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技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科技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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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科技创新活动进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适合大学生群体特点的一种方式，有以下四个优点：

1.调动师生积极性，节约时间和精力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从时间方面来说，是一项非常消耗时间的活动。从从事科技创新的技能上来看，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知识面不够完善，开展科技创新活动需要从头学起，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时间。从积极性上看，由于科技创新大多基于自身的兴趣，学生愿意花时间去研究。同时由于科技创新在政策上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关照，参加科技创新活动对自身价值实现的一种较快途径，更激发学生的科技创新热情。

2.迎合学生的兴趣特点，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批判思想，使其勇于创新、敢于挑战权威。把科技创新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能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学生的实践活动中，有目的的进行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切实的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更好的达到教育的目的。

3.有利于大学生树立远大目标，培养科学的治学精神科技创新项目的涉及面比较广，在建立一个科创项目的过程中需要收集大量的专业发展历史和现状的资料，以及国内外对此领域的相关研究和发展方向，学生在了解了这些知识后，对其树立远大的目标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二、依托科技创新活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1.在科技创新活动的实践中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习以教师单方面教授为主，且只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忽略了德育对学生素质的重要影响作用，造成德育和智育的分离。然而当今社会需要的是综合能力综合素质优秀的全能型人才，在人才培养上就必须把知识和能力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为学生提高实践锻炼的平台，在实践中加固理论知识的掌握同时又获取多方面知识，使学生养成创新和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在科技创新的科研培训中，学生对科研的系统有了详细的了解，不仅仅掌握了更多学科的发展趋势和方向的知识，还在实践中学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2.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树立良好的思想品德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与其掌握的专业知识同等重要，但就其性质而言却具有性质上的区别，思想道德素质虽然也归于精神范畴，但思想道德素质要以践行为最终目的。一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过程不仅仅是领悟而已，更要在领悟的基础上融入到自己的思想意识中，并能在意识的指导下落实到生活。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就是一种很好的实践过程，在实践活动的过程里，不断地实地研究，深入社会，一方面更好的了解我国社会各层次的现状，切实感受国家政策方针路线的正确性，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在深入农村和基层开展调查时，学习人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并通过自己的了解和分析，解决实践中遇到的不同问题，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也有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

3.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大学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要教会学生更加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也就是所谓的“先成人，后成事”。当今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更全面，通过不断地引导和良好地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能科学的看待和解决随时出现的问题，形成健全的人格。人文精神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体现，然而很多大学的人文教育只是局限在知识层面，并没有深入的进行实践，所以难以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从科技创新活动的立项到结题，学生通过自身实践完成科创项目的过程中，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拓宽学生的视野，能发掘学生学习知识、探索问题的兴趣。活动中培养了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更好的实现人才教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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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外部性，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如何构建有效的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非营利组织起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外部性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一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一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但市场经济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外部性会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使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另一方面“公共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部性”。即指一件事对于他人产生有利（正外部性）或不利（负外部性）的影响，但不需要他人对此支付报酬或进行补偿的活动。当私人成本或收益不等于社会成本或收益时，就会产生外部性。更严重的是，如果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成为搭便车者，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从而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2．信息不对称导致契约失灵。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特定交易信息的拥有是不相等的，有些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而且双方都知道这种信息分布状态。由于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很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优势欺骗另一方。

3．政府失灵。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此类产品和服务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而只能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来承担。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问题上也会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如政府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决策方面缺乏相应的大量的信息。同时由于过度科层化、机构臃肿缺乏对社会需求的即时回应。更加令人不安和怀疑的是，作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过度集权的政府将对其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产生极大的威胁。正是这些限制为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相比之下，非营利组织比较有弹性，能够根据个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应的服务；能够在较小范围内开展服务；能够在服务的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等等。正是由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各自组织特征上的互补性，政府出于对服务提供的成本考虑，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起了合作关系，从而既可以保持较小的政府规模，又能够较好的完成福利提供的责任。

二、非营利组织的科层困境

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充分表明：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让出了空间。

非营利组织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社会捐赠、政府补贴，这就使得信托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的角色产生了分离。信托人将信托财产交给受托人管理或处理，受托人取得该项财产的处分权，信托利益归于受益人。无论是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均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诸权能，也就是说，不享有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权。

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原因，市场和国家这些组织机制都不足以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以外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就有了存在的功能需求。但是，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因素同样会引发“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这种“非营利组织失灵”在非营利组织特有的“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委托关系中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非营利组织外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制度安排，虽然有助于克服“契约失灵”，但是导致“契约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在非营利组织产生以后依然存在，并以另外的方式导致对非营利组织监督的困难。

1．产出的品质与数量难以测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沃尔夫指出：“同市场产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这一结论对非营利组织完全适用。首先，许多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性产出往往不像产品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产出的数量和品质难以测度。其次，非营利组织的产出和产出的最终社会效果之间有时间上的滞后性。“非市场产出通常是一些中间产品……充其量是最终产品的‘’……间接的非市场产品对最终产品贡献的程度是难以捉摸和难以度量的”。最后，“非市场产出的质量尤其是难以弄清的，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有关产出质量的信息”。而在市场产出的情况下，“这种信息应当通过消费者的行为和选择传递给生产者”。非营利组织的产品缺乏价格信号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因而也就缺乏检验和传递质量信息的机制和渠道。Rochester则用“责任的明确程度”表述了同样的看法：所谓的“底线”，即营利与否使得私营部门的责任明确，公共机构的责任和权限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非营利组织的责任则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

2．服务的间接性。服务的间接性即服务购买者不是最终消费者，尚有中间环节的存在。这种间接性特征在某些公共部门同样存在，但在非营利组织尤为突出。其结果是：家长很难判断托儿所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幼无知的孩子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子女很难判断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迈体弱的父母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捐助者很难判断慈善组织的表现，因为捐助者“购买”的服务无一例外是让第三者受益。简言之，服务的间接性导致信息获取的困难，进而导致监督困难。由于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这一特殊的产权特征使得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的问题在其众多的利害相关者（包括众多的捐助人、服务对象或受益人、政府主管部门、专业协会、所在社区等等）中产生了极强的外部性，以至于使这种监督成为不可能。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指出的：“对一个上市公司来说，股票持有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对政府来说，投票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而对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来说，仅同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选民团体打交道是“无法享用的奢侈品”。

