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除遵照本校「博硕士论文撰写须知之外，本所补充规定如下：

1.论文之封面、封底纸张一律为金黄色云彩纸，论文限横式书写，平装套印，书背需以楷书体印注校名、所别、题目、著者姓名及学年度。

2.论文须加英文题目页及五百字以内中英文摘要页（格式参阅附录）。

3.正文一律以12号细明体打印，行距1.5，章节标题分别为24、18号，但字体不拘。封面及中文题目字体一律使用24号楷书。英文题目限用TimesNewRoman18号，姓名及其它14号（格式参阅附录）。

4.章节标题置文页中央，如「第一章绪论、「第二节小结，避免使用「壹、「贰、「参大写字样。子目请依一、（一）、1、（1）、A、（a）之顺序标明，置于文页左方。

5.每段第一行第一字均空三格，直引原文时，短文可径入正文，外加引号。如所引原文较长，可隔行另行抄录，每行之第一字均空三格，若分段落，段头再空两格。

6.附注一律列于文页下侧，并以半页横线与正文隔开，附注开头不空格，行距缩小为1，字体限用细明体10号。

7.图表限用阿拉伯数字排序，标题字体得异于正文，但其下方之说明或注释，字体格式同附注。

8.论文页码自摘要页起用罗马字i、ii、iii表示，正文起用阿拉伯数字。页码列于文页下端正中央，字体大小同正文。

9.论文内容次序规定如下（不适用者可略）：

（1）考试合格证明（2）中英文题目页（3）中英文摘要

（4）谢辞（限2页以内）（5）正文目录（6）表目录

（7）图目录（8）符号（9）正文（10）参考文献

（11）附录（12）履历或自述

（二）注释体例：

本所为求论文格式一致，特作以下规定：

1.所有引注均须详注出处；如引注系转引自其它书籍或论文，则须另予注明，不得径录引注之注释。

2.无论在正文或注释中，凡书籍、杂志、报纸之名称均须加书名号（《》）；如为西文著作，则在书名下划一横线或用斜体字区分。文章名加篇名号（〈〉）；引用文字加引号（「）；如为西文着作，则加（“”）标记。

3.注释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或用上移方式标示，或用括号方式如：「（注1）。采用后一方式时，应列于标点符号之后，且和正文字体同大小。注释内容则列于文页之下端，字体应稍小。格式如下：

（1）专书

a.中文书籍：作者名：《书名》，（出版地：书局，版别，

年月），页x-x。

b.西文书籍：Author’sfullname,CompleteTitleofBook

(Placeofpublication:Publisher,Edition,Year),p.xor

pp.x-x.

c.翻译著作：Author’sfullname原著，译者：《中文书名》

（EnglishTitle）（出版地：书局，版别，年月），页x-x。

（2）论文

a.中文论文：作者名：〈篇名〉，《杂志名》（出版地），x卷x期（年月），页x-x。

b.西文论文：Author’sfullname,“TitleoftheArticle,”Name

ofJournal(Placeofpublication),Vol.x,No.x

(Month/SeasonandYear),p.xorpp.x-x.（周刊、双周刊

须加注日期）

c.学位论文：Author’sfullname,“TitleofThesis”,Ph.D

dissertation,HarvardUniversity,June1998.

作者名：《论文题目》，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年6月。

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d.研讨会论文：Author’sfullname,“TitleofEssay”,Nameof

Conference,Place,Month,andYear.

作者名：〈论文题目〉，会议名称，地点，年月日。

e.研究计划报告：作者名：〈计划名称〉，委托机构名称＋计划（年月）（编号）。

（3）报纸

a.中文报纸：作者名：〈篇名〉，《报纸名》（出版地），年月日，第x版。（如为一般性新闻报导，可略去作者名和篇名。）

b.西文报纸：Author’sfullname,“TitleofArticle,”Nameof

theNewspaper(Placeofpublication),Date,p.xorpp.x-x.（4）第一次引注须注明出处之完整数据（如上）；第二次以后之引注有两种格式：

a.作者名：书名（或〈篇名〉，或特别注明之〈简称〉），

页x-x；

b.如全文中仅引该作者之一种作品，则可更为简略，即：作者名，前引书，页x-x。

c.翻译作品第二次出现时只列中文部份，并依中文著作处理。

（5）网站资料

a.中文论文：作者名：〈篇名〉，《杂志名》，x卷x期（年月），页x-x。网址：可直接浏览此文章之网址（浏览日期：年月日）。例如：

连文荣：〈我国对外商品贸易整体分析〉，《中华民国台湾地区贸易趋势预测季刊》，第21期（2001年11月）。网址：trade.gov.tw/trend/trend_index.htm（浏览日期：2002年8月12日）。

b.西文论文：Author’sfullname,“TitleoftheArticle,”Name

ofJournal(Placeofpublication),Vol.x,No.x(Month/SeasonandYear),p.xorpp.x-x.Website:detailedwebsite(viewdate).例如：

Irwin,A.Douglas,“CausingProblems?TheWTOReviewofCausationandInjuryAttributioninU.S.Section201Cases,”NBERWorkingPaper,No.w9815(July2003).Website:/papers/W9815

(viewedonJuly3,2002).

c.机构名称：〈篇名或网页〉，网址（浏览日期）。例如：经济部国贸局：〈我出口产品在主要市场之竞争力-2001年〉，网址：trade.gov.tw/trend/trend_index.htm（浏览日期：2002年5月12日）。或是西文例子：

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BankingonGrowth”(London:EIU,January16,2003).Website:/finance/displaystory.cfm?story_id=1541253(viewedonApril13,2003).

d.中文报纸：作者名：〈篇名〉，《报纸名》（出版地），年月日（如为一般性新闻报导，可略去作者名）。例如：

中时电子报：〈加入WTO新纪元－契机与影响〉，2001年11月30日。网址：.tw/special/wto/0_3.htm（浏览日期：2001年12月2日）。或是西文例子：

Fischer,Stanley,“BreakingOutoftheThirdWorld:India''''sEconomicImperative,”IndiaTodayConclave(NewDelhi,India,January22,2002).Website:/external/np/speeches/2002/012202.htm(viewedonOctober13,2002).或是

CNN,“GermanEconomyStalls,”January17,2002.Website:/2002/01/17/international/germany(viewedonMarch3,2002).

4.英文书名及期刊论文之名称，除介系词如of,fo本论文

整理提供

r及指示词如a,the以外，第一个字母必须大写。但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不论何字，皆须一律大写。

5.英文书刊在正文引注中姓氏在后，在参考文献中姓氏在前，且依照姓氏字母排列。（前者如JohnDow,后者如/Dow,John.）

篇2

[论文摘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外部性，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如何构建有效的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非营利组织起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外部性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一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一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但市场经济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外部性会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使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另一方面“公共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部性”。即指一件事对于他人产生有利（正外部性）或不利（负外部性）的影响，但不需要他人对此支付报酬或进行补偿的活动。当私人成本或收益不等于社会成本或收益时，就会产生外部性。更严重的是，如果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成为搭便车者，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从而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2．信息不对称导致契约失灵。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特定交易信息的拥有是不相等的，有些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而且双方都知道这种信息分布状态。由于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很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优势欺骗另一方。

3．政府失灵。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此类产品和服务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而只能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来承担。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问题上也会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如政府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决策方面缺乏相应的大量的信息。同时由于过度科层化、机构臃肿缺乏对社会需求的即时回应。更加令人不安和怀疑的是，作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过度集权的政府将对其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产生极大的威胁。正是这些限制为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相比之下，非营利组织比较有弹性，能够根据个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应的服务；能够在较小范围内开展服务；能够在服务的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等等。正是由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各自组织特征上的互补性，政府出于对服务提供的成本考虑，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起了合作关系，从而既可以保持较小的政府规模，又能够较好的完成福利提供的责任。

二、非营利组织的科层困境

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充分表明：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让出了空间。

非营利组织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社会捐赠、政府补贴，这就使得信托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的角色产生了分离。信托人将信托财产交给受托人管理或处理，受托人取得该项财产的处分权，信托利益归于受益人。无论是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均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诸权能，也就是说，不享有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权。

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原因，市场和国家这些组织机制都不足以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以外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就有了存在的功能需求。但是，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因素同样会引发“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这种“非营利组织失灵”在非营利组织特有的“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委托关系中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非营利组织外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制度安排，虽然有助于克服“契约失灵”，但是导致“契约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在非营利组织产生以后依然存在，并以另外的方式导致对非营利组织监督的困难。

