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保护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环境保护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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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森林分类经营与林业可持续发展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的战略问题。我国林业部门也根据这一战略分别制定了国家及各省区的21世纪林业行动计划。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与林业分类经营有密切的联系。林地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林业可持续发展不可能通过无限制扩大经营范围来实现，只有通过对林地资源充分有效的利用，提高林地生产力水平才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向。

1.2林业分类经营

实现林业分类经营，基本指导思想是根据森林主体功能的发挥来经营森林。商品林追求的是投资的经济效果，其经营行为完全是一种商品生产行为。商品生产行为主要受市场经济规律约束。因此，对于商品林经营不宜采取太多行政手段去管理，也不宜采用严格的计划去控制，而应由企业根据市场做出选择。生态公益林则以森林生态公益功能的发挥为主要经营目的，而生态公益功能则不可能直接体现为经营者的经济效益。因此，必须通过宏观调控，以总体功能最佳为指导，协调经营行为，理顺经营与受益、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才能保证其经营走上良性发展道路。林业分类经营其实质是林业经营的集约化与细分化。通过分类经营，可使经营对象整体功能发挥最佳，实现高效经营，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这即有利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协调社会经济的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等都是十分必要的。

2加强森林病虫害的防治

2.1提高生态认识，加强管理

（1）一是从加速生态建设和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加强森林病虫害防治是保护森林资源，促进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环节。

（2）二是从减轻危害损失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认识。森林病虫害的严重发生，直接制约着森林资源的发展，抓好森林病虫害防治，不仅可以大大降低损失，保护森林资源，而且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3）三是从实现新世纪林业跨越式发展的高度认识。森林病虫害防治对加快造林绿化步伐，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森林资源质量，促进产业发展，担负着支撑保障任务，实现林业跨越式发展必须加强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

2.2加强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

预测预报是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要基础。林业部门应该坚持把病虫害的调查监测工作放在首位，对辖区内的全部森林资源进行病虫害调查监测，要以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森林病虫害动态作为基本目标，确定专人、固定地块、明确对象、指定方法、定时调查，做到及时发现、及时除治，坚决避免平时不调查，等到发现已是严重危害的局面。从发展看，全国要以国家级中心测报点为龙头，以省、市重点测报点为骨干，以县级测报点为基础，尽快建立起一个覆盖全国的、健全的预测预报网络体系。不仅要能够及时掌握全国森林病虫害发生情况、发展动态，进行区域性短期预报或预警，而且能够结合林木资源状况、气候气象条件等相关资料，为国家林业主管部门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要通过对主要森林病虫害的一般调查和系统观测，不断积累基础资料，建立起数据库，用高新技术和监测信息处理系统开展监测与预报工作。当前，体系建设的重点是国家级中心测报点、省市重点测报点的仪器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手段的提高和管理制度的健全，要达到仪器设备现代化、技术先进、管理科学规范，使监测和测报能力能够适应防治工作的需要。【摘要】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日趋剧烈。与此同时，森林的生态环境调节功能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林业不但是一个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同时也是生态公益功能生产部门。林业生态公益功能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宣传上，还要做到针对森林的公益功能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

3.1尽快完成森林分类区划

由国家林业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森林分类区划标准与方法，各地按照区划标准与方法尽快完成森林分类区划工作，在将森林资源区划为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基础上，将公益林进一步区划为国家重点公益林和地方重点公益林，将商品林进一步区划为天然商品林和人工用材林。

3.2根据森林分类区划制定不同的限额采伐措施

对于重点公益林特别是国家重点公益林，实行禁伐，严格保护，只能进行抚育性采伐或者改造性采伐；对于天然商品林实行限伐措施，确保人工商品林的采伐额度。对天然商品林和人工商品林分别编制采伐限额并执行。

3.3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建立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纳入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对公益林分别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给予相应的补贴；对集体及私人业主营造的林木被区划为公益林的，由国家收购，不愿意被区划为公益林的，当地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与集体或私人业主签订禁伐、限伐协议并给予相应的补偿；对于私人业主营造的商品林，其不愿意继续经营又不能转让给他人的，也应当由国家予以收购并给予一定的补偿；逐步建立生态公益林补偿金缴纳制度，要求生态公益林使用者、直接受益于生态公益林的供水、风景旅游、林地矿产开采、征占用生态公益林林地等经营单位或个人缴纳生态公益林补偿金。

3.4加强采伐限额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

应当加强对公益林、天然商品林在伐区调查设计、伐后验收、采伐更新等各个环节的监督检查。其次，虽然对人工商品林的采伐限额予以放宽，主要由经营者按照森林经营方案确定，但是，人工商品林的采伐同样事关生态环境和水土保持，因此，经营者应当严格按照森林经营方案的内容实施，林业主管部门则应当加强对森林经营方案实施的监督检查。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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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原沙化的深层原因是人类在利益的趋使下对草原资源实施了过度的利用

早在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就出版了《山羊》一书，该书针对委内瑞拉部分地区所存在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坏问题，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为山羊“澄清了事实”，并反复强调指出，山羊作为地球上的最优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态恶化的元凶。我国宁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副站长、高级畜牧师龚伟宏同志也从生物学的角度较全面地透视了山羊和绵羊的生活习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绵羊那样有较深的二裂唇，不能紧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叶，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仅为14．6％，而绵羊则高达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饲，适应性和生活力比绵羊及牛群更强，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动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悬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荆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为砍伐的林区、挖垦过的草原和其他动物掠食过的退化草地上，继续生存并为人类提供优质产品”。实际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众多可贵的特点，加之人类的趋利行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们忽视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开垦者和破坏者，进而产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坏草原生态”等片面看法。

诚然，山羊确有喜食幼树嫩枝的特点，对幼树林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人类管理不当或管理失控的条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会破坏幼树的生长、妨碍草地的恢复。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所存在的人为开荒种地、挖甘草、挖黄鼠、抓发菜和铲草皮以及对绿洲周边天然植被的人为破坏，无不“有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认为，将山羊视为我国草原沙化的根源，实在是一种“歪理邪说”；而对山羊实施“制裁”或者说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局限在消灭山羊的数量方面，无疑是让没有思维能力、没有环保意识、不懂政策的山羊充当了人类趋利行为的“替罪羊”。

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草原虽然从上讲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些草原实际上已成为该地区每一个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费利用的“公共资源”。在学上，所谓“公共资源”是指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资源：一是这些资源不为哪一个个人或组织所拥有；二是成员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些资源。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共有资源具备了“竞争性”的特点但同时却不具备“排他性”的特征。所谓“竞争性”是指在提供给羊群生长的草原面积为既定时，当一个牧民所放养的羊群数量增加时，那么留给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积就自然减少。“竞争性”特征“迫使”每个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养羊只数。所谓不具备“排他性”（或简称为“非排他性”）是指几乎不可能对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费用，或者说很难用收费的办法来阻止人们过度放牧。

早在18世纪初，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家和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便认识到在人们完全从“私人动机”出发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资源时，公共资源将倾向于被过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费；并且过度利用还会达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无法得到多少实际好处的程度。公共资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剧”，直接原因在于，每个可以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面临着一道类似于“囚犯难题”那样的困境：当总体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资源的可能性时，自己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时，则自己的利益将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时，自己若不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则自己显然“吃亏”，而自己也不失时机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就会“避免损失”。最终后果是每一个能够利用公共资源的人都将会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资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养羊时为止，即出现“纳什均衡”。

