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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失业保险制度;劳动供给;劳动需求;福利

一、引言

自法国1905年建立世界上最早的失业保险制度以来,失业保险制度在西方国家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整和功能强大的体系。然而,失业保险制度受到经济学理论上的青睐和重视却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众多经济学家惊奇地发现:只占据国民经济极小份额的失业保险,①会直接作用于经济中的每一个微观个体;它的每一项内容②变化都会直接改变人们的行为决策,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大量细致的理论研究围绕着失业保险制度展开。研究的领域涉及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也逐渐从建立理论模型转向更多的实证计量分析。具体而言,研究工作大体集中在三个方面:(1)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这是吸引众多经济学家目光的起始点;它引发了对失业保险制度的全面讨论。(2)失业保险制度对企业劳动需求影响的研究。失业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税,探讨失业保险税收政策对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也是重要内容之一。(3)失业保险制度对福利影响的研究。失业保险究竟如何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增进个人和社会福利的作用值得仔细思考。本文拟按照这三个方面,回顾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对失业保险制度的探讨和争论,并对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作出评述,同时也指出了这些理论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是非常有益的。

二、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

研究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西方国家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较高的水平上,人们开始怀疑这一现象是否与失业保险政策有关,③并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失业保险制度的作用。同时出于财政问题的考虑,一些国家的政府开始着手对包括失业保险在内的福利制度实行改革。对现实的思考激发出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相关文献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一)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影响的理论探讨

在研究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影响的理论中,使用最广泛的是搜寻理论(searchtheory)。该理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劳动者能够理性地选择放弃可以得到的某些工作机会并保持失业状态,等待在未来出现更好的工作。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劳动者放弃或接受新工作提议呢?搜寻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上关于工资等信息是不完全的,失业者搜寻和获得工作必须付出成本。失业者会根据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种信息,大致估计搜寻工作的成本和收益,以决定出去工作的心理底价或可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即保留工资水平。除此之外,劳动者的效用是工资收入和享受闲暇的函数。搜寻工作行为可以带来未来工资收入,增进劳动者的效用水平,但这实际上也是放弃了闲暇机会,劳动者的效用水平受到损害。任何一个理性的劳动者都会以满足效用最大化为目的,选择适当的工作搜寻努力程度。因此,保留工资水平和工作搜寻努力程度是直接决定人们劳动供给行为的两个关键因素:保留工资水平越低,搜寻工作越努力,失业者结束失业状态的概率较大;反之,失业者就业机会较小。失业保险正是通过改变它们,进而影响人们的失业时间和就业状态。

1.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产生负面影响。Feldstein(1976)和Topel(1983)等人认为,搜寻工作的劳动者会根据劳动力市场提供的信息,估算找到新工作机会的概率、成本和收益,形成搜寻工作的预期边际收益与预期边际成本。失业者的搜寻行为将一直持续到两者相等的时候为止,此时的工资水平恰好等于保留工资,失业者接受工作提议。劳动者的储蓄、借款和失业保险金等非劳动收入会改变搜寻工作的预期边际收益,进而影响失业者的保留工资水平。当失业者获得较丰厚的失业保险金时,其搜寻工作的预期收益以及保留工资会相应提高;失业者不仅变得更加“挑剔”工作,而且也会降低寻找工作的热情和减少寻找工作的时间,进而延长失业时间,经济中的整体失业率也随之上升。[1-2]

2.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是不确定的。Feldstein等人的分析暗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只要处在失业状态,劳动者就可以无限期获得失业保险金。然而现实情况是,失业者享受失业保险必须具备相应资格以及享受失业保险的时间受到严格限制。考虑到这些制度特征,一味指责失业保险会增加失业的结论便具有片面性。

将失业保险的制度特征引入理论模型的开创性工作是由Mortensen(1977)作出的。他赞同Feldstein等人的理论并进一步指出,失业保险还具有激励和促进人们积极寻找工作的“资格效应(entitlementeffect)”,故对个人劳动供给的综合效应是不确定的。这表现在,经济中总是有劳动者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失业保险享受资格,失业保险会增加其成为资格享受者的吸引力。另外,对于失业保险享受期限快要结束的失业者,即将丧失的失业保险会直接导致其保留工资水平迅速下降,从而激励他们努力寻找工作。对于这些失业者,失业保险的资格效应往往占主导地位,他们的失业时间会因此而缩短。[3]Meryer(1990)延续Mortensen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在失业保险期限之内,较高的失业保险金的确会延长人们的失业时间;而在接近该期限结束时,失业者结束失业状态的概率会极大提高。因而,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行为产生的影响并不能一概而论。[4]

3.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产生积极影响。如果将失业保险放在更广范畴或更长时间内来考察,会得到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产生积极影响的结论。首先,失业保险产生影响的范畴并不仅仅限于劳动者。Hamermesh(1982)认为,失业保险会增强人们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性。因为参加工作之后,即使被解雇也能得到失业保险金,这比不参加工作、没有任何收入要好得多,所以失业保险会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总体劳动参与率。[5]其次,按照失业保险金替代率计算失业保险金的方法,意味着失业之前的工资收入越高,失业者获得的失业保险金也就越多。在失业风险无处不在的情况下,这种联系会促使就业者愿意增加劳动供给来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Yaniv,1982)。[6]最后,失业保险金能够影响工作搜寻类型,帮助失业者尽快就业。Kahan和Low(1991)按照失业者搜寻工作的方式,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系统搜寻,即失业者根据自身条件和兴趣,有针对性地收集某一类工作信息;另一类是随机搜寻,即失业者毫无目的地广泛搜寻市场上的各种信息。这两种类型的搜寻方式比较起来,系统搜寻虽然更花费时间和金钱,风险也较大,但是其目的性较强,失业者能够容易并快速地找到合适的工作。[7]失业保险提供的现金与时间补偿能够支持失业者选择系统搜寻的方式去获取相关的工作信息,并在较短的时间里找到满意的工作。

(二)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

失业保险制度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劳动供给并没有在理论上形成统一的结论,而理论上的争论激发了大量围绕着失业保险对失业影响展开的实证研究工作。与尚有歧义的理论结论所不同的是,几乎所有实证分析的结论都支持失业保险会延长失业者的失业时间和提高经济中的失业率这一观点。

1.失业保险会提高失业者的保留工资水平及降低工作搜寻力度。Feldstein(1982)对1976年5月美国失业者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如果失业者可以在失业期间获得失业保险金,那么失业保险金替代率每上升10%,失业者的保留工资水平上升4%。[8]失业保险对人们搜寻工作努力程度的负面激励效应,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得以证实。美国西北大学经济系的Meyer教授在美国伊利诺州做了着名的“奖金实验”(thebonusexperiments)。他将失业保险金的领取者随机划分为两组:一组是按照正常途径获取失业保险福利的控制组;另一组是承诺失业者在11周内找到工作并持续工作4个月以上就给他们就业奖金的试验组。结果显示,试验组的平均失业时间要比控制组的失业时间缩短了一周左右,并且节省下来的平均失业保险津贴总数要多于支付给他们的奖金总数(Meyer,1995)。[9]

2.失业保险金水平的提高和领取期限的延长增加了失业者的失业时间。Feldstein(1976)实证检验发现:当时丰厚的失业保险金导致绝大部分失业者安于现状并乐于享受闲暇,造成了经济中接近一半的暂时失业(layoff)。[1]如果将失业保险金替代率增加10%,Katz和Meyer(1990)估计美国失业者的平均失业期会增加1.5个星期。[10]因此,检验失业保险享受期限对失业的影响取得了一致的结论。Moffitt和Nicholson(1982)等人发现,如果失业保险享受的潜在期限延长一周,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将会增加0.1~0.8周不等。美国失业保险享受期限最长为26周,可能导致平均失业时间延长2.5周。[11]

3.失业保险领取资格对失业的影响符合理论上的预期。Card和Riddell(1996)证实了失业保险领取资格的容易程度与失业率呈正相关关系。[12]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环境等各方面都非常相似,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差无几,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加拿大的失业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的可能性比美国失业者高出3倍以上;到了80年代末期,这种可能性增加到3.5倍以上。相应地,加拿大的失业率较之美国的失业率更高,上升得也更快。对Mortensen关于即将结束的失业保险能够提高失业者就业积极性的观点,并没有在实证分析中得到更多的验证,其原因就在于系统区分和收集这些失业者的个人信息非常困难。但是,仍然有Carling和Holmlund(1996)对瑞典的数据作出了大致的估算:当失业保险期限快结束时,失业者脱离失业状态的可能性的确是上升的,但是计量结果并不显着。[13]

尽管理论上还存在争论,但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现实数据上的实证检验,已经证实了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产生负面影响并提高失业率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前提条件是一国经济在正常运行状态下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其次,它们的研究对象是短期公开失业,并且绝大多数失业者可以享受政府为之提供的较宽裕的失业保险。这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大相径庭。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长期结构性失业和总量过剩失业群体、许多劳动者被排斥在失业保险体系之外以及失业保险金标准过低等情况。因此,考察失业保险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还需要结合这些特殊条件和背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借鉴这些理论的研究成果,考虑和认识在一个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调节的劳动力市场上,失业保险制度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去影响人们的劳动供给行为,进而对经济中的失业率产生巨大影响。这对于衡量发展中国家的失业保险制度如何影响劳动供给继而失业现象,也起到了一定的参考、比较和借鉴作用。

三、失业保险制度对企业劳动需求影响的研究

大多数西方国家规定,失业保险费用的承担主体是企业,其做法是企业按雇员工资总额的某一比例缴纳失业保险税。按照缴纳失业保险税的不同比例,失业保险税收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税率的失业保险制度;另一种是等级税率的失业保险制度,又称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experienceratingofunemploymentinsurancesystem)。

(一)失业保险制度对企业劳动需求影响的理论探讨

1.探讨固定税率方式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主要是在竞争市场工资理论和效率工资理论基础上完成的。Kelejian和Black(1970)等人认为,失业保险税实质上是一种工资所得税,由企业和劳动者共同分摊,导致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同时下降。然而,失业保险扮演着对失业风险补偿的角色又会吸引人们参与劳动力市场,增加劳动供给。在劳动供给无太大变化和劳动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市场均衡工资和均衡就业水平则降低。[14]Stiglitz(1986)采用效率工资理论来分析失业保险税对劳动需求的影响。他认为效率工资实际上是企业无法确切掌握劳动者实际工作能力而通过高工资政策进行甄别的一种方式,失业保险税并不一定会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其原因是,失业保险金抬高了劳动者的保留工资水平,一方面会导致企业进一步提高工资来吸引劳动者就业,同时也减少对劳动力需求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会促使低效率的失业者宁可呆在家里也不愿意出去工作。于是,在某一给定的市场工资水平上,寻找工作的劳动者的平均技能水平和质量都会普遍上升;相应地,企业也会节省部分筛选和考察工作申请者实际能力的信息成本和雇佣成本,增加对劳动者的需求。[15]

2.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是在企业工资总额基础上,按照企业解雇历史制定不同的税率。解雇人数较多的企业适用较高的税率等级;反之,适用较低的税率等级。美国是采用这一制度的典型国家,几乎所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着美国相关情况展开的。该制度的设计原则和目的是企业完全承担前雇员获得的失业保险金,从而抑制企业解雇劳动者的随意性,降低经济中的失业率。然而,这一目的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这是因为,一方面失业保险税率有最低等级和最高等级的限制;低于或者超过界限的企业,其解雇劳动者的人数与失业保险税的税率不再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许多研究已证实,即使在失业保险税率随解雇人数增加而上升的范围内,多数企业只支付前雇员获得的部分失业保险金。所以,现实中的失业保险税收制度通常是不完善的(称为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