1．产出的品质与数量难以测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沃尔夫指出：“同市场产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这一结论对非营利组织完全适用。首先，许多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性产出往往不像产品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产出的数量和品质难以测度。其次，非营利组织的产出和产出的最终社会效果之间有时间上的滞后性。“非市场产出通常是一些中间产品……充其量是最终产品的‘’……间接的非市场产品对最终产品贡献的程度是难以捉摸和难以度量的”。最后，“非市场产出的质量尤其是难以弄清的，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有关产出质量的信息”。而在市场产出的情况下，“这种信息应当通过消费者的行为和选择传递给生产者”。非营利组织的产品缺乏价格信号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因而也就缺乏检验和传递质量信息的机制和渠道。Rochester则用“责任的明确程度”表述了同样的看法：所谓的“底线”，即营利与否使得私营部门的责任明确，公共机构的责任和权限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非营利组织的责任则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

2．服务的间接性。服务的间接性即服务购买者不是最终消费者，尚有中间环节的存在。这种间接性特征在某些公共部门同样存在，但在非营利组织尤为突出。其结果是：家长很难判断托儿所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幼无知的孩子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子女很难判断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迈体弱的父母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捐助者很难判断慈善组织的表现，因为捐助者“购买”的服务无一例外是让第三者受益。简言之，服务的间接性导致信息获取的困难，进而导致监督困难。由于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这一特殊的产权特征使得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的问题在其众多的利害相关者（包括众多的捐助人、服务对象或受益人、政府主管部门、专业协会、所在社区等等）中产生了极强的外部性，以至于使这种监督成为不可能。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指出的：“对一个上市公司来说，股票持有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对政府来说，投票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而对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来说，仅同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选民团体打交道是“无法享用的奢侈品”。

3．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外部性的困扰。如果把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如果非营利组织整体有一个廉洁的道德高尚的声誉，则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会从中受益，但个别非营利组织及其管理者却有足够的激励通过违规或者卸责来获取个人利益，依靠非营利组织的整体信誉继续吸引社会的支持。这种“搭便车”行为消耗着非营利组织整体的信誉资源，使得所有非营利组织的状况都变糟。

4．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主体还面临着监督动力不足的问题。对于市场中的营利性公司来讲，为了获得利润，其出资人有足够的动力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而非营利组织的出资人（捐赠人）一旦把财产捐献给非营利组织，就失去了对该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管理、经营的权利，因此，缺乏监督非营利组织运营的利益驱动。另外，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对象作为弱势群体，不仅在信息获取和处理、利益诉求和资源动员等方面存在能力的缺陷，而且由于受益者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他们的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二）非营利组织内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作为对市场和政府的替代，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采取了科层式（hierarchy）的组织结构方式。科层可以被定义为某一决策者拥有非对称性和不完全界定的权威。这种权威能在一定范围内指挥其他人的各种活动。在科层组织里面，雇员的权利常常比较模糊，而责任更是如此。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因素也同样会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引起“科层失灵”。只要科层具有一个以上的下级单位，而且每个单位可以决定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那么这些单位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低效率和偏离行为。

正像哈耶克所讲的那样：“如今说科学知识不是所有知识的总和，几乎是离经叛道。但稍加思考即可得知，毫无疑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未经组织的知识体系，不可能以知识的一般规则称之为科学知识，这是关于时间、地点的特定情况的知识。正是着眼于此，所以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优势，因为他可以有利地利用他掌握的独一无二的信息。只有依赖于该信息的决策由他进行或在他积极配合下进行，才能利用到这种信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在科层中，上级很少能够直接观察到雇员工作的努力程度。相反，上级观察到的只是一些产出，但产出的决定因素除了雇员的努力，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其他因素，如天气、经济周期、其他雇员的协作程度或者运气。只要存在这种不确定性，雇员就有机会通过隐瞒信息而策略性地卸责。

随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深化，生产的相互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增加，在非营利组织内部也是一样，团队成员的相互依赖性会模糊个人的工作成果，从而带来很强的外部性，除非非营利组织能够提供一种能衡量每个成员贡献和努力程度的装置，否则只靠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很难维持长久。

（三）非营利组织的志愿失灵

非营利组织除了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会产生“科层失灵”外，作为人类服务的提供者也有着一些固有的缺陷，会产生“志愿失灵”。赛拉蒙提出了志愿失灵理论来说明非营利部门的缺陷，进而论证了政府支持志愿部门的必要性。在他看来，非营利部门的固有局限性在于以下几点。

1．对慈善的供给不足。一方面，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问题。更多的人倾向于不花成本地享受别人提供给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励去利他性的为别人提供福利。因此，能够提供的服务肯定少于社会最优的。另一方面，慈善的资金来源也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有爱心的人自己也难以维持生计，更谈不上帮助别人。只有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税收才能提供稳定的、足够的资源。

2．慈善的特殊主义。志愿组织的服务对象往往是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残疾人、未婚母亲、儿童、外来移民等。不同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现有的志愿组织可能不能够覆盖所有处于需要状态的亚群体。同时，由于大多数群体拥有自己的人呼吁为自己捐款，机构数量的扩张可能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从而降低了整体制度的效率。

3．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由于私人慈善是志愿部门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那些控制着慈善资源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忽略了社区需求，由此往往导致提供较多富人喜爱的服务，而穷人真正需要的服务却供给不足。

4．慈善的业余主义。根据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于穷人、残障人士、未婚母亲等特殊人群的照顾是需要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的，但是志愿组织往往由于资金的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报酬来吸引专业人员的加入。这些工作只好由有爱心的业余人员来做，从而影响服务的质量。总之，非营利组织在“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相分离及具有一个以上下级科层单位的条件下，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的复杂的委托关系，缔约各方的目标不可能自动统一，必须加以协调。但是，信息的不对称与外部性又使得这种协调无法低成本进行。

三、构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的不足，但是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在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层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1．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伦理信念。人类的动机要比单纯的财富最大化复杂得多，人类会牺牲财富或者收入来获得其他的价值。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ChesterBarnard认为，组织实质上是由个人组织的合作群体。因而，经理人员的主要工作并不是致力于规约下属们的自利行为，而是激发他们超越自利性追求。他认为，经理人员的其他能力，“将不会被发挥出来，甚至将不会产生这些能力，假如缺乏一种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以激励成员们对合作的基本信念的话……然而，组织的生命力与该组织所治理的道德程度成正比。这也就是说，远见卓识，长远目标，高尚理想，是合作得以维持的基础”。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力量源泉即来自于其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它是公益、慈善的化身，担负着人类最为神圣的事业，因此，非营利组织的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会沉重打击公众的道德与信念。非营利组织滥用公共资源的恶果甚至比其他机构滥用资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人们对非营利组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要求更高。整个社会和非营利组织的决策者和管理者都要注意发掘和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资源和精神价值，以弥补单纯物质激励的不足。

2．建立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应借鉴市场中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起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是在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情况下处理好委托关系，构建起非营利组织所有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分立制衡机制，以防止内部人控制。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规范财务会计制度。

3．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要求非营利组织及时、准确地披露组织的财务和管理状况、筹集资金的用途及使用效果、组织的目标、管理层和内部职工的薪酬等等。在这方面，政府是唯一具有法律权威强行要求非营利组织进行信息披露的组织。因此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4．构建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是帮助公众对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与评价，克服专业的非营利组织与其非专业的利害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机制。第三方通常是指具有法定权威或较高信誉的中间机构或组织。由它们制定标准，对行业内的成员机构之工作和项目进行评审，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或否定成员机构自己所作的评审结果。虽然独立的第三方审计、鉴定机构并不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直接的管理，非营利部门也不需对其给予任何关注，但许多非营利组织都自愿服从管理，因为私人捐赠者、募集资金的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媒体都使用它们的报告。总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因此，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陈杰.SOA标准加速软件业变化[J].软件世界,2007,(6):23.

[2](美)伊尔.SOA概念、技术与设计[M].王满红,陈荣华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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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ichelsonBM.EnterpriseServiceBusMichelsonBM.EnterpriseServiceBusQ&A[EB/OL].

