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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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价值在于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就国际金融法而言，其作用在于建立和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保障国际金融安全、促进国际金融发展。简言之，安全和效率是国际金融法的两大基本价值。这两个价值是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也就无所谓金融发展；而金融发展又是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的根本保障。任何金融的低效率运行或停滞不前，都可能导致金融乃至整个经济的混乱与动荡。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存在矛盾的一面。要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和保障国际金融安全，必然要求对金融业加以严格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而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可能导致金融业效率的提高，也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反过来影响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这两大价值的博弈直接影响到国际金融法功能实现的程度。我们知道，国际金融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价值取向的定位不能因人们的主观认识而转移，它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并与经济基础的要求相一致。事实也是如此，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变化着。在国际金融法形成初期，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之后，安全曾一度是其基本价值取向。各国都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视为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

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重大。金融全球化表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主体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各国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在时间上相互接续、价格上相互联动，几秒钟内就能实现上千万亿美元的交易，尤其是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流动性和全天候的市场。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国际金融关系朝着多方向发展。从货币体系的全球化到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到金融机构的全球化，从金融信息流动的全球化到金融风险传递的全球化，从金融政策协调的全球化到金融法制建设以及金融交易规则和契约条款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内容可谓丰富多样、无所不及。例如，从国际货币体系看，伴随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转和拉美、亚洲、非洲等区域货币合作的开展，美元、欧元和日元三足鼎立的多元化货币格局正在形成；从国际资本流动看，近二十年来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流速、冲击力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其中，私人资本已取代官方资本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主体，其逐利本性使资本流动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金融市场作为开展金融活动的平台，其全球化则构成了金融活动的全球基础，表现为各国金融市场的贯通和连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异类金融市场间界限的日益模糊，金融市场的主要资产价格和利率的差距日益缩小，市场相关度显著提高。货币、资本、金融市场等金融全球化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金融资源在不同国家间和不同层次上转移、划拨、金融和

互动。从而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重组，促进金融效率的总体提高。

二、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

我们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在为金融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又具有放大金融风险的效果。纵观金融危机接踵而至的经济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包括金融风险发生和传导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体遭受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概率大大增加，金融脆弱性演变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加之一体化的市场为金融风险之跨国传递提供通道，“一荣具荣、一损具损”已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由此警示我们，在看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高效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调整国际金融关系的国际金融法也要随着经济的变化而调整其价值取向。各国的立法者和监管者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加剧了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一方面要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通过增加竞争以增加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为确保金融稳定和公众对金融体制的信任而维持审慎监管。因此，法律必须在开放金融市场与加强管制之间加以选择。换言之，在促进金融效率与保障金融安全之间进行权衡，单一的注重安全优先或是单一的注重效率优先都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以美国为例，在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的效率优先的放松管制时期后，尽管金融自由化给美国金融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与活力。但是给银行业带来的危机也逐年增加。据统计，1982-1992年间，美国共有1442家银行倒闭。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对于开放程度高的美国来说，强调效率优先而放松监管也加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危险。有人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放松管制改革主要是制定新法，对废法的废止是不充分的。其结果就是解除管制部分不足以提高银行的竞争力，而保留管制的部分又无力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立法者和监管当局不得不重新审视放松管制的进程。在90年代里，美国立法开始体现出了对安全与效率的并重。这些法律从不同的角度，鼓励金融机构的竞争，注重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加强对金融活动的风险管理。尤其是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提出重整金融资源、实行混业经营和功能监管，实施兼顾安全和效率的审慎监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日本自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无不如此。如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提出了“有效监管”的六条原则，要求在实施监管时必须同时考虑，并将其作为新监管方式的指南。这六条原则是：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被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促进金融创新；保持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避免对竞争的不必要的扭曲和破坏。

考查有关国际金融的国际条约，也能看出对效率和安全并重这种价值取向的认同。无论是WTO还是NAFTA都强调放松金融管制，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自由化。WTO倡导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但同时也注重对安全的保护。WTO有关协议规定了有关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例外，如各成员方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出现严重的收支平衡和对外财政困难时，对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部门采取或维持有关限制措施；《金融服务附件》规定的“审慎例外”，允许成员方出于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保护投资者、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而采取措施，或为保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而采取措施。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效率与安全”的目标冲突。NAFTA推进金融服务的区域一体化，都要求成员方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有条件的开放金融市场，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促进金融领域的竞争，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基金组织和《基金协定》、世界银行和《世界银行协定》也都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强调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要求尽量排除政府的干扰。而市场机制主要是强调效率。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都是推行也鼓励成员国坚推行的金融体制和制度都是以效率为基本导向，注重对安全的兼顾。

晚近国际金融法价值取向上的这一变化，与金融全球化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因为金融全球化势必加剧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三、对我国的启示

回顾我国的国际金融立法，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一直都是主要目标。为此，我国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市场得不到应有的发展，金融业竞争力低下，整个金融市场十分脆弱，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也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市场已经大幅度的对外开放了，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是通过强化监管，恐怕难以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我国应该转变这种模式，在立法上应以效率为基本导向，兼顾金融安全。放松金融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在管制逐渐放松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已有的金融风险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同时这样做也有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为了维护金融安全，防止过快放松管制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必须把握住放松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参考文献：

[1]何焰.国际金融法晚近发展的若干特点.法学杂志，2005，（4）．

[2]贺小勇.国际金融立法的新趋势与中国金融法的完善.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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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综合性的金融法律体系

针对国家在构建金融法律体系上的误区，本文建议我国应该构建一套综合性较强的金融法律体系。这套法律体系至少应该涵盖以下几点内容：1.理财业务的门槛设置。法律体系中要指明理财业务的门槛：一是理财公司的理财能力达到一定标准；二是理财公司的财务能力达到一定标准；三是公司内部的控制制度足够完善；四是公司的资本达到一定的要求。2.信息公布的规范。法律体系中要说明信息公布的规范：一是理财公司有义务公布理财收费、投资类型和收益率等信息；二是理财公司有义务公布公司业绩、管理能力和公司资质等信息；三是理财公司有义务公布支付方式、计费方法和计费标准等信息。

（二）培养综合性的理财人员

在保险行业、证券行业及银行行业中，理财人员几乎都是对自身所在行业的情况了解较多，而对其他两大金融行业的了解偏少。因此，当这些行业的理财人员在面对行业跨度较大的金融产品时，往往很难给出客户较为准确的参考建议。于是，本文建议这三大金融业都要充分认识到理财人员的这种不良现状，除了要求理财人员熟知本行业的知识，还必须要求理财人员多学习另外两个相关金融行业的知识，从而打造出一批适应当前金融业发展的综合性理财人员。

（三）大力拓展理财产品的新品种

本文建议三大金融业可以采取“守旧创新”的基本发展策略。所谓金融业的守旧是指：金融业拓展现有的宣传渠道，尤其在新兴媒体上多做广告，让更多居民熟悉行业所拥有的金融产品，从而吸引和拉拢更多居民来选购理财产品，保持行业的持久竞争力。所谓金融业的创新是指：各大金融业在坚持原有产品的基础上，积极开拓一些新的理财服务或理财产品，让这些新服务和新产品来进一步吸引客户，从而让行业的综合竞争力能够更上一层楼。

