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与经济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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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非坚持不懈的在国内举办各种公关活动来争取重大体育赛事举办权。这些公关活动充分调动了社会民间力量，以及体育对民众所产生的情感思潮，从而来支撑国家的发展战略，各个政党之间对国家政体政治虽然存在着认知上的差异和分歧，但对国家举办重大赛事及所能带来的利益关注度却非常高，甚至不约而同的形成“统一战线”。国家在申办和承办重大体育活动时亦适时调整外交策略，以赢得外部世界的关注与支持。这对政局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家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

2、南非体育发展研究：政治经济的变化

体育事件在过去的20年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一方面表现在重大体育事件上，无论是短期的、一次性的或者是不同国家轮流举办的循环赛事，在规模上、媒体的宣传度上以及观众参与度上都算得上是全球性的事件。奥运会或者世界杯足球赛的举办就最能体现上述观点。此外影响力上稍逊一筹的体育竞技，比如说世界杯橄榄球赛、世界杯板球赛以及英联邦运动会，尽管其参赛人数以及观众人数不如奥运会或世界杯足球赛，但是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影响力，仍然能带来收益以及资金产出。主要的体育竞技赛事在当今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它们成为国家吸引外来投资和潜在旅游者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展示国家实力的途径，通过这些赛事向世界的其他国家展示本国举办世界大赛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体育方面的实力以及国家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在国家外交战略与政策实施过程中，体育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重大体育赛事是国家外交活动与实现政治目标的恰当手段。体育外交政策研究包括分析政府、企业及利益相关者采取什么公关手段来策划实施他们的体育赛事活动，应该权衡考虑哪些因素，国家层面的外交行为将带来什么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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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系营销的定义来说，关系营销是在适当的情况下，识别和建立、维持和增进同消费者和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同时在必要的时候终止这些关系，以利于实现各方的目标的营销理念；这要通过相互交换和各种承诺的兑现来实施（Gr?nroos，1994）。关系营销的产生背景为20世纪80年代，美欧经济面临两方面的挑战，其一，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遇到了历史上少有的、严峻的经济问题——滞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其二，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四小龙”崛起，对美欧企业发起了激烈的攻击。在世界经济格局中长期处于统治地位、致力于全球扩张的美欧经济开始由攻势转变为守势。具体来说，企业战略开始由销售增长和市场份额扩张的进攻战略转变为保住已有销售收入和市场份额的防守战略。如何保住已有销售收入和市场份额呢？一方面，很容易想到，只要保证已有顾客不流失，就可以保住已有销售收入和市场份额。开发一个新顾客的成本是维护一个老顾客成本5倍。根据赖克海德和萨瑟的理论，对于老顾客而言，每降低5%的顾客流失率，（在不同的行业）利润则会增加25～85%；老顾客可以给企业带来间接的经济效益，同时60%的新顾客来自于老顾客的热情推荐，由此可见老顾客的重要性。从另一方面说，老顾客就是顾客忠诚，作为顾客忠诚的特征，对公司的产品、品牌仍至于整个公司有很强的“认同感”，愿意与公司保持长期的关系，即“承诺”；对公司的产品、品牌有很强的正面情感——喜欢、喜爱、惦念等；对价格不敏感，愿意支付溢价；同时购买的更多。所以老顾客是企业基业常青保证。维护与老顾客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关系营销的意义得到体现。

二、顾客价值的重要性

人们越来越重视关系营销，而关系营销中正是将顾客价值摆在重要的地位，那顾客价值是什么呢？顾客价值曾被很多学者定义过，其中以Woodruff给出的顾客价值定义最受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该定义认为顾客价值是顾客在一定的使用情境中对产品属性、产品功效以及使用结果达成（或阻碍）其目的和意图的感知的偏好和评价。该定义强调了顾客价值判断中的三个重要因素：产品是实现顾客目的的媒介；产品是通过结果（顾客体会到的结果）的交付来创造价值，而非其固有特性；顾客对价值的判断极易受特定使用情境的影响。Woodruff的定义采用基于价值的顾客观念，而这个观念是来自于顾客怎样考虑价值这样一个实证研究结果，它的形成也是建立在手段和目的模型的概念框架上。一个公司要想成功，向顾客提供卓越的价值（SuperiorValue）都是成功的前提。由此可见，绩效因素和激励因素是企业亟需提高的因素，以此来提高顾客满意度。顾客满意指的是顾客购买后对产品/品牌的评价，通常是购买前对产品/品牌的期望价值与购买后的感知价值的比较的结果。1988年，Berry和其同事Parasuraman，Zeithaml提出了一种用于服务质量管理的理论模型——服务质量差距模型。其目的是分析服务质量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帮助服务企业的管理者了解如何改进服务质量。服务差距就是顾客的服务期望与他们对实际提供服务的感受之间的差距。服务公司的目标就是要消除差距，或者至少是差距尽可能缩小。

三、竞争战略

企业注重到顾客价值，还要基于顾客价值提出相应的竞争策略。对于生产类型的企业，竞争策略有如下三点：成本优势，差别化和营销优势，在这三个方面取得竞争优势，能形成强大的竞争力，由于此文重点在于服务企业，在此不详述。作为服务企业，基于顾客价值对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影响，提出竞争战略有如下方面：

1.做好服务营销的有形展示

服务营销的营销手段为7P策略，除了传统营销中的价格、渠道、分销、促销四种之外，还有三个方面要注意，有形展示策略、人员管理和过程管理。重点是有形展示策略，在服务市场营销管理的范畴内，一切可传达服务特色及优点、暗示企业提供服务的能力、可让顾客产生期待或记忆的有形组成部分，包括服务场景和其它有形物。有形展示的作用是通过感官刺激，让顾客感受到服务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影响顾客对服务产品的第一印象，即为首因效应。可以通过服务场景和服务人员的改善来形成积极的有形展示，给顾客留下好的印象，吸引顾客，从而将顾客从竞争对手那里吸引到自己企业中，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2.进行接触点管理

服务接触主要是从管理角度研究企业和顾客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接触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接触点进行归类研究，寻找接触点的关键环节和核心需求，对顾客的核心需求进行探查。考虑关键环节和核心需求上，如何为客户创造愉悦的体验，体验营销也成为一种新型的营销模式，吸引顾客。建立接触点服务管理体系，对员工进行培训，对员工激励。建立管理体系后，定期对执行效果进行反馈和评估，不断调整，不断优化。在接触点上，培养与顾客良好的关系，形成较好的口碑，增加企业的竞争能力。

3.出现服务失误及时进行服务补救

服务特性决定了服务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在出现服务失误的时候，要快速反应，及时承担责任，公平地对待顾客。及时有效的服务补救可以持续提高服务质量，控制负面影响，从而提高顾客的忠诚度。根据服务补救悖论，当顾客对服务补救的感知高于应该期望时，补救后的顾客满意度将显著高于服务失败前的满意度，服务悖论很可能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流失的顾客数量降到最低，控制了负面的影响，同时会给一些顾客留下较好的印象，顾客的忠诚度得以提高，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口碑，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在这三条竞争策略中，只有第三条策略是针对事后如何进行补救，在服务时就要进行预防，做好营销策略中的7P策略，进行良好的接触点的管理，一开始就要把事情做好，在服务时培养好与顾客的关系，达到顾客的满意度。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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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回答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究竟要建设什么的问题，使农民获得“幸福感”、“认同感”、“舒适感”是农村改革的最终目标。

目前，政府依然是农村经济建设最主要的主体，由于农民在农业经济建设中的出资比例较低，无法形成利益制衡的机制，而面对经济利益和农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基层政府往往会选择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决定而牺牲农民的合法权益。比如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一些项目虽经济效益好但会破坏农村的生态环境，甚或严重影响当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现实中这种现象屡屡发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基层政府没有搞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人民利益和政府利益”的关系，没有弄清农村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如果无法通过利益来制衡各主体的经济行为，那么基层政府在观念上能够清楚的认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核心思想就显得至关重要了。项目建设至少包括“政府牵头、招商引资；专家论证、评估；农民评议、选择”的三项基本工作，通过制度上的完善来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二、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

越是离农村越近的政府机构其行政性就越强，因为他们是中央政府政策的执行者。面对经济发展的压力，如何解决好获得资金和使用资金的问题，是解决农村建设中利益协调的关键。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将规划科学、对可持续发展有利、外溢效应大的公共项目给予补助，中央政府根据公共品的预期成本、外溢效应、价格弹性制定匹配率。中央政府应该给予基层政府发展农村经济更大的灵活性，越是基层的政府越了解当地的基本情况，越了解当地农民的需要，通过限定目标而不限定使用用途的转移支付资金可以实现这一政策目标。

经济开发在项目上包括：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开垦荒地、植树造林、装备机械、改进生产技术、发展多种经营等；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建设，生物能源建设，信息化服务建设，改善生产、居住环境，信息化建设等等。这么多的项目的实施必然需要排序，顺次开发，那么基层的政府最了解当地农民的需求以及当地自身政府的资金情况，在不存在寻租的假设条件下，再通过当地群众的民主评议来确定最终的经济开发项目工程，至此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居民多源利益制衡机制得以形成。再通过政府出资、银行融资、私人投资三方面资金的注入，用资金的形式将利益主体转化成农村经济项目的行为主体，使各方各尽其责，相互监督。

三、农村经济开发中各种资金的效果比较

以经济开发为例，分析财政资金、银行借款、私人投资对经济开发项目的影响。包括相关性和显著性两个方面的比较分析。国家自1988年起开始立项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综合开发指的是在一定的时间里和确定的区域内，为全面开发利用农业资源，发展地区农业经济而进行的综合性生产建设活动）。

从资金来源上看，从1988—2005年，政府财政资金占50%以上，个人出资占32%，银行贷款占13%左右；从投资规模上，中央资金占历年转移支付的1%左右；从增长速度上看，自2000以来中央政府财政资金的增加速度也是最快的，平均值是14%，私人投资和银行借款的增速是9%；从各项资金的线性关系来看，财政资金和前一期的私人投资有明显的线性相关性，也就是说，私人投资的加大引起政府不断的投入财政资金进行农业经济开发。

农业综合开发的最终目标是合理配置农业生产要素，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通过对生产资料和生产形式上的改进提高农业的产出水平，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从资金投向上看分为两大类，即土地治理项目和产业化经营项目。具体包括，改造中低产田、生态综合治理、草原（场）、建设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开垦宜农荒地等。

引用如下模型：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Lβ

那么不同来源的K可以将方程引申成

Y=AK1αK2βK3χK4δ

方程同时取对数

logY=αlogK1+βlogK2+χlogK3+δlogK4

模型可以引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

logY=αlogK1+βlogK2+χlogK3+δlogK4

其中K1为中央财政资金：指中央财政用于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基本上来源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属于专项转移支付的范畴；K2为地方财政配套资金：指地方各级财政按照一定比例与中央财政资金配套投入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其中前两者还包括，世行贷款项目的资金；K3为银行贷款：指用于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的银行贷款及其他信贷资金投入数；K4为自筹资金：指项目区农村集体、农民群众、项目建设单位（包括企业、农牧场、地方有关部门等）筹集用于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的现金和以物折资数；Y的选择：两个同他们存在较高线性关系的项目值，其一是“农产品加工和农产品服务项目数”另外是“经济林蔬菜的总值面积”两个指标。

