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转正总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院转正总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按照区委部署，我院及时召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从今年6月上旬开始，紧密结合先进性教育活动，在全院范围内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并成立了领导小组，制定、下发了实施方案，并于6月14日下午召开了动员大会。通过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圆满完成了活动任务。全院干警坚持边学边改，自觉在工作中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教育效果。

主要做法

一是认真做好宣传动员，充分认识作好集中整改阶段工作的重要性。我院认真召开了动员会，要求各单位和广大干警要提高思想认识，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良好的精神状态，求真务实的作风，针对查找出的突出问题，扎扎实实搞好集中整改，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二是整改方案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各单位的整改方案在本单位范围内征求意见；全院的整改方案既征求了各分管单位干警、群众的意见，又征求了一部分当事人、来访群众的意见。

三是确定整改目标，全面进行整改落实。首先从以下方面进行整改：1、容易发生徇私枉法、权钱交易的岗位、环节上进行整改和规范。重点放在民商事案件的审判和执行上，放在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上；2、容易发生违规违法办案、司法不文明的岗位、环节上进行整改和规范。民商事审判工作的重点是（请登陆政法秘书网）保证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免受侵害；刑事审判工作的重点是防止超期羁押、滥用强制措施，落实“有罪则判，无罪放人”的原则；3、容易发生、司法不作为的岗位、环节上进行整改和规范。主要是规范活动，畅通立案渠道，解决好群众“告状难”问题；认真执行首问负责制，进一步畅通涉法渠道，及时处理涉法案件，落实责任制，解决申诉难、申请再审难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4、容易发生地方和部门保护、违法干预办案的岗位、环节上进行整改和规范。依法进行独立审判，自觉接受各种合法监督，坚决杜绝该立案不立案、该执行不执行，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院要求各单位要从社会各界的反映中、从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中、从已经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涉诉案件特别是处理明显不当的案件中、从查处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违法违纪典型案例中，深入查找本单位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解剖原因，深挖根源。通过走访群众、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进一步明确整改方向，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另外，要求各单位要加强调研，认真分析，为修订和完善下列规章制度打好基础，《党组议事规则》、《院长接待日制度》、《政治业务学习制度》、《接待制度》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岗位目标管理办法》、《审判流程管理制度》、《执行流程管理制度》、《案件质量评查规则》、《审判差错案件责任追究办法》、《考勤管理办法》、《轮岗交流制度》、《信息宣传调研管理办法》、《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等。

篇2

一、着眼增产，优化结构调整，努力提高持续增产能力

近几年，制约富锦粮食增产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防洪排涝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全市有30％耕地为易涝的中低产田；另一方面，种植业结构还不够优化，水稻、玉米等高产作物面积相对较少。同时，在畜牧业增产方面，受市场波动较大的影响，发展不够平稳。这些因素虽然影响了富锦农业增产，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增产的潜力很大。近几年，我们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明确提出了“235”发展目标，即两年内生猪存栏达到80万头，成为全国生猪调出大县；三年内水稻种植面积达到200万亩，成为全省水稻种植第一县；五年内粮食总产超过50亿斤，成为全国粮食生产标兵县、商品粮调出第一县。一是努力扩大优势作物种植面积。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突出发展水稻、玉米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优先发展长安、上街基和砚山镇水稻种植带，头林、兴隆岗、宏胜玉米种植带以及大榆树镇、锦山镇、城关社区经济作物种植带。二是努力扩大生猪、奶牛养殖规模。推广工厂化、标准化养殖模式，完善草畜乳一体化的奶牛产业链条。推广生态养猪技术，建立标准化生猪养殖示范基地。力争到2015年，全市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达到50％以上。三是抓住粮食增产关键技术环节实施专项推进。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重点推广大棚育秧，争取利用两年时间，全市大棚育秧保证率达到100％。推广水稻“三化一管”、玉米“一密一膜”等新技术栽培模式和水稻钵育摆栽、水稻旱育壮秧等集成新技术，建立区域配肥站，形成测土配方施肥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强重大生物灾害预警与控制站和乡镇监控点建设、专业化防治服务队建设，全面提高抗灾减灾能力，为农业持续增产提供技术支撑。四是加快农机化进程。把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建设作为农机化发展的突破口，按照农业结构调整需求，在旱田主产区规划建设旱田农机合作社55个，装备大型现代农业机械2 420台套；在水田主产区规划建设水田农机合作社100个，装备水田机械7 300台套。今年积极申报32个合作社，重点建设一个旱田高标准合作社，一个水田高标准合作社，全力打造全省现代农机合作社的样板。五是大力实施中低产田改造工程。紧紧抓住国家大上水利的契机，重点推进200万亩松花江富锦灌区项目建设，争取年内开工建设，五年内新增江灌水田面积20万亩。同时，围绕三江平原综合治理工程建设，积极推进幸福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大型泵站更新改造、七星河涝区与挠力河涝区防洪除涝等工程项目建设，五年改造中低产田150万亩以上。

二、着眼增效，转变生产方式，努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通过多年发展，富锦农产品在全国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优势和知名度，但是要大发展、快发展，必须实现由低端向高端、由“大众货”向“名优特”、由无品牌无知名度向创名牌高知名度转变，让全国人民都了解富锦农业。认知富锦农产品，实现多产粮、产好粮、卖好价。一是在发展方向上，要利用好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富锦土地肥沃，拥有103万亩湿地，水和空气指标明显高于一般标准，是国家生态市，在发展生态农业上有着十分优越的条件，而且这些优势在未来发展中会更加稀缺和珍贵。目前，我市已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基地认定面积393万亩，绿色食品基地认定面积150万亩，有机食品基地认定面积9 000亩，“富锦大豆”通过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认定，生态农业呈现了良好发展态势。在今后发展中，我们将继续推进优质粮食工程，不断健全种子源头管理，严格控制高毒长残效农药的销售和使用，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和机制。到2015年，力争全市300万亩耕地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2万亩耕地通过国家有机食品认证，打造全国县级最大的绿色食品生产区。二是在发展模式上，要利用好土地规模经营优势，抓好专品种原料基地建设。近几年，我市通过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建设和专项政策扶持。土地规模经营已经步人全省先进行列，已经成为富锦农业生产的重要品牌。在今后发展中，我们将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整村推进”、“公司+基地”、“农机合作社带区域”等土地规模经营模式，全力打造200万亩优质水稻、100万亩优质玉米、100万亩优质大豆、100万吨优质甜菜、100万头生猪养殖五个“百万”原料基地。10万亩优质白瓜、10万亩优质烟叶、10万亩优质苜蓿、10万亩优质蔬菜、10万亩优质杂粮五个“十万”原料基地。三是在产销衔接上，要开辟多种渠道，做好创品牌、塑形象工作。品牌创建和形象塑造目前还是富锦农业经济的薄弱环节，也是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今后发展中，我们要把创品牌和塑形象作为农业发展的生命线，广泛通过招商引资、节会、媒体等平台。扩大对外宣传，做好“外功”。同时，要加强工作创新，通过与大企业、大公司进行品牌共建、基地共建，实现“借牌创牌”，来提高富锦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要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民围绕种植、养殖、加工及运输等农村各业发展，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让广大农民与市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高市场适应能力。四是服务保障上。要利用好现有农技服务体系，加快科技创新步伐。近几年，我市先后建成了全省乃至全国一流的农技推广中心、专家大院和科技示范园区，成为对外展示富锦农业发展的重要窗口，为推动农业丰产增收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在今后发展中，我们要立足高水平服务，

深入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逐步完善富锦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使其成为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的县级标准化推广中心。在全市建设11个区域服务站，为农民提供更及时、有效的技术服务。大力推进良种科研繁育体系建设，加快省农科院富锦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切实解决良种自给率低、适区品种少的问题。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每个镇至少建设一个高标准的示范园区、5块万亩高产示范田，着眼全省最高标准，建设好二龙山镇二抚路沿线水稻连片标准化种植示范带、向阳川镇水稻渠系硬化示范区、大榆树镇旱田高效节水农业示范区、城关社区忠胜蔬菜标准园、德福水稻标准化育秧小区，打造现代农业新亮点。

