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海洋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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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由于驾驶员违反海上安全操作规程或存在操作的疏忽导致事故，如操作失误导致紧促局面、避碰操作不当、疏忽瞭望等；二是行为上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如无证驾驶、船舶反航道行驶等。

2、船舶等设备因素

船舶的性能是前提，如船体结构，船舶主机、副机、船舶助航设备、通信设备、应急设备等方面的缺陷。2005年8月24日下午，“兴广2”轮航行至上海港一油库码头下游时舵机突然失灵，碰撞了停靠在该码头的“建设12”轮及“申燃油11”轮。经查，该轮舵机电动机滤芯严重变形，造成油路阻碍，不能正常工作，使液压油流量减少，造成回舵困难，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3、环境因素

一是气象因素，主要包括能见度不良、强风等。以渤海为例，据相关资料记载，从1997-1999年，渤海共出现大风398次，每年出现次数在130-140之间，大约占全年的1/3。海雾是一种危险的天气现象，它就像一层灰色的面纱笼罩在海面或沿岸低空，给海上交通和作业带来很大的麻烦，可谓“无声的杀手”。2011年2月27零时许，在舟山海域“浙玉机618”轮与“恒利88”轮发生碰撞，造成“浙玉机618”轮沉没，主要原因是当时海域大雾笼罩，能见度低。二是航道因素，如航道变迁、航标灭失、水深变化、不明物体刮蹭等造成的船舶搁浅事故等。

4、管理因素

如：违章指挥、安全制度和预案不完善、安全责任制不落实、隐患识别及风险控制不全面。

二、应对措施

1、加强培训学习，提高个人技能。

（1）海上求生知识。海上求生就是当船舶在海上发生海难，船长决定弃船时，船员利用船上的救生设备，运用海上求生知识和技能，将所遭受的困难和危险降到最低，延长遇险人员生存的时间，直至脱险获救。

（2）航海技术，主要包括船舶驾驶和轮机工程。近年来，应用于船舶的新技术、新设备层出不穷，航运管理模式、管理理念不断更新，以及船舶自动化程序不断提高，需要船员必须有更高的学科知识和综合素质。

（3）加强应急演练，做到真演实练。其作用主要有：一是在事故真正发生前暴露我们预案的缺陷，检验其实用性、可用性和可靠性，总结经验，改进预案。二是检验全体人员是否明确自己的职责和应急行动程序，以及实战能力。

2、加强设备设施的本质安全。加强船舶的维护保养。实践证明，设备的寿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维护保养的程度。因此，对船舶的维护保养工作必须强制进行，并严格督促检查，做到预防为主、养为基础。

3、采取多种措施，应对环境影响。

（1）与气象部门建立联系，及时收发天气预报，大风天气及时避风。

（2）大雾天气实行交通管制，停止作业。所有施工船舶停泊到母船（施工指挥船）周围1.5海里的区域内，每条船舶安排人员值班瞭望，母船不定时发出雾笛，提醒过往船舶注意。

（3）通过积极与地方海事部门和渔民联系咨询，及时更新海图，水深船测工区水深等方法，摸清水下不明碍航物的分布情况，并标注具体的位置坐标，发放给所有施工船只注意避让，确保施工安全。

4、多项管控措施并举，确保安全生产。

（1）阿帕雷达监控。若发现有过往大船或渔船时对我们的施工将会有影响时，雷达值班员及时通知护缆员工前去驱逐渔船，如果是过往的大船可以用高频电台与大船联系，提醒及时避让。

（2）严格旅程汇报和船舶点名制度制度，行驶前对乘员进行安全提示，限速行驶。作业船按照《避碰规则》要求白天垂直悬挂“球形、菱形、球形”三个黑色形体，夜间“红、白、红”三盏环照灯，锚泊船只夜间显示锚灯，白天悬挂锚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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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后，妈祖(天妃)由福建莆田的一个地域性海神迅速成为环中国海海域最具影响力的海神。妈祖(广西沿海称三婆)逐渐成为渔民崇信的温柔善良的女神，广西沿海的海神从神格化走向人格化。明朝洪武年间，天妃拥有“圣妃娘娘”的封号，“民间舟中所事海神不一，广琼有天妃祠，亦敕封王祭”。对天妃祭祀礼仪也因各地而异。天后宫是渔家出海前举行祭祀仪式、祈祷平安和渔获丰收的场所。在广西沿海，天后宫(天妃庙)的规格仅次于观音庙，廉州、钦州、灵山、东兴等地的沿江两岸、沿海岸、岛屿遍布天妃庙。如合浦、北海境内有20多座天妃庙(有的称天后宫，有的称三婆庙，有的以地名称之)。现存有北海涠洲岛的三婆庙，合浦乾江天后宫、海角亭天妃庙、廉中天妃庙、南康三婆庙、党江天妃庙，东兴竹山三婆庙等，甚至在佛寺和道观里也设有妈祖神位。

二、广西海洋宗教文化的多元性及交融性

佛教、道教、天主教及基督教等传入广西沿海后，与当地原有的民间宗教一起构成多元并存的局面，出现了诸神一庙、诸神同拜、神灵共祭、道巫结合的现象，各种和平共处，各种文化相互交融。

1.诸神一庙现象

这在广西沿海的天妃庙、佛寺、道观中可以看到。隋唐时期是广西沿海对外交往最频繁的时期，也是寺庙出现最多的时期，在汉唐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港口合浦就出现了“一寺三庵七十二庙”。至今人们还能在史籍记载中查到的寺庙有:东山寺、真武庙、玉皇阁、元妙观、三清观、药王庙、观音堂、三官庙、三圣庙、云霞寺、大云寺、康王庙、东岳庙、准提庵、慈云寺、保子庵、庙、北山庵、三界庙、平江庙、镇海庙、武刀东庙、武刀西庙、西海庙、谭村庙、四帝庙、关帝庙、文昌庙、灵隐寺、平马三官寺、太军庙、沙场寺、永泰寺、北帝庙、满堂寺、太平寺、平隆寺、文武庙、接龙观、火神庙、龙王庙、孔庙、华光庙、地母庙、福寿庵、万灵寺、普云庵、三婆庙、真君庙、武圣宫、风神庙、惠泽庙、雷神庙、城隍庙、万寿宫、学府圣庙、武庙、文昌宫、马王庙、罗公祠、忠义祠、陈五公庙、节孝祠、贤良祠、昭忠祠、鳌鱼寺、觉音庵、海宁寺、接龙庵、万寿宫、千岁庙、新庙、地母庙、佛祖庙、丰隆寺、五谷庙等。此外在东兴有观音寺，防城有水月庵，钦州有崇宁寺和女庵庙等。其中天妃庙(又称三婆庙)占了近二十座，还有部分是道教观院如元妙观，纯粹是佛教寺的不多，大多数寺庙都具有佛道合一甚至儒佛道合一的功能。如在佛寺和道观里一般设有武帝或华光帝的神牌，天妃庙中往往出现诸神集中，在康王庙中也可看到众神聚会的现象。北海普渡晋宫是现今保留最完整的儒佛道合一庙的体现。天妃庙原是妈祖的供奉场所，但长期以来，广西沿海的天妃庙中，除供奉妈祖外，也供奉土地、神农、关帝等。有的还供奉观音菩萨，甚至释迦牟尼、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弥勒、韦陀等佛教众神。天妃庙成了融佛、道与民间宗教于一身的综合性庙堂。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北海普渡震宫，是一座集佛、道、儒三家于一体的古庙宇。清末梁鸿勋在《北海杂录》里描述它“庙貌灿然，为北海诸庙冠”。普渡震宫的头座中天殿奉祀玉皇大帝，太阳太阴等神，并设立如来佛祖、孔圣先师、太上老君牌位，集佛儒道三教于一宫。金母殿，正殿祀奉瑶池金母，左殿祀奉三官大帝(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右殿祀奉二圣帝君(文昌帝君、关圣帝君)。地母殿的正殿祀奉地母元君，左殿祀奉观世音菩萨，右殿祀奉李铁拐，吕洞宾两大仙，殿左有厅祀奉贞烈圣母等。

2.诸神同祀现象

在广西沿海的寺庙中，所崇拜的神均有主神与非主神之分，但老百姓在日常所供奉与献祭的各种神灵是没有区别的。人们到寺庙里拜祭神祇，表达希望生活幸福，远离灾难的愿望，至于所祭拜的是何方神圣、它们属何教派、教义是什么等并不关心。如一个整天吃斋念佛的老太太，可以在去佛堂上香的途中拐进天后宫点燃香烛。老人过世一般都请师傅做法事，超度亡灵，以示隆重和儿女孝心。但在师傅为亡灵超度的过程中，其唱词中所涉及到的人物或事既有佛教特色也有道教特色。在人们看来，无论佛教、道教，做法事都是为超度亡灵，至于是何方神灵、属何种宗教根本无关紧要。无论哪种宗教神灵，都是令人敬畏的“神”。人们的信仰是多重的，多种信仰往往和谐地统一于一个信徒身上。