回归结果如下表：

通过建立线性回归方程，得到两个回归方程中各资金来源的幂指数。如果指数大于1而小于0那么函数方程就是一个递减的函数。在“农产品加工和农业服务项目中”只有自筹资金和产出有明显的线性关系，而且是递增函数。说明随着私人投资的增加其数量不断增加。也就是对于农产品的加工该项目，影响其数量的主要因素是私人资本。政府的出资并不能明显改善“农产品”的产业化经营水平，这样就得到了如果要扩大农业产业化经营应该更广泛的吸引民间的资本注入的结论，政府能做的是宣传动员以及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包括税收减免和便利的服务两方面，而无须进行直接的投资及参与经营。

另一个模型反映在“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上来，只有中央的财政资金和地方配套的财政资金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存在明显的关系，中央财政资金对于产出的效应是递减的，地方财政资金对于产出是递增的，而两者综合起来看“β-α”是正数，表示综合来看财政资金对产出的效应是递增的。解释这方面的原因可以是从两方面来看，中央对于粮食作物是给予补贴的，主要用意是保证粮食供给的安全性，而地方政府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促进地方农民的收入增加，进而经济作物更受地方政府的青睐。

四、结语

面对世界经济的强烈的冲击，无论是“粮食危机”还是“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俨然成为了世界经济平稳的主要支撑，这和中国强有力的政府形象不无关系。中国政府的经济职能是一大特色。基层政府面对经济发展的压力，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建设中，往往忽视项目本身的质量，盲目的追求经济利益，往往忽视、侵犯相对弱势的农民的合理合法权益，在项目的出资上政府占绝大部分，无法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得到这样一个设想，在农业经济建设领域，将项目的发展由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评判，就是确定该项目是否符合科学发展标准，那些落后的、损害环境的、低效的经济项目坚决不引进。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更能够统筹全局，保证“粮食安全”，对粮食作物给予补助，对区域外溢效应的公共基础设施给予补贴。省级政较为了解当地的基本情况，对于“经济作物”的种植加以指导，提高种植中的科技含量，将高校人才引入到基层农村中去，通过服务和补贴两种方式参与农业经济建设。以上我们通过模型分析可以证明我们的结论，即对于经济作物的产出促进，地方政府的出资最为有效。而对于产业化经营，私人资本的投入最有效，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增强地方服务质量来吸引自筹资本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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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元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

多元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信息流通越来发达的情况下，文化更新转型也日益加快，各种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也将层出不穷。文化环境蕴涵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传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和媒介介入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和思维特点，使人的思想品德在不知不觉中打上文化的烙印。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然受到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而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必须高度重视文化环境对人们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含义及其功能

1.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含义。

文化环境是指“社会文化系统诸要素的总和，从一般意义上讲，它主要包括国家的统治思想、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的道德面貌和教育、科技、文体事业的发展水平等因素以及哲学、法律、伦理、宗教等思想理论成果”。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是指人类社会中存在的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观念形态所构成的影响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形成与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运行的一切文化因素的总和。相对于人的主观世界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而言，它是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外部客观存在。

2.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具有很深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和很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一是凝聚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具有凝聚社会成员认同、保持社会成员认同、促进社会成员认同统一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各种形态都粘和着文化圈中的每个成员，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会对其它各种观念起到整和和统一的作用，进而促使大多数社会成员都遵守和接受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核心观念。

二是教化功能。所谓教化功能就是指文化环境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观念、思想信仰以及与此相一致的各种行为对社会成员思想的教化。“在思想道德教育环境的开发方式方面，要开发环境的教育功能，突出单位的精神文化建设，创造富有特色的‘软’环境。”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对人的教化主要通过对人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技能的教化等方面来反映。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提供着人们判断社会是非的标准。社会意识教育人们完成社会角色转变，使个人的行为与社会要求协调一致。

三是定向功能。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通过社会共同理想来制约和指导社会成员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能够统一社会的共同理想，理想作为价值观念的一种主要形式是一定时期内人们最基本、最稳定和最持久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作为主导价值观念必然受到文化环境的制约。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变迁及其困惑

所谓文化变迁，是文化内容增加或减少所引起的结构性的变化，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基础的发展。认为：“一切文化变迁都有一个现实基础，即当生产力的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的生产关系与它不相适应时，就会发生变革，它是隐藏在社会历史背后的真正动力，是一切精神力量的最终原因，是动力的动力。”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经济体制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之相适应，中国的文化模式、文化结构等文化因素也形成了新的内涵，由一元走向多元，从而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变迁。

多元文化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和困惑。

第一、由于多元文化自身的特点和目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给思想政治教育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如多元文化的平面化导致人们思维的惰性，造成人们思考事物本质、追问事物意义能力的萎缩，使人们沉溺于感官享受而缺乏应有的精神追求和理性思考，导致跟着感觉走。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文化思维走向物化，一切从物的价值来衡量人的价值。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的宗法伦理道德逐步淡化，物质的追求和满足成为人日常生活的价值取向。

第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层次化、区域化使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发展出现差异与鸿沟。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三步走战略目标，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发展出现了极大的不平衡。中国作为一个各种文化的复合体，各地区之间的文化本身就存在的重大的差异，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具有重大不同。在这种基础上我们的文化也出现了贫富差距。西方文化的引进有助于人们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交流和借鉴，但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人们的传统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道德意识，使人们滋生盲目推崇的心理，由此导致对主流文化的冷漠和排斥。

三、思想政治教育和谐文化环境的构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营造和构建健康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对人们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和谐文化环境必须着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以先进文化为指导的、面向时代和立足现实的和中华民族和谐传统相承接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体系。具体来说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1.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p#分页标题#e#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根本，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凝聚和统一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思想的有利武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之魂。

构建核心价值体系，首先就是要立足时代和社会发展，努力用特别是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人民群众头脑。我们坚持，更要坚持发展的。只有坚持用发展着的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才能使真正发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的作用，才能真正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第二，就是要坚决抵制封建主义文化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牢固确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第三，就是要强化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牢记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确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最后就是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质，深刻认识新世纪新阶段对社会道德的新要求，牢固确立“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道德观。

总之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有机整体，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融入和谐文化建设的全过程，使之成为全民族奋发向上、团结和谐的精神纽带。

2.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推进文化创新。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是即成的事实，文化的全球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营造和谐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还要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

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和谐文化环境，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观念。重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选择、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在历史上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在人际关系方面，强调“和为贵”，提倡宽和处世与协调团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强调“天人合一”，主张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强调“协和万邦”，主张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应当和睦共处、亲密友好。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在强调“和为贵”的同时，还强调“和而不同”，和谐以求共生共长，不同求以相辅相成，在和谐中实现共同的发展，在不同中相互吸收对方的长处。这种底蕴十分厚重深远的和谐思想，为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和谐文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

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注重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中国化一样，我们所倡导的和谐文化与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之间并不全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相互借鉴、共生共荣的。我们应该从保护民族文化、维护文化的高度，把好西方文化的“入口”关。多元文化的存在是世界文化繁荣发展的根基，没有多样性和差异性，没有不同文化的借鉴和吸收，也就没有世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但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各有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生存的特殊环境。我们要根据我国国情有选择性的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我们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把民族的利益作为衡量和择取西方文化的标准。在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并对其进行改造，实现与中国文化的有机融合，创造新的本土文化。这样既具世界性又保留了本民族特色和保证了国家文化安全，又为人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个既开放又和谐的文化环境。

3.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发展观，增强文化发展活力。

以人为本，对于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就是要从人民群众的实际出发，满足他们的需求，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要为人民大众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过去，我们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作者，着眼点是管理、教育人民群众，缺乏理念和思路上的创新。以人为本是时展和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这就要求社会发展再也不能把人当作客体、手段和工具，而是当作起点和归宿，切实保障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发展权，切实尊重人的尊严、人的劳动和人的创造，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从“以人为本”这一新的理念出发，有助于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提高人们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助于发挥人们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形成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合力，从而把人们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和谐社会建设这个更高的层次上。

因此，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立足现实，站在时代前列，创造出紧跟时代步伐，体现时代精神，符合时展要求的新的文化成果，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积极开展与时代旋律合拍、与生活节奏同步、与人们兴趣相投的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等具有特色的文化生活，使全体公民在“文化享有”上各得其所，在“文化创造”上各尽所能，使营造和谐的文化环境的过程成为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过程；成为教育人、引导人、团结人、塑造人、鼓舞人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张耀灿等：《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郑永廷：《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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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金融立法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

 

财政和金融活动都有着久远的历史，而且在经济发展中二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财政和金融有融通资金之意，只不过前者为公共金融，后者一般更强调民间的资金活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竞争在经济活动中具有主导性作用，政府一般不能直接介入市场竞争活动而只能以宏观调控者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因而财政和金融政策成为政府的主要调控手段。财政金融法律制度既有微观的又有宏观的，在选择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金融手段时，要注意有关财政金融立法是否具有政策性和可选择性。

 

1.微观金融活动立法中的意思自治法则是民族自治地方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则。

 

在微观的金融活动中，由于资金的融通是民间主体的活动，因而主要是以商事主体活动为主的，要尊重商事主体的意思自治。正如民法学者所说的：生活资源之得丧变更肇因于大自然之造化者，非人类所得任意安有b因而私法所可担负之任务，止于顺乎自然法则而作规定。[1]所以我们不能任意破坏这些法则，否则就等于违背了自然法则。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众多的金融商事主体都是私法主体都按照意思自治法则和法律的微观规制进行决策。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波斯纳说：依照自愿交易的资源转移，将导致高效率。[2因而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金融活动不应当是在微观领域因为如果一旦破坏了微观主体的正常决策，其结果是得不偿失的。而且民族自治地方也必须依法构建自由和有序的金融市场环境。

 

2.税法的普适性和公平、效率原则是民族自治地方微观财政活动的基本要求。

 

财政法在微观财政法领域体现的是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比较典型的是税收征管法律关系。在这个法律关系中征管机关和纳税义务人的行为应当按照基本的行政法律规则行事。纳税人的纳税申报、税务和缴纳税款行为与征管机关的征收、稽查、强制措施等行为都不能以发展某地区的经济为理由而加以改变。这是因为“税法是体现税的形成特征和规则所在”[3，“税法的普适性，既是法制和时代的要求，也是公平、效率的要求。同时还是税法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的要求”。[4]税收本身的规律在民族自治地方不会有所改变。而且民族自治地方应当按照法律的要求提高本地区的行政执法水平，国家也应当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执法水平给予合理的支持和监督。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税收执法应当遵守WTO的非歧视原贝IJ、透明度原则、统一实施原则、司法审查原则的要求。这样我们没有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微观行政法律规则上变通的可能性，而且民族自治地方也必须努力使自己的微观领域的法治状况符合法律的要求，用体现市场经济规律的规则来营造良好的法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二、我国财政立法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章规定国家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资源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的技术创新、农林牧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这些都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因而也就需要在相关财政立法中得到体现。从我国的财政法律体系来看，包括预算法、税法、国债法等法律部门。但是，在我国的财政法律部门中还缺少一个特别重要的法律部门一转移支付法。转移支付法调整的是国家的财政资金如何向特定主体或区域转移的问题，只有规范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才能很好地扶持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所以建立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对于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财政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预算的法治化是实现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持的最根本前提。

