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陷阱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6 19:01:0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消费陷阱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奢侈品消费需求经济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表明,世界经济减速将成为事实。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3.7%,比2007年放慢1.2个百分点。其中美国经济增长0.5%,放慢1.7个百分点;欧元区增长1.4%,放慢1.2个百分点;日本增长1.4%,放慢0.7个百分点。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美元持续贬值,汇市、股市、债市、期市及商品现货市场都受到冲击,对各国的经济稳定和发展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以上因素决定了我国出口形势比较严峻,出口增速减缓和贸易顺差的缩减将不可避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正在减弱,我国的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于消费和投资的拉动。在这一形势下,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由于奢侈品的需求潜力很大,因而,正确规范和引导奢侈品的消费,对于扩大内需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关于奢侈品的内涵
沃尔冈•拉茨勒在畅销书《奢侈带来富足》中这样定义奢侈:“奢侈是一种整体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会认为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大多由产品或服务决定”。现在,奢侈品在国际上的概念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人们消费奢侈品看中的往往是它的炫耀,觉得奢侈品是过度消费消耗的东西,以至于挥霍等。
例如,“捷达”和“奔驰”轿车都是代步工具,在代步方面没有价格所显示的那样大的差异,差别在于他们代表的意义不同。“奔驰”的符号价值在于成功、财富和身价。在西方经济学中根据需求收入弹性将消费品分成了必需品与奢侈品两大类,把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即需求的增长率高于收入的增长率)的消费品称为奢侈品,另一类则称为必需品。在我国的传统概念里,奢侈品消费几乎等同于贪欲、挥霍、浪费。
其实,从经济意义上来看,奢侈品消费实质上是一种高档消费行为,本身并无褒贬之分;从社会意义上来看,奢侈品消费是一种个人品位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奢侈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内涵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是不断变化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理念的演变,许多昨天的奢侈品已经变成今天的必需品,而今天的许多奢侈品也会变成明天的必需品。例如,在13、14世纪,糖和香料是奢侈品,但在当今社会它们却成为普通的生活必需品。奢侈品内涵的变化反映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当前更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奢侈品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
奢侈品的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奢侈品更新周期短且对市场的刺激效果显著
作为奢侈品的商品,除了具有商品本身固有的功能以外,还具有一种炫耀,即显示消费者身份和地位的功能,所以,奢侈品应当是引领时尚的前卫商品。这一特点决定了奢侈品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从而具有较短的更新周期。
以服装为例,随着社会的发展,服装的功能角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的都市人追求时尚,展现自我,服装的发展渐渐淡化了它最基本和最原始的功能,其装饰和炫耀功能似乎已成为服装的灵魂。例如高档的时装,面料考究,做工精细,价格昂贵。作为普通服装的基本功能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失去,但作为高档时装的炫耀不久就会减弱,奢侈品的消费者更看重其装饰和炫耀功能,因而会随着流行趋势的变化而及时更新。在消费理念不断更新的今天,很难想像一成不变的款式和风格能立足于激烈竞争的服装市场上。有市场眼光的厂家总是紧追流行趋势,不断推出个性化的款式,开发风格迥异的服装,满足消费者求新、求异、求个性的需求。一面是厂家层出不穷的新款推出,一面是消费者为追求时尚而不断膨胀的时装需求,这造就了服装市场供销两旺的局面,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市场销售额。
2008年,尽管雪灾、地震、股市泡沫破裂、经济衰退预期不断打击着消费者的信心,但纺织服装国内零售2008年1-9月却持续维持25%以上的高增长,屡超市场预期,直到2008年10月行业零售增速才出现放缓,显示了服装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问题是需求仍然不足,2008年1-9月,行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增速维持小步上升态势,纺织品与服装的库存金额却分别同比大幅上升了33.10%和25.09%,显示行业产需矛盾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刺激需求。
除时装外,其他奢侈品消费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对市场有显著的刺激效果。据报道,上海顶级私人物品展集中展示了顶级名车、游艇、私人飞机、珠宝名表、名酒以及各类豪宅别墅、高尔夫俱乐部、私人会所等。据统计,顶级私人物品展3天一共接待了超过7000位富豪,成交量达2亿元人民币。
(二)奢侈品需求潜力大且能充分吸纳购买力
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这就是说,随着收入的增长,需求的增长就会更快。奢侈品不像需求收入弹性比较小的必需品那样,受所谓消费饱和的约束,即使收入水平提高,人们也不可能较大地增加消费。例如,对于食盐这种商品,即使人们收入提高了,人们也不会因此而增加消费。奢侈品消费就不同了,以旅游为例,当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还不敢奢望旅游,一旦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就会增加这种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可以从普通旅游变为豪华旅游,从国内旅游转向国外旅游,国外甚至已经开发了太空旅游项目,所消费的资金可想而知。可见,奢侈品消费的需求潜力是很大的。能够充分吸纳新增的购买力。
目前,由于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结构不尽合理,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07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我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达到0.458,已进合国规定的收入差距过大的范围,为数不多的高收入者拥有大部分的居民储蓄。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越高其边际消费倾向越小,因此,高收入者的收入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消费,大部分收入沉淀下来,这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开发质量好、价值高、品牌响、炫耀功能强的奢侈品,以刺激高收入者的消费欲望,吸纳他们充裕的购买力。将沉淀的资金通过消费引入市场,转化为生产资金。
汽车领域的世界十大奢侈品牌:法拉利、福特、大众、宝马、莲花、宾利、凯迪拉克、菲亚特、奥迪、劳斯莱斯,大部分已进入我国的高端汽车市场,正在充分吸纳富豪们的购买力。我国每年的奢侈品销售额超过20亿美元,并以年20%的速度增长。正在成为继日本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世界顶级生活体验中国峰会”,“上海国际品味生活展”纷纷亮相中国,世界顶级品牌纷纷在中国选址开店。美国高盛公司关于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研究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9%。法国精品企业联盟“科尔贝委员会”预言,中国将在2011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在这种形势下,应当致力于打造本土的奢侈品品牌,比如被国内外同行誉为“中国第一裁缝”的永正裁缝、高档的红木家具、在中国历史上与皇家相关的贡品如南京云锦等,都蕴藏着丰富的奢侈品品牌的生长基因,很有可能成为我国未来奢侈品品牌的符号,使我国的奢侈品市场被本土奢侈品占有,提高奢侈品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三)奢侈品消费能够催生新的服务项目并引发新的经济增长点
奢侈品消费首先催生的是商业广告。在许多情况下,奢侈品消费具有炫耀性动机,是一种“显眼的消费”、“装门面的消费”、“摆阔气的消费”,显富、炫富比使用商品更重要,因而要求商品或服务除了具有较高的质量以外,还必须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要广为人知,甚至人所共知。这就要借助商业广告的力量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通过在重要媒体的黄金时段反复地广告宣传,将“某商品是名贵商品”的概念植入消费者的意识中,使社会公众形成共识,公认某商品是名牌商品,从而使该种商品具有了显富、炫富功能。这种运作模式便催生并极大地刺激了商业广告的发展,为广告商提供了大量的业务,也使自己的产品具有了更高的附加值,同时也为有此需求的消费者造就了可据以显示身份和地位的名牌商品,从刺激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不失为一种积极有作为的措施。许多名酒、名车、名牌服装等名牌产品都离不开商业广告的宣传。如果没有奢侈品消费对名牌效应的追求,也就失去了催生商业广告的土壤。据有关资料显示,2007年我国电视行业广告总额是450亿,央视广告收入为110亿。足见打造奢侈品品牌对商业广告的贡献。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种需要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正是如何使稀缺的资源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需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这种需要最初总是表现为对奢侈品的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奢侈品变成了必需品,又会产生新的奢侈品需要,再度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和社会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进步的。由于人的需要层次不断地提高,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消费需求热点,休闲娱乐便是其中之一。随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们开始转向文化精神的消费与追求,更多的时间和钱财用于休闲和娱乐,文化娱乐业被公认为是21世纪最具前途的朝阳产业之一。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时,文化娱乐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将会明显地提高,我国已进入文化娱乐消费的快速增长期。人均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消费就会出现“脱物化”的倾向,人们开始出现普遍的文化娱乐和旅游动机,费用的投向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休闲娱乐方式需要的不断创新,使得许多高新技术,甚至当代科技的前沿都被广泛应用于娱乐项目和游乐园的设计当中,这势必会进一步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又例如体育健身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满足人们身体和心理健康的体育健身业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也将成为今后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的朝阳产业。此外,奢侈品消费还极大地带动了服装、住房、汽车、家装、保健、旅游、信息等行业的发展,引发了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此外,过度和畸形的奢侈品消费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助长人们的炫富攀比心理,误导社会价值取向;资源配置可能偏离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大量的奢侈品被富人无节制的挥霍,扶贫工程所需资源却得不到满足;纯粹“装门面”、“摆阔气”的奢侈品消费还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应当正确规范和引导奢侈品消费,使之真正成为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贫困陷阱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是不可或缺的两大组成部分，其中人力资本作为重要资本，严重影响着经济增长。而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往往陷入“贫困陷阱”，归根结底，人力资本健康与否，都关系着经济增长的快慢，带来了贫困陷阱。
