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策略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3 18: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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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市场;互联网;服务意识;民族主义;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最热门也是最敏感的话题。事实上,思想文化领域的全球化比经济和科技领域都来得广泛而不引人注目。如何应对这一冲击是一个目前不容回避的问题。这不是简单的互通有无的过程,而是激烈的生存竞争,它关系到世界占大多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的幸福和尊严。
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无疑是国际大众传播媒体。这些传媒依靠现代电讯手段,把信息传达给远距离的受众。有一定规模的国际传播始于短波广播出现之后。20世纪末,国际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以互联网为媒体的互交式传播为特征的“无中心”传播。有人指出,互联网的出现,使大众传播一夜之间变得“平等、民主”化了。但问题依然存在,如:在交流的过程中不可能摆脱一种几乎是终极的阻碍——文化差异的存在,而文化的差异又被不平等的文化势力固化了。
无论如何,国际交流以一日千里的信息革命形势为依托,正成为新世纪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地球村上的每个成员都有可能利用这一重新洗牌的机会,在国际传播业中重新调整策略。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体制上、观念上经历一番脱胎换骨的演变,从而在勾画新的国际传播格局中有所作为。
作为宣传的国际传播
国际传播的出现一开始就与政治紧密关联。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广播便是一个散布威胁言论的机关。
1923年,德法之间为鲁尔事件展开有史以来第一次广播战争。1927年,各国为了反击别国的敌意宣传,英、法、荷、比、葡均纷纷建立电台,加强发展国际广播以巩固其殖民地。
苏联于1929年建立了国际广播电台,从事对外宣传。
在第二次大战中,广播战登峰造极,德国使用恐怖战略,对捷克、波兰、荷兰、挪威等国从事宣传战。1941年,德国计用88个短波台对欧洲广播,但不准其人民收听广播,否则处死刑。
1942年,战时新闻局(officeofwarinformation)授权发展心理作战及国际广播。1942年成立了美国之音。1948年,美国国会授权“美国之音”从事国际宣传,由国务院管辖。
“国际广播电台即是外交的工具,其服务项目之一便是播出由政府提供的官方或半官方声音,这些声明可能以通告、报道、政策演说等方式播出。”①
可以说政府机构是国际广播的始作俑者,没有国家的介入,国际广播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广播可以说都是以宣传为目的的。
到了冷战时期,国际舆论的斗争也多半是依靠国际广播和后来的国际电视网来进行的。冷战结束后,国际大众传播行业里的对抗意识仍然主导着它的总体策略。
国际传播的市场化
冷战结束以后,对抗由两极变为多极,对抗的焦点已由意识形态转为对国际信息市场的争夺。
从80年代开始,商业电视媒体看到了开拓国际市场的可能性。媒体巨头通过文化交流和新闻自由的名义在发展中国家推销自己的节目和取得播映权。1980年6月1日,有线电视新闻广播公司的全新闻频道开播,它主要通过卫星-有线传送系统向世界各国的用户播出节目,它标志着商业性国际电视广播的崛起。1993年,CNN国际台总收入9300万美元,赢余不多,到1994年,它单单利润就达到6600万元。
CNN在商业上的成功和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推动了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先后开办了以新闻报道为主的对外电视广播,同时也吸引了许多商业广播公司纷纷开办各类卫星电视频道。
1991年5月香港卫星电视台开播后大获成功。1993年、1995年,该台的全部股权先后卖给了国际传播界巨头鲁珀特·默多克。卫星电视台的节目通过亚洲一号通信卫星覆盖亚洲的近50个国家和地区,根据1997年的数字,全球收看卫视的约有4200万户。
国际传播从政府行为转为商业行为是一个大的跨越。它大大减弱了国际传播中的火药味,部分传播的主要驱动力从意识形态宣传转为收视率和广告利润。市场和利益的威力是巨大的,曾经是孤独的领域如今一下子充满了推销者的殷勤。他们使国际传播体系变得多元化了,形势也变得尤其的复杂。这些老到的电视业资本家在大把掏钱占领空中覆盖面的时候,非常清楚他们在干什么:只要信号接受的技术障碍一旦克服,观众的收视品味和偏好都是可以引导的;他们相信优秀的质量和服务战无不胜。
在新的形势下,虽然意识形态的斗争淡出背景,但商人决不会把赢利放在损害本国利益和形象的前提下的。即使是一向以客观、公正为己任的新闻通讯社也不会例外。
“近年经传播学者研究证明,世界性与地区性之新闻通讯社均以其本国利益为前提,并非以服务世界或地区利益为目的,由此可断言,国家通讯社乃是国家利益的发言人。”②
同时商业化趋势也强化了世界范围内文化发展的两极分化。而且通过商业推销的往往不是文化的优等货色,而是迎合中低层的快餐型消费。
市场化随着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已经严重地威胁着弱势文化。以欧美为主的发达国家销售的文化产品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这种文化产品通过跨国媒体公司的推销,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着潜移默化并且是根本的影响。譬如,西方文化正在改变着本土文化精英的语汇,他们即便是在捍卫本土民族文化的时候也离不开用西方的概念和理念作为批评的基础。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计划基本上是追随西方的摹本,那些接受西方思想最早的文化和技术精英实际上已经无法摆脱全盘西式现代化的大语境。
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
20世纪90年代初,超本文电脑语言的发明和适合家用电脑使用的网络浏览器的出现使互联网被推到了信息革命的前沿,它实际上更是一场大众传播的革命。一批网络和电脑技术人员迅速以一种崭新的项目和方式在电信和传播界拓出一片领地,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传播媒介。
互联网的传播有很多优势,其中信息的高度平等是最具冲击力的。这一特征一下子扭转了大众传播权利对资本越来越多的依赖。然而,资本是无孔不入的,资本在寻找增值的机会,技术发展的后劲也要靠资本。掌握一定资本和管理资源的传统传播媒介为了维护它原有的地位纷纷主动介入互联网,试图利用他们的内容采集编播优势夺回失去的部分领地。但是,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尖端技术人才仍被新兴网站公司拥有。争夺网络人才的战斗方兴未艾。资本的流动也已经大幅度转入互联网业,它迫使这一继报纸、广播和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的发展渐渐呈集中化趋势,强强联合,大鱼吃小鱼之类的兼并每天都在发生。有人担心这种集中会改变互联网的自由、平等的性质。这种担心也不是多余的,如果没有相关的立法,优势网络公司可以大批量地发展强大的病毒武器攻击竞争对手,互联网上的“暴力”会迅速增加,而最终称霸的必然是大政府、大财团拥有的门户。
互联网的优势是明显的,它的影响还只是初显端倪。谁抓住了这一发展机会,谁就会在这新兴的国际传播舞台上站住脚。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广告效应;对文化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效率极高的同时是无限广阔的传播和交流的天地;对社会来说,它或是增强社团凝聚力,或是分化它的组织;对国家来说,它关系到国家形象的树立,做得好有利于国家的外交,做得不好,它危及政权的存亡。
互联网上信息的低质量和网络行为的无政府主义也增加了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很多像泡沫一样的消息网点在着无数未经证实的消息,事实和谣言混淆不清,无聊的内容也一样在消耗年轻人的时间。此类“非正规教育”正在把我们下一代引向何处,是个令人堪忧的问题。
总之,互联网已经毫无疑义地成为21世纪国际传播的最主要媒体。互联网一度让所有人——穷的富的、强的弱的站在了一条差不多的起跑线上,一些能把握机遇、做出正确对策的弱势群体就有可能完成一次发展的飞跃,从而过上扬眉吐气的生活。
国际传播的对抗意识和服务意识
如前所述,国际传播从他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打上了“宣传”的烙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宣传与反宣传可以说是国际大众传播的原型。苏联和英国是两个最早开始国际传播的国家。冷战时期中,美苏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是白热化的,他们所进行的国际舆论斗争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国际广播和后来的国际电视网来进行的。这种对抗原来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出现,现在多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势力上的对抗。这种政治概念主导下的对抗和市场竞争中的对抗是两个概念,它和大众兴趣无关,只注重国际政治的斗争,或在国际上树立自己的完美无瑕的形象。冷战虽然已结束10年了,然而国际大众传播领域中的冷战意识或者说对抗意识依然非常浓厚,主导着许多国际传播部门的编辑方针。
发展中国家多数没有商业国际广播,他们的国际广播是政府部门的一部分,在他们和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中,往往处于舆论上不利的地位。西方媒体在冷战后期,自居为冷战的胜利者,在舆论上对非西方政府制度的国家更是颐指气使,是国际传播中对抗状态的诱因。所以,一旦哪个发展中国家拂逆了发达国家之意,他便立即陷入被动的国际舆论中,于是他们倾其力用自己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和发达国家新闻机构作针锋相对的反宣传,并由其政府施加外交压力,但发达国家政府以不干涉言论自由而不加理睬,这都加剧了国际传播中的对抗意识。
然而,我认为,从发展趋势来看,在国际传播中制胜的还是服务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而不是对抗意识。
向观众提供服务的意识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是把服务意识作为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则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它只有在非官方的商业国际传播媒体出现之后才真正得到了体现。商业传播媒体把国际传播不再看作战场,而是当作有利可图的市场。鉴于跨国公司的品牌急于在远东、东南亚开拓市场,商界巨头非常乐意在覆盖全球的媒体上做广告投资。这样,国际传播就有了和经济利益结缘的历史。美国在线电视新闻广播公司CNN商业运作的成功刺激了众多媒体向国际化发展。他们追求的首先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胜利,而是传播的效果和稳定的收视率,从而保障广告的收入。CNN承认它的收入增长的大部分来自国际市场。美国广播公司(ABC)开办了亚洲台,在欧洲开办一个商业频道。全国广播公司(NBC)开办了对欧洲的有线电视频道(CNBC),对亚洲的商业新闻频道(ANBC)和对拉美广播的西班牙语频道。特纳公司在拉美和欧洲全面覆盖,英国传播大亨默多克也迅速进入国际传播业,开设了空中新闻电视台和香港卫星电视台。“它们进行电视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更多的利润。”利润的驱使使他们非常注重服务和推销技巧。
毫无疑问,服务意识的注入使传播的内容更具有可读可视性。做到这一点,对具有商业运作历史的媒体来说是很容易的,他们只要把在国内的一套做法,搬到国际上来,就会有差不多的效果。但对国家管理下的传播机构来说,要用服务意识来替代原来的宣传意识就比较困难。由于体制上依然是对抗时期的体制,原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没有及时转变,所以,很多国家的国际传播的主导思想仍然滞留在强调对抗的形态上,或是把服务作为手段,对抗作为目的。这种没有建立在市场上的服务总是肤浅的,因为服务与否不影响生存,他们便不太注重市场调研,节目的生产往往不与市场挂钩。这样,去迎合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口味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本能,而似乎是很多研究人员在论文中反复呼吁和提倡的一种分外的要求。
服务意识看似无高尚的立场和目标,但没有它,就没有市场竞争,想对抗都无从谈起了
传播中民族主义的陷阱
国际媒体仍然因循着冷战时期的理念,往往急功近利,要把自己的爱憎强加于受众,使民族主义情绪蔓延到国际传播中,希望全世界各族人民像传播者本人一样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政党,这纯粹是一厢情愿的事。如果这种宣传政策在本国国内是必需的话,在国际传播中则是不宜直接表达出来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受众群体来自不同的民族,并都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他们也许愿意了解一些传播者国家和民族取得的成就,但不应指望他们也一样会津津乐道这种成就,弄不好反而会引起妒忌心理。
所以,在国际传播中要特别忌讳民族主义的宣泄,要特别避免挫伤其他民族的“爱国主义”情绪。有些国家基于自己强大的国际地位,说话无所顾忌,刺伤了别国“人民的感情”,使自己在道义上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这种误区在发达国家的传播中有,在发展中国家也非常突出。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际传播大都是从属于国家政府部门,或刚刚在经营政策上获得一些独立性,管理决策层有很强的对抗意识。因为有过被殖民化的历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意识更加敏感,他们把爱国主义的宣传在国际传播中加以不适当的突出强化,并不能容忍任何被视为有辱国家形象的消息和评论。这种意志通过行政管理和政治审查的渠道贯彻到媒体从业人员的具体操作中,就使得整个传播业为一种偏颇的使命感所笼罩,形成一种和市场亲合力相反的力量。
国际传播研究者从技术上指出了4种影响文化间传播的因素,其中就提到了民族优越感。
美国人类学家桑奈(W.G.Sunner)对种族优越感有专门研究。他指出从很早期的社会中就有团体的内外之分。团体对本身的感觉总是优于外团体。(一群团体彼此之间可能有某种关系,如血亲、邻居、盟友、姻亲或商业伙伴,这种关系使他们团聚一处,但又彼此分得清楚,因此我们开始区分你、我——外团体与内团体。)他们总是认为内团体是道德的、优秀的,自己团体的风俗是独创的、人本的。但这种态度由外团体的主观出发,往往得出否定的描述。如果某团体对本身的描述是“我们有自尊,并且敬重祖先留下的传统”,而外团体可以把它描述成“他们一切以自我为出发点,自我中心,他们爱自己比爱我们多”。如果某团体对本身的描述是“我们勇敢求上进的。我们为维护本身的权益而奋斗,我们保护自己不受外人欺凌”;而外团体会把它描述为“他们具有侵略和扩张的野心,他们想牺牲我们超越前进”。