 

我国于1995年开始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国家的财政预算活动，建立了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预算制度，基本上是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但预算法仍然有许多制度缺陷，在支持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在内的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更是有很多不足。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有较大的财政自主权，应当说这是有利于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但是由于民族自治地方本身的财力是比较弱的，光有财政自主权不足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所以从预算制度上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己经是十分必要了。

 

(1)预算法应当与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预算资金安排的规定加以协调，对于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如何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做出明确规定。而现行预算法仅在第31条中规定了中央预算和有关地方政府预算中安排必要的资金，用于扶助经济不发达的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而该条规定实施起来是十分困难的，没有可操作性。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9条规定了国家设立各种专项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专款，但该规定并没有在预算法中得以体现，所以预算法应当做出相应的规定，明确上述各项专项资金的预算编制。

 

(2)我国预算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是不利于对民族自治地方实施财政支持的。我国预算法奉行的“量入为出”原则和有关复式预算的规定对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有密切关系。“量入为出”原则表面上看可以控制预算支出，防止出现大规模的财政赤字。但是“这一原则实际上是反映了封闭型经济条件下政府预算自身收支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比较行之有效的一种预算收支原则，实质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51这一原则不能反映政府的财力需求，政府的预算受预期收入影响很大，不利于进行科学合理的财政预算编制。这样中央和地方预算在安排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预算资金时必然受到政府财政收入预期的约束，因而资金安排也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引入西方国家预算法一直奉行的“以支定收”原则，这样有利于在预算编制中政府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扶持的预算开支。

 

在这种预算框架下，政府把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看做是客观的资金需求，进而提高政府的支出效率。另外我国预算法上规定了复式预算制度，但是却规定复式预算的编制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实际上，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实现复式预算。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政府则不再明确编制复式预算。[6复式预算的最大好处在于能够把政府的经常性开支(即所谓吃饭财政)和建设性开支(即所谓建设财政)分开，政府能够把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明确地列出来。这样有关政府可以把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预算资金列入建设性预算之中，真正实现对民族自治地方的预算扶持。

 

2.合理地运用税法上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

 

税法一般来说为政府的财政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政府可以充分地利用税法所包含的政策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税收政策比预算法的实施灵活得多，因此各级政府可以充分地利用税收政策来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采取税收政策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项目包括：(1)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2)农业、牧业、林业等生产条件和水利、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3)合理利用民族自治地方本地资源发展地方工业、乡镇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传统手工业品的生产。但是由于税法本身的规律和税法的复杂性也导致采取税收政策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存在困难。我国税法目前对上述项目采取税收政策专门扶持的立法非常之少，只是在増值税的免税中规定，对国家定点企业生产和经销单位经销的专供少数民族饮用的边销茶免征増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的増值税一般不能作为支持特定区域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因为増值税其征税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促进商品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环节的无障碍地流通，如果针对不同区域而采用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会破坏増值税的内在价值。

 

此外还没有专门针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上述经济发展项目做出税收优惠规定。要把有关税法的税收优惠规定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规定衔接起来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一般来说作为直接税的所得税是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主要措施，“税收收入的减少便可以成为医生在产出下降时开出的良药。”[8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条例也规定一些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如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需要照顾和鼓励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实行定期减税或者免税。预算法明确规定了分税制，即中央和地方财政根据各自的事权来划分相应的税收收入。政府在没有中央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是十分困难的。我国目前把企业所得税列入中央和地方共享税，这样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实行减免税政策的同时不会减少本地区的财政收入，当然在所得税返还上应尽量对民族自治地方进行照顾。

 

3.国家应当建立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真正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我们上面提到的许多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财政措施，最终都需要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配合。民族区域自治法充分地看到了转移支付制度对于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价值。民族区域自治法第62条规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増长，上级财政逐步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方式，増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资金投入，用于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通过转移支付法来平衡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如德国在转移支付制度方面有《联邦财政均衡法》，该法以一定方式使联邦政府的财力能够在各州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以使它们的财政实力相对平均。[9而我国目前仍没有转移支付法，我国目前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一种非规范化的、过渡性的，新旧制度的混合体，[10]因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转移支付措施也就没有法律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转移支付有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民族优惠政策转移支付。

 

但由于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有许多体制上和结构上的缺陷，因而针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有学者在论证西部开发的财政转移支付时指出：应在转移支付目标体系中増大特定目的的非均衡政策目标比重，即要减少一般性补助，増加专项补助”。[11]上级财政应当加大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用于发展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综合发展的项目，如农林牧产业、地方特色经济、合理的资源开发，以及改善基础设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还规定上级财政应当帮助企业的技术创新，有关专项转移支付应当扶持。特别指出的是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应当有相当数量的资金用于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力资源的引进与开发。所以我国迫切需要建立转移支付法律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平衡和加强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在内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资源开发。

 

三、金融立法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

 

金融法律制度对于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是比较间接的，不像财政法律制度那样可以把资金或者减免税的政策直接兑现给民族自治地方。在金融法律制度框架下，必须谨慎合理地使用金融政策。因为金融政策关系到国家的货币政策是否稳健以及维护金融安全。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7条规定：国家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特点和需要，综合运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金融扶持力度。”一国的金融市场体系是由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构成的，而这些市场领域法律到底能够提供多少优惠政策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金融立法应充分利用货币政策工具为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我国基本建立了货币市场的法律制度，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为核心的货币市场的法律体系，但是这些法律制度中都没有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规定。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有关货币市场的法律制度，使之能够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相配套。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7条的规定：金融机构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在开发资源、发展多种经济方面的合理资金需求，应当给予重点扶持。”此外，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企业技术创新、商业和医药企业的发展，国家的金融政策也应当给予扶持。而在货币市场的金融立法上，没有关于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规定，而且货币市场上的优惠政策还受货币市场的特殊规律的制约。对于商业银行来讲，它对于自己的信贷管理是以资产的质量和效益为核心。

 

世界各国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一般要服从三个原则：安全性、有效性和规模性。因而从商业银行的运行规律上讲，它一般不愿意把资金投向民族自治地方，因为这样商业银行有比较大的风险，而且收益率也比较低。所以国家不能为了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而责令商业银行向自治地方贷款，这是违反货币市场规律的。因此在货币市场上采取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政策主要靠央行的货币政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以货币市场的稳健运行为核心的，稳定币值、经济増长、充分就业等都是央行的政策目标，“但是，中央银行并不能对这些目标加以直接控制，而只能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对它们施加间接的影响和调节，使进入中央银行的目标区。在充分考虑货币市场的经济规律和法律制度的情况下，有关货币市场的法律制度可以采取下列措施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

 

(1)立法应当规定中央银行运用其货币政策工具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款准备金、基准利率、再贴现业务、贷款业务和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使用再贴现业务和贷款业务两个货币政策工具扶持民族自治地方是可行的。中央银行可以对那些开展符合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贷款项目的商业银行给予再贴现或者央行贷款支持，以鼓励他们向民族自治地方提供资金。这种作法应当在中央银行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并且要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相互配套。

 

(2)通过政策性银行的直接贷款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我国借鉴国际上的作法，于1994成立3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政策性银行的资本金由国家投入，贷出款项一般是专款专用，不具有派生存款和信用创造功能。政策性银行具有很强的引导投资功能和补充功能，解决商业银行不愿投资的领域缺乏资金的问题。但我国政策性银行的运营还处于中央政府指挥和命令之下，其运营缺乏法治化的运作机制。有关政策性银行的法律规定，只见于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对国家政策性银行的金融业务，进行指导和监督。该规定过于原则，对政策性银行的贷款导向和资金安排没有任何规定，这将可能导致把国家的资金贷给自己的关系户。所以政策性银行资金投向的法治化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在立法的改革过程中要把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内容和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投向都在中央银行法中加以规定。

 

2.利用资本市场上的国家风险投资基金孵化民族自治地方的创新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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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产业转移世界工业中心，规律性，启示

 

一、导论

1、产业转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他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我国目前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有具大作用。产业转移是指某个产业或者产业集群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变动，也就是说由一国或者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移动，是产业区域间的转移，产业转移是产业在空间布局上的横向或者纵向移动，本质是生产力、生产要素的转移。①

2、产业转移的作用主要有积极的作用和消极的作用两个方向。产业转移的主体不同，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对产业转移的企业或者国家、地区来讲，他的积极作用是延续企业的寿命，扩展市场空间，或者说是为了新的企业进入或者为了产业升级提供广阔的空间。对承接产业转移的主体来讲，积极作用是指某些产业生产能力的提高，产业链的延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竞争力的增强等等因素，也可以讲是为了提高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竞争力。产业的消极作用是针对承接国或者说地区来讲的，产业转移大体上都是从发达国家或者地区向不发达国家或者地区进行转移，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比如说政治上、经济上。发达国家或者地区都不想让不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富裕起来，所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中的产业大都是有选择的、有保留的。这就会造成承接国或者地区在产业结构上有所偏差，在核心技术上产生对发达地区的依赖，市场占有率不高，竞争力不强，使不发达地区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始终受制于发达地区或者国家。

3、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世界产业结构不断的调整。与之相对应的是国际产业转移也发展迅速，成为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重要纽带。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调整产业结构经济论文，实现了全球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产业结构升级。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了一轮新的国际产业转移，他与以往的产业转移不一样，呈现出产业结构高度化、转移方式多样化、第三产业成为产业转移重点领域等一些新的特征。产业转移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机遇。那么，50年代以来发生的4次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启示呢，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国际产业转移的四次浪潮回顾

国际产业转移是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进行的，他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或者地区都被卷入到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到目前为止，国际产业转移经历了四个阶段，许多理论界人士称之为“四次浪潮”。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的形成，应有两个基本的判断条件：一是国家产业转移时间长，要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二是国家产业转移规模很大，对所有参与产业转移的国家或者地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催生了产业的跨国转移，国际产业转移一方面是为发达国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城提供了历史机遇。（见表1、表2）

表2、1 5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历次的国际产业转移

 

年代

转移的方向及主体

备注

18世纪-19世纪

英国-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历次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总体呈现多层次追赶和相互作用的发展态势。传统产业一般采取梯度转移方式，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往往采取跳跃的方式。由此，发达国家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获得了吸纳优势产业实现经济加速发展的契机论文怎么写。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

美国-日本、德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

日本-亚洲四小龙（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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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经济论文范文一：公路运输经济现状及应对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公路运输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果相关的工作人员不能对这些问题提起足够的重视，公路运输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在当前社会中，相关的工作人员对物品进行运输的时候使用的主要方式就是公路运输，随着运输物品数量以及种类的不不断增加，公路运输经济正在不断的发展起来，因此解决其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人们主要的工作目标。