运用一个简单的数量模型可以证明上述推论。设某牧区有X户牧民（下文令X＝3），由于草地面积一定，则该草地上可养羊的最佳数量就为一个确定的数字（这一最佳量将在下文给予推导），如果羊的数量过多，养羊者所养的每只羊的收益将会因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数学语言来说即单位羊的收益是养羊数量的减函数。若用R代表一只羊的产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户牧民的总养羊量，q1、q2、q3分别代表三户牧民的个别养羊量，则有：R＝f（Q）＝f（q1＋q2＋q3）。再设一只羊的具体收益函数形式是：R＝100－Q；单位羊的成本函数是：C＝4元；三户牧民的养羊利润分别用P1、P2、P3表示，则由于“利润＝总收益－总成本”，所以，每户牧民的利润函数便分别为：

P1＝q1•R－q1•C＝q1•［100－（q1＋q2＋q3］－4•q1

P2＝q2•R－q2•C＝q2•［100－（q1＋q2＋q3］－4•q2

P3＝q3•R－q3•C＝q3•［100－（q1＋q2＋q3］－4•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户牧民各自对另两户牧民养羊数量的反应函数，这即：

q1＝48－0．5（q2＋q3）；q2＝48－0．5（q1＋q3）；q3＝48－0．5（q1＋q2）

三个反应函数的交点（设分别为q1＊、q2＊、q3＊）即纳什均衡。将q1＊、q2＊、q3＊代入上述反应函数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润函数则可求得三户牧民的均衡利润：P1＊＝P2＊＝P3＊＝576（元）

这表明，当不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每户牧民都从自身利益极大化这一目标出发，那么每户的均衡养羊只数将是24只，均衡利润量是576元。三户牧民的总养羊只数和总利润量则分别为72只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条件（即单位羊的收益函数与成本函数等）不变时，我们放弃该草原为三户牧民所共同拥有的假定，而设其为一户牧民所拥有（或存在一个集体协调机制），且设该草原的养羊总只数为Q，则显然有：总利润函数P＝Q•R－Q•C＝Q（100－Q）－4Q＝96Q－Q2

设：使总利润极大的最佳养羊数为Q＊，那么该最佳养羊量必会使总利润函数的导数为0，即：96－2Q＊＝0，解得Q＊＝48（只），代入总利润函数得：P＊＝2304（元）。

比较两种情况不难发现：既定的草原面积下，三户牧民出于各自利益考虑而独立决定的养羊总量（72只）是大于一户牧民（或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所决策的养羊量（48只）的。而实际上，存在集体协调机制时或一户牧民所决策的养羊量显然是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众所周知，草原本来能够承载的最佳养羊总量的突破（即草原的过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草地资源得不到有效恢复，直至出现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问题，从而最终造成草原的实际可能载畜量下降、牧民养羊收益减少。

我国的有关资料充分证实了上述与数量推导。例如，我国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积已达213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7．2％，更为严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现在仍以每年29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至于青海省，退化的草场面积也达到1173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32．3％；沙化草地193万公顷；草原植被消亡、土地的黑土滩面积已达333万公顷。宁夏则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产草量和载畜量已经严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顷（22．35亩）的草地才能承载一只牲畜。二、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比较

针对我国西部草原地区的过度放牧现象，一些学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道路：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或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0年参观江苏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其山区人口较19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19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三、牧区人口转移或城市化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推进

人口迁移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下进行：一是在政府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移民”。二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落后地区的农牧民向发达地区或城市流动。

从我国实践来看，政府组织的“移民”具体包括两种移法，（1）政府象转移三峡库区移民那样转移西部牧区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组织农牧民）建立小城镇来实现农牧业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很显然，由政府出面组织象三峡移民那样的西部人口大转移是不切实际的或难以进行的；至于政府通过行政规划的方式来“小城镇”进而实现人口的转移，虽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实际执行效果却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镇建设与繁荣的前提是化的发展，没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必然会陷入“有城无市”或城镇“人气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已进入小城镇的农民又返回的现象明显表明，进入“人为造就出来的小城镇”的农民若不能享受到工业化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舒适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实际收益或好处”，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镇生活的。鉴于此，我们认为，实现我国西部地区农牧民的“空间转移”应主要市场机制来进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当然，让市场机制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迁移上的完全“不作为”，以市场的力量来转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等上应该贯彻执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具体说来，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应该放在动员或组织农牧民“建造小城镇”上，而应该放在改革农牧民进“城”所客观存在的“门槛”限制问题上（如消除户籍管制等）。

不过，消除过高的进城门槛、让农牧民自主选择迁移方向或目标，会使一些人产生不安与顾虑，其中，最大的担忧是农牧民将因此大量涌向城市，从而造成城市的拥挤、就业的紧张、社会治安的混乱、城市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所谓的“城市病”问题。诚然，农牧民进城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上述诸多“城市病”，但是我们认为，不允许农牧民进城所导致的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均衡发展（或城市化滞后）所引起的种种“农村病”问题则更为严重。笔者在“慎对广义小城镇”和“不允许农民进城的负效应不容忽视”等文中，将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不允许农民进入“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农村病”问题归纳为五大方面，这五个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动下加速进行的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镇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破坏问题极为严重；（3）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仅依赖小城镇的发展而没有现代城市供给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既不可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规模效应或聚集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与体现；（4）小城镇建设在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上没有明显的效果；（5）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模式，对于农民改变其传统的行为方式、实现其个人角色转换乃至个人现代化等是极其不利的。

其实，农民进城后所可能造成的“城市病”问题，从根本上讲只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城市政府：第一，切实通过深化自身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来提高政府的运营效率；第二，将工作重心由现在的“管理国有”转移到“管理城市”方面来，那么，所谓的“城市病”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众多人口超百万的现代化大都市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有效管理下，不是都没有出现灾难性后果吗？甚至连规模不经济现象也没有出现；而我国的一些特大城市不是也没有出现规模负效应问题吗？王小鲁、夏小林对城市的规模收益与外部成本的计量模型表明，城市的经济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明显上升，在150万－200万人之间，城市的净收益规模达到最大。因此，以为降低农牧民进入中小城市的门槛后就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城市病”和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是没有依据的。（至于一些发展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病问题，我们认为，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说严重与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人口进城限制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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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石

社会资本是区别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的一种资本形式,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对社会资本给出的定义各不相同,可谓仁者见仁,作者见智。比较公认的是布迪厄、科尔曼以及布坎南的定义。由于农村社区是一个社会组织,本文采用的是布坎南的定义,即从社会组织角度加以阐释的定义。在《让民主有效运转》一书中,布坎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其中包含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它们能够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张文宏,2003)。运用布坎南的定义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能够起到基石的作用。

(一)社会资本可以打破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囚徒困境”

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最大难题主要在“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拓扑论中的范例,用来说明信息不完全条件下放弃通过合作实现最优目标的现象。两个囚徒被分开审讯,选择不认罪是二者的最优选择,每人将得到最轻的惩罚。但由于彼此缺乏信息,加之不信任心理,每人都选择了自己认为的最优选择:认罪,结果放弃了整体最优选择,每个人得到了较重的惩罚。“囚徒困境”常用来解释公共地的生态环境问题,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而社会资本是打破“囚徒困境”,促使人们合作的有效工具。首先,信任是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合作的纽带,“相信你能遵守规则,我也就会遵守规则”,是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人们的普遍心理,而这其中的基础就是信任,缺乏信任,人们之间的合作不是不可能,就是成本很高。其次,规范制约着人们之间的行为,使人们的行为向着有利于社区长远利益的方向演进。尽管社区的规范大都不像国家法律法规那样正式性,但正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范代代相传,沉淀到成员的心理,内化为社区成员的自觉行为。再次,农村社区联系人们的纽带是血缘以及地缘,社区人际网络重叠率很高,人际网络具有全面性与实名性特点,不像城市社会中那样片面性与匿名性,人们之间易于合作,这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是有利的。