3．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外部性的困扰。如果把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如果非营利组织整体有一个廉洁的道德高尚的声誉，则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会从中受益，但个别非营利组织及其管理者却有足够的激励通过违规或者卸责来获取个人利益，依靠非营利组织的整体信誉继续吸引社会的支持。这种“搭便车”行为消耗着非营利组织整体的信誉资源，使得所有非营利组织的状况都变糟。

4．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主体还面临着监督动力不足的问题。对于市场中的营利性公司来讲，为了获得利润，其出资人有足够的动力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而非营利组织的出资人（捐赠人）一旦把财产捐献给非营利组织，就失去了对该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管理、经营的权利，因此，缺乏监督非营利组织运营的利益驱动。另外，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对象作为弱势群体，不仅在信息获取和处理、利益诉求和资源动员等方面存在能力的缺陷，而且由于受益者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他们的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二）非营利组织内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作为对市场和政府的替代，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采取了科层式（hierarchy）的组织结构方式。科层可以被定义为某一决策者拥有非对称性和不完全界定的权威。这种权威能在一定范围内指挥其他人的各种活动。在科层组织里面，雇员的权利常常比较模糊，而责任更是如此。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因素也同样会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引起“科层失灵”。只要科层具有一个以上的下级单位，而且每个单位可以决定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那么这些单位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低效率和偏离行为。

正像哈耶克所讲的那样：“如今说科学知识不是所有知识的总和，几乎是离经叛道。但稍加思考即可得知，毫无疑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未经组织的知识体系，不可能以知识的一般规则称之为科学知识，这是关于时间、地点的特定情况的知识。正是着眼于此，所以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优势，因为他可以有利地利用他掌握的独一无二的信息。只有依赖于该信息的决策由他进行或在他积极配合下进行，才能利用到这种信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在科层中，上级很少能够直接观察到雇员工作的努力程度。相反，上级观察到的只是一些产出，但产出的决定因素除了雇员的努力，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其他因素，如天气、经济周期、其他雇员的协作程度或者运气。只要存在这种不确定性，雇员就有机会通过隐瞒信息而策略性地卸责。

随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深化，生产的相互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增加，在非营利组织内部也是一样，团队成员的相互依赖性会模糊个人的工作成果，从而带来很强的外部性，除非非营利组织能够提供一种能衡量每个成员贡献和努力程度的装置，否则只靠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很难维持长久。

（三）非营利组织的志愿失灵

非营利组织除了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会产生“科层失灵”外，作为人类服务的提供者也有着一些固有的缺陷，会产生“志愿失灵”。赛拉蒙提出了志愿失灵理论来说明非营利部门的缺陷，进而论证了政府支持志愿部门的必要性。在他看来，非营利部门的固有局限性在于以下几点。

1．对慈善的供给不足。一方面，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问题。更多的人倾向于不花成本地享受别人提供给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励去利他性的为别人提供福利。因此，能够提供的服务肯定少于社会最优的。另一方面，慈善的资金来源也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有爱心的人自己也难以维持生计，更谈不上帮助别人。只有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税收才能提供稳定的、足够的资源。

2．慈善的特殊主义。志愿组织的服务对象往往是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残疾人、未婚母亲、儿童、外来移民等。不同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现有的志愿组织可能不能够覆盖所有处于需要状态的亚群体。同时，由于大多数群体拥有自己的人呼吁为自己捐款，机构数量的扩张可能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从而降低了整体制度的效率。

3．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由于私人慈善是志愿部门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那些控制着慈善资源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忽略了社区需求，由此往往导致提供较多富人喜爱的服务，而穷人真正需要的服务却供给不足。

4．慈善的业余主义。根据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于穷人、残障人士、未婚母亲等特殊人群的照顾是需要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的，但是志愿组织往往由于资金的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报酬来吸引专业人员的加入。这些工作只好由有爱心的业余人员来做，从而影响服务的质量。总之，非营利组织在“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相分离及具有一个以上下级科层单位的条件下，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的复杂的委托关系，缔约各方的目标不可能自动统一，必须加以协调。但是，信息的不对称与外部性又使得这种协调无法低成本进行。

三、构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的不足，但是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在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层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1．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伦理信念。人类的动机要比单纯的财富最大化复杂得多，人类会牺牲财富或者收入来获得其他的价值。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ChesterBarnard认为，组织实质上是由个人组织的合作群体。因而，经理人员的主要工作并不是致力于规约下属们的自利行为，而是激发他们超越自利性追求。他认为，经理人员的其他能力，“将不会被发挥出来，甚至将不会产生这些能力，假如缺乏一种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以激励成员们对合作的基本信念的话……然而，组织的生命力与该组织所治理的道德程度成正比。这也就是说，远见卓识，长远目标，高尚理想，是合作得以维持的基础”。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力量源泉即来自于其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它是公益、慈善的化身，担负着人类最为神圣的事业，因此，非营利组织的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会沉重打击公众的道德与信念。非营利组织滥用公共资源的恶果甚至比其他机构滥用资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人们对非营利组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要求更高。整个社会和非营利组织的决策者和管理者都要注意发掘和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资源和精神价值，以弥补单纯物质激励的不足。

2．建立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应借鉴市场中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起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是在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情况下处理好委托关系，构建起非营利组织所有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分立制衡机制，以防止内部人控制。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规范财务会计制度。

