇家银行入股中国银行10％的股份，作为对等的条件，中国汇金公司也可以入股苏格兰皇家银行10％的股份，至少应该拿到参股的权利或期权；同样，汇丰银行入股交通银行19.9％的股份，作为对等条件。中国汇金公司可以按照市场价格参股汇丰银行19.9％的股份，具体形式可以通过汇丰银行向中国汇金公司定向增发股份的方式来完成。保险、证券、基金管理、信托、租赁、担保、汽车金融等等金融机构，都可以采取上述方式开展国际间的合资与合作。我们必须改变目前这种不平等、不对等的开放策略。

(四)发展本土的投资银行，同时，必须请本土的投资银行充当财务顾问

国内大公司、大银行的重组与合资，必须使用本土的智囊团，不能聘请境外的智囊团。商场如战场，我们很难想象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参谋部工作是聘请日本人或外国人来完成的。遗憾的是，国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重要企业的合资、合作、境外上市都是聘请国外机构来承担“参谋部”的工作。也许是由于部级的银行瞧不起局级、处级的投资银行，迄今为止，没有哪家金融机构的合资是聘请海通证券、中信证券、广发证券等国内著名投资银行来承担估值和重组的财务顾问的。如果没有使用本土的投资银行，如果靠拍脑袋决策或聘请境外机构充当财务顾问。那么，定价偏低、贱卖股权甚至自断企业前程将在所难免。

篇3

从广义的程度上来讲，金融网络安全主要是指金融网络体系中包括的软件、硬件等设备不会因为偶然或者故意等原因而遭到破坏、泄露，保证系统可以连续的运行，网络服务也可以持续的进行，从而有效的实现网络金融交易。一般情况下，金融网络安全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的安全，即系统安全与信息安全。系统安全主要就是指系统网络中存在的硬件、应用软件等方面的安全；信息安全则主要是指保证系统中信息的存储、访问的安全。此外，信息安全最基本的目标就是有效的实现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以及合法可用性，通过这些方面可以看出金融网络的安全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信息泄露。信息泄露主要是指信息被泄露给规定机构意外的人员使用。导致信息出现泄露的原因可能是信息访问的过程中被窃听或是对信息进行探测等。

2）信息伪造。伪造主要是指不相关人员或机构对真实的信息进行伪造，从而获取合法用户的使用权利，使得信息的真实性遭到破坏。

3）信息篡改。篡改主要是指不相关的人员或机构对系统内的资源进行篡改，使得信息的完整以及真实性遭到损坏。

4）参与者对所作的行为进行否认。这主要是指参与者否认自己的行为，而从中获取非法利益。

5）非法访问。这主要是指无权对信息进行访问的人员对系统内的信息资源进行非法使用，从而使得信息可能被滥用，而对金融网络交易造成不利的影响。

2金融网络安全服务的内容

通过以上对金融网络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在保障网络金融安全体系中必须做到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实现机密性保护。机密性主要是指对系统内的数据进行某种特定形式的转换而保护真实的信息。要实现机密性保护，一般情况下是采用密码防控技术，即对系统内的数据进行加密处理，对真实的信息进行隐藏，并转换为密文。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外部使用者获取到了数据也无法得到相关的信息；此外还要对数据流进行保护，做到对传输的数据源、频率等情况进行加密，从而有效的避免外部使用者通过截取数据流而获取信息内容。

2）对数据来源进行认证。这主要是指根据传输过来的数据中所包含的的信息进行验证，从而确定所传输的数据是来自于发起方。而对数据来源进行认证，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确定所传输数据与发起方之间的不可破坏的联系。

3）对参与者的人身份进行认证。这主要是指保证参与者身份正确，一般情况下，对参与者的身份进行认证是在协商阶段，一旦参与者的身份确认无误，系统中的应用程序就会赋予参与者相应的权利，从而实现参与者的操作，而且对参与者的身份进行了认证科研作为以后系统访问的控制提供设计依据。

4）确保数据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主要就是指数据在传输的过程中没有被攻击者修改。在金融网络交易中，这两个方面主要用于对数据流的处理过程中，充分的保证数据在传输的过程中没有被修改等，从而确保收到的信息内容与发出时保持一致，一旦发现数据不完整或不真实，则说明该数据不可进行使用。

5）不可否认。这主要是为了有效的避免发收双方对所传输的数据进行否认。在这种情况下，当数据进行传输时，必须对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保证接收方所受到的信息是从特定的发送方所发出的，同时，当接收方对是、传输的数据进行接受后，也应进行相应的处理并告知发送方信息已被接受。

6）对访问进行控制。访问控制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有效的防止外部使用者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对信息进行访问，从而保证信息的保密，同时进行访问控制好可以有效的保证敏感信息在安全的环境中进行传输。对于金融网络安全服务内容与安全风险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3金融网络的安全体系设计的防护原则

从计算机的特性上来讲，网络安全包含了网络中的所有层次，所有对于金融网络的安全防护只单一的从一个层次去进行安全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必须从多个方面进行金融网络安全的实施，根据对计算机的层次结构分析，金融网络安全主要包括网络安全、链路安全以及应用安全这三个部分。网络安全的原则就是将需要进行保护的网络独立出来，从而成为一个可以进行独立管理以及控制的内部网络系统，而在此所以采用的就是防火墙来实现对内外部网络的隔离与控制，进而保证金融网络的安全。在这个方面，运用的技术设备主要是入侵检测系统，通过对网络中的漏洞进行扫描并进行正确的分析，实现网络的安全。链路安全主要是保证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安全，在这个方面主要是通过对链路进行加密，同时对参与者的身份进行验证，有效的将内外部区域进性划分，从而保证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安全。而应用安全则是三者中最高层次，主要是采用密码技术来对参与者的身份进行验证，并同时进行访问的控制，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安全性。由于网络的开发性以及资源的共享，使得信息极易被窃取，篡改，从而造成信息的的不安全，所以为了有效的保证信息的安全，必须采取有效的技术策略，进而充分的实现对金融网络的安全防范。

4金融网络安全体系的设计

对于金融网络安全体系的设计，从技术层面上讲，金融网络安全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主要有软件系统、网络监控、防火墙、信息加密，安全扫描等多个方面。而这些安全部分由于只能完成自己所要完成的功能，只有当所有的安全组件都有效的完成自己的任务，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金融网络安全系统，而要真正实现安全保护这些构成组件缺一不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金融网络安全是一个系统整体的工程，要想真正的实现金融网络交易的安全，就必须保证所涉及的网络设备以及这些组件的安全。对金融网络安全体系进行设计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对金融网络的整个交易过程进行全程保护，这就使得对于金融网络安全的保护并不只是某些安全设备就可以独立完成的，必须充分的采用各种安全防范技术，设计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网络安全体系，在上面提出的安全防护原则的基础上，以及通过采用防火墙、个人安全平台等多种安全技术来金融网络安全体系进行了设计，金融网络安全体系图如下图所示：在这个设计图中，金融网络安全体系所采用的安全设备主要有以下几种：

1）防火墙。在入口的地方进行防火墙的设置，可以有效的控制外界对资源的访问，从而有效的实现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上的相隔离以及资源的访问控制，从而有效的保障系统内信息资源的安全性、完整性以及真实性。