Feldstein(1976)和Baily(1977)认为,企业在市场需求下降和经济萧条时期会解雇劳动者,这一点众所周知。不存在失业保险制度时,企业必须提供较高的工资来补偿失业风险,这样才能吸引劳动者前来就业。失业保险制度建立之后,如果采取的是固定税率和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税收政策,政府实际上承担了部分失业补偿金;而本该由企业支付的高工资,就缩减为就业时期的工资水平和失业时期的部分失业保险金。这样,失业保险无意中鼓励了企业的解雇行为,导致经济萧条时期产生更多的失业。[1][16]Albrecht和Vroman(2003)也支持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更加有利于就业的观点。[17]尽管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会提高企业的解雇成本和降低它们雇佣劳动者的愿望,但是,现代企业一般采取效率工资来支付劳动者的报酬。一方面,较高的效率工资会促使劳动者勤奋努力工作以减少失业的风险;另一方面,高昂的解雇成本也迫使企业不会轻易解雇员工。一旦所有劳动者和企业都这样做了,就能够带来高产出、低失业和高工资的结果。

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还会影响劳动力资源在不同企业之间的重新配置。Topel和Welch(1980)发现,失业保险税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对于不会或者很少解雇劳动者的企业而言,其缴纳的失业保险税通常高于其前雇员获得的失业保险金,故失业保险成为了这些企业的额外负担,降低了它们扩大劳动力需求的愿望。另一方面,对于解雇经历频繁的企业,其前雇员获得的失业保险金远远大于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税,失业保险转化为对企业解雇行为的补贴。故在经济繁荣时期,这些企业扩大自身规模,毫无顾忌地雇佣大量劳动力;在经济萧条和市场不景气时期,这些企业又会无情地解雇大量的劳动者,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18]

(二)失业保险制度对企业劳动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失业保险对劳动需求和劳动力资源配置影响的实证检验,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兴趣;大部分研究支持固定比率和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会导致经济中的整体失业率上升的结论。

一些经济学家直接对失业保险税收与失业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Topel(1980)等人的研究表明,如果完全根据企业的解雇历史来决定它们的失业保险税率,美国的平均失业率将会下降大约1/4。[18]Anderson和Meyer(2000)通过研究1972-2000年美国华盛顿州失业率的波动状况,证明了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抑制企业解雇劳动者的动机和行为。华盛顿州在1985年之前实行是固定税率的失业保险税收政策,1985年开始推行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相应地,该州的失业率在1972-1984年处于6.8%~12.1%之间;而在1985-2000年,该州的失业率呈明显下降的趋势,波动范围在4.8%~8.2%之间。失业率不仅在总体上低于1985年以前的失业水平,并且失业率波动幅度也趋于缓和。[19]

另一些经济学家则从失业保险税收制度与劳动力资源配置关系的角度,检验了失业保险与失业率的关系。Anderson和Meyer(1997)分析了美国1978-1984年八个州的相关数据,发现许多企业只承担了其前雇员的部分失业保险金。这种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鼓励了企业的解雇行为,特别是促使劳动力资源大批地从雇佣关系相对稳定行业流入了失业风险较高的行业,经济中的整体失业率也随之上升。[20]Deere等人(1991)比较和检验了1957-1967年美国各行业的失业率、失业保险税和失业保险金的数据,其结论是:建筑业的雇佣关系最不稳定,是失业保险的最大受益者;制造业次之;采矿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关系相对稳定,承担了失业保险的额外成本。如果失业保险税率和失业保险金水平都增加10%,采矿业和服务业的就业份额则会下降1%左右;而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就业份额则会分别上升2.3%和0.09%,经济中的暂时失业率会因此上升5%。[21]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哪种失业保险税收制度,都会对企业的劳动力需求行为发生作用,进而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水平,只不过这两种方式的影响程度不同而已。固定税率的失业保险税收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极度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制度。这种制度安排仅仅单纯地从数量上考虑失业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并没有深入到将产生失业的风险与责任同各个企业联系起来。这种做法不仅会降低企业的劳动需求,还会增强劳动力市场就业关系的不稳定性。为了增加就业机会和减少解雇现象的发生,设计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不失为一良策;它让多解雇劳动者的企业需缴纳更多的失业保险税,承担较大的责任,避免了随意的解雇行为。与此同时,该制度又可以减轻就业关系稳定企业的成本负担,激励它们适当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起到稳定经济的就业水平和相对降低失业率的作用。

四、失业保险制度对福利影响的研究

以上大部分文献的结论是,失业保险制度会减少个人劳动供给和企业劳动需求,提高总体失业率。接受这一观点将会导致我们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失业保险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帮助所有劳动者分担失业风险。分析失业保险改善微观个体和整体经济福利的相关文献,基本上是从以下三个方面针对各国具体数据而展开的实证分析。

1.失业保险制度能够平滑个人消费,增进个人福利。劳动者因为失业而丧失劳动收入的情况尽管是暂时的,但是或多或少地降低了其福利水平。特别是失业者失业持续时间越长,其消费水平随之下降更多。Browning和Crossley(2000)证明,当加拿大的失业者持续失业时间超过6个月以上,他的消费水平会大幅下降14%左右。[22]

维持个人在失业期间的福利水平,尽管依靠储蓄以及参加私人保险市场可以缓解个人在失业期间的消费水平下降;但是,储蓄实质上是牺牲现期消费来换取未来消费的一种形式,取决于个人的储蓄意愿和收入水平。因此,储蓄作为预防失业风险的功能极为有限。此外,个人的失业原因和搜寻工作的努力程度属于私人信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巨大监督成本阻碍了私人保险市场参与失业保险的积极性。因此在保障劳动者福利不受未来失业风险的损害方面,失业保险制度有着储蓄和私人保险市场无法替代的优势。Browning和Crossley的研究表明,失业保险的确对维持失业者的福利有很大帮助。失业保险金的多少与失业者的消费水平高低呈高度的正相关:失业保险金每下降10%,会引起失业者的平均消费水平下降0.8%;而对于没有任何资产或配偶没有工作的失业者,失业保险金的下降对他们的打击是巨大的,其家庭消费水平分别下降了11.55%和17.71%。[22]同样地,Gruber(1994)模拟1968-1987年美国各州的消费数据发现:失业保险金替代率越高,失业保险平滑消费的作用越显着。据他的估计,没有享受失业保险的失业者在失业期间的消费水平较失业之前下降了22%,比享受到失业保险保障的失业者的消费水平下降幅度(7%)高出3倍之多。[23]

2.失业保险能够提高失业者再就业的整体水平。Feldstein(1982)的研究表明:失业保险条件越慷慨,失业者的保留工资水平也会越高。[24]较高的保留工资水平能够激发失业者坚持寻找具有资本和技术含量的高工资的工作,失业者再就业收入的整体水平会因此得以上升。[24]Meyer(1990)的研究更为具体,他估计失业保险金水平每上升10%,尽管会导致失业者平均失业持续期增加一周左右,但是失业者再就业后的工资比失业前的工资水平平均上升了1.2%。[4]Crémieux和Audenrode(1995)对加拿大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获得失业保险金超过30周以上的失业者,其再就业后的工资收入比没有享受失业保险的失业者再就业后的收入普遍高出7%~9%。[25]

3.失业保险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一方面,失业保险支持失业者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积累人力资本或寻找具有更高劳动效率的工作,能够改善工作与劳动者匹配关系,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总产出水平。Enrenberg和Oaxaca(1976)发现,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增进了所有劳动者的福利,进而提高总产出水平大约为0.5个百分点。[26]Marimon和Zilibotti(1998)强调劳动者和企业之间应当根据比较利益的原则进行匹配。一方面,失业保险能够促使劳动者等待更适合他们的工作,从而起到改善资源配置的作用;另一方面,失业保险能够提高工作结构的层次,产生更有效率的工作,提高总产出水平。[27]Acemoglu和Shimer(1999)认为,低工资和低效率工作的失业风险相对稳定,而具有高工资和高效率工作的失业风险相对较高。大部分劳动者是风险规避者,他们都愿意从事相对稳定和低效率的工作。企业苦于招不到合适的劳动者去填补高失业风险的岗位,往往会顺应要求创造更多的低工资和低资本密集程度的工作,因而经济中的工作结构是缺乏效率的。失业保险能够帮助劳动者分散失业风险,鼓励他们从事更具冒险的工作。相应地,企业也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创造这些工作,从而起到改善工作结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这样,不仅劳动者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整个社会的总产出和总福利水平也会得以提高。[28]

五、简要的结论和启示

失业保险制度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它提供时间和现金补偿,帮助失业者及其家庭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改善劳动力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另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干扰了劳动力市场的自身运行机制,扭曲了企业的劳动需求和人们的劳动供给行为,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失业现象。失业保险制度产生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以上两种效应的强弱对比,这也使得失业保险政策陷入两难境地:慷慨的失业保险金以及相应的失业保险税收,会减少人们就业机会和增加失业;而过低的失业保险金和失业保险税收,尽管可以降低对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却达不到保障失业者正常生活和促进再就业的基本目的,失去了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根本意义。

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经过几次改革,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是与我国庞大的劳动力市场规模和失业人数相比,现有的失业保险制度仍然是落后的,表现为失业保险覆盖面窄、参与率低和缴费困难等等。因此,认识和了解西方失业保险制度的理论和具体设计是非常有益的。通过对以上文献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存在以下两点启示。

首先,基于失业保险制度最根本目的是对劳动者消费起平滑作用的认识,我们认为应当将失业保险金与失业之前的工资收系起来,成为工资收入的一定比率,以保障不同层次失业者的生活需求。这一比率不能过低,否则它保障不了失业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福利和失业者的再就业培训,也吸引不了劳动者参与失业保险,失业保险制度提高失业者再就业的收入水平以及社会经济效率的作用更是无从谈起。这一比率也不能过高,否则会出现类似于发达国家的失业保险扭曲微观个体劳动供给的行为。同时,这一比率的计算还需要配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和失业特点,确定合理的失业保险享受期限和享受资格等具体内容。

其次,鉴于设计合理的失业保险税收制度能够发挥减少劳动者失业风险以及降低失业率的作用,我们认为政府应当根据企业的解雇经历和潜在的失业风险,制定有个体等级差别的费率制度。一方面可以提高整体税率,解决失业保险基金来源不足的问题,保证充裕的失业保险基金收入;另一方面可以缓和失业保险对企业劳动力需求产生的不利影响,约束失业风险高的企业在使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随意性,保障劳动者的利益。随着我国失业保险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由固定费率制度向失业保险经历评估制度的转变,能够帮助劳动者特别是低工资和低技能劳动者实现相对稳定的就业;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劳动力市场上弱势群体频繁失业的现象。

注释:

①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90-1996年的统计,失业保险支出在各国GDP所占比例大约在1%~3%之间。

②在西方国家,失业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失业保险金水平、失业保险享受期限、失业保险享受资格和失业保险基金筹集等等。失业保险金多少用失业保险金替代率(失业者失业前工资收入的一定比率)来衡量。失业保险享受资格是指领取失业保险的失业者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和规定。失业保险享受期限是指具备失业保险资格的失业者并不能永久性的获得失业保险金,超过了规定期限的失业者不再具有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资格。失业保险基金筹集是指失业保险基金的来源,由企业和劳动者缴纳的失业保险税以及政府的财政支出构成。

③西方国家的失业保险金替代率普遍较高。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55%,法国和德国为60%左右,丹麦、瑞士等国甚至达到了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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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1980年，我国恢复试办国内保险业务时，全国只有1家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几千万元。2003年，我国经营保险业务的公司已经有61家，其中内外资分别为24家、37家，寿险公司31家，产险公司30家。至2004年底，我国已开业和正在筹备的保险公司数量已超过了80家，2004年全国保险费收入4138亿元。25年来，我国保险市场结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8年以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完全垄断阶段。1986年以前整个中国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独自经营财产、人身保险业务，1986年成立了地区性的新疆兵团保险公司，但这并没有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构成任何威胁。

第二阶段（1988-2000年）：三足鼎立的寡头垄断阶段。1988年、1991年中国平安和中国太平洋两家全国性综合型保险公司的先后成立，才真正打破了我国保险市场独家垄断的局面。1998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组，产、寿险分离，后来中国平安和中国太平洋也实行了分业经营，于是在中国大部分城市地区的产寿险市场上分别形成了三家寿（或产）险公司之间的相互竞争。