关键词:公路运输经济;现状分析;应对措施

一、前言

我国公路的主要职能为运输，虽然运输的货物之间存在着差异，但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所以说公路运输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关的政府机构要想获得更好地发展，就应该重视公路运输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并且请专业的工作人员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根据不同的问题对症下药，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而使公路运输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能够得到根本的解决。

二、我国公路运输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公路运输经济已经广泛的在我国兴起，并且发展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并不代表其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完美的，不带有一丝缺陷的。如果相关的管理人员对这个内容过于的自信，不能够对我国公路运输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就会阻碍其在我国的发展，并且对全国的经济也会起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为了能够减少公路运输经济对我国发展的影响，相关的工作人员就应该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站场建设在布局的过程中缺乏合理性

站场在建设的过程布置的缺乏合理性使公路运输中广泛存在的问题，虽然相关的工作人员在建设战场的时候都有专业的人员对其进行规划，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并不能使用到战场寿命结束，也就是说其在使用的过程中经常会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干扰相关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将其进行拆除，再拆除之后还有重新选址进行建设。这个过程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相关单位的成本投入，并且消耗了大量的时间，给相关单位的发展带来了比较大的困扰。

(二)客货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安全事故

虽然公路运输经济对我国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其在运行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比较大，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就会使运输人员长时间的生活在一个恐慌的状态，不仅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会对他们的心理造成比较大的困扰。除此之外，如果相关的工作人员在进行公路运输的过程中经常出现交通事故，也会对相关单位的经济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发生交通事故不仅会使货车中的货物受到破坏，还要对相应的司机做出补偿，进而对社会产生很大的不良影响。

三、解决我国公路经济存在问题的主要方法

(一)对公路运输经济进行科学的安排，并且加强对其的保护

虽然使用公路运输的方式对商品进行运输每一次运输的数量都比较小，但是其与其他运输的方式相比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其在运输的过程中比较的灵活，并且运输的效率相对较高。之所以说使用公路运输的方式具有高效性是因为其在运输的过程中行驶的速度完全由自己把握，并且使用公路运输不用绕太多的路，其在运行的过程种相对比较灵活，所以说其运输的效率相对较高。但是在其运行的过程中相关的工作人员必须要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并且对相应的指标进行及时的替换，确保其整个工作过程中的效率都能够得到保证。

(二)在发展的过程中做到以人为本

在当今世界中，人们越来越注重自身的权益，因此相关的管理人员在做决定的时候应该要考虑到人们的利益。如果相关的管理人员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经常出现返工的现象，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还会对相关单位的成本造成很大的影响，并且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资源的浪费。另外，相关的工作人员还应该在县、乡以及村里设置客运班车，进而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众所周知，在春运期间由于大量在外打工的人员要回家过节，所以在这个时期交通运输行业就面对着巨大的压力，所以相关的管理人员就应该对此进行及时的调整，在特殊的时期采取特殊的管理方式。还有一点十分重要的就是相关的管理人员应该对违法乱纪的现象进行严厉的打击，避免其对影响整个公路交通市场的稳定性。

(三)健全相应的法律规范，保证公路运输经济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

在当今时代中，推动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内容就是科学以及技术革命，科技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传统的经济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因此相关的工作人员必须要对相应的法律规定进行完善，并且在完善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到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确保其发展的状态是健康的。而要想实现这个内容，最重要的就是对相关的工作人员从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领域进行培养，使其能够有一个更高的职业道德以及更专业的工作能力，进而意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性，在工作的过程中能够保持一个积极的工作态度。

四、结束语

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的水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的经济水平，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公路不仅在城市中广泛的存在，其在乡村中的分布也变得越来越多，随着公路运输的兴起，我国各个地区中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普遍的提高，所以说推动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关的工作人员必须要对这个内容引起足够的重视，全面改善我国当前的经济条件。

参考文献：

[1]孙捷,刘悦.我国公路运输发展历程及发展规律的研究[J].都市世界,2015，(5)

[2]庞虹,晏克非.交通设施建设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J].长沙交通学院学报,2015,(02)

[3]庄华,陈琴.湖北省交通运输与第三产业经济发展[J].当代经理人,2015,(06)

[4]刘文俊,胡刚,傅惠,赵丽红.基于Granger法的广东省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J].福建电脑,2014,(05)

[5]赵书珍.公路运输经济现状分析和应对策略探讨[J].经济视野,2014(1)

[6]韦生松.公路运输经济现状分析和应对策略探讨[J].经济视野,2013(3)

运输经济论文范文二：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研究

0引言

公路运输可以说是当前我国各类交通运输方式中与人们日常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也是当前应用频率最高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并且其发展前景也是极为宽广的，所以，必须加强对公路运输的管理，在公路运输管理中，公路运输经济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1]。公路运输经济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其不仅是构成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促进其他行业的发展来进一步提升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可见，促进公路运输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1公路运输特点

公路运输主要就是指运用公路来达到运输目的的方式，其运输的内容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人。公路运输是当前我国运用最为普遍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其特点主要有以下方面：⑴速度快。这里所说的速度快并不是相对于长途运输而言的，长途运输当然还是火车运输和飞机运输更快一些，但是在短途运输中，公路运输的速度相比较其它一些运输方式而言是较为快速的，也较为便捷。⑵灵活性较高。公路运输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其覆盖范围的广泛性上，几乎在全国各地都存在着公路运输方式，并且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内都可以进行公路运输，可见，公路运输对于周围环境的依赖性较低，灵活性较高，进而提高了公路运输的利用率。⑶投资成本小。公路运输所需要投入的资金相对于其它一些交通运输方式来说较少，这种投资少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体现，首先是对道路要求较低，只要平稳即可，甚至在一些道路较为复杂的地方也可以进行公路运输;其次是对于车辆没有过高要求，相对于火车和飞机来说，公路车辆的造价成本可以说极为低廉;最后是对公路运输的驾驶员要求也不高，节省了驾驶员培训的费用。

2公路运输经济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公路运输使用的广泛性就决定了公路运输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同样也决定着公路运输经济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具体来说，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⑴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就业，提高我国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公路运输普及的广泛性决定了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参与到公路运输行业中来，这无形中就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并且由于公路运输对于劳动力的素质要求并不是太过苛刻，所以普通人就可以胜任相关操作，进而在解决我国重要问题的同时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⑵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能够有效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对于农村居民来说，这种提高作用更为显著。公路运输主要是进行短途运输，其应用的频率极高，尤其是在一些较为落后的地区，因此，公路运输的作用不容忽视，公路运输过程中不论是对于人员的运输还是对于物资的运输都促进了我国经济的交流，进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⑶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我国各地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在公路运输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就会因为人员的转移和货物的转移产生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进而提高了地区之间的交流频率，促进了我国各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发展。

3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现状

公路运输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了公路运输的重要作用，就当前我国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也是如此。当前，我国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尤其是随着一些落后地区公路施工建设的增多，公路运输也变得越来越频繁，这进一步提高了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地区间交流和互动，尤其是短途运输的快速发展更是进一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当前我国高速公路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高速公路面积和涉及范围越来越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路运输在长途运输上的不足，极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使得人们对于公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了。

4促进公路运输经济发展的对策

公路运输的重要性在当前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就当前我国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也还算比较理想，但是我们仍然应该采取恰当的措施来尽可能的提高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速度，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促进公路运输经济的快速发展。

4.1促进公路运输集约化经营方式的转变

为了更好地促进公路运输经济的快速发展，首先应该从经营方式入手，对于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公路运输经营模式来说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尤其是在整个公路运输行业内还是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以独立经营为主的经营模式，这一经营模式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路运输经济整体的发展，因为独立经营就会导致公路运输企业重点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忽视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前景，尤其是对于一些公路运输中耗资较大的项目不具备较好的完成能力，制约了公路运输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必须对当前盛行的独立经营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尤其是要完善以集约化经营模式为主的公路运输经营模式，采用这种集约化经营模式能够在整个公路运输行业内起到节约成本的目的，进而为整个公路运输经济做出突出贡献。

4.2健全相关法规政策

促进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持和引导，尤其是随着当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公路运输行业所面临的经济形势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针对这一现状，必须加强公路运输行业从业人员对于相关政策的了解，当然，更为主要的是需要相关法规政策真正适合于当前公路运输行业的发展，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有利于公路运输经济的快速发展。

4.3合理应对风险

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风险的威胁，所以在面临风险的时候必须采取合理的措施予以应对。当前我国公路运输行业对于风险的处理措施主要是平摊的方式，如此便能够使得各个公路运输企业共同进步，共同发展，进而促进整个公路运输经济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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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作为新世纪的战略构想，是对当今时代越来越突出的文化与经济日益交融、彼此渗透、相互促进现象的深刻反映，它从本质、地位、功能和作用等方面准确揭示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向，即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依存及一体化。它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经济发展以文化内容为主导。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等阶段，文化经济的迅猛崛起，标志着人类社会新阶段的来临。在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起核心作用的生产力要素是不一样的：农业经济阶段是自然力，工业经济阶段是资本和大机器，文化经济阶段则是人文精神和知识、技术的有机结合。因此，文化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甚至知识经济不同的新型经济，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代表了一个全新的文明发展阶段。此即，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增长，人们越来越重视产品的文化属性和文化个性，精神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使得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以文化内容为主导的经济形态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流，人类社会发展正步入一个文化经济时代。

二是社会生产方式以人文精神为主导。如果说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核心是突出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价值的话；那么，文化经济则是对知识经济内涵的扩大和深化。文化经济内在包含了知识经济，并在经济系统中充满了文化因素。其内容构成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还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文化艺术、娱乐休闲等精神因素，不仅包含科学精神，还体现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尤其突出了人文精神、观念文化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价值。这就使：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观逐渐渗透到经济发展领域；精神、智力因素与自然资源、经济资本一样成为生产力中的组成要素；信用文化、经济伦理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在企业管理和决策中的效能越来越突出；文化附加值成为物质产品价值中的重要部分；以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对经济竞争力越来越具有决定性影响[3]。

三、如何发展文化经济？

文化经济是一种文化和经济融为一体的经济。因此，发展文化经济的基本思路就是全力推进经济文化一体化。为此，要努力实现从“以物质生产为主导”向“以精神生产为主导”的战略转移，着力把握以下两个要点：

1、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推进“经济文化化”

要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存发展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中西部的经济基础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承接东部先进地区的产业转移，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发展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总量不大、质量不高和水平偏低的问题；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大经济的国际合作力度，加强省际、市际、县际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内源型经济和外源型经济全面协调发展，从而形成大开放的战略新格局。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进经济“文化化”，总的来说，要在经济活动中更多地注入文化内涵，提升产业层次、产品档次，增强竞争力，逐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转变生活方式，注重物质消费产品的文化内涵，追求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为此，要把握以下几个要点：（1）牢固确立高新技术为主导的思想观念，突出建设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坚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工业化水平，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2）把发展的重点转移到依靠专门科技人才和高智力资源上来，走集约化的新路子。（3）加强新型工业化资源的科学规划、协调整合和综合利用，科学统筹生产力布局。（4）努力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可持续发展之路，严格控制工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建立科学有效的调控机制，使工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率最大，污染最小。

2、以发展文化产业为枢纽，推进“文化经济化”

