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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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市场经济而言，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力、投资等，“亩产税收”是单纯建立在土地这个生产要素基础上的，主要适用于工业企业，从宁波甚至整个浙江省的实践来看，“亩产税收”评价机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存在以下三个差异：一是存在产业差异。尽管工业是区域经济的主导，但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商业、服务业、金融业等产业的拉动。2014年，宁波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602.51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7.6%。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275.18亿元，增长1.9%；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3935.57亿元，增长7.9%；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3391.76亿元，增长7.6%，三次产业之比为3.6︰51.8︰44.6。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由于经营方式的不同，第三产业的“亩产税收”如金融业、服务业等要明显高于工业企业，所以在税收评价机制中，单纯测量土地的单产税收，不能有效进行产业间的横向对比，其适用范围仅局限于工业企业，并不能全面反映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二是存在行业差异。企业发展类型不一样，其依靠的生产要素也不尽相同，具体可分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源密集型企业、投资密集型企业、科技密集型企业等，不同类型的企业“亩产税收”不具可比性。“亩产税收”仅能说明土地效益高，但并不代表其市场竞争力或发展力就一定会大，企业的“亩产税收”也会出现虚高的问题，比如工人多、用时长的企业其产值及亩产税收就可能高于工人少的高科技企业。此外，企业规模也是影响“亩产税收”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转向快、资金回笼迅速、市场反应及时等优点，小微企业的亩产税收普遍高于大中型企业，2014年上半年宁波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7.0%、10%和19.5%，均快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大型企业仅增长1.1%。因此，“亩产税收”受企业性质、生产要素等影响，并不能直接作为判断企业经营效益、土地效益的唯一标准。三是存在政策差异。一方面，因为城市发展策略的因素，城市区域设置定位不同将直接影响“亩产税收”水平，比如商业区、高新技术开发区、CBD等“亩产税收”就明显要高于工业区水平，区域排名的意义并不大。另一方面，很多朝阳产业比如文化创意产业基地等，由于刚刚起步，投资尚未完成，市场也没有完全打开，企业产税能力尚不明显，“亩产税收”就会较低；一部分企业由于转型升级或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等优惠政策，“亩产税收”也会较低，从而掩盖了这部分企业的发展优势。

二、税收评价机制要从“亩产税收”扩围至“税收综合密度”

综上所述，单纯的“亩产税收”的税收贡献评价不能完整反映出企业的发展效益，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土地、人工、资本、科技等生产要素的综合创税能力。本文将这个评价指标概括为“税收综合密度”，即通过纳税人所占用单位生产要素在一个会计年度内所产生的税收收入情况来衡量税收密集情况。总体而言，“税收综合密度”包括四个具体指标：一是土地创税力。即亩产税收，不再赘述。二是投资创税力。纳税人在一个会计年度内新增投资额（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注册资金追加等，但不包括新产品、新技术的专项投资）与税收收入的比例关系。用来衡量资金的流转速度与流转效益，评价当期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和投资产出弹性。三是人均创税力。纳税人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平均从业人数（不包括直接从事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的人员）与税收收入的比例关系。用来衡量企业劳动密集程度，评价当期企业生产经营方式情况与潜在发展能力。四是科技创税力。在一个会计年度内税法规定可以加计扣除的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费用支出与税收收入的比例关系。用来衡量企业科技创新与转型升级的具体成效，评价当期科技投入对发展效益的刺激作用。以上指标中的税收收入是指享受税收优惠措施之前的税收收入。当期税收综合密度=（土地创税力+投资创税力+人均创税力+科技创税力）/4这个指标直接反映了某个企业或行业的综合发展能力，可以为政府参与市场引导提供参考依据。

三、对“税收综合密度”评价机制应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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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及特点

1.1税收征管是一种执行性管理

税务人员在征管过程中，只能按既定的税法正确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不得改变税法，也不得放弃税法要求履行的职责。因此，在税收征管过程中遇到税收法规无法执行时，必须通过信息反馈，最终以修订税收法规的形式来解决，在法规未修订之前，只能正确执行。

1.2税收征管应遵循法定程序

税收征管的一切活动都应有法律依据，遵循法定的程序，不得在征管过程中随意变更。在税收征管过程中若遇到了税收征管程序方面的问题，也只能通过修改税收征管法来解决，而不能在征管过程中相机行事。

2对税收筹划认识上的误区

节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不违背税法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税法中固有的起征点、减免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通过纳税人对筹资活动、投资活动以及经营活动的巧妙安排，达到少缴或不缴税的目的的行为。

3税收征管筹划的策略

3.1完善税收制度，加强税收法制建设是税收征管筹划的前提

(1)对税收筹划方案的合法性有明确、统一的认定标准。具体来说，即对逃税、避税筹划以及合法的税收筹划的构成要素和性质明确认定，并明确对合法的税收筹划方案的否定由税务机关负举证责任。

(2)税收筹划的基本方向的原则。规定纳税人必须利用合法的手段来实现其筹划的最终目标，不得与立法精神相违备。

(3)明确税收筹划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对税收筹划方案的受益人同时又是纳税人承担方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并对其违规行为所负的法律责任加以明确。

3.2人的筹划是税收征管筹划的关键环节

(1)建立良性的进入机制。

在个人信用方面，美国在招聘、选择和安排公职人员方面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在上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就业平等机会委员会、人事管理总署、劳工部和司法部联合提出了“雇员选择程序统一准则”，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申请表、申请条件、绩效测验、审查、书面测验、领导谈话和领导测验等。个人信用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通过对构成个人信用变量的分析可以预测其以后的行为。如果所预测的行为对社会不利，则要把该人排除在选择之外。一般而言，个人信用越好的候选人，对他行为的预测越趋向良性，被录取的概率就越大。

(2)建立良性的退出机制。

只升不降似乎已成为我国公职机构的铁定规律。美国就设立了公绩制委员会，接受雇员的申诉，维护雇员的权利，这样的机制的存在可使退出机制实现了良性循环，否则退出机制可能被扭曲，有可能成为不良动机的手段。因此，为保持机构的活力，应有进有退，能升能降，对于渎职、失职和舞弊人员毫不留情地给予相应的处罚。

3.3征管程序的筹划是税收征管筹划的中心环节

(1)在对税务登记进行管理时，应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在对领取税务登记证的经济主体收取规费时，只收工本费，不收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其次，明确税务登记证的地位，让其发挥类似身份证的作用，确保每个纳税主体都有税务登记证，实行普通纳税申报制度;再次，使税务登记证做到全面性、准确性、低廉性、遵循许可证原则和惩罚性的原则。

(2)账证的管理包括账簿和凭证两大类的管理。账簿管理应做到合法、准确、完整和耐久，记账凭证管理应做到以原始凭证为基础，凭证上的项目应齐全。

(3)纳税申报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网上申报，适用于有限公司等单位纳税人;二是双委托纳税申报，即税务机关委托银行给纳税人开户，由银行定期划款的申报方式，适用于个体工商户纳税人;三是上

门申报，即纳税人自行到大厅进行申报。申报方式更加灵活，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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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的大部分财政支出靠的是地税收入，税收收入是社会事业发展的有力保障。然而，由于一些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各地经济济发展不平衡，税收结构缺乏针对性，导致税收收入不能满足地方政府财力的需要，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存在轧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限制了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壮大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必须有针对性地改进征收方法和措施，优化税收结构，涵养地方财源。为此，在税收结构的优化中，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调整存量结构，优化增量结构，扩大地方税基，壮大地方财力，做到应收尽收，全方位征收，充实地方财政，为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好后盾。

二、目前我国税收结构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税收体制和税收结构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但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税收结构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现象。

