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费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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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摘要]受消费主义思潮以及某些陋俗文化观念的影响，消费异化现象正在充斥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异化造就了特殊的消费文化以及消费文化心态。消费异化为畸形、非理性消费行为提供了支持，不合理的消费文化又助长了消费异化的泛滥。解读消费异化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对倡导推进健康向上的消费理念有积极意义。同时，开展对属于陋俗的消费文化、理念、行为的批判，有助于人们对消费意义的认知。全方位认知消费异化的危害，建立符合国情、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是抵制消费异化的必要手段。

一

一般认为，消费异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进人消费时代的伴生物。所谓“消费异化”是指消费超越了自身的内涵，使人的消费价值目标发生偏离，导致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扭曲，消费的原始、本真意义发生了改变。这种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本来意义上的消费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其目的是对需要的满足，这是正常消费。异化消费则是使消费与‘需要’、‘使用价值’相背离，过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消费，造成巨大的浪费，这是不合理的消费。“人们的消费就不再是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而成了一种对商品象征意义的符号消费，即成了一种异化消费。论及消费异化及其种种表现，可谓涉及诸多领域，俯拾即是。择其要者，仅从以下两个侧面略作说明。

其一，符号化的扭曲与曲解。消费或消费行为“符号化”是指人们消费的目的并非为了满足于各种消费品一般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追求具体需求以外的某些符号表征。“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的服务和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闭现代社会，商品(包括各种服务)越来越多地带有符号意义与特征，符号已成为商品的另外一种价值。然而，符号毕竟不是商品的全部属性，也不应淹没商品最基本的属性。一段时间以来，相当一部分国人过分看重消费品的符号意义，过分追求符号的外延意义，使符号意义发生扭曲，消费行为、观念发生了异化。一些人的消费目的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符号欲望”。其中有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富豪大款，也有追逐“时尚”，还谈不上富足的工薪族。前者消费过程中追求各种名目的名牌、高档消费品，目的是为了昭示自己的富有—消费品是其身份、富有的象征、标识，并不考虑消费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否相符。对于豪华、奢侈的追求彻底消解了消费品最基本的属性。于是，抽什么品牌的香烟，开哪国生产的高档名车，穿哪个名牌的时装成为这些人的消费追求;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应运而生地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天价”消费品:“天价年夜饭”、“天价香烟”、“天价豪宅”……。虽然他们只是人群中的少数或极少数，但所造成的“负激励”效应却是巨大的，催生了另一部分不属于富豪、大款阶层的、对消费和商品符号化情有独钟消费者。这些人的收人显然无法和富翁大款相提并论，但对符号化的追求并不示弱:消费的目的也是为了显示身份、地位，照顾“门面”，满足虚荣心。于是，收人并不丰厚的“白领”吃住高档，穿用名牌—追求高消费，成为生活水平的虚假符号。超前消费导致了少数人“花明天的钱，今天尽情享乐”的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有学者指出，高消费“为消费异化提供了温床”闭。无论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这种过度符号化的异化消费都是非理性消费，应当予以批判。

消费符号化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异化了消费品的基本功能，是消费行为的异化，但实际上是价值观念的扭曲，产生的各种负面效应—所谓，卜经济”效应，远远超出消费领域或经济领域。其中，消费文化的导向作用在今天越来越显示出强劲的势头。整个消费过程中，人往往受商品—符号的左右，人与商品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针对符号及其消费意义的逐步增多，许多时候物品消费即是符号消费的现实，有学者指出:“符号消费的实质在于社会身份的建构”。人们购买消费品、商品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是为了追赶潮流、领略时尚、炫耀财富与富有等等与真正的商品属性毫不相关的欲望—“符号欲”。此间，人是否“在场”取决于商品的符号“价值”。因此，“借助商品的符号价值，人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商品变成了欲望和着迷的对象，炫耀性消费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有些商品会得到人们的偏爱，而这些问题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无法解释的。的确，根据生产决定消费的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对符号消费的“执著”。也许我们只能从文化的视角进行剖析。因为“人的符号活动的实现就是‘文化’、‘文化世界’。据此，有理由认为，消费文化的“异化”是根源所在。

其二，浪费消费。某种意义上讲，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符号化性质，与消费符号化有所不同的是，浪费消费不仅是消费符号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且凸显浪费特征，形式多种多样，甚至渗透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谓浪费消费顾名思义，消费本身即是浪费，丝毫不顾及节约理念的存在。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国人送葬时的花圈开销。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国人每年为死者送葬烧掉的花圈价值竟然高达13.3亿人民币!无论出于何种需求目的，满足什么类型的消费需求，每年白白烧掉十几亿元人民币的纸张，对于一个人均资源非常不富裕的国度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中国本是一个有着勤俭持家，厉行节约节约浓厚传统的国度，但由于消费主义以及某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优良传统正在被人淡漠，各种消费中的浪费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时下的国人，无论身居穷乡僻壤，还是大都市市民;无论是大款巨富，还是贫困人群，均对青年人的婚姻开销表现出非常高的积极性和热情。从嫁妆购置，到大摆婚宴，场面与铺张一直呈上涨势头。各种花费，数量巨大，其中不乏有无谓的、属于浪费性质的支出。当下青年人结婚上的花销和“大方”的心态，穷人和富人并无本质差异，可谓“富人有一富人的奢侈，穷人有穷人的浪费”。人们在分析国人在婚丧上花销的浪费原因时，大多强调陋俗文化在作祟。陋俗文化、不切实际的攀比之风的确助长了消费浪费风气的蔓延。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更深层次剖析，不难发现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的异化，背离了消费行为、消费模式最基本的准则:合理、正当、健康。

涉及国人消费行为中的浪费问题，除了前面列举的两个典型事例外，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尽人皆知的事例可信手拈来:餐桌上的浪费、一次性用品的泛滥成灾、名目繁杂的“豪华包装”等等。国人每年在餐桌上的浪费不舍为天文数字，“豪华包装”的资源浪费同样惊人，媒体屡屡予以尖锐批评，依然有禁难止。无疑，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异化，堪称日常生活消费中另一种特殊“符号消费”。消费异化的大行其道与消费主义思潮的涌人有直接关系。但剖析各种非理性消费，又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原有的某些消费陋俗文化的存在，有意无意之中助长了消费主义思潮背景下的消费异化。显然，由于消费异化种种负面效应，致使消费异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许多情况下，浪费消费、消费异化在现实生活中助长了陋俗文化的蔓延，反之，借助消费异化，陋俗文化也得到了大行其道的“有力支持”。两者可谓“相得益彰”。过分追逐符号化、浪费铺张是消费异化的主要内容，从不同角度凸显着非理性消费的特征。针对五花八门的浪费，有人建议出台《反浪费法》。诚然，依法治理浪费有可取之处，但对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的治理完全“依法办事”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消费毕竟是个人权利，在权利本位社会里，抵制消费异化主要还应来自道德、文化层面的支持。文化不可能彻底改变、扭转消费异化，但健康的消费文化对于倡导理性消费、合理消费、适度消费、节约消费，自觉抵制消费异化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二

关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等，学术界多有论述，但主要侧重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笔者认为，应侧重文化批判的视角认识消费异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异化现象是必要的。如何营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文化和文化氛围，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课题，笔者认为应侧重如下几方面:

第一，文化的批判与批判的文化。所谓文化批判，主要指既对各种直接影响人们消费心理、价值观的陋俗文化进行批判(并非对整个消费文化进行批判)，还应对伴随消费主义进人本土时挟带的种种消极的价值观和消费理念予以批判，如与异化消费密切相关的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等价值观的批判等。这里所说的批判的文化主要指，建构新型消费文化过程中，刻意培养消费者对本土陋俗文化、外来消极文化认知的自觉，使广大消费者能够理性地消费，能够对消费异化有本质的认识，进而强化对消费异化的抵抗力。当然，批判的目的不仅仅限于颠覆，更重要者在于建构。我们确实需要建构新型的消费文化，一方面通过新型的消费文化抵制陋俗文化的侵蚀;另一方面，则通过新型消费文化的建构，实现文化批判的目标。批判消费异化，营造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首先应在理论上对消费意义予以认知。必须告知国人，什么样的消费理念、行为模式才是合理的、理性的、健康的，才是我们倡导推行的。一般来说，消费的第一推动力是需求，即消费是由需求决定的。消费者消费各种消费品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某些精神需求。消费异化消解了消费品的自然属性、物理属性，突出、追求的是符号价值，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异化。因此，展开对消费异化的文化批判是必要的。

第二，关注消费伦理。根据让·波德里亚的消费理论可知，消费具有伦理性，是一种伦理现象。因此，消费必须遵守相关伦理的约束。今天的消费伦理应侧重两方面内涵:一是弘扬传统文化中勤俭节约的理念，并使之成为消费理念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勿忘可持续发展、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积极提倡可持续消费。消费理应恪守相应的伦理准则种种带有“透支”性质的各种消费，既是消费的异化，也有违于合理的、适度的消费原则。“适度消费的精髓是节约。崇尚节俭的消费是自古以来的美德，即使在物质生活富足的今天也还是一种美德，仍需大力提倡。我们主张节约，决不是让人们去过‘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反对人们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而是为了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破坏，使人、社会与自然能够和谐发展，而这正是为了使人们更幸福的生活。

针对消费异化、符号化，除了应当大力倡导合理消费之外，还应经常告诫国人，能够挥洒自如消费的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应选择适度消费，“适度消费就是在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在不降低消费水平的前提下，人们的消费不超出自然的承载能力与个人生理的承载能力，消费水平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收人水平，排除多余消费和避免超前消费。时下某些人的消费行为与国家倡导的节约经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与收人、国情形成了悖论:一方面，我们承认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对各种高档奢侈品的消费比之发达国家并不逊色;一方面存在着生产过剩与消费拉动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对商品符号和意义的狂热追求;一方面，我们认同资源并不富足的现实，另一方面，消费资源消费的大手大脚让发达国家“望尘莫及”;所谓消费的“个性化”，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平均收人并不相称……。这些悖论说明了消费伦理的缺失(有人称之为失范)，有必要针对消费异化、浪费消费重塑新型的消费伦理观念。

