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责任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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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证责任的分配及其价值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是一个颇多争议的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采用被告负举证责任说，但规定得过于原则，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掌握。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举证责任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采用由被告负举证责任说，兼采合理分担说，即在一般情况下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特定的情况下由原告承担部分举证责任。《解释》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比较1991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大大地进了一步，但仍然有不周全的方面，主要是对举证责任的价值未作明确的设定。

举证责任的价值，主要是指诉讼中的原告、被告或第三人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对胜诉和败诉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笔者认为，法律或司法解释，对此应作出明确的回答。譬如，法律规定在行政诉讼中，作为当然的被告的行政机关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行政机关拒绝承担举证责任，或者所举证据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后收集的证据、依据，对此法院如何作出裁决，仅作出“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这样的司法解释是不够的。因为我国是实行的是成文法而不是实行判例法，在行政权强大且不甘愿法律束缚其手脚，司法权相对弱小的环境下，如果法律不作出明确的规定，对处于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弱者——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上述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应当举证或者所举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应明确设定被告承担败诉的后果。同样，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对于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被告不作为的案件，提起行政赔偿中被侵害造成损失的事实以及其他应由原告举证的，如果原告不举证或举证不能的，也要明确应由原告承担败诉的后果。

二、证据的采信规则

我国把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追求客观真实奉为圭臬。但是，时过境迁的客观真实不可能毫无差错地重合再现，在法律意义上，只能是依靠证据和推理去认定事实，这就法律上的事实。法律上的事实是依靠证据支撑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对证据的采信作出规定，行政诉讼活动则难以为继。

“先取证，后裁决”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必经程序，那么，如果行政机关所取证据违法，则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会坍塌，行政相对人倘若提起行政诉讼，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败诉是不可避免的。

在行政诉讼中，设定证据采信规则，对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避免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对于行政主体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中所取证据因违法不予采信的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行政主体认定事实的证据违法

行政活动绝大多数都是依职权行使的具体行政行为。都是行政机关的主动行为，即使是依申请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也处于主导的地位。行政主体在个案出现后，也要主动收集、审定并采纳证据，以便作出合法合理的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对证据从原始状态开始收集、审定和采纳的活动是一个权力运行的过程，其中证据运行活动的不正常，即可能导致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违法，其证据则不能采信。

1、证据的外在形式违法。根据法律规定，证据的形式有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七种。对于以上证据的形式经过法庭质证属实则可以采信。如果外在形式不合法，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未加以补救使其合法化，则不能予以采信。

2、非法定主体收集的证据。行政主体对于非法定主体收集的证据，虽然其证据具有客观性和相关性，但未经过行政主体的法定人员依法定程序重新收集并查证属实取得合法性，这样的证据不能采信。

3、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行政主体不遵守法定的步骤、顺序、方式和时限对证据进行收集、审查和采纳，即作为事实认定的证据，如果发现后，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又未采取法定的补救措施或重新通过合法程序取得，对认定事实产生严重影响的证据，亦不能采信。

4、采取非法职权取得的证据。行政主体违反法律规定采取的手段、方法和措施所取得的证据，比如对行政相对人采取逼供诱供、违法羁押或胁迫手段获得的证人证言，即使其证据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但由于是利用职权非法获取的证据，也不能采信。

（二）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举证责任违法分配

首先举证责任应依据法律规定。这里的法律既包括狭义的法律，也包括广义的法律即法律精神和原则。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分析，立法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常由实体法根据事实要件予以明确，通常表现为除非有例外规定，程序的发动人员负有举证责任。

其次由行政主体依合理原则分配。行政程序举证责任的分配可参照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两大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及其精神，在不违背公平、显失情理的条件下，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最后应该有利于相对人。行政程序确定的职权调查主义原则使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一方拥有特别地位，对此，行政相对人完成法定举证之外的举证责任在无法律明确规定，依照经验又无法合理分配时，宜采取有利于相对人，即由行政主体一方负担举证责任为解决办法。

行政诉讼中，对于举证责任违法分配的、显失公平、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举证责任分配，经法院查证后应不予采信。

（三）行政主体认定事实时推定或认知违法

1、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除运用证据外，也运用推定获得事实结论。行政推定是在行政领域根据某一事实的存在作出另一与之相关事实存在与否的假定。正确运用推定，既可提高行政效率，也可公正分担举证责任，缓解某些事实证明上的困难。行政推定可分为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两大类。法律上的推定是指法律规定的从已知的事实推论出未知事实或不依赖某种基础性事实即推理出另一事实存在的过程。事实上推定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根据已确认的事实，依照经验和科学知识的推断。其既要合法也要合理，如果据以作为事实认定的行政推定违背了法律的直接规定、法律精神、科学原理或社会公认的经验规则，其行政推定为违法推定。

2、行政认知是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以一定形式直接认定某种事实的真实性，并据此作为事实认定基础的过程。但这种认知过程不能以强调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而影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行政主体在行政认知上，如果对非属无合理争议的事实或让相对人对应该行政认知的事实进行举证即属违法认知。

三、行政诉讼取证和举证期限

行政诉讼中的取证和举证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其联系是，取证是前提，举证则是取证的目的所在。其区别是，取证是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而言的，是在行政诉讼之前行政机关在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作为；而举证则是被告行政机关对法院而言的，是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特定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的作为。行政诉讼中的取证和举证对审理结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对取证和举证的期限作出规定是关键。在行政诉讼中规定取证和举证的期限，其意义还在于防止诉讼活动的拖延，又可及早确定案件的事实和性质，实现行政效率和司法效益的统一。

（一）行政诉讼取证期限

1、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这一规定，仅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而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又得知原告将要提讼之前，是否可以收集证据，法律出现了疏漏。

1991年的《意见》未作解释。1999年的《解释》已经明确，其第26条第二款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这一规定明确地阻断了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在提讼以前的取证行为，也就是取证的期限只能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

2、行政复议机关取证的期限。有观点认为，复议机关的复议程序的插入导致了情况的复杂化。其实不然。行政复议机关对原具体行政行为经过全面审查，可以变更，甚至撤销。那么，行政复议机关如果不行使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就谈不上全面审查。笔者认为，复议机关对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应局限在全面审查原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如果经复议维持的，提讼因为原行政机关是被告，其取证期限仍然限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解释》明确规定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所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如果复议机关作出变更或撤销原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诉讼，由于复议机关成为被告，形成了一个新的具体行政行为，其取证期限亦可延续到复诉机关作出新的具体行为之前，其取证期限与《解释》“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并不矛盾。

3、取证期限的例外情况。根据《解释》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不能提供的；二是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其在被告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上述两种例外情况，表面看来，取证期限放到了作出行政行为之后。但笔者认为其取证的期限实质没有变，其取得的证据仍然要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存在的证据，而决不能是作出行政行为之后出现的证据。

（二）行政诉讼举证期限

1、行政主体的举证期限。根据《解释》，笔者理解为其举证期限应当在收到状10日内，而不是在整个一审作出裁判之前。在上述期限内不提供即可认定为举证不能，被告承担败诉的后果。如果有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即出现上述例外取证理由的（仅局限于这两种正当的理由），可将举证期限延长到整个一审作出裁判之前。《解释》第31条第三款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这说明，被告的举证期限局限在一审作出裁判之前，超过举证期限的证据则失去价值。

2、原告或第三人的举证期限。《解释》对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作了规定，但对举证期限，法律和《解释》未作规定。笔者认为，既然对被告的举证期限作了限制，为了保证诉讼的效率，对原告或者第三人的举证期限也应作出规定，可以放宽到整个一审作出裁判之前。这与立法本意，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不矛盾。

四、被告履行举证责任的标准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作为确定行政诉讼胜诉和败诉的制度，设定被告履行举证责任的标准是十分必要的。在什么条件下说明被诉行政机关完全履行了举证责任，法律或司法解释应该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应具备以下标准：