1.主体税种结构失衡，“双主体”的税收结构并未真正形成。

长期以来，向企业征收的流转税，采用的征收办法多是税务部门按企业经营活动直接向企业征收税费，而在征收过程中，对所得税征收力度不够。造成流转税占比过大，所得税比重过小。

2.税收结构不尽合理。

缺乏物业税、遗产税等针对不动产保有环节的财产性税种，缺乏与提供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等税种，在一定领域和方面，还存在有未开征的税种，所有税源没有做到应收尽收。

3.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未实行综合计征

而是采用传统的分项计征模式，税率和费用扣除方法不尽合理，难以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再者，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不确定，起点偏低。

4.我国的税收工作，长期以来实行从量定额征收

单纯根据销售量依据固定税额征收，导致了部分税源流失。

5.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主体税种作为财力保障。

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后，基层财政的主体税种更加缺失，地方政府财力更加困难。

三、优化税收结构对壮大地方财力的思考和建议

笔者对税收政策和征收方法、征收内容和征收范围的调查，发现了税收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通过对这些问题与不足的分析，认为，必须改进现行的税收结构，优化其方式和内容，以达到最大限度征收税费的目的，促进地方财力的壮大和充实。

(一)优化增量结构，提高税收总量

一是进一步加大对土地使用税征收的力度。土地使用税收入全部为地方财政收入，是优化税收结构、增加地方财力的主要税种之一。因此，凡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不论其使用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都必需缴纳土地使用税。同时，要加强土地使用税征收的管理，严格把关，做到应收尽收，确保无一漏征。

2、加大车船税的征收力度。

除了《车船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免税车船外，其它车船必须缴纳车船税，确保征收到位。对于无牌、无照和没入保险的机动车辆由地方政府协助地税部门依法征收，在做好摸底的基础上，做好征收工作。

3、强化运输营业税的征收。

在加大运输营业税征收的同时，要引导运输企业将运输、仓储、包装、配送等物流业务分离出来，单独进行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实行独立核算，方便纳税管理，以达到扩大地方税基、壮大地方财力的目的。

4、依法征收契税、耕地占用税。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契税、耕地占用税成为地方财政收入新的增长点。契税包括房屋契税和土地契税，对发生房屋权属转移、土地使用权转移或占用耕地的必须依法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契税和耕地占用税。

5、密切关注地方税收其他税种。

具体包括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印花税、房产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

(二)调整存量结构，扩大地方税基。

1、当企业和个人的主营收入为销售收入时，要采用分开经营方式，创造所需要的条件，将可计征营业税的业务独立出来，单独缴纳营业税，对于其它附属业务要单独收税。当主营收入为劳务收入时，要采用混合销售，一并缴纳营业税。同时，对于销售天然气、供暖、供电、供水等业务的行业，一次性收取的开口费要按规定开具地税发票，缴纳营业税；电力系统的建筑安装、校表等应税劳务和电力附加费业务要独立出来，实行统一核算，缴纳营业税。

2、对于纳税人销售自产货物提供增值税劳务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的，结合税法规定分开纳税。销售金属结构件、铝合金门窗、玻璃幕墙、机器、电子通讯设备及其他规定自产货物的企业，要申请建设行政部门批准的建筑业施工(安装)资质；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总包或分包合同中要把建筑业劳务价款和材料款分离，缴纳营业税。

3、凡是企业内部的建筑、安装业务，设立相应的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承揽内部和外部的建筑、安装工程；企业内部存在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场地使用等业务，要单独剥离出来，成立相应子公司。

4、对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凡属承包经营性质的餐厅，必须从单位中剥离出来，单独办理税务登记证，缴纳营业税。

(三)优化增量结构，提高税收总量

1、地税、建设、发展计划等部门要联合行动，抓住工程项目信息和发票开具信息，由工程拨款单位依法代扣代缴各类税款。同时，实行建筑市场准入制度，对所有建筑、安装、筑桥、修路等施工企业，必须办理工商注册、地税登记，发生业务时开具地税发票并缴纳地方各税。

2、地税、农税、房管、国土等部门要加强配合，实行联合办公，信息联网共享，按照“先税后证”的原则，对房地产业税收实行一体化管理，以房源控税源，杜绝税收流失。

3、国税部门为纳税人代开发票时，在征收增值税的同时，代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等税费。

(四)坚持应收尽收，做大做好税收“蛋糕”。

各地税务部门要把培植税源与加强征管有机结合起来，加大对税费的精细化治理力度，切实把税源变成税收，不断优化税收收入结构。坚持“抓大不放小”的治税思想，通过税收政策的适度调节和征管办法的有效实施，逐步提高地税收入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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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最初的含义而言，所谓税收中性是指在不存在收入分配问题或该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前提下，探讨征税如何不构成对人们行为的扭曲。那些不会引起商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从而不改变纳税人行为的税收被认为是中性的。其目的在于使超额负担最小化。从其政策主张看，它相信个体的选择是有效率的，主张减少来自税收的外部干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人们认为税收中性思想滥觞于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

在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中发现，税收中性的实现方式实际上是沿着这样两条思路展开的：一是对效率原则的强调，即征税有可能带来效率损失，由此而要求政府征税应尽量减少对经济个体行为的不正常干扰，一个理想的税收制度应是超额负担最小的制度，其评价依据是课税对消费选择和生产决策的影响程度；二是对普遍原则的强调，即“对价值增值普遍征税，也就是对所有经济活动按统一税率普遍征税。”从“看不见的手”这一前提出发，税收作为政府管理国家经济的一种手段，很难避免对市场机制效率构成损害，这已为马歇尔有关超额负担的精彩分析所证实。关键是如何减少损失，普遍原则反对差别课税的原因即在于此。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人们明确提出政府征税应当对市场资源配置作用保持中性的主张。

从增值税的角度考察税收中性或许是有意义的，本世纪20年代所出现的增值税是由销售税衍变而来的，它“是以企业所生产的商品或服务的市场增值额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税。”奥克兰认为，“由于只对增值而不是对全部收入征税，增值税避免了许多形式的销售税所具有的多阶段征税的特点，即消除了在销售的中间环节和最终环节对同样的投人重复征税。”较之公司利润税，增值税更符合利益原则，不仅使企业在税负方面更为平等，而且可以促进企业提高效率。同时，增值税更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保持国际收支的稳定。显然，增值税以其自身的内在优势，与中性税收所要求的效率原则和普遍原则是相契合的。仔细观察下来，在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国家中，由以所得为基础的税制向以消费为基础的税制转变，已成为一种基本趋势。其中，尤其是要求实行增值税的呼声最大。而大多已采用增值税的国家中，增值税已成为永久性税种。增值税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重视，从根本上说还是源于人们对“税收中性”思想的认同，对效率原则的追求。

增值税又不可避免地有着自己的缺陷，其“中性”的实现程度与其税制要素的安排直接相关，不同的要素安排方式对资本积累的激励作用是不相同的。当然，最致命的是采用增值税，很可能会因管理成本和缴付成本的提高而导致公共部门的扩大。然而，又有哪一个税种是完全没有缺陷的呢？相对而言，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采用增值税可以在促进税收增加的同时又使超额负担最小化，从一个比较完整的意义上体现出中性税收思想的理念。或许，奥克兰是正确的，“增值税能否推行的关键在于政治方面，而不在经济方面。”人们因偏好的不同对利益的理解。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有区别的。