第三，倡导理性的消费价值观与合理适度的消费理念。什么是理性消费价值观?我们认为，核心内容应是适度消费，对各种消费有一种“量力而行”的自觉，能够认知消费品的物的属性和符号之间的关系，不为符号所左右，符号不会是消费价值的全部。消费只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必须对消费有正确认知。物质消费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也具备激发人们向往幸福生活的功能。然而，不健康的消费理念往往把正常的消费异化为对物质、消费品占有的无限冲动，并形成了赚更多的钱，购买更多的消费品，纵情享乐的循环圈。这些现象与商品、消费的泛化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价值观念绝无二致。任何形式的消费异化，一览无遗地表现为消费者对物质财富的极度追求，必然导致物欲泛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必然随之泛滥，各种腐朽、没落思想均可在此找到滋生的土壤，对人们精神生活的负面消加作用是巨大的。

消费异化对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使人们的思想、精神也随之发生异化。“人们在享受消费所带来的满足和快乐的同时，却沦为了消费的奴隶，人们在消费中迷失了自我，进而导致精神家园的失落”。“费异化使人越来越与自身的本质相异，丧失着美好、素朴的‘精神家园’。事实证明，异化消费、过度消费、把消费视为生活终极目的的行为模式并不能够给人增加幸福感，无法体验精神生活的神圣与崇高，大多仅仅局限于物欲消费的满足，人沦落为物、享乐的附属物。主体性在物质消费、符号消费、追逐富足中悄然沦落，满足各种欲望的多重选择与精神家园逐步缺失并存，消费异化支配下的人势必缺少精神超越，批判意识无从谈起。故此，建构新型消费理念、消费价值观不仅是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更有助于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消费社会的现实不可回避，批判消费异化，建构新的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则是国人不能绕过的思想历程。

第四，正确的舆论和媒体导向必不可少。消费主义以及消费异化的流行，一方面是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涌人，另一方面，媒体的导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现代消费文化”与大众传媒结缘，不断推出各种感性“情调”、时尚，使消费异化具备了社会化特征。商家通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大众传媒，无孔不人地进行“狂轰滥炸”式广告宣传，喋喋不休地(潜移默化地或公开地)引导人们、鼓励人们进行消费，“各种传媒铺天盖地地冲击和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把大量虚假的物质需求强加于人。”图某些媒体不负责任的鼓噪与消费主义一起成为消费异化的得力“帮凶”，迎合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助长了消费异化之风，消解了健康的消费文化。充斥各种媒体的享乐主义、物质主义、购物的享乐等内容倾向，直接加剧了消费异化的势头。因此，建构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媒体、宣传舆论的正面导向作用不可或缺。消费主义滥筋于美国，是社会经济发达的产物。这种观念、理念进人中国后，应当审慎考量之处为应看其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如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价值观念等不可以全盘移植西方国家的模式一样，对待起源西方的消费主义我们也应谨慎对待，冷静分析。对此，媒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篇2

（一）文化消费品种逐渐增加在秦汉时期，人们对于文化消费的实际需求越来越大，文化消费的种类也开始增加。从先秦到汉朝，人们的文化娱乐消费越来越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在汉代，乐舞类发展为汉乐、盘鼓乐、建鼓乐等；而百戏方面主要有六博、蹴鞠、弄丸等，可以说是形式多样，所以文化消费品也越来越多。例如说乐器，在秦汉时期的乐器主要分为吹奏、弹拨以及击打三种，其中吹奏乐器类主要有笛、竽、箫等，弹拨类型乐器主要有琴、瑟和琵琶等，击打类型的乐器主要有磐、钟、鼓、缶等[1]。这些乐器大部分出现于先秦，到秦汉时期很多乐器进行了改良。例如说汉代出现的箜篌就是一种新型乐器，大概是东汉时期从西域传入中原。在文化教育消费上，笔墨纸砚和各类书籍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消费品，随着秦汉时期文化教育的发展，百姓中更多的人开始读书，因此文化教育品的市场需求也越来越多，而在丧葬文化消费上，秦汉时期开始兴起厚葬之风，丧葬用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在汉朝墓葬中常见的随葬用品主要包括了实用器，例如说铜器、漆器、陶器以及钱币等各种实物，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同材质的冥器，比如说陶质人物、动物或房屋的模型等；到西汉时期，墓葬中开始出现了专门的随葬用品，例如说在四川绵阳双包山一、二号墓出土的三十多件陶俑，十余件木俑和木马车，一定数量的编钟与编磐；到东汉时期，墓葬的随葬品类型变得更为繁多，其造型也别具特色，更加生动，专用葬品的数量已经占到总数的70%左右。

（二）文化消费范围开始扩展秦汉时期的文化消费范围持续扩展，这一特征通常体现在下面两点：一方面是文化消费的人群越来越多，已经扩展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是文化消费地域性范围开始扩展，甚至开始深入到偏远地区。文化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学，各个地区的教育得以发展，同时文化消费开始进入到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普通百姓对文化消费的需求。我们可以从汉朝的教育场所看出，汉朝的文化教育消费已经深入到很多的偏远地区，从大城市到小乡里都设置了教育场所。当时一些来自于偏僻地区的学生，在学成之后也纷纷返乡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2]。

（三）文化消费逐渐商品化随着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商品性收入以及消费需求都有很大的提升，和市场的联系也变得更加密切，这样就让大部分百姓的商品性消费需求得以增加，而此时文化消费也呈现出了商品化的趋势。一方面在教育消费中，各类书籍与书写工具都能够在市场中进行商品交换，西汉时期已经产生了专门从事书籍物品买卖的“书肆”。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的复制通常都是凭借人手抄完成的，抄书在当时也被叫做拥书，它属于一种图书传播、复制以及流通的文化活动。负责抄书的人称之为拥书人或者书手，他们的工作是抄书，也是因抄书而被雇，所以统一称这一行为叫拥书，其实本质上属于雇佣劳动者。西汉时期的拥书行为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到东汉以及之后其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展，拥书活动也逐渐开始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3]。另一方面，对于丧葬用品的消费，秦汉时期的丧葬用品、随葬器具以及墓内的装饰品都能够在商品市场中购得。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石碑铭文记载了解到，由墓主人或者亲人出钱，工匠出技术，相互之间构成了一种商品交易的关系，这也是汉代墓内装饰品朝商品化方向发展的关键证据。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较快发展，在满足人们生活所需的物质基础上，精神生活方面的消费也逐渐形成规模。社会各个阶层的文化消费需求基本上能够在商品市场中购买获得，文化消费商品化也体现出了秦汉百姓商品性消费需求的提高，消费社会化程度的增加。

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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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文化起源于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以及19世纪英、法、美工人阶级中存在的广告、商店、娱乐以及休闲活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消费文化在美国得到显性发展，尤其在电影、时尚和化妆品以及报纸、杂志等传媒行业中，新的消费品位、特性、体验及理念开始萌生并传播。据此，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指出，消费文化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他认为大众消费运动是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消费”一词原初的“摧毁、滥用、用尽”之意，使得它与经济社会生产语境下对消费的驱动、刺激相矛盾，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消费文化也存在着自身的悖论。一方面，消费文化语境下私人领域得到拓展，人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选择和决定消费方式，这也被看作对功能性民主的促进;另一方面，“要适应丰盛生活并不容易”，人们在消费社会中欲望与能量的错误表达引发了现代性价值危机。正如有学者指出:消费社会患了溃疡，“必须给它补充一个灵魂”。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大众化映衬下的消费文化有着更复杂的内涵、更广阔的影响范围以及更深刻的社会影响。我们需要从消费文化所处的现时代复杂视域出发，考察其对幼儿教育带来的可能性冲击。

1.欲望取代需要:幼儿教育目的的隐忧。

对消费文化的认识主要有三种:其一，消费文化是资本主义商品扩张的结果，它带来了物的丰盈以及消费活动的增加;其二，消费文化是人们为了建立社会联系或社会区别，从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消费产品;其三，关注消费时的情感快乐、梦想以及欲望。如果说在第一种认识中，人们指向消费品的使用价值，目的是满足需要(Need);那么第二、三种认识则更多地强调消费品的象征价值，消费目的由需要转向欲望(Want)。如今，看一看商店里琳琳满目的商品，大街上优雅迷人的玻璃橱窗，无孔不入的商品广告，以及围绕身体的吃穿住用行，毫无疑问消费已经成为社会言说以及我们自身表达的方式。虽然“激发生命体朝着适合自己的方向发展，最自然的方式就是快乐”，但“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安宁平静地沉溺于当前的娱乐诱惑之中，……我们应该寻求一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模式，这种模式本身令人愉快，让人在自身的快乐中去追求并安排个性的发展”。但当消费文化成为大众的生存与表达方式，当消费产品的象征价值掩盖使用价值，当人们的消费欲望取代消费需要，当人们越消费越感觉到自身意义与价值的存在，人们这种已经习惯化了的消费文化会对幼儿教育目的进行怎样的渗透?在“为欲望而欲望”的精神刺激下，幼儿教育目的是否会为了满足人们贪恋不舍的欲望而改变?

