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范文

时间:2023-03-15 04:14:5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意识形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意识形态

篇1

一天,我看小侄子做数学应用题,突然意识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他们现在做的数学题居然跟我们小时候差不多:这个月产量多少,下个月多产多少,请问增长比例多少?这种数学应用题中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意识形态,就是企业的产量或者销量总是下一个月要比上一个月多。我觉得,这种意识形态的背后是解放初期物质匮乏的现实基础的反映。以前生产的产品不够多的时候,人们会希望在应用题中让大家感觉到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

事实上,仍然停留在小学数学课本里的意识形态,正在给我们的下一辈带来困扰。在现实中,已经出现了很多的生产过剩的情况。而这正成为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在不自觉中,我们国家的经济体系已经和全球经济体结合到一体。现在是一个全球性的生产过剩的局面,物质的丰裕使人们在琳琅满目的商品前有时会陷入一种选择恐惧症―一个家庭主妇在超市里的主要烦恼是买哪一个牌子的洗头水,一个手拿15万元的白领会对自己究竟要买什么牌子的车考虑几个月。

各个领域的生产过剩,却给娱乐产业带来了空前的机会。生产过剩导致了需求相对变少,对消费者来说,就需要做出各种选择。而在相差无几的情况下选择谁,不是一个利益问题,而是一个“喜欢谁”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娱乐产业能够解决,娱乐天生的优势就是诱导人们在其中充分运用“喜欢”这种情感,让选择成为“喜欢”的表达或者说是宣泄。

以娱乐产业而论,每年有几十万小时的电视剧是没有机会进入电视台系统播出的,甚至连制作成盗版DVD的可能性都不大。过去,全球大众能追捧的明星屈指可数,而现在影响力与知名度很高的明星比比皆是。

当娱乐足够泛滥的时候,在娱乐体验在一次次强烈刺激下,人们的满足感会一步步减弱,而疲惫感会不断增加。根据物极必反的原则,人们在享受了丰富的娱乐盛宴后,可能更希望拥有一些简单的体验, “简单”成为一种更为稀缺的价值。

这个道理很容易让人理解,犹如一个谈过很多恋爱的人会说自己要出家,一个经常吃川菜的人会说原来泡菜是最好吃的,一个总是被拍马屁的领导突然听到坦诚的情况汇报会醍醐灌顶。当人们面对越来越多的焦虑感和滞涨感,会发现直接的简单化是最强烈的要求。

搜索引擎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给人们为了躲避资讯爆炸而做出的简单的选择。一个关键词,一个回车,答案就出来了。

现在,简单已经不仅仅是搜索引擎公司可以提供给消费者的一种体验,它本身已经上升成为一些新经济领域的公司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就是说能够把事情简单化就决不复杂化,能够把事情清楚就绝不含糊,产品的设计原则也就由作加法变为作减法,而一些简单易用的产品通常比较容易受到消费者欢迎。

篇2

现代社会的实践证明,人们消费某种产品,并不仅仅因为它的物质特性和实用功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还会因其广告所张扬的抽象的、非实用的精神因素能够使人们产生兴趣和认同。于是,形形的广告无不包裹以千奇百怪的观点、价值与精神取向,广告中充斥的与其说是对产品的推销,不如说横流着种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生活哲学和意识形态。近来广告泛意识形态化的一个表征是,连生活细节中最令人感觉“油盐柴米”、最“形而下”的洗衣粉,也舍弃对其功能的诉求,而公然树起“干干净净做人”的道德教诲大旗。稍加回忆,我们不难发现,广告中的一切商品,事无巨细,都无不成为一种世界观的折射,都能表征着一种抽象的精神价值和生活信念。可以说,广告的符号运作几乎已经完全地意识形态化了。

广告的意识形态分析

事实上,广告的意识形态是由表层意识形态与深层意识形态构成的二元复合结构。表层意识形态是具体的广告所提出的抽象观点和价值等“由头”。比如飘柔的“自信”,奇强洗衣粉借用的“做人要干干净净”,百事可乐提倡的“新”事物的价值等等。它是明言的观点,总会在具体的广告个体中出现,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现实判断,为人们当下的生活抉择提供标准和方向。深层意识形态却不明确表现在个体的广告中,而通过广告的整体起作用,作为一种不明言的、更高层次上的言说和表达,规范着人们的个体建构和现实行为。同时,它更是以一种整体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长期稳定而深层的思维方式从意识深处影响受众。

表层意识形态

广告所借重的表层意识形态五花八门,同时广告的总体语境不同。价值方式也不同。看来。从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准确把握广告的表层意识形态。难度颇大,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对于各种表层意识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共性,我们还是可以窥视一二的。

深层意识形态

深层意识形态是“未明言”的观点和立场,它并不体现在具体的某条广告中,而是通过广告的整体言说、日久见人心的持久渗透,来影响社会生活、当代文化,以及受众的思维方式。因此,深层意识形态是广告作为整体对受众发生作用的无言的“言说”,是一种“言外之意”。理查德・奥曼在对美国的广告意识形态进行研究后提出:“正如很多人说过的,广告作为一个整体传达某些重要的意识形态信息。”这些被传达的“重要的意识形态信息”就是广告的深层意识形态。

粗略地研究,深层意识形态有以下特性:

1 手段:把世界“问题”化。深层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基本手段是把世界“问题”化。其操作惯例是:道德,将人们面临的境况定义:这是一个“问题”。其次,这个“问题”将被我们解决。

2 价值内核:消费主义价值观。广告的终极目的始终是推销商品,也就是鼓励人们消费。因此,无论广告再怎么天花乱坠,或者清静无为,它都始终是为消费服务,以消费主义为中心的。因此广告是一种消费文化。广告的深层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其价值内核就是消费主义。

与表层意识形态相互矛盾

广告意识形态是一个自相矛盾、自我分裂的“怪物”。尽管意识形态的深层派生出表层。二者之间却相互矛盾。存在着深刻的裂缝。广告的表层意识形态总是标榜精神的自由、道德的光辉、超越物欲的丰富人性,在深层意识形态里,一切又被变相地全盘地否定。

粉饰――中产阶级的世界观

不用留意,你一定已经发现,广告中的世界是最美好的世界。这里总是云集着世界上最豪华的场景,最浪漫温馨的情感,最激动人心的理想,以及靓丽潇洒、功成名就的人们。研究者发现,广告总是提供给我们“关于优裕的生活和美好的社会等笼统的观点或形象”,实际上,这种观点或形象总是表现出一种浓厚的中产阶级倾向。有人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电视广告着意营造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以此取得观众的认同。表现在:广告中出现的室内家居环境、布置装饰;广告里“白领化”的职业趋势;广告中人们娱乐休闲的方式等都具有着中产阶级的面貌。

然而世界并非真的像广告表现的那样美好,中产阶层化的广告给出的只是一个不完整、不真实的世界。它让人们眼界越来越局限在一己之私和一个非常狭小、虚幻的天地。通过占用人们过多的注意力而有效误导着人们。让人们得到一个日益与现实偏差的认知。培养着种种有损于人性全部丰富性的价值方式。

篇3

【关键词】《再见列宁》;意识形态;叙事策略

【关键词】综艺节目;耳畔中国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1-0140-01

《再见列宁》又名《民主德国在79平米房间里的延续》,是一部可以载入德国电影史册的优秀电影。影片故事发生在德国统一这一历史背景上,影片从宏大叙事背景下普通家庭的生活故事切入,以亲情淡化政治言说,以客观中立的视角进行描述,将对历史的反思和感慨,融于母子深情。对于大环境下个体命运的关注和心理活动的细节刻画,同时穿插对德国社会的三段式呈现,俄罗斯式喜剧风格,体现了本片独特的叙事手法和叙事策略。

影片采用故事内部人物的视点,用影片的主人公阿历克斯的第一人称进行叙事,他的自述带有很强的自传和回忆色彩。影片以自述开始,“1978年8月26日我们到达了世界水平,西格蒙德・吉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成为第一个飞上太空的德意志人。也就在同一天我们的家庭给毁了。”“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接妈妈归家的日子像苏联坦克一样不可阻挡地逼近。”人物旁白调侃又略带讽刺意味,生活化的语言不仅仅描述了事态的变化发展,增强了影片的现场真实感,又能在短时间内把事件讲述清楚。这种第一人称的自述,很大程度上也淡化了政治的说教,影片讲述的是围绕一个儿子想尽办法来编造谎言,创造“各种各样的假象”让自己的母亲可以继续生活在早已不存在的“民主德国”之中。相比其他政治变化下的刻意宣扬和传播正义,这种无政治意识的、客观的叙述方式,更容易被人接受。略带喜剧的风格,使原本沉重的国家政治生活变得轻松,又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深刻感受到个人生活在历史变迁中的无力和苍白。

影片中的人物形象体现了主创人员独具匠心的设计,阿历克斯好友丹尼斯是一个一心想要当导演拍电影的年轻人。我们看到阿历克斯和他一起合作,录制假的新闻节目,使得谎言能够继续进行,妈妈一再被骗。当他们自导自演的闹剧被一场场揭穿后,又不得不用另一条假新闻去更正,以此来圆谎。影片中出现一个这样的情节:被找来假冒的新闻主持人身后一幅领导画像,在节目录制过程中突然掉下来,让人禁不住大笑。层出不穷的小闹剧,在给观众带来欢笑的同时,也向观众展示了一个机智又孝顺的儿子。他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矛盾中游走的迷离状态,这一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统一的德意志人民的内心矛盾。[1]阿历克斯,在通过对谎言的编造中,慢慢了解了东德,对于东德,母亲所坚信的社会主义精神信仰,他也有了更多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影片的结构整体上是对德国社会的三段式呈现:原民主德国时期、统一后的联邦德国、母亲去世之后的联邦德国。原民主德国时期:教条化、刻板的生活。母亲一代的坚信与儿子一代的百无聊赖,举行国庆阅兵当天母亲在认真地熨烫参加典礼的衣服,儿子却无所事事地在房间喝啤酒。夜晚游行时,军警的冷酷残暴、游行人员的无助、混乱的场面。统一后的联邦德国:东德人到西柏林一游,人们的狂欢,营造一种向过去说再见的决绝心态。关于物质的丰富,并不是直接表现,而更多的是通过周围人如姐姐之口,以及阿历克斯为了母亲而去超市的不经意一瞥予以呈现。统一后的德国更多的潜设在儿子救母亲的焦虑心态下,同时,儿子的生活内容和生活范围更多延续着之前的路径。烟花那一场戏可谓是直抒胸臆,灿烂的烟火和辽阔的城市中,个人的沉重还是要自己背负,城市并未改变,但城市中的人和文化已经有了改变,个体与历史在某些情况下依然存在冲突。统一后德国社会和儿子依然在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重复着之前的迷茫,母亲去世之后的联邦德国,在遥远而清冷的天空下,人间世如此寂寥,让人百感交集。