[5]王辉,邵贝恩.用SOA和BPM组合架构实时企业[J].计算机应用研究,2007,24

篇3

一方面—社会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我国接纳了来自西方的经济学理念，国民在思想价值观方面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形态模式。而经过国内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对于高校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越高，而且是越来越快的步伐更替着，这也就造成了教师资源缺乏的现象，导致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教学质量，影响了师生之间沟通、情感的交流，造成了整个教学的失败，使学生对这么学科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缺乏兴趣。造成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缺乏学习兴趣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有以下几方面：（1）客观原因。“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内容，其实一个抽象且缺乏乐趣的学科，并且跟我们的生活联系是缺乏直接性的，大多数的学生由于其抽象性，因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2）教学方法陈旧。通常情况下，教师是根据以往的教学思想在备课，讲述想要表达的意思，往往忽略了学生针对这门学科的主动性问题，总是按照一贯的注入式教学方式，让学生被动的接受，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且课堂内容结束后，教师忽略了与学生互动的重要性，往往课程结束后，学生也就下课了，这样就是去了课堂的作用，使学生学不到这门课的精髓所在，所以寻找新的教学方式是必要的的。（3）主观原因。学习不只是一方的原因，作为传授者与接受者，双方都存在问题。作为接受者的学生而言，其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度不够，认为这是一门不适合自己的课程，也就忽略了其学习的必要性。第三方面—教师素质。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在延续以往的教学方式，一切从基本内容开始，由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出发，进而推论出经济学的原理，但是事实表明，这种教学方式不适合当今时代的发展，对于现今的教学来说，单纯的讲述已经不能引起学生对于课程的兴趣了，要摆脱传统的教学方式，引起学生的共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将抽象的问题具象化，使学生能够明白其重要性在什么地方，而不是单纯的以教完内容为任务，要以教会学生使学生真正的融入到课堂中去，融入到学科中为主要教学目标。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的实践

2.1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讲的较少，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知道不多、分析不够，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掌握大量资料的情况下，对这一部分的内容进行补充和扩展，进而进行全面、客观、辩证的分析和讲解。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尽量避免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讲的内容重复，相反倒要与之实现科学的衔接。我们在讲授到垄断至今的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时候，经常把当代资本主义放到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去考察，既在思维方式上拓展了空间，又可以增加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回答像当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这样的间题时，必须有缜密的理论、严格的逻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笼统地教条式地回答只能使学生产生更大的疑间和困惑。2.2根据当今社会主义的基本状况，教学内容部分发生了变化，虽然大体内容不变，但是其教学任务也是相当繁重，头绪繁多。其中主要学习内容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怎样产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对外经济关系以及原则;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调控等等。2.3通过以上教学内容改革的分析，同时也通过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其教学结果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尽管对于老师而言，教学任务增加了，备课量增加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不同的备课方式，使老师自身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不断得到完善。通过备课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阅读了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通过对知识内容的归纳总结，以及概括吸收，不仅促进了教师对于新知识的渴求性，同时也解决了在课堂中出现的意外现象。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教学内容的变化，让课堂的教学内容发现了新的东西、活的东西，这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主动性，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探索意识。并且学生自己也会去反问老师一些关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问题，使老师跟学生一起学习，一起进步，让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逐渐增加了，逐步的深入到了学生之中，丰富了教学内容，减轻了教学困难。使那些对政治经济学不感兴趣的同学也跃跃欲试，开始接受这门抽象、晦涩的学科。

三、新世纪政治经济教学实践中的具体做法

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学科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记住根据课堂内容跟课堂实践教学两个方面来设计备课内容，对此我们规定了一下原则:1)坚持的基本原理;2)将改革实践与教学相结合的原则;3)坚持经济学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灌输原则;4）坚持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原则。坚持自己的教学理念，将好的教学方式传承下去，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目标，关注实际问题，用正确的思维跟思考方法去面对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使自己在教学过程中得到提升。

四、结语

篇4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趋同化经济思想马克思

0引言

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指的是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主流学派，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主要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一般说来，该学派相信经济规律(特别如个人利益、竞争)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

不可否认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对后来的经济学家发生了深远影响。古典政治经济学受到过度地膜拜，似乎发展成为了许多后世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起点和基准线。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史密斯（Smith），理查德（Ricardo），马尔萨斯（Malthus），米尔（Mill），甚至包括马克思（Marx）和凯恩斯（Keynes）撰写的传世之作为当时社会的经济过程描绘了第一幅蓝图。经济学理论自此不断发展，现今流派纷呈，不过，古典经济学看来已经构成现代经济学理论趋同化的理论起点。

1市场自我调节理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定律之一乃是市场自我调节原则（marketself-regulation），这是古典经济学派立论的出发点，其对后世经济学的作用不可低估。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不加以调控的市场体系（unregulatedmarketsystem）将会充分地掠夺式开发社会的生产潜力。通过亚当.史密斯（AdamSmith）那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市场将充当最有效的“工具（device）”，分配可以获得的稀缺资源，最佳地满足社会对资源的无限需求。借助于有价格修正作用的机制使之能够行使分配权力，具备自我调节功能的市场就可以发挥其功能了。正是由于这种价格机制的修正功能，保证市场对货物、服务及劳动力的旺盛需求。灵活工资和浮动价格相当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不幸的是，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沉重的经济危机中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信奉的灵活工资制和价格机制顿时失灵了，从而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理论被永久性地挫败了，由此为约翰·凯恩斯及其门徒们打开了另一条大门。

2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特征

经济过程周而复始地运动的特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另一条重要定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社会阶层或劳动分工具有内成的循环性质。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既充当买方又担任卖方，从而使商品——货物、服务及劳动力——发生交换关系，形成一个环状的运动轨迹。一种商品的卖出，为该出售者换取了获得其它商品的手段和工具。通过这样的交换，商品的卖方取得了一定数额的收入。

该项收入又将被用于购买和消费另一种商品，这是一种需求激励因素（demandstimulus）。随着需求增长，商品存货下降。这种供应匮乏状态又会刺激生产过程，最终会回归原始起点，也即通过商品的最初售卖增加收入。这种经济学思想意味着宏观的经济现象可以通过对微观的经济决策的观察和理解得以界定和解释。一言以蔽之，亚当·史密斯对经济的理解是：“经济是多个企业单元相互之间的交互关系。”

3劳动价值理论

为了使社会的总有用性实现最大化，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要求对劳动阶级进行分工并使之走向专业化和专门化。当时，史密斯相信一个国家的总财富应当以全体国民的财富之总和来计算和测度，而不是按照国王的财富来测算的。史密斯还认为，最直接地创造社会财富的办法乃是进行社会分工。劳动价值理论（labortheoryofvalue）直接地将劳动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过程联系起来，商品标价是与每一商品生产过程投入的劳动力相关的。

古典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在此假定的是，每一个生产者,通过供应恰当数量的产出，将确定地获得补偿，足以“更新其自身的生产方式”。劳动价值理论表明循环流动具有不稳定性。如果劳动价值理论不成立，事实上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破裂了，那么，凯恩斯螺旋形下降模型所带来的累积性生产效应将损害整个社会。

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认识到的是，市场也有可能因内部协调全盘失灵而遭到破坏。“萨亚（Say，1767—1832)法则”，也即“市场法则”是政治经济学内在的一种古典观念，断言：“逻辑上不可能遭遇整体的市场失灵”(CaporasoandLevine)。如果在周而复始的经济流动过程中发生了某个环节的爆裂，那么，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将无法供给一种修复机制，无力使裂缝弥合。因为他们不相信会出现这样的裂缝。例如，凯恩斯主张财政赤字消费以刺激需求，即为著例。

古典学派的学者坚信，商品价格可以自由地上涨与下降，总是能够发挥调节作用，保证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但是个体生产者计算错误，则是个例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承认个体生产商和供应商存在计算错误的情况。

市场也可能并不接受某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所提供的商品。换言之，个体销售者可以在市场找不到购买他商品的买方，但是，从整个市场来判断，交易失灵（transactionfailure）不太可能发生。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便是个体生产商和销售商在市场上会面临尴尬境地。事实上这种困境催生了一种动机，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种动机将协助市场发挥分配功能。1800世纪的工业和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预测道，某些类型的劳动力商品将发现他们在市场上“不对路了”，提供的服务不再是必需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相信，本质上“失宠的”个体生产商必须开发新的商品以供出售，或者转而学习新的劳动技能,市场终将回报他们。总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个体生产商困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暂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及社会公共物品（societalpublicgood）的存在，界定为“对经济活动参与者私人目的的满足”。实际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重点放在开发资本存量以满足公共物品的需要。遗憾的是，劳动力（labor）最终会被视为市场上的任何其它商品一样的商品。如果存在劳动阶级的话，对他们的制度性保护是极其有限的。工厂18小时轮班倒、童工剥削、肮脏的工作与生活环境，都是因为严格遵守市场自我调节原则所造成的。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制度性的政治体制往往是与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学相伴相生的。由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逐利行为所无意间带来的结果，政府的与政治的政策随之形成。换句话说，政治要受制于市场经济学。如此组织起来的社会，基本上为了经济市场的便利和效率而存在的，也是由经济市场的方便与效率而驱动的。

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调节性质的市场将推动工资水平向维持劳动人口的生计的趋势发展。在后现代世界里,对劳动力的制度性保护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限制这种极度不公平现象对社会造成的破坏。这种巨大的困难造成人们在19世纪很难接受自由放任政策及放任主义经济措施。史密斯“看不见的手”理论鼓吹自由放任政策，政府对经济活动可以不加干预，公共机构也不得对之加以干预，由此导致劳动力工作条件恶化、货币工资收入减少。

古典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商品的卖方花费金钱，增大消费，实现一种供需平衡。在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假定的市场上，人们没有什么持有货币的激励，也即不存在什么“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Keynesianliquiditypreferencetheory)”。

4资本积累理论

在货币市场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利息率（interestrates）充分灵活，并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作出适时调整，使之对经济体中的投资与储蓄达致平衡。古典学派（Classics）并不承认凯恩斯提出的“节俭反证（paradoxofthrift）”。

