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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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作为刑事诉讼的两项基本制度，刑事辩护与刑事在表面上有些共同特征，最明显的表现在刑事辩护人与人都与案件处理后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他们都不是基于本人利益参加诉讼的；此外，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与人范围是一致的。两者的区别表现在：

1、产生根据不同。刑事辩护人参加诉讼的根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授权或法院的指定；而刑事诉讼人参加诉讼的根据只能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的授权。

2、诉讼地位不同。虽然辩护人与人都并非刑事诉讼主体，但辩护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并以自己的意志进行辩护而不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约束；而人不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只能附属于被人，并依被人的意志从事活动。

3、适用对象不同。刑事辩护适用于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刑事适用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两类对象的诉讼利害关系往往相反。

4、诉讼任务不同。刑事辩护承担的辩护职能，即反驳控方控诉，论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应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而刑事的职责在于维护被人的合法利益。

5、权限范围不同。刑事辩护人享有的权利是法律赋予的，不存在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授权问题，其授权也仅仅在于使辩护人参加诉讼；而刑事人是否能参加诉讼，在何权限范围内从事活动均需由授权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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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庭前会议；证据开示；非法证据排除

一、庭前会议制度概述

（一）庭前会议制度的相关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 ，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2012年11月22日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进一步细化了庭前会议制度，由此构建了我国庭前会议制度的基本框架。

（二）庭前会议制度的功能价值

1.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当前各司法机关不同程度地面临案件数量多、诉讼任务重的问题，适用公诉案件庭前会议，充分利用庭前会议解决原来需要庭审才能解决的问题，有效地简化了法庭调查中的举证、质证过程，既节约了司法资源，又提高了诉讼质量。首先，庭前会议缩短了开庭审理的时间。庭前会议将回避、非法证据排除、出庭证人名单等方面的争议解决在刑事庭审之前，有利于法官、控辩双方明确案件的审理重点和争议焦点，从而保证庭审中对有异议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辩论，使庭审更加集中，增强了庭审的对抗性和针对性，达到繁简分流，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其次，对于公诉方而言，庭前会议减轻了公诉人的工作量，提高了公诉质量。公诉人针对辩护方提出的问题，核实、补充相关证据材料。同时，庭审中调查的重点将会集中在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上，公诉人只需集中精力对辩方提出异议的证据进行质证。最后，庭前会议有利于实现控辩平衡。辩护人在审判前能够查阅全部案卷材料，包括对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证据，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使控辩平衡成为现实，避免了司法实践中控辩双方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审判不公。

2.有利于制约公诉权的行使，防止公诉权滥用。司法实践中，对于检察机关的指控，法院无权驳回或改变指控、退回补充侦查，只能要求其继续补充材料，不得拒绝开启审判程序，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诉对审判的预决效力。这种“有诉必审”的审查方式实质上造成了庭前审查的虚无化，排除了国家司法权对追诉权的程序性监督和制约，难以防止公诉机关的错诉、滥诉，而且也难以保障被追诉人的基本人身自由和权利。公诉权的行使，既受到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也受到外部监督的制约，司法审查与控制就是途径之一。因此，庭前会议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防止公诉权滥用，避免一些不符合条件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以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

3.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是当前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努力方向。庭前会议制度为控辩双方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换的平台，可以有效保障信息交流中控辩双方诉权的平等，避免信息的不对称影响诉讼的平衡，进而影响庭审公正性。由于程序公正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标志着程序公正的刑事庭审庭前会议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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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死刑案件 程序性改造 有效辩护制度

刑事诉讼作为司法裁判的一种方式，法官的裁判虽然不完全受制于控辩双方的意见，而是相对独立地建立在自身所认定的事实和有关法律的基础上，但控辩双方必然会尽力对法官的结论施加自己的影响，以获得有利于自身的裁判。获得辩护人有效帮助的权利，是被告人所有权利中最有影响的权利，它决定着被告人行使其他权利的能力。尤其在死刑案件中，被告人获得有效的辩护对于减少死刑的适用，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中对死刑案件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提供了特殊的保障。比如，设立了指定辩护和强制辩护制度，比普通刑事案件多了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为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增加程序保障，也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机会。

然而，司法实践中“冤杀、错杀”并不鲜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律师辩护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让我们先看一下曾经轰动全国的“枪下留人”案，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不难发现死刑案件中律师辩护的低效性和改革的必要性。

2001年5月2日零时许，陕西董伟与朋友酒后来到延安电影院，因琐事与被害人宋阳发生争吵并相互厮打，董伟用地砖连续打击宋的头部致宋倒地后逃离现场，宋阳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宋阳因钝器打击头部造成闭合性颅脑损伤，导致呼吸心跳中枢衰竭而死亡。2001年12月11日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董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后董伟不服一审判决，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陕西嘉瑞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占平接受委托担任本案二审辩护人。朱占平通过调查后发现，被害人宋阳存在过错，董伟存在自卫情节，作为唯一定案证据的一份证人证言也存在诸多矛盾之处。调查结束后，朱占平向陕西高院递交了辩护词，详细剖析了案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但其辩护意见并未被二审法院采纳。2002年4月27日，陕西高院在未开庭审理的情况下作出二审裁定，维持了死刑判决。

考虑到本案也许很快就会执行（本案发生在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之前），朱占平立即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4月28日上午朱占平到达北京，历尽周折终于将申诉材料交给了最高人民法院刑庭的一位女法官。然而，当天下午5时许，朱占平突然得知死刑将于第二天上午10时30分执行。第二天早晨，朱占平再次来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并最终被接受。就在延安中院执行死刑的前4分钟，最高人民法院下令案件暂缓执行，延安刑场上发生了惊心动魄的“枪下留人”一幕。

此后，最高院对此案进行了复查。经陕西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定对董伟判处死刑正确，再次作出维持死刑判决的裁定。2002年9月5日上午延安郊外，行刑的枪声最终响起，27岁的陕西农民董伟在最高人民法院“枪下留人”令下达130天后倒地伏法。

本案中，二审辩护律师提交了详尽的辩护词，按理说辩护意见被采纳、案件被改判的希望很大，但结局却出人意料。显然，陕西高院在作出裁定的过程中最多只是审查了一审法院移送的案卷材料，并未真正考虑辩护意见，在辩护律师不知情的情况下即作出二审裁定。更有甚者，辩护律师对被告人即将被执行死刑之事都不知情。即使最高法院紧急下令停止执行并进行了复查，陕西高院仍然未采纳辩护意见，再次作出维持死刑判决的裁定并最终执行。不难看出，本案辩护律师作出的辩护词实际上发挥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二、死刑的改造与律师有效辩护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从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在少数保留死刑的国家中，死刑条款和罪名也很少。而在我国，尽管从1979 年到 1997 年刑法典，再到八个刑法修正案都一再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但至今我国仍有55个死刑罪名，适用死刑的罪名包括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犯罪和犯罪等，无论是死刑条款还是罪名，我国都远超于世界其他国家。

中国死刑的立法现状与世界法治进步趋势的强烈反差，引发了学界的深刻反思，众多学者提出了死刑逐步废止甚至立即废止的各种见解。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废止死刑不仅仅是一个刑事立法和司法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就目前的国情看，中国仍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犯罪现象迭出不穷，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只有保留死刑，才能对危险分子产生足够的震慑，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才能受到应有的制裁。

未来，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方式依然会继续存在。那么有关死刑，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保留死刑、限制死刑的前提下确保死刑的正确适用。在通过实体立法不断削减死刑罪名、限制死刑的适用条件和范围的同时，也应该将通过程序控制死刑的适用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实现律师的有效辩护则是从程序方面对死刑进行的改造。律师的有效辩护无疑是从被告人立场出发，切实维护被告人利益的根本性程序改造措施。

三、死刑制度的程序性改造——构建律师有效辩护制度

（一）死刑案件中实现律师有效辩护的必要性

现代法治从形式正义逐渐走向实质正义，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也从关注形式上的“有律师辩护”，进一步发展到“有效的律师辩护”。死刑的适用具有不可逆转性，确保死刑的正确适用成为保留死刑国家的首要义务，律师的有效辩护制度是实现此目的的重要保障机制之一。