（四）提升理财投资者的理财投资水平

虽然，理财投资者在选购了理财产品、投资产品之后，理财公司都会给理财投资者配备一名专业水平较高的理财人员。但是，理财投资者不能依赖于理财人员的看法和建议，而是应该加强自身理财与投资水平的修养。本文建议理财投资者从以下几方面来加强修养：一是理财投资者一定要树立理财、投资都有风险的意识，而不要一味相信理财人员所说的毫无风险；二是理财投资者要尽量学习每款理财产品、投资产品的具体内容，通过自我分析来正确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与投资产品；三是理财投资者要多向理财人员了解所选购产品的真实情况，时常关注选购产品的最新动态；四是假如理财投资者碰到了理财公司或下属的理财人员侵权的情况后，要立刻向理财公司或下属理财人员提出索赔的请求，假如对方拒不索赔，那么理财投资者最好跟监管部门反映真实的情况，请监管部门帮助自己维护权益。

二、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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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法；影响

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国际经济生活，其发展动向和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和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为特征。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从内容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这是由晚近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经济的金融化所决定的。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如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国际股权股利关系、国际委托关系、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表现为货币体系、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信息流动、金融机构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质和发展状况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运行规律。

首先，从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的发展过程，是金融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这一过程不是均匀展开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结构上的非均衡性特点。金融全球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初见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90年代至今则因更加充分地展开了其多样化的内容而进入阶段。在空间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现为区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区域化推进和作用的结果。金融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从先后继起到同步运行，彼此间既融合又排异的互动发展，成为晚近世界金融发展的一道风景线。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但这一进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胁，一般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其次，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广泛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使金融交易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突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为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三，从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各国的金融资源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以多种形式转移、划拨、融合和互动，金融创新日趋活跃，全球资金光速流动，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可谓是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最主要领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负效应，它使金融风险明显加大，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动辄演化成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个国家的金融均成为国际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单个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削弱，国际金融市场的失灵现象不时出现。

第四，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步入产业金融发展阶段。从其产业地位看，金融不仅是第三产业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且日渐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与产业化相伴生和相适应，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网络化等特点，对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经营理念等产生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在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符号性和虚拟性。据统计，目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全球游荡和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场间的相关度提高，经济大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更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贸易、投资等传统渠道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向和进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个别金融霸权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

显然，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全球化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已然大大推进。实践证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上述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已对或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国际金融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经济生活的调整器和控制机制，植根于国际经济生活并灵敏地回应着国际经济生活。全球经济环境的上述变化对国际金融法势必也会发生重大影响，简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场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国家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的枢纽地位和作用等，对于全球的法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国际金融法在当代社会经济即金融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类之一，在国际经济法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反映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上，表现为学者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经济法还是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等领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就开始转向以研究国际金融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问题。从国家层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金融法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以及国家法律、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健全，金融法制比较完备，就可以推定该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推定其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对安全和稳定，那么该国就可能成为人气旺盛的“网站”，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最富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所具有的显著的系统性、宏观调节性和时间信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设计。相应地，现代金融法较之其他部门法，更加重视维护货币资金的使用权，更加重视鼓励和保障金融资产的跨国流动，更加重视营建信用环境、契约环境、产权环境和会计环境等金融业发展之必要环境。此外，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还呈现出机构国际化、体制混业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金融法成为当前各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法律部门之一。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国际信贷和国际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关系无论在主体范围方面还是客体范围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并呈现出缠结交叉、异化衍生、变幻莫测的特点。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扩大调整范围、改进调整方法，随着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例如，伴随国际保付业务的兴起，国际保理联合会（FCI）的《国际保付通则》（1987年制订、1997年最新修订）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保付公约》（1988年正式通过）相继问世；随着互换、期权、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工具的出现，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南》、1998年《关于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监管信息框架》等建议案；随着广泛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企业集团的出现，由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三方组成的“联合论坛”（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业集团的监管》文件。晚近国际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势必要求国际金融法制度跟进创新，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所管辖的金融市场由传统市场扩大到欧洲债券市场、欧洲货币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新兴市场。由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关系变得复杂多样，促使国际金融法在调整方法上不断尝试、改进和发展。例如，各国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越来越强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体现在监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发生了如下变化：由全局性管制为主向日常性监督为主转变，由质性金融控制机制向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机制转变，由事后监管向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转变，由针对个案的被动型业务监管向系统性的主动型全面风险管理转变，由东道国当局单一监管向东道国与母国当局合作监管转变。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业务的规模化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必然要求冲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篱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冲击了国别金融制度壁垒，推动了各国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国际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风险扩大，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各国一方面加快本国的金融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参与多边金融谈判和条约缔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放弃或让渡金融，由此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例如，各国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促使跨国金融服务立法纳入法律统一化进程，最终导致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条约和协议的问世。从此，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必须对照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和其承诺对相关国内法进行“立改废”。我国为履行入世承诺，于2001年底颁布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破旧立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各国在金融实践中还积极移植和引进他国先进立法，竞相采行金融惯例规则，以重塑或改善本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促进金融交易安全与发展，并避免本国金融业遭受歧视性待遇而陷入筹资难、进驻难的被动境地。各国的自发行动不仅促进了金融统一惯例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各国金融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的趋同。研究表明，近20年来，国际金融惯例取得了长足发展，内容广泛涉及国际货币兑换、国际商业贷款、国际证券交易、国际支付结算、国际融资担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监管的行业性惯例，如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原则和标准、国际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的原则和规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实践中自觉贯彻和推行这些惯例和标准，其结果是各国金融监管制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和作用的演变、相互间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以及各类区域性金融组织在推动区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跃表现，则为金融法的统一化和趋同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条件。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一方面注重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发展国际金融监管职能，加强对国际金融事务的领导能力，建立和完善多边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金融统一法的形成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强组织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沟通，例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清算组织在监控私人资本跨国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与交流，金融行业性组织在监管规则创制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组织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在金融危机预警和救助中的协调行动等，在合作中促进国际金融统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实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其一方面促进金融资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变得更为容易和迅捷，从而破坏国际金融的稳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休戚与共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协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金融问题日益增多，从而给金融投机势力兴风作浪以及金融霸权国家转嫁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最后十年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便是各类国际金融问题的总爆发。惨痛的教训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分析这些问题的生成，它们固然暴露出某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种种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法存在的调整真空与软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势下国际金融体制的落后与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长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国际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国际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则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由此，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完善国际金融立法呼声雀起，推动了国际金融法制度的变革。在国际层面上，基于货币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和职能与业务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使命。世纪之交，基金组织多次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增加和调整资本份额、改革特别提款权制度、改善决策机制、整肃货币纪律；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验，根据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贷制度，发展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基金组织所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作为国际金融法对国际金融实践的积极回应，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在国家层面，晚近，各国金融立法和改革空前活跃。从执世界金融发展之牛耳的西方发达国家，到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积极态度，在强化金融法治上大做文章。这一方面是出于各国完善金融法治、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呼应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果。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每一项修改，关涉世界184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利益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金融立法改革中发挥了领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有关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规范方面，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和法律秩序主要是几个发达国家国内法律和惯例的境外延伸；而且表现在对国内法的示范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在金融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往往更为敏感，反应更为迅速，因而金融立法和改革更贴近市场，引领着金融立法现代化的潮流。如日本1992年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英国2000年通过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等，提出了功能监管、并表监管等金融监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尝试和发展了金融企业集团监管、网络银行监管等新制度，对其他国家的涉外金融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效应，对金融法的统一化方向也具有潜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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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谈儒勇：《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4]郑泽华等：《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与中国的金融改革》[J]，《西南金融》，2000年第4期。