(二)社会资本可以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

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社会资本可以促使人们遵守相关规则。市场机制在这方面就存在缺陷。在我国当前,不少污染企业都和政府管理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白天冒白烟,黑天冒黑烟”的情况比比皆是。主要原因就是被发现概率低以及违规成本低,遵守规则的激励不足。与市场机制相比,农村社区中由于饱含社会资本,在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在农村社区中,人们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互动频繁本身就是一种监督。很多情况下,监督只是一种“顺便”的事情,就像奥斯特罗姆所引案例那样,在旱年取水,每人分配一定比例的水,当一人在取水时,下一个人就在他后面排队,多取水马上就会被发现,这是工作自身的需要,同时也意味着监督,并且成本极低,而违规被发现的概率极高,促使人们遵守规则(奥斯特罗姆,2000)。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资本牵涉其中,违规成本是很重的。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违规者所受到的惩罚很少涉及法律与物质利益层面,大多涉及道德与精神层面,这种成本看起来似乎很轻,实则不然。因为在乡土社会,信用与声望等是“社会货币”,失去了信用与声望,也就失去了社会资源,同时也意味着经济利益受损。在互动性强的乡土社会,违规的成本无疑是巨大的,这也能够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

(三)社会资本可以解决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利益冲突

生态环境问题表象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本质特征不在人与自然之间,而在人与人之间,是人与人之间针对自然环境的利益博弈问题。人与人之间关于自然环境利用、分配以及成本摊派等的博弈构成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主旋律。在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中,冲突与摩擦无处不在,由此需付出巨大的摩擦成本与磨合成本。而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解决人们在资源环境利用中的利益冲突,降低摩擦成本。与政府管理相比,社会资本体现为身份承诺、信任、关系等非正式调控手段,依赖情感、默契、理解等维系关系。在小规模群体中,依赖社会资本调节,要比依赖正式手段的政府管理更有效率、更人性化与更有灵活性,同时能够减少摩擦成本,协调冲突。

(四)社会资本可以抵御外来污染转嫁

当前在我国农村社区,生态环境问题大部分是外界社会诱发与转嫁的。这里面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农村社区在外来经济诱惑的情况下,急于发展经济,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碧水青山。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城乡之间生态不平等,社区遭受外界污染转移之苦。无论哪种情况,破解的关键都在于社会资本。在第一种情况中,由于社区资源环境是社区所有人共同的“命根子”,而且子孙后代的福利都与此息息相关,同时由于信任、规范以及网络机制的存在,使社区成员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成为可能。这使得不少社区能够抵制市场机制的诱惑,保护好自己的生态环境。我国不少农村社区面临市场经济的冲击,仍然保护好了自身的生态环境,机理正源于此,反之则亦然。在第二种情况中,由于共同的利益,以及固有的信任格局,使社区成员面临外界污染转嫁时保持高度的一致,一呼百应,予以反抗,极少出现机会主义“搭便车”行为。在我国一些农村社区集体反抗外界污染的环境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奥尔森“集体行动的困境”,在这里没有发生。

二、社会资本流失: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社会资本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资本能否恒久甚至增值,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群体的规模。群体规模太大,人们之间就形成了匿名性,匿名性使信任丧失,使规范失效,同时也难以保持良好的人际网络,社会资本也就难以形成与维持。反之,群体规模适中,人们之间保持很强的互动性,有利于社会资本恒久甚至增值。关于这一点,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给出了极好的阐释。他认为,“除

非一个集团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者集团的利益”(奥尔森,2004)。二是历史沿革。一个群体能否形成良好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能否增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上形成的路径依赖。由于社会资本需要时间浸润,一个社区在历史上社会资本生成的状况,对以后社会资本的走势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三是人员固定性。信任、规范以及网络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生成,这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社区人员相对固定。人口流动过于频繁,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就会失去载体,社会资本将大打折扣。四是社会结构状况。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传统农村社区中人口相对同质,导致社会资本雄厚。

从以上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增值需要一定的条件,传统农村社区存在着良好的社会资本,与以上条件关系很大。但是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市场、政府力量等向社区的渗透,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正面临流失的危险。仍从以上四个条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下趋势。其一,农村社区群体的规模正日益增大。传统的社区是自然村,当前农村社区是行政村,甚至一些农村社区已经演变成“超级村庄”,社区群体规模的增大,对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积累构成一定的威胁。其二,社区历史沿革的影响日见微弱。随着国家政权向社区的渗透,冲击了社区历史沿革的传承性,尤其建国后的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如、等,对社区历史沿革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而现代教育造成农村社区中“代沟”的增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割裂了社区历史沿革的延续,影响了社会资本的积累。其三,人员流动性加快。目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不少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尤其在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在一个缺乏人员稳定的社区中,居民对社区公共资源的贴现率是非常高的。“我遵守规则,别人不遵守规则,等于我替别人作了牺牲”,信任机制在这里将大打折扣,而且外来人口不一定认同社区生成的规则,规范开始失效,人际网络也随着人员的变动而松动,社会资本易于丧失。其四,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村社区社会分化,出现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传统农村社区人们有着利益一致性,这是建立在人口相对同质性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带来了利益需求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削弱了人们对社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人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都会受到影响。

我国目前农村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与社区社会资本的流失关系很大。这从以下两种情况可以反映出来。一种情况是社区的生态公共地遭到破坏。由于社会资本的流失,人们对生态公共地的心理预期变差,公共资源的贴现率变高,个体争先恐后的透支公共资源,“如果现在不用,等想用的时候,也许就没有了”,在这种心理预期下,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一个公共地悲剧被造出来,公共湖泊、公共山林、公共草场,都在演绎着这方面的悲剧。

另外一种情况是外来污染摧毁了社区的生态环境。在这里,社会资本流失的后果可以更清楚地体现出来:某些案例中,社区中一些“精英”通过出卖社区公共资源,从外界污染中获得大量实利。而为此付出的成本,却由社区全体成员买单,成本与收益被严重割裂。如果社会资本雄厚,人与人之间充满信任,社区有着严格的公共地资源使用规范,这方面的悲剧本应当可以避免。另外一些案例中,在面临着外来污染威胁之时,社区没有运用社会资本,进行抗争。尽管抗争不总是有效的,但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在这里,我们运用科塞的冲突理论,可以解释社会资本在抵制外来污染转嫁中的作用——当一个群体面临与外群体冲突中,该群体如果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已经构建起维护自己结构的核心价值并取得全体成员的认同,群体整合的较好,就有可能动用更多的资源;反之,在外部威胁的情况下,群体要么反映冷漠,要么加快分歧,要么走向解体。

三、社会资本的重构与再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传统农村社区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起着重要作用。在历史上,许多农村社区利用社会资本进行“自组织”,较好地保护了社区的生态环境。社会资本的运用,是农村生态环境得以合理保护的关键。但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因素影响,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中有日益流失的危险。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所囿,目前就我国大多农村社区而言,我们难以复制传统的社会资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利用社会资本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处于传统农村社区与现代农村社区的过渡阶段,社会资本的流失只是一种暂时现象,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可以得到重构与再生(当然在一些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并没有失去),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起到重要作用。这种重构与再生,沿袭的是一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结合的路径。我们详细解读与缕析其中的路径,大体归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价值理性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雄厚。第二阶段是过渡农村社区阶段,价值理性丧失、工具理性尚未成为人们合作的纽带,特征是社会资本衰弱。第三阶段是现代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重构。第四阶段是未来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得以积累并日益雄厚。

现代农村社区社会资本重构的起点是工具理性,即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中,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理性选择的。也就是自私的理性人,为了私利得以实现,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中选择了合作,因为合作要比不合作有利,这是基于理性的判断。基于工具理性的合作是有可能的,即使在“囚徒困境”模式中,人们之间的合作也要比不合作有利。自私的理性人之间,只要满足一些条件,也完全可以打破“囚徒困境”。奥斯特罗姆将这些条件归纳为八点。一是清晰界定边界;二是占用和供应规则和当地条件保持一致;三是集体选择的安排;四是监督;五是分级制裁;六是冲突解决机制;七是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八是分权制企业。而阿科瑟尔罗德以及沃塔纳波等人以计算机模拟环境“博弈”,其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自私的理性人之间也可以合作。在重复进行的无数次“博弈”中,首先违规不合作的人总是被淘汰,“一报还一报”(你不合作,我也不合作;你合作,我就合作)的人获利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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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东北地区土地退化面积不断扩大，以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盐渍化为主，耕地大量减少，人地矛盾突出。东北地区的部分城市在生态环境方面呈现出“边建设，边破坏”的特征，甚至建设赶不上破坏。