律师辩护的有效性是指辩护律师提出的正确的辩护意见或主张被办案机关接受或采纳，从而作出了对被告人有利的决定，强调的是辩护行为的积极效果。辩护的有效性又分为实体上的有效性和程序上的有效性两个方面。所谓实体上的有效性主要指辩护方围绕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否承担刑事责任这一问题提出的有关证据或辩护意见，符合案件事实或刑事实体法的规定，被办案机关接受或采纳，使被告人获得无罪、罪轻、减轻或者免除刑罚等有利的处理决定。而程序上的有效性则是指辩护方在诉讼过程中，针对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在诉讼中存在的程序违法行为，提出异议要求纠正并获得解决的有利结果。

实现律师有效辩护的意义在于，有效性是刑事辩护存在的目的，也是整个辩护制度的生命。也是克服律师界最无奈的“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现象的重要途径。

（二）我国死刑案件中律师辩护存在的障碍

即使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时，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由于政策、立法、司法等层面的障碍，死刑案件中律师的有效辩护仍难以实现。尽管刑事诉讼法明确要求，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二审法院应当开庭审理。但司法实践中，死刑二审程序往往是采用阅卷调查的方式。董伟案中，陕西省高院就是在未开庭审理的情况下作出终审裁定的，辩护律师未出庭辩护就接到了二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的消息。

任何一个完整的诉讼程序都应当具有诉讼双方平等对抗的诉讼构造。只有这样，双方当事人才能通过辩论、举证和质证形成争议焦点，逐步澄清案件事实，并尽可能法官的结论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以获得有利于自身的裁判。法官也只能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听取各方陈述、考虑各方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裁判结论，即必须将裁判建立在当庭采纳的各种证据、当庭认定的全部事实的基础上。

董伟案中还有一个问题——案件的最终裁定是经陕西高院审委会讨论后作出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将审判委员会的性质定位于一种“审判组织”。但审判委员会并不直接开庭审理案件，而是通过办案法官的口头或书面汇报作出具有权威性的结论。这种“审判组织”的尴尬地位必然给律师辩护权的行使带来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缺陷：第一，从形式上讲，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辩护人直接被剥夺了参与机会，其诉讼主体地位显然被剥夺。而让那些利益受到裁判结果影响的人真正参与到诉讼中来并对裁判结论的形成施加积极的影响，恰恰是公正审判的最低标准之一。第二，从实质上讲，审判委员会无须听取辩护律师提出的辩护意见和关心的争议焦点，因而律师当然无法对审判委员会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因此，审判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辩护权的有效行使。

我们再从立法上寻找死刑案件中律师辩护面临的难题。大多数涉及死刑的条文在犯罪情节上、量刑上很多也采用相对模糊的说法，没有明确具体的标准。总则中规定死刑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显然是一个弹性十足的条款。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导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利于量刑的统一和死刑的限制适用，也使各地司法机关在死刑适用上存在唯后果论、唯数额论、过于重视“民愤”等问题，从客观上制约了律师辩护功能的发挥。

（三）实现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的基本思路

有效辩护不应是仅仅针对个案而言，而是针对所有刑事案件提出的目标。因此，要在死刑案件中实现律师的有效辩护，首先必须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律师队伍。同时确保被告人无力聘请律师时能够获得国家提供的无偿法律援助。刑事诉讼是充满激烈对抗的活动，辩护律师必须在充分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分析犯罪行为、犯罪情节、犯罪结果、因果关系、主观恶性等问题，提出详尽的辩护意见，并在庭审中有针对性地质证和辩论，与追诉方展开理性对抗和交锋，争取法官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结论。这就要求刑事辩护律师不仅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更要熟练地掌握辩护技能和技巧，具有精湛的执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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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辩诉交易;制度构建;可行性;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3-0315-02

1 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发展状况

辩诉交易制度又称诉讼交易,协商制度。是指在法院开庭前,检察官与被告人或其辩护律师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进行协商,讨价还价。检察官通过降低指控或者向法官提出对被告人减轻量刑的良性建议,以换取被告人做有罪答辩的一种活动。

辩诉交易制度最早产生于美国,作为美国刑事司法中最具特色的诉讼制度,几乎成为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鉴于该制度可以提高诉讼效率,一些采用抗辩式诉讼程序的国家如英,意,德等都纷纷效仿。而在我国2002年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在审理孟广虎故意伤害案中则首开辩诉交易之先河。此案在我国引起很大轰动,关于辩诉交易的引进问题,我国出现了三种观点。

肯定说认为我国引入辩诉交易有积极意义与必要性,我国本身就存在调解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有相通之处,可以更好平衡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解决积压案件、提高效率以及节约司法资源。

否定说认为我国是个传统的职权主义国家,缺乏辩诉交易存在与运转的基本条件。而且违背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罪行法定”、“罪行相适应”和“无罪推定”原则。我国更注重追求的是实体正义而不是程序正义,会对我国现有的制度造成冲击,引起司法腐败问题。

缓行说认为从司法改革的总体进程看,我国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与刑事诉讼制度尚不具备引入辩诉交易的基础,在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为时过早。

2 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辩诉交易制度虽然可能会损害法律实体的公正性和社会正义,会助长检察官的懒惰和擅权。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随之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如犯罪率上升,犯罪多样化。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谋求一种高效的诉讼处理方式就成为了必要。而辩诉交易以其低额的费用、宽松的证明规则能够较好地解决成本、时间问题,符合我国的现实需要。

2.1 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实行的可行性

(1)立法支持。两高和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两个意见的出台,为控辩协商制度提供了舞台,经过控辩协商后的案件,可以一律归于“被告人认罪案件”而按照意见进行审理。

(2)辩护与制度支持。我国刑诉法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人等等,从制度上已经具备推行控辩协商的条件。

(3)人们观念的改变为控辩协商制度的推行提供了观念基础。人们认为现在中国资源奇缺,而辩诉交易制度正是体现诉讼经济价值。人们的公正观念已经开始从理想公正向现实公正转变,这使得人们能够较为科学地看待相对正义问题,从而接受某种情况下的第二种正义。而且“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已经使之深入民心,为推行控辩协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4)人民检察院不裁量权适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我国刑诉法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有专家指出,应适当扩大法官不裁量权的适用范围,这为辩诉交易制度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5)历史文化支持。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自来就推崇“以和为贵”的精神,普遍存在着一种厌讼、怕讼的法文化心态,辩诉交易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两败俱伤、实现“双赢”,迎合了中国人的这种传统心态。

2.2 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必要性

(1)有利于制衡沉默权,将我国长期实行的“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法定化。沉默权制度的实行,对于保护公民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会给刑事诉讼带来不利影响,辩诉交易制度使得“坦白从宽”的政策有了存在的法律基础,真正体现鼓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认罪的精神,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刑讯逼供与超期羁押问题。

(2)有利于体现刑事诉讼的民主性。该制度对犯罪嫌疑人程序主体地位的肯定,有利于培育尊重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观念。同时也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权利,被害人除惩治犯罪分子的愿望外,还有尽快获得人身和财产的损害赔偿的请求,辩诉交易制度就能够节省被害人的诉讼开支,降低诉讼成本。

(3)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这是辩诉交易制度制定最初的目的。使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协商,在最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出提起公诉或不的决定。简化刑事诉讼审判程序,通过协商,使案件在一审就得到圆满解决。

(4)有利于被告人回归社会。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而言,他们最需要的莫过于恢复人身自由以及获得精神上的解脱。通过辩诉交易,可以尽早地结束羁押的不稳定状态并且被判处较少的刑罚,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心理压力和抵触心理的减轻。

(5)有利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被害人在遭受人身和财产的损害后,无疑渴望尽早从诉累中解脱出来,特别是尽快获得赔偿,辩诉交易恰能满足被害人这一要求,而且能够节省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开支,降低其诉讼成本,这一点在伤害以及交通肇事等案中表现尤为突出。

