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楼年中总结范文

时间:2023-04-07 03:25:1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影楼年中总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影楼年中总结

篇1

据中国社会学会2003年的中国职业声望排行榜,“科学家”这一职业的声望等级位居榜首。

据报道,这份排行榜归纳总结了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一定区域内社会成员为调查对象的7次较大规模的职业声望调查,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如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律师等职业一直稳居职业声望等级的绝对上层。政府、党群组织干部的声望位置虽不及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但仍长期居于上层,多数排列在前10名左右。

院士中比例最高的人才――“海归派”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社会上被称为“海归派”的留学回国人员已成为我国高层次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学回国人员已占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九五”期间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的72%。另外,在北京大学学校本部现有的博士生导师中,留学回国人员占80%;第一、二、三批共47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特聘教授,全部都有出国留学经历。在中科院现任的院长和研究所所长中,95%以上都是留学回国人员。

含金量最高的]iR业资格证书一一ACCA

“21世纪是职业证书的时代。”据《科学投资》杂志报道,随着中国成为WTO成员国,许多职业的就业标准走向国际化,洋证书开始进入中国,其中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ACCA)炙手可热。有资料显示,自ACCA在国内启动以来,中国内地仅有几千人注册成为ACCA的学员。而据有关人士估计,我国大约需要35万名注册会计师。需求缺口的巨大,加上ACCA本身“十年磨一剑”的含金量,使ACCA的会员大多身价不菲。据估计, 目前持有ACCA证书的人员年薪普遍在40万元左右,最高年薪已逾百万元。在未来的10年我国需求的15类人才排行榜中,注册会计师位居榜首。

富翁的最佳产地――房地产业

今年上榜的企业家财富积累速度如此之快,与房地产、IT和钢材三个行业在过去一年中的高速成长密不可分。

从行业来看,在今年的榜单上,房地产业继续在榜上占主导地位,在上榜的百位企业家中有接近40位:从事房地产业,而且在百富榜中基本都排在靠前的位置,很多从事房地产业的老板的财富在过去的一年中增长了一倍,房地产业成为成长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

中国MBA最大的“婆家”――外企

据有关统计资料,从1991年至今的12年中,全国的MBA累计招生约为6万人左右,毕业生总数为2万人。而MBA学员毕业后多数选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发达城市就业,而外资企业又是MBA的最大“婆家”。

企业最难寻的人才――市场总监

有媒体报道,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请了3个市场总监都不尽如人意的“猫人国际”打出了百万年薪招聘市场总监的广告。而让不少企业一筹莫展的是,百万年薪仍难招来中意的“勇夫”。有猎头公司称,现在一个月最多能收到10个委托寻找市场总监的客户,他们开出的年薪多在50万元至100万元之间。但寻找合适人选实在很难。有关统计显示,我国目前有6000多万名营销人员,其中有80%未受过专业的营销教育及系统的营销培训。在一些大公司里,能统领全国整体市场策划的本土人员一直稀缺。

最适合文化精英定居的城市――北京

湖南卫视《形象城市》通过采访百位文化界精英人士所做的一项最适合居住城市的专题调查结果显示,北京被认为是最适合文化精英居住的城市。北京的人才聚集程度位列全国首位,作为首善之区,北京聚集了全国最多、最优秀的人才精英和科研机构,文化人才在这里居住有良好的信息环境和发展空间。另外,让文化精英们选择北京的理由还有生活惯性、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的大气环境变化等多方面的原因。

白领年薪最高的地区――上海

据前程无忧《2004年中国主要城市白领薪酬报告》,从总体上看,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大城市中,上海白领的平均年薪位居第一,但福利水平是最低的;北京则相反,平均年薪水平最低,但福利水平最高。另外,上海白领享受的带薪休假在三城市中也是最多的。比如高级经理以上的职位平均年休假上海为14天,广州为11天,北京仅有10天。

工资差异最大的领域――电信业

据北京外企太和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对IT行业中的网络产品、系统集成、互联网、电信和软件等领域的薪酬福利调查,在这五个领域中,电信领域的薪酬曲线最为陡峭,在该领域中,初级员工的年度固定现金收入约为1.7万元,而总监级员工的固定现金则超过33万元,二者之间的差距约为18倍。其中手机制造行业的年度现金收入级差最大,最高年薪已超过70万元,而最低等级员工的平均薪酬水平只有约4万元,二者的薪资水平差距约为17.5倍。