2）外部入侵检测系统。这种系统主要是及时的对违规信息进行识别并进行处理，它存在与任何存在数据风险的地方，通过及时的截取网络数据流，对入侵的数据进行识别、记录并破坏截取信息的代码，从而额准确的判断出未经授权的信息访问，一旦发现存在这类情况，入侵检测系统可以及时的根据系统内所设定的安全策略进行处理，从而阻止未经授权者对信息的继续访问。

3）虚拟专用网。虚拟专用网可以在各网络连接点之间建立一个安全加密隧道，从而实现数据在传输的过程中不会被窃取或者篡改，从而及时，准确的将信息传达给所需用户，进而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

4）个人安全平台。个人安全平台主要是为了实现对系统内的资源以及计算机进行保护，而在一些关键的设备上设置个人安全平台可以有效的实现对系统内资源信息的访问，从而有效的防止数据被窃取或者被篡改。对于这个金融网络安全体系的设计与研究，可以对金融网络安全中存在的内外部风险同时进行有效的防范，从而最大程度上保障金融网络的安全。

5结束语

篇4

关键词：新形势、金融业信息安全、挑战、对策

一、面临的挑战

目前，金融业的业务开展更加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应用，特别是以综合业务系统整合、数据集中为主要特征的金融业信息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因而，信息技术风险也自然成为中国金融机构操作风险的重要方面。金融业信息安全工作正面临比以往更严峻的形势，围绕信息网络空间的斗争日趋尖锐，境内外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呈快速递增趋势，恶意代码和网络攻击呈多样化局面，金融业信息系统安全运行的难度加大，挑战增多。

一是人民银行的业务指导、监督管理滞后于金融业信息化发展。

与金融业信息化的高速发展相比，金融业信息安全的指导、监管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内曾有专家明确提出，在金融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信息资产风险监管是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核心理念。”信息资产风险指在信息化中，信息资产的规划、设计、开发、生成、存在、运用、服务、管理、维护、监管以及其他相关过程中产生的信用、市场、操作与业务风险。人民银行在金融信息规划、信息标准、信息安全等诸多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责，在2008奥运年中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但总体来看，人民银行及其分支行对金融机构信息安全工作的指导和监管，还处于初级阶段，由于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各金融机构信息安全缺乏指导、缺乏统一的监管目标、缺乏完整的认识，以及缺乏监督管理的依据和标准，从而导致监管措施不到位，监管手段缺失，致使基层行监管缺乏主动性。

二是核心设备和技术依赖于国外，底层技术难以掌握，存在安全隐患。

目前，我国金融业信息系统和网络中，大量使用国外厂商生产的设备，这些设备使用的操作系统、数据库、芯片也大多数是由国外厂商生产。外方不可能提供设备的核心技术和专利，我方很难判断设备是否存在“后门”、“软件陷阱”、“系统漏洞”、“软件炸弹”等安全漏洞。据调查，一些重要网络系统中使用的信息技术产品，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安全漏洞。这些漏洞可能是开发过程中有意预留，也可能是无意疏忽造成的。特殊情况下，特定安全漏洞可能被利用实施人侵，修改或破坏设备程序，或从设备中窃取机密数据和信息。前一阶段国外炒作的IC卡安全问题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微软“黑屏事件”，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三是境内外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呈快速递增趋势，新技术的应用使我们面临更大的挑战。

金融业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正成为敌对势力、不法分子进行攻击、破坏和恐怖活动的重点目标。金融业信息系统已经遭受到多次攻击，整体信息安全形势严峻。2009年国防科技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与互联网相连的网络管理中心有95%都遭到过境内外黑客的攻击或侵人，其中银行、金融和证券机构是攻击重点。

2005年6月18日，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信息安全案件在美国爆发，万事达、VISA和美国运通公司的主要服务商的数据处理中心网络被黑客程序侵人，导致4000万个账户信息被黑客截获，使客户资金处于十分危险的状态。

由此可见，基于开放性网络的金融服务对我国金融信息安全工作提出严峻的挑战。

四是数据大集中的同时，也使技术风险相对集中。

伴随着数据大集中的实现，风险也相对集中.一旦数据中心发生灾难，将导致金融业的所有分支机构、营业网点和全部的业务处理停顿，或造成客户重要数据的丢失，其后果不堪设想。

近年来，国内外金融机构因为信息技术系统故障导致大面积、较长时问业务中断的事件时有发生。2006年，日本花旗银行出现交易系统故障，5天内约27．5万笔公用事业缴费遭重复扣划或交易后未作月结记录，造成该行的重大声誉损失。

信息系统潜在的风险已引起金融业的高度重视，如何保障后数据大集中时代金融业信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是需要整个金融业深入研究的课题。

五是我国金融业的灾难处理能力有待加强。

据人民银行在2009年对21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灾备中心建设情况的调查显示，仅有3家建立了同城和异地灾备中心，9家建立了同城灾备中心，6家建立了异地灾备中心，尚有3家没有建立灾备中心。返观国外同业．多数国外银行已经做到了分行一级的灾难备份与恢复。这表明，我国金融业灾备中心建设同国外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此外，国内金融机构的现有灾难备份中心布局不合理，过度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地，一旦发生区域性重大灾难，将对我国金融业整体运行状况带来极大危害，并造成过高的重建成本。

二、应对措施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新“三定”方案)规定，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组织制定金融业信息化发展规划，负责金融标准化的组织管理协调工作，指导金融业信息安全工作。

在新形势下如何指导和协调金融业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安全，是人民银行尤其是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金融业信息系统的安全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依靠法律、管理机制、技术保障等多方面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安全保障体系。

一是加强金融服务指导和行业监管。

应建立跨部门的金融业信息安全协调机制以及重点时期的安保工作机制，强化信息安全手段和队伍建设，加强信息安全检测和准人制度，实施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建立信息资产风险评估体系，提高信息安全水平，保证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加强对中小金融机构的服务指导，尤其是在核心业务系统建设、灾备建设和信息安全方面给予具体指导，帮助中小金融机构借鉴成功经验，规避风险，实现跨越式发展。

各级人民银行，应牵头成立金融业信息安全领导小组，并建立和完善信息安全通报制度、报告制度和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健全一个运转灵活、反应灵敏的信息安全应急处理协调机制，随时处置和协调金融机构安全事件，以迅速应对突发事件的发生，降低或消除金融机构网络和主要信息系统因出现重大事件造成的损失。

二是研究建立跨部门的现代化金融业信息安全管理网络。真正实现对金融机构信息安全风险的及时、动态、全面、连续的监管。

在正确评估我国金融网络现状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组网模式，尽快建立适应我国金融业信息化建设和发展实际的高速、安全和先进的网络框架，在建设时要充分考虑到网络的兼容性和拓展性，为下一步与各金融业的网络互联做准备。同时促进各家金融机构完善内控机制，保障运行安全。现代金融业高度依赖信息技术，必须充分认识到金融业信息安全对整体业务和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的影响，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把信息科技作为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

三是人民银行要协调督促金融机构，加强自主创新，加大对国产软硬件采购力度，努力减少和降低一些关键领域的对外技术依赖。

对采购或使用的信息技术和产品，能自主的就要千方百计地推进自主，不能自主的，也须保证其可知可控，也就是说，要对信息技术产品的风险和隐患、漏洞和问题做到“心中有底、手中有招、控制有术”。