3 我国辩诉交易制度之构建设想

既然辩诉交易在中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其硬堵,不如疏导,那就是针对在我国的障碍,借鉴别国的经验,扬长避短地建构中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具体设想如下:

(1)真正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我国虽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为有罪。但是不能说我国真正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真正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可以形成广泛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的理念。确立沉默权制度,侦查机关可以给犯罪嫌疑人出具一些法律文书为条件换取被追究者同意放弃沉默权。如此,辩诉交易便有了“两厢情愿”的催生素。

(2)健全律师辩护和证据开示制度。我国的刑事案件有律师辩护的占得比重非常小,现行刑诉法赋予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不足以制约侦控权力的滥用,而且辩护的风险太大。对此应该扩大法律援助适用面,扩大律师的刑事诉讼权利等。此外,借鉴美国证据开示制度的成功经验,尽快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

(3)防止辩诉交易中公诉权异化为谋私工具。这是构建我国诉讼交易制度的关键。可以严格要求侦诉人员的选任条件,加强内部执业监督,构建对公诉方的制衡机制,除法定保密事项外,辩诉交易公开,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严惩腐败。

(4)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交易程序。我主张辩诉交易在我国适用于法定最高刑为3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案件。不能单独以法定刑的高低为标准,还应结合行为人再犯的可能性大小、案件查处的难易度来决定。交易程序应当由检察机关与辩护律师在开庭前协商,辩护律师在征得被告人同意后,向检察机关提出辩诉交易申请或者接受检察机关建议。

(5)法官对辩诉交易的审查。辩诉交易是否合法有效应当由法官以中立者身份审查判断,以实现对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利益保护的衡平。

(6)社会控制手段的配套。建立全国联网的关于公民身份和特征及相关事项的计算机检索系统;改进对罪犯和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措施等防止犯罪人吃回扣。

虽然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实行起来阻碍重重,但辩诉交易制度对我国还是利大于弊。我们不应该排斥一个对我国法制进程有益的制度,既然我国大的法制环境在短时间内还无法得到全面改善,与其等待其条件完全成熟,不如先把它引进来,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其辅助条件,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制度。

参考文献

[1]张善.辩诉交易制度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2.

[2]夏晓敏.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的适用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7.

[3]辛立林.试析在刑事诉讼中移植辩诉交易的可行性[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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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职务犯罪侦查；律师会见权；侦查之必要

职务犯罪侦查是指检察机关职务侦查部门在办理直接受理案件时为查获犯罪嫌疑人、收集证据、查清事实而依法采取的专门调查措施和强制措施。在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面临比较大且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职务犯罪案件律师会见权问题，同时这也是律师界通过人大、政协等对基层检察院新刑诉法执行中反馈比较多的问题之一。

一、侦查期间在押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权限制的依据

职务犯罪侦查是检察机关通过刑事侦查手段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进行监督，通过对职务行为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来确保法律正确执行。职务犯罪侦查权在我国本质上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手段，从这个角度而言，职务犯罪侦查权代表的是法律监督权，是维护法律权威、督促公职人员公正执法的有效保障手段，也是巩固执政、获取民心、保障社会稳定有序运行的重要支撑。正是基于职务犯罪侦查的重要地位，法律赋予职务犯罪侦查机关一系列的侦查措施，包括人身羁押强制措施，以确保职务侦查工作有序运作。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典型的以权力（法律监督权）制约权力（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权），如一旦出现重大偏差必将影响到国家权力运作和社会稳定。为充分保障人权、平衡犯罪侦查权，法律同时赋予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聘请律师辩护的权利。

律师会见权是律师行使辩护权的前提和基础，是辩护律师的最基本权利。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因此侦查期间律师会见权对犯罪嫌疑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如不能同犯罪嫌疑人进行自由的会见交流，律师将无法有效获得案件具体事实和犯罪嫌疑人真实的意思，必将无法为当事人进行有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就将变得意义不大。同时律师会见权不仅是律师的最基本权利，更是犯罪嫌疑人最重要的权利，这一点也得到了国际上普遍的认可。与律师会见并获得法律帮助对犯罪嫌疑人，尤其是对在押犯罪嫌疑人，有利于确保其应有的合法权利受到充分保障，弥补法律知识不足减少内心恐慌，从而不因强迫而自证其罪。同时律师会见也有利于在押犯罪嫌疑人借助辩护律师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其受到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问题，充分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人权，这也有利于督促犯罪侦查合法化运作。正是基于律师会见权对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重要意义，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明确允许在押犯罪嫌疑人会见律师为原则，限制律师会见为例外。

然而，基于人性的趋利避害本性，犯罪嫌疑人为逃避法律制裁会采取种种手段逃脱侦查，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前提下要求其主动承认犯罪罪行的可能性很小。正如奥地利犯罪侦查学专家汉斯·格罗斯曾说过：“期待任何人都会勇敢直截地承认其罪行是十分残忍的，或者是心理上的错误。”职务犯罪侦查的犯罪主体都是从事国家公务的工作人员，甚至有些本身就是专职从事侦查工作的侦查人员，其一般都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侦查的难度和阻力都比一般的犯罪侦查要大很多。特别是受贿类这种一对一的对合犯，一般都缺乏客观证据，通常依赖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一旦相关嫌疑人之间达成攻守同盟，破案往往就面临巨大困难，侦查进程会严重受阻，侦查最终就很难取得成效。因此不受干扰的侦查权的快速有效行使对收集证据侦破案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律师会见权的行使不仅必然会挤占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会极大削弱侦查机关对在押犯罪嫌疑人在羁押时形成的空间和心理优势，即犯罪嫌疑人基于信息闭塞以为犯罪事实已经暴露或面对强大的侦查攻势希望尽快摆脱羁押等因素而自愿交代其犯罪事实。从这个角度而言，律师会见权与侦查权存在一定的冲突，尤其是对职务犯罪侦查。

限制辩护律师会见是允许的，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48条规定，在具备刑法129a条之紧迫的犯罪嫌疑时，会见权可受到限制；日本则有限制会见权的“一般指定书制度”；美国法院在1958年的“Crookerv.Cali fornia”案和“Ciceniav.Lagay”案中也肯定过警察的禁见处分。但无论是何种限制都需有适当的理由。通常限制一项权利的合理依据主要是：（1）该项权利被不正当的使用妨碍了其他权利的行使。（2）该项权利被正当的使用，但基于两权相害取其轻的原则限制该项权利的使用。

针对第（1）点，侦查期间赋予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避免其由于法律专业知识的不足而做出对其不利的供述。在押犯罪嫌疑人如通过律师会见权借机进行干扰证人作证、毁灭伪造证据或串供等试图干扰侦查行为，或者律师在会见时向犯罪嫌疑人提供看守所违禁物品等行为，可以认定律师会见权被不正当使用妨碍了侦查权的行使和看守所维护安全秩序权利，这就突破了设定律师会见权的原本目的。为此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刑事诉讼法中都规定了一旦律师会见权被不正当使用可以予以限制会见。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83条规定，如辩护人有滥用与不能自由行动的被指控人的往来，用以实施犯罪行为或严重危害监狱安全的行为将不予会见不能自由行动的被指控人。