文化传播的学者还发现“种族优越感的程度与社会地位、教育水准、性别和年龄没有显著的关联;越是属于一个社会中的弱势团体,种族优越感的倾向越严重。然而“一个人越是闭关自守、独断专行,优越感也越重”。④
除了民族优越感之外,他们还指出了文化间传播中的刻板印象和为他人设想的能力(empathy,一译‘神入’)的作用。刻板印象所触及的范围不但涉及其他的种族、社会群体,也及于自己所属的种族、群体。所代表的印象可能是歪曲的、不利的,但也可能是有利的,甚至也有部分真实在内。总的来说,“刻板印象往往妨碍了不同种族间有效的沟通”。⑤
文化间的传播不少是自我中心型,在这种情况下,甲方完全以他本身的价值观来评估了解乙方。传播学者遂提出了提高“神入”的能力来促进交流。
“我们要有‘神入’或替他人设想的能力,才能充分理解信息的意义,事实上,为了达到有效的传播的目的,送出信息的人也必须能够为收受信息的人设想。”⑥
在根本上作出完全正确的假设是困难的,最合理的做法也许是避免过早形成一种态度或印象。也就是说,国际传播者应该对其他文化事物尽量保持客观开放。如果发现对方有不同之处,也要尊重对方的想法与做法。这种为他人设想的技能如果能够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或不同种族的传播与交流中得到广泛的推广,这对整个人类的文明都将是伟大的贡献。
管理中的毒瘤
现代科技支持的国际传播已经向传统传播发起了挑战。国际传播的多元性和大众参与性将成为国际传播的主流形态。资本或权力对传播的控制将越来越困难而且不合时宜。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姿态从事国际传播,在管理上要有更多的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观念,同时要不懈地和作顽强的斗争。
是管理中的一个毒瘤,是企业或服务部门低能、落后的一大原因。的主要症状是不求创新、不求效益,但求无过,以保住自己的官职。这种作风与迅速发展的国际传播模式格格不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媒体中的每个从业人员要以为受众服务为目的去处理问题,而不是违背这一原则,把个人的利益放在事业的发展之上。众多管理人员把大量时间花在写不实的成绩汇报上,形式主义的文山会海中。从上至下,层层加码,会议不断打乱了正常的经营和业务管理,浪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许多需要及时处理的事情都在无止境的公文旅行中贻误了时机,时机的丧失在全球化迅速推进的今天是莫大的罪过,因为信息技术革命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失去一个机会,便意味着一连串的机会的丧失,意味着又是几十年经济地位的落后。
国际传播即是全球化最大的载体,主动介入国际传播即是介入全球化进程。在全球化中竞争即是在国际传播中竞争。你不把自己的思想全球化,别人就会把他的思想全球化。当前,以互联网为主要形态的信息革命使全球化成为21世纪的重要议题。信息革命给了每个人一个广阔的天地。让我们抓好这一时机,使世界在改变你的同时,你也在改变着世界。
注释:
①李瞻:《国际传播》1984.第198页
②李瞻:《国际传播》1984.第9页
③郭景哲:《让世界了解中国》第112页
④汪淇:《文化与传播》1983.第114页
⑤汪淇:《文化与传播》1983.第94页
⑥汪淇:《文化与传播》1983.第142页
参考书目:
《国际传播》,李瞻,三民书局,1984
《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编写的报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
篇2
[关键词]:整合营销传播;网络营销;实施战略
整合营销传播(IMC)这一观点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美国营销大师唐·舒尔茨提出和发展的。IMC的核心思想是:以整合企业内外部所有资源为手段,再造企业的生产行为与市场行为,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实现企业统一的传播目标。IMC从广告心理学入手,强调与顾客进行多方面的接触,并通过接触点向消费者传播一致的清晰的企业形象。这种接触点小至产品的包装色彩大至公司的新闻会,每一次与消费者的接触都会影响到消费者对公司的认知程度,如果所有的接触点都能传播相同的正向的信息,就能最大化公司的传播影响力。同时消费者心理学又假定:在消费者的头脑中对一切事物都会形成一定的概念,假使能够令传播的品牌概念与消费者已有的概念产生一定的关联,必然可以加深消费者对该种概念的印象,并达到建立品牌网络和形成品牌联想的目的。
麦斯威尔是一个运用整合营销传播策略的成功者,麦斯威尔咖啡自1982年在台湾市场发售以来,一直以“分享”的广告策略塑造品牌,1986年到1988年,麦斯威尔通过随身包咖啡的上市,延伸“分享”的概念,并运用广告、公共关系、促销活动等手段,由形象代言人孙越发起“爱、分享、行动”的街头义卖活动,同年麦斯威尔随身包咖啡销量同上年相比增长50%。麦斯威尔通过不同的传播媒体传达“分享”这一核心概念,运用的就是典型的整合营销传播策略。
但仍应指出的是,虽然整合营销传播近年来已成为广告界的时髦词汇,可是整合营销传播所倡导的宣传策略并非那么深不可测,整合营销传播也并非就是一种万能的营销策略,即便是完全了传统的营销理论所倡导的4P’s营销组合思想,提出了更为合理的4C’s理论,便并不是说整合营销传播放之四海而皆准,一定就能成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受到企业文化、传播历史、传播阶段的影响,因此也不能盲目随大流赶时髦,不分青红皂白就上马立项开始实施整合营销传播策略。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整合营销传播不仅仅只是如许多人所说的“传达同一个声音,树立鲜明的形象”这样简单,在实施过程中还要结合管理科学、消费者行为学、统计学等其他学科进行分析和决策,所以整合营销传播的具体执行过程是一门科学而绝非仅仅只是一个概念。
由于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在传统市场上运用自如的成熟的整合营销传播策略在面对一个全新领域的时候,还要依据新环境的特点做出适当的调整。不可否认的是在互联网上实施整合营销传播有其不可避免的劣势,但也有其优势所在,假如能够扬长避短,开拓思路,那么必然可以充分发挥整合营销传播的作用,提升企业的营销能力。
一、在互联网上实施整合营销传播策略所存在的劣势和优势
(一)存在的主要劣势
1.网络企业传播的信息容易被其他互联网信息所淹没。2.应用大众媒体进行强势促销的可能性比较小,在促销过程中主动权掌握在消费者的手中。3.由于浏览和点击的方便性,原有客户的转移成本低,网站容易流失客户群体。
(二)网络企业运用IMC所具备的主要优势
1.易获取客户行为资料。登陆的客户数目以及客户在每一个网页停留的时间、客户的浏览习惯都能够通过程序轻松地记录下来,同时还可以在数据仓库中记录下客户曾经购买的商品、购买的次数、客户的偏好和客户的资料,从而为有效分析客户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提供充足的数据资源。2.传播渠道多样,如可在相关的网站、软件、报刊、电视和海报上刊登广告,还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市场活动推广公司的品牌。3.易采用电子邮件等形式实施一对一营销,还能利用虚拟社区和论坛的方式增加客户参与机会,发挥关系营销的作用,建立忠实的客户群体。4.网络广告具有互动性强、传播范围广、成本低、效率高、受众数量易统计的优点,为互联网企业提供了非常好的营销传播工具。5.上网群体的收入高,年纪轻,喜欢尝试和体验新事物,对于某种新近传播的概念往往能产生较浓的兴趣。6.所经营的信息产品所具有的独特性质使整合营销传播运用起来得心应手。由于信息产品属于“经验产品”,而且复制成本和分销成本非常低,网络企业可以通过提供免费产品的方式吸引消费者进行初次的体验,不仅成本低,而且收效快,这非常有利于整合营销传播战略的成功实施。整合营销传播不是为了传播而传播,就算是口号喊得再响,没有得到客户的购买和认可,那也是毫无价值可言的。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互联网上运用整合营销传播带存在着一些劣势,但是其所具有的优势远大于劣势,因此无须提心IMC在网络上运用起来会失效或者其本身就是一种赔本赚吆喝的生意。
二、整合营销传播(IMC)整合模式
所谓“整合”就是“统一”和“协调”,这种“统一”和“协调”贯穿于传播过程的前后,涵盖了公司的内外部资源。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消费者目标群体的整合,指的是细分消费者市场,分析消费者的心理特征,预测消费者的未来行为,对现有客户和潜在客户进行品牌和产品说服。二是对网络公司内部和外部功能领域的整合,指的是协调各部门在传播过程中保持步调和行为的一致。另外,外部利益相关者在公司的营销活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往往会极大地影响到传播的效果,所以在整合过程中同样不能忽视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存在。三是对网络公司形象的整合,指的是在营销目标确定的情况下,依据网络公司提供的服务希望达到目标,对公司进行适当的定位,树立鲜明的形象,并根据顾客所反馈的意见重新确立公司的形象。四是传播渠道的整合,指的是寻找合适的传播工具,并充分发挥各种宣传媒体的优势,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五是最为关键的一环:营销核心的整合。其涵义指的是确定营销的核心思想和核心方法,包括市场推广的口号、产品的整体特征等的统一,其整合核心必须明确、清晰和一致,并且容易为消费者所接受。
三、运用整合营销传播(IMC)的主要步骤
要成功实施整合营销传播,必须遵循科学的决策步骤,下面将进一步分析运用IMC的主要战略步骤:
第一步,确定目标客户群体,分析客户心理特点以及行为特征。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网站的主要目标是吸引上网群体的注意力,当时的网络经济被称之为眼球经济,一个网站注册的会员数量的多少成为网站营销的主要任务,这往往会导致忽视不同的客户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的结果。因此,营销的第一步就是要评估消费群体的未来价值,确定目标客户群体,充分挖掘客户群体的价值,达到盈利的目标。如推广email信箱,可能按照收入和需求区分为企业用户、一般用户和学生用户,对应地,为他们提供企业邮箱、收费邮箱和免费邮箱;再如向企业公司提供收费的数据资料,向学生教师提供免费的数据资料,不同的客户群体所得到的服务应该是不同的,从低端到形成阶梯性的变化。接着是要进行客户心理的分析,这同样是成功实施整合营销传播策略的关键环节,客户对网络企业所提供服务的已有认识会直接影响到广告宣传的效果。如对Google的认识是“优秀的搜索网站”,Google的传播策略就不能过多的偏离这个概念,而去宣传“真实的虚拟社区”,当然假如Google有意向这方面发展的话,完全可以结合客户对它的原有认识,制定合适的宣传主题。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在分析客户心理特点和行为特征的过程中,绝不能忽视客户数据仓库的存在,客户数据仓库以及数据挖掘技术是准确制定营销策略的科学依托。
第二步,确定整合思路,明确整合方法。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同一个阶段整合的核心只能为一个,过多的整合核心不但会使整合营销传播的战略不明晰,而且还会降低整体的营销效果,更会使下属部门和渠道商感到无所适从。整合方向的不明只能使营销传播活动一败涂地。特别是处于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同时传递过多的信息,未必能带来预期的好处,相反还会减弱只传递单一信息的效果。网络公司受其影响最为突出,要做到消费者对其传播信息印象深刻,确定单一的整合核心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第三步,选择传播渠道,限定传播范围。传播渠道要依据公司的营销目标和公司的特点进行选择,做到针对性强,宣传力度大。如欲开发青少年市场的公司可以在网络游戏上旗帜广告,因为网络游戏聚集了相当多的青少年玩家;又比如销售编程软件的公司可以在计算机论坛、程序员网站和计算机杂志上广告。这样做的好处是:传播受众比较集中,传播的范围比较小,传播的效果也比较显著。最忌讳的是选择过多的传播媒体,拉大传播的战线,比如推广网络游戏的公司不单在门户网站上购买旗帜广告,还在电视上、故事报刊上刊登广告,虽然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该公司所开发的游戏软件,但是所传递的信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缺乏价值的,所进行的传播工作也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主要的目标是使更多的潜在消费者了解该公司的性质、产品的特征等等。网络企业在制定传播策略的时候也应该遵循相同的准则,依据行业的发展状况和公司的营销目标制定切合实际的传播策略。
第五步,获取客户的反馈意见,保持与客户的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客户数据仓库。做好接触管理的工作,通过email或者免费电话回答客户提出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客户资料库。同时,切忌等上半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才回复客户的email,这样做的代价是使到手的商机轻易地流失掉。
第六步,评价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不能以财务指标上的变化来衡量传播策略是否成功,因为财务指标定量分析了公司的财经营状况,却难以定性地分析传播的效果。这导致评价的结果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要委任具有远大眼光的经理负责评价的工作。评价要从传播的周期和公司的未来发展目标入手,尽量做到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性。
当一次整合营销传播策略成功实施之后,很可能会很快就进入下一轮整合营销传播策略的制定,应当指出的是以前所传播的信息已经在消费者心中扎根并形成了一定的概念,完全抛弃过去的传播历史而随意制定不相关的传播策略是不可取的,甚至会影响到公司的业绩和未来的发展状况。
四、应用整合营销传播还需考虑的若干问题
第一,切忌在不分析市场状况和消费者行为特征的情况下;在缺乏以往传播历史和传播伙伴支持的情况下,盲目运用整合营销传播策略。
第二,对整合营销传播断章取义,仅从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整合营销传播的含义,往往会出现下面的错误:经常变换口号,传播策略不具连续性,结果是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未考虑互联网的特殊性和公司的经营状况就照搬整合营销传播策略。
第四,仅仅抛出一个口号,缺乏规范化的执行过程和科学化的分析过程,最后仅得到华而不实的结果。
参考文献:
〔1〕Don·E·Schultz.整合营销传播.
〔2〕EstherThorson&JeriMoore,吴宜蓁,李素卿译.整合营销传播〔M〕.台湾: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
〔3〕张珂.浅谈整合营销传播〔J〕.广西商专学报,1998,(4).
