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政治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自然观的缺失以及缺乏相应的土壤；

2、中国崇尚实用主义，擅长总结经验而非创新；

3、“学而优则仕”的第一追求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读书人的思想被束缚在名利上，过度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缺乏数字进行管理。

二、主观因素的影响

1.闭关锁国政策在政治制度上的体现。我们国家没有积极走出去了解其他国家而是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在其他国家开展科技革命的时候，自认为我们国家物产富饶，固步自封，仍旧过着三跪九叩的生活。这种夜郎自大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我们国家各个方面日趋落后，严重阻碍了我国近代科技前进的步伐，甚至成为挨打的罪魁祸首。

2.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上，忽视了资本主义萌芽。我国古代一直是“重农”，这固然无可厚非，但“抑商”政策的实行却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严重阻碍了社会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并与之紧密相连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这不仅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还可以保障人民的基本的物质生活，但是对商人采取严格的限制管理措施，压制商业经济的发展，这些苛刻的条件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正是因为工商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压制的这种现象到了近代中国依然没有缓解，从而使我国没有充分产生和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

三、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启示

篇2

[关键词]教化；审美；社会功用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2-0126-02

在古代文艺观中，一直存在着对“文”的追求和对“质”的追求两种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学作品上表现形式也体现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点和形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需对古代“文”与“质”的文学观进行一下探索分析，从而更好的把握这两种形式对今天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所产生的影响。

“文”在《说文》中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故以有纹理之意，《易·系辞》下中有其旨远。其辞“文”之词，便有华丽之意。《孟子·万章》上也提及“文”这一说，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还含有美、誉、漂亮等意思。从《说文》中对“文”的解释到作品中“文”的体现，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学当中，“文”是表现文学作品的华丽秀美，词藻丰富。

“质”，《说文》中解释为以物相赘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若仆大质已亏缺矣”的质，便是朴实，与文相反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学当中，“质”趋向表现为作品语言的质朴，形式简洁。在思想上，“质”更是体现载道与教化相结合的社会功用方面的意义。

同时，也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中产生了重文与重质这两种文学倾向。

一、从“文质相合”到“质朴之词”

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便在《论语·雍也》中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质”说观点，他认为“文章的内容胜于词彩，则过于质朴。文章的词彩胜于内容，则过于虚饰，浮夸，而不实在。只有外在与内在相伴，才称的上合适。”这也就成为了早期“文质相合”的理论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魏时的曹丕也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因为在魏晋前期，普遍的士人还都用作品表现民生，讽喻社会，他们是借助文章的讽喻来达到对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这也就为“重质轻文”的理论建立了文学基础。

汉朝王充在《论衡·超奇》中就体现出了“质”胜“文”的观点，“有根株于树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菜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称”。虽然他也把“文”与“质”看成是相互依赖的，但在这段话中，王充认为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质”——内容。其载道的政治教化意义。若不顾及文章的内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艺作品无论其辞藻多么华美都是“有皮壳于外”。所以注意内容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文章的词彩。

从孔子“文质”，曹丕的“载道”，再到王充《论衡》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在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文的存在，他们把文学的政治功效与文学的审美功效结合在一起，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语言华丽的基础上更好的表现文章的本质内容。

而墨子的文章则是脱离了文的华茂。体现出一种质朴与实际效用的文学观念。正如墨子在《非乐上》中所说的，“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这里的意思说出了墨子对言辞富丽的文章，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美。而他则认为这并不是属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质轻文除了受到文学自身的影响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础对其的影响。从孔子时期，到魏晋前期，再到汉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为代表“重质”的这些人。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把文学单一的看成一种具备审美功效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是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种载体。因为在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下，文学必有着它现实的政治意义，这使得它所承载的意义要远远高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这种高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便是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对人自身的内在思想的关注。也正是在这种时代下使得文学作品的本身审美价值成为了第二位。而教化，关注实际和关注人自身就成为了其主要内容，这也就形成他们文学作品理论中的主要内容。

“文”以载道的观念，便作为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发展方向，逐渐忽视了文学作品审美功能，使得文艺观从“文质相合”而走到了“质朴之词”，“文”以载道的观念更注意了文学作品内容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从“文辞秀丽”到“靡靡之音”

而与之相反，重文轻质的文学风格也作为一种理论观，存在于古代文学观中。他们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其基点，减弱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他们更注意文学的语言特点，文学作品的形式特点，而其内容却很空泛，对社会现实的讽喻意义也在减弱。

(一)“质”的教化功用的淡失

就如汉代的大赋，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语的华美，结构的宏大。一句“可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就是其汉大赋语言和结构的代表形式。刘勰评其为“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班固《汉书艺文志》评其为：“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文词，没有讽喻之义。”其后文学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骚体赋，“九体”“七体”赋都相继的出现更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样式，再语言上和文学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这种审美功能表现出来。

直到后来的梁陈为代表的宫廷诗，也更加注重文学的审美功效，而其对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则彻底的失去。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他们更多是对女性和对宫室、器物以及服饰等方面的审美关照，通过艳丽的辞藻和声色来推动形式。这时的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他们忽视了文艺作品的政治教化意义，而更加注意了文学的娱乐性，审美功能。

以谢眺，王融为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更是把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与娱乐性放在了首位。其文章的风格也不再着眼于对人的教化作用而是更加追求文章的形式与语言的新奇，音韵的和谐。使文学作品真正成为了游戏性活动，加大了其审美的功用。“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由此可以看出，其注意了音节的顿挫，但同时过分追求词彩的华美，未免产生刘勰所说的“文贵形似”。直到萧纲入住东宫时，这种宫体诗真正的发展到了极端，这种体式也是继承了永明体的形式风格，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更注重辞藻，对偶与声律，其内容上也是以女人，景物为其创作源泉，彻底的颠覆了文学的教化公用，其内容彻底的从反映现实关注社会，走向了单一追求审美性与音乐性的方向上。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所说，“丽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以穷力而追新”。颜之推也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这就充分说明了，永明时期的官体诗人对文学作品娱乐性与审美功能的注重。

从这些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文学观念下，已经完全把文学作品当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其形式，语言，都给人呈现的是一种美感。它所注重的不再是对社会有多大的教化作用，而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娱乐价值，这就使文学从政治上剥离出来。展现出一种单纯的艺术样式。这种文学与政治相分离的现象，也许正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的松懈、糜烂的上层生活，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才会产生这种新的审美需求。但也正是这种对文学艺术美的追求，对审美价值的追求，才会对后来的文学观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物的描写细致及扩大文词的丰富性

从后梁的宫廷诗到以后的谢眺，王融他们在内容上不再是对家国社稷的关心，而是转移到了，或是宫廷、或是美女、或是山水园林上来，要不就是抒发自己个人的离情别意上来，这与重质轻文理念下的“家国”的内容为主要表现方式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质”的内容上的局限，也必然促使着他们对所描写事物更加细致入微，想出那些“重质轻文”下不可能出现对物的细致描写的词语，这使得词语的丰富性得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新鲜性。对那些曾不能用言词形容的物品，出现了新的词语对其形容，这样描写事物的复杂性也得到了解决。