从古典学派的视角来看，个人生产商选择支出还是储蓄，关系不大。随着生产商储蓄增加，利息率将下调，刺激投资需求，抵消消费削减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消费削减是由于储蓄增长造成的。

资本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下永远是要受到市场上的储蓄供应量的限制的。储蓄是直接测算资本持有者赚取的再生产盈余或利润的尺度。资本积累要同时受制于和取决于储蓄的供应。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支持，实际上鼓吹不平等地分配财富和社会阶层。生产资料的持有人在经济循环流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经济盈余和利润转化成为新的资本，由此创造出新的市场，为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出卖售其劳动力。古典学派主张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以确保经济扩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特征是私人对财富的积累以及私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私人财富（资本）的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中，会导致社会生产能力和效用最大化的增长。一个关键的假设是：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所能够产生的生产能力总是被充分地利用。再者，新的资本存量的引入，包含最新的技术进步，随着机器生产工艺的运用，都可能对劳动阶级发生“去稳定性效果”。

5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评价及其影响

古典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内的除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DavidHume）的有关著作出版（1752年）为标志，以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奠基。后来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卡尔·马克思曾这样概括地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理论的批判关系，古典经济学也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

参考文献：

[1]Blaug,Mark,GreatEconomistsBeforeKeynes:AnIntroductiontotheLivesandWorksofOneHundredGreatEconomistsofthePast,Brighton:Wheatsheaf,1986.

[2]Jackson,Gerry,DefendingtheMarketAgainstInterventionistMythsandSocialistCriticism,Part2,TheNewAustralian,Number97,November,1998.

[3]Veblen,Thorstein,TheSocialistEconomicsofKarlMarxandHisFollowers,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ume20,1906.

[4]王祖奇.凯恩斯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思想的产生与时代[J].学术界.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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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饭店资源的配置属性决定了它的增值性和竞争力级别，本文提出了饭店资源的配置性分类方式，并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对饭店资源的配置层次和分类配置方式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饭店资源配置性分类配置层次配置方式

饭店拥有各种经营管理资源，饭店正是利用这些资源来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环境效益。可配置性是饭店资源所具有的基本特点，通过特定的配置和管理行为，饭店资源会发生形态的改变，并聚合成满足顾客需要的饭店产品。因此，科学认识饭店资源的配置属性，是正确进行饭店竞争力管理的基础。

1饭店资源的配置性分类

对饭店资源进行配置，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不同饭店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使用来提高单体资源的增值能力，并通过资源之间的结合来积聚综合利用优势和过程优势，从而提高饭店的效益水平。

饭店资源都蕴涵有程度不同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一个较短的时期之内，技术水平如果没有较大的改善，资源的自然性越高，其增值能力的固化度就越高，它通过人为组合和调配所能产生的增值效果也就越低，比如低值易耗品，由于其使用的广泛性和获取的随意性，它的获取成本和使用成本均可以进行理性的控制，在饭店产品的价值链结构中，它的价值扩散能力是较低的，饭店只能从低值易耗品中得到一般的资金投入回报。

社会性高的资源的增值能力通常不受技术水平的限制，而受管理水平或者说资源配置水平的限制。资源的社会性越高，它通过不同的配置组合产生的增值效果的差异性也就越大。比如顾客偏好信息，同样的顾客偏好信息对不同的饭店有不同的增值效果，饭店对顾客偏好信息理解地越准确，所生产的产品与顾客偏好就越吻合，其增值效应和市场效应就越大，越能给饭店带来超出一般资金回报率的利润水平。从这个角度而言，可以将饭店资源分为三类，即弱配置性资源、中度配置性资源和强配置性资源。

如图1所示，弱配置性资源通常是自然属性较高的设施和物品资源，它们虽然也经过人为的加工，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但比起财力资源、人力资源等中度配置资源来说，其社会属性显然要低得多。设施和物品资源的质量是比较容易测定的，它们的增值能力也比较容易预测，对它们进行配置组合所能够产生的综合效益和过程效益是比较低的。

财力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这里通常是指新兴技术）、市场信息等资源的增值潜能则难以预测，不同的配置组合能够产生不同的综合效益和过程效益，其配置性是较高的。相比而言，组织惯例、饭店文化等组织资源是软性程度更高的资源，它们超越了饭店组织实体，并依赖于内在的社会心理和饭店规范而连接在一起，其社会性比弱配置性资源和中度配置性资源要高。相应地，对这些资源进行配置组合能够带来的增值效果更加难以确定，因此其可配置性要高于前两者，我们称其为强配置性资源。

2饭店资源的竞争力层次及其动态转化

（一）饭店资源的竞争力层次

资源配置的目的是营造饭店的竞争优势，为饭店的利润获取提供竞争基础。饭店资源本身就是竞争的基础因素之一。或者说，饭店内的各种资源本身就有竞争力的层级区别。从竞争力角度而言，饭店资源包括核心资源层、优势资源层、基础资源层和劣势资源层等四个层级：

饭店核心资源层。饭店核心资源是与饭店核心竞争力紧密度较高的相关因素之一，它是指在饭店的资源体系中，具有较强的价值增值能力、较为稀缺而且不易被竞争对手所模仿的资源种类。核心资源层对应于强配置性资源，饭店通过对这种资源的开发和维护能够获得持续性的竞争优势，保持饭店的竞争地位。饭店文化、组织资源等强配置性资源通常属于饭店的核心资源。

饭店优势资源层。优势资源是指有一定的价值增值能力、具有稀缺性但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和复制的资源种类，它对应于中度配置性资源。饭店优势资源能为饭店提供一定的竞争力，但这种竞争力容易被竞争对手赶超，因此不具备可持续性。像饭店的菜肴制作技术、客户资源等中度配置性资源与饭店的优势资源存在较大程度的关联性。

饭店基础资源层。基础资源指具有一定的价值增值能力，但不具备稀缺性的饭店资源种类，它对应于弱配置性资源。这种资源能够提供一定的价值，没有它们饭店会处于竞争的劣势，但是其它饭店也很容易取得同样或类似的资源，因此它不能成为形成饭店竞争优势的资源。饭店的水、电、设施设备等弱配置性资源种类都属于基础性资源。

饭店劣势资源层。饭店劣势资源是指没有价值增值能力的资源种类，它没有明确的配置层次指向。这种资源不能为饭店提供竞争优势，它往往是饭店的负担。像不适应岗位发展需要的员工就属于饭店劣势资源，摒弃这种资源可以降低饭店的经营管理成本，提高饭店的相对竞争力。

（二）饭店资源竞争力层次的动态转化

如图2所示，在饭店资源的分层系统中，饭店的核心资源是饭店所独有的，市场上不具备同类资源，饭店正是凭借这种资源营造出自己有别于其它饭店的竞争优势，由于这种资源不易被竞争对手所模仿，因此其竞争优势是持续的。

饭店优势资源也是构成饭店竞争优势的资源种类之一，但由于它可以被其它饭店所模仿，因此这种资源所营造的竞争优势有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或者说，这种资源会逐步退化为饭店的基础资源。

劣势资源的存在是饭店中一个难以避免的配置问题。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饭店难以完全了解市场中的资源情况，因此资源交易行为蕴涵着和劣势资源发生契约关系的可能性。同时，饭店内部的资源在使用过程中有一个自我老化过程，设施设备、员工的技能、管理人员的管理思想都会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背离资源基本要求的情况，如果这些得不到及时的修复，相应的资源就会转化为劣势资源。

饭店资源还会与外部市场资源进行动态交流，内部转化和外部转化往往交织在一起，互为推动。

3饭店资源的分类配置策略

在饭店的资源构成体系中，物品设施等弱配置性资源自然属性高，它在空间上具备较强的可流动性，可替代性也高；技术资源、客户资源等中度配置性资源依赖于人的识别和管理，它的扩散通常受整体环境的限制，因此其可流动性和替代性要低于弱配置性资源；而饭店文化等强配置性资源具备更强的内隐性和社会性，它更多的表现为隐性的规范和价值理念，它是饭店行为长期积淀和延续的结果，它的可流动性和替代性最弱。但这也使这种资源难以被模仿，由此它也具备更强的增值性。因此，弱配置性资源、中度配置性资源和强配置性资源分别对应于强替代性、一般替代性和弱替代性。对资源流动性和替代性的判断有助于更好把握资源配置的时间决策点，采用反应速度不同的配置模式。

如表1所示，基础性的弱配置性资源流动性强，饭店需要对资源的变化做出迅速的反应和调整，其配置手法是迅捷反映型的配置模式。

中度配置性资源流动性较强，但其发展脉络较为缓和，具有相当程度的可预见性，因此一般采用常规、例行的配置流程。比如，人力资源需要饭店进行持续的更新、培训和结构调整，它的配置行为有其常规性和延续性。强配置性资源可替代性低，它的改变需要较长的时间，其配置行为通常是中远期的战略性规划调整。比如，良好的饭店文化、成熟的组织惯例等强配置性资源的形成是饭店员工在长期的工作中逐步形成的，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需要饭店有长期的战略发展规划。

