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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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院;法律;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07－0187－01

我们都清楚的了解到，任何文化建设都是一项伟大而且长期的工程，它不仅需要经济的大力支持，还需要政治和社会各方的大力扶持，只有他们统一合作，文化文民才会散发出炫丽的花朵，法院的法律文化建设也不能例外，它需要充足的资金、人力以及物力的推动，当然，也需要法院的工作人员大力宣传法律知识到人民群众当中，让他们学会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应该转化为法院具体的行为，通过法院这一机构向社会输出法制精神，引导公众做出正确的选择。本文将从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现状出发，对当下法院的法律文化进行一定考察并进行反思，以便更好的建设法院法律文化环境。

一、法院法律文化含义

对于法律文化的理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目前形式而言，法律文化的定义具有多元化，法院作为专业性的审判机关，承担着实现司法公正的职责。在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建设什么样的法院法律文化才能有利于法制国家的实现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现状

法院是具有独立审判权的机构，是我国法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下法院法律文化建设存在很多失误，这就在直接或直接上弱化了司法的公正性，不利于法院对某件纷争的解决和实现社会公平的作用。

(一)形式主义

我们现在的法律文化建设很多情况下都注重形式，只是关注法律制度的建设。将法院的法律文化建设作为一件必须的任务来完成，就如同警察在严厉打击黑暗势力采取的棘手措施所取得的效果是有相同效果的，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这只是表象，不能肩负起法律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内涵，时间久了就会失去文化建设所具有的稳定性。

(二)混淆角色

为了追求高效率的结案率，并达到当地平安要求的行政目标，法院运用自己的法律权利，片面强调调解或是强制调解，并不是从群众的最真实需要出发去解决纠纷，从而维护社会的正义，法院只是作为行政目标追求的工具，使得很多法律案件积压下来，这就促使法院和法律在社会的公信力受到损失，法律信仰逐渐失去社会的根基。

(三)情大于法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和新闻媒体对现代人的生活有着深刻影响，同时也对法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群众向法院诉诸的问题有时得不到公正的解决，就使法院与当事人关系紧张起来甚至发生冲突。由于受我国传统影响以及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影响，法院对于案件的处理很多情况下都注重民情，这就忽视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依据”。

三、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认识

法院的法律文化建设要具有超越性和实践性。法院法律文化建设需要突出法律性和制度性，法律是人们在追求和平和安全中产生的，虽然时代在不断发展但并没有影响法律作为追求理想的必然手段，很多都是从罗马法中借鉴过来的。法律中的许多制度都是时代的产物，但是法律本身是超越时代的，法院法律文化应该追求长久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法院法律文化不应该只看到眼前利益而不顾及长远利益。现代法院的法律文化建设应该注重破案效率的培养，严格遵守法律实效规定的时间，积极处理法律相关的案件，对人民群众负责，向社会输出正义，追求法治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统一、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法院法律文化要人民性和权威性相结合，这就要求法院对于群众的法律诉求要及时应对，并合理有序地解决矛盾问题，但也不能损害法律的权威性。法院法律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不仅涉及到价值层面还涉及到物质方面，有时还包括外在行为和内在意识，在物质的支持下，意识和行为统一，文化才会大力发展。

四、小结

法律文化本身建设就是一种需要进行不断探索的问题，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而法律文化作为法院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是一件长期并且艰难的过程，法院的法律文化建设不仅要体现法律文化所共有的，还要站在法院的层面，形成特有的特色。本文从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现状出发，探索了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措施，为更好地促进法院法律文化发展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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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惯例一词的使用频率日渐增多。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在国际贸易惯例的涵义、国际贸易惯例的法律属性等问题上认识都较模糊，分歧颇大。

国际贸易惯例要义阐释。

《辞海》对外贸易一词是这样定义的：一国或一个地区与他国或另一地区之间的商品买卖活动，即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对外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亦称进出口贸易，而国际贸易则是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 如果认为商品分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则这一定义并无不妥。但在国际贸易学界，占主流意见的观点是，商品专指有形的物质产品，无形的产品即是服务。因此，国际贸易的对象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还包括无形的服务。长期以来，商品买卖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而所谓国际贸易惯例大多指有关商品买卖或与商品买卖有关的各类服务的惯例，这也是本文的讨论对象。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是从买卖双方贸易洽商到最终履约(或未能履约) 整个过程的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金融服务、交通运输等所谓服务贸易范畴，因此源于有形商品的跨国交换，并为卖方交付商品和买方支付货款提供便利或保障的有关服务也属本文的研究范围。惯例是一个经常使用却又语义含糊的词，也是一个在我国学术界备受争议的用语(国外也有类似争议) 。学术界对惯例应用的普遍性和实践性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在涉及惯例的本质问题方面，则歧见颇大。

（一） 惯例是否需要成文化。

有学者认为，惯例需经过民间国际组织或贸易协会的编纂后才会有明确的内容，才能称之为惯例。而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固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主要形式，但不成文的却又为人所知并广泛采用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也是国际贸易的惯例。笔者赞同后一种看法。从国际贸易惯例的发展历史来看，国际贸易惯例常常起源于一些主要贸易口岸的大公司的实际做法。由于这些公司具有广泛影响力，以及这些做法本身也具有减少贸易障碍等方面的作用，这些做法逐渐成为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的共同做法。但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对同一问题的处理手法或对同一术语的解释不尽相同，这就难免造成地区间或行业间的贸易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组织担当了统一解释和编纂工作，这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国际商会编写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发展过程便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做法由于早已广为所知并被普遍遵守或因其它原因而没有载入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如纺织界人所共知的一旦坯料被剪开即不能退货的惯例。

甚至还有一些做法曾经被写入一些组织编写的国际贸易惯例，后因歧见消失、做法统一而又被撤出成文惯例。比如，国际商会在1980 年出版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关于CIF 术语卖方责任的表述中认为，卖方应提交清洁提单，但承运人在提单上对货物的内容、重量、尺码、品质等无所知的批注并不表明该提单是不清洁提单。但在1990 年实行的新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里则没有这句话，这并不表明国际商会改变了看法，相反它正是显示了贸易界及相关各界已认同了这一点，从而无需再用文字描述了。

（二） 惯例的法律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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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有技术是一种特殊的无形资产，由于其固有的秘密性和高风险性，在其作为资本出资入股从而成为成立生产经营组织的物质基础时，它的担保、价值确定、风险承担以及后续开发成果的归属，以及不同企业组织形态对其的选择有其特殊性。《公司法》和其他相关企业立法应当对专有技术作为资本出资时所产生的法律问题进行特别规定。

关键词：专有技术；秘密性；高风险性；后续开发成果；有限合伙

我国现行《公司法》和相关企业立法均允许出资人以专有技术作价出资。由于专有技术相对于其他资本的特有性质，从而不可避免地决定了其作为资本被运用于生产经营组织时将产生一系列特殊的法律问题。

一、专有技术的界定

专有技术一词来源于英文“know-how”，直译为中文的意思是“知道怎么干”。对于“know-how”的定义，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界定。在美国，“know-how”与“trade-secret”是同义语，在英国这两个词有一定的区别；德国学者认为“know-how”是未受法律保护的发明成果、制造方法、设计及其技术成果。由于对“know-how”的含义理解不同，我国对其翻译也不相同，有“技术秘密”、“技术诀窍”、“商业秘密”、“工商秘密”、“专有技术”、“非专利技术”等表述，还有的学者认为，以上各种译法都不能准确地表述“know-how”的确切含义，也不能与“know-how”的原有含义吻合，应该直接用“know-now”来表述这个概念，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使用“专有技术”这一概念是较为合理的。

在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对于专有技术的界定是较为模糊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准确界定专有技术与非专利技术之间的界限。其实，二者之间是存在细微差异的。专有技术又称技术秘密，是指不为公众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是商业秘密的组成部分。根据我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专有技术是指未予以公开的、未取得工业产权法律保护的制造某种产品或者应用某项工艺以及产品设计、工艺流程、配方、质量控制和管理等方面的技术知识。非专利技术，简而言之，即为专利技术之外的一切技术，特指未申请专利或未被授予专利权或专利法不予保护的（违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的除外）所有技术成果。从以上定义可见，非专利技术之外延是大于专有技术的。非专利技术包含已公开的非专利技术和未公开的非专利技术两部分。未公开的非专利技术一般即指专有技术。而已公开的非专利技术即普通技术，是指已为公众所知悉或不必作过多花费即可获得和掌握的技术成果。这类技术成果本身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但由于其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公共知识而丧失了稀缺性，从而在出资这一特定事项上也就丧失了其作为资本的资格。因此，在其作为一种资本出资入股从而成为成立生产经营组织的物质基础时，专有技术只能是非专利技术中未公开的、处于秘密状态的、能投于产业应用且能产生积极价值的技术信息。