一、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贫困陷阱三者关系分析
1.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健康人力资本是近年来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重要概念，它能够有效的体现出个体能力，具体表现在西方等发达的欧美国家，其经济消费和医疗卫生指出所占比重远远高于相对贫困的其他国家，是典型的健康水平体现。当然，健康的人力资本反过来又会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呈现出“高健康、高消费、高收入”的特点。由此可见，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
一般说来，健康投入越多，其产生的结果也就越好，个体收入也会显著提高。Weil在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将健康因素计入总量生产函数中，模拟出健康水平对人力资本和总产的影响，结果表明：健康状态良好的工人生产率比健康不佳的工人高70%，而不同国家健康状态造成的生产差异高达17%[2]。为了进一步探究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做了以下的假设以及理论模型。
假设经济中存在无限生命的个人，瞬时效用为u（.），主观的贴现率是 ，他的效用水平就将是：
（1）
在上述公式中，假设u，（・）>0，u，，（・）<0。同时由于健康人力资本会影响经济增长，故作为生产函数存在，体现为：
（2）
在该式中，y是个人产出水平，k为个人物资资本的存量，h则为个人的健康人力资本水平，l是个人的劳动量。由此可见，健康人力资本对劳动投入量具有一定的影响，即健康水平越高，投入工作量的时间越长，能承受的工作强度越大，产出水平也就越高[3];反之，产出水平越低。根据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健康人力资本以上述（2）公式带入生产函数是合理的，具有一般性，可继续假设生产函数：
fh>0，fk>0，fhh< 0，fkk< 0，fkk fhh> fhk2
从该式中可以明显看出，物质资本、健康人力资本都具有递减的正的边际生产力，都是关于h、k的凸函数。而代表健康人力资本的h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下图1所示：
图1 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模型
2.健康人力资本与贫困陷阱的关系
根据目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可知，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与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差距性。而对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更多的专家认为是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且不具提升趋势，陷入人力资本贫乏引起的经济增长贫困陷阱。所谓的贫困陷阱是样子红人力资本、人均产生相对较低的稳定状态体现，它的陷阱重点表现为人们试图打破这一局面的话，很可能造成经济跌进低水平的趋向，因此，成为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大难题。
用模型来说的话，出现贫困陷阱主要是由于f（h）不是单一的函数。在真正的实际中，人力资本报酬递减不是一定的，相反人力资本专业化也可能带来报酬的递增[4]。假设生产函数h在很低时为递减报酬，中间区域的h为递增，而在h很高时，表现出的报酬则为不变或是递减，它们呈现出的曲线sf（h）/h，如下图2所示：
图2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贫困陷阱的关系
根据上图所示，如果贫困陷阱模型与实际情况相符，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这一局面，提升经济增长水平，必须让物质资本对应的人力资本超过不稳定的临界点hM.。具体可采用引进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提升人力资本健康水平、降低物质资本积累等途径，来提升人力资本的综合水平，以摆脱经济增长贫困陷阱。
二、我国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积累的人力资本多，在经济增长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如：在1980年到2004年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占各大要素的8.2%，人力基本存量也由1996年的5.2%上升为2004年的6.4%。可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积累人力资本存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5]。当然，我国经济增长依然出现贫困陷阱，不仅不具有引进人力资本的优势，还有大量本国人力资本的流失。根据相关数据调查分析，我国的留学生，毕业后回国比例为7.6%，大部分学生都选择留在国外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问题。
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劳动者的专业知识、技能，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其中知识技能可以通过不断的教育培训来提升，而健康状况则是隐形的关键因素。它关系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健康人力资本工作效率更高，为了改善人力资本的健康状况就必须解决营养和就医问题。而血站作为医疗机构用血的采集、供应中心，对于人力资本的健康具有重大影响，为了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的健康水平，就必须不断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加快血站的发展，提升采血供血队伍的整体素质，实行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便于提升我国的经济增长，尽快摆脱贫困陷阱。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构建，引入“贫困陷阱”这一概念，说明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它推动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通过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的投入来积累健康人力资本，增加我国健康人力资本的数量，也能够有效的让我国摆脱贫困陷阱，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可见，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贫困陷阱三者相互关系，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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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小平，颜丽芳，刘珊.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J].卫生经济研究，2013（2）：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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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焦点
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翻过“高收入之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
刘世锦 张军扩 侯永志 刘培林
“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与战略选择”
《比较》2011年第3期 总第54辑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人均收入水平依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根据国际经验，在此阶段国家有可能面临经济增长趋缓、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挑战，有些国家因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另一项摆在中国面前的挑战是“高收入之墙”，指与跨入高收入行列对应的人均收入门槛水平，并意指要越过这个门槛，必须具备一系列的制度条件。
从其他拉美等国的经验看，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致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是导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而后发优势基本释放殆尽，以能源重化工产品大规模生产和消耗、社会生产主要满足居民基本消费需求为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大体结束，则是出现“高收入之墙”现象的原因。
综合分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前景，并与长期僵化地实施进口替展战略的拉美，长期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东欧及前苏联相比较，中国有可能较为顺利地跨过拉美和前苏联东殴国家曾经遭遇过的那种含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在翻越“高墙”进入高收入社会时将面临严峻挑战。
通过参考成功翻越“高收入之墙”的发达国家经验，我们认为中国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平就业机会；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使社会成员有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机会；建立健全鼓励创业和创新的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创业和创新机会；完善法治环境，加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
制度
收入不平等源于制度不公平
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 徐建国 冯时
“不公，不平，与经济增长”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讨论稿 No.C2011009
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城乡收入比高达3.3。与其他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收入差距的现状及扩大趋势都相当严重。
收入不平等与未来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缩小收入不平等对于促进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然而，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产权保护与法治水平这两个因素后，收入差距便不再影响到经济增长。
这个发现说明，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不是表面上的收入不平等，而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不公正。良好的产权保护机制和法治水平会减少国内寻租行为，减轻因此造成的收入差距增大。