饭店的资源随着其配置性由弱到强的变化，它的增值性也逐步增强，增值性越强的资源与饭店核心优势的关联度越大，饭店由此所能维持的竞争优势也越长久。

参考文献：

1.Barney,J.B.FirmResourcesandSustainedCompetitiveAdvantage[J].JournalofManagement,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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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问题逻辑；思想政治理论课；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277-02

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科学发展观读本》（以下简称《读本》）一书，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理论背景、实践基础和历史地位，到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精神实质，再到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内容非常周全[1]。科学发展观如何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教学创新的路径之一是以问题逻辑的方式对科学发展观进行阐释和重构，重在释疑解惑，形成基于问题逻辑的科学发展观教学体系平台。

一、构建科学发展观的问题逻辑体系

问题逻辑是专门研究问题的一门应用思维科学，其中心任务是揭示问题之间及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这个范围内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逻辑性质和关系[2]。以问题的方式推进科学发展观进“思政课”，我们开展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根据课程的教学目标和要求，教师对问题（《读本》的基本内容）进行梳理、归纳并与教材内容对接，通过问题层次细化，建立科学发展观的问题逻辑体系。层次细化所指向的是问题的层级关系，即预设一级问题，然后把问题细化为二级、三级层次；或者把大的难题化解为小的问题进行解答。具体做法如下：

1.建构六个一级问题的逻辑体系：“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以人为本为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全面协调科学发展为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什么要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为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其中一级问题“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统领其余五个问题，也是其他问题必须回答的总问题。“以人为本为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的问题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问题，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更好地回答后面四个问题。后面四个问题是一个横向逻辑，共同为推动社会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服务。

2.建构基于问题逻辑的二级问题体系，即在每个一级问题的基础上建构二级问题体系。如一级问题“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下有三个二级问题：“为什么要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是发展观探索的最新成就？”“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意义重大”等。

3.建构三级问题体系。如，二级问题“为什么要提出科学发展观？”下面有四个三级问题：“传统发展观为什么面临挑战？”“发展为什么不能等同于经济增长？”“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为什么会造成严重后果？”“为什么要科学发展？”通过以上三级问题体系的建构，从而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问题体系，构建科学发展观的问题逻辑体系。

二、建立问题和问题之间的逻辑关联

在一个“问题场”中，问题之间总是存在某种联系，如何建立三级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建构科学发展观问题体系的基础。这里主要有以下几种逻辑关系：

1.并列逻辑。所谓并列的逻辑关系，就是说在一个大的问题内部所细化的诸多问题之间是属于一种并列的逻辑关系，并不存在一个问题比另外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它们以同等的力量共同支持“元问题”。在建构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体系里，存在某些的三级问题的并列关系。如“为什么改革开放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作为一个二级问题，通过并列的逻辑关系细化为：“为什么要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做到‘不折腾’为什么要不断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等并列逻辑关系的三级问题。“和谐社会建设为什么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细化为“民族团结为什么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处于重要地位？”和“促进两岸和平统一为什么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两个并列的三级问题。

2.递进逻辑。建立递进的逻辑关系的问题是基于问题逻辑的根本。递进关系就是一个问题为下一问题做前提、基础或者铺垫，后一个问题是前一个问题的深化。通过层层深化而不断建构问题体系。如“为什么人是发展的本质？”的问题在细化为三个问题过程中就采用递进的逻辑。即“‘以人为本’的‘人’为什么是指广大人民群众？”“‘以人为本’为什么比‘以民为本’更具优越性？”“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是‘为了谁，依靠谁’”等。

3.互补逻辑。问题之间的互补逻辑就是一个问题成为另外一个问题的补充。由于问题总是基于探求特定的未知领域的问题，因而总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要求有相关的问题作为补充，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构问题体系。

4.因果逻辑。因果逻辑是问题之间产生一种因果联系，进言之，正是有了这个问题，才会导致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或者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因果逻辑逐渐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体系建构的重要方面。

三、实现教学内容与学生问题的有效对接

基于问题逻辑的科学发展观进“思政课”教学体系建设，除了在科学发展观内容与教材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问题体系，还要通过在课堂内外采集和解答学生问题，把学生问题纳入问题体系，将学生问题与科学发展观教学内容对接起来，实现科学发展观内容与学生需要的对接。在推进学生问题与教学内容的对接，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三类问题的对接，具体对接如下：

1.教材核心问题与热点问题的对接。黑格尔指出，“个人无论采取任何方式履行他的义务，他必须同时找到他自己的利益，和他的满足或打算。”[3] 大学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社会家庭共同体的一员，具有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对社会问题有着天然的接触和感触；另一方面是学校共同体成员，在这个共同体里，又追求着一种学院式知识，在知识的共同体“濡化”下成长。而前者更具有根本性。这就决定了学生必定会无意识地与社会现实所接触，又有意识地接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他们之间的张力很容易困惑许多学生。只有把教材核心问题与社会的热点问题对接起来，才能打通长期困惑学生心中的种种谜团和困惑。让学生在了解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领悟教材的核心问题，在学习教材的核心问题过程中更加清楚地认识社会的热点问题。

2.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理论来源于实践，一直以来，学术界对科学发展观进“思政课”更多是基于实践操作层面上来做文章，而对理论本身的“说清楚、讲明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重视理论问题的研究，在进“思政课”过程中，把一些理论说清楚，从而使思想上不造成困惑，同时也有利于把问题领悟更加透彻，从而避免进“思政课”的实践过程中走过场，流于形式。在一定意义上说，加强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的相结合，更加能够推动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认同和支持。

3.学生问题和学生成长成才需要的对接。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学生的成长的需要是学生学习的最主要动力之一，而成才的需要就成为最主要的利益所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把学生的问题与学生成长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树立学生的问题，建构学生的问题体系，从而有效地反映出学生的思想动态，也更加充分地了解和把握学生的成长需要。

四、构建科学发展观问题逻辑体系的意义

1.问题逻辑与学生理解。问题体系使理解的重点和难点及关键点一目了然，有利于明了学生理解教学内容的关节点。科学发展观的问题逻辑体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突出重点和难点，使学生更加清楚地了解，学习科学发展观到底要关注什么问题？应该关注哪些核心问题、热点问题等。

2.问题逻辑与创新思维训练。问题特别是具有逻辑关联的问题体系，本身蕴涵着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很好方式。问题和问题体系一方面必须建立在相应的知识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又指向未知。学生提出问题本身就促进了大学生积极思考，而提出越来越深刻问题的进程，是创新思维能力最好的培养方式之一。

3.学生需要和人才培养需要的结合。在传统的“思政课”的教学内容里，更多地关注国家的需要、集体的需要。在一个价值观念多样性的、行为取向的多样性的社会环境里，大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具有自己的追求和思考的方向，具有选择自己方向的权力和主观能动性。康德指出，“不要让你自己成为他人的纯然手段，要对他们来说同时是目的。”[5]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许多的学生更多的关注自己的成长机会，这就要求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要把学生的需要和人才培养的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使它们之间的张力保持在最佳的角度使学生在适应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满足自己的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增范，齐建英.《科学发展观读本》是一本好教材[EB/OL]．henan.省略/ztzl/system/2008/10/21/010101917.shtml， 2011-01-25.

[2]周晓林.逻辑学教程[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175.

[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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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国民经济学论文范文一：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探析

摘要：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对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对现代服务业充分认识，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强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项长期伴随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服务业。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国民经济

前言:

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一体化逐渐深化的过程中，国家要想在国际上占有优势，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提升自身的经济水平，而生产过程的同化导致服务水平的差异直接决定其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占有份额，所以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一、现代服务业分析

现代服务业是在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新型服务业，其利用现代化新技术、新服务方式和管理理念，使传统服务业的业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能够向其他行业释放较强外溢效应，是对整体经济竞争力具有提升作用的服务行业的集合体，其需要去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及生活服务，由此可见其具有现代性、高新技术性、知识密集性、动态性、生产性等特点，其是信息化、现代化经营理念的发展成果，公共服务职能愈加突出，所以现代服务业不同于第三产业，其广泛分布于三大产业之中[1]。