针对第（2）点，律师会见权实质上代表的是当事人的律师辩护权，背后隐含的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对在押犯罪嫌疑人而言律师会见权是自由权的体现。如对律师会见权的不适当限制实质上是对当事人的自由权的侵犯，因此如对律师会见权予以限制必须是有更高利益的考量。如某一恐怖组织成员在公共场所放置了定时炸弹，为抓紧审讯犯罪嫌疑人，尽快确定炸弹放置地点排除公众人身安全危险，限制犯罪嫌疑人的律师会见权实属正当。在德国，根据1977年法院组织法之修正案，“当有伤及人之身体、生命或自由之现时的危险存在时，当由特定的事实显示，这种危险乃由一恐怖暴力组织所发起时，而且当要排除这类危险，就可以中断嫌疑人与包括律师在内的所有人的联系。”在侦查期间确保侦查权的有效无碍行使实为正当且有必要，当侦查权与律师会见权存在冲突时，暂时推迟或延缓律师会见必不会实质上极大影响当事人利益。基于两权相害取其轻的原理可允许暂时推迟律师会见，但该项限制要求：第一必须是在侦查期间，如已在审查阶段或审判阶段，侦查已结束自不存在侦查权与律师会见权冲突问题；第二必须是确有侦查必要之正当理由，如上述中提到的审讯确定放置在公共场所的定时炸弹。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9条第3款规定：“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或司法警察官，因侦查之必要，以提起公诉前为限，得对于第1项之接见（包含律师会见）或受授，指定日时、处所及时间。但其指定不得对犯罪嫌疑人准备防御之权利，有不当的限制。”对于何为侦查必要之正当理由，日本主要是通过司法救济途径，如不服检察官的暂缓会见指定可以向法院提起救济，法院经审查认为不符合确有侦查必要即可予以撤销或变更。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的主要依据是律师会见权被不当使用或确有侦查之必要。对职务犯罪侦查而言，律师会见权被不当使用主要是指试图有干扰侦查的行为，如借机进行干扰证人作证、毁灭伪造证据或串供等行为；确有侦查之必要主要是指在贿赂犯罪案件有相关证据证明在押犯罪嫌疑人与在外涉案人员串供已达成攻守同盟，涉案金额巨大或涉嫌多人。

二、新刑诉法下职务犯罪案件律师会见立法规定探讨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持三证即可与在押犯罪嫌疑人会见，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三类案件在侦查期间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需经侦查机关许可。如三类案件不是在侦查期间或者犯罪嫌疑人不是在押的则律师会见也无需许可。对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限制律师会见权的规定我国的主要特点是以侦查期间特定的案件类型作为限制律师会见的依据。以职务犯罪而言，只能是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并且只在侦查期间律师会见权才被限制，其他贪污犯罪、渎职犯罪、普通贿赂犯罪等职务犯罪律师会见权在任何诉讼阶段都不受限制。采取以案件类型作为限制律师会见的依据，显然没有考虑限制律师会见权背后的合理依据，也回答不了为什么其他案件可以不限制律师会见。侦查期间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律师会见需经许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解释的理由是有碍侦查，如在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辩护律师可以不经许可会见犯罪嫌疑人，实质上这是对律师会见权限制依据中的律师会见权被不正当使用做了无限性的扩大，事先假定所有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律师会见都有碍侦查而不论是否有相应的证据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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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修改后刑诉法 职务犯罪 辩护权

修改后刑诉法对于辩护和制度进行了全面修改和完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即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强化了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这些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完善和保障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充分展现了近年来我国法治进步的成果，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这些规定也给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挑战。

一、修改后刑诉法对辩护制度修改情况简述

仅就刑事诉讼侦查阶段而言，与1996年刑诉法相比，修改后刑诉法在律师辩护权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辩护人”介入时间提前

修改后刑诉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这条规定，将律师的辩护人地位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进一步保证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效的获取律师帮助的权利。

（二）会见程序改变

修改后刑诉法第37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WWW.133229.cOm这也就意味着辩护律师可直接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需要经过办案机关的批准、安排，这项规定为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会见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条件。

（三）律师权利扩大

修改后刑诉法第37第4款条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项规定意味着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将不再有权派员在场，也不能对律师会见的时间和次数进行不必要的批准和限制。此外，修正后刑诉法第37条第1款取消了辩护律师同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的阶段限制，即律师在侦查阶段除可与犯罪嫌疑人会见之外，还可与其进行通信，这也是律师权利的一项重要扩充。

（四）明确规定三类案件可以限制律师会见

修改后刑诉法第37条第三款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这项规定从正面赋予侦查机关限制律师会见权力的同时，其实从反面也保障了律师的会见权，即只要不是上述三类案件，或者侦查机关没有事先通知看守所，律师即可不经批准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

上述四方面的完善与转变，被理论和实务界一致认为可以有效改变现阶段刑事案件“会见难”“辩护难”等基本问题，对于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条件。但就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而言，因为现阶段的侦查工作特点，这些转变却给今后的侦查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二、辩护制度的修改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新挑战

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侦查手段较为单一，案件突破严重依赖口供，侦查工作缺乏现代技侦手段等特点，具体体现为：职务犯罪查办以“秘密性”为原则；职务犯罪查办依赖口供；职务犯罪侦查依赖强制措施的运用；职务犯罪侦查的技术侦查措施严重缺乏。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现状是适应原有刑诉法而形成的办案模式而产生的，律师辩护制度的改革为职务犯罪侦查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冲击：

（一）口供的获取和固定难度加大

贪污、受贿案件具有其证明方面的特殊性，主观犯罪构成的证明往往决定了案件的定性。礼尚往来、借贷关系、公务消费、小金库等均可以成为逃避刑事处的关键理由。 由此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则成为能否定罪的关键性证据。律师以辩护人身份出现在侦查阶段给审讯工作带来的不可控因素必然会增多，拒供、翻供、串供现象将频发。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律师之间由于权力和权利的“此消彼长”导致的“博弈”将更激烈，获取口供难度将更加困难。

（二）证据的获取和固定难度加大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由于不了解侦查机关对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获取了哪些证据，因而不敢轻易翻供、毁证。而修改后刑诉法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辩护权利，使得律师可以运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专业知识，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告知其如何准备供述，并将获悉的案件情况带出，对关键案件证据进行掩饰或销毁。这对于一直以来都以口供获取证据的办案机关来说，无疑是一个获取和固定案件证据材料的巨大冲击。

（三）可能导致案情或其他案件线索的泄露和流失

修改后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使得办案人员对案件的控制难度将增大。可能带来的具体问题包括：（1）律师可能将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阅卷获悉的信息提供给证人或被调查人；（2）在共同犯罪或彼此关联的窝案、串案中。律师将获悉的其他共犯或关联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辩解提供给与这一供述或辩解存在利害关系的某个共犯或者其他关联人，从而使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形成原本不存在的共同认识与表述；（3）在正在侦查的案件中，律师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可能获悉尚未办理的其他案件的信息，而有意无意地提供给相关联的人。

（四）拓展线索，深挖串案的难度加大

线索深挖和扩大是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来源的重要途径，它可以使小案发展成大案，使单个案件发展成窝案、串案。线索深挖有时需要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中发现蛛丝马迹，然后乘胜追击获取更多的线索资料。而律师通过有关权利的行使，不仅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拒供、少供，让口供和证人证言变化的风险加大，而且有可能泄露案件的某些信息，从而给侦查中深挖线索，扩大战果增加困难。

三、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如何应对辩护制度修改带来的挑战

作为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面对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一方面要积极适应刑诉法的修正，从观念上转变侦查思路和侦查理念，努力提高职务犯罪侦查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侦查策略和手段上的转变，强化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措施。

（一）侦查观念要转变

1.转变律师提前介入影响办案的观念。刑诉法修改后律师介入时间的提前和作用的提高，从表面上确实对案件的办理带来了压力和挑战，但从本质上看，也是我国是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正确处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一步。辩护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是刑事诉讼法建立控辩审三方架构的结果，是与公诉人、侦查人员承担不同职责的刑事诉讼过程的一分子，他享有的权利应当与公诉人是平等的，只是各自的职责不同。 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建立于律师之间的有效沟通、协调，才能将案件办扎实、办成铁案。

2.转变“保险立案”观念，树立“风险立案”理念。实践中，由于贪污贿赂案件查办对象往往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为了保险起见，检察机关一般是在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后才决定立案侦查，而对于尚未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案件，一般也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尽快拿到口供。随着刑事诉讼法对于律师介入时间和手段的修改，今后职务犯罪案件必将更加难以办理，其间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也会更大。这就要求自侦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应当摒弃“保险办案”的理念，树立“风险立案”的作风，敢于迎难而上，加大办案力度，实现办案数量和质量的有机统一。