大学生科技成果最高卖价――八百万元

在第八届“挑战杯”竞赛大学生科技成果转让签约仪式上,有?2项科技成果买卖成交,转让总金额高达2259.6万元。其中,由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刘鹏、黄峰和本科生施遥共同发明的“高性能网络连接磁盘矩阵储存器RAID―M”项目,底价仅为最后卖出价钱的1/4――200万元,最后却以高达800万元的转让金额,被北京东方睿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收入囊中。

篇2

而从这一题材上获得成功,剥丝抽茧,也是王福春在命运的几个关键点做出独立选择的结果。

邀约王福春采访,第一次碰巧他去铁道部办事,介于他的身份和作品,铁道部特意批给他一张铁路免票证明,支持他继续拍摄动车高铁里的中国人;第二次约好时间见面,匆匆赶来的王福春,坐在桌子对面,精神矍铄,让人很难想象到他已经有七十多岁。和他聊天,很像跟自己的邻居大爷话家常,不会说些故弄玄虚的道理,切实地像黑土地上长大的人――有啥说啥。

听完王福春的故事,让人相信,命运最终会给实在的人一枚硕果。

人生大方向上,我把握得最准

王福春所拍摄的《火车上的中国人》,恐怕是国内摄影界知名度最高的作品之一。1990年代,“黑镜头”系列丛书出版时,就收录了王福春当年拍摄的几张火车上的肖像。那时,王福春正在摸索,作品已渐成系统,那些镜头经典又震撼人心:因困倦扒在椅背上艰难休息的乘客,在车厢里用麻将来打发旅途漫长时光的乘客,为了省钱而挤在一张硬卧上含情脉脉互视的情侣……看过这系列丛书的人,都记住了王福春的名字。

当时,王福春的身份还是一名铁路工人,却正是他创作的高峰期。1977年,“”结束,画着一手好画的王福春被调进三棵树车辆段工会做宣传干事,起初对摄影还没什么兴趣,偶然间被派去拍摄单位的劳模,才第一次摸到相机――一台老式的海鸥相机。

这一摸,他便没有停下来。“追溯到最早,这组作品应该就算是从1970年代开始。1978年改革开放,我就开始拍铁路,因为我是铁路职工,坐火车也不花钱,随便坐。利用坐火车机会,我看到很多车上有趣的故事,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状态,就把它们都拍下来了。”

1980年代至1990年代,正是中国铁路积极转型,日常生活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作为百姓能负担起的最重要交通方式,火车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迁徙,以及精神风貌。从一开始满车的解放服和解放帽,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民工潮,封闭而满载的车厢,将时代的宏观变革凝缩为日常的微妙变化,王福春的工作让他有幸积累了很多珍贵而原生态的画面。

没几年,王福春遇到了人生第一个选择。工会主席想提拔这个爱摄影的小伙子,于是派他去车间当书记锻炼一下,以便日后提拔。但是一听要离开相机,王福春不干了,“我不喜欢,也干不了,就觉得摄影挺好”。两次下达任职令,王福春都拧着不去,一直到1984年,他听说哈尔滨铁路局研究所有个摄影师编制,便乐呵呵地立即转过去继续名正言顺地当摄影师。王福春说,他可能不是个在处理社会关系方面很灵光的人,头脑简单稀里糊涂的,但在人生大方向上,他把握得最准。

拿到免费的胶卷和相机,王福春拍起来更大胆也更有动力。他闭起眼睛回忆,那阵他一听不到火车咣当咣当的声音,就会失眠,长期在火车上生活,这已成为他的“催眠曲”;在火车上生活,他既见识过集体救人的感动瞬间(这让他也养成了随身带急救药物以方便旅客的生活习惯),也见识过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车厢管理混乱,犯罪分子公然在列车上吸毒和的场景。王福春经常把相机挂在左肩上,外面穿件外衣心梆梆直跳,相机拽出来按一张,手一松,顺势滑到衣服里遮住,不易被人发现。有些镜头没敢拍到,王福春现在念起来,依然充满遗憾,“但有些事情,很难完美,这是一种哲学”。

1998年,王福春选择了提前退休,他希望能够更自由地将时间用在摄影中。在工作期间,他也遇到了3次进京当摄影记者的机会,但就像他说的,自己“把握住了人生大方向”,留在黑土地上,继续拍火车上的人生百态。