1、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是特定法律规范所要求具备的事实。所谓“依法行政”，具体的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规范所预先设定的事实要件必须得到满足后方能实施。一是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是特定法律规范所要求具备的事实。如果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不是特定法律规范所要求的事实而适用特定的法律规范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则无法可依。二是特定法律规范规定的几个事实要件，必须满足几个事实要件，缺一不可。例如，工商部门对某商场销售超期食品进行处罚，必须存在两个事实要件，其一，商场有销售超期食品的行为；其二，查出的食品确是超过保质期的。两者缺一不可，否则，据此作出的处罚的证据便得不到满足。

2、任何事实要件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支持。行政机关不得以强大的行政职权采取武断专横的态度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它所认定的每一个事实都应当有根据。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如果坚持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是合法的，就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它所认定的事实确实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行政机关所认定的事实即为子虚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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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指导；赔偿之诉；内部行政指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四)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这一条规定似乎是拦在法院面前的一道屏障，阻断了对行政指导行为的司法审查和赔偿请求。然而，无论在实务界还是法学界，对这一条解释的争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少人认为虽然“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内，但是“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是不能排除在受案范围内的。也有人认为既然是行政指导，那么就当然存在不具有强制力的特征，司法解释中的“不具有强制力”是一个描述性修饰词，而非限定性修饰词。行政法中发展出“行政指导”的概念就是为了与那些具有强制力的行政行为加以区分，只有突出这一点，才能降低行政机关的法律风险，让它有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同时这也赋予了相对人自治性，使得行政法律关系的双方能够相互合作，共同应对快速发展的风险社会。行政指导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现代行政正在不少领域内由消极行政向积极行政转变。然而，任何一种“善治”的美好设想如果不辅以对“恶”的防范，我们就难以获得一份不偏离正轨的保险。行政指导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理性的德国人倒是相当清醒，他们将与行政法律行为相对应的行政事实行为中分解出强制性事实行为和非强制性事实行为。行政指导在他们的语境中被称作“非正式行政行为”，归入事实行为门下，但无论这种非正式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强制性，都与行政法律行为一道统称为权力行为，与民事行为相对，在司法审查时受到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控制。德国人所坚信的理念是，有权力的地方就要防止腐败。谈到这里，似乎我们尚未切入本文的正题——行政指导的赔偿问题，但其实行政指导是否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却是在我们研究赔偿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行政行为侵权请求国家赔偿的前提仍然是确认违法(行政法上违法)，行政指导行为是法律行为还是事实行为在我国仍存在争执，如果行政指导是法律行为，那么是否意味仍然必须首先满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要求吗?如果行政指导不是法律行为而是事实行为，虽然可以直接提起赔偿之诉，但是因为它没有强制力，是否意味着无法建立起行为和结果的因果关系呢?下面，本文将由此出发，逐步分析对行政指导提起赔偿之诉所面临的问题。

一、对行政指导提起赔偿之诉是否以提起行政诉讼确认违法为前提

如上所述，按照现行《国家赔偿法》，对行政法律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提起国家赔偿是采取不同路径的，前者必须首先确认违法，而后者则不然。于是，问题指向了识别行政指导是行政行为还是行政事实行为。这种做法无疑会将问题复杂化，因为准确地区分两者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区分有充分的必要吗?或者，在提起赔偿之诉前，对任何一种行政行为的确认违法有必要吗?

我们比较了西方国家的赔偿制度，可以看出，例如日德美三国，尽管在制度上有很多差异，但在赔偿方面都有一个特点，即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与国家赔偿分开处理，这显然区别于我们国家将行为的违法性确认作为申请国家赔偿的必要前提。西方国家的制度设计实际上是区分了两者的价值取向，因为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是为了保证行为的公益取向，而国家赔偿则强调对公民个体利益的保护，前者立足于公，后者立足于私。这样做法的带来的结果是当某个行政行为在公法上没有或不能被确认违法时，受害的公民仍可能因为其违反私法获得救济。在这方面，有一个例子可以提供充分印证，在日本鸟取县确认指教赔偿一案中，开发商在得到环保部门某负责人的确认指教后，违法侵占国家森林公园的土地，最后受到该县知事不予许可和恢复原状的命令。该县先违法指导后合法处分，虽然可以视为一个行为过程，但要根据当事人请求分步审查，对于违法指导进行公法上的复审确认违法已无意义，因为行为已经转化，但从其对当事人利益造成损失来看，在私法上确认违法还是有意义的，最后，法院认为:一方面，出于公益考虑，不能同意开发公司侵占国家森林公园；另一方面，出于当事人利益保护的考虑，又要让作出违法助成性指导的政府承担开发公司的信赖利益损失。可以说是公私并行不悖。与日本相比，德国是做得相当彻底而有前瞻性的，他们直接把国家赔偿放在民法典里，与行政法规范作了分离。

将国家赔偿法定性为私法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这可以直接回避是否要确认行政行为在公法上违法的问题，对于像行政指导这样的在公法上尚未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可以在它的实质强制性与损害后果之间建立起侵权法上所要求的因果关系。而且，行政行为的程序和形式要件对其生效是必备的，民事行为则不然，行为通常作出或成立就生效。因为行政指导是灵活的行政活动，要想将它纳入行政法律行为那样的模式化研究往往是徒劳的，在没有对应的行政行为法规制的情况下，以我们简易而又实用的私法来避免它对公民产生不当损害有什么不合适呢?这样还可以极大的减少立法和司法的成本。

二、不同类型行政指导赔偿之诉的构成要件

当我们解决了对行政指导提起赔偿之诉的前置性问题后，接下来就应当探究它的赔偿要件，行政指导有好几种类型，按照日本的分类，主要包括规制性行政指导、助成性行政指导和调整性行政指导。

(1)规制性行政指导，是指以规制作为行政相对人的私人企业等的活动为目的而进行的行政指导。有为维持居住环境而进行的行政指导、围绕提高收费问题而进行的行政指导等。规制性行政指导，有时在不存在规制法律的情况下进行，但大多数是作为行使法律的正式规制权限的前阶段来使用的。

(2)助成性行政指导，是指对私人提供情报，以助成私人某种活动的行政指导。例如，对欲将农作物从稻谷转换为蔬菜的农户，进行技术性或者农业经营性建议的指导。这首先应该和作为单纯服务的情报提供区别开来。在前者的情况下，该情报的提供是实现政策目的的手段，而后者则是以直接为私人的活动提供便利为目的进行的服务活动。

(3)调整性行政指导，是指作为解决私人间纠纷的手段而使用的行政指导。如对建筑业主和附近居民的建筑纠纷进行调整就是其例之一。

目前，对行政指导赔偿之诉的构成要件，国内外学者尚未从以上几种类型进行分析，笔者以为:在构建救济制度中，依照我们上文对于行政指导行为赔偿的定性，既然是一种民事赔偿责任，那么就应当从四方面考虑:过错、违法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前三个要件都是比较容易把握的，而第四个要件因果关系则根据指导行为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区分。这里的过错是一种职务上的过错，具体判定要根据法律上对公务人员注意义务的规定，其标准应采取“同等条件下一般公务员”的标准。违法行为中“违法”的认定如前文所述，不应局限于违反行政法，而应当是违反保护相对人人身、财产等各项宪法权利的法律。至于损害结果，则既包括现实利益，也包括期待利益。上述三要件是所有行政行为引发的国家赔偿都必须考虑的，不是行政指导特别予以关注的，而第四个要件——因果关系，是赔偿责任认定的关键点所在。对于规制型指导，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权力背景(如不接受指导就强制)，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因果关系的成立，可以设想，如果相对人仍有充分的两可选择的自由的化，我们很难说损失的造成不是相对人的原因而是行政机关的原因。至于助成型指导，虽然它仍有权力背景，(因为获得广泛的信息要依凭公权力)，但是，它的强制力弱，不同于规制型指导，在规制型指导中，相对人如本可选择一个更好的方案，但行政机关不当的事实强制使得他违心地选择了一个次优方案，造成损失，虽然行政机关指导的内容可能是合法的，但相对人仍可追究损失，这犹如民法上的“胁迫”，构成了手段上的违法。但在助成性指导中，相对人的意思是自由的，行政机关给他的选择可能并不是最优的，但他接受指导就代表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只要指导的内容不违法，行政机关也尽了客观注意义务，哪怕造成损失，也不能追究行政机关的责任。但是如果助成性指导的内容本身就违法，而相对人善意并接受指导，由此造成损失显然可以向行政机关追究赔偿之责。总之，对规制性指导强调不接受指导就强制的权力背景，而助成性指导强调指导内容的违法性。调整性行政指导则比较复杂，因为行政机关并不当然与双方直接发生关系，行政机关往往居于相对中立的地位，在介入较浅，给双方相对人较多选择的时候，接近助成性指导的救济思路；而介入较深，有事实上的强制力，则可借鉴规制性指导的救济方法。