第三阶段（2001年入世以来）：寡头垄断向垄断竞争型市场演变的市场分化阶段。在2001年底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迅速加快，外资、合资公司异军突起，内资新兴公司迅速成长。中国人保、中国人寿所占的市场份额逐步下降，平安和太平洋飞速发展；处于第二阵营的泰康人寿、新华人寿、中华联合产险、天安保险等成长势头迅猛。在上海、广州等保险业开放较早的城市中，友邦、信诚等外资、合资保险公司凭借其品牌效应和较高的客户忠诚度异军突起，产寿险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尽管我国保险市场的总体发展速度很快，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十分突出。在少数保险开放早的大城市如上海、广州，保险公司数量达到30家以上，市场竞争相当激烈，已经属于垄断竞争型市场模式，但在其它大部分城市地区，无论产寿险市场都只有3-5家公司经营业务，属于寡头垄断型市场模式，而在大部分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甚至还是属于双头垄断市场模式，只有人保和国寿在分别经营财产、人身保险业务。总体来看，中国目前的保险市场仍然属于寡头垄断型模式，在保险市场中仅有的少数几家公司即保险寡头瓜分垄断了绝大部分保险业务，这可以用产业经济学的市场竞争理论加以佐证。

产业经济学通常采用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平均度两个指标来比较分析一国市场的竞争程度。其中市场集中度，一般选用前五大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来表示，是反映一个产业市场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标；市场平均度是市场集中度的补充指标，是指平均每家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总的保费收入／保险公司数量），反映了产业市场的稳定程度和风险分散程度。

2004年我国实际经营寿险、产险业务的公司分别为28家、26家，但是，寿、产险市场保费收入超过市场份额5%的公司分别只有5家和4家公司，60%以上的保险公司市场份额不到1%。我国寿险、产险市场的集中度指标（将前五大寿险和产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分别相加）分别为88.69%、90.26%，这与10年前（1994年）的99.2%、98.7%的集中度相比，有明显下降。但是，与欧美国家大都在20%-40%之间的市场集中度相比（见表1），仍然明显太高；甚至，我国的保险市场集中度比高度垄断的日本（68%）、韩国（61%）市场也要高出许多。

保险市场平均度，是指平均每家保险公司的保费规模。结合市场集中度指标，它可以反映出一国保险产业的市场风险分散程度和市场结构稳定程度。如果一国保险市场集中度指标很高，同时，市场平均度指标也很高，说明该国保险业务高度集中于少数几家公司手中，市场风险过于集中，这时一旦有一、两家公司经营出现危机，整个保险市场结构将趋于不稳定，即孕育着潜在的保险市场危机。反之，市场结构就会趋于相对稳定。在世界前10大保险市场中，大部分国家市场平均度指标都在1-3亿美元之间。在全球第一大保险市场的美国，这一指标仅为l.9亿美元，日本的市场平均度最高，为38亿美元，高出欧美国家二、三十倍，日本高度集中的保险市场结构必然隐藏着巨大的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日本相继出现了日产生命、东邦生命、第一百生命和千代田生命等5家保险公司破产，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日本保险市场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韩国的保险市场平均度为11.08亿美元，也存在着类似日本的市场风险过于集中的危险。我国的保险市场平均度为6.8亿美元，仅低于日本和韩国，远高于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从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平均度两个指标分析判断，中国当前的整体保险市场仍处于与日本和韩国相类似的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状态。

我国保险市场结构模式的发展和建议

我国保险业市场结构寡头垄断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市场自身发展的结果，主要是计划经济下行政手段干预资源配置导致的。寡头垄断市场模式下的高市场集中度隐含着潜在的金融危机，很容易导致保险市场结构的不稳定，进而可能引发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同时，寡头垄断市场模式也易导致整体的市场低效率。

从世界范围考察，各国的保险市场结构模式按照市场竞争程度由强到弱大致可划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四种基本类型。在未来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的国际大背景下，我国的保险市场结构应该采用垄断竞争市场模式。要促使我国寡头垄断市场向垄断竞争型市场体系的成功转换，必须在保险市场结构的各个环节全面引入竞争机制，尽可能降低保险市场的集中度和平均度。

培育多元化的保险市场竞争主体，优化保险市场结构

要提高保险市场的竞争程度，适量的竞争主体是首要条件。那么，我国是不是也要像美国一样引入数千家保险公司呢？美国的保险市场总量比中国大得多，2002年的保费收入是中国的27倍，我国不可能也象美国一样需要5000多家保险公司，但按照比例推算，同时考虑到我国保险市场的高速成长性，我国保险市场应需要150-200家公司，当前的80家显然太少。另外，在培育更多的市场竞争主体时，还必须注意优化市场主体结构：在增加公司总数量的同时，要注重培育规模公司，促进更多保险集团、金融集团形式的公司成立；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大力发展新兴民族保险公司；强化市场细分，大力发展专业保险公司，鼓励设立更多的养老保险、健康保险、汽车保险、货运保险、农业保险等专营公司，促进优化保险资源配置，增强中资公司专业竞争能力；尝试设立相互保险公司、保险合作社和专属自保公司，增强保险供给主体组织形式的多样化。逐步放松保险管制，提供宽松的市场环境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存在严重的“保险抑制”。目前，我国对不同保险公司的经营仍存在着众多的不同限制，例如在产品定价、资金运用、经营地域、经营范围等方面。随着中国保险市场逐步走向成熟和“国内市场竞争国际化”的趋势，应逐步放松保险管制，提高民族保险公司自身的经营弹性和自主性：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逐步下放保险价格的厘定权，实行保险合同条款制定的自由化；逐步打破中外资保险公司在经营地域、经营范围、税收和投资等方面的不同待遇；逐步消除大型保险公司和新兴保险公司之间在经营地域、资本规模、产品拓展等方面的竞争壁垒，使得不同性质的保险公司都可以自主决定其竞争战略。从长期来看，放松地域及业务管制后，众多大小保险公司在广泛的空间地域范围和业务范围内同台竞技；同时，由于保险价格的逐步放开、保险合同条款的自由化，保险投资限制的放松，拥有独立决策权的各保险公司在政府有效监管的环境下，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展开竞争，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发展战略和竞争策略，其结果是促进保险公司行为市场化和经营高效化。

以市场为中心健全监管体系，为促进有序竞争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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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险公司上市偿付能力风险

2003年11月6日，备受关注的内地金融机构海外上市第一股——中国人保财险正式在港挂牌交易，由此成功拉开了内地金融业进军海外资本市场的序幕。中国人保财险在本次发行中，共募集资金54亿港元，超额认购136倍，创下了大型国企海外上市的历史性纪录。中国人寿紧接其后，于当年12月17日、18日在纽约和香港同步上市。在香港市场上，获得逾130倍超额认购，冻结金额2300亿港元，是1993年以来香港历史上冻结招股资金最多的一次。因筹资额巨大而成为今年以来全球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集资活动，并成为中国内地首家实现在美国和中国香港地区同步上市的金融企业。

人保和人寿两家公司的上市，掀开了保险公司上市的第一页。对公司本身而言，可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促使公司规范运作，扩充保险资本金融资渠道，增强保险公司自身竞争力；同时，也为证券市场带来了新品种、新理念和新机构。然而，与之相伴的是上市前后存在的种种问题，这势必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保险公司内部的体制缺陷

政企不分，所有者缺位。在我国，保险公司的股权大多集中在国家或为数不多的几家大的国有公司手中，经营者的任命权抓在政府，而不是广大股东手中，导致了股份制管理模式与行政任命安排上时常产生摩擦，长期来看不利于保险公司的健康营业。

关联交易与信息披露的冲突。保险公司的投资业务是保险公司重要的业务活动，在我国市场经济秩序还较混乱，信用机制缺乏的客观条件下，为保证保险资金的安全，保险公司一般会选择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内部和外部的关联方进行交易，这种保险资金运用的行业的特殊性与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规范要求有一定的冲突。

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保险公司，尤其是国有独资公司一直在一种低效率水平上运作，机构臃肿，滥发福利，人情赔款多如牛毛，若保险公司内部激励机制不得到改善，一旦上市，投资者将会面临很大的成本。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和行政干预，我国保险公司对各级经理人员的选择没有与人才市场、资本市场以及产品市场有机衔接，也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保险公司外部的监管约束

偿付能力方面。我国《保险公司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保险公司应具有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最低偿付能力”。但据初步估算，我国保险业偿付能力不足比率达32.69%，虽然尚无一家公司因偿付能力不足而遭停业整顿，但整个保险业的资本不足是客观存在的。偿付能力没有保证，上市也无从谈起。对于那些成立较早的保险公司，人保和人寿采用的“内部剥离”的确可以解决不良资产过高的问题，但这种剥离只是将不良资产从股份公司账面划到集团公司账面，剥离后集团公司的不良资产又如何处置？损失由谁承担？目前国家还没有说法，给市场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盈利水平方面。我国《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发行新股的条件之一为最近三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在10％以上，配股则要求最近三年连续盈利，任何一年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6％。国内保险市场上，成立较早的保险公司利差损包袱较重，新成立的股份制公司在市场竞争不规范的情况下，为追求规模扩张而进行粗放式经营，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盈利状况也不理想。而随着竞争的加剧，保险公司服务内容的不断扩充，较低的赔付率将难以为继，承保成本将愈来愈高，费率也会有所下降，保险公司的承保利润必然呈下降趋势，投资收益在保险公司收益中的份量将愈来愈重。然而到目前为止，有关《保险法》修订的审议和讨论，仍对原来的限制直接入市投资政策“原封不动”。这样，上市后的保险公司在现行法规环境下能否取悦投资者将是个问题。保险公司上市的高额成本

信息披露成本。2001年11月14日，中国证监会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其中，要求申请上市的保险公司在招股说明书正文中专门对内控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说明；在敏感性会计科目上，要求保险公司详细披露反映保险资金运用情况、盈利能力、偿付能力及再保险等事项的会计科目，并按照潜在利差损与不良贷款等提足各项准备金或予以剥离；报表审计方面，要求保险公司聘请有保险公司审计经验并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按中国地区审计和信息披露准则进行审计。

而过于详尽的信息披露要求，使上市保险公司置身公众监督之下的同时，也暴露在同行竞争对手面前，面对竞争对手将处于信息弱势，这在无形中也必将增加其经营成本。

发行和维持成本。拟公开发行股票的保险公司应聘请有资格的证券公司担任其辅导机构，辅导期为一年。在发行股票时，要雇佣承销商帮助其发行股票，需要支付承销费用，上网发行费，审计、验资费用，评估费用，律师费用，股票登记费，上市推荐费，发行审核费，发行推介费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些费用占上市公司发行总市值的2%—4%左右，这无疑加大了保险公司上市的融资成本。而且，上市公司还必须按规定向交易所交纳月费和年费。

保险公司上市后面临的风险

稳健经营风险。我国股市整体上缺乏对上市公司长期发展潜力的研究，而更多地要求上市公司在短期内得到比较高的回报。而就保险公司的经营现状来看，要满足较高的短期回报率是比较困难的。如果保险公司因为投资者关注当期的利润而在上市后采取一些短期行为，必将对公司的长远稳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再筹资风险。上市绝不是天上掉馅饼，并不是有了保险这块特殊行业的牌子就能随便上市圈钱，资本市场更看重的是企业的内在价值。尤其对保险行业来说，稳定经营、保障有力是赢得公众信赖的生存之本，如果只为“圈钱”而上市，“换汤不换药”，最终愚弄的只能是自己。对上市公司来说，要保持良好的股价和业绩，降低再筹资风险，应该靠真正的规范化管理，而不能采取极端手段。

