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扶贫社会工作计划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扶贫社会工作计划，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年度重点工作完成情况、主要做法、取得成效

（一）社会救助工作

1、实施“脱贫攻坚最低生活保障支持计划”。制定了《县民政局脱贫攻坚社会救助支持计划》、《关于做好扶贫对象全面排查工作的通知》和《县民政局关于集中开展脱贫攻坚农村低保核查排查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安民发〔2020〕45号），按省政府确定的“两线合一”指导标准，将我县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年人均3300元。

2、城乡低保保障标准和补助水平继续提高。2020年4月，县政府印发了《关于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批复》，将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月人均440元提高到月人均500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年人均2900元提高到年人均3300元，按省财政建议数配套低保资金357万元。

3、全面落实重特大疾病救助制度。出台《县医疗救助实施意见》，重点对象资助参保参合100%，重点对象重特大疾病住院合规医疗费用救助比例为70%，低收入家庭救助比例为30%。截至9月底，累计救助22719人次，支出598万元。继续全面开展救急难工作，设立了临时救助专户，解决了一些遭遇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生活困难的群众救助问题，发挥了救急难功能。

（二）救灾减灾工作

4、做好冬春救助各项工作。对因灾缺少衣被和缺少口粮的受灾困难群众，及时给予救济救助，并做好救灾款物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受灾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互助互济活动和余粮户帮扶缺粮户、冬借秋还活动，积极组织开展劳务输出、以工补农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自救活动，解决部分灾民生活困难。并积极开展乡（镇）村党员干部包户活动，把包保责任落实到人头，帮助灾民安排好生活，帮助他们安排好冬季副业生产和明年春耕生产。

5、做好救灾应急物资储备及紧急调运工作。为应对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积极筹划和储备救灾应急物资并建立救灾物资紧急调运机制。今年与县内两家规模较大的仓储超市签订了《县自然灾害应急物资供应协议》，与县交通运输局签订了《县自然灾害应急物资运输协议》，确保突发灾害后救灾物资能及时运抵灾区，保障受灾群众吃、穿、住等基本生活。

6、开展农房保险工作。积极协调县安华保险公司，调研农房保险工作的具体险种和办理、理赔程序等相关事宜，初步掌握第一手资料，为下步全面落实好农房保险有关工作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三）五保供养和养老服务工作

7、五保供养情况。我县已纳入农村供养范围的五保老人有659人，其中：分散供养461人，集中供养188人。县内有七所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总床位731张。集中供养标准为5600元/年/人，分散供养标准为3850元/年/人。

8、养老服务情况。县社区爱心助老协会及县镇心连心互助协会获得中央拨付的100万启动资金，这项目主要内容就是居家养老服务。现项目运行了6个月得到了居民的好评。对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工作人员和各类涉老组织或自愿者组织中有意愿参加培训的人员进行了养老护理员培训，养老服务机构、居家养老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养老服务人员培训率达到100%。

（四）残疾人福利情况

9、积极做好残疾人福利保障工作。县现有残疾人10240人，困难生活补贴发放对象为残疾等级四级及以上、并享受低保的残疾人群；重度护理补贴发放对象为残疾等级二级及以上、需要护理的残疾人群。困难生活补贴标准80元/人/月，重度护理补贴标准80元/人/月，符合条件者可享受双项补贴，截止到10月底，符合申领条件的残疾人数量为3986人，实际领取的残疾人数量为3885人。共发放困难生活补贴2,208,240元，重度护理补贴978,480元。

(五)基层群众自治工作

10、圆满完成全县村民委员会第十次换届选举和村务监督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我县自1月25日起至4月30日截止，圆满完成了换届选举任务。共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成员589名，其中主任180名（女性9人），委员438人（女性197人），实行“一肩挑”的村100个，达到了全县村党支部总数的56%，村委会成员中党员239名，占村委会成员总人数的41%，村委会成员平均年龄47岁、村主任平均年龄46岁，35岁以下村“两委”委员比例达100%。

11、城乡社区协商全面推进。出台了（关于成立县城乡社区协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县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规范城乡社区协商工作的通知》（安民发[2020]2号）、《关于进一步确定开展基层民主协商和村（居）民代表会议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等六个规范性文件、一个协商目录、一个协商工作流程和十项协商工作管理制度，确保了城乡社区协商工作有章可循。同时，在全县180个行政村和10个城乡社区建立和完善了议事协商机构，并将基层民主协商工作纳入年度民政重点工作考核项目。选择了九龙、、瓮声、兴华社区、亮兵镇新胜村五个单位为试点开展基层民主协商工作。