上述分析主要针对积极作为侵权的情况，如果不作为会不会产生责任?日本有一个例子:行政机关没依法给相对人提供有关涯塌方的指导，也没有预防措施的命令，使得相对人未采取措施遭受损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法律已有明文规定政府行政指导的义务而政府未履行，在追究责任方面和行政法律行为没有差别，可见，行政指导对相对人可能是“软”的，但对负有作为义务的政府并不“软”。

还有一个容易忽视的问题是指导是“软硬兼施”的行为，不仅包含有事实强制力的指导，还有对某些个体好处的“诱导”，如果诱导不公平实施，会不会对未被公平对待的一方的竞争利益构成损害?这在日本是可以行政指导不合法而撤销的，但是否可以追究赔偿责任?在WTO规则中，进口国可以针对出口国政府对出口企业的直接补贴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可以通过调高关税来弥补国内损失，这是否可以借鉴到国内?而且，我们发现这种所谓的“诱导”在我国国内是十分普遍的，是地方保护的一个相对缓和的措施，如果出于拓展海外市场而对所有国内的企业补贴尚有国家利益作为理由的话，那么，国内的地方政府是否可以找到保护地方利益的理由呢?我国的《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已经给竞争利益的妨害提讼开辟了途径，那么作为内容上相像，只是措施上有别的行政指导似乎找不到不纳入行政诉讼的理由，至于国家赔偿，从保护相对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也不是没有提起的可能。这就如同反补贴中征收的高关税。:

行政的一种行为形式。”在我国学者姜明安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认为:“行政指导是行政主体基于国家的法律、政策的规定而作出的，旨在引导行政相对人自愿采取一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以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一种非职权的行为。”德国学者毛雷尔在他所著的《行政法学总论》中指出:“非正式行政活动或非正式活动是德国行政法学讨论的一个新课题，主要是指行政决定作出前，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进行协商或者其他形式的接触的行为。”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有行政指导制度的这三个国家都把行政指导(或非正式行政行为)界定在外部行政行为的范围内。那么是不是说，当我们谈及行政指导的赔偿责任时，就完全排除了所谓“内部上下级间的指导”呢?如果下级因为执行了上级的“指示”或者“批复”而侵害了相对人的利益那么是否仍旧由下级背黑锅呢?尤其是下级受到上级的违法“指导”时。在考察《行政诉讼法》时，我们发现当提起撤销之诉时，是以最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的，但在《国家赔偿法中》，从最初到最后，只要对当事人损失负有责任的行政机关都会成为被告。(如复议加重处罚的行为)所以，笔者以为，既然“内部行政指导”通过下级机关的行为对相对人造成损失，那么它就不应该被排除在赔偿责任之外。所以在赔偿法上区分“内部”还是“外部”行政指导承担责任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但是紧接着还有一个问题:发出指导的上级行政机关到底承担多少责任?在这方面是有国外经验可供借鉴的。依照德国《民法典》的国家责任条款，如果下级官员因为接受上级的指示而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违法行为，那么虽然撤销之诉针对下级违法行为，但是赔偿之诉向上级提出。这种规定使得内部行政有了外部效果，对于明确责任很有帮助，可以在相当程度遏制上级机关及首长滥用自由裁量权，但是这种赔偿制度设计的前提是内部程序能够完善地建立起来，并且明确地记录下来。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如果一个行政处罚的决定经过上级的复议而加重，那么加重部分由上级机关承担。上级的复议决定是一个新的行政行为，那么上级在下级行为作出前的批复又是什么性质呢?它如果对下级是有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强制力，那么下级在服从了指示后作出违法行为，我们便无法排除上级的批复和相对人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我国的《公务员法》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里区分了上下级官员的内部责任，但是上下级机关的国家赔偿责任是否也应当区分呢?德国法的规定显然是受到特别权力关系说的影响，这种学说强调行政机关及其官员体系内部奉行命令服从的原则，所以在赔偿责任要件中也有“组织过错、首长责任”的概念，相当明确地分清了上下级政府及官员的责任，防止下级为上级(包括公务员和政府)的错误买单。所以，参照德国的做法，我们也应当让发出违法“内部指导”的上级行政机关而不是它的下级承担赔偿责任。这在我们这样行政等级观念浓厚的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莫于川.法治视野中的行政指导[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93

[2][日]盐野宏.行政法[M].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144

[3][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142-143

[4]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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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选择环境，环境带来机遇，谁能抢先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谁就能吸引更多的优质资源为其所用。站在新起点，遂宁要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主动，就必须以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为突破口，大力推行首问首办责任制，创优发展环境，提高机关效能和服务水平，努力开创遂宁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局面。

大力推行首问首办责任制既是提升遂宁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当前，我市部分干部作风和机关行政效能还存在着与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不相适应的突出问题：工作没激情，对责任范围内的事情不了解、不掌握；工作效率不高、落实不力，工作浮在表面，不下深水，不愿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服务意识不强，想问题、办事情不是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而是从部门利益、个人利益出发……为此，我们必须深入查找和切实解决影响机关行政效能的突出问题，大力推行首问首办责任制，努力推动各级机关和广大干部作风明显改进、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办事效率明显提高。

实践证明，大力推行首问首办责任制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是优化遂宁发展环境的迫切需求，只有进一步推行首问首办责任制，才能让企业更好地发展，让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让基层办事更快捷方便，为建设现代产业高地，推进遂宁跨越发展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大力推行首问首办责任制，要强化服务意识。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服务意识实际上就是亲民意识。要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在政府工作人员头脑中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让基层和群众感受到新变化、新气象，为构建和谐遂宁奠定坚实的基础。

大力推行首问首办责任制，要全面提高办事效率，推进机关工作全面提速，彻底改变“群众跑来跑去，领导批来批去，部门转来转去，开会议来议去，问题还是哪来哪去”的状况。同时，要认真履行职责，对基层和群众要求办理事项的，工作人员要热情接待，周到服务，彻底改变“门难进、脸难看”的干部作风和机关行政的局面。

大力推行首问首办责任制，要按照负责到底的原则，对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项，能当场办结的要当场办，不能当场办结的要告知办结时间，对申办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必须当场验明和明确告知申办者，并进行详细指导和说明。对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项，要为当事人提供详细的指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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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热闹的背后，我们不禁要问：现在真的需要这么多的时评吗？

《中国青年报》前总编李学谦公开表示:“我喜欢记者用会说话的事实来表达有思想的新闻，不喜欢夹叙夹议爱评论的记者。”这句话明确表明新闻和评论是相互剥离的。新闻是向受众传递新闻事实，评论则是向受众传递媒体的观点和立场。因此，时评主要是针砭时弊。而目前的时评则朝着轻时政重经济、民生的方向发展。很多时评避开了“政治”这个雷区，偏离了时评的本义，时评不言政，不能不说是当下时评的一种悲哀、一种误导，一方面是媒体怕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一方面则缘于时评作者的政治素质和理论修养相对较差。