篇3
[摘要]: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跨文化传播日益频繁。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和意识形态载体的中国电影,必须以积极的姿态应对竞争,广泛参与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传播。全球化语境对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中国电影要取得跨文化传播的成功,必须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中找到一个“契合点”,实行“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编码”,在电影传播的文化策略、题材策略、艺术策略以及运作策略上广泛借鉴,大胆创新,以“和而不同”的目标作为跨国传播的文化诉求,开创中国电影新局面。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这一术语在世界上加速流行,到90年代出现了。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尔科姆沃特斯指出的,“就像后现代主义是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1]。“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他在1962年最先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随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理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在1969年出版的《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一书中正式提出“全球化”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全球化”下了一个定义:“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受到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的制约和影响,或者反过来,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对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具有指向意义;以此种关系将远隔地区相互连结,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强这种关系的过程。”[2]这场始自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浪潮也波及到了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随着资本、信息、人员的自由流动,跨国、跨文化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建构已经成为全球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关键词,成为中国电影置身其中的宏大现实语境。“电影艺术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物,它们的存在语境决定了其物质本质最终必然服务于它的社会本质。而其社会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又决定了影视艺术的多重本质属性:电影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电影是一种影像语言,电影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电影是一种文化产业,所有这些关于电影的定义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3]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下,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中国电影也好,艺术形式的电影也好,还是作为意识形态,亦或作为文化产业的电影也好,如何充分发挥影像的跨文化传播功能,实现中国电影的文化传播价值和资本价值的最大化,成为中国电影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中国电影参与跨文化传播:走向世界势在必行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电影一直禁锢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之中,缺少开阔的国际视野,这种状况直至上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但走向世界的步伐还是太过缓慢。今天,在全球化设定的语境下,中国电影有必要更有可能参与跨文化传播。“顾名思义,跨文化传播无疑应是文化、传播并重:传播不同文化,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4]传播的本质即在于文化的交流。
首先,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跨文化传播,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一个民族或国度文化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传播的健康进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5]中国电影作为一种承载传播中国文化,塑造国家形象任务的大众传播媒介,必须积极参与跨文化传播,在跨文化传播中汲取思想和艺术营养,在跨文化传播中输出中国的民族文化。尤其在加入WTO后,好莱坞电影兵临城下,中国民族电影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在全球化信息不平等传播的态势下,一个巨大的“文化逆差”正在形成,中国电影只有迎难而上,借鉴世界先进的电影理念和运作方式,在坚守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敢于跨出国门,才能实现中国电影在二十一世纪的腾飞。跨文化交流学研究的鼻祖爱德华霍尔将文化区分为强语境文化和弱语境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的文化属于强语境文化,如中国文化,其强语境的一个明显体现就是在这样文化里有大量的成语、谚语,有复杂而严密的礼仪。相对地,弱语境文化如美国文化,它本来就是多元文化混合而成,是一种不断在冲突与妥协中熔炼出的文化,最后保留下来的必然是一些具有普遍可接受性的文化因素。[6]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就是改变长期以来封闭的自言自语式的表述,通过更具普遍意义的影像语言使中国的强语境文化为世界所了解。
其次,全球化语境为中国电影参与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能和契机。不可否认,全球化带来了文化同质性的危险,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日益失去自身的个性。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全球化时代的传播特征是用消灭时间差距的传播手段把世界压缩为一个没有地方性的平面,用一个时间来代替多个空间。由于传播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掌握着世界性传播网络资源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时间成为传播当中的世界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等于取消了其它文化的存在。”。[7]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传播全球化必然引起“文化反弹”,引起本土文化(或民族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抵抗和抗争,使文化的异质性,本土性彰显得更加强烈。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所指出的:“全球资本主义既促进文化同质性,又促进文化异质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质性制约,又受到文化异质性制约。”[8]所以,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一元化,相反,“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全球文化多元化,二者在“二律背反”中呈现出一种非和谐的历史对称性。”[9]这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也即全球化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作反向运动。”[10]这无疑为中国电影的外向传播提供了理论依据。实际上,全球化一方面表现出差异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流动与交换。“在一定意义上,传播全球化的发展将推进全球文化的相互认同与融合,有利于消除人类文化间的疏离隔膜乃至误解敌对,为人类所理想的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规范的一体化的‘全球文化’的形成,创造出丰富、开放的对话空间。”[11]中国电影就置身于这样一种空前频繁的跨文化传播语境中,完全有可能大有作为。事实上,中国电影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中国电影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12]这是值得大家欣慰的,但也应该看到,在这个方面,我们还缺乏应有的自觉。中国电影不容固步自封,跨文化传播理论告诉我们,“切断信息传播的闭关自守状态中,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来维持本土文化的纯洁性,甚至把本土文化禁锢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不仅会丧失本土文化发展的经济可能性,更会弱化本土文化对非本土文化的传播力量,丧失文化竞争力。” [13]中国电影走向跨国传播、跨文化传播已是势在必行。
二、跨文化传播中的“双重编码”策略: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契合
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要实现跨文化传播,必须学会如何对电影的艺术信息、文化信息、影像信息进行“编码”,以实现其传播功效。实践证明,过于本土化或过于国际化的信息编码都不利于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固守民族主义是不行的,“电影创作狭窄的民族视野妨碍着民族电影不断扩大自己的交流范围,也局限了对所表现的题材作更为深广的审美涵盖。”[14]其结果只能如我们所看到的:传而不通;但另一方面,“如果一部影片只剩下可以容纳国际受众的那些电影文化因素,恰恰使影片失去文化的稀缺性,电影的文化资本也随之失去它作为信息资本的条件。”[15]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是电影跨文化传播能否成功的关健所在。梅特希约特把电影的文化因素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晦涩的难以沟通的电影文化因素;一个是可以转换的电影文化因素;一个本身就是国际化的电影文化因素。[16]中国电影要取得跨文化传播的最大功效,既要避开第一个层次,以免“对牛弹琴”,也要避开第三个层次,以免丧失自我的文化特色。而应该致力于追求第二个层次,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中找到一个“契合点”,采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编码”策略,实现两种电影文化的可转换。
首先,从文化策略层面来看,中国电影应该发掘既具本土性又可以为全世界所理解的那些“文化资本”,在保持本土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兼顾与世界文化的融合沟通。电影的文化表述是一个系统,既包括了肤色,服饰,饮食,语言,建筑等到外在的表征,也包括人际关系,生活习性,民俗仪式,价值观念等内在的意义。对中国电影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的“新民俗片”如《黄土地》、《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后来出现的《二嫫》,《五魁》,《黄河谣》,《红粉》,《炮打双灯》、《风月》等是最早将这一文化策略付诸实施的电影作品,成功地将中国电影推向了世界。这些影片借助富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典型符号,如“黄土地”,“黄河”,“江南水乡”,“红高粱”,“红灯笼”等,营造某种特定氛围,体现出一种独特的“东方镜像”。尽管有论者以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这类电影刻意为西方营造一个“他者”形象,以迎合西方观众的口味。但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所谓“异国情调”、“民俗奇观”,正是民族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它当作可资交换的文化资本加以利用,不仅在策略上是可行的,也一再被证明是民族电影国际化推广的成功之道。“从世界电影史上看,把影像的奇观性作为可交换的文化资本,并非自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始,好莱坞的西部片,欧洲大量的民族风情电影,日本黑泽明、大岛渚、今村昌平的电影,都无不在发掘民族的文化资源,利用本民族的影像奇观来作为可交换的文化资本。”[17]如果说这一批走向国际的中国影片其民俗元素是本土的,那么这些电影中渗透的文化反思与人文关怀则是世界性,如其对人性张扬的赞美,对专制文化毁灭、扭曲人性的控诉,对追求自由的肯定等等,则是全世界的观众都可以理解的。正如电影《刮痧》的导演郑晓龙所说:“各种文化在浅层次在表面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当涉及人本身,人本性,比如亲情,家庭层面时,则是相通的。”[18]善于寻找开掘东西方都能理解的,既有共性,又有“距离感”的文化资源,找到民族化与国际化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是实现中国电影全球传播的重要文化策略。实际上,WTO给中国电影工业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使国内的电影工业和国际的电影工业进一步融合,在此情境下,国际电影市场对中国电影变得更加重要。很多电影如“《爱情麻辣烫》的票房主要在国外,国内票房只占一小部分;《美丽新世界》票房的30%-40%来自国外;《洗澡》60%来自国外,该片先后签下包括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等世界主要电影集散地的总共50多个国家的销售合同,票房达200万美元……”[19]又如霍建起《那山那人那狗》和《暖》,两部影片均在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仅《那山那人那狗》的票房就高达3亿5千万日元。影片能在日本观众中引起共鸣,得益于导演对影片文化内涵的发掘,当然,这种文化,是基于中日观众能够共同理解的基础上作出开掘的。如《暖》“通过自然,纯美的画面和音响的阐释,探讨人性,生活和生命意义的人文生态主义精神,把对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思考和人类环境,生存的问题意识并置于一段发生在80年代的故事中,开掘了除画面与音响语言之外更广阔的意义空间。”[20]
对这种文化策略运用得最为成功的是获得奥斯卡大奖的李安的《卧虎藏龙》以及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等武侠大片,这些影片能够成功打入欧美主流电影市场,无一不是采取这种“双重编码”的文化策略,在“中西合璧”式影像书写中征服了西方观众。李安的《卧虎藏龙》创造了华语影片在欧美影院上映时间最长的纪录,而张艺谋的《英雄》则开创了中国电影进军海外市场的历史性突破。据统计,其海外票房累计已超过11亿人民币;《十面埋伏》在海外的票房也居高不下,仅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就达28亿。[21]有人把李安的《卧虎藏龙》的跨文化传播在成功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国际化的演职人员;二是“远离”华人的武打效果(承徐克超现实主义动作画面的表述手法,大量使用电脑数码技术产生特技效果);三是磨擦与再融合的文化主题。[22]应该说,这种分析是非常到位的,李安高明之处就在于抓住两种文化、两个市场的“结合点”。《卧虎藏龙》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也给了大陆导演以启示,张艺谋、陈凯歌等敏锐地意识到富有中国特色的武侠片就是跨国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的“契合点”,陈凯歌正着手《无极》,张艺谋则拍出了《英雄》和《十面埋伏》。和之前的“新民俗片”不同,这些影片走的是商业电影的路线,已经具备了更加自觉的,更加积极的参与跨文化传播的意识。张艺谋自觉地以中国独具特色的“武侠文化”为内核,又掺入了“天下”、“和平”等国际性的思想元素,不同地域的观众都可以看出自己所能理解的文化内涵,加上精美的视觉效果,影片赢得全球观众的喜爱。“《英雄》是当下世界的一个隐喻。《英雄》的喜剧性在于它是一部充满了中国文化象征的电影,但这部电影的坚固内核确实全球性的……张艺谋和他的电影已经不再试图展现全球化中的中国‘奇观’,而是试图用中国式的代码阐释一种新的全球逻辑。”[23]这样的解读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英雄》的确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十面埋伏》亦是如此,单就片名来说,借自中国传统民乐琵琶曲的《十面埋伏》已经让它打上了中国制造的符码,但在《十面埋伏》中我们分明又可看出《谍中谍》式的“卧底与反间”,《卧虎藏龙》的竹林之战,《黑客帝国》中的气势与质感,这一切让西方观众有着似曾相似之感。周星驰的《功夫》无疑也是采取了这一文化策略。周星驰坦言希望自己的电影“可以去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能够被更多不同市场的观众接受,包括西方观众”。为了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他请来西方观众认可的袁和平做武术指导,精心制作动作特效,同时还加入包括日本漫画风格在内的目前最流行的形式因素,产生了卡通化的效果。[24]这一切,都是成就《功夫》高票房不可忽视的文化策略。由此看来,在富有东方文化韵味的中国电影中巧妙地编入国际性的符码,无疑是中国电影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有效策略。
其次,从题材策略来看,为了引起“共鸣”,中国电影还应该在电影题材,或说电影传播内容上精心选择。中国电影不能走向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于狭窄的电影题材限制了其影响力的扩大。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累,有着无可替代的题材优势,当下转型期的中国更有许多的电影题材资源可供挖掘,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些题材资源缺少现代性的理解和世界性的观照。当好莱坞瞄准“二战”题材拍出了《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兵临城下》、《珍珠港》等享誉全球的大片时,作为“二战”受害国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电影在这类题材的开掘上却差强人意,至今没有一部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二战”影片,只能归之于创作视野的狭窄所致。另一方面,中国的题材资源却在悄悄流失。“时至今日,政府层面对文化资源的流失还缺少必要的警惕和有力的防范。”[25]迪斯尼公司1999年制作的《花木兰》就是一个从中国“窃取”题材资源的典型例子。中国电影要走向国际,不但要好好开掘自己的题材资源,也要注意关注一些国际性的题材或跨文化方面的题材资源,只有根据目标市场的受众需求来配置题材资源才能征服国际影视市场。“在我们的影视题材中,够得上国际性题材的作品实在太少了,老人题材,残疾人题材、妇女题材,我们都非常薄弱,即使是艾滋病题材和同性恋题材,也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我们的视野。(中国电影)要完成从‘族意识’到‘类意识’的超越。在我们的影视中,关注民族性是应当的,必要的,但是,在世界日益走向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是否更应当关注人类共同的东西呢?族意识与类意识相比,类意识是更高一个层次,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是不足取的……。” [26]可喜的是,近年来一些中国电影导演终于调整策略,开始关注一些“涉外题材”,拍出了一批所谓的“涉外电影”,从冯小宁的“颜色三部曲”(《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夏刚的《红樱桃》、《红色恋人》到稍后的《开心哆来咪》、《刮痧》、《我的1919》、《鬼子来了》、《浪漫樱花》、《大腕》、《天地英雄》、《芳妮的微笑》、《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庭院里的女人》,再到最近改编自茨威格小说的徐静蕾《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中国电影开始有意识把眼光投向“外域”,关注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关注中外文化、观念的冲突与融合。这种题材策略上的转变,显示了民族电影从本土化走向全球化的迹象,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电影探索。在电影题材的开拓方面,“第六代”导演从“另一个角度”做出了不懈地探索。如果说“第五代”走向世界主要依靠的是“文化策略”的话,那么“第六代”作为一个整体走向世界主要是依靠其“题材策略”。第六代导演把眼光投射在当下,关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变化,关注边缘人物的灰色生活,这种“边缘题材”恰恰契合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性关注。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力量时断言,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第六代的电影文本正契合了西方学界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后人文主义’研究课题。”[27]作为“后人文主义”实践的第六代导演的以其“边缘化”的电影题材和独具个性的艺术表现力征服了国际电影节的评委。纵观近年来迅速在国际影坛崛起的伊朗和韩国电影,无一不是依靠既具本土,又具世界性的题材资源取胜的。“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应该触及现实生活的问题和任务,触及人类的经验,总是为当代的问题去寻找答案,帮助人们理解产生那些问题的环境。”[28]作为有着丰富题材资源的国家,中国电影应该具备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一方面充分挖掘自身资源,一方面本着“拿来主义”的精神,积极开拓新的题材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功能,使中国电影在全球形成影响力。