“走过这么多年,我没有离开过铁路,也没有离开摄影。在我的生命中有多个岔路,可能会改变我,我都没有改变。因为我就适合干这个,给我下令当书记或这个那个,我连看都不看。对别人来讲,那还了得,提干不是好事吗?当官还不好吗?但我觉得没意思。回过头看,是傻的,但是傻人有傻命,我完成一件最喜欢的事,就够了。”

纪实摄影是一种“人学”

王福春将自己的拍摄比喻为挖井,当年他也挖了不少口“井”。早期,除了拍摄《火车上的中国人》,他也拍了《中国蒸汽机车》《黑土地》《东北人家》《东北人》《东北虎》等不少摄影项目。“摄影师面对拍摄题材,就像面对好多口井,有深有浅,有的只要再一锹下去就出水了,但可能因为缺少‘透视眼’,东挖一下西挖一下,没出水就丧失信心走了;而我觉得只要看清是否有水,就要坚持一挖到底。这是成熟的标志。”

从一开始的无意识拍摄,到积攒了上万张火车上生活的照片,王福春渐渐摸索到了自己的拍摄命题。说是命题,他觉得自己肩上有了完成这“命中之题”的责任。“这些照片不是眼下的事儿,需要过了很多年后回头看。拍二十多年的东北虎,回头看,虎是不会变的;而人在这几十年中,变化却非常大。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我拍的那些都是啥,全是解放帽、解放服、中山装,全是单一蓝色的。整个千人一服,千人一面,没有变化。进入1980年代末,人们开始留长发,穿喇叭裤,等进入1990年代的时候,时装开始丰富和时尚了。这个时候,开始千人千样。这个就是所谓的‘社会变化大’。”王福春隐约感受到,自己的摄影生命已经与火车上所体现的时代变化交织到一起,这种变化充满魅力,于是他再一次在重要节点上做出选择,逐渐放弃了其他摄影项目,只专攻一口“井”――火车题材。

2001年,王福春出版了画册《火车上的中国人》。这些厚积薄发的照片,以及漫长的时间线索让这组照片变得厚重而充满意味,这是他对那个变革年代所做的总结。2006年,中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动车、高铁走入人们的生活。原本想退休在家休息的王福春又开始躁动不安了。老骥伏枥,他希望做出时间跨度更长、更有历史重量的作品。于是,他借青藏铁路开通之际,重新登上火车。

更多的变化让王福春应接不暇:“你看手机的发展,最早是大哥大,后来是带天线的手机,前几年手机越变越小,现在(手机)又变大了。过去,我拍电视第一次出现在车厢里,全车厢的人都在看电视, 现在(火车里)电视就在乘客头上,大家却连头都不抬一下,全低头看自己的电脑、iPad或手机。我在车上拍低头族,这不又是时代在变化吗?”他意识到,这些都是值得用影像记录的,“拉开时间看,让人有感触”。

王福春的照片中充满细节,就像他说的,纪实摄影有时是一种“人学”,他拍的都是百姓生活,都是人们可视同时又容易被忽视的事物。生活化、情绪化、趣味化是他对自己多年拍摄的总结,国家大事他不拍,因为“没那个义务”,“拍得漂不漂亮也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能记录一段历史。

“2016年,改革开放38年时,我打算对这个项目再做一次总结,38年弹指一挥间,这将是一个完整的历程,中国铁路发展史的历程。”

找个好女人才能成事儿

王福春说,这么多年走来,能完成这个项目,有三个人在关键时刻帮助了他。

一是他的哥哥嫂子。三岁失去母亲,五岁失去父亲的王福春,和5个侄女侄子挤在一起长大。那时,嫂子在家照顾他们六个孩子,哥哥挣钱,初中刚毕业的王福春非常焦急地想赶紧参加工作,不能当家里“吃白食的”。但他哥哥嫂子却很偏爱这个小弟弟,硬着头皮逼他去报考中专铁路机车司机学校。

“当时家庭困难成那样,现在回头看,哥哥嫂子太伟大了。我当年周围的孩子,初中念下来的几个。这样我才接触到铁路,圆了我不敢想的梦。我为啥能走到今天,不懈地努力,不停地走,就是对哥嫂的回报。东北老百姓讲要出人头地,虽然赚钱我不行,这样对哥嫂也算是回报感恩。”如今,王福春的哥嫂早已过世,他有些唏嘘,特别遗憾到了自己有能力回报时,想回馈的人却早已不在。