时评主要是对新闻事件进行评论，这种对新闻事实的评述，可以让受众从不同的角度来关注这些新闻事实，评论配合了新闻，使新闻更加引人注目，同时也深化了新闻的理性部分。然而现在的时评过分依赖于新闻事件，拘泥于新闻事件，有些时评作者甚至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为了评论而评论，很多作品不是有感而发，而是无感也发。拿过一则新闻，分析分析，犹如小学生写议论文。如此多的流水线上的时评充斥着版面，事实上是某些新闻从业人员浮躁作风的一种体现。

除了时评不言“政”，现在的时评还存在以下不良现象：

有些时评作者为了提高文章的分量，显示自己的水平，总喜欢把一些琐碎的事情上纲上线，拔到常人无法想象的高度，这种无限的扩展和延伸新闻事实内涵的做法,实在有些小题大作；

有些时评过分讲求个性化的东西，个人的主观意识和情感掺杂过多，情绪化严重，失去了理性判断，自然不能带动读者进行理性思考；

有些时评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甚至是把别人的作品去头换尾、删删减减，通过“加工”变成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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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任务驱动型”作文；文体意识；立意导向；赋分

高考作文是一种非常态的写作方式，它通过对学生的作文水平和习作能力进行测量和评价，为我国的高等院校入学考试选拔人才。伴随着我国高考大范围自主命题，2004年话题作文的数量达到高峰， 2005年的高考卷中首次出现了新材料作文，经过几年的实践摸索， 2010年高考的材料作文的数量达到了历年之最。到了2012年，新材料作文形式相对成熟，并在全国推广。

然而，每一个命题形式都各具优劣势，在应用中也会暴露出一些问题。话题作文增大了套作的可能性，难以保证测试的有效度；材料作文限制过多，要求学生必须根据材料提炼观点，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学生的立意空间；新材料作文的题型主要是事理类和事件类两种类型，它在给学生提供充分的作答空间和引导学生多角度进行立意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无法规避的问题。比如多样的审题角度，容易使考生选择一个自己最熟悉的角度产生套作，于是命题的思辨性被抹杀。

究竟采用怎样的命题形式才最有利于考试的公平公正，这是社会各界都在关注的问题。为了消解作文命题的弊端，2015年一个新的作文命题概念――“任务驱动型”材料作文应运而生。教育部考试中心张开老师在《注重题型设计、强化教育功能――2015年高考作文的特点及相关问题的解读》中对“任务驱动型”作文的定义和特点进行了说明-----“任务驱动型”作文就是在材料引发考生思考、激发写作欲望的基础上，通过增加任务型指令，着力发挥试题引导写作的功能，增强写作的针对性，使考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辨析关键概念，在多维度的比较中说理论证。

其实，这类作文命题形式早在中国古代的策论写作中就出现过，与当下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写作也很相似，并且当下英美等国的作文考试中也经常采用此种方式，这便说明它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能够较好地适应各种需求的考试类型。很明显“任务驱动型”作文就是在材料作文的基础上，下达一个指令性任务，让考生更好地围绕材料的内容及含意，选择最好的角度，遵循明确的命题要求来写作文。由于命题取材的时新性和话题性，它的写作方法与时事评论更接近。

历史上，诗文一向被奉为正统文学的正宗。春秋先贤提出“立德、立功、立言”，谓 “三不朽”。《周易》中也有“修辞立其诚”之说。其中，“立言”、“修辞”都是人们抒发志趣、传承文明的载体和途径，传之于世，给人以启迪和鞭策。“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提出“气盛言宜”、“文以载道”等观点，不仅在当时的文学界打开一片新气象，甚至对当今的作文教学也具有深远意义。

首先，在写作文体学视野中，“文体意识”一直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任务驱动型”作文命题没有直接限定文w，但在实际命题中却隐含着作文文体的指向。如2015年新课标全国卷作文题，很明显要写成议论文更适合表明态度，这样更能凸显出学生的思辨力。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于漪认为“议论文能反映一个人的思想水平、知识水平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①议论文的写作是对学生抽象思维、逻辑思维、理性思维能力的训练。因此议论文对培养学生对事理的思辨和判断能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议论文在体式上变化不多，主要靠论理上的深刻透辟取胜，因而不容易写出个性和亮点。“任务驱动”型作文呈现出的文体方面的 “伪开放”，实际上是一种变相强制。学生往往会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去集中积累“万能”素材，淡化“分析”，呈现出的作文模式往往是按照“观点（态度）--事例―结论（结尾空洞照应开头进行粗暴地升华）这一结构展开，而且不少考生在举例时叙述素材拖沓冗长，整个议论文变成“四不像”。与此同时，有些教师抓住议论文这一种文体来教，学生抓住一种文体来练 ，如此便形成恶性循环。作文的基础就应该是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议论文恰恰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文字散发灵动的“魅力”。因此，那些来自于心灵深处的清新温暖的散文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消失在高考考场上。

其次，“任务驱动型”作文在立意导向上，题目的设置在某种程度上从片面的时事热点中偏重对思想道德的考量。这种倾向削弱了作文思想的多样性和表达的个性化，已经蜕变成“命意作文”，学生的思考角度被限制住。这仿佛映证了林富民教授当年在反思话题作文时说的“目前的高考是误用国家考试，是选士意识的一种不当体现”。①高考作文命题必须要丰富发展它的功能，利用它的引导优势，让学生“对生命、对生存状态、对阅读的经典有自己独特的阐释和见解”。

再次，这一弊端直接影响作文赋分。“任务驱动型”作文的其中一个重要写作原则就是“暗含主流价值（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容不得主流意识的作文”，评卷教师们常常依据题目中强烈的“对社会负责的政治责任感”，强化“主题”的正统性和重要性。“个性”思考被“公共意识”取代，高考的高分甚至是满分地作文被教条地揣摩和模仿，真正的好文章不会来自考场，因为它代表不了学生的最好水平，所以成熟了一段时期的向理性回归的命题趋势又陷入了“应试”训练的“百慕大”。

高考作文命题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争议在发展，比批评更重要的是提高和超越，需要长期从事高考作文阅卷和指导工作的专家、语文教研员和高中教师从学术的层面进行较深入的论证和分析，真正使高考作文命题具有开放简明的题目、包容的文体、兼容的表现力、对于现实的关照和丰富的内涵。

参考文献

[1] 温儒敏.温儒敏论语文教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孙绍振.直谏中学语文教学[M].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

[3] 于漪.于漪文集[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4] 何明.中学作文教育实践问题研究[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 李亚盟.我国近十年高考作文命题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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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政府权利的来源、政府责任的构成及行政人员人格的二重性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道德责任，其内容有：保障个人权利、提供公共物品、维护社会秩序和推动社会发展。政治制度的道德化、道德责任的制度化及行政人员的道德化是政府道德责任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

建设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政府责任主要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等形式。但长期以来，人们强调更多的是政府责任中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而忽视道德责任，所以要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就要从根本上加强政府的道德责任意识。

一、政府道德责任何以必要

（一）从政府权力的来源来看，政府是运用所掌握的权力而行为的，所以政府的道德责任是权力行为的道德责任。社会契约论者认为，政府权力的产生是公民与政府之间契约的结果，其目的是维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因此，政府权力行为必须服从这个目的，为公民之公共利益负责。另外，公民与政府之间订立契约意味着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对称，政府掌握管理社会的公共权力，同时必须负起维护公共利益的义务、责任，公民有服从政府公共权力管理的义务；同时公民有被保护公共利益的权利，有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的权利。显然，政府的道德责任是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是注定必须担当的。