政府在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时，不能把着眼点仅放在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上，而应该反躬自省，努力建立一个公正的制度，杜绝凌驾于法律的特权，为每个公民创造更多公平的机会。
观点
商业民主与政治民主或互为推动
卫斯理女子学院经济系 Eric Hilt、
Jacqueline Valentine
“民主的红利：股权，财富与纽约政治”
NBER工作论文17147号
18世纪晚期，美国的公司数量稀少。1791年，纽约只有两家公司。到了1826年，纽约的公司数量已逾百家。
除了公司数量的大幅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持股结构。1791年，仅6％的纽约普通居民是公司股东，绝大部分股票都在当地的贵族精英及商人手中，这些人往往也是政府官员。35年后，精英持股比例下降到89％，部分地区甚至降至65％。越来越多不那么富有、没有贵族地位的民众开始拥有股权，开办公司。
篇4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比较优势；要素配置扭曲；贸易福利变化
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提出
“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的一种概念性描述，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1]。这种现象与国际比较优势分工有着内在的联系，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分工利益格局作用于内部要素配置扭曲的演化过程。
在阐释发展中国家参与比较优势分工得失问题上，众多关于比较优势分工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在证明其促进世界产出和贸易量增长的同时，也论证了其对发展中国家GDP增长的确定作用，并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其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利益、贸易利益和国家福利改进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得到了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历史事实的印证。不仅如此，在基于新自由主义所确立的体制框架下，发展中国家提升经济自由度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比较优势分工由产业间到产业内并最终向产品内的演进，国家要素比较优势与贸易产品生产的关系也由外部密切拟合向内部精确配置转变。然而，在这一分工发展和要素比较优势配置方式转变过程中，部分发展中国家开始背离众多贸易分工理论所描述的发展趋势，出现了“贫困化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贫困化增长”描述了贸易大国，由于过度依赖出口增长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进而使该国国民福利水平绝对下降的现象[2]。众多理论文献都把“贫困化增长”现象与贸易条件恶化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发生限定在贸易大国层次上。有研究指出这种现象通常会存在于一国内部的某个出口行业上，并且贸易条件恶化可归咎于该行业内部企业间的过度竞争和出口市场秩序的混乱[3]。如果说，“贫困化增长”现象在国家层面上发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那么“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世界范围看，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却陆续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的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已长达四五十年[4]。尽管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收入方面跨入发达国家行列[5]，但在尖端技术领域仍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也只能算是半个跨跃。
在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上，多数学者将其诱因归结为内需不足、两极分化、创新能力弱、要素价格上涨、利益集团阻碍、效率低、畸形城市化、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腐败蔓延、社会动荡加剧等问题[6]。事实上，这些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在不同考察维度上所暴露出的种种表象。比较优势竞争的观点认为中等收入国家的高成本、低效率，使其丧失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但一些实证研究成果显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尤其是产品内分工能够提高产品的出口层次和促进效率的提升。这种分工层次的提升是以人力资本、服务质量以及制度环境等支持性条件的满足为前提的，其中提升经济自由度的制度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7]。效率提升源于国际分工的深化与细化，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也正是沿着这一路径进行内部体制调整与改革的。因此，高成本、低效率并不能构成中等收入国家战略转型失败的障碍。
从比较优势分工的贸易利益分配角度分析，许多理论与实证研究揭示比较优势分工的贸易利益，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分配不均和两极分化的趋势，价格倾斜优势[8]、经济租、市场结构[9]、要素的流动等因素在这一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贸易利益分配的两极分化，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福利恶化，产生“马太效应”。尽管比较优势分工存在贸易利益分配不均是事实，而比较优势分工促进增长和效率提高也是事实，这两方面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在用于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时存在着内在逻辑的不协调。另外，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创新的努力并没有缩小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的差距，这些都说明一国参与比较优势分工的格局是复杂的。不同的贸易格局以及其格局的交织会通过分工利益和贸易利益的调整，影响到一国内部要素流向的变化，进而产生配置扭曲。因此，本文立足现有比较优势分工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通过分析贸易分工格局对内部要素扭曲配置的影响，旨在阐释“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发生过程。
二、产品比较优势分工与内部要素配置扭曲
为了便于分析，假设社会产品可按其最终用途简约分为消费品和资本产品两大部类。依据技术层次，社会产品又可视为不同技术层次产品的集合，记为A={Ai|i=1，2，…，n}。i表示产品的技术层次，对i有Ai>Ai-1。技术层次相对低的产品，其劳动力要素密集使用程度相对较高；技术层次相对高的产品，正好与之相反。因此，任何部类产品都可以看作是由初级和非初级两个生产部门提供，初级产品属于劳动力要素密集使用程度相对高的产品，非初级产品属于资本要素密集使用程度相对高的产品。
源于技术层次的需要，非初级产品生产不仅需要较多的资本，还需要运用较高知识水平的劳动力，其成长性好于初级产品生产。由于每个人自身学习能力的差异，劳动力由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向非初级产品生产部门流动存在着一定的自然障碍。因此，两部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存在差异，非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的工资高于初级产品生产部门。与劳动力要素流动相比，资本要素流动不存在这种自然障碍。在制度不限制的情况下，资本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其价格在两部门间没有差异。本文在此基础上建立简单的贸易福利模型，按产品比较优势分工由消费品分工格局向消费品分工与资本产品分工格局并存的扩展路径，考察国际比较优势分工对发展中国家内部要素配置扭曲的作用，分析这种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福利水平的影响。
（一）含内部要素配置扭曲的贸易分工模型
经济福利模型揭示，在有贸易分工的经济中，贸易条件、技术进步对该经济体经济福利水平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变化的方向取决于θ（·）。
四、结论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贸易条件恶化与“贫困化增长”或“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无关。许多研究文献认为贸易条件恶化会使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蒙受损失，从而产生“贫困化增长”或“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但是，这是一种表面错觉，其背后隐藏着发展中国家产品质量创新失效的事实。若发展中国家存在产品质量创新失效情况，而发达国家出口产品质量创新成功，则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价格会因质量改进而提高，相比国内同类竞争产品其性价比占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进口产品市场价格提高，发展中国家内部与进口相竞争部门的产品生产将会缩减，从而产生经济福利损失。本文要素配置扭曲下的贸易分工福利模型揭示，在产品同质竞争的条件下，贸易条件恶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福利改善终归是一件好事。
2.“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自由度政策选择过激的结果，要素配置扭曲下的贸易分工福利模型揭示：在发展中国家产品技术层次能力存在初始缺陷的条件下，若产品技术层次创新失效，无论质量创新成功与否，发展中国家都将可能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创新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放开了对外不具有竞争力的高成长性生产领域的市场，该国在这些领域的创新失去了市场的支持，发达国家则因市场扩大相对强化了其创新优势，使发展中国家激励创新的努力失效。因此，在不具备竞争能力的领域完全开放，是一种激进的对外经济自由度政策。这种激进政策的结果会加剧发展中国家内部要素配置的扭曲。
3.渐进式提升对外经济自由度是发展中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理性选择。要避免高成长领域创新失效，发展中国家应在评估竞争力的基础上对这一领域的市场进行相机保护。这种保护甚至比发展中国家创新激励政策更为重要。因为这种保护是发展中国家在高成长领域积累的新知识、新经验转换为现实生产能力的前提。发展中国家相机采取结构性的对外经济自由度政策，能够提高其在高成长领域创新的成功率，抵消内部要素配置扭曲作用。中国30多年的渐进式开放经验值得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若能继续坚持这种开放策略，在一些重大、关键性的高成长领域采取保护性的市场放开政策，中国就会跨跃“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4.“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实质是要素配置扭曲陷阱。许多研究文献把“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归结为比较优势陷阱或因贸易利益分配不公导致的“马太效应”，这实际上仍是一种对问题根源的表象认识。在要素配置存在扭曲的现实世界里，发展中国家参与比较优势分工恰恰是顺应了这种扭曲，要素配置扭曲下的贸易分工福利模型揭示：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要素价格扭曲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初级产品或初级生产阶段分工，分工初期发展中国家会因放开高成长领域市场而蒙受潜在的经济福利损失。随着资本的流入，会促进发展中国家出口部门规模的扩大和技术进步，并带来经济福利的改进。由于这种技术进步仍然停留在初级产品技术层次，或产品内部初级生产阶段的技术层次范围内，若发展中国家在高成长领域的贸易政策选择不是顺应内部要素的扭曲配置，即对高成长领域的市场实施渐进式的保护性开放，则会有利于这一领域产品技术层次和产品质量创新的成功，经济福利在获得改进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产品技术层次差距也会相应缩小，不会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现象。若发展中国家在高成长领域的贸易政策选择顺应内部要素配置的扭曲，则这一领域产品技术层次创新和产品质量创新就有可能失效，从而带来要素配置扭曲的额外损失，在其产品技术层次能力与发达国家相当的条件下，这种额外损失将使该国经济福利改进出现停滞；在其产品技术层次能力存在初始缺陷条件下，这种额外损失将诱发该国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自由度政策选择落入内部要素配置扭曲陷阱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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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Income Trap：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Inner Production Factors