二、专有技术的法律特性

关于专有技术的特征，学者的看法是极不统一的。有学者认为专有技术具有秘密性、财产性、专有性三种特性(王玉杰，1996)，也有学者认为专有技术具有秘密性、新颖性、实用性和价值性四种特性（张玉瑞，1999），还有学者认为专有技术应具有秘密性、保密性、价值性、合法性、风险性、无期限性和可复制性等七种特性（吕鹤云 等，2000）。我们认为，以上学者所总结的专有技术的特征有些是其他无形资产也具有的，因而缺乏相应的代表性。

专有技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无形资产其特殊性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秘密性。专有技术的秘密性包括客观秘密性和主观秘密性两方面。客观秘密性是指某种专有技术在实际上具备不被公众所知悉的状态或者公众具有认为如果不采取非法手段而以合法手段获取该专有技术是困难或昂贵的这样一种心理（张玉瑞，1999）。主观秘密性是指专有技术的权利人应在主观上有保密之意识并对专有技术在行动上采取了合理适当的保密措施。

（2）高风险性。相对于其他无形资产来说，专有技术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在实践中其所遭受的风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非法性风险。非法性风险主要是由于专有技术权利人以外的其他人以非法手段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专有技术而产生的风险。另一类是合法性风险。合法性风险是由专有技术权的自然权利属性决定的。专有技术权在本质上属于自然权利的范畴，其取得与存在皆依自然事实之产生、变化为前提，不受法律的特殊保护。因此，专有技术权利人对专有技术所拥有的专有权不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对于他人通过独立开发、委托或合作开发，或通过合同的形式从其他合法权利人处受让，或通过反向工程和情报分析等合法手段获取同样的专有技术的情形，该专有技术权利人无权予以禁止。同时，以上通过合法手段获取相同专有技术之人也可以其所获得的专有技术向专利技术主管机关申请专利权，如果其获得专利权，按《专利法》的规定，原专有技术权利人或者只能在其原使用范围内使用该专有技术，或者根本就没有再使用权（国家知识产权局法条司，2001）。以上所述情况都构成了专有技术的合法性风险。专有技术的合法性风险是其区别于其他无形资产的重要特征。因为相对于其他无形资产来说，合法性风险由于其合法性，一般情况下其权利人对由其所产生的损害是无法通过其他救济手段挽回损失的。因此，专有技术在被作为一种资本使用时相对于其他无形资产而言具有较大的价值不确定性，所以具有高风险性。

三、专有技术出资的担保

专有技术出资的担保是指专有技术出资人对其投资入股的专有技术所作的特殊保证，它包括技术担保和权利担保。

专有技术的技术担保又包括状态担保和功效担保两部分。其中，状态担保是指出资人应当保证所出资的专有技术在出资前一直处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绝对秘密或仅在一定范围内被人知悉的相对秘密状态。这一担保是待成立的公司或企业的其他出资人接受该专有技术出资的前提。功效担保是指出资人应当保证所出资的专有技术具有应有的使用价值，能够产生投资各方所期待的价值效果。专有技术的权利担保是指专有技术出资人应当担保第三人不能就作为出资的专有技术基于共有权、独占或排他性的使用权或者法定的专有权（例如专利权）向待成立的公司或企业主张任何权利。

由于专有技术的高风险性和秘密性，与其他无形资产，尤其是专利技术相比，专有技术出资的担保在制度设计上也有其特殊性。从技术担保来看，专有技术的高风险性，尤其是其合法性风险往往使专有技术的价值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出资人对专有技术的状态担保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程度不高的可能性担保，这种秘密状态不确定性的直接后果将导致专有技术作为公司或企业凭借其获得超额垄断利润所应具备的功效有所减弱，其功效担保也受到了影响。从权利担保来说，专有技术的权利归属状态不可能像其他无形资产，尤其是专利技术、商标专有权那样可以在特定的公共机构进行查询，出资人对于专有技术的权利担保是一种可信度不确定的信用担保，一旦因此出现纠纷，则待成立的公司或企业以及其他出资人将遭受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因此，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出资人对专有技术的出资不能仅停留在程度不高的可能性和信用担保上，应当由本人或第三人根据专有技术出资作价的价值额的一定比例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进行担保，以此弥补专有技术秘密状态和权利归属的不确定性。

四、专有技术出资的价值确定

确定待出资的专有技术的价值是专有技术出资的必经程序，是认定出资人或股东权利的依据。专有技术由于属于无形资产的范畴，因而对其价值的确定必须进行评估以对其价值予以量化。目前，我国法律所规定的有关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主要有现行市价法、重置成本法和收益现值法。然而无论采取何种方法，我们认为，对于专有技术价值的确定而言，其最终的评估值主要是建立在以下三种基础价值之上的：（1）开发价值，是指专有技术权利人研究开发该技术成果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和；（2）维护价值，也称为维护成本，特指专有技术权利人为维护专有技术的秘密状态而采取保密措施所支出的费用；（3）预期收益价值，是指专有技术在未来投入使用时所能够产生的收益价值。

同时，基于专有技术的特殊性，在对专有技术进行评估时，有必要考虑可能影响专有技术评估价值的以下几个因素：（1）专有技术的相对秘密性。由专有技术的合法风险性可知，专有技术的秘密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是任何人都不知道。这决定了其自身价值的垄断程度。专有技术知悉和使用的人越多，其可预期的超额垄断价值就越少，甚至有出现较大贬值的风险。因此，专有技术的相对秘密性是评估其价值时应特别考虑的一个因素（李玉香，2002）。（2）专有技术的先进性程度。专有技术的先进性程度是与该专有技术的垄断年限紧密相连的。一项专有技术的先进性程度越高，则其在秘密状态下被新的技术发展所替代的期限就越长，其权利人对该技术的垄断期限相应地也就越长，其价值也就越高。因此，在对专有技术进行价值评估时也应当考虑其先进性程度。

五、专有技术出资的风险承担

专有技术由于其特殊属性，在其作为一种资本使用时存在着较多的风险，具体包括技术突然贬值风险、被公开风险、高作价风险等（李春林，1999），有时甚至包括专利侵权风险。因此，在实践中，这些风险应由谁来承担以及如何承担等问题则成了专有技术出资过程中必须予以解决的法律问题。

依传统合同法理论，标的物的风险承担是指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后，尚未履行前，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原因而发生毁损、灭失时，应由谁来承担该风险的问题（徐杰、赵景文，2000）。对于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立法体例：一是认为标的物风险随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即谁是所有权人就由谁承担标的物的毁损灭失风险，《法国民法典》采用此立法原则；二是认为标的物风险随标的物的交付而转移，即交付前风险由卖方负担，交付后风险由买方负担，《德国民法典》采用此原则。我国合同法立法采用的是标的物交付风险转移原则。

然而，无论采取何种风险负担原则，专有技术出资毕竟是一种特殊的现物出资方式，而且投资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合同关系，因此，传统风险负担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专有技术出资。

首先，按照传统风险负担理论，由于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而使标的物毁损、减值，以至无法给付时，即可免除债务人的给付义务，债权人亦无须对待给付。相对于专有技术出资来说，即出资人不必再承担交付专有技术的义务，待成立的公司或企业亦无对待给付股份之义务。这一理论对于一般合同关系而言有其合理性，对于专有技术出资而言，则有其不妥当之处。因为，专有技术出资人出资义务的免除，一方面会构成对信赖公司或企业章程的股份认购人或债权人信赖的出卖（志村治美，2001）；另一方面，也客观上导致了公司或企业资本的减少，从而违反了公司或法人型企业的资本充实原则。同时，由于在一般情况下专有技术出资对公司或企业之成立和存续具有至关重要性，一项专有技术的出资不能很有可能导致公司或企业的设立失败，对社会公共利益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针对以上情况，我们认为在专有技术交付前的风险承担上可作如下制度设计：（1）遭受价值损失的专有技术如仍具有一定价值且能够出资时，专有技术权利人应当继续履行出资，且承担相应的资本填充义务；（2）专有技术如因风险损失而无必要再出资且对公司或企业设立影响不大时，原技术出资人应当承担提供相对等价的资金以保障公司或企业章程所约定的资本额不变的责任，或者按照现行《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直接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3）专有技术如因遭受风险丧失价值而无出资之必要且由此导致公司或企业设立无必要即设立失败时，专有技术权利人应当与其他出资人按责任大小共同承担公司或企业设立失败的相应责任。