（二）从政府责任的构成来看，政府责任是客观责任和道德责任的统一。库珀认为，与外部强加的义务规定相对的责任形式就是主观责任。“主观责任作为对我们的信仰、个人与职业的价值观以及性格特征的一种表达，和更为明确的客观责任的表达一样具有真实性。”[1](P63)客观责任形式有岗位责任、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等，它以强制力量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以强制手段约束行政行为，规定行政人员该作什么、不该作什么。但是任何责任都不是一种纯粹的外部性设置，任何责任都只有通过具体的人的信念才能发挥作用，才能得到履行。如果责任不是转化为个人的信念，人就自然而然地尽一切可能来回避责任。一个政府行政人员，如果没有建立起维护公共利益的信念，也就不会承担起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因此，对于公共行政来说，客观责任只是一种被动的责任形式，而道德责任才是主动的责任形式。道德责任不仅是客观责任的补充，而且是对客观责任的提升。

（三）从行政人员人格的二重性来看。行政人员具有“经济人”（人的自利性）和“道德人”（人的利他性）二重规定性。由于政府把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根本目的，这就决定了行政人员的“道德人”的动机和行为，是实现这一根本目的人性根基，但同时行政人员的“经济人”属性也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对公共行政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政府组织和调整社会生活的功能和权限范围不断扩大，由政府来处理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这就决定了行政组织的目标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难以用精确的计算作为确定目标的依据和制定目标能否实现的标准，这就给行政人员为实现目标的行为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即行政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基于法律规定的目的和宗旨，自主寻求判断事实与法律的最佳结合点，并据此作出或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它具有法定性、自主选择性、相对性等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自由裁量权一旦与行政“经济人”属性结合必然会产生腐败。要使行政人员做出负责任的决策，其伦理水准和良知就显得至关重要。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最终取决于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道德价值观和内心伦理准则，这使得政府活动更需要道德责任的关怀。

二、政府应承担的道德责任

（一）保障个人权利。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是由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并不断扩大其内容。当前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人身权利、人格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等，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每个人的家庭、继承、教育等环境因素不同，或是个人自身的秉赋、才智不同，使得每个人在享有的权利方面存在着不平等。W·凯姆利卡认为，如果人们的不平等是由他们所处的环境而非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那么，这在道德上就是专横的和不公正的，政府有责任纠正这种不平等。但是政府的责任不在于使所有人在所有方面都相等，而是要正视人们天生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帮助人们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质。首先，政府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力，把社会生产力最大发展的满足转化为众多个人的需要的合理满足，而且要关注在个人之间分配社会财富的总量。合乎道德的政府在分配社会财富总量时应该坚持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人民性原则，尽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的利益；一旦出现分配结构关系的不平衡，需要借助补偿或再分配的原则来消除由于出发点的不平等等原因造成的分配结果的实际不平等，满足弱势群体对包括自由、机会、收入、财富以及自尊的基本权利的追求。其次，政府要保障生活领域的机会平等，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具有同等天赋、能力的人应该平等对待；另一种深层意义是指作为社会公民，不论其出身、地位等如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都应该对这些人进行平等地开放，而不应使弱势群体由于外部条件的限制，而失去其应有的机会。再次，要尊重差异。平等不是无差别的简单同一，而是应当尊重个体人各自的禀赋、能力以及具体贡献等方面的差异，尊重个体人的发展与选择，并根据每个人对社会贡献的不同而给予有所差别的对待。这种体现合理奖惩的差别在于抑制非公正的差别，并保障人们以同样的机会、在同样的规则与过程中形成合理的差别。

（二）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包括如水、电、气等具有实物形态的产品和教育、医疗等非实物形态的产品。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公共服务当中最重要的内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服务有三种类型：一是政权性公共服务。它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国防、国家财政等。这些服务一般都由国家公共部门提供，履行职责的人都是行政人员。二是社会性公共服务。它主要包括社会就业、社会保障、卫生医疗、文化教育等关系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服务。三是经营性公共服务。它主要包括邮电、通讯、电力、交通等公用事业。这些服务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如何调节分配这些资源以最大限度满足公共需要，政府责无旁贷。第一，必须坚持平等原则。这包括个体平等和地域平等两个方面，保证全体公民平等获得公共服务。第二，必须坚持效能原则。提供公共物品的服务是一个调节社会资源配置，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过程，以税收或收费作为服务提供的成本，因此，相应地需要遵循合理、高效使用社会资源的原则。第三，必须坚持适应性原则。这主要指公共物品的提供者要根据人们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服务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使人们的需要能得到更好满足。

（三）维护社会秩序。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每个社会成员生存与生活的必要前提。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关系和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矛盾也呈现出复杂化。社会系统中各个成员之间，成员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竞争、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日益突出，这必然会破坏社会共同体应有的稳定性，造成某种程度的混乱、失序甚至是社会结构或组织的瓦解，这给政府职能提出了新的挑战。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有必要维护各种利益的平衡，政府不应成为社会利益冲突的一方，而应该是所有利益冲突的调节者。如果政府不是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而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实体，或变成了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代表，它就会像私人领域中的一切利益追求者一样，把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目标，就会把某一部分成员的狭隘利益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这必将导致对维护社会秩序的公共职责的忽视和放弃。所以政府必须坚持公正原则，代表社会总体利益，协调和消除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秩序。

（四）推动社会发展。政府在社会发展方面的道德责任，首先表现为要制定正确的政策。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是否合理和正确，最重要的是否体现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原则。效率是政府制定政策应追求的目标。一个有效率的政策将能给每个经济主体的创造性和生产性活动提供最广阔的选择空间和最充分的激励，能使每个利益主体的权利和责任明确并相互对称，使个人努力与个人报酬相互对等，从而使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直接导致产出的增加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政府仅仅关注效率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效率只重视政策的可行性，只重视经济增长和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而不会顾及各个经济主体平等地享用各种资源的机会，如何公正地对待强势社会群体和弱势社会群体，保护弱势社会群体的利益，就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因为一方面，效率是实现和增进公平的物质基础。不断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才能为实现公平并使公平不断升级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公平是提高效率的保障。公平的实现，能进一步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投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其次，提倡并奉行合理的社会发展模式。科学的社会发展模式必须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方面的协调发展，也必须是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这种发展必须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全面进步过程，是人的多种价值要求的实现过程和人的自身价值的提高过程。三、政府道德责任的实现

（一）政治制度的道德化。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谋求和维持政治合法性。马克斯·韦伯从经验事实的视角出发，认为合法性是人们对享有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也就是说一种统治的合法性取决于公众的认同、支持和忠诚。而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2](P184)在哈贝马斯看来，政治合法性不仅需要形式合法性，还需要实质的合法性，即包含着对伦理道德价值的诉求。因此，政府要避免其合法性危机，应将法律制度、官僚制度等和道德相结合，实现依法行政和依德行政的有机统一。所以，政府不仅需要实现法制化，还要实现道德化，而政治制度的道德化是实现政府道德化的重要方面。政治制度的道德化，就是政府的法律制度、权力体制、组织结构、公共政策及典章制度等都必须贯彻公平、正义、平等的原则和具有充分的道德合理性。这种道德的合理性能够协调好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使整个公共行政体系进入良好的运行状态。制度对于个人的道德选择和道德生活来说，是一种预设的前提，具有先决意义。正如罗尔斯指出的，个人职责确定依赖于制度，首先是由于制度有了伦理的内涵，个人才能具有道德的行为。他说：“一个人的职责和义务预先假定了一种对制度的道德观，因此，在对个人的要求能够提出之前，必须确定正义制度的内容。这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关职责和义务的原则应当在对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确定之后再确定。”[3](P105)政治制度的道德化是一种他律，其强制性可以不为个体的偏爱所左右，而且对个体的偏爱、价值追求还起矫正作用，把个体的行为纳入到统一的社会道德秩序中来。此外，其强制性实现对行政行为的调控。一方面通过自身所蕴含的伦理精神，能够鼓励行政人员的道德自觉性，起到激励的作用，而对于道德觉悟低的行政人员，则可以表现为惩处和制裁的作用。