股价波动风险。股东投资企业的目的是扩大财富，股价的大幅波动，尤其是下跌会使股东财富缩水，股东投资的信心受到打击，也使保险公司进一步融资的难度加大。同时，股价的下跌也会影响到债权人对保险公司的态度，会使债权人对保险公司的发展前景产生忧虑，不再给保险公司延长还款期限或批准保险公司举借新债。股价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投资大众对公司价值的客观评价，股价的波动会影响投保人对保险公司的评价，如果股价连续下跌，会破坏保险公司的形象，使投保人的信心受到打击，退保现象增多，新市场拓展困难，从而会连累保险公司业务的扩张。这种局面一旦出现，会使保险公司现金流出增多，流入减少，从而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两家国有保险公司的上市开辟了一条中国保险业和资本市场对接之路，这将成为解决中资保险企业资本金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并对国有金融业的改制提供借鉴和参考。但保险公司上市并不能解决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所有问题，把全部的希望寄予上市是不现实的。保险公司应当借助上市这一契机真正完成体制的转化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上市并非是每一个保险公司当前的必然选择，如果保险公司尚未对上市所要面临的障碍和风险做出应有的估计和应对，将难以在股市上取得上佳的表现，这将不可避免地拖累股市，其结果不仅会影响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同时也会影响整个保险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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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市地处广西南端，北部湾东北岸。北海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捕捞的龙头,全区70%的渔船都集中在北海市，渔业也是北海的传统优势和支柱性产业。2007年北海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104.26亿元，比上年增长3.04%。其中渔业产值为54.36亿，占全市农林牧渔总产值的52.1%。水产品产量98.28万吨，比上年增长1.81%。随着渔业的快速发展，北海渔民对渔业保险的需求也更为迫切。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北海分理处下辖电建、地角、港管和涠洲等5个代办处。截止到2007年底，辖区共有大小渔船8700多艘，其中220kw以上大功力渔船2200艘，渔业人口28万人。近几年来，该分理处在上级渔业主管部门、业务部门和当地政府部门的正确指导和支持下，认真结合北海实际，充分发挥全体干部职工的积极性，真抓实干，努力开拓渔业互助保险，使参保渔船和渔民数量逐年提高，互保费收取额也逐年增长，2007年互保费收入突破了320万元。

二、北海市渔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1.渔业互保投保率低，覆盖面不全，应对风险能力差

北海市渔业互保十几年实践证明，互保为北海渔业生产发挥了一定的风险保护神的角色。但是，这种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据中国渔船船东互保协会北海分理处的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北海渔船拥有量达8500多艘，其中小型渔船约4000艘，中型（包括以上）渔船4500多艘，长期活动在海上作业的渔民更达4万人。可在这样庞大的数字背后，参加互保协会的渔船竟不到600艘、渔民也不足2000人。绝大部分渔民群众和中小型渔船未加入渔业互助风险保障体系。渔船投保率仅为应保渔船的13%，渔民投保率不足5%。而农业部渔业局的统计数字显示，同期我国海洋捕捞渔民和20马力以上机动渔船入保率达22%和25%。

2.保险意识淡薄，意外事故时有发生

应该说一个地区的渔业保险发展状况也取决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渔民保险意识。目前北海市渔民的收入普遍不高，2007年北海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334元，而农民纯收入仅有3846元。当地“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又根深蒂固，家庭的生活和教育支出有很大压力。因此，大部分渔民不愿意够买保险或无力承担保费支出。一方面，北海市渔民不愿买保险或无力购买渔业保险；另一方面，北部湾传统渔场的意外事故却时有发生。这二者形成了强烈反差。近几年来，北海渔船在北部湾传统渔场遭到越南武装舰船抓扣的事件时有发生。据新闻报道，2005年9月23日，广西北海市“桂北渔82018”号和“桂北渔63055”号渔船在北部湾海域传统渔场作业时，遭到越南两艘武装船只的追赶和枪击。2007年7月4日，桂合渔80151号渔船在我国南沙传统疆界线内海域（东经112°18′，北纬5°40′）生产时，被马来西亚炮艇无理抓扣，船上10名船员被判监禁6个月，渔船被没收。此外，渔船的火灾以及碰撞事故也时有发生。

3.缺乏切实可行的地方性财政扶持制度

渔业保险是具有很强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高赔付率、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导致渔业保险的“市场失灵”，必须得到税收优惠政策才能产生有效的制度供给。与发达国家大幅度补贴渔业保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政府对渔业保险的补贴历来非常有限，对农业保险（包括渔业保险）的税收倾斜力度还非常不够。目前，北海市政府还没有出台针对渔业保险的地方性财政扶持制度，渔业保险难以走快走远。由于渔船海上作业的高风险，渔业保险赔付率非常高，所以北海市尚无一家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渔业保险业务。

4.地方性的渔业保险法规亟待建立

目前，北海市还没有对渔船和渔民保险做出相应的规定，地方性的渔业保险法规仍是空白。由此引发船东和渔民投保率低，风险意识淡薄。一旦发生意外事故，渔船等财产和渔民的生命安全都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风险补偿，不利于当地的渔业生产和社会稳定。相比之下，渔业发达的广东、浙江等省对渔业保险均有注明，如《浙江省渔业管理条例》规定第二十五条：渔业船舶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应当为海上从业人员办理人身保险。

三、推进北海市渔业保险的建议

1.建立健全渔业互助保险

针对北海市渔民投保率低，应对风险能力差的问题，渔业互保机构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渔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树立“诚信”原则，在渔民遭遇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损失后，能够主动、迅速、合理地给予经济补偿，充分体现渔业互保协会对广大渔民的关怀和温暖，力争在三年内将渔民和渔船入保率提高到30%以上。渔业互助保险机构要以对渔民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态度，加强行业自律，强化内部管理，规范和完善各项制度，提高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要发挥互助保险扎根基层、面向渔民、服务渔业的优势，协助政府做好防灾减灾工作，搞好渔民安全知识普及、引导渔民配备安全设备、倡导渔船编队生产，增强渔民自救能力和互救意识；协助做好灾害紧急救助，在灾害发生后，迅速开展定损理赔工作，尽快帮助受灾渔民恢复生产生活。

保险意识淡薄是阻碍北海市渔业保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从北海市渔业互助保险发展的实际出发，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加大对广大渔民群众的安全教育力度。北海市相关渔政工作部门可以利用伏季休渔的有利时机，对渔民进行海上安全生产基本知识、安全操作技能和渔业安全法律法规的培训，进一步增强渔民的安全意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海上自救与互救能力，逐步提高渔民整体安全生产的素质，确保渔船安全生产，扎实推进“平安渔场”、“和谐渔场”建设。宣传形式可以多种多样，2007年浙江省举办了“互保杯”渔民安全知识电视总决赛，题目涵盖水产品质量安全、渔业互保、渔船安全生产方面的知识，要求参赛选手必须是一线的渔民和养殖户。既普及了渔业安全知识，又有趣味性，使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这种模式，北海市是可以很好地借鉴的。

2.抓住机遇，积极争取开展政策性渔业保险试点工作

政策性渔业保险是今后我国渔业保险的发展方向，农业部也在积极推进政策性渔业保险试点工作。自2005年以来，上海、浙江、广东和海南等省市在渔业互助保险基础上，以渔业互助保险机构为载体开展了政策性渔业保险试点，取得了显著成效。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政策性渔业保险工作的开展，大大提高了当地渔业安全生产的风险保障力度，得到了渔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赞同。渔船、渔工入保率也有明显提高，2006年1-11月份，共有1381艘渔船和12834名渔民参加了政策性渔业保险，获省财政补贴201.7万元。自2006年4月起，浙江省嵊泗县开展了政策性互保试点工作。近两年来，该县的渔工雇主责任险投保面达到了98%，渔工投保由原来的人均2份提高到目前的人均10份以上，有效提高了渔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也减轻了政府部门灾后经济补助的压力。北海市政府可以借鉴浙江省舟山市等渔业发达地区开展政策性渔业保险的成功经验，抓住机遇，积极争取地方政策、财政支持，开展政策性渔业保险试点工作，逐步建立政策性渔业保险制度。

3.加大地方财政支持力度

由于渔业本身属于弱质产业，经济效益不高，商业性和互的渔业保险，单靠保险的收入难以支持其自身的良性循环发展，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和制订特殊的政策保护措施，如实施针对投保渔民的保费补贴和针对承保机构的业务费用贴。一方面：北海市地方财政应针对渔业保险提供相应的保费补贴，吸引渔业生产者投保，并通过自愿投保与法定投保相结合的方式，扩大投保范围；另一方面，除了保费补贴外，政府还可以向经营渔业保险的机构提供一定比例的业务补贴，以提高其偿付能力，增强经营积极性。2004年宁波市象山县政府专门拨出200万元用于支持渔业保险，当年该县的渔业保险工作硕果累累。参加渔业人身保险人数由2004年的7736人上升到2005年的10002人，渔船保险由2004年的不足70艘上升到2005年的1891艘。至2005年底，全县参加渔船财产保险的渔船达2366艘，共收取保费933万元；参保船员45075人，收取保费1853万元。共理赔3145起，理赔款1228.7万元。他山之石尚可攻玉，那么象山县的成功经验则更应该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甚至是创新。针对目前北海市水产养殖险的空白，地方政府应当“两头扶持”：养殖户购买保险时，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商业保险公司理赔达到一定风险警戒线的时候，政府在资金上也将给予相应的扶助。

由于北部湾经济区是我国政府批准启动的一个沿海开放经济区，国家对其发展规划有许多扶持和优惠政策。除了对渔业保险进行补贴外，北海市政府还可以向有关政府部门争取对经营渔业保险的承保机构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如减免渔业保险承保机构的营业税。因此，如果政府对经营渔业保险的承保机构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如减免承保机构的营业税，那么承保机构的税收负担就大大减轻了，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渔业保险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

4.尽早出台地方性渔业保险法规

国外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保险理论认为，渔业保险同渔业本身一样，带有明显的公益性，经营渔业保险不能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其政策目标应与国家农业财政政策相一致，以为渔民提供风险保障，提高渔业劳动生产率、保证食物供应、稳定市场及确保渔民生活水平等为最终目的。当前，我国渔业正处于一个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但同时也面临加入WTO后竞争加剧的挑战。为了贯彻国家“依法治渔，以法兴渔”的渔业方针，我国应当对渔业保险的管理体制、发展资金进行立法保证。同时，对于渔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参与主体、收益主体及相关的权利义务进行立法加以规范，并立法鼓励商业保险机构进入渔业保险。为了尽快改变目前北海市渔业保险无法可依的现状，北海市人大应组织渔政、工商、海洋与渔业局、保监局、互保协会等有关单位和相关专家在依据我国《保险法》、《渔业法》等法律规定，并参照舟山、宁波等地级市制定地方性渔业保险法规的基础上，结合北海市渔业保险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管理机构和相关职能，加强监督管理，引导渔业保险事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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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养老保险；稽核工作；问题；对策

中央党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课题组近期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社会保障问题”被51%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重点解决的社会问题，居第一位。其次是“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和“贫困问题”。而社保基金是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生命线，基金问题始终是社会保障的首要问题，它不仅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发展，也直接影响改革的成败和社会的稳定。由于我国社会保险事业起步较晚，发展迅速，因而客观上存在着相关的立法滞后、制度不完善、操作不规范、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一些单位和个人在利益的驱动下把社保基金当成“唐僧肉”利用挤占、挪用、瞒报、冒领、欺诈等手段，侵吞、蚕食社保基金，造成基金流失。社会保险稽核就是通过对缴费单位履行社会保险缴费申报，缴费义务的情况进行调查和检查，防止和杜绝缴费单位瞒报、漏报和拖欠社会保险费；通过对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者的资格、待遇水平进行核查，防止冒领、骗取社会保险费；通过对社保经办业务各关键环节进行监督、控制，防止单位和个人挤占、挪用、贪污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监督检查工作。简单的说社会保险稽核就是在社会保险领域进行反欺诈行为。

一、养老保险稽核工作中常见的问题及难点

(一)在养老保险征缴稽核方面

1．缴费基数核定标准不规范、不统一。多年来，一些企业把“少报”，“漏报”社会保险费作为企业降低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屡禁不止。就其原因是:除一些单位和个人法制意识淡薄，逃避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外，缴费基数核定标准不规范、不统一、政策缺乏可操作性也是原因之一。