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由于其生产规模大，市场运作灵活，具有不断再生和扩张的功能。以发展文化产业为枢纽，推进“文化经济化”是合理选择。为此，要把握以下几个要点：（1）国家在保持对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投入不断加大的同时，要充分利用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长期积累的资源，从人才和物质技术基础等方面培育和支持文化产业的成长。（2）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带动和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为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动力；另一方面，用产业化方式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盘活其存量，增加其增量。此外，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为文化事业和文化公益事业提业化运作示范，提供物质和智力支持，使文化产业在某种程度上兼具事业性和公益性。（3）确立文化产业在整个文化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把文化和经济这两个长期分离而相对独立的领域高度融合起来，建造全国文化经济的强大体系。（4）对文化产业进行合理规划和战略调整。首先，确立“精神产业”战略新理念。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成功经验和有效机制，在全社会倡导精神产业的战略新理念。大力推进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努力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其次，规划和建设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的支柱产业门类。根据我国的实际，应重点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教育产业、智力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媒体产业、艺术产业、休闲产业等产业，并加大文化产业向其他产业的扩张和渗透力，建立起完整系统的文化产业体系。再次，科学规划和调整全国文化产业的生产力布局。根据我国精神生产力地区发展不平衡性和发展的多层次性，按照开展竞争和“适度垄断”的原则，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和产品布局。在东部发达地区，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群、产业带，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企业集团，发展优势明显的文化支柱产业。在中西部和山区要集合力量嫁接国内外科研成果和专利技术发明，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一批文化名牌产品、文化企业集团和文化支柱产业，借以形成特色鲜明、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的文化产业门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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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苏州众多经商冲突的发生，至少有两个具体效果。一方面，经商冲突给利益相同的商人更多的交往协商机会，有助于商人捐款产生团体，使众多会馆公所随着经商冲突增加而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商人将经商冲突呈请地方政府处理，也给苏州官员对工资争议、经商安全和商事纠纷等相关讼案有更多的处理经验。

在各类经商冲突事件当中，或是合作对付工匠、或是合作控告无赖胥吏、或是与商场竞争对手从事商业竞争，商人和商人之间，产生了更多的或合作、或冲突的紧密互动关系，彼此间的交往与竞争机会愈来愈多。互动关系的增多，才使商人加强了定期捐款创建维持一个团体组织的意愿，会馆公所这类团体组织才有成立运作的坚强基础。会馆公所成立以后，不仅使捐款商人在贮货、议价、陈设公定度量衡等方面节省了交易成本，也使捐款商人和同乡官员增加了交往亲近的机会，使许多商人具有更省成本与更多保障的经商环境。

同时，苏州地方政府官员也在诸如协议工资、保护商标等经商冲突的处理经验中，不断累积着各种相关赋砂浮沟拇砭椤5娜罚僭辈⒉皇俏舜俳梅⒄苟；ど倘说木倘ㄒ妫晒僭倍跃坛逋皇录拇矸绞嚼纯矗僭倍陨倘烁髦志套杂珊筒撇ɡ谋；と肥荡嬖谟谇宕捌诘乃罩荩荒芩嫡僭痹谥葱兴降摹敢稚獭拐摺V敝镣砬逡郧埃泄晕丛嬲鱿执罅χС志梅⒄沟摹钢厣獭拐吖倘皇鞘率担床荒芙宕捌谡粗С稚桃捣⒄沟南窒笏党墒恰敢稚獭梗种粕桃敌枰导实闹贫群驼撸伤罩莨僭贝砭坛逋坏姆绞嚼纯矗比晃薹ㄋ凳恰敢稚獭埂?BR>

到底传统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有效性如何？其实这要区分差异来看。中国上的政府的确执行过所谓「重农抑商政策。至少自战国以来，政府对商人经营商业采取压制措施的「抑商政策即已形成。有学者指出：禁榷制度、官制度和土贡制度三者，即是秦汉以下政府落实「抑商政策的三项「重要支柱，政府以此将民间和政府的消费需求以及地方特产，束缚在官营事业和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有效地阻碍和缩小民间商人的经商范围（傅筑夫，1980b：667）。政府执行「抑商政策的原因，是和战国时代部份富商大贾以「轻重术造成贫富不均有关，政府为抑制严重的贫富不均，有时便藉官营手工业等制度来抑制商业贸易的自由（杜正胜，1990）。另外，为避免富商大贾勾结资助政敌，先秦时代政府也曾采取「抑商政策以保持政权的稳定，这种历史经验也到战国秦汉以下政府采取「抑商政策（吴慧，1982）。

然而，战国以来政府的「抑商政策其实并非没有变化。至少自宋代以来，不少官员即已指出「抑商政策的不切实际（谷霁光，1942）。晚明以后，有更多官员看到粮价和物价变动对平民生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无论是抑制商业或是加重商人税捐，结果不仅对商人不利，更造成平民百姓生活因为粮价物价上扬而受到严重骚扰，反对政府执行「抑商政策的改革主张也愈来愈多（林丽月，1988），很多官员都公开主张保障商人的经营自由和财产安全。更重要的是，晚明以后，各种官手工业解体崩坏的速度日益加快，许多资源的开发和生产都转由民间商人接手经营（陈诗启，1958；徐泓，1986），政府更加丧失了落实「抑商政策的制度基础。在清代前期，官手工业没落的趋势仍然持续发展。整体来看，将宋元明清传统政府有关管理民间商业经营的政令概约简化为「抑商政策，其实是错误的。由清代前期苏州的经商冲突案例来看，政府官员对商人经商自由和财产安全的保障和维护都是很明显的事实。尽管有不肖官员胥吏骚扰商人的经商安全，但却不能将这种骚扰事件当做是政府正在执行一种刻意侵夺商人财货和危害商人经商自由的「抑商政策。也就是说，当时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绝非是一种「抑商政策下的官商关系。清代前期政府之所以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政府「压抑民间工商业的发展，而是因为政府始终没有「扶持民间工商业的发展（Perkins，1967；Feuerwerker，1984；张瑞德，1992）。如果说「压抑是种消积的「抑商政策，则「扶持便是种极积的「重商政策，清代前期政府执行的固然不是晚清才开始的「重商政策，但却也绝非是一种「抑商政策。

本文未讨论上商人的地位，因为如何有效地界定「社会地位并不容易，需要更好的取径才能深入讨论。本文重心只放在所谓「重农抑商政策中的「抑商政令部份，用清代前期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的案例来做检视其中的。来看，若以所谓的「重农抑商政策来概括清代前期最发达的苏州地区，其有效性是很令人怀疑的。如果当时中国的经济先进地区不是因为「抑商政策而阻碍经济，则草率地使用「重农抑商政策做为检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受挫的历史原因，则这种论述便有很大的局限性。

表一：道光以前苏州商事纠纷中的商人联名立碑统计

号|年代|人数|联名立碑人身份|立碑缘由|官府级衔|类别|立碑地点|资料来源

1|1650|55|「商民|禁「关棍假冒盘诘|苏州府正堂|乙|未详|苏碑158号

2|1662|18|木商；木牙人|木商木牙联控漕船占泊码头|长吴二县|乙|未详|苏碑70号

3|1670|21|布商|商匠争端并核定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0号

4|1676|12|糖果铺户商人|「永禁铺户当官|长洲县正堂|乙|未详|苏碑159号

5|1677|19|花素缎行经纪牙人|禁止县胥、市棍滋扰|苏州府正堂|乙|城隍庙内|苏碑09号

6|1680|48|木商；木牙人|禁止派取木料滋扰商民|苏州府正堂|乙|未详|苏碑71号

7|1682|18|米铺商人|重申官定度量衡并定脚夫价|长洲县正堂|丙|山塘街|苏碑151号

8|1683|49|木商；木牙人|与「省商均派木料|苏州府正堂|乙|大兴公所|苏碑73号

9|1688|141|木商；木牙人|禁止木牙借「行头病商|长洲县正堂|丙|大兴公所|苏碑74号

10|1693|72|布商|定踹户与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1号

11|1701|69|布商|以「包头约束踹匠|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3号

12|1715|72|布商|禁立「踹匠会馆|长吴二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4号

13|1720|45|布商|将踹坊与踹匠编为坊甲制度|长吴二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5号

14|1722|100|「金阊市民公立|禁革流丐勾结胥吏勒索抢劫|苏州府正堂|乙|广济桥上|江碑253号

15|1734|61|机户作坊主|「永禁机匠叫歇|长洲县正堂|甲|玄妙观|苏碑12号

16|1739|45|布商|定机匠工资与禁机匠叫歇|元长吴三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7号

17|1741|14|冶坊作坊主|定冶坊坊匠工资|元长二县|甲|西园|苏碑97号

18|1742|240|腌腊渔肉商人|定订牙佣|长洲县正堂|丙|高宝会馆|苏碑161号

19|1756|34|纸坊作坊主|定坊匠工资与禁止停工勒价|元长吴三县|甲|阊门附近|苏碑58号

20|1779| |「长元吴三县布商等|议定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广济桥上|苏碑49号

21|1781|5|贩木商人|禁止牙行脚夫自称「小甲|长洲县正堂|丙|大兴公所|苏碑76号

22|1793|34|纸坊坊主|定工资与定坊甲司月制|元长吴三县|甲|仙翁会馆|苏碑59号

23|1806| |「山塘铺户居民|禁革结党勒索商家与商船|元和县正堂|乙|山塘街|苏碑257号

24|1810| |「湖南北、江南西通帮|禁地痞索诈米商商船|元长吴三县|乙|枫桥镇|苏碑258号

25|1822|26|账房机户|禁机匠停工并立机户规条簿|元和县|甲|云锦公所|苏碑20号

26|1832|28|布商|禁革踹坊勒借累业|元长吴三县|丙|新安会馆|苏碑51号

27|1837|26|造箔坊铺作坊主|申定工匠工资|吴县正堂|甲|丽泽公局|苏碑104号

28|1844|13|酒牙商人|设立官定公砠并禁阻私牙|长洲县正堂|丙|醴源公所|苏碑169

注一‧「立碑缘由的「类别说明：甲类——与工资争议有关者；乙类——与经商安全有关者；丙类——与商业契约有关者。

注二‧「苏碑指《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碑指《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征引书目

基本史料

1.碑刻与档案数据类

《上海碑刻资料选集》，上海博物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江苏省博物馆编，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李华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苏州博物馆等合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2.笔记小说、诗文集类

《三异笔谈》，(清)许仲元，约成书于道光七年(1827年)，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一编九册，1978年。

《丹午笔记》，(清)顾公燮，书成于康熙年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新校本。

《石隐山人自订年谱》，原作成于咸丰年间，收入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附录，排印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年。

《安吴四种》，(清)包世臣，有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序，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史料丛刊》三十辑，1968年。

《江南经略》，(明)郑若曾，书成于嘉靖年间，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珍本》二集，1971年。

《吴门表隐》，(清)顾震涛，据道光年间刊本点校，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明代史料选编》，谢国桢编，褔州：褔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

《宦游笔记》，(清)纳兰常安，书前有乾隆十年(1745年)序，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