而对这种山水或器物，宫廷美女的描写，也促使他们对美进行了重新的价值评判，追求一种全新的审美方式，他们把这种美的景色与其音韵相结合，促进了四声音律的出现，有助于语言的发展。对后代文学的言语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不管怎么说在“文”与“质”的关系上，它们还是相互依存的。梁朝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提及道“文”与“质”：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褥、文也。这些都是刘勰运用比喻，指出了文艺作品中的这种关系。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也正是在“重质轻文”和“重文轻质”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时期下的不同文学样式。

三、中古文学与西方古典时期文学中“文”与“质”比较

但从整个古代的中国文学来看，还是更强调“质”这种内容上的教化作用，这种对内容上的凸显，使得形式上受到过一定的影响，即使在一些时期和流派，“文”的形式被加以重视，但“文”始终没有占主体地位。而相对于古代的西方来说，在“文”与“质”，这种内容与形式来说，形式的重视更成为了一个主要方面，对在艺术方面的成为其主要特点，从《伊利亚特》和《奥德休斯》到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底浦斯王》和欧利比德斯的《特洛伊妇女》，都是运用着写作的形式，艺术的方式，来取胜的。这些作品在人物的刻画和语言的运用都体现着“人”的性格而不是“神”的性格，而对人的教化作用确是没有显现出来。正如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所写的那样，把一切诗人与艺术家赶出理想国，在他看来文艺作品亵渎神灵，丑化英雄人物，并且使谎言夹杂其中，而这种对“人”的描写，更会滋养人的，使人心灵中低劣的部分显现出来。

篇3

（1）以人为本原则。确切地说，这里的“以人为本”是指以“劳动者为本”。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之一是立场不同。政治经济学根本方法论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在阶级社会，人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因此，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关系中不存在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利益的人。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是人的劳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供人类消费的物质资料，终点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者在不同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源泉。西方经济学则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出发点形成的理论逻辑，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实质上就是资本发展的逻辑。所以，在西方经济学逻辑中存在悖论：一方面把人假设为可以按照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的“经济人”，另一方面又把劳动者仅仅视为与资本、土地相同的生产要素，根本无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劳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一事实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强调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本，理应成为它的首要原则。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涉及多方面深层矛盾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甚至会带来社会阵痛。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阵痛、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成为深化改革坚守的重要理念。

（2）满足需要原则。在政治经济学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区别。“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示的，而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包括劳动者自己和家属所需要的“生存资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发展资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价值来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则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场中的交换行为，只要有货币、有购买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从价值实现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观“需要”，比如市场上有1万套商品房，从客观需要即使用价值角度来说，可以满足1万个家庭的需要，但也许由于房价过高，1000个家庭购买了这1万套商品房，从市场的角度看，商品房的价值得到了实现，也就形成了市场“需求”，但显然这些买房者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价虚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积大量房源。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产品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们的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要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价值规律来满足需要，但这不妨碍“满足需要”理应成为指导我们各项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化解产能过剩，可以以“满足需要”为原则制定相应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过剩，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钢铁、水泥等过剩，可以考虑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可以考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差异性问题；等等。

（3）共享发展原则。共享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表明共享发展已经属于社会制度深层内容。共享是政治经济学追求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以劳动者为本理念一脉相承。马克思在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动规律基础上，指出了共享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制度特征。我们党从强调“共同富裕”到强调“共享发展”，在理念上是一个新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强调先富带动后富，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了较好的经济实力，强调“共享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发展动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到共享发展，人们往往想到劳动成果分配方面的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共享发展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从微观领域看，企业层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领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资，也包括生产领域的共享，如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劳动保护、劳动管理等。在宏观领域，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的共享，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在消费层次上，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共享，还包括发展资料的共享等。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共享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企业领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资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口实。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术高低、生产资料的性能好坏、企业管理的先进与否、工人积极性创造性的高低等。尽管政治经济学认为新创造的价值是V＋M，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利润。这是一种静态认识，马克思这一公式揭示了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不能用线性思维套用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降低工资就能提高利润，即提高企业效益。

（4）公有主体原则。“公有”是指公有制，“主体”是指主体地位，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有根本区别。西方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理论前提，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孪生兄弟，并把二者看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源配置问题。而政治经济学则是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由其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与不同所有制相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也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满足需要原则和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同时，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原则，也就坚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篇4

（一）片面理解自主学习

新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教师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播者，而是课堂教学的主导者、组织者、合作者和促进者。教师应以学生的学习质量与学习结果作为评价的主要内容。但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却过分提倡学生自主学习：有的教师说得少甚至不说，成了课堂教学的“旁观者”；有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集中时间完成各项教学指标，很少去研究教学方法，做事畏首畏尾，驾驭课堂的能力甚是不足。

（二）课堂教学方式流于形式

新课程改革要求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与探究创新能力，新课程标准强调合作学习和活动教学。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然而。部分教师为追求愉快教学并体现合作学习，使学生团团坐、乱发言；有的教师则恪守活动——讨论——发言的教学模式，使教学过程中充斥各种各样的活动。殊不知，这种课堂使学习方式流于形式，导致教学效果收效甚微。

二、初中政治课堂教学策略

（一）改进教学手段，由单一向多元

传统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师凭借“一块黑板、一根粉笔、一本书、一张嘴”基本解决所有问题，教师的教学手段较为单一。伴随现代科技的发展与教育教学环境的改善，人们对新课程的理解不断加深。政治教师在此背景下需要整合、利用各种资源（如图片影视资料、历史文献、学科资源、专家讲座、网络资源等），成为课程资源的开发者。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需借助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将各种教学资源引进课堂教学，从而达到活跃课堂氛围，提高课堂效率，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参与教学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培养学生创造力的目的。运用现代化的各种教学手段是现代化教学活动发展的趋势，也是推进课程改革的有效保证。中学政治教师要掌握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大胆尝试，不断积累和创新教学。

（二）优化整合教学方案，提高教学效率

为了弥补单一教学方案的不足，教师需对各种教学方案进行优化整合，然后结合教学实际进行综合性的教学。这样既可以帮助学生吸收知识，也可以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教师可以综合利用师生互动、归纳与演绎相结合以及互相合作等方式来改善学生的学习效果，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

（三）实施探索性教学

教学方法的创新是教学形式的变化与创新，而形式总是受限于内容。政治学科特有的内容决定了其教学形式的实践性与多样化。教师可以通过让学生再次发现知识来培养其探索精神。学生不能盲目、被动地接受教师所传授的知识，而要把学习过程变成一种再次发现知识的参与式活动。课堂教学的探索必须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需充分发挥主体性，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参与教学活动。教师要鼓励学生认识自我，树立信心，积极地进行动手操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需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要千方百计地让他们动起来。如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全班同学面前谈自己在生活、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然后让全体学生共同讨论研究，从课本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教师要鼓励学生畅所欲言，让学生“多思”，即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对所学知识进行分析、比较、综合、概括。教师可以用恰当的“问题”激起学生思维的浪花，使他们产生新奇感和探索感，使思维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