三、着眼强县富民。加快产业化进程，努力提高产业竞争能力

“产粮大县财政穷县”、“农业强县经济弱县”现象直接问题在于缺少加工，产业链短，本质问题在于我们的思想还囿于就农业说农业，缺乏抓农业的整体观念和现念。近几年，富锦市明确提出“跳出农业抓农业”，把农业产业向二产、三产延伸，向区域共建、域外合作扩展，扎实推进了农畜产品加工园区、粮食大市场、火车战略装车点等基础设施建设，一大批粮食企业得到迅速发展。2010年规模以上农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已占全市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的70％。在今后发展中，我们将围绕打造中国生态食品城，建设全国新兴的绿色食品生产加工基地，积极发展绿色、特色食品工业。一是大力推进绿色食品产业园建设。以市工业园区为依托，全面整合农畜产品加工资源，按照“一园多业”的建设思路和生态立园的建设原则，重点建设好稻米产业园、玉米产业园、大豆产业园、南瓜产业园、生猪产业园、乳品产业园，同时支持各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力争到2015年，核心园区面积达到12平方公里，优质农畜产品加工能力达到150吨，精深加工比重达到95％以上，产值达到50亿元以上，建成与区域内农畜产品产出相适应的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项目群。二是大力实施“663321”工程建设。重点推进60万吨水稻精深综合加工、60万吨玉米深加工、30万吨大豆深加工、30万吨鲜奶加工、200万头生猪屠宰、10万吨南瓜综合加工等项目建设，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延长产业链条，推进品牌农业发展。三是大力推进市场体系建设。依托港口国际物流园区，重点推进集信息、产销衔接、现货交割、期货服务于一体的黑龙江省东北部粮食交易中心建设，完善农资大市场建设，启动蔬菜交易大市场、粮食现代物流节点和粮库增容改造项目建设，抓紧规划建设优质农产品、绿色食品市场。四是大力发展上游配套产业。围绕发展现代农业，重点推进以龙江大中马力拖拉机、凯马农机钢圈、弘宇农机三角带为龙头的现代农机装备产业和以盛源新型生物肥、昌琪兽药为龙头的农业生化产业。

篇3

论文关键词 公司解散 经营困难 管理困难

一、指导性案件引入

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莱公司）成立于2002年1月，林方清与戴小明系该公司股东，各占50%的股份，戴小明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林方清任公司总经理兼公司监事。凯莱公司章程明确规定：股东会的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但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合并、解散、变更公司形式、修改公司章程作出决议时，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006年起，林方清与戴小明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同年5月9日，林方清提议并通知召开股东会，由于戴小明认为林方清没有召集会议的权利，会议未能召开。同年6月6日、8月8日、9月16日、10月10日、10月17日，林方清委托律师向凯莱公司和戴小明发函称，因股东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林方清作为享有公司股东会二分之一表决权的股东，已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表决并通过了解散凯莱公司的决议，要求戴小明提供凯莱公司的财务账册等资料，并对凯莱公司进行清算。同年6月17日、9月7日、10月13日，戴小明回函称，林方清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没有合法依据，戴小明不同意解散公司，并要求林方清交出公司财务资料。同年11月15日、25日，林方清再次向凯莱公司和戴小明发函，要求凯莱公司和戴小明提供公司财务账册等供其查阅、分配公司收入、解散公司。从2006年6月1日至今，凯莱公司未召开过股东会。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服装城管委员会）证明凯莱公司目前经营尚正常，服装城管委会调解委员会于2009年12月15日、16日两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均未成功。

原告林方清诉称：凯莱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陷入公司僵局且无法通过其他方法解决，其权益遭受重大损害，请求解散凯莱公司。

被告凯莱公司及戴小明辩称：凯莱公司及其下属分公司运营状态良好，不符合公司解散的条件，戴小明与林方清的矛盾有其他解决途径，不应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8日判决驳回林方清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林方清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19日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解散凯莱公司。

二、案件的争议焦点

我国现行的《公司法》第183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这条对于公司解散的规定过于原则，造成实践中适用的困难，难以取得应用的实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针对该条规定中存在的不足，加以具体规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二）》采取列举式加概括式的表述方式，列举了三种公司出现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情形，即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同时保留了“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的兜底性条款，为根据实际情况纳入新的司法僵局情形以及尊重法官自由裁量权保留了空间。而且，《公司法司法解释（二）》明确了诉讼当事人地位和司法解散诉讼案件的管辖法院，理清了公司解散与公司清算的关系。

虽然，《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对《公司法》183条做了进一步的解释，细化了“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种情形，但这些规定仍然过于笼统，司法实践具体操作中仍会产生争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中每一种情况均涉及“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在该司法解释公布后，对于何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仍未有统一意见，特别是对于公司经营亏损是否是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必备条件，说法不一。“林方清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案”中，服装城管委员会证明凯莱公司仍然运转正常，那么，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时，公司经营正常在能否作为其考虑的因素或者阻却事由，换句话说，“经营因素”能否作为“公司经营管理困难”的判断要素之一，现行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颇具争议，同时也是该案件的最大争议焦点。

三、对“公司经营管理困难”的判断

（一）“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判断中存在的两种观点

对于《公司法》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中所规定的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这一实体要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判定标准。字面解释上，“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包含“经营”和“管理”两个要素，涉及公司的外部经营和内部治理两个层面。在实践中，公司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经营严重亏损而且管理陷入僵局，企业不能正常运转；二是公司能够正常运转，甚至尚处于盈利状态，但是陷入管理的严重困难；三是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但是未发生内部治理的问题。针对实践中的三种情况，如何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理论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是指公司治理层面上的困难，典型的情况是“公司僵局”，具体外部经营层面的财务困难，公司盈利不应该作为解散公司的一种适用条件或阻却事由，称为“管理困难说”。例如刘俊海教授认为“‘经营管理困难’主要是指公司治理层面的困难，而不应该理解为财务困难。”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司经营管理困难”包括经营的困难和管理的困难两种情况，经营层面上的财务困难可以作为司法解散的一种适用情形，或者至少作为判决是否解散公司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被称为“并存说”。例如学者周苏友认为，“‘经营管理发生困难’包括经营的困难和管理上的困难，若属于前者则至少应当达到“扭亏无望”的程度。” 所以，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认识上，存在着“管理困难说”和“并存说”两种观点。

（二）指导性案件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判断

凯莱公司中的两名股东存在分歧、互不配合，无法形成有效表决，凯莱公司已持续4年未召开股东会，无法形成有效股东会决议，也就无法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管理公司，股东会机制已经失灵。执行董事戴小明作为互有矛盾的两名股东之一，其管理公司的行为，已无法贯彻股东会的决议。同时，林方清作为公司监事不能正常行使监事职权，无法发挥监督作用。所以说，凯莱公司的内部机制已无法正常运行、无法对公司的经营作出决策，即使尚未处于亏损状况，也不能改变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的事实。

该案件的法院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中，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侧重于公司管理方面，例如股东会机制，没有片面理解为公司资金缺乏、严重亏损等经营性困难。法院认为凯莱公司虽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但其股东会机制长期失灵，内部管理有严重障碍，已陷入僵局状态，可以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对于符合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公司解散。

（三）指导性案件确定了“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标准

实践中同时存在“管理困难”和“经营困难”的第一种情况不存在争议，可以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但是第二种情况仅有“管理困难”以及第三种仅有“经营困难”是判断“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争议焦点。林方清诉凯莱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案中，凯莱公司只是管理出现困难，经营上还处于正常运转状态，在这种情形下，法院没有把“经营因素”作为司法解散的考虑因素。法院确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时，主要判断公司管理方面是否存有严重问题，而没有把公司的资金缺乏、亏损严重等经营性困难视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判断要素。至此，第二种情形仅有“管理困难“可以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该指导性案件排除了“经营因素”作为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考虑因素，如果公司仅仅发生经营问题，则在实践中不能确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这体现了公司自治的价值，公司作为一个特殊的市场主体，财务经营困难大多属于正常的市场风险，股东的投资就表明股东愿意承受这种可能的市场风险以及利益损失，而且这种经营困难导致的财务危机可以通过改变经营策略、债务重组、获取新的融资或者宣告破产等方式加以解决，而且这些方式能够更好的保护债权人，不会把风险不合理的转嫁给社会。所以，第三种情形也不能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指导性案件确定这样的标准符合立法目的，“经营管理”的用词只是一种习惯用法，并不具有特殊的含义，“并存说”认为具备经营困难和管理困难才能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不具有合理性。如果只有等到经营困难时法院才给予救济，会丧失保护公司价值的机会，导致公司财产的流失。公司的股东发生冲突，从而引起股东会僵局或者董事会僵局，却因为公司尚能运转或者仍然盈利，就否认股东求情解散公司的请求权，将不利于保护股东的利益，不符合立法目的。