Allocating Distortion
LIN Q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hree Gorge University， Yichang 443002， China）
篇5
论文关键词：孩子教育，边际效用递减，教育内容，教育方式
绪论
面对21世纪开启的大门，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中国能否赢得下个世纪，关键是人才的培养。从当今家庭看：大多数的家长把自己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这个“望子成龙”或“盼女成凤”的希望能否成为现实，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而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家庭教育的成功与否必然成为“独生代”能否健康成长的关键所在。从当今的孩子看：由于是独生子女，在家中是“小太阳”、“小皇帝”，再加上一些家庭忽视了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或是教育中未能采用正确的教育方法，又不重视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因而导致孩子心理上“以我为中心”，“惟我独尊”，任性，我行我素。久而久之，形成不良行为习惯。因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并施以正确的家教方法，追求最佳的教育效果，才能保证孩子的健康成长，直至成才。
1边际效用递减现象及在孩子教育中的导人
1．1 边际效用递减
边际效用递减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研究消费者行为时用来解释需求规律的一种理论观点，也是关于消费者行为的一条基本规律。其含义是随着一个人所“消费”某种物品(服务、信息)的数量增加教育内容，其总效用虽然相应增加，但边际效用有递减的趋势，并存在边际效用等于零或变为负数的可能．此时意指对于某种物品(服务、信息)的“消费”超过一定量以后．不但不能增加消费者的满足和享受，反而会引起讨厌和损害。究其生理或心理上的原因．即消费一种物品(服务)的数量越多，接受同类信息的次数越多，生理上得到的满足或心理上对重复刺激的反应就递减了。
1．2边际效用递减在孩子教育中的导人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可分为物质上的消费和精神上的消费。父母教育自己孩子过程中既有有家长在孩子衣食住行等方面提供的各种物质保障和奖励；又有传授知识和能力，提供精神领域的服务。孩子在享受物质条件，接受信息，接受知识，获得能力的成长过程中，就是在不断地“消费”父母所提供的各种精神服务和物质服务。因此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引入孩子教育行为中，让父母知道对孩子提供精神服务和物质服务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不能过度的片面的强调物质保障或精神教育，最好能两者结合，使孩子在物质中生存，在精神中上进；同时在教育方式上不能过度的片面的强调批评责骂和鼓励表扬。
2 孩子教育行为中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
根据现在一部分孩子的成长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孩子教育中两个方面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现象，主要表现如下：
2．1 教育内容“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
一是缺失精神教育下的物质教育“消费” 的边际效用递减论文格式范文。有的孩子家庭情况宽裕，要什么给什么，要什么有什么；父母亲给孩子摘星星，捞月亮，孩子从小不知道苦是啥滋味；父母亲交给他们的是金钱，教育他们的是赚钱。父母亲从来就把心思放在生意或者事业上，没有花时间好好的教育过孩子，很少陪自己的孩子吃晚餐、逛公园，他们认为只要给孩子提供足够的物质就行，并且在提供物质上认为是越多越好，没有时间限制，没有空间约束。一开始孩子可以从物质消费中觉得有满足感，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觉得自己对物质可能达到了消费效用的最大，这个时候父母亲提供的物质再多，孩子认为都只是一种摆设或累赘，物质教育就会出现负效应；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一味的满足是不现实的，这个时候父母亲还不及时的纠正孩子的消费观念，还是不断的满足孩子的需求，这样教育的效果也会使得其反，可能会让孩子养成奢侈奢骄的习惯。
二是缺乏物质基础的精神教育“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有的家庭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父母亲教育孩子要艰苦朴素。可能一开始孩子能够非常乐意的接受，觉得自己应该理解父母，应该学习老前辈们的艰苦朴素精神。但当自己的一些基本生活条件不能很好的解决，自己想要的父母亲给不了，而自己应该有的也没有；相反看到别的孩子穿得好、吃得好，长期下去，可能就不能接受了教育内容，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向父母提出更高的要求或采取其他的方式去达到这些目标，这个时候父母亲还在过度强调艰苦朴素，让小孩觉得有点“抠门”的感觉，教育的效果可能就会大打折扣，就会出现负的效益。有的孩子可能就会因为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可能就开始自我压抑，自暴自弃，不和其他人交流，也不愿和其他人交流，怎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产生自卑心理。
2．2教育方式“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
父母亲在教育孩子中，总会或多或少地采取批评责骂和鼓励表扬的教育方式。批评责骂的信息给孩子带来的满足感是负的或者说是负效用，受到批评责骂的孩子心理上将产生一种痛苦感。父母亲的第一次批评责骂，给孩子的印象最深，痛苦感最大，孩子也许会因此下决心改变原来不合乎要求的行为，产生升华理念；也许会因此产生消极或破坏性行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对过去的痛苦感开始淡忘，再次批评责骂的效果将会变小，孩子的心理承受力也会变大，痛苦程度越来越轻，最后孩子对批评责骂几乎毫无感觉，有违父母亲“恨铁不成钢”的初衷。另一方面，当父母亲的批评责骂屡次无效时，会有碍于家庭良好心理气氛的形成，也有碍于父母亲人格威望的保持。
接受鼓励表扬信息的孩子，能从心理上获得一定的满足感，其效用是正的，而且鼓励表扬的首次获得，其边际效用值都比较高，动力比较大。但是，如果其连续或多次地受到同类鼓励表扬，他所产生增加的满足感将呈现递减现象，这种鼓励表扬对其刺激或激发效果将会下降。
3 追求教育效果，缓解边际效用递减
在当今复杂的社会中，到处充满了陷阱和诱惑，孩子的家庭教育已日益重要，孩子的教育方式方法也没有统一的概论，本人针对教育中的边际效用递减提几点拙见，以期抛砖引玉。
3．1实现物质教育和精神教育的有机结合
单一地过度的强调物质教育和精神教育，不能做到因时制宜、因人制宜，都会出现教育
效果的边际效用递减。父母亲在提供优裕的物质时，千万不要让孩子养成追求金钱与物质享受的习惯，适可而止。家长自己要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告诉他们自己孩子时代的生活经历和故事；家长要把家庭收支计划告诉孩子教育内容，并适当征求孩子的意见，让孩子学会理财，养成记录收支的习惯；也要让孩子参加一些劳动，尝试去赚钱，了解金钱来之不易，而且必须通过劳动获得。这样有利于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也有利于培养孩子的感恩意识，有一颗感恩的心，是家庭教育取得理想效果的有力保证。相反，我们父母亲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也应尽可能的满足孩子的物质要求；而不能一味的节省，只用精神的力量去教育、去要求，基本的物质需求和适度、适机的物质鼓励也是必要的。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父母亲的教育内容并不能一味的强调物质教育和精神教育，要注意提供的数量的适度，提供时机的适中，实现物质教育和精神教育的有机结合。
3．2 树立“父母亲榜样的力量”
我们都知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父母亲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孩子产生巨大的影响。父母亲必须以身作则，父母两人说话口径要一致，有的父母嘻嘻哈哈，有的漫不经心，有的轻描淡写，有的各唱各的调，特别是家庭的“战争”，这都不利于孩子的教育和成长。父母亲应当深入了解孩子的认知特点，及时了解孩子认识的偏差及教育的失效。要取得较佳的教育效果，父母亲本身必须不断学习教育知识，更新教育观念，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论文格式范文。
3．3 正确运用批评责骂和鼓励表扬
3．3．1谨慎使用第一次批评责骂
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更何况是孩子，当孩子孩子不听话或犯错的时候，往往会受到父母亲的批评责骂和责骂。由于孩子对第一次批评责骂的负效用大，应该谨慎使用第一次批评责骂，以免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
3．3．2 对于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孩子，每次批评责骂的力度应强化
每次同样的批评责骂方式，等量的批评责骂力度，对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孩子会产生痛苦感递减，影响力不大，甚至无动于衷。对此，必须强化每次批评责骂力度，改变批评责骂方式．这样会使孩子对批评责骂的“觉悟”深刻，痛苦感不会递减，能有效地抑制错误的再生。
3．3．3 重视批评责骂后的鼓励表扬
批评责骂会使孩子产生痛苦是一种负效用。作为孩子，当他接受批评责骂的信息时，对鼓励表扬的效用评价相对较高，渴望鼓励表扬的心理较为强烈。如果该孩子“迷途知返”教育内容，哪怕是很小的进步，父母亲适时地给予鼓励表扬，会令孩子“受宠若惊”，激发好学上进的热情。
3．3．4 鼓励表扬应该强度递增
单一地采用某种鼓励表扬形式与鼓励表扬力度．终会导致孩子对鼓励表扬 “消费”的边际效用的递减，削弱了鼓励表扬的效用。由于边际效用递减的存在，若要对孩子单一采取鼓励表扬以保持其长久的积极性，必须增强鼓励表扬力度．才会使孩子觉得边际效用不变乃至递增。
3．3．5 鼓励表扬应多样化，适时适度
对于同一种鼓励表扬，不同心理期望的孩子，其效用往往也不相同，有的可能会受到极大的鼓舞，有的可能会不以为然。要提高鼓励表扬的效用，使它对孩子具有吸引力和鞭策力。鼓励表扬须因时制宜，因人而异，掌握时机及角度。
4 结束语
孩子作为家庭的一员，生活在社会的大群体中，社会与家庭的整体风气，对孩子的影响极大，父母亲对家庭的整体氛围的创造和对社会的整体风气的把握所起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父母亲应充分分析教育中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追求教育艺术，扬所长，避所短，不断提高教育中的边际效用值，教育好孩子，造福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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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公共产品 定价 新进展
随着公共产品需求的增加,公共产品定价问题受到许多经济学者的关注。探索公共产品定价问题成为经济体制转轨条件下推进价格深化改革的一个十分迫切的研究课题。在我国转型时期,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存在着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就是我国公共产品的定价存在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根据公共产品的定价原则,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采用不同的定价方法,使我国公共产品的价格更趋合理,从而促进我国公共产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公共产品概念的界定与分类