对须引进的，实行市场准人制度，并引进权威机构对其产品进行风险、安全、实用等综合性评估。

对各地区一些科技水平还比较低的中小金融机构，要加大支持力度，加强行业内部的交流合作。针对目前金融业，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的信息系统的开发、建设和运维采用IT外包的形式，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制度和措施，促进IT外包健康快速发展，约定监管机制，规范服务商的服务标准和流程，使IT外包以服务行为的公司化、强大的配套支持能力、灵活的外包服务方式成为金融机构快速发展的可行之道。

四是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定期进行信息安全检查，加强网络安全攻击防范。

由于金融业的组织结构和业务运营方式，使网络必定要建成一个同Internet和外部线路有较密切关系的结构，各种网络访问上的安全问题也随之产生。金融网络系统面临的攻击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攻击的后果将造成信息失密、信息遭篡改、身份遭假冒和伪造等，特别是在网络上运行关键业务时，网络安全问题更是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因此，应通过建立健全信息安全制度、定期组织信息安全非现场和现场检查等方式，促进银行做好系统加固工作，充分利用各种安全产品强化网络安全防范，加强移动存储介质管理，做好安全日志分析、预警和监测工作，防止植入木马导致信息泄漏和来自内部的安全威胁。

五是增加业务持续动作能力，切实采取措施防范数据处理集中后的技术风险。

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共同论坛2006年8月了《业务连续性高级原则》将业务连续性管理定义为，发生中断事件时，确保某些业务保持运行或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的一整套办法，包括政策、标准和程序。

业务连续性管理的实施在组织上的保证至关重要。人民银行应指导金融业参照国外先进经验，专门成立业务连续性管理指导委员会，将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和IT部门有关业务连续性的管理职责融于一处统筹管理。

目前，国内银行灾难备份和业务连续性管理主要集中在系统故障、人员操作、机房维护和短时间电力中断等情况。在防范自然灾害、重大疫情和恐怖袭击等方面的应对管理还需加强。一是要强涮“突发”与“应急”。由于灾害事件的不确定性，应急管理与保障工作必须建立在高强度的实战性基础上，使灾难应急管理真正适应“应急”的要求。二是要扩大应急预案本身的覆盖范围。我国金融业灾难备份及业务连续性管理主要集中在IT部门，远远不能适应业务连续性的需要，应当强调业务部门的参与，与IT部门共同构建适应现代金融业发展需要的应急保障体系，确保运营安全。

三、结束语

篇5

[关键词]金融安全 金融危机 金融安全网

〔中图分类号〕F830.99；F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7-0089-06

一、引言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十年，其给东南亚各国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使人记忆犹新。据估算，1976-1996年59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机成本为2500亿美元，约占其所在国GDP的9%，而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贷款损失为1300亿美元，约占损失国家GDP的20-25%（Caprio，Honohan，1999）。[1] （P43-46） 然而余音未停止，近期又爆发了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安全产生了巨大影响，使金融安全问题再度成为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2006年我国全面开放金融业，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家金融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经验表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没有形成合理的金融安全屏障与安全网的情况下，贸然放开金融市场和汇率管制，都无一幸免地遭受到金融市场的动荡甚至金融危机的影响，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如何在扩大开放金融市场的条件下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成为我国学界研究的新课题。

1933年Fisher发表《大危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一文后，[2] （P337-357） 国外学者对金融安全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主要集中于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和金融安全网的设计与改进两个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国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维护金融安全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但目前国内对该领域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均做得不够。本文将对金融安全实质进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对该领域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介。

二、金融安全实质的争论

国外学者虽然没有对金融安全明确定义，但已明确提出了金融安全网的概念，并对金融危机、金融安全网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Demirguc-Kunt和Kane（2002）认为，金融安全网包括隐性和显性的存款保险、最后贷款人制度、有问题银行的调查与清算及紧急情况下国际机构对银行的监管策略。[3] （P175-195）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国家金融安全问题，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但观点不乏分歧，焦点在于金融安全的界定。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1. 以王元龙为代表的货币资金融通安全观。

王元龙（1998）认为：“金融安全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与货币流通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范畴。”这种观点强调金融安全的广泛性，即凡影响金融安全与金融体系正常运转的所有变量都可认为是金融安全的范畴。[4] （P33） 持该观点的学者还有雷家（2000）等。[5] （P8）

2. 以梁勇为代表的国家利益安全观。

梁勇（1999）认为：“国家金融安全是指一国能够抵御内外冲击，保持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即使受到冲击也能保持本国金融及经济不受重大损害的状态，及由这种状态和能力所获得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安全。”这种观点强调国家金融，即强调国家政治、经济安全下金融体系稳定与发展。[6] （P16） 目前大部分学者持该类观点，如贺力平等（2007）。[7] （P21）

3. 以张亦春、刘锡良等为代表的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安全观。

张亦春等（2002）认为，“金融安全是相对于金融风险而言的，实现金融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促进金融创新的不断演进”。[8] （P6） 刘锡良等（2004）认为，“金融安全是相对于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特定状态，在该状态下金融运行有效率，金融风险处于金融危机的临界值之下”。该观点强调金融安全与风险及危机之间的内在关系。[9] （P6） 目前不少学者持该类观点，如谢赤等（2006）、张岩岩等（2006）。[10] （P28-31） [11]（P143）

研究表明，金融安全是一个宏观概念，虽然微观层面的风险通过积累和扩散会威胁到宏观金融安全，但并不是金融安全本身。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金融风险是金融业运行和发展的常态，不能把这种常态视为不安全。金融安全虽然主要涉及到国家金融不受损害及金融体系能够抵御各种外部冲击，但金融外部冲击往往通过一国内部金融体系传导而爆发，因而忽略内部金融运行状态而过分强调外部冲击来界定金融安全是不完整的。我们倾向于刘沛等（2001）的观点，即将金融安全定义为“一国经济独立发展道路上，金融运行的动态稳定状态”。[12] （P51）

国外关于金融安全网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金融危机理论及如何构建合理高效的金融安全网以确保一国金融体系的高效、稳定运行。接下来本文就这些理论作简要归纳和评析。

三、金融危机理论

金融危机理论一般包括银行（金融机构）危机理论、货币危机理论和信用危机理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许多学者开始研究金融危机产生的成因和影响，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并随着全球性和区域性金融危机的发生，而不断丰富完善。

（一）金融脆弱性与金融危机

Fisher（1933）首先对1929年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金融危机是由引发债务――通货紧缩的金融事件形成的，即在商业周期上升阶段形成企业过度负债，而在商业周期下降阶段产生银行坏账，银行不得不收缩信贷，结果加剧了企业倒闭并引发金融危机。[2] （P337-357） Minsky（1964）提出了金融脆弱性假说。他认为银行脆弱性、银行危机和经济周期变化的关系是内生的，政府干预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银行的脆弱性。[13] （P324-335） Mishkin（1999）阐述了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因为利率上升、未预期通货膨胀的变动以及汇率贬值，导致企业净值减少，并通过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机制使一国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14]（P3-20） 国际清算银行（BIS）指出：一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可能危及本国和其他国家的金融稳定。金融业比其它行业更容易出“故障”，其根源在于金融业的内在脆弱性。