四、“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判断中的其他问题

《公司法》第183条体现了公司法对利益受损的股东的关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时是否考虑公司经营财务状态，实践中具有不确定性，造成实践中司法自由裁量权过大，司法解散判断标准不明。这种情形下，最高任命法院指导性案例，有利于统一判断标准，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防止在诸多因素影响下的个人臆断造成的同案不同判的情形，避免案件处理的不公。但是，司法实践中，对于运用“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时，仍然存在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是根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规定，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发生的一般困难，并不能成为公司司法解散的事由，必须是“严重困难”的程度，才能诉诸司法解散公司。但是，何谓“严重”，应由法官根据个案情况作出裁量，没有具体的标准，更没有具体到什么情况视为公司现实存在的困难已经达到难以解决的程度。

篇4

乙方：（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同意订立本合同，共同遵守本合同所列条款。

第一条 合同期限和工作内容

1、本合同有效期：自 月 日至201 月日止。合同期满聘用关系自然终止。

2、聘用合同期满前个月，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续订聘用合同。任何一方认为不再续订合同的，应在合同期满前 个月通知对方。

3、根据甲方工作需要，乙方同意从事方协商同意，可以变更工作岗位。

（一）岗位职务名称： 有限公司总经理

（二）直接上级：董事长

（三）直接下级：行政部、生产部、质量部、销售部、技术部、仓储部。

第二条 权利与义务

1、 总经理权利

（1）、人事权：可经随时任命和撤换公司除财务部经理之外的任何干部的权利，主导人事方面的所有工作。财务部经理的任免权归董事长所有，总经理有提议权。

（2）、财务权：可独立审批 元之内的财务支出，并初审所有的财务开支，由财务部经理最终批复。上述额度以外的财务支出由董事长书面批准

（3）、日常事务的决策权：所有部门（财务部除外）主管只能向总经理汇报工作并从总经理这里接受工作指示。董事长必须充分的尊重总经理的权利。

2、总经理义务：

（1）、在董事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对公司全面经营业绩负责。建立公司规章制度，并要带头遵守。建立完善各项人事制度、行政制度。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营造恪守制度、和谐相处、互学互助的良好氛围。

（2）、建立营销体系，控制应收账款的额度，优化库存商品。制定年度、季度、月度销售目标，协助各部门经理制定年度、季度、月度工作计划，并监督、辅导执行，负责公司月度、季度、年度总结工总会议的召开。

（3）、明确总经理岗位职责，确保对公司的有效管理。加强生产经营质量管理，不断提高供公司管理素质，进行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不断提高公司的技术素质。使员工收入逐年增长，福利条件不断改善。每月定期向董事会进行述职，上交述职报告。

（4）、公司重大投资及对外加工合作、贴牌等须向董事会报告，经董事会同意，董事长签字后才能实施。

第三条 工作条件和劳动关系

1、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1）、乙方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平均每周休息二天；

（2）、乙方在合同期内享受国家规定的各项休息、休假的权利；

2、劳动报酬：

（1）、乙方基本工资为元人民币/月，试用期 个月领取月工资 元，转正后自第个月起领取元，余额年底达到销售回款目标 万后付给，若未达到此目标，不再领取余额。电话费实报实销。

（2）、年底奖励：年底甲方按公司实现的财务利润总额的 %奖励乙方。

（3）、乙方基本工资增长办法：乙方基本工资以上年基本工资为基础，按销售回款增长率的%增长，增长部分在年底兑现。但年增长率不得超过%。

（4）、电话费实报实销不变。

3、车旅费报销

开车出差过路费、加油费实报实销；乘车出差车票实报，每日补助住宿元，当天能回不报住宿费；需宴请客户另计开支。

第四条 工作纪律和奖罚

1、 乙方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应遵守甲方规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依法行政。

2、 乙方如违反甲方的规章制度、劳动纪律，甲方按市府和单位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五条 聘用合同的变更、终止和解除

1、 聘用合同依法签订后，合同双方必须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

合同。确需变更时，双方应协商一致，并按原签订程序变更合同。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原合同继续有效。

2、 聘用合同期满或或者双方约定的合同终止条件出现时，聘用合同即自行终止。在聘用合

同期满一个月前，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续订聘用合同。

3、 甲方单位合同被撤销，聘用合同自行终止。

4、 经聘用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聘用合同可以解除。

5、 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可以解除聘用合同。

（1）在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聘用条件的；

（2）严重违反工作纪律或聘用单位规章制度的；

（3）故意不完成工作任务，给公司造成严重损失的；

（4）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甲方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5）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6、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可以解除聘用合同，但应提前

（1）乙方患病或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愿从事甲方另行安排适当

工作的；

（2）乙方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3）聘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已签订的聘用合同无法履行，

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聘用合同达成协议的；

（4）乙方不履行聘用合同的。

7、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不能终止或解除聘用合同

（1）乙方患病或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2）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8、甲方未按照聘用合同约定支付报酬或者提供工作条件，乙方可以通知聘用单位解除聘用

合同。

9、乙方要求解除聘用合同，应当提前

第六条 违反和解除聘用合同的经历补偿

1、 经聘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甲方解除聘用合同的，甲方应根据乙方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

2、 乙方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由甲方解除聘用合同的，甲方应按照其在本单位工作年限，工作时间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

3、 聘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已签订的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合同达成协议，由甲方解除聘用合同的，甲方按受聘人员在本单位工作年限，工作时间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4、 甲方单位被撤销的，甲方应在被撤销前按乙方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工作时间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经济补偿金的工资计算数为乙方被解除聘用合同的上一年月平均工资）。

5、 聘用合同履行期满，乙方要求解除聘用合同的，应按不满聘用合同规定的期限，支付当月基本工资作为违约金给甲方。

6、 乙方因“用人单位未按照聘用合同的约定支付报酬”而通知甲方解除聘用合同的，甲方应按合同约定结算聘用合同的同时支付欠发的工作报酬。

第七条 其他事项

1、甲乙双方因实施聘用合同发生人事争议，按法律规定，先在甲方所在地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两份，乙方一份，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

3、本合同条款如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时，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甲方：（盖章）乙方：（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名） 住址 :地址： 身份证：

篇5

关键词：应收账款风险 风险防范 风险控制 对策

企业最好的经营方式莫过于“现款现货”，其能够最大化地保证企业的资金收回情况。但是，依照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严峻的经营态势，更多的企业为了争夺市场而采用赊销的方式进行经营活动，这就造成企业先将货物予以销出，而其款项并未收回的情况，需要企业在后续时间内对账款予以回收，应收账款的现象也就由此产生。与此同时，应收账款的风险也就随之产生。应收账款不能追回，企业就将要面临呆账、坏账发生的窘境，极容易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严重的情况下还会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甚至破产。因此，企业必须积极应对应收账款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寻找积极的对策应对此风险，力争让企业的资金能够及时回流，资金运转正常且高效。

一、企业应收帐款风险控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在目前的经济大环境下，企业的经营必然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其中就包括应收账款回收的风险。企业为了扩大市场份额，增加销量，往往会采取赊销的方式进行经营，这就导致了其在收款过程中极容易发生回款难的问题，应收账款的不能追回成为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企业有效监控应收账款可能发生的风险，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商业信用机制，增加企业收入的同时提高企业经济利益就成为必要。一旦企业不能及时收回应收账款，很可能导致企业陷入资金困难问题中，企业的现金流出现缺口，不仅自己作为赊销客户资金难以追回，而且对上一级的企业也会造成影响，甚至还会对自身的信誉造成损害。最终降低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严重影响竞争力的提升。因此，企业必须重视应收账的风险控制工作，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适合本企业内部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降低企业财产风险，规避运营灾难，促使企业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二、应收账款风险的成因及表现

（一）坏账

坏账指的是不能收回的，或者收回难度极大的账款。坏账会给企业带来资金周转方面的影响，一个企业的应收账款越多，那么坏账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应收账款逾期未能成功收回，形成坏账，不仅会导致企业资金损失，还会增加企业的运营难度。一般来说，坏账将会给企业的财务带来重大影响，其将会成为企业资金链形成的重要打击因素。

（二）呆账

呆账指的是应收款到期未能及时还清，或者本金和利息至少经过一个月后还未还清，并且处于呆滞状态，但是又不能够确定是坏账的款项。因为企业需要对资金进行预算，每笔账款都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收回，这样才能更好地安排资金的周转，但是呆账发生导致资金周转发生问题，而且呆账很可能转变为坏账。

（三）拖欠货款

拖欠货款是指企业提供货物而未按时收到货款，这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既要提供日常生产成本，又得垫付货款，从而构成了企业的双重负担，而且企业因此很可能错失扩大规模的机会，或者说丢失投资的机会。销售货物之后被拖欠货款的时间越长，发生呆账或者坏账的可能性就越大。