其次，按照传统风险负担理论，当专有技术权利人将该技术交付于待成立之公司或企业后，交付后的所有风险都应当由该公司或企业来承担。在此，这一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再一次凸显。因为相对于其他资本，诸如货币、实物、商标、专利技术来说，专有技术作为资本具有比它们更高的风险，特别是其合法性风险是无法进行补救的。因此，接受专有技术投资入股的公司或企业其资本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公司或企业的资本充实性经常受到威胁。有鉴于此，从公司或法人型企业资本充实和维护其他出资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专有技术出资人应当对技术交付后因该专有技术所产生的风险承担相应的责任，但这种责任不是无期限的。对此，有些国家的立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他们将专有技术出资人在标的物交付后的风险承担责任限定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我国《深圳经济特区技术成果入股管理办法》对此也进行了有益尝试，该《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专有技术成果入股一年后，其使用价值减少或丧失的，相应股份不受影响。言外之意即为：出资人对出资后一年之内专有技术使用价值减少或者丧失的情况是要承担责任的。

六、专有技术出资后相关技术后续开发成果的归属及使用

专有技术的后续开发（Followupimprovement）是指在某专有技术基础上对原有技术作了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的改进。关于后续开发技术成果的归属问题，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五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按照互利的原则，在技术转让合同中约定实施专利、使用技术秘密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的分享办法。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时，一方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其他各方无权分享。这一规定在理论与实践中已被作为处理后续开发技术成果归属与使用问题的一项原则性。应当肯定的是，该规定中优先尊重当事人在技术转让合同中对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归属与使用的约定在专有技术后续开发改进成果的归属与使用问题上是同样可以适用的，但在各出资人对专有技术后续开发改进成果的归属与使用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时笼统地将后续开发改进成果归属于开发改进方是值得探讨的。

我们认为，专有技术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的归属与使用应当按照技术出资方与受让方在出资关系中的不同角色或身份来进行确定。

首先，当专有技术的后续开发改进方是受让该技术的公司或企业时，则应根据该公司或企业对专有技术所享有的权利属性来分析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的归属与使用。（1）如果出资合同约定以专有技术的所有权出资，则该公司或企业不但对该专有技术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同时也对该技术之后续开发改进成果享有完整的所有权，原出资人不享有任何权利。（2）如果出资合同约定以专有技术的使用权出资时，则受让该技术的公司或企业对该专有技术只享有使用权，但依传统法理，由于其为专有技术的后续开发改进方，因此对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享有所有权。既然享有所有权，就应该可以使用。但此处的所有权又不是一般的完整的所有权，是有一定限制的，因为此处的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是在原专有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而后续开发成果所有人对原专有技术又不享有所有权。因此，在许可使用出资协议所约定的期限内该公司或企业使用后续改进技术并不侵犯原专有技术出资人的任何权利，但在该协议所约定的期限之后再继续使用该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则必然会侵犯原专有技术出资人的相关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原专有技术出资人同意该公司或企业继续使用原专有技术则一般不会出现纠纷，而在其不同意的情况下，由于专有技术的后续改进技术成果与原专有技术具有一定的技术承接性，因此，后续开发改进之公司或企业可以比照《专利法》第五十条有关从属专利的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实施前一专有技术的强制许可（刘洪，2000）。

其次，当专有技术后续开发改进成果人为原非专利出资人时，也应根据该出资人在该公司或企业中的具体身份来分析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的归属和使用。（1）如果原专有技术出资人在作为出资人时同时是该公司或企业之雇员，且专有技术的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属于其职务性开发和改进时，按照传统法理，该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的权利人为受让该技术的公司或企业。此时，该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的归属和使用应以该公司或企业对原专有技术拥有权利的属性的不同依照前述方法来确定。（2）如果专有技术出资人为该公司或企业之雇员，但该专有技术的开发改进不属于其职务性成果时，或者该出资人不是公司或企业的雇员，而仅为该公司或企业的股东或出资人时，该出资人对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享有所有权。此时，考虑到专有技术的秘密性，受让原专有技术的公司或企业应当且有必要获得该后续改进开发技术成果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对此，该公司或企业可以通过与原出资人达成新的有关后续开发改进技术成果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出资协议，通过增加原出资人的出资资本额来解决此问题。

七、专有技术出资与企业组织形态的法律选择

由于专有技术的秘密性和高风险性而使得出资人之间的信用关系及其程度成为维持企业存在和保障专有技术顺利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因而具有专有技术资本的企业特别是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企业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人合性，这种人合性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决定的：（1）企业为了维护专有技术的秘密性首要地就是要保证专有技术出资人与其他出资人之间的良好信用关系，保证各出资人不得随意转让出资，不得随意退出出资关系。如若不能，则公司或企业必须与出资人特别是专有技术出资人达成保守技术秘密的协议，但这会加重企业的谈判成本，特别是秘密状态的维护成本。（2）专有技术在其投产、使用、创利过程中必然涉及到诸如人员培训、技术指导和技术改进等问题，且这些问题在专有技术使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在这种情况下，专有技术出资人作为该技术的研发人对于企业的存续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实践中，专有技术出资人通常兼有企业的出资人和雇员两种身份。

在各种企业法律形态中，独资企业虽然不能谈及人合性问题，但由于独资企业之业主对企业之事务具有绝对的控制与支配权，其他企业形态的人合性在这种企业形态中变成了人的信用的集中性，这种绝对的控制与支配权有利于业主有效地维护专有技术的秘密状态，并能最大程度地减少专有技术的非法风险。因此，单从维护专有技术的秘密性和防范风险角度来看，独资企业是专有技术出资所能采取的最好的企业组织形式。

与独资企业相比，合伙企业在利用专有技术资本上更具优势。合伙企业是典型的人合型企业，一般分为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两种形式。普通合伙企业在众多方面具有与独资企业相同的法律特性，但由于普通合伙企业的出资人为两人或两人以上，因而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有利于弥补独资企业资本筹集困难和风险承担过于集中的缺点。一般地，有限合伙企业更有利于专有技术的投资。由于这种企业组织形态在使用技术资本中贯穿着“非技术出资人出资不管事承担有限责任，技术出资人出资又管事承担无限责任”的原则，专有技术作为一种资本与有限合伙企业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态的结合将产生以下两方面的独有价值：一方面，由于其他出资人出资不“管事”，技术出资人出资又“管事”，专有技术出资人对于专有技术实质上享有完全或相对完全的支配和控制权，这种支配权和控制权一点也不亚于专有技术运用于独资企业所产生的功效；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出资人对企业之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技术出资人承担无限责任，这种责任体系的架构有利于弥补专有技术资本的高风险性所带来的价值不确定性，从而起到了平衡专有技术出资人与其他出资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作用。因而，我们可以说有限合伙企业在企业事权上的“管事”与“不管事”的明确划分和在出资人责任形态上的“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的区别对待，恰如其分地适合和弥补了专有技术资本的秘密性和高风险性，专有技术作为特殊资本与有限合伙企业的灵活组织形式的结合使得有限合伙企业在实践中成为了专有技术投资的最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之一。

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由于股东对其股份的转让受到严格限制，且其股份的筹集具有较大的封闭性，因而可以说其是具有一定程度的人合性的。依传统公司法理论，专有技术出资利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相对于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有限责任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组织且其出资人包括专有技术出资人对公司之债务仅以其所出资之额度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而这种有限责任相对于专有技术的高风险性来说是与技术出资人的责任形式不相匹配的。因而在实践中，专有技术出资人在出资时除以技术出资外，还须交纳一定的担保金，以对专有技术的各种风险承担有限担保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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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中职法律教学主要是以教师讲述课本上面的知识为主，教师常用的法律教学手法是教师按照课本上知识点进行灌输式讲解，然后让学生进行大量的练习。但是，这种中职法律教学方式并未达到启迪学生思维的效果，更不用说激发学生更深层次的思维活动了。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教师并没有采用更加形象生动的方式进行教学，甚至会导致中职学生对法律的学习失去兴趣。因此，在中职法律教学过程中，必须要采用更加明确、形象、生动的教学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在中职法律教学的过程中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兴趣，进而提高教学的质量。当然，基于信息技术下的多样化教学手段对于改变现存的中职法律教学现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2中职法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教师的主导作用并没有改变在当前的中职法律教学中，以教师为主导作用的教学方式并没有改变。即使在中职法律教学中会出现部分的引导，也由于过于形式化而未能结合中职学生的特点进行指导，也不能达到启发和鼓励学生的效果。这样的教学方式从根本上不利于中职法律教学中高新技术的实施。因此，在中职法律教学中一定要改变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方式，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