国家对缴费工资基数较明确的解释是，国发（1995）6号文《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这个文件有两个附件，对缴费工资的解释略有区别。附件一:职工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为个人缴费工资基数，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交纳基本养老保险费。附件二: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为个人交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基数，企业以全部职工缴费工资基数之和为企业缴费工资基数。附件一允许企业缴费工资和个人缴费工资总额不一致。因此一些师（局）为了眼前的经济效益和政绩，用养老统筹金来平衡利润，在制定统筹方案时，只考虑当期发放，人为降低企业缴费工资总额，出现个人缴费工资总额远远大于企业缴费工资总额。这也是养老统筹比例居高不下和养老基金没有积累的原因之一。如果均按附件二核定企业缴费工资基数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各企业的缴费工资基数呢？最准确的办法，就是对每个职工上年各月实发工资进行统计，累计计算全年平均工资，再与上年社会平均工资的60%～300%相对比，以缴费工资大于等于上年平均工资的60%，小于等于300%的范围进行调整，确定某职工的缴费工资。这种办法，对于数千人的企业，耗用的人力是相当大的。在现有稽核人员不足的情况下，缺乏可操作性。

兵团对职工个人缴费工资基数较明确的解释是，新兵社薪险发[2001]10号《关于规范职工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基数工作的通知》，文件对企业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基数的确定原则、审核程序、农牧一线职工实际承包收入的计算办法等问题都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随着兵团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职工身分出现了“协保”、“内退”、“自养”、“团场内部打工”等多种变化，生产经营形式有“两费部分自理”、“两费全自理”、“租赁承包”等。产品售销方式多样化:有的产品由团场统一收购（如棉花），但承包户用现金支付的短工费、拾花费、部分生资费没有进入承包户的生产成本账目中。有的产品直接由承包户自己售销（如果产品、畜产品、棉花）。因团场基础管理工作跟不上，很难计算出职工的实得收入，所以在确定职工缴费基数时，有的单位采取职工自报缴费基数的做法，造成接近退休的职工虚报高基数，年轻职工少报缴费基数，从而导致年轻的少缴社会保险费，年龄大的以后多套取养老金的违规行为。仅凭社保经办机构想把全师几万承包职工的缴费基数核查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

2．缴费稽核偏重欠费收缴，轻视基数核定。目前，各师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稽核体系已基本建立，稽核业务已逐步开展起来。但对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稽核常常偏重欠费稽核，没有将各缴费单位申报的缴费基数纳入日常稽核业务。由于部分企业没有及时建立健全各种统计、财务制度，工资发放随意化、多样化现象比较普遍。这些企业很难统计出一个准确的职工工资总额，给核定缴费基数带来了较多的困难。目前又没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社会保险事务，仅凭条例、文件等政策缺乏强有力的约束力。甚至个别缴费单位主观上希望有关业务管理混乱，为缴费基数核查制造人为障碍，为瞒报、少报缴费基数和参保人数创造条件。

3．非公企业参保滞后，部分灵活就业人员游离在养老保险范畴之外。多年的养老保险改革的制度构建，并没有完全走出传统的思维定式和传统体制范围的圈子。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企业所有制形式多元化已基本实现。因此，一切形式的企业都是养老保险的覆盖目标。参加养老保险是所有企业与劳动者应尽的义务，缴纳养老保险费是所有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的必须履行的义务。法律不允许有任何超出其范畴之外的特区，非公企业也不例外。近几年，各师社会保险机构将非公企业列为扩大覆盖面的重点。但由于种种原因，收效甚微，扩面进度缓慢，部分非公企业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仍游离。

于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之外，这就使部分缴费基数流失。同时又使部分从业人员的切身利益受到很大损害，并造成不同所有制企业间负担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公平竞争的态势。虽然兵团统筹区内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人数从2001年的1048人上升到2005年的12.87万人。但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公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现状不容乐观，在总体上处于滞后状态。

(二)在养老保险支付稽核方面

1．社区建设滞后，对离退休人员的服务管理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虽然兵团各企业社区都设有劳动保障站，但由于没有人员编制，没有经费。因此，大多数社区劳动保障站只是挂了牌没有专职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实行统筹和社会化发放后，部分单位放松了对离退休人员管理，对长期异地居住离退休人员的人数、居住地的详细地址、生存状况等情况不了解不掌握。给离退休人员生存认证工作造成困难。

2．异地离退休人员生存认证工作质量不高且费用较高。由于社保经办机构是全额拔款的事业单位，经费是上级按人员编制下拔，没有其它来源，因而办公经费紧张。实行养老保险兵团级统筹后，异地离退休人员生存认证责任全部落在了社保机构身上，加之养老保险还没有实现全国统筹，社保经办机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对居住在兵团辖区以外的离退休人员生存认证工作只能由发放养老金的社保经办机构独自完成。按照兵团和劳动保障局〈关于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工作的通知》的通知〉要求，凡异地离退休人员年龄在70岁以上人员每年比对指纹3次；年龄在60～69岁之间的，每年比对指纹2次；年龄在59岁以下的，每年比对指纹1次。据统计2006年未农二师异地安置或异地居住的离退休人员达1.1万人。如果采用指纹比对的方法进行生存认证，每人次费用在2元左右，全年费用需5.5万元。由于使用的指纹识别系统落后，离退休人员按捺指纹不规范，比对的成功率低，费用高。因此，大多数师每年对异地离退休人员指纹只比对一次，有的师甚至2～3年才比对一次指纹。造成异地离退休人员生存认证工作质量不高。

3．违规办理提前退休，增加养老保险负担。一些单位为了减轻负担，擅自更改有关记录，为一些要求提前退休的人员提供方便。一些单位档案管理混乱，给退休年龄的认定工作造成很大困难。还有一些单位将临近50岁的女性个体参保人员挂靠在单位，成为单位的在职职工而提前退休。因此类问题没有相关的政策规定，处理难度较大。

（三）在养老保险稽核能力方面

1．稽核人员少，稽核队伍不够健全。按稽核办法，实施稽核必须有两名以上的稽核人员共同进行，由于目前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大多只配备了一名专职稽核人员其他为兼职，很难抽出人员对统筹区进行全面实地稽核。

2．稽核人员业务不熟练，稽核程序不够规范。社保稽核是一项新的、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不仅需要稽核人员有敢想敢干、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公正廉洁的品德，还要掌握财会、审计专业知识，熟悉有关社会保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由于现有的稽核人员大多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稽核业务不熟练，在稽核工作中不易发现问题，有些问题因稽核程序不规范，增加了处理的难度。

二、解决存在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一）加快社会保险法律建设步伐

我国正在进入法制社会，法律观念已日益深入人心，依法办事逐渐成为准则。因此，国家应尽快出台《社会保险法》，以法律的形式，建立起完善的缴费基数管理、稽核程序，堵塞漏洞，以强化缴费单位据实申报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此项业务核定的约束力和严肃性。

（二）将实施稽核与政策宣传结合起来，清理参保真空，促进企业平等竞争，维护社会公平

非公企业员工普遍年轻，企业和员工对养老保险认识不足或有偏差。目前，非公企业和企业从业人员游离于养老保险统筹范围之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企业缴费比例比较高，负担重；二是企业和员工对参加养老保险的重要性认识有偏差；三是企业用工不规范。企业与员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四是员工流动比较大等等。要制定相应的措施，加强对非公企业参保的管理。一方面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另一方面要按照有关规定，对拒不参保的单位和个人，相关部门要采取吊销其营业执照，取消纳税人资格等强制手段。促使这部分非公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尽快纳入养老保险的统筹范围。

（三）建立社会保险信用等级和信息披露制度

各师劳动保障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对本统筹区参加社会保险两年以上的所有用人单位、个体工商户进行信用等级评选。单位信用分ABC三等级经过稽核确认，连续两年符合评定标准的为社会保险A级信用单位；基本符合评定标准要求并能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或确因生产经营状况不佳已停产或半停产造成暂时未能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但已制订还款计划并能自觉执行的，为社会保险B级信用单位；基本不符合评定标准要求，或生产经营状况正常却拒不履行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义务，或拒绝、阻挠社会保险稽核的，为社会保险C级信用单位。两年内未经社会保险稽核的，视为B级管理。

C级信用单位每年重点稽核在无被举报及相关部门提请稽核的前提下，社会保险A级信用单位连续两年免予社保稽核、优先办理社保结算业务。社会保险B级信用单位每两年社保稽核次数不超过两次。社会保险C级信用单位将每年实行一次以上社保稽核，并可根据情况重点稽核、对其上报的资料进行逐项严格审核、提请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对其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同时，可将其违反社保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公告。

（四）加强缴费工资基数的公示制度，接受参保职工的监督，提高缴费工资的准确性。

（五）加快社区建设，将实施稽核与加快社会化服务结合起来。

紧紧抓住社区社保工作平台，把稽核工作向社区延伸，实施全方位核查、立体化联防。

篇6

所谓媒体营销是指保险公司利用大众传媒等工具传递公司和产品信息的一种营销策略。市场转型使保险公司必须改变过去不作广告的传统方式，通过连续的高密集度的广告投放吸引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可以拨打公司的免费电话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和完成初期投保。公司将根据客户电话所述资料寄出投保单，客户在签署名字后将保单返寄给公司。

应特别注意的是，在实施媒体营销策略时，不论各保险公司选择怎样的宣传渠道、方式，都应遵循形象宣传不宜过分张扬，实力宣传要掌握好尺度，业务宣传切忌片面性，典型事例宣传切忌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一方面要注意战略目标的长期性和各个短期目标之间的相关性，因而要注意长期性和阶段性相结合。要始终保持一个险种给公众留下前后一致的印象，在总体目标不变的前提下，通过不断的变换广告方式、广告地点、广告色彩和广告的文化内涵，增加人们对产品的印象，满足人们求新、求变的心理要求，在精神不变的前提下，不断给人们创造新鲜感、美好感和生命感，使产品保持永久魅力，起到“不变应万变”的效果。另一方面要重视对内培训工作，充分发挥对内培训的作用。对内培训的目标是建立管理者与营销人员之间的引导链，而传媒对顾客的引导，必须通过营销人员和管理者进行反馈。根据“内部营销”原理，保险公司的员工也是公司的服务对象，因而保险广告传媒的真实性显得非常重要。这一点要求广告内容必须事先在内部传达，做好沟通，广泛征求员工意见，并把这种做法作为固定的反馈形式。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积淀传统文化价值和适应形势发展趋势，使保险宣传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公益服务；既有超前理念又具高科技含量的奇特概念。建立起一条管理者到营销人员，营销人员到客户之间的引导链，起到引导人们对保险产品认识、接受、熟悉、认证、产生强烈需求的作用。

所谓电话营销策略，是指通过电话方式实现保险营销目标的活动。随着保险市场主体的增加，特别是一批外资公司的加入，电话直销的营销方式将成为保险营销，特别是寿险营销的重要策略。这是一种完全抛弃现在银行保险、个人和团险营销模式的营销策略。基本思路是：保险公司通过组建庞大的电话营销队伍并对其进行细分，通过银行信用卡附送小额保险和其他险种资料，随后电话营销人员将致电回报客户、介绍保险并询问是否有投保意愿。

随着保险市场的转型，一种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全新模式，即从卖产品到卖方案的营销策略将成为保险业的主要方式。客户需要买什么样的保险产品？什么样的险种最适合客户需要？公司将通过方案的形式提供给客户。这就是所谓的方案营销。保险公司随时关注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根据市场的需要，成立由专业人士及营销精英组成类似“投资理财管家”的专门机构，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

“人本化”的营销团队管理策略

保险营销团队是实施保险营销计划的关键。在买方市场下，市场结构、消费动机、消费行为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当前的营销团队管理已不适应这种变化要求，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

激励方式和“育人”机制创新营销行为和营销队伍素质直接相关，营销队伍的素质又与激励方式紧密相联。根据管理学原理，一个人具有“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等多重需求。随着营销人员的地位、收入、年龄等因素的变化，这四个方面也在不断变化，而目前团队的奖励大多重物质奖励，忽略了人的多面需求及其动态变化，以至于单纯的物质奖励因难以满足员工多方面需求而失效。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途径是进行奖励方式创新，变单纯的物质奖励为复合激励，把员工的物质奖励和员工的个人发展、自我价值实现等高层需求结合起来，把“制度留人”和“情感留人”结合起来，用“人本化”激励方式建立一支高素质、稳定的营销队伍。