三、肉食品行业在应收账款方面所面临的问题

就食品行业来说，同样需要做好应收账款的管控。依照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肉食品行业所面临应收账款回收困难的问题也同样非常严重。通过江浙地带某肉食品企业应收账款相关数据，我们可以窥探到肉食品行业在应收账款方面的现状。（如表1）

四、应收账款风险的防范及对策

（一）企业应该做好应收账款的事前控制工作

应收账款的事前控制工作是指企业在采取应收账款的信用赊销方式之前，就应该对赊购产品或服务的客户资信情况进行详细入微的调查，并进行严格的评估。首先，对于不同信用等级的客户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赊销策略。对于一些信用特别差或者有过不良记录的客户，不予赊销；对于一些信用一般的客户，需要进行抵押担保才能对其进行赊销方式合作；对于一些信誉状况良好的客户，可以实行分期付款的营销方式；对于一些信用优异的客户，则可以适当放宽销售额度，然而这样的客户往往赊销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其企业内部的管理非常正规，资金收入稳定，一般不会出现缺口；其次，签订正规的合同是做好应收账款的事前控制工作的重点，企业所签订的合同要确保合同符合国家法律规定，每一项条款都具有合法性；同时，要确保双方都对合同有深入的了解，明确合同中所注明的要点，这样可以防范后期的应收账款收回障碍；再次，对于赊销事前控制最主要的就是控制赊销总量。企业的运营需要财务健康的发展，需要足够的资金保证企业维持正常的运转，一般来说，企业的赊销商品价值量最多是已经实现的现金毛利。采用保本控制法对企业的应收账款进行管控，可以使企业避免财务风险，提高企业的资金利用率。

（二）企业应该做好应收账款的事中控制工作

应收账款的事中控制工作是指企业在做好事前控制准备工作之后，应该全程跟踪企业应收账款的流动情况，切不可对客户的行为放任不管。通过事前控制，企业对应收账款做到了合理的预测，对事中控制主要在于采取有效措施来加强对应收账款的跟踪管理。首先，从应收账款建立之日起，及时对账，并与对方企业保持沟通，清楚地了解还款企业动态以及还款能力；其次，对于即将到还款期的客户，咨询其对财务情况有无压力，并派出专业人员与之进行沟通，对合同的细节进行商议，确定应收账款的收回方式以及支付情况。这种跟踪回访可以贯穿整个收款过程，直到应收账款全部收清为止。但是有一些企业在还款期到来时，由于其资金周转出现问题或者生产销售情况不乐观，所以没有资金还款。对于这样的企业，可以采取债权转让的形式，把应收账款形成的债权转让给从事此项业务的机构或其他单位，最终从这些机构或单位获取一定的资金，这样做能够有效避免坏账对企业所造成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所损失的主要是折扣和手续费，而与债务追缴方式相比，能够节省更多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防止成本的加大。如果企业有余力且有能力与赊销客户达成合作，还可以采用股权回收方案，直接对赊销客户进行生产经营管理，帮助客户尽快盈利以便于顺利收回欠款。

（三）企业应该做好应收账款的事后控制工作

应收账款的事后控制工作是指对于一些已经产生坏账的赊销客户进行强化风险控制工作。做好事后控制工作，可以让企业对于之前的经营行为进行深入反思和总结，防止后续应收账款坏账情况的发生。企业对产生坏账的原因要进行分析，先对自身进行分析，而后对客户进行分析，如果是大环境影响的回收款未能及时收缴，那么可以考虑对其进行延期，甚至可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比如适当的降低违约金，通过激励作用促使企业具备充足的还款信心等都可以为企业的还款做好准备。如果客户属于恶意拖欠，那么企业就应该采取法律诉讼的手段来强化对应收账款的风险控制，通过法律手段督促客户进行还款，或者强迫客户予以还款。比如通过法院冻结客户账户资金、固定资产等方式，以便于防止对本公司造成伤害。但是诉讼不是最终目的，企业的最终目的在于收回赊销款，因此对于恶意拖欠赊销款的客户如果其已经具有还款的意向，或者 “迷途知返”，能够与企业进行积极沟通，企业可以给予其一定的宽限期。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积极促进客户的还款意向，另一方面还可以减少因诉讼而产生的各项费用。

五、结束语

企业应收账款的管理绝非“一日之功”，其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中之重，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需要在平日工作中予以关注和开展。对于肉食品行业来说，相关人员要积极树立应收账款的风险防范意识，采用合理的、科学的手段积极应对营销过程中的各种潜在风险，将可能发生的收应收账款风险“扼杀在摇篮中”，力争为企业争取到更多的流动资金，为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做好充足准备，为国家的肉食品行业发展做好铺垫，为促进国家稳定打好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婷婷.企业应收账款的风险分析及防范研究[J].企业导报，2015，01：146-148

[2]杜雪虹.探讨企业应收账款的风险控制[J].企业导报，2015，01：149+151

[3]于亚秋.试论企业应收账款管理中的风险防范与控制[J].时代金融，2015，03：116+119

篇6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保证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为中心，着力完善食品药品监管责任体系，着力整治和规范食品药品市场秩序，着力提升食品药品监管服务发展的能力，为建设“四个”作出积极贡献。

二、主要目标

1、提高镇（区）食品安全机构运行质态。促进镇（区）食安办、村工作站运行正常，食品药品“两员”（协管员、信息员）作用充分发挥。

2、深化全县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牵头组织食品安全联合检查行动2次以上。

3、强化食品风险监测，制定并实施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方案，严密监控食品安全。

4、强化组织协调，全年召开食安委例会10次以上，对所有镇（区）开展调研指导。

5、进一步规范全县农家宴管理。确保全县民间厨师登记、培训体检率、农家宴信息上报率、农家宴备案率达90%以上。

6、保化单位监管档案建档率达90%以上，检查覆盖率90%以上，频次2次/户以上。

7、全面完成上级和县规定的年度保化品种抽样任务。

8、开展药品安全示范县创建活动。药械生产经营企业、药包材生产企业、一级以上医疗机构（含一级）及医疗机构制剂室检查覆盖率100%，社区卫生服务站抽查覆盖率10%以上。重点企业监督检查4次以上，一般企业监督检查1次以上。加强源头监管，确保辖区内不发生重大药品安全责任事故。

9、实现基本药物全面监管。基本药物生产企业、配送企业和使用单位监督检查覆盖率100%，参加招投标的基本药物全品种实施电子监管覆盖率100%。建立辖区内基本药物监管（包括基本药物生产品种监管）电子档案覆盖率100%。

10、扎实开展药品专项整治。认真开展药品生产流通领域专项整治活动，开展原辅料及药包材、冷藏药品、疫苗、中药饮片、特殊药品及含特药、医疗机构药品质量监管等专项检查。

11、加强药械从业人员培训。组织药品零售企业从业人员、医疗机构药品质量管理人员和医疗器械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进行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培训。

12、加强药品不良反应（ADR）报告和监测工作，完成ADR监测报告400份，其中新的、严重的ADR报表占15%以上。完善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和部分医疗机构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报告和监测网络，完成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报告50份。

13、全年办理案件40件以上，行政指导100起以上，各类案件处理率100％，立案案件结案率90％，罚没款到帐37万元。严格执行未形成案件定期汇报制度、一般案件定期报告制度、案件集体合议和重大案件会审制度。全年无错案，无行政诉讼及行政复议撤销、变更案件。案件全部实行说理式执法文书，严格执行自由裁量规定。

14、集中开展打击制售假劣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专项行动4次以上，深入社区、农村开展打击制售假劣药品行为宣传活动2次以上，专项行动有计划、有检查、有总结，成效显著。加大大要案查处力度，涉嫌犯罪案件及时移送，移送率100%。力争获得省局大要案稽查奖励。重大案件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县法制部门及市局。

15、立案案件及行政强制措施全部上网，不得出现红灯警示。

16、认真组织药品监督性及评价性抽样，按时完成抽样计划，加强抽样针对性，提高抽验效能，监督抽验阳性率3％以上。基本药物抽样完成率100%，生产企业中标品种、定点配送企业、试点医院抽样率100%。不合格检验报告书核查100%，并按规定要求反馈抽验机构。及时做好抽验工作总结、分析汇总。

17、加强综治、法治建设等工作。完成学法培训任务，公务员年内学法不少于40学时，行政执法人员全年参加法律法规知识更新学习培训不少于15天，各类普法教育完成率100%。创成县综治和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合格单位。推进权力内控建设，规范稽查执法、监督抽验、认证管理、日常监管等执法行为。