[5]王松奇：《金融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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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先是在1992年爆发了英镑危机，然后是1994年12月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是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充满了戏剧性：当1997年泰国政府动用外汇储备保卫泰铢的艰难战役失败而不得不让其贬值的时候，许多人甚至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偏僻小国的位置，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一场规模浩大的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危机如飓风一般席卷东南亚各国，然后顺势北上，在1998年波及刚刚加入OECD的韩国。这场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甚至到了南非和俄国。

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肆虐的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中国的负债率高达155%，日本为221%。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55%和52%，马来西亚为25%，韩国为16%。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当这些经济体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的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中的潜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们开放了本国的金融体系，将其金融脆弱性暴露于国际资本市场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事实上，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就有了恶化的苗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经济出口竞争力受损；1996年日元贬值更使得与日本经济唇齿相依的东亚经济深受其害；中国的崛起也影响到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提醒了投资者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经济体政府采用政府担保的方式，试图继续挽留国际资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诺，流入东亚经济的国际资本并没有放缓，但是更加谨慎。国际资本更多地转为以短期资本为主，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全身而退。危机前夕，泰国引入的外资中属于直接投资的只占5.5％，商业银行借款达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韩国的外债中2/3属于短期外债。这就带来了“双重错配”的问题。首先，由于这些经济体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往往依赖国际资本为国内投资融资，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币，但只能够借入外币，这就带来了“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货币错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偿还外币时的外汇风险。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政府承诺维持汇率稳定，所以这带来了“败德风险”，借外债的企业和银行都不关心汇率风险，于是出现了过度借债的现象，并积累了大量未做对冲的外债。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债为长期投资项目融资，这便带来了第二种错配即“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错配”使得东亚经济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liquiditycrisis）。“流动性危机”和“资不抵债危机”（insolvencycrisis）是两个值得区分的概念。比如说，一家银行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即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但是，只要暂时没有发生储户挤兑，这家银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储户同时来提钱，这家银行一定会因为缺少流动性而关门倒闭。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资本又大量流出。这使得许多经营状况本来良好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纷纷破产。尽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易于出现“双重错配”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市场一旦爆发货币危机，很容易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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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衍生产品；发展；商业银行

一、金融衍生产品概述

衍生产品是一种金融产品，它的价值是从其他的基础证券和基础变量的价值衍生而来的，因此成为衍生产品。国际上通常将金融衍生产品归为一种金融合约或金融产品，其价值取决于一种或多种基础资产或指数，合约的基本种类包括远期、期货、掉期和期权。金融衍生产品还包括具有远期、期货、掉期和期权中一种或多种特征的结构化金融产品。

金融衍生产品也叫衍生工具或衍生证券。国际互换和衍生协会在1994年对金融衍生产品作了具体的定义：衍生产品是有关互换现金流量和旨在为交易者转移风险的双边合约。合约到期，交易者所欠对方的金额由基础商品、证券或指数的价格决定。

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实体经济出现货币资产过剩，将直接推动虚拟经济的发展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是具有核心内容的。金融衍生产品使得经济主体可以用较低的交易成本对各类资产风险进行独立管理并将风险进行分割和转移，增强了金融体系的弹性与抗风险能力，有助于虚拟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吸纳实体经济过剩资源，也可以增加宏观调控的灵活性。

二、金融衍生产品迅速发展的原因

20世纪70年代，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创新浪潮的冲击下，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得到迅速发展。1972年，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国际货币市场率先推出了英镑等六种外汇期货合约，开创了金融衍生产品的先河。此后金融期货、期权、互换、衍生证券等多种金融衍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兴起，金融衍生产品由于具有管理风险、杠杆效应等功能，有效地弥补了传统金融市场上的不足，极大地促进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

进入21世纪，我国金融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国家对金融市场的重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从我国企业内部因素看。（1）流动的需要。在经济形势变化加剧的时代，公司和个人更加关心资产的流动性，很多金融衍生产品就是针对这方面的问题设计的，其中，有的创新是为了容易获得现金，有的则是为了把暂时不需要的先行使用出去。（2）降低成本的需要。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是现代公司的基本特征，为了降低公司的成本，金融市场创造出了股票期权等衍生工具。（3）防范风险的需要。金融创新的核心在于引入非常有效的纷繁管理工具和设计出非常精致的风险管理策略。

2．从外部环境看。金融衍生产品是金融自由化的产物，它的创新步伐远远快于金融市场的发育和金融监管水平的提升。金融衍生产品的结构日益复杂，各类金融工具类别的区分越来越困难。目前的金融会计制度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大多列入银行表外业务，难以准确计量交易合同的当前价值和奉献头寸。当衍生产品在市场中的风险逐渐积累，投机因素无法得到充分消化，衍生产品价格就会在投机力量的带动下背离基础资产价格，在经济出现过热时加速泡沫的形成和资产价格上涨，在政府调控时有加速泡沫的破裂和资产价格的回落。

3．从环境因素看。（1）价格波动性增强。金融商品的价格（利率、汇率）波动频繁，价格变动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例如，通货膨胀，传统金融结构的衰落与国际协议的破裂，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工业化等。（2）金融理论的推动。197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FischerBlack和MyronScholes创立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式（Black－ScholesOptionPricingModel），为各种新型衍生金融工具的合理定价奠定了基础。（3）法规的变化和竞争的加剧。巴塞尔协议在银行资本充足性方面达成了共识，而且逐渐演变成各国中央银行的监管标准，各商业银行为了拓展业务，规避资本充足性的约束，业务发展存在表内业务表外化的趋势。（4）信息和交易成本降低。科技的进步不仅加快了全球经济的市场的交易速度，而且交易的成本也降低了。