二、税收中性与收入非中性：效率原则的扩展

具有中性特征的增值税，以其内在的优势可以为政府提供大量的财政收入，更为有意义的或许是与一些税种相比较它所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增值税虽然是由企业缴纳，但最终却是由消费者和要素提供者负担，这大约是在各种中性税收举措中，增值税被广为采用的原因之一。然而，也由于增值税自身所难以避免的缺陷，所以奥克兰才会认为政治因素会影响这一税种的推广。政治因素的涉入，不可避免地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性税收和税制改革果真是“中性”的吗？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政府为什么要选择中性税收？

布伦南和布坎南认为，收入中性的税收理论的假定前提，即“税收水平不是税收结构本身的一个函数”是不成立的。从政府收入最大化这一前提出发，“在一定条件下，扩大税基不会使税收的超额负担改变，却会增加政府征收的收入量。”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中性税收思想思考前提是经济角度的，所偏重的是效率原则，所以要从中性立场出发，引导资源配置优化，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布伦南和布坎南的论证，却是经济角度与政治角度相结合，认为税制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收益，同时还包括政治收益。所以他们认为“当考虑到政治体制时，由于税收的政治成本降低了，所以任何宣称以较低的税收超额负担来征收等量税收的收入中性的税改尝试，实际上会导致增加收入。”

以1997年美国的税制改革为例，其主要内容是：（1）对资本利得减税，降低长期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率；调整对出售主要自用住宅所取得的资本利得的税收优惠政策；（2）调整儿童扣税额；（3）提高对个人退休帐户的税收优惠；（4）增加对个人教育费用的税收优惠；（5）增加遗产与赠予税的免征额。显然，这里体现了政府鼓励储蓄、促进投资、支持教育和社会稳定的愿望。很明显，美国1997年的税制改革方案事实上是一个减少税收的方案。或许“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是对此次税制改革的一个比较恰当的注解。近年来，美国经济复苏，财政赤字有了较大的缓解，组织收入的压力为之一轻，而通过减税则可以更好地刺激乃至支持经济进一步稳定增长，这似应是本次税制改革的着眼点。考虑到税收与GDP之间所呈现的是正相关关系，其结果将是政府收入的进一步增加。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税制改革除了可以取得较大的经济收益以外，还会得到较大的政治收益。这无疑也是效率原则的体现，是一种更大范围的效率的实现。

税制改革从税收中性前提出发，却得到收入“非中性”的结果，这一现象是颇为耐人寻味的。看来以往的那种狭义的效率原则已不是政府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效率或许已成为一种手段。对现代政府而言，税收政策已成为实现经济与政治之间保持均衡的一种调节因素。所以无论是“中性”的还是“非中性”的税收政策，都应是政府保证社会稳定、支持经济增长的一种政策安排而已，其关键在于选择怎样的政策安排才能实现政府的利益最大化取向。不要忘记政府的目标是多重的，其政策安排的意义在于寻找到一个实现社会均衡的解。

三、实践与探索：对中国税制改革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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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的研究成果和国际经验

在我国前期的《税收基本法》研究和起草过程中，学术界与实务界讨论比较多的税收基本原则主要有：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社会政策原则、税收中性原则、平等纳税原则、普遍纳税原则、适度负担原则、宏观调控原则、实质课税原则、反避税原则、简便征收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原则、方便纳税人的原则、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等等。应该说，这些原则对于促进税收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这些原则构不构成税收的基本原则，在《税收基本法》中如何确立和贯彻税收的基本原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于如何界定税收基本原则的含义，目前，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均存在着许多不尽相同的认识。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决定于税收分配规律和国家意志，调整税收关系的根本原则，它对各项税收制度和全部税法规范起统帅作用，使众多的税法规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亦是一国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征纳双方)应普遍遵循的准则。有人认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在有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有人认为，税收基本原则是指规定或寓于税收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收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使用解释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规则。还有些人认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全部税收活动，在税收关系的调整中具有普遍价值的，任何税收活动都必须遵循和贯彻的根本准则或标准，是税法本质、内容和价值目标的最集中的表现，是税收立法的基础、税法解释和适用的依据，是税法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对税收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活动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指导作用。上述定义虽然表述不一，但都概括出了税收基本原则的一些共同之处，指出税收基本原则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或必须普遍遵循的准则或规则；反映了税收基本原则是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或全部税收活动的抽象和概括；揭示了税收基本原则是以法律形式固定的或是寓于法律之中的准则。这集中体现了税收基本原则应该是指导税收活动的根本准绳，因此，《税收基本法》中所应强调的税收基本原则也有必要按此标准加以确立。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制定类似于《税收基本法》的法律制度时，一般不过多地将税收基本原则直接写入法律，而是将其作为立法时的指导思想，并转化为操作性较强的法律条文来加以体现。如俄罗斯税收基本法中规定：不允许征收阻碍俄罗斯统一经济体发展，特别是直接或间接限制商品和金融资源自由流动的税收。这实际上就是税收效率原则的一种表达方式，强调的是税收的征收绝对不能对资源自由流动的经济效率产生阻碍。这种立法思路对在我国《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如何体现税收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就是说，在《税收基本法》中并不一定要对税收基本原则以直接字面解释的形式概括出来，而是可以将其作为立法时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具体的条文内涵之中。即便在《税收基本法》中要单列条款对税收基本原则做专门的规定，也应该着重将税收基本原则的实质内涵用操作性较强的法律语言加以规定，而不应只是仅仅停留在字面的表达上。

二、《税收基本法》应重点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

基于国内已有的研究和国际经验，对于《税收基本法》应重点确立哪些税收基本原则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本质的要求；二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基本职能的要求；三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政府和市场职能分工的要求；四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各级政府间财权、事权合理划分的要求；五是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要有利于体现税收民主化和保护税收管理相对人利益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还需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对税收基本原则的定义用严谨精确的立法语言予以表达的问题。对于某一项税收基本原则甚至是一般性原则，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可能会引起在实践中对税收原则运用上的差异。例如，对“税收公平原则”，有些人的理解侧重于横向公平，有些人的理解则侧重于纵向公平，不同的理解会导致人们对税收公平的不同判定，也会影响到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收实践活动中的运用。因此，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过程中，如何用严谨精确的立法语言对税收基本原则加以全面、规范的表述，以避免理解上的歧义，是一个需要细致推敲的问题。这也是保证《税收基本法》能否有效实施到位的重要前提。二是如何协调税收基本原则之间关系的问题。前面所列举的一些原则先撇开其是否构成税收的基本原则不谈，单独就其内容来看，有些原则之间彼此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以及重叠交叉等现象。例如，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之间就经常矛盾；反避税原则和实质课税原则在具体含义上存在着一定的重复交叉；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实质课税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冲突，等等。因此，对于上述所列举的原则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中，都必须细致地加以甄别，严谨地加以界定，有侧重地加以取舍，以最大限度地协调好各原则间的相互关系。三是如何体现税收基本原则的开放性和前瞻性的问题。《税收基本法》所确立的税收基本原则对规范税收活动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但是具体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则有可能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不断地改革和调整。这就需要《税收基本法》所规定的税收基本原则在保持其长期稳定性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前瞻性，要避免对将来一段时期税收制度的改革和税收政策的调整带来不必要的限制。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的应该是对税收活动具有长期指导性、重大的、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法定主义肇始于英国“无代表则无税”的思想。此后，在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宪法中均陆续加以体现。目前，根据有学者对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进行考察，其中明确税收法定原则的有85个，占81.0％。德国、俄罗斯在《税收基本法》中也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做了规定。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发展历史，有学者研究认为，税收法定主义不仅是对税收权力的法律制约，而且还是法治主义的发端与源泉之一。人类争取人权，要求建立现代民主的历史，一直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由此可见，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现代税收的基本原则，其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我国《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的规定，也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思想。但是其内容还不够完整，仅强调了公民依法纳税这一层含义，尚未涵盖国家也必须依法征税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将《宪法》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这一思想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充实和细化。税收法定主义的完整内涵应该是：一切税收的征收和缴纳都必须以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法律为依据。具体内容包括：一是任何税收的课征都必须由法律规定，没有法律依据，政府不能征税；二是税收构成要素和征管程序必须由法律加以限定，行政机关未经立法机关授权，无权擅自加以规定；三是法律对税收要素和征管程序的规定应当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四是征税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征收，不得擅自变更法定税收要素和法定征收程序；五是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同时也应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