第二位要感谢的人,王福春说他很少跟媒体提起,就是他的老伴儿。“一个好男人,找不到一个好女人,一生成不了事。”这是他最深刻的感受,自己能够全情投入在铁路上拍摄三四十年,是因为有个默默懂他的好女人,“就算一般的人,找了个好女人,也能成事儿。家里的女人太重要了。”

王福春的爱人是山东掖县人,和他一样也是从小没了父母。就他自己的话说,“山东女人特别疼人,有好的想着我,生活上也不怎么让心。”1980年代,在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王福春想说动自己的爱人“下海”挣点钱,当时他爱人在邮局上班,那也是数得上的稳定工作,“开始不愿意,后来看我这么坚持,也就听了我的,开了个影楼。不过挣了钱她自己都不怎么花,我一出差拍摄,就三千五千都揣我兜里了。”

篇3

“新帮办”栏目诞生于2000年8月,从创办至今13年中,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传递社会正能量,从开始的每周一期到现在的每周四期,每期半版,已累计刊发3500余期。13年时间,“新帮办”栏目共筹措各类助学款980万元,资助2万余名寒门学子完成学业梦想;累计募集千万余元助困款,近1300个特困家庭因此改变了命运;组建了一支1.2万余人的志愿者队伍——“新帮办”义工,组织公益活动超过1000次;并为农民工追回拖欠的工资达4000万元……

2006年“新帮办”团队荣获“天津百个优秀青年志愿者服务集体”称号,2008年和2012年“新帮办”栏目两次被评为天津市新闻名专栏;2011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详尽介绍了“新帮办”记者深入实际、贴近百姓生活的经验文章。同时,《中国新闻出版报》也专门采访报道了“新帮办”团队十余年如一日坚持公益报道、为百姓排忧解难的事迹。2013年,“新帮办”凭借13年如一日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持久表现,一举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一份公益之举,为何坚守13年?因为“新帮办”坚信,媒体在完成新闻报道的同时,还应积极主动地用我们的话语权承担公民道德引领责任、社会和谐构建责任。

数字作证 实说“新帮办”

以市民的人生诉求为出发点,以市民的生存状态为关注点,以市民的视角表现人文关怀。从2000年“新帮办”栏目创立以来,全体成员一直不懈努力,辛勤耕耘这个给百姓分忧的公益栏目,坚持“用百姓话,说百姓事”,全角度、多方面进行公益报道,生动鲜活地反映了记者在基层蹲点采访的所见所闻。

打造出多个深入百姓心中的品牌。在助学方面,“新帮办”推出的“给梦想插上翅膀”和“爱心行”等活动,早已成为天津市民与贫困学生结成帮扶对子的桥梁,“爱心行”足迹遍布津沽大地16个区县,以贫困中小学生为帮扶对象;“给梦想插上翅膀”在助燃梦想的道路上,成功帮助数千名困难高考学子实现了大学梦。两项活动累计筹措助学款980万元,帮助学生2万多名,每年都会有多名学生在“新帮办”的资助下走进清华、北大等高等学府。

“追讨热线”已成为天津劳动监察部门掌握劳动权益投诉情况的一个重要窗口。从2002年开始,配合劳动监察部门为农民工追回4000万元拖欠工资。

“寻亲访友”不仅在天津叫响,更成为异地他乡的游子寻亲觅友、认祖归宗的桥梁。通过“新帮办”记者的努力,漂泊在外一年多的哑女刘艳红回到了黑龙江省伊兰县的家中团聚;美国养母琳达,在天津终于为患白血病的中国女孩凯丽找到适配的造血干细胞。2013年2月,“新帮办”与宝贝回家公益网站合作,为走失了26年的湖南小伙刘海彬找到亲人,让这个失散了26年的儿子重回母亲的怀抱。

助学活动给贫困孩子的梦想插上翅膀。在这里我想详细介绍一下“给梦想插上翅膀”栏目。毕竟对于每一个历经12年寒窗苦读,经历高考的孩子来说,迈进大学校门都无异于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对于家境贫寒的学子来说更是如此。此栏目创办于2002年,是专为帮助即将走入大学校门的学子们设立的,与天津市16个区县的教育部门联合。每年高考结束时,由各中学报名推荐品学兼优但又家庭贫困的学生,由“新帮办”联合爱心企业为他们担负进入大学第一学年的学费,帮助孩子们完成大学梦想。