《陔余丛考》，(清)赵翼，据乾隆五十五年(1790)湛贻堂板本影印，台北：华世出版社，1975年。

《清诗铎》（原名《国朝诗铎》），(清)张应昌编，新校本，据同治年间刊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清嘉录》，(清)顾禄，书前有道光十年(1830年)序，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一编九册，1978年。

《巢林笔谈》并附《巢林笔谈续编》，（清）龚炜，据乾隆卅年(1765)、乾隆卅四年木刻本排印，新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广阳杂记》，（清）刘继庄，《人人文库》本第426号，台北：商务印书馆，1976年。

《阅世编》，(清)叶梦珠，原书成于康熙年间，台北版：木铎出版社，1982年点校本。

《镜湖自撰年谱》，(清)段光清，新校本，记嘉庆二十五年至同治七年(1820-1868年)间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续见闻杂记》，(明)李乐，收入《见闻杂记》，影印万历年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政典政书判牍类

《正谊堂集》，(清)张伯行，收入(清)吴元炳编《三贤政书》本，影印光绪五年(1879)刊本，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

《佐治药言》，(清)汪辉祖，书成于乾隆年间，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六编十册，1975年。

《吴中判牍》，(清)蒯德模，书前有光绪四年(1878)序，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四编九册，1974年。

《宦游纪略》，(清)桂超万，影印本，书有咸丰二年(1852)序，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

《清史稿》，（清）赵尔巽修，台北：鼎文书局，1981年。

《清朝通考》，(清)刘锦澡编，影印本，台北：新兴书局，1963年。

《资治新书初集二集》，(清)李渔编，书前有康熙六年(1667)序，清「得月楼板。

《雍正朱批谕旨》，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

《福惠全书》，(清)黄六鸿，书前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自序，(日本)「诗山堂1850年板。

5.地方志书类

崇祯《吴县志》，(明)牛若麟等修，崇祯十五年(1642)刊本。

《肇域志》，(明)顾炎武编，书前有嘉庆三年(1798)序，同治年间蓝栏钞本。

康熙《长洲县志》，(清)蔡方炳等撰，康熙二十二年(1684)序刊本。

乾隆《苏州府志》，(清)邵泰等撰，乾隆十三年(1748)刊本。

嘉庆《贞丰拟乘》，（清）章腾龙原本，陈勰增辑，嘉庆十五年（1810）聚星堂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册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道光《苏州府志》，(清)石韫玉等修，道光四年(1824)刊本。

光绪《苏州府志》，(清)冯桂芬等撰，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民国《吴县志》，曹允源等撰，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论著

上田信，1981，〈明末清初江南都市「无赖社会关系〉，《史学杂志》，90(11)：41-59。

小口彦太，1988，〈清代地方官判决录通见民事的纷争诸相〉，《：文化》，3：35-49。

山本进，1993，〈清代江南牙行〉，《东洋学报》，74(1-2)：27-58。

川胜守，1979，〈中国近世都市社会构造：明末清初江南都市〉，《史潮》（新），6：65-90。

川胜守，1982，〈明末清初打行访行〉，《史渊》，119：36-51。

川胜守，1987，〈明代镇市水栅巡检司制度〉，《东方学》，74：101-115。

中山美绪，1978，〈清代前期江南米价动向〉，《史学杂志》，87(9)：1269-1301。

夫马进，1983，〈善会、善堂出发〉，小野和子编，《明清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所，页189-232。

夫马进，1986，〈清代前期育婴事业〉，《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11：5-41。

夫马进，1993，〈明清时代讼师诉讼制度〉，梅原郁编，《中国近世法制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页437-483。

王日根，1994，〈明清时代会馆的演进〉，《研究》，1994（4）：47-62。

王世庆，1994(1958)，〈清代的米产与外销〉，氏着，《清代台湾社会》，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93-129。

王家范，1986，〈明清苏州城市经济研讨：纪念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周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5)：23-30，16。

王翔，1992，《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账房史论》，南京:江苏出版社。

王业键，1973，〈清代经济刍论〉，《食货复刊》，2(11)：541-550。

王泰铨，1989，〈法国私法统一面面观〉，《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18(2)：365-376。

田汝康，1987a(1956)，〈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氏着，《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页1-34。

田汝康，1987b(1957)，〈再论十七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业的发展〉，氏着，《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页35-52。

全汉升，1969，〈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1)：12-20。

全汉升，1972a(1957)，〈雅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页625-649。

全汉升，1972b(1956)，〈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页475-508。

全汉升，1972c(1967)，〈清朝中叶苏州的米粮贸易〉，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页567-582。

全汉升，1986a，〈美洲白银与明清经济〉，《经济论文》，14(2)：35-42。

全汉升，1986b，〈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7(2)：233-239。

全汉升，1987，〈明清间中国丝绸的输出贸易及其〉，陶希圣先生祝寿编委会编，《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上册，台北：食货出版社，页231-237。

全汉升，1993，〈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中国海外贸易〉，张彬村、刘石吉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页1-16。

寺田隆信，1972(1968)，〈苏州踹布业经营形态〉，氏着，《山西商人研究——关于明代的商人及商业资本》，京都：京大东洋史研究会，页337-410。

朱瑞熙，1986，〈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86(2)：127-143。

佐藤学，1987，〈明末清初期一地方都市同业组织公权力〉，《史学杂志》，96，9：。

余英时，1987，《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余英时，1993，〈明清变迁时期与文化的转变〉，余英时等编，《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35-42。

吴奇衍，1985，〈清代前牙行制试述〉，《清史论丛》，6：26-52。

吴承明，1985a，〈论明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氏着，《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页217-246。

吴承明，1985b，〈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氏着，《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247-265。

吴慧，1982，〈先秦时期官商和私商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系主编，《学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313-336。

吕作燮，1984，〈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中国社会经济史》，1984，2：10-24。

李伯重，1986，〈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2)：117-134。

李华，1960，〈从徐扬「盛世滋生图看清代前期苏州工商业的繁荣〉，《文物》，1960(1)：13-17。

杜正胜，1990，〈战国的轻重术与轻重商商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1(2)：481-532。

沙郑军，1988，〈试论明清时期的江南脚夫〉，《中国史研究》，1988(4)：104-109。

谷霁光，1942，〈唐末至清初间抑商之商榷〉，《文史杂志》，1(11)：1-10。

奈良修一，1993，〈十七世纪中国生纟生产日本输出〉，《明清法社会》编集委员会编，《和田博德教授古稀记念：明清时代法社会》，东京：汲古书院，页469-490。

林仁川，1987，《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玉茹，1994，《清代港口的空间结构》，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林绍明，1987，〈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2)：93-95。

林满红，1991，〈明清的朝代危机与世界经济萧条——十九世纪的经验〉，《新史学》，1(4)：127-147。

林满红，1993，〈银与鸦片的流通及银贵钱贱现象的区域分布（1808-1854）——世界经济对近代中国空间方面之一影响〉，《中研院近史所集刊》，22（上）：89-135。

林满红，1994，〈嘉道年间货币危机争议中的社会〉，《中研院近史所集刊》，23：163-203。

林丽月，1988，〈试论明清之际商业思想的几个问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页711-733。

松浦章，1983，〈清代沿岸贸易——帆船商品流通〉，小野和子编，《明清时代政治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页595-650。

邱澎生，1990，《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

邱澎生，1995，「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台北：未刊本。

段本洛、张圻福，1986，《苏州手史》，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

洪焕椿，1981，〈明清苏州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初步考察：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剖析〉，收入南京大学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讨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页399-449。

洪焕椿，1992，〈明清苏州地区的会馆公所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氏着，《明清史偶存》，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566-612。

范金民，1989a，〈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4)：39-46。

范金民，1989b，〈明清时代苏州丝织业生产形式和生产关系初探〉，洪焕椿等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184-219。

范金民，1989c，〈明清时期苏州的外地商人述略〉，洪焕椿等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220-240。

夏维中，1989，〈明清浒墅关的〉，洪焕椿等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273-285。

徐泓，1986，〈官匠制度〉，于宗先主编，《经济学百科全书》第2册《经济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38-44。

张海鹏、张海瀛（主编），1993，《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

张伟仁，1971，〈清季地方司法：陈天钖先生访问记〉(上)(下)，《食货月刊》，1(6)：319-339；1(7)：388-397。

张德昌，1935，〈清代前之中西沿海贸易〉，《清华学报》，10(1)：97-145。

张瑞德，1992，〈中国近代政府与农业〉，《汉学研究》，10(1)：217-241。

梁方仲，1980，《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其姿，1984，〈十七、十八世纪长江下游之育婴堂〉，曹永和等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研究所，页97-130。

梁其姿，1986，〈明末清初民间慈善活动的兴起：以江浙地区为例〉，《食货月刊》，15(7-8)：52-79。

梁庚尧，1982，〈宋元时代的苏州〉，《文史报》，31：1-45。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1985，《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

郭松义，1982，〈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清史论丛》，4：92-110。

陈希育，1991，《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平，1987，〈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牙人与牙行〉，《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2)：30-38。

平，1993，〈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1)：33-38。

陈诗启，1958，《明代官手的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陈国栋，1994，〈清代中叶(约1780-1860)与大陆之间的帆船贸易：以船舶为中心的数量估计〉，《台湾史研究》，1(1)：55-96。

陈慈玉，1988，〈从清代前期的淮安关功能论官商的关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初期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页685-708。

章英华，1983，〈历史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学刊》，7：215-234。

傅衣凌，1956，《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傅衣凌，1957(1956)，〈论明清时代的棉布字号〉，氏着，《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页127-130。

傅崇兰，1986，《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傅筑夫，1980a，〈中国工商业者的「行及其特点〉，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北京：三联书店，页387-492。

傅筑夫，1980b，〈抑商政策的产生根源、贯彻抑商政策的三项制度及其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北京：三联书店，页608-668。

滋贺秀三，1984，《清代中国法裁判》，东京：创文社。

经君健，1994，〈清代关于民间经济的立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1)：42-55。

刘永成，1959，〈试论清代苏州手工业行会〉，《历史研究》，1959(11)：21-46。

刘石吉，1987a，〈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氏着，《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页1-72。

刘石吉，1987b，〈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氏着，《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120-162。

刘素芬，1991，〈清朝中叶北洋的海运〉，吴剑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四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页101-124。

刘翠溶，1978，〈明清时代南方地区的专业生产〉，《大陆杂志》，56(3-4)：125-159。

刘铮云，1987，〈义庄与城镇：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8(3)：633-672。

樊树志，1990，《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郑永昌，1994，《明末清初的银贵钱贱现象与相关经济思想》，台北：国立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

郑玉波，1985，〈民法五十年〉，《法学丛刊》，30(1)：11-20。

郑昌淦，1989，《明清商品》，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郑秦，1988，《清代司法审判制度》，长沙：湖南出版社。

横山英，1972b，〈踹布业生产构造〉，氏着，《中国近代化经济构造》，东京：亚纪书房，页63-143。

鞠清远，1977，〈清开关前后的三部商人著作〉，收入包遵彭等编，《中国近代史论丛》二辑三册，台北：正中书局，页205-244。

魏向阳，1993，《康乾盛世的扛鼎杆杆：康雍干时期经济立法纵横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藤井宏，1953-1954，〈新安商人研究〉(一)、(二)、(三)、(四)，《东洋学报》，36(1)-(4)：1-44、180-208、65-118、533-563。

Atwell， William S. 1982. “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 Past and Present 95 : 68-90.