1.部分区域生态环境退化难以遏止水生态平衡失调愈演愈烈，以江河断流，湖泊干涸，区域性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和湿地破坏最为典型，干旱地区绿洲和植被日趋萎缩，灾害日益频繁。由于过度砍伐，可供开采的森林资源濒临枯竭，森林的生态功能受到严重影响；耕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更是有增无减，部分城市已经饱和，甚至黑土资源都受到侵蚀。部分区域的生物多样性锐减，大量珍稀濒危动植物面临灭绝的危险。以黑龙江省大庆市为例，大庆市原来的湿地资源很丰富。由于油田的深度开发，范围不断向外延伸，大量的湿地被开发利用，许多湿地变成了泥浆地、排污池、废水排放池，土壤、植被及湿地水体的污染加剧，使得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种类和数量在逐渐减少，湿地萎缩，功能丧失。

2.区域性水污染严重水污染程度加剧会导致水体中和周围地区动植物大量死亡，使水域生态物种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进一步降低水环境容量。水污染也直接减少了可供人类使用的水资源数量，导致水质型缺少。有的地区河流严重污染，使流域附近居民陷入守着河流没水吃的窘境。2010到2012年三年间，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废水持续增加，增加量都在2000万吨以上，黑龙江省2011年比2010年增加了5792万吨，增幅为16.6%；辽宁省2011年比2010年更是增加了16387万吨，增幅为23.2%，虽然在2012年有所下降，相比2011年的增加量16387万吨而言，降幅较小。2012年，东北三省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为167663万吨，占全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7.6%。2012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大于100万吨的省份有10个，黑龙江省排在第3位；全国氨氮排放量大于10万吨的省份有11个，辽宁省排在第10位，同时在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石油类排放量上，排在第3位。

3.城市空气污染危害严重从总体上看，东北城市空气污染属煤烟型污染，以尘和酸雨污染危害最大，并呈发展趋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东北地区城市机动车保有量逐年上升，使得汽车尾气正在成为城市空气污染的新型“罪魁祸首”，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2013年底，哈尔滨市民用车辆比上年增加12.4万辆，总量达到142.2万辆，比上年增长9.5%。其中，汽车总数突破百万辆，达到100.5万辆，同比增加11.2万辆，增长12.6%。哈尔滨市整治大气污染压力最大，提出2017年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要在2012年基础上下降10%。目前，哈尔滨市建成区将不再审批除热电联产以外的火电、钢铁、建材、焦化、有色金属冶炼、石化、化工等高污染项目，现有的项目也要逐步向外转移。

4.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越积越多2012年，吉林省地级及以上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差距明显，一半城市的综合利用率在90%以上，吉林市和白山市却低于50%；辽宁省的鞍山、抚顺、本溪和丹东更是低于30%，超过90%的只有沈阳和大连；黑龙江省相对其他两个省份要好一些，只有双鸭山在50%以下，其他城市都在70%以上。除工业固体废物外，生活垃圾也是固体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东北城市垃圾产生量逐年增多，造成垃圾包围城市的严重局面。由于处置能力有限，很多城市并非是对垃圾进行处理，而是堆放垃圾。大量堆存的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水体和大气污染，这些废物经过雨雪淋溶，可溶成分会流入江河湖海，造成水体污染；或随水从地表向下渗透，向土壤迁移转化，富集有害物质，使堆场附近土质酸化、碱化、硬化，甚至发生重金属型污染。这些有毒物质在土壤中发生累积而被植物吸收，毒害农作物，威胁人们的食品安全。

二、东北城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东北城市的生态环保建设原则是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既要实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的整体和谐，又要实现社会文化生态、经济技术生态和自然环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努力建设城市的和谐。

1.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建立治理大气污染的长效机制要以增加城市绿地为主构筑城市景观，构建自然生态体系，突出城市特色。绿色植被能够很好地吸附灰尘，吸收有害气体，平衡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例，起到净化城市空气的作用。城市公园、街道两旁的树木、草坪都可以通过叶片来吸纳烟灰和粉尘。此外，修建屋顶花园不仅能够使建筑物减少紫外线辐射，增加建筑物使用寿命，同样能够起到治理大气污染的作用。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用地空间布局进行合理调整，对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密度进行调整，对城市交通格局进行调整。

2.调整产业结构，构建绿色经济体系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降低能源资源的消耗。要处理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使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同步进行。改变经济增长过度倚重第二产业的局面，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切实引导和限制那些能耗物耗高、污染重、产品附加值低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形成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分工格局；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全面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在区域层面上建立大循环模式，即工业园区层面的循环经济，把不同工厂连接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一个企业产生的废气、废热、废水、废渣在自身循环利用的同时，成为另一个企业的能源和原料。大力发展低碳经济，逐步由主要依靠化石燃料向主要依靠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转变。

3.注重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安全从水量、生态栖息地、水质恢复三方面构建水生态安全体系。不仅考虑环境水质标准的限值，更强调从维系水生态安全出发，保障水生态系统的健康需求。从水源地保护区，城市景观水区，水污染总量控制等方面进行建设。同时，水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要坚持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节流优先，治污为本，科学开源，综合利用，防洪抗旱并举，坚持涵养水源、节约用水与防止水污染相结合，市区污水处理厂加大运营力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城市的供排水、污水处理等设施建设，逐步解决城市公益设施的配套完善问题。

4.加强城市生态修复，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合理配置资源，禁止乱砍滥伐，不要为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最大限度地使物质、能源、信息得到高效利用，保持生态的良性循环，使其在相对平衡状态下持续发展。转变城市管理模式，由管理型向经营型转变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加强东北城市生态系统的功能建设，发展产业生态学，推行清洁生产，把相关的工业企业集中在工业生产园区，使物质和能量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厉行节约用水、用电，可以用自然能源的区域尽可能使用自然能，减少化石能源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增强自然能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重要生态功能区内要停止一切导致生态功能退化的开发活动和其他人为破坏活动，特别是城市建设和工业布局；严格控制区内人口增长，保护区内人口在承载力之内；改变生产经营方式，走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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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路交通，生态环境，环境保护

 

引言：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国公路交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单就新疆而言：目前全疆公路通车里程已达8.6万公里。

新疆公路交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公路建设对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同时又是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行业之一。科技论文，公路交通。。如此大规模的公路建设，必将会对给公路沿线地区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生活环境及景观环境带来影响，并产生一系列环境问题。公路工程环境保护是以“公路工程与环境”这对矛盾为对象，以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调节与控制其对立统一关系。随着公路交通事业发展，公路等级提高，人们对公路路域环境的要求也必须越来越高，公路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应是首要考虑问题。因此在公路建设项目各阶段都必须注意环境保护。

l、公路建设项目决策阶段环境保护设计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在决策阶段，必须严格把关，分析和预测公路建设对景观及周围环境的影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1.1公路工程项目建议书阶段

编制公路工程项目建议书，不但应提出公路建设的规模，主要控制点，公路等级等对项目进行概略的设计和估算。还要简要评价公路建设对该区域社会环境影响、生态环境影响、环境空气影响和环境噪音影响。