2．2法律教学思维的肤浅性目前，我国中职法律教学的过程中，由于中职法律教学方式比较单一，造成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后果：第一，中职学生在解决实际法律案例时，学生只会根据法律题目和问题思考案例，造成学生缺乏探索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中职学生缺乏足够的抽象思维能力，学生大多只会处理一些比较直观的法律问题，而对那些抽象的法律问题，学生往往不能抓住其本质。

2．3法律教学思维的差异性由于中职学生的法律基础不一样，进而就使得中职学生的法律思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学生思维方式的特点也不同。因此，这样就使得学生对同一个法律案例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从而使得学生的法律思维不同。然而，中职学生在分析中职法律案例问题时，一般不注意法律思维的差异性问题，进而影响对法律案例的分析。

3信息技术在中职法律教学中应用的优势

3．1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在传统的中职法律教学中，一般都是由教师进行单调的讲课，因而这种授课方法忽视了学生的感受，使得大部分学生对中职法律失去了兴趣。同时，这种授课方式的效率比较低。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并且人们逐渐认识到信息技术下中职法律教学的重要性，因而信息技术在中职法律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当然，信息技术在中职法律中的应用很好地解决了课堂效率低的问题。因此，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

3．2有利于优化法律教学课堂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应用到中职法律教学中，很好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进而提高了中职法律教学的效率。合理地将信息技术应用到中职法律教学之中，有利于提高中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促进学生能够主动地对中职法律知识进行探索，进一步带动中职法律的教学氛围。信息技术在中职法律教学中的应用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使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中职法律教学过程中，这样不仅能优化中职法律教学的课堂，还能促进形成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

3．3有效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中职法律教学随着信息技术在中职法律教学中的不断应用，信息技术很好地实现了中职法律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对于传统的中职法律教学方式而言，由于教学设备的有限性。在中职法律教学的过程中很少能够应用到多媒体等高科技设备，教师只能到黑板上进行讲解，这样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课堂时间，也不利于提高中职法律教学的效率。然而，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很好地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由于多媒体是以课件的形式进行中职法律知识的讲解的，因而教师可以提前做好课件，这样就能够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时间，进一步扩大课堂容量，提供更加丰富的教学资源。

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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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程挂靠;法律问题;工程担保

随着建筑工程行业的不断发展，使得建筑行业之间的竞争也愈来愈烈，并且建筑工程各个环节的风险以及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存在较为严重的“挂靠”、“转包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因此，积极对建设工程挂靠法律纠纷问题进行研究势在必行。

一、建设工程挂靠合同效力认定

(一)双方签订挂靠协议无效

在我国《建筑法》中，明令禁止挂靠行为，并且还明确了相应法律责任，但是，依旧存在一些挂靠行为，对社会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危害。建筑行业中挂靠行为的本质是利用建筑资质，对建筑工程的质量产生严重影响，扰乱建筑市场，从而对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影响。所以，我国《合同法》规定:一些强制性规定如果违反了法律法规，即视为无效合同。挂靠行为已经违反了建筑行业行政允许的强制性规定，依据《合同法》，挂靠协议属于无效协议。

(二)以被挂靠企业名义签订的合同无效

就现阶段来说，关于挂靠人以被挂靠单位名义和施工企业所签订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存在较大异议，各种观点不同。挂靠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合同法》中一些强制性规定如果违反了法律法规，即视为无效的规定。另外，依据《解释》中的规定“工程承包商进行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工程项目或者资质尚浅的施工人假借资质合格的施工单位之名和他人签订的工程项目施工合同为无效合同。”挂靠人以被挂靠企业的名义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已经超越了法律对资质不能假借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无效。

二、挂靠纠纷案件处理原则和责任承担

(一)一般原则

在挂靠纠纷案件处理工作中，需要遵循的原则包括:合同相对性原则、利益衡量原则、例外原则。所谓的合同相对性原则主要指的是:合同签订一方能够以合同为基础向合同签订另一方提出请求或者提讼，主要涵盖合同主体、内容、责任相对性。挂靠纠纷处理中，第三方在行使权力时也要遵守该原则，同时，该主张何挂靠人以及被挂靠企业之间纠纷处理的结果不会相互影响。所谓的利益衡量原则主要指的是:挂靠纠纷处理中，挂靠人、被挂靠单位以及第三方三者之间发生了真实的利益冲突，在利益位阶定位工作中应该将社会利益、主流价值情况、利益衡量标准等内容进行结合，将利益协调牺牲最小化作为主要目标，然后开展价值衡量;所谓的例外原则主要指的是:挂靠纠纷处理中，存在两种特殊情况，一种是挂靠人自身有良好的建筑资质，并且实际承包工程和挂靠人自身资质等级吻合，此时不能认定该工程承接存在的挂靠协议无效。原因是:建筑资质是建筑安全的根本保证，挂靠人自身的建设能力、安全措施等能够承包该工程，所以，即使出现资质假借问题，也应该认定该挂靠协议有效。另一种挂靠形式，该挂靠形式由被挂靠企业提供施工图纸以及施工管理，并且由施工单位和挂靠人直接进行工程结算，此时，挂靠人已经融入被挂靠企业的工程管理中，即使双方在交管理费方面存在挂靠协议，也应该认定该挂靠协议有效。

(二)挂靠合同民事责任承担

挂靠人以及被挂靠单位两者间产生的挂靠合同纠纷处理中，如果已经认定挂靠协议无效;则被挂靠单位应该及时将管理费(税款除外)返回给挂靠人;挂靠人对挂靠协议所包含工程的债权债务，具有承担义务。对于已经上缴的税款，视为该挂靠工程应该缴纳的税款，并且已经证实缴纳交纳，不返还。工程项目挂靠合同纠纷处理过程中，先应该对第三方合同的相对人进行确定，如果相对人是挂靠人，则责任就应该由挂靠人承担。如果合同相对人是被挂靠单位时，被挂靠单位与挂靠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买卖、借贷合同责任承担

一般来说，买卖合同只是买卖双方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和合同以外第三人无关。如果挂靠人使用自己名义对外签订买卖合同，应该及时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不能涉及到挂靠关系。如果挂靠人使用被挂靠单位或被挂靠单位分支机构的名义对外签订买卖、借贷合同，那么时合同双方主体是被挂靠单位业与第三人，被挂靠单位应该承担的责任。

三、总结

综上所述，积极对建设工程挂靠法律纠纷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及时明确合同的责任以及义务，减少纠纷的出现，保证建筑施工工作顺利开展。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应该以相应的法律法规为基础，对挂靠合同进行认定，在此基础上依据相应的原则对挂靠纠纷案件进行处理，才能保证纠纷处理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应海东．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的挂靠问题［J］．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4(25):686－687．

［2］蒋双林．建筑企业挂靠的法律风险及防范措施［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6(13):22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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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想；研究

民俗文化旅游是一种具有较强地域性与民俗性的文化旅游形式，它的本质就是文化属性，它利用传统民俗与特定地域来吸引游客，促成了异地人文民俗文化体验消费行为。

一、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民俗文化旅游若想长久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理论。首先，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开发地满足基本发展需求，即开发地要适度利用当地民俗资源，结合实际状况来争取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其次，要竭力保护民俗旅游资源与其环境，地方应该对民俗旅游文化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将资源与环境发展变化原则吃透，并在开发过程中确保旅游环境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正常发挥，最终满足它的可持续发展现实需求。再次，由于民俗文化旅游是具有现代传承需求的，所以它不仅要满足当代人对民俗文化旅游的现实需求，也应该满足未来人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有效利用需求，实现代代公平享受、代代传承的目的。为保证人类社会能够实现资源环境的世代传承，就必须创造一切有利的保护条件，实现人类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梦想目标。