2.视觉化取代实用性:健康教育遮蔽的可能性。

“身体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事实。”在宗教视角里，身体是“肉身”;在工业社会，身体是“劳动力”;在消费文化中，身体是“最美的消费品”。消费文化中的身体有着双重功用:资本的和偶像的(作为消费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身体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有学者指出:视觉文化与身体文化是现代消费文化的两翼。在视觉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身体，而身体文化则是视觉化、图像化的。其实“身体”很早就在幼儿教育领域得到了关注，古希腊《理想国》强调从童年开始用体操训练身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应当首先关注孩童们的身体，尔后关心灵魂和;文艺复兴时期康帕内拉注重优生对幼儿身体的影响，夸美纽斯把幼儿身体健康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础;近现代的洛克把“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作为人世幸福状态，罗素强调在早期教育阶段凡健康所需之一切事情都必须去做。经典教育著作强调“实用的身体”作为幼儿教育及其他一切活动的场所，而现代充斥的消费文化凸显了身体的消费性和享受性，淡化了身体的实用性，甚至有些人错误地将身体功用价值理解为身体的实用性。体育技能化与职业化弱化人的主体性就是表现之一。消费文化所言的“呵护身体”，其“身体外形使人满意”、“职业化的身体竞技能够带来物质回报”的意蕴已经超越了实用的“健康”。在身体的视觉化取代实用性的消费文化影响下，幼儿教育是如何看待健康教育的，消费文化会给传统的健康教育带来何种冲击?

3.模糊性取代主体性:幼儿教师身份感的困惑。

现代消费文化具有的“欲望取代需要”、“视觉战胜功用”等特征，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的认同危机。认同就是对“我是谁”以及与之相关的身份感问题的追问，在自我认同方面，消费文化使人产生虚假与真实需求间的困惑，从而弱化自我认同感;另外，快速、非连续和非逻辑的时尚变化，以及人们在消费世界体验的转瞬即逝感，也撕裂了自我认同的连续性，自我认同从而变得碎片化。在对他者的认同方面，消费文化削弱了对他者及生活的意义感。消费文化对商品象征价值的强调，使人不自觉地被他者的财富、性别、民族、国家等符号左右，从而弱化对他者的理性认识。消费文化不仅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生境，也构成了学校幼儿教育的宏观文化语境。在幼儿的最初浪漫教育阶段，离不开教师的特殊指引。因此，消费文化裹挟的人的认同危机，是否会迁移到幼儿教师身上?在消费文化造成的文化失序、价值混乱影响下，作为幼儿教师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意义何在等关涉幼儿教师身份感的问题又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在模糊性取代主体性的消费文化诱惑与浸透下，幼儿教师身份感潜在的危机，由此可能导致在幼儿教育的浪漫阶段，教师把重点放在对幼儿的“训练”而非“自由”方面。

二、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的背离

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曾这样表达年幼影响对整个人成长的意义:“应当考察他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按照托克维尔的理解，消费文化作为幼儿教育不可回避的文化生境，将对幼儿的心智投射初影，消费社会中的事物也会对幼儿产生一定刺激。因此，揭示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的背离，有利于更好地甄别幼儿教育发展方向。

1.幼儿教育目的的偏离。

现代幼儿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在现代教育价值秩序中什么东西最重要。从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来看，幼儿教育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发端于以成人为主体的大学教育。为给大学提供优秀的储备人才，中学教育应运而生，而后出现小学教育。真正的幼儿教育是伴随工业革命出现的产物，其初衷是为父母务工而无人照顾的子女提供保护。因此，从幼儿教育的发生机制来看，它是现代教育体系最后出现的产物，其本意是保护幼儿自然生命而有别于大学教育直接服务社会的职能。随着科学的发展，一方面人对“自然理念”下的自我认识更清楚，另一方面心理学对幼儿思维发展规律有了更深的认识，幼儿教育开始走上科学化进程。可见，幼儿教育的科学化也是围绕幼儿自然生命和自身心理科学发展而进行的。总之，无论从幼儿教育的发生还是幼儿教育的科学发展来看，幼儿教育的价值主体始终是幼儿本身，幼儿教育目的也是促进幼儿自然生命的成长。在消费文化“欲望取代需要”的价值理念诱惑下，我们不难发现幼儿教育目的偏离的表征:(1)成人世界里的恶欲通过市场过早侵扰儿童世界。这主要指教育市场上的“伪”教育家一味追逐“得利的”欲望，打着科学的幌子为家长炮制各种“伪科学”早期教育方案。(2)家长对幼儿揠苗助长的心态。表现之一是迫切希望幼儿成才而光耀门楣，表现之二是按照自己的偏见培养幼儿“特长”和“兴趣”。(3)幼儿园以幼儿功能性成长为目的。“儿童的心智也可以定做，他的能力要靠教师给予，他是一个可以把知识装进去的器皿，可以照教师的理想形成”，一百多年前就被斯宾塞诟病的错误理念，至今仍被许多幼儿园荒唐地践行着。当然，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目的背离不止这些，但背离究其实质是对幼儿身体之外的各种欲望表达掩盖了幼儿生命成长的需求。正如苏格拉底指出:“就像一个不健康的身体，只要遇到一点儿外邪就会生病，有的时候甚至没有外邪，也会病倒，一个整体的人就是一场内战。”

2.幼儿身体的社会脱位。

“生活成功的首要条件是成为一个强健的动物。有了最好的脑子，如果没有足够的生命力去使用它，还是无用;为了得到一个而牺牲了另一个的来源，现在认为是件傻事，许多神童最后并无成就，已经不断证明这点。”这一观点旨在强调，身体是人智力活动的“场”，没有强健的身体奠基，智力活动也得不到健全发挥。但消费文化语境下人们对身体视觉化的关注超过身体本身的实用性，从而造成身体社会脱位现象，即原先被赋予身体的各种职责、使命与功能现在大多消失了，身体与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分离。幼儿身体社会脱位在幼儿教育领域突出表现为游戏被规范为教学。其外在表现是教师对幼儿游戏进行设计、指导、控制和评价，实质是教师对幼儿游戏及幼儿本身的规训。规训是为了教师个人欲望的满足，如幼儿“安全”地游戏而不致被家长投诉，幼儿在游戏中获得更多的智力发展等。由此游戏在幼儿教育中成为了一种精致化的消费媒介，在这场消费活动中，教师作为消费者，消费了幼儿肉身与精神的自由，享受着幼儿“安全”及智识发展带来的满足感。此外，消费文化对身体视觉性的过分关注，以及对身体健康的忽略分别体现在幼儿着装打扮与饮食上。对身体视觉性的关注催生了大量有关幼儿时尚的产业，如儿童化妆品、潮流的成人化童装、儿童美发与造型，这些产业的出现不仅淡化了“幼儿”的概念，更消弭了对幼儿生命生长的理解与关注。幼儿饮食文化更直接地表现了人们对幼儿身体实用性的忽略，现代人早已忘记洛克关于幼儿饮食“应该极清淡、极简单，有节制”的告诫，年轻人带着孩子，成为光顾麦当劳的最大人群。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是幼儿健康教育的基本内容，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消费机会逐渐增多，如何在幼儿教育领域培养幼儿正确的消费理念显得尤为重要。总之，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幼儿教育，既应充分发挥游戏促进幼儿生命成长的本体;又要通过幼儿着装、饮食等生活习惯的培养，增强幼儿健康意识，引导幼儿养成健康的生活理念。

3.幼儿教师身份感的式微。

幼儿教师身份感的式微，是指幼儿教师对自己的角色属性、使命与追求等自我体认日渐模糊。这种模糊状态与国家及社会对幼儿教师地位的认同、教师本身的福利待遇及职业幸福感等来自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多种影响因素相关。教育学原本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在消费文化对符号价值追逐的浸染下，教育也走上了越来越迷恋“精致”幼儿的发展道路。这种精致的幼儿外表新潮、时尚，头脑聪明，但未必快乐或健康。诚然，教育对精致化幼儿的追逐少不了教师的助推，因此在消费文化影响下，以生命相互促进为基本的师幼关系也掺杂了一些其他动机。消费文化影响下幼儿教师身份感式微表现在:(1)消费文化逻辑构筑下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窠臼对幼儿教师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事实上幼儿教师工资较低的状况往往削弱教师的自我认同感。由薪资低而导致的教师自我认同危机，是造成幼儿园虐童事件频发的原因之一。西安枫韵幼儿园、鸿基新城幼儿园给幼儿违规服用处方药事件更是幼儿教师追求幼儿园经济利益的极端案例。(2)消费文化“顾客即上帝”的消费主义逻辑，对师幼关系产生了一定冲击。“你消费，我服务”的消费理念使得师幼之间多了一些“私人定制”意味，为满足幼儿或家长的暂时性甚至是虚假需求，教师主体性缺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在孩子离园时段，经常听到家长对教师说:“孩子还是要多学点，知识面宽”，或者催问教师:“今天英语活动怎么没有写出来，其他班都写出来了，以后要及时”。总之，幼儿教师身份感的式微对内是自我价值秩序混乱的表现，对外则是对幼儿和整个社会生活意义的颠覆。

三、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的应对

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应对的三条路径:

1.幼儿教育目的的转向。

应对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目的背离，其基本路径是教育目的的转向。柏拉图曾言“教育即灵魂的转向”，“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同样，教育目的作为幼儿教育的灵魂，必须转离消费文化下物欲横流的世界，去观看幼儿教育应有的“善者”。正如灵魂转向的技巧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幼儿教育目的的实现路径不是将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给幼儿，而是肯定幼儿生命的内在自然。然而，灵魂转向是一种眩晕式的强迫，教育目的转向也并非易事。一是由于消费文化影响下人们对欲望、符号的追求过于强烈，二是教育目的转向本身的艰难。因此，教育目的转向的实现首先应赋予幼儿教育在整个社会中“最明亮者”的位置，使消费文化影响下的幼儿教育活动始终有最高的理念指引。其次，正如灵魂的转向始于个人，幼儿教育目的转向也需要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促进。这些个体既包括直接参与幼儿教育实践的教师、管理者，也包括家长及社会上每一个你、我、他，只有个体认识到生命存在的意义，才不会为消费文化浸润下的“欲望”所迷惑，只有改变自己，理想的幼儿教育乃至理想的社会才得以实现。