（二）银行挤提与金融危机

Diamond和Dybvig(1983)首先分析了银行挤兑问题。他们认为，在先到先服务原则和资产变现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存款人提款行为存在两种均衡：当存款人预期银行挤兑要发生时，其最优行为是尽快提取银行存款；当存款人预期挤兑不会发生时，会选择将存款留在银行。上述哪种均衡会出现，取决于外部“太阳黑子”的出现。[15] （P401-419） Chari等（1998）修正了Diamond和Dybvig模型，并假设银行贷款收益是随机变量, 只有少部分信息灵通存款人能够观察到该随机变量。当大量存款被提取时, 大部分存款人无法观测和判断这是由于信息灵通存款人想提早消费还是银行贷款质量恶化的结果，因而贷款质量恶化引起的挤兑和恐慌引起的挤兑都可能发生。[16] （P749-760）

（三）信息不对称与金融危机

Stiglitz和Weiss（1981）率先将信息经济学理论框架运用到金融市场，分析了信息不对称下金融市场的逆向选择和信贷配给机制，认为逆向选择和信贷配给造成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17]（P393-410） Kane（1985）认为，信息不对称下银行的道德风险引发了美国储贷危机，而存款保险制度使银行危机不断向后推移，使银行危机产生的破坏性越来越大。此后许多学者对道德风险与金融危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存款保险制度产生了银行及存款机构普遍的道德风险，从而导致了银行系统的风险转嫁激励，最终形成了金融风险的积累和金融危机的发生。[18] （P269-278） Mishkin(1999)认为，金融的不稳定性主要由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引起，墨西哥和东亚金融危机都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即不对称信息引发危机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在外部冲击下产生货币危机，再由货币危机引起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财务状况恶化，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14] （P3-20）

信息问题是金融业的核心问题，将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作为形成金融不稳定性、进而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源，抓住了金融危机的本质。该结论得到大量金融危机案例的支持。可以说，金融脆弱性、银行挤兑和金融不稳定性都是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致。所以完善金融业的信息披露制度、努力降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对维护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四）金融危机的其它理论解释

Calvo(2003)认为，在扭曲的产出税制下，当政府支出达到一定水平时，贸易条件的微小变化会造成经济突然停顿，引发金融危机。[19] Morrison等（2005）发现，监管当局声誉对防止银行危机有重要影响。如果监管者具有良好声誉，资本充足率监管将克服银行的道德风险，从而有效防止银行危机的发生。[20]（P1548-1571） Giannetti（2007）证明，新兴市场国家对资本流动的开放会损害银行的稳定性。[21] （P32-63）

四、金融安全网理论评析

金融安全网是政府为了预防和应对金融危机、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而设计的制度安排与政策体系，主要由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人制度构成。

（一）存款保险制度

自1933年美国首先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来，绝大多数OCED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据统计，1974年只有12个国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到了1999年已增加到71个，并且发展中国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Demirguc-Kunt，Kane，2002）。[3] （P175-195）

美国储贷危机后，人们发现存款保险制度形成了风险转嫁激励和风险积累机制，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许多学者开始检讨存款保险制度的合理性。Kane（1985、1989）研究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存在严重问题和风险积累与转嫁激励，同时使存款机构失去了市场约束，最终导致了美国1970年代末的储贷危机。[18] （P269-278）[22] （P451-456） Diamond和Dybvig (1986)的分析也表明，存款保险制度使银行有激励承担更大的风险，使银行更容易失败。[23] （P55-68） Demirguc-Kunt等（2002）通过1980-1997年61个国家的银行样本的统计分析表明，存款保险制度严重危害了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特别是在刚刚取消利率管制而制度环境还不完善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24] （P1373-1406） 针对存款保险制度存在的缺陷，许多学者对其改革进行了研究。其中主要集中在存款保险定价和激励相容的存款保险机制两个方面：

前一问题的研究始于Merton（1977）对存款保险期权定价的开创性贡献。他建立了单期存款保险期权定价模型。[25] （P512-520） Pennacchi（1987）将单期模型发展为多期模型，放松了单期模型中的假设，分析结果表明，在结算日临近时保险价格将会趋向于真实价格。后来许多学者发现，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存款保险制度会产生风险激励问题。Chan等（1992）的研究表明，合理的存款保险定价也会产生激励不相容，而在现实中对存款保险合理定价是不可能的。[26] （P227-245） Freixas 和Rochet（1998）研究了激励相容的存款保险定价问题。结论表明, 为存款保险确定最优价格是可能的，但是结果并不是最有效率的。[27]（P217-232）Pennacchi（2006）通过模型说明，即使保险费率足够合理，银行承担过度风险的动机也不可能避免。[28] （P1-30）

不少学者还探讨了激励相容的存款保险制度。White(1989)认为，必须从信息收集与披露、保险规则、存款净值可扣除、基于风险的保险费率、保险数量限制等方面对存款保险进行全面改革，建立激励相容的存款保险制度。[29] （P11-29） Bhattacharya等（1998）认为，要解决存款保险制度下的道德风险问题，必须制定根据风险调整的最低资本金率和保费率，加强银行信息披露。[30]（P745-770） Demirguc-Kunt 和Kane（2002）分析表明，要保证存款保险制度效率，应首先设定覆盖范围广的强制性存款保险，确保存款人、次级债券持有人和其它机构了解他们的资金处于不能承受的风险水平上，并通过风险暴露让私人和监管部门有激励去监管银行；其次，强制性要求存款保险机构增加保险池规模，防止将风险较低的机构排斥在存款保险之外；第三，要保证存款保险的透明度、制止性和责任性。同时健全的法律体系、标准的会计制度、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和有效的金融监管可以加强对存款保险的市场纪律，消除存款保险的风险转嫁激励。[3] （P175-195）

（二）最后贷款人制度

最后贷款人制度理论最早由Bagehot（1873）提出。他分析了最后贷款人角色，并提出两项原则：一是最后贷款应该收取惩罚性高利率；二是在该利率水平上应该将资金贷给所有好的银行证券持有人，尽可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Repullo，2000）。[31]（P1-5） [32] （P580-605） Kaufman（1991）认为，央行对银行的援助会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救助促使银行经营者和股东为获得更多救助补贴而去冒更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央行向倒闭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大大降低了存款人监督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积极性。[33] （P95-110）

Flannery( 1996)证明，银行间拆借市场在银行危机时期会出现失灵问题，因而中央银行在危机期间应该作为最后贷款人向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34] （P804-824） Sleet等(2000)认为，一旦存款保险制度付诸实施，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存款保险定价无关，而最后贷款人的贴现窗口政策在解决金融危机的作用比存款保险定价更加显著。[35] （P518-575） Repullo（2000）认为，最后贷款人制度只有在三种情况下运作才是合理的：（1）银行资产价值评价时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2）通过银行监管可以获得私人信息时；（3）银行失败产生负的外部性时。最后贷款人制度只有合理的运作才不会产生银行的风险转嫁激励。[32]（P580-605） Freixas等( 2002) 的分析表明，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中央银行很难区分存在流动性问题银行和偿债能力恶化的银行，因而最后贷款人制度不可避免地引发银行的过度风险承担和风险转嫁行为。[36] Barth等人（2005）认为，很难评价最后贷款人制度对有问题银行的支持是否合适，但大部分发生危机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用于银行救济的财政支持超过了合理水平。[37] （P168-190）