3.从“倚重初查”获取口供，转变为“初查侦查并重”全面收集证据。从近年来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流程来看，由于侦查措施较少，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往往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初查上，侦查阶段则多为履行立案、拘留、逮捕等形式程序，形成了“大初查、小侦查”的格局。刑诉法修订后，查办职务犯罪虽然有了一些冲击，但在侦查手段上也有了完善和补充，初查和侦查之间的关系必将由倚重初查获取口供，转向初查侦查并重且为全面收集证据。

（二）侦查策略、手段要转变

1.要进一步提高审讯水平，加强预审突破能力。首先，在审讯前要做足准备工作。修改后刑诉法要求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不能轻易接触被调查人，反之一旦接触就要做足充分的准备。这就要求预审人员对审讯对象的自然情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嫌疑人的个性和特性形成判断，结合已掌握的证据，形成充足的预判。此外，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导致不可控因素增多，因此在做审讯预案时要争取穷尽所有可能，做到周密部署，没有遗漏。

其次，审讯过程要注意证据的合理利用。修改后刑诉法给予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空间相对宽松和自由。因此，在讯问中审讯人员要更为注意证据的出示环节和时机，打破嫌疑人的侥幸心理，甚至可以选择在律师会见后再出示证据，出其不意的打乱嫌疑人心理防线，从而突破案件。

再次，审讯过程要高度关注。实际讯问中，审讯人员要比以往更为关注审讯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及时把握嫌疑人的细微变化，根据讯问变化调整讯问策略，追问到底。 最重要的是摒弃以往那种长期作战、拘留逮捕后再获取有罪供述的心理，力争在第一次讯问时就达成讯问目的，成功立案。

最后，审讯中要更要注重侦查谋略的选择和使用。辩护制度的修改对第一次审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案子能否获取有罪供述都依赖于第一次讯问的成败。这样，我们在讯问中就要更加注重侦查谋略的选择。在实践中，侦查人员要将政策攻心、情感催化，双管齐下、一箭双雕，循序渐进、顺藤摸瓜，抓住关键、重点突破等讯问谋略巧妙结合运用，力争迅速打开局面，为今后的立案侦查打下坚实的基础。

2.立案后加强证据收集工作，迅速强化固定证据。刑诉法的修改完善要求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查办案件必须在“快”上下功夫，做到整合侦查资源，集中力量作战，提高办案效率。针对律师介入侦查环节出现的新情况，要防控犯罪嫌疑人翻供现象，巩固侦查成果。对于即将接受律师会见的犯罪嫌疑人，提前打好“预防针”，告知其违反法律妨害司法的严重后果。而对于已经接受律师会见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及时进行突审，巩固原有供述，防止翻供。此外，还应加强侦捕、侦诉配合，随时掌握案件的动态情况，及时发现所取证据细节缺失等取证缺陷或者漏洞，采取措施加以补强，巩固取证成果，健全证据体系，保证办案质量。

3.充分运用技术侦查手段，逐步实现“由证到供”的转变。

从实际办案需要来看，笔者认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技术侦查手段是测谎技术和通讯监听技术。职务犯罪嫌疑人智商普遍较高，反侦查能力较强，一般不可能积极主动地交代问题，使用测谎技术可及时获悉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伪，对顺利开展侦查工作极为有利。实践中由于测谎仪器较为经济，且操作极便，因而应当广泛推广使用。此外，职务犯罪中利用通讯技术作案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因而，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通讯监听技术就很有必要。一方面，可以增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主动性，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案件线索；另一方面，可以在被监听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

4.充分利用监视居住这样强制措施。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对于监视居住的修改幅度是五种强制措施中最大的。从内容上看，此次修改涉及到监视居住的条件、场所、方式、检察机关监督等多项内容，从性质上看，监视居住被界定为一种介乎取保候审和逮捕之间的强制措施，是羁押的一项替代性措施。实践中一些案件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无法及时获取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或者需要继续侦查调取主要犯罪证据，这样就无法对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为防止律师提前介入可能导致的一些不良情况的发生，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可以尝试运用监视居住这一手段。这样既可以将逮捕后的侦查时间两个月转为监视居住后的六个月侦查时间，又可有效防止犯罪嫌疑人和相关人员接触从而串供、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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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简易程序 公正 效率 公诉人出庭

引言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75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由于司法实践中几乎很少有公诉人在简易审的案件中出席法庭，导致简易程序审判的诉讼结构由控、辩、审三方构架演变为法官和被告人两方对峙的态势，庭审呈现出较强的“纠问式”色彩，不利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行使，也不利于保障被告人在庭审中的合法权益，由此理论界产生了公诉案件简易程序公诉人是否可以不出庭的争论。

为统筹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新《刑事诉讼法》第210条第二款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这一规定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75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的规定截然不同，明确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必须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同时也是对我国理论界长期所争论的简易程序公诉人是否可以不出席法庭的一个终结性的结论。那么，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到底具有什么法律意义以及是否违背设置简易程序所追求的效率原则呢？本文试作探讨。

一、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的法律意义

（一）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是程序正当性的重要体现

公平正义，是司法活动的基本价值追求，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司法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公正决定效率，效率服从于公正并促进公正，我们必须把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作为法律工作的生命线。简易程序程序的设立，不仅具有诉讼经济的要求，还承载着人权保障的价值，同时也要坚持公正第一的原则。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应当尽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一方面在于通过合理的设置，保障个案的实体公正，另一方面则在于程序公正本身——“公正不仅应当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出庭支持简易程序案件的公诉，是刑事诉讼中程序正当性的重要一环，是以程序公正来确保证实体公正。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人如果不出席法庭，那么审判员在庭审中，不仅要承担宣读起诉书和出示证据的职责，而且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反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的任务，容易使法官产生为起诉书和证据辩护的心态，不能完全居中裁判，其导致的局面必然是由主审的独任法官来出示、宣读证据。此时的法官，既是形式上的控诉者，又是实际的仲裁者，控辩审三方的相互交涉变成了裁判者与被裁判者的对峙，在这种审判环境中，三角平衡结构被打破，违背了法官中立、控辩平衡的一般原理，容易导致法官身份错位，最终可能严重侵犯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例如当被告人对犯罪指控无异议，却提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辩解时，法官的身份就十分尴尬。或者由于辩护意见没有得到公诉人的反驳，法官本身又不能超越职权进行辩驳，只能采纳辩护意见；或者因为公诉人没有出庭，根据卷宗无法了解被告人具体是否存在从轻、减轻情节，为了最大可能地避免错误裁判，会要求被告人、辩护人举证证明，无形中将原本应当由公诉人承担的证明责任交给了被告人，增加了被告人的辩护难度。

控审分离和法官中立是现代法治最基本的程序正当性要求。简易程序实质是普通程序的部分环节和步骤的简化，但其简化应以维系控辩审三方履行各自职责的刑事庭审基本构架为前提，“在任何一种简易程序形态中，法官都被禁止与任何一方进行任何形式的单方面接触，法官的所有司法裁判活动都要由控辩双方同时到场参与，这是维持简易程序公正性的必要保证。”纵观世界其他国家的简易程序体系，基本上只要开庭审理，检察官无一例外的都需要出庭指控。如英国的简易程序体系，一种是根据书面诉状直接裁判，一种是治安法院采用简易程序审判，主要特点只是没有陪审团参加审判；美国的辩诉交易体系，不再经过正式审理而直接进入判刑程序；意大利的简易程序体系，法官可以直接根据案卷、辩诉协议、处罚令直接判决，或者必须快速审理；日本的简易程序体系，明确要求必须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这些国家的简易程序体系，虽然进行了诸多简化，也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但是都建立在对控、辩、审充分分离的基础上，被告人的自主权、异议权、辩护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按照公正与效率的理论，公正永远是第一位的，提高效率不能以牺牲公正为代价，不管是实体公正还是程序公正，都应当尽最大限度的努力去实现，而公诉人出席法庭，无疑就是对公正的最有力的保障。因此，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简易程序公诉人应当出庭是追求程序正当性的重要体现。