2.幼儿健康教育的审视。

面对消费文化带来的幼儿身体社会脱位现象，幼儿园应对幼儿健康教育进行理性审视。首先，幼儿园要对幼儿健康教育进行理性认识。对幼儿健康教育的认识水平，直接影响幼儿健康教育实践。例如，认识到幼儿的健康身体是心智发展的基础，发展心智也不能使身体受损，幼儿园应将健康教育课程放在首位，而非一味地追逐幼儿心智发展。认识到本能促进的游戏活动是身体幸福所不可或缺的，幼儿园教育就会减少用体操代替游戏的课程，也会减少对自然所推动的活动的规训。其次，幼儿园应加强对“健康是一种责任”的宣传。斯宾塞认为，人们有着对身体的道德责任。由于违反自然指示而发生的毛病，即所有违反健康规律的事都是身体罪恶。幼儿园可以利用家园共育的契机，向家长传递健康教育理念及经验。再次，幼儿健康教育理念要落实到幼儿园一日活动，并注重对幼儿健康理念的培养与指导。例如，幼儿园教师应注重对幼儿“衣服穿着舒不舒服”而非“今天的衣服漂不漂亮”的询问，应减少以“快回来，你的衣服会弄脏”等为理由对幼儿自发活动的限制。

3.幼儿教师的自我觉醒。

有了对幼儿教育目的及内容的理解，而缺乏幼儿教师的良好指导，也会导致幼儿教育放任自流。对幼儿教师身份感困惑的回应是幼儿教师的自我觉醒。自我觉醒是对被欲望、忙碌和消遣所遮蔽的最高价值的追求，自我觉醒的标志是幼儿教师越来越强烈地融入到经验当中，尤其是融入有关幼儿与幼儿教育现象的独特性经验。罗伯托•M•昂格尔认为自我觉醒有两次:第一，自我觉醒是肯定意识，并通过意识来肯定独特的个性。第二，觉醒是在道德生活中运用习惯倾向———各种美德，以便在超越自我的过程中成为自我。对幼儿教师而言，在第一次觉醒过程中教师在一个方向上要充分感知、仔细跟踪幼儿园工作过程中自身的情绪和变化，在另一方向上要专注于两种事务，即专注于幼儿园工作的某一项活动;专注于消费文化中的某种景象，体验足以吸引自己注意力的感觉。第一次觉醒使幼儿教师在身体的感知过程中体验自我意识的存在，同时也体验到外部世界对自身独立生存的威胁;而第二次觉醒则是幼儿教师发现对无限和绝对的需求。第二次自我觉醒的前提是不仅认识到自我是一个自然生物，更要认识到自我是一个社会生物。自然生物具有的简单、热情和专注有利于幼儿教师自我提升，社会生物应具有的尊重、宽容、公正促进幼儿教师与幼儿及家长良好的交往。正是由于社会生物所具有的向他人开放的本体特征是人之为人的意义所在，第二次自我觉醒的最高目标就是保持对他人的开放。因此，幼儿教师的第二次自我觉醒就是在对自我特殊的自然性扬弃基础上，不断地发现、肯定和表达自身的无限性，追寻对普遍性精神的占有，以此状态激活幼儿的生命状态。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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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价值观 消费者行为 影响

文化和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及其内涵

文化是指作为主体的人们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去适应、利用和改造作为客体的世界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类是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且自然条件是必要条件，而社会条件则是特殊条件。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产物，也是如此产生的。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的文化已经有了几千年的传承，博大精深。儒家、法家、道家等各学派的学术观点的广泛传播和发展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深深影响着每个人的行为，并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共享的社会意识。

中国的文化有许多鲜明的特征，其中，张岱年用四个代表性的词语来概括中国文化的特征：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这些至今仍是中国文化的主线）。而近年来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使得对中国文化特征的概括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其中包括：注重人文主义精神，而不似西方文化那样依附于神学独断；注重和谐和中庸，也就是中庸思维，而不似西方文化那样追求分别与对抗；富于安土乐天的情趣，知足常乐，而不似西方文化那样追求冒险和刺激。于是，综合前后所叙述的观点可将中国文化特征简要地概括为：以道德修养为立国之本、以中庸为处世之道、以耕读为传家之法、以经学为治学之宗、以利义合一为价值取向、以意会为思维方式。

在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深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化的积淀和孕育下，中国形成了独有的文化价值观及文化价值观体系（最新提出的文化价值观是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文化价值观是指人们所形成的一种对具体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意义的持久的信念，它是人们在处理事物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较稳定的喜好厌恶态度。文化价值观是通过不断的学习以及对自身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不断抽象化概念化而逐渐形成的，且这个价值观一旦形成便会对个体自身的生活和行为方式造成巨大的影响。文化价值观对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人潜在的行为准则，在个人认知体系中文化价值观居于较核心的位置。所以，如果再深入地去研究考察一种特定行为―消费者行为，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在这些文化价值观体系的指导下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消费者行为，如勤俭节约、以和为贵、务实主义的消费观等。

值得指出并引起注意的是：文化是一种习得文化。虽然说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已经深植于内心深处，但这并不代表不可改变。除了居于最核心地位的核心文化价值观无法或者很难改变，其他都是可以通过学习较易改变的。这种改变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极为明显的文化变迁，而文化的变迁必然要求建立新的价值体系。每个社会都有核心的文化价值观，这些居于核心地位的文化价值观会在学校、家庭、企业和社会等各种组织中得到体现、传播与延续，核心文化价值更具有稳定性，不易改变。但是，它们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这主要表现为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人们认识不断深化；传统意义上狭隘的文化价值观被多维的文化价值观所取代；传统意义上的群体至上的价值观正在向着群体与个体相统一的新型价值观逐渐转变；传统意义上的压抑个人需求、贬低自我价值的文化价值观正在向着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新型价值观转换；传统意义上的单一的价值取向的文化价值观逐步朝着多元价值取向的文化价值观转型。

对于文化维度的划分，一直有着不同的观点。国外划分维度的方式以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五个维度为代表，即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不确定回避，权力距离，男性化与女性化，长期与短期导向。就我国而言，通过文献研究并结合实际考证，中国文化价值观维度主要包括以：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人与宇宙、不确定回避、长期和短期导向、权利距离、时间导向。根据这六个维度，中国文化价值观可概括为以下几种，即集体主义价值观、宿命型价值观、高不确定性规避价值观、长期导向型价值观、高权力距离价值观、过去导向型价值观。

文化价值观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文化的各个要素，如价值观、物质文化、习俗、规范等，对消费者行为都各自具有一定的影响，从消费者产生消费需求开始，到未来满足需求而去获取产品信息，在各种产品之中做出选择评判，以及到做出购买决定以及在售后评价，每一个阶段消费者都有自己的价值理念。这里我们主要讨论文化价值观的作用。

例如哈雷―戴维森摩托车，纵观所有哈雷―戴维森摩托车的消费者，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些消费者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说着不同的语言，但他们的行为却有许多相同之处，如：共同的活动（摩托车聚会）、衣着（牛仔裤、黑皮靴、T恤和黑皮夹克）和身份（HARLEY OWNERS'GROUP，HOG成员），因而形成较独特的文化群体，拥有着比较一致的文化价值观。通过与哈雷摩托车拥有者深入接触，了解HOG成员的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和行为方式，并适应该团体的社会规范、衣着习惯和行为举止。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现，哈雷的拥有者的座右铭是“生活在于骑车，骑车就是生活”，这句话深刻真实地反映了HOG成员的生活方式，HOG是哈雷摩托车爱好者的理想的去处。在那里，他们可以从平淡庸俗的日常生活中暂时解脱出来，从而享受一种不断变化、刺激新鲜的生活。HOG成员非常重视精神方面的体验，真实地贴近大自然，感受摩托车带来的急速动感以及经历风险后的快乐。哈雷摩托车拥有者的核心文化价值观是个人自由。在他们眼里，哈雷这个双轮摩托车成了自由的象征，哈雷的标志中展开双翅翱翔的雄鹰正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哈雷摩托车的拥有者根据成员们的不同的年龄、职业等细分为不同的群体，但是，他们必定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这至关重要。

从哈雷―戴维森的例子，可以明确地发现，消费者的文化价值观、消费结果和产品服务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所谓的Gutman提出的目的链理论。该理论认为，文化价值观影响消费者对产品属性重要性的判断，进而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和购买行为，这三者是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因果链，即文化价值观决定消费结果，消费结果决定产品属性，消费者对产品的消费又体现了消费者的文化价值观。显然，文化价值观是这个过程中的主导因素。

将Gutman的目的链理论与前面界定的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六个维度结合起来，可以指导现实生活中的营销策略。

集体主义价值观―从众型―产品与群体特点一致性。集体主义价值观是一种强调集体利益、强调团体和谐与相互依赖的价值观。这类人要求从众，产品属性必须符合消费者参照群体的共同特点。它指导企业应该尽量使产品具有大众消费性，减少产品张扬性，选择大家共知的销售渠道，并使产品的功效与目标消费者群体的群体规范相联系，着力发挥群体从众性心理，适当辅以降价或有奖销售等手段，制造热销局面，促使更多人跟风购买。

宿命型价值观―随缘型―产品的可能性。宿命型价值观体现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心理追求，拥有该价值观的消费者要求产品的可得性要高。它指导企业在处理该类消费者相关问题时，是不能以顾客抱怨数量作为衡量顾客满意度指标的，应该采用能更真实反应其满意度的指标，且厂商应特别关注这类消费者的日常习惯，使企业产品能尽可能充分地暴露在消费者能接触到的范围，同时密切新老客户的变化比例，及时了解变动的原因，解决问题。