1.2公路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

编制公路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不但要对公路工程进行简要设计和估算，还要对该项目进行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论证项目建设的可行性；还必须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对该项目从环境方面作可行性研究，首先从环保角度出发评价公路选线的合理性，对路线方案的可行性，公路建设将可能对沿线环境产生那些不利的影响。其次提出必要的环保措施，使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减少到可接受的程度。第三预测项目环境影响程度和范围为公路沿线发展规划提出环境保护的依据。环境影响报告为建设项目工程设计中的环保工程设计、环境保护设计、’施工期和运营期的污染防治措施及环境管理提供依据。按国家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应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完成，它对公路工程项目具有一票否决作用。

2、公路工程项目设计阶段环境保护设计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确定后，在公路工程项目设计阶段，应把公路主体设计与环保工程设计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满足路线设计规范的条件下，调查路线线位和高程，注意沿线的地形、植被特征及原有土体的面层结构，尽量减少工程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在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中注意公路线形、立体交叉口形式及收费站、服务区的结构物与周围的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相融合，满足公路与环境相协调的要求。在公路工程项目设计阶段还必须根据批准的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对公路工程的环境保护进行设计。按照以防为主、治为辅、防治结合的设计原则，制定环保工程、绿化工程、景观保护利用方案，确定具体实施计划。公路工程建设设计文件必须包括环境保护篇章，根据项目所在区域社会环境、生态环境进行环境污染防治及景观与绿化设计，提出项目对环境不利影响的减缓、弥补和改造措施。科技论文，公路交通。。科技论文，公路交通。。

2.1社会环境影响

社会环境影响应考虑公路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和房屋拆迁的影响、基础设施的影响、资源利用的影响、景观环境的影响。公路社会环境保护设计应调查、收集公路沿线的土地资源、农田水利设施、建筑物、行政区划、人文景观等社会环境及其远景发展规划，并进行综合分析，公路社会环境保护设计应立足于对社会环境的发展和利用，使公路建设产生更多的社会效益。

2.2生态环境影响

公路生态环境影响包括野生植物与动物及栖息地的影响、水土流失的影响、农业土壤与农作物中铅含量的影响、水环境的影响。科技论文，公路交通。。公路生态环境保护设计包括公路中线两侧各200米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地、森林、草原、湿地和野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设计。公路在选线时应设法绕避生态环境中所列的保护对象。当公路工程项目对生态环境中保护对象产生干扰时，必须结合受保护对象的特性提出保护方案，将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的限度。

2.3环境污染防治

公路建设项目环境污染防治主要包括(1)噪音污染：公路运营交通噪音、施工作业噪音对声环境的影响；(2)烟尘污染：公路营运车辆的尾气、搅拌站的烟尘和施工扬尘对环境空气的污染；(3)水环境污染：公路服务区生活污水、路面径流、施工废水和工业废渣等对水环境的污染；(4)垃圾对环境污染：施工过程中的废弃物对景观的污染。在设计阶段对公路建设项目在施工和运营中可能对环境产生的污染，进行环境保护方案设计，提出预防措施。

公路项目的环境保护设计贯穿于项目主体工程设计的各个组成部分。从公路的路线设计、路基设计、桥涵设计、沿线设施设计直至路面设计都与环境保护或水土保持相关系；虽然公路各组成部分的设计已各成体系，有相应的设计规范，但公路工程项目设计必须满足《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3、公路工程运营、生产阶段环境保护

公路在营运期，其对环境的影响主要在于路基可能发生的崩塌、水毁、危险品运输可能发生的泄露，汽车营运产生的汽车尾气和噪音污染以及公路附属服务设施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和污水。因此，营运期的环境保护工作就是落实项目环境保护计划，进行检查监督环境保护设施运转情况和环境质量监测；完善环保设施及绿化设施，根据环境监测结果调整环境保护措施和实施方案。

以往有不少公路建设项目，在项目决策阶段没有重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在项目设计和施工中没有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对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对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近年来，国家重视公路的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出台了一系列相应措施，特别是“三同时”的制度，在一定程度对环境资源保护起到了作用。

例如为了开发我国最大的高山冷水湖泊赛里木湖旅游资源，2003年交通厅投资4366万元修筑环湖公路。为了将环湖公路建成环保路、生态路，在确定公路建设项目的同时，交通厅聘请了自治区环保咨询事务所对环湖公路项目进行总体环境评估，编制了环境评价报告；在项目设计阶段根据批准的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对公路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工程进行设计，制定环保工程、绿化工程设计及景观保护方案，使该项目设计文件不但符合公路设计规范，还符合了环保要求。在工程招标文件和工程施工合同中，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施工单位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重视环境保护并在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列入工程监理的制度和工作范畴，监理人员一手抓工程进度、质量，一手抓环境保护；将环境保护责任落实到每个合同段和班组及个人；在丁程即将结束时，施工单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施工现场进行恢复性的整平、清运、掩埋，对在施工中受到的草地播种草籽，恢复自然状态。科技论文，公路交通。。

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就要不断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公路建设必须注意环境保护。科技论文，公路交通。。公路建设者必须运用经济、法律、技术、行政、教育等手段，按照国家的环境政策和有关法律从事开发建设活动，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等制度去协调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三者的关系，使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发展，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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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虹．高速公路的绿化设计[J]．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24(2)：52—53．

[3]陈春责，张国强．环境心理学在高速公路绿地景观设计中应用的探讨[J]．华中建筑，2007，25(6)：119—120．

[4]张一奇，应君，蒋建松．人性化高速公路绿化景观设计初探[J]．安徽农业科学，2007，35(14)：4139—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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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曼河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的必要性

吐曼河蜿蜒曲折，水流缓慢，两岸多自然生长的植被，原生态环境良好，两岸分布着两阶级地及宽窄不等的漫滩，阶地陡峭，河床低洼。吐曼河由于受地理位置、地质结构、气候的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然污染严重，硫酸盐、总硬度、矿化度等天然水化学指标本底值较高，且随着流程的延长逐渐变大，到下游红旗水库时各项水化学指标已远远超过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已不能满足农业灌溉的要求

（一）从城市发展角度

喀什市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是新疆重要的旅游城市。1996年以来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达25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成为国民经济一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良好的城市形象对带动旅游业的开发和吸引更多的外资促进喀什市的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喀什地区本身的自然生态环境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而城市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更重。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加快，城市居民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城市绿化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最佳的手段，受到普遍的重视。吐曼河穿城而过，其生态环境的改善，将大大提高城市环境的质量，为喀什市城区建立良好的绿色生态环境空间创造条件，吐曼河沿岸历史文化景观丰富，两岸旅游业开发可为喀什的旅游业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二）从城市生态环境角度

吐曼河属泉水河，流经喀什城区长达20公里，在喀什市的发展过程中曾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成为喀什市的“母亲河”，是南疆少有的穿城河之一。随着喀什市城市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吐曼河遭到很大程度的污染，部分河段污染较严重，沿河两岸垃圾成堆、道路破旧，建筑物陈旧破损，严重影响了喀什市各族人民生存居住环境。吐曼河已经成为自治区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之一，并且由于吐曼河是跨市县的河流，下游疏附县两个乡及伽师县的广大人民群众由于条件艰苦，一直将受到严重污染的吐曼河河水作为饮用水源，已经严重影响了下游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所以，吐曼河的环境整治是非常迫切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三）从环境的影响角度

严格意义上说，水系承担着蓄积雨洪、分流下渗调节行洪、增补地下水资源、提高水蒸发量、缓解热岛效应等方面的功能，但随着吐曼河污染的日益严重，这些功能都不可挽回的衰退了。滥采地下水，改变了城郊湿地的生态功能，影响了湿地的生态效用。一块湿地的价值比相同面积的海洋高58倍，而湿地的功能被改变，将带来灭顶之灾，造成水生态和物种的衰退。无节制地抽取城市地下水，不仅使昔日的湿地迅速变成干涸的荒漠，而且也造成了大面积的地层沉陷，因此吐曼河的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已经迫在眉睫。