关于公共产品定价的研究首先应明确公共产品的界定和分类,因为不同类别的公共产品的定价方法是不同的。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一直在不断的发展和演变,“公共产品”一词最早由瑞典人林达尔(Lindahl,1919)在其博士论文《公平税收》中正式提出。1919年产生的林达尔均衡是公共产品理论最早的成果之一。新古典综合学派代表人物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54)在《公共支出纯理论》中将公共产品定义为这样一种产品: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减少他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这一描述成为经济学关于纯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 最常见的公共产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萨缪尔森定义的纯公共品,如国防、公共安全、消防;另一类是具有拥挤性和可排他性的准公共品。在萨缪尔森等人研究的基础上,1965年,布坎南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俱乐部产品”。所谓俱乐部产品就是这样一类产品,一些人能消费,而另外一些人被排除在外,如日常生活中的收费路桥以及公共游泳池、电影院、图书馆。还有一类与俱乐部产品相反的共同资源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上有竞争性,但却无法有效排他的产品,如日常生活中的公共渔场、公共牧场。俱乐部产品和共同资源公共产品共同称为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一般具有“拥挤性”的特点,当消费过一定的限度时,会出现“拥挤”问题。
此外,公共产品也可以分为混合产品和公共中间产品。混合产品是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不完全的、具有较大正外部效应的产品,如教育、卫生、科技。公共中间产品是指未被最终消费,而是被用作中间投入,进入生产过程的公共产品。也就是说,公共中间产品的消费主体是生产者,更具体地说一般是厂商,而非普通的消费者。公共产品还可以分为整个社会消费的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概念的界定和分类为我们探讨公共产品定价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国外相关问题研究现状
近年来,不少外国学者都对公共产品的定价和供给理论相关内容进行了研究。纯公共产品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通常由政府亲自经营并采用免费的提供方式,即使允许收费时,支付的费用也常常很少,并且几乎不变动,而准公共产品如果不收费就会造成过度消费,所以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准公共产品的定价问题,并针对准公共产品的定价方法进行了研究。
Rajat Deb 和Laura Razzolini (1999)提出了一类可以用于公共产品战略防护供给研究的类似拍卖机制,并且可以直接连接到维克里拍卖理论中。他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如公园、游泳池等产品发生拥挤时就属于这一类别。由于公共产品的排他性,他们直接使用了非贝叶斯拍卖理论,并根据私人产品和排他性公共产品的主要差异,为划拨准公共产品定义了战略防护的类似拍卖机制。
Yoshitsugu Kanemoto(2000)及Nizar Allouch和Myrna Wooders(2007)则主要针对俱乐部产品定价方法进行研究。Yoshitsugu 等(2000)研究了不同供给者关于两部定价法的价格和数量竞争在俱乐部产品、地方公共产品等中的应用。这种广义的两部定价模型不仅提供了多种模型的合成,并能在均衡价格时获得几种新的结果。 Nizar Allouch等(2007)模拟了一个个体可能属于多重俱乐部并且俱乐部大小是任意的俱乐部经济,介绍了均衡价格和核心理念以及交流成本。这一理念考虑到背离特定的结果会产生小的通信成本。其认为在给定通信成本时,对于所有足够大的经济体核心是非空的,并且采取平衡价格的结果集合是和核心相等的。
Peter Norman(2004)、Martin F. Hellwig(2005)等学者侧重研究了个体参数是私人信息的排他性公共产品的定价和供给的相关问题。Peter Norman(2004)在使用私人信息的模型中研究了排他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这种供给水平是渐进确定性的,使得提供固定数量产品和收取定额的准入使用费有可能近似最优机制。一般来说,固定收费涉及三级价格歧视。Peter Norman的主要贡献在于指出了在价格歧视能力没有外在限制时,可以证明在大的经济体中简单的价格方案,三级价格歧视和平均成本定价是合理的。Martin F. Hellwig(2005)研究了大的经济体系中,关于个体参数是私人信息的排他性公共产品的功利主义福利最大化问题。指出如果不平等的反感很大时,最优分配涉及使用入场费,以使资源在从公共产品中受益多的和受益少的人中重新分配。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各研究成果不是相互排斥、完全独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不同理论的结合能够为公共产品定价和供给的分析提供更好的方法。
三、国内相关问题研究现状
近几年,随着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化进程的加深,公共产品定价问题正在成为许多国内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姚力和张宗新(2002)指出公共产品的垄断性供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我国公共产品定价之所以陷入“价格陷阱”,根本原因在于供给的国家行政垄断。因此,在借鉴当代西方国家最新管制理论的基础上,只有打破政府垄断机制,形成合理的定价机制,才能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增进国民福利水平。孙钰(2003)在给出中国城市公共物品定价原则的基础上,探讨了其价格的合理构成,以期通过确定社会边际成本来解决定价问题,为价格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创造有利的条件。
部分学者尤其关注对公用产品的定价机制、定价模型及效率分析等问题的探讨,如王俊豪(2001)讨论了投资回报率价格管制下产生的低效率的“A-J效应”,分析了在经济发达国家最具典型意义,又有较大差别的两种价格管制模型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提出了中国自然垄断产业的价格管制模型,并对其作了理论分析。任俊生(2002)提出由于垄断行业具有特殊的技术经济特征,其价格形成和运动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一般来说是在政府管制下形成的;价格监督的内容和方式也与竞争性产品有明显区别。周勤(2004)指出在转型时期政府无法形成一个能够兼顾政府、管制机构、被管制的企业与享受公共产品的市民和企事业单位等各个利益集团利益的价格均衡机制,所以必须改变原有的管制路径,将市场竞争、价格的形成与公共产品经营权的拍卖相结合,将原有公用产品经营中事后补贴总成本差额的机制转化为事前最低补贴或最高的上缴利润竞标机制。张国兴(2005)从准公共物品的属性出发,分析准公共物品定价的理论依据,阐述了准公共物品定价的前提条件,提出了社会边际成本的定价方法,并结合城市道路建设及公园这两个准公共物品进行了验证,为其他准公共物品的科学合理定价提供了参考。
还有一些学者总结和分析了国外学者研究的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如于立和于左(2003)及刘安萍(2007)等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的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改革的问题,通过对普遍实施于欧美国家的两种价格管制方法的分析,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构建了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管制改革的思路。
四、结束语
公共产品定价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到目前为止,理论与实证的文献越来越多。理论文献主要探讨公共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定价原则等方面的内容,实证方面则主要关注于公共产品定价模型的开发与改进。国外学者的文献主要是研究不同类型公共产品的定价模型和方法,从他们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们主要是针对不同类型的准公共产品的定价方法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公用产品的定价机制、定价模型以及定价原则和策略分析上。可以说,国外学者关于公共产品定价问题的研究已进入不断深化阶段,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且在实践中发挥了理论先行与实践指导作用,对于国内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纵观这些文献可以发现,要改进公共产品定价机制和效率,结合我国公共产品定价的现实,需要从几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要健全价格管制的法律体系,用法律形式明确价格管制者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同时明确人民对价格管制者进行监督的方法和权利,作为广大消费者监督政府价格管制行为的法律依据。二是政府定价行为公开化,使人民有知情权,从而可能监督政府的公共产品定价行为。也就是说,要使政府的定价行为成为“白箱”操作。三是价格监管要到位。对适宜放开的领域, 政府应加以严格管制,防止垄断经营者勾结行政权利、利用垄断高价损害公众权益。要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建立职能比较完备的价格监管机构。四是要为消费者参与创造条件。当前比较现实可行的做法是组织专业性的消费者协会。协会中不仅要有消费者和用户代表,还应该有技术人员、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参加,与政府价格管制机构保持经常联系,反映消费者意见和要求,甚至可以派代表直接参加价格决策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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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低价旅游；市场竞争；旅游信任；旅游者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7）02-42 -03
一、理论背景
（一）低价旅游市场竞争的原因
刘亚苹（2003）、崔风军（2004）、刘辛田（2005）等学者认为旅行社产品中巨大的回扣空间也是低价旅游市场竞争的原因之一。陈志永（2004）认为低价旅游市场竞争原因在于其顺应了消费者求廉价的消费心理和不富裕的消费水平。张晋（2003）也认为庞大的低端消费市场是诱发旅游企业之间低价竞争的主要原因。范英杰（2004）认为旅游需求价格弹性较大，加上顾客不具备专业知识，对路线安排的合理性与否等因素和旅行社的规模、信誉等情况难以考虑周全，所以关心的主要问题就是价格”。随着旅游业与信息科技的发展，旅游者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包团旅游方式，自驾游日益受到旅游者的青睐，这是低价旅游市场竞争的一方面原因。毫无疑，游客对价格是比较敏感的，血拼价格能很大程度提高招来游客的数量，并且旅行社利用各种手段来诱导甚至强迫游客为低价买单似乎好像也能短时间在夹缝中求发展。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低价旅游市场竞争原因归纳为四大方面，即旅游者、旅行社、旅游市场、旅游行政主体方面。
（二）理论概述
1.信任定义与旅游者信任定义
谢凤华（2006）认为消费者信任的定义，是在可能存在风险的情况下，消费者对交易方可信赖的积极预测，认为交易方会以消费者的长期利益作为其做事准则，是对交易方诚信和可靠程度的一种感知，是由购买情景刺激决定的个体心理和行为。刘建新（2006）则认为顾客信任是顾客对企业可靠性的认可或判断，以及由此对企业采取的支持行为。翟学伟（2014）认为信任的本质在于一个人在面对经过巨大变化事物时所表现出来的对已往时空依赖对象的控制倾向，以便来照常应对未来的不确定的各种风险。迈尔等（ Mayer，et al.） 1995 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定义，认为信任是信任者认为被信任者有意愿按照其要求行事，且信任者愿意为此承担一定风险的状态。笔者采取迈尔等（ Mayer，et al.） 1995 年对信任下的定义，认为旅游者信任是旅游者认为旅行社有意愿按照其要求行事，且旅游者愿意因此而承担一定风险的状态。
2.信任维度与旅游者信任维度