（四）紧密联系时事新闻，将教材内容有机整合

篇5

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賙;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貲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邮政储蓄；股权多元化；社区金融

一、邮储银行面临的困境

(一)邮政储蓄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可能成为邮政集团公司的“提款机”

根据2005年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的《邮政体制改革方案》，组建国家邮政局，作为国家邮政监管机构；组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经营各类邮政业务；成立邮政储蓄银行，实现金融业务规范化经营。过去邮政储蓄和普通邮政业务在账务、人员和办公设施上没有分开。自从1998年邮政与电信分开后，邮政业务长期处于亏损状态，2003年国家取消了对邮政部门的补贴，而邮政储蓄由于可以从人民银行获得远高于储户存款利率的转存款利率，因此利息差额成为邮政部门重要的盈利来源，并用来补贴普通邮政业务。因此这次邮政体制改革触动了很多邮政员工的基本利益，邮政内部缺乏改革的积极性，按照银监会制定的改革进程，邮政储蓄银行应该在2006年12月挂牌，可到2007年3月，邮政储蓄银行仍未正式成立。新成立的邮政储蓄银行仍然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全资所有，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总经理刘安东出任邮储银行董事长，国家邮政局邮政储汇局原局长陶礼明出任邮储银行行长。邮政储蓄银行仍然与邮政集团公司保持着紧密联系，缺乏真正的独立性。若邮政集团公司的普通邮政业务继续亏损，国家又不对其进行财政补贴，邮政储蓄银行不可避免地将成为邮政集团公司的“提款机”，这对刚刚组建、缺少盈利方式的邮储银行更为不利。

(二)邮储银行资本金较少，资本充足率不足

由于邮政储蓄银行没有上市，并且由邮政集团公司全资所有，缺少战略投资者，因此资本金较少，注册资本金为200亿元，为其母公司邮政集团公司的1/4，资本金数额仅相当于一家中等规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随着邮储银行的发展，面临的风险可能逐步扩大，资产规模的扩大也要求注入更多的资本金。提高资本充足率不仅能增强银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还能增加在金融市场上的信誉。资本金较少，资本充足率不足一直都是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面临的难题，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国内银行通过上市，发行次级金融债券，获得外汇储备注资等方式来增加资本金，而邮储银行在成立开始就面临着资本金的“先天不足”，没有引进战略投资者，也没有通过进行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

(三)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薄弱

邮政储蓄部门只是邮政局的一个内设职能部门，而不是独立法人机构，因此没有建立完善的内控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虽然银监会对邮政储蓄具有监管权利，但实际上操作起来比较难，这就造成了“外部监管者”的缺位。邮政储蓄风险不断积聚，工作人员风险意识淡薄，内部稽核力度不够，规章制度没有落到实处，因此邮政部门挤占、挪用邮储资金现象比较严重，资金案件也时有发生。成立邮政储蓄银行虽然有助于加强操作风险等风险的防范和银监会的监管，但因为上述历史原因风险防范机制需要时间去完善，在银行成立后短时间内仍会显得薄弱。

从公司治理结构来看，按照银监会的要求，邮政储蓄银行的筹建须按照“三会分设、三权分开、有效制约、协调发展”的公司治理原则，建立规范的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制度。然而邮政储蓄银行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全资所有，邮政集团公司也就是邮政储蓄银行的唯一股东，存在着股权结构单一化的问题。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在股权透明和股权多元化基础之上的，股权结构过于单一将会影响董事会、监事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履行自身职能，公司内部也缺乏利益制衡。

(四)缺乏专业性金融人才，人员业务素质不高

根据《中国金融年鉴2005》，2004年邮政储蓄人员为224843人，非正式职工占总人数的53.7%,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总人数的67%。邮政储蓄隶属于邮政部门，邮政储蓄与其他邮政部门工作人员混岗作业，尤其是基层从业人员与邮政频繁换岗等问题严重，缺乏金融从业经验及专业化管理。邮政储蓄由于长期“只存不贷”，因此造成邮政储蓄工作人员缺乏信贷经验，对地区信贷需求不了解，不懂信贷正规程序。另外绝大部分邮政储蓄资金很长一段时期交存人民银行，没有任何风险，因此邮政储蓄相应缺乏风险管理人才。

(五)面临激烈的竞争

外资银行在资产规模、管理体制、金融创新能力，人才引进等方面均要领先于邮政储蓄银行。外资银行相对于邮储银行的优势主要表现在：(1)外资银行除可以开展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外，也可以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由于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能进行混业经营，所以邮储银行在业务范围上要窄于外资银行。(2)在华的外资银行资本雄厚，并且受到母国银行的支持，金融服务水平很高。而邮储银行服务水平较低，一直都被客户所诟病，电子化和信息化建设要落后于外资银行。(3)外资银行具有良好的激励制度和较高的工资待遇。过去邮政储蓄由于是邮政局内设部门，人事调动都采取上级任免方式，“官本位”现象严重，另外工资水平也要远低于外资银行，不能吸引住优秀人才。(4)外资银行通常按照经济区域设置分支机构，注重成本—收益原则，而邮储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一样都是按照行政区域设置分支机构。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等中资银行长期与邮政储蓄在储蓄业务上存在着竞争，与邮政储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在公司治理结构、硬件设备、服务水平和资金实力等方面存在优势。邮政储蓄银行由于与邮政集团公司共用办公地点，场所普遍小于其他商业银行，安全设施存在着隐患。邮政储蓄过去只能开展对私业务，不能开展对公业务，因此在客户争夺上不如其他商业银行。

农信社是邮政储蓄银行在农村金融市场最大的对手。农信社虽然在资产质量、支付结算体系上不如邮储银行，但是农信社已经在农村开展业务50多年，具有丰富的信贷经验，目前正在加大改革力度，有些地方农信社已经重组为农村商业银行，并逐步实现省内和跨省的通存通兑。邮政储蓄在2006年才开始开展小额质押贷款业务，明显要差于农信社。

二、邮政储蓄银行的出路探讨

(一)修改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完善征信体系

由于有些经济法律法规立法较早，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某些法律条款已经显得过时。另外一些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比较苛刻，法律之间相互存在着冲突，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力。因此为了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立法部门应该对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例如应该修改《担保法》，放宽对抵押物的限制，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修改《商业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混业经营。