（四）从生态景观角度

良好的城市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是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基础，是城市的“绿肺”，也是特色景观，在环境中尤为重要。吐曼河改造完成后，喀什市的绿化覆盖率将提高四个百分点，因此，吐曼河的环境整治是改善喀什市城市环境最佳措施之一。

二、吐曼河生态环境现状

吐曼河的上游、下游均地处干旱区，荒地植被稀疏，生态脆弱，水土流失严重，水土流失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受自然因素影响而造成土地风蚀、沙化及汛期对土壤的冲刷。

三、生态环境污染原因分析

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原因。

（一）自然因素

干旱的地理环境特征决定了吐曼河各类自然生态系统的生物量低、系统结构简单、协调性差、易遭受破坏并难以恢复，表现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特征。

（二）人为因素

1．认识问题。对干旱区生态环境脆弱性和恢复再建的困难性认识不足，在长期拓展绿洲的进程中，缺乏对山区生态系统保护、恢复重要性的认识，更忽视了对荒漠生态系统的保护。

2．流域规划滞后，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当。长期以来，由于财力支持不足，流域规划滞后，跨区河流用水分配缺乏科学、法定的依据，不仅给水行政管理造成困难，在河流两岸上随意扔垃圾及排放生活污水，造成下游水环境状况恶化。

3．人口增长速度较快，为满足人类需求、生存和经济活动，不断拓展绿洲、新辟或扩大绿洲的同时也改变着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加剧了下游区域和局部的生态环境恶化。

4．经济实力不足，对历史遗留的生态环境问题和资源开发中引发新的生态退化治理不力。

四、对策和措施

（一）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环境意识

环境保护已成为全社会的热点，但社会对环境的意识却十分薄弱，尤其是生态问题，应继续加大宣教力度，通过提高政府的生态环境意识，促进政府在形成信息过程中采取科学决策，全面地推动经济的发展、环境的改善和社会的进步。

（二）加强领导，认真做好规划的组织实施工作

各级政府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一件大事，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规划目标的实现。

要在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制定本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作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生态环境建设与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建立生态环境建设目标责任制，把生态环境建设情况列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内容，定期检查，向社会公布。

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世纪的综合性系统工程，由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全国生态环境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领导，协调行动。

（三）加强法制建设，依法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

要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加快制定生态环境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提高全民的法制观念，形成全社会自觉保护环境、美化环境的强大舆论。

逐步建立健全以若干法律为基础、各种行政法规相配合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法制建设，依法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严格执法，强化法律监督，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研究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要统筹考虑生态环境建设；在经济开发和项目建设时，严格执行生态环境有关法律法规，在项目设计中充分考虑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并提出相应评估报告，安排相应的建设内容；工程验收时，要同时检查生态环境措施的落实情况。严格控制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开垦土地，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毁坏林地、草地，污染水资源，浪费土地，违法者要追究责任。

（四）加大科研支持能力，建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要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和需要，确定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课题，并纳入各级政府的科技发展计划。当前要重点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恢复等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科技开发和推广应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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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循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强调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区域经济要健康、协调发展就必须发展循环经济，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保持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分析

在迄今已经发表的关于循环经济的文章中，均或多或少地讨论了循环经济的定义。然而，现有关于循环经济的内涵，主要是从人与自然关系、技术范式、经济形态等方面表述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循环经济的文章并不多。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都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从而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减少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是以资源为来源，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并举，把人类生产活动纳入自然循环过程中，所有的资源都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的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

循环经济的本质是以生态学规律为指导，通过生态经济的综合规划和设计规范社会经济活动，使不同企业间形成资源共享和副产品互换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上游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成为下游生产过程的原材料，实现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达到产业之间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使区域的物质和能源在经济的循环中得到永续利用，从而实现产品清洁生产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环境和谐型经济发展模式。它不同于传统经济的“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的资源消耗的线型增长，而是通过系统内部相互关联、彼此叠加的物质流转换和能量流循环，最大限度的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循环经济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相比，传统经济是“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性生产流程的线性经济，循环经济则实行“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生产流程，通过开采资源，生产产品，回收废旧物品，重新利用，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可见，循环经济不仅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

二、循环经济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最佳途径

循环经济强调节约资源、有效利用资源，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这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革命，是解决目前可持续发展中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最佳途径。主要表现在：一是可以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循环经济认为“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强调资源的再使用和再循环，延长产品的使用期，提高重复使用率，使产品完成其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内在价值，提高各类紧缺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减量化是循环经济的第一准则，它从经济活动的源头节约资源核降低污染，并在产品制造、消费、回收等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有助于恢复环境的自净能力和生态平衡，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共赢。三是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的加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不稳定因素。而资源型贫困、污染型贫困是三大差别拉大的重要因素之一。越是发达的地区，产生的污染和废弃物越多。越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遭受的污染越为强烈。西部地区资源的粗放利用不仅没能摆脱贫困，反而带来资源的浪费和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区域功能互补，提高资源、环境的运行效率，降低发展成本。

（二）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

自然资源是区域生产发展的自然基础，某种自然资源的数量越多，利用该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生产部门的规模就有可能越大。有某种资源优势就可能发展起以开发利用这种资源为主的产业部门，不同种类自然资源的组合就有可能导致以这些资源为利用对象的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资源结构对产业结构产生了影响，区域资源分布图与产业分布图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同样的投入和工艺管理条件下，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不同主要是由于自然资源的制约，区域自然资源的状况是决定区域经济部门分布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某些自然资源数量越少，对区域生产的制约作用就越大。发展循环经济可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最合适的位置，使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的作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循环经济能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有利于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力。

（三）发展循环经济是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循环经济是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闭环流动型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表现为“两低两高”，即低消耗、低污染、高利用率和高循环率，实现污染排放最小化，废弃物资源化和无害化。追求的是速度与效益并重，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兼顾，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使物质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降低到尽可能小的一种生态经济，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创新性经济发展模式，是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四）发展循环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

循环经济不仅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也体现了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循环经济是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最佳方式，是促进经济、生态、社会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基本手段。循环经济是运用知识流、技术流和信息流来整合和提高物质流和能量流的利用效率。

由此可见，发展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三、区域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

（一）在区域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大力推进循环经济

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中，要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降低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强度，优化产业结构，继续淘汰和关闭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设备和企业。用清洁生产技术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传统产业，加快发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严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费资源的产业，以及开发区的盲目发展。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区域发展、产业转型和老工业基地改造，促进区域产业布局合理调整。开发区要按循环经济模式规划、建设和改造，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和工业生态效应，围绕核心资源发展相关产业，形成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链。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建立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基地，大幅度降低农药、化肥使用量。绿色消费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以绿色消费推动循环经济发展。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绿色消费意识。要积极引导绿色消费，优先采购经过生态设计或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以及经过清洁生产审计或通ISO14000认证的企业的产品，鼓励节约使用和重复利用办公用品，要逐步制订鼓励绿色消费的经济政策。

（二）推进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

生态工业园区是循环经济在区域层面上的典型实现形式。依据循环经济理念和工业生态学的原理，模拟自然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途径，设计建立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的新型工业组织形态，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企业间的代谢共生关系。在产品、原辅材料和废弃物的交换中构建生态产业链，以达到工业集中布局，基础设施共同使用，资源节约利用，财富高效产出，废弃物循环回收，污染物低排放的目的。推进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特别是新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或工业园区，从规划、设计到整个实施过程中，都要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实现区域间功能互补

用循环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发展活动，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实现区域间功能互补，统筹发展。考虑资源的稀缺性与生态环境的退化，建立以市场调节为手段、法律保障为前提、国家宏观调控为主导的，经济发达地区从收益中按适当比例支付经济欠发达地区因保护生态环境所付出的，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是承认生态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价值性质，是在经济建设和市场交换中体现生态价值、连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纽带，也是突出功能互补，降低发展成本，解决相邻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关键。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推进，长期要求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无偿奉献、安于贫困、抑制经济发展，既不公平，也难以奏效，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已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吴殿廷，区域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张坤，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