3．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要求非营利组织及时、准确地披露组织的财务和管理状况、筹集资金的用途及使用效果、组织的目标、管理层和内部职工的薪酬等等。在这方面，政府是唯一具有法律权威强行要求非营利组织进行信息披露的组织。因此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4．构建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是帮助公众对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与评价，克服专业的非营利组织与其非专业的利害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机制。第三方通常是指具有法定权威或较高信誉的中间机构或组织。由它们制定标准，对行业内的成员机构之工作和项目进行评审，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或否定成员机构自己所作的评审结果。虽然独立的第三方审计、鉴定机构并不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直接的管理，非营利部门也不需对其给予任何关注，但许多非营利组织都自愿服从管理，因为私人捐赠者、募集资金的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媒体都使用它们的报告。总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因此，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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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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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知识包含政治原理、政治经济学、哲学、思想理论等多个方面，而这些知识往往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表象。如果高中政治课程教学过程中，只是直接向学生讲授相关的原理，让学生死记硬背，即使学生能够记住相关概念，对于知识的应用与理解能力也无法达到高中教学标准要求。因此，在课程标准的指导下，在情景问题探讨与3T课堂融合的教学方式下，教师首先要为政治课程教学设立最佳情景，促进政治知识的立体化，帮助教师将课程知识引入课堂，并能有效地指引学生进行知识的探讨。例如在货币、价格与消费这一类知识点的讲解过程中，教师可以设立寻找我身边的市场这一主题，教师在课程知识引入过程中，可以借助我们身边的实物交易市场、货币交易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来让学生寻找身边的货币、交易标的价格并探讨合理的消费选择模式，进而将章节知识逐步引入课程中，使整个知识点在实际事物的支撑下变得立体化，进而能更好地进入课堂，便于学生对知识的探讨与吸收。

二、探究问题预设，指引学生进行知识探究以及互相学习探讨

情景问题探究与3T课堂模式的结合，使情景问题与教师指引与学生互相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探究相结合。在这种模式下，教师在课程备课过程中要预先设定好相关的探讨问题，让学习方法还不成熟的学生在知识点探究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有效指引，进而一步步完成课程任务。问题的设立要注意与知识点进度相结合，平均分布在每一个任务中。例如教师在借助课程情景引入课程知识时，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探讨课程知识时，都要能够有与知识点相符的问题作为课程的指向标，稳定课程教学方向。以收入与分配教学为例，教师在知识点引入时，可以设立父母收入来源，父母收入获得形式，你认为我国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等问题，将知识点逐步引入课堂。而在学生探讨知识点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相关概念设定收入分配是什么，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优点，财政税收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等问题，逐步引导学生将章节知识的基础打牢固。

三、为课程探讨埋下争议点，促进学生互相学习效果的发挥

通过情景问题的探讨与T1方面的知识探究，政治知识基本进入课堂并被学生简单地吸收，而在T2的学习过程中，学生要在主题情景下，进行小组自我学习以及小组间的互相学习。此时如果教师过分干预，学生探讨学习的主动性将会被弱化，而如果不进行有效的指导，探讨学习的方向又不能被准确把握。因此，教师在课程设立的过程中，要在这一环节设立相关的争议点，例如辨析题或者是开放题的设立，一方面规定学生自主学习的任务，督促学生学习，另一方面，也帮助学生把握课程知识的进度与方向，从而发挥好教学模式提升政治教学的效果。以第一节中的货币、价格与消费知识教学为例，在经过情景教学后，教师可以提出货币与黄金哪个更适合作为现代生活中的通货，如何判断正确的产品价格，是否应当提倡奢侈消费等问题，让学生在自主探讨与相互学习阶段能够借助课程主题与预设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知识点学习与应用，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

四、复习测验回归课程情景，巩固复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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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G4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4-0079-01

2007年，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具体而言：

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

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三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

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

五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国家今后20年内努力实践科学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布局。为了实现这种战略布局，结合我国地方实际，我们需要实现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的全面协调协调可持续发展。

因为我们需要民主政治，不要专制政治。专制政治纵贯古今横跨中外，虽形式各异却入神共愤。我们需要民主政治。这样的民主不是党同伐异的“假”民主、不是“无法无天”的“大”民主、不是空谈误国的“空”民主，而是权力不滥的真民主、国富民强的好民主。

我们需要市场经济，不要泡沫经济。市场经济应当是“秩序”和“效益”兼顾、公权和私意共存的经济。由于强调方向不同，市场经济有两个变种，一日自然，二日计划。前者重私意、谋效益，强调丛林法则、自由放任；后者重公权，行调控，强调政府干预、社会福利。过分强调自由放任与过分强调计划命令，都会破坏市场的长期性、稳定性，导致市场失灵、发展失度、社会失衡。一个运行良好、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应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诚实守信、乐善济施中实现、合作双赢。

我们需要法治社会，不要人治社会。社会当然是由人治理的，但不是人随心所欲可以治理的。法治社会不是扼杀、忽视、贬低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强调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来预防惩治人的避害本能与主观恶性所可能导向的危害行为及其后果。法治也不是只讲法律不讲政治、只谈法治不看德治的“”法治。法治应当是法律与政治、道德、风俗、习惯有机统一，司法与立法、执法、学法积极互动的法治。法治社会应当是惩恶扬善、公平正义、国泰民安、“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和谐社会。

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要速食文化。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经验的累积、文明的传承。速食文化则是割裂历史的文化，是夸夸其谈的无根文化，是盲目借鉴的效颦文化。传统文化一日中学，二日西学。中学传统又分两派，一是儒法并用、兼顾佛道的古典传统；二是立足国情、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西学传统义分两派，一是希腊一罗马一基督教文明所绵延下来的欧美派，二是原教旨的经典派与苏联化的派。这两大传统四大流派都是对我国近现代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化因子，并将在未来的发展创新中纵横折冲、取长补短。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对这些文化因子取精用弘，促进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

为了不断促进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文科学生至少应当通晓政治与宗教、经济与逻辑、社会与新闻、历史与哲学、法律与医学、文学与艺术这12门学问。这既是为了避免书生空谈误国，更是因为这12门学问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1)政治与宗教都是有关待人处世的学问。虽然，政治侧重现世，强调实务俗事，关注利益矛盾；宗教侧重来世，强调因果报应，关注爱与宽容。但是，爱恨相生，宽严相济；利益可投报，矛盾可相容；现世也有因果，来世终为现实。所以，政治是世俗的宗教，宗教是天堂的政治；