Braudel， Fernand. 1979(1977).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trans. by Patricia Ranum.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rook， Timothy. 1981. “The merchants‘ network in 16th century China: a discussion and translation of Chang Han’s ‘On merchant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24(2): 165-214.

Chen， Fu-mei and Myers， Ramon H. 1989. "Coping with transaction costs : the case of merchant associ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 in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c Sinica. pp.317-341.

Fan， I-chun. 1992. Long-distance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ing period， 1400-1850. Stanford :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Stanford.

Huang， Philip C.C. 1993.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Modern China 19(2): 216-240.

Liu，Kwang-Ching. 1988. “Chinese merchant guilds : an historical inqui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7(1): 1-23.

Perkins， Dwight H.. 1967. "Government as an obstacle to industrialization : 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7: 478-492.

Perkins， Dwight H.. 1969.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Rawski， E. Sakakida. 1972.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we， William T. 1992. "Ming-Qing guilds." Ming Qing Yanjiu 1: 47-60.

Sands， Barbara and Myers， Ramon H. 1986. “The spac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4): 721-743.

Santangelo， Paolo. 1993. “Urban society in Late Inperial Suzhou.” in Johnson， Linda Cooke ， ed.，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pp.81-116.

Skinner， G. William. 1977.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Skinner， G. William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t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12-249.

Skinner， G. William. 1985.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2): 271-292.

Sun， Zen E-tu. 1972. “Sericulture and silk textile production in Ch‘ing China.” in Willmote，W.E.(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79-108.

Wang Yeh-chien. 1989. “Food supply and grain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c Sinica. pp.423-461.

篇10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经济对策；产业结构；老龄产业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1-0124-06

关于老龄化国际上的定义标准是：60岁以上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了10％(本文以此为标准)，或65岁以上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7％。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解决得如何，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截止2004年底，重庆市现有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有约414万，占全市人口的13％，这表明重庆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预计2036年左右将是重庆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全市老年人口将突破900万，占总人口的23.6%。老年人口的持续增长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诸如社会劳动人口减少，社会和家庭负担加重，社会经济发展受制；国家、社会和家庭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对老年人需求的投入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关系由此产生的社会福利政策的调适等等。

1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与机遇并存，老年人是社会不可忽视的宝贵资源，他们对社会做出过重要贡献，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但人口老龄化也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挑战，老年人口的比重加大，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社会赡养比上升，财政压力加大，将会给社会经济发展等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1.1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结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

人口老龄化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是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底部收缩所引致的人口老化（生育率下降导致青少年人口比重下降，即底部老龄化）；第二是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顶部延伸所形成的人口老化(预期寿命的延长和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促成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即顶部老龄化)。老年型社会象征着人类社会的成熟，是社会发展的表现。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快速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带来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结果。老年群体是蕴藏着技能、经验、智慧的人才宝库，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人口老龄化可以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1.2 人口老龄化将带动老龄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老龄产业的发展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又是老龄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口的数量将越来越多。在这部分人口庞大的数量规模背景下，其对社会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已经并将形成一个特殊的消费市场。

老年群体特殊需求的扩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需求带动供给，可以形成可观的消费市场。老龄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会给市场注入新的活力，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老年市场是竞争性极弱的市场，开发潜力巨大。不同经济状况、不同文化背景、不问民族习俗、不同健康状况、不同心理素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人生经历的老年人对各种商品与社会服务的需求各不相同，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必将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消费市场。随着政府的重视和引导，老龄产业必将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1.3 人口老龄化具有影响消费市场的结构,深化产业分工、在“人口红利”时期可化弊为利

人口结构的改变也影响了社会储蓄和消费的方式,老年人的消费以老年日用商品、健康医护、精神娱乐为主，储蓄意愿下降。实证结果表明,35～50岁年龄段的人储蓄意愿最高,之后便逐步下降。日本的高储蓄率曾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随着人口的老化,其储蓄率持续降低,1980年为17.3%,1990年为13.9%,2003年仅为 7.5%。同时,年轻一代的负债率上升，这两方面因素将导致日本的消费市场的结构发生变化。

在“人口红利”时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劳动力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投资的收益率较高。而劳动力年龄结构较小，劳动者为养老而进行储蓄又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压低了利息水平，这两者都有利于促进投资的增长。众多的劳动人口产生了大规模的市场，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催生了相关产业的产生。因此，“人口红利”时期的经济将呈现出投资活跃，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红利”期不会长期持续，一般只有15～20年，而后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将开始加剧。因此，应该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加速经济发展。

乜堪雄等：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对策与产业选择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年 第1期1.4 老龄人口的增长会改变人口的抚养比，使劳动人口的总负担系数提高

人口抚养比即平均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所抚养的老年人数量。重庆目前的平均抚养比是15.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全市内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一般情况下，老年人口平均抚养费用要远远高于青少年人口的抚养费用。从经济学角度讲，青少年抚养费用支出可以看作人力资本投资，老年人口的抚养费用则是资源的重新分配，多属于消费性的。老龄人口增多导致储蓄水平下降，削弱经济增长的潜力，导致未来经济增长率的降低。

1.5 劳动力的老化，必将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逐渐老化，尤其是在2025-2040年之间，是重庆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和人口高龄化的高峰时期，低龄人口比重下降，高龄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人口老龄化加速，最后形成老化程度较高的老年型人口结构。届时劳动力将出现严重短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开始从需求制约型向供给制约型发展。

1.6 社会保障负担加重，公共开支增加，导致税收负担加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老年人口的病残率上升，社会养老和医疗的压力加大，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基金储备不足，支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基金的风险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急剧增加又严重削弱了本市企业的竞争能力。按照现行的社保制度规定，企业单位必须为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口支付大量费用，养老金支付增加了企业负担。

1.7 人口老龄化要求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以满足老年人口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特殊的需要

由于老年人特殊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决定了其消费能力、消费偏好、消费行为、消费方式、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消费决策等方面的特殊性，引起了需求结构的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新了要求。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①，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我们需要改善老年人经济供养、医疗保健、照料服务、精神慰籍、文化生活、临终关怀等，调整现有对老年人的供给结构，发展老龄产业，增加老年人所需要的社会服务业，改造不适应人口老龄化的住宅、社区和环境，发展老年人衣、食、住、行、用、文等各种消费品。

1.8 人口老龄化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老年空巢家庭增多，家庭养老资源减少，使后代难以承负照顾老人的重任，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状况下，解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问题日益突出。“4-2-1”型的家庭结构，使得一对夫妇要供养4位老人，不论是目前的家庭收入，还是夫妇能够用于赡养的精力和时间，都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据统计，2002年，我国家庭平均规模是3.32人／户，家庭人口和劳动力的减少，都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减少，赡养老人能力的降低。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年轻人价值观念的变化，老年人独立意识的增强，都使老年人不愿意依附年轻人来养老。不仅使家庭养老的功能弱化了，而且对社会代际互动产生重要影响。这要求加快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以补充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2 重庆市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状况

1997年重庆直辖后，60岁以上的老人330万，占全市总人口百分之10.25%，而GDP增长7.5%；2000重庆60岁以上的老人361万，占全市总人口百分之11.32%，而GDP增长8.5%；2002重庆60岁以上的老人386万，占全市总人口百分之12.1%，而GDP增长10.1%；2004年重庆60岁以上的老人380万，占全市总人口百分之12.7%，而GDP增长12.2%；2005年重庆60岁以上的老人414万，占全市总人口百分之13.1%，全市GDP完成2650亿元，年增长12%.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9 550元，跨上1 000美元台阶。 预计2010年重庆60岁以上的老人500万，占全市总人口百分之15%。

2.1 重庆老年人的收支状况

重庆市老年人的收入来源有政府统一发放的养老保障金、企业定期支付的退休养老金、子女支付的抚养费、个人其他收入等。目前重庆市城镇退休老人的平均年收入8 000元左右，人均月收入在600～700之间。城镇事业单位的离退休老年人年收入在12 000元左右，而大部分企业退休老年人处于月收入在400～500元左右的低收入状态，其次是处于低保状态的老年人；农村老年人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土地的农业劳动收入。收入决定了消费，这种低收入状态使得老年人的消费指向为解决温饱和物质享受，很难上升到较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以及人的全面发展。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老年人收入也将逐步提高，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老年人仍持谨慎的消费观念。基本生活的消费只占其支出的一少部分，而且老年人身体状况多较差，据统计，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的支出除满足温饱外多用于医疗方面。由于重庆市现有的家庭结构仍以较为稳定的“2-2-1”形式存在，且受传统“养儿防老”的思想影响，老年人的收入中有一大部分仍然用于支助子女后代，这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用于自身的消费。

虽然直辖以来，重庆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政府财政收入与居民的收入都有了大幅提高，用于个人消费的积累越来越丰厚，用于老龄事业的支出也有所提高，但相对与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还显的不够。根据重庆市老龄委于2004年对全市40个区县（自治县、市）城乡范围内贫困老人进行的摸底调查，城乡贫困老年人的基本状况是：城市老年贫困人口每月退休金或其他收入300元以下的占11.2％，为11.24万人；农村贫困老年人数约为44.57万人，占农村老年人数的17.8%，合计占全市老年人总数的16％。我市贫困老年人城乡贫困老人性别差异较大，农村男性贫困老人占40％，女性占60％。城镇男性贫困老人占47％，女性占53％。这是因为，在农村女性劳动能力低，主要依靠男性劳动力来维持家庭生活，经济上的依赖性较强，一旦遇上丧偶，就会导致贫困，而且女性的寿命普遍高于男性，由于年龄原因再婚的可能性低。在地区分布上，全市40个区县都有贫困老人。按地域片区统计，其地处三峡库区的渝东、渝东南片区农村贫困老人比例较高，达到农村贫困老人的60％。

2.2 重庆居民的消费状况

根据1985-2003年重庆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变化，我们把这段时期分为3个阶段：

(1)1985-1990年段。对此段时期重庆市居民人均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及相关分析表明：Pearson 相关系数为0.984，回归系数为1.001。

(2)1991-1997年段。对此段时期重庆市居民人均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及相关分析表明：Pearson 相关系数为0.997，回归系数为0.929。

(3)1998-2003年段。对此段时期重庆市居民人均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及相关分析表明：Pearson 相关系数为0.994，回归系数为0.797。由以上三阶段的数据，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人均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回归系数呈下降趋，收入的增加对消费支出的刺激作用弱化。

可以看出，从总体上说，重庆市居民的平均消费一直比较稳定，而消费倾向自1996-2003年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1998年之前，边际消费倾向剧烈波动。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1996年的0.733突升至1997年的0.863，然后急剧跌落至1998年的0.754。

（2）1999-2003年间，虽然下降幅度有变化，但总下降的趋势比较稳定。

显然，从长期下降通道的图形看，其图形与我国经济增长的景气波动相关性很差，90年代经济高增长与高通货膨胀对重庆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变化的下降通道几乎没有影响，这说明决定重庆市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的因素绝非景气波动短期因素。