2．财政收入原则。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是德国的阿道夫·瓦格纳，他于19世纪后期提出的税收四原则中，首先就是财政政策原则，包括收入要充分的原则和随着经济增长弹性征收的原则。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期，凯恩斯也提出了税收应坚持保障财政收入的原则。从税收的本质来看，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强制性分配，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税收的产生首先是一个财政范畴，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工具。这是税收最根本的特征，也是任何一个税种的开征、任何一部税收法律的设立所追求的最基本目标。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关于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更是直接通过《宪法》来加以体现的，而不是单纯的税收法律。如美国的《宪法》及其修正案规定国会具有征收关税、消费税、所得税等税收的权力，并规定国会开征的税收应用以支付债务、提供公共防御和服务；德国的《宪法》也规定联邦具有税收立法的权力等。这些都是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在《宪法》层面的体现。我国目前的《宪法》并没有体现出税收的这一基本原则，因此，有必要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确立。具体需要体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具有开征税收的权力；二是国家征收的税收主要用于满足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处理公共事务、支付国家债务等公共用途方面的财政需要。当然，在确立税收的财政收入原则时，也不应违背上述的税收法定原则，即国家为满足财政需要而开征税收的权力必须依据法律行使。

3．税收公平原则。公平原则应该说也是伴随着税收的发展过程自古有之的，许多国家也先后将税收公平的原则写入了《宪法》当中。根据对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111个国家的《宪法》文本的考察，在有涉税条款的105个国家中，有29个国家就税收公平进行了规定，占27.6％。在俄罗斯的《税收基本法》中，也能发现其中关于公平原则的条款。只不过尽管各国对公平作为税收基本原则的认识已不存在太大的差别，但是对于“公平”的理解角度和衡量标准有着一定的差别。

在其内涵的理解上，主要有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纳税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即同等情况同等税负；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即不同情况不同税负。也有学者认为，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系列不同层次的横向公平组成纵向公平，一系列纵向公平的统一层次则构成横向公平。在公平的衡量标准上，也有两种标准：一种是受益标准，即纳税人应纳多少税，根据每个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所享受的利益多少来确定，没有享受利益的人就不纳税。另一种是能力标准，是指以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为依据征税，纳税能力大者应多纳税，纳税能力小者少纳税，无纳税能力者则不纳税。应该说，这些观点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税收公平内涵和外延的一种挖掘，为我国在《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如何更好地体现税收公平原则提供了良好的思路。特别是我国当前地区之间的不公平、城乡之间的不公平、所有制之间的不公平、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等比较突出，这些都成了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因此，在《税收基本法》立法中，全面、完整地贯彻税收公平原则，对于更好地发挥税收促进社会公平的职能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税收基本法》中确立和贯彻税收公平原则，至少应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普遍征税。主体税种的开征必须具有广泛的税源基础，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承担税法所规定的纳税义务。二是平等征税。纳税人不应因其身份、地位等情况而享受特别的税收优惠待遇，不得因民族、宗教的原因而对纳税人实行歧视待遇。严格控制税收优惠的范围和权限，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遵循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定的程序。三是量能征税。税收的开征和税收政策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实际承受能力，根据不同税种的内在特点，合理确定税基和税率，充分发挥税制体系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功能。4．税收效率原则。税收效率原则主要是指税法的制定和执行必须有利于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和税收行政效率的提高，税法的调整也必须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和减少纳税人的纳税成本。自税收原则被提出以来，效率原则也一直被税收理论界和实务界所重视。从17世纪威廉·配第提出的简便、节省原则，到亚当·斯密提出的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再到阿道夫·瓦格纳提出的国民经济原则和税务行政原则，以及凯恩斯提出的宏观调控原则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税收效率的思想。在一些宪法中包含税收条款的国家，也有些将税收效率的思想体现在宪法当中。俄罗斯《税收基本法》中关于税制简便透明、不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要求，其实就是税收效率原则的一种体现。在我国，从更好地提高税收征收效率、完善税收制度体系、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的角度考虑，也有必要将税收效率的原则体现到《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当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首先，税收要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阻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其次，对市场调节机制失灵或调节不到位的领域，国家可以依法运用适当的税收手段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以促进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二是税收的行政效率原则。税收政策、征收制度、征管程序的制定应力求简便、透明、易于操作，最大程度地降低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和纳税人的遵从成本。

三、相关税收原则间的关系问题

1．关于税收法定原则与其他三个原则的关系问题。要进行税收立法，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要用法律规范税收行为，这是现代法治社会开展税收活动的最根本要求。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应该始终体现并贯穿于其他三个基本原则之中，无论是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在税收立法中的贯彻，还是在税收实践中的运用，都不能偏离税收法定主义这一指导原则；也就是说，无论是基于财政收入的需要，还是基于公平与效率的需要而开展的一切税收活动，都必须具有或赋予其现实的法律依据。但是，这也并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税收法定原则就应该是其他一切税收原则的统领，甚至可以涵盖其他税收原则。因为毕竟法律本身仅仅只是一种形式，而财政收入、公平与效率的需求才是税收实实在在的内容。用形式来统领内容显然会出现逻辑上的混淆，而用形式来规范内容才是认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与其他三原则之间关系的比较客观的态度。就《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而言，就是要在立法过程中，用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来规范财政收入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

2．关于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关系问题。公平和效率历来就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两个方面。矛盾的一面是，追求公平可能要失去效率，而追去效率可能要放弃公平；统一的一面是，公平的实现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效率，而效率的提高可能也会带来更多的公平。公平与效率是税收调节收入分配、调控宏观经济职能的体现，因此，在《税收基本法》中确立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也是实现税收职能的要求。只不过在具体贯彻和实施中，应更多地发挥其统一的一面，而缓解其矛盾的一面。前面所提及需要在《税收基本法》中体现

的公平和效率原则的具体内容，正是基于兼顾公平与效率统一的要求而提出的，如税收公平中的普遍征收原则，实际上也是稳定、足额地取得财政收入的要求，这也是税收行政效率的一个方面。税收公平中的平等征税原则，实际上也是减少税收对市场主体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税收经济效率的要求。至于税收公平中的量能课税原则，从理论上讲，当对高收入者征较高的税收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产生对高收入者的收入替代效应，影响其工作积极性，从而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是这种可能是完全可以通过税制的设计，合理把握对高收入者征税的度来避免的。即便是发生了这种可能，那也仅仅是一少部分高收入者效率的损失，而换来的却是社会对公平的更广泛认同。这种社会普遍的公平所带来的效率的增加，必定远远超出少数高收入者的效率损失。这恰恰也是税收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3．关于实质课税原则的问题。在德国、韩国和西班牙的《税收基本法》中，引入了实质课税的内容。当前，我国也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应将实质课税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确立。主要理由有：一是实质课税原则有利于规制纳税人的避税行为；二是实质课税原则注重经济实质与其相对应的法律关系米认定纳税义务。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延伸；三是实质课税原则在对避税行为进行规制的同时，保护了其他纳税人的利益，是对税收公平的一种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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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利于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流程的制定以及目标的达成。企业生产经营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盈利，而使公司获得最大利润的途径有两种，一方面是对各项生产活动进行科学规划以尽可能地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税收筹划等措施，减少税务支出，以减轻企业的资金负担，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客观来说，税收筹划存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全部过程中，伴生于生产、经营、投资和融资等种种工作之中。因此为了做好税收筹划工作，企业必须对自身的全部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科学筹划，能够确保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更具科学性。而且前文中已经提到，做好税收筹划工作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大的资金空间，能够让企业在经营和管理模式上更具自主性和主动性，可以降低企业达成预先制定的财务目标的困难性。