三、商业银行开展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现状

国内商业银行开展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要是为了对公、对私提供以外汇衍生产品交易为主，尚没有提供人民币衍生交易。也就是说对衍生产品的交易结构而言，商业银行提供的对公外汇衍生产品与对私衍生产品没有本质区别，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由于对公客户的个体交易金额较大，因而可以为对公客户提供更具有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而对私客户的资金量相对较小，往往需要通过聚合才能达到一定的规模。因而为对私客户提供的衍生产品往往更加标准化，期限通常也比对公客户的交易期限短。1．个人金融衍生产品的类型。2004年，国内对几家商业银行取得银监会批准经营金融衍生产品的资格，国内商业银行纷纷加大了推广个人金融衍生产品的力度，推出了多种外汇理财产品，并逐步形成了各家行的外汇理财品牌。我国各家商业银行对私人客户提供的金融衍生产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与利率挂钩的个人外汇理财产品和与汇率挂钩的衍生产品。利率挂钩的个人外汇理财产品基金基本上不会发生损失，收益相对稳定，适合普通的外汇持有者。与汇率挂钩的衍生产品最大的特点是高收益、高风险，银行不会给客户保本金的承诺，客户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很高的收益，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本金亏本。这类产品门槛相对较高，主要适合那些对外汇市场有很好判断、风险承受能力强的客户，适合较为职业的投资者。与利率挂钩的个人外汇理财产品主要有以下类型：（1）利率递增可提前终止型；（2）目标收益固定、达标即止型；（3）固定利率可提前终止型；（4）“上浮封顶”型；（5）“滚雪球”型；（6）区间挂钩逐日累积计息型；（7）客户可提前终止型。与汇率挂钩的衍生产品类型有：（1）“期权宝”产品；（2）“智汇宝”产品。

2．国内开展金融衍生产品存在的不足。（1）金融衍生产品同质性高，为客户量身定做的产品有限。由于国内商业银行还不能经营股票和商品交易，且国内企业和个人对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的认识有限，因此，开展衍生产品交易的基础资产只能是利率和汇率，与国际商业银行提供的金融衍生产品结构比较来看，国内提供的金融衍生产品种类明显偏少，各家商业银行推出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具有高度的同质性。（2）国内商业银行对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能力严重不足。由于国内商业银行尚不具备对金融衍生产品定价的能力，因此，国内商业银行还不能成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做市商，对于基本的衍生产品的交易都要完全同国际大银行进行对冲交易，主要以中间人的方式参与衍生产品交易，实际上是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将产品收益的绝大部分转让给国际大银行。（3）国内商业银行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管理能力相对较弱。国内商业银行开展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时间不长，对金融衍生产品风险的认识正逐步深化，管理手段也在逐步完善，但与国际大银行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

四、金融衍生产品的未来发展趋势

金融衍生产品是一把双刃剑。尽管近年来震动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和风波似乎都与金融衍生品有关，但金融衍生产品仍处于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之中。

1．衍生产品的创新定价和套期保值。比如，新兴的货币市场资金流动性差，市场也不稳定，如何开发衍生产品进行风险回避就是热点之一。开发以多种资产为标的的衍生产品也日益受到关注。

2．信用分析和信用衍生产品的开发。在衍生产品被广泛使用之前，信用分析大多是一个主观过程，或者只简单地进行财务指标分析及信用等级评定，但这些都不能对企业的信用等级进行精确描述，同时，随着现代银行越来越多地涉及衍生产品交易，这些传统方法在很多领域都失效了。一个重大的创新就是信用衍生合约可以使用期权、远期和互换的形式，但其损益都依赖于一个信用事件，比如，宣布信用等级降级或破产发生。随着信用模型越来越复杂，一级企业对风险管理越来越集中，货款的定价及管理将会从衍生产品研究中获益匪浅。另外，经营风险管理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比如，遭到系统崩溃、政策调整和技术失败时的风险管理。这些问题具有挑战性，发生很少以至于很难通过历史数据构造概率分布，但当这些问题发生时，损失非常大，所以，研究人员需要花费大量的实践来对这些偶发事件的性质进行分析。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国际化是大势所趋，我国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不可急躁冒进而应循序渐进，必须先经历以国内金融衍生品市场为中心的国内经营阶段，在此阶段完善交易规则和监管体系，培育交易主体，积累经验，然后才能逐步开放市场。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的发展和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增多，我国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会更加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胡斌．人民币金融衍生产品与利率市场化[J]．国际金融研究，2005，（5）．

[2]黄小维．论以中小投资者为主体的金融产品创新[J]．广州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3）．

[3]胡剑平，肖闪．透析商业银行金融衍生业务[J]．现代商业银行，2003，（12）．

[4]罗熹．金融衍生产品发展及其有效管理[J]．国际金融研究，2006，（12）．

[5]李晓岚，杨路明．金融衍生产品的运用及其风险防范[J]．广西金融研究，2005，（4）．

篇7

关键词：农村经济发展；金融支持；金融需求；金融供给

Abstract:Intheprocessofourcountry’snewruralconstruction，ruraleconomicdevelopmenthasproducedstrongdesiresforthedevelopmentoftheruralfinance.However，therealityisoppositetowhatwedesire.So，thistextisbasedontherealitytoanalyzetherealconditionsofruralfinancialdemandandsupply，findouttheactualproblemsand，atthesametime，comeupwiththeprinciplesandthemeasurestodealwiththeproblems.throughtheseanalysis’s，wecanrealizehowtodeveloptheruraleconomicsandruralfinanceinharmony.

Keywords:Ruraleconomicdevelopment，Financesupport，Financedemand，Financesupply

一、问题提出

目前，农村金融体系机构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但是在发挥作用方面，这四家机构在农村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农发行基本上变成了一个粮食银行，或者说粮棉油的银行，它不能深入到农民生活中的各个环节，特别是不能支撑其他多种经济的发展。农业银行是一个国有商业银行，由于赢利动机存在，因此它的许多业务从农村基层撤出。邮政储蓄只是一个储蓄银行没有贷款业务，功能过分单一，实际上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只能落在农村信用社的肩上，所有这些状况决定了必须对现有农村金融体系进行变革。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经济问题是经济发展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不可逾越的根本性问题。我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并具有“二元经济”的国家，在当前全国范围内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研究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支持政策对发展农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二、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状况分析

农村金融发展也像其他商品市场一样，其目的就是实现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发挥农村金融对经济的促作用，因此我们首先要来了解一下目前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的一些状况。

（一）农村金融的需求状况分析

目前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由五个部分组成，即农户、农业龙头企业、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和农村政府，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的金融需求在大部分地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农业龙头企业在农村金融需求总量中的比重很小，所以农村金融需求可以简单分为农户金融需求、中小企业金融需求和农村政府的金融需求。对于农户需求来说，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农户金融需求是不同的，根据经济发达程度，我们把农户金融需求分为三类，即发达地区农户的主要金融需求——发展需求，中等发达地区农户的主要金融需求——农业生产需求和生活需求并重，欠发达地区农户的主要金融需求——生活需求。对于中小企业金融需求来说，由于我国的农村企业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我国农村企业总数于2004年达2931万户，为农村就业和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04年全国农村企业吸纳的劳动力人数为14733万人，占当年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7.9%，2004年，农村中小企业创造增加值约为45621亿元，比2003年增长13%左右。[①]对于农村政府的金融需求来说，由于农村基层政府包括乡镇政府和村集体，它们的金融需求不同于农户和中小企业，它们的金融需求主要是为农村提供生产和生活用的公共产品。在一些财政困难的地区，政府还通过向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贷款弥补税费差额和发放职工工资。通过这些需求主体来看，农村对金融的需求潜力是巨大的。