(2)经济与逻辑都是有关理性生存的学问。虽然，经济侧重物质，强调现实，关注市场；逻辑侧重精神，强调推理，关注规律。但是，物质精神两难分；不合理的现实将消亡，不现实的推理是虚妄；市场有规律，规律需实践。所以，经济是生存的逻辑，逻辑是理性的经济；

(3)社会与新闻都是有关社情民意的学问。虽然，社会侧重动态跟踪，强调统计分析，关注宏观分层；新闻侧重时事通讯，强调客观真实，关注个案报道。但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分层要客观真实，时事要宏观分析；统计要联系个案，报道要调查跟踪。所以，社会是流动的新闻，新闻是特写的社会；

(4)历史与哲学都是有关人类智慧的学问。虽然，历史侧重广闻博记，强调大音希声、刻画真实，关注形象素描；哲学侧重归纳概括，强调振聋发聩、普遍适用，关注抽象定义。但是，博观约取，繁简有度；厚积薄发，见微知著；以史为鉴知兴替，以哲为鉴明事理。所以，历史是无声的哲学，哲学是智慧的历史；

(5)法律与医学都是有关身心健康的学问。虽然，医学侧重个人健康，强调望闻问切、对症下药，关注阴阳互补；法律侧重社会秩序，强调权利义务、罪刑相当，关注思想行为。但是，无个体，则妄谈社会，无社会，则难言个体；阴阳权务互利共生，症药罪罚相生相克；所以，医学是个人的法律，法律是社会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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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　西马斯·帕里　文献价值　实用价值

作者简介：鲁春芳，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郭峰，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本文为浙江财经学院2007年校级重大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的自然关怀”研究成果。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在中外文学界都一直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当中最具哲学深度与浪漫诗学思想于一体的文学理论家。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约翰·比尔的系列丛书《柯尔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Coleridge’s Responses：SelectedWritings on Literary Criticism，the Bible and Nature，2008)的出版为我们研究柯尔律治提供了针对性强、选材面广的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而这部系列丛书的第一部同时也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由牛津大学著名学者西马斯·帕里(Seamus Perry)编写的《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Coleridge on Writers and Writing)则更应该是我们客观、深层了解科氏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文学理论内核的忠实依托。

西马斯·帕里是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学者，主要研究1660年至今的英国文学，其中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思想的研究造诣颇深，已有多部研究柯尔律治著作先后出版：《s，T，柯尔律治》(S.T. Coleridge)、《柯尔律治的笔记：选读》(Coleridge’s Notebooks)、《柯尔律治：采访与回忆》(S.T Coleridge：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和《柯尔律治和部分的用途》(Co-1eridge and the Uses of Division)等，我们可以确定西马斯·帕里对柯尔律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2008年帕里又编写出版了这本系列丛书《科勒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的第一部《科勒律治论作家与创作》，虽然为资料收集形式，但是本书所选取的具体内容及其内容安排的方式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科氏创作思想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文献帮助、极其实际的研究指导和比较明确的学术意义。

首先，本书极具资料的文献价值性，把柯尔律治大部分散落在外的、一百多来未曾公开出版发表的科氏关于文学的论述、演讲、旁注以及别人的记录或摘录等收集起来，以详实的出处信息展示这些论断的来源：具体演讲、重要论述、写给具体文人的具体书信以及书写的具体时间等。从这些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更能体会柯氏诗学思想的本质内核，更能感悟到作为一代伟人的柯尔律治的创作视野。

其次，本书凸显的第二大特色是内容编排方式的独到新颖性和实用性。柯尔律治文学论著宽泛、宏大，帕里采用注释的方式，以独到的编排顺序对柯尔律治关于创作与作家的言论进行了考证性研究，第一部分以时间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比较全面的关于创作的论述，《笔记》中的摘录、讲稿中比较宽泛的讨论和节略、《朋友》、《文学传记》、《桌边杂谈》里关于诗歌与想象的描述等。从这些公开的和大部分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了解了柯尔律治的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本质内核：无论他一开始对诗歌和诗人的论述、对十四行诗本质的观点、对阅读与读者的理解、对戏剧与其它文学形式创作的解释、对机械幻想与有机想象的阐释以及最后又回到诗歌诗人本质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文学理论方面老道成熟的文学理论家，而他几乎所有阐述的中心词总是强调“整体”，虽然他用不同的英文词汇“union”“u-nity”“oneness”“whole”“totality”等，强调“有机的想象”即“organic imagination”。由此，我们看到，柯尔律治创作思想不是一蹴而成，更不是突兀来风，它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内核和一个渐进完善的过程。第二部分以作家为词条，以字母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对具体作家以及其作品彰显的风格、品格、文化意义等的看法与评价，把柯尔律治散见于其广泛的文学论著中的对世界作家的评论和认识集中起来，让我们很好地看到了柯氏的创作视野、他的知识面的广度与深度。比如从柯尔律治1795年的演讲中对马克·阿肯塞得(Mark Akenside)的评论看到了柯尔律治对“整体”和“想象”的强调，从他对亚里斯多德、培根的评述我们看到了柯氏对哲学与科学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从他对丹尼尔·笛福及其《罗鲁宾逊漂流记》的言论，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极具人文思想的柯尔律治等等。总之，帕里把柯尔律治对众多世界作家的评论收集一起，这些归纳性材料如实反映了柯氏本人的研究深度和创作主张。同时，柯尔律治能汲取所有对其思想有益的智慧，以他自己的天才进行有机的综合与想象，这是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精髓，也是他作为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不懈追求和努力辩护的目标，这一目标在他那三首争论最多、又最不被人看好的长诗《老水手》、《忽必烈汗》和《克丽丝特贝尔》中得以最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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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问题逻辑；思想政治理论课；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277-02

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科学发展观读本》（以下简称《读本》）一书，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理论背景、实践基础和历史地位，到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精神实质，再到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内容非常周全[1]。科学发展观如何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教学创新的路径之一是以问题逻辑的方式对科学发展观进行阐释和重构，重在释疑解惑，形成基于问题逻辑的科学发展观教学体系平台。