客户服务与促销渠道创新在市场定位、客户细分的基础上提供针对。操作方式上可由各大中城市保险行业协会牵头，在各保险公司现有客户信息服务网站的基础上，组建一个面对全社会的“保险公共服务信息平台”，一方面可对客户开辟一个统一受理服务需求的窗口，另一方面也为各成员间交流信息提供了快捷、高效的渠道。各成员在对承保的保额、客户健康状况、风险事故报告等资料有疑问的时候，可以通过此信息平台向其他成员发出查询信息，以互通有无，控制逆选择和道德风险；而客户则可以向该信息平台发送投诉、理赔等服务需求信息，真正享受快捷、高效、优质的一站式服务。

在重视客户服务的同时，保险人应根据消费者求新、求异、求变的消费心态，在银保（邮政）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促销渠道。比如和一些有丰富管理经验和营销管理体系比较完善的企业，与报刊投递公司，与家政服务和社区服务机构等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联合开展产品推介、挂钩销售等，除可以借助与百姓生活最贴近的方式传递保险信息，相互促进销售外，还有助于明确促销活动的受众目标，扩大促销活动的受众范围，节约宣传成本。由于目标对象是已渗透的市场，因此更易被客户和公众接受，实现同一时间内的信息最大化。

注重发展的品牌营销策略

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保险市场的竞争最终是品牌与服务的竞争，如何把品牌、服务与营销机制融为一体，构建出以客户为核心、以品牌形象为价值标准、以服务为整体功能的品牌营销模式，是近几年来国内各家保险公司孜孜以求的目标。

在营销理论中，把消费者对某一品牌所具有的一组信念称为品牌形象，而消费者由于个人经验和选择性注意、选择性扭曲及选择性保留的影响，其品牌信念有可能与产品的真实属性并不一致。这就需要通过实施品牌营销策略，进行消费者“心理再定位”和“竞争性反定位”来改变保险消费者的品牌信念。如果消费者低估了品牌的质量，营销人员就应重点介绍其品牌；如果购买者对品牌有了准确而足够的了解和评价，那么营销人员就没有必要对它加以介绍，因为过高吹嘘产品会引起购买者反感或不佳的评价。营销人员还可以设法改变购买者对竞争对手品牌在各不同属性上的信念。这一方法在购买者误信竞争者品牌的质量高于其实际具有的质量时特别有效。随着全面开放保险业承诺期限的临近，保险市场的竞争将更趋激烈，通过品牌营销策略占据目标市场，把握好发展方向，无疑是各保险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满足客户个性需求的差异化营销策略

我国保险市场是一个非均衡性市场，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险种差异和服务差异，因此，保险营销应适应市场转型的需要，因地、因人、因险种实施差异化营销策略：

实施“地区差异化”策略根据地域和区位不同，我国的保险市场可划分为城镇和乡村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市场。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地区，客户群层次相对较高，需求多样化，观念更新相对较容易，基础建设较完善，网络硬件环境建设较好，加上数字签名等安全保障技术的应用，在外部环境上，城市完全具备推动网络销售的条件。尤其对于高学历、高收入的年轻白领，网络销售将是有效渠道，可采用人员推销、电话直销、委托中介、网络销售等策略。而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还没有普及电话，更不要说网络，而且老百姓的保险意识和保险知识水平较低，保险理念和保险观念缺乏，保险市场处于拓展和开发阶段，应采取人员直接推销、委托推介策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保险知识和保险意识低，应专门设计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保单和条款。

实施“对象差异化”策略由于个人的经历、意识、偏好等原因，使消费者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因此，保险营销应特别注意不同消费者口味的差异。对象差异化营销策略就是要做到有的放矢，又要区别对待，像医生治病一样对症下药，像老师教育学生一样因材施教，像农民种庄稼一样因地制宜；对象差异化策略就是要为消费群体的特殊需求而实行“定单”服务。老是胡子眉毛一把抓，到头来只能是相识满天下，知己无一人。“顾客是上帝”只是相对的结论，你自己的顾客才是真正的上帝!即使你的产品质量再好，如果顾客错位，仍然无人问津。

实施“产品和服务”差异化策略根据供求理论，一种产品差异性越强，其替代性就越弱，越有利于市场的挤入，甚至占领市场，从而依靠顾客之间的心理攀比效应来吸引消费者。在竞争性市场下，保险公司不是依靠规模来占领市场，而是靠差异性长期赢得市场，开发新市场，创造新需求。各保险公司要通过险种、渠道、定价和促销的不同组合创造差异化；通过广告传媒形象和品牌效应、销售人员形象体现差异化，将这种差异化灌输到消费者头脑中，由业务人员把不同性质、不同公司、不同保险金额的产品加以组合，结合银行、证券的产品，做好差异化服务。

紧贴客户的优质服务策略

市场营销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服务销售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服务竞争和买方市场下供求地位的变化，要求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有效防范和控制经营风险为保障的市场化经营体系，引伸服务内涵，培育发展优势。在保险产品的一般技术质量指标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人们究竟购买哪一家公司的产品，主要取决于各公司及其产品的服务是否具体、周全和优质，是否具有特色。为此必须从两方面入手：

延伸服务领域、丰富服务内涵随着垄断型市场向竞争型市场转变，保险市场的竞争已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服务领域的宽窄，服务内涵的丰富与否将直接决定保险公司业务的数量和质量，甚至决定公司的发展。传统的人工服务，虽然服务内容比较全面，但效率低，服务面狭窄，而且还受到人员素质的限制，若开通免费电话咨询系统或网上查询系统，不仅服务面广、快速有效，而且还可以弥补人力不足的限制。如在银行为投保人设立专门保险费收取账户，不仅方便快捷，而且安全保密；又如保险咨询服务，其发展空间是相当广泛的。再如开设门店、设立电话服务中心、开辟电子商务网上售单、组织金融超市、发展银行业务等等，结合金牌和银牌营销队伍的培养，开展综合理财服务。这样既可以建立起一支真诚而稳定的客户群，又能贴近消费者需求，为公司永续经营打下扎实基础。

以理赔服务为突破口，强化售后服务保险交易是一种“期货”交易，保险公司要为客户承担几年、几十年，甚至终身的保障和服务责任。所以保险产品销售后，营销工作并没有结束。理赔服务是保险公司展示自身优势和服务水平的窗口，而当前客户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保险公司在若干年后能否像当初承诺的那样做好长期的售后服务和理赔工作。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转型下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各保险公司应以客户反映最多的理赔服务为突破口，建立理赔责任追究制度和服务质量跟踪制度，对客户服务进行自查，强化售后服务，并以此为契机规范售后服务行为，以良好的售后服务树立公司形象，提高公司信誉，激发居民的投保动机，促进保险消费增长。

内容摘要：目前，我国保险市场已从垄断市场演变为竞争性市场。针对市场转型带来的消费行为的变化和金融一体化进程，传统保险营销模式面临诸多挑战。要保持保险业持续发展，必须改变营销方式，调整营销策略

关键词：保险市场消费行为营销策略

参考资料：

1.[美]罗佰杰著，《杰克·特劳特营销定位》，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2.[美]查理·詹瑞特著，《反传统营销》，海南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3.晓珊，“改进保险商品的销售方式”，《中国保险报》，2001年10月23日

篇7

以美、英、日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的发展实践，在保险资金的运用方面已经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理念，将中国的保险投资与证券市场对接与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自身的不足。

1.在理念上的差距

美国保险公司拥有完善的投资管理体系，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比较积极，可以说是兼顾了保险投资的收益性原则和安全性、流动性原则。英国保险公司高度自律，其投资管理体系比较成熟，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较为积极，可以说是更注重于收益性原则。日本保险公司的投资理念比较传统，投资策略相对不积极，可以说是更注重于安全性、流动性原则。

我国的保险公司，长期以来一直重视传统，轻视投资，根本谈不上形成完善的投资管理体系。正是这种理念，导致保险公司的组织结构设置不利于保险公司投资于证券市场，大部分公司只是在近年来才成立了投资部，而且专门的投资人才也比较匮乏，这样就导致了保险公司对资金安全控制没有把握，而选择风险小的方式来投资。例如，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的风险较小，所以对国债投资的实际比例比较接近理论比例，银行存款也是居高不下。总体来说，对投资的三原则把握得不好。

2.在监管上的差距

各国都对投资于哪些证券以及投资比例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美国的保险投资监管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严格型、综合性的特点。在保险投资的比例限制方面，较为严格，如纽约州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在普通股、合伙股等股权方面的投资占其可运用资产的比例不能超过20%。英国的保险投资监管最为松散、灵活，在保险投资的比例限制方面，也最为宽松。英国《1994年保险公司条例》规定政府公债的投资比例上限为1896，股票的投资比例上限则高达48%。日本的保险投资监管较为严格，1996年4月1日实施的日本新保险业规定的各类投资的比例上限为；国内股票投资30%，不动产投资20%，外汇计价资产30%，债券、贷款及有价证券贷款10%，金融创新产品10%。

与国外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监管方式相比较，我国属于严格监管型。1995年《保险法》中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涉及到证券的只有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两种。近年来，国家开始拓宽保险资金投资渠道，允许保险公司进入全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从事债券买卖业务；可申请购买信用评级在AA+以上的中央企业债券，可参加沪。深两家证券交易所债券交易可以通过购买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但是，只对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比例做出了规定，对其他证券类投资没有给出明确的比例。

3.在结构上的差距

由于寿险资金和非寿险资金的不同特性，寿险公司和非寿险公司的投资类别和投资结构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以寿险公司进行比较，美国寿险公司普通账户的投资结构以债券为主，债券投资比例占到70%左右，股票投资占总资产的比例仅仅为5%左右。英国寿险公司的投资结构以股票为主，股票投资比例高达50%以上，其次是政府债券，投资比例为20%左右，公司贷款、公司债券和其他资产加起来只占30%左右。日本寿险公司的投资结构以有价证券为主，有价证券的投资比例为50%左右。各国实际投资比例的平均值如表1所示。中国保险投资证券化的结构特征表现为国债投资占29%左右，证券投资基金占5%左右，另外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券占少量比例。

4.在投资效果方面的差距

保险投资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险投资的效率与效益，二是保险投资与经营的稳定性。前者对应保险投资的收益性原则，后者对应保险投资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原则。总体来说，美国保险投资模式的效率与稳定性很高，投资效果比较理想。英国保险投资模式的效率较高，但是稳定性较差。日本保险投资模式的效率与稳定性都一般。

中国保险投资的效果和国际上存在较大差距，这是由中国保险投资是否优先选择证券投资工具、分布在证券化资产上的比例以及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有关。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资本市场上的投资工具有限，而且各种工具发展不协调，例如重视股票市场的发展，轻视企业债券的发展，保险投资的波动性较强。以保险资金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为例，2000年证券市场行情较好，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率较高，保险公司的投资效果就好。2001年下半年开始，由于证券市场低迷，保险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明显下降。由此可见，我国保险投资证券化的稳定性和收益性都较差。从投资收益率指标来看，发达国家保险投资收益率超过12%，而我国的保险投资收益率较低。

二、中国保险投资与证券市场对接存在需要放松管制的现实压力

对保险投资与证券市场对接管制的放松是指逐步放松对保险资金投资子证券的严格限制。”严格度“是管制保险投资与证券市场对接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力量逐渐减小、市场力量逐渐增大的过程。保险投资与证券市场管制的“严格度”是一些自变量的函数，即保险投资与证券市场对接管制的严格度=f[市场违约率(-)，利率(±)，市场波动率(-)，通胀率(-)，证券市场完善程度(+)]根据英美日等国情况的分析，放松保险投资与证券市场对接管制的市场与环境条件应该是：市场的商业信用发达，市场违约率低；利率由市场决定，且利率呈下降趋势，证券市场利润率较高；市场波动性小；通货膨胀率较低，证券市场发达完善或走向发达完善。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只能实现严格的管制，所以中国的保险投资管制属于严格监管型，但“严格度”过高。从保险业发展趋势看，近几年保险业发展实际情况增加了保险投资管制宽松化的迫切性。