第三,从艺术策略层面看,中国电影要善于借鉴国际化的电影语言,在保持自身美学特色的同时大胆创新。电影的语言表述系统主要包括运动的图像语言与概念语言(如对白、旁白、独白)的结合,其本质特点在于影像符号的表现力上。学者梵诺伊(F. Vanoye)列举了电影的“特殊符码”:摄影机运动、画面大小变化、影像蒙太奇、场外用法、电影特技和音画字的综合。他认为电影艺术魅力之所在在于:(一)电影有最大的摄录能力,弥补了其它许多艺术的最大缺憾;(二)电影具有最大的再现能力,包括了写实和特技、影像蒙太奇的“做假”(montage sequence)。再融入学者魏奈(M.Vernet)所谓的“电影非特殊符码”:如涉及透视法的“知觉式符码”、涉及文化背景的“认识性符码”、有涉及个人偏好的“感性符码”、涉及精神分析的“潜意识符码”以及涉及叙事的“叙述性符码”等等,使得电影艺术突破视听限制,营造出一个多姿多彩、魅力十足的“梦境世界”。[29]从电影的艺术本质上看,中外电影并无二致,只有在电影的艺术表现力上勇于创新才能在吸引广大受众。台湾电影、香港电影以及中国第五导演的作品能够走向世界,除了其文化内涵方面的原因外,其对电影语言的推陈出新也是功不可没。正如论者所总结的:“80年代前后,以徐克、许鞍华为代表的香港‘新浪潮’电影,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运动’,还有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大陆‘第五代’导演群体,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但是,他们的影片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冲撞,在继承性与超越性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电影艺术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或者换句话讲就是:‘用最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30]没有这种“最现代的艺术语言”,中国电影就无法进行跨文化传播。学者尹鸿先生在总结中国电影国际化的艺术策略时概括了三点:一是“非缝合的反团圆的叙事结构”,即在叙事上放弃了经典好莱坞那种“冲突-解决”、善恶有报的封闭式结构。二是“自然朴实的蒙太奇形态”。即不采用好莱坞电影那种夸张、跳跃、紧促而戏剧化的蒙太奇形式,而是大多采用一种相对静止的画面,比较平缓的蒙太奇联结,有时甚至有一种中国山水画、水墨画的韵味,画面开阔、造型平缓。三是“纪实化风格”。即在叙事风格上采用了一种反好莱坞的纪实手法,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宁赢的《找乐》和《民警故事》,章明的《巫山云雨》、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等等。[31]如果说这种艺术策略在“第五代”身上还没有形成自觉的话,那么在第六代导演那里,对于电影艺术个性的追求与张扬就显得更为自觉。“第六代导演们走出国门,其共同的动作方略是----‘草船借箭’,也就是主打欧洲‘小众型’的艺术市场(即先融资,再获奖,随后出击市场),不是‘后殖民’式的屈已媚洋,而是以对中国当下社会变革某个‘亮点’的发现以及艺术个性的张扬,去征服外域并开拓生机。”[32]这种立足本土,借鉴欧洲艺术电影,自觉的,有针对性的反好莱坞的艺术策略既使中国电影与世界领先的电影艺术接轨,又打造了中国电影的“艺术个性”,有利于中国电影以独立的艺术身分走向世界,进行跨国传播。
此外,从运作策略层面来看,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也要在立足自身的基础上借鉴学习世界电影先进理念与商业操作规则,营造一个良好的有利于中国电影发展的“媒介生态环境”(如政策环境、资源环境、技术环境和竞争环境等)。正如邵牧君先生所说“中国入世后,电影业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全面实行产业化和彻底改变电影观念。”[33]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要抵抗好莱坞,别无它法,只有如冯小刚所说的“用好莱坞的方式打败好莱坞”。把电影作为一项产业,实施好市场化战略,做好电影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好莱坞电影的投资策略、品牌策略、市场策略、营销策略等都值得中国电影借鉴。张艺谋说:“从投资,制作到发行,推广,可以明显看出系统地向好莱坞的商业操作规则学习,很有必要,从商业角度来说,中国电影越接近规范化操作,说明中国电影越成熟,对抗好莱坞的商业大片,这就是实际行动”。[34]《英雄》、《十面埋伏》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这两部电影也是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策略、思想策略、艺术策略与运作策略于一身的典范,张艺谋本人也不愧是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里程碑式的导演。
三、跨文化传播中的“把关人”与“涵化分析”:让西方观众进入东方情境
在跨文化传播中,一个有效的传播至少包含三个关键要素:传播主体、接收者和经过编码的信息。[35]上文已经论述了跨文化传播中“编码信息”要注意兼顾两种文化的共性与差异,除此之外,传播主体和接收者(传播对象)也制约着跨文化传播的效果。运用传播学的“把关人”理论和“涵化分析”理论可以对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与要素进行更为深入地分析。“把关人”又称为“守门人”(gatekeeper),是由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1947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的。卢因所讲的“把关”含义是指传播者对信息的筛选与过滤,这种对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的人就叫做把关人(或守门人)。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把关人”决定信息取舍,起着是否传递,如何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在电影媒介中,所有参与电影制作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把关人”,但最为最要的把关人当属电影导演。“涵化分析”也称“培养分析”或“教化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是由美国传播学家G格伯纳等提出的。格伯纳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传播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由于传播媒介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发生着很大的偏离。媒介对受众的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格伯纳等人将这一研究称为“培养分析”。这一理论揭示了大众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现实观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涵化分析”理论对于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进行跨文化传播,培养“国际受众”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主体策略。在传播主体方面,中国电影要培养合格的“把关人”-----精通中西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者。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人应该具备一种国际化视野,摒弃单一的视角和过重的本土情结,用现代化、全球化的视界来观照中国的本土文化或中西文化的差异。台湾导演李安执导的“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将中国传统文化时置于西方文化语境中进行比照,引起观众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兴趣与思考,叫好又叫座;其《卧虎藏龙》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述上进一步接近西方人的习惯,也因此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李安对中西文化和中西审美差异的熟稔把握。“后WTO时期的竞争,主要是比人才,比文化,比艺术创新,有了新的人才,就必然能拍摄出富有民族文化节含金量和具有创意的作品,才能切实推进本土电影产业化的历史进程,真正开拓出一片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电影市场。”[36]可见人才对中国电影的重要性。在中国,真正称得上国际电影品牌,具有国际票房号召力的只有张艺谋、陈凯歌等少数几位导演,即便如极具国内票房号召力的冯小刚,在国际影坛上也是默默无闻。尽管中国的第六代、新生代导演们已经浮出水面,但中国电影要打造真正的国际品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受众策略。在接收者(传播对象)方面,中国电影要占领国际市场,必须培养中国电影的“国际受众”。从传播学的“涵化分析”理论来说,国外电影观众是通过中国电影所提供的“拟态环境”或“象征现实”来认识中国人,中国文化,来建构他们头脑中的中国形象。由于这种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过程,这就要求中国电影要处理好电影媒介的“设置议程”功能,运用正确的文化传播策略,让国外观众了解、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电影产生浓厚兴趣,用银幕塑造真实、完整而富有个性的“中国形象”。中国电影要赢得国际受众,还必须注意研究国际受众的欣赏口味和观影心理。中西受众“在媒介的受众观念方面,以及在受众的媒介取舍观方面,双方的差异性大于共同性。”[37]中国电影要善于引导和培养观众的“中国式审美”。“艺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能使受传者获得美的精神享受。但对艺术传播者来说,还不能满足于此,更应积极、主动地担负起培养人们对美的感觉能力,陶冶人们的品性,养成高尚的艺术趣味和健康的审美观念。”[38]当然,这种引导“培养”的具体策略还是要落实到跨文化传播的“双重编码”上,抓住不同文化“契合点”,既注意审美心理的“熟悉化”,又注意使其“陌生化”。“一个人的艺术审美心理易于和表现他所属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艺术作品共鸣,同时由于求奇,求新和渴望了解陌生这一系列心理因素制约,也愿意接受他种地域,异族文化形成的艺术作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越是民族的,越是容易走向世界。”[39]的确,中国电影对国际受众的审美心理与艺术趣味既要适应,又要引导与提高。实际上,在培养国际受众方面,中国电影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由于几代中国电影人努力,中国的“武侠类型片”已经在海外培养了大批忠实观众。今后中国电影还要通过进一步的努力,形成样式更加丰富的“中国类型片”,吸引更多的国际受众,打造好中国电影进军国际市场的品牌。
四、跨文化传播中的“双赢”策略:“和而不同”的文化诉求
在和好莱坞电影的同台竞争中,中国电影是缴械投降,还是积极抗争?是消极抵抗还是勇敢地走出去?这是中国电影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既需要宽广的文化视野,更需要过人的传播智慧。
“如何使不同文化的民族、国家和地域能够在差别中得到共同发展,并相互吸收,以便造成全球意识下文化的多元发展的新形势呢?我认为中国的和而不同的原则或许可能为我们提供正面价值的资源。”[40]“和而不同”,这既是中国电影跨国传播的文化策略,也是其文化诉求,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终极目标。我们不必担心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失去个性,相反,参与跨文化传播,“外国文化会丰富本国文化。因为文化的发展是通过外来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和相互借鉴而实现的。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多元竞逐的过程……合成的文化无可否认依然是本土的,并成为继续演化的新起点”[41]文化需要交流,没有交流就没有发展。“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42]纵观亚洲新电影的崛起,可以发现他们并未采取与好莱坞“你死我活”的对立模式,而是以文化的“和而不同”为准则,从本土资源中发掘民族特色,在与好莱坞的对话与交流互动中实现“双赢”。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大卫鲍威尔(David Bordwell)在2000年香港“第二届国际华语电影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跨文化空间:华语电影即世界电影》(《Transcultural Spaces:Chinses Cinema as World Film》)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断:“直率地说,中国电影是属于中国的,但它们也是电影。电影作一种强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仅需要依靠本国的文化,同时也需要吸收更加广泛的人类文明,尤其是分享其他文化的成果。只有具备了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冲出国界并为全世界所接受。”[43]对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来说,面对好莱坞电影的进入和亚洲新电影的崛起,唯有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秉持“和而不同”文化传播策略,广泛汲取,大胆创新,才能实现百年中国电影走向全球的美好梦想。
[注释]
[1]Waters, Malcolm, Globalization, London:Routledge 1995,P.4,转引自刘建明:《全球化的终极与国际传播架构》,《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3] 贾磊磊:《镌刻电影的精神----关于电影学的范式及命题》,《当代电影》2004年第6期。
[4] J.Z.爱门森(J.Z.Edmondson)N.P.爱门森 (N.P.Edmondson):《世界文化和文化纷呈中的传播策略——一个致力于跨文化融洽交流的计划》,《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2期。
[5]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7页。
[6]熊澄宇、程绮瑾:《新媒体传播与跨文化交流》中华传媒网 academic.mediachina.net/xsjd,2005-05-06 20:30。
[7]陈卫星:《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
[8] (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9页。
[9]黄式宪:《全球化浪潮与中国本土电影的文化选择》,胡智锋主编:《影视文化前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64页。
[10]王宁:《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文化批判》,孟建,李亦中主编:《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11] 杨瑞明:《传播全球化——西方资本大规模的跨国运动》,《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第17页。
[12]王宁:《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文化批判》,孟建、李亦中主编:《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13] 陈卫星:《信息传播与本土文化的互动》,《创世纪舌战-2001国际大专辩论赛记实和评析》,北京西苑出版社,2001年。
[14]颜纯钧:《与电影共舞》,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15]颜纯钧:《全球化:文化差异与文化资本》,孟建,李亦中主编:《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2页。
[16]梅特希约特:《丹麦电影与国际化战略》,《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中国社会学出版社,2000年,第714页。
[17] 颜纯钧:《全球化:文化差异与文化资本》,孟建,李亦中主编:《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0页。
[18]郑晓龙:《从〈刮痧〉寻找人类的家园》,《中国电影报》2001年3月1日。
[19] 李宝江,张江艺:《“艺玛现象”初探》,《中国电影市场》2001年第1期。
[20]刘丹凌,屈独芳:《生活在别处——电影〈暖〉的文化阐释》,《中外文化交流》,2004年第12期。
[21]铙曙光:《2004:中国电影备忘录》,《文艺报》2005年1月22日。
[22] 林勇:《猛虎出山,蛟龙下海——论李安的文化定位》,孟建,李亦中主编:《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7页。
[23]张颐武:《英雄:新世界的隐喻》,《当代电影》2003年第2期。
[24]符郁:《:港产口味与全球化元素》《经济观察报》eobserver.com.cn/ReadNews.asp?NewsID=12125,2005-05-06 12:22。
[25]颜纯钧:《与电影共舞》,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26]孟建:《“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播扩张与中国影视文化的反弹》,《全球化与中国影视的命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92页。
[27]王宁:《全球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5期。
[28] [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居延安译,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29] 阎啸平、彭丽华:《传播研究新视角》,台湾世新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30]彭吉象:《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民族影视艺术》,《现代传播》2001年第2期。
[31]尹鸿:《国际话语境中的中国大陆电影》,银海网filmsea.com.cn/zhuanjia/,2005-05-06 20:40。
[32] 黄式宪:《全球化浪潮与中国本土电影的文化选择》,胡智锋主编:《影视文化前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64页。
[33]邵牧君:《入世后中国电影的前景》,《戏剧电影报》2000年7月7日。
[34]中国电影家协会:《笑论〈英雄〉》,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第125-126页。
[35]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8页。
[36]黄式宪:《全球化浪潮与中国本土电影的文化选择》,胡智锋主编:《影视文化前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66页。
[37]王国珍:《全球化态势下的中西受众观比较》,《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
[38]邵培仁:《艺术传播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0页。
[39]宋家玲:《影视艺术审美心理特性——兼论我国“转型期”影视审美心理的变化》,胡智锋主编:《影视文化前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40]汤一介:《中国文化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可能之贡献》,《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41]陈韬文:《不开放不足以成文化——关于全球化中媒体保护与媒体开放的分析》,尹鸿、李彬主编:《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篇4
2.中国与东盟各国产业结构互补性研究综述张智远,王春霞,ZHANGZhi-yuan,WANGChun-xia
3.金融危机下中日韩金融合作的困境与对策徐博,周冠男,XUBo,ZHOUGuan-nan
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内涵、功能和发展趋势陈少武,胡雪,CHENShao-wu,HUxue
5.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企业环境责任研究冯蕾,FENGLei
6.网络监督视角下的廉政建设研究赫曦滢,HEXi-ying
7.新农村建设与"留守儿童"的归宿蒋学杰,刘冠珠,JIANGXue-jie,LIUGuan-zhu
8.战后日本女性婚姻观的变化王晓冬,WANGXiao-dong
9.略论3-6世纪北方社会习俗对疫病的影响王飞,WANGFei
10.清代以来东北汉族民间信仰构成及其特征黄云鹤,苑宏光,HUANGYun-he,YUANHong-guang
11.晚清中韩关系走向近代外交的历程李晓光,陶常梅
12.英语学界对奥斯曼威胁与新教改革关系的研究述评宋保军,SONGBao-jun
13.国外学者关于近代英国民众文化水平研究述论陈宇,CHENYu
14.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汉语副词二语习得研究评述宋桔,SONGJu
15.中国古代戏曲团圆模式的三种类型及其文化精神探略杨再红,YANGZai-hong
16.中国古代家庭小说专学建构的可行性报告——家庭、家族文化视域下的明清小说解读系列论文之一成海霞,CHENGHai-xia
17.论《姑妄言》对《金瓶梅》叙事艺术的继承与发展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杨萍,李玉娟,YANGPing,LIYu-juan
18.谈纳兰性德诗词的"关东题材"及其民族文化心理孙浩宇,SUNHao-yu
19.满族神话载体——说部研究谷颖,GUYing
20.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叙事结构及意象表现王华权,WANGHua-quan
21.精神分析法视域下萧乾小说中的自由梦和爱情梦周艺灵,ZHOUYi-ling
22.《活着》内在意蕴解读李丹丹,LIDan-dan
23.从《狼图腾》与《藏獒》谈新时期文学对传统狼形象与狗形象的颠覆刘颖慧,杜若松,LIUYing-hui,DURuo-song
24.电视文艺传播对民间文化的保护措施及意义高健,孙佳路,王建辉,GAOJian,SUNJia-lu,WANGJian-hui
25.经典电视剧翻拍的传播学解读王晓楠,WANGXiao-nan
26.中英文化思维对比及其在语言中的体现王耀敏,曹叶秋,郝薇薇,WANGYao-min,CAOYe-qiu,HAOWei-wei
27.英汉语篇中的名词性间接回指及其认知推理——以新闻语篇为例胡芳,HUFang