影片中有一个镜头,母亲醒来,出门走走,无意间直升机吊着被拆毁的列宁雕像在城市上空前行。列宁雕像的胳膊指着远方,母亲茫然无措的表情,这似乎在质疑整个德国未来的方向。[2]作为影片片名的列宁,在这里只出F一次,它是一个符号的象征,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雕像伸出的手似乎在向母亲道别,在向东德告别;但似乎也是一种召唤,一种对虔诚信仰的肯定。影片充斥着的不是对过去的伤感,而是对未来,对生活美好的向往。再现现实、诉说感伤、向往未来,温情告别一句:再见,列宁!

参考文献:

[1]许诺.东西德国的伤口与弥合的可能性――再见,列宁[J].电影评介,2008(02).

[2]蒋陈光.在矛盾中向过去挥手――再见,列宁[J].当代电影,2004(04).

篇4

关键词 图形创意;审美意识形态;设计艺术

中图分类号 1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3729(2008)04-0037-03

一、图形创意里的图形及意义

在设计艺术中,不论是视觉传达设计还是产品设计或其他设计门类,图形都是其基础部分。在产品设计领域,图形在两个层面上作解:一是作为产品上的图案、图标等,是信息的传达载体;二是作为产品造型本身,造型通过视觉给人的映像是具有四维的广义图形(其中一维为时间),如方体、弧面等。

图形的创意是图形的创造过程,一方面是创造形,另一方面是通过形来表述某种意义。对于图形而言,形属于自然属性,它所传达的意义属于社会属性。图形的创意过程是一种认识过程,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物化层,也就是客观存在。图形首先是作为某种物体而存在的,不论它是否具有意义,映入人眼帘的首先是形。它涉及人的感觉、知觉、思维与想象,是人的客观认知媒介。二是意义层。图形将思维转换为形象,提供意象,从而表达某种意图、感觉或认识、评价。三是文化层。这不是单纯的意义叠加或积累,而是对意义的提升。从某几个图形表述的意义到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图形创意的社会属性的体现。

图形的创意是图形与意义的结合,其结合方式大体有四种:一是由意义去创造图形;二是用图形去吸引意义;三是图形的需要者在观察、分析、比较和选择的过程中,把自己的知识、经验、好恶等投射到图形上,与图形的构成要素及其整体效果对应起来,从而产生需求者对图形的认识与判断;四是图形的使用。好的创意常常是将所要表达的意义与图形巧妙地结合起来,或利用图形将意义表述得淋漓尽致。

二、审美中的意识因素

创造图形的目的在于使用,包括用于学习或研究、教育或传播、欣赏或娱乐,用于增强宗教影响,进行思想引导,以及用于生产、生活的其他方面。设计艺术中的图形更多地是与美学、传播学相联系,其价值必须通过其社会属性来体现。

图形作为艺术一旦成立,便成为审美的客体,从而与意识发生紧密的联系。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创造完全是艺术家的白日梦,是潜意识中的“里比多”所致。这未免以偏概全。荣格把艺术创作的方式分为两种,即心理学式的艺术创作与幻想式的艺术创作。后一类创作显得陌生而冰冷、邪恶而怪诞,它超出人类理解范围,是潜在人心深处的奇怪的东西。与弗洛伊德强调个人潜意识相反,荣格强调创作中的集体潜意识。所谓集体潜意识,是由遗传的力量所形成的心灵倾向。荣格认为凡伟大的诗人或艺术家无不受集体潜意识的指使。图1为典型的幻想式创意图形。图中男女爱恋的图形与大海的波浪、天空的云朵融为一体,怪诞中透露出作者潜意识的东西:对爱情与的诉求潜隐在大自然中而没有外露,体现了个人欲望与社会生存的矛盾,暗示了关系的暧昧。

传统美学理论将单纯一致、平衡对称、多样统一和对比对照概括为形式美的基本规律。显然,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可以看出,图1中的图形创意使用了不同于指示性的图形,其价值更多地在于对意识流的表现。可见,不同的审美角度会产生不同的好恶感,如果单纯从形式美出发进行解释难免不到位。这里见证了图形创意涉及的审美意识因素,意识形态参与了对图形意义层的认识,体现了图形的社会属性。

三、创意与审美意识的互动

作为设计艺术的图形创意不同于纯艺术,它绝对依赖于它的批评者。批评者与作品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接受美学认为,一件作品的价值、意义和地位,并不是由它本身所决定的,而是由观者的欣赏、批评活动及接受程度决定的。在这种关系框架下,创作者编码的“本意”与接受者解码时的“理解意义”会存在一定差异,而差异又往往是由意识造成的。