2.能够使企业规避“税收陷阱”。随着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我国的税法也越来越完备，相对应的，税法的法条也越来越多，关于税收的规定也越来越复杂，其中有些条款一旦被忽视，会给企业的税务支出造成很大的隐患，使企业陷入到“税收陷阱”当中，大大加重企业的税务支出，给企业的资金流转造成很大的困扰。而在税收筹划工作过程中，企业管理层和财务部门会对税法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解读，结合税法中有利于减轻企业税负的规定，积极创造有利于减轻企业税负的条件和环境。因此，税收筹划工作能够促使相关工作人员更加熟悉和掌握我国税法的相关规定，又能有效地减轻企业税负，使得企业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又避免企业陷入“税收陷阱”，加重企业的财务负担。

二、税收筹划工作注意的几点原则

1.税收筹划工作的合法性原则。前文中已经提到，税收筹划工作是企业在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允许的范围内通过资源整合、以及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相关规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税务支出，因此税收筹划工作必须以合法性为前提，在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进行规划时，必须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这也是税收筹划工作与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最显著的区别所在。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工作时，可以在法律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制定一个或者多个税收筹划方案并从中选择对企业最有利的税收筹划方案尽可能的减少企业的税务支出，在合法的框架下努力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如果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会导致企业受到更大的名誉损失和利益损失，因此企业在制定税收筹划方案时一定要坚持合法性原则。

2.税收筹划工作的择优性原则。前文中已经提到，企业管理层和财务部门可以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情况，结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数个税收筹划方案，但是在选择税收筹划方案时，要对制定的所有税收筹划方案的具体财务支出数额进行计算，选择最合适、支出最少的税收筹划方案，避免将精力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税种上，只降低了一种税种的税务支出，却增加了其它税种的支出。同时在选择税收筹划方案时应从长远角度来考虑，不能单纯地出于降低眼下税务支出的目的，选择短期内对企业有力的税收筹划方案，而导致企业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后税务支出增加，加重企业的财务负担。因此企业选择税收筹划方案时，要对所有税种统一考虑，统一规划，坚持择优性原则，既考虑降低近期内企业的税务支出，也从降低未来税务支出的目的来考虑，统筹规划，科学预算，选择最合适的税收筹划方案。

3.税收筹划工作的预先性原则。税收筹划工作的预先性原则是指企业的税收筹划工作必须要在企业纳税工作之前展开，也就是指企业的纳税义务相较于税收筹划是具有滞后性的。因此企业在制定一段时期内的财务制度时，要针对我国关于不同税种的不同税收政策，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融资和理财等活动做出预先的安排和规划，制定最符合企业利益的税收筹划方案。总的来说，税收筹划工作应当领先于纳税义务，具有预先性。

三、税收筹划工作的一致性原则

1.税收筹划工作的一致性原则体是指税收筹划工作应该与企业自身的总体财务目标保持一致，从二者的归属性来说，税收筹划工作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税收筹划工作应当服从于企业制定的财务管理总体目标。税收筹划可以有效地减少企业的税务支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降低企业的总体生产成本，在制定税收筹划方案时，切忌单纯地追求降低企业的税务支出而导致企业总体生产成本的提高，加重企业的财务负担。因此企业在制定税收筹划方案时，应当考虑税收筹划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和融资等工作的规划可能给企业成本造成的影响，防止因小失大，因为追求减少税务支出反而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造成得不偿失的负面影响。

2.提高对税收筹划工作的重视程度。前文中已经指出，税收筹划工作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税收筹划工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无论是企业的管理层还是从事财务工作的相关人员都应该给予税收筹划工作以足够的重视，本着为企业发展负责的态度，积极做好税收筹划工作。

3.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对企业扶持力度的加强，我国的中小企业的数量每年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很多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较低，这也就使得这些企业的税收筹划工作的水平大打折扣。因此企业应当从提高自身利润出发，招纳财务管理的专业人才，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做好税收筹划工作。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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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非税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分析非税收入的内涵和理论依据入手,探讨了非税收入管理中的一些现存问题,并指出了加强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政府非税收入与“准社会公共需要”相对应,和税收收入一样,都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所必不可少。认真研究和探索政府非税收入的管理途径对深化财政改革、强化财政职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非税收入的内涵

(一)非税收入概念。非税收入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社会团体、企业主管部门(集团)、政府或行政事业单位委托机构(简称部门和单位)为履行或代行政府职能,依据国家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以及凭借国有资产(资源)、政府信誉、国家投入而收取、提取、募集的,除税收以外的各种财政性资金。非税收入就资金性质而言,与税收相同,都是财政性资金,并与税收共同构成政府收入。

(二)非税收入的种类和范围。按照现行的预算管理办法,非税收入可分为纳入国库管理的非税收入、纳入财政预算外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和制度外管理非税收入。其中的前两项合并起来,就是纳入财政管理的非税收入。按照来源的不同,非税收入又可以分为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款和罚没收入、彩票公益金和发行费、国有资产经营收益、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其中主要的组成部分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基金、罚没收入和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其中的大部分都已经纳入财政管理。

1.预算内管理的非税收入。预算内管理的非税收入是非税收入管理中较为规范的部分。其项目的确定均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标准核定也均通过法定程序,收入全额纳入国库,支出由财政部门核拨。这部分非税收入政策调整权限基本由中央财政控制,而且对地方而言比较透明。

2.预算外管理的非税收入。这部分非税收入管理的规范程度明显低于预算内管理部分,但原则上仍是有轨可循的。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基于特定的背景,国家对预算外管理非税收入的范围做出过数次界定。尽管在不同时期,这部分非税收入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在现实工作中,这部分非税收入实质上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履行职能时的财力补充。

3.制度外非税收入。在我国的政府收入体系中,制度外非税收入最具机动性和波动性,而且历史较短,透明度最低,是转轨过程中逐步扩张的收入。制度外非税收入不纳入财政管理范畴,由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直接支配,其用途广泛,不仅用于经济建设,而且还用于事业发展、政权建设、社会保障和公职人员津贴等。

二、非税收入的理论依据

政府取得收入是为了实现自身的职能,政府职能规定了政府收入的合理性以及形式和数量。非税收入一方面由政府的经济职能所决定,另一方面是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补偿方式所决定。

(一)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总结。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政府的经济职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的变化,发生了相当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只是“守夜人”;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论”,从此政府开始步入经济领域,正式实施对经济的干预,从而使政府的经济职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20世纪里,与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调整发展的过程并行,世界上先后出现了社会主义模式以及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在种种模式之间,一个重要的主线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过一个世纪的长期探索之后,人们得出了某些共同认识:

1.市场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有效率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但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消除自然垄断、提供充分信息、实现公平分配和消除经济波动等方面存在明显缺陷。

2.一个有效的政府对于提供商品和服务以及规则和机构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商品和服务可以使市场繁荣,人民过上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3.有效的政府包括哪些内容,这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与其找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府经济职能模式,不如针对本国的市场发育程度、经济发展阶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有重点地定位本国政府在某个阶段中的主要经济职能,并随着发展阶段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加以修正。正确的思想是:凡是市场能做的,应该放手让市场去做。引进政府是为了使市场失灵的范围和程度缩小,使市场机制能够承担更多的配置功能,而不是为了用政府来代替市场。