28.同语结构与功能的英汉对比徐莹,XUYing
29.商务英语的词汇特征分析赵平,吴彬,ZHAOPing,WUBin
30.日语"形容词移动"与汉语"A定A状易位"之比较贾璇,JIAXuan
31.中日"手"族语的语义派生特点对比分析王丽莉,张国华,WANGLi-li,ZHANGGuo-hua
32.强势背后的男性焦虑——《永别了,武器》中的性别意识探析贺萍,HEPing
33.体裁教学法与商务英语写作教学王伟强,WANGWei-qiang
34.俄语专业零起点课堂教学特点与原则分析戴慧,DAIHui
35.教育增值评价的研究现状及其应用郭蕊,聂威,GUORui,NIEWei
36.从认知灵活性理论的角度探讨高等教育三层次教学模式范爱兰,罗礼进,FANAi-lan,LUOLi-jin
37.关于在危机管理中教师心理调适的研究刘晓勤,LIUXiao-qin
38.高校隐性德育的可操作性和可评价性研究谢昌飞,孙红,XIEChang-fei,SUNHong
39.当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改革措施姜鑫,JIANGXin
40.应用型本科《证券投资学》教学改革的思考蒋天虹,JIANGTian-hong
41.略论语文教学中的美育策略谢辉,XIEHui
42.原生态音乐基础上的原创民歌"西部三部曲"肖月,XIAOYue
43."三巨匠"钢琴奏鸣曲式呈示部对比研究石翠花,SHICui-hua
1.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对我国社会发展建设的启示周耕,ZHOUGeng
2.产业内分工、劳动力配置与国际竞争力分析崔凌伟,CUILing-wei
3.朝核问题前景展望胡明远,HUMing-yuan
4.朝鲜与美国对核问题解决方式的同床异梦申耿焕,SHENGeng-huan
5.关于高校教师教学效能感提升策略的研究李莹,LIYing
6.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金融危机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思考丁亚春,张馨月,DINGYa-chun,ZHANGXin-yue
7.关于稳定高校行政管理人员队伍的探讨崔贵军,王冲,陆娟,CUIGui-jun,WANGChong,LUJuan
8.关于信仰、道德、法律社会功能的探讨刘明飞,LIUMing-fei
9.试论元颢、陈庆之北上及其失败的原因黄河,HUANGHe
10.先秦齐都临淄经济发展综述姚晓娟,YAOXiao-juan
11.近代中国外人在华治外法权的经济后果郑率,ZHENGShuai
12.清代吉林流人的地理分布及其生存状态任树民,李秋,RENShu-min,LIQiu
13.民初奉天省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存在的问题分析吕雪飞,LVXue-fei
14.论1919-1931年间哈尔滨现代民办报业的形成与转型田雷,宋丽丽,白云,TIANLei,SONGLi-li,BAIYun
15.《塘沽协定》签订前后黄郛对日交涉述评薛志恩,XUEZhi-en
16.金批《西厢》:从通俗剧本到诗性文本张小芳,ZHANGXiao-fang
17.唐前奏议类文体论——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中心的文体考察孟庆阳,MENGQing-yang
18.论王安石诗歌中的"唐音"郑陶凌,ZHENGTao-ling
19.元杂剧的剧情特征及成因赵建坤,ZHAOJian-kun
20.试探李渔传奇创作中的"虚实"观杜培响,DUPei-xiang
21.《边城》与《呼兰河传》生态意蕴比较解析王圣杰,WANGSheng-jie
22.王国维美学研究的诱因吴洋洋,WUYang-yang
23.《巫术与语言》的译介考察贾洪伟,JIAHong-wei
24.论郁达夫的译者主体性——以日本作家作品的翻译选材为例张万敏,ZHANGWan-min
25."是否"的语法化及其与"是不是""是否是"的功能差异周延松,ZHOUYan-song
26."不+V1+NP+不+V2"式的不对称现象初探刘红梅,LIUHong-mei
27.《今日说法》中的介入研究——一种评价视角何占磊,HEZhan-lei
28.论霍凯特的语言学观点及影响——关于向心离心结构王欣春,袁颖,WANGXin-chun,YUANYing
29.及物喻优势与不足戴卫平,张燕,DAIWei-ping,ZHANGYan
30.普遍语法:来自于英汉语儿童否定表达的证据鲁华山,张培翠,LUHua-shan,ZHANGPei-cui
31.俄汉非语言交际中身势语的性别差异史崇文,SHIChong-wen
32.论尤多拉·威尔蒂《熟路》中美国南方黑人历史身份的再现郭立颖,GUOLi-ying
33.学校场域的教师话语权失却及其改善机制牛海彬,白媛媛,NIUHai-bin,BAIYuan-yuan
34.师生性别的异同与学生成绩相关性的研究刘宏伟,LIUHong-wei
35.近十年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综述张爽,赵栋,周茜,ZHANGShuang,ZHAODong,ZHOUQian
36.高等院校开设英语选修课的研究与实践宋永燕,SONGYong-yan
37.中国大学生的语块使用频率及类别与写作质量的相关性研究刘艾娟,LIUAi-juan
38.非语境条件下教授中国学生学习俄语的个际法奥列加·克拉索夫斯卡娅,逯红梅,OLGAKLASSOVSKAYA,LUHong-mei
39.中学历史教学中"国际意识"教育研究综述张淑贤,郭培培,ZHANGShu-xian,GUOPei-pei
40.中学语文教育中文学教育的构成要素探析毛萍钰,王雪艳,MAOPing-yu,WANGXue-yan
41.略论绿色语文的构建费兰凤,FEILan-feng
42.关于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到养老机构就业的探讨许晓晖,XUXiao-hui
43.论包装设计中的色彩设计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王慧,WANGHui
1.理性的乐观:黑格尔的现代性观念安丽霞,蒋学杰,ANLi-xia,BANGXue-jie
2.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阶段性特点何远华,HEYuan-hua
3.论政府失信背后的利益动因柳海滨,左宁,LIUHai-bin,ZUONing
4.论文化休克理论和U曲线假说在跨文化旅居者适应过程中的相关性吴文丽,WUWen-li
5.中国事业单位改革若干问题探析陈宪伟,CHENXian-wei
6.关于正确认识宗教在民族形成中作用的研究张畅,ZHANGChang
7.欧美主要国家新闻法规本位的变化刘鸣筝,LIUMing-zheng
8.从受众角度看新传媒时代下的文化产业发展苏李,SULi
9.《清会典》、《清会典事例》纠谬八则薛刚,XUEGang
10.论晚清河套地商与河套地区的开发李茹,LIRu
11.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农业危机薛金艳,XUEJin-yan
12.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原因分析王星宇,杨羽西,WANGXing-yu,YANGYu-xi
13.从通事与通词看中日两国接受西学途径之差异刘钧艳,LIUJun-yan
14.胶东方言声调演变与人文历史地理之关系宫钦第,GONGQin-di
15."V1着V1着,V2P"与"正V1着,V2P"的多维比较曾炜,ZENGWei
16.状态形容词研究综述荣丽华,RONGLi-hua
17.谈东北方言词语"疙瘩"、"蛋子"、"球子"韩梅,HANMei
18.《蜃楼志》中的致使处置式分析洪水英,HONGShui-ying
篇5
周仲瑛从瘀热论治缺血陛中风急性期的学术思想杨宁过伟峰(指导)(775)
张敏建以“盆骶经络揉推法”治疗前列腺痛的经验彭明健(777)
学术探讨
温病的辨证技巧庞秀花周耀庭(指导)(780)
论桥本甲状腺炎当从肝、脾、肾三脏论治张亚董健栋(784)
郑钦安《君相二火解》之我见叶晓光(786)
吴鞠通对仲景养阴法的运用与发展赖明生杨禅中陈润东杨进(指导)(788)
强筋逐痹中药口服结合肌力训练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疗效观察顾力军张志强(791)
中西医结合治疗顽固性不寐40例吕翠岩丁舟(793)
手法推拿牵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98例赵凯(795)
北京中医 对炙甘草汤方证及煎服法的思考周平安(797)
芦荟在皮肤科临床的应用杨顶权白彦萍吴荣国邱显荣(799)
浅谈中药饮片临床应用的常见误区吴春华陈誩王和天(802)
光绪皇帝与御医(下)梁峻(804)
董德懋老师和《北京中医》月刊徐凌云高荣林张纲(806)
刘沈林医案研读商洪涛刘沈林(808)
丹栀逍遥散加减治疗肝郁血热型功能性子宫出血黄传发(810)
充血性心力衰竭的中医治疗进展邹冲司晓晨朱文静(811)
带状疱疹的中医药治疗进展陈慧文(813)
腰背肌功能与慢性腰痛的康复治疗概况吕俊玲林志苇(指导)(816)
拓宽中医药专业学生就业途径的建议李渊吴至凤吴盛(818)
中医药院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监控保障体系初探刘隽徐茵(820)
高校兼职班主任的工作体会张秋云张瑞新王欣苗季巍巍(823)
《北京中医》2007年总目次(826)
传承·传播·共享——记2007年“中医中药中国行”工作交流会(F0003)
京津冀地区中医医院重症感染中西医结合诊治策略论坛在京举行黄毅(F0003)
2008年《北京中医药》新设栏目(M0002)
首届国际中西医结合内分泌代谢病学术大会暨糖尿病论坛征文通知(380)
“第三届世界中医药心血管病学术研讨会”会议通知(第一轮)(392)
临床研究
C反应蛋白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血瘀证的相关性研究孙文军田金洲时晶李林森倪敬年蔡艺灵(328)
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肾病60例临床研究谌洁(331)
中药穴位贴敷对美施康定所致便秘的疗效观察杨中王笑民徐咏梅胡凤山张青(334)
五味消毒饮加减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疗效观察李跃武士芬(336)
学验传承
谢鸣运用六味地黄丸治疗杂病的经验薛珂谢鸣(指导)(339)
王新陆治疗肺病用药经验浅识李鑫朱文浩于磊(341)
王宝玉治疗痞满证的临床经验北京中医 李艺(342)
邱模炎用柴胡剂治疗尿路感染的思路与经验李楠孙慧王萎(344)
学术探讨
急性胰腺炎的中医药研究现状及思路杨晋翔韩海啸张学智冯军安李志钢(348)
妊娠期高血压病产后蛋白尿的证治探讨刘政王小燕孙震(351)
简述《华氏中藏经》之学术价值及影响于晓武冰严季澜(353)
对“腹痛宜和”的认识李永红严季澜(355)
临证纵横
健脾化痰补肾法治疗13例重叠综合征患者疗效观察谭素贞张燕萍(357)
益气活血法治疗脑梗死恢复期50例临床观察陈光李文华任绍林(359)
独活寄生汤加减治疗膝骨关节炎孙学东姚华姚杰高天好(361)
加味半夏白术天麻汤治疗痰湿壅盛型高血压病的临床观察周红梅(363)
杏丁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30例临床分析李莉芳(365)
疏风祛邪、利湿固涩法治疗小儿秋季腹泻朱丽霞(367)
薏苡竹叶散加味治疗脾经湿盛型蛇串疮疗效观察周淑桂高春秀(369)
以补为通治疗正虚血瘀证冠心病心绞痛150例临床观察刘宝山(370)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水肿性胰腺炎63例易春生(372)
实验研究
脑络欣通对局灶脑缺血/再灌注大鼠胶质原纤维酸性蛋白GFAP表达的影响陈业农王键唐巍胡建鹏(374)
新加良附方影响小鼠肝癌组织VEGF与MVD表达的研究雒琳马成杰陈信义(378)
读者·作者·编者
医学论文不宜用的字和词(377)
文献综述
扳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研究现状(381)
传统按摩疗法与现代康复训练结合治疗脑卒中偏瘫概况谭毓虞立勤刘香弟(384)
中医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伴抑郁情绪概况迮兴宇张捷(指导)(387)
从气血论治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研究现状赵小敏李艳丽(389)
教育改革
对中医本科专业境外人才培养的思考乔静华(393)
北京中医 推拿手法学的教学体会杨晓仙(395)
高等院校校重点学科建设评估研究进展姚捷(396)
中西医结合治疗胃食管反流病(下)胃食管反流病中医证候流行病学研究刘汶王仲霞韩偎偎夏志伟(243)
中医对胃食管反流病的认识与辨证陈誩刘汶(245)
胃食管反流病的中西医治疗李军祥张厂(248)
临床研究
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的病因论治姜良铎张晓梅肖培新(252)
自拟补脾除痹汤联合甲氨蝶呤和柳氮磺胺吡啶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观察肖正华高京荣林长喜(255)
外用通络散治疗奥沙利珀化疗致周围神经毒性的临床研究娄彦妮贾立群邓海燕李利亚李学万冬桂(258)
中老年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疗效观察臧鑫(261)
首都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学系揭牌暨学术论坛举行(254)
《北京地区中医常见病证诊疗常规》最近出版(257)
中医药的科学性已成为共识(260)
“全国新安医学研讨会”征文通知(285)
“第三届世界中医药心血管病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314)
北京市政府2008年“折子工程”——社区卫生中医药服务在年内将实现三个100%(31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性病科北京市赵炳南皮肤病医疗研究中心(F0003)
学验传承
邹本贵教授治疗慢性腰腿痛用方选介魏戍高小勇王莹邹本贵(指导)(264)
火针为主治疗顽固性面肌痉挛李群张丽玲常虹程海英(指导)(266)
学术探讨HttP://
《医学心悟》的学术特点及对临床的指导意义谢芬(268)
对《金匮要略》“阳微阴弦”的认识及应用体会郑虎占(270)
杨士瀛《仁斋直指方论》的用药规律与特点王玉凤李雪琴纵横黄学武(271)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石散蔡松穆廖培辰(273)
郁证浅析赵东(275)
临证纵横
活血化痰通络法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痰阻心脉型的临床观察周红梅(277)
425例住院老年病人死亡病因分析白爱萍刘元元李小娟(279)
按摩手法治疗阴虚火旺型不寐的临床观察北京中医 黄曼博(281)
关于临床医学论文写作中的摘要(283)
电针治疗颈性眩晕的疗效观察张树新(284)
按动结合手法配合中药熏蒸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体会张志国(286)
基层园地
久年夜热出汗治验柳育泉任妙琴(288)
方药经纬
脂质体在皮肤局部给药系统中的应用车晓平赵小伟李卫敏(289)
金水宝联合活血通脉胶囊治疗早期肾功能不全的临床观察秦秀荣范津生(292)
实验研究
茶多酚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实验研究武红莉陈信义韩冷崔巍(294)
综合法复制大鼠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模型形态学观察及早期细胞凋亡分析张玉禄李军祥鲁香凤戴欣朱陵群(296)
文献综述
北京中医 帕金森病的中医药治疗李军艳杨明会窦永起赵冠英(300)
针灸治疗银屑病的研究进展王俊慧刘瓦利(303)
黄芪对免疫系统的作用研究进展邵佳骆殊(306)
近10年针灸治疗经前期综合征的评价性综述崔灿元于金娜于英伟(309)
教育改革
推拿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实践范炳华许丽袁相龙谢远军褚海林吕立江王鹏(312)
篇6
论文摘要: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当今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思想,主要包括环境问题策略论,科学技术作用论,市场、政府与公众作用论以及“弱化”和“强化”论等基本内容,它为解决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生态城市提供了启发,即要树立现代生态观,积极发展生态科技,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公众的作用,建设生态城市系统。
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深入反思而产生的。它最初由德国社会学家胡伯提出,并首先在一些西欧国家特别是荷兰、德国和英国产生了较大影响。经过近30年的发展,生态现代化理论从一开始强调技术创新对生态现代化的作用,到注重政府和市场等其他因素在生态转型中的作用,再到关注全球生态现代化的研究,逐渐成为影响世界发展的重要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环境问题策略论。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治理环境采取的是传统策略,即“应付治疗”的补救策略。这种方法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随着环境污染在全球范围内普遍的发生,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传统策略存在的缺陷。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环境问题的解决应从补救性策略向预防性策略转化”。所谓补救性策略是指对破坏环境的产品和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给予修复或补偿,由此消除污染;所谓预防性策略是通过技术创新使得生产及其产品不对环境造成影响,同时通过对经济和社会结构进行调整。消除那些引发环境污染的生产与消费方式。生态现代化理论把从补救性策略到预防性策略的转变看作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科学技术作用论。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看来,科学技术是治理环境恶化、改善环境,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又一重要手段。它认为,虽然环境问题的出现与科学技术有关,但科学技术并非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科学技术在预防和治理环境问题时有着更重要的价值。实现生态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要改变方向,不能是发展以前的与自然对立的、破坏环境的技术,而是要大力发展先进的环境技术。一方面,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对自然的危害;另一方面也能减少生产过程及其产品造成的环境问题,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良性互动。
(三)市场、政府和公众作用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很注重市场、政府与生态现代化的关系。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主张一致,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能同步进行,经济与生态之间是可以实现双赢的,而不是不相容的。市场在实现生态现代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遏制污染的新技术必须通过市场才能使生态走向可持续发展,政府是不能干预的。然而,这丝毫不否认政府在管理中的重要性。在生态现代化中,政府应该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制定环保政策,变补救性策略为预防性策略,最大限度地减少发展的环境代价。市场和政府的重新定位也改变了公众在生态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新技术通过市场化运作和政府的鼓励,得以在公众中广泛传播,这大大调动了公众的参与意识,从而使他们成为生态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四)“弱化”与“强化”论。生态现代化理论有“弱化”与“强化”之分。所谓“弱化”理论就是指用科学技术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提倡由科学界、经济界与政界合作,共同参与制定政策。这种理论针对的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可以利用这一理论巩固它们在全球的垄断地位,从而把其他国家排除出去。而“强化”理论则把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注视扩展到全球范围,这有益于全球民众对环境问题进行关注、参与和交流,可以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指导性的、全面的、开放的策略。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人类的环境意识正在发生转化,即逐步由生态现代化“弱化”意识走向“强化”意识,这是人类环境意识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当前我国城市生态建设面临的问题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实力、政府管理能力与国际竞争力。联合国权威机构预测,“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也必须走城市化道路。近年来的发展表明,我国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城市化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带动了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工业增长值的6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85%,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5%都来自城市,中国城市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由于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比较快,并长期受到传统城市化理念的影响,使得我们片面追求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城市环境问题和生态建设,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一方面,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资源利用不合理。拿土地资源来说,近20年来,随着我国城市的数量增加与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占用土地的面积也逐年扩大,这使得全国耕地面积迅速减少。从2004年土地变更调整结果来看,全国耕地面积由1996年10月底的19.5亿hm2减少为2005年10月底的18.31亿hm2,耕地净减少1848万hm2,人均耕地由1.59 hm2降为1.4 hm2。与此同时,土地利用率低,浪费比较严重。据有关专家统计,我国近几年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除北京和上海等少数几个城市有上升趋势外,其他地区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均出现下降,城市土地的4%--5%都处于闲置状态,40%被低效利用,城市平均建筑容积只有0.507,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的水平。