3.神灵共祭现象

在广西沿海民间，道教的内丹修炼成为民间宗教的重要内容，关帝、城隍、土地等民间神祇成为道教的神祇，一般寺庙也附设坛祭祀关公、土地公等，佛寺建筑上有道教的明、暗八仙图案，康王庙中观世音菩萨与关公老爷同列殿堂。广西沿海人民崇拜的神多，节日也多，但一年中，民间最重要的宗教祭祀活动一般有两次:正月十五那天，人们抬着菩萨巡村接受香火祭献，故统称为“游菩萨”、“扛菩萨”;八月十五前后，人们请来师公进行祭祀，在祭祀中，师公除了进行念咒、卜卦、请神、驱鬼等巫术活动外，主要是戴面具跳神，并演唱各位神的传说故事，即跳“师公舞”(或称跳岭头)。两次活动都俗称“打醮”，但其活动内容有区别，正月十五侧重在游神，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八月十五侧重在祭祖，祈求祖先保佑人丁兴旺、人畜平安。但两次活动实际上都是众神的狂欢，所有的神灵———不管佛教神、道教神、祖先神还是自然神、人神，都享受着同等的祭献。4.道巫结合现象自古以来，广西沿海民间民俗信鬼、好祀，病鲜求医，专事巫觋。道教作为来自中原的巫觋之术，传入广西沿海，与民间信鬼好巫的习俗相遇，互相渗透，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道巫难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辨的局面。道教的主要活动逐渐演变成设斋打醮、操办丧事、超度亡灵、作会诵经、消灾弥难等。不管城镇农村，不管贫穷富有，道教威仪经常进行，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有的求神保佑，祛除灾难;有的祈福求子，辟邪治病;有的为了斩妖招魂;有的为了占卜吉凶等。直到现当代，在广西沿海民间，四时奉神，香烟袅袅，有病跳鬼驱鬼，遇丧做道场等仍可见。承担乡村道教活动的人，一般称为巫觋(一般女性为“巫”，男性为“觋”，都是指从事与看不见的鬼神进行沟通的人)。巫主要是受病人家属所托，查看病人为何方鬼神所戏弄，指引如何送鬼安神治病，有时还降仙药。“觋”与道士实际上合而为一，主要从事做法驱邪、超度安灵等活动。人们每遇不幸或奇怪的事情必请巫，每遇红白喜事便请道公。此外，巫觋有一套完整的经书，记录着丧葬、架桥安花、安神安灶等法事的具体操作过程和内法秘旨，影响了当地民间的生子、婚礼、丧葬等人生礼俗和医术系统，起着传承本民族文化的作用。如在京族的宗教活动中，除“师傅”外，还有“降生童”即降神扶乩，他们自命是神与人之间的沟通者，能够平妖除怪，影响很大。每村有五六个人至十几人不等，全是男性。京族人若有人蓄不旺及身体疾病等，就请降生单作法除妖，以保平安，这种现象还沿续到今天。巫觋早已超出了道教的传统宗教意义，成为广西沿海民俗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广西海洋宗教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作为广西沿海的代表性海神龙王、妈祖、龙母、伏波将军、白龙镇海大王等渊源各异，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但它们互有交叉，相互影响着广西沿海人民的生活。其中龙母信仰是继承土著越人的信仰演变而来的，龙王、妈祖与伏波将军属于外来神灵，但它们逐步走进沿海人民的精神生活中，成为人们精神信仰的一部分。京族人民所信仰的白龙镇海大神则是京族三岛的开辟神和海上保护神，其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更为浓厚。龙母信仰来自岭南土著越人的龙蛇崇拜，主要盛行于西江流域，存在于珠江流域、港澳地区和东南亚一带。据史志载:南汉后主大宝九年(966年)，龙母被封为“博泉神日龙母夫人”，此后历代屡有封敕。据方志资料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广东地区龙母庙达64所，遍及广州府、肇庆府、高州府、韶州府等地，沿江沿河传播拓展，形成西江干流流域和西江支流流域两大祭祀带。广西沿海有多处龙母庙，最典型的是北海外沙龙母庙和东兴江平京族三岛的龙母庙。北海外沙龙母庙建于1823年，至今仍延续着形式完备和丰富的民间祈福活动。每年正月十六，外沙居民扛着龙母神像，抬着烧猪，穿街过巷，来到龙母庙前舞狮舞龙，祈求新的一年平安、幸福、丰收。到农历十二月十六日，人们又向龙母还福。活动持续三天，龙母庙香客云集，香火鼎盛。此外，在二月初二的社王诞、二月十九的观音诞、三月初三的北帝诞等诞期，当地渔民也举行小型的祭祀仪式，把渔船停泊在外沙海面，船头朝向龙母庙的方位，杀鸡、放鞭炮、烧香祭拜，祈求龙母娘娘和诸神庇佑他们出海平安。白龙镇海大王是广西沿海的京族人民供奉的核心神祗、信仰神格的最高者。白龙镇海大王被认为具有保护渔民出海平安、驱赶海贼、管辖海域安全和赐予人民生产丰收的四大法力。白龙岛怪石滩西岸白龙岭上有镇海大王庙，立有石碑。京族人把镇海大王的牌位放在哈亭中央供奉，哈节期间要到海边将镇海大王迎回哈亭祭拜。京族确定每年农历八月二十日为镇海大王的“诞日”。

四、广西海洋宗教文化的功利性与变通性

广西海洋宗教文化是人们走向海洋、追求海洋利益时产生的，这就决定了它具有很大的功利性。随着正统与民间文化的结合，民间信仰的体系越来越庞杂，供奉的神祇也越来越多，民间信仰的功利性与变通性也就更加明显。

1.宗教形式重在实用功利

黎人“遇有病即宰牛告祖先，或于屋，或于野，随其所便，也不设位”［8］。广西沿海各地各村往往都有各自的土地神，但所立的土地庙往往是在路边、村边、树下或田头立一块石头，作为土地神的形象。不重其表，表现了功能信仰。

2.天妃与送子观音形象的统一

观音是天妃(三婆)出现之前沿海人民的第一位女性海神。观音除了是“求子娘娘”、普度众生外，还在海上巡洋、护航、驱妖、解困等方面都有求必应。宋元以后，天妃(三婆)成为沿海人民的第二位女性海神。相传天妃不仅能保佑航海捕鱼之人的平安，而且还兼有送子娘娘的职司。其道教封号:辅兜昭孝纯正灵应孚济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天妃出现后，人们往往把天妃的形象与送子观音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每逢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圣诞日，已婚尚未生育的妇女常到天后面前虔诚祈祷，以求早得贵子，供奉天妃的香火之盛远胜其他海神。这既是广西沿海渔民宗教功利主义思想的反映，又呈现了“佛、道相融”即天妃(妈祖)信仰与观音靠拢的迹象。广西沿海各地所建的天妃庙或三婆庙内一般都同时立有观音像。

3.崇拜海神与得到庇佑

在广西沿海的人们看来，凡是能够保佑海洋活动安全的都可以作为海神，所信仰的海神被赋予了多种职能，甚至无所不能:如避难求生、求渔、求子、求雨、求安、引航、助战等，反映了人们对海神的世俗性要求。如信仰妈祖，是因为妈祖能保佑他们、带来海上活动的安全。当对海神有所求时，人们往往会许下诺言，如果“灵验”则给以各种好处，大者如修庙，或为神像塑造金身，小者有增添香火钱等。如果不是很“灵验”，庙宇就会变得冷冷清清，民众转投其它神灵。

五、开发和利用广西海洋宗教

文化时要注意的问题广西海洋宗教文化是以海神崇拜为核心的多神崇拜，多元性和交融性紧密结合，民族性和地域性相互影响，功利性和变通性密切联系。广西沿海人民用开放的眼光、冒险的精神、实用的心态、变通的手段，对外来宗教广纳善取，在差异中存大同，在冲突中求和谐，从而形成了广西海洋宗教文化的特质。与此同时，这种宗教文化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深深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为此，在开发和利用广西海洋宗教文化中，要注意:

1.肯定宗教文化是广西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西海洋宗教的核心是海神崇拜。但“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这一带有佛教文化特征的话语成为平民百姓的通俗语言。广西沿海民间特别是农村，四时奉神，香烟袅袅，有病跳鬼驱鬼，遇丧做道场等仍时有出现。天主教和基督教堂在各地都有影子。不少宗教性节日成为民间的重要节日，体现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与儒、释、道等多种传统文化资源相组合的特色。宗教文化已渗透到广西沿海人民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成为广西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特殊的海洋历史文化现象。

2.充分认识广西海洋宗教文化的二重性特征

由于宗教自身的复杂性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需求的不同，宗教文化社会作用的复杂性较明显，具有积极与消极的“两重性”。古代广西沿海，边远偏僻，地理环境恶劣，开发程度有限，社会生活闭塞落后。宗教作为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精神活动的寄托及反映，多少反映了人们的诉求，保存有广西海洋文化的丰富内容，其宗教教义和道德中的积极因素对鼓励广大群众追求良好的道德目标有积极作用。但广西海洋宗教文化也表现出信仰内容庞杂，形式原始，多神信奉，巫占盛行的特点。其崇拜的神具有多样性与分散性，从自然精灵、天神地只到佛道师祖，无所不有，缺乏统一的。即使同一形式，也可能表现了不同的层次或内容。与多神信仰相适应，则是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特色，如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等在广西沿海长期占主导地位，宋代钦州“家鬼者，言祖考也，钦人最畏之”，明人讲:“志称粤俗尚鬼神，奸祀，病不服药，惟巫是信。因询所奉何神，谓人有疾病，惟祷于大士及祀城隍以祈福。行旅乞安，则祷于汉寿亭侯，如此安得为，以上二事，贤于吾乡甚远”。说明古代广西沿海人民在接受中原封建文化方面仍有较大的局限性，这与该地区相对落后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文明水平有着密切关系。为此，我们在研究和了解广西海洋宗教文化的丰富内涵时，对其积极地扬弃、批判地继承，充分发挥其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服务的积极作用。同时，在开发时，也要持一定的谨慎态度。

3.充分发挥海洋宗教文化在构建北部湾地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广西沿海处于中国—东盟的前沿阵地，与越南陆海相连，沿线分布着汉、京、苗、壮、瑶等10多个少数民族，大都属于跨境民族，各跨境民族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关系到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在多样性与多元化的背景下，广西沿海的京族、壮族、瑶族等基本上都保留着自身延续几百年的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并用之来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情感、思维、道德和社会秩序。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文化不发达，长期处于较低的历史发展阶段等原因，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往往通过宗教神话和史诗的形式，用生动的内容、多样的形式、丰富的资料表现出来。广西沿海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发展，不能忽视这些宗教文化所蕴涵的多样性与多元化的文化内涵的影响。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宗教文化用的因素，教育引导他们互相尊重、和谐相处，为构建边海疆地区的和谐稳定体系服务。

4.深入研究、挖掘和利用广西海洋宗教文化特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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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海洋管理的政策保障

美国、日本等世界海洋强国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海洋资源管理的政策支撑体系。相比之下，目前我国还缺乏统一、完整、清晰的可指导海洋事业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国家海洋总体政策，缺乏从整体上对我国海洋工作进行统筹规划的能力［8］。因此，应树立全局观念，考虑长远利益和整体综合利益，协调各利益者之间的关系，提出完整的海洋资源管理的政策方针，促进我国海洋资源科学、合理地使用。