五、总结性评述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又发生美国次贷危机之际，对金融安全主要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为我国有效防范金融危机、维护金融体系安全与稳定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基本一致的结论是：金融业的脆弱性、危机的传染性和信息密集型，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金融体系在受到内外不利因素的冲击时，都容易导致存款机构的挤提和金融恐慌，引发金融危机。而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人制度的金融安全网的设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银行挤提和金融恐慌的程度，但却造成了高昂的财政成本。从长远来看，金融安全网的设计在形成金融机构风险转嫁激励的同时，却失去了存款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金融机构监督的激励，使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和破坏性更大。因而完善存款保险和央行贴现窗口合理定价，实施部分存款保险，增加存款保险与最后贴现窗口的透明度，建立激励相容的金融安全网，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应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建立激励相容的金融安全网。首先，推进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出台。在制度设计上，避免全额保险，增加存款保险运作的透明度和存款人的监督激励，形成对存款保险机构的有效约束。其次，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对贴现窗口合理定价，提高贴现窗口惩戒力度。同时加大有问题银行处置的信息披露，便于社会公众进行有效监督。第三，加强金融业的审慎性监管，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金融危机预警系统，使监管当局能够及早采取措施，将金融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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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金融法安全 经济法安全 金融危机 金融体制

法的价值是“在人（主体）与法（客体）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1]要确立价值，首先要确立价值标准。“价值标准是行为者努力奋斗所要实现的目标，凡是前进方向要达到目的的任何活动，都是价值定向的活动。”[2]法价值评价标准包括内在标准与外在标准。内在标准是主体所参照的内心依据标准。[3]

一、金融安全价值的提出

（一）金融安全价值的研究意义

金融就是资金的融通，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内容。随着金融活动的发展和金融功能的深化，金融创新产品的增加，金融对经济的反作用越来越显著，金融功能发挥的好坏已成为直接影响经济能否平稳发展的重要因素。历次国际金融危机证明，在金融创新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金融危机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伤害不亚于一场战争，波及面可能是整个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金融。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如何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金融完全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前一段时间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安全这一金融法价值命题的提出得到广泛的关注。这两次金融危机均没有对我国造成毁灭性的危害，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市场还没有完全的开放，特别是资本项目没有开放，并不是我国金融安全已经打到了很高的水平。相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经济自由与政府干预关系的发展史。

20世纪20年代以前，整个经济市场信奉自由竞争理念。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处于鼎盛时期，他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只是守夜人角色。积极创造的态度内在地要求自由，自由必然要求竞争，竞争是自由的表现和实现。为此，人们往往将“自由”与“竞争”，合称为自由竞争。[4]

20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繁荣，刺激了股票投机活动，导致股市泡沫。以1929年11月21日股市暴跌为导火线引发了1929-1933年的大危机。1930-1933年有9096家银行破产，相当于1930年初银行总数的36％，银行总存款下降了39％。[5]人们对自由竞争的金融市场的优点产生了怀疑，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的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认为，没有监管和无法控制经济的不稳定性是大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干预。

现在来看，货币主义者强调更自由的市场竞争力量的效率，认为强加于竞争行为的限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当。随着金融创新的剧增，旧的限制金融竞争的法律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失去效力，一系列促进竞争的法律逐步推行。金融立法的价值取向由限制竞争的干预制度转变为鼓励竞争的政策。一般认为，金融监管是伴随着银行危机的局部和整体爆发而产生的一种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安全及确保存款人利益的制度安排。金融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有着比其他市场更高的风险性。[6]

但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如何避免我国金融体系受到外力的冲击，以及适应金融创新的发展。现在金融经营者过度的追求金融经济价值以及效率价值，但是我们应该固守金融安全价值，保护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不能盲目最求经济效益。

二、金融安全的概念

梁勇、卢文刚等学者认为金融安全的概念是以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提出的，即作为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一部分。

郑汉通认为，所谓的金融安全，即一国金融利益不受侵犯，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不受破坏和威胁，金融体系能抵御各种金融危机对其的侵害。反之，当一国金融利益受到侵犯，金融体系不能正常运转，面对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毫无抵抗能力,就是金融不安全。[7]

刘沛、卢文刚认为，金融安全是指一国经济独立发展道路上，金融运行的动态稳定状态。并指出“对目前的开放经济体而言，内外部经济往往是交织和融合在一起的。过分强调外部均衡的能力和状态而忽略内部均衡的状态来谈金融安全可能有失偏颇。”[8]

金融安全应当是动态发展的随着经济发展的安全状态。因为经济运行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金融安全是基于信息安全以及反馈机制运行良好的基础上的动态均衡,安全状态的获得是在不断调整中实现的。[9]

三、经济安全概念

首先使用“经济安全”概念的官方报告是1980年日本政府发市的《国家综合安全报告》，在该报告中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等并列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10]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军备竞赛被以发展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所替代。经济发展成为国家政策的重点，维护经济安全已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基本经济秩序以及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或行为的保障程度及其遭受损害的可能性。[11]

对经济安全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种角度来理解。微观经济安全有经营者权益安全、消费者权益安全和劳动者权益安全。民商法以个人经济生活为本位，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因此，民商法以促进微观经济安全为主导。民商法的局限性表现为：对于市场短期性、直接性的天然缺陷引起的各种危机（如各种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民商法无法以意思自治、平等自愿原则加以防范与化解，民商法只局限于个人，而无法照顾到整个社会的整体经济利益。而这些危机却往往会给一个国家的经济根基造成致命打击。

宏观经济安全即国民经济整体安全，它包容了微观经济安全。它既可以促进国民整体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又可以控制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防止经济疲软、过热以及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消极经济状态。经济法以国家整体经济为本体，较之民商法，经济法因其本身的特征直接影响宏观经济安全。

四、经济安全价值的体现

我们从经济安全的内容中可以看出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一部分，甚至是核心内容之一。

（一）金融安全

金融在世界各国的特殊地位及金融业对一国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强渗透能力，一旦金融失控势必造成整个经济体系的失控，引起社会的不安定性，因而金融问题成为经济安全的核心问题之一。

“一类是市场性风险，它纯粹由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即使是成熟的市场、规范化的经营也有不可避免的正常风险，如利率和汇率等；另一类则属于经济体制或机制性风险，它是由于市场经济机制不完善或尚未根本建立，规则不清，国家监督不力，不确定空间增大而导致的风险，如信用风险、犯罪风险、政策风险和管理风险等。”[12]后者必须通过金融法来加以控制，为此，应尽快完善有关金融立法，完善金融业自身风险防范系统，同时增强对市场本身引发的风险的心理、经济承受能力，减少风险冲击，确保金融安全。

（二）基础产业安全

产业安全面对的风险是“产业空洞化”，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已有产业处于衰退阶段，而新的产业还没有得到发展；或者新的产业发展不够充分，不能弥补已有产业衰退的影响，造成经济陷入不断下降，甚而萎缩的现象”。[13]所以我国一定要注意产业的发展和布局。

（三）投资安全

国家应开放多元化的投资途径与渠道，引导投资方向，完善法律规范投资程序与条件，成为化解该领域高风险、增加外来资本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力。

（四）价格安全

五、经济法安全价值与金融法安全价值的关系

金融安全问题是在国际经济形势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日益自由，金融活跃和创新不断高涨，金融投机风潮不断发生，一个个国家接连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连锁反应的从一个世界影响到另外一个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每个国家面对经济危机都不会独善其身。在这样背景下，很多国家纷纷关注金融安全。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体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金融安全运行的体制能够维护和促进一国金融的长期、稳定发展。

一个安全的、有效的金融体制绝不是一种随意的安排，它也并不完全受制于国家或个人的意志，它是决定于一国产业结构的选择。然而，金融结构的安排又会反过来影响一国产业结构的形成与发展。