天津47中的张逸群就是其中一名受助学子。2010年10月,身患皮肤癌的母亲在与父亲去北京治病的途中遭遇车祸,双双遇难,同时离去的还有张逸群的小姨。巨大的灾难没有击倒这个坚强的孩子,在高考前的8个月时间里,他说自己根本就没有时间悲伤,因为他得安慰照顾同时失去两个女儿的姥姥,要挑起这个面临塌陷的家庭的大梁,他还要完成父母的遗愿,替他们实现大学梦想。功夫不负有心人,2011年7月,张逸群以671分的高分最终被北京大学医学院录取,且本硕连读。但是,为母亲治病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父亲的去世又让家里少了唯一的经济支柱,靠亲戚朋友的资助,他和姥姥的一日三餐可以解决,但入学需要缴纳的费用却让他犯了难。通过“新帮办”的报道,热心的天津市民认识了张逸群,并为他的执著与坚强所感动,那一年的助学活动中,张逸群收到了4万余元的助学款,但这个孩子只留了一半钱,他给姥姥留下了生活费,为自己缴了第一学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剩下的2万元,他又交回给“新帮办”记者,帮助了同届考上大学的另外两名贫困生。

还有一个男生名叫王浩,他是2006年得到“新帮办”资助考入吉林大学的,那一年在高考填报志愿的当天,他的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是“新帮办”的读者帮助他完成了4年大学学业。如今,这个小伙子已经是杭州吉利汽车公司总部的一名研发工程师。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个月,王浩就将他刚刚拿到的工资全部捐给了“新帮办”,说是要回报社会对他的帮助,也要实现自己当年传递爱心的承诺。而且这样的回报王浩坚持了4年,从工作那年开始,每年资助一名高考生成了他的人生目标,王浩说这种资助他将一直坚持到老。

寒来暑往,春种秋收。

2012年9月,“新帮办”栏目隆重推出“播种太阳”——“新帮办”栏目“助学十年”回顾总结暨开启新十年助学行动盛典,将“新帮办”助学活动的十年发展历程,做了一次生动而全面的回顾。那时,“给梦想插上翅膀”活动已经成功帮助11396名特困高考学子实现了读书梦,其中152名学生考入清华、北大等全国重点大学。参与助学活动的读者有3000多人,捐款总额达525万元。

2012年“播种太阳”盛典临近尾声时,100余名历年受助学子的笑脸定格于大屏幕上,“我给予,所以我快乐”8个大字呼之欲出时,现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或许嘉宾和观众只是感动于受助者的自强和捐助者的无私,而“新帮办”团体却深深地领悟到了一种力量——感动的力量、奉献的力量、传承的力量。我们深深感动于领导的关爱、读者的陪伴、志愿者的奉献、企业的支援。其实,“新帮办”的每个成员都坚信,助人也是一种经历,这个过程会让我们更加坚强,也懂得了受助后要更加乐于施助。

时间作证 13年的坚守

帮助是一种坚持,帮助亦是一种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新帮办”的报道与救助范围,也在点与面上悄然发生着变化,从最初“一对一”的帮助到后来针对特殊人群的专项关注,不变的却是13年来,“新帮办”一直坚守在困难群体中间。

但是,任何帮助仅仅靠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坚持与合作是帮助之本,这其中包含记者之间的合作,更包含与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

从2010年起,“新帮办”与天津站合作,春节前夕启动“新帮办基金”,为数十名困难农民工免费提供一张回家的火车票;与天津市妇联、残联等部门合作举办“鹊桥相会”活动,为残疾青年、单亲妈妈等特殊群体举办专场相亲会;组建了“新帮办义工服务中心”“新帮办临终关怀志愿者服务基地”“新帮办自闭症儿童康复之家”等多个专业性公益团体。到2013年,“新帮办”志愿者人数已突破万人,其中海归医生、博士生导师等高端人才的加盟更是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专业性的志愿服务。

张帅是天津特别出名的一个女孩,2000年,14岁的漂亮女孩在学校门口被自己的婶婶用硝酸烧伤。瞬间的灾难改变了女孩的一生。抢救,整整进行了一年;植皮等手术,大大小小经历了数十次。仅《每日新报》为这个女孩募集到的救助款就达到83万元。但是再多的钱也不能挽回已经造成的伤害,再热切的帮助也不能换回张帅美丽的容颜。当时红透半边天的靳羽西女士被“新帮办”记者一次又一次的劝说打动,亲自到病床边给张帅打气,并为她捐款。这次相见给了张帅重生的勇气,女孩勇敢地接受了现实。