（二）农村金融的供给分析

从正式金融安排的金融供给角度来看，每年国家以金融剩余的形式对农村经济剩余进行转移，但是在量上十分不足。2004年，我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15％左右，但农业贷款仅占整个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不足6％。四大国有银行每年以吸储上存方式从农村流出的资金约有3000亿元[②]。邮政储蓄只吸储不贷款，每年约有2000多亿元的资金被抽离农村。农村和农业资金大量流出导致了农村正式金融供求缺口巨大。

然而，自1996年中国农业银行开始与农村信用社行社分离，国有银行逐渐退出农村金融市场以来，农村正式金融安排的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呈现萎缩态势。与此同时，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信贷资金的垄断供应者，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农村信用社过分看重业绩的增长，以追求盈利为主要目标，偏离了为社员服务的合作原则。

从农村非正式金融市场供给角度看，主要包括私人自由借贷、私人钱庄、合会等。具有贷款数额小，希望手续简便、灵活、及时的特点，并采用较少抵押甚至无抵押的贷款方式。从供给角度看，农村贫富差别加大为农村非正式金融提供了金融供给的空间。同时农村又缺乏国债等证券投资渠道，使得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持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式金融的潜在供给者。

三、农村金融存在问题

(一)农村金融机构组织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

目前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三者的职能分工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混淆和冲突，并由此产生了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首先，农村政策金融功能不全，农业发展银行难以承担我国政策性金融的重任，农业发展银行不但存在资金来源不稳定，资金运用效益低下等问题，而且业务范围非常狭窄，功能退化，仅是在农产品收购方面发挥着政策性金融组织的作用。其次，农业银行市场定位的变化使得原来农村金融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实行商业化改革以后，农业银行从农村大量撤出，留在农村的也仅从农村吸收存款，不再向农户发放贷款，这使得其在农村金融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再次，农村信用社不能完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信用社经营中商业化倾向，运作不规范，存在隐性的金融风险。

(二)民间金融不完善和不规范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一直受到打击和排挤。但是，许多民间金融在扩大农村生产经营资金，活跃农村金融市场，提高金融效率，尤其是促进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外，农村民间金融一般具有规模小，隐匿分散的特点，容易失控，一旦失控，不仅可能导致其自身的系统崩溃，而且还可能波及到农村政治社会的整体稳定。因此，如何有效地规范和保护民间金融的健康有序发展是今后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三）金融服务难以满足农村多元化经济需求

各金融机构之间在农村市场缺乏有效竞争导致了农村的金融服务功能逐步弱化。农村的金融产品较少，金融服务种类单调，基本上只有传统的存贷业务，中间业务和外汇业务种类很少，而现在农村经济由传统的农业生产迈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时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金融服务现状难以满足当前农村多元化经济的需求。

四、构建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服务体系的措施

（一）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产权和治理机制

目前农村基层金融组织产权不清导致了竞争没有效率，因此，政府应着手建立既适应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同时又具有多元化产权结构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合作金融作为我国农村金融基本的组织形式，已在理论界和实业界达成共识，但目前以基层农村信用社作为唯一的一级法人合作金融组织形式，既不符合我国区域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的国情，也不利于合作金融组织的竞争和发展，故今后应考虑建立多层次与多级法人治理结构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而对于作为商业银行的中国农业银行，则可考虑渐进式地推进从国有独资公司制到实行纵向产权结构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再到实行横向产权结构的股份有限公司制的产权改革方式。

（二）发展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一方面要对农村信用社进行合作金融改革，另外还应积极探索农村金融的其他发展模式，力求在农村建立起以合作金融为主体，多种金融形式并存的农村金融体系。

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步伐，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按照农村金融需求多层次、多元化的特点，加快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并存的农村金融体系。要加快现有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加快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对于农业发展银行要进行职能定位，拓宽其政策性业务范围，强化其政策性支农作用。要改革邮政储蓄管理体制，建立邮政储蓄银行，拓展业务范围，按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发放小额农贷。采取有效措施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发挥民间借贷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和机构，增强农业防风险能力。

（三）鼓励、支持和引导民间金融的发展

尽管我国对民间金融一味加以取缔，但在正规金融不能满足农村资金需求的情况下，民间金融活动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据调查显示，农户借款数额中72．18%来自各种非正式渠道，其中农户之间借款占非正式的93.12%，而来自正规渠道的只占27．12%。[③]因而，我们不能不顾客观存在和实际需要，承袭旧规把民间金融活动视为乱集资，简单、粗暴地取缔民间金融组织及其活动。对于在市场经济中自发产生的民间金融，政府应该给以承认、鼓励、支持和引导。首先要提高对民间金融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在农村金融中地位作用的认识，废除现有限制民间金融发展的政策和条条框框。其次给以民间金融在税收上的优惠，减少在资金融通、利率市场化等方面的限制。还有要规范民间金融的组织形式，对民间金融活动实行监管。

结论

综上所述，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支持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科学发展观在农村金融中的实现途径。虽然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正在从不同的层面展开，政府对农村金融供给萎缩及其导致的严重后果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但从总体上看，农村金融改革需要调整的利益关系仍十分复杂，因此构建农村金融必须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以便利农民、满足农民为着眼点，大力发展多种类型的金融组织。形成健康、高效、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切实提高金融服务于“三农”的水平，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使“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的目标早日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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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县级金融机构大幅撤销,导致农村金融体系严重萎缩。县级及以下营业机构和网点,将经营重心转向大城市、大行业、大企业、大客户、大项目,加速了农村金融边缘化。1999年以来,四大国有银行大规模撤并31000多家地县以下基层机构,目前仍在农村开展业务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寥寥无几;农村的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不发放贷款。因此现在农村剩下的只有农村信用合作社。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整个信用社为“三农”提供的金融服务能力同样非常有限。

2.银行信贷资金投放不足,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幸存下来的县级以下营业网点普遍被剥夺了贷款决定权,变成单纯的吸存窗口。不仅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向农村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而且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严重,成为事实上的“抽水机”。例如,近年来全国邮政储蓄机构吸收的存款全部存在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又贷款给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专项用于农副产品的收购,这两块资金几乎相抵。农村资金的“非农化”,使饱受资金短缺困扰的“三农”资金供给雪上加霜,农村信用社虽然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因其资本充足比率低,不良资产比率高,对“三农”的支持显得力不从心。

3.农村金融的服务功能弱化。面向农村的信用社只有最基本的存贷款业务,且贷款手续繁杂,贷款利率一浮到顶,加重了农民负担。农村信用社依然钟情小额农贷,不能根据种植和养殖产业化的周期规律来合理确定贷款额度和期限。农村金融服务功能的弱化,使金融机构对农民的服务水平很低,农民几乎分享不到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成果。

总之,缺乏合适有效的金融机构为农村和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无法满足后者的融资需求构成了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也是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支农作用弱化,合作型金融垄断供给