高不确定性规避价值观―风险规避型―渠道和产品安全性。高不确定性规避价值观消费者对产品和渠道的安全性要求较高，消费行为属于风险规避型。他们倾向于知足常乐、保守消费、降低购买风险、消除风险顾虑。它指导企业应尽量降低消费者风险，增加其消费的安全性，消除信息的不对称，尽量给予消费者亲身体验的机会，选择如商城、超市等的传统渠道，且要注重论坛等公众舆论的口碑，培养良好的客户关系，及时处理客户不满。

长期导向型价值观―务实型―功能属性及性价比。长期导向型价值观消费者对产品的功能性价值和性价比非常看重。它指导企业需注重产品的品质和性能，采取低价销售，并尽量选择降低终端价格的销售方式。

高权力距离价值观―象征型―品牌与地位要求。高权力距离价值观消费者注重对品牌和身份、地位的追求，需要体现其对身份地位的价值偏好，并满足其追求尊重的心理需求。换言之，他们进行的是象征型消费，通过这种消费行为获得一种社会心理暗示，赢得社会及个人对自己的肯定和尊重。它指导企业应致力于品牌战略，打造品牌、采用新渠道、增强服务、提供良好的品质、开展演唱会等新型促销手段都能吸引这类消费者。

过去导向型价值观―忠诚型―产品、品牌的熟悉度。过去导向型价值观体现了中国人怀旧和注重感情的价值追求。消费者比较关注产品、品牌的熟悉度，熟悉的品牌属性能够激发消费者的情感动机，带来安全感，并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要，从而形成忠诚的消费行为。它指导企业注重开展一些回馈活动，开发一些系列产品，保持好已有品牌，强化产品在客户心目中的记忆。

从以上六种目的链可以明确地看到文化价值观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且是以一种内化的形式对其行为产生作用。企业在进行营销时，一定要关注这种内在的价值观，合理地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采用不同的营销策略，充分利用这种目的链所折射出的因果链，理论联系实践。

消费对于文化价值观的回应

近来的研究越来越关注这样一个现象：人们之所以买一种产品，并不仅仅是因为产品本身价值有多么的高，更重要的是产品背后的文化符号价值。也就是说，产品所代表的文化符号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当产品所代表的文化符号与消费者的文化价值观相吻合时，消费者对一个产品的评判就会越高，购买意愿也就越大。举个通俗的例子，人们对钻戒的消费。钻戒为什么会成为当代恋人最喜欢的一种消费品呢？并不仅仅是因为钻戒比其他戒指漂亮美观，更重要的我想是基于钻石独一无二的自然属性（光泽、硬度、稀缺）和文化属性（专一、忠贞的爱情），折射出一种特别的可以代表爱情的文化。当代恋人关于爱情的文化价值观正好在钻戒的文化符号中充分体现出来，这才导致了他们对钻戒的偏爱。消费者行为不仅限于对物的消费这一经济行为，而且更转化为有关于物品的感性和意象即其所折射的特有的意义的消费这一经济行为。这种例子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广告最为典型），如人们往往把汽车跟成功潇洒的白领放在一起，把手机、MP3跟恋人的爱情细节结合在一起，把饮料和清新、健康、活力结合在一起，把酒跟友情联系在一起，把体育用品跟永不服输、无所不能等精神联系在一起。消费与文化符号消费与文化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物质的生产从来离不开特定目的，也就是说物品是做什么用的，对于人有什么意义。随着人类生活世界的不断丰富化和复杂化，人的目的和意义也越来越多样化和细致化，从而使得物品越来越多的带有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文化属性。这些消费形态的出现说明人们不仅在消费物质，还在消费文化，文化已经无孔不入的进入消费领域，一定意义上文化价值观已经成为消费的决定因素。

参考文献：

1.赵国春.80后的消费特点―基于文化价值观的消费者行为研究[J].学习月刊，2010

2.吴敏，郭珊.浅析文化价值观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J].集团经济研究，2007

3.阳婷.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对消费者行为及企业管理的影响[J].商业文化（下半月）， 2010(2)

4.高志静. 论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中国集体经济，20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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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纳税款扣除的筹划

税法规定，将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可按当期生产领用数量计算准予扣除外购的、进口的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已纳的消费税税款。而且允许扣除已纳税款的应税消费品只限于从工业企业购进的应税消费品，对从商业企业购进应税消费品的已纳税款一律不得扣除。因此企业采购应税消费品，应尽可能从其生产厂家按出厂价购入，这样不仅可以避免从商业企业购入而额外多支付的成本，而且也可以实行已纳税款抵扣制，降低企业的税负。同时须注意的是允许抵扣已纳税款的消费品的用途应符合税法规定的范围，如用外购已税烟丝生产卷烟，用外购已税化妆品生产化妆品等，就可以实行税款抵扣制，而用外购已税酒精生产的白酒，用外购已税汽车轮胎生产的小汽车则不允许扣除已纳的消费税税款。

（二）将应税消费品用于其他方面的筹划

税法规定，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除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外，用于其他方面的，于移送使用时纳税。其他方面指用于生产非应税消费品、在建工程、管理部门、非生产机构、提供劳务以及用于馈赠、集资、赞助、广告、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在税法上，用于这些方面应作为视同销售处理，缴纳消费税。在计算消费税时，计税销售额依次有3种选择：1.按纳税人当月生产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2.当月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的加权平均或上月或最近月份的销售价格；3.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利润）÷（1－消费税税率）。而这3种价格哪种对企业最有利呢？举例如下：

假设某摩托车生产企业A只生产一种摩托车。某月将自产摩托车100辆赠送给摩托车拉力赛赛手使用，属于上述“馈赠”行为，应纳消费税。

假设A当月生产的摩托车的销售价格为5000元／辆。则

计税销售额A1=5000×100=500000（元）

假设A当月按5000元／辆销售400辆，按5500元／辆销售400辆。则

计税销售额A2=（400×5000+400×5500）÷800×100=525000（元）

假设A生产摩托车的成本为4500元／辆，成本利润率为6%，消费税税率为10%.则

计税销售额A3=4500×（1+6%）÷（1-10%）×100=530000（元）

从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A3>A2>A1.由此表明只有在第1种情况下企业的消费税才缴得最少。这就要求企业建立健全会计核算制度，应有清晰明了的价目表，会计记录清楚，以避免会计记录混乱而增加额外的税收负担。

（三）兼营不同税率应税消费品的筹划

税法规定，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应税消费品，应分开核算不同税率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销售数量。未分别核算的或将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组成成套消费品销售的，从高适用税率。这就要求企业健全会计核算，按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分开核算。如果为达到促销效果，要采用成套销售方式的，可以考虑将税率相同或相近的消费品组成成套销售。如可以将不同品牌的化妆品套装销售，而如果将护肤护发品（消费税税率为8%）和化妆品（消费税税率为30%）组成一套销售，就会大大增加企业应纳的消费税。同样，将税率为25%的粮食白酒和税率为10%的药酒组成礼品套装销售也是不合算的。除非企业成套销售所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因此而增加的消费税及其他成本，或者企业是为了达到占领市场、宣传新产品等战略目的，否则单纯从税收角度看，企业应将不同税率应税消费品分开核算，分开销售。

（四）混合销售行为的筹划

税法规定，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以及以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为主，并兼营非应税劳务的企业的混合销售行为，视同销售货物，应当征收增值税。若货物为应税消费品，则计算消费税的销售额和计算增值税的销售额是一致的，都是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价外费用包括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包装物租金、运输装卸费、代收款项等诸多费用。例如摩托车生产企业既向客户销售摩托车，又负责运送所售摩托车、并收取运费，则运费作为价外费用，就应并入销售额计算征收消费税。如果将运费同应税消费品分开核算，则可以减少销售额，少纳消费税，运费部分只纳3%的营业税，而无需按应税消费品的高税率纳消费税。现在由于客户日益重视售后服务，企业可以考虑设立售后服务部、专业服务中心等来为客户提供各种营业税或增值税应税劳务，将取得的各种劳务收入单独核算、单独纳税，以避免因消费税高税率而带来的额外负担。例如，白酒生产企业就可以成立专门的运输中心来运输所售白酒，所收运费纳3%的营业税，而不用按25%纳消费税，这样就节约了纳税支出。

（五）折扣销售和实物折扣的筹划

税法规定，企业采用折扣销售方式时，如果折扣额和销售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余额计算消费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不论其在财务上如何处理，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在当今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采用折扣销售作为促销方式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企业，往往会给出极大的折扣比例，以吸引消费者。因此企业应严格按照税法规定开具发票，就可以大幅度降低销售额，少交消费税。要避免因发票开具不当而增加的不必要的税收负担。

另外，在现实中还会经常出现“买二送一”等类似的实物折扣销售方式，税法规定，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用于实物折扣的，该实物款额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应按视同销售中的“赠送他人”处理，计算征收消费税。因此企业如果将“实物折扣”变换成折扣销售，就可以按规定扣除。例如，企业要销售200件商品，要给予10件的折扣，在开具发票时，可以按210件的销售数量和金额开具，然后在同一张发票上单独注明折扣10件的金额。这样，实物折扣的部分就可以从销售额中扣除，不用计算消费税，从而节约了税收支出。