[3]卢振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J]，理论前沿，2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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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广义的生态补偿，包括污染环境的补偿和生态功能的补偿，即包括对损害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对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以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狭义的生态补偿是指生态功能的补偿，即通过制度创新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本文从我国生态工作的不足之处着手，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措施。

一、林业生态概述

林业建设具有很强的经济外部性。当前，我国的林业发展正处在由采伐木材为主向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为主的转折时期，随着六大林业工程的蓬勃开展，林业建设的生态补偿被提上曰程。

森林资源不仅向人们提供木材、纤维、燃料、维生素和药物等多种产品，更重要的是维持了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即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储炭吐氧、减轻自然灾害、调价气候、孕育和保存生物多样性等功能，以及具有医疗保健、陶冶情操、旅游休憩等社会功能。过去，在资源无价、环境无价的观念指导下，森林的生态效益未能进入市场，致使生态资本受损。

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应是生态补偿的重要依据，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标和参数，不同研究结果出现很大的差异；有些搬用国外的标准，与我国社会经济现状脱节，出现以天文数字计的生态效益和无人买单的矛盾现象；同时，现行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以GDP为基础的经济核算的制度以及干部考核标准制约了以科学为基础的生态补偿，而且，巨大的生态赤字和有限的国力支撑决定了生态补偿只能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

二、我国的生态补偿工作存在的不足

（一）机制不活。现在的保护补偿基本上全靠国家财政，不但没有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而且许多地方产生了依赖思想。生态保护补偿不能单靠==补贴，要建立补偿制度，健全补偿途径，完善补偿网络。

（二）后劲不足。要变“输血型”补偿为“造血型”补偿，寻找生态与经济、社会的结合点，采取有利于综合发挥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措施，积极发展生态产业，使补偿区做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实现三者共赢。

（三）科研基础薄弱。森林、湿地具有巨大的生态效益，但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补偿。

（四）补助标准“一刀切”，政策不稳。补助应按坡耕地的土地产出率（单产）和农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将中西部划分为几个大区和亚区，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补偿标准。当然，还可根据区内的平均水平，细分补偿级；另外，在分区的基础上，分林种、草种、树种、配置方式确定种苗补助标准体系，并考虑农民育苗的管护费用。

（五）生态学效益与现行经济、社会条件缺乏有机的结合，使得生态补偿难以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综合决策之中。

（六）森林保护与发展经济协调发展的观念薄弱。生态环境的优化要靠发展来解决，以发展来促保护，以发展来促建设。森林资源的保护要解决贫困问题，在补偿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变“输血型”补偿为“造血型”补偿，关注补偿地区的发展问题，使有限的资金更加有效，最终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人类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

三、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考

（一）加快建立“环境财政”。把环境财政作为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中生态补偿的力度。按照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要求，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资金的安排使用，应着重向欠发达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地区和自然保护区倾斜，优先支持生态环境保护作用明显的区域性、流域性重点环保项目，加大对区域性、流域性污染防治，以及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开发和应用的资金支持力度。重点支持矿山生态环境治理，推动矿山生态恢复与土地整理相结合，实现生态治理与土地资源开发的良性循环。采取“以能代赈”等措施，通过货币帮助或实物补贴，大力支持开发利用沼气、风能、太阳能等非植物可再生燃能源，来保证“休樵还植”，以解决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燃能问题。

（二）完善现行保护环境的税收政策，增收生态补偿税，开征新的环境税，调整和完善现行资源税。将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扩大到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增加水资源税，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将现行资源税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量计税改为按实际产量计税，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通过税收杠杆把资源开采使用同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同时，加强资源费征收使用和管理工作，增强其生态补偿功能。进一步完善水、土地、矿产、森林、环境等各种资源税费的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加大各项资源税费使用中用于生态补偿的比重，并向欠发达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地区和自然保护区倾斜。

（三）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全社会支持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融资体制。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投融资体制，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努力增加公共财政对生态补偿的投入，又要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参与，探索多渠道多形式的生态补偿方式，拓宽生态补偿市场化、社会化运作的路子，形成多方并举，合力推进。逐步建立政府引导、市场推进、社会参与的生态补偿和生态建设投融资机制，积极引导国内外资金投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支持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生态建设、环境污染整治的投资。积极探索生态建设、环境污染整治与城乡土地开发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在土地开发中积累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积极利用国债资金、开发性贷款，以及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或赠款，努力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格局。

（四）积极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引导社会各方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培育资源市场，开放生产要素市场，使资源资本化、生态资本化，使环境要素的价格真正反映它们的稀缺程度，可达到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的双重效应，积极探索资源使(取)用权、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的补偿模式。完善水资源合理配置和有偿使用制度，加快建立水资源取用权出让、转让和租赁的交易机制。探索建立区域内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分配机制，逐步推行政府管制下的排污权交易，运用市场机制降低治污成本，提高治污效率。引导鼓励生态环境保护者和受益者之间通过自愿协商实现合理的生态补偿。

（五）加强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的立法工作。环境财政税收政策的稳定实施，生态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生态环境管理的有效开展，都必须以法律为保障。为此，必须加强生态补偿立法工作，从法律上明确生态补偿责任和各生态主体的义务，为生态补偿机制的规范化运作提供法律依据。应尽快制订《可持续发展法》、《西部地区环境保护法》等，对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做出全局性的战略部署，对西部的生态环境建设做出科学、系统的安排。同时修订《环境保护法》，使其更加关注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完善环境污染整治法律法规，把生态补偿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

（六）确定西部生态补偿重点，突破领域。生态补偿点多面广，任务艰巨。西部生态保护与建设亟需在一些领域重点突破，以点带面，推动生态补偿发展。应按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部署，以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贫困和生态脆弱区为重点，把生态补偿纳入“十一五”规划，加强规划引导，提出各类生态补偿问题的优先次序及其实施步骤，抓紧研究制定比较完整的的生态补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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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城镇的快速发展，由于缺乏有效的规划和管理，各种环境问题不断产生，影响了城镇的健康发展。本文对城镇环境保护的措施进行了探索。

一、前言

从世界各国发展过程中环境保护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来看，伴随城镇发展的过程，将会出现一系列环境保护问题。很多环境问题得不到有效地控制和解决，从而使城镇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治理措施缺乏，居民谈不上有多少环保意识，甚至许多基层干部的头脑中也没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概念，导致经济活动仅以经济利益为重，根本没有考虑到是否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此，及时发现这些城镇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研究其对策，对妥善解决城镇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保障城镇建设走上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加强城镇环境保护的措施

1、加强开展城镇环境保护规划的编制

编制城镇环境规划应遵循以下原则:(1)坚持环境建设、经济建设、城镇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方针，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2)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针对城镇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环境特征、功能定位，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合理确定城镇产业结构和发展规模。(3)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并举。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统一规划、同步实施，努力实现城乡环境保护一体化。(4)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以建制镇环境综合整治和环境建设为重点，既要满足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又要为后代预留可持续发展空间。(5)坚持将城镇传统风貌与城镇现代化建设相结合，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名胜古迹保护相结合，科学地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

2、利用经济手段保护环境

运用经济手段加强管理，这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手段之一。当前，利用经济手段保护环境的主要原则有：（1）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严格执行排污收费制度。城镇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依据本地乡镇工业对环境影响的实际情况，切实加强排污费的征收，其项目主要包括：水污染总量排污费、超标污水排污费、污水排污费、超标噪声排污费、超标废气排污费、废渣排污费、二氧化硫排污费、超标水量排污费。（2）根据环保法律法规，严查环境违法行为，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环保部门要广泛深入地进行环境监察，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要予以严肃查处，该关则关，该停则停，该罚则罚，该治则治，要让违法企业付出应有的代价，坚决扭转“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3）进一步完善环境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实行排污总量有价分配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水处理按质收费制度，要按照国家统一安排，逐步开征资源利用补偿费，试行把自然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市场价格准确反映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代价，用经济杠杆激励加强污染治理，达到本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的目的。