完善海洋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海洋立法是世界海洋国家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基本保障［9］，也是海洋资源管理体系的形成、巩固和完善的条件［8］。目前，美国、日本、加拿大海洋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较为完善，韩国、越南、英国也十分重视利用法律法规手段加强对海洋资源的管理。我国已先后制定了一批专项海洋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取得了可喜成就［10］。建议我国在现有专项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充实该法规体系。积极参与国际海洋事务活动，建立与国际公约对接的法律。制定《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岛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配套制度。出台与国家相配套的地方管理的法律法规，并不断修订已经公布、执行的相关法规。

构建完备的海洋资源管理规划体系

海洋规划是海洋资源管理的重要手段，对于保障海洋资源开发活动有序有度进行、促进海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至关重要。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越南等世界主要海洋国家在不同时期制定相应的海洋资源开发规划。在我国有关海洋资源的规划中，中长期规划和短期规划结构性问题突出，且相互间存在着不匹配的矛盾。因此，我国各级海洋政府应在制定相关海洋资源规划中，尽早解决该问题，构建完备的海洋资源管理规划体系，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

提高海洋资源管理的执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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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来，由于海洋在沿海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以及人类对海洋环境特殊性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特征的认识不断深入，海洋生物资源多层面的开发利用极大地促进了海洋生物技术研究与应用的迅速发展。1989年首届国际海洋生物技术大会（以下简称MPS大会）在日本召开时仅有几十人参加，而1997年第四届IMBC大会在意大利召开时参加入数达1000多人。现在IMBC会议已成为全球海洋生物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出现了火红的局面。《IMBC2000》在澳大利亚刚刚开过，《IMBC2003》的筹备工作在日本已经开始，以色列为了举办们《IMBC2006》早早作了宣传，并争到了举办权。每3年一届的IMBC不仅吸引了众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前往展示与交流研究成果，探讨新的研究发展方向，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区域海洋生物技术研究的发展进程。在各大洲，先后成立了区域性学术交流组织，如亚太海洋生物技术学会、欧洲海洋生物技术学会和泛美海洋生物技术协会等。各国还组建了一批研究中心，其中比较著名的为美国马里兰大学海洋生物技术中心、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海洋生物技术和环境中心，康州大学海洋生物技术中心，挪威贝尔根大学海洋分子生物学国际研究中心和日本海洋生物技术研究所等。这些学术组织或研究中心不断举办各种专题研讨会或工作组会议研究讨论富有区域特色的海洋生物技术问题。1998年在欧洲海洋生物技术学会、日本海洋生物技术学会和泛美海洋生物技术协会的支持下，原《海洋生物技术杂志》与《分子海洋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合刊为《海洋生物技术》学报（以下简称MBT），现在它已成为一份具有权威性的国际刊物。海洋生物技术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已明确被定义为“海洋生命的分子生物学如细胞生物学及其它的技术应用”。

为了适应这种快速发展的形势，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先后制定了国家发展计划，把海洋生物技术研究确定为21世纪优先发展领域。1996年，中国也不失时机地将海洋生物技术纳入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不言而喻，迄今海洋生物技术不仅成为海洋科学与生物技术交叉发展起来的全新研究领域，同时，也是21世纪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内容并将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巨大应用潜力。

1．发展特点

表1和表2列出的资料大体反映了当前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发展的主要特点。

1.1加强基础生物学研究是促进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发展的重要基石

海洋生物技术涉及到海洋生物的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生殖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乃至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生态学等广泛内容，为了使其发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研究者非常重视相关的基础研究。在《IMBC2000》会议期间，当本文作者询问一位资深的与会者：本次会议的主要进步是什么？他毫不犹豫的回答：分子生物学水平的研究成果增多了。事实确实如此。近期的研究成果统计表明，海洋生物技术的基础研究更侧重于分子水平的研究，如基因表达、分子克隆、基因组学、分子标记、海洋生物分子、物质活性及其化合物等。这些具有导向性的基础研究，对今后的发展将有重要影。

1.2推动传统产业是海洋生物技术应用的主要方面

目前，应用海洋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产业发展主要聚焦在水产养殖和海洋天然产物开发两个方面，这也是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发展势头强劲。充满活力的原因所在。在水产养殖方面，提高重要养殖种类的繁殖、发育、生长和健康状况，特别是在培育品种的优良性状、提高抗病能力方面已取得令人鼓舞的进步，如转生长激素基因鱼的培育、贝类多倍体育苗、鱼类和甲壳类性别控制、疾病检测与防治、DNA疫苗和营养增强等；在海洋天然产物开发方面，利用生物技术的最新原理和方法开发分离海洋生物的活性物质、测定分子组成和结构及生物合成方式、检验生物活性等，已明显地促进了海洋新药、酶、高分子材料、诊断试剂等新一代生物制品和化学品的产业化开发。

表1近期IMBC大会研讨的主要内容

表2近期IMBC大会和《MarineBiotechnology》学报论文统计表

1.3保证海洋环境可持续利用是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应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利用生物技术保护海洋环境、治理污染，使海洋生态系统生物生产过程更加有效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应用发展领域，因此，无论是从技术开发，还是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它都有巨大的潜力有待挖掘出来。目前已涉及到的研究主要包括生物修复（如生物降解和富集、固定有毒物质技术等）、防生物附着、生态毒理、环境适应和共生等。有关国家把“生物修复”作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及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物工程手段，美国和加拿大联合制定了海洋环境生物修复计划，推动该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1.4与海洋生物技术发展有关的海洋政策始终是公众关注的问题

其中海洋生物技术的发展策略、海洋生物技术的专利保护、海洋生物技术对水产养殖发展的重要性、转基因种类的安全性及控制问题、海洋生物技术与生物多样性关系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倍受关注。

2.重点发展领域

当前，国际海洋生物技术的重点研究发展领域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2.1发育与生殖生物学基础

弄清海洋生物胚胎发育、变态、成熟及繁殖各个环节的生理过程及其分子调控机理，不仅对于阐明海洋生物生长、发育与生殖的分子调控规律具有重要科学意义，而且对于应用生物技术手段，促进某种生物的生长发育及调控其生殖活动，提高水产养殖的质量和产量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是近年来海洋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主要包括：生长激素、生长因子、甲状腺激素受体、促性腺激素、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生长一催乳激素、渗透压调节激素、生殖抑制因子、卵母细胞最后成熟诱导因子、性别决定因子和性别特异基因等激素和调节因子的基因鉴定、克隆及表达分析，以及鱼类胚胎于细胞培养及定向分化等。

2.2基因组学与基因转移

随着全球性基因组计划尤其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各种生物的结构基因组和功能基因组研究成为生命科学的重点研究内容，海洋生物的基因组研究，特别是功能基因组学研究自然成为海洋生物学工作者研究的新热点。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对有代表性的海洋生物（包括鱼、虾、贝及病原微生物和病毒）基因组进行全序列测定，同时进行特定功能基因，如药物基因、酶基因、激素多肽基因、抗病基因和耐盐基因等的克隆和功能分析。在此基础上，基因转移作为海洋生物遗传改良、培育快速生长和抗逆优良品种的有效技术手段，已成为该领域应用技术研究发展的重点。近几年研究重点集中在目标基因筛选，如抗病基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基因及绿色荧光蛋白基因等作为目标基因；大批量、高效转基因方法也是基因转移研究的重点方面，除传统的显微注射法、基因枪法和携带法外，目前已发展了逆转录病毒介导法，电穿孔法，转座子介导法及胚胎细胞介导法等。

2.3病原生物学与免疫

随着海洋环境逐渐恶化和海水养殖的规模化发展，病害问题已成为制约世界海水养殖业发展的瓶颈因子之一。开展病原生物（如细菌、病毒等）致病机理、传播途径及其与宿主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是研制有效防治技术的基础；同时，开展海水养殖生物分子免疫学和免疫遗传学的研究，弄清海水鱼、虾、贝类的免疫机制对于培育抗病养殖品种、有效防治养殖病害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已成为当前海洋生物技术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重点是病原微生物致病相关基因、海洋生物抗病相关基因的筛选、克隆，海洋无脊椎动物细胞系的建立、海洋生物免疫机制的探讨、DNA疫苗研制等。

2.4生物活性及其产物

海洋生物活性物质的分离与利用是当今海洋生物技术的又一研究热点。现人研究表明，各种海洋生物中都广泛存在独特的化合物，用来保护自己生存于海洋中。来自不同海洋生物的活性物质在生物医学及疾病防治上显示出巨大的应用潜力，如海绵是分离天然药物的重要资源。另外，有一些海洋微生物具有耐高温或低温、耐高压、耐高盐和财低营养的功能，研究开发利用这些具特殊功能的海洋极端生物可能获得陆地上无法得到的新的天然产物，因而，对极端生物研究也成为近年来海洋生物技术研究的重点方面。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包括抗肿瘤药物、工业酶及其它特殊用途酶类、极端微生物定功能基因的筛选、抗微生物活性物质、抗生殖药物、免疫增强物质、抗氧化剂及产业化生产等。

2.5海洋环境生物技术

该领域的研究重点是海洋生物修复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生物修复技术是比生物降解含义更为广泛，又以生物降解为重点的海洋环境生物技术。其方法包括利用活有机体、或其制作产品降解污染物，减少毒性或转化为无毒产品，富集和固定有毒物质（包括重金属等），大尺度的生物修复还包括生态系统中的生态调控等。应用领域包括水产规模化养殖和工厂化养殖、石油污染、重金属污染、城市排污以及海洋其他废物（水）处理等。目前，微生物对环境反应的动力学机制、降解过程的生化机理、生物传感器、海洋微生物之间以及与其它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和互利机制，抗附着物质的分离纯化等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

3.前沿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3.1发育与生殖调控

应用GIH（性腺抑制激素）和GSH（性腺刺激激素）等激素调控甲壳类动物成熟和繁殖的技术[1]，研究了甲状腺激素在金绍生长和发育中的调控作用，发现甲状腺激素受体mRNA水平在大脑中最高，在肌肉中最低，而在肝、肾和鳃中表达水平中等，表明甲状腺素受体在成体金银脑中起着重要作用[1]，对海鞘的同源框（Homeobox）基因进行了鉴定，分离到30个同源框基因[1]，建立了青鳉的同源框（Homeobox）基因[1]，建立了青鳉胚胎干细胞系并通过细胞移植获得了嵌合体青鳉[1]，建立了虹鳟原始生殖细胞培养物并分离出Vasa基因[2]，进行斑节对虾生殖抑制激素的分离与鉴定[2]，应用受体介导法筛选GnRH类似物，用于鱼类繁殖[2]，建立了海绵细胞培养技术，用于进行药物筛选[2]，建立了将海胆胚胎作为研究基因表达的模式系统[2]，通过基因转移开展了海胆胚胎工程的研究[2]，研究了人葡糖转移酶和大鼠已糖激酶cDNA在虹鳟胚胎中的表达［3］，建立了通过细胞周期蛋白依赖的激酶活性测定海水鱼苗细胞增殖速率的方法[3]，研究了几丁质酶基因在斑节对虾蜕皮过程中的表达［4］，从海参分离出同源框基因，并进行了序列的测定[4]。