（六）出口退税的筹划

税法规定，企业应将不同消费税税率的出口应税消费品分开核算和申报，凡划分不清适用税率的，一律从低适用税率计算应退消费税税额。这就要求企业在申报出口退税时，应分开核算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以获得应有的退税额，避免因从低税率退税而减少收益。同时，还须强调的是，消费税出口退税仅适用于有出口经营权的外贸企业购进应税消费品直接出口以及外贸企业受其他外贸企业委托出口应税消费品，而生产企业出口或委托外贸企业出口应税消费品，则是不予退还消费税的。因此对于出口业务较多、出口较频繁的生产企业来说，可以考虑组建独立核算的外贸子公司，由生产企业将应税消费品销售给外贸子公司，交纳消费税，再由外贸子公司将应税消费品出口，获得相同金额的出口退税，从而在实质上减轻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但是须注意的是，组建外贸子公司的成本很可能会高于出口退税所带来的收益，企业应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从长远利益和整体考虑，而不能片面追求出口退税所带来的短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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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遗传承在高职校有一个长效机制，特别成立了“苏扇技艺传承研发教学基地”。基地享有专用教学场地，三个功能教学区。同时行业企业成为了学校实训的校外基地，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成为了苏扇传承教学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学生参观学习的基地。本基地的主要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收藏展示、交流合作、聚集示范、展示展览、研发孵化、教育培训、创新探索。此外，组建了一整套完善的管理机制。有《基地建设目标和内容》、《基地管理办法》、《基地管理人员及职责》、《旅游工艺品实训室基地规章制度》、《基地教学研讨记录》、《基地活动手册》等。从日常细节到宏观组织，都有严谨的制度并认真执行，使基地真正成为一个校内外合作交流的良好平台。

2实施高职课程教学，专业课程凸显地方特色

高职课改从未停下脚步，各专家学者对高职课改有众多的认识和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无不体现出现代教育对职业教学中的人才培养的重视。高职课改的人才培养从技术型人才到技能型人才的模式转变。苏扇艺术的课程落实，主要采用单元化课程设计模式在课堂教学实践。高职校采用项目化模块式的课程体系，把苏扇艺术课程在艺术专业的各个有关课程中进行了教学目标、教学课时、教学计划、教学教案、教学反思的各个环节的课程设计。苏扇艺术的教学在主要是在corelDRAW课程、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线描课程、工学一体毕业创作设计课程等进行了项目化教学实践。从专业教师的集体备课，对校本的教材分析、课程性质和重难点、学生情况分析、使用的教学模式和策略、引发兴趣、深化思维、学法指导和重难点解决的方法等等，教学中的各个环节中从理论到实践的认真落实。课程的单元化研究性学习要求有严格的教学设计，重点难点，不同课程嵌入的时间长短根据本课程的总体要求来进行设计。通过本地高职校开展苏扇课程，彰显了地方文化和高职办学特色。

3编写苏扇校本教材，落实理实一体高职课改

教材的编写是为了适应高职教改的前提下进行的一套全新的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的“理实一体化”的教材，确定了教材编写与出版的宗旨。苏扇教材的编写要突出本地传统文化的深厚沉淀，力争在非遗继承与传扬上有所突破。教材主要是参考了原有企业编制的论文集以及网络资料，其次是通过访谈求教学习，对多位行业专家的意见整理。通过对苏扇行业专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扇传承人的访谈，进一步了解和掌握目前苏扇的状态。然而现有关非遗苏扇前身今生后世的资料并不多，所以编著相关教材难度特别大。再次，通过收集和整理其它地方的非遗项目的著作，例如《杭州像景》、《南京云锦》等平行项目的研究进一步指导苏扇的教材编制。校本教材中还附有一张苏扇教学辅助的光碟。这本教材的编著填补了目前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4建立苏扇名师工作室，加强行业交流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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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文化 定位 消费者认同

一、引言

随着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商品成为用于建构自我、实现自我认同的道具，那么为企业塑造鲜明的文化定位已经成为商家进行企业形象传播、区隔竞争对手及沟通消费者获得消费者认同的决胜武器。然而长期以来，我们企业总是以某种“一统模式”来构建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定位缺乏个性无法吸引并满足消费者的符号需要，这会大大阻碍消费者的认同感的获得。久而久之，企将会逐步丧失其竞争优势，无法获得长足的发展。本文就尝试从消费者认同的角度分析企业的文化定位，探索企业文化定位与消费者认同的关系。

二、企业文化定位

（一）企业文化与企业文化定位。自上世纪 80 年代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 或 Organizational Culture）研究兴起以来，国内外学者以各种认识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文化进行了多种多样的阐释和解读。企业文化理论之父Edgar H.Schein（1985）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并且是新成员在认识、思考和感受问题时必须掌握的一套价值体系，是推动企业前进的源动力及核心竞争力。约翰・科特（1992）指出企业文化是企业员工，至少是企业高层管理者们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Z理论创始人威廉・大内则认为，企业文化是指导企业制定员工和客户政策的宗旨，一个企业沿袭下的传统和氛围构成了其企业文化。邢以群，叶王海（2006）指出企业文化根植于组织并对组织成员的行为和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郭秀敬（2011）则将企业文化定义为，一个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基于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知道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培育起来的具有本企业特色并为全体员工共享和认同的价值观、信念、行为规范、企业精神、经营管理理念等，它一企业价值观为核心，是企业根据本企业内外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而确定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企业文化建设需要经历一系列的环节，而在这诸多环节中，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企业应该塑造怎样的企业文化即企业文化定位问题。王军（2004）指出文化定位是指企业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根据企业的发展历程、发展战略、人员构成及目前管理问题等现状进行调研，是树立企业独特个性及在确定目标顾客心目中差异形象和位置的企业战略活动，是塑造企业文化的首要一环。

（二）企业文化定位的重要性。杰克・特劳特在其撰写的著作《定位》中陈述：定位是如何使企业在潜在客户的心智中显得与众不同，定位也因此被誉为是“第三次生产力革命”。准确的企业文化定位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维持、提升等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首先，准确的企业文化定位能够使企业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方向及目标。同时也会使企业对自己的优势、劣势以及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差异进行更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并从中提炼出最具价值的且不同于其他企业的部分，并以此构建企业战略。其次，企业文化的最终追求就是员工行为习惯的形成、共同的行动模式以及明确的价值行为选择。厉以宁指出，不同企业的企业文化的共性之一就在于增强员工认同感和企业凝聚力。最后，企业文化表现为一系列的基本价值判断或价值主张，那不同企业特性就决定了有不同的价值主张，这些不同的价值主张就是企业独有鲜明的特点。独特的企业文化定位会外化为个性的经营理念、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品牌特征及企业形象等从而促进企业与顾客、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共识，起到提高企业形象感召力的作用，获得消费者的认同。

三、消费者的认同与企业文化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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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消费城市化收入状况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消费结构

一、农村消费城市化的内涵

“农村消费城市化”是卢嘉瑞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首先提出。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消费城市化必将推广到更多的农村，这是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的一个重要标志。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比较分析高低收入省区农村消费城市化的一些问题，对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农村消费城市化，是指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与消费方式不断向城市居民看齐，这些地区的农民在吃、穿、住、用、行等物质生活方面和文化、娱乐、教育等精神生活方面以及服务消费方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与低收入省区一般城镇的居民水平不相上下；而且一些特别富裕的农村则已超城市化了。

二、农村消费城市化的表现

（一）从居民收入看，高收入省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接近甚至高于低收入省区的城镇水平。上海农村人均纯收入由1993年的2726.98元增加到2007年的5870.87元，增长115.29%，北京增长166.95%，浙江增长162.46%。同期，辽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50.50%，陕西增长160.92%，河南增长168.40%。

（二）从居民消费看，高收入省区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也接近或高于低收入省区的城镇水平。上海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993年的2200.07元增加到2007年的4753.23元，增长116.05%，北京增长182.98%，浙江增长175.59%。同期，辽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135.48%，陕西增长170.58%，河南增长155.41%。

（三）从恩格尔系数看，高收入省区农村同低收入省区城镇相似，呈较快下降趋势。上海、北京、浙江三个高收入省区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1993年的46.43%、48.16%、50.16%下降到2007年的40.28%、35.21%和41.63%，而辽宁、陕西、河南三个低收入省区城镇的恩格尔系数则分别由1993年的50.46%、47.93%、49.64%下降到2007年的39.66%、34.27%和34.67%。

（四）从消费结构看，高收入省区农村与城镇趋同。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注重文化、服务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其各项消费支出中，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讯、医疗保健三项支出的序列位次分别由1993年的第4、7、6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4、5位；同时，自给性消费比重大幅降低，商品性消费比重多提高到90%以上，其中家庭设备及服务的商品性消费比重在98%以上，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三项则达到100%。再者，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多直逼城市。2007年，上海、北京等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洗衣机、电冰箱和彩色电视机的拥有量多略低于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家庭92.13台、75.71台和112.87台的平均水平，而北京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电冰箱的拥有量超出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量14.02台。

（五）高收入省区农村逐步形成以个人消费为主、社会公共消费为辅的城镇型消费方式。2007年，上海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为90%，人数达33万余人；浙江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已保人数达23.6万人，且80%的农村人口享有初级卫生保障，94%的乡镇和83%的行政村已开展养老保险等。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比，高收入省区农村占绝对优势。2007年，上海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54.70平方米，北京农村为31.26平方米，浙江农村为47.82平方米，而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使用面积仅为15.5平方米。

三、高收入省区农村、低收入省区城镇分类与样本选取

（一）高收入省区农村、低收入省区城镇分类

按照我国各省居民收入和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a，（a的计算公式：a=Yi/M，式中Yi为各个省区居民的收入；M为全国居民的平均收入）可将我国的省份划分为三个收入档次：1）a≥1.5为高收入省区；2）0.85≤a<1.5为中等收入省区；3）a<0.85为低收入省区。