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一)现代服务业的产业波及效应

首先市场上对现代服务业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将直接推动其产品生产中所需要的相关产品行业的发展，形成相互消耗式的波及效应，例如现代服务业中的物流业发展会带动汽车生产企业的壮大，现代服务业中的房地产业发展会带动钢筋、水泥等企业的生产等，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消耗会波及相关产业，而相关产业的消耗又会形成现代服务业的间接消耗波及，以此推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其次，受消费者以此购齐消费心理的影响，现代服务业会形成配套需求式波及效应，例如消费者最初购买智能手机的目的是观看直播球赛，但其在业余时间可能会利用智能手机拨打电话、观看付费电子小说、付费视频，玩付费游戏等，为满足这种配套消费需求，现代服务业的产品会自觉与相关产品形成互补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除此之外，由于现代服务业是在信息科技和现代管理理念的基础上产生的，属于新兴产物，所以其具有示范作用，形成示范波及效应，例如其自身的特色决定会出现咨询、管理等新的行业形式，会在信息传播交流速度逐渐加快中影响人的消费观念，以此引领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二)现代服务业激发生产者新的投资需求

首先，随着现代物流业、信息传输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出现和发展，生产者舍去了建造仓库、配置车队、信息交流、寻找市场等环节的成本开支，使其生产成本相比过去得到明显的提升，为生产者队伍壮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可能;其次，金融业的发展、技术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生产者的融资渠道扩宽，例如民间小额贷款，为中小型生产者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持，使生产者产品升级、提升自身管理水平等方面更有保证，这不仅有利于生产者开拓产品相关产业，也有利于其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结合市场需求扩大规模，以此拉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再次，现代服务业中的市场调查服务、会展服务、媒体宣传服务等可以使生产者及时、全面的了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从而针对市场需求进行产品的开发和改进，为生产者提供展示自身产品、服务优势的平台，使其在市场中的影响力得到加强，从而为生产者创造更多的经济利润;除此之外，现代服务业中的调研、策划、咨询服务及保险业使生产者的投资风险在事前事后都得到有效的控制，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可以使生产者的生产难度降低，而生产利润增加，由此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现代服务业激发消费者消费需求

首先，现代服务业重视产品的研究开发，而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个性化、品牌化的追求愈加旺盛，生产者为追求经济利润，积极与现代服务业相关服务相结合，使其产品供应相比过去更加具有吸引力，以此激发消费者消费;其次，随着现代服务业分期付款等服务形式的出现，使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由传统的先赚钱后消费向先消费，后付款转变，而且使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更加旺盛，使房地产、汽车行业等一次性消费成本较多的产业在消费模式发生变化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以此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再次，随着现代服务业中的各种保险服务的出现，使消费者对工作、健康等方面有可能出现的风险的恐惧心理得到缓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热情;最后，现代服务业中为消费者提供的多种支付方式，如信用卡、网上交易等，使消费过程的安全性、便利性等更有保证，也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消费需求的增加将直接推动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国名经济增长。

(四)现代服务业的就业机制

现代服务业的显性就业机制和隐形就业机制都非常明显，显性就业机制是现代服务业自身发展中创造了庞大数量的就业机会，例如淘宝行业作为现代服务业中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截止2014年向社会提供近20万的就业岗位，而且仍以每月5000个新店铺开张的速度持续增长，而隐形就业机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对其相关产业就业机制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对就业收入产生的乘数效应、因推动技术进步而创造就业机会、对供需结构的调整，从而使就业结构发生变化等方面，例如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劳动力市场运行不稳定等，以此扩大就业的空间，在现代服务业刺激消费者需求，推动产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由此推动国民经济增长。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对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对现代服务业充分认识，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强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项长期伴随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服务业。

参考文献

1、论经济学视角下我国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张术环;学术论坛2006-04-10

2、坚持教育创新 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培养质量林木西;张今声;马树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7-05-15

有关国民经济学论文范文二：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研究

摘要：通过研究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增加值与GDP的比重以及旅游产业的贡献率等指标，分析出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发现旅游产业在我省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关键词：旅游产业;国民经济

一、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贡献分析

(一)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的东北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旅游产业作为朝阳产业迅猛发展。1996年9月，黑龙江省召开旅游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把旅游业作为全省新兴经济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出将黑龙江省打造成北国风光特色旅游开发区的目标，要求充分利用黑龙江省独具特色的自然、生态资源，整合旅游资源，把哈尔滨、五大连池、镜泊湖、扎龙湿地、神州北极、兴凯湖、小兴安岭、抚远华夏东极、大庆温泉、鹤岗黑龙江界江等十大旅游地作为黑龙江省旅游业发展重点，辐射全省。目前我省有旅行社613家(其中5家入选全国百强旅行社，位居东北三省之首)、星级饭店309家、家庭旅馆230家、景区景点1000余个(其中包括国家A级景点175家)、中国优秀旅游城市9个、S级滑雪场29家。黑龙江省20082013年度旅游产业发展良好，旅游收入稳步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18%左右。

(二)研究方法

采用旅游增加值进行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分析。然后，使用贡献率指标并加以修订，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其间接影响。

(三)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GDP的影响

1.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GDP的直接影响。以往对于黑龙江省旅游产业与国民经济的比较，采用旅游总收入和GDP直接比较的方法。旅游总收入是一段时间内黑龙江省旅游业的全部旅游收入，而黑龙江省GDP则是这段时间的生产总值，是所有产业的增加值之和，其与旅游收入属于不同的统计口径，如果将两者进行比较，会夸大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因此，本文借鉴李江帆、李美云在1999年发表的《旅游产业与旅游增加值的测算》中提出的旅游增加值概念，将旅游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较，从而得出结论。黑龙江省旅游总收入除2005年增长缓慢外，2006-2013年均稳步上升。旅游增加值也呈逐步递增趋势，其中，虽然2004、2005年受到非典影响、2011年全球经济复苏导致升幅略有下降，但总体发展情况较好，绝对数值稳步提升。旅游增加值绝对数值的增加并不能完全说明旅游产业的发展情况，只有旅游增加值占黑龙江省GDP的比值增大才能充分说明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通过计算得出，旅游增加值占黑龙江省GDP的比例基本呈上升趋势，其占第三产业GDP的比例达到支柱产业标准，说明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贡献较大。虽然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趋势较好，但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尚有差距，这与地理位置、环境、资源等因素相关。因此在制定旅游产业发展战略时应有针对性地进行部署规划。除了从旅游增加值的角度研究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外，通常还需运用贡献率指标分析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贡献率是指某产业的产出量与投入量之比，借此了解这一产业生产的产值利用中间消耗的比例。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的贡献率在1.4%~11.6%之间上下浮动。受2003年非典影响，2004年黑龙江省旅游收入下降，2005年开始回升，又由于2008年全球发生经济危机，导致2008-2011年旅游经济再次陷入低潮，直到2012年有所好转。这是由于旅游产业的特殊性质，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的贡献率有所波动。总的来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的贡献率水平逐步上升，说明旅游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2.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GDP的间接影响。旅游产业自身收入是对黑龙江省GDP的直接贡献，而其通过间接消费和诱导消费又为旅游目的地做出进一步的经济贡献，即旅游产业对GDP的间接影响。本文采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旅游收入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间接影响。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y=a+bx，设黑龙江省GDP为y，历年的旅游收入为x。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显著性水平小于0.05，可以认为所建回归方程有效。R方的值是0.993，R方的值越接近1，说明回归方程对样本数据点拟合得越好，表明旅游总收入与黑龙江省的GDP关系密切。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回归平方和为111400000，残差平方和为799502.325，总平方和为112200000，F统计量的值为1114.759。F值检验目的是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否显著，是否可用线性模型来表示。F值越大，说明自变量造成的因变量的线性变动越大于随机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越显著。这里F值较大，说明旅游总收入造成的黑龙江省GDP的线性变动远大于随机因素对黑龙江省GDP的影响，二者之间的线性关系较显著。根据回归方程计算结果，每产生1个单位旅游收入，黑龙江省GDP增加8.326个单位，说明旅游收入对黑龙江省GDP的间接影响显著。