3.2功能基因克隆

建立了牙鲆肝脏和脾脏mRNA的表达序列标志，从深海一种耐压细菌中分离到压力调节的操纵子，从大西洋鲑分离到雌激素受体和甲状腺素受体基因，从挪威对虾中分离到性腺抑制激素基因[1]；将DNA微阵列技术在海绵细胞培养上进行了应用，构建了班节对虾遗传连锁图谱，建立了海洋红藻EST，从海星卵母细胞中分离出成熟蛋白酶体的催化亚基，初步表明硬骨头鱼类IGF－I原E一肽具有抗肿瘤作用[2]；构建了海洋酵母De—baryomyceshansenii的质粒载体，从鲤鱼血清中分离纯化出蛋白酶抑制剂，从兰蟹血细胞中分离到一种抗菌肽样物质，从红鲍分离到一种肌动蛋白启动子，发现依赖于细胞周期的激酶活性可用作海洋鱼类苗种细胞增殖的标记，克隆和定序了鳗鱼细胞色素P4501AcD－NA，通过基因转移方法分析了鳗细胞色素P450IAI基因的启动子区域，分离和克隆了鳗细胞色素P450IAI基因，建立了适宜于沟绍遗传作图的多态性EST标记，构建了黄盖鲽EST数据库并鉴定出了一些新基因，建立了班节对虾一些组织特异的EST标志，从经HirameRhabdovirus病毒感染的牙鲆淋巴细胞EST中分离出596个cDNA克隆[3]；用PCR方法克隆出一种自体受精雌雄同体鱼类的ß一肌动蛋白基因，从金鲷cDNA文库中分离出多肽延伸因子EF－2CDNA克隆，在湖鳟基因组中发现了TC1样转座子元件[4]；鉴定和克隆出的基因包括：南美白对虾抗菌肽基因、牡蛎变应原（allergen）基因、大西洋鳗和大西洋鲑抗体基因、虹鳟Vasa基因、青鳉P53基因组基因、双鞭毛藻类真核启始因子5A基因、条纹鲈GtH（促性腺激素）受体cDNA、鲍肌动蛋白基因、蓝细菌丙酮酸激酶基因、鲤鱼视紫红质基因调节系列以及牙鲆溶菌酶基因等［1—4］。

3.3基因转移

分离克隆了大马哈鱼IGF基因及其启动子，并构建了大马哈鱼IGF（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基因表达载体[1]。通过核定位信号因子提高了外源基因转移到斑马鱼卵的整合率[1]，建立了快速生长的转基因罗非鱼品系并进行了安全性评价；对转基因罗非鱼进行了三倍体诱导，发现三倍体转基因罗非鱼尽管生长不如转基因二倍体快，但优于未转基因的二倍体鱼，同时，转基因三倍体雌鱼是完全不育的，因而具有推广价值[2]；研究了超声处理促进外源DNA与金鲷结合的技术方法，将GFP作为细胞和生物中转基因表达的指示剂；表明转基因沟鲶比对照组生长快33％，且转基因鱼逃避敌害的能力较差，因而可以释放到自然界中，而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大的危害[3]；应用GFP作为遗传标记研究了斑马鱼转基因的条件优化和表达效率[3]；在抗病基因工程育种方面，构建了海洋生物抗菌肽及溶菌酶基因表达载体并进行了基因转移实验[2]；在转基因研究的种类上，目前已从经济养殖鱼类逐步扩展到养殖虾、贝类及某些观赏鱼类[2.3]。通过基因枪法将外源基因转到虹鳟肌肉中获得了稳定表达[4]。

3.4分子标记技术与遗传多样性

研究了将鱼类基因内含子作为遗传多样性评价指标的可行性，应用SSCP和定序的方法研究了大西洋和地中海几种海洋生物的遗传多样性[1]。研究了南美白对虾消化酶基因的多态性[1]；利用寄生性原生动物和有毒甲藻基因组DNA的间隔区序列作标记检测环境水体中这些病原生物的污染程度，应用18S和5.8S核糖体RNA基因之间的第一个内部间隔区(ITC—1)序列作标记进行甲壳类生物种间和种内遗传多样性研究[2]；研究了斑节对虾三个种群的线粒体DNA多态性，用PCR技术鉴定了夏威夷Gobioid苗的种类特异性。通过测定内含子序列揭示了南美白对虾的种内遗传多样性，采用同功酶、微卫星DNA及RAPD标记对褐鳟不同种群的遗传变异进行了评价，在平鱼鉴定并分离出12种微卫星DNA，在美国加州鱿鱼上发现了高度可变的微卫星DNA[3]；弄清了一种深水鱼类（Gonostomagracile）线粒体基因组的结构，并发现了硬骨鱼类tRNA基因重组的首个实例，测定了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海水轮虫的卫星DNA序列，用RAPD技术在大鲮鲆和鳎鱼筛选到微卫星重复片段，从多毛环节动物上分离出高度多态性的微卫星DNA，用RAPD技术研究了泰国东部泥蟹的遗传多样性[3]；用AFLP方法分析了母性遗传物质在雌核发育条纹鲈基因组中的贡献[4]。

3.5DNA疫苗及疾病防治

构建了抗鱼类坏死病毒的DNA疫苗[1]；开展了虹鳟IHNVDNA疫苗构建及防病的研究，表明用编码IHNV糖蛋白基因的DNA疫苗免疫虹鳟，诱导了非特异性免疫保护反应，证明DNA免疫途径在鱼类上的可行性，从虹鳟细胞系中鉴定出经干扰素可诱导的蛋白激酶[2]；建立了养殖对虾病毒病原检测的ELISA试剂盒，用PCR等分子生物学技术鉴定了虾类的病毒性病原，将鱼类的非特异性免疫指标用于海洋环境监控，研究了抗病基因转移提高鲷科鱼类抗病力的可行性，研究了蛤类唾液酸凝集素的抗菌防御反映[2]；研究了一种海洋生物多糖及其衍生物的抗病毒活性[3]；建立了测定牡蛎病原的PCR—ELISA方法[3]；研究了LatrunculinB毒素在红海绵体内的免疫定位[4]。

3.6生物活性物质

从海藻中分离出新的抗氧化剂[1]，建立了大量生产生物活性化合物的海藻细胞和组织培养技术，建立了通过海绵细胞体外培养制备抗肿瘤化合物的方法[1]；从不同生物（如对虾和细菌）中鉴定分离出抗微生物肽及其基因，从鱼类水解产物中分离出可用作微生物生长底物的活性物质，海洋生物中存在的抗附着活性物质，用血管生成抑制剂作为抗受孕剂，从蟹和虾体内提取免疫激活剂，从海洋藻类和蓝细菌中纯化光细菌致死化合物，海星抽提物在小鼠上表现出批精细胞形成的作用，从海洋植物Zosteramarina分离出一种无毒的抗附着活性化合物，从海绵和海鞘抽提物分离出抗肿瘤化合物，开发了珊瑚变态天然诱导剂，从海胆中分离出一种抗氧化的新药，在海洋双鞭毛藻类植物中鉴定出长碳链高度不饱和脂肪酸（C28），表明海洋真菌是分离抗微生物肽等生物活性化合物的理想来源[2]；发现海洋假单胞杆菌的硫酸多糖及其衍生物具有抗病毒活性，从硬壳蛤分离出谷光甘肽一S一转移酶，从鲤血清中分离出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从海绵中分离出氨激脯氨酸二肽酶，从一种珊瑚分离出具DNA酶样活性的物质，建立了开放式海绵养殖系统，为生物活性物质的大量制备提供了充足的海绵原料[3]；从虾肌水解产物中分离到抗氧化肽物质[4]；从一?趾Q笙妇蟹掷氪炕鯪一乙酸葡糖胺一6一磷酸脱乙酸酶[4]。

3.7生物修复、极端微生物及防附着

研究了转重金属硫蛋白基因藻类对海水环境中重金属的吸附能力，表明明显大于野生藻类[1]，研究了石油降解微生物在修复被石油污染的海水环境上的可疗性及应用潜力[1]；研究了海洋磁细菌在去除和回收海水环境中重金属上的应用潜力[1]；用Bacillus清除养鱼场污水中的氮，用分子技术筛选作为海水养殖饵料的微藻，开发了六价铬在生物修复上的应用潜力，分离出耐冷的癸烷降解细菌，研究了海洋环境中多芳香化烃的微生物降解技术[2]；从噬盐细菌分离出渗透压调节基因，并生产了重组Ectoine（渗透压调节因子），从2650米的深海分离到一种耐高温的细菌，这种细菌可用来分离耐高温和热稳定的酶，在耐高温的archaea发现了D型氨基酸和无氧氨酸消旋酶，测定了3种海洋火球菌的基因组DNA序列，借助于CROSS／BLAST分析进行了特定功能基因的筛选，从海底沉积物、海水和北冰洋收集了1000多种噬冷细菌，并从这些细菌中分离到多种冷适应的酶[2]；建立了一种测定藤壶附着诱导物质的简单方法，研究了Chlorophyta和共生细菌之间附着所必需的形态上相互作用，研究了珊瑚抗附着物质（dterpene）类似物的抗附着和麻醉作用[3]；分析了海岸环境中污着的起始过程，并对沉积物和附着物的影响进行了检测[4]。