（1）按照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a，将我国的省份划分为以下三类。

高收入省区：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广东。

中等收入省区：福建、山东、河北、辽宁、湖北、湖南、黑龙江、江西、海南、吉林、河南、安徽。

低收入省区：四川、内蒙古、重庆、山西、广西、宁夏、新疆、青海、云南、甘肃、陕西、贵州、。

（2）按照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a，将我国的省份划分为以下三类。

高收入省区：上海、北京、浙江、广东。

中等收入省区：天津、福建、、江苏、山东、云南、湖南、重庆、广西、新疆、四川、河北、湖北、青海、海南。

低收入省区：辽宁、安徽、宁夏、内蒙古、江西、陕西、贵州、黑龙江、山西、甘肃、吉林、河南。

（二）高收入省区农村、低收入省区城镇样本选取

根据上述省际收入分类并结合人均GDP综合考虑，可以把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天津、江苏划为高收入省区农村；辽宁、安徽、宁夏、内蒙古、江西、陕西、贵州、黑龙江、山西、甘肃、吉林、河南划为低收入省区城镇。由于部分省区资料缺乏，从“一高一低”档次中分别选取三个省区作为样本，取其相关资料以进行比较：（1）高收入省区农村：上海、北京、浙江；（2）低收入省区城镇：辽宁、陕西、河南。

四、高收入省区农村和低收入省区城镇的对比

（一）从收入状况看，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2007年约达5870.87元，约高于低收入省区三个省各自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97.01元、5483.73元和5267.42元的水平；北京农民人均纯收入2007年约达5025.50元，比1993年增长约166.95%，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2007年约达4582.34元，比1993年增长约162.46%，均高于同期辽宁与陕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150.50%和160.92%（见表1）。

表1高收入省区农村和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收入对比单位：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1、2007），整理。

（二）从消费水平看，上海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007年约达4753.23元，高于低收入省区三个省各自的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约4654.42元、4637.74元和4110.17元的水平；浙江、北京农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007年比1993年分别增长约175.59%和182.98%，高于同期辽宁、陕西与河南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约135.48%、170.58%和155.41%（见表2）。

表2高收入省区农村和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消费对比单位：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1、2007），整理。（三）从恩格尔系数看，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生活正向富裕型过渡。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规定，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称为绝对贫困；50%-59%，称为勉强度日；40%-50%，称为小康水平；20%-40%，称为富裕；20%以下称为最富裕。到2007年底，高收入省区农村正向富裕型水平前进，与低收入省区城镇水平相当。

（四）从消费结构看，到2007年底，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人均精神文化消费和劳务消费支出（包括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三项）约为1095.89元，虽略低于低收入省区一般城镇居民的同类支出（人均月1236.43元），但其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却达27.90%，高于同期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约27.58%。就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讯两项支出而言，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不断缩小其与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的差距。1993年、2000年、2007年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达约9.57%、9.69%、13.41%，而低收入省区城镇约为8.56%、9.90%、12.28%；1993年、2000年、2007年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交通和通讯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达约3.02%、5.21%、7.77%，而低收入省区城镇约为3.15%、5.01%、7.56%（见表3）。。

表32007年高收入省区农村和低收入省区城镇居民精神文化消费和劳务消费的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7年）整理。

（五）从消费习俗、消费观念看，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向城镇居民转变。高收入省区农村居民已开始摆脱这些传统观念的束缚，大力倡导和实施科学消费、适度消费及信贷消费。例如，2007年，高收入省区农村累计已有50%的人外出旅游，一些沿海地区的农村居民在建房或买房中还使用了消费信贷等，与低收入省区城镇相似。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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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乱收费的主要原因

1．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我国教育投入太少是教育乱收费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我国的教育投入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1％，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2％和发达国家的6%左右。当前，在全国范围内，不少地方政府对教师工资没有按时足额发放，生均公用经费没有按照国家规定划拨到学校，甚至还存在政府向学校乱摊派或挤占、挪教育经费的现象。学校要实现“跨跃式发展”，教师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安心教育工作，学校领导要把学校办得有水平、有质量，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如果政府对教育有足够的投入，教育乱收费问题可能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

2．教育资源的配置失衡

择校是导致教育不公平和教育乱收费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教育资源的配置失衡则导致了择校现象的普遍存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教育发展水平相差甚大。即便在同一地区内，学校与学校之间在师资队伍、办学条件等方面也有差别。一些名校一方面享受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投入，而且是超过一般学校的高投入，一方面又在收取择校费。在一些地方，相距不过数百米的普通学校和名校，办学条件却有着天壤之别。普通学校一年的经费才100多万元，而重点中学仅建一个操场就花费1000多万元。校际差异的存在，导致了家长的择校热，而择校热的存在又进一步加剧了校际间的差异，并促成了更加高涨的择校热。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家长择校的代价就会越来越大。在农村地区，由于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许多学校不得不违规向学生收取费用，以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可以说，正是教育资源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了教育乱收费现象的屡禁不止。而且，发生在教育领域的其它问题，如“高考移民”，教育腐败、教育机会不均等，也大多是因此产生的。

3．巨大利益的诱惑

学校乱收费，不排除为弥补办学经费不足等诸多理由，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乱收费，可以给学校带来巨大的利益，这也是教育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乱收费的“重灾区”并非一定就是穷学校。乱收费所得常常以劳务、奖金、福利等名义发放，从而为收费者带来巨大的利益，驱使这些人铤而走险，并对各级政府治理教育乱收费这剂“良药”，产生“抵抗力”。由于乱收费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掌握学校实权的领导群体，且披着所谓“为学校发展”的外衣谋一己之利，加之一部分乱收费被用于教职工的劳务、奖金、福利补贴和改善办公条件，从而将教育的利益与乱收费紧紧捆绑在一起，致使治理教育乱收费遇到强大的群体“抵抗”。为了“小团体”的共同利益，一些知情人既不愿主动举报其中的腐败，也不愿主动协助调查，这就或多或少增加了查处此类腐败案件的难度。

二、教育乱收费治理对策

教育的“产品”是人，当“百年树人”的教育要靠金钱明码售价时，就会使育人的本性发生逆转。教育乱收费问题在摧毁一些教育工作者道德和法律底线的同时，也玷污了孩子们纯洁的心灵。为了让同在一片蓝天下成长的孩子们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不因乱收费问题而影响其健康成长，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综合治理，彻底切除乱收费这颗依附在教育肌体内的“肿瘤”，还教育以本来的圣洁。

1．加强立法，确保教育经费投入足额到位

首先，以法律的形式保证教育经费的足额到位。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水平不仅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一些经济并不发达的国家。因此，为了确保《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投入“三个增长”到位，国家应尽快确定《教育投入法》，用法律形式约束各级政府对教育投资的重视，切实保证各级政府执行教育经费投入制度，保证教育经费主渠道财政拨款足额到位，并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同时还应加强制度建设，采取更加周密的，具有明显操作性的措施，检查落实教育经费的到位情况。

2．统一目标，分类指导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极大，加之各地经济社会文化的长期不平稳发展，基础教育不仅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存在差别，就是在同一区域内部。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在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对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好的地区给予政策指导，进一步调动地方发展基础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倡社会捐资助学，实行捐资教育免税制，允许学校在国家政策许可范围内多渠道筹集资金，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而对于不符合国家规定的乱收费行为。则坚决制止，决不手软。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坚决实行“一费制”政策和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政策，并给予更多的财力支持，重点加强薄弱学校建设，使之在师资水平、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等方面逐步达到国家办学标准，在减轻不发达地区群众对教育投资负担的同时，不断满足其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逐步改善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明显失衡的现状。

3．统筹规划，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按《义务教育法》规定，小学、初中应实行免试就近入学，禁止择校；同时，教育部门又制定了严密的评估体系，把公办学校划出层次分明的等级——薄弱学校、普通学校，区级学校，市级学校、省级学校。由于优质教育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优质教育资源的紧缺导致学生家长择校愿望更为强烈，择校收费成为各地区享用优质教育资源的重要方式。如何体现教育的公平、公正也成为社会和广大群众十分关注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扭转择校收费局面，从宏观来说，就要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政策上加以引导，改变基础教育投入结构，将更多的力量用于对薄弱学校的改善上，淡化井逐步取消学校等级评定制度，建立公办学校统一标准，使全社会的教育资源的质量实现整体提高，最终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具体来说，名校所收捐资助学费应全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用于薄弱学校和普通学校改造、达标；还可以通过推进校际交流，包括校长，教师在不同等级学校之间进行的校际交流，缩短师资水平的校际差别，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

4．严格实行“一费制”办法

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推行的“一费制”办法是一项重大的政策，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有利于增加学校收费管理的透明度，有利于区分合理收费和乱收费政策界限，有利于从制度和政策层面解决乱收费问题。实施“一次性”收费办法，所有的行政性教育收费要一次性公布，一次性收取。各地要对实施“一费制”办法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严格核定杂费、课本和作业本费标准，开学时向学生统一收取，做到，学校明明白白收费，学生家长明明白白缴费”。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向学生家长收取与招生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和“共建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也不得组织学生统一购买教辅材料；还要严厉禁止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搭车收费。此外，各地还要制定并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本标准和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同时，教育收费要做到公开、公正和透明，将收费办法和标准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监督。

5．改革现有教育财政管理体制，成立教育收费集中支付中心

为体现“以人为本”、“以法治教、以法治校”的现代教育管理理念，从根本上治理教育乱收费，应彻底改革目前“三位一体”的教育收费体制，规范学校财务管理。由各地政府成立教育收费集中支付中也通过对财政资金实施以财政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管理，将学校的收支情况全部纳入中心管理，增加财政支出的透明度，使预算支出的整个过程处于有效的监督管理之中，以防止资金挤占、截留、挪用等现象，杜绝不合理支出和各种违规违纪支出，从源头上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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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理论认为，人们可以根据原因变量的实际值对结果变量进行预期，但实际往往达不到预期的结果，需要对变量的预期值进行调整。于是，在消费函数的研究中，假设第t时期的消费预期值Cte是收入的函数，即Cte=α+βYt（1）表示消费者按收入决定自己的消费预期。而由于种种原因，实际消费与预期消费值之间存在如下关系：Ct-Ct-1=λ(Cte-Ct-1)（2）其中λ为调整系数。可以将该式写为：Cte=1λCte+λ-1λCt-1（3）适应性预期假说消费模型（Cagen,1956）是非内生化理论模型，模型没有引入适当的内生与外生参数，其量分析方法过于一般化，没有考虑微观因素。因此，在对现实消费状态的模拟中，与实际存在较大差异。本文拟利用拉姆齐模型跨期消费的动态分析参数对适应性预期假说模型进行内生化改进，以期使改进后的模型能够合理地对现实经济社会中的居民消费状况进行模拟与动态分析。