一方面,设计艺术中的图形创意多是由于意识的作用,尤其是创造者意识形态的作用。创造者的创意想象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想象的活动是一种意识活动。尽管不排除潜意识的作用,但艺术家(创造者)不仅要搜集素材,还要通过对这些资料的裁剪、组织、整理等,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秩序,想象的活动必然是有意识的活动。第二,想象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知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感的作用。前者即为组织秩序,后者是指以感官来把握这些资料。第三,想象的活动不能脱离知识与经验。知识与经验不仅可以丰富艺术家的想象力,同时也可以增强他的表现能力。这种知识与经验不同于一般的知识与经验,它必须化为艺术家身心的一部分,使艺术家的生命融入其创作中。

另一方面,审美过程和结构的完成,即人的审美能力(审美趣味、观念、理想)的拥有和实现是人的感知心意和内在精神的塑造与建立过程,它表现为审美能力的状态。虽然对象意识的一切形式都能参与审美客体的建构,但审美状态和科学观察是相距甚远的。审美活动将一种主观的素质敏感性列入这种有利的形势,这就是所谓的“审美定势”。定势的作用是使意识和注意力局限于与审美活动相应的对象,好的图形创意将所要表达的意义与图形巧妙地结合,它们多是利用了这种基于意识形态的审美定势。这无疑是创意和审美意识互动的典范。

审美意识作为广义的美感,包括了审美意识活动的各种表现形态和各种审美形式,但其最基本的是审美感受。审美感受包括感觉、知觉、联想、想象、情感、思维等几种基本心理因素。随着心理学的发展,以及心理学原理在设计艺术学科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实践运用,越来越多的平面设计创意有意识有目的地运用了审美意识。比如当代平面设计发展到现在已不能用“平面”这一范畴概括,而是用“视觉传达设计”来称谓。对于心理、情感的触及是许多设计创意的诉求,最近出现了“精神视觉”图形设计,这里的“精神”更多是指前面所提到的意识形态里的审美意识。

图2、图3的图形创意都是围绕文化主题展开的,想要表述的是文化的差异乃至冲突。图2利用了色彩的对比和体量感来对受众进行心理暗示。它首先在色彩上选用了色环上180。的色相,又通过相近体量感的色块在视觉上造成冲突和强烈对比,暗示了图形寓意的对抗。图2利用标点的符号化语言点明了创意的主旨,图3则通过文字点明主题。没有点明创意主题的图形,虽然不一定能让观者明白所要表述的隐喻内涵,但依然能让人体会到图形传达出的对抗和冲突。最基本的图形构图元素是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这是图形构成的载体。通过媒介空间(纸张、屏幕等)与观者的意识反应形成意义层的过程是复杂的,是多个审美意识因子如联想、情感等交互作用的结果。在这种互动中,整个创意的含义臻于明确。

篇5

[关键词] 空白;意识形态;电影意识形态;对话空白;结构空白

电影的研究由文艺学的叙事学研究推向了语言学美学的修辞学研究,这正是顺应了20世纪学术界“语言学转向”的潮流。谈及文学和语言,

自然要从具体文本上升到意识形态,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折射着社会生产生活的意识形态,相对而言,不同的只是表象而已。连晓霞将意识形态的蕴涵整合为以下几个方面,它是一个系统性或综合性概念;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它代表某一民族、阶级的观念和利益并反映该群体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需要通过实践活动来传播;其具体的社会存在形式是多样或多元的。[1]41显然,此处的“通过实践活动来传播”就包含电影这种影像活动,或隐或现地表现作品的意识形态。而这种“隐”即是“空白”。在更为细化的层面上,本文对在当代

梁笑笑:哪个啊?

秦奋:就是那个,亲热了。完事以后她哭了,她说想让我帮着她在美国留下来。我当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我就是特喜欢她,再说呢,帮她留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第二天我就跟我那朋友说我跟小白好了,让他配合我让小白留在美国。朋友一听就急了,他说绝对不行,说接这个团是他跟这局长的关系,如果有人滞留在美国局长就得受处分,坑了局长不说,以后的生意也得泡汤。我要是坚持让小白留下来呢,朋友甭说翻脸杀我的心都有。

梁笑笑:所以你们就把小白出卖了。

秦奋:等我把话说完了。我就只能又求我那朋友,可以看着她不让她跑但是千万别告发她,最后送这个团走的时候,小白在机场一直看着我,眼神跟刀子似的,我都不敢看,我是无地自容啊。

梁笑笑:这就是你的秘密啊。

秦奋:今年回来,局长听说了,就请我们吃饭,那团里的人都来了,可就是没见着小白,我呢就问东问西,假装没事似的问小白怎么没来。他们说你不知道啊,小白从美国回来不久就自杀了。我脑子一下儿就炸了,我就问怎么回事啊。他说,那男的,有家庭暴力老打她,想离也离不成,本来想借去美国的机会留在那,可是没有跑成还让人给告发了,回来就走了绝路了。我就问我那朋友是不是你说的,朋友说是,他说对我不放心,就告诉领导了。那天啊,我就把我那朋友给打了,还喝了好多酒,就是最后啊,趴在地上跟狗似的见着腿就抱着哭。

梁笑笑:你还打人家啊,就是你把小白给害死的。你太卑鄙了。

读者反应理论家或接受美学理论家指出,文本有大量的空白需要读者填充,而不同的读者填充空白的方式是不一样的。[5]正如一千个观众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许多观众在观影后对这一桥段有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说秦奋其实是反着讲小白的故事的,秦奋才是那个告发小白的人;有说那个朋友是后面出现的邬桑,其实是邬桑告发的,因为邬桑是“同志”,等等。倘若没有导演的留白,观众哪有可再次创造的空间。因为阻断的叙事,暂时的完结,却给观众留下了可质疑的痕迹。虽然结构处的空白相对独立于整体,但又逃脱不了整体的范畴。