另一方面,环境污染成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又一严重问题。当前,我国城市发展仍然存在重视经济和忽视环境的问题,尽管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高度重视,但解决这一问题还缺乏必要和有力的措施。拿城市交通对环境与资源的危害来说,随着私家车的增长,汽车越来越成为城市能源消耗和环境恶化的主要方面。2000年我国汽车消耗油量为4800万吨,比1999年增长7.81%,大大超出了过去10年我国每年平均能源消耗2.6%的增长速度。据估计,到2020年我国的汽车燃料需求量将达到1.5亿吨,是1999年的3.34倍,年均增长5.92%。同时,据环保总局估计,2005年我国机动车排污在城市大气污染中所占的平均比例将达到79%,汽车尾气污染将对人类的生存造成致命的损害。不仅如此,城市垃圾、噪声污染、水污染、沙尘污染和烟油污染等也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的严重问题,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些问题将引起严重的生态失衡,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总之,在传统的发展模式影响之下,我国城市发展仍然存在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发展中的生态环境以及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我国城市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变。在这一方面,生态现代化理论则为我国城市发展提供了启发与指导,为我国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即向生态城市发展,使我国在城市化过程中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互利双赢。
三、生态现代化理论与我国生态城市建设
对于“生态城市”而言,目前学界还未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生态城市作为城市化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人类居住区形式,它使得经济与环境融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城市是人类改变传统发展模式,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城市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向。它不简单等同于自然保护主义的“绿色城市”,不仅仅指“天蓝、地绿、水清”这些城市形象,更重要的是,它有一套良性的生态机制,能够使城市的生态形象与生态功能相统一、协调起来,从而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那么,我们应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呢?生态现代化理论启示我们:
第一,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现代生态观。传统观念把自然环境作为为人类服务的工具,人类可以对之任意处置。然而,在现代生态城市建设中,我们不应该把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作为相对立的两极而应把它们看作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不仅如此,我们也不能把对“生态城市”的理解片面化,认为只不过是要搞绿化建设,而是要把生态城市的建设理解为一个系统工程,它是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和自然环境生态化相互协调发展的统一体。社会生态化表现为社会发展的和谐有序,社会环境公平、公正;经济生态化表现为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优化,资源利用合理高效,生产消费模式可持续等;自然环境生态化表现为自然环境优美,人与自然有机结合、和谐相处。我们必须把这一理念贯穿于生态城市建设的始终。
第二,积极发展生态科技,保护城市生态环境。生态现代化理论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把革新技术看作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核心内容。生态科技是一种系统的科技,它不仅具有传统科技的专门性功能,而且还具有系统性功能,因为它在维护生态系统协调的同时,还能够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当前,我国应该鼓励发展生态科技,发挥生态科技在生态城市建设中的作用。例如,我们正在倡导的清洁工艺就是这样一种生态科技。清洁工艺是对产品和生产过程持续运用整体预防的环保战略的工艺,它不包括末端治理技术,如空气污染控制、废水处理、固体废弃物焚烧或填埋,而是通过应用专门技术,改进工艺技术和改变管理态度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我国生态城市的建设中,积极发展生态科技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环境污染并提高生产效率,达到环境与发展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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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意识;经世致用;出版学术思想;近代出版观念
按照学术界以关键词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路径,从思想社会史和语境主义的视角考察一个词的流行及其涵义的变迁,对出版领域一些关键词进行发生学和传播学的研究,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不过,就出版学的研究现状而言,当前也许更加需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作出回答。因此,本文试图从几个不同侧面大致梳理从古代到近代出版观念的衍变与出版实践的关系,以期厘清出版学的学科发展渊源和思想发展脉络,从而进一步明确学科的发展途径。
一、历史意识与出版传播观念
出版观念的产生,始于人类自觉进行的历史记录。殷商时期,人们对于重大活动均用占卜方式作出决策,并把占卜的事项、结果或应验,用文字符号记录在龟甲和兽骨上。这种被称为甲骨文的文字,是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依据。西周时期,人们选择在青铜器上铸或刻写文字,以之记载重大事件,被后世称为钟鼎文。这些铭辞的结尾常常刻有“子子孙孙永宝用”的字句,也即希望承垂后世。从这个意义上说,青铜铭文比甲骨文前进了一步,被赋予了有意识地进行历史记载的性质。而这种历史意识,就是出版观念的源头。
历史意识是出版活动得以产生的深刻动机。人们把某一文本或记录通过一定的载体或复制形式进行传播,其深层的观念依据,是试图超越个体的有限生命,把人的活动和思想保存下来,流传下去。“子子孙孙永宝用”的铭文,即是这种观念的具体体现。与我们今天的传播观念迥然不同的是,这是一种纵向传播和代际传播的深度传播观念。《礼记・祭统》云:“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①《墨子》的《尚贤》《明鬼》等篇更加明确地说:“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于竹帛”,“咸恐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盂,镂之金石以重之”②。《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国大夫叔孙豹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三不朽”的价值观,尤其为后世推崇和遵循。特别是对于“立言”的重视,引导历代知识分子著书立说,“文以载道”。他们把文字和文字传播看得尤其重要,即便不能在当代彰显,也要传诸后世、以待知音。司马迁在《史太史公自序》中谈及自己写《史记》的动机就是为了“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著名论断。刘知几写《史通》,因担心此著不能流传“泪尽而继之以血”。明代学者何乔远写的分类体明史著述,书名就叫《名山藏》。历代文士更是热衷于把自己的文字结集刊刻。据《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统计,仅宋代就有739人的诗、词、文别集(或合集)流传至今。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去世前作《白氏集后记》中说:“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禅林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③用五本分藏的方法让自己的作品最终得以保存,古人为文字传世而费尽心机由此可见一斑。而中国古代出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官刻、坊刻、家刻、寺院刻书等四大刻书系统中,以家刻系统的文化属性更为突出,也是因为那些成就卓著的私人藏书和刻书家参与刻书事业的目的,考虑更多的是传承文化,而不是市场需求。他们刊刻之书,多是经史子集及有用于世的实学之作,而非迎合大众的通俗作品。在这一出版传统的背后,其深层的观念依据,就是长期以来起主导作用的代际传播和纵向传播观念。
二、儒家文化与经世致用思想
讲究经世致用,是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在鬼神问题上提出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等观念,特别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哲学,引导古代知识分子沿着由内而外的路线,以积极入世的心态在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
作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经世致用的观念在出版实践中不断丰富起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意识到书籍具有彰往察来、垂法万载的功效,通过整理汇编《六经》,保存了许多有助于治理国家的历史文献,并且通过确立一系列编辑原则以别善恶、寓褒贬,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正如孟子所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④这不仅深刻揭示了《春秋》的政治功能,也深刻反映了人们对于书籍编纂和文献整理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西汉时期,司马迁自觉将经世致用作为《史记》的编辑宗旨:“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⑤在他看来,历史是现实的镜子,考察历史重在“稽其成败兴衰之理”,把握古今盛衰的规律,寻求实现长治久安的方法。此后,经世致用思想在出版活动中获得进一步发展,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刘知几关于“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⑥的论述,深刻揭示了编纂史书的社会价值及其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二是杜佑提出的“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鲜明地体现了经世致用的高度自觉。三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经世致用的实现路径,就是要“据事直书,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⑦及至清代,王夫之发展了司马光的这一思想,强调史书必须信而有征,“取仅见之传闻,而设身易地以求实”⑧。由此可见,作为我国古代出版观念核心的经世致用,其思想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体现在出版实践中,一是在通经致用思想推动下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经注书籍,二是在以史为鉴思想指导下推出了一批历史和史学著作,三是从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编写刊刻了一批具有专业性和实用性的类书。明清以至民国时期,还持续兴起了“经世文编”和“经世文续编”潮,也就是将各种经国济世之文,主要包括治国得思想策略以及典章制度等,按照一定的编纂形式汇集起来的出版热潮,被称为清末民初“六大世风”之一。⑨
三、古代学术与出版学术思想
在历史意识和经世致用思想主导下的古代图书出版活动,直接推动了传统学术体系的建构。从西汉以至清代逐步形成的图书典籍四部分类,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精神内核。正如《隋书・经籍志》所说:“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也就是说,典籍是儒家进行王道教化的教材,学术的目的在于维护王道伦理的秩序,所有知识的界定及其展开都要以此为准绳。由此形成的以经为根,依经、史、子、集之次第排列的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体系,就构成了以经典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学术的主干。⑩
古代学者在整理图书的出版活动中建构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同时也逐步形成了以目录学和校勘学为特色的古代出版学术思想。孔子整理“六经”即以“仁”为中心,提出三项原则:一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有文辞;二是“不语怪、力、乱、神”,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三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删除不符合中庸之道的言论。为实现这一编辑意图,孔子还总结出“多闻阙疑、无征不信”的编辑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先秦以来藏书的过程中,提出了“校雠”的概念。对此,清代学者章学诚曾作出全面的总结:“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这里的“部次条别”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是对刘向、刘歆出版学术思想的高度概括。刘氏父子“参以司马迁之法”,作《别录》《七略》,后者用《辑略》作序录,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用《六艺略》《诸子略况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诸子略》作为分类编目,这就属于部次。在此基础上再分为“儒家者流”“道家者流”等10家,按流别对图书进行分类。此后,把刘氏思想发扬光大的第一人,是宋代的郑樵。他在《通志・校雠略》中全面阐述了图书目录“通古今之变迁,明学术之源流”的思想,并在《通志・艺文略》中提出了实现这一思想的具体方法,被称为创建图书目录学的先驱。郑樵认为,目录学的任务就是条理书中的学术,告诉人们如何治学,书的存佚是学术盛衰的表征,只有“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才能使人们“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这就从学术的角度辨明了整理图书与制作官私藏书目录之间的不同。及至清代,在考据学盛行的学术环境下,章学诚撰写《校雠通义》,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刘向、刘歆和郑樵的思想,提出三个方面的主张:一是全面总结目录学的传统,指出目录学应以探讨学术源流、考究其得失为宗旨;二是顺应学术发展大势,提出以类例申明学术,对四部分类法进行调整:“《七略》之古法终不可复,而四部之体质又不可改,则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宗刘》)。三是推广互著与别裁之法。“互著”“别裁”是分类著录中的两个重要辅助方法,前者是将同一书分别著录于甲乙两个类目,后者是把书中某一部分从本书析出,著录于其他类目。这两种方法,一为求“全”,一为求“备”,根本目的都在于使四部之法既能辨章学术,又能方便稽检。对此,章学诚总结刘向、刘歆以来的学术成就,从理论上对互著别裁之法进行了系统论述,推动古代出版学术思想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四、西学东渐与近代出版观念的输入
1840年爆发以后,在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西方近代出版观念传入中国,通过有识之士的传播而深入人心,推动出版业呈现出不同于古代的近代特质。这里仅就其中的爱国主义、出版自由和版权意识三个方面作些梳理。
近代中国起支配作用的观念形态,是以反抗列强侵略为主旨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观念形态在出版实践的表现,一是推动了翻译出版,二是开启了教育出版。的失败,促使许多中国人认识到“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据学者统计,从1840年到1861年,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至少有22种。创建于1868年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1871年正式出书至前期,翻译出版西学著作达200种。以后,维新派更是高标“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的出版观,大力宣扬译书对于变法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天下识时之士,日日论变法。……故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戊戌后,东渡日本的留学生增多,掀起一波新的翻译出版潮。仅商务印书馆1902年到1910年间出版的译作就达330种,其中严复的《群己权界论》《天演论》等译作,大力传播各种西方近代思想,切实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与此同时,被称为中国近代“出版第一人”的人张元济,怀抱教育救国梦想,成立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大力编译教科书,“筚路蓝缕,煞费苦心,得成一种辅助教育的新事业”。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也清晰地表达了“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的出版观,认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陆费逵从理论层面揭示了教育出版的意义和作用,在中华书局创立之初编写出版一批新式教科书,与商务印书馆共同开启了近代教育出版的先河。
如果说爱国主义是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古代出版思想在近代的发展,那么伴随着近代中文报刊这一新式出版物而输入的出版自由思想则是近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出版观念革命。1833年,马礼逊在其主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刊登《新闻纸略论》一文,简介西方社会自由发表言论和出版报刊的状况。1838年,该刊发表《自主之理》一文,最早在中文刊物中谈及“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的西方言论自由观。1881年,由传教士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介绍了被资本主义各国视为宪法蓝本的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其中就有关于允许报刊自由言论的条款。在传教士报刊影响下,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表示,其编辑方针是“凡时务之利弊、中外之机宜,皆得纵谈无所拘制”;郑观应、陈炽等人也主张学习和仿照西方报刊的活动规则和管理制度。不过,这一时期的国人并非从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出发,而是将自由出版报刊、自由评论国家大事作为实现变法图强的一种重要手段展开讨论,甚至认为“自由之说,此倡彼和,流弊以深”。这种局面在以后逐步转变。在维新变法运动以及近代国人第一次办报中,黄遵宪、谭嗣同、严复等开始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使得“自由”概念被提升到近代话语表达的层面,为部分开明知识分子所认同。特别是梁启超于1899年4月20日在《清议报》发表《各国宪法异同论》,首次使用了“言论著作之自由”这一词汇。同年8月16日和26日《清议报》先后发表欧榘甲的《论中国当知自由之理》和梁启超的《自由书序》,介绍了西方近代思想家关于“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观点。此后,革命派也加入译介行列,先是我国留日学生创办最早的刊物《开智录》第1期至第6期连载了大井宪太郎著、冯自由译的《自由略论》,接着马君武将英国思想家穆勒的《论自由》译为《约翰弥勒自由原理》,于1903年出版。此后,西方近代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从概念语汇到思想学说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称“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标志着出版自由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获得了法律的保障。
与出版自由同时输入中国的版权意识,是近代出版不同于古代出版的另一重要思想特质。在我国相沿成习的观念中,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写书刻书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而是为天下教化。因此,古代知识分子并不把未经授权许可而复制自己作品看作一种侵权行为。这种观念直到宋代才发生了变化。根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南宋年间刻本有“眉山和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板”的字样。朱熹也曾就打击盗版伪书、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进行过尝试。但这只是一种原始的版权意识,与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相联系的近代版权思想,则是由西方传教士输入的。1903年《万国公报》第197号《欧美杂志》栏中,刊载林乐知、范译述《版权通例》,介绍西方各国版权保护通例。1904年,《万国公报》第183卷发表林乐知《板权之关系》一文提出,所谓版权,就是指“著书者、印书者自有之权利”,“(版权)保护乃国家之责任,而非其恩私也”,呼吁清政府承担起版权保护之责。近代中国人认识到版权保护的重要性,始于启蒙思想家严复。他在翻译出版《原富》的过程中,曾与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反复商讨版税问题。1903年,商务印书馆在出版严译《社会通诠》时,首次使用版权所有的“稿主印花”作为著作权的凭证。同年,严复上书学部大臣张百熙,阐述版权保护与国家的贫富强弱和人民的文明愚昧休戚相关,要求实行“版权立法”,保护“著、述、译、纂”者权利。至1910年,清政府颁布《大清著作权律》,结束了中国单靠官府文告保护版权的历史,为把版权保护正式纳入法制轨道开启了先河,也成为在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影响下出版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刘兰肖,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综合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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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天下黄河第一门——孟门——黄河"史前洪水"与"禹凿孟门"考孟繁仁