因此我们要注重经济法中的安全价值以及金融法的安全价值，从金融法的角度来看经济法安全价值的建构，立法的必然性，以及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这些也是与经济法的其他价值是相通的。从一个部门法来看整个法律部分的价值，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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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金融安全与法制建设[J].法学，1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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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资本流动;金融安全;安全指数;覆盖效应;突变现象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6）04-0022-04

一､引言

伴随着金融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国际资本流动逐渐取代国际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坚力量｡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为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便捷的融资环境,加快了资本在国际间的有效配置｡然而,任何事物都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20世纪末几次大的金融危机均从不同程度反映出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及破坏性,为此,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问题日渐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焦点｡从研究文献上看,马克思（1867）是这一研究问题的最初涉猎者｡马克思通过对黄金流动与金融危机的关系研究揭示出“资本流出对金融危机的爆发起到了一个加速器的作用”,为今后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研究奠定了基础｡关于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安全的广泛研究兴起于20世纪末:Krugman（1979） ､Flood and Garber（1986）提出了国际收支危机模型,指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导致危机和资本逆转的必然性;M.Obstfeld(1994,1995)在国际收支危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危机预期模型,认为投资者基于对货币贬值的预期进而实施的投机行为是货币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从而也是国际资本流动逆转的原因之一;Diamond and Dybvig(1983)表明金融市场上的羊群效应会加剧资本逆转的程度从而加深危机的破坏性;Radelet and Sachs (1998)从实证角度证实了Diamond and Dybvig的研究结论;Krugman(1998)､Dooley(2000)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了新兴国家资本流动的逆转原因,并认定新兴国家严重的道德风险是国际资本流动突发逆转及金融危机爆发的罪魁祸首｡在国内,不少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丁楠(2002)､邓小巧(2002)､王元龙(2003)等学者分别从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风险､金融危机的关系以及我国资本流动的构成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上述研究为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推进了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安全的研究进程｡与此同时,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不足,尚需进一步完善:一方面,现有文献大多从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角度进行分析,关于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安全的直接研究较少;另一方面,关于我国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安全的研究往往是从资本流动的构成角度进行逐一分析,且多为定性分析,缺乏整体的量化分析｡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度测算体系,通过测算把握资本流动的安全状况,为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监管提供必要的现实依据｡本文依据经济安全研究中常用的概率分析法,运用目前国内外通用的资本流动预警指标对近十年来我国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程度进行整体测算,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资本流动的潜在安全问题｡

二､中国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度测算

(一)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度界定与数值划分

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将国际资本流动运行的金融安全态势定义为以下四种:安全､基本安全､风险和危机｡安全状态是指国际资本流动中存在较低的金融风险;基本安全状态是指国际资本流动中存在金融风险,但在合理控制范围之内;风险状态是指国际资本流动中的金融风险日益累积､未得到化解;危机状态是指国际资本流动中的金融风险恶化以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后两种状态是广义上的国际资本流动金融不安全,其中风险状态是潜在金融不安全,危机状态为实际金融不安全｡此外,为了后文定量分析的需要｡我们赋予上述四种状态以A､B､C､D四种安全等级,并划分不同数值范围(数值越高表示安全度越好),具体如表1所示｡

(二)测算指标的选取与量化分析

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莫里斯・戈尔茨曾提出七项经济预警指标,其中与国际资本流动相关的有: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经常项目差额占GDP之比和资本流入结构｡与此同时,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教授对金融危机预测也进行了很好的研究｡此外,姜洪､焦津强(1999),姜旭朝､孟艳(2000),闻岳春､严谷军(2000),冯文伟(2002),王元龙(2003)等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借鉴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资本流动的开放情况,选择如下指标作为衡量现阶段我国资本流动金融安全度的主要依据｡

偿债率II｡传统意义上的偿债率是指当前外债还本付息额与当年出口收汇的比率,它是衡量外债规模和一国偿债能力大小的重要指标｡但是,这种偿债率仅考虑了经常项目对一国偿债能力的影响,与当前国际资本流动日益频繁的现实相差甚远,准确性并不很强｡因此,我们在此选择的是修正偿债率,其计算公式为:偿债率II=当年还本付息额/当年外汇储备｡由于外汇储备来源于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在短期内可以提供偿债保证,用它作分母能够反映一国国际收支状况对还本付息的承受能力,其考察范围比单独考察出口一项更为全面｡一般认为,偿债率不超过30%-50%是安全的,以此为基本安全区间,上､下增减10%作为警戒线｡

负债率｡它是指一国当年外债余额占当年GDP之比,表明一国经济发展对外债的依赖程度,是衡量一国负债能力和风险的主要指标｡国际上公认的最高限度为40%,将此值作为“基本安全”状态的上限,上､下增减10%得出警戒线｡

外汇储备/外债余额｡外汇储备的主要作用之一是作为举债的保证和清偿的手段｡该指标是反映一国偿还能力的重要指标｡其国际警戒线区间为:30%-50%,以此为基本安全区间,上､下增减10%作为警戒线｡

外汇储备/短期外债｡这一指标是衡量一国快速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一国外汇储备越多,越可增强债权人对债务国偿还债款的信心｡该指标的国际警戒线为不小于100%,以此为基本安全区间的上限,上､下增减100%作为警戒线｡此外,一般认为当外汇储备超过短期外债余额的5倍时,将会因大量的资源闲置而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当外汇储备/短期外债>500%时,我们将认为金融运行状态又回落为“风险”状态｡

短期外债/外债总额｡是用于衡量一国资本流入结构是否合理的指标,该指标的快速上升往往被认为是债务危机的征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值为25%,将此值作为“基本安全”状态的上限,上､下增减10%得出警戒线｡

经常项目差额/GDP｡该指标主要反映一国对外经济部门的竞争能力,如果逆差占GDP的比重持续过大,说明其创汇部门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外贸收支严重失衡｡持续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构成影响一国经济对外均衡的主要因素｡对于汇率相对固定的国家而言,为了达到新的均衡,其汇率可能会在某一因素的触发下突然间大幅贬值,引发金融危机｡国际上一般认为不超过5%是安全的,在此将其作为“基本安全”状态的上限,上､下增减1%作为警戒线｡

外汇储备/M2｡该指标是基于供求平衡原则下衡量外汇储备是否适度的一个指标｡由于目前国际上关于广义货币统计的口径不同,所以该指标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根据我国多年的经验,选择12%作为“基本安全” 状态的上限,上､下增减3%作为警戒线｡

(FDI+经常项目差额)/GDP｡资本流动的构成及一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成为一国对外经济部门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用外商直接投资来弥补经常项目的逆差还是用易于外逃的证券投资来弥补将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越高,接受投资国就越不会因为资本突然的外逃而遭受损失｡国际上公认的合理区间为-2.5%-5%,以此为基本安全区间,上､下增减1%作为警戒线｡

(三)数据处理

在进行具体的测算之前,我们还应把测算指标在各个年度的实际值转化为分数值,即进行指标值到分数值的映射处理｡具体方法如下:

(1)当指标值越大越安全时,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Si=分数下限+(指标值-警戒下限)×(分数上限-分数下限)/(警戒上限-警戒下限)

(2)当指标值越小越安全时,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Si=分数上限-(指标值-警戒下限)×(分数上限-分数下限)/(警戒上限-警戒下限)