根据索绪尔的符号语言学基本理论,可将二元对立结构的概念引入本文。结构空白实质就是二元对立结构关系中的一元,它不是单独孤立存在的,是与作品另一结构相互依存。因为对立的目的是统一,即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事物都是在对立统一中被推动发展的。电影影像修辞手段的运用势必统一在大众意识形态的作品蕴涵中。整部电影在现实社会意识形态的遮蔽下透射出人们对婚姻观与恋爱观、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思。

三、结 语

如今电影意识形态毫不例外地被纳入整个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系中来。某种程度上,电影作为一种人类文化中的一种更带有机构性质的艺术“话语”,其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属性是不言而喻的。或者说电影修辞“话语”本身就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中被构成的。因此,站在意识形态的立场上看,电影修辞中的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实际上关系到一部电影要向观众“灌输”什么样的思想观念、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的问题,也就是关乎是否维护和坚守或是疏远甚至背离特定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的问题。[6]任何艺术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受制于意识形态,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艺术的“空白”中揭示了深层的主旨,有助于人们认识意识形态结构,从而达到人们对人类社会的真实性认识。

[参考文献]

篇6

刘 莹,女,辽宁锦州人,辽宁医学院外语教研部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文学及英语教育学研究。

翻译范式理论认为,翻译从来就不是译者任意而为的,而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可以影响译者对翻译选材的选择、审美。本文通过严复的译著《天演论》来论述翻译理论范式中的意识形态对翻译与翻译选材的影响。

一、从《天演论》看翻译理论

范式中的翻译与意识形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是意识形态

的产物,因而译者的翻译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它可以影响译者对翻译选材的选择、审美和翻译策略的应用以及翻译过程中的取舍或删改。这是一种能够对翻译本体做出合理解释的翻译理论范式。

例如:严复选择《天演论》进行翻译,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书符合当时中国形势的需要。《天演论》里讲的“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意思就是我们不能落后,落后了就要被淘汰。这便是用来鼓动了我们上一辈的知识分子发扬民族意识,探索强国之道,从而引起了中国的维新运动;用它来唤醒国人,使之有亡国灭种之痛感,从而激起奋发有为,进而救亡图存。而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代表埃文-佐哈尔(Evan-Zohar)及勒菲弗(A.Lefevere)等学者认为,“当身处强势文化的译者去翻译弱势文化中的作品时,往往会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将自身文化中的规范视作普遍规范,从而采用归化的译法;反之,当身处弱势文化的译者去翻译强势文化中的作品时,则会更多地采用异化译法。”[1][2]

此外,范式的翻译理论中谈到,惟有艺术与审美才给予人恢复总体的人的力量,作为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价值的载体,其意义就在于其中体现了人类文化所追寻的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在阶级社会里,任何阶级在上层建筑上的追求,都不能忽视审美的追求,都必然具有意识形态的语境、指向和深层意蕴。没有意识形态意义的审美,是不存在和不可能的。

二、从《天演论》看意识形态对选材的影响 目的论中指出:翻泽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任何年代,任何背景下的翻译都是因特定目的而产生并为之服务的。而译者作为一定年代和社会背景下的人,他的任何翻译活动无疑会受到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约束。这种制约性有来自政府出版审查方面的,也有发自译者个人政治意识的。在阶级社会,当翻译不可避免地同上层建筑发生关系之后,翻译就成了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社会的精英阶层在从事翻译活动时,他们的目的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

例如严复翻译西方著作时,也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所有著作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严复可以选择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或者斯宾塞的《综合哲学》,但是他选择《天演论》进行翻译,除去在内容上繁简不同的缘故,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中国形势的需要。利用西方的意识形态颠覆当时的封建传统的意识形态,为了唤醒知识分子的革命和民主意识,严复对一系列的西方学术著作进行了篡改。而历史也同样也证明了,严复对文本的选择和改写,借助这样的翻译创作成功的实现了他救国图存的目的。这种“实非正法”的达旨,有意地对原书加以取舍、改造,加上大量按语,以补其不足,以纠其不当,从而达到唤醒人们起来保国保种,激发热爱祖国的民族意识的政治目的。

总之,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经过翻译的一系列过程,在经历了多层面差异的剧烈碰撞和交锋,最终对译者本人、译入语语言和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等造成了重大影响。

三、讨论

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译本能够在异域文化环境中被广泛接受并长久流传。在翻译过程中,就需要构建一个适合“移植”文本存活的生态环境。“译者需要立足于不同的语言、文化、社会等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交互点上,不断进行选择或适应,力求为译本‘培育’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3]同样,在其它的范式翻译理论中认为译者翻译出来的文章将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原语文化倾向。也就是说,当翻译涉及到意识形态时,我们很难能去定义哪些是源意识形态下的翻译,哪些不是。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翻译批评都集中在译者的角色和他的主体性上。而事实上,他们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应该把翻译与译者的位置关系看成是动态的。译者既不属于源文化也不属于目标文化,他是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在交织的两种文化中,译者的位置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中。皮姆的“跨文化空间”概念,指的是“存在于交叉或重叠的文化中的信仰和行为,它们是两种文化所共有的。”[4]皮姆的“跨文化空间”概念解决了译者的身份问题,使得译者摆脱了在原文和译文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的束缚,能够自由地根据形势判断来选择翻译策略,可以在两个文化之间自由穿梭,吸取不同文化知识。