4．展望与建议

篇5

1.立法思想存在偏差从我国刑法立法方面可看出，只有在公民财产、身体等受到严重侵害时才适用刑法，即只有当侵害发生后，才能受到刑法的调整。而我国刑法对人类未来权益的保护，比如说环境遭受的持续害或者对未来有重大影响的违法行为缺乏必要的调整。立法只注重对已知结果的惩罚，忽略了行为对未来的影响，对未来造成的不可预知的后果无法调整。只有将环境法益的损害作为评判的起点，才能体现对公民在环境中所享有的权益保护。相关环境保护法中缺乏具体实施细则现存法律中关于犯罪行为程度的界定较为模糊，配套法规长期得不到补充完善，比如说，造成“重大事故”、“重大损失”等字眼经常在有关环境污染案例中出现，而在环境污染，特别是海洋环境污染中“重大事故”、“重大损失”该如何去界定呢?当污染物排放到海洋中，可能现阶段所能看到的灾害只是冰山一角，对应目前状况所作出的处罚是否对未来损失缺乏评价，这种模糊的、主观的、难以量化的处罚标准难以真正保护海洋环境。

3.法律体系不完整首先是处罚力度过轻，在各类海洋污染犯罪中，无论罪行大小，所造成后果严重程度，均用行政法或者民法来调整，但是以罚金为主显然力度不够。现行刑法中，虽然实行双罚制，但是法定刑最高也不过7年，这样的处罚配置对海洋污染犯罪行为很难起到震慑作用。其次，刑罚种类太过单一，仅依照《环境保护法》第91调第三款，以及刑法338、339条对污染后果进行量刑法律依据太过单薄，既使确定污染后果适用刑罚，也只能靠自由刑和财产刑来调整，这样的法律体系面对越来越多的海洋环境污染行为日渐乏力，缺乏像俄罗斯、英国、日本、新加坡等海洋大国刑法种类多样的特点。

二、国外海洋污染刑法建设分析

设立污染海洋罪。作为海洋大国，俄罗斯向来注重海洋环境的保护，从前苏联时期就对海洋污染行为作出了较为有针对性的规定。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对海洋污染的相关立法愈加严厉，例如1974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了关于“以有害人们健康和有害于海洋动物资源的物质污染海水要加重责任的”的通令，对海洋污染犯罪行为从重处罚。而后时代变迁，《俄罗斯民法典》第252条对海洋环境污染的方式、处罚方式都有详细的规定。同时设立污染海洋罪，刑罚种类多样且有针对性。设立专门资格刑。《俄罗斯民法典》中将污染海洋单独定罪，在多种多样的处罚方式中，包括剥夺行为人担任一定职务或者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这在全世界刑法中是少有的，这一刑罚能更深一层的对海洋污染犯罪行为进行处罚，起到了良好的二次预防作用，将刑法的特殊功能展现出来。英美法系以新加坡为例立法有针对性。之所以用新加坡作为案例，是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地理位置迫使新加坡加重对海洋污染犯罪的处罚力度。其中，新加坡的《防止海洋污染法令》特别详细地列举了可能造成海洋污染的污染物种类，对不同的污染行为根据具体情况追究不同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并存。对污染海洋的犯罪行为规定为行为犯。在1971年《防止海洋污染法令》等新加坡相关立法的具体法条来看，新加坡对污染海洋的犯罪行为规定为行为犯，只要是实施了法律禁止行为，对海洋环境安全造成威胁即构成犯罪，且处罚力度连年加重，特别是排污方面的量刑。

三、从刑法视角看我国海洋污染法制体系完善

1.突破传统刑法立法观念反观从前，人们对犯罪的普遍观念是造成他人或社会的人身、财产损失，并且这些损失有明确性和即时性，大多数为已经发生的行为。而环境污染特别是海洋环境的污染具有特殊性，单纯的污染行为可能对整个海洋生态环境系统的危害是巨大且有隐蔽性的，其危害在现阶段所适用处罚也仅仅限制在已造成的破坏。但是，污染行为对海洋环境生态系统后续造成的损害难以量化，因此，海洋污染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行为。人们在处理海洋污染犯罪时，不能仅考虑明确即时的损害后果，应认识到对人类共同利益带来的后续损害，所以，应摆脱传统的刑法立法观念，对后续损害后果有一个科学的预测，对海洋污染犯罪行为施行持续性的惩罚措施，直至灾害完全消除，从源头上对海洋污染犯罪行为进行防范。

2.调整刑罚结构从刑罚结构这一角度来看，西方国家刑罚结构的变迁生动地体现了海洋刑法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对我国有很高的借鉴价值。从以前的只有自由刑，到自由刑与财产刑并重，再到以财产刑为中心，资格刑等多种其他刑罚措施相互配合。立足现实，很好地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对海洋环境的保护提供了法律支撑。我国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仍然以自由刑为主，财产刑并没有得到重视，资格刑等其他刑罚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在海洋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这样落后的法制建设使我国海洋发展处于极为不利的状态。因此，调整我国海洋环境的刑罚结构，是完善我国海洋立法的重要一步。首先，以自由刑为主，虽然海洋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较大，但笔者认为仍不适用死刑，因为死刑会使从事海洋经济活动的风险成倍扩大，不利于海洋经济的发展。其次，将财产刑大规模引入海洋污染犯罪的刑罚中，提高惩罚力度，扩大财产刑的使用范围，特别是对主观过失的量刑。最后，建立多种刑罚相互配合的刑罚体系，学习西方国家立法经验，立足我国实际情况，辨证的将资格刑等刑罚引入我国海洋环境刑罚体系。

3.对海洋污染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原则虽然说严格责任原则是一项规则原则，只存在于大陆法系中的民法与行政法领域，刑法一般不承认严格责任原则的存在，而英美法系的刑法中严格责任原则的存在却有现实意义。严格责任原则概念。《布莱克法律辞典》解释为:“因违反维护某种案例的绝对义务而应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并不以伤害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为条件，通常应用于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或产品责任的案件中，又可以称为绝对责任(ab-soluteliability)或无过错责任(liabilitywithouttfault)”;《牛津法律指南》解释为:“实际上是一种高于通常的合理注意的责任标准，责任产生于应该避免的伤害事件发生之外，不论当事人采取了怎样的注意和谨慎，只要发生损害就承担责任，但它不是由某些制定法设定标准的绝对责任，即使承担严格责任，当事人仍然可以进行某些有限的责任抗辩，不过己经尽到合理注意不在其列”。

4.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的背景。在危害海洋环境的犯罪行为中，大多数所造成的后果对公众有很大影响。但是如果要证明责任人是否处于故意是很困难的，因此，如果以犯罪意图做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则不能使责任人受到应得的法律惩罚，许多虚假的辩护也会因此成立。目前，我国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以及刑事立法中并没有对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原则。而在实践中，要证明责任人对行为后果有过失的确有很大困难，我国追究刑事责任有适用的过错原则，法律实际产生效果达不到立法期待效果，导致很多污染行为逃脱法律制裁。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的理由。我国法学界对于严格责任原则的争议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侧重行为人的主观心理，另一种则是侧重行为后果。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无论行为人主观心理是否处于故意，其后果已经造成，刑法侧重的是结果的危害性，所以，行为人主观心理是过失还是故意，都不影响海洋已遭受污染事实的形成。在我国刑事立法中考虑引入严格责任原则，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立法模式，主要理由如下:一是出于目的论，符合刑法目的，可以对海洋环境安全起到保护和预防作用。二是符合刑法中罪刑相适应原则，如果说难以确定行为人主观方面就不追究刑事责任，那就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使公众利益难以保障。三是有助于司法机关解决实际问题，严格责任原则的引用，使处理污染犯罪行为人难以确定的因素方面有了处理依据。四是有利于提高涉海企业或个人的责任心，使其从保护自身、避免刑罚出发减少海洋污染行为的实施。

四、增设海洋污染罪

1.增设海洋污染罪的意义。首先，法律存在空白性，特别是我国海洋立法在各个环节都有待完善，增设海洋污染罪有利于填补此方面的空白，为后续法律的完善提供前提条件。其次，国际上对于海洋的权利与义务已有相关规定，增设海洋污染罪有利于保障我国的合法的海洋权益。最后，增设海洋污染罪有利于从根本上保护海洋环境，合理的利用海洋资源，对海洋污染犯罪行为实行准确的刑法惩罚。海洋污染罪主体。我国对于污染海洋环境的处罚，造成的后果与承担的责任严重不符，因此污染犯罪行为屡禁不止。我国很多学者对于海洋污染罪的定义特别是污染主体的限定极为狭隘，该罪犯罪主体只限于涉海企业或团体，而并没有具体到个人。换句话说，如果法律只针对团体或涉海企业，那么其他企业或个人的行为造成的污染后果则会逃脱法律处罚，这种大网捉小鱼的形式对保护海洋环境极为不利。因此，为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也为更好地保护我国海洋环境，定义海洋污染罪的犯罪主体应突破局限性，将违反海洋环境保护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的，其活动直接或间接的危害海洋环境，可能或已经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行为，应承担与其犯罪行为相对应的法律后果，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

2.污染海洋罪的刑罚。目前我国学者对海洋污染罪的处罚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该罪应该根据海洋环境污染的程度和责任人的主观心态分别量刑，还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根据环境污染事故来量刑。但是，我国现行法律中的法定刑与实际造成的危害不符，虽然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深入，法院会根据综合情况实施处罚，但是处罚结果也仅限于法律框架之内，因为对于该罪的法定刑罚较低，即使法院认定是重罪，那么在此框架中，也很难作出与之行为后果相适应的处罚。按照刑罚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应在处理该问题时设立必要且科学的刑罚幅度，同时加重罚金，对海洋污染罪的刑罚力度应大幅度提高:对违反《海洋保护法》以及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向海洋中排放污染物，直接或间接的引起海洋污染，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污染后积极采取行动挽回损失的，并且处理结果经有关部门认定，未造成后续污染的，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

3.设置资格刑资格刑就是对犯罪人从事某项活动的权利进行剥夺，也就是从未来的角度对其进行约束，对未来的犯罪行为有很好的防范和杜绝作用，笔者认为对于海洋污染犯罪行为，资格刑也有较大的适用空间。将资格刑引入刑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自然人适用的资格刑，另一种是对企业、单位适用的资格刑。前者主要是剥夺其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个专业领域的活动的资格，同时应包括负有监察责任的公务人员等担任该职务的资格。后者主要是针对企业和单位，首先对其污染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的不同，酌情适用，可分为一段时间内剥夺该项经营活动的权利和永久性剥夺该项经营活动的权利。设立资格刑，一方面可以强化刑法功能，弥补现行刑法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还可以从现实角度对海洋环境进行持续的保护，达到最佳的预防、保护作用。