（3）当指标某点最安全,离开该区间越远越不安全时,又分以下三种情况:

①指标处于“安全”状态时:

Si=100-2指标值-(警戒上限+警戒下限)/2×(分数上限-分数下限)/(警戒上限-警戒下限)

②指标越大越安全时:

Si=分数下限+(指标值-警戒下限)×(分数上限-分数下限)/(警戒上限-警戒下限)

③指标越小越安全时：

Si=分数上限-(指标值-警戒下限)×(分数上限-分数下限)/(警戒上限-警戒下限)

(四)具体测算

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为测算数据的主要来源,并选取1995-2004年作为基本测算年度｡首先,根据数据来源中的原始数据整理计算出我国资本流动金融安全度测算指标的实际值(见表3);其次,采用前述数据处理方法对此实际值进行分数映射,并运用公式(1)进行测算,求得资本流动的综合安全指数T;最后,根据求得的综合安全指数T对照表1进行安全状况评价,结果如表4所示｡

T=∑ Si/i (1)

其中,Si表示第i个指标的分数,i表示指标个数;T∈[0,100],i=1,2…8｡

由表4可以看出,在参加测算的10个基本年度里,我国资本流动有4年(1996､1997､1998､2001)显示为“安全”,6年(1995､1999､2000､2002､2003､2004)显示为“基本安全”｡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度是较好的｡然而,如果从综合安全指数T的走势及个别指标角度看,上述结论是不太全面的｡我国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还存在如下潜在问题:

1.综合安全指数走势不平稳,具体表现为“两起两落”｡我国资本流动综合安全指数的走势存在着一定波动性,具有明显的两起两落现象:1997年我国综合安全指数T达到最高值82.59分,随后一路下跌至2000年的75.29分｡2001年恢复到81.04分,但此后又呈现出下降趋势｡近两年来该指标一直位于76分以下｡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发展的安全｡因此应注意维持安全态势的平稳运行｡

2.综合安全指数测算结果中存在覆盖效应,具体表现为:指标3对指标4形成了较强的覆盖效应｡从表4反映的测算结果看,指标3(外汇储备/外债余额)的分数值均为100分,而指标4(外汇储备/短期外债)的分数值在整个测算指标系里是较低的｡因此,在综合安全指数T的测算过程中,指标3难免会对指标4产生覆盖效应,即高分值的指标3缓和了低分值的指标4对综合指数T的稀释作用｡指标3和指标4均是反映一国偿债能力的指标,除了侧重点不同外,在指标取值方面还存在重大的差别｡指标3在取值方面并未规定储备过多的警戒值,为此我们将该指标分数值>100分的均以100分计算｡实际上外汇储备过多也是不适宜的,这会因资金的低效使用而造成经济损失｡与指标3不同的是,指标4规定了这一警戒值:认为外汇储备/短期外债>5为“风险” 状态｡如上所述,指标3因缺乏储备过多的警戒值而构成了对指标4的覆盖效应｡在此我们将指标3剔除,得到如表5所示的结果｡从中可以发现:剔除指标3后的综合安全指数较之先前平均降低了3分左右,资本流动金融安全度为“基本安全”｡

3.个别指标的转化存在突变现象｡观察表4可以发现,指标4和指标5在个别年度里呈现出突变现象｡这里的“突变”是指金融安全状态的转化不是渐进的而是跳越式的｡如从“安全”状态直接跳跃至“危机”状态,中间没有经过连续的过渡状态｡2001年指标4的分数值为90.80分,属于“安全”状态;而2002年该指标降为49.22分,直接落入“风险” 状态｡类似现象指标5在2000-2001年中也有发生｡金融安全状态的突变会使监管当局措手不及,容易造成监管失效｡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短期外债风险较大｡

三､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对我国近年来的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安全度可以进行如下评价: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度比较好,状态界定为“基本安全”;另一方面,资本流动运行中也存在潜在的金融安全问题:综合安全指数走势不平稳且存在一定的覆盖效应,个别指标的转化存在突变现象,短期外债风险较大｡发展中国家在资本自由化的过程中往往侧重于资本的引入,我国亦是如此｡尽管资本的大量流入会为本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用资金,但是如果资本流动监管缺位或不当,很容易使得资本引入国发生偿债困难甚至金融危机,20世纪末的墨西哥､泰国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因此,我国在资本流动基本安全的状态下,应密切关注资本流动中金融风险的类型与程度,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化解,尤其是严格控制资本流入的期限结构,合理使用短期外债,确保资本流动中金融安全的可维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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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金融危机形成机制发生条件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因此对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是只伴随经济危机爆发而爆发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危机则是指单纯的货币危机。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商品和货币在价值形态上的对立和必须相互转换,才使资本运动过程本身潜伏着经济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首先,商品买卖分为两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分离,使货币与商品的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从而使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危机是使两种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过程强制统一的形式。其次,信用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的时间差异。因为信用的存在可使统一货币多次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如果某一个企业出现支付问题,则很可能会波及其它企业或信用机构,从而引起社会支付链条在许多点上的中断,进而引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或一般条件并非现实性,不能说明金融危机为什么会成为现实,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说:“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

    一、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马克思首先分析了随经济危机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和现实条件。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既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的基本线索。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走向危机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的作用:市场竞争,资本积累,资本积累。

    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是不以经济危机爆发为条件的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它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拉紧到极限、全面的生产过剩尚未发展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但独立的金融危机产生的机理和现实条件是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来自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脱离资本主义经济总体发展的背景,而是指资本主义在进入发达阶段后,金融系统的发展有暂时超越和背离生产系统而发展的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以后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新变化:证券交易所已变成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后还专门补充了“证券交易所”一节,并强调说证券交易所的重要性还在不断增加。马克思则明确指出,以股票发行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发展,不仅造成了生产垄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改变了金融体系的状况——投机、欺诈、神经过敏和金融贵族。马克思说,股份制度是资本主义方式以内的扬弃,是一个过渡点,“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很发达的阶段尚有若干意义的各种观念,在这里,都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马克思的金融理论对我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加入WTO,外资金融机构逐渐进入中国,与此同时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我们在看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我国融入资本全球化的步伐加大,金融安全问题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核心内容。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客观现实决定的,也是马克思的金融安全理论在新时代的展现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金融安全理论。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马克思的金融安全理论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它依然在指导着我们前进。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的金融安全观,积极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参考文献:

    [1]王德孔.马克思主义的金融危机理论及现实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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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金融安全 自由主义理论

一、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的提出

金融安全（Finance Security）通常涉及两个层面，一方面指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另一方面指整个金融体系的的稳定。按金融业务性质来划分，金融安全可划分为银行安全、货币安全、股市安全等。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信用货币制度（也即法币制度）的建立，金融市场处于社会组织生产以及为再生产进行资源分配的核心地位。金融市场的稳定成为事关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所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转型的关键时期，金融安全问题关乎国家经济建设的成败，不可不察。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的倡导下，又兴起了一股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风潮，贸易自由、金融自由成为了发达国家极力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意识形态，甚至作为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强制附加条件。当这些国家被迫或自愿接受了“自由”化政策改革意见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和南美国家债务危机诱发的金融危机，使许多第三世界的经济新兴国家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多年来的经济建设努力付之东流。

所以，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并从金融安全层面出发，重新审视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政策，就显得极为必要。

二、评析新自由主义内里逻辑及其政策主张

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且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称于世；“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