（二）道德责任的制度化。行政人员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在他运用其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行驶职责时如无任何限制，就极易产生权力腐败，从而损害公共利益。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就必须以制度化的道德及道德责任追究机制对行政人员进行约束和监管，对违规者予以惩罚，从而达到强迫行政主体和行政人员遵守行政道德的目的。首先，建立和完善道德责任规范体系。这有助于将行政人员应遵循的道德责任明确化、具体化，为行政行为提供正确的导向，也为调控其行为模式提供准则，从而使行政人员避免错误行为，寻求正确完美的行为。只有把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和工作规范、要求以及相应的评价、奖惩措施等以制度的形式固定并贯彻执行，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质和道德责任意识。此外，行政人员的道德培养是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而制度化的道德责任规范作为一种外在约束制度，对个体具有价值导向作用。行政人员通过制度性的道德能预期到自己行为的现实性后果，被制度肯定的行为受到鼓励或奖励，而被否定的行为将受到惩罚和遏制，如此反复出现，使得作为外在理性和善恶标准的道德规范在行政人员的内心扎根并得到巩固，最后形成道德行为选择的习惯，最终实现由他律向自律的转化。其次，建立道德责任监督机制。建立相对独立的道德责任监督系统，比如不断完善广大公民和全社会对行政不道德行为的控告、检举、投诉制度，加强行政机构内部的科层监督和监察、专门的审计监督，强化各级检察院、法院的司法监督权，充分发挥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等。通过完善道德责任监督机制可使行政人员逐渐把各类外在监督转化为自身的道德习惯和道德心理，形成真正的自我监督机制。再次，建立道德责任奖惩机制。对行政人员在道德责任上的奉献行为，国家和社会有义务使他们拥有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相应回报的权利。这样，才能在社会中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成为激发行政主体践行道德的内在动力。与此同时，严厉惩治不良行政道德行为者，加大惩治腐败行为的力度，减少不良行政道德，增大腐败行为的成本，抑制违法乱纪行为。

（三）行政人员的道德化。基于“人性恶”或“经济人”假设基础上作出的对行政人员进行规范和限制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不能全部解决制度运行中的问题，它只有通过政府的日常工作，通过行政人员对公共权力的行使才能使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获得实现的可能，所以行政人员的素质和道德状况是制度得以落实和实现的关键因素。制度化的道德责任只是一种低限度的一般性的道德要求，但是行政人员在行使权力时面临的环境因素是很复杂的，要使行政人员不陷入不道德的境地，仅满足于此是不够的，行政人员还应当有着至善的道德愿望和道德理想追求。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加强对行政人员加强道德责任的教育。首先，要使行政人员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取向。在现代社会，政治权力日益成为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是附属于公共利益的，它只有为公共利益服务，才能体现它的公共性。行政人员只有利用公共权力服务于公共利益时，才不会改变公共权力的性质和作用方向。这就决定了行政人员必须以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道德价值取向。其次，要使行政人员成为践履个人美德的榜样。行政人员不仅承担着社会政治职能，而且是公共道德规范的践履者，一个社会的伦理秩序的良性运行首先需要行政人员的支持和维护。没有行政人员对个人美德的践履，社会很难走上美德供给之路，这不仅是由于行政人员的示范性作用决定的，而且是由于行政人员可能的对美德社会供给的破坏性决定的，“一切存在着社会秩序危机的时代都是与道德的失范同时出现的，而且首先是由于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们破坏社会共同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败坏社会风气，进而引发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的丧失。”[4](P343)因此，行政人员应该成为践履个人美德的榜样，而不应该成为践踏个人美德的典型。

参考文献：

[1]（美）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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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以离退职工为本，科学发展观，实效

 

1.牢固树立“以离退职工为本”的观念，做好新时期离退休工作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在我们老年工作的范畴里，就是“以离退职工为本”，用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来统筹谋划新时期的离退休工作，才能做到方向正，出实效，有发展。离退职工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是党和国家以及全油田的宝贵财富。胜利油田组建初期限，一大批从部队官兵转业到油田，他们战天斗地，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抱着“宁愿少活二十年，拼命拿下大油田”坚强决心和“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豪迈气概，为油田的开发和建设付出了心血和汗水，贡献了聪明才智，立下了卓越功勋。他们是铁人精神，他们是时代精神的伟大创造者和实践者。没有“老石油”艰苦创业，就没有我们今天事业的兴旺发达。在经济社会中，它是永远追求更高目标的象征。免费论文。荣誉、成就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深深植根于时代精神的高天厚土之中，胜利创造的最高最高价值是泽被百代，荫及后人的胜利精神，这种精神虽然产生于那个特殊年代，但其核心价值永不褪色，将永远起着凝聚人心，教育后代的巨大作用。尊重离退职工，就是尊重油田的历史。要继续发扬离退职工的优良革命传统，做好新时期离退职工工作。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做好离退休职工工作，首要的是要牢固树立“以离退职工为本”的理念，统筹谋划新时期离退职工工作。坚持以离退职工为本，就是要始终坚持从离退职工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离退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着力解决离退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以离退职工为本，就是要始终坚持发展依靠离退职工，充分尊重和发挥离退职工的作用，密切联系离退职工，始终相信离退职工，紧紧依靠离退职工；坚持以离退职工为本，就是要始终坚持发展成果由离退职工享受，要把改革发展取得的各方面成果，体现在不断提高离退职工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上，体现在充分保障离退职工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益上，体现在把党和国家制定的离退职工政策全面落到实处上。我们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离退休职工工作，牢牢把握“以离退职工为本”这个根本要求，把发挥离退职工作用与保障离退职工权益有机结合起来，在努力使离退职工工作为科学发展服务的同时，不断推动离退职工工作自身的科学发展。

离退职工工作是中心工作、大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新时期离退职工工作，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固树立大局观。我们要把工作放到全局工作的总体布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去部署、去开展、去深化、使离退工作有大发展、大作为、大成效，在服务大局、维护大局、促进大局、稳定大局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2.充分认识离退职工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改进离退职工服务管理工作

我们应该十分清醒的严防，面临“离退职工”“双高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离退职工实际需求的增长，我们的工作中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鳏寡孤独离退职工的精神慰籍问题，子女的就业问题，购房资金短缺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目前离退职工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我们采取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狠抓解决问题的力度，及时积极深入调研，有关部门拿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密切配合，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并为离退职工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作为检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否取得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