五、结语

篇6

海洋工程技术专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就业主要大型制造企业，要求从业人员能适应“复合型问题多，团队意识突出，抗压能力出色”的工作实际要求。同时，特殊的作业条件要求从业人员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有强烈的质量、风险意识，具备现场实际操作和生产管理能力。总体而言，海洋工程技术专业目的是培养符合海洋工程行业能力要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重视学生工艺管理和施工过程控制能力的培养，其培养方式明显异于当前只重视技术能力的培养模式。根据当前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企业的生产实际，建立了“项目引导，目标驱动”的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此种模式下强化了生产技术、生产管理能力的培养要求，使学生成为“会技术，懂管理”的高端技能型专门性人才。

2人才培养规格

海洋工程制造的从业者其知识结构、能力结构要求高于一般钢结构制造业。从事海洋工程制造业的毕业生其知识结构要求能熟悉常用中英文公文写作，同时具备很强的识图能力；从能力要求而言，能对现场问题进行分析并使用CAD等软件进行做图，能进行Tribon、Mastership、Tekla等专业CAM软件的基本操作及编制生产计划；从素质方面而言，要求毕业生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对工作的艰苦性和复杂性有充分认识，能解决复合型问题。除此以外，本专业毕业生除持有高职高专院校的毕业证书外，根据其岗位能力要求，还至少应持有全国CAD技能等级证书，CCS焊工证书（SⅡ）等职业证书。

3课程体系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是基于工作过程的，主要是使学生掌握施工工艺流程和核心技能，重点在于工艺技术的掌握和施工工艺管理，使理论教学内容和实践教学环节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衔接。理论课程设置和内容实施采取工学结合和“教学做一体化”方式，提高学生对工作岗位的适应能力。此外，课程实训环节强调岗位核心技能，并引入职业资格考核，培养学生“快速适岗”能力。

4素质养成和考核评价

兼顾人才在企业的长期发展，通过调研从业人员7~12年间的就业情况，认识到此阶段的从业者主要从事施工管理、进度管理、质量控制等岗位，更要求有复合型问题的分析能力，较高的英语水平、很强的抗压能力、强烈的责任心和团队协作意识。基于此，首先，在课程考核评价中引入企业岗位评价标准，形成以过程考核为主的形成性评价制度。在部分实训课程的执行中，采用项目经理负责制，由组长担任实训任务的“项目经理”，其他组员根据能力特点和性格特征来承担项目中其它成员身份，逐渐养成学生的管理意识、质量风险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

5总结

篇7

一、海洋钻井项目的计划编制

要想对海洋钻井项目平台进行进度管理，首先要编制钻井项目的进度计划书，根据进度计划书来安排施工进度。1.海洋钻井项目计划书编制的前期工作海洋钻井项目的计划书是在能够满足钻井施工进度和质量的前提下，根据海洋钻井项目的施工特点和运作过程中的工程设计、建造和安装之间的内在联系，编制的一种具有里程碑概念的综合性的施工计划。编制钻井项目计划书的编制关键在于要对钻井项目的工作范围、项目的规模和功能、进度以及前期设计阶段的要求等进行分析。由于海上钻井项目作业的特殊性，与陆地的实施项目在实施环境和施工条件以及工程进度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施工计划书的编制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要检查海洋钻井项目的设计基础、要求的钻井完工工期以及对公司资质的要求是否满足，然后再根据钻井工程项目的进度计划确定基础条件提交的冻结日期，分析公司现在的机械设备和人才储备是否满足海洋钻井项目的需要，然后根据工程项目确定一个总的计划目标，再细分成几个分阶段的计划目标，对工程设计进度计划的关键控制点和路线进行研讨，分析施工方对于工程采办策略的相关内容，确定施工进度。根据海洋钻井设备的具体安装位置和运输时间等确定一些钻井需要的设备采购和到货的时间，并确认中文设计标书和材料采购完成的日期。2.海洋钻井项目设计计划的编制完成了海洋钻井项目计划书编制的前期工作之后，就可以正式开始编制钻井项目计划了。项目计划按照不同的标准分类，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按类型可以分为：项目运行计划、主计划和关键点计划；按照内容可以分为：进度计划、人力动复员计划、工作量完成百分比计划等。为了能够让海洋钻井项目计划编制的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在编制计划时要对工作单元进行定义，明确各工作单元之间的逻辑关系，将整个钻井平台项目的开工日期和竣工日期要确定好，对于没有前期作业的工作单元也要确定开始的日期，然后确定工作单元开始的日期和完成日期的计算，以此确定前期作业和后续作业的开始以及完成日期。在计算各个工作单元的开工和完成日期时，需要计算出浮动日期，以免在施工过程中遭遇不可抗力等其他因素造成工期的延误，因此对于每一个工作单元都要计算最早的开工日期和完工日期以及最晚的开工日期和完工日期，将整个钻井工程项目的关键任务点提前确定好，以便钻井施工单位能够根据工程进度情况进行专业人员的调配和调动，确保不延误整个工程工期。

二、海洋钻井项目平台的进度管理

对于海洋钻井项目平台的进度管理是建立在编制的工作进度计划的基础上的，进度管理是为了满足业主对施工工期和施工质量的要求而采取的一系列的管理和控制措施以及方法。对海洋钻井平台进行进度管理能够监测各种平台资源的使用是否合理，以便能够及时的对资源进行调配，对工作单元出现的偏差进行分析，实时的调整钻井平台工作计划，并对偏差进行修正和补救，确保整个海洋钻井平台项目朝着既定的工作目标计划前进。对海洋钻井平台的进度控制有整体控制和分项控制两大类。不同施工阶段的进度控制其关键控制点有所不同，必须抓住控制的关键，这样才能减少进度计划运行和实际运行之间的偏差，要想控制好钻井平台的进度，需要做好以下几点：1.对海洋钻井平台工作按照内容不同实施不同的控制级别要想对海洋钻井平台项目进行进度管理，就需要对整个平台项目的所有工作单元进行分类，然后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来确定不同的进度管理控制方法。一般来说对于钻井项目平台的进度计划可以分为四个级别。一级计划的控制也就是钻井项目工程的控制，这是整个工程项目控制的关键，也是整个工程项目组协调整个工程的关键。一级计划中的控制点主要包括工程设计、建造、钻井平台的海上安装调试、试运行、长线设备的订货日期以及钢材等原材料的订货日期等，这些内容都要在进度管理中进行严格的管控，要密切注视上述控制点的相关工作运行进度，保证整个钻井工程项目在预期内完成。二级计划的控制也就是对于工程项目的设计、建造和安装计划的控制，是各个项目进度管理的重点控制工作。主要的关键控制点是对于工程项目的设计方案、数据、流程图、平面布置图以及系统控制框架图等；建造计划中的结构和附件的预制安装、设备安装、管道安装、电子器具和仪表安装、舾装、涂装、钻井设备的调试以及海上安装和联接等。各个工作单元都必须定期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作出相关的分析报告。如果某个控制点上的工作进度出现异常情况，项目管理单位需要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及时提出改进措施，然后根据工期延误情况编制赶工计划，分析对整个工程项目进度的影响并提出补救方案。三级计划的控制也就是在各个项目阶段中以系统为单位的设计运行、建造、安装计划的控制管理，该控制主要是由项目实施单位负责。三级计划中各工作单元的运行项目组要及时和定期的向工程项目部进行汇报，工程项目部根据项目组汇总上来的工作计划给予总体的指导，并且对完工量进行复核。四级计划也就是由项目单位自己控制的详细工作计划，比如项目设计的出图计划等。该工作计划可以再周计划和月计划中反映工程项目的完工状态以及需要总工程项目组协调解决的问题，工程项目组通过定期的对项目进行抽查来核实具体工程进度情况。2.对海洋钻井项目工作实施动态跟踪，出现偏差及时处理在整个海洋钻井项目的实施工作中，需要根据不同的控制级别采取不同的方式动态跟踪。如果施工进度与计划出现偏差，就需要对偏差大小进行分析，看有没有超过整个工程允许的最大偏差值，如果没有超过工程允许的偏差值，可以重点关注，不需要采取特别的补救措施，而如果偏差超过了工程项目允许的最大偏差值，就要及时的分析原因，制定详细的补救计划，让施工工期的偏差回到正常的偏差范围内，否则将会对整个钻井项目平台的进度产生重大影响。

三、海洋钻井平台进度管理的具体应用

对于海洋钻井平台的进度管理，在具体应用时主要是要制定进度控制的程序和确定项目工作量的估算方法。1.海洋钻井平台进度控制程序在海洋钻井平台项目实施过程中，要想做好进度管理工作，需要根据前期的工作编制里程碑计划和出图计划，然后根据里程碑计划和出图计划设计进度跟踪表，根据各个工作组工作量的实际完成情况和投入的人力资源等进行进度统计，然后将统计数据与编制的进度计划进行综合的分析和比较，出具分析报告和建议书，各个项目组要根据分析建议书及时的对施工过程进行调整，确保整个海洋钻井平台进度管理的有效实施。2.海洋钻井平台工作量的估算方法对于钻井平台工作量的估算，可以利用计算公式和图纸、文件标准工时等建立计算程序，对工作量进行估算，通过将各个工作组的工作量加以累计，计算出占整个工程项目的百分比，以此确定整个工程项目的总进度。比如将计划的钻井平台施工总工时除以图纸数量得出单个图纸的标准工作量，然后根据图纸的完成情况乘以标准工作量确定按照图纸施工的工作量，根据工作量绘制工作总量曲线，将其与计划的工作曲线作比较，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工期不被延误。

总之，随着海上钻井平台业务的不断发展，对于海洋钻井作业的企业来说，做好工程项目进度管理，提高工程项目质量水平是企业能够发展壮大，获得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施工单位要不断的总结经验，在施工过程中及时的对影响施工进度的因素进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整个钻井平台项目的如期完成。

作者:潘正义 单位:海阳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李林涛.浅谈项目进度控制方法[J].科技风，2010，（4）：203-204.