1跨期消费与拉姆齐模型中的外生参数拉姆齐模型是描述实现家庭消费效用最大化决策条件下的跨期消费动态模型，得到这一模型应构建消费的目标函数模型和消费约束条件等基础模型。

假设U(c)为家庭消费的效用函数，并假设家庭获得的总效用是在无限期界内得到的，即t∞；用L表示家庭的规模，其在0时刻规定为1，则在t时刻有L(t)=詛nt，其中n为人口增长率，从而有lnL(t)=nt，lnL(0)=0，即L(0)=1，詛-ρt为调整因子，ρ为贴现因子。这样，家庭的消费效用模型为：u=∞0乙u[c(t)]詛-(ρ-n)tdt（ρ>n）（4）以上方程通过汉密尔顿函数可以推出:r=ρ-du''''(c)/dtu''''(c)=ρ-u''''''''(c)cu''''(c)=ρ-u''''''''(c)cu''''(c)·cc（5）（5）式中r是资本报酬率（储蓄回报率）；ρ是现在消费可以避免的效用贬值损失的比率，即时间偏好率。它的意义在于表明了消费选择的准则是使资产报酬率要等于时间偏好率和由于人均消费提高而引起的边际消费效用下降的速度之和，说明了现在储蓄回报率必须等于消费的回报率。消费函数为c(t)=c(0)詛（1/θ）[r(t)-ρ]t，总效用函数u(c)詛-(ρ-n)t中u(c)的选择必须要满足消费决策的基本条件，即当r和c觶/c（消费增长率）为常数时，u''''''''(c)u''''(c)·c就要近似的为一个常数，所以得到：u(c)=c1-θ-11-θ。其中θ为风险规避系数，即期效用函数u(c)=c1-θ-11-θ，分别求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就有u''''''''(c)cu''''(c)=-θc-1-θcc-θ（6）这里的θ为常数，所以风险规避系数θ为外生参数。可以得到：c觶c=1θ(r-ρ)（7）2适应性预期消费模型的内生化改进本文拟将拉姆齐跨期消费模型的外生参数引入适应性预期假说消费函数模型，其中引入的内生变量包括无风险利率r、人均消费增长额C觶，外生变量包括风险回避系数θ、时间偏好率ρ，从而使原有的适应性预期假说消费函数模型内生化。式（2）变形可得Ct=Ct-1+λ(Cte-Ct-1)（8）将Cte=α+βYt代入式（8），可得Ct=λα+(1-λ)Ct-1+λβYt（9）将式（7）变形可得Ct-1=C觶/1θt(rt-ρ)（10）建立联立方程组Ct=λα+(1-λ)Ct-1+λβYtCt-1=C觶/1θt(rt-ρ)（11）得出内生化适应性预期假说消费模型Ct=λα+(1-λ)C觶θrt-ρ+λβYt（12）3内生化适应性预期消费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3.1指标选择与计算根据式（12），建立我国内生化适应性预期假说消费计量模型所需的数据包括，居民人均消费额Ct，居民人均收入额Yt，居民的风险回避系数θt，无风险利率rt，时间偏好率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人均最终消费Ct是按照国民经济核算中的GDP支出法中的最终消费支出计算的。我国居民人均收入Yt，是在中国经济年鉴中查得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以农村和城镇人口比重为权数，加权平均后得到的我国人均收入（见表1）。无风险利率是指把资金投资于某一没有任何风险的投资对象而能得到的利息率，而实际上并不存在无风险的利率。相对而言,国家发行的债券尤其是短期的国库券,有国家信用和税收的担保,因此通常把它的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本文采用中国的国债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我国的国债的发行利率的变化受宏观经济形势、发行期限长短的影响，且每年发行的国债的期限都不相同。国外的文献中，大都采用三个月的短期国债的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但是我国的国债大都是三年及以上的，所以本文采用我国三年期的国债利率数据。如果数据缺失，则以近似期国债利率代替。

时间偏好率ρ在拉姆齐模型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外生参数，是指“现在消费可避免的效用贬值损失的比率”。论文巴罗曾以经验数据为基准，设ρ值为0.02。应用基于最优消费决策的ρ值经验估算模型测算θ值[2]，对测算结果的检验表明，ρ值在0.01~0.03之间的变化对显著性检验的影响很小，因而本文的数据使用ρ=0.02。

本文应用基于阿罗—普拉特风险测量的θ值经验数据测量模型A-P[2]进行风险回避系数的测算，计算结果如表2。求得各个时期θi的平均值θ，即外生参数θ。其测算公式为：θi=rie-rini=1Σ(rie-ri)2/nθ軈=ni=1Σθi/n（i=1,2…n）（13）年份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全国人均最终消费（元）634.5714.1886.2990.61057.51216.71468.21847.82439.93034.03588.53894.14135.04423.14853.65240.15581.15993.36695.57481.38399.8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元）540.5599.2709.2804.4903.9975.81125.21385.11869.72363.32813.93069.83250.23477.63711.84058.54518.94993.25644.66366.67174.7无风险利率0.10000.14000.14000.10000.10500.13960.13960.14500.14020.14000.13060.09180.06690.03510.02890.02890.02210.02320.02570.03320.0324全国人均消费增加额（元）6979.6172.1104.466.9159.2251.5379.6592.1594.1554.5305.6240.9288.1430.5386.5341412.2702.2785.8918.5表1消费选择模型所需指标数据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份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含风险利率re0.42910.15760.30490.37320.14160.06190.36930.42250.40190.40960.29950.18930.17570.10870.07420.25120.19670.12930.21620.29160.23010.2211无风险利率rf0.10.10.140.140.10.1050.13960.13960.1450.12790.09180.07110.03280.02890.02890.02240.02320.02520.03240.03140.080.1re-rf0.32910.05760.16490.23320.0416-0.04310.22970.28290.25690.28170.20770.11820.14290.07980.04530.22880.17350.10410.18380.26020.15010.1211(re-rf)20.10830.00330.02720.05440.00170.00190.05280.08000.06600.07940.04310.01400.02040.00640.00210.05230.03010.01080.03380.06770.02250.0147θ值9.131.604.586.471.15-1.206.377.857.137.825.763.283.972.211.266.354.812.895.107.224.173.36表2基于A-P模型的中国居民消费θ值测算结果注：结果由A-P模型计算得出。年份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Mt2200.41226.02138.13767.37006.11999.92741.8年份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Mt4361.66668.79327.114371.88612.511917.423324.4年份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Mt8170.69598.013689.99218.811344.816411.720041.7表3各期M的值计算变量CMtYtAR(1)AR(2)系数263.67-0.011.171.50-0.67标准差193.780.000.050.210.23t检验1.36-2.6024.207.09-2.92P值0.200.020.000.000.01表4模型检验结果式（3）中rie为含风险利率，ri为无风险利率，θi式为各年度θ值经验估算数据。由（13）求出的外生参数θ为4.39。将式（12）中的C觶θrt-ρ定义为辅助变量Mt，计算各期Mt的值，如表3。

3.2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

式（12）是所建计量模型的理论模型，即Ct=λα+(1-λ)Mt+λβYt（14）经过怀特异方差修正后的计量经济模型为：Ct=141.08+0.012Mt+1.15Yt（15）t=(85.13)(23.77)（702.85)AdjustedR2=0.99DW=0.71F=577494.4经检验，式（15）存在自相关性，应用广义差分法进行模型修正，模型为：yt*=A+b1x1t*+b2x2t*+…+bkxkt*+vtut=ρ1ut-1-ρ2ut-2+…+ρput-p+vt!（16）经过修正后的计量经济模型为：Ct=263.67-0.01Mt+1.17Yt[AR(1)=1.50,AR(2)=-0.67]（17）AdjustedR2=0.99DW=1.58F=7106.5其中，AR(1)与AR(2)为模型ut=ρ1ut-1+ρ2ut-2+vt中ρ1，ρ2的估计值，其中ρ赞1=AR(1)，ρ赞2=AR(2)。由表4可知，式（17）通过F检验与t检验，拟合效果很好，符合现实经济状况。3.3内生化的适应性预期消费模型系数测算由式（17）的各项系数，可以推算出改进后的适应性预期假说模型的各项系数值。由式（14），所求系数的方程组为：λα=263.671-λ=0.01λβ=1.1"$$$#$$$%7（18）解方程组，各项系数为λ=0.99；α=266.33；β=1.18。3.4内生化的适应性预期消费模型的经济意义解释将系数代入式Cte=α+βYt，得出t期消费预期函数模型，即Cte=266.33+1.18Yt（19）做出全国人均收入增加额与消费增加额对比图，结合模型进行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全国人均消费增加额在绝大多数年份高于人均收入增加额。所建立的计量模型式（17）和式（19）与现实经济状况相吻合。式（19）表示，在第t期我国居民人均居民收入每增加1元，相应的第t期消费预期值增加约1.18元。式（17）表明在第t期我国居民人均居民收入每增加1元，相应的第t期居民实际消费增加约1.17元。式（17）考虑了跨期替代的影响，所得的实际消费值与预期消费值存在关系如式（3）所示，将λ=0.99代入式（3）可得:Cte=1.01Ct-0.01Ct-1（20）通过模型可以看出，在第t期我国居民人均居民收入每增加1元，相应的第t期实际增加值比预期增加值略低，我国居民消费状况呈平稳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