迈尔等（ Mayer，et al.） 1995认为，信任是信任者对被信任者的能力（ competence） 、友善（ benevolence） 、正直（ integrity） 3 个影响因素的感知状态，其中，能力指个人或团体的技能、特长等使其在某一领域很突出，即个人或团体可能会在其擅长的知识领域被信任，而在其不擅长的领域则不能获得相同的信任；友善指被信任者不为利益所驱动，愿意站在信任者角度将事情做好的意愿，即便信任者并未感受到被帮助，被信任者也不会因此获得相应的报酬，这一意愿依然存在； 正直则指被信任者认同并遵守信任者所认可的原则，即一旦被信任者的某些行为准则不被信任者所接受那么其将被认为是不值得信任的人或群体。迈尔等的这一信任模型被广泛应用到后来的信任研究之中，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笔者在迈尔等的信任模型基础之上，认为旅游者信任由旅游者感知能力、旅游者感知友善、旅游者感知正直3个维度组成。其中，感知能力是指游客对目的地能否为其提供优质旅游服务所作出的一种主观判断；感知友善是指旅游服务提供者不为利益所驱动，并站在游客的角度，竭尽全力急游客所急、想游客所想，该维度体现了旅游服务提供者是否以顾客为服务中心；感知正直是指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所感知到的旅游服务提供方是否具有一定的行为规范与准则，以及该准则为游客所认可的程度。
二、问卷设计与调研
本研究将在已有的对信任研究量表的基础上，同时结合实地调查情况、组员讨论，确定测项的构成，形成3个维度，分别是旅游者感知能力、感知友善、感知正直。3个维度下共7个测项，感知能力维度下3个测项：测项1为旅行社能力、测项2为景区质量、测项3为导游员的专业性。感知友善维度下2个测项：测项1为旅行社站在游客立场考虑、测项2为导游员的可靠性。感知正直维度下2个测项：测项1为旅行社信用、测项2为旅游市场规范性。问卷的发放方式采取知名景点实地随机发放的方式，共发放350份问卷，有效问卷301份。
三、统计分析
（一）量表的信度分析
信度检验部分主要利用SPSS19.0软件工具。本文用 Cronbach’s alpha系数作为衡量信度的指标，一般认为 Cronbach’s alpha系数大于0.6即表明数据是可靠的。分析数据显示研究中所涉及的各量表的信度值均大于 0.8。量表整体的Cronbach’s alpha系数是0.92，显示了较高的可信度。
（二）量表的因子分析
在信度分析的基础上，笔者通过验证性因子来分析确认旅游者信任的3维度7测项构成。笔者认为，旅游者信任将是一个二阶因子模型。根据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1显示，该二阶因子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效果较好。
（三）回归分析
笔者采用回归分析先分析旅游者信任的3个同维度对旅游者信任的影响，再进一步分析旅游者信任的7个测项对旅游者信任的影响，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数据笔者发现当因变量为旅游者信任时，目的地信任的各个维度对它都有正向影响，其中，感知能力的作用最明显，其次是感知正直，最后是感知友善；旅游者信任的各维度与旅游者信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了本研究所开发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综合考虑影响旅游者信任的7个测项，可以发现影响较大的是旅行社能力因素与旅行社信用因素，其次是景区质量因素、导游员的专业性c导游员的可靠性，其中旅游市场规范性与旅行社站在游客立场考虑影响相对较小。
（二）建议
综上，本文从旅行社、旅游景区、旅游者、旅游行政主体四个方面提出建议。旅行社方面，旅行社的能力与信用对旅游者信任的影响最为显著，所以笔者认为应着力提高旅行社的能力与信用。在提高能力方面，旅行社不断发挥旅游优势更好地服务旅游者、不断推陈出新推出满足旅游者个性化需求的旅游服务、不断提供让人意想不到的超常规服务等。旅行社具体可以从提升自身产品的竞争优势、提升自身服务的竞争优势、提升个性化与特色化服务竞争优势、增强旅游企业内部的资源整合等方面提高竞争优势。在提高信用方面，在低价旅游市场竞争下，旅行社提供服务随意性大、旅游服务质量低劣、价格信用缺失、强制消费行为这些旅行社失信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旅行社之间的低价竞争、低价招徕旅游者导致。笔者认为旅行社应该为了自己的长久发展，杜绝不合理低价竞争，从其他方面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旅行社最根本的员工导游员对旅游者信任的影响也不小，低劣的导游服务会严重影响旅游者信任。那么为何会导致导游服务质量低劣呢？我国目前导游薪酬现状是“目前导游薪酬很规范，导游薪资无保障”。导游薪酬制度的合理化是解决旅游信任危机的一条重要措施。作为旅游客体的景区，其质量高低也是影响旅游者信任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提高旅游者信任时，景区的质量绝对也是重中之重。游览过程中秩序混乱，包括由于旅游景点人数过多、景点服务不够和景点环境污染。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解决：1.加强管理力度，对损害景区不文明行为处罚落到实处；2.不贪图短期利益，注重环境效益；3.时刻注重景区质量与服务。从旅游者自身出发，参与低价团却对旅游期望过高，对低价旅游市场竞争下旅行社销售宣传所提供的质价不符、缺乏真实性的信息，缺乏判断能力，由此影响旅游者信任。解决措施从两方面着手。1.大力倡导理性旅游消费。诱惑性的价格往往是一个陷阱，旅游者因为廉价的报价参团必然会付出代价，例如，旅游活动购物过多、旅游服务体验满意度低、含有较多自费项目、导游服务劣质等等。2.摆正心态。旅游者明知是低价招徕旅游、明知是陷阱，却抱有侥幸心里能有较愉快的体验。但是结果却远远不及期望，并由此引起旅游信任危机。旅行社根本性质是以盈利为目的，所以旅游者应摆正心态，切勿踏入低价旅游陷阱。在旅游行政主体方面，笔者建议从如下三个方面解决。1.政府将坚决打击低价旅游落到实处。2.政府应重视旅游回扣操作模式，实行相应的监督与管理。3.政府通过更多的渠道向大众公布各旅行社信用等级，为旅游者出行提供可靠的信息依据。通过市场竞争优势劣汰原则，使旅行社朝着更加诚信的方向发展。
综上，旅游者信任的改善与提高需要旅游者旅游活动过程中各个环节共同改善、共同努力，同时各个环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解决旅游者信任问题必须是全方面地采取相应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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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建，男，湖南永兴人，吉首大学旅游与管理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旅游经济学；
杨珊珊，通讯作者，女，湖南武冈人，吉首大学旅游与管理工程学院学生，研究方向：旅游管理；
篇8
[论文摘要]通过政府的宏观干预进行反周期调节，是有效应对当前经济调整的重要保证。国外近年来在危机应对和周期性调整中采用过诸如改革金融体系、实行扩张性财政、保障农业增长、实行结构性减税、改革公积金制度、刺激中小企业增长等措施，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应对此轮周期性调整，具有重要借鉴。
1 金融体系:改革现有体系还是解决流动性
经济调整时期最明显的表现是银行不良资产的爆发和流动性不足，为避免衰退，刺激增长，西方国家首先要做的是稳定银行体系，逐渐通过各种干预措施，刺激其释放流动性。政府可以通过购买银行股票或次级债券，直接或通过官方清收机构购买不良债权，以及用政府债券置换银行不良债权等形式注入公共资金等。以美国为例，对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环境进行配套改革和调整的措施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危机时对不良资产的处理方式，通过在银行体系内自行消化、对不良资产存量的形式进行非中介化改造，以及将其从总资产中剥离出来转移给新的回收机构、债权拍卖等方式进行;二是对金融业进行了全方位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三是对银行体系外部经济环境进行的全方位改革。
和美国不同，中国的银行业风险主要在于外部危机的输入性风险、实体经济增长滑坡和外汇敞口风险。因此，政府在以增长为取向的金融体系的干预中，审时度势的调整货币政策并积极完善金融风险监控体系建设，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国内企业经营风险，推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是当前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在金融干预上，我国需要采取适合自身的调整路径和举措，在迅速补充流动性确保实体经济金融需求基础上，密切关注是否存在“流动性陷阱”，严防金融干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稳步推进包括衍生业务在内的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2 扩张性财政政策:如何避免“挤出效应”和“政策失灵”
作为萧条时期运用最普遍的政府干预手段，扩张性财政因见效快而备受重视。但是财政政策的运用需要复杂的集成条件和时机把握，否则，会造成严重的赤字和债务危机。日本20世纪90年代巨额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刺激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居民住宅等耐用消费品需求，如扩大基础部门投资、促进民间设备投资、促进中小企业投资等。然而，财政支出没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反而导致日本陷入财政危机之中。到9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7.4%，国债依存度为28.8%，长期债务余额对GDP之比为64.4%，成为西方国家扩张性财政的深刻教训。日本财政政策失灵的教训在于:一是忽视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适用环境是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的相协调，金融自由化扩大了财政政策挤出效应，导致日本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国民收入增加并没产生长期影响;二是过分依赖财政支出来扩大有效需求，忽视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能解决体制导致的需求委靡;三是多重政策目标的竞争削弱了财政政策的效果。
因此吸取日本的教训，在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保增长时，首先，特别注意财政政策的综合配套使用，防止把财政资金投入从短中期过程拖入到中长期过程。其次，财政投入是拉动投资需求的引导者，但并不是唯一参与者，它是拉动内需的先锋而不是拉动内需的主力。再次，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财政扩张—债务扩张—过度赤字—财政危机”的陷阱，确保财政政策的推行建立在充足的财政支付能力和有效的赤字限度内。
3 农业增长:选择就业导向还是科技导向
宏观经济调整时期，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既表现在确保经济下滑期间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供给，也表现在通过提高农业就业创造能力，吸引工业产能不足所造成的劳动力分流就业问题。在全球滞涨的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劳工组织推行了一种“以农村为中心的就业导向发展战略”，主旨是通过把农村地区的非农经济和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农业部门连接起来，以提高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主要措施包括:一是通过发展农业对非农企业尤其是位于农村地区的非农企业产品的有效需求，来加强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联系。二是推进非农部门的就业增长，迅速提高农业产出的国内需求。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中国，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中，应认识到农业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兼顾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导向和发达国家的科技导向，既要重视农民工的就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也要关注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和引导，加大对农业的各项支持力度，特别是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和育种技术、温室技术、提高单产的技术。进一步优化投资主体和投资结构，及时调整升级农产品生产和贸易结构，积极推进有助于大幅度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流通体制建设。