（二）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必然要求

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之一。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对案件审理活动的法律监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庭支持公诉，二是对错误裁判提起抗诉，三是对法院的违法行为发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具体到对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的法律监督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人民法院是否正确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监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公诉案件简易程序的适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人民检察院根据案件的情况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然后由相应的人民法院决定；另一种是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而商请同级人民检察院同意的，即检察机关对简易程序的使用有提起权及监督权。

二是对人民法院审理简易刑事案件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主要包括：法庭的组成人员是否合法；审判人员是否应当回避；有无侵犯或剥夺被告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其他诉讼程序的合法性。如果发现人民法院或者审判人员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三是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行使抗诉权。一般而言，由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容易成为检察机关的抗诉盲点。因此，对于判决中量刑畸轻畸重、刑种适用不当的、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认定不当的、定性有错误，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情形应当予以抗诉。

可以看出，上述审判监督的主要方面是第二项，即对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新《刑事诉讼法》第203条（原第1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如果简易程序中人民检察院不派员出庭，则根本无从发现审判活动中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更不可能提出纠正意见，从而导致检察机关无法充分履行审判监督职责，只有公诉人通过出庭活动，亲身体会、了解庭审活动，才能为抗诉、发出检察建议和纠违通知等监督行为奠定基础。可以说，公诉人出庭，通过直接面对整个法庭审理过程，是行使审判监督职能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简易程序作为刑诉法设立的庭审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虽然分别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和审判程序进行了具体规定，且在2003年3月14日又会同公安部颁布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但是，相关规定一方面允许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另一方面对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的诉讼活动如何开展法律监督缺乏相应的具体规定。司法解释对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检察机关不派员出庭的许可以及司法实践中公诉人基本不出庭的做法，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缺乏亲历性，从而导致检察机关对于庭审程序、审判结果的合法性缺乏足够的了解，导致法律监督活动缺乏针对性和实践性，法律监督权的正确行使必然受到影响。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公诉人应当出庭，从而从立法上确保和督促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审判监督权。

（三）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是维护被告人合法权利的需要

保障人权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另一重要价值诉求，也是设立简易程序的根本立足点。被告人的知悉权、辩护权以及获得律师帮助权等权利是国际社会公认的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也是刑事简易程序适用中所必须要保障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要求司法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但简易程序是一种会使被告人的权利受到限制并可能导致被告人受到有罪判决的程序。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时，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法院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法庭不必再对证据进行示证、质证。公诉人出庭是被告人获得辩护权的前提条件。如果公诉人不出庭作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对象开展质证和辩论活动。被告人面对的是纠问式的审判，它根本不可能针对控诉者本人进行反驳，其辩护权受到了极大的制约。辩论原则是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则，所谓辩论原则是指在法庭审理中控诉方和被告方应当以公开的、口头的、对立性的方式进行充分的辩驳，未经充分的辩驳，不得进行裁判。没有辩论的审判是侵犯了被告人基本权利的审判。因此，基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诉讼权利的需要，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简易程序公诉人也应当出庭。

（四）规定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弥补了刑诉法立法上的缺陷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175条又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由此造成对简易程序公诉人不出庭案件审判监督立法上的缺陷和不协调，导致简易程序庭审活动的法律监督出现“缺位”，而仅仅依靠对判决书的审查来决定抗诉与否的事后监督是不全面的，新《刑事诉讼法》第210条第二款的规定显然弥补了上述缺陷和不协调，是立法进步的表现。

三、规定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所带来的效率问题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犯罪率的上升及司法资源的有限性，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部分刑事案件已成为世界性的实践。一般认为，刑事简易程序具有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保障案件及时审理的优点。简易程序本身是通过快速处理达到最终公正。“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如果案件当事人在漫长的诉讼中所付出的物质、精神代价远远大于他所能从诉讼中得到的利益，那么即使最终法律还他以公正，这种迟来的正义对他而言已经失去了意义。通过简易程序迅速审判，无论对于被告人还是被害人，都是公正的一种体现。在当今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办理更多的刑事案件，势必要降低每个案件的诉讼成本，而利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正是降低诉讼成本的可靠途径。简易程序节省了诉讼的时间，简化了诉讼的环节，诉讼成本必然降低。诉讼成本的降低使得司法机关能够利用有限的资源办理更多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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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强制措施 刑罚 刑事救济

论文摘要：刑法相关规定应是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刑事救济的实体法依据，获得刑事救济的主、客观条件依犯罪构成理论，针对目前其刑事救济程序的设置，认为应体现程序的规范性以体现公正和诉讼的经济性。

在公平与效率的法治要求下，如何才能公正、及时、有效地处理严重妨害民事诉讼的各类案件，以保证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本文认为有必要在实体法依据，适用条件和程序方面理清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刑事救济。

一民事诉讼法根据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不同表现万以及对妨害民事诉讼秩序的不同程度，规定了拘传、训诫、责令退出法庭、罚款和拘留五种强制措施，适用于民事诉讼中出现的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害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的;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采取非法拘禁他人或者非法私自扣押他人财产追索债务的种种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1条、第102条、第106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和刑事法律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以此实现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刑事救济。在对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在认定犯罪事实，适用法律时，一定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即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构成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刑种，各个刑种如何适用，以及各种具体罪的具体量刑幅度如何等，均由刑法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不得定罪处罚。概括起来说，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因此在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进行刑事救济，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时，刑法的相关规定就是其定罪量刑的实体法依据。具体表现在《刑法》第307条、第308条、第309条、第313条、第314条等条款。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刑事救济最终要落实到对严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即刑事救济的实现是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过程。遵循主客观相结合的犯罪构成理论，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刑事救济的实现，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犯罪主体是自然人。妨害民事诉讼，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是行为人本人。其中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罪的犯罪主体为14周岁以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主体为对人民法院的裁判负有履行义务的人，其中包括负有协助人民法院执行裁判义务的人;妨害作证罪的犯罪主体多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二)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行为人持有明知其行为会妨害民事诉讼的正常活动，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还希望或放任危害后果出现的心理态度。(三)犯罪客体，扰乱法庭秩序罪侵害的是法庭的正常秩序;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侵害的是人民法院裁判的正常执行活动;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侵害的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非法拘禁罪侵害的是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侵害的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利、生命权利;侮辱罪、诽谤罪侵害的是他人的人格尊严的权利;一部分犯罪侵害的是复杂客体，如妨害作证罪、打击报复证人罪，侵害的是司法相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和公民依法作证的权利;诬告陷害罪侵害的是他人的人身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四)犯罪的客观方面，具体表现为实现了妨害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民事诉讼法》第101’条、第102条、第106条规定的种种行为之一，且达到严重程度。但是我们要注意行为触犯数个罪时的罪的分析和认定，如:行为人非法拘禁他人，又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行为，在不同诉讼阶段实施的殴打证人的行为，在法庭上聚集多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出庭职务等行为的认定，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5条，第126条，第127条及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是目前我们处理这类案件在程序上的依据。大致有三种方法:(一)如果有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的情形，即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依据追究刑事责任的，依该意见第125条规定，由审理该案的审判组织直接予以判决，无须移交本院的刑事审判庭审判。但在判决前，应当允许当事人陈述意见或者委托辩护人辩护。(二)如果有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情形，即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依该意见第126条规定，由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直接受理并予以判决。(三)如果有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和第106条规定的:第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第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第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冻结的财产的;第四，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第五，以暴力、威胁方法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第六，非法拘禁他人或者非法私自扣押他人财产追索债务的种种行为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依该意见第127条规定，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理。以上规定，有其合理性，符合了民事诉讼的经济性原则。从形式上看，方便并保证了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但是，这些方法操作起来有若干困惑:在第一种情况下，涉及到的犯罪可能有扰乱法庭秩序罪，妨害公务罪，侮辱罪，诽谤罪，这些案件中有公诉案件，也有自诉案件，在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由审理该案的审判组织直接予以判决，无须交本院的刑事审判庭审判”。当然，也赋予当事人陈述意见或者委托辩护人辩护的权利。但终不能解决与刑事诉讼法中管辖权设置原则的不一致;对既是民事案件的被告，同时又可能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如何审理?民事审判庭是否有审理刑事案件的功能?对于公诉案件，检察机关的公诉权及出庭支持公诉的职责如何行使?判决如何形成及被告人的利益如何保护?审理期限多长?在第二种方法中，涉及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如果出现由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造成执法人员重伤或者死亡的，则应视为想象意合犯，依照想象意合犯的“从一重处断”的原则，也可能适用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罪，故意杀人罪或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些应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在关于适于《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由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直接受理并予以判决”，很明显，它和公诉案件的起诉、审理特点皆不同，令人难以把握其积极作用。同时，也难以找到刑事诉讼法上的依托。在第三种方法中，除涉及到诬告陷害罪，打击报复证人罪，妨害作证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非法拘禁罪外，还涉及到扰乱法庭秩序罪，侮辱罪，诽谤罪，妨害公务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对于这些罪到底适用第一、二种方法还是第三种方法?发生选择上的重合，进而会出现由于选择不同导致对于同一行为适用不同审理程序的不同结果;对于非法私自扣押他人财产追索债务的行为，既使情节严重，也难以给予刑事制裁，实现其救济目的，面对以上困惑或问题，本文认为，该司法解释应让位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或对该司法解释进行修正。如改意见第125条、第126条、第127条为“当出现民事诉讼法第101条、第102条、第106条规定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依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处理”。当然，理论上还确实涉及到保证程序的规范化以体现公正和诉讼的经济性不一致又不能两全时，应追求何种目的的问题。当我们追求程序的规范化以体现公正时，不能不联系到诉讼的经济性原则而力求降低成本，但不可否认，这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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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修改；非法证据排除；逮捕必要性审查