15.逝去的辉煌——200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高红商代夯土基址发现和发掘高继平,王京燕,孙卫华
16.柳林镇"铸造遗址"与"青龙铸造业"关系初考杨继平
17.柳林高红遗址所在地考李国大
18.香严寺砖雕艺术初考杨继平
19.香严禅院自唐来——全国四大香严寺考察报告香严寺研究课题组
20.山西高红文化具有独立命名的必要性张生祥
21.柳林县旅游资源分布情况及特征分析孙卫华
22.柳林清河世纪变迁陈保华,陈伟,杨永珍
1."语言自觉"的呐喊——评李锐创作中的语言意识康志宏,KANGZhi-hong
2.支配式合成词研究程艳花,CHENGYan-hua
3.《人生》文本的多重含义詹歆睿,ZHANXin-rui
4.老舍对《红楼梦》的接受与认识刘亚琼,LIUYa-qiong
5.《幕间》历史再书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写中的狂欢化因素李京霞,LIJing-xia
6.谈肖邦《前奏曲》op·28号的音乐结构的共性与个性张彩霞,ZHANGCai-xia
7.论中国"大一统"观念形成的原因王芳,WANGFang
8.略论高昌回鹘王国多宗教共生并存的原因答小群,袁升祺,DAXiao-qun,YUANSheng-qi
9.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宗教调适与和谐社会建设——兼论宗教观孙琥瑭,梁建军,SUNHu-tang,LIANGJian-jun
10.以人为本培养新型农民郭清娥,GUOQing-e
11.浅谈校园文化建设的基本思路李爱保,LIAi-bao
12.《资本论》商品伦理思想初探张雷,ZHANGLei
13.剥夺受教育权的法律保留——何川洋事件的法理思考李慧,LIHui
14.论遗失物拾得人权利制度完善武瑞荣
15.浅谈社区矫正的价值、问题及对策——关于未市甲镇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调查报告宋立军,SONGLi-jun
16.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综合调研报告——以吕梁高等专科学校为个案贺晓娟,HEXiao-juan
17.市民健身动机、参与程度和坚持性的研究薛向荣,窦彦丽,杨广艳,XUEXiang-rong,DOUYan-li,YANGGuang-yan
18.语文教育教学的观念和技艺刘守文,LIUShou-wen
19.英语教学中学生听力技能的培养李春兰,LIChun-lan
20.星级酒店管家人才走向国际化的双语教学策略双建萍,SHUANGJian-ping
21.从就业视角审视我校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薛萍,XUEPing
22.中等职业学校实施体育素质教育的实践与体会邢仁清,张军,XINGRen-qing,ZHANGJun
23.无机化学教学的实践与探索张改清,ZHANGGai-qing
24.浅论高校社科期刊的定位与特色——从《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的办刊思路谈起赵元,ZHAOYuan
25.论新闻的真实性李小娟,LIXiao-juan
26.杜邦分析体系及运用刘便娥,LIUBian-e
27.增强企业凝聚力的几点思考雒守丽,LUOShou-li
28.对当前会计职业道德的再认识康美荣
29.国有企业绩效管理中存在问题之探讨王伟
30.简评《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剑桥中国晚清史》赵清明,ZHAOQing-ming
31.新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资源研究——评《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协调发展研究》袁琴琴,高春燕,YUANQin-qin,GAOChun-yan
32.浅谈电子档案信息的安全问题白润连,BAIRun-lian
33.浅谈就业视角下的大学生思想教育侯建平,秦葆丽,HOUJian-ping,QINBao-li
1.略论中国古代的孝治侯润珍,HOURun-zhen
2.浅议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李小文,LIXiao-wen
3.地域文化对性格的影响——以吕梁人为个案研究张守春,ZHANGShou-chun
4.山西离石话古词考证张颖,ZHANGYing
5.《周易·说卦》与原型理论杨星丽,YANGXing-li
6.哲学视野中的《周易》思想王卫斌,WANGWei-bin
7.从"三仙姑"形象透视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创作偏失杨丽,YANGLi
8.气清神远风格独特——田文海小说风格品读孙小彬,SUNXiao-bin
9.从"庄周梦蝶"浅析庄子的悲态心理杨铠瑞,YANGKai-rui
10.简论文学作品的语言美闫俊平,YANJun-ping
11.浅析《傲慢与偏见》中金钱对婚姻的影响张小瑞,ZHANGXiao-rui
12.试析基督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与困境——兼论我国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化资源与路径选择王亚琴,WANGYa-qin
13.依法治校是促进高职院校科学发展的基石秦红伟,QINHong-wei
14.加强大学生就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陈海霞,CHENHai-xia
15.探析高校防止大学生网络成瘾的措施张银爱,ZHANGYin-ai
16.浅析高职院校专业教学团队组建方法范冬梅,刘金,薛淑萍,FANDong-mei,LIUJin,XUEShu-ping
17.浅议教师课程资源及其开发冯军平,郝慧芬,FENGJun-ping,HAOHui-fen
18.高职高专英语专业翻译课堂教学模式建构任月花,薛爱锋,宋慧平,RENYue-hua,XUEAi-feng,SONGHui-ping
19.刍议高等院校英语词汇教学的方法薛泽芳,XUEZe-fang
20.浅谈英语专业阅读教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学薛晓萍,XUEXiao-ping
篇9
摘要: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经济社会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发展。高校的图书馆宣传工作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在新形势下,网络的发展速度不断在加快,要是可以利用相关的网络环境,高效合理开展各种宣传工作以及创新宣传内容,这样将会给高校的图书馆宣传工作带来极大的好处。通过本人的实践与思考,下面就“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宣传新策略”这个课题略论几点,以提高高校图书馆的整体利用效率。
关键字:网络环境 高校 图书馆 宣传 新策略
高校的图书馆开展各种宣传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利用目前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引导和吸引读者进入图书馆,利用图书馆学习,提高学生的整体知识意识水平和知识水平,在图书馆中提高各种信息的搜索能力,从而发挥图书馆在高校中的职业职能,以使整个图书馆的用处以及效益发挥到最大。
1创新文献资源的宣传方式,提高文献的利用率
目前,许多高校里的图书馆都渐渐开始把文献的各类资源建设当成是一项很重要的事情,图书馆内的文献收藏除了在数量上要吸引读者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保证其质量。除此之外,还要注意考虑这些文献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以及利用相关的办法提高图书馆的利用率。鉴于上述这种情况,高校中的图书馆管理人员可以采用相对应的宣传策略。宣传本身就是属于一种高效传播信息的途径。
众所周知,高校中的图书馆是一个学校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是一个学校学生学习的信息中心,图书馆内聚集着不可尽数的丰富知识。目前许多学校的图书馆除了一些印刷文献之外,还有电子文献以及网络上的虚拟文献。尤其是在目前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通过网络环境,图书馆可以进一步向读者展示它的知识蕴含量,同时也可以为读者提供了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一个现代化的图书馆。
2完善增加网络上的服务项目,加强各高校图书馆之间的网络合作
在目前的网络条件下,图书馆应该适当增加服务项目。我们可以在各种文献流通、杂志阅览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更多是以高科技技术为核心开展各种具有时代气息、特色的服务。例如:在信息传递,信息咨询、信息搜索、借书还书这些方面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让学生都可以知道高校图书馆不仅仅是撰写论文阶段才会发挥作用,从而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任何学校里的图书馆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整个图书馆视野中的其中一份子。通过有效、创新的宣传方式不只是让读者走进某一个图书馆,而是能够关注整个图书馆界的整体资源,也就是在目前的网络条件下,能够连接尽可能多的高校图书馆,整合资源更加全面完整的获取信息。这样就进一步体现了学校中图书馆的价值以及作用,为整个图书馆的发展创造了环境,真正推进了整个高校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
3加强学生信息素质的培养,提高学生搜索信息的能力
我们都知道,知识产生之后必然会有传播以及扩散的过程。据有关的资料显示,现在世界的信息量每六个月就会大大翻新一倍。在这种新形势下,图书馆的相关信息环境也会随之改变。网络的高速发展,电子信息资源的不断增长,其巨大无比的海量信息与用户之间专门化的、 有序化的信息需求矛盾不断激化。一方面整个知识信息资源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另一方面也会给用户寻求特定所需要的信息造成巨大的麻烦。因此,高校中的图书馆在网络信息增长快的形势之下,必须利用网络培养学生的信息素质,提高学生的信息搜索能力。例如:学校图书馆可以采取开讲座、对学生进行培训、或者是编制各种各样的小图册指引学生,向学生宣传电子资源的信息。开设相关文献的搜索课程,以更好地帮助学生了解并掌握各种专题书籍、文献以及信息的搜索方法。帮助用户熟悉有关的搜索技巧,从而达到较好的宣传效果,以促进更多的学生热爱图书馆,并在图书馆中学到更多的知识,成为全面的高素质人才。
4开展多角度、多方面的网络宣传活动,吸引学生的眼球
在电子、网络极快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充分利用网络环境,例如:我们可适当、合理采用在网络上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的活动。这样的图书馆宣传方式有下列的这些好处:首先这样的宣传方法不受所谓的时间限制,也不限空间限制,将为读者提供极大的便利性。[4]其次,这样的宣传方式将扩大我们的宣传面,使学生了解到更多关于图书馆的信息。例如:利用网络宣传,可以采用相关的PPT制作以及图片、图像,这样将会提高学生的好奇心和关注度,还可以让学生随时知道网上所公布的消息,提高了信息的流通性。最后,通过本校图书馆的主页,让学生了解图书馆的概况介绍、还有各类读者指南、以及图书馆内各类讲座介绍。还可以开设相关的论坛以及邮箱或者是信箱,随时接受读者的反馈信息,进而形成一个全面的,多角度,多方位的宣传活动空间。
5充分利用校园微博、推广手机图书馆业务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也越来越多的学生使用手机和微博。因此,在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采用微博宣传新策略是可行的的。微博既方便、可以与读者零距离接触,还可以及时信息,与读者及时交流。目前,我国的大部分图书馆都渐渐开始利用微博来及时公布一些公告信息。这样学生就可以通过手机上微博及时了解信息。比如,整个节假日图书馆的开馆、闭馆时间、新书讲座以及活动的时间与对应地点。除此之外,相关的管理人员也可以利用微博及时图书馆相关的活动信息以及活动之后的图片,以达到一个更好地宣传效果。利用目前的微博平台还可以更全面地向学生们具体介绍该图书馆的网站作用。例如杭州的图书馆以及目前的厦门大学的图书馆都渐渐通过微博及时对图书馆的相关服务、图书馆内部的数字资源管理、以及图书馆内的环境进行全面的宣传,而且现在许多高校中的图书馆都是利用微博进行推荐最好的新书以及读者比较感兴趣的书。
6结语
在网络条件下,对高校的图书馆进行有效的宣传活动。通过有效的方法进行宣传,不仅让读者了解并关注图书馆的各种信息和动态,还可以利用图书馆资源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最终提高图书馆的利用效率,推动了整个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肖翔. 高校期刊阅览室建设与人性化管理的三点思考[J].2012(04)
[2] 吴瑛,黄星,黄本华. 湖北工程学院图书馆读者文献资源满意度调查分析[J]. 2012(04)
篇10
一、西方代表人物和流派的研究
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全球化的浪潮和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革命景观,以及国内哲学创新的迫切性,国外的西方研究似有重“热”之趋向。因此,整理并发掘已有的史料,立足于新的视野,重新研究西方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流派,就成为一项摆在面前的重要工作。就过去的一年看,西方的研究覆盖了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列斐伏尔和阿尔都塞等人,也包括了各个思想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西方国家理论、英国的等。既有新译著的面世,也有立足新角度的深入挖掘。
1.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
在过去的一年中,对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和晚期列斐伏尔等人的研究是国内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首先要提及的是卢卡奇的一本重要著作《理性的毁灭》,于2005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从意识形态上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做了“追究既往”式的思想清算。作者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追溯到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学说,对自20世纪起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源流、演变和社会后果等做了系统的考察和批判。作者认为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承担了不可推卸的“思想责任”。卢卡奇的这一观点在我们看来并不陌生,也不一定完全赞同,但此书的出版为国内的卢卡奇研究提供了另一新的材料来源。另外,其他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对卢卡奇的思想做了分析。张亮对卢卡奇的研究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在对卢卡奇自传文献产生过程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其政治辩护的本质和自我遮蔽的不良后果,并为国内研究走出卢卡奇晚年自传的阴影提供了建设性的向度。张双利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末世论的洞见》一文中阐释了早年卢卡奇思想向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转变的内在历程,以此为基础,作者在现代性批判的论域中,重新阐释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理论和阶级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认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末世论的洞见,它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末日,也预示了末日之后灾难重生的光明道路,唤起了理论中革命的阶级意识。张秀芹以“物化、总体性与阶级意识——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为题,仔细地考察了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卢卡奇作为西方的鼻祖,虽然国内对其研究较多,但对有关其意识形态理论则关注不够;而且卢卡奇本人可能也没有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论述,所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考察卢卡奇,不失为一个较好视野。
2005年有关葛兰西的研究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葛兰西是西方的重要代表,而且还因为葛兰西的理论,特别是其意识形态和“霸权”(也有译为“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等)理论与我们当今的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内学界对后研究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国内近年来后研究的兴起,葛兰西思想与后的关系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理解和翻译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葛兰西思想的不同取向和视野。因此,对葛兰西的思想及其影响给予格外的关注,自有其合理性。周凡和杨海锋都对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做了辨析。周凡在《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一文中,从"hegemony"的译名,即目前国内将之翻译为“霸权”、“文化霸权”、“领导权”和“主导权”等数种译名出发,结合葛兰西对"hegemony"的使用及其理论扩展,详细考察了葛兰西的"hegemony"一词的意义及其演变。他认为,"hegemony"描述的是某一社会集团争取其他集团对其表示积极赞同,自觉地服从并自动融入到该社会集团的权利结构中来的一种控制方式。葛兰西的"hegemony"的产生既表现为一个负责的历史综合,也表现为一种意义的把握和延伸,而其理论内涵在市民社会、完整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概念的阐发中得到了深度而充分的展现。因而,将"hegemony"译为“霸权”是恰当的。杨海锋在《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研究》一文中也比较详细地考察了"hegemony"一词的含义及其延伸意义。此两篇文章都与国内对"hegemony"一词的多种译名有关,也与葛兰西理论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有关。杨海锋还在《葛兰西对克罗齐哲学的批判改造》一文中就葛兰西与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关系做了探讨。他认为,葛兰西批判地改造了克罗齐的哲学,而克罗齐的哲学则构成了葛兰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2005年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诞辰120周年。布洛赫的思想研究,是中国的西方研究的相对薄弱环节。有学者发表多篇文章,对布洛赫思想加以评述。梦海发表《思想就意味着超越》和《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等文,对布洛赫的思想予以评论。他认为,布洛赫著作是具有包罗万象性质的形而上学体系,在哲学的贫乏时代,布洛赫通过《希望的原理》等一系列著作使形而上学重新成为真理与现实。20世纪西方世界是人性严重扭曲、精神普遍衰退的世纪。与听天由命、悲观绝望和虚无主义相反,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积极进取、富于挑战的思想。在此意义上,他的哲学思想远远超出了20世纪西方哲学史。此外,夏凡对布洛赫哲学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做了概述和评论。他认为国内外的主流意见有两种,第一种意见是把布洛赫当做一位乌托邦的者,第二种是把布洛赫哲学看做与犹太—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的结合。夏凡则倾向于把布洛赫哲学理解为一种人本主义伦理学。他在总结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布洛赫思想渊源的“五基音”说,认为布洛赫哲学是由基督教伦理、古典人本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人本主义共同谱写而成的交响曲。
列斐伏尔是西方的重要代表,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消费社会的研究者鲍德里亚的导师,其日常生活理论与当今世界的消费社会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但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列斐伏尔的思想研究不够,而对其晚期思想研究,国内学界更是缺乏应有的重视。刘怀玉近年来一直在对这位西方学者进行研究。他强调了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状态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指出其意义在于它是列斐伏尔一生中惟一一卷将日常生活概念及其基本范畴进行周密而系统地阐述的著作。刘怀玉还对晚期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的生产”思想进行了评介,指出晚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包含着更深层的逻辑分歧,而晚期列斐伏尔在生产的历史辩证法与空间的生产辩证法之间的左右客串和摇摆对这种分歧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另外他还在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视域中介绍了列斐伏尔引发的消费社会批判思潮,并把它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公共生活领域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