一、构建科学发展观的问题逻辑体系

问题逻辑是专门研究问题的一门应用思维科学，其中心任务是揭示问题之间及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这个范围内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逻辑性质和关系[2]。以问题的方式推进科学发展观进“思政课”，我们开展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根据课程的教学目标和要求，教师对问题（《读本》的基本内容）进行梳理、归纳并与教材内容对接，通过问题层次细化，建立科学发展观的问题逻辑体系。层次细化所指向的是问题的层级关系，即预设一级问题，然后把问题细化为二级、三级层次；或者把大的难题化解为小的问题进行解答。具体做法如下：

1.建构六个一级问题的逻辑体系：“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以人为本为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全面协调科学发展为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什么要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为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其中一级问题“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统领其余五个问题，也是其他问题必须回答的总问题。“以人为本为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的问题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问题，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更好地回答后面四个问题。后面四个问题是一个横向逻辑，共同为推动社会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服务。

2.建构基于问题逻辑的二级问题体系，即在每个一级问题的基础上建构二级问题体系。如一级问题“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下有三个二级问题：“为什么要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是发展观探索的最新成就？”“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意义重大”等。

3.建构三级问题体系。如，二级问题“为什么要提出科学发展观？”下面有四个三级问题：“传统发展观为什么面临挑战？”“发展为什么不能等同于经济增长？”“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为什么会造成严重后果？”“为什么要科学发展？”通过以上三级问题体系的建构，从而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问题体系，构建科学发展观的问题逻辑体系。

二、建立问题和问题之间的逻辑关联

在一个“问题场”中，问题之间总是存在某种联系，如何建立三级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建构科学发展观问题体系的基础。这里主要有以下几种逻辑关系：

1.并列逻辑。所谓并列的逻辑关系，就是说在一个大的问题内部所细化的诸多问题之间是属于一种并列的逻辑关系，并不存在一个问题比另外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它们以同等的力量共同支持“元问题”。在建构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体系里，存在某些的三级问题的并列关系。如“为什么改革开放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作为一个二级问题，通过并列的逻辑关系细化为：“为什么要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做到‘不折腾’为什么要不断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等并列逻辑关系的三级问题。“和谐社会建设为什么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细化为“民族团结为什么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处于重要地位？”和“促进两岸和平统一为什么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两个并列的三级问题。

2.递进逻辑。建立递进的逻辑关系的问题是基于问题逻辑的根本。递进关系就是一个问题为下一问题做前提、基础或者铺垫，后一个问题是前一个问题的深化。通过层层深化而不断建构问题体系。如“为什么人是发展的本质？”的问题在细化为三个问题过程中就采用递进的逻辑。即“‘以人为本’的‘人’为什么是指广大人民群众？”“‘以人为本’为什么比‘以民为本’更具优越性？”“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是‘为了谁，依靠谁’”等。

3.互补逻辑。问题之间的互补逻辑就是一个问题成为另外一个问题的补充。由于问题总是基于探求特定的未知领域的问题，因而总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要求有相关的问题作为补充，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构问题体系。

4.因果逻辑。因果逻辑是问题之间产生一种因果联系，进言之，正是有了这个问题，才会导致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或者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因果逻辑逐渐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体系建构的重要方面。

三、实现教学内容与学生问题的有效对接

基于问题逻辑的科学发展观进“思政课”教学体系建设，除了在科学发展观内容与教材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问题体系，还要通过在课堂内外采集和解答学生问题，把学生问题纳入问题体系，将学生问题与科学发展观教学内容对接起来，实现科学发展观内容与学生需要的对接。在推进学生问题与教学内容的对接，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三类问题的对接，具体对接如下：

1.教材核心问题与热点问题的对接。黑格尔指出，“个人无论采取任何方式履行他的义务，他必须同时找到他自己的利益，和他的满足或打算。”[3] 大学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社会家庭共同体的一员，具有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对社会问题有着天然的接触和感触；另一方面是学校共同体成员，在这个共同体里，又追求着一种学院式知识，在知识的共同体“濡化”下成长。而前者更具有根本性。这就决定了学生必定会无意识地与社会现实所接触，又有意识地接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他们之间的张力很容易困惑许多学生。只有把教材核心问题与社会的热点问题对接起来，才能打通长期困惑学生心中的种种谜团和困惑。让学生在了解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领悟教材的核心问题，在学习教材的核心问题过程中更加清楚地认识社会的热点问题。

2.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理论来源于实践，一直以来，学术界对科学发展观进“思政课”更多是基于实践操作层面上来做文章，而对理论本身的“说清楚、讲明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重视理论问题的研究，在进“思政课”过程中，把一些理论说清楚，从而使思想上不造成困惑，同时也有利于把问题领悟更加透彻，从而避免进“思政课”的实践过程中走过场，流于形式。在一定意义上说，加强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的相结合，更加能够推动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认同和支持。

3.学生问题和学生成长成才需要的对接。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学生的成长的需要是学生学习的最主要动力之一，而成才的需要就成为最主要的利益所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把学生的问题与学生成长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树立学生的问题，建构学生的问题体系，从而有效地反映出学生的思想动态，也更加充分地了解和把握学生的成长需要。

四、构建科学发展观问题逻辑体系的意义

1.问题逻辑与学生理解。问题体系使理解的重点和难点及关键点一目了然，有利于明了学生理解教学内容的关节点。科学发展观的问题逻辑体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突出重点和难点，使学生更加清楚地了解，学习科学发展观到底要关注什么问题？应该关注哪些核心问题、热点问题等。

2.问题逻辑与创新思维训练。问题特别是具有逻辑关联的问题体系，本身蕴涵着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很好方式。问题和问题体系一方面必须建立在相应的知识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又指向未知。学生提出问题本身就促进了大学生积极思考，而提出越来越深刻问题的进程，是创新思维能力最好的培养方式之一。

3.学生需要和人才培养需要的结合。在传统的“思政课”的教学内容里，更多地关注国家的需要、集体的需要。在一个价值观念多样性的、行为取向的多样性的社会环境里，大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具有自己的追求和思考的方向，具有选择自己方向的权力和主观能动性。康德指出，“不要让你自己成为他人的纯然手段，要对他们来说同时是目的。”[5]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许多的学生更多的关注自己的成长机会，这就要求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要把学生的需要和人才培养的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使它们之间的张力保持在最佳的角度使学生在适应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满足自己的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增范，齐建英.《科学发展观读本》是一本好教材[EB/OL]．henan.省略/ztzl/system/2008/10/21/010101917.shtml， 2011-01-25.