结语

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对英语翻译产生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而英语翻译作为一种涉及到两种语言的跨文化社会实践活动,译者的翻译选材必然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我们应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探讨研究翻译活动,扩大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研究从文本内部走向了文本外部,并在一个大的文化环境下更深入地探讨翻译活动。翻译不是一方净土,在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着种种动机和本质。在评价一部译作时,我们不应该把目光停留在所谓的范式翻泽标准上,而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深入探究其翻译选材及其作品主题。

参考文献:

[1]Even-Zohar, I. 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 , 1 Fall, 1979:9-51.

[2]Lefevere, A.Chapter I. In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2:1-10.

篇7

按照《***市委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要求,我局就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了认真自查,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强化领导,着力构建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格局

局党组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总体安排部署,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明确了由主要领导亲自挂帅,一名党组成员专门分管此项工作,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摆上了重要日程,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党组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工作分工明确、各相关科室积极配合,共同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格局,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二、创新方式,全力营造意识形态工作好氛围

局党组不断探索新的方法,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宣传教育与国土资源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把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与解决个别性、群体性的思想认识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把做好政治理论的宣传教育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个别谈心、耐心疏导、平等交流、民主讨论等方法,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使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入情入理、潜移默化。一是从严学习教育,营造了同频共振的良好氛围。先后6次召开党组会研究“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并建立了每月一次的“***讲堂”和两个月一次的专题研讨学习制度,班子成员带头备课作专题辅导,带头撰写学习体会交流发言,得到了干部职工的充分肯定。2016年共举办“**”*期,开展警示教育8次,上廉政党课6次,为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有力有序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从严安排部署,增强了上下联动的责任意识。市局召开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层层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年中由市局党组主要负责人带队,深入全市各县区国土资源局扎实开展党风廉洁建设半年督查暨集体约谈,共约谈县区局班子7个,开展单独谈话120人,发放并回收民主测评表120张,征求意见建议梳理为24条,反馈各县区领导班子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进行整改。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市局党组制定了《各分局各县局和市局科室主要负责人述责述廉制度》,对述责述廉对象、时间、内容、程序、结果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11月14—26日,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了年度全面考核,做到了年初有部署,年中有督查,年底有考核。三是从严管理队伍,构建了促进工作的转化机制。严格管理干部队伍,细化完善了16项内部管理制度和科室岗位职责,有效规范了行政权力运行,构建了以党风廉政建设促进业务工作的相互转化工作机制。强化干部培训,年内共组织系统干部职工参加省、市举办的各类培训班200多人次。积极开展系统内干部职工轮训计划,计划三年内对全体干部完成一轮轮训,2016年举办全市业务知识培训班两期,培训110人。建立完善了廉政防控预警机制,干部提拔任用前,认真落实干部任前廉政谈话、诫勉谈话、述职述廉等程序。四是从严执行规定,培养了节俭办事的良好习惯。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双十条”规定、市委“八项”规定和省厅“九项”规定,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严肃工作纪律,精简会议文件,厉行勤俭节约,切实做到正文风、改会风,转作风、树新风。严格落实干部职工廉洁自律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用制度管人管事、约束权力、有效预防腐败的内控机制逐步形成。

三、强化基础,树立意识形态工作队伍良好形象

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要求,在全系统开展了内强素质、外塑形象的主题实践活动,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将打造一支思想理论好、综合素质高、具有丰富意识形态工作经验的干部队伍作为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基础,强化学习教育,树立高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障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同时,市局党组多次召开会议、组织学习,在局网站宣扬党的领导下国土资源工作的重要意义,树立了新时期国土资源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四、抓住抓重,努力完善意识形态工作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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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尔都塞理论中意识形态的特征

(一)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永恒存在。

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中提到:“具体的意识形态有其自己的历史(虽然它最终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他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有自己的历史,它与每一个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生活相对应,因而是具体的。同时,阿尔都塞又认为,“意识形态一般没有历史―不是在否定意义上(其历史外在于它),而是在绝对肯定的意义上。”这种意识形态贯穿于所有历史之中,适用于所有历史,是一般的、普遍的意识形态,即阿尔都塞的“普通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的特性在于它被赋予了一种结构与功能,从而使得它变成了一个非历史的现实,即,一个全部历史的现实,其意义是,那种结构与功能是不变的,以相同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可以称作的历史之始终”。在他看来,在阶级的社会中,不管历史时期如何变迁,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是不变的。正是在此基础上,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是永恒的,即它没有历史”这个命题衔接起来了。在阿尔都塞这里,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种永远存在的东西。

(二)意识形态是一种“表象”。

在这种表象中,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关系是一种想象关系。意识形态的表象体系并不是对生存条件的想象,而是对人与其生存条件关系的想象,因此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关系的表达,“在意识形态中表述出来的东西就不是主宰着个人生存的实在关系的体系,而是这些个人同自己身处其中的实在关系所建立的想象的关系”。