二、结论

通过研究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增加值与GDP的比重以及旅游产业的贡献率等指标，分析出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发现旅游产业在我省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选用旅游增加值这一指标与全省GDP相比较，避免了用旅游收入与GDP相比较带来的数据夸大。贡献率弥补了旅游增加值的不足，体现了旅游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运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间接影响，得出每产生1个单位旅游收入，会使黑龙江省GDP增加8.326个单位的结果。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总体来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趋势良好，但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餐饮业、住宿业、零售业等旅游关联产业的支撑能力不足。因此，必须提高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才能提高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此外，还应逐步完善旅游产业的统计数据，建立健全旅游业的法律法规，针对黑龙江省特点制定旅游发展战略规划，整合旅游资源，创新旅游商品，保持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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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荷马在《伊利亚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样：人类会厌倦睡觉、厌倦爱情、厌倦唱歌、厌倦跳舞，但对战争却乐此不疲。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为了保障国家安全，避免在推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成为猎物，各国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国防建设，然而在资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与黄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资源如何在国防与民用部门之间分配成为以研究资源稀缺性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经济学与国防具有统一性，经济学家麦圭尔（McGuire，1995）曾通过列举经济（学）与国防四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两者的依赖关系[1]。因此，国防与经济学产生紧密的联系是历史的必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òMachiavelli，1520）在《论战争艺术》（Dell''''arteDellaGuerra）中曾说：谁的荷包里钱越富裕，谁就能打胜仗。国防经济学的源头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Smith，1776），他是最早考虑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191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War），全面总结了自己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财政、战争与工业的关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经济学创始人、经济学大师庇古（Pigou）出版了《战时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War，也译为《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以一战英国经济为基础，研究战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冲击，揭示战时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战争资源筹集的问题[3]。这两本著作促成了国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对于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以英国约克大学哈特利和美国依阿华州州立大学教授桑德勒（1995）在《国防经济学手册》（HandbookofDefenseEconomics）中的说法认同度最高。希奇和麦基因（Hitch，1960）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TheDefenseandEconomicsinNuclear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军备与不安全：战争起源的数学研究》（ArmsandInsecurity：amathematicalstudyofthecausesandoriginsofwar）和谢林（Schelling，1960）的《冲突的战略》（TheStrategyofConflict）三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创立[4]，并成为经济学中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分支。1990年《国防与和平的经济学》（DefenceandPeaceEconomics）杂志创刊，经过历代经济学家如佩克（Peck）、谢勒（Scher－er）、奥尔森（Olson）、泽克豪泽（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盖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罗杰森（Rogerson）、沃纳（Warner）、阿什（Asch）、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顿（Anderton）、麦圭尔（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罗斯曼（Grossman）、邓恩（Dunne）、布拉登（Braddon）、丰塔内尔（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断努力，国防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影响深远的成熟学科。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认为其研究成果对于采办理论、2博弈论和人力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涵盖国防开支需求理论、国防供给理论、军事人力理论、低烈度的军事活动理论、国防开支的外在影响理论、战争成本与损失理论六大部分。其中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军事人力的需求与供给、军事人力的劳动生产率、军人的新酬结构与补偿、女军人、少数民族的数量构成，预备役的使用，军事经验对民事生活的利益回报、对国防人力资源管理的动态过程进行经济学阐释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招聘、培训、使用、开发、辞退或离岗、退休等几个阶段。如果把军队也看成是一个生产战斗力的组织，其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也大致经历了征募、训练、维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几个阶段。在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正如学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角度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一直以来是国防经济学中军事人力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所谓征募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何种方法吸纳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军人来满足该国国防体系对于军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模式：义务兵役制（后文称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称募兵制AVF，All-VolunteerForce）。围绕着征募制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并逐渐延伸扩展到整个军事人力理论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

二、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肇始与发展

征募制度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AdamSmith，1776）。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他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变迁的历史，他认为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是成本—收益结构改变的原因，而这种改变影响到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他认为，常备军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致的，维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地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的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确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职业，这种常备军的费用来源于国家征收的兵役税，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时他认为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民兵，是常备军的支柱，而这个“民兵”具有现代征兵制及预备役的特点。同时他认为“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1％，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5]。今天看来，亚当•斯密的研究无疑是粗糙的，但毕竟是征募的经济学研究的滥觞。之后，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出现了长时间的空白。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兵役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西方国家在推行军队职业化的过程中纷纷尝试实行征募制度的转换，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军事人力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他们对兵员征募过程中出现的形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经济学家在美国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是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黄金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7月，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维（Walter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内部报告，并在1967年连续公开发表了两篇关于征兵制成本的论文。1966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关于废除征兵制的呼声开始逐渐高涨，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参与进来。芝家哥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写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队的真正耗费远远大于管理同样规模的募兵制部队，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认为参军是最好的选择的人构成的。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与自由社会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7]，汉森和薇丝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费舍尔（Fisher，1969）[10]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亚大学毕业生（包括经济学家DavidJohn－son，MattLindsay，JimMiller，MarkPauly，RobertTollison，TomWillett，andJoeScolnick等人）撰写了拥护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征募制度改革的争论在于回答反对募兵制的九条理由，包括：（1）募兵制费用过于昂贵；（2）募兵制在危机时期缺乏灵活性；（3）破坏爱国热情，腐蚀了公民应该为国服务的道德信念；（4）威胁民主价值；（5）不具有种族代表性；（6）成为惟利是图的部队；（7）刺激敌对国家的军事冒险；（8）战斗力低下，因为只能吸引能力比较差的人服役；（9）挤占其他国防支出，侵蚀了国防的数量以及质量[12]。拥护募兵制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条理由是错误的，缺乏理论依据，其他八条理由缺乏实证基础，因此斗争的焦点主要是费用问题。为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专门机构———盖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罗切斯特大学校长艾伦•瓦里斯（W.AllenWallis）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威廉•麦克林（WilliamMecliling）、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DavidKass－ing，WalterOi，HarryGilman，RobertBarro，JohnWhite等），他们的努力为美国最终废除征兵制铺平了道路，也极大地丰富了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13]。

美国的募兵制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期间遇到很多困难，如何应用经济学有效地对募兵制度进行管理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任务。虽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见一直没有停息，不少学者对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怀疑态度。李和麦肯锡（Lee＆McKenzie，1992），罗丝（Ross，1994）[14]，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1995），沃纳（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总具有较低的社会成本，当部队数量扩大的时候，部队的工资总量就会增加，政府就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而税收导致社会经济的扭曲效应会造成较重的税收成本，当这个数值达到一定范围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布朗宁（Browning，1987）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测算了美国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大约等于国家税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对于募兵制能否保证兵员质量、人力成本的高预算对军事研究与装备资金的挤占问题以及募兵制兵员能否代表社会各阶层充满担心。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发现目前军事人力的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与军事开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战时期这个数字最多曾达到2%[16]。西蒙和沃纳（2007）通过分析美国1998年到2000年兵员来源的数据结果显示，40%的兵员来自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少数民族比例也没有明显变化。他们同时通过假设增加100000名义务兵，计算其节约的成本，发现其节约的成本少于同等数量的募兵制兵员所节约的社会成本，战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时由于个体战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较少的人数维持较高的战斗力，而节约的成本可以用于军事研究与装备更新[17]。经过激烈辩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围绕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兵员征募制度密切相关，从此以后，经济学家的视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军事人力经济学的研究。综合而言，对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沃尔特•维（WalterY.Oi）、詹姆斯•米勒（JamesMiller）、贝丝•阿什（BethAsch）以及约翰•沃纳（JohnWarner）。

三、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主要围绕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选择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学研究回答征兵制与募兵制哪个制度更具有优势，如何进行选择。

首先在于对成本内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员更倾向于预算成本，而经济学家则提出经济成本的概念，该概念除了包括预算成本以外还包括其他隐性成本，如个人机会成本、兵役税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坚持认为在做任何决定时必须考虑经济成本而不是预算成本。[18]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据国防部的调查数据，通过选择参军选择自由度比较高的群体作为样本，克服了经典的“鉴别难题”（identifica－tionproblem），描绘出实行募兵制情况下的军事人力供给模型。他们发现在征兵制条件下，四个变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分别是男性人口规模、失业率、征兵力度、季节因素。通过模型推导，他们发现募兵制的预算成本会高于征兵制，但经济成本要低得多。他们进一步增加了变量，发现军方的支付弹性为1.18，随着应募者人数的增加而不断下降[19]。但是由于数据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设不足，变量太少，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重视。同年，沃尔特•维（WalterY.Oi）在阿尔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征兵制的经济成本》（TheEconomicCostofthe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经济成本约为53.64亿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图1所表示：首先运用已有的数据计算出军事人力供给曲线S，当实行征兵制时，军人工资水平为G，人数为A，当征集人数增加到B，C，相应的工资总额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数从A增加到B所增加的军方预算成本，DEB′是应募个人的机会成本损失，而HEGD是社会承担的兵役税，社会总成本为HE0B[20]。费舍尔（Fisher，1969）在《美国经济评论》（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发表了《征兵制及结束征兵制的成本》（TheCostoftheDraftandtheCostofEndingtheDraft），提出了不考虑征兵制情况下的个体服役决策模型，他认为，个人是否服役决定于他在军队中以及民用部门之间净收益的贴现值的比较，收益包括货币收益以及非货币收益。在短期收入变动都是单调递增，可以不考虑贴现因素的情况下，问题就简化为个体主要考虑不同部门收益（Wm为军队收益，Wc为民用部门收益）的比较。如果Wm＞Wc，个人就选择服役。然后以征募率为因变量，以军民部门工资比率以及修正的失业率作为自变量，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模型而不仅仅是简化的统计模型。在此基础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条件下美国军方的人力供给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如果废除征兵制，美国需要增加的55亿~75亿美元的成本[21]。这是经济理论模型基础上构造军事人力供给函数的第一次尝试[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废除征兵制度实行募兵制度后，解决募兵制度出现的新问题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关于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探讨一直在持续。李和麦肯锡（1992）在《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EconomicJournal）上发表了《重新审视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相对效率》（ReexaminationoftheRelativeEfficiencyoftheDraftandtheAll-VolunteerArmy），第一次将税收成本作为制度选择考虑的因素，提出了李-麦模型。假设军事人力边际机会成本曲线为：MOCA=a+bn，a，b为常数，n为征募人数，N为社会适役总人数，那么在募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2，在征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N。如果国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参军时，社会总机会成本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优于征兵制。如果在这个模型中加入税收成本因素，则在募兵制条件下，军事人力价格由市场供求均衡决定，那么征募n个军人，军方需要支付的工资总额为an+bn2，工资是由税收支付的，税收会产生超额负担。假设每元税收产生的差额负担为一个正的常数β，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anβ+bn2β。在募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2/2bn2）+anβ+bn2β。征兵制条件下，假设军方支付工资为W，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WβN。在征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1/2bnN）+Wβn。求均衡解得到nE=4［（W－α）β+1/2bN］/b（1/2+β），也就是说当征募人数n=nE时，采用哪种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样。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较低。同时，当军事人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曲线缺乏弹性时，军人较高的工资增长引起的税收成本就会抵消掉募兵制的优势[23]。以上分析把兵员征募制度的社会成本界定服役的机会成本和军人工资引起的税收成本之和，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其他成本（如训练成本）没有考虑进去，同时仅仅考虑了成本，没有考虑社会收益。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沃纳和阿什（1995）在《军事人力经济学》（TheEconomicofMilitaryManpower）一文中对李-麦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考虑了训练成本，将单期服役模型扩展为两期服役模型，考虑了收益问题，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据沃纳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军人服役的机会成本（;2）征募和训练成本（;3）税收成本。对于募兵制来说，前两项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项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当军队的规模超过某个点时，就可能使募兵制丧失成本上的优势，此时政府就应该采用征兵制[24]。沃纳和耐古鲁萨（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础上，在《逃避成本与征兵理论》（EvasionCostsandtheTheoryofCon－scription）一文又加进了征兵制下个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为了打击逃避兵役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综合权衡两种兵员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训练成本、维持成本、税收超额负担和逃避成本的基础上，构造了两种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25]。以上分析是建立在两种兵员征募制度下，相同规模军队的潜在生产率是相同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实际上募兵制军队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征兵制军队的效率，如果考虑到效率因素，“当一个国家需要一支大规模军队时，是征兵制更优还是募兵制更优，依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26（]2001）。