3、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和参与意识

在乡镇工业发展过程中，造成乡镇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们的环境意识不强，观念淡薄。一方面乡镇领导、企业负责人只管经济发展、企业扩张，追求的是经济效益，不管对环境产生什么影响。另一方面，乡镇居民的环保意识不强，环境受害者缺少环境保护意识。所以要加强环保教育，尤其要通过一定方式的教育，加强公众环保意识。可以说，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参与，有力地促进了有污染企业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对于乡镇工业而言，由于它们分布在农村，有的企业甚至很偏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无力对这些企业进行直接控制。因此，需要形成一种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化的机制，通过当地居民的参与来影响乡镇工业治理污染的行为。这一措施的前提是加强环境宣传，提高群众的环境意识。所谓环境意识，它是指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所反映的社会思想、理论、情感、意志、知觉等观念形态的总和。它反映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然而环境意识不可能自发、自动产生，主要应靠教育和公众的实际行动。提高乡镇人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单纯是认识问题，它同乡镇工业同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正比例关系。因此，我们应在乡镇工业自身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基础上，努力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意识。

4、加大环保投入，发展环保产业

环境保护投资和环保产业是表征一个地区环境保护力度的重要指标，环保投资总量、资金来源、资金使用方向、使用效率以及环保产业的发展数量、发展规模对一个地区的环境状态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很多地区，环保投资不足，环保产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产业的发展。就乡镇而言，环保投资微乎其微，环保产业更是大大落后于其他产业的发展，一部分乡镇还没有建立起环保产业，环保产业甚至处于零状态，这就导致了乡镇其他产业发展、经济繁荣的同时，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所以对乡镇来讲要加大环保投入，乡镇政府要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在财政预算中足额安排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经费。更建立污染防治基金和监督管理建设专项经费，污染防治资金不应低于同级地方财政收入的3‰，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应逐步扩大污染防治基金规模。同时，乡镇要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当然，万事开头难，乡镇发展环保产业，目前还存在诸多困难，如资金不足、引导环保产业发展的市场机制还不健全等。这里除国家和政府完善市场机制、创建环保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外，乡镇政府尤其经济发达的乡镇要努力创建与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的投融资及运营管理机制，制定和完善投融资、规费征缴等方面的经济政策，引导、鼓励和支持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来资本来投资环保产业，逐步推进环保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多元化、企业化和市场化。按照投资社会化、产权股份化、运营市场化的要求，有条件的乡镇要变分散治污为集中治污，由专业化的环保服务企业向污染责任者提供有偿服务。推行集中供热、供气和供水。乡镇政府要引导乡镇中小企业向“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的方向发展。

5、健全机构，加强环保队伍建设和能力建设

为确保环保工作实现统一监督管理，必须建设一支高效率、高素质、高水平的环保队伍，全面提升监管能力。主要包括：（1）人员与培训。要按照国家标准化建设要求，配备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并对其进行专业培训，实现持证上岗。（2）执法装备。环保部门要按照国家有关要求，配置相关技术装备，提高装备水平，加强现场执法能力，完善日常环境执法手段，全面提升环保执法水平，力争在2-3年内达到三级水平（3）重点污染源远程监控能力。要通过远程视频、远程在线监测系统、远程传输等先进技术装备实现对重点污染源的实时远程监控。第三，改善环境管理的基础设施和条件。要在环境信息支撑、环境宣教支撑、环境科技支撑等方面改善基础设施和条件，特别是要在环境信息能力建设方面有所突破，要建立一套适合环境保护工作需要的环境信息管理机制，创新环境信息管理体制，有效整合网络资源、数据资源、应用资源、信息资源和服务资源，形成统一协调的环境信息基础支撑体系，奠定坚实的环境信息基础能力，实现环境信息的统一管理、统一和共享，实现环境政务业务协同化、环境管理现代化、综合决策科学化和环境服务信息化。

三、结语

在当前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的条件下，在世界环境保护意识日益加强、中国已经加入WTO、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紧迫形势下，如何城镇切实加强环境保护，进行可持续性发展，不仅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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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海河流域现有综合规划是1986年编制的，已经难以适应现今流域 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必须站在新的制高点上进行修编。结合流域当今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阐述了规划修编的指导思想及原则，指出了规划修编工作围绕流域发展与管理应关注的主要内容。

海河流域是我国 政治 文化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新

规划修编要重点把握以下八项原则：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重点解决好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水问题，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供水安全、防洪安全和生态环境用水等方面的需求。二是坚持人与 自然 和谐的原则。充分考虑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水环境承载能力，妥善处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促进水利的可持续 发展 。三是坚持资源节约和保护的原则。继续把水资源的节约、保护、配置放在突出位置。四是坚持流域水利发展与区域 经济 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原则。强化流域水利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提高水利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五是坚持全面规划与突出重点的原则。在统筹考虑流域各方面对水利需求的同时，牢牢抓住海河流域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防洪保安要求高的特点，在规划中着重解决生态环境修复、供水和防洪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六是坚持协调统一的原则。妥善协调流域规划与区域规划、综合规划与专业规划、水利规划与其它行业规划的关系。WWW.133229.COM七是坚持继承与发展的原则。现行规划是修订的基础．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八是坚持以创新促发展的原则。规划修编力求体现先进性、 科学 性、经济性，并应重视采用新思路、新资料、新方法、新技术，提出新成果，努力提高规划的科学性。

三、围绕流域发展与管理的需求，突出规划修编的主要内容

流域综合规划应对流域的防洪、排涝、供水、灌溉、发电、航运、岸线利用、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等各项任务，进行全面规划，结合海河流域特点和实际，海河流域综合规划要突出解决以下四方面重大问题。

1．优化水资源配置，构建安全高效的城乡供水保障体系

通过建设南水北调东中线，沟通流域水系，组成海河流域“二纵六横”的水资源配置格局。合理配置引江水、当地地表水和地下水、引黄水以及非常规水等多水源．统筹协调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受水区和非受水区用水，城市和 农村 用水。

按照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实施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的要求，提出主要省际河流水量分配规划方案．加大农业节水、 工业 节水和城市节水力度，统筹灌溉规划、城乡供水规划，以及区域产业布局调整建议规划等，保障饮水安全、粮食安全。

2．维护河流健康，构建清洁良好的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保障体系

确立河流生态功能，明确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目标，确定基本生态水量，开展北运河等生态修复试点，保障白洋淀、七里海等重要湿地生态用水。

以京津等大中城市水源地、省界缓冲区、地下水资源保护为重点，加强水功能区监督管理，提出水域纳污能力和限制排污总量及分阶段目标，提出地下水限采方案，建立完善的水质水量监控体系。

充分发挥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拟定官厅和密云水库上游、太行山等重点区的水土保持方案。

3.实施洪水管理，构建人水和谐的防洪减灾保障体系

建立较完善的防洪体系，实现由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转变，沟通水系、相机调度，注重洪水资源利用。加强中小河流、中小水库、山洪灾害防治、洪水资源利用和岸线利用规划，制定不同标准下的洪水资源利用方案及措施，提出洪水调度方案调整意见。

4.加强综合管理，构建有序可行的水管理能力保障体系

提高流域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健全流域水法规体系，完善规划体系，建立新型的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和高效的协商机制。完善水利应急机制，积极调处和预防以晋冀豫漳河上游和京津冀晋省界地区为重点的水事纠纷。加强水利信息化.提高水利行业自身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