在他看来,如果人直接观察人类的生存状况,那么人所得到不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真实的认识而是虚幻的感觉。这是因为人总是直接把自己的生存状况作为认识的对象,而这种直接的把握总是受到了各种“前见”的影响。意识形态以想象的形式表现了人们的生存状况。人们在这里用想象的东西来代替现实的东西,把虚幻当作现实,现实和虚幻颠倒了过来。

(三)意识形态把个体转变(建构)为主体。

主体是近代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主体的理性是近代哲学建构的核心,也是法权理论的基础。阿尔都塞认为,将个人传呼为主体才是近代意识形态建构的关键。“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了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这意味着,没有不为了这些具体的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这个目标又只有借助于主体―即借助于主体的范畴和它所发挥的功能―才能达到。”

任何意识形态都不离开主体,但主体并不是先验的存在,主体恰恰是意识形态建构出来的。“主体之所以是构成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只是因为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种功能定义了意识形态本身)就在于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为主体。”阿尔都塞的这一论断将主体性哲学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关系直接揭示出来了,现代意识形态的重要策略就是将你建构为一个主体,就像在大街上有人喊我们时,我们会回身回应一样,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也是通过传唤的方式实现的,“所有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的功能,把具体的个人呼唤或传唤为具体的主体”。

(四)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是一种实体。

意识形态本身是一种观念的存在,但作为一种表象体系,作为一种想象关系,意识形态也具有物质存在。“表述的想象性歪曲取决于他们与自身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换句话说,归根结底取决于他们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想象关系(意识形态=与实在关系的想象关系)。这种想象关系本身就具有物质的存在。”

意识形态是一种实践,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在一种实践中出现,而不是一种思想或观念内在于人的头脑中。他说:“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某种机器当中,存在于这种机器的实践或者各种实践当中。这种存在就是物质的存在。”每个被赋予了“意识”的主体,一定会按照他的观念行动,因而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主体的观念纳入到他的物质实践的行为中,任何意识形态的实现都依赖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机器,这些正是意识形态物质性的表现。

二、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评价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对意识形态理论作了一定的补充和完善。阿尔都塞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更加全面、透彻,尤其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引入,开辟了意识形态研究的一条新路。阿尔都塞不再局限于纯粹的意识形式,明确地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划分为教会、学校、工会、文化团体、党派等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大大拓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范围。但是由于阿尔都塞这一理论在很多方面都带有原始的初创性,因此必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疏漏和不足。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的概念过于宽泛,隐含着把意识形态泛化的倾向。阿尔都塞否认了意识形态的历史性,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把意识形态作为结构强加于人。而且阿尔都塞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否定了人的能动性,绝对化了意识形态对主体的控制和主体对意识形态的臣服。

参考文献:

[1][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陈越主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3]刘香.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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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意识形态 操纵 制约 翻译目的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0-0010-01

一、引言

中国传统的翻译研究大多以“忠实”、“通顺”作为翻译标准,根据原文到译文的语言层面的转述来探讨译者所采用或应采用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研究只关注译文本身并局限于语言层面,忽视了译者从事翻译时的各种考虑和取舍,也未能探讨那些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真正动因。其实,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取舍过程。

《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之一影响深远,其英译本也多种多样,各有千秋。其中理雅各的《论语》译本风格严谨,译文多为直译,但是冗长呆板;而辜鸿铭的译本则译文流畅,旁征博引,颇对西方人口味,但是未免太过归化。本文将围绕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及其结果,从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两个方面比较理雅各的《论语》译本和辜鸿铭的《论语》译本。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即将翻译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语境下进行研究。因此,在这一理论框架指导下研究《论语》这一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典型文本,便具有一定的时代前瞻性,而且对于文化翻译理论的不断完善和构建也具有积极意义。

二、翻译目的

所谓“意识形态,简言之,即指人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勒菲弗尔指出,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他个人的意识形态,即译者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和态度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翻译方法。因此在分析译者翻译目的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译者的生平背景。

他所译的《论语》、《中庸》,译文别出心裁,用现代欧美人熟悉的现代英语来诠释中国两千年前传承下来的文明和道德,其目的是让西方人从精神和道德上尊重中国。他希望“如果这本出自中国古代智慧的小书能有助于欧美人民,尤其是那些正在中国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道’,形成一种更明白更深刻的道德责任感,以便他们在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时,抛弃那种欧洲‘枪炮’和‘暴力’文明的精神和态度,而代之以道,无论是以个人的方式,还是作为一个民族同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都遵从道德责任感——那么,我将感到我多年理解和翻译这本书所花费的劳动没有白费。”由此可见,辜鸿铭翻译《论语》的主要目的是让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儒学的思想体系,改变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见。

三、翻译策略

勒菲弗尔认为,操纵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因素有文学系统内外之分。文学系统内因就是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所谓“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文学系统外因是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人或机构”,也就是赞助人(patronage)。在这里,“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文学家们关心的则是诗学(poetics)”。因此,制约翻译过程的两大因素归根到底就是意识形态和诗学。对于同一个原语文本,有多少个译者翻译就有多少种译文,因为一方面,译者的主体意识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为实现翻译这种交际行为,译者在运用翻译策略时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和翻译诗学的操纵。

理雅各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翻译《论语》时尽可能地忠于原文在具体语境下的特殊含义。例如概念核心词“君子”、“礼”、“仁”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译法便有如下几种:

“君子”:“superior man”, “propriety”, “perfect virtue”, “virtuous man”

“礼”:“ritual”, “propriety”, “morals”

“仁”:“benevolence”, “humanity”, “virtuous”, “excellence”

除了宗教因素,意识形态的其它方面,如文化习俗、思维习惯等也经常左右着翻译,表现在译文的表达方面。如辜鸿铭译“尧曰篇” 之二: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What are the five good principles to be respected?” asked the disciple. Confucius replied, “First, to benefit the people without wast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country; Secondly, to encourage labour without giving cause for complaint; Thirdly, to desire for the enjoyments of life without being covetous; Fourthly, to be dignified without being supercilious; Fifthly, to inspire awe without being severe.”