征信体系作为金融生态环境中的重要环节，必须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其主要措施有：(1)培养公民以及企业的信用意识。人民银行、银监会可以联合教育部门开展诚信教育，树立“崇尚信用”的良好风气。(2)促进征信法律法规建设。国家应该制定一部《征信法》为征信体系建设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3)建立齐备的信用资料数据库。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协同合作，及时采集公民和企业的信用资料，并实现信用资料全国共享，对所有人开放查询。

(二)国家应对普通邮政业务进行适当补贴

邮政业务由于资费偏低，一直低于成本，有些农村网点收不抵支。以前，邮政亏损主要靠电信盈利来弥补，1998年邮电分家后，国家向邮政提供财政补贴一直持续到2003年，这以后主要靠邮政储蓄盈利来弥补邮政亏损，2006年邮政资费有所上调仍不可彻底解决邮政业务亏损的问题。为了防止邮政集团公司挪用邮储银行资金，促进邮储银行的初期发展，国家应该对经营成本较大的邮政业务进行适当补贴。2006年我国财政收入超过了3.9万亿元，比2005年增加约8000亿元，这就为恢复对邮政的财政补贴提供了可能性。同时，邮储银行应该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形成股东相互制衡的局面，防止单一股东挪用邮储银行资金的现象。

(三)邮储银行应努力增加资本金

由于邮储银行的母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自身资本金较少，盈利较少，所以邮政储蓄银行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母公司增加资本金注入，必须依靠其他途径增加资本金。为了达到资本充足率规定目标，邮储银行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增加资本金：(1)邮储银行积极开展业务创造利润，通过自身积累将一部分利润转化为资本金。由于邮储银行缺少盈利模式，利润留成较少，这条途径将会遇到一定阻碍，影响资本金的增加。(2)引进战略投资者。目前存在着很多想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国外金融机构，它们具有资金雄厚，管理经验丰富的优点，邮储银行应该利用这一契机，吸收战略投资者。这不仅能为邮储银行增加资本金，实现股权多元化，还能利用国外金融机构先进的管理技术来促进邮储银行发展。(3)上市融资。邮储银行应该进行股份制改造，在国内外证券市场争取上市。目前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都在多地进行了上市，股价较高。(4)争取外汇储备注资邮储银行。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一万亿美元，国家在2007年内将成立外汇投资公司，先前成立的中央汇金公司已经向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资450亿美元，邮政储蓄银行也应该向外汇储备管理部门申请注资。

(四)加强风险防范机制和内控机制的建设

邮政储蓄银行建立后，其面临的风险会增加，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等风险将会影响到邮储银行的正常经营，所以为了保证邮储银行稳健运营，在其成立之初就应该建立完善的风险防范机制和内控机制。邮储银行对于风险防范机制建设可采取针对性的措施：(1)在银行内部建立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培养银行全体职员的风险意识，把风险管理思想贯穿到银行运作经营中的每个环节中去，把业务拓展和风险管理时时结合在一起，风险管理部门和业务拓展部门应及时交流沟通。(2)投入资金改善银行的硬件设备。目前许多邮政储蓄网点存在着安全隐患，特别是农村网点设施条件较差。邮储银行应该逐步投入资金，建立起安全保障和监控系统。(3)建立垂直、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总行、省行和分支行都应建立起风险管理部门，并且实现垂直领导，保证风险管理部门的独立性。(4)提高风险管理人员素质。过去邮政储蓄对风险管理重视不够，尤其是对新增的信用风险控制不力，所以要加强对风险管理人员的知识培训，从社会招聘专业的风险管理人员，补充风险管理队伍。

风险防范机制和内控机制联系紧密，内控是银行治理的关键，只有建立严密的内控机制才能真正地抵御金融风险的发生。邮储银行可通过以下途径入手建立内控机制：(1)建立新的规范可行的规章制度。邮储银行应该在过去建立的规章制度基础上，根据银监会制定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重新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2)建立有效的风险评估和监测制度。对影响邮储银行经营的各种风险进行跟踪分析，以便及时发现和化解风险。运用一定的风险管理技术，收集业务资料，建立合适的风险计量模型用来测算风险，提供风险预警。(3)对银行各部门进行授权，明确各部门的权利和责任，防止出现越权操作的行为，尤其是加强对银行高管的管理，杜绝银行高管的违法违规行为。(4)遵循真实性、规范化、谨慎性和监督性的原则建立严格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监督，保证会计工作相互制约牵制，要经常对会计各个岗位、各项业务进行检查。

(五)加快人才培养，提高员工业务素质

邮政储蓄人员素质比较低，缺乏金融专业知识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因此培养专业素质高的人才，提高人员的学历水平迫在眉睫。为了解决此问题，首先应该聘请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其他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对邮政储蓄人员进行业务和法律法规培训，使其掌握金融业务程序、风险防范方法和市场营销知识；其次应该利用其他金融机构撤并的机会，提供良好待遇，吸收其他银行的工作人员，弥补邮政储蓄银行工作人员的短缺；还可以公开招聘金融学专业大学毕业生，提高邮政储蓄银行员工的整体学历水平。

(六)发展社区金融，形成自身的特色

2006年3月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称邮政储蓄将改造成为社区银行。“社区银行是由地方自主设立和运营的商业银行，它从其运营的社区吸收资金并运用于该社区，而且不隶属于某一家银行持股公司。社区银行的特征是以私营为主、特定区域经营、规模较小、以特定社区内的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为服务对象”(注：徐鑫.关于我国社区银行定义的辨析[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6(1).)。按照这个定义，我国目前还没有社区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改造成为真正的社区银行首先面临法人结构的障碍，邮政储蓄银行是一家全国性质的银行，而改造成社区银行后，要把地区分行和支行一级变成独立的盈亏核算单位，邮政储蓄银行总行不再具有一级法人资格；其次，总行对地方分支行的控制力减弱后，地方分支行又缺乏风险控制能力，这样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因此，邮政储蓄银行不宜走社区银行之路。而社区金融是不同于社区银行的概念。“社区金融实际上是商业银行发展零售业务的一种模式，即以一定社区为中心，将银行零售业务向社区客户纵深拓展，进而辐射周边地区及人群。社区金融帮助银行细分市场，可以集中精力对某一细分市场中的客户进行了解分析，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金融业务。”

邮政储蓄银行发展社区金融，自身的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拥有良好的企业形象。邮政储蓄依靠借记卡“绿卡”为居民存取款、消费、转账结算提供了快捷便利的服务，特别是农村地区很多农民出外务工，子女上学都优先选择“绿卡”，邮政储蓄已经在居民中取得了良好的形象。因此邮政储蓄银行应该利用邮政的良好形象与社区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建立客户信用档案，提供灵活便利的金融产品，并不断开拓和培育新客户。二是拥有很多网点,农村网点比重较大，城市网点深入社区。因此应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为社区居民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例如在居民小区设立ATM机。另外邮政储蓄银行应该重视社区中的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金融需求，为个体工商户、养殖户、下岗工人等提供短期融资服务。由于国有四大银行重点对象是国有企业，中小企业贷款较困难，因此邮政储蓄银行应该发挥它的区域优势，调查中小企业的信用状况，对信用较好的企业应该满足其贷款需求，同时还可以利用发达的汇兑、结算业务为中小企业服务，促进社区经济发展。

总之，邮政储蓄银行若要与工行、建行等商业银行和农信社竞争，必须以异求存，具有清楚的市场定位才能够立足。

参考文献：

[1]吴瑞玲.浅谈加强农村邮政储蓄网点风险的防范[J].邮政研究，2006(5).