4.政府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是至关重要的,有五项基础性任务处于每一个政府使命的核心地位。这五项任务是: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环境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保护承受力弱的阶层;保护环境。

5.法制和民主是政府取得日益扩大经济职能的合法性的前提。一旦政府权力失去制衡,不但无从保证政府会自愿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以利于市场的发育和成熟,而且极易导致政府的腐败和滥用权力,最终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

(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补偿。现代经济理论把社会产品分为三大类: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混合产品。按照政府和市场的分工,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和部分混合产品。

1.纯公共产品的资金补偿。因为纯公共产品是被共同消费的,具有非排他性,理性个人将不会在使用公共产品时自动按价格付费,而是变成“免费搭车者”。因此政府职能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和方式来筹集提供公共产品所需的资金,税收正是这种强制性筹集资金的手段。但税收不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资金补偿的唯一方式,虽然所有个人同时消费同等数量的产出,但他们从同等产出中获得的总收益和边际收益通常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方式是不公平的。由此可见,当政府向特定对象提供特定服务时,是不能用税收弥补其成本的,而应采取非税的方式弥补政府所提供服务的成本。

2.混合产品的资金补偿。纯粹的公共产品是不多的,仅有国防、政府行政、外交、司法、公安以及基础教育等。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混合产品。政府在提供混合产品时,向使用者收取一定标准的使用费,既可全部或部分的补偿其成本费用支出,避免公共服务的过度供给;又可以做到谁收益谁付费,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搭车”现象,有利于有效抑制消费者对社会公共事业服务的过度需求。因此政府在提供混合产品时,运用收费方式实现资金补偿比征税方式更为合理。收费体现了“谁收益谁负担、多受益多负担”的原则,易被缴费者接受。

三、目前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非税收入管理职责分散。目前参与管理的部门较多,造成了非税收入管理职责的分散,肢解和弱化了财政职能。主要表现在:一是非财政部门参与非税收入政策的制定,肢解了财政职能。按现行制度规定,非税收入政策制定和调整的权利并未统一在政府财政部门。如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由财政与物价部门联合制定,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被纳入价格管理范畴。这使得财政部门在实践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二是征收管理分散,财政部门征管职能弱化。按现行制度,非税收入征收工作不像税收统一到税务部门管理,而是分散在各职能部门。各部门非税收入征收计划的拟定和对征收管理的重视程度往往取决于部门经费保障情况。同时,反观财政内部,对非税收入未实行统一归口管理,缺少责任主体。

(二)征收成本核定流于形式。征收成本核定是编制部门综合预算的关键,是财政部门管理非税收入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财政系统内部熟悉非税收入政策和项目特点的处室不能负责此项工作,导致财政对各执收部门征收的非税收入除了按一定比例统一安排之外,其余部门仍然由执收部门安排。这种做法存在三个弊端:一是财政统管能力不强,政府集中调剂资金过小。二是消费性支出比重较大,非税收入的经济贡献率下降。三是部门预算核定不科学、不公平,部门间苦乐不均现象不能彻底解决。

(三)部门利益固化。目前,部门小团体利益的旧观念仍然制约着非税收入规范化管理工作,一些部门将非税收入视为部门所有,无视非税收入实施“收支两条线”管理有关规定,收入拒不上缴财政而截留挪用,有的甚至帐外设帐,私设“小金库”。与此同时,一些部门即时将资金上缴财政专户,也是立即要求办理划拨手续,资金管理没有摆脱粗放模式,也没有真正实现财政预算制度改革所提出的经费支出按进度、专项支出按计划的管理目标。

四、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非税收入管理的基本思路是:严格计划审核,鼓励合理增收,硬化预算约束,强化支出统筹,增加政府可调剂财力,为经济转轨时期各级政府重点工作提供有效的财力保障。

(一)加快非税收入法制建设。法制建设是推进非税收入管理的基础和前提。从长远看,非税收入的取得必须以法制为基础。从近期看,国家应抓紧研究出台非税收入管理法规,通过政府法规的形式明确非税收入概念、范围,明确财政部门在非税收入管理中的主体地位,界定财政部门与执收单位之间委托和被委托关系,并对非税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收缴分离”和“收支脱钩”管理作出具体规定。

(二)加强征收管理

1.建立非税收入征管机构,理顺和强化财政职能。各级财政部门要组建非税收入管理的专门机构,整合财政内部非税收入管理职能,实行归口统一管理,建立完整的非税收入征管体系。

2.科学核定非税收入计划,强化收入预算刚性。要综合项目特点、当年政策变化和上年实际收入等因素进行逐项逐户核算,并合理确定审定程序,提高计划编制的科学性。

3.加强专户管理,建立完整的非税收入核算体系。要随着改革的逐步到位,彻底取消各执收单位设立的过渡账户,部门所有收入均要统一纳入财政非税收入专户,提高财政部门对非税收入的监控力度,及时发现和纠正执收单位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杜绝违纪资金通过财政缴拨合法化现象的发生。

(三)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对部分非税收入要实行增收激励政策,充分调动执收单位积极性,促进非税收入总量做大,弥补一般预算资金不足,实现既鼓励执收部门自觉增收,又增加政府可调剂财力的双赢目的。

(四)硬化支出预算约束。要把非税收入摆到和税收收入同样的地位上,一并作为部门预算的资金来源,按照建立公开、公正、透明、高效的公共财政体系要求,进一步深化非税支出管理改革,统一财政预算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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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筹划方案存在知识和信息局限，往往严重脱离企业实际情况，缺乏全局观念、战略观念，没有站在战略高度设计。政策风险，例如土地增值税政策发生变动，产生筹划风险。执法风险，由于税务部门不予认同，产生的不合法行为。成本风险，筹划成本超过了筹划收益。土地增值税筹划成功，但综合税负反而上升等风险。

2.房地产企业土地增值税税收筹划风险形成的主要原因。

税收筹划是主观的。税收筹划方案设计往往取决于设计人员的主观判断。征纳双方对税收筹划的认可存在分歧，税务机关是否认可，直接影响到方案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税收筹划会受房地产企业的内外部条件限制，外部条件主要是适用的税收政策，内部条件主要是内部从事的房地产开发活动。税务机关执法力度的加强。税收筹划需要支付筹划成本，所以房地产企业要遵循成本效益法则，控制筹划成本。

3.房地产企业土地增值税税收筹划风险控制。

(1)完善税收筹划信息管理机制。要广泛收集相关税务信息，主要是针对税收法律法规方面的信息，全面的了解我国税收法律法规，全面了解土地增值税的相关政策，对整体的企业现状全面研究，对税收问题进行整体考虑，必须联系各个税种之间的制约关系，例如要了解行政听证、复议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同样要全面的收集税收筹划信息主体的相关内容，企业是税收筹划的主体，受到内部各因素的制约，因此税收筹划的方案应该根据企业自身的经营情况、内部管理情况、人力资源情况等进行税收筹划。全面综合的考虑才能有效的避免风险的发生。要提高税收筹划信息质量，信息必须是准确、及时、完整的，相关人员在取得信息时，要熟练的掌握国家的政策，准确理解法规意图，及时反映国家的税收法规的变化，信息必须是完整的、全面的，才能提高税收筹划信息的质量。