新自由主义从古典自由主义那继承了有关“自然状态”的理论前提假设，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拥有充分自由的权力，也即“天赋人权”。只是在某一天出于构建新的群落秩序的时候才“让渡”出了部分自身权利，从而可以寻求群落社会的安全保护，这便是“社会契约”理论的观点。因此，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人生来是享有自由的权利的，订立“社会契约”只是为了寻求保护；又结合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认为每个人作为“理性人”而参与其中的市场，有着奇特的自我调节功能，能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所以政府完全可以也应该退出经济生产管理领域，只执行守夜人的职能，让市场“看不见的手”进行自我调节。新自由主义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极端的市场崇拜的政策主张：

经济上，新自由主义将古典自由主义有关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离开了市场就谈不上有效地资源配置以及经济发展，因此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

政治理论与制度上，新自由主义强调反对公有制、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首先，新自由主义者几乎都认为，“当集体化的范围扩大了之后，‘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豎同时新自由主义者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集权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豏，因此，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最后，他们还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

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上，新自由主义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认为西方的民主民权政治模式具有普世性，只有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才能实现全球统一市场，才能使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

从表面上看，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是周延的，但也就是这种逻辑上的完整性，使它很容易的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强行输出。如果仔细审视，就能发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是有问题的。首先它的逻辑起点是人的“自由”是天赋之权，但自由并不等于有序，也正是因为追求秩序，社会中的人才部分放弃了自由，不过新自由主义这里只先入为主的提取了享有自由的权利而故意忽视了对构建秩序的探讨。其次，它又认为人都是绝对理性的，所以推导出由理性人组成的市场是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并且同时认为这种由市场集体选择的行为的理性程度是远比政府少数官员决定的管理行为的理性程度要高。但这个推论是建立忽视了市场无序的基础上的，如果假定市场参与者是理性的，而市场又是无序的，那结果必然是由激烈的无序竞争发展为优胜劣汰到直到最后的市场垄断，这又必然使得市场失去自由。所以，由自然状态假设和理性人假设是不能简单推导至自由市场理论的。其实新自由主义理论逻辑缺陷的背后隐藏着垄断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本质。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理论必然会导致发展中国家一系列经济安全问题，便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扩张。

三、新自由主义对我国金融安全的消极影响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金融安全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全球化等政策主张上。

经济政策方面，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等政策主张对金融安全都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业发展不成熟的背景下，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金融改革，极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经济自由化在金融业上的体现是，实现完全利率自由化；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等等。金融自由化是全球化时代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更是一个国家走向金融强国的必经之路。但如果不结合本国金融业发展的特定阶段，盲目实行自由化改革，会给金融市场带来严重的不稳定因素，遭致国际金融投机机构攻击，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经济私有化在金融业的体现是，对于广大国有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应全部实现私有化改造。但如果在政府监管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全面实现了私有化改革，金融企业就极可能因为追求高额利润而弃企业安全于不顾，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市场化在金融业的主要体现就是央行股份化，董事会由政府和银行业代表共管。但事实上，政府官员在专业技能、行业信息收集处理能力肯定不如专业从业人员，并且央行董事会里的银行业董事可以上下联合，规避监管。美国次贷危机就是这种可能性的例证。

政治层面，新自由主义进行大力反社会主义、反公有制宣传。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的这种政治价值诉求基本就是针对我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使用各种方式，营造出全球范围内的反社会主义学术和舆论氛围。致使我国相当数量的民众出现反政府情绪，敌视任何公有制企业发展扩张。如果银行界出现了经营问题，民众就很容易将矛头对准公有制。

四、加强我国金融安全的应对之策

针对新自由主义可能从以上几个方面引发国内金融风险，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有效的对策加以遏止呢？我们认为，针对性的化解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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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经济 区域金融中心

一、合肥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必要性

目前，大约全国有29个城市先后提出了构建区域金融中心的目标，这些城市基本上都是省会城市或者直辖市。合肥作为安徽省中部崛起的中心城市，构建区域金融中心，是实现“十二五”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

一方面，合肥作为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龙头，经济发展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和挑战，对金融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合肥现代化滨湖大城市建设、省会城市经济圈战略以及安徽省率先实现中部崛起的目标，都要求把合肥建设成为一个辐射全省、承东启西的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另一方面，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不能成为区域金融中心就很难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合肥在整个中部城市中经济水平并不占优，地域上受到南京、武汉等中心城市的包夹，如若不把握时机，谋求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将有可能被边缘化，对合肥市，乃至整个安徽省经济的发展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这些都使得把合肥建设成为安徽省乃至周边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成为促进和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合肥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有利条件

1.经济发展潜力。近年来，合肥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尤其是“十一五”期间，地区生产总值从2005年的925.61亿元提高到2010年的2701.61亿元，年均增长17.9%，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全国省会城市第三，中部省会城市首位。

图1 2006-2010年中部六省会城市发展速度比较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以及合肥统计信息公众网

2.金融总量不断增强，结构不断优化。伴随着合肥省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建设金融中心各项政策的有力执行，2010年，合肥金融业增加值达151.06亿元，同比增长30.46%，占全市GDP的5.6%，占第三产业增加值13.58%，金融业已当之无愧成为合肥市支柱性产业之一。与此同时证券、保险、期货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迅猛，仅2011年合肥就新增上市公司6家，12家证券期货公司和5家保险公司在肥设立分支机构，多元化的金融组织体系已具雏形，主要业务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支持经济发展能力增强。

3.政策支持。自合肥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战略目标提出以来，得到了省市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安徽省、合肥市相继出台多项举措助力合肥金融中心发展。2008 年省政府《安徽省会经济圈发展规划纲要》更是明确提出了“力争到 2015 年，使合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运行稳健的区域性金融中心”；2011年《安徽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中更加具体的提出建设合肥区域经济中心的各项举措。

4.区位交通优势。以合肥为圆心，半径500公里范围，基本涵盖中国东、中部七省一市、长江中下游地区近5亿人口。未来几年，将有10条铁路穿境而过。高铁枢纽、4E级新桥国际机场正在加快建设，随着合肥港综合码头的建成，合肥将成为通江达海的内河航运中心。

5.科教创新优势。作为四大科教基地之一，合肥是国务院批准的唯一科技创新试点市，是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核心区、全国制造业信息化重点城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全国科技进步示范市。拥有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大学等各类高校60所，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研究院等各类科研机构358家，每万人中专业技术人才比例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因此，巨大的科教人才优势为合肥区域金融中心的构建提供强大的人才资源保障。

三、合肥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制约因素

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制约，安徽省金融业的总体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合肥距离区域性金融中心还存在一定差距，具体表现为：

1.经济基础薄弱。受制于安徽总体经济水平偏低、缺乏历史根基等因素，合肥经济总量落后于中部其他省会城市。

2.经济结构优化难度较大。以产业结构状况看，合肥第二产业中主导产业趋同，传统产业所占比重较大，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偏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够强。第三产业整体实力不高，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较高，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较低，对金融业发展也形成了制约。

3.金融业总体规模限制。2010年，合肥市金融业虽然同比增长30.46%，占全市GDP的5.6%，但增加值仅有151.1亿元，而同期中部地区的武汉实现 347.12亿元，是合肥的2倍多。与此同时合肥上市公司融资能力仍显不足，保险、证券等收入在中部省会城市地区排名也靠后。

参考文献：

[1]黎平海.我国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与发展研究[S].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