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型金融并存的局面逐步得到改变,政策性金融在农村主要由农业发展银行承担,由于职能单一、实力较弱,基本以承担粮棉油收购为主要任务,且不与农民直接打交道,对农户、个体工商户、涉农民营企业支持非常有限。作为商业性金融企业的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的网点呈收缩之势,基本上淡出农业生产与开发,支农功能弱化。邮储在县域网点有所增加,但职能目前仍以吸收存款为主,基本没有贷款业务。工行、中行、建行等国有商业银行逐步撤销了乡村的网点,金融覆盖区域逐渐向县域的城区和城市集中,服务三农的积极性不高。由于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对三农的金融供给相当有限,合作性金融几乎垄断了农村金融供给。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建立后,中国农业银行在政策性业务剥离出去的情况下,也日益以追求利润为核心,同样急剧地撤销分支机构,县级分支机构出现“储蓄所”化倾向。与中国农业银行机构收缩相对应的是其农业贷款余额的急剧下降,从1999年最高时的9127.28亿元降到2005年的4508.78亿元,与此同时,中国农业银行的各项贷款余额却从1999年的15550.61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27405.80亿元,中国农业银行经营业务已基本商业化和非农化。

农村信用社是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的核心力量,在农村拥有最多的分支机构,并且唯一与农户具有直接业务往来。中国农业银行不断收缩其在农村金融业务,农村信用社逐渐形成了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同国有商业银行相同,在追求利润和加强风险控制的强烈要求下,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也存在向城市及大型乡镇企业流动的趋势。作为主要面向农村经济组织和广大农户的正规金融组织,其经营业务“非农化”倾向相当明显。

农村商业银行属于股份制银行,还处于起步阶段,均由原来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造而成,对农村经济发展基本没有影响。而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原来只吸收储蓄,只到今年才正式成立邮政储蓄银行,开展存贷业务。

三、非正规金融发展迅速,存在隐患

改革开放以来,在近30年的金融改革里,农村基本上形成了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正规金融体系,其中农村信用合作社最为普遍。但是与此同时,民间借贷却悄然萌发,形成了一套在法律约束之外的非正规金融系统,与正规金融体系并存。当前,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称呼不一,从所有权、金融监管、资金融通、生命力和危害性等不同角度,分别被称为农村民营金融组织、农村非正规金融、农村非银行金融、草根金融及地下金融等名称。其主要内涵是指农村中非法定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农户之间或农户与农村企业主之间的直接融资。其主要组织形式包括自由借贷、银背、私人钱庄、台会、典当业信用、民间贴现及其他民间借贷组织。在农村金融改革初期,管理当局默许甚至支持各种非正规金融的组织形式。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受亚洲金融危机以及WTO和新巴塞尔协议客观要求的影响,政府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管理力度,正规金融机构实行全面的商业化改革,而非正规金融机构成为了被严格限制或取缔的对象。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关闭,经济服务部、金融服务部等准信用合作组织基本被取消。但这并没有压制住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反而逐渐成为农户获得贷款的主要渠道。

从1986年开始,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已经超过了正规金融规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定点观察站的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农户户均借款来源中,来自银行及信用社的贷款只占26%,而来自私人的贷款则占71%。从地区结构看,东部地区农户资金来源中有81%来自民间金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这一比例则分别为76%和60%。据新华社报道,一项由中国专家首次采用定量方法对地下金融现象进行的调查课题结果显示,中国农户只有不到50%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从非正规金融机构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55%。

总之,上述诸多的统计数据充分说明,尽管农户有着较强的融资需求,但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所获得的贷款远远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非正规金融融资已经取代正规金融成为农村的最主要融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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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耿传辉 单位：吉林大学学院 吉林省金融文化研究中心