上面这段译文完全符合英语本族人的思维模式,“概括―具体型”的语篇结构形式完全是典型的英文模式,注重句子间的连贯性,注重稳定而严谨的动宾搭配的空间框架。这样能使英语本族人在读译文时沿着段落模式体会其内在的层次关系。

四、结语

本文从译者所处的社会背景、社会背景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及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角度探讨了理雅各和辜鸿铭在翻译《论语》时的翻译目的和所采用的翻译策略,通过对比,我们不难看出这两种风格迥异的英译本不仅仅存在语言文字层面的差别,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哲学等意识形态的操纵下产生的不同的翻译结果。在这里我们很难去评判孰优孰劣,因为翻译的评判标准应该是动态和多视角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应该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变、文字的转换,而是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妥协。

参考文献:

[1]Bassnett, S. & Lefevere, A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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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元“人问”;一元“天国”;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9-0030-04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大量西方文化的输入让各种思想文化互相碰撞,并日益多样化,这一片催化剂通过网络技术、高速发达的交通网和通讯网等形式更加推进多样化进程。虽然多元化的社会文化思想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大有裨益,可以满足人们更多层次的精神需求,激发创造力,但同时也可以导致各种思想之间的碰撞和混乱。也必然影响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地位。那么,当前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和的一元化指导思想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对于确立一元化指导思想具有何种程度的影响力?这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迫在眉睫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多元“人间”与一元“天国”之间的辩证关系

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多元社会存在是指导思想意识的物质基础,而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对社会“人间”存在的“回声和反射”。一方面,一定的意识形态取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取决于物质生产中人们所发生的一定阶级关系,包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社会物质存在条件的变动决定着意识形态的各种变化。意识形态的变化是随着它的社会物质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不是完全独立的逻辑变化过程,“意识形态……随着人们的社会关系、物质条件、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Ⅲ马克思认为,“阶级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它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

从客观现实的实践层面上来说,一元“天国”指导思想的直接现实性是意识形态又一重要特征,它在反映社会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同时指引到达现实的途径与方向。这种直接现实性的基本特点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意识形态是主观存在的创造物。它是由人们在历史生活中创造出来并加以变革的,是人们主观活动的产物,是历史主体的主观表达,是一种能够被意识到的客观存在,并不存在唯心主义主张的脱离社会客观现实与历史活动独自发展运动着的意识或精神。二是意识形态又是主体活动的客观基础。因为意识形态对社会客观存在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人们从事历史生产活动的基本前提是,不仅有从历代传承下来的生产力和经济关系,还有一定“被客观化了的观念”即意识形态,是一种把自身隶属于某种关系中的“被人格化了的思想精神”。因此,人的思想意识形态从客观物质生活中、社会实践中诞生,又成为指导人们各种历史实践活动的重要客观条件。

一元“天国”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与多元“人间”的社会存在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对意识形态的这种特殊性,恩格斯做了深入的研究和细致的诠释:第一,一种意识形态在客观现实尤其是人们的各种思想文化、物质经济基础上诞生后,便具备了按照自己特有规律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和历史继承性。第二。在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与客观现实如社会文化、社会经济基础发展之间的比例往往是不平衡的。“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意识形态上仍然能够出现最美妙的提琴表演。如18世纪的法国对比英国是如此,以后的德国对英、法来说更是如此”。第三,在各种意识形态中,主流政治关系、法律观念对经济基础的关系最密切,因为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和变化,往往通过这种中介性质对经济基础的交互作用来实现的。

多元性意识形态的存在,导致人们认为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已无存在必要的结论。意识形态多元论的唯心主义立场和固有的反的性质,使其必然成为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被其用来否定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因此多元论的危害极大。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在分析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上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原则,从既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矛盾的运动特征来确定特定社会形态和制度体系的性质和方向。从经济生活中寻找政治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正确解读。

二、学说思维路径的转向

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与旧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致思路径是相同的,均是通过主观的体系来构建客观世界,即“从天国到人间”。“从天国到人间”的形而上学,是从主观和思辨出发。在脱离客观的人的世界的“天国”中确立哲学思考路向,是一种与人的客观生活脱离、完全无关的纯理论观点。并用其来解释客观世界。在马克思看来,形而上学有三个“天真的假设”,即“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和“概念的天真”。然而人类的出发点则是通过客观实际活动中的物质或精神文化,来揭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和回声。因此马克思提出从多元“人间”到一元“天国”,正是要对天真的形而上学进行重新开炮,这种挑战是以实践唯物主义的旗帜来讨伐形而上学的全部哲学,是对“从天国到人间”致思哲学路向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