4 结构性减税:如何保持减税效果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多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减税计划。2008年，加拿大政府将该国的商品与劳务税税率下调1个百分点，此次税率下调，使加拿大消费者减轻税负60亿加元。墨西哥降低公司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税率，同时小公司所有者和自雇者如果通过网上申报纳税，可以获得1000比索的抵扣，全年的减税总额约为131亿比索。美国则是延长对住房抵押贷款保险费用的税收扣除期限到2010年。
但是，减税对宏观层面的影响是复杂的。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作为一个处于战略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还很重，政府职能不可能调整到“守夜型”，保持税收负担的相对稳定是一种必然选择。另外，各有利益取向的税务阵营本不愿意放弃更多可征税项以及相应的征管职权，全面减税不仅意味着他们可能丧失一些利益，更意味着他们的职权将受到相应压缩与裁减。当税负被结构性削减，由于税外收费的无限扩张，又可能抵消掉减税的实际效用。这给政府提出一个不可回避的要求，就是必须尽可能地逐步清理体制外收费以及加大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
5 调整公积金制度:如何平衡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公积金制度是保障员工福利的重要措施，其缴存比例的高低对于企业的财务绩效有很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加坡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新加坡长期高积累以及过快提高公积金比率，给实体经济在短期造成过重负荷。短短的六年时间，新加坡政府将个人公积金交纳比例从37%提高到50%，从而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减少了企业利润，同时也抑制了个人消费，导致经济衰退。面对危机，新加坡政府从降低雇主交纳比率，降低企业成本入手，在陷入衰退的两年内将雇主的交纳比率从原来的25%降为10%，最大程度的保障了微观经济实体的流动性与活力，为企业减轻了负担。但是，降低公积金比率却抑制了个人的住房消费和贷款，又造成个人消费的抑制，对于房地产业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从而造成政策效应的对冲和抵制。
从新加坡的改革可以看出，特殊时期对公积金制度进行调整，通过降低企业和个人缴费率可以有效促进反周期调节，但为应对由此带来的消费抑制，必须通过系统性政策来平衡与协调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另外，适当增加我国公积金的灵活性与流动性，增加公积金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力度，采取各种便利措施，适当扩大公积金在房地产之外的使用限制，鼓励和促进居民使用公积金满足和改善居住条件，是促进当前内需的必要选项。
6 扶持中小企业:政策性资金如何充当“放大器”
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重要支柱，也是调整时期最容易受到冲击的部门。经济衰退时期的许多欧洲国家，都有各种鼓励创办新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政策，目的是减少失业并提高生产率。德国主要通过税收政策刺激中小企业增长。德国在1984年就开始实行对中小企业的特别优惠条款，1986年又开始税制改革。目前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对大部分中小手工业企业免征营业税;提高中小企业营业税起征点;提高中小企业设备折旧率;降低所得税下限等。法国重视通过财政补贴使中小企业拥有充分的资金。其地方优惠计划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政府采购的报价、信息披露方面，为中小企业降低竞争门槛，并扩大信息网络和提供社会化服务;二是降低政府采购项目的标的，增强中小企业的竞争;三是制定面向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目标。
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核心是帮助中小企业取得更多的市场机会。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策性资金在弥补中小企业金融缺口中主要是充当“放大器”，以有限的政策性资金去孵化出更多的其他资金，并在市场环境和交易平台等方面进行扶持。我国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要积极借鉴经验，在政策性资金上对中小企业给予支持和倾斜，并在中小企业政策性资金发放、项目可行性审核、资金使用监管、资金利用效果等方面强化专业化的运行机制，避免造成政策性资金的浪费。同时，更应鼓励中小企业的创业和发展，尤其是要提供交易平台帮助中小企业，帮助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担保机构运行机制和可循环的风险投资运行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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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论文摘要]中国企业要增强企业整体竞争力，就必须改变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企业管理水平，降低成本费用，进行营销创新。营销创新是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为此，中小企业必须真实可行地制定和实施一系列营销策略以赢得长期的发展和竞争优势。
[论文关键词]营销创新；策略；企业竞争力
1营销创新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熊彼特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他是从理论技术变革对经济非均衡增长以及社会发展非稳定性的影响的角度考虑的。他的主要观点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它把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现有的生产体系。因此，经济发展也就是“执行新的组合”。市场竞争实际上是一个“新组合”不断代替“旧组合”的过程。从创新的经济学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学意义的创新主要是指营销创新，即企业在营销管理的过程中，对于新的营销观念、营销组织和技术的导入和应用。德鲁克为营销创新的研究开启了方向，他对营销创新作了进一步阐述，主张创新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定义。从供给的角度来说，创新是改变厂商资源的输出，而从需求的角度来说，创新则是改变资源所给予消费者的价值和满足。可以看出，德鲁克将社会价值作为创新的重要特征。这种价值从营销的角度来看，就是创新应为企业与消费者双方带来利益。2营销创新的内涵及国内外营销创新综述营销创新中所提的“营销”仅指营销策略组合活动本身，即企业将产品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消费者手中的交易活动。经营者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把握市场的潜在赢利机会，重新组织营销各个要素，建立起市场竞争力更强的市场营销系统，从而推出新产品、开辟新市场的综合经营活动过程。
国外对营销创新纷纷提出不同的概念，形成不同的理论。西奥多•莱维特提出“全球营销”的思想，舒尔兹提出整合营销，芭芭拉•本德•杰克逊则强调关系营销的重要性，桑格菲特的研究进一步认为，营销创新作为战略创新的一部分，是一种企业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为顾客创造新的价值、削弱竞争对手和为所有利益相关人创造新的财富。
我国对营销创新问题的研究，已从单纯的理论学习阶段步入全面创新和拓展时代。如李丹仪提出“建立市场营销创新体系”、刘永安“谈企业的营销创新”、常永胜、王国欣“略谈新经济时代营销创新与应用”、赵静杰、杨刚“论新经济时代企业市场营销创新的问题”,等等。然而，由于缺乏对西方营销理论应用于中国实践的有效的探索，缺乏中国营销理论创新的尝试，这些论文没有实现现代营销理论与中国国情的有效整合，找出我国企业营销创新的途径。
2中国企业营销的主要困境
2.1缺乏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
由于营销理论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而且至今中国的大部分学者从事的仍是翻译和传播的工作，对中国本土企业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只能简单地套用其他国家企业的营销策略，因此会出现文化上的不适应和不相容。如果只是简单套用其中的营销策略，那么必将导致营销发展的低水平同质化。
2.2营销策略单一
总体营销水平的同质化直接导致了中国一些企业营销策略的单一性。在中国，不仅是手机行业，还包括家电、汽车、乳制品等许多行业，价格是最为常见的竞争手段。仿佛为了追求市场份额和销售量，价格和促销就是国内企业的唯一策略。在价格战中，中国企业利润在流失，实力在削弱。
2.3对企业发展缺乏长期规划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营销管理都属于企业经营活动的一部分，因为一个好的营销战略必须建立在企业的长期规划和目标之下。而现在，多数的中国企业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多数的经营者对企业未来发展的目标不明确，更有甚者只重视短期利益，而放弃长期发展的打算，这些都不利于企业的营销活动。
2.4缺乏创新精神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企业营销的失败是“创新”的失败。这里的“创新”是多方面的，不仅指产品，还包括营销策略、实践精神等诸多方面。在产品上，中国的企业不注重技术研究和新产品开发；在营销策略方面，中国企业只简单照搬书本或者别人现成的东西；在实践精神上，中国企业害怕失败，不敢冒险。时代在发展，所有的东西都在更新，消费者也在变，没有“创新”就没有企业发展的原动力。
3中国企业营销创新的途径
3.1研究竞争对手
仔细研究竞争对手是企业快速成长的要诀。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的企业能够发明全新的产品，绝大多数的企业只是在研究竞争对手的基础上改进并延续他人的创意。苹果的Ipod并非第一款MP3播放机，它之所以在2007年下半年至今的一段时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主要是苹果公司对其充分融入了新的特色，使其具有创新性。百事可乐公司对于可口可乐的研究也是如此，可口可乐是领跑者，百事可乐是跟随者。作为跟随者，百事可乐总要多付出一些，百事可乐深知可口可乐的深度分销的模式就是自己要沿袭和依照的模式。据此，百事可乐经常不惜双倍的价钱去争取一个零售终端，因为百事可乐知道，只有这样，自己才不会落后。因此，仔细研究竞争对手是企业营销创新的第一步。
3.2模仿但不窃取产权
模仿几乎是新兴市场不可避免的通病，尤其对中国市场来说，模仿几乎无处不在。如同盗版问题，模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他人知识产权的一种侵害。现在提到仿造其他品牌，更多的是指模仿该品牌的外观。另外，模仿也不完全等同于盗版，就如同合法仿造与非法仿冒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虽然他们之间的界限不是很明朗。但在这个灰色地带中，核心技术的作用是相当关键的。在这个方面，奇瑞QQ的例子比较突出。奇瑞承认该轿车与通用汽车雪佛莱的外形相似，但却称自己从Matiz中合法获得了产权，更重要的是奇瑞使用的是自己的品牌和技术。模仿其实在任何国家的市场都会存在，关键是企业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掌握自己的生产技术和产品要诀，并根据消费市场的特征，把他人的某些东西为我所用，这是模仿与仿造的根本区别。
3.3购买技术和创意
公司可以从外部买入专门技术和创意来帮助其开发新产品，而不是单单依靠公司内部的人才。其实，这种例子也很多。例如，制药公司从生物技术初创公司购得新药的产权，大型软件公司则购并小的软件公司。这不仅为其提供了产品开发的创意，而且使其获得了专门技术。索尼公司生产第一款袖珍收音机的时候，就是从西电公司获得了助听器晶体管的使用许可证。不是所有的公司都需要从零做起，更多的公司可以将现有的成果与自己的创意相结合，也许他们并不擅长做研发，但他们可以将已有的研发成果进行商业化利用，从而帮助自己生产出新产品。因此，从外部购买技术和创意也不失为企业开发新产品时可以利用的方法。
3.4强化系统整合的营销思维，完善企业营销结构