美国金融危机与金融伦理缺失

在这场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投资银行更是面临着整个业务全面萎缩乃至消失的危局。受到金融业的影响，美国和欧洲的股市纷纷发生大幅度的下跌，各股指连续跌破历史纪录。金融机构与股市的糟糕表现对实体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从事汽车、建筑、房地产等行业的企业纷纷出现大规模的亏损与破产，其他各行业也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如今，美国的次贷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已经从单纯的债券市场危机演变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很多国家因此受到波及和影响，经济陷入衰退。各国开始联合行动，试图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但是到今日，这些行动和方法还是乏善可陈，没有对危机的缓解起到决定性作用，金融机构的风险依然巨大，投资者的信心依然在冰点之下。是什么使得花样繁多的欧美金融衍生品被不加限制地滥用？是什么让无数金融界的精英敢于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持续追求超乎想象的高额利润？是什么使得本应该坚不可摧的法律与规则在这场危机面前变得脆弱不堪？答案也许有很多，但其中长久以来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就是金融伦理的缺失。从金融伦理的视角分析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可以说在金融服务行业、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政府机构监督与干预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金融伦理缺失问题。（一）金融服务行业的金融伦理问题作为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金融市场委托——关系中的人，金融服务行业的金融伦理问题将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利益和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由于金融服务是以一种合同关系提供给客户的，大多数的伦理难题都与公司对客人的义务有关。在这种客户与服务提供者的关系中，有些做法与实践显然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非法的，有些则具有相当的争议性，并且每种做法与时间都有一个灰色区域。在这个灰色区域内，可接受行为与不可接受行为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而正是这些模糊的灰色区域，成为金融市场中最危险的地带，并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在金融市场上，金融服务行业可能出现的违反金融伦理的行为有很多，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虚假与误导性声明；欺诈；隐瞒相关重要信息；炒单；不进行合适性推荐与风险公布。这几种行为违背了金融市场对于金融服务行业基本金融伦理的要求。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主要的金融机构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上述一种或多种违反金融伦理要求的行为，并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3］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导火索是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美国次级按揭客户的偿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户本身的还款能力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之上。在房市火爆的时候，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入而不必担心风险；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户们的负担将逐步加重。当这种负担达到极限时，大量违约客户出现，不再支付贷款，造成坏账。此时，次级债危机就产生了。自2005年四季度以来，美国的住房市场出现低迷，新开工量、新建房和存量房的销售量开始下降，房价也开始走低，住宅市场的周期波动不仅影响着美国经济，也给银行和金融业带来不小的冲击，其中，次级债危机成了引发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危机的导火索。［4］商业银行作为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者，在贷款发放之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次级抵押贷款可能存在的风险，也没有向自己的存款人及投资者说明这种风险的存在。商业银行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利润与收入，完全没有按照委托——关系中的要求保护委托人的利益，而是将委托人的资产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下。这种风险在不久之后随着以投资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的不断进行，各种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新型债券的发放与销售，使这种风险迅速传至美国的信贷市场。近年来美国旺盛的信贷需求使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意识普遍淡化，为提高收益而忽视操作风险的倾向在业务扩张中亦不断强化。违约事件集中暴露后，许多金融机构陷入了不良资产激增、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率上升和资金周转紧张的困境，加之对美国经济增长预期放缓，一些金融机构提前催收可疑贷款的措施进一步增加了违约事件的发生。信贷资产质量问题的暴露又很快传导至资本市场。在上面整个过程中，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共同基金乃至保险公司的各个金融机构都对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负有金融伦理层面的责任。这些金融机构违背了自己在委托——关系中的义务，在委托人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将委托人的资产大规模地投入到具有高风险的次级抵押债券及其衍生品市场之中试图赚取高额利润，而当最终信用泡沫破裂时，委托人的资产均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保险公司，作为为金融市场中可能存在的违约现象提供保障的金融机构，美国的保险公司为了获得高额的利润不顾投保人的利益，将大量的保险金投入到次级贷款及其衍生产品的市场，通过为这些产品提供担保来获取利润。而当危机爆发，借款人无力偿还时，巨额的保险赔偿直接导致了大量保险公司的破产和投保人利益的损失。以美国最大的保险服务提供者美国国际集团(AIG)为例，据AIG2007年底的数据，在CDS产品上，AIG担保的总金额高达5273亿美元。也就是说，在最差的情况下，这是AIG要赔付的最高金额。除了AIG的金融产品部门“贩卖保险”以外，AIG的人寿保险部门还同时购买了大量的MBS(房贷证券化)产品和CMBS(商业房产按揭贷款证券化)产品。据AIG2007年年底数据，整个2867亿的投资包里，CMBS占4%，MBS占了27%。以此计算，AIG人寿保险在这两块资产上的风险敞口也达到近890亿美元。如此巨大的风险敞口已经将曾经的保险业巨头AIG一次又一次拖到了破产的边缘。［5］（二）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的金融伦理问题在这场由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中，金融创新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衍生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次级抵押贷款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债券的爆炸性的运用最终导致了资本泡沫的形成。所谓金融创新是指变革现有金融体制，增加金融工具，目标是获取现在无法取得的高额利润。金融创新一般要借助金融深化来实现，目的是为了提高金融运营效率，其手段是通过银行运用货币乘数效应和金融市场效应，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货币供给，加快财富的积累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宏观上是金融组织、金融制度的创新，微观上主要是金融工具的创新，根本目的是节约资本量的使用，加快资本的周转，实现风险的缓释、对冲和转移。这个过程是通过使用金融杠杆、金融产品来实现金融市场间风险的转移。但金融杠杆若被随意、过快放大，且风险的转移和传递得不到有效监管，就极易导致金融泛滥，这正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创造新的金融衍生品的过程中，同样要受到金融伦理的制约。首先，从委托——关系的角度来说，作为委托——关系中的人的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创造新的金融衍生品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委托人的利益。一次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衍生品是否可能为委托人带来过高的风险，这种衍生产品的运作方式与风险情况能否被委托人所理解和掌握，委托人的利益是否会因这种衍生产品的广泛运用而受到损害，这些都应当是金融服务行业所考虑的内容。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这样的考量显然被金融机构所忽视了。具有较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以及由其衍生出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住宅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及相应的保险服务等各种金融产品不断地被设计出来并投放于市场之上。这样的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金融伦理对人义务的要求。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过度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也导致了整个金融市场风险的增加和不稳定性的提高，对公共利益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金融衍生品既有分散风险功能也有放大风险作用，极具两面性。华尔街投行对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事实上是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和波动。次级抵押贷款、CDS、MBS等一个又一个衍生产品以追求高利润为目的被创造出来，这种过度的创新与形式上的复杂化，导致了金融衍生品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使得整个金融市场结构变得脆弱不堪。尽管如此，把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作为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未免太过苛责。真正应该为金融危机负责任的，是开发和买卖这些衍生产品的人，他们违背了金融市场中金融伦理对他们的要求，过度追求短期内的高额利润，而忽略了这种行为可能对委托人和整个市场带来的影响。因此，在加强对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同时，也应当重视金融伦理在金融市场中所起到的作用。（三）政府机构监督与干预的金融伦理问题政府机构作为金融市场上法律与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机构在金融市场上的参与主要分两个层面，其中政府监管是基本形式，也是最主要的形式。它是政府借助一系列市场制度设置，引导市场发展方向，规范市场行为，实现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也是政府矫正市场失灵与调控市场发展的重要渠道。除了政府监督外，政府干预是政府介入市场的特殊形式。它是金融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隐患或金融危机时，政府对政府监管失效或监管失败进行的补救行为，即通过政府采用的特殊方式和手段，使金融市场由非常规运行回复到正常有序的发展状态。作为金融市场的成员之一，政府机构同样也受到金融伦理的制约，这种制约主要体现在危机爆发前的监管与危机爆发后的干预两个方面。［6］在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督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金融伦理问题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取舍。效率与公平的取舍是金融市场上金融伦理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作为规则的制定者政府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找到最佳的公平效率均衡点，并依据此制定出相应的法律与法规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正是美国政府以及相关的机构偏离了金融伦理的要求，过分偏重效率在金融市场上的作用而忽略了公平的重要性，才导致了衍生品市场上监管的缺失。政府监管的缺失导致了金融市场信息失真，市场参与者行为失范与市场运行失序，不同程度地破坏了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抑制与削弱了市场机制的活力和作用。这些都是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与深化的原因。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刻开始积极地介入金融市场，进行政府干预，所使用的主要干预手段有两种，一是修正相关的法律与法规，重建金融市场的秩序；二是对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打击的金融机构给予救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机构依然面临许多金融伦理问题，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则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问题。由于此次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非常广，受到影响的行业除了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行业外，许多实体经济行业如建筑业、房地产业和汽车业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美国政府拿出数千亿美元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但是对于大量处于破产边缘的金融机构来说仍然远远不够。而每一家金融机构都代表了众多投资人、存款人以及投保人的利益，因此，在政府救助的过程中，难免会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问题。事实上，在政府救助的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获得救助的金融机构对于整个金融市场和国家经济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屡次斥巨资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进行救助时不得不以公平性为代价，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保持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从而使金融危机得到缓解。

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目前，对于这场金融危机爆发的分析大多集中在技术层面，如次级贷款的泛滥和贷款标准的恶意降低；衍生金融交易过度发展和缺乏监管；信用评级机构缺乏内在约束机制，将大量按揭贷款资产评为AAA级，误导投资者；金融机构杠杆比例过高；金融机构资产和债务期严重错配(以短期债务来发放长期贷款和购买长期资产)；金融机构过度扩张；华尔街盈利模式存在问题等等。而这些技术层面的弊端，其实都是全球金融制度安排内在缺陷的结果。制度层面的原因主要有四个：（1）所谓“华盛顿共识”导致许多国家不顾本国需要和监管能力，实施金融开放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导致短期债务急剧增加和国际投机资金到处冲击各国金融体系，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弊端；（2）美国首创的股权激励机制导致企业高管片面追求短期盈利和不惜一切手段推高股价；（3）美联储2002-2003年的错误货币政策（连续降息）直接导致信用泡沫和资产价格泡沫、埋下了祸根；（4）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其中的核心是美元本位体制和浮动汇率体系，这个霸权货币体系的本质是让全世界为美国的错误买单。［7］金融伦理的缺失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服务行业人士对于委托——关系中人义务的违背、以追逐高利润为目的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对于金融市场公平性的破坏、金融市场上普遍的金融伦理问题导致信用链条的断裂、政府监管过程中对于金融伦理的忽略成为金融危机出现和发展的原因。而从更深层的方面来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制度和国际货币体系所蕴含的金融伦理问题——不公平性，才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尽管在较短的时间内，重建国际金融制度和货币体系并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但是对于金融伦理的忽略却必须得到所有金融市场参与者的重视。无论是从整个市场层面，还是以金融服务行业作为整体，抑或是作为个体的金融人士来说，金融伦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对于金融市场的另一个重要参与者——政府及其相关机构来说，无论是政府监督还是政府干预，金融伦理都应当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内容。当前，美国金融危机未见缓解，欧债危机已经越过意大利大有蔓延到法国之势，整个欧元区面临着解体的考验，而金融领域的危机已开始向实体经济传导，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长久而深重的。中国金融业当务之急应重视并大力加强金融伦理建设，全面提升金融业核心竞争力。