当然,关于2005年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绝不止上述几位,诸如对阿尔都塞、柯尔施和柯亨等人的思想的研究。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其研究重心基本转移到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国内学界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有关这一理论及其影响,仍需给予更深入的探讨。但从总体来看,2005年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并未超越张一兵的《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一书所涵盖的范围。当然,这并不排除在阿尔都塞研究方面的一些补充性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阿尔都塞早期政治哲学论文集《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已由南京大学唐正东等人翻译出版,它为阿尔都塞的早期思想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文献资料。此外,“西方”早期代表人物柯尔施和西方的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的思想也受到了国内学界的注意。
2.西方流派的研究
(1)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多年来法兰克福学派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诸如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研究。2005年,仍有不少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倾注了心血。如张亮从历史的视角,对阿多诺的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历史缘起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批判的思想进行了重新评判。法兰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目前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哈贝马斯的其他思想,诸如有关精神分析理论与批判理论、哈贝马斯有关科学技术(特别是有关基因技术)的论述,已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并可能成为未来关注的热点。另外,在已有多本哈贝马斯研究专著的基础之上,2005年我们又看到了有关哈贝马斯的另一本研究专著。贺翠香的《劳动交往实践——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一书于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哈贝马斯为什么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是如何重建的,他重建的怎样这三个方面的分析,讨论了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及其不足。本年度,除相关研究论文和专著外,也还有相关的译著面世。马尔库塞弟子,现已移居到加拿大的芬伯格教授的技术批判理论综合了技术建构论和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科学技术观点。芬伯格的研究路径和观点显然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已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和研究。他的《技术批判理论》一书也于2005年由韩连庆等人翻译出版,这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
近年来,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已转移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诸如哈贝马斯的学生韦默尔和霍耐特等学者的身上。必须承认,法兰克福第三代学人所面临的是不同于早期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等人的理论语境和和社会实践背景。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兴起、西方社会物质匮乏的消失、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变化,都向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三论家提出了更多理论挑战。韦默尔和霍耐特二人虽然都是哈贝马斯的弟子,但二人与哈贝马斯的思想的远近却并不等同。相比较而言,韦默尔更多地继承了哈贝马斯的新启蒙和新理性的思想,他的思想的核心目标仍是建立后形而上学的现代性理论,批判地重建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而霍耐特则试图另立门户,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关注较多的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从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的研究还仅仅刚刚开始。近年来,学界对韦默尔的思想已有所关注和研究,如在《现代性的现象学》一书中就有专章介绍,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霍耐特的思想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但可喜的是,这一状况将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得到改观,因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已普遍地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
(2)生态研究。生态学是西方的最新流派之一。2005年,学界对生态学有较多的关注,发表了不少相关的研究论文。20世纪以来的现当代社会,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着现代人生存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对生态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注。王雨辰对奥康纳的生态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分析了奥康纳与其他生态学理论家在理论上的异同及其理论得失。郭剑仁则对以福斯特、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考察,指出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王建辉认为生态学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其整体性方法。陈食霖针对部分论者将生态学看做是后思潮或后现代哲学思潮,指出应当在西方论域中认识生态学。郇庆治在《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述评》一文中概述了国外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他认为,20世纪以来,北美的生态学比欧洲的理论更活跃。
(3)西方的国家理论。国家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和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葛兰西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者R·米利班德等人围绕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功能展开长时期的争论。可以说,西方理论家在这一领域已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讨。因此,加强对这一领域的追踪研究,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任务。就国内目前已有的文献和已发表的论文看,有关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对这一课题不断地进行追踪研究。2005年南丽军、尹树广以“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为题介绍了雅索普的国家理论。他们认为,雅索普在综合了制度主义、西方的话语分析理论、自组织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基础上,发展了西方的国家理论。在国家的方法论层次上,雅索普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强调国家、经济和生活世界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雅索普认为,虽然国家自身的规定性建立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制度化分离的基础之上,但其分离的界限则是复杂多变的,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策略选择能力的前提。
(4)英国的研究。英国的研究具有长久的历史传统。20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学界左右两翼围绕着展开长期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传入英国之后,又引发了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以及其他研究派别的争论。综合国内近年来的研究,可以说,英国的,特别是文化学派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总的来说,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力度还远远不够。乔瑞金、师文兵在《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一文中,对英国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的发展做了追踪考察。他们认为,自20世纪中期后,英国出现了一批新者,也形成了许多新学派,其中历史主义的和结构主义的两个学派尤为引人注目。历史主义学派包括M·多布、E·霍布斯鲍姆、C·希尔、R·希尔顿和E·P·汤普森等。汤普森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之一。而结构主义的学派则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们由P·安德森、T·奈恩和布莱克伯恩等人组成,安德森是其领军人物。由于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同,这两个学派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尤其以汤普森和安德森的长期论战最为突出。汤普森继承了英国的经验主义的传统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而安德森则对来自于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方法,尤其是法国的结构主义方法特别关注,并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分析。乔瑞金、师文兵从这两个学派的不同的学术传统和方法的对立出发,具体分析了两派争论的焦点、实质和目的,并对历史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方法的区别及其特征做了对比分析,认为双方虽然在研究中各有重点,但并非是拒绝相互借鉴和吸收。英国历史主义学派并非仅仅使用历史主义方法,而结构主义学派也并非仅仅使用了结构主义方法,他们常常是二者的相互结合,其中的差别仅仅在于其侧重点不同。这可能是关于这两个学派研究中应该予以注意的。
二、后的研究
2005年,后研究逐渐成为国外研究的一个热点,并迅速地扩张其研究领地。涉入到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尽管对“后”这一称谓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但这不并妨碍对这一最新的国外思潮的研究和挖掘。事实上,如同“西方”这一概念已经存在的歧义和争议一样,笔者以为,有关“后”这一称谓,最终也不可能取得一个完全一致的规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当是我们所期望的。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有关“后”这一术语的探讨和争论,会有助于该概念的澄清。
1.拉克劳、墨菲与后
拉克劳和墨菲作为后的代表人物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周凡分别以《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后: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中、下)等文,对后的源流和概念谱系进行了详细的追踪考察。他认为,后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外的一种新思潮,其盛行的主要根源可追究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的挫折、的复兴、新左派的思想转变、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重要性的衰微,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背景。后解构了古典的核心范畴,并在话语理论的支撑下,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战略性的重建。正由于此,后自从它一出现起,就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和来自不同方向的理论回应。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标榜“后”而闻名的拉克劳、墨菲只能算是后的旗手,而不能被视为后的鼻祖。因为在其之前的70年代,就既有英国的赫斯特和辛达思这样的后的先行者,也有50年代末的波兰尼和70年代的D·贝尔等西方学者。而围绕后的有关争论,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扩大了拉克劳、墨菲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和知名度。付文忠在《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一文中,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墨菲的后的政治哲学思想。他认为,作为后的重要代表人物,墨菲在后期介入到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有关政治自由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墨菲拓展了《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有关“政治先于社会”的命题,强调冲突和对抗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政治竞争的对手不是有待消灭的敌人;现代民主的整个问题均与多元主义有关,并力图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力图超越二者之间的争论,等等。孔明安在《“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理论》、《后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等文中对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的观点做了评述。他认为,“社会对抗”学说构成了后的核心概念,它是拉克劳、墨菲在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阿尔都塞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思想、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基础上精心构建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体现了拉克劳、墨菲在构建后理论方面的苦心孤诣,也是后理论区别于其他流派学说的关键。而且,“社会对抗”概念使拉克劳、墨菲与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沟通了起来,并通向其所主张的“多元、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学说。这一学说使拉克劳、墨菲成为后政治学说的核心,并使其区别于当今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大流派。因此,对“后”的政治哲学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2.《马克思的幽灵》与广义的后研究
从广义上而言,后当然绝不仅限于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那些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学者也可以被纳入到后的行列之中来。就此点而论,南京大学早在本世纪之初,已率先对该流派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2005年,张一兵在以往构建的全新理论平台的基础上对该领域个案人物拉康、德波和德里达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学解读。他系统地对精神分析大师拉康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本专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他还解读了德波的《景观社会》的一些重要章节,发表了相关的系列文章。同时,张一兵近年来在完成了对阿尔都塞的研究之后,开始关注德里达。虽然德里达在国内的影响颇大,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也早已翻译出版,但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的幽灵》的系统解读也只能说刚起步不久。围绕着德里达的思想,张一兵在《德里达幽灵说的理论逻辑》一文中,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理论逻辑基础,并阐释了德里达试图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的真实含义。尚杰多年从事德里达研究,近来他也开始涉猎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他在《“看不见的现象”暨“没有宗教的宗教”——再读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们〉》一文,试图把《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的德里达与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联系起来。他认为,德里达隐晦哲学的思想并非无“规律”可寻,但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对德里达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因为德里达的主要哲学贡献不是对传统哲学的消解和颠覆,而是揭示出哲学从未有过的新面貌,即事物如何出场和如何传播;德里达正是根据这样的思路来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而这样的阅读同时也是对《资本论》中“看不见的现象”的阅读,是对书中“幽灵性”的阅读,这一态度,表明了德里达所持的是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的立场。杨生平则从一种通常的视角来解读隐晦哲学家德里达。他认为,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实际上是一种解构主义精神,德里达所提倡的马克思的解放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延异精神。因此,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不是为了发展,而是借马克思的文本进一步完善解构主义,使解构主义一开始就具有而始终未得到系统表达的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展开。《马克思的幽灵》抓住的至多只是马克思的“幽灵”,丢失的却是马克思的“灵魂”。
当然,有关国外的研究,绝不止上面所述。2005年有关研究还涉及到当代的一些西方学者,如鲍德里亚、利奥塔、吉登斯、德里克,以及日渐走红的齐泽克等。另外,还召开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学术会议。如2005年4月由南京大学召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及其当代价值暨第二届广松涉与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1月,法国《今日马克思》杂志和复旦大学当代国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马克思哲学与现时代”的国际会议;2005年12月由中国当代国外研究会、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在北京共同举办了西方专题研讨会。
另一方面,就问题而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似也应纳入到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革命与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形式、社会分配、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调整与改革,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政治民主的新发展及其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21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关系及其变化的新课题,等等。这些都是国外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内哲学工作者今后必须加以追踪和研究的问题。我们注意到,目前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和研究专著面世,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是一个艰深的理论课题,需要更多的哲学工作者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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