[2]周晓林.逻辑学教程[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175.

[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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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问题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改革

[作者简介]吴九占(1964- ),男,河北任丘人,广州大学学院,教授,硕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理论教学与研究。(广东 广州 510006)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1年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创新探索”(课题编号:BKYB2011072)和2012年广州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问题逻辑’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编号:2012-XH30)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0-0130-02

基于问题解析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指以问题意识为前提,以课程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热点问题和社会现实为切入口,同时围绕课程主线和教学目标,把问题进行梳理和整合,建立起具有逻辑结构的问题系统,并以解析问题为主题的教学方式方法,对于提高课程教学效果作用突出,应该努力探索科学的教学程式,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实施“问题解析式”教学

基于问题解析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以人本主义教育学派和系统论的教育理论为思想基础,对提高“思政课”教学效果具有重要作用。

1.基于问题解析的教学,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传统的课堂讲授,以教师为主体,教学方法缺乏以人为本的理念,以知识为本位,采取“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违背了受教育者的价值取向。问题解析式教学法强调以学生为本,关注学生的生活实际、思想实际、情感实际。通过教师的启发引导,学生自主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教学过程围绕学生的问题展开,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学生感受到以主体身份参与教学过程的愉悦,从而提升了学习自主性。

2.基于问题解析的教学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问题意识是创新的先导。没有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就不可能有发明和创造。基于问题解析的“思政课”教学,就是以问题意识为先导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这种教学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新思维训练过程,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问题体系蕴涵着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很好方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提出问题,不仅要梳理知识,更要首先检视自己的知识缺环,探寻未知。因此,提出一个好的问题,不仅意味着学生在知识上的丰富和补充,而且也是在理解知识、重构知识的同时,对创新思维的最好训练。当然,在老师和学生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同样需要新的思维和创造能力,并且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发现新的问题,形成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再提出问题”的循环往复,不断提升的逻辑进程。

3.基于问题解析的教学有利于提升教学整体水平。第一,这种教学方式有利于教学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由于问题主要来源于学生,而这些问题的解析又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因此,在教学中成果供所有教师使用和参考,这就能够实现教师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从而提升课程教学的整体水平。第二,这种教学方式有利于教学的规范化管理。基于问题解析的“思政课”教学,与专业课相比,无论对教学内容的安排,还是教学活动的组织,无论是提出的核心问题还是对问题的解答,都需要规范化管理。这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能够有利于统一的教学目标的实现。第三,这种教学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提出的知识问题、现实问题和个人问题,使老师可以发现一些原本不曾思索的或不够清晰的问题,从而拓展教师的视野,给教师带来极大的启发。这种直面学生问题的教学环境,能够敦促老师扩大知识面,提升教学水平。

4.基于问题解析的教学有利于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问题解析式教学法以问题抓人、以理服人,教师可以运用多种采集学生问题的方法,然后有针对性地解答学生问题,这样实现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信息的双向传递,教学的互动性增强了“思政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教学过程中要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和学生学习、生活成长中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把课程教学中的理论观点,恰当地运用于阐述提出的现实问题之中,使教学不再局限于学科知识本身,而且关注于培养人、教育人的终极目标,满足学生发展的价值取向,体现“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思政课”真正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课程。

二、“问题逻辑”教学模式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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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院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 评教 问题 对策

目前，我国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普遍实施了评教制度，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普遍存在事前准备不足、事中执行不够、结果不公平等问题，为此，笔者结合30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经历，拟提出一些解决办法。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评教事前准备不足及其对策

（1）评教理论存在问题及其对策。目前，国外高校对教师评价主要存在两种理论：奖惩性评价理论和发展性评价理论。从导引的制度设计看，两者是评价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和利弊。前者强调甄别功能，以奖惩为目的，采用刚性策略，但却忽视教师的自我诊断、自我提高等。后者以教师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注重过程评价，注重柔性策略，但不同程度地削弱了某些教师的危机意识、竞争意识等。在实施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外高校采用奖惩性评价和发展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其中，越来越多的国外高校偏重发展性评价理论。由于种种原因，奖惩性评价理论几乎统治我国包括民族院校在内的每个高校。如某民族高校出台的《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与管理办法（修订）》就明确规定：“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奖优罚劣，全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教师年度考核、职称晋升、岗位聘任、评优评先等提供参考依据。”因其管理和功利主义倾向导致“管理价值至上”，在实践中也面临一系列问题，造成教师和学生对价值认同困难，师生参与评教的主动性都较低，导致评教过程的形式化，学校、非领导教师和学生都很少从中受益，评教本身的教育意义严重缺失。目前，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方案及实施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已经形成“整”非领导教师的情况，导致不少非领导教师“自暴自弃”，严重伤了“教心”。鉴于两种理论导引的评价制度不同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性，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应兼顾两者并以发展性评价为主。同时，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特别关注非领导教师和学生的利益诉求，保证使用理论的公正性、公平性。

（2）评教方案存在的不足及其对策。一是没有独立的评教方案。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方案主要包括评教指标体系及实施细则两个部分，或称“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与管理办法”。目前，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独立的评教方案，致使其政治性、思想性无法得到充分体现。如某民族高校针对理论课、艺术体育技能课和实验课共设置三类评估指标体系，把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指标体系统归理论课之中，导致标准绝对化、一表评N课。就笔者调研发现，原因主要有三：第一，相关领导可能是理工科背景的原因，没有意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性，认为没有必要建立单独的评教方案。第二，错误认为可以通过民族院校学院的院级督导弥补。第三，官僚作风作怪且有私心。一些相关领导私心太重，“两学一做”“做”得太差，不作为、懒作为甚至形成“合法腐败”。