篇7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经济发展模式处于变革转折的关键时期。相对于整体宏观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导致税收收入节节攀升,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沾沾自喜,因为在复杂多变的经济活动中,税收工作处于瓶颈状态,一方面,税收总量逐步增大,但是另一方面,税收政策带来的税收扭曲效应也逐步凸显,税收负担不公平现状频发,税收征管制度亟需进行一定的调整与革新。

一、我国间接税的税收问题

(一)我国以间接税为征税重点的原因

我国虽然是以流转税与所得税为双主体的税收体制,但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却是以流转税为主要征税目标,这是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所相适应的。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还不高,公司盈利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也不够高,所以实施现代的直接税制仍未达到其经济基础。而间接税的征收管理相对简便,税收来源比较稳定,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国家财政的需要,也符合我国的具体实情。

(二)间接税的税负扭曲

间接税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税收负担是可以进行转嫁的,虽然表面上负有纳税义务,但是其实际的负担人通常不是其纳税人,这已经就产生了税收的扭曲。人们通过各种办法使得自身税负降到最低以达到自身收益最大化。税负转嫁一般形式有前转与后转。前转是指纳税人通过抬高价格将税负转嫁到购买者。而后转是指当纳税人无法实现前转时,通过压低进货的价格来进行的。这需要纳税人形成统一强大的集团力量与供货商进行谈判,这也加大了纳税人与供货商的税收扭曲成本。

二、我国直接税的税收问题

我国的直接税是以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为主的。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税源来自可代扣代缴的工资薪金,而这部分工资薪金很大比例上是生活主要来源,导致的结果是纳税公平原则被破坏。某些富人在纳税所占收入的比例要远远小于其大众工薪阶层,税收监管在富贵层面存在一定的“盲区”。而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直到2008年才有正式的法律形式进行规定,以往以外资企业为名进行生产活动能享受很高的税收优惠,导致外资企业的泛滥,有些企业利用税收征管的漏洞常年进行虚亏,为其躲避税收而进行帐外经营,这些活动所导致私人部门决策活动的成本支出在税收方面逐步增多,税收不完善现象层出不穷。

为了实现税收扭曲效应的最小化,政府要选择合适的税收征管制度,现阶段政府要对税收征管制度进行不断深化的革新。

三、中国税收征管制度的革新

(一)大力加强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

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才着手进行税收征管网络的建设,至今也才不到三十年,虽然在硬件层次上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相对于我国不断高速运行的经济总态,其税收征管的信息化建设依然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步调。各种经济活动形态不断演变,税源信息成爆炸式增长,但是其能进行有效利用和系统分析有效信息流不充分,交流不对称,导致各种形式不断高级演变的偷逃税现象愈演愈烈。比如已经投入使用的“金税工程”,它只是针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源征管而建立的,但是相对我国基数更大的小规模纳税人来说却显得力不从心了。其他很多税种也仍然存在着或大或小的税源流失情况。

现阶段投入税收部门的预算资金应该有专门划出一部分进行信息化建设专业人才的培养与信息化建设软件系统的研发,形成一支技术力量强大,并能实际联系业务的人才队伍。税务部门应与有税收专业的各大院校进行通联合作,源源不断挑选优质人才。与技术公司与软件开发公司形成良好合作基础,依据各地本身情况,为不同地区开发设计可全国兼容但可因地制宜的征税管理子系统,为信息化的全国流通做好基础工作。通过一些制度法规的建立,税务部门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分享程度逐步加强,与社会其他部门,各级人民政府做好充分的交流合作机制,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面税源信息资源集中库。(二)税收部门行政体制改革仍需进行

经过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国税地税两套平行的税收征管队伍便开始在各自的征税领域中发挥作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对于我国税收收入的增加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其中也暴露出很多的问题。

在某些地区国地税进行不同程度税源的争夺,这使得纳税人处于既尴尬又无奈的境地。在某些税种的缴纳上。既涉及国税又涉及地税,两者分开办公,纳税人的纳税成本会上升。再者,由于两套不同的管理系统,国税属于中央直属机构,而地税属于当地政府,其行政资源浪费现象和效率低下就时有发生,比如成都地税要进行门头装饰的统一更换,而更换费由财政系统进行拨付,层层下拨的财政资金迟迟没有到位,使得这一简单工作耗时几年都没有完成。

(三)我国纳税宣传的力度有待加强,方式有待改变。

虽然现阶段我们改变了"纳税光荣"的思想方式,但是纳税这份义务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由于中国的现金支付还是比较盛行,直接导致脱离银行转账系统无法进行有效监测。中国实施的12万元以上的个人申报纳税制度也略显吃力。由于监管的缺位,人们纳税意识的程度远远不够。

篇8

关键词 限额 可交易许可证 经济 北京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中图分类号：X32 文献标识码：A

1 背景：中国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创立

2012年3月28日，北京市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并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电子平台系统。

北京市发改委介绍，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是基于总量控制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权和间接排放权交易综合制度试验，鼓励非强制市场参与者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参与交易。

北京市将把北京市辖区内2009～2011年年均直接或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1万吨（含）以上的固定设施排放企业（单位）强制纳入到碳交易主体范围。根据《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施方案（2012～2015）》，北京市计划所有强制市场参与者将被设定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和分配二氧化碳排放配额，并实行强制市场参与者排放报告制度。

中国的五年规划及其中的每一年都有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根据减排目标来实行碳排放总量控制，将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单位碳排放权可交易许可证的形式分配到各排污企业，这样可以更好地实现减排目标。那么，中国实行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的现实问题有哪些？本文就从介绍美国的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的实施效果来明晰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的内容及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建立该制度时所预期的几个问题。

2 美国的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的内容——以1990年创立的硫排放可交易许可证为例

1990年，美国国会推行清洁空气法修正案，正式使用了可交易许可证，将其运用于酸雨控制计划中。与之前的排污权交易项目相比，该修正案鼓励跨企业、跨州交易，并赋予企业更多的自由选择权。美国在1990年的实施的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可交易许可证制度，当时只是作为一种辅环境治理工具，后来直至现在成为了美国的主要经济与环境政策工具。

限额就是控制了污染量或资源量，将单位污染量或资源量转换为单位排污权或资源开采权可交易许可证，就是给定了可交易许可证的供给量，使得可交易许可证的供给量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始终不变。