1.资金压力

从1980年到2003年，中国的保费收入以年均30%以上的幅度递增，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根据世界银行预测，未来5年中国保险业将保持13%的增长速度。这充分说明中国保险市场尚属于开发型市场，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保费收入会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但是保费收入的增长并非意味着保险公司的经营成功。保险业不同于其他行业，是负债经营的行业，当前的保费收入是为了实现以后的保险补偿功能，保费收入的增加同时代表了保险公司对保户负债责任的增加。巨额的资产并不意味着保险公司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保险公司经营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保费收入不等于利润。目前我国保费增长较快，而赔付率较低，给付高峰未到，保险公司压力还不明显。但是十几年、二十年之后，保费增长趋缓，给付高峰到来，保险公司将面临严峻考验。因此，必须合理运用有巨额保费收入和保险给付之间的“时间差”、“数量差”所形成的保险资金，充分认识到可运用资金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而给付高峰未到这段时间的价值和重要性。因此必须把可运用资金投资于证券市场的比例提高，因为当前的可运用资金中银行存款占50%，银行存款的收益率比证券市场的收益率要低。

2.利率风险的压力

我国还未形成市场利率，因此保险公司是按照银行利率为标准来厘定预定利率的。由于预定利率一旦确定，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而银行利率却有可能变动多次，这种确定的约定利率和不确定的银行利率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利率风险。一般说来，银行利率的升降会反作用于保险公司的负债和投资业务。银行降息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扩张寿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但降息对投资业务是极为不利的，特别是目前银行存款占保险资金相当大份额的保险公司来说影响相当明显。在过去银行存款利率较高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几乎感觉不到利率风险的压力。但是自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8次下调银行存款利率和国债发行利率，2002年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为1.98%，保险公司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利差损”问题.

同时，各保险公司多年来大量长期业务形成的“利差损”也在降息后不断积累和扩大。从长远看，随着经济发展，一国银行利率由高到低是正常的，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而且我国中央银行在必要时以利率为杠杆进行宏观调控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保险公司无法回避利率风险。而我国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收益过分依赖于银行利息，则加大了保险公司的利率风险。因此，必须改变保险资产的结构，降低存款比例，拓宽资金运用渠道，以保证投资收益高于预定利率。

3.竞争压力

我国保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保险资金高效运用对于提高保险企业市场竞争力。增强经营稳定性的功能日益突出。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多家保险公司相互竞争发展的保险市场体系。将来更多的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必将使我国保险业竞争格局发生根本变化，市场竞争必将更加激烈。目前我国保险业赔付率比较低，1996年只有56%，而上世纪90年代英国保险业赔付率一直在80%以上，1985年日本保险业赔付率为85%，1988年美国的赔付率高达105%。当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较低还可以满足需求，但在保险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如果不对保险资金高效运用，在赔付率增大的情况下，则势必难以适应需求。特别是对于寿险业而言，资金运用具有紧迫性。因为寿险业利润来源于费差、死差以及利差“三差”损益，由于费差和死差直接关系到寿险产品的价格，对保险产品的销售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要通过费差和死差赚取利润，会受到相当大程度的限制。并且随着保险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费差和死差会逐步趋于零或者负数，寿险利润必须通过投资形式取得。而国外的保险公司现在基本上都是靠投资利润来弥补承保亏损达到盈利的目的。所以，中国保险公司面临的竞争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三、中国保险公司与证券市场对接的发展策略

尽管中国的现状距离放松保险投资管制的市场条件还存在一定差距，但从保险业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目前可以部分地放松对保险投资与证券市场对接的管制程度。根据前面对保险投资与证券市场对接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当前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银行存款较高，证券化程度较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保险公司投资理念方面的原因，也有证券市场方面的原因，还有法律方面限制因素的原因。但是，保险投资与证券市场对接是一个国际趋势，所以我国的保险公司应该融入这一趋势。为此，就我国保险投资与证券市场对接的发展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1.给保险公司提供与证券市场对接的合法渠道

尽管《保险法》的修改增加了投资渠道，但是修订是根据当时的经济环境以及企业的发展情况进行的。然而，市场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即使新《保险法》对保险投资证券的渠道、比例以及方式的规定和国际惯例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这并不妨碍保险投资向证券化方向发展。国际上保险资金投资于证券是长期逐步发展起来的，各国的保险立法也是不断修正的，所以只要《保险法》中给予相关部门根据市场的实际适时适地出台相关政策的权利，保险投资就可以朝着与证券市场对接的方向发展。

2.保险投资与证券市场对接的工具安排

目前保险公司的证券投资涉及到国债，企业债券、金融债券以及证券投资基金，但是只有国债投资的比例较高。其他形式的投资所占比例很低。尽管实证研究表明国债投资的实际投资比例比较接近理论上的最优投资比例，但这是在将投资对象仅限定银行存款，国债和证券投资基金这三种形式上得出的结论。如果扩大收益性较高的投资渠道，那么各种形式的最优投资比例必然发生变化。从保险证券投资的特点来看，债券投资应该是保险投资的重点，也是保险公司在资本市场上与其他金融机构竞争的重要手段。就发达国家保险公司的资产来看，40%一50%的资金是投资于债券市场，尤其是企业债券、国债，这些债券回报率高且期限较长，可以配合长期保单。然而我国企业债券、国债不论在规模上。还是数量上都不能满足保险资金的投资组合需要。流动性问题也是困扰保险投资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在积极促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同时，要不断完善国债结构，健全国债市场运作机制，丰富国债品种，特别是增加短期国债和10年期以上长期国债以满足保险公司的需要，适当时候还可以考虑开放国债衍生产品，扩大保险公司资产组合的选择余地。

篇8

会展业包括会议、展览和节事活动等，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会展业在我国各主要城市得到了迅猛发展。据统计，最近两年全国每年举办的达到一定规模的会展活动项目约3000个，会展业创造的直接收入超过百亿元，直接或间接带动关联产业的经济产出约有近千亿元。

目前，我国有会展从业人员100多万人，其中从事经营策划的各级管理人员约15万人。会展业人才大致分为会展核心人才、会展辅人才与会展支持性人才。而会展核心人才中，会展策划人才尤其重要。在国际上，会展策划已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职业，并且设置相应的证书考核标准。为此，前几年我国国家劳动部门参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推出了与火爆的会展经济相伴而生的新职业——会展策划师。会展策划师是从事会展的市场调研、方案策划、销售和营运管理等相关活动的人员。会展策划师的主要工作包括：从事会展的会议、展览、节事活动、场馆租赁、奖励旅游等项目的市场调研；从事会展的立项、主题、招商、招展、预算和运营管理等方案的策划；从事会展项目的销售及现场运营管理。

由此可见，会展策划师是会展行业中最抢手的人，是会展的总导演。会展策划师职业的设立，对于培养一批既具有创新策划能力、又具有现代经营理念的会展中高级管理人才，有效地提高我国会展行业在国际上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同时，也对于我国会展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会展策划师的经营风险与困扰

如前所述，会展策划师职业的设立，为适应我国会展行业的快速发展提出了一个前瞻性解决方案，相信不久，会展策划师将会成为又一诱人的新职业。然而，正像律师、设计师等职业一样，会展策划师的活动过程中也包含着众多风险，他们工作中的失误，会给参展商及其他相关方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

1.我国的会展策划师目前大多须满负荷工作。他们既要是高效的管理者，也要是文化的表达者。如何说服社会资源，并真的让他们得到回报；如何与团队共事，操办展览；如何确立主题，选择设计人员，会展策划师必须左右脑并用。

2.每一个会展策划师都明白，工程运输、包装、保险……不管哪一项具体事务产生盲点，最后的受害者都是自己。越是独立就越需事必躬亲、越是出名就越要“三头六臂”。

3.我国的会展策划师还面对着来自体制和商业的双重困扰。(1)机构行为的介入为会展运营带来了众多弊端，组委会制似乎成为中国会展的特色之一。而会展策划师的尴尬则在于，他们不得不充当艺术家与出资者中介的角色。如果处理不当，难免异化企业的初衷或会展的策划理念。事实上，即使是最资深的会展策划师，也常常两面不讨好。(2)会展策划不是一件凭借冲动和一笔资金就能运作好的事。不存在一个人突发奇想去做会展策划，提出一个想法，说动资金方，就做会展策划师了，这样的展览主题架构难免混乱。展览质量的提高最赖于积累，会展策划师必须经过筛选，才能把某种主题和观点表达到极致，否则将会导致会展策划失败。

三、开发会展策划师责任保险的探讨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必须尽快建立会展策划师的风险保障制度，也即应推出我国的会展策划师责任保险。其主要内容如下：

1.保险对象。凡经国际或国内有关部门批准，取得会展策划师资格的自然人，均可作为本保险的被保险人。

2.保险责任。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保险期限或追溯期内,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开展会展策划业务时，因疏忽或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在本保险期限内，由委托人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3.保险费。本保险的保险费为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的预计会展策划业务收入与保险费率之乘积，但不得低于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最低保险费。该保险费为预收保险费，在本保险期满后三十日之内，被保险人应将保险期限内的实际业务收入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作为计算实际保险费的依据。若预收保险费低于实际保险费，被保险人应补交其差额；反之，保险人应退还其差额，但保险人的实收保险费不得低于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最低保险费。

4.赔偿处理。(1)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申请赔偿时，应提交保险单正本、索赔申请、损失清单、证明事故责任人与被保险人存在雇佣关系的证明材料、事故责任人的执业资格证书、事故原因证明或裁决书、与委托人签订的书面委托合同的正本以及其他必要的有效单证材料。(2)收到被保险人的索赔申请后，保险人应及时做出核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应在与被保险人达成有关赔偿协议后10日内，履行赔偿义务。(3)保险人进行赔偿后，累计赔偿限额应相应减少。被保险人需增加时，应补交保险费，由保险人出具批单批注。应补交的保险费为：原保险费×保险事故发生日至保险期限终止日之间的天数/保险期限（天）×增加的累计赔偿限额/原累计赔偿限额。

四、结束语

会展策划师是我国现代服务业中的一项新的职业，对促进我国会展业的发展作用显著，为此，以上笔者就会展策划师责任保险作了一番分析与探讨。然而，这一会展保险中的新险种能否开办并推广，建立会展策划师资格的认证制度是关键。笔者认为，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应当在已经试行的会展经营策划人员资格考试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和健全会展策划师资格认证制度。有了这个资格认证制度，保险业就能与会展业联手，共同推动我国会展策划师责任保险的实行。

参考文献：

[1]王书翠:会展业概论[M].立信会计出版社，2004

[2]吴小平:保险原理与实务[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3]吴祥佑:会展风险的保险转移[J].上海保险，2007（6）

篇9

（一）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现状评述。1992年《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小，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截至2006年底，全国参加各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为5，374万人，其中东部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已超过60%。参保人数比2002年的5，462万人有所下降。目前，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310亿元，分散在1，905个县市。

2、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险功能正在不断削弱，家庭养老面临挑战。主要问题：一是农村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二是农村大量的年轻人进城打工，代际不平衡严重。迫于岗位的竞争压力，忙于工作和事业，这些人无暇顾及老人；同时，这些青年夫妇较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向独子或独女倾斜，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实际的生活质量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三是老年人平均寿命延长，患病率、伤残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这一切必将加大家庭的负担，也必将加剧年轻人消极赡养老人现象的增加。

3、农村养老难于完全依赖土地保障，但土地对于多数农民来说仍然是重要的生产资料。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大约40%来自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1/4左右来自劳动收入，来自转移性与财产性的收入约占纯收入的5.7%。由此可见，来自土地的农业收入已难以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以致养老更是奢望。而且现在土地对于多数农民来说仍然是很重要的生产资料。城市化的迅猛推进使得许多农民的承包地被大量征用，农民所得到的只是极少的土地补偿费。所以，完全依靠土地来养老的选择也是不可行的。