二是现有评教方案存在诸多不足。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评教体系角度看，现有评教方案除重定量轻定性分析、语言表达含糊不清外，还存在两个重要不足。第一，评教目的迷失。不是为了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和促进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提升，而是专为教师“设套”，把学校与教师人为的对立起来。第二，评教内容不足。如某民族高校出台的《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与管理办法（修订）》提出：“课堂教学质量评估包括教师教学态度、教学水平、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内容。”没有突出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色，如政治性、思想性、民族团结教育等内容，没有把党和国家最新方针政策“三进”纳入评教内容。因此，评教方案出现不公，操作就有问题，结果一定不公。

民族院校构建独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方案特别是评教指标体系，不仅非常有必要单列，而且能够单列。为了充分调动教师尤其是非领导教师、学生参与评教的主动性，必须赋予他们决策权，民族院校可以将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指标体系拆分成三个部分：一是校级指标，所有课程评估必须按指标对教师授课效果进行总体评价。二是院级、教研室指标，由学院和各教研室自行设定。三是自选指标，由教师、学生结合各自所教、所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每门课的具体特点，自己设计题目，提交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中心审核，通过后可纳入评教指标标体。同时，评教方案要定期完善，不要一个标准用到底。

二、评教主体构成存在问题及治理办法

有学者提出评教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博弈，表面上看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准确，实际情况是领导教师与非领导教师的博弈。如某民族高校出台的《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与管理办法（修订）》规定的评教主体有两类：一是学生。二是学院领导、同行专家及二级督导员。既把任课教师排除在评教主体之外，也没有第三方的加盟。由于该校对除学生外的评教主体规定模糊，加上校级督导员、学院院外其他领导甚至校级领导只听课提建议但不打分，结果，“学院领导、同行专家及二级督导员”这些评教主体实际上被多数民族院校学院完全变成了学院领导、各支部书记、各教研室主任这些领导教师（以下称为院级督导），并全部握有30%的权重（学生70%）。同时，一些民族院校学院或明或暗地规定：教师是否得优一般由院级督导决定。如果每个教师的学生评教分数差别不大，最后结果就是院级督导实际上是学院领导说了算。这样，就形成博弈，形成该院学院领导与该院其他领导教师（各支部书记、各教研室主任）的博弈关系。结果，院级督导变成了领导评教、变成了官官相护，理论推导的结果与实际产生的结果出现惊人的一致，每个学期绝大多数优秀成为院级督导的囊中物，由此延伸的利益也基本上被他们占有。首先，学院领导大多数得优（一般是轮流）。其次，该院其他领导教师大多数得优（一般是轮流）。最后，只能牺牲非领导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的利益（极少数非领导教师因为实力或其他原因如与学院领导“走得近”也能得优）。院级督导相互讨好特别是示好学院领导有以下好处：一是换取以后获得评优的机会、获得校级名师、省级名师的机会。二是获得以后可能的更多好处，如职称评定（虽然规定由院级学术委员会实施，但其由一些学院领导、一些支部书记和一些教研室主任组成）、年底评优（由学院领导、各支部书记、各教研室主任投票决定）、由学院组织投票产生的各级各类科研课题和教学课题、研究生各级各类课题和各级各类评优（学院领导、大多数支部书记和教研室主任投票）及其他诸多好处。评教主体出现不公，结果一定不公。

为了治理上述弊端，一是调整评教主体构成。办法一：增加评教主体。在学生、院级督导的基础上，增加教师这个重要的评教主体，采取每个教师每学期提交一份自评报告的评价方式，并给予相应权重如15%（把院级督导的30%减少为15%）。全面考察每个教师的课堂、课外教学和教学研究情况，促进教师课堂、课外齐发展。办法二：规定院级督导至少50%由学院非领导教师竞聘上岗，以尽可能保证公平公正。除教学副院长外，其他学院领导不能作院级督导，达成一种制衡。办法三：由学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中心在校外聘请第三方评教。第三方只对学校负责，不能由学院联系，以免产生“猫腻”，不能只讲信任而不讲管理。信任产生不了公平，公平管理才能得到应有的效果。办法四：学生作为唯一评教主体，权重100%。大量研究文献表明，美国多数教育者对于学生评价教学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教学对象是学生，是教学活动的基本参与者。由于学生每节课都在观察教师的教学活动，并能从教师的作业评定和考试评分以及它们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感受教师的治学态度，来自学生对教学过程及其效果的评价信息重要而独特，如果评价标准恰当并组织得好，学生的评价可以反映教学过程的真实情况。学生评价教学还可为多种目的服务，如改进教学、为判断教学效果提供依据、帮助学生选择课程和教师、促使学生对他们的教育活动进行思考、为领导者进行决策提供依据等。[4]在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中，把学生作为唯一评教主体，还可以尽可能杜绝腐败产生的环节。各级督导只听课提建议，但不打分。

二是如果院级督导维持现状，应规定领导教师每学期评教得优比例不能超过30%。或采取总分加减的办法，即每个领导教师评教总分减5分左右，每个非领导教师评教总分加5分左右，刚性避免或抵消人情分。

此外，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全校公共必修课，学生多、水平不一，而且是大课堂教学，领导教师掌握排课权，一般会把“好教”、“听话”的课堂或本院专业课堂等“优势”课堂安排在自己名下，为自己得优打好基础。因此，课堂选择应采取抽签的方式或领导教师最后选择的方式，以避免“优势”课堂被领导教师独占。