18、加强党风、政风、作风建设，社会评议满意度较往年上升，各类考核检查评比位次前移。

19、加强信息宣传工作，全年编发《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简报》12期以上，《日讯》专版专栏组稿10期以上。宣传报道被《食品药品监管》采用10篇（条）以上，被国家级报刊采用4篇（条）以上，市局网站和《中国•》网站采用信息80条以上，积极开展各类宣传活动，组织食品药品监管主题大型宣传活动2次以上。

20、完成上级主管部门和县委、县政府及相关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三、主要措施

（一）切实履行食安办职能，扎实推进食品安全综合监管

1、进一步完善食品药品安全责任体系。一是落实年度目标任务。协助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会议，县政府与各镇、有关部门签订责任书，制订出台考核奖励办法，年度工作要点。二是强化年度重点任务的组织推进。每月下发食安委重点工作安排，定期召开食安委例会，组织开展对各镇（区）、部门工作调研指导，适时开展明查暗访，强化督查督办。三是抓好镇（区）、部门工作考核奖励。年底组织人员，对各镇（区）、有关部门实施年度目标管理考核。

2、强化食品安全机构和队伍建设。积极建议县政府调整建立县食品安全委员会，督促各镇（区）强化食安办和村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站建设，调整充实食安办人员，健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议事规则和工作制度，确保工作运转正常。积极整合基层监管资源，强化镇（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农业推广中心、质监站、工商分局等基层机构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职能，并与公安派出所建立协作配合机制，推动基层监管工作。加强对全县食品药品安全协管员、信息员培训，建立“两员”考核激励机制，落实考核奖惩。

3、有重点的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狠抓重点环节、重点区域、重点品种的食品安全综合治理，依法查处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一是切实加强餐厨废弃物管理，严厉打击“地沟油”违法犯罪。组织开展餐厨废弃物管理工作调研，着力引进和培植餐厨废弃物回收企业，切实解决我县餐厨废弃物回收问题。进一步加大我县三处“地沟油”粗炼加工点的监管力度，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加强油脂加工企业、作坊监管，强化油脂流通领域溯源管理，规范餐饮单位食用油采购索证行为。二是开展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市场专项整治。在巩固豆芽和血豆腐监管成果的同时，开展米、面、油、乳品、酒类、蔬菜、肉及肉制品、水产品、儿童食品等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加强对牛肉、蘑菇、面条、虾丸等食品的监管，严厉打击非法添加行为。

4、强化食品风险监测。根据全县食品安全市场现状，制定全县食品安全抽样监测工作方案，落实专项检验检测经费，依托国家有机食品检验中心及县有关检测机构的技术支撑，对全县具有特色的地方产品、群众反映强烈、问题较为突出的食品、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减肥、降糖类等保健食品等有针对性的开展抽样监测，力争及时发现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物质行为，提前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5、继续加强农家宴管理。严格按照县农家宴管理办法的规定，督促各镇（区）进一步做好民间厨师登记、培训、体检工作，充分发挥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员和社区卫生服务站作用，及时报送农家宴信息。加强农家宴现场监督指导备案工作，严防农家宴食物中毒事故的发生。

6、加强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监管。根据县明确的监管职责分工的要求，督促县有关部门要依法合理设定行政许可或备案登记制度，强化日常监管，确保小作坊和食品摊贩按照食品安全的基本要求，规范生产经营行为。重点加强对豆制品、小油坊、糕点、米面来料加工等小作坊及街头食品摊点（主要是学校周边摊点）、小餐饮的日常监管，杜绝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二）开展“保化经营规范年”活动，全面规范保化市场秩序

1、开展调查摸底，建立健全监管档案。对全县保健食品化妆品经营使用单位进行调查摸底，分类梳理，切实摸清底数，掌握单位基础信息和所经营使用品种基本情况，建立企业监管档案。到年底，建档率达90%以上。

2、加强制度建设，规范保化经营行为。督促各经营单位建立并落实好索证索票、卫生管理、进货查验、货品存储、出入库、不合格产品处理及培训等各项管理制度。做好产品购销台账的登记工作。

3、开展示范创建，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组织开展保健食品化妆品经营单位“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引导全县保化单位积极争创市、县“保健食品化妆品示范单位”，以点带面，提高全县保健食品化妆品规范经营的水平。

4、加强抽样检测，提高监管科技含量。制定全县保健食品、化妆品抽检计划。依靠省市药检所的技术支撑，开展对风险程度高、消费量大、易违法添加药物等产品的监督抽检，重点品种有针对性的开展抽样检测，并不定期向社会公布检测情况。建立覆盖全县的保健食品化妆品安全监测网络，督促企业落实专人开展不良反应监测工作。

5、强化备案登记，严把许可准入关。在新的保健食品监督管理相关法律法规颁布实施前，对全县保健食品经营单位许可准入实行备案登记管理，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保健食品经营单位经营状况的合法性予以审查并进行备案登记，作为许可经营和工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的前置许可的凭证。

6、加大检查力度，严打违法违规行为。加强与卫生、工商等部门的协作，联手推进保健食品化妆品整治行动。重点检查保健食品化妆品的标签标识和说明书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有销售盗用、假冒批准文号的伪劣保健品，是否有普通化妆品冒充特殊化妆品，进口化妆品是否有中文标识和进口批件，是否销售过期保健食品化妆品。严厉打击非法添加化学药物成分及违法使用禁限用物质行为，重点整治保健食品冒充药品问题。

7、开展广告监测，严打虚假宣传行为。加强与新闻宣传、工商管理等部门的合作，对违法保化广告的进行跟踪监测。重点监测未经审批擅自、篡改审批内容及宣传疗效的保健食品广告，使用医疗术语、虚假或夸大宣传的化妆品广告。

8、实行分类监管，推行保化诚信体系建设。根据保化单位规模、经营方式、经营品种多少等，将我县保化经营单位进行分类分级，根据等级确定检查频次，提高监管针对性。开展保健食品化妆品经营单位“诚信经营”承诺活动，落实企业第一责任人责任，并根据日常监管和保化单位规模经营状况，建立并完善好保化单位监管信用档案，开展诚信评比，积极推行保化诚信体系建设。

（三）全面开展药品安全示范县创建活动，推进药品安全责任体系建设

1、全面开展药品安全示范县创建活动。紧扣药品安全责任体系建设的要求，按照药品安全示范县创建标准和实施方案的要求，落实创建责任，明确监管职责，完善考核机制，细化目标任务，督促和指导各镇区和相关部门开展创建活动。突出工作重点，加强基本药物、药品电子监管和远程监管，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强化生产经营使用单位的信用体系管理。加大创建工作宣传力度，营造良好创建氛围，力争年内达到药品安全示范县验收标准。

2、切实保障基本药物质量安全。一是加强源头监管。指导和督促基本药物生产企业实施新版GMP，加强基本药物电子监管，做好新中标基本药物的原辅料、生产处方工艺核查工作，实行基本药物中标品种动态监管。二是着力配送监管。加强基本药物配送企业药品电子监管和远程监管实施工作的监管，重点加强药品的采购、在库养护、冷链管理等过程的监督检查。三是加强使用监管。宣传贯彻《医疗机构药品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督促医疗机构按《办法》要求，严格采购验收管理，改善储存保管条件，健全各项管理制度，规范药品使用行为。加大基本药物的质量抽检力度，完善基本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和预警系统建设，保证公众安全使用基本药物。

3、着力提高药械日常监管效能。一是以实施GMP为抓手，提升生产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做好药品生产企业实施新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和三类无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实施《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工作，进一步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强化质量授权职权，杜绝药械安全责任事故。二是以加强质量管理为基础，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学习贯彻国家局新修定的GSP，继续坚持做到“三个结合”。扎实开展药品生产流通领域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积极推进《省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指导原则（试行）》的实施，推动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的电子监管系统建设，规范日常管理，提高质量管理能力。三是以贯彻《医疗机构药品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为契机，提升医疗机构质量管理水平。严格按照《办法》对一级以上医疗机构（含一级）开展监督检查，规范医疗机构药品采购、储存、保管、调配和使用等行为，建立健全医疗机构电子监管档案，完善基础信息、日常监管、药品质量安全信用等内容，保障公众安全使用药品。