2013年1月1日施行的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称《刑事诉讼法》），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取得进展的重要标志。这次刑诉法修改涉及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几乎所有方面，使得辩护、证据、侦查、强制措施、一审、二审、死刑复核、执行等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还确立了四种特别程序。这些制度变革既给检察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亦构成了一系列重大的挑战。对这些机遇和挑战作出全面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开展检察工作。笔者试就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工作的影响及操作中应把握的有关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审查逮捕工作的影响

批捕条件中的“逮捕的必要性”的变化。原《刑事诉讼法》 规定的批准逮捕条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这一规定对逮捕的必要性未进行详细说明，使得办案人员操作空间很大，认为即凡够罪则可批准逮捕，造成很多轻刑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浪费大量的司法成本，对一些未成年人也未起到刑法教育、帮助、惩戒的作用。

此次刑诉法修改将逮捕必要性标准具体化为五项标准：1.有证据表明犯罪嫌疑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2.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3.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4.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5.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办案人员在判断逮捕必要性时除了审查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实体上可能判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还要审查是否具有“逮捕的必要性”的证据，同时侦查机关申请批捕的案件也要向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提交证明该犯罪嫌疑人有逮捕必要的证据。同时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对逮捕必要性要持续审查，除了在批捕程序中审查之外，在逮捕的持续过程中也要继续进行审查。现行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程序及延长批准逮捕程序将要求更高，矛盾将更突出，且呈现出一定的对抗性。一方面，侦查机关主张对犯罪嫌疑人有逮捕必要，加之基层公安机关的任务考核将批准逮捕数纳入重要的考核指标，公安人员的绩效工资也与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人数挂钩，使得很多轻型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也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另一方面，嫌疑人、辩护律师有可能拿出证据来证明对犯罪嫌疑人没有逮捕必要性，检察机关面前将是截然相反的观点、证据。此次刑诉法修改对逮捕“必要性”的细化与强调，势必将给检察机关的工作方式、工作机制带来一定的挑战。

对于检察机关自侦的职务犯罪案件，批准逮捕的时间由原来的最长10日增至14日。这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原来的10日时间过于仓促，且侦查部门就占用了7日，侦查监督部门仅有3日。然而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来说，批捕审查工作仍只有7日，其实只有5个工作日。就办理一个案件而言，在这5个工作日中，承办人不仅要阅卷，还要到看守所提讯嫌疑人，听取其辩护人意见，在基层检察院，由于案多人少，承办人其往往同时承担着多个案件的审查批捕工作。这种繁重的工作量必然要求适当延长审查批捕的时间。

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完善、逮捕程序的变化、审查批捕期限的延长，也给检察机关带来战略机遇。这些变化带来一种准司法化的发展趋势，审查逮捕不仅应当提讯犯罪嫌疑人，也要听取律师的意见。同时，审查逮捕不仅要进行逮捕必要性的审查，而且要持续进行逮捕必要性审查，发现强制措施不当的，要及时变更或撤销。到期以后侦查仍未终结的，可以转变为其他措施，以上都显示出一种灵活性。

二、案件承办人在实际操作中应正确理解和把握的内容

（一）有关批准逮捕的条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细化了批准逮捕的条件，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实践中要在继续对案件事实证据条件严格审查把关的同时，注意把握如下几点：

一是对于社会危险性条件的把握，要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一款规定的五种社会危险性，应是客观上已经发生了危险或者在案发前后客观上表现出某种危险的迹象，因此，认定是否存在危险需要审查有无相关证据材料，不能凭空臆断。为此，侦查监督部门应当与侦查机关（部门）建立对社会危险性的证明和双向说理机制，侦查机关（部门）提请批准逮捕应提供证据材料以证明或说明犯罪嫌疑人有法定的社会危险性；侦查监督部门经结合全案情况综合审查后，认为所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证明或者说明有社会危险性的，不能批准或决定逮捕，但应向侦查机关（部门）说明理由。

二是对于《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直接逮捕情形的把握。这是新增设的逮捕条件，符合三种情形之一的，不需要再审查是否具有第一款规定的五种社会危险性，即应批准或决定逮捕。如果经审查认为不符合直接逮捕的条件，但符合第一款规定的一般条件的，则应依照第一款批准或决定逮捕。

三是对《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三款规定的由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转捕条件的把握。这一条件与前两款应当逮捕的条件在适用对象上有所不同，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刑诉规则”）明确了“应当”转捕和“可以”转捕的具体情形，应严格执行。对于侦查机关（部门）提请转捕的犯罪嫌疑人，要审查其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本身是否合法，对于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人不能转为逮捕，对于涉嫌犯罪轻微不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也尽可能不转为逮捕羁押。

（二）批准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

羁押必要性审查，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保障人权、减少羁押、降低司法成本的重要制度，实践中要予以充分重视，并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既要依照分工履行侦查阶段的审查职责，又要加强与相关部门联系协作，对于监所检察部门提出建议的，要认真对待和审查，形成开展此项工作的合力。二是羁押必要性审查并非每案必审，而应突出重点，既可依照监督职责主动启动，亦可由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辩护人提出申请后启动。三是着重审查案件证据、事实、情节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而不再符合逮捕条件，或事实已基本查清、证据已收集固定、符合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条件而无必要继续羁押，或者在押人员发生重大疾病、怀孕不适宜继续羁押等。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目的是防止一捕了之、一押到底，因而其前提应是逮捕决定正确。若发现错捕，则不应建议侦查机关（部门）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而应直接撤销逮捕决定，送达侦查机关（部门）执行。四是在审查时应充分听取侦查机关（部门）和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或其他有关人员意见，并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在查明情况和充分评估的基础上，既积极主动又准确慎重地提出建议，防止建议的随意性或不作为。五是要将羁押必要性审查和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审查有机结合，以形成上下级院的监督合力，增强实效性。

（三）非法证据的排除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实践中要把握如下几点：一是要依照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和刑诉规则的规定，准确理解和把握“刑讯逼供”、“其他非法方法”和“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等表述的内涵。二是对于经调查已确定取证不合法且属于依法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应坚决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批准或决定逮捕的依据。三是对于存在非法取证重大嫌疑的言辞证据，在审查逮捕期间不能查清是否非法取证的，应存疑待查，暂不作为批捕的依据。根据其他证据作出批捕或不批捕决定后，应继续对是否非法取证进行调查，确定违法的要进行纠正，并向公诉部门通报。