我们切实为离退体职工办一些实事好事。坚持定期如开座谈会、通报情况、走访慰部、征求离退职工意见等制度，进一步加强离退职工思想政治建设和党支部建设。大力宣传离退职工的优良传统和历史功绩，胜利油田有许多优良传统和作风，比如：“三老四严”、“四个一样” 的工作作风，“三个面向、五到现场”的领导机关作风，“三基工作”和“岗位责任制”的管理经验，“抓生产从思想入手，抓思想从生产出发”的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方法，以“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以国为重的主人意识，以苦为荣的奉献精神，求实创新的科学态度”为主要内容的胜利精神，“从创业走向创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新时期精神，等等。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胜利油田不断攻克难关、取得进步、创造辉煌的法宝。现在，虽然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环境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但是会战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能丢，我们的“根”和“魂”不能忘，“精、气、神”不能松。目前，油田各级领导干部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年轻干部没有经历过会战时期的锻炼和考验，对油田历史和传统作风的认识不深刻，对职工群众的感情产深厚，对一些遗留问题的把握不全面表现在实践中，就是工作针对性不强、方式方法简单粗线条，有时候问题没解决却惹了了麻烦。为此必须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补上传统教育这一课，带头发扬优良传和作风，用人格的力量带队伍，让离近心情舒畅，真正做到从回顾油田历史中汲取经验，从深入基层一线中增进群众感情，从重温传统作风中改进推动工作。免费论文。要大张旗鼓、旗帜鲜明地对职工进行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要把握油田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内涵实质，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结合形势和实际的要求，以“爱岗敬业、创新奉献”为核心，以落实“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等传统做法为抓手，以增强企业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为目标，采取切实有效的载体和形式，真正让职工群众能接爱、受教育、见效果。要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组织老石油、宣讲优良传统和作风，让“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感动身边人”努力扩大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影响面、覆盖面和辐射面，激发职工队伍的向心力和凝取聚力。免费论文。在全油田形成尊老、敬老的良好氛围；在生活上，为离退职工扎扎实实地办一些实事，给予更多的关心，送去更多的关爱，使离退职工生活待遇得到切实提高，使离退休职工生活待遇得到切实提高，使离退体职工健康得到有效保障，不断提高离退职工晚年生活的质量；在学习和活动环境，不断丰富离退职工晚年文化生活，使离退心情愉快地安度晚年；要注重发挥离退职工愉快地安度晚年；要注重发挥离退职工作用，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为离退职工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

我们要加强队伍建设，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逐步落实，切实加强对基层工作的领导。同时，要注重本地本单位离退工作人员的交流与使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部门负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根据需要及时调整领导小级成员，定期如开领导小组会议，认真研究解决离退职工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离退职工工作部门进一步增强做好离退休职工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行油田党委赋予的光荣职责，积极反映离退职工的实际问题，主动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为领导决策当好参谋助手。要始终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离退职工工作的发展，使离退职工工作更加符合时代的要求，符合党和政府的要求，符合离退职工的要求。要加强实践锻炼和教育提高工作，全面提升老干部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真正做到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不辜负党的期望和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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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工作完成情况

㈠出色完成全市重大文化工作任务，不断提升开封文化软实力。

精心参与组织承办 “中国收藏文化（开封）论坛”活动。参与组织4500件文物及展品参展、600件拍品拍卖、80篇论文学术交流，为群众鉴宝1000件、300人次，完成了市博物馆改造、宋都御街牌楼的修缮工程。依法征得伊朗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院、郑州博物馆、洛阳博物馆等馆藏精品参与展出，元青花瓷、明仇英《清明上河图》等国宝文物精品，让国内外来宾和开封市民大饱眼福，引起省内外媒体网络广泛关注。通过首届论坛的成功举办，为把七朝古都开封建成一座享誉海内外、集收藏活动与收藏经济开发为一体的有较大影响的收藏文化发展基地，推动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切实抓好新郑门遗址“城摞城”博物馆的项目开发。开封地下构成的“城摞城”奇特景观，是世界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是非常少见的。为进一步发展宋都古城的历史风采，在市领导的关心重视和大力支持下，积极主动地抓好项目开发的各项工作，组织制订详细科学的考古发掘方案，提供充足的专业技术材料，邀请相关专家召开研讨会，采取招商引资的办法，与澳大利亚裕万责任有限公司投资方广泛接触谈判，签订了项目合作意向协议书。“城摞城”博物馆的项目开发，对丰富开封文化旅游资源，提升历史文化名城品位，推动我市大遗址保护工作，具有十分重大意义。

认真做好第25届花会文化活动组织工作。组织举办了菊会开幕式大型鼓舞表演《万人千鼓庆菊会》和菊会大型文艺晚会，举办花会文化活动20个。特别是开幕式大型鼓舞表演《万人千鼓庆菊会》，汇聚市属五县五区1000名鼓手、1000面盘鼓，擂响开封，激越豪迈，营造了强烈的文化氛围，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新成果。

全力组织好“文艺精品”《清》剧的进京演出活动。接到市委、市政府复排大型原创歌舞剧《清明上河图》晋京演出的任务后，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将《清》剧晋京演出作为文化系统的中心工作，相关领导及全体演职员牺牲春节长假，不分昼夜组织排练，加工提高。3月7日、8日，在首都北京天桥剧场为全国“两会”演出，受到与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广泛赞誉，宣传了开封，展示了开封文化风采，《中国文化报》以整版篇幅宣传报道了演出盛况。 ㈡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彰显良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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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计算机网络业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相伴而生的网络文化也越发丰富起来。网络文化的作用是巨大的，对于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用之不当则会产生阻碍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越来越依赖网络文化的推动作用。如何正确的引导学生适应网络文化的发展则是摆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教学面前的一大难题。本文将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以期引起社会对此足够的重视。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已经被提到了一定的高度，加强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党和政府中长期教育纲要的重要内容。网络文化也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着，如何在网络文化的大环境下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大难题，要正确引导学生加强“三观”教育，又要充分的发挥网络文化的优点。本文拟从网络文化“双刃剑”的功能出发，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综合论述。

1 网络文化之内涵与特征解读

对于网络文化的含义的理解，学术界有分歧众多，在此不一一赘述。笔者认为，网络文化是指在现有的计算机发展前提下，以信息输送和信息接收为核心，对周围文化产生一定辐射，并在虚拟的网络中所形成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因子。可以看出，网络文化是以计算机的发展为前提的，对与人们认识世界以及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网络文化的特征主要有虚拟性、便捷性、丰富性、国际性等四方面，较为通俗易懂，不一一阐述。

2 网络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分析

通过对上述网络文化的基本概况的了解可知，网络文化的价值是巨大的，对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重大影响。可以说，网络文化是一把“双刃剑”。网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网络带来的快速便捷的方式获取教育信息、教育方法等，及时应对高校学生的思想动态，还可以在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借鉴，巩固和深化研究成果，

(1)高校通过对网络的掌握和控制，加强校园网建设。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会想出多种教学方法，对于网络教育的巨大作用而言，高校可以利用网络建立校园网，在校园网的醒目位置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专栏，让学生在了解学校信息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综合能力。建立健校园网，该网络应充当“把关人”的角色，把一些流入学校的消极消息过滤。在目前的高校网络建设中也会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信息更新较慢时比较突出的问题;开始领导专栏，使得学生无法亲近学校的网站;专业信息匮乏，学生不能在其中了解到本专业的专业动态。针对上述的具体问题，学校应该建立较为完善的、以学生为中心的网页站点。在增加专业信息资源方面，可在校园网中多设一些权威性的专业学术站点的镜像，设立一些有实在内容的专业学术主页。

(2)各高校利用网络普及计算机技能，通过竞争使得学生了解网络的重要性。普及使用网络的知识，是现在大部分大学生中呼声最强烈的内容之一。很多高校开设了大学生计算机活动中心，其中配置电脑等网络工具，学生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进行网络操作，这样既提高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又加强了他们对网络的掌握。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的网络监控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正当的引导其利用网络，才能达到教育目的。

(3)网络课件进课堂。在现在很多高校中，网络课件已经非常盛行，老师利用网络制作吸引学生眼球的课件，加强和学生的沟通。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网络课件开发的较为明显，几乎可以达到普及的程度。教师通过网络课件的制作进一步了解授课的内容，同时也给学生更加直观的接受知识的平台，知识易于接受。比如，在讲授《经典著作导读》这门课程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网络制作课件，下载一些早期关于介绍的视频资料，这样就能吸引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同时也能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能充分发多挥多媒体技术图文并茂，声像交融的特点，把思想政治教育由“平面”引向“立体”，由“单向”引向“多向”，使政治教育更加生动。

3 规范网络文化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路径

网络文化的发展不仅在实践中有巨大的应用市场，能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一把“双刃剑”，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样也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如网络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文化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日益复杂化;网络文化的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如何在现实的思想教育中趋利避害，实现教育价值最大化。笔者提出如下建议，希望能够引起学界的重视。