（四）始终保持药械打假治劣力度，大力规范药品市场秩序

1、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今年将加大稽查力度，力争多办大案、要案、精品案。加强重点环节、重点部位、重点品种检查，实行“无盲区稽查、有重点稽查”，对药品零售企业重点检查知名品牌药品、广告品种、出租柜台、药师履职、处方药销售等，医疗机构重点检查疫苗、检验试剂、设备等内容。着力开展打击邮售假药、整治虚假宣传药械、整治非药品冒充药品、加强医疗器械的稽查、加强中药饮片抽样检测、加强保健食品和化妆品经营市场监督检查等专项行动，强化生产企业源头监管，积极开展药械抽验，规范药品购销行为，进一步规范药械市场秩序，严厉查处性质恶劣、危害严重、社会影响大的重大违法案件。

2、加强稽查协作，形成整体联动机制。严格落实两高司法解释，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充分发挥药品监管、公安、法院、检察院四方联席会议制度和区域打假机制作用，统筹推进打击制售假药工作，杜绝以罚代刑和地方保护主义。一是多方协作，齐抓共管。继续加强与金湖、盐都等周边六县市区稽查协作区的合作，加强交流，互通信息，及时有效的打击违法行为；二是加强与公安、卫生、工商、邮政、新闻媒体等部门的配合力度，打击无证经营、挂靠经营、无证生产假劣药械行为及虚假药械广告。三是加强与综合监管科的协调配合，整合资源，将稽查与监管有机的结合，提高稽查监管的效能。

3、创新办案方式，坚持规范公正执法。全面提升稽查行政执法水平。一是创新办案理念，提升案源挖掘能力。要提升观念，创新理念，不简单为了办案而办案，要善于小中见大，善于捕捉信息，善于深度挖掘，提高监督检查中快速发现案件线索的能力和对违法行为的敏感性，才能追根溯源，更大程度发挥稽查效能，铲除违法行为的源头。二是加大“开门办案”力度。为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案件办理质量的提高，加强与各部门的沟通与互动，拓展监督渠道，进一步改善执法环境。针对不同案件分别邀请人大、政协、公检法司、行风监督员、监管相对人等参加案件讨论审理，进一步规范行政权力行使。三是坚持使用说理式执法文书。说理式执法，是提高办案质量、强化队伍素质的重要举措，是消除对抗情绪、化解行政争议的有效手段，是提升机关形象、建设法治药监的现实需要。在办案中强化说理论证，以理服人、以事实为依据，在执法文书中，说清违法事实、说清案件证据、说清违反法规。

（五）切实加强作风能力建设，夯实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基础

1、切实加强班子和队伍自身建设。围绕“团结、开拓、廉洁、高效”的目标，以深入开展“三问三治”活动为载体，全面加强班子和队伍建设，适应形势和任务要求，重于学习、善于思考、勤于实践、开阔思维、创新思路，不断提高班子成员科学监管、依法行政、综合协调、创新创优能力。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形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良好风气。注重讲大局、讲党性、讲支持，营造恪尽职守、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注重操守品行、培养健康情趣，努力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以实际行动带领干部职工开拓工作新局面。在干部职工中开展学习政治理论，学习业务活动，开展公务员职业道德主题教育，进一步提升全员政治业务素质。

篇7

一、公民住房权：房地产的应然与实然

作为论证话语的视野架构，厘清公民住房权含义以及在此界定下的房地产应然与实然是现实与理论的需要。公民住房权是舶来品术语，历史较为悠久，存在于多个文献资料，随着时间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得以逐步丰满。

1.人权条约下的含义界定：房地产的应然

从国际范围来看，许多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都明确规定了对公民住房权的保障。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包括住房在内的生活水准;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第1条指出，所有公民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一个公民自己的生存手段;1966年《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规定，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包括住房在内的生活水准。从这些最基本、普遍性的人权条约可以看出，公民的住房是人权命题中的应有之义。针对公民住房权，国际社会采取了更为具体的行为：1991年适足住房权特别报告员的任命、1991年《第4号一般性意见──适足住房权》、1994年《住房权国际公约(草案)》、1995年《迈向住房权利的战略计划》、1995年《适足住房权特别报告员最终报告》、1997年《住房人权：联合国事实清单第21号》、1997年《第七号一般性意见：关于强迫驱逐》、1999年联合国住房权计划的批准和2001年联合国人居中心升格为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等。

其中1991年《第4号一般性意见──适足住房权》首先在第1条强调了适足的住房之人权由来于相当的生活水准之权利，对享有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这一《意见》对公民住房权的具体含义作了精细的表述：(1) 适足的住房权利适用于每个人且不应受到任何歧视;(2)住房权利是所有人不论其收入或经济来源如何都享有的、适足的安全、和平和尊严地居住某处的权利;(3)所有人不论使用的形式都应有一定程序的使用保障;(4)合适的住房要有符合要求的服务、材料、设备和基础设施的提供;(5)住房有关的个人或家庭费用是力所能及的;(6)适足的住房必须是适合于居住的;(7)适足的住房应处于便利就业选择、保健服务、就学、托儿中心和其他社会设施之地点;(8)适当的文化环境。

按照公民住房权自有含义，社会中的个人主体具有适足居住的权利，而要达此目的，房地产这一载体是必须存在的介质。综合人权公约对公民住房权的阐述，笔者认为，这一人权意义下的房地产应然具有的内涵大致可以从这些方面理解：(1)在市场经济情势下，房地产业存在一个基本的底线，即是社会中的各个阶层要具有力所能及支付水平下的适足居住空间;(2)社会中的各个阶层个人主体拥有人权含义的公民住房权，不意味着这些主体都拥有公民住房权对应的房地产这一载体的所有权;(3)国家具有提供针对社会中的各个阶层适足居住的房地产的义务;(4)严格限制房地产的剥削性，这是因为房地产的天然代际传递性与天然代内财富转移性，使得房地产非常容易成为公民个人财富转移工具;(5)房地产的合理利润与超发货币承载工具条件下的超额利润要做严格区分，国家不能将房地产视作滥发货币的倾倒地;(6)房地产具有人权性与资本性二重性，协调两者关系要按照人权高于资本、资本服务于人权的原则进行;(7)房地产存在的目的在于服务于房地产创造者，特别是这一主体中的弱势群体，房地产不能反噬劳动者;(8)房地产的具体形式受限于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作为房地产的具体体现之一的小产权房，自然具备普遍意义上的房地产的应有含义。我们在讨论小产权房法律出路时，无疑应当遵循公民住房权意义下的房地产应有含义的要求，进而使用这一含义作为标准来检验小产权房法律出路的设置。

2.社会实践中的人为解构：房地产的实然

不少决策制定者对于公民住房权这一概念的理解，目前还存在极大的误区。他们简单地将住房权利等同于住房救济，将公民住房权的内涵和外延大大窄化。这种对公民住房权概念的错误理解往往基于一个预设，即大多数居民都能够通过住房市场获得公民住房权的满足，政府只需关注那些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社会群体。〔1〕这一存在于政府决策者头脑中的基本认识被体现在了具体的各级政府的各种会议文件、工作报告以及法律法规政策中，压缩之后的公民住房权的主体对象在现实中基本上限定于低收入阶层。至于那些无法从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自己支付货币成本获得住房，又不符合窄化之后的政府在文件中致力于解决的收入阶层人群的公民住房权被忽视了。我们如果仔细考究这一窄化的动因可以发现，政府作出这样选择的一个最基本的利益动机在于政府意图，以及实际上已经获得的巨额地租收益。

我们只要梳理下现行有关住房，尤其是直接体现公民住房权的保障性住房的法律就可以发现是存在极大的缺陷的：首先，是位阶较低，现实层面的关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这些保障性住房的法律法规政策多是地方性的，欠缺全国性的统一性的法律配套体系;其次，是内容空洞、模糊，从享有保障性住房的资格条件、主体对象范围等来看，具体的操作性比较差。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学界理论的研究也是重点关注政府的现实操作。我国关于公民住房权的研究近乎空白，缘于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住房问题，对国家而言是一个产业和经济问题;对民众而言是个高房价问题;对学者而言是一个实践并难以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形而上的问题。目前研究住房政策和住房立法的学者以从事房地产、区域经济、财政金融研究者居多。〔2〕