（四）审查逮捕程序的规定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时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和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此种“侦、辩、检”三方诉讼化的审查程序，有利于加强证据审查，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准确适用逮捕措施。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如下几点：

一是对所有案件检察机关都有权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些地方要求100%的案件都进行讯问，是有法律依据的。对于刑事诉讼法和刑诉规则规定的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等六种情形，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对已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不予讯问的，仍应书面听取其意见；对于未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的，要征求侦查机关（部门）的意见，做好风险评估预警工作，防止发生办案安全事故。二是讯问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有条件的地方，可在看守所讯问室配备视频讯问系统，以便必要时进行远程视频讯问。三是在审查逮捕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已经委托辩护律师的，可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辩护律师提出不构成犯罪、无社会危险性、不适宜羁押和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形等意见的，应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说明是否采纳的情况和理由。四是要加强对讯问、询问和听取律师意见的业务培训，提高工作能力。

（五）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的规定

对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115条之规定，要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对于该条规定的五种违法行为，要按照刑诉规则关于监督分工的规定履行职责。其中，对公安机关羁押期限和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办案期限的有关申诉，不属于侦查监督部门的受理范围。二是要严格依照程序进行监督。除检察机关审查案件中自行发现违法外，当事人等向侦查机关提出申诉、控告和侦查机关先行处理，是开展此项监督法定的前置程序。如果当事人等未向侦查机关先行申诉、控告或者侦查机关尚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应告知申诉人先向侦查机关申诉、控告或者待侦查机关作出处理后不服的再向检察机关申诉。三是要正确把握监督的原则和方法。监督工作既要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要有利于保障侦查破案，有效打击犯罪。因此，要充分听取侦查机关的意见，特别是对《刑事诉讼法》第115条第3至5项违法的监督，一般应先要求侦查机关说明情况和理由，进行全面审查后再提出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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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刑事诉讼法修改从文本层面完成了对刑事检察理念、程序规则的重塑与设计。而刑事检察规则执行机制则是刑事诉讼法修改所确立的刑事检察理念与程序规则得运行实施重要保障：一是从内部监督与管理层面，以案件管理中心为平台全面推进刑事检察执法规范化建设；二是从对外执法办案层面，以执法办案为中心，努力协调处理好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人、公安机关、法院的关系，推进刑事检察工作机制的创新发展。

论文关键词 刑事诉讼法修改 刑事检察规则执行机制 执法规范 机制创新

一项完整的法律制度离不开确保该制度得以实行的规则执行机制。这一点刑事检察制度也不例外。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只是从文本层面完成了对刑事检察理念、程序规则的重塑与设计。只有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确保新的刑事检察理念、程序规则得运行实施的规则执行机制，才能释放出刑事检察制度的内在活力与潜在价值。

一、以案管中心为平台全面推进刑事检察执法规范化建设

（一）建立统一的案件信息管理系统

建立函摄刑事检察业务部门的独立的案件管理信息系统，并整合优化现有的管理系统使之实现与案件管理信息系统的有机对接，围绕案件管理信息软件系统的应用，制定相应的技术性规定，做到既方便案管部门实现一体化监管、统一收送案件、统一录入信息、统一分案和统一赃证款物管理（监督），又不妨碍刑事检察业务部门依法独立办案，实现案件管理部门与刑事检察业务部门在工作量上的合理分担，形成案件管理中心与业务科室内勤及案件承办人员之间分工配合与互动格局。

（二）对办案流程依法进行动态监管

刑事检察执法规范化的最为核心的环节即是合乎法律程序，严格规范执法办案。而要实现刑事检察环节按照法律程序做到严格规范执法办案，就要在形式上予以规范，即通过案件管理中心这个平台对刑事检察工作流程实行实时动态监管，认真把好入口关和出口关，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分工执行的顺利实现。

（三）进行业务考核与评价

依托案件管理中心对刑事检察业务进行考核与评价，是刑事检察执法规范化的应有之义。而且通过案件管理中心的信息统计、数据分析、风险评估、预警提示等功能更便利对刑事检察执法环节的具体工作和办案人员进行客观公正的考核评价，从而避免传统考核评价机制人为因素过重而信度不足的弊端。

（四）做好信息反馈与公开工作

案件管理中心不仅是检察机关内设的专门监督机构，也是检察机关的对外窗口。一是要及时妥善地把收案后经检察机关内设部门处理后的案件信息向公安机关、社会个人等相关方进行反馈，严格进入检察环节案件的“出口”管理。二是由案件管理中心依申请按照法定程序就涉及刑事检察执法环节而应当公开的具体事项，如管辖、诉讼期限、办案流程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实现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有机衔接。

二、以执法办案为中心推进刑事检察工作机制的创新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程序是一种角色分派的体系。豍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与变化即是对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角色和功能的进一步明确化。这在实践层面就要求检察机关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坚持以执法办案为中心，通过参加刑事诉讼活动，努力协调处理好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人、公安机关、法院的关系，积极推进刑事检察工作机制创新发展。

（一）进一步完善刑事证据审查机制

1.对证据进行全面审查，既要审查定罪证据也要审查量刑证据，准确把握证据证明标准中的“排除合理怀疑”的尺度，避免失之过宽或过严。

2.积极构建以审查起诉、审查监督为中心包括启动、调查核实、处理以及救济等环节在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非法证据排除工作机制。

（二）建立与律师辩护相关的工作机制

1.在案件管理中心设立专门的律师接待窗口，做好受理登记工作；并根据前来办理业务的律师的申请内容做好告知与转交工作。

2.与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共同制定保障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专门性规定，并通过监所检察室做好同步监督工作。

（三）创新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工作机制

1.构建检察引导侦查的工作机制，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1）建立重大疑难案件或当事人存在争议案件的主动介入机制，以避免“应立而不立”、“不应立而立”以及非管辖案件、关系案、人情案的发生。（2）建立公诉引导侦查机制，即公诉机关通过证据审查，排除非法证据，并向侦查机关及时提出补查、退查建议，以提高侦查和审查起诉的效率。

2.建立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同步监督机制，以有效避免漏管脱管、超期羁押、虐待服刑人员等问题。

3.建立会商和职务犯罪线索移交机制。一是建立检察机关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会商机制和检察机关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会商机制，对检察机关在类案监督、综合监督中发现的突出问题进行磋商，形成权责明晰的整改决议和方案，限期解决。二是建立职务犯罪线索移交机制，对检察机关在类案监督、综合监督中发现的涉嫌职务犯罪问题提交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进行强制调查或立案侦查。

（四）构建完善职务犯罪侦查与预防工作机制

一是积极转变办案人员观念，构建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由证到供的新型侦查模式，加大初查力度，以适应新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基本要求和在证据制度、辩护制度方面所作的修改，积极应对新形势下职务犯罪手段隐蔽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挑战。

二是建立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内部的证据审查机制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自觉控制办案安全风险点。

三是建立检察情报信息档案，构建侦防一体工作机制。通过开展检察机关预防工作，整理分析社会舆情和行业部门运行信息，建立检察情报信息档案，为职务犯罪侦查提供基础性信息参考资料；同时以检察自侦部门查办的案件为素材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工作，从而形成侦查与预防相互动的一体工作格局。

（五）积极完善出席庭前会议机制

庭前会议是一个有益的具有程序过渡意义的制度设计。它既增强了刑事诉讼活动的公开透明度，也有效实现了控、辩、审三方的协调制约与平衡。这就要求检察机关：

1.建立办案人员出席庭前会议预案工作机制，在事前的案卷审查、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接触辩护律师、向侦查机关办案人了解情况等诉讼活动过程中，认真梳理案件事实与证据，预判案件争点，对于在庭前会议上“听什么、说什么、做什么”要心中有数。

2.建立办案人员出席庭前会议后的会诊工作机制，集思广益，为正式出席庭审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