所谓系统整合的营销观，就是指企业不能就营销论营销，要将营销放到企业整体的经营框架与营销环境中进行统一思考和把握。系统整合营销观的缺失，导致我国企业在营销竞争中出现了太多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如2003年手机行业中的新贵——迪比特，凭借一款性价比极高的产品5688在激烈竞争的手机行业中杀出一条血路。在2003年9、10月份的销量高峰期，销量达到每月70万台。当时迪比特采取了“区包”的渠道模式，给予经销商较大的利润空间，并且充分利用自身产品优越的性价比，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收益。但是在2004年，迪比特却出现了大额亏损，曾经所向披靡的“区包”模式风光不再，问题出在哪呢？如果我们对最近几年迪比特的“渠道模式”进行一下简要回顾的话，就会发现迪比特陷入了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营销陷阱，只在渠道本身做文章，却看不到渠道背后存在的根本问题。对于自身究竟适合何种渠道战略，迪比特缺乏深入、理性的市场思考。这是迪比特在手机市场上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深刻反映出企业系统整合营销观的缺乏。因此，营销的创新，要强化系统整合的营销观。持续而深入的营销思考，对于企业形成科学的营销思维、实施正确的营销行为至关重要，有助于企业对营销资源约束、营销目标、营销发展框架等问题做出基于市场的判断，对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及时修正，进而保证“营销列车”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高效行进。持续、深入的营销思考机制，包括两个部分：第一，在企业内部营造浓厚的营销氛围，形成真正的营销创新；第二，企业要将营销思考引向深入，营造一种学习型的营销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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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网络经济是网络化的市场经济，是一种高度信用化的经济形态，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搜索成本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信息的频繁沟通提高消费者的理性选择能力，企业要发展就必须讲“诚信”，让消费者“放心消费”、“敢于消费”，重视消费者主权。Dell换芯引出建立和完善与网络经济发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从政府、生产者和销售者等多方面尊重消费者主权。
事件的背景是：Dell计算机公司（DellComputer）是美国的一家著名计算机生产和销售公司。一开始它还只是一家通过电话直销电脑的公司，当互联网革命开始之时，它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全部业务搬到了网上，并按照以客户为中心的要求对自己原有的组织和流程进行梳理，开发了包括销售、生产、采购、服务全过程的电子商务系统，并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手段，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和配送服务，大大提高了客户的满意度，奇迹般地保持了多年50％以上的增长。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上给中国人上演了一场不小的“爆炸”事件。2006年6月23日，一位DellInspiron640M型笔记本电脑用户决定为自己的机器升级内存，于是打开机器后盖打算确认一下内存插槽和内存的型号。在确定了内存的升级方案后，这位用户心血来潮的将CPU后盖也一并打开，就是这样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却让他有了一个惊人发现——本应采用英特尔酷睿双核T2300处理器的640M却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更换成了T2300E处理器，于是他向IT168本友会投诉他的640M笔记本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不想其他使用Dell 640M的网友看到帖子后，在检测自己处理器的过程中，竟然发现百余台Dell笔记本也被戴尔官方调了包。随着IT168笔记本和其他合作媒体报道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人的发现自己的处理器和原来承诺的不一致，最终引发了广受关注的戴尔“换芯”事件。
网络经济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交换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网络经济是网络化的市场经济，它包括我们生活中感受到的基于互联网的经济活动，如网络企业、电子商务、网络投资、网络消费等其他网上经济活动，以及以信息网络为基础或平台的、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的应用为特征的、信息与知识起重大作用的经济活动，如“e”（即电子化）转型中的传统企业的经济活动。网络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是一种趋势经济，它正在迅速地发展。
网络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有别与传统的经济，主要表现在：网络经济是一种高度信用化的经济形态，网络经济的实质就是强化的信用经济。在工业社会，是商品的供给推动着消费；而在网络时代，却是消费者影响着商品的供给。网上市场低的信息搜索成本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信息的频繁沟通提高消费者的理性选择能力，企业要发展就必须讲“诚信”，让消费者“放心消费”、“敢于消费”，重视消费者主权。企业由“经营者主权论”到“消费者主权论”的改变说明无视消费者主权，企业就会丢掉他的经营者主权。发生在2006年6月的Dell“换芯”事件，再一次引出了在网络经济环境下尊重和保护消费者主权中存在的问题：
1 我国与网络经济发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亟待建立和完善
我们知道戴尔计算机公司是1984年由迈克尔·戴尔以1000美元起家创办了。在随后的20多年时间里，戴尔一直在奉行一条另类的商务模式直销并获得了巨大成功。直销模式成就了戴尔的传奇故事。直接经营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不经过任何商、经销商或终端零售商，直接通过电话或者网络面向最终用户进行销售，从而使厂家能保持低成本、高效率的业务运行，并且确保了统一的价格体系，而消费者也能有效避开渠道中的种种陷阱，并实现按需和个性化的定制。Dell作为来自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当然明白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对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性，在美国也能规范地履行其责任，为什么在中国就能挑战法律的尊严呢？其中的理由之一就是利用了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的不完善。
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主要调整手段，受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其必须以社会发展的要求作为其健全完善的任务和目标。通过法律调整，不仅规范了电子商务活动，而且有利于建立和维护和谐的市场秩序。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从根本上杜绝了企业任何获取不法利润的侥幸和幻想的心理，切实维护消费者的权利。
作为新经济的网络经济是在信息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中进行的经济活动，是消费者直接定制个性化产品的逆向经济，它不同于传统的经济。由此带来了许多新的法律问题，如在商业信用方面，消费者对摸不到的商品和看不到的商家往往产生疑虑，无法确信其真实信息。传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在虚拟的网络中是不足以保护消费者权益；商品售后服务方面，消费者在从事网上交易时，往往是先付款，后送货，当消费者接到货物时，货款早已汇出，一旦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或者不符合要求，消费者难以行使退换货的权利；消费者争议解决方面，由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一旦产生消费者争议，也将产生一些适用传统消费者争议解决机制难以解决的法律问题等。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健全与网络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由于中国法律体系的不够完善，市场经济时间不长，在企业的诚信经营问题、网上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问题、产品的双重标准等方面也给一些跨国企业有机可乘。
2 消费者主权维护意识亟需强化
2.1 从政府角度
消费者利益是公共利益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是国家的重要职责之一。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总是处于弱者的地位，如信息的不对称、消费者需求差异、商品、服务的复杂化、单个消费者的知识能力、经济实力、救济能力的局限等。消费者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才能使自己的处境得到改善。
2.2 从经营者角度
对于经营者来说，消费者消费所需的商品和服务主要来源于经营者。经营者本应牢固树立消费者是上帝的观念，树立自律的观念即不仅考虑自身的利益，而且要照顾消费者的利益，尊重消费者的人格和消费者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保证公平、诚信交易，维护消费者权益。Dell换芯事件发生后，仅在IT168本友会上实名登记的购置Dell笔记本的消费者就高达几百人，网上很多的网站也转发此条新闻，在中国的个别地区也有一些律师提出提供法律援助等，就是在如此大的环境压力下，Dell不仅没有任何的实质性回应，还百般找借口推卸责任，缺乏诚信。Dell在危机产生时仅仅通过戴尔中国公关总监张飒英强调，T2300和T2300E相比，仅仅增加了一项虚拟技术的功能，但是目前的操作系统和硬件很难实现这项功能，因此不会影响消费者的使用。对于Dell这种不真诚的处理问题的态度，及单方提出的退货方案，无视消费者的利益损害，使这种借助网络的直销模式及Dell公司的诚信在中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置疑。Dell不仅只注重眼前的利益，而且从根本上就轻视中国市场的地位和中国的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也反映了经营者未从根本上重视消费者的主权。
2.3 从消费者角度
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虽然逐步加强，但作为消费者个体，消费者群体保护意识较弱，缺乏整体维权的力量，表现在群龙无首，缺乏组织；不知如何获得法律的支持；消费者自身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维权目标认识不一。
应该说，Dell的产品质量问题及由此带来的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的行为产生和相应的补救工作的不到位，极大损害了Dell在中国消费者心中的地位。Dell换芯事件让我们不断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网络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的市场目标和责任到底是什么？消费者者主权如何得到真正的尊重？Dell换芯案虽是个案，但它极具代表性，中国现阶段的企业缺少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整个社会缺少诚信氛围，大多数企业提到的社会责任都还停留在作秀的阶段，企业无视消费者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尊重消费者主权的重视。
我们知道消费者主权是在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消费者处于主导地位。具体表现：在政府与消费者、经营者的关系中，政府应首先考虑消费者的利益，政策、法律、计划的制定应从消费者的根本利益出发；在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中，生产者应根据消费者需要来安排生产，消费既是生产的出发点，又是其终点和归宿；在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中，销售者、服务者的行为应服从“消费者是上帝的规则”，充分尊重和维护消费者主权。
网络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的好处，网络的存在，减少了中间环节，缩短了产品从厂家到消费者的路线，改变了传统的生产体系，形成网络化的产品供应链；改变了传统的消费体系，形成无店铺、无仓储消费；改变了传统的支付体系，形成个性消费、智能消费为特征的数字化货币。它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了信息量，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降低了风险。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产生的问题，把握网络经济作为一种高度信用化的经济形态的本质，加大信用建设的力度，从根本上尊重消费者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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