首先，优化高校的教学资源，提升教学应对能力。

教学资源是高校教育的源动力。在网络环境下，培养一支既懂思想政治工作又懂信息网络的新型教师队伍极为重要。这支队伍应具有深厚的政治水平，熟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律，具有的价值观、道德观和高度政治责任感，能熟练地使用网络，驾驭网络，进行网络传播，进行网上思想教育，能及时发现问题，着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应对能力。

其次，改变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加强网络监管力度。

高校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调控手段，同时还要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工作，提高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认识水平;注重“两课”教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以及他们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把深奥的理论编成生动形象的软件，以吸引学生主动使用。同时，面对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潮流，高校有必要通过技术、行政、法律手段，控制信息源头，净化网络空间。

最后，大学生应提高其自身的素质，应对网络诱惑。

大学生应当在网络文化的环境下进行“三观”修养，切实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用以应对千变万化的网络诱惑。大学生的社会经验浅薄，不能对网络进行有效识别，除了学校应该加强教育的基础上，学生应该加强自身修为，实现网络运用效益最大化。

4 结语

大学生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室现代化建设的灵魂。在网络环境下强化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经得到了多数学者的重视，希望能进一步研究，共同完善这一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 吴迪.网络时代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J].学习月刊，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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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自2005年起，目前已连续三期CSR报告。每一年的CSR报告，都较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责任理念，回顾了责任行为，并就下一年责任进行了展望。三年的CSR报告总体内容、形式虽有差异，但都展现了国家电网深入探索与利益相关方有效沟通的历程。从内容上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鲜明特色。

CSR模型

普遍责任标准与本土化相结合

作为大型国企，国家电网必须对所有者负责。既要使企业保值增值，又要承担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其次，作为垄断性企业，国家电网对行业的影响重大，必须对整个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负责。如何整合众多相关方的利益，本身就是一项挑战性的工作。

从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出发，国家电网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实际，创建了自己的社会责任理论模型，并以之架构CSR报告，较系统地梳理了各个方面社会责任。从2005、2006以及2007三年CSR报告来看，以2005年报告为先机，2006以及2007两年的CSR报告开始形成包含12个方面责任的统合模型。

当然，提出一个社会责任模型或许简单，如何将普遍依从的责任标准与自己的模型结合起来则要难得多。经历了2005、2006年报告的徘徊，国家电网在2007年CSR报告中，明确提出参照GRI（2006）和AA1000标准组织CSR报告。对此，2007年CSR报告中，专门建立了相关标准的内容索引。这样既遵循了GRI（2006）和AA1000的实质性原则，又体现了本土化特色。

CSR理念

定位、履行、战略、标准、公允性等不断深化

如国家电网CSR报告所指，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所有者、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方以及自然环境承担责任，实现企业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显然，责任主体只有在广阔的利益相关方背景下才能够充分履行责任的职能。

从2005年在公司定位上寻求社会责任的理念支撑，到2006年在公司价值观上的期求，再到2007年从公司价值观到利益相关方的结合。无疑，国家电网在对自己的社会责任定位上做了逐步深入的思考。相应，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就有了更厚实的理论铺垫。

在利益相关方互动方面，2005年CSR报告没有提及，2006年CSR报告提到13次，而在2007年的CSR报告则完全以此为基础而展开，提到多达81次之多。并且，对于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上，2007年CSR报告中还提到，藉由公司治理机制为导引，目前已专门成立社会责任委员会，并明确指出未来将把社会责任作为其战略的一部分。

其次，国际化理念逐渐增强。2005年开始未参照有关国际标准，相反，到2007年联合国“全球契约”行动绩效、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索引的全面对照，则进一步体现了国家电网主动接轨国际标准的思路。这是因为，一方面只有主动以国际标准为主导才可能嵌入到CSR的世界潮流中，另一方面也只有以此为平台才有可能进一步体现中国企业在CSR上的世界话语权。

最后，从报告的公允性判别上看，2005年CSR报告没有任何第三方意见，2006年CSR报告开始出现第三方评论，2007年CSR则完全接受第三方审计。很明显，CSR报告如果只是自说自话，肯定达不到与利益相关方沟通的目的，基于此，国家电网接受独立的第三方审计，从而保证其公信力。无疑，这种观念的转变对于社会责任的认识是具有标志性的。

CSR报告

内容趋完善、表达趋明晰

国家电网连续三年的CSR报告，从2005年的57页，到2006年的83页，直至2007年的112页，其内容是一个不断重新定位、厘清和丰富的过程。

内容上不断丰厚完善

对于一个公司而言，其社会责任不是静态的。随着发展的不断深入，不同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理解都不一样，国家电网当然也不例外。三年的CSR报告，见证了各项具体的社会责任内容从无到有、从单薄到到深入的探索。并且，对相应责任的理解，国家电网在有意识的不断挖掘。

应该说，这种内容上的深入细化，表面上看只是对既往内容的补充，但如果具体到企业社会责任视角就会发现，其实更多的是企业社会责任不断持续、学习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一则迎合了利益相关方的多元化需要；二则也是企业认知明朗，对责任竞争力的深化理解，毕竟细节才能体现与众不同。

表达上不断明晰具体

CSR报告主要是传递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具体措施及其效果，绝不是大讲“应该如何”却没有披露公司“实际如何做”。无疑，具体措施和定量描述是对报告内容质上的要求。

对照国家电网三年的CSR报告，2005年CSR报告表达较抽象，概念以及定性的文字表述的东西较多。比如，社会责任内涵的诠释、社会责任内容的分类以及公司价值观的表述等，对于立足于本企业其意义如何以及怎样与社会责任实现有机融合，涉及的要少得多。

2006以及2007年的CSR报告则不同。从2005年CSR报告中对道德承诺、管理层承诺以及党员承诺、公司承诺、合作伙伴承诺的简单罗列，到2006年以及2007年相应承诺的价值观嵌入，社会责任也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实质内涵。并且，相应内容不是单独列举出来，而是融入具体事例中，这样不仅使得这些抽象的内容更易理解，也为具体的企业责任行为找到理论的诉求，从而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

易读性逐年提高

此外，内容的易理解性上，三年的CSR报告也逐年提高。2007年的CSR报告尤为明显，在表述12项社会责任时，通过12幅图勾勒出三年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比较中发现，鉴别中取得失，使利益相关方不但对总体发展趋势有所把握，而且为其形成自己对公司的判断奠定基础。这种做法真正达到了从利益相关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社会议题引领：明确、到位

作为商业社会最强劲的个体，企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透过企业层面，社会诸议题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其区别只在于企业对这些议题的认知程度不同。企业社会回应一定程度描述的就是企业对诸议题的责任体现。如果企业的认知层次无法契合社会学习的节奏，只会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中的“落伍者”。企业要能够适应社会学习的不同发展阶段，必须调整其社会责任履行的步伐。

不难发现，国家电网三年的CSR报告对社会议题的把握是非常明确和到位的。三年的CSR报告中，社会普遍关注的关键词都能找到，并且出现的频率也非常高。其中，“科学发展观”在三年的CSR报告中出现18次，“可持续发展”在2005、2006及2007三年出现的次数分别为27、19与48，“奥运”在2005、2006及2007三年出现的次数分别为10、6与76。“三农”在2005年的CSR报告中仅出现两次，在2006与2007年的CSR报告12项责任中，专门有“服务三农”责任这一节，其社会议题的导向性质尤为显著。

要特别提到的是，国家电网对“奥运”的理解。2008年伊始，国家电网便提出“奥运社会责任”。借助“奥运”不仅具有宣传上的意义，更重要在于通过“奥运社会责任”，丰富和完善了奥林匹克内涵，推进了社会责任运动的全球发展，这将远远超越德鲁克所言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将一定社会问题转变为机会或经济利益目标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