4、老龄化加快。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农村劳动力的输出，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人口进入城市，年龄结构出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已出现家庭小型化倾向，农民养老问题日益严峻。据2005年底开展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全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其中农村约占老龄总人口的68%；中国农村平均家庭户规模降到3.27人。

(二)早期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地区改革。截至2006年底，全国1，905个县，5，374多万农民参保，还不到应该参保农民总数的8%，仅有310多万参保的农民领取了养老金。积累保险基金310亿元，这些农保总体上属于早期农保性质。总的来说，早期农保试点工作不成功，陷入僵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覆盖范围小，发展严重不平衡。已经筹集的农保资金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发达省市，多数地区难以为继。从基金规模上看，排在前五位的是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和北京，这五个省市的基金共计221亿元，占全国农保基金总额的71.3%。

二是管理体制不顺，“民政不管，社保不接”。尤其是在中西部大多数省份，农保管理体制至今仍没有理顺，运作也困难重重，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全国1，905个农保试点县中，多数地方的农保机构还在民政部门，农保在省级已经移交而市县没有移交，依然处于“民政不管，社保不接”的局面。与此同时，很多内地和西部省份“清理整顿”的一个通行的做法是简单退保。

论文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险；研究；改革；模式；制度

论文提要：我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农村原有的养老保障体系正在被打破，而新的保障体系尚未形成。本文在此前提下设计和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基本制度框架，特别是建立农保可转换为城保的通道和机制，对早期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

我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农村原有的养老保障体系正在被打破，而新的保障体系尚未形成，农村大部分老年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他们成为整个社会中最边缘化和最弱势的群体之一，这个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大，已经开始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和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

（一）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现状评述。1992年《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小，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截至2006年底，全国参加各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为5，374万人，其中东部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已超过60%。参保人数比2002年的5，462万人有所下降。目前，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310亿元，分散在1，905个县市。

2、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险功能正在不断削弱，家庭养老面临挑战。主要问题：一是农村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二是农村大量的年轻人进城打工，代际不平衡严重。迫于岗位的竞争压力，忙于工作和事业，这些人无暇顾及老人；同时，这些青年夫妇较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向独子或独女倾斜，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实际的生活质量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三是老年人平均寿命延长，患病率、伤残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这一切必将加大家庭的负担，也必将加剧年轻人消极赡养老人现象的增加。

3、农村养老难于完全依赖土地保障，但土地对于多数农民来说仍然是重要的生产资料。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大约40%来自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1/4左右来自劳动收入，来自转移性与财产性的收入约占纯收入的5.7%。由此可见，来自土地的农业收入已难以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以致养老更是奢望。而且现在土地对于多数农民来说仍然是很重要的生产资料。城市化的迅猛推进使得许多农民的承包地被大量征用，农民所得到的只是极少的土地补偿费。所以，完全依靠土地来养老的选择也是不可行的。

4、老龄化加快。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农村劳动力的输出，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人口进入城市，年龄结构出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已出现家庭小型化倾向，农民养老问题日益严峻。据2005年底开展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全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其中农村约占老龄总人口的68%；中国农村平均家庭户规模降到3.27人。

(二)早期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地区改革。截至2006年底，全国1，905个县，5，374多万农民参保，还不到应该参保农民总数的8%，仅有310多万参保的农民领取了养老金。积累保险基金310亿元，这些农保总体上属于早期农保性质。总的来说，早期农保试点工作不成功，陷入僵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覆盖范围小，发展严重不平衡。已经筹集的农保资金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发达省市，多数地区难以为继。从基金规模上看，排在前五位的是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和北京，这五个省市的基金共计221亿元，占全国农保基金总额的71.3%。

二是管理体制不顺，“民政不管，社保不接”。尤其是在中西部大多数省份，农保管理体制至今仍没有理顺，运作也困难重重，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全国1，905个农保试点县中，多数地方的农保机构还在民政部门，农保在省级已经移交而市县没有移交，依然处于“民政不管，社保不接”的局面。与此同时，很多内地和西部省份“清理整顿”的一个通行的做法是简单退保。

三是基金分散，管理存在流失和损耗现象。目前，全国310亿元农保基金分散在1，905个县市。由于管理体制不顺，全国清理整顿农保后，农保机构和人员的办公经费、工资多数没有纳入财政预算，挪用农保基金发工资的事情相当普遍。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5年全国31个省份中，涉及1，905个县、2.6万个乡镇，农保系统大约有干部近1万多人。

四是老年受益保障不能兑现，保障水平低。很多参加早期农保的农民在年龄达到60岁后，每月领取以前规定的养老金的承诺不能兑现。

二、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采取个人、集体和国家等多方出资筹集养老基金并为老年人提供经济帮助和服务、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项制度，并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养老金还会相应增加。该制度的新颖性，首先在于各级政府和村集体逐步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对参保农民进行补贴，建立农民参保补贴制度。本文以成都为例，鉴于目前成都各区、市、县经济发展水准不一样、政府财政负担能力不一样、农民基本生活水平也不一样的状况，成都于是按照一二三圈层分类划档逐步推进全市农村养老保险。

（一）从远郊区县——都江堰和金堂县来分析。金堂县从2007年6月1日最先按规定开始在三个乡镇进行农民养老保险试点，9月1日在全县全面推开农民养老保险。2007年全县GDP为79.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690元。都江堰市从2007年8月初开始，分别选取了胥家镇、崇义镇各两个村进行农民养老保险试点。2007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16.2亿元，农民人均收入从2001年的3，096元增加到2007年的5，300元。两地属于成都市第三圈层，经济实力偏小。

（二）从近郊区县——双流县和温江区来分析。2007年双流县GDP为282.2亿元，财政收入17.6亿元，农村人均纯收入5，000元。双流县是四川唯一进入全国百强县的县，在整个西部排名第二位。2008年全县农民共计参保8，788人，其中从业年龄人员参保4，599人，非从业年龄人员参保4，189人，征收资金约1，200万元。

篇10

职工A：“我没有听说这个《规定》，因为领导没有给我们传达。”他表示，知不知道这些无所谓，最起码自己不会轻易失业，顶多下岗，所以有关失业的话题他不关心。

职工B：“我知道原来有个规定，厂里一直在扣我们的钱（指缴纳的失业保险费），所以我知道一旦失业了，我会每月领到一笔钱（指可以领取的失业保险金），大概是3百来块，只是这点钱很可怜。”他认为，既然自己缴纳了失业保险费，那么即使失业了，国家“总不能让我没饭吃”。

职工C：“我父亲是另一家企业的人事干部，我是从他那里知道了这个新《规定》。他说这个《规定》对职工有好处，虽然我没看到《规定》，但我相信父亲的话。不过，这个《规定》也许对我无所谓。”他说自己不会失业，如果单位不要他了，父亲会托关系马上给他找份工作。

职工D：“我现在是个下岗职工，对国家的政策很关心。这个《称定》虽然比原来更切实际，但一旦失业，这些规定救不了我。”她并且说，知道一些未来的政策，那便是不久以后将没有“下岗”之说，她这样的“下岗职工”最终也将成为“失业人员”。对于下岗，她表示并不可怕，因为她每月都从单位拿到一些钱，生活勉强过得去，而且还可以报销医药费等。对于失业，她表示害怕，因为失业意味着完全失去靠山（指单位），而可能领取的那点失业保险金将难以维持生计。

可以看出，持“失业与我无关”的人不少，他们大概是觉得自己不会失业或者不怕失业；而有了失业危机感的人中，持“失业保险与我无关”的人也不少，他们大概是觉得自己享受不了多少失业保险的“待遇”，最起码对“失业保险”持怀疑态度，或者说它“可有可无”。

并非事不关己

失业与失业保险果真与有些人无关吗？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失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没有人能够回避的。即使多数人永远也不经历失业，但并不能说明他们不存在失业的危机，而且在他们的亲友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有了失业（包括正在失业或曾经失业）的成员。

据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有关人士介绍，今年初全市城镇失业人员已达到近8万人，这个数字目前不仅有增无减，而且并未包括大量的下岗职工。有关数字表明，今年全市劳动力市场可提供的岗位只有20万个，而需要安排的劳动力有44万人之众，超出可供岗位的1倍多。这44万人中，除去失业人员，还包括城镇新生劳动力19．6万人（主要是大中专毕业生及农转非人员）和下岗职116．5万人。他们与失业人员一同“抢”有限的“饭碗””，加上今后中央和北京市机关干部精简分流，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要和现有的富余劳动力争“饭碗”，这些必将使失业大军的数量在一定时期内居高不下。有关权威专家指出，就全国来讲，这种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将持续3年左右，据初步预测，“九五”期间，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为21751万人，而近3年的劳动力需求为3446万人，2000年我国人口中依然有18304万（即近两亿）劳动力处于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状态。

一方面是失业的现象普遍存在，一方面又是“失业与我无关”或“失业保险与我无关”的观念并存。一位学者这样分析说：持“失业与我无关”观点的人员，他们肯定认为：失业与己仍旧遥远，“8万人”对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来说并不是“大数字”，只要不出现全民失业，那么失业者就永远不具代表性。而持“失业保险与我无夫’的人员，他们肯定认为：失业保险与己的“想像”不成比例，对于不怕失业的人来说，能领到的微薄的“失业保险金”太不值钱了，因为很多人在失业后找到的工作，挣的钱比能领到的“失业保险金”多得多；而对于怕失业的人，他们也不可能用能够领到的“失业保险金”维持一生的生活，因为他们担心两年后（领取失业保险金最长不超过两年），再找不着工作怎么办？

看来“事不关已”是假，关键是他们的心态矛盾重重。

矛盾心理缘自何处

笔者对持有“失业（或失业保险）与我无关”观点的人员进行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表示，很清楚自己面临的危机——他们多数人又承认：失业无法回避，而且害怕失业。这些人对由于国家的改革而使得职工下岗已经可以理解了，但对于“失业”却依旧觉得“陌生”。有的人甚至认为，国家只对下岗职工负责，如政策面宽，提供条件支持他们再就业，而失业将意味着国家不管了。有信息表明，针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工程”将取消，这意味着下岗职工也将与失业者划等号。于是，人们即使能够接受“失业”这个现实，但依旧对“失业保险”持怀疑态度。

对这种“矛盾”心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一位人士说：看来他们不了解（或不理解）国家的政策。他进一步解释说，北京市政府1994年就出台了《北京市企业职工失业保险规定》，政府历来重视失业问题，一部分人员对政府采取的措施不明确甚至不知道，主要原因是一些基层单位贯彻不利，加上媒体宣传不够，另外，也与一些人员不关心政策、不注重学习有关。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人们（尤其是现在在职的职工）充分了解并理解国家和市里的有关政策和规定。这位人士特别强调：并不是企业职工不关心国家的规定，而是他们缺少途径去了解，如果企业领导把上面的精神都锁进抽屉里，甚至搞“愚民政策”，那么职工们与其说是不关心，倒不如说是关心不了。

失业保险离你越来越近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关人士指出，“失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其有直接关系的“失业保险”应该成为民众的“必修课”。

失业保险是通过立法强制执行的，由社会集中筹集资金，对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而失去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提供一定时期的基本生活保障并帮助其实现再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它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险的重要险种之一。

北京市的失业保险制度是根据1986年国务院的《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建立起来的，1994年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市政府实施了《北京市企业职工失业保险规定》。截止到1999年9月底，全市参加失业保险的单位有22494个，职工人数达285万人，有效地保障了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支持了企业改革，维护了社会稳定。

十余年来，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累计接受就业转失业人员26．83余万人，为符合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7．03万名失业人员发放了失业保险金和医疗补助费。1997年以来，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对国有企业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20．1万名下岗职工拨付了基本生活保障金。为了保障困难集体企业职工的基本生活，共为1434户次停工半停工企业、破产企业的28．5万名下岗职工，借支了基本生活费。10余年来，劳动保障部门发挥培训基地和职业介绍服务机构的作用，使用失业保险基金为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进行免费培训业信息与职业介绍服务，以及建立生产自救基地、贷款贴息、对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企业予以补助、给自谋职业的人员予以补助等各种措施，共安置下岗职工、失业人员14．8万人，使失业人员的再就业率达到6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