另外，政府为此进行的财政支出所占整个政府的财政支出是比较低的，即使是已经建成或者通过其他路径转换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大多自身结构较差、位置偏远、生活不便、社区配套不完整，对比前文论述的公民住房权语境下的应有含义就发现差距是巨大的。政府的目光盯着的是那些可以带来土地财政收入的商品房，这些房地产无论是地段、基础设施、周围的环境，基本上都是上佳之选。尤其是近10年来的政府在体现公民住房权的房地产上的不作为，现在已经很难在那些发展成熟的城市好的区域完成体现公民住房权的房地产建设，房地产实然上已经走向了背离体现公民住房权的道路。在这种情形下，位于城市内部区域的小产权房浮上台面，在理论上学者已经开始探讨。如有学者主张，小产权房的出现有着复杂的经济、社会、法律原因。如果仅仅为了消除违法性而对小产权房一拆了之，势必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利益混乱，甚至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考虑到公租房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种种不足，小产权房在保障住房权利方面的社会功能应该得到肯定。在当前的法律背景下，我们可以将小产权房改造为公租房，从而建立集体公租房制度。〔3〕毕竟小产权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可缓解中低收入者无力购买商品房尴尬的境况、扩大保障性住房的来源，增加供给，平抑商品房价格、有效缓解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在城市聚集的社会压力、遏制游离于国家政策控制之外小产权房的地下市场，所以，意义非常重大。〔4〕

二、小产权房：非独立房地产

小产权房其实是一个老问题。在20世纪90 年代房地产市场启动之初，特别是在一些快速工业化的区域以及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城市，得不到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独立、完整赋权的小产权房不断涌现。但是小产权房的内涵、类别等并没有一个法律上的规范界定，更多的是在社会实践以及学者理论的总结之后渐次统一为主流的认识。现在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普通民众对小产权房的直接反映是将其与农村土地、农民身份连接在一起的。按照学界的理论通说，我们可以将小产权房定义为：小产权房是指在农村集体土地上违法或违规修建的，没有获得县级及以上国土和房屋产权管理部门发放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和其他建筑物。〔5〕

1.小产权房的农村土地依赖

历史上小产权房的种类很多，除了本文论述的小产权房，还有存在于国有土地上的小产权房：(1)1988年的房改提出住房制度改革，将原来依赖于国家财政、个别单位自己财力已经或者将要建造的公有住房私有化。从公有住房的房改政策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类的所谓小产权房实际上是有全部产权的，以后出售也不用补交土地出让金，只要满足出售的年限即可，而且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2)划拨的建设用地是允许建造住房的，但是划拨的建设用地如果没有满足法定条件，对外销售的此类建设用地上的商品房无法获得现行法律的完整产权。这一类的小产权房只要依法缴纳土地出让金和取得批准，就是完整的产权房，法律对此类的小产权房不是禁止而是限制。这两类国有土地上的小产权房更多地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存量住房，而且能够购买这些小产权房的主体是有限的，从整个规模上来看也不是在社会实践中人们通常理解的小产权房。

无论是哪一种小产权房，都离不开现行的土地制度。按照宪法规定，我国现行土地制度是一种二元制度，在所有权层面存在两个权利不同的主体。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是农民集体，但是其权利是有限的：(1)农村宅基地除了法律另有规定，只能分给本集体的农民进行用于解决自己家庭居住的建设，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农民集体，本集体农民只有无偿使用权，出售后不再有权获得;(2)农村土地中的农业用地只能用于农业目的，这一点从土地用途转变的审批机关的高位阶性可以看出来;(3)农村土地中的建设用地除法律明文规定之外，基本上是用于农村集体的公共基础建设、集体企业等用地。现行的土地法律明文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不能直接用于非农的商品房开发，如果要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进行商品房建设并出售，必须先经国家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再出让给开发商，开发商向国家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和税费后，再建房出售给买房者。因此，集体组织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因土地使用性质不合法，即房屋建设所使用的土地不具有国家认可的建设用地属性，所以不能办理国家承认的产权证。〔6〕

现在的小产权房在满足城市工作的打工者居住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果仅仅是着眼于公民住房权对于公民居住的需求满足，抛开农村土地的非经济性功能，小产权房某种程度上符合公民住房权的应然含义下对于房地产的要求，特别是在公民的支付能力方面。但是，关键点是小产权房立足于农村土地，天然依赖于农村土地，它并不是独立的、符合现行法律法规政策的不动产，它的价格低廉的原因在于农村土地的全部经济价值没有反映在其价格中，更不论农村土地的人权价值了。小产权房的农村土地依赖性决定了其在客观上是农村土地的一部分，不因为已经具有非土地的形态而改变这一点。

2.小产权房的农民身份依赖

类似于二元结构的土地制度，我国的公民身份被人为划分为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民与城市居民两种不同的户籍身份，这不是简单的人口管理措施而是与每一个人的教育、就业、财富、社会保障等捆绑在一起的人身地位制度。城乡户籍制度与城乡土地制度是一个互相配合的体系，农民的身份与农民因为这个身份获得的土地权利与义务是联系在一起的。当前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以农民这个特定的成员资格和身份关系为基础，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一旦农民农转非，身份的变更就会导致土地权利的失去。农民使用农村土地建造住房的权利与义务必须符合国家关于土地的法律法规政策，限定用于农业用途的耕地以及农村的建设用地不能建设用于满足农民居住的住房，农民只能在农村宅基地上建造住房。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政策是一种受限的房地产。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建住宅需要经过批准;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从法律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申请宅基地的只限于农村村民。〔7〕虽然《宪法》第10条第4款、《物权法》第151条-第153条以及《土地管理法》第43条、第59条-第63条既未禁止农民转让宅基地上的住房，亦未对受让对象作出限制。但自1999年以来，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性规定，则对宅基地使用权及其上住房的转让作出超出法律范围的限制，从不同角度将宅基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上房屋的取得和使用对象限定为本集体成员之内的农民，禁止将宅基地上房屋出售给非本集体成员尤其是城镇居民。房屋和土地管理部门不为转让给非本集体成员的农民宅基地和房屋发放产权证。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对此种转让行为持否定态度。〔8〕

无论小产权房是建设在原有乡镇企业因为破产等原因闲置的土地上，还是建设在用于集体设施建设的土地上，还是建设在耕地上，还是建设在农村宅基地上，现在社会实践中的建设主体主要是农民或者是与农民有关的相关主体。比如农村集体、乡镇政府等。这些主体通过各种的回避手法，利用自己与农村集体土地有关的身份建设小产权房，特别是有权获得农村宅基地的农民在自己的宅基地上通过建设高层小产权房。按照学界的理论通说以及社会公众的约定认识，小产权房是农民以及与农民有关的相关主体利用土地的二元漏洞、城乡二元户籍缺陷建造起来获取利益的房地产。小产权房可以提供廉价的可供居住的房地产，可以部分缓解现实的高房价、住房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带来的公民住房权的缺失。小产权房的这一功能是建立在城乡户籍与土地的二元基础上的，如果抹去小产权房的农民烙印，小产权房也就不再是廉价的房地产，这一点也可以从现实中的政府对于小产权房的实践转正操作得到佐证。

三、小产权房的合法化：资本利益下的短期化进路

学界基于现实公民住房权的载体即房地产的供需关系的失衡、房地产的持有主体的不公平性，从实现公民住房权的成本最小化出发，主张在现有法律法规政策情势下扩张公民住房权的载体即房地产的涵盖范围。农村土地上的小产权房作为已经存在的现成房地产自然被看作是扩张的第一选择。为了达此目的，学界从经济学、法学等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外多个视角作了充足的准备。考察这些论证的理由，基本上可归为与农村土地本身的资源性相关的理由，差别在于是直接论证农村土地资源本身，还是通过讨论农村土地的农民主体利益间接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发展权。但是，诸多纷繁复杂小产权房合法的理论是单纯实现公民住房权，还是通过借助公民住房权这一新时期的时髦理由服务于别的目的?真正的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这是我们讨论公民住房权与小产房时必须解决的问题。

1.土地资源优化理论的介质

具体到我们国家农村土地资源优化，学者们引进、借鉴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地区的土地发展权理论，试图将这一理论适用于中国农村土地，解决目前小产权房的问题。所谓土地发展权是因限制土地发展而形成的，若无限制，则无土地发展权一说。对土地发展的限制一般有两种类型，城市规划中的分区控制，这是常见的限制;第二种类型不属于分区控制，比如为了保护耕地限制农地转化为商业用地，为保护生态将某一范围内的土地统统划入保护区限制开发。〔9〕从土地发展权内涵上看是指改变土地现状用途或提高建设用地强度等利用方式，进行非农建设开发的权力。改变现状用途一般特指由农地或未利用土地(包括生态用地)转变成建设用地，提高建设用地强度一般特指增加原有建设用地的密度、容积率或投资强度，例如在农村居民点用地上进行更高强度的城市开发。〔10〕这一定义实际上是在狭义上使用了土地发展权即农村土地发展权，政府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了农地的不同用途和分布，进行小产权房建设意味着将土地从利用效益低的土地用途转变为效益高的用途。〔11〕目前，小产权房问题从形式上看是实践与法律的冲突，实质上是实践代表的利益分配与立法精神的冲突。在国家的垄断征地市场时，农地增值收益的大部分被国家与房地产开发商分享，而在小产权房开发中则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占有。〔12〕