二、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想

1．树立生态观念发展认识。应该首先从思想层面来树立生态观念发展认识，为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因此，地方旅游产业应该从各个层面体现生态建设观念，做到适度化开发、全程化保护、科学化管理、生态化文化宣扬、个性化服务体现以及公平化消费，全面实现文化与经济的相互协调，满足民俗旅游生态观念的内在需求；凸显环境保护开发内容。2．在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应该设立专门的民俗旅游环境保护研究机构，将环境保护工作认定为是一项现实意义深远的、具有科学发展观与价值观的科学事业。本文认为，应该从民俗文化旅游的生态与文化环境两方面着眼，实现对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双重保护。再者就是要借鉴海外做法，从历史中追寻文化依据，进行深度挖掘开发，形成地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大兴土木，提升建设力度，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进一步优化保护提供有效动力。3．做好民俗旅游文化市场。民俗文化旅游市场的完善主要体现在对民俗文化圈的作用重视方面。因为优秀的民俗文化圈可以影响旅游者的心理、意识与文化本质特征，为民俗旅游文化市场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所以地方旅游产业建设应该重视民俗文化圈与民俗文化旅游市场之间的关系，引导拥有不同民俗文化喜好的游客走向不同的民俗旅游文化市场，把握游客的旅游流动规律。比如说，国内面向港澳台游客就可以推出“华夏寻根游”“海峡两岸游”“中华故土游”这样的民俗文化旅游项目；而面向海外游客，则可以推出“中华茶文化游”“陶瓷文化游”等拥有浓郁中华文化风味的旅游项目，吸引更多欧美游客前来观光消费。总而言之，民俗文化旅游市场的构成、分布与发展主要由它的民俗文化圈来决定，因此地方在发展民俗文化旅游过程中，一定要重视民俗文化圈这一大块市场的良性发展，努力优化民俗文化旅游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态势。

三、以山东淄博为背景的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实证简析

1．山东淄博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成就。近年来，我国山东淄博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得到了充分保护与开发，再加之其得天独厚的丰富民俗文化资源及自然条件，使其成为我国独具魅力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区。从过去的2015年春节山东淄博的民俗文化旅游发展成就来看，它已经接待游客169万人次，旅游收入也达到11.17亿元，这表明旅游产业已经成为了该地区最为重要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支柱产业。2．山东淄博民俗文化旅游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调控策略。该地区在民俗文化旅游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调控主要走技术、观念和产品研发这三条调控路线，本文给出相关策略。（1）技术调控策略研究。与全国各地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策略相同，该地区在自身民俗文化旅游方面也将游客数量与经济收入增长视为当前旅游行业的最重要发展目标，它也成为评价该地区旅游景区开发进程质量的最关键指标。在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方面，该地区主要做到了对游客容量的严格控制，不盲目追求游客数量，而是以为游客创造一定的欣赏与心理空间作为目的，让游客能够从容体验当地民俗文化，达到民俗文化旅游所希望达到的文化审美效应。该地区认为，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最主要技术层面就是要了解生态环境所能拥有的承载力，要发展符合当地经济状况与民俗文化规范范畴的旅游项目，明确民俗文化旅游区域的环境容量管理限度，争取将游客控制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范围内，以最大限度保护民俗文化生态环境。（2）观念调控策略研究。考虑到该地区在旅游发展方面软硬件基础较为薄弱，大部分乡村人群受教育程度低下，人们的文化保护意识、生态环境意识淡薄，所以山东淄博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专门强化了对当地生态意识与文化保护意识的相关教育，制定了相关法律规范，希望将公众自律意识中的道德规范与强制性法律相互结合，严禁各种丑化民俗文化、破坏民俗景观、民俗遗迹，特别是在民俗景观区域周围违建现代建筑、商业网点的不良行为，以教育深入渗透贯彻和坚决杜绝制止作为该地区观念调控策略的重要原则。（3）产品调控策略研究。该地区在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方面坚持走科学规划、有序发展道路，避免陷入传统中重复建设行为的怪圈，也是希望将有限的地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尽量发展特色，规避与同行业之间可能出现的恶性竞争，确保地方民俗文化旅游项目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态势。为此，该地深入挖掘地方民俗文化产品，特别是将地方少数民俗文化与现代文化旅游这两大环节紧密融合于一体，在软硬件层面提高服务管理素质，利用民俗文化对现代化旅游进行全面包装，全方位开发了基于“食、住、行、购、游、娱”为主力的6大旅游要素，围绕它们开展各个民俗文化旅游项目，实现了地方民俗文化旅游的综合性发展目标。另外，也强调了该旅游项目发展的特殊性，设立各类旅游培训班，专门培养民俗文化旅游专项人才。该地区认为，培养民俗文化旅游专业人才也是对地方旅游产业的产品开发调控过程，因此当地每年都会定期举办公开的民俗文化主题讲座、学术报告会等来提升当地从业人员民俗文化素质，同时也从外地招聘大量专业人才，共同开发本地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尽可能地保留和传承了当地传统优秀民俗文化内容。

四、总结

总体而言，民俗文化旅游调控策略应该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一致，将基于地方民俗文化资源发展的重要事项作为可调控对象，并将其付诸于实践层面，再配合宏观发展战略，赋予其一定的针对性、现实性与可操作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联动民俗文化旅游项目与地方旅游产业发展战略，实现地方经济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态势。

参考文献：

[1]口小勇.天津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0.

[2]邓亚楠.西部地区民俗文化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14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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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惯例；国际贸易公约；国际贸易合同

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逐渐接轨“，国际贸易惯例”一词的使用频率日渐增多。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在国际贸易惯例的涵义、国际贸易惯例的法律属性等问题上认识都较模糊，分歧颇大。由于国际贸易惯例对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科和现代化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探讨。

一、国际贸易惯例要义阐释。

《辞海》“对外贸易”一词是这样定义的：“一国或一个地区与他国或另一地区之间的商品买卖活动，即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对外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亦称进出口贸易”，而国际贸易则是“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1]（P411）如果认为商品分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则这一定义并无不妥。但在国际贸易学界，占主流意见的观点是，商品专指有形的物质产品，无形的产品即是服务。因此，国际贸易的对象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还包括无形的服务。长期以来，商品买卖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而所谓国际贸易惯例大多指有关商品买卖或与商品买卖有关的各类服务的惯例，这也是本文的讨论对象。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是从买卖双方贸易洽商到最终履约（或未能履约）整个过程的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金融服务、交通运输等所谓服务贸易范畴，因此源于有形商品的跨国交换，并为卖方交付商品和买方支付货款提供便利或保障的有关服务也属本文的研究范围。惯例是一个经常使用却又语义含糊的词，也是一个在我国学术界备受争议的用语（国外也有类似争议）。学术界对惯例应用的普遍性和实践性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在涉及惯例的本质问题方面，则歧见颇大。

（一）惯例是否需要成文化。

有学者认为，惯例需经过民间国际组织或贸易协会的编纂后才会有明确的内容，才能称之为惯例。而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固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主要形式，但不成文的却又为人所知并广泛采用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也是国际贸易的惯例。[2]（P13）笔者赞同后一种看法。从国际贸易惯例的发展历史来看，国际贸易惯例常常起源于一些主要贸易口岸的大公司的实际做法。由于这些公司具有广泛影响力，以及这些做法本身也具有减少贸易障碍等方面的作用，这些做法逐渐成为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的共同做法。但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对同一问题的处理手法或对同一术语的解释不尽相同，这就难免造成地区间或行业间的贸易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组织担当了统一解释和编纂工作，这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国际商会编写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发展过程便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做法由于早已广为所知并被普遍遵守或因其它原因而没有载入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如纺织界人所共知的一旦坯料被剪开即不能退货的惯例。

甚至还有一些做法曾经被写入一些组织编写的国际贸易惯例，后因歧见消失、做法统一而又被撤出成文惯例。比如，国际商会在1980年出版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关于CIF术语卖方责任的表述中认为，卖方应提交清洁提单，但承运人在提单上对货物的内容、重量、尺码、品质等无所知的批注并不表明该提单是不清洁提单。但在1990年实行的新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里则没有这句话，这并不表明国际商会改变了看法，相反它正是显示了贸易界及相关各界已认同了这一点，从而无需再用文字描述了。也就是说，这并没有改变上述规定仍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事实。[3]（P527-528）（二）惯例的法律约束力。

惯例的法律约束力指的是不管合同当事人是否明示或默示甚至没有表示是否接受有关国际惯例的约束，惯例自动约束有关当事人，即惯例具有强制约束性。《法学辞典》持的是这一观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际贸易惯例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国家意志的结果，因而国际贸易惯例不是法，不能对当事人进行约束。[4]（P7-8）第三种观点认为，惯例分两类：一类是不需要当事人选择都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一类是经过当事人选择才对其有约束力的任意性规范。[5]（P27-28）其实，国际贸易惯例不是某国立法机关制定的正式文件，也不是国家间的国际公约，因而它不是法律；另一方面，由于惯例的广泛适用性和长期实践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际贸易合约当事人对自身及他人遵守惯例的心理期望，惯例对当事人各方又有一定的约束力。