可交易就是利用市场供求关系来巧妙地调节环境治理的经济成本和方式，以达到治理环境问题的目的。“排污权交易的本质，在于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把排污权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买卖。排污权市场化的实质是使企业拥有环境物品的产权，在利益最大化的导向作用下，使企业在购买排污权和自行治理之间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美国1990年推行硫排放可交易许可证制度，首先确定了减排目标，并以此作为许可证限额标准。美国立法的意图是大约减少一半的排污量，即每年减少1000万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发放了900万吨的可交易许可证。

硫含量许可证采取的初始分配方式是“无偿分配”。初始分配方式采用“无偿分配”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 因为若强行撤销企业已取得的排污权，而通过有偿拍卖等方式将这些排污权再分配，则很可能会遭到现有企业的竭力反对，从而使得可交易许可证初始分配变得困难重重。

“政府根据历史上的燃料消费和严格规定的排污率向这些企业分配排放许可。年末，如果某企业将其排放量降至政府定额下，则可将多余的许可出售。反之，如果其超标排放则可能被处以超量1吨罚款2 000美元的惩罚。”

每年年底，所涉及企业要提供证明资料，以便确认其遵守政策的情况，假如超过每年允许的硫排放量，那么有60天的宽限期以便企业购买额外的硫排放许可证；假如许可证用不完，可以出售或者储存起来供将来使用。

对于工业技术先进、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减排目标更容易实现，减排的成本更低。这些先进企业所持有的可交易许可证可以出售给其他技术落后、减排成本高的高污染企业，从而获得减排收益，起到激励作用；或者将可交易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储存起来，以便于日后扩大生产所需。而对于工业技术落后、创新能力弱的企业，要实现减排目标很困难，减排的成本更高，允许这些落后企业向先进企业购买可交易许可证解决减排规制问题，付出价格成本购买先进企业低成本的减排能力，使得整体产业的减排总成本降低，另外给足了落后企业转型升级的成本空间和时间空间，避免严苛的环境规制导致经济和产业上的抵制和衰退。

运用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的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对企业的激励效果更加明显，相比税费制度，企业可以从升级技术和出售可交易许可证中获益；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的运行成本比较低，可交易许可证的价格由市场自我调节形成，不需要政府从中进行技术性的调研、评估和定价，而税费制度的设立需要政府很高的经济技术水平；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相比税费制度，更具有适应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灵活性。

接下来，笔者就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的以上运行机制原理和优势来讨论1990年美国创立硫排放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以来的实施效果。

3 美国的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的实施效果——以1993—2001年美国硫排放许可证价格变化做分析

图1为“1993—2001年美国硫含量许可证价格走势图”，横轴为年份，竖轴为硫含量许可证价格（美元），美国1993年至2001年的硫含量许可证的价格走势就可以很好解释可交易许可证在自由市场下对美国生态环境、美国经济起到的良好作用。从1990年实施到2001年短短的十年内，硫含量许可证价格这一项指标进行了三次演变，从价格指标到环境指标到经济指标。

第一阶段：价格指标（1990—1994）

1990年，美国政府确定900万吨硫含量许可证，投放到市场上。由于刚刚实施政策，整体产业的工业技术未能及时改进，二氧化硫排放量依然很大，各家企业为了提高产量需要大量购买硫含量许可证，供给不变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工业不堪排污成本重负，同时高昂的硫含量许可证价格也带来了丰厚的减排收益，企业纷纷采取减排措施，许可证价格一路暴跌。

第二阶段：环境指标（1994—）

硫含量许可证价格经历初期暴跌之后，就再也涨不上去了。随后在山脚下低位震荡徘徊。硫含量许可证价格的低迷，表明美国工业体系二氧化硫减排技术的先进，美国整体工业的二氧化硫减排平均边际成本长期低于每单位硫含量200美元；硫含量许可证价格的低迷也表明美国工业企业对二氧化硫增排的需求很小，美国总体环境保持良好的态势。

第三阶段：经济指标（1994—）

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会影响到硫含量许可证价格的变动。硫含量许可证价格灵活适应于宏观经济，这是相对于稳定性强、税率难以跟踪经济进行调整的税费制度的优点。

1994年之后的硫含量许可证价格的走势就反映了美国乃至全球的宏观经济形势。经济形势下滑，工业不振，工业对硫含量许可证的需求就减少，许可证价格也就下跌；经济形势趋好，工业繁荣，产能扩张，工业对硫含量许可证的需求就增加，许可证价格也就上涨。

1996年后，硫含量许可证价格处于谷底，经济背景是：国际石油价格不断下跌，俄罗斯经济濒临崩盘，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东南亚金融危机酝酿，全球股市动荡加剧，最终在1998年夏，投资于俄罗斯国债期权的一家美国著名的基金公司破产，引发欧美局部金融危机。

2000年，硫含量许可证价格出现阶段性回调，经济背景是：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指数暴跌。

从总体来说，硫含量许可证价格呈低位缓慢上涨趋势，可见在美国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的情况下，美国经济持续发展；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美国工业能够以低成本来应付减排目标，并能实现工业的发展。

4 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在中国实践中的预期问题

中国已经承诺在2020年实现单位GDP碳排放减少40%，中国的五年规划以及规划中的每一年都有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在此目标基础之上，可以对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进行直接的控制，以确保规划目标的顺利实现。而相对于成本型规制工具（如税费制度），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这样的数量型规制工具更能直接地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避免污染企业在边际收益大于税率下的边际成本的情况下所造成的增排风险。中国于今年三月底在北京市正式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并且建立电子交易平台，及时跟踪市场行情和方便交易，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制度创新。

4.1 污染企业成本转嫁的问题

在中国，大型资源性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属于国有垄断性企业，如火电电力、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煤化工等重工业，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掌握着经济上游命脉，且拥有垄断地位，对生产资料的价格拥有较大的定价权。若采取二氧化碳的总量控制，实行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国有企业的生产技术并未及时调整升级，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巨大需求会促使碳排放权可交易许可证价格的快速上涨，而许可证上涨后的价格仍可接近国有企业为了减排二氧化碳所需技术改进的边际成本，而这可交易许可证价格和改进技术的边际成本都是高昂的，在缺乏行业内竞争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会将高昂的成本转嫁给下游生产者和消费者，促使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PPI指数上行，带动整体经济的通胀水平，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成本和价格的负担。

4.2 监管者权力机构腐败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经济系统中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腐败会侵蚀市场机制，造成市场的不公和无序。权力腐败会削弱环境规制执行的权力机构对纳入到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体系的企业的监督效果，产生虚假的二氧化碳排放信息，带来权力寻租、暗箱操作和数据造假的问题，从而使得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运行的效果大打折扣。