下定决心需要勇气,面对未来需要更大的勇气。

张帅住院的一年时间里,抢救室门外的楼道成了记者的宿舍;重回课堂,拉着张帅的手走进教室的是“新帮办”记者;每一次心理疏导,等在诊室门外的除了张帅的母亲,还有倒班出现的记者;高考考场上,张帅牢记着记者阿姨的嘱托,冷静、平和,凭借这份淡定,她最终如愿考进天津商业大学;大学期间,张帅做了“新帮办”志愿者;毕业之后,又成为一家网络公司的程序员,而这份工作也是“新帮办”帮助介绍推荐的。整整13年,从灾难降临到浴火重生,“新帮办”始终不离左右,陪在她的身边。这期间,连张帅的父亲都忍不住逃离了,但“新帮办”却一直守候着她,虽然记者换了一拨又一拨,但是关爱却从没有间断。大致计算一下,13年来直接参与过张帅事件进程报道的编辑记者共有17人,而这17人,无论今天是否还在“新帮办”,他们与张帅结下的深厚情谊始终未曾改变。

贵在坚守、贵在创新、贵在不断完善提升帮扶成效,这是“新帮办”栏目内容越做越深,涉及领域越来越广,报道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影响力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

制度作证 践行“规范化”

创立基金,走帮扶社会化和规范化之路。2010年末,“新帮办”在全国媒体中开先河,与社会公益机构和爱心企业联合,首期注资10万元,成立“新帮办基金”,对社会公益事业、亟待救助的急难市民给予先期资助。目前基金已经接受社会各界捐款超过60万元,发放捐助款45万余元。

大胆借力新媒体,启动报网联动,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影响力。2012年2月,“新帮办”启动报网联动机制,和腾讯网、天津网实现资源共享、新闻联动,与聚耐网合作开展“团聚爱心”活动,网友每点击一次活动页面,“新帮办基金”就可以收到网站捐助的0.1元爱心款。2013年创立“新帮办爱心商城”,在网上、报纸版面上、微信朋友圈中分别举办爱心义卖活动。

爱心(新)商城是“新帮办”栏目的又一创举。2013年初,在《每日新报》周末版、淘宝网上,商城同时开张。商城的销售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定项捐助,贫困受助人的作品,商城负责推介代卖,所得款项直接归受助人所有。

32岁的渐冰人王佳是一个自强自立的姑娘,当年考取了天津大学,就是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入学读书。王佳有一定的绘画基础,她便在白色的书包和钱包上作画,卖掉换取母女两人的生活费和治疗费。“新帮办”在2008年第一次报道了王佳的故事,并为王佳举办了几次义卖活动。后来随着病情的发展,王佳的手臂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已经不适合作画了,于是记者帮她联系了老师,学习粘手机壳,并在商城成立之后,将王佳的手机壳作为主推商品,每一分收入都直接划入王佳的私人账户。2013年11月22日,在“新帮办”参与策划的一次公益拍卖活动中,王佳的3件作品拍卖成功,获得善款7900元。

此外,商城还有另一种销售形式,就是读者和爱心企业捐助的物品进行义卖之后,收入全部划入“新帮办基金”,再由“新帮办”统一用来进行社会救助。

2013年5月,爱心商城为四川芦山地震灾区的孩子举办了一次公益拍卖活动征集来霍春阳、慕凌飞、孙奇峰等知名书画家的作品;天津籍奥运会冠军佟文、王皓,天津女排姑娘的作训服、比赛服,天津籍明星李小萌等人的演出服等物品,共拍卖了24万余元。这些款项通过慈善协会送到了芦山,为灾区孩子们重建学校。

自2013年10月开始,爱心商城通过微信的朋友圈,加大了宣传力度,吸引来更多的爱心关注与捐助。

活动作证 行动传递爱

举办活动,汇聚社会之力传播人间大爱。在活动中办报,是《每日新报》深入读者的成功举措之一,一次又一次丰富多彩的大型活动,让报纸品牌深入民心,“新帮办”更是其中最主要的推动者和助力者。

13年时间里,“新帮办”成功举办了“典藏情缘——非典一线医护人员集体婚礼”“给滦河源头添点绿——种植多伦读者林”“带着孩子来相亲——单亲妈妈相亲会”“酒泉观看神五升空”“幸福计划——满足100个贫困家庭的100个幸福愿望”等数十次大型公益活动,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