这种约束力一般是在当事人明示接受惯例的情况下产生的，国际商会出版的《国际贸易条件解释通则》（1990）在导言部分表达了这一观点《，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第1条也阐述了这个意思，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的这一规定符合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但是在一项国际贸易的契约中，不可能穷尽所有成文和不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的规定，因此就产生了所谓的“默示”做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除非另有协议，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认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适用当事人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而这种惯例在国际贸易上已为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并为他们经常遵守。”签定该公约的国家同意，何为惯例由法庭来决定。该款规定反映了国际贸易惯例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约束性（自动生效）的一面，但是这也没有改变惯例作为任意规范的特点，当事人可以通过明示的方法排除对某一惯例或某一惯例部分条款的适用。

以上分歧的主要表现是学者们对一些英文单词的解释不同，特别是对custom、usuage的理解差异。有人认为custom有约束力，应译为惯例，而usuage则没有约束力，应译为习惯；也有人认为custom没有约束力，应译为习惯，usuage有约束力，应译为惯例。还有人有其它的看法。其实，翻查一下国际商会的出版文件我们会发现，国际商会对惯例的用词并不考究，在不同的文件中可能采用不同的词，甚至在同一份文件中也可能使用不同的用语。比如，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使用的是custom和practice,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使用的是usuage,而在《托收统一规则》使用的则是rule一词。可见，国际商会对惯例的用词并不看重，他们重视的是某一术语或某一做法在商业实践中的状况，只要这种术语或这种做法广为人知（widelyknown）和被业者经常遵守（regularlyobserved）,它们即是惯例，而不管在国际商会或其它组织的出版物中用何词来描述它们，或有没有见诸文字。至于惯例对当事人有无约束力，则要看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国际贸易惯例定义为：在国际商品贸易和与国际商品贸易有关的服务实践中形成的，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广为人知并被经常遵守的任意规范。

二、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

如上所述，国际贸易惯例有成文和不成文之分，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惯例有两个渊源：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与不成文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指的是经过某一组织编撰和公示的规范化文件。编撰国际贸易惯例的主体可以是一些有影响的基于国家的国际组织，如国际商会；也可以是民间的国际组织，如波罗的海黑海航运公会；还可以是能对市场起到主导作用的商事组织，如通用汽车公司，它们的产出物因而也相应地表现为具有一定法规性质的文件。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一般依据过去已有而且现在仍然流行的商业做法而作出，其主要行为特征是必须有一个宣示的过程，因为比制订规范文件更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广为人知。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之一，原因主要是多数国际贸易惯例从本质上讲就是国际商业习惯做法的一个演进形式，而且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过程。过去活跃在跨国或者说超国家或地区利益之上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通过编撰和公示之后变成了国际贸易惯例。今天的习惯性的商业做法还在重复着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不这样理解惯例的渊源，那么我们很可能会步入认识的误区，或者认为惯例仅表现为成文化的规范，或者认为只能从过去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中寻找惯例。这两种僵化的认识不能反映现实，因而也不能指导发展中的国际贸易活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国之内或地方性的商业习惯做法也有可能演变成国际贸易惯例，这主要取决于该习惯是如何整合（incorperated）到国际贸易流程中去的。

例如，美国西海岸港口的码头工会为保护自身利益向集装箱货主收取近乎落地费性质的杂费，这种杂费被各国班轮公会列入班轮运价或班轮条款，因而这种做法就成了有关业者之间的国际贸易惯例。承认惯例的习惯做法渊源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惯例的性质，因为从国际贸易惯例中体现的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大都可以从习惯做法当中找到源头。从商业道德的视角看，所有国际贸易惯例都来自于千百年来一直在支撑着川流不息的国际贸易活动的一套伦理体系，借助它可以形成关于对对方行为的预期；通过它的应用———即对己对人的约束，各方在此体系下的权利和义务得以区分、履行和保障。这套伦理体系的强化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而未成文的惯例则归于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一类。

国际贸易惯例和国际商业习惯做法虽同为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以对现有的国际贸易惯例的贡献而论，由习惯而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后者在当今技术创新的条件下开始显露出重要性。

三、国际贸易惯例与其它法律规范的区别。

（一）国际贸易惯例与国际贸易公约。

由两国政府或多国政府签定的有关国际贸易关系的规范称为国际贸易公约。从公约法律约束力的角度，可以将国际贸易公约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强制约束力的公约；一类是任意性的公约。前者包括调整国家间经贸关系的一般性公约及约束某一具体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公约，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协定、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制定的有关海上运输合同的《汉堡规则》。强制性的公约要求缔约方或接受公约的国家在本国的法律与公约冲突时，修改本国的法律，使之符合公约的规定；而且在处理国际贸易纠纷时以国际公约为准据法。既然强制性国际贸易公约的法律约束力大于国内法的效力，强制性国际贸易公约的效力当然优于没有取得正式法律地位的国际贸易惯例。但是，国际贸易惯例与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的关系则不同。

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主要指有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几个公约，即1964年的两个海牙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及二者合并而成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这些公约遵循合同自愿的一般原则，允许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采用或排斥这些公约的规定，即可减损公约条款的效力。在同为任意性规范的层面上，国际贸易惯例与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十分类似，但是两者的法律地位不同，前者高于后者。对此《，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均有明确的规定。《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虽未在这方面作具体规定，但它是由前两个公约发展而来的，据此也可认为该公约持同样的观点。由此可见，在国际贸易惯例与上述3项公约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应优先考虑采用惯例的规定。

（二）国际贸易惯例与国内法。

一般而言，国际贸易惯例是在与本国利益无冲突的领域发展起来的，其所规范的领域大多与本国法律的适用范围没有重叠。从这个角度上讲，国际贸易惯例可以对国内法的不足起到补充的作用。但是，各国对国际贸易惯例拾遗补缺作用的态度是不同的。有些国家干脆把国际贸易惯例纳入本国的法律体系，使之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如伊拉克和西班牙就把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引入国内法。采取这种作法的国家不多，多数国家一般按照直接适用或间接适用的途径运用国际贸易惯例。直接适用指的是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示或默示接受国际惯例的约束，法院或仲裁庭依据当事人选择的国际惯例进行裁决。法国、丹麦等国家采取这种方法。这些国家一般承认国际贸易惯例独立于国内法律体系之外，国际贸易惯例可直接应用于国际经贸往来，无需国内法的指引。与采用直接适用的国家相比，采用间接适用的国家更多，我国也是采用间接适用的途径。间接适用指的是国际贸易惯例不能脱离国内法而独立运用，必须经过国内法的指引，而且国际贸易惯例的应用有赖于国内法对国际贸易惯例明示或默示的接受。明示接受指的是在国内法中明文规定，对特定的民事关系可采用国际贸易惯例处理。默示接受则是指在某国的国际贸易活动和法律实践中普遍采用国际贸易惯例，从而可以推断该国认可国际贸易惯例的。

我国采用的是明示的方法。《民法通则》、《涉外经济合同法》、《海商法》等都明确指出，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有人据此认为，我国法律的效力高于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国内法关于国际贸易的规定可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国际贸易惯例不可违反国内法的强制性规范，但可与任意性的规范不一致。因为国际贸易惯例广为人知并被经常采用，只要当事人未明示拒绝惯例的适用性，国际贸易惯例就自动成为合同的一部分，尽管这部分并未以文字形式在合同中表示。然而，国内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则没有自动成为合同一部分的效能。由此可见，国际贸易惯例虽然是国内法的补充，但其效力仍优于国内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四、国际贸易惯例对合同当事人的约束力这里所讲的合同，指书面达成的合同。对于口头达成的国际贸易合同，我国不予承认。对此，我国在1986年核准《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时已表明了这一点。