篇8

目前海洋工程平台设计过程中，经常存在这样一种问题，当一个专业的模型数据发生修改且未及时反馈到其他专业去时，这就导致了其他专业的模型出现问题。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企业期望提高目前各专业的自动化设计程度，包括开孔、补孔、现场开孔和开孔变更以及板材余料的管理和模型信息的检查，以提高各专业内部、专业之间的协同性，使得数据及时同步更新共享，整个信息的流动减少依靠设计人员人工的书面报告类沟通的过程。

2协同设计组织分析

大型海洋工程装备的研制过程通常分为初步设计、详细设计、生产设计和制造等4个阶段，各个阶段涉及到大量的部门和专业。协同设计过程中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如表1所示。为了使产品的式样、配合性、装配性、品质等问题早期发现、早期解决，提高图纸正确率。在开发设计阶段，船体、管系、舾装、电气、制造等相关人员聚到一起，共同探讨图纸问题并实施对策，以谋求品质水平提高及后工程对应方法。

3协同设计情景分析

以初步设计阶段为例，如图1所示，海洋工程装备企业作为主制造商，根据市场调研和需求进行产品开发立项，开发团队通过信息收集、分析，提出创意和初步方案。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和产品功能特点，进行产品分解，寻找合作伙伴，主制造商确定设计要求和主要参数，供应商需要确认是否满足企业所提出的设计要求和主要参数，经确认后，主制造商需要分析现有技术难点和产品成本，以及是否开发产品平台。通过线上与供应商讨论技术难点解决方案和产品成本是否满足要求，最后确定是否有必要开发产品平台方案。之后主制造商企业研发部门进行草图设计并与设计院、供应商、客户反复沟通，修正设计。

4协同设计层次分析

层次分析法是将每个大系统逐步分成小系统，主要是挖掘每个子系统过程中的任务都会对各个参与专业人员进行交叉，通过细分任务，可以找到任务之间的关系，各个专业人员之间的关系，最终通过各个相关专业的协同交互使得资源互补。经层次分析，在海洋工程装备研制中各个专业的协同属于“多项目—多层次”协同。以船体开孔为例，项目、各专业人员、产品任务层次之间的结构关系如图2所示，从纵向看同一个专业（例如管系专业），参与电缆管道图、查询与套料、开补孔、现场开孔、开孔变更等任务；从横向来看，某一子任务也可能由多个专业共同完成（例如，任务开补孔由管系、船体、舾装共同实现）。可得到如下4个协同要素，即协同对象、协同场所、协同者、协同时间。1）协同对象。协同项目需要处理的信息包括：各专业的计划、审核执行情况、时间和建议、资源利用情况、库存情况等。2）协同场所。各专业通过协同平台进行TRI⁃BON模型数据交互，主要采用3种工作方式，包括虚拟的集中工作方式、中立协同工作方式或者简单的工作包交换工作方式等。船体专业人员需在完整的项目执行期内始终与其他专业人员保持紧密联系，形成真正的虚拟专业联盟，并以船体专业为核心，建立集中式项目管理平台。各专业采用物理集中或者虚拟集中的方式与管理平台相连，船体专业人员、舾装专业人员、管系专业人员之间可对相关数据和信息来直接访问，从名义上来集中工作。该协同方式具有高效率、高安全性的优势。当船体开孔进入详细设计阶段后，不需要船体专业时刻与舾装管系等专业保持紧密联系，采用中立的协同工作方式以满足各专业间协同的需要，以便基于虚拟的项目管理平台实现。总部提供协同平台，各专业访问平台，船体、舾装、管系等专业之间数据与信息不直接交互，通过信息平台数据库的更新实现生产设计中各专业协同。这需要协同双方在协同之前定义数据/信息接口，并保证进行的数据包双方都可读取。3）协同者。舾装、管系、船体、电装等专业人员由于责任不同，相互之间的制约合作关系各不相同，故通过互动沟通平台来交流，使整个项目“和谐”运作。4）协同时间。在船体开孔的生产设计阶段中管系、船体、舾装、电装等专业的协同下完成协议图中的分段工序图、板材套料图、开孔加强图、电缆管道图，各种管理信息文件，例如：前期资料整理和系统配置；板材登记、查询与套料，出报表；开孔计划、开补孔、现场开孔、开孔变更，最后出图纸，并通过平台进行数据模型交互。

5协同设计互动分析

UML（UnifiedModelingLanguage）分析图通过将协同过程的场景活动详细的描述出来，画出与之相对应的序列图，从中取出事件或者活动的执行主角、信息传递方向等信息，结合后续协同信息流分析，可以构建出完整的协同应用场景。以船体开孔过程为例，抽取出各专业协同化的本质属性，即本体由项目信息、协同流程、组织机构及文档组成。部门分为专业类型、专业角色以及专业层级。协同流程的本体则由计划、活动、协同过程状态和协同过程流组成。计划的安排囊括了内部计划、协同计划、时间节点；活动为组成任务的各个基本活动单元，包括如图3所示：矩形上方输入信息、矩形下方输出信息、上级活动和本活动细节以及活动发生的先后次序。当开孔计划存在着问题（比如遗漏孔）或者孔的位置出现错误等要进行开孔变更或者补孔时，协同设计互动如图4所示。在规定期限内船体专业根据管系、电装、舾装等专业要求的预开孔和预加强原则和相关信息，驳回舾装专业的开孔计划，舾装专业需要进行检查并且重新申请补孔计划或者开孔变更计划，与此同时还要通知管系、电装等专业。船体专业人员对申请补孔计划或者开孔变更计划进行确认，并更新信息平台中的Tribon模型信息。最终信息更新后反馈给各专业。通过平台获取开孔信息后，各专业进行活动间所依存关系的沟通并获得反馈，优先是信息传递到协同项目管理平台，其次接受信息并处理信息，通常方法是确认或者拒绝、删除或者更改，最后把信息更新给所有需求专业人员。

6示例验证

以船体零部件设计数据同步为例，船体零部件数据功能可以同步指定分段的船体零部件数据到系统中间数据库，以完成以下任务：1）根据分段或模块号，从Tribon系统中将最新的船体零部件数据同步至数据库中，系统自动生成新版本；2）根据搜索条件，查询最新版本的船体零部件数据；3）支持船体零部件数据的导出功能。【船体零部件数据】同步的操作步骤如下：1）从“系统目录”->“设计数据同步”进入【船体零部件数据】界面（见图5）；2）在图5所示“同步信息”区域中，选择需要同步的零部件模块名或分段号；3）如图6所示，在弹出的“分段及模块”筛选器窗口中，可通过模糊查询，快速检索到具体的模块名或分段号，如：输入“10%”可检索出以“10”开头的所有模块名或分段号。根据搜索出来的结果，点击具体的模块名或分段号，同时“分段及模块”筛选器窗口将自动关闭，返回到【船体零部件数据】界面；4）在【同步船体零部件数据】界面中（见图7），即可看到已选择的分段或模块，然后再点击【同步船体零部件数据】按钮，将Tribon系统中符合要求的最新船体零部件数据同步到协同设计平台中。5）若数据同步成功，如图8所示，则在【船体零部件数据】界面中可查看已同步成功的数据，统将自动生成新版本，同时还将本次同步的数据和上次版本进行对比，在“调整标记”中记录其变更状态。

7结束语

篇9

众所周知，海洋功能区划是海洋管理的基础，尤其在近年我国陆海统筹与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海洋功能区划在指导与管制海洋开发利用实践活动等方面的战略意义更趋突显。随着《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以及沿海省市县各级《海洋功能区划》相继颁布，我国海洋功能区划体系日益完善，有效地保障了海洋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却日益突显，作为协调各种用海方式的基础性制度，海洋功能区划本应在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统筹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实际上，近年研究却发现，海洋功能区普遍面临生态环境问题。不少研究针对特定地区或特定海洋功能区展开，对山东、江苏、等的研究发现，以往设立的海洋功能区划潜藏生态风险，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使海洋生态容量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严重下降，不仅无法满足原本的功能需求，其长期影响甚至在功能区划调整后也难以根除。对长江口、珠江口、渤海湾等的观察也发现，尽管港口航运、海水养殖、滩涂围垦等大部分资源开发性的功能区通常可达到海洋环境质量标准，但海洋保护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与要求相距甚远。海洋功能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大量体现在区域层面的研究中，全国沿海地区的综合评价结果同样令人担忧，对全国海洋功能区划的实施状况进行评价发现，在海洋功能区划推进下，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恶化趋势并未有效缓解。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相关研究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我国海洋功能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但囿于大部分研究或是聚焦较小空间尺度的实证分析，或是基于较大空间尺度的定性讨论，对全国范围海洋功能区与海域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展开。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具有典型性的11类国家级海洋功能区，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分析110个国家级海洋功能区与海域生态环境的空间关联，探讨导致海洋功能区划陷入生态环境难局的主要症结，进而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

2海洋功能区划与海域生态环境的空间关联

海洋功能区对不同类型功能区的海域生态环境进行严格限定，特定的海洋功能区必须满足相应的生态环境要求，因而海洋功能区与海域生态环境的空间关联分析至关重要。自2002年起，国家海洋局历年的《中国海洋环境公报》均高度关注“海洋功能区”的生态环境状况，成为本研究的重要支撑，文中采用的海洋功能区数据、海域生态环境指标等均来源于2013年《中国海洋环境公报》，在此基础上，将海洋功能区与海域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尽管在全国尺度和大比例尺下，图像配准和投点可能存在一定误差，但并不影响本研究的基本判断。通过叠加比对发现，我国国家级海洋功能区与海域生态环境之间的空间关联主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海洋功能区大量分布于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的海域。由于我国沿海地区用海活动高度集聚于近海，因而海洋功能区划主要在近海展开，大部分国家级海洋功能区分布于毗邻陆地的近海地区，而近海恰恰是我国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最为严重的海域。受此影响，不少海洋功能区与海域生态环境污染区域空间重合，某种程度上，较差的海域生态环境基底严重影响海洋功能区的正常运转。第二，以开发为主导的海洋功能区海域环境达标情况相对较好。海洋公园、滨海旅游度假区、海洋牧场示范区、集中集约用海区，以及因缺少相关标准而无法测算的海洋倾倒区、海洋石油探矿区域等是达标情况相对较好的海洋功能区，其共性特点就是以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为主要功能。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该类区块的功能实现往往对生态环境质量有一定要求，因而在功能区划定时就以一定的生态环境质量为前提。第三，以保护为主导的海洋功能区海域环境超标情况较为严重。海洋特别保护区超标最多。例如，80%的国家级海洋保护区超标，尽管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功能在于协调海洋开发与生态保护，但当前海洋特别保护区的规划和设立中，地方政府仍然更倾向于特别保护区的开发功能，加剧生态环境影响。又如，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超标程度也达到65%，而这一功能区直接关系到人类食用水产的安全，在日后海洋功能区管理中应引起重视。当然，保护性的海洋共更趋超标情况严重的可能原因之一是出于引导、规制的作用，其标准大多较为严格，不过，如此高的超标比重必须高度警惕。综上，空间关联分析表明，我国海洋功能区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容小觑，应当引起广泛重视，对海洋功能区划进行优化调适，为此，必须进一步对导致问题的主要诱因加以剖析，这也构成本文进一步研究的主要内容。