篇10

（一）林业生态发展资金要素注入结构不平衡，财政资金需求差距较大

多年来，在生态林业的建设中，资金的投入仍然还是以来财政来源，外国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占较小的比例。另一方面，生态林业在建设过程中，难以符合金融信贷要求，面对融资困境，只能依靠建设者来积累再投资，但是单纯依靠建设者自身资金的累积来促进生态林业建设发展是不现实的，要依靠社会投资发展。可是由于生态林业管理难和本身产业的特点，很难准确地计算投资回报率和判断风险水平，也缺乏有效的投资收益保障，因此投资生态林业回收比较困难。而生态林业在我国的整个建设过程中，还没有建立适应生态林业产业特点的、满足生态林业建设的投融资机制，尚未形成完善的资金来源，它决定了在国内对生态林业建设来源的单一性即财政，不能很好的吸引社会资本流向生态林业建设，生态林业产业资本积累严重不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林业建设资金的缺乏，形成了生态林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也造成了影响中国生态林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严重瓶颈。

（二）林业保险发展滞后，林农抵御风险能力弱，导致生态林业建设无法得到充分发展

林业的生产周期长，又受天气和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很大，同时也有森林砍伐和其他人为的破坏，还有面临着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非常有必要建立也林业发展相适应的保险机制。在我国，对林业进行保险意识较弱发展很迟且发展速度不快；加上由于林民收入因素的制约，再加上对林业保险的认识不够，种种原因导致保险推广不开。此外，对于林业进行保险的险种非常少，又是一个高损耗率的险，加上在国内理赔频繁风险加大影响了保险公司进入的积极性。在现在众多的保险公司中，也仅仅剩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有在开展类似的业务，其他保险公司很少涉及，且这一业务目前还处于亏损状态。

（三）林业信贷保障体系不健全，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

在农村信贷运营中利率偏高影响了其成本因素。同时由于不确定性的风险如气候、自然环境、市场和其他因素影响，使担保、抵押贷款困难的问题更加突出。首先是对林业进行担保抵押困难，林农可以用来抵押的资产很少，目前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下，难以转让土地使用权，因此很多小农户的贷款需求通常难以得到金融部门的支持。其次，很多农村地区没有信用担保机构，也没有完善的金融服务和评估中介机构运作，它就使得金融机构难以进入这一信贷发展领域。如今已退出了林业权的抵押金融服务、林业利息贷款和其他针对林业的金融产品，但是这远远不能满足农林业融资发展需要，其申请的手续也很麻烦，这样就使得财政对林业发展的支持大打折扣。

（四）林业融资信贷服务与林业产业化发展的情况不相适应

目前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现状严重阻碍了生态林业建设的发展，主要原因是农村金融服务品种单一、金融服务措施不足。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把大部分网点业务主要集中在城市、大中型企业和优势产业，逐步退出基层市场，网点覆盖率的下降直接导致林业相关业务减少，严重影响了金融业对林业的服务支持。而且国有商业银行实施严格的信用评级管理系统，农民很难获得贷款支持。单一政策性金融服务机构的如现在的农村商业银行，金融服务水平落后，整体竞争力还偏弱，导致其对生态林业的发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对加强林业金融财政扶持的构想及对策

（一）由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保护，支持生态林业建设

财政对于林业生态建设发展的补贴力度近两年来不断加大，2011年，中央财政全年安排林业投入1207亿元，比2010年增长27.3%。2012年，中央财政逐步扩大造林补贴规模，不断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2013年中央财政拨付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金70087万元用于林业项目建设。同时我国第一个生态文明示示范试验区将落户福建，财税、金融改革和林业改革等诸多政策也将示范实验。这一次对我省的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试验区建设的政策支持力度很大，大致包括由中央财政设提供的国家生态文明示范试验专项基金、农村金融改革及森林管护体制改革、国有林场改革试点、林下经济发展试点、森林经营示范区等。

（二）鼓励林业建设利用外资，并制定适合的政策措施

生态林业建设，是一个回收投资过程长、且具有很多难以预测的因素存在的长期发展事业，因此要积极鼓励引进外资建设生态林业。外资参与建设的生态林业项目要给予优惠的税收政策，如实施税收减免期延长，对专业林产品、林业机械和设备的进口应降低关税和免除其他进口增值税。其次，对外商投资林造林项目需要的土地也给予政策支持，例如从事林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免征土地使用费。林业技术开发项目，可以给予土地租金优惠或者延长土地使用期，如果已经开发的土地，可以依法转让、租赁、抵押、继承等等。

（三）以林业产业集团为载体，通过股份制上市募集资金

生态林业的主要功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生态效益，发挥森林的调节生态功能。生态林业主要是注重生态和社会价值，有时经济效益会较差。因此我们应该建立和发展一些大中型林业企业集团，以这些大企业集团为主体吸引社会投资。据现有的林业政策，由一些大型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地方、集体共同建设生态林业，共同开发林产品加工和贸易，开展林业科研研究，为生态林业建设提供强大的支持。

（四）充分发挥国内金融服务机构在生态林业建设中的作用，完善国内金融服务机制，激发林农创业积极性

商业金融应拓宽林业信贷担保的范围，提高林业企业贷款的能力。农村金融机构应积极放开林权抵押贷款、林业集团贷款业务等小额信用贷款。充分利用财政贴息政策，增加贴息贷款和对小额担保贷款的政策补贴，对经过改良的茶林油林这些林木经济类品种，金融机构要大力给予信贷资助。在此基础上，积极介入资本市场，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基金市场直接融资，通过市场实现金融资源的配置优化，把社会资本引入林业产业。在金融政策性方面，可以制定适宜的林业金融政策措施，由专业的信用担保和融资机构，为客户提供服务支持。并根据银行现行金融政策，为林业债务融资担保提供一些优惠贷款，做好服务中介，支持林业创业者吸纳社会投资，帮助他们不断拓宽融资渠道，解决资金紧缺的问题。

（五）开发新品种林业保险，为生态林业建设提供保障支持

设置“寿险型”森林保险，例如，参保后，如果有火灾等灾害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和政府财政资金一起理赔，比如70％的财政资金补偿，另外的由保险公司赔偿。如果保险期内参保人没有出险，则返回80％的森林的保费，也由财政资金扶持，以保障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双方的利益。可以先试着采用如政策性森林保险，也是完善风险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