(2)提高税收筹划人员素质，针对土地增值税税收筹划涉及到多个领域，如法律、财会、税务、建筑等各个领域的专业的知识，所以合格的税收筹划人员必须具备熟练的财务会计知识、法律、税务、建筑知识，良好的沟通与统筹能力，良好的职业道德，注重培训和后续教育，不断的提高筹划人员的知识和技能。

(3)建立税收筹划方案修正制度，政府部门也在不断的对土地增值税税收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房地产企业作为税收筹划的主体，经营的情况也在不断的变化，根据变化中的税收筹划策略，为企业带来了各种风险，企业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计划，将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4)积极寻求税务机关支持，政府税务机关是服务于企业的部门，具有对企业的相关政策咨询有解答的义务，企业在税务筹划的过程中，如果把握不准，应积极寻求支持和帮助，向税务人员进行咨询，给予专业的指导，由于各个地方的征管方式和征管地点的不同，要求税务筹划人员应当多与税务机关沟通，及时获得沟通，达成双赢的共识，将税收筹划风险降低到最低。

(5)事后采取积极有效的补救措施，税务筹划的方案虽然全面，会采取各式各样的措施进行筹划，但是风险不可避免，仍然会受到突如其来因素而干扰，税收筹划方案可能受到各种原因而导致失败，企业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将风险控制，采取积极有效的补救措施，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

(6)土地增值税的核心是增值率，房地产企业项目的应税收入和扣除项目，是房地产企业进行纳税筹划的关键点，因此，房地产企业必须紧紧围绕这两个因素进行开展，减少税费开支，在保证有合理利润的前提下，提供条件合理的减少税费，是税收筹划的目的。

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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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税法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自身经营或投资活动的适当安排，在不妨碍正常经营的前提下，达到税负最小化的目标。本文首先介绍了税收筹划的概念，以及税收风险的概念和特征，针对税收风险提出了防范的措施。

税收筹划属于企业财务管理的范畴，它的目标是由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决定的，即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或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因此税收筹划应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在进行税收筹划时，首先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合理预测筹划成本和筹划收益。所谓筹划收益指的是纳税人因税收筹划而取得的税收利益，通常是由于采取税收筹划方案而减少的税收，而筹划成本指的是因选择筹划方案而付出的额外费用或放弃其他方案的机会成本。

一、税收筹划的概念及特征

（一）税收筹划的概念。企业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从多种纳税方案中进行科学合理的事前选择和规划，利用税法给予的对自己有利的可能选择与优惠政策，选出合适的税收方法，从而使本身税负得以延缓或减轻的一种行为，从而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种行为过程。

（二）企业税收筹划的特征

1、政策导向性。税收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国家的产业政策、生产规划布局均体现在税法的具体条款上。属国家鼓励的产业往往少征税款；属国家需要限制的产业，则大多加重征税。而企业税收筹划，则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以税法为依据，并在深刻理解税法精神和有多种应税方案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做出缴纳税负最低的抉择。

2、选择最优性。因为企业经营、投资和理财活动是多方面的，为此某项经济行为，当税法有两种以上的规定可选择时，或完成某项经济活动有两种以上方案供选用时，就存在税收筹划的可能。也就是说，企业税收筹划就是在若干方案中选择税负最轻或整体效益最大的方案。

3、事前筹划性。税负对于企业来说是可以控制的，也就是说，在应税义务发生之前，企业就可以进行事先的筹划安排。如可利用税收优惠规定，适当调整收入和支出，对应纳税额进行控制等。这从税收法律的角度来讲，税收要素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从理论上讲，应纳税额也应由法律明确规定，但目前法律所规定的却仅仅是税收要素，如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基、税率、税收减免等，而无规定纳税人税基的具体数额，这就给纳税人通过经营活动来减少税基提供了可能。

4、成功性不确定。企业税收筹划是一种事先安排，涉及较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其成功率并非百分之百；同时，企业税收筹划的经济效益也是一个预估的范围，不是绝对数字。因此，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应尽量选择成功概率较大的方案。

二、企业税收筹划风险

（一）企业税收筹划风险的定义。风险是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风险不仅包括负面效应的不确定性，还包括正面效应的不确定性。税收筹划作为企业财务管理决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果同样具有不确定性。税收筹划风险是筹划结果的不确定性。风险管理中人们更关注的是风险的负面效应，即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因此，对税收筹划风险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税收筹划风险是纳税人的财务活动和经营活动针对纳税而采取各种应对行为时，所可能出现的筹划方案失败、筹划目标落空、偷逃税罪的认定及其由此而发生的各种损失和成本的现金流出。

（二）企业税收筹划风险产生的原因。对税收筹划风险成因及其防范进行研究，从而达到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减小风险损失，提高经济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税收筹划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风险。政策风险是指税务筹划者利用国家政策进行税务筹划活动以达到减轻税负目的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总体上看，政策风险可分为政策选择风险和政策变化风险。第一，政策选择风险。政策选择风险，即错误选择政策的风险。企业自认为所作出的筹划决策符合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政策或法规，但实际上可能会由于政策的差异或认识的偏差受到相关的限制或打击。由于税务筹划的合法性、合理性具有明显的时空特点，因此税务筹划人员首先必须了解和把握好尺度。第二，政策变化风险。国家政策不仅具有时空性，且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其时效性也日益显现出来。

2、不依法纳税的风险。选择纳税核算方法是进行税务筹划的重要手段，有时纳税核算方法从表面或局部的角度看是按规定去操作了，但是由于对有关税收政策的精神把握不准，造成事实上的偷税、漏税、避税，从而受到税务机关的处罚。如某服装厂接受个体经营者代购的纽扣，由于未按要求完成代购手续，被税务机关确认为接受第三方发票而受到查处就是一例。

3、信息风险。对于那些综合性的、与企业全局关系较大的税务筹划业务，纳税人通常聘请税务筹划专业人士，如注册税务师来进行。在进行税务筹划的过程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往往会使税务筹划处于盲目状态。如果税务筹划专业人士对纳税人了解不够或者纳税人故意隐瞒有关信息，就会导致筹划人员提出不当的方案，从而发生信息风险。

4、筹划方案不被税务机关认同的风险。进行税务筹划，由于许多活动是在法律的边界运作，税务筹划人员很难准确把握其确切的界限，有些问题在概念的界定上本来就很模糊，比如税务筹划与避税的区别等，况且各地具体的税收征管方式有所不同，税收执法部门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可能导致纳税人实施的税务筹划方案不被税务机关认同的风险。5、投资扭曲风险。建立现代税制的一项主要原则应是税收的中立性，即中性原则，纳税人不应因国家征税而改变其既定的投资方向。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纳税人往往因税收因素放弃最优的方案而改为次优的其他方案。这种因课税而使纳税人被迫改变投资行为给企业带来机会损失的可能性，即为投资扭曲风险。这种风险源于税收的非中立性，可以说，税收非中立性越强，投资扭曲风险越大，相应的扭曲成本也就越高。

三、企业税收筹划风险的防范

针对上文提到的税收筹划风险，提出了以下防范措施：

(一)提高税务筹划的风险意识。确立法制观念，认真选择，避免筹划手段选择上的风险。税务筹划的规则决定了依法筹划是税务筹划工作的基础，严格遵守相关税收法规是进行筹划工作的前提，一项违法的税务筹划，无论其成果如何显著，注定是要失败的。这就要求企业自身应做到依法诚信纳税，办理税务登记，建立健全内部会计核算系统，完整、真实和及时地对经济活动进行反映，准确计算税金、按时申报、足额缴纳税款，树立风险意识。