三、现有评教实施过程、结果的局限及提升措施

（1）现有评教方案实施过程存在的局限及治理。一是实施过程存在“交易”机会。某民族高校学院以前采取的是院级督导每人听1节课后就给被听课教师单独打分的办法，后改为院级督导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听1节课并讨论后再给每个教师打分。显然，后者更容易作。程序出现问题，结果自然失真。二是考核内容太窄，时间太短。目前，多数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院级督导实际上只是通过听1节课，就得出对该教师的评教结果，督导任务就算完成。显然，这样的简单督导并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教师课堂教学的全貌，想全面考察教师教学内容的政治性、思想性更是不可想象，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因为教师再笨，也知道绝对不能在院级督导听课时“乱说”的。

为消除上述问题，各评教主体职责应该各有不同，各有分工。关于评教的内容，由于各评教主体的职责不同而有不同。学生主要评价教师的课堂表现，包括备课情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自己由此的收获等。院级督导除听1节课外，应更多地注重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调研尽可能全面了解学生对教师的真实评价。二是仔细阅读教师的自评报告并实地调研是否属实。教师自评报告包括备课情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外辅导情况、学生成绩评定情况、成绩册及试卷入库情况、教学改革、教学效果、教学课题和教学研究等各个方面。三方信息和资料相互印证，基本上可以比较全面的了解每个教师课堂内外教学和教研的真实情况。至于评教时间的安排，应根据各评教主体的分工不同而有差异。学生评教时间，最好是安排在该课结束后1周进行。院级督导评教时间应该是教师每学期第一课开始到成绩册上交、试卷入库的全过程。教师自评报告上交时间应在成绩册上交、试卷入库后1个星期以内完成，院级督导评分还是采取单独方式最佳。这样，各评教主体才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全面了解每个教师。

（2）评教结果存在问题及补救办法。一是相关信息公示、公开不足及对策。目前，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结果既没有公示时间，教师也只能看见自己课堂的正式总分，查不到明细，也查不到其他教师特别是领导教师的评教结果。因此，加大评教结果详细信息公示、公开的力度，全面公示、公开学院所有教师每学期的评教总分、学生评教总分及院级督导评教总分，方便监督。

二是无申诉时间及改进意见。目前，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没有明确规定教师申诉的权利，没有给予申诉时间，也没有教师申诉的机会。鉴于保护教师申诉权是国家法律赋予的权利，应大力鼓励教师申诉（实际上这也是监督评教作弊的好机会）。民族院校学院、学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中心对教师提出的申诉必须严肃对待，有求必应，全面深入调查，对错误的评教结果必须予以修正。

三是忽视“回头看”及对策。一说到高校腐败，自然联想到基建、招生等“硬”领域，就没人关注评教等“软”领域的腐败。仅就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看，早已不是一片“净土”。一些相关领导不放过任何可以腐败的机会，“雁过拔毛”，如果严查每个学期评教结果数据，就可以发现其中的诸多“猫腻”，“优秀”基本上成了领导教师的“专利”。人们常说：“老百姓最痛恨的腐败是身边的腐败。”同理，教师特别是非领导教师最痛恨的腐败也是身边的腐败。因此，应借“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东风，实施拍“蝇”行动，建议由民族院校学校纪委牵头，学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中心负责实施，严查、严惩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领导评教过程中的不作为、懒作为、“抱团腐败”等歪风。一经查实，不仅取消所得相关所有利益，追回所得相关所有利益，并撤职，而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主体责任，并在党内依党规严肃处理。

参考文献：

[1]黄成林.国外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发展的研究及启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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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材 问题 解决途径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作为中央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是由、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为了保证教材结构的完整性，每门课都有自己内在的逻辑，因此，教材本身在编排上存在着一定的内容重复现象以及其他问题。

一、教材内容存在的问题

第一，同一门课程内部内容重复。例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在中国化、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部分，都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内容。

第二，不同的课程之间内容重复。例如：“概论”课中第三章理论和第四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内容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和第八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内容重复较多。

第三，高校课程和中学课程内容重复且部分内容不一致。高校思想政治课程和中学政治课程和历史课程内容重复较多，另外有少部分内容不一致。例如：“基本原理概论”中第四章第一节：“货币具有五种基本的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中学政治教材对这部分的论述为“货币具有五种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其中基本职能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二、教材内容存在问题的原因

为了保持教材的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出现了无法避免的内容重复现象。另外，高校政治教育与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各自为政，没有有效的衔接。各个阶段教学在具体规划和实施过程中缺少沟通和交流，因此出现了高校和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中教材内容的重复、脱节和内容不一致等问题。

三、解决教材内容存在问题的途径

第一，完善教材体系。首先，对于高校教材体系中内容重复的问题，在编写中应注意主次分明、详略得当。针对不同的课程及不同内容需要有不同的侧重点。其次，应对中学教材和高校教材进行整体性规划，使课程内容之间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中学教材的编写主要为了应对高考，内容主要是基础理论，理论性较强。高校教材的编写主要注重育人，注重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增加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不说空话、不讲大道理，帮助学生们解决实际生活中的思想困惑。在内容重复的情况下，应保持中学和高校教材内容的一致性，避免学生知识混淆。

第二，促进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课程体系包括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作为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完善课程体系，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就需要促进由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首先，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对整体性的理解是跨学科和跨专业的，需要打造一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团队，通过教学团队的共同研究和努力协同完成。对于重复的内容，根据不同的课程特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解；或是有些课程详讲，有些课程略讲；再或是采用专题教学法，各自设计内容不重复的专题，进行教学。其次，转化教学重心。从涉及理论观点的实际问题入手，讲授重心由知识传授向思维能力训练和具体问题解决转化，促进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可以让学生对一些问题进行研究讨论，或让学生参与课程讲授，将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转化为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再次，采取分级教学模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公共课，学校和教师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学生进行分级教学。例如：可以将不同地区的生源、不同的专业的学生、中学学习文科和理科的学生，划分为不同的层次。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教师成为教学的设计者，针对不同的学生特点，因材施教，使每一个层次的学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杨乃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内容部分重复及其解决之道[J].高教论坛.2008，（3）

[2]王忠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1，（4）

[3]包双叶，陈锡喜.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及其转化—从大学与中学思想政治教材内容重复现象谈起. [J].邯郸学院学报.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