学者们意图选择小产权房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介质，连接国际土地发展权理论与中国的农村土地，这样运作的理由是通过合法化小产权房，从而实现农村土地的资源优化。农村土地在新时期倡导公民住房权的趋势下，建设小产权房可以增加整个社会房地产供给总量，在满足农民自身居住要求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城市部分居民的住房要求。〔13〕另外，农民通过出售、出租等形式处置小产权房，增强了经济要素的流动性，满足了局部市场需求，农民因此得到实惠，从而有利于增进农村资源流动性，增加农民收入。〔14〕从演化视角来看，农民增加小产权房开发行为等于在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结构中嵌入了一种经济形态或活动模式，这种模式有助于和其他社会结构进行连接并产生网络化效应。〔15〕这一连接过程实际上是将农村土地单纯的看作资源，视作与其他自然资源一致的普通资源。在这样的前提下，按照市场经济理论操作模式自然可以与资本自由交换，尤其是在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家支柱产业的实践条件下，利用农村土地已存的小产权房合法化以及未来进行房地产业开发，无疑现阶段看来比进行农业获得收益大得多。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仅从农村土地经济价值来看，将其简单视作普通资源是一种静态的观点。普通的自然资源无论是不是附属于土地，一旦被利用，就完成了作为自然资源的状态，不会以原有状态产生持续的利益。农村土地无论被以何种方式利用，土地还是土地，被利用的农村土地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持续增值。换言之，土地发展权等诸多土地资源优化理论视野下的小产权房合法化，实际上是社会资本通过小产权房这一介质支付农村土地的阶段利益成本，未来农村土地的持续收益随着小产权合法化成为了资本的收益。小产权合法化表面扩张了公民住房权的载体范围，实际上却是牺牲了农村土地的更大利益，是资本利益优先的路径。从长远来看，小产权合法化后，我们后代的公民住房权具体的载体会失去存在基础即土地。小产权合法化更有利于资本而不是社会主体的公民住房权。

2.土地实质私有目标的过渡

政府十余年来着力发展商品性房地产，尽管是在满足人民居住要求的理由下进行，看似在提供数量极其庞大的公民住房权的载体，但实际上极其庞大的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拥有商品性房地产，几近形成了房地产私有化不可逆的趋势。农村土地作为最后一块基本没有被资本侵袭的领域，一直是资本及其力量谋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资本及其力量从国内外已存的理论中找寻支撑，达到最终私有化农村土地的目的，前文已述的土地资源优化就是其中之一。但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关于我国土地二元体制下的公有制规定成为了资本及其力量难以突破的障碍，按照宪法以及关于土地的规定，农村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制，具有强烈的身份性。农村宅基地只能是农村集体中的农民有权获得，建设用地的利用主体基本上也是农村集体，除了四类荒地之外的土地尤其是耕地的承包经营权须是农村集体的成员，其他的主体无权获得，这一点无论是直接的土地法律法规政策还是间接的通过抵押等担保方式都无法获得。农村土地长期压制下的与国有土地之间的巨大级差地租令资本极为垂涎。在无法直接获得农村土地使用权以及所有权的情形下，寻求迂回通路成为了资本唯一的选择。农村集体、集体成员以及其他主体在商品性房地产开发大潮中，为了获得利益的回报，利用法律的空白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造了大量的小产权房。这些主体建造小产权房的目的无疑是为了进入市场或租、或售，此时在农村集体土地与资本之间就有了一个可能的连接桥梁。一旦小产权房合法化，在遵循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资本通过拥有合法后的小产权房就可以占有、使用农村土地更进一步，由于农村土地现在的所有权不同于国有土地的全国同一性，它是分散的，资本进而甚至会逐步拥有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学者们原来设想通过合法化小产权房来扩张公民住房权的载体范围，企图以此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民住房权问题。但是国有土地开发商品性房地产的现实历程说明，通过商品性房地产通路来解决公民住房权问题的结果只能是将公民的住房权纳入资本的支配，毕竟资本的核心是获取利润，而不是解决人权问题。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合法化小产权房只会是又一次的国有土地开发商品性房地产的历史重现。不同于已经市场化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市场基本上没有建立，匆忙合法化小产权房会将原来人为压制下的农村土地收益送给资本。多年来的房地产超高收益使得资本不会仅仅满足于得到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才是资本的终极目标，农村土地上的小产权房合法化只是资本在目前无法直接介入农村土地的情势下选择的一条过渡路径而已。

四、小产权房的非法化：人权价值下的长期化进路

与主张小产权房合法化的学者比较，主张小产权房非法化的学者不是很多，梳理这些学者的主张主要有：一是农村土地上的小产权房合法化后会占用农村耕地，从而危及中国的粮食安全，持这一主张的学者在非法化理论中是最多的;二是合法化农村土地上的小产权房，可以使少部分郊区农民受益，但并不能惠及多数农民，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城乡结构与差距问题，反而会导致一个庞大的土地食利集团的形成，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16〕无疑，这些学者的主张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农村土地上的小产权房非法的更深层次的理由在于，小产权房带有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下天然具有的人权价值，匆忙合法化小产权房会失去这一人权价值。

1.土地上人权保障的载体：公民住房权的应然要求

人权作为现代社会人尽皆知的普世价值要素之一，平等、自由、尊严是其抽象意义上的普遍含义，这些含义的主体不是只对部分人而是对社会中的全体成员，涵盖了代内、代际成员，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尊严的生活在社会中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前文表述的诸多人权条约对于人权含义的确认、范界的框定表明人权即是抽象的，更是具体的。平等、自由、尊严的人权内涵正是通过具体领域的点滴实践，逐步真正的使人成为人人平等、自由、有尊严的社会主体。公民住房权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权在社会主体居住上的具体体现与要求，笔者前述公民住房权自身的应然含义以及这一含义下的房地产的应然含义明确了人权在人类居住上的要求。社会主体天然有权人人平等、自由、有尊严的获得居住的空间，具体来说就是公民有权人人平等、自由、有尊严的获得或者自己建造或者有政府提供适足居住的房地产。

按照这一标准，考察农村土地就可以发现，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下的农村集体成员可以在人人平等、自由、有尊严的条件下无偿获得建造自己住房的宅基地，虽然只有农民这一部分性的社会主体有资格获得，但是这一制度的人权光辉是不能抹杀的。农民在农村宅基地建造的住房在空间、社会文化、基本设施等方面基本符合公民住房权适足居住的要求。城市居民要想获得或者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同时要得到法律认可的话就要承受越来越离谱的高房价，而目前的高房价违背市场规律，违背社会上多数人的利益和期待，违背人们的社会正义感。对比一下城市居民的住房权，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二元公有制之下，农村土地制度是符合公民住房权的要求的，也符合联合国人居署在内罗毕会议上制定的一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住房权指标体系，包含住房适足性指标、强制驱逐指标、露宿指标、平等性指标、法律保障指标、国际融入等指标。〔故此，农村土地上的房地产作为公民住房权的载体应当是保持彰显其人权性而不是相反。小产权房合法化后，短时间内部分不具有农民身份的主体可以获得低于现在市场高房价的房地产，看起来似乎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公民住房权。但是笔者前面已经说明资本介入进来其目的不会是为了公民的住房权，根本的目标是私有化土地，这会在根本上动摇为实现公民住房权的基础。农民可以在人人平等、无偿获得的宅基地上建造住房是以农村集体土地公有制为前提的，私有化后的农村土地重新获得意味着要承担市场成本，不再是无偿的。小产权房非法化后，短时间内部分不具有农民身份的主体无权获得低于现在市场高房价的房地产，看起来似乎更大程度上远离了了公民住房权。但是，这也切断了资本介入公民住房权的载体通路，保持了农村土地上的房地产的人权性，长期来看有利于社会整体公民住房权的实现。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是因此而主张禁止房地产的商品化，只是要限制房地产的商品化比例，这一问题笔者另文详述。小产权房是农民在实现自己的公民住房权过程中的被短期利益诱惑下的副产品，剪除这一横生的副产品冗枝，更有利于公民住房权这棵大树的成长。

2.土地上居住衡平的实践：公民住房权的实然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