（3）2003年，边际消费倾向曲线突然呈剧烈上升趋势，由2002的0.573 升至 0.744，这主要是因为近年由于通信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通信费用猛增，而且人们对教育的投入到今年进一步达到高峰。

尽管影响消费倾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文化传统、消费观念、消费行为等，但影响重庆市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的因素中，老龄化却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老龄化使老人收入下降。随着老龄化加快，老年人口的增加，持久收入增长缓慢，短期收入变化大使得老年人的高收入幻觉消失，老年人的收入下降，对未来收入预期乐观者比重下降，对未来收入预期不稳定者增加使储蓄倾向上升。多数老年消费者持久消费增长只能根据持久收入增长来决定，他们将短期收入多数储蓄起来以便生病养老备用，使得储蓄倾向增加，带动居民消费倾向下降。

3 人口老龄化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对策

3.1 正确认识老龄化问题

首先要承认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辨证的看待老龄化问题，它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文明进步，医学科学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是可以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同时也要认识到老人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体弱多病，需要别人照顾的地方多了，必定会加重处于劳动期人口的负担。发达国家和地区是“先富后老”，而重庆“未富就老”，使得重庆市的老龄化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必须高度重视它和认真地对待它。

3.2 构建符合地区实际的养老模式,降低社会养老成本

重庆的养老模式将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社会机构养老为补充。

机构式养老是指由专门的养老机构将老人集中起来，进行全方位的照顾。家庭式养老是由家庭承担老人的物质、娱乐、医疗保健和日常护理等工作。社区式养老则是社会化养老的基本模式，指老人不离开家庭，而由社区的有关服务机构和人士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或托老服务。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很多家庭的子女忙于工作，经常无暇顾及老人，社区养老作为家庭养老和机构式养老之间的过渡形式，将是许多老年人和家庭首选的养老方式。社区养老网络主要以社区服务中心为核心，以社区敬老院、社区托老所、家政服务中心、社区卫生康复中心为依托，社区志愿工作者为补充，以社区内有老人的每户家庭为服务对象，建立一个畅通的网络服务体系。

3.3 进一步建立健全老年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社会福利服务体系是社会福利制度的三大支撑体系（如图3所示）。三者之间既有区别、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社会保障主要包括各种社会保险，以“防贫”为目的，是社会福利中最根本的制度；社会救助主要包括救灾、救济、扶贫等，以“济贫”为目的，是社会福利中最基础的制度；社会福利服务主要为优抚安置对象，为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特殊群体提供福利和服务，以扶老、助残、救孤为目的，是社会福利中极具发展的事业。

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贫困老年人救助的投入，凡有条件的地方应加快建立针对老年人特殊困难的专项救助经费，并形成制度。建立和推行依靠社会各阶层和社会力量认助、认养、认捐特困老年人的制度，逐步建立起政府和民间相结合的特困老年人救助体系。建议市政府利用减持国有股所获资金、福彩收入、政府财政、社会上的捐助及其他各种方式筹集的资金设立社会养老保障基金，成立专门的机构进行运作和管理，这样可以保证社会救助资金的源源不断。在农村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土地保障、家庭赡养和社会扶助相结合的农民养老保障体系，并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深入农村。

3.4 建造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老年人综合活动场所

老年活动场所可分为室内和露天。室内场所主要是老年人用来聊天、下棋、打牌等；露天场所往往用来安排健身的，如跳舞、打太极、练香功等。通过老年人之间的沟通，疏解心理矛盾，通过室内和露天活动设施的分流，解决不同层次的老年人之间需求差异的矛盾。最常见的是老年人就近在其居住小区的广场或中庭做健身活动，但很多小区不具备这样的广场，而且具有条件的广场可供老年人使用的面积又较小。像其它城市的老年公园就是一个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活动设施，环境优美、空气清新，但这在重庆几乎很少。建议根据重庆城市发展规划，在各区住宅小区密集的中央地带建老年公园。

另外在县（市、区）要建立老年文化活动中心，乡（镇）、街道要设立老年活动站，有条件的村委会、居委会要开设老年活动室，构筑重庆市全方位、多层次的老年活动场所。

3.5 政策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建立老龄事业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面对老龄化高峰的挑战，仅靠政府的财政投入扩大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手段是不够的。要大力推进老年福利事业社会化、产业化和法制化进程，在坚持政府主导，加大对老年福利事业投入的同时，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政府要制定优惠扶持政策，简化项目立项和审批手续，鼓励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私营企业和国内外人士投资老龄事业，发展老年产业，满足不断增长的老年群体对设施、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发展多元投资主体，鼓励社会捐助，鼓励社区自办经济实体，多种形式创办老年服务机构。另外，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启用闲置的社会设施进行再利用，招募社会志愿者扩充老龄事业的人力资源。

4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产业调整与产业选择

当人类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老年人的需求就决定了一些产业的生存与壮大，面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重庆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任务十分艰巨，建议采取相应对策：

4.1 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政府应有计划、分步骤地大力扶持和发展老龄产业，坚持推进老龄产业发展和培育老年消费市场并重。在税收、资金、贷款等方面给予老龄产业各种优惠，在政策上鼓励全社会、企业、房地产开发商和设计人员为老年人开发、研制、生产老年用品和老年设施，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推动老龄产业发展。老年人的消费偏好主要取决于老年用品能不能具备三个方面的功能，即保健功能、便利功能和精神满足功能。可以根据目标人群需求类型的不同对老龄产业市场进行细分如下：

（1）养老助老需求市场。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负重的中青年在强烈地呼吁老年服务的社会化和商业化。建立老年公寓、“老少户”合住的新型住宅，“聚家养老”的方式受到很多人的欢迎。目前重庆除“三无”老人安置在敬老院、福利院，家庭照料困难的老人居住在老年公寓外，绝大多数是“居家养老、社区服务”。因此，开发更多方便、舒适，价格适宜的老年型住宅，应成为城市房地产业一个重要的市场取向。此外，中国人寿保险市场极为宽广，商业化养老前景看好，重庆也不例外。

（2）健康医护需求市场。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和高龄化，高龄老人患病卧床率日益增加，有的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别人护理。老年人的医疗护理和自我保健，是老年人最急需、最舍得花钱的市场，因为老年人对健康有比其它人群更为强烈的需求，这将促进健身器械、运动和抗衰老产品的发展。老年门诊、家庭病床和护理、健康咨询、老年医院、康复中心和临终关怀等类服务需求面广量大，极具发展前景。

（3）老年日用商品需求市场。老年人受自己年龄和心理特征的影响，在饮食、衣着、医疗保健和文化消费用品等方面都需要符合本年龄群体个性的老年型商品，甚至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也和中青年需求有别，这些是老年市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4）精神娱乐需求市场。老年人希望的娱乐用品一般兼顾两个方面：既好玩，又利于身心健康。如对老年玩具的开发就极富市场前景；对老年人旅游市场的开发也很有潜力。根据有关调查，大多数老人喜爱短线旅游、登山、游泳、气功、钓鱼、球类活动，还有的喜爱书画、跳舞、收藏、花鸟养殖等等，企业可据此有针对性的开发相应产品和服务。

（5）学习深造需求市场。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日趋突出。老年人就怕一个“空”字，无事可做，必然产生很多心理生理的问题。“老年教育产业化”是实现健康老龄化战略的重要方面。如在老年大学里可以开设很多新兴的健身娱乐知识，提倡“活到老，学到老”。

（6）生活咨询需求市场。现代社会节奏的加快，知识的更新换代日新月异，老年人毕竟是过去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有些知识落伍于时代也是必然的。而老年人遇到的问题往往又格外地多，他们有疑难就需要有人帮助解决，其中有偿的咨询服务就是一种。

4.2 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要重视发展就业容量大的老龄服务业

重庆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有几十万的下岗职工，而且农村众多的剩余劳动力也需要转移。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关系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②。把劳动力的数量优势转化为劳动力资源优势是重庆市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注意解决的大问题。在普遍的老龄化到来之际，扩大就业，尽快健全养老保险制度，筹措正在劳动大军行列中的这批人的养老金，以保证他们在年老退出劳动行列后，有相应的生活保障，对缓解未来老龄化高峰的压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在目前抚养系数较低的情况下，筹措养老金是增加积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也将为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提供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4.3 优化传媒产业和教育产业结构，构造终身学习的市场体系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需要大批人员从事直接以老人为服务对象的工作。因此，中短期的服务培训工作就成为社会的当务之急和一个中长期的任务。培训是解决老龄从业专业人员短缺最有效的方法。另外建立老年教育网络，发展老年电视大学、老年网上学校等多种形式的老年教育，帮助老年人增长知识，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满足老年人的学习教育、文化娱乐需求，同时要重视老年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5 结 论

面对社会人口的老龄化，政府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科学发展观，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养老制度和福利制度，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根据老年消费市场状况，规范、引导投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用产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新运行机制，推进安老、养老产业的发展，促进重庆经济协调发展；根据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有计划地发展老龄产业、开发老年用品，增设老年服务项目，满足老年人在物质和文化方面的发展需要。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重庆市发展计划委员会.重庆新世纪开局方略［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15～18. ［Chongqing Development Plan Committee.Chongqing new Century Beginning General plan［M］.Chongqing:Chongqing Press, 2002：15～18.］

［2］刘雪琴 ，任晓琳.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现状及其对策［J］.护理研究，2002，11. ［ Liu Xueqin, Ren Xiaolin.

Old Person's Life Quality Present Situation and Its Countermeasure［J］.Nursing Research,2002，11.］

［3］邬沧萍， 姚远.老龄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选择［J］.求是，2002，2:16～17. ［Wu Cangping, Yao Yuan The Old Age Society's one Significant Strategy Chooses［J］. Qiushi Journal，2002，2:16～17.］

［4］穆光宗.建立代际互助体系，走出传统养老困境［J］.市场与人口分析，1999，6:21～24.［Mu Guangzhong. Establish the Acting Occasion System of Mutual Aid, Walk out of Tradition to Live in Retirement Difficult Condition［J］. Market and Population Analysis，1999，6:21～24.］

［5］顾大男.中国人口老龄化与未来商机分析综述［J］.市场与人口分析，1999,5: 41～43. ［Gu Danan. Chinese an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Future Analysis Summary of Business Opportunity ［J］.Market and Population Analysis.1999,5: 41～43.］

［6］原新.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展望［J］.人口学刊,1999,6：17～21. ［Yuan Xin. The Future Chinese Prospect of An Aging Population ［J］. Demography Publication, 1999,6：17～21.］

［7］岳颂东.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对策［J］.社会保障制度,2001,5:56～58.［Yue Songdong.The Tendency of An Aging Popul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Its Countermeasure ［J］. Social Security System, 2001,5: 56～58.］

［8］.经济论文选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353～356. ［Ma Yinchu. Economic Paper Selected Works of Mayanchu［M］.Be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1981：353～356.］

The Economic Measure and Industry Choosing Under the Aging Population

Background On the Rasis of Aging Population of Chongqing

NIE Kan-xiong1 HE Xiao-zhou2

(1.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2.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