四、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前景

篇9

关键词：公司法；公司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法律保障。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起源和涵义。

公司社会责任思想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1916年芝加哥大学的克拉克（J.Maurice Clark）在《政治经济学论文" target="_blank">经济学刊》上发表的《改变中的经济责任的基础》一文中写到“：迄今为止，大家并没有认识到社会责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可查实的、最早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文献。然而，克拉克虽然最早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但是他并没有给出公司社会责任相应的概念或定义。直至近四十年后，鲍恩（Howard R.Bowen）才首次明确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鲍恩1953年的划时代著作《商人的社会责任》被公认为标志着现代公司社会责任概念构建的开始，其将“商人的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具有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去确定政策、作出决策和采取行动的义务。”

公司的营利性和公司的社会责任并非是绝对对立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若只强调公司的营利性，则会导致公司为了营利而不择手段，尔虞我诈，不惜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这将导致整体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和不安，最终也不利于公司的良性发展；若只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则会令公司背上严重的负担，挫伤公司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最终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同时也损害了职工、消费者等与公司相关的主体的利益。因此，应当用公司“利润最优化”取代“利润最大化”，即公司在为股东追求利润的同时，适当地兼顾公共利益，在满足股东对利润的需求时，又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达到公司的营利性和公司的社会责任两者之间的良性相互作用。

在我国，公司的社会责任通常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些社会利益包括债权人利益、雇员（职工）利益、消费者利益、中小竞争者、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等内容。

二、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立法的现状。

我国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一次以法条的形式规定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公司法》采取了“应为”

模式的法律规范，强调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这显然与授权性、鼓励性法律规范迥然不同。从约束规范上看，既有法律，又有道德；从约束主体上看，既有政府，又有社会公众；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内容来看，这显然应当理解为公司的一项硬任务、一项严格法律意义上的义务。《公司法》的新规定，说明公司已经逐步成为市场中最重要的主体和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公司的一举一动，将影响众多与公司利益相关的社会利益。因此《公司法》对公司的社会责任加以规定，是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现状和世界潮流的。然而，或由于立法水平的限制，或出于对减轻公司负担、促进公司发展的考虑，《公司法》中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和漏洞。

首先，《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过于狭窄，不够全面。《公司法》及一些相关法规对公司职工的利益保护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然而它对于公司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消费者、当地居民等，公司应当如何尽社会责任以及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的限度却没有作出相关的规定。以当地居民为例，公司对其所在地居民的责任主要体现在环境保护上，但是在当前的公司法中对这方面的规定却是空白的。而在相关的环境保护法规中，也仅仅是对公司的排污标准和处罚标准作了相关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在发生了重大污染事件，致使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后相关部门才对肇事公司进行查处整顿。

因此如何在事前对公司进行法律规制，防患于未然，这就显得极为重要。

其次，《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即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究竟是基于法律义务的要求还是道德义务的要求。我国《公司法》强调公司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却没有说明义务的内容，这又给人产生一种公司的社会责任仅仅是一种道德责任的感觉。这样的一种模糊性的规定客观上带来了实施的不便，因此有必要分清公司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和其应尽的道德义务的关系。因此，明确公司的社会责任的性质，有利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落实，杜绝公司以道德责任无强制执行力为由而逃避社会责任。

再次，《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社会责任可诉性不明确。

《公司法》尽管规定了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但是却没有对公司如果不承担社会责任时应承担何种后果、公司的利益相关者能否以及如何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等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如果不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可诉性问题作出规定的话，公司的社会责任制度将仅仅成为一种摆设，而无法落实到社会经济生活中。

三、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与完善。

1.完善与公司社会责任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和司法的力度。

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和性质，应当在公司法中作出明确的说明，并且明确例举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并通过《劳动法》、《消费者效益保护法》、《产品责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形成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体系。另一方面，劳动者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弱者地位决定了要切实保护劳动者权利和消费者权益就必须辅之以行政行为，加强管理论文" target="_blank">行政管理和监督。因此在执法和司法上，应当加大监管力度，防止公司滥用经济力量，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同时，加大对损害社会利益行为的处罚力度，将成为维持和贯彻公司社会责任的最后一道屏障和最有效的防线。

2.改善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劳动者、消费者与其他非股东利益代表在公司机构中的参与制度。 转贴于

我国2002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一次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利益相关者，并明确提出上市公司在保持公司持续发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关注所在社区的福利、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问题，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然而，仔细研读后却不难发现，该项规定仅具有指导作用，对于公司却并无真正的约束。其原因在于在当前的公司治理结构下，公司中的权力机构———股东会，决策机构———董事会往往都由股东或者代表股东利益的人组成，因此在公司的运作和决策中，都是以实现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和出发点的。促进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维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应当从公司的内部着手，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完善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使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公司的治理中来，使公司的经营真正能够体现社会整体的利益，维护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

3.建立披露信息机制和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

在我国当前的信息披露机制下，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围仅限于公司的财务和业务等信息。但是，随着公司的壮大和发展，公司的一举一动已经影响到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有必要扩大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围，如公司的债务情况、企业内员工权益的保护状况、商品质量及消费者投诉状况、环境污染状况、社区关系状况等也应当纳入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围。企业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行动纲领是无可厚非的，这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激励因素，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因此，加强公司利益与公司社会责任的一致性，是促使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根本途径和方向。建立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能够使公司的社会责任与营利性目标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企业发展的持久动力。

4.借鉴国际经验，引导公司参与社会责任标准认证。

公司社会责任的推展离不开相关社会责任标准的认证活动。一般而言，这类认证是在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由非政府组织出面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认证和审核机构，从社会、经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各个方面，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给予客地的评估和审核，并定期公布评估结果，使之成为权威的参考依据。社会责任标准认证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约束机制，可以促使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因此政府应当引导企业参与社会责任标准的认证。以SA8000为例，SA8000是1997年8月由美国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SAI）制定的社会责任标准，是全球第一个针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认定标准，其宗旨是规范企业道德行为。它把企业的非经营性、非技术性要求如人本管理、商业道德和精神文明等指标化，使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保护人有了可衡量的具体量化标准。

5.加强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诉权保护机制。

目前我国新《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尚属于一种倡导性的规范，缺乏诉权的保护。例如《公司法》第五条规定了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那么如果公司不履行社会责任，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法官该如何作出判决，这些都存在一些法律适用的难题。因此，在以后《公司法》的司法解释及其他配套法律法规中，应该完善有关公司违反社会责任时应承担何种法律后果的规定，赋予利益受损的利益相关者以诉权，保证他们的权益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济，这在另一方面也可以督促公司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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