1982年1月10日,天津市为696对青年人举办了第一届集体婚礼,当时的天津市副市长李瑞环同志亲自为青年们主婚。移风易俗,勤俭办婚礼的主题,很好地刹住了当年“不买罗马表甭打算结婚”的攀比之风。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小青年已经满头白发,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做了爷爷奶奶、姥爷姥姥。

30年相伴相守,30年不离不弃,30年的鸡毛蒜皮都沉淀成一杯杯佳酿,让人饮了便可拼却一醉。

2012年1月8日,“新帮办”为当年696对中的100对夫妻举办了珍珠婚庆典,“再爱30年”是我们为这次庆典取的名字。追忆平凡、追忆琐碎、追忆爱情到亲情的转变……寻找100套适合已经发福的老妈妈穿着的婚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天津市几乎所有的婚纱影楼都出动了,大家将最好最宽松的婚纱都贡献了出来,为见证30年的爱情提供最切合实际的帮助。

《婚礼进行曲》奏响的时候、华发满头的丈夫亲吻怀中相守30年的妻子的时候,100条光灿灿的珍珠项链闪烁在老人们颈间的时候,现场不少年轻人都落泪了。在离婚率不断上升的今天,在闪婚闪离不断冲击着人们思维的今天,这场庆典将一个“爱”字植入到了年轻人的心中,让80后、90后们看到了坚实的爱情,感受到了平淡日子里似美酒般醇厚的幸福。

李瑞环同志专门为这次活动倾情题字:“人间自有真情在!”

口碑作证 提升自己奉献社会

“新帮办”,用我们手中的笔,在全社会范围内掀起了无数热点。2012年春天,“爱心教室”将全套的电教设备和先进的教学理念,连同天津人民的爱心,一起散播到新疆、等地偏远的山村;2012年盛夏,“幸福计划”让100个城市贫困家庭实现了最急切的心愿,露出了最灿烂的笑脸;而“新报读者林”,更是将绿色的环保防线,植入到京津沙尘的源头,将环保的理念植入到每个读者的心中……

我们都知道,记者的主要工作就是采访与新闻写作。但是“新帮办”记者却不尽然,他们除了新闻采写之外,还有一项更为艰苦的工作——操办,而且是每一次都不一样的五花八门的操办。

2012年盛夏,“新帮办”与爱心企业联合主办了一项公益活动——“幸福计划”,满足100个贫困家庭的100个幸福愿望,记录下100个幸福瞬间。有家爱心企业出资10万元,平均一个家庭1000元的幸福基金,你有需要,我来满足。当时一共有4名记者参与了这项工作的具体执行和操作。100家需要,就有100次采买,而且读者的需求各不相同。那几天,记者跑完电器城逛家具市场,找完家庭教师又联系养老机构,洗衣机冰箱的价格如数家珍,中介服务机构的电话倒背如流。

最初,“幸福计划”活动是与各区县民政部门合作的,但活动举办一段时间之后,记者发现了一个细节,有些贫困家庭并不像工作人员介绍的那样确实需要救助,甚至其中还有一些街道干部的亲属。于是帮助之余的走访调查又加大了这次救助的工作量。一位家里摆放着十几件瓷器的求助者索要的洗衣机被记者抬了回来;给一位在养老院居住的老人送去需要的半导体之后,记者又把自家闲置的彩电搬了过去;拒绝了要为自己新封装的阳台安装空调的求助者的要求……

历时两个月的活动结束之后,天津市大街小巷悬挂着本次公益活动中拍到的100张幸福笑脸。那一个个幸福瞬间扮靓了城市,只有“新帮办”记者知道,那背后是有汗水在流淌的。

在这样一次次深入基层,和普通百姓心贴心、面对面的采访以及活动中,一批80后、85后的年轻记者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开始清楚,身为记者不仅仅要用笔写新闻,更要用脚去跑新闻,用心去感受新闻,相互扶持,和无数爱心读者一起,用行动延续时光记忆,留住城市足迹。我们坚信这是媒体的责任,也是每一个新闻人的责任。

一次次真心实意的帮办,感动了我们这个城市每一位有爱心的人——一双双热情的援手、一颗颗温暖的爱心,通过“新帮办”把奇迹一步步变为现实。寒风凛冽时,有人的地方总会有暖流。“新帮办”工作室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与平台,使这些火苗汇聚,然后摩擦出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