（二）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密切关注税收政策变化趋势。由于企业经营环境的复杂性，税收筹划的风险无时不在。因此，企业在实施税收筹划时，应当充分考虑到筹划方案的风险，然后再作出决策。即税法常常随经济情况变化或为配合政策的需要，而不断修正和完善，其修正次数较其他法律规范更频繁。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应收集和整理与企业经营相关的税收政策及其变动情况，及时掌握税收政策变化对企业涉税事件的影响，准确把握立法宗旨，适时调整税收筹划方案，确保企业的税收筹划行为在税收法律的范围内实施。

(三)提高税收筹划人员素质。税收政策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因此进行税务筹划就是要不断研究经济发展的特点，及时关注税收政策的变化趋势。这也要求不断增强筹划人员素质，使他们对税收政策有很好的了解，同时也可避免筹划具体执行上的风险，这就要求筹划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必须够“专心”，一方面要提高筹划工作的专业化水平，根据企业的经营规模和具体需求，专心培养使用或聘用专业化的筹划团队，优化筹划队伍的素质结构，使其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另一方面要给予筹划队伍足够的信任，尽量减少对筹划具体操作的人为干扰，使筹划人员能专心开展工作，从而将筹划执行过程中的风险降至最低。

参考文献：

[1]苏强.企业税务筹划误区及风险防范，兰州商学院学报，2006.1.

[2]吕建锁.税收筹划的涉税风险与规避新探，山西大学学报，2005.5.

篇10

论文摘要：我国环境优美，资源丰富，但多年来经济粗放式发展，造成国家资源的惊人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主要表现在：土地资源和森林面积急剧减少，矿产资源开采过度，水大量消耗。同时，由于产业重点发展工业，直接导致了水、大气、化学物排放、固体废料、噪音污染加剧。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节能环保问题的严重性，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21世纪我国要节约资源开发，坚定不移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思路。在上述背景下，从维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保持经济增长的角度，运用税收作为主要干预工具，力促经济增长方式平稳较快转变。对我国目前税收体系中有关税种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应有足够的认识，对构建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可行性和一些具体设想以及一些完善资源税方面应有思路和对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思路，要求政府采取恰当手段对环境污染进行控制，因此笔者认为改革传统税收制度，建立绿色税收体系已经刻不容缓。

一、我国现行税制中有关绿色税收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以排污收费制度作为控制污染的主要手段，没有专门的、系统的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税收制度，只是在一些税种中有一定的环境保护的性质和功能，具体存在以下税种：

1．资源税。我国资源税开征于1984年，其征收范围主要包括矿产资源和盐等，其征收目的主要是调节在中国境内从事资源开发的企业因资源条件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因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的功能。同时，由于征收范围较窄，许多重要的自然资源，如森林、海洋、淡水资源等未列入征税范围，不利于对自然资源的全面保护。

2．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均与土地使用有关，分别于1988年和1987年开始征收，其目的是促进合理使用城镇土地和农用耕地资源，保护有限的土地资源，恰当调节土地级差收入。这两个税种的税收收入额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7年全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为91．57亿元，全国耕地占用税收入为89．9亿元，两者之和仅占全国税收收入的不到1％。较低的征收力度使得这两个税种对于促进土地的节约和合理利用的作用并不明显。

3．消费税。我国于1994年开征消费税，其目的在于抑制超前消费，调整消费结构，贯彻国家消费政策和产业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其中，对汽油和柴油及机动车如汽车轮胎、摩托车和小汽车等五类产品征收消费税，与环境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少消费、降低污染、保护环境的作用。但是，由于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需求结构的变化，此类征税对于控制消费的作用并不是很明显。

4．增值税。增值税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利用废弃物进行生产的企业和产品采取低税率或者免税的政策。由于增值税具有中型税收的特点，所以在绿色税收中的作用较弱。

5．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于1991年开始征收，其目的在于配合国家产业政策，引导投资方向，调节投资结构。对于国家重点发展且符合环境保护政策的项目如农林、水利、能源等领域实行零税率，对于国家鼓励发展但可能对环境造成一定损害的项目实行5％的轻税率，而对于国家限制发展的规模小、效率低、污染重的项目实行30％的高税率。该税种对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事前预防作用。但是，由于该税种是与国家的产业政策联系在一起并受其制约的，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经济利益和目标的限制，致使部分不符合国家环保政策但有可能带来较高经济利益的项目享受较轻的税率。目前，对于2000年1月1日后新发生的投资额已经暂停征收该税。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对于调节消费和投资方向，减少污染和保护环境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相关税收制度具有税种分散、征收范围过于狭窄、调节作用较弱和系统性较差的缺陷，难以适应我国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思路的转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系统化。

二、构建绿色税收体系的设想

1．改革排污收费，开征环境保护税

排污收费一直是我国控制污染的主要手段，对于控制污染和环境保护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制度暴露许多弊端。实行税费改革，完善税法，统一税制，征收环境保护税是我国改革和规范税制，以经济手段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的必然选择。根据国内和国内环境保护现状，借鉴国外环境保护税的实践，结合我国目前环境保护税收方面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我国环境保护税具体可以包括以下几个税种：（1）空气污染税。对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向空气排放烟尘、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的单位征税、以其排放量和排放气体的浓度为依据，实行从量课征的累进税制。

（2）水污染税。对排放废水的企事业单位及生活废水的城市居民征税，确定一定的标准，根据纳税人的废水排放量和浓度进行折算，实行有差别的累进税制度。（3）固体废物税。对包装饮料的包装物、废纸、纸制品、旧轮胎等废物按其体积和类型进行定额征收。（4）噪音污染税。对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噪音的生产经营者征收，以造成的噪音超过人或动物的承受能力的分贝值作为征税的依据。（5）能源税。在征收对象上有煤炭、汽油、柴油、天然气、液化气等，应根据不同种类设计不同的征收方法和标准，对使用量超过既定标准定额的，实行累进税率。

对以上构建的五种税，在征收的过程中，实行追究责任制，根据使用、消耗、排放量的大小，坚持“谁使用、谁污染，谁负税”的原则，实行专款专用，同时将环境保护税收入作为环境保护方面的专项资金。

2．完善资源税

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资源税的运行主要遵循“资源—产品—环境废物”单向流动的线形经济运行模式。而循环经济中，它的运行模式遵循的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与以前相比，其显著特点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在这种经济发展中，由于对资源利用的节制和效率预期应与对经济数量的增长预期相和谐，自然而然会使资源在开采和使用取得强势地位。我国现行开征资源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调节资源的级差收入，并没有把资源的环境成本和社会价值内在化，这样既不利于资源按社会成本定价，更不能使之按可持续成本定价。鉴于此，我国资源税的改革可以注重突出以下几个方面：（1）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将所有不可再生资源及部分急需保护的可再生资源纳入征收范围。另外，将其他与资源有关的税种，如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合为土地税；对与资源有关的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林业补偿费、育林基金等进行“费改税”，使其成为资源税的一部分。（2）调整税额设计。在进行税额设计时，既要考虑调节级差收入，又要考虑到资源的开采和保护，提高单位税额，对于不可再生、稀缺性及开采污染严重的资源实行高税额；改变现行单一的从量计税方法，对不同性质的资源，实行不同的计税方法；将计税依据由销售和使用环节调整到生产和开采环节，以限制无序开采。（3）资源税应逐步体现可持续的利用价值，通过资源税的限制征收保证后代人能够保留大量的资源基础，造福子孙后代。（4）资源税要体现由于资源开采产生的外部性成本，对资源过量使用的单位应负担解决由此受到影响人员的生活和福利补助。比如由于开发土地、征地拆迁造成农民失地、失业，就要由相关单位安排工作就业、落实基本生活保障问题。这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社会效率最大化和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3．制定和规范环保税收优惠制度，完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