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引用国际惯例的方法有3种：其一，引用国际商会、国际法协会或其它民间组织的条款或术语，如买卖双方以CIF价成交。普遍认为，采用了某一成文惯例的条款或术语，对该条款或术语的解释应以该惯例为准。多数情形下，对某一条款或术语的解释只有一个国际贸易惯例，但也存在对某一条款或术语的解释不只有一个国际贸易惯例的情况，并且各惯例的解释不一致。如没有对具体采用哪一惯例作出规定，这时候的解决方法一般是以与合同最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所采用的国际惯例作为依据，而判断这一点往往是不太容易的。比如，对贸易术语FOB的解释就有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和美国进出口商会等机构制定的《1941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两个惯例，这两个惯例对卖方交货地点等方面的解释差异很大。为防止事后买卖双方当事人就采用哪一惯例产生争议，合同当事人最好在采用条款或术语的同时明确规定采用哪个国际惯例。其二，采用国际组织或行业协会制定的标准合同，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成套设备和机器的出口合同、伦敦谷物交易协会制定的关于谷物买卖的合同。标准合同对合同全部或大部分条款都作了规定，一般只留出当事人名称、货价等项目供当事人填写，当事人可通过协商对印定的条款作出修改或补充。这类合同试图囊括有关合同关系的全部权利与义务，包括从合同的签定到合同的履行、解除和违反合同的救济的整个过程。由于在大宗货物的买卖中广泛采用标准合同，标准合同事实上已成为当事人普遍遵守的权威文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三，在合同中明确表示接受某一惯例的约束，这种情况包括以下几种类别：（1）合同中采用了惯例规定的条款或术语，并且合同对这些条款或术语的解释与惯例的规定相同，或合同直接引用惯例条款或术语并未另行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惯例与合同的规定并无二致。（2）合同中某些条款与惯例的规定不一样，此时应按照当事人意思自愿的原则，以合同的规定为准。（3）合同中对某事项未作规定，但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会遇到这些问题。此时，当事人应按照惯例的规定履行合同或对合同救济。

在上述情形以外，即当事人未在合同中明示遵守国际贸易惯例约束的情况下，则采用下列两个标准：表示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主观标准；以国际惯例为标志的客观标准。主观标准似乎体现了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愿的原则，但如当事人未在合同中以文字表示他们的意愿，以后在当事人发生争议时，其真实意思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举证或判断的。可以想见，在实践中应用主观标准进行操作的难度很大。因此，在大多数国家的国际贸易实践中往往采用所谓的客观标准，客观标准即是国际贸易惯例。采用国际贸易惯例这一客观标准甚至也不以合同当事人知晓为条件。这就是说，即使合同当事人没有表示接受惯例的约束，同时也未明示拒绝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国际贸易惯例亦可自动地解释和补充合同并对合同当事人构成约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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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双元。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与实务新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

[3]法学辞典（增订版）[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篇8

《纲要》确定，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快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国家将统筹布局建设国家大数据平台、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研究制定数据开放、保护等法律法规，制定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办法。

对于法学研究来说，大数据意味着一场新的机遇和挑战。法学研究领域要张开双臂热情拥抱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时代，法律数据呈现出数量大、速率快、多样化、不稳定等特点，大数据正在挑战传统法学研究方式，正在向法学领域渗透。

法律大数据及其应用的迅速发展，已经引起了法律界的关注，法律人已经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对于这场大变革进行着思考和议论。法律大数据的研究与应用将成为法学研究的一个创新型领域，必须给予高度关注。

展望一：法律数据的资源化。所谓资源化，是指法律大数据将成为法律人和法学研究跨社会领域关注的重要战略资源，并将成为法律界争相抢夺的新焦点。因而，法学研究领域应当制定法律大数据研究的战略计划，将法律大数据的研究成果融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展望二：法律大数据与法律云将深度结合。法律大数据离不开云处理，云处理为法律大数据提供了弹性可拓展的基础设备，是产生法律大数据的平台之一。自2013年开始，大数据技术已开始和云计算技术紧密结合，预计未来两者关系将更为密切。为此，建议司法部门协同建立中国法律大数据及法律云平台，更好地发挥法律大数据和法律云在国家安全和网络空间安全以及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展望三：大数据将改变法学研究的范式。法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法学意义中的真理只是一些基于多数人利益的社会共识，法学研究方法应当服从于法学的内涵。尽管因法学的调整范围、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特殊性使法学研究方法具有自己的特色，但法学研究方法如果不与其他科学研究的方法相结合，法学研究方法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过去几个世纪主宰科学研究的方法一直是“还原论”，将世界万物不断分解到最小的单元，然而这种方法作为一种科研范式将走到尽头，因为对单个人、单个基因、单个原子等了解越多，对整个社会、整个生命系统、物质系统的理解并没有增加很多，有时可能离理解系统的真谛更远。

展望四：大数据领域的立法将进入快车道。《纲要》指出，深化大数据在各行业的创新应用，探索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完善大数据产业链。加快海量数据采集、存储、清洗、分析发掘、可视化、安全与隐私保护等领域关键技术攻关。促进大数据软硬件产品发展。完善大数据产业公共服务支撑体系和生态体系，加强标准体系和质量技术基础建设。面对大数据在各行业的应用，将产生新的法律领域、新的法律应用，因此大数据领域的立法已成为当前重要的法律研究领域。

目前，政府基础数据来源于不同的部门或机构，但由于数据立法的缺位，导致政府数据的开放与数据共享的范围边界一直无法可依，从而形成了各自为政的“信息孤岛”和数据壁垒，严重制约了大数据共享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作用。为此《纲要》提出，依托政府数据统一共享交换平台，加快推进跨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共用。加快建设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开放共享。制定政府数据共享开放目录，依法推进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

海量数据的采集、存储、清洗、分析发掘、可视化、安全与隐私保护、开放与共享以及跨界数据的流动等，将是法律大数据研究和立法的重点。随着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就像计算机和互联网一样，法律大数据很有可能是一场法律研究范式的革命。法律人的思维也将发生革命性的转变，即不再探求难以捉摸的法律因果关系，转而关注社会复杂事物的相关关系。

展望五：法律大数据将催生一种新型的法律职业——法律数据分析师。具有丰富经验的法律大数据分析人才将可能成为法律研究、法律应用、法律服务和立法领域的稀缺资源，法律大数据将驱动法学研究、法律应用和法律服务和立法模式的变革。随之兴起的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人工智能、3D打印、数据清洗以及等相关技术，可能会改变数据世界里的很多计算方法和基础理论，而这也将使得法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由传统的1.0时代向2.0时代跨越。

展望六：数据资产化与个人数据保护将成为大数据立法关注的重点。大数据时代，数据正在成为一种生产资料，成为一种稀有资产和新兴产业，成为继土地、人力、资本之后的新要素，构成组织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同样，个人数据也将成为公民个人最重要的资产，因此应当更加关注对个人数据边界的法律界定与保护。《纲要》强调，建立大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实行数据资源分类分级管理，保障安全高效可信应用。实施大数据安全保障工程，加强数据资源在采集、存储、应用和开放等环节的安全保护，加强各类公共数据资源在公开共享等环节的安全评估与保护，建立互联网企业数据资源资产化和利用授信机制。加强个人数据保护，严厉打击非法泄露和出卖个人数据行为。

我认为，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的法律保护应当遵循六大原则：

——收集个人数据的目的必须明确。处理个人信息具有特定、明确、合理的目的，不扩大收集和使用范围，不改变目的处理个人信息。

——收集与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透明公开。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之前，以明确、易懂和适宜的方式向个人数据主体告知处理个人数据的目的和范围、个人数据的留存时限、个人数据保护的制度、个人数据主体的权利。

——收集个人数据应当确保数据的质量。根据处理目的的需要保证收集的各项个人数据准确、完整，并处于最新状态，严禁篡改和毁损。

——托管数据的载体主体应确保个人数据的安全。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保护个人数据安全，防止未经授权检索、公开及丢失、泄露、损毁和篡改个人数据。

——严禁窃取和交易个人数据。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数据，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数据。

篇9

关键词： 少数民族 传统婚俗 旅游开发

少数民族婚俗是地区垄断性的旅游资源，可以开发成为体现民族文化内涵内涵及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可以以少数民族婚俗这根红线将地区内的资源穿连组合在一起，成为该地区旅游的“点睛”之笔，提高旅游文化亲和力的同时，丰富本地区文化旅游产品，提升其文化品位。

一、少数民族传统婚俗的内涵及功能

少数民族婚姻习俗不仅仅是一种传统习俗，更是民族及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少数民族婚姻习俗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不仅可以发掘出该民族文化根源，还可以梳理出它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在科尔沁草原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科尔沁婚礼过程中，不仅可以看到草原上战争的印记，还处处留有草原漫长的游牧历史。婚礼中使用的马、蒙古包、勒勒车、服饰、奶食品和肉食品以及婚礼上吟诵的祝赞词和演唱的叙事民歌，无不表现出了科尔沁草原独特游牧文化。在进行婚姻仪式的过程中，祭天、拜火等特殊的方式，直接借鉴于科尔沁草原及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婚姻使这些行为附上了神圣二字，从而产生了更深刻的文化内涵。