3海洋功能区划生态环境难局的双重维度

空间分析直观展现了我国海洋功能区不容乐观的生态环境质量，对其中关键因素的分析将主要从空间与体制这两个密切相关的维度展开。

3.1空间维度：毗邻功能区相互掣肘

不同类型的海洋功能区在空间布局上却彼此交错叠合，但其功能取向却可能极具差异。一般说来，相近功能取向的海洋功能区，彼此功能冲突相对较少。例如，不少海洋自然保护区包含有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可以对生态环境和水产种质进行共同保护；又如，许多滨海旅游度假区往往又是风景名胜区，既起到风景保护功能又起到旅游开发功能，一些地方更将两功能区的管委会合署办公从而发挥集合作用；再如，不少国家海洋牧场示范区中又设有多个渔业增殖区，两者的功能取向都是为了鱼类增殖，因而可以共存。然而，倘若不同功能取向的海洋功能区空间叠合或毗邻，就有可能产生冲突，甚至加剧海洋功能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海洋倾倒区与其他海洋功能区的冲突较为典型。海洋倾倒区的功能在于协助管理倾倒疏浚物，而疏浚物本身就具有污染性，所以倾倒区应选址在水体交换活跃区，具有较强的自净能力和较大的环境容量。尤其重要的是，海洋倾倒区必须与海洋保护区等保护性的海洋功能区设置一定距离，后者对海洋生态环境特别是水质的要求极高。例如，对烟台市的海洋倾倒区研究发现，倾倒区与海洋功能区相距必须在2km以上，倾倒物才不会进入芝罘湾的海水养殖区、港区及海滨休养区沿岸和养马岛附近等[7]。如果海洋倾倒区与海洋保护区的距离过近，则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例如，珠江口原本设立有海洋倾倒区，伴随着港口海运等的迅速发展，倾倒物和疏浚量不断增多甚至存在乱倾倒现象，对海洋生态环境产生较大压力，特别是淇澳岛东南倾倒区与珠江口中华白海豚保护区相叠合，疏浚物增加海水浊度、影响白海豚种群的正常繁衍，最终该海洋倾倒区于2005年封闭。不仅如此，在一些海洋功能区密集交错的地区，功能区间潜在的空间冲突也应引起重视。山东省正是典型区域，沿海岸带分布的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特别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海洋保护区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占有较大比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规划（2011）》指出“重点打造海州湾北部、董家口、丁字湾、前岛、龙口湾、莱州湾东南岸、潍坊滨海、东营城东海域、滨州海域九个集中集约用海片区”，这些集中集约用海区大多邻近海洋特别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海洋牧场等，尽管努力改变以往较为粗放的用海方式，但仍有可能对其他功能区潜藏生态环境影响。例如，规划指导下首个获批的烟台龙口湾港高端制造业聚集区，是全国获批的最大人工岛群项目，规划填海面积35.2km2，拟建造6个人工岛和1个突堤式人工岛，如此庞大的集中围垦和填海工程是否会对相邻的龙口黄水河口海洋生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等带来影响，必须在长时间的海洋监测加以关注。

3.2体制维度：功能区管理尺度错位

海洋功能区分属沿岸区县级政区的不同专业部门管理，但大多数海洋功能区的管理都并非某地某业能够独立承担的，因而近年为化解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体制摩擦问题，不少地方积极探索管理协调委员会、联席会议、联合执法等协调机制。然而，在协同能力方面，有的联席会议每年只会晤一次，缺乏长效机制甚至避重就轻；在执行能力方面，国家和地方众多相关法规条例相继出台，但滨海开发的利益驱动牵制了执法动力，有的城市虽然严格推行联合执法，却面临执法人员素质、执法装备、执法效率、执法方式等问题；在创新能力方面，相关技术创新的原始性、集成性及产业化程度较低，难以适应当前海洋功能区生态修复、整治、保护等的新变化与新要求，等等。与此同时，以往沿海城市的滨海地区大多是乡村和农场，社会诉求相对单一，近年人口与产业等不断向海集中，社会构成趋于复杂，随着海洋功能区划的确立，如何协调海洋产业、生态环保等与沿海社会治理间的关系问题突显。遗憾的是，目前不少地方重产业发展轻社会管理、重工程项目轻公共服务，难以回应日益多样的社会诉求。加之城市向海蔓延挤压滨海农民、渔民的发展空间，出现大量失地农民和失海渔民的就业问题。不仅如此，在海洋功能区规制作用以及近海生态恶化影响下，一些渔民远赴他国管辖海域捕捞，甚至导致国际纠纷。显然，上述问题不断累积，势必加剧海洋功能区划的生态环境风险，极有可能成为海洋强国战略的“生态羁绊”，优化海洋功能区的生态环境效应，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4破解海洋功能区生态环境难局的策略建议

4.1促进海洋功能区划与城市规划等的衔接

沿海城市是海洋功能区编制的基本主体，海洋功能区划应努力实现三方面转变：首先，从重经济总量向重生态容量的转变，确立“反规划”理念，以海洋环境容量与陆域生态承载为双重约束，规范滨海新城、新区、开发区的开发强度，促进海岸带及近海资源的集中集约利用；其次，从重陆域协调到重陆海协调的转变，加强沿海城乡规划、海岛规划、海洋经济规划和海洋功能区划等的相互衔接与协调；再次，从重土地潜力到重综合潜力的转变，尤其是海洋功能区集中设置的深水岸线、海洋旅游、生态环保等多方面的潜力。

4.2强化海洋功能区的规范引导与协同治理

规范引导与协同治理是优化海洋功能区划的重要支撑，一是从技术创新到集成创新，在不同功能区治理关键技术攻关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管理、政策等集成创新等；二是从专项示范到综合示范，目前已有海洋功能区的水环境监测、综合管理等专项示范，但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要求加快建立综合示范点，示范产业方式、社会管理、考核指标、灾害应急等多方面内容；三是从项目主导到标准引导，项目主导注重海洋功能区管理的当地特色但推广价值有限，要在示范项目基础上，加快研制“海洋功能区划的标准和技术导则”并进一步推广，保证功能区管理的过程优化和质量控制；四是从部门规范到公民规范，将规范引导进一步落实到公民自身行为，有的国家颁布《海岸带公民指南》取得了很好效果，为此，要加强海洋功能区划的宣传教育与科学普及，增强公众的海洋生态文明意识。

4.3加强海洋功能区的法规与制度体系建设

篇10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必须将分承包方纳入项目质量管理体系中，项目组的质量管理体系组织结构直接深入分、承包方队伍。项目组对分包队伍负责的分项施工过程要作为施工过程控制的重点监控点，涉及到特殊、关键过程的施工应严格按照特殊、关键过程的相关程序、工艺要求进行控制，坚持执行技术交底制度，对施工过程存在的质量问题及隐患及时提出问题、制定纠正、预防措施并严格落实。项目组应当要求分承包方设专人（质量监督）对过程进行质量监督，同时应针对质量控制采取的控制方法和措施进行验证，定期向项目组质量管理人员汇报阶段性的工作成果。这样，检查制定纠正、预防措施实施验证再检查再制定纠正、预防措施再实施再验证，形成良性循环，使项目施工质量呈螺旋上升趋势[2]。

2管理思路

根据项目中分包质量管理中易出现的问题以及结合在本人参与过的多个项目的质量管理工作的经验，对分承包方的质量管理过程总结出以下管理思路：

2.1要强化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意识

正确看待传统管理和新管理体系的差异，从工作上正确处理习惯做法和新体系要求之间的矛盾，不能把质量管理体系运行作为负担，而要把质量管理体系融入日常工作中。

2.2充分发挥基层领导的作用

项目组从项目发展要求出发，高度重视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质量管理制度的制定与完善，但体系的建立和制度的执行需要基层领导（尤其是施工现场的直接管理人员）带领作业人员来实施。

2.3加强信息的沟通

公司要提供在册分包队伍施工能力的信息平台，强调对经验的总结和交流，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及时掌握分包队伍的施工情况。

2.4培训工作应贯穿于对分包队伍管理的全过程

培训不拘形式可以集中培训，也可以现场演练，培训内容可以根据施工内容具体而定，不论采取何种形式，任何内容的培训，都要讲究实效，注重工作能力的考核与评价。不能只重视管理层的培训，不重视一线操作工人的培训；只重视对标准的学习，忽视对岗位技能的培训。

2.5强调对分包队伍记录的管理

项目组应及时的把握分包队伍对记录的收集和“写我所做，做我所写”，是质量管理体系的基本要求，它是对分包队伍进行了质量管理活动的重要佐证。同时，应要求分包单位建立过程三检制度，实行并坚持自检、互检、交接检制度。关键工程以及有较大的质量风险的作业在开展前，要组织项目技术负责人、质量检查员、班组长作质量风险分析并在工程中进行跟踪检查，并做出较详细的文字记录。

2.6强调施工过程中的监督考核力度

监督考核制度不单是质量管理体系上的自我完善体制，更重要的是一种强制管理措施，这是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必要手段。要做好考核工作，首先要指定切实可行的考核标准，考核标准要细化，使考核工作做到有理、有据。考核要坚持公正、客观的原则，根据考核结果进行相应的奖罚，鼓励先进，处罚违规，也是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有力保证。另外对考核结果的兑现是下一次考核的起点，在下一阶段的质量管理工作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海洋工程项目中对分包商进行监督评估表如表2所示。

2.7建立质量否决制度

对不合格品必须进行返工。不合格品流入下道工序，要追究基层管理人员的责任，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分承包方项目经理的责任；有关责任人员要针对出现不合格品的原因采取必要的纠正和预防措施，在纠正和预防措施没有落实的情况下，不应对不合格品放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