4.3 碳排放权许可证初始分配不公的问题

“从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实践看，企业取得排污权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政府无偿分配、政府奖励、拍卖、市场购买等，在排污权交易发展的初期阶段，无偿分配是主要方式，拍卖方式只占很少比重。随着排污权交易的发展完善，排污权无偿分配的比重将趋于减少，而拍卖将成为主要的分配方式。拍卖机制能够反映出市场对排污权价值的正确估值，促使企业珍视排污权，也促使企业研发新技术削减排污量，以获取更大的排污权转让收入。”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规制的主要对象是资源性高污染高能耗的大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本身拥有较大的经济权力，且已经长期拥有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在中国的碳排放权许可证初始分配时最有可能采取的方式是政府无偿分配。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施方案（2012～2015）》指出，配额分年度发放，2013年排放配额基于企业（单位）2009～2011年排放水平，按配额分配方案计算确定，在2012年12月前向企业（单位）免费发放；2014年和2015年排放配额分别根据上一年度排放水平计算确定，在每年5月前发放。“十二五”期间，除免费发放的配额外，政府预留少部分配额，通过拍卖方式进行分配。

但问题在于，“2014年和2015年排放配额分别根据上一年度排放水平计算确定”，即多污染者多获得碳排放权许可证，少污染者少获得碳排放权许可证。企业产能占总行业产能比重高的大型污染企业更有可能获得很大比重配额的碳排放权许可证，从而损害了小型企业或者技术先进碳排放量少的企业，也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污染者付费”的环境规制原则，使一定程度上的“污染者付费”成为了“污染者获利”。

4.4 市场操纵、恶意炒作和价格投机的问题

2012年3月28日，北京市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同时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电子平台系统。和股票电子交易平台系统一样，碳排放权电子交易平台系统具有及时反映价格、透明化买卖挂单、方便交易、跟踪资金或持仓买卖动向的优点。碳排放权可交易许可证投放到市场中去，就如同普通商品，在市场中受到大资金量和大持仓量的影响，价格因供求关系，买多价涨，卖多价跌。

在碳排放权许可证初始分配时，若因为分配不公造成碳排放权许可证持仓量过于集中的少数寡头，则会形成对碳排放权许可证市场的垄断和操纵。寡头可以大资金量买入碳排放权许可证，推涨碳排放权许可证价格，从而实现自身资产的迅速增值，获得暴利；也可以大资金量抢购其余的碳排放权许可证，从而在推涨价格的同时垄断碳排放权许可证市场，由于经济是增长上行的，所以从长期来看，碳排放权许可证的垄断者可以获得丰厚的垄断收益。

在碳排放权许可证电子交易市场运行中，如果市场监管不到位，会使得碳排放权许可证成为市场中恶意炒作的象征性商品，使得拥有庞大的资金量或持仓量的“庄家”在碳排放权许可证价格的暴涨暴跌中牟取投机暴利。

参考文献

[1] 李晓敏.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分析[J].岭南学刊，2012（1）.

[2] 刘松青.制定我国排污权交易会计准则的必要性分析[J].成人教育学刊，2010（4）.

[3] 管瑜珍.美国可交易的排污许可制度[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4）.

[4] 于良春，黄进军.环境管制目标与管制手段分析[J].理论学刊，2005（5）.

[5] 左佳.环境规制的法律政策研究[J].特区经济，2010（6）.

篇9

关键词：高等教育 教育质量保障 政府责任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办学主体已经不是为政府一元化的局面而是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政府在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方面的责任依旧很艰巨，政府怎样才能行使好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责任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责任中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1、政府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管理权限过于集中

在经历长时期的计划经济的时期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也收到了极大的影响，政府不但是高校的直接管理者，还是创办人同时还担当者评价人的角色。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运行过程中，政府总是能在各个环节上进行干预，高等教育市场的力量很难进入到高等教育领域。在高等教育质量监控的层面上中央政府掌握着绝对的控制权，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利益主体参与的程度很有限并且很难发挥作用。政府过分的权力集中直接危及高等学校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主体地位，使高等学校以及社会中介组织参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力量大大减弱。首先，政府的权力结构失衡，不能适应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政府在权力结构演化中处于最顶端，决定了权力结构调整的方向、幅度和范围。”①其次，削弱其他利益主体的参与权，导致效率低下，不利于政府转变职能，“从现状看来，虽然除政府一位，高校、社会和市场力量已经逐渐参与到质量保障活动中来，但发挥的力量和力度不够深入，也缺乏足够的积极性”②

2、我国政府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冲突以及质量标准单一

首先我国政府主导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存在冲突。我国传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强调以“以合格的人才”作为衡量质量的标准，而所谓的“合格”又是以学术或者分数为基准的，一是强调“质量标准”的单一性。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从全新的视角和多层面的意义上来加以解释的，只要特点是“质量”和“质量标准”的多样化。一是强调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多面的概念”。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的高等教育从极度的精英化逐渐向大众化过渡，扩招后的高等教育质量规模得到了扩大，极大的缓解了高等教育供需之间的矛盾，但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仍然是公众竞争的焦点，但是精英化的质量观依旧在人们的思想中存在着，寄期望于高成本的高等教育来达到跻身社会精英阶层，但实际情况是大众化阶段社会更需要的是应用型，技能型，多样化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受教育者对高等教育寄予了太高的期望，导致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质量下降产生失望，这些都使高等教育质量成为公众和社会关注的焦点。精英化的质量观来衡量大众化的多元质量，得出的结论是高等教育质量下降这是不可避免的，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冲突就不断显现。其次，政府参与的质量保障评估标准单一。计划经济时代的学术标准是很单一的，但得到了高等学府以及社会的广泛认同。在计划经济的浪潮的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在悄然来到，各种教育产品和种类不断出现，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学生数量和来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虽然教育部对高校进行各种形式的评估，但各种评估的标准并没有反应出学校的类型和层次。由于不同类别的高等学校在规模，人才培养目标和任务上有存在差异，评估的标准也应该不尽相同，但是我国现行的评估标准并没有体现出这些不同之处。这些标准单一的情况主要体现在首先，用同一种评估标准对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进行评估。其次，政府主导下质量保障标准带有很强的行政化成分，忽视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要。

政府权力的运行缺乏合理有效的法律规范

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时间了，但是我国还没有建立完整和规范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虽然政府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作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专门性的行政法规，但是它是在计划经济年代制定的，我国的高等教育又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实际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陈旧的行政法规所规定的质量评估的形式、参与主体以及相关机构的设置等规定跟我国现在的教育现实不太适合，对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和教育质量的提高都缺乏相应的法律效力。

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政府责任改进及其对策

1、重新构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

通过立法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权力和责任。为了改变此现状，国家应当加强立法，使《高等教育法》等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条文具体化，使上位法律中的授权性规范有相应的下位法规相衔接，避免出现法律流动，便于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有效实行。同时，要尽快对教育行为的设定权、实施权以及程序等都做具体明确的规定，理顺高等学校内部法律关系，明确高校行政法人的性质，进一步加强对教育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④

2、建立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和多元化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