少数民族婚姻习俗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的内容，是在地区民俗旅游开发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在旅游利用开发中的主要功能有以下两点：

一是经济功能。少数民族婚恋习俗因它的不可复制性，是民俗旅游开发特色和重点项目。很多旅游者到一个民族地区，有的专门是为观看该民族婚俗表演的，而有的更是为了亲身体验。游客的到来，给当地居民带来经济收入的同时，也提高当地财政收入。

二是继承和发扬功能。少数民族婚俗体现着少数民族人民传统的生活，但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正逐渐被取代、消失。本地居民通过旅游开发中的参与，使传统文化得到继承。游客通过婚俗表演及直接的参与，能更深入地了解该民族的文化精髓，使其得到更大传播和发扬。

二、少数民族婚俗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一）舞台化倾向严重

婚俗文化旅游开发晚，又在明显的利益驱使下，多数回报甚少，甚至影响了地区文化的旅游形象。如在西南彝族区，模拟“抢婚”遗俗的仪式，搬上舞台，编排了舞蹈《抢新娘》，在登上舞台初期曾有过很好的经济效益。但舞台化的婚俗表演节目毕竟同现实民俗之间的距离太大。而且，这种表演一日数场，日复一日，没有固定的演员，很多不是本地少数民族，他们只为报酬而敷衍了事，台下的旅游者对演员毫无感染力的表演，产生“审美厌倦”，更谈不上满足游客求异、求知的欲望。

（二）游客参与性比较差

一般来说，对婚俗旅游的开发利用中，有两种普遍的形式：一种是博物馆，以图片及文字为主，通过讲解让游客了解，没有参与性可言；另一种是婚俗表演，这是最普遍也较为泛滥的利用模式。这类模式开发中，有的地区也融入了游客参与的环节，但仅仅是邀请少数游客上台扮演新郎或者新娘，大部分游客还是作为观众来欣赏演出，无其他的参与内容。在旅游区编排的婚俗表演中，一般新娘由当地居民担任，邀请旅游者扮演新郎来参与表演。还有一种较为完整的婚俗表演，也会邀请一名男性旅游者扮演新郎。这类表演中，除了少数男性旅游者可以直接参与婚俗体验外，其他游客尤其女性旅游者只能作为旁观者或者观赏者，根本没有参与的机会。

（三）商业气息浓厚

婚礼作为人重要的人生礼仪，不仅有严格的程序，而且有其自身的严肃性。过程中还有很多要注意的细节，从保持其原生性及保护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看，婚礼中很多程序和礼节是不能随意更改的。但婚俗的旅游开发利用中，景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设计旅游项目，有的甚至胡乱编造，任意杜撰一些婚俗内容。不分场合与内容，片面投游客所好，只选择婚礼中表演性以及娱乐性强的部分展示给游客。只为利益，使得婚俗表演及其他衍生产品中，渗透着浓重的商业气息，导致婚俗文化向表演化、低俗化方向发展。此类表演可能只满足了游客一时的新鲜感，但对于这种没有内涵、没有真实情感的表演难以产生兴趣，形成不了长期的旅游吸引力。

三、少数民族传统婚俗旅游产品的系统开发策略

（一）婚俗文化的静态开发

旅游必须通过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载体，或实景，或物品、或建筑等来展示，给游客具体的感受。通过建立民族婚俗博物馆和婚俗文化展览馆等形式“原貌复现”婚俗文化旅游产品，展示其发展历程，开发一个民族婚俗历史寻访游，提供高水准的导游服务、专家讲解和纪念品。科尔沁婚俗旅游开发中，应建立科尔沁婚俗博物馆，完整的讲述科尔沁婚俗形成发展历程，充实孝庄产业园的内容，可开发满蒙联姻寻迹游等旅游产品，举办各类婚俗节庆活动。利用现代旅游会展这一平台，展示科尔沁婚俗嫁妆、首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提高科尔沁物质型旅游产品附加值。

（二）婚俗文化遗产动态开发

民俗旅游资源与其它文化旅游资源相比，其最大优势在它能使旅游者参与到其中，给游客不一样的文化体验。这不仅能开拓游客的视野，也会更加深刻的理解生活的价值。因此，在婚俗旅游资源的开发中，应更加深入挖掘婚俗历史文化内涵，为旅游者制造广泛参与婚礼过程的机会，让旅客亲身参与到婚礼的过程。科尔沁婚礼中提高游客的参与性，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是组织游客参与真正的科尔沁传统婚礼，就是邀请游客主动深入草原牧民家里，以宾客的身份参加婚礼，不改变婚礼原有的形式和过程，自然而然地融入迎亲、喝喜酒、拜火、唱歌跳舞等活动中。对游客来讲，这将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使他们身临其境，从游客变成“亲友”，融入到真实的草原婚俗氛围中，体验做一回“科尔沁蒙古族”的感觉。

二是吸引年轻人到科尔沁相识、相爱，举办独特的婚礼。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爱情是一种美好的情感，希望有一生难忘的相遇。针对年轻人这样的心理，可以以“敖包相会”为主题，举办大型相亲会；针对广阔的婚礼市场，可以尝试将霍林郭勒市“草原婚礼节”中注入更多的科尔沁地域特色，转变为独具特色的真正的“科尔沁婚礼”，吸引年轻人来科尔沁举办特色婚礼或者度蜜月。

（三）婚俗文化的衍生商品开发

旅游纪念品开发是传统旅游产业衍生的一种开发模式。各式各样的婚俗商品，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传统性、观赏性以及很高的纪念价值。少数民族婚俗内容丰富，涵盖了本民族居住、服饰、饮食、宗教、歌舞、礼仪等方面，这也是对游客的吸引力所在。如科尔沁婚俗中使用的很多实物可以开发成为旅游纪念品，新娘缝制的烟袋、新娘佩戴的头饰、新郎穿的长筒靴、佩戴的弓箭等，都蕴涵着丰富的民族和地域文化内涵，具备纪念意义的同时也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必将受到游客的欢迎。目前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纪念品市场上品种单一、没有特色、品位不高。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政府或者企业可以依托本地区或本民族婚俗文化特色，挖掘其内涵，设计、制作高端旅游纪念品来提升旅游纪念品的品位。

（四）婚俗文化资源的酒楼开发

旅游业中，餐饮业是重要的开发内容，突显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才会为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婚俗旅游开发中，可通过设立以婚俗文化为主题的酒楼，将民族文化概念进行全新的策划和创新。婚俗文化型酒楼的设计上，科尔沁婚俗酒店可以建成蒙古包式，把婚俗文化渗透到整体装饰、局部布景、器物点缀、服务、甚至名字雅号，达到“博物馆和酒楼一体化”。游客得到婚礼上游客的礼节，“情”、“景”的穿插，让游客体会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在休闲的过程中享受消费的愉快。例如可以设立一个以诠释满蒙联姻作为主线的酒楼，在设置上复原清初科尔沁草原片断和婚嫁盛况的博物馆，用草原生活具代表性的多个场景讲述孝庄及其嫁到清朝皇宫的科尔沁女子的故事，再现历史上科尔沁草原的生活方式，将人们带进自然、带进历史、带进传统。

四、少数民族婚俗在旅游开发中的合理开发建议

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业时， 要注重抓好旅游文化的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强调与其他旅游资源的整合。各种旅游资源之间是相互依托和共生的，婚俗旅游也是一个开放的概念，纯粹的“婚俗旅游”应该是不存在的。在开发婚俗旅游过程中，应将婚俗文化融合到本地区自然资源和其他文化资源，进行综合开发，丰富资源文化内涵，提高旅游吸引力，发挥地区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整体综合效应。

二要体现文化的时代内涵，重视文化的市场形式。通过婚礼过程和细节来体现其文化性。

三要反对浅层利用和开发。婚俗文化的创新和开发必须以科学的研究为基础，尊重文化的原生性。

四要注重文化的整体重塑。少数民族传统婚俗有其优秀的内容，，也有糟粕之处， 开发时要客观再现， 保持文化的整体性， 但同时要进行现代诠释和整体塑造，既注重原生态， 又易于被现代人所接受。

五要吸纳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参与， 保证文化的持续性。就地吸收和培养部分本土人员参与婚俗表演，，创造出原汁原味的文化氛围， 不仅展现本民族婚俗文化的深刻内涵和鲜活的形象， 从而保持其文化持久的生命力，实现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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