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中，建立多元化的质量标准。以学术标准作为衡量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办学质量的主要标准的做法明显跟现在的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不相适应，不仅有悖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也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要求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各高校的办学起点不尽相同，学科特色也不同，所获得的政府支持和社会资金的支持也是不一样的，高等教育层次种类多样，不同的高校的办学特色和定位也都不同。因此，用同一的标准进行评估就显得不科学和不合理。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中制定评估质量标准的时，可以按照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分层次的制定评估的标准，使各类评估具有可比性，可操作性及其透明性，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教育评估标准和评估体系。

3、加快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规范质量保障活动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动的进行。首先，政府要对我国制定的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相关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教师法》进行修订和调整，增加质量保障的内容。应该加快《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法》的建立，明确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战略目标、方针、政策和应对措施；确定国家、社会和学校一体化的质量保障主体；明确评估机构机制的组织、程序、时间、方法和标准；建立教育评估机构合人员的资格认证制度。其次，政府应该对高等教育评估方面进行立法保障。

只有在制度上，法律上还有观念上加以转变和改革，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才能够健康运行，才能在根本上保障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

参考文献：

[1]涂端午.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迁中的权力结构演化[J].现代大学教育,2006(1)

[2]官明悬.加入WTO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其对策[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3(6)

[3]陈学飞,秦惠民.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精英论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1-19

[4]李广海，冯景波.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中两级政府权力配置重构――基于现代大学制度的视角[J].辽宁教育研究,2008(8)

①涂端午.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迁中的权力结构演化[J].现代大学教育,2006(1)

②官明悬.加入WTO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其对策[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3(6)

篇10

关键词：传统文化;大学生;价值观

一、传统文化的概念及影响

传统文化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积累。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性格、思维方式、社会习俗及人情世态的内化形式。传统文化一旦形成，会潜移默化地渗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制约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巨大力量。

大学，是青年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大学生则是国家未来建设的栋梁，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大学生具有怎样的价值观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发展和前景，还关系到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大学教育，包括思政教育，最终目的是培养和塑造学生的完善人格。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政治信仰、责任担当和价值取向。在这种多元文化的驱动下，大学生的价值观也出现了一些不容乐观的现象，在具体事情的行为取向上是非不够分明，价值判断标准模糊、诚信缺失、道德行为失范等现象。

二、当今大学生存在的消极价值观

1、以自我为中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引起人们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根本变化，金钱和物质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有些人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一切，无视国家和集体利益，责任意识淡化，攀比奢靡之风在全社会散布开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的价值观也受到冲击，他们受商品经济竞争意识的影响，自我意识过分增强，甚至在追求自我价值时只注重个人发展，个人利益，忽视集体利益。部分大学生在学习、择业、交友、恋爱等方面以自我为中心，将权利、享乐、金钱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标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2、价值取向功利化

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功利色彩日益增强，很多大学生把找到好工作、挣钱、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作为追求目标。认为上学就是为了找到好工作，追名逐利，精神追求下降，缺乏奉献社会的信念。当年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而当代大学生呢？在学习上，奉行六十分万岁，学习是为了应付考试、拿毕业证，这必将使他们缺乏学习动机，不思进取。在择业上，多数人想去国外、进外企、留在城市;很少有人想去基层、去边疆，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在人际交往上，都秉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理念，裸的金钱、利害关系代替了本应高洁的师生关系和无瑕的同窗之谊，甚至把亲情、爱情、友情当作交换的筹码或向上爬的阶梯。

3、缺少社会公德意识，诚信缺失

部分大学生还缺乏社会公德意识，在公共场合吸烟、吃东西、随地吐痰、扔垃圾等，在课堂上打电话、在网上不健康消息等。同时也存在着诚信缺失现象：考试作弊，竞选班干部请客送礼拉选票、游说老师等，甚至在高校假装贫困生骗取贫困补助，这些现象都说明大学生的诚信有待提高。

4、心理承受能力弱，人格不健全

大学是学校与社会的衔接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交织在一起，使大学生背负起来自社会、家庭、情感等各方面的压力。而当代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一帆风顺，致使他们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温室里的花朵，他们外表光鲜而内心脆弱。他们对困难和挫折缺乏心理准备，心理调适能力差，遇到挫折，就会心理失衡，焦虑、自卑、悲观，甚至厌世、仇视社会等情绪。近年来，大学生自杀层出不穷，更有为琐事毒杀同学，无不让人心寒。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积极作用

1、帮助培养大学生的博爱精神

当代大学生普遍冷漠，对社会对他人缺乏爱心、宽容。儒家思想中包含“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墨家思想中有“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思想，重视培养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宽容和互助，这些思想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加强大学生自身修养，改变当今社会风气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2、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境界。

“大学之道，在明明道，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善良的道德，使人民不断更新思想，互亲互爱，达到至善的境界。我国儒、墨、道都认为，在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塑造高尚的道德人格时，最重要的是修身养心，以达到理想人格的境界。无论是儒家的尽心、知性、知天养浩然之气，重义轻利的义利之辩，还是道家的法天、法地、法自然，与道同体，做‘无己’、‘无待’的逍遥游，都是以物欲为耻，以高尚其志为乐。古代的自省、克己、慎独等修身之道，都是值得当代大学生的借鉴学习的，对于塑造大学生优良德性，陶冶高尚情操，提升道德境界，树立完善人格，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价值。

3、有利于培养大学生诚实守信的价值观。

诚信是当今社会所提倡的基本美德之一，是个人修养的体现;是人与人、社会群体之间，进行沟通与合作的基础;是为人的基本原则和准则。儒家主张“信”，认为诚信乃人性之本、天道之源。子曰，“人而无信，不可知其可也。”《大学》云：“与国人交，止于信”，《中庸》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些经典的诚信观念，在当今社会依然适用，而且会继续传承下去。因此，我们要加强引导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让这种正确的意识引导他们的行为，助其健康成长、成才。

4、能帮助大学生调适心理提高适应能力，塑造健全的人格。

对于大多大学新生来说，校园、人际关系、学习内容和生活方式都很难适应，而高年级的学生即将走向社会，面临学习、工作等多重压力，他们的自尊心、情感极易受到伤害。心理适应能力差，就很容易出现极端事件。

儒家强调“小不忍则乱大谋”和“君子不器”。言外之意是要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接受能力。因此，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加强自身的修养和学识，历练品格，对于提高大学生的心理适应能力，塑造健全人格就显得尤为重要。

结语

中国古代圣贤的优秀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意识观念，影响着我们的人际关系，影响我们为人处世的方式和态度，同样也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而在当下，对于如何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学术理念已有很多，但涉及到如何充分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正确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研究尚浅，怎样才能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促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亦是目前道德教育的一项长期重要课题。（作者单位：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徐娟，苑立军，周艳娟，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维护[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年，第5期

[2]王工一，浅谈偏释道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启示[J]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1卷第l期

[3]刘西华，传统文化对“90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作用[J]科技视界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