（六）社区建设工作

12、加强农村社区建设。我县新建和改扩建了48个农村社区，并将、五个村作为农村社区建设试点。按照试点现行、节约资源、科学配置的原则，分别在48个农村社区内设置了“一站式”便民服务大厅、多功能室,并制定了工作职责和相应的社区服务和协商工作制度；在室外设立了文化健身活动广场。并按要求统一制作悬挂了印有“中国社区”标识的社区公共事务服务中心标牌。48个试点社区依托各种会议载体，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农村社区协商和服务活动。

13、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2020年我县社区减负工作领导小组大胆实践，以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提升基层自治能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为主要任务，制定出台了《县社区公章管理办法》、《县关于落实权随责走、费随事转”政策的落实》、《县关于建立社区工作准入制度的意见》等文件，在明晰权责基础上，以《县社区工作准入审批表》方式，明确委托社区事务的项目内容、经费保障和违约责任，正确处理了社区党工委与自治组织、自治组织履行法定职责与协助政府管理、居民民主管理与社区干部自行管理三者的关系。从机制上保证“居民自治”，改变了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干预自治事务、以行政命令下达指标任务的工作方式进一步理清了政府和社区的职能边界，重点加强了社区党工委的监督考评，建立了评估结果与绩效考核挂钩的有效机制，初步探索出了新型城乡社区治理模式，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基层民主建设和创新社会治理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七)社会组织工作

14、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2020年在社会组织行政执法检查当中对2所未登记营业的民办养老院下达了取缔通知书。符合评估条件有5家社会团体及5家民办非企业，暂时未完成评估工作。

（八）优抚安置工作

15、优抚对象档案信息规范管理。优抚对象数据核查任务100%完成、身份证信息和电子档案采集工作100%完成，优抚对象纸质档案一人一卷，归档材料齐全，有专门档案室集中管理。

16、圆满完成烈士公祭日活动。9月28日，县委办公室下发《关于举行烈士公祭活动的通知》，9月30日9时，在县烈士陵园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县委书记韩长发、县人大主席金斗河、县政协主席马革新、县人武部部长张亚忠、县政府副县长等县级领导参加活动向烈士敬献花篮，县电视台进行了相关报道，得到社会群众的一致好评。

17、认真做好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工作。制定了《县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实施方案》。2015年共接收81名退役士兵，选择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75名。2020年3月21日县民政局开展了2015年秋冬季退役士兵教育培训宣传动员大会，向退役士兵传达了省和县里组织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退役士兵教育培训政策知晓率100%，县民政局与省退役士兵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县东远驾校、县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签订培训协议，开设了汽车驾驶、SIYB创业实用技能培训班，共有3名退役士兵参加省退役士兵中等职业教育，32名退役士兵参加了汽车驾驶专业的培训，17名退役士兵参加参SIYB创业实用技能培训，培训率达到67%。

（九）社会工作

18、社会工作稳步推进。2020年，我县承接了省“三区”计划项目。制定了《县“三区”计划项目书》、《县“三区”计划社会工作服务总体实施方案》。选派了8名德能勤绩素质高的持证社工，到受援社区开展为期1年的社会工作服务，根据目标任务和实际需求确定了4名培养人员，设立了“阳光守护”服务项目。为了保证本年度“三区”社会工作计划目标的全面实施，我县加强了对受援单位和被选派人员的管理，研究制订了相应的考核评估制度，达到了量化管理和绩效考核。截止目前，我县承接的2020年度“三区”计划项目已经开展完成了6个个案、5个小组和18场大型活动，受益人群1000多人。按项目计划目标任务要求，完成了3名人才培养任务，培育完成了1家社会工作民办社工机构。

（十）社会事务管理工作

19、做好节地生态安葬和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工作。拟定了《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实施办法》，制定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实施意见》，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

（十一）民政法治建设和标准化建设

20、统筹安排民政法治化、标准化工作。与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签订目标责任书，明确相应职责和任务，积极配合落实标准化工作。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制订领导干部年度学法计划；组织领导干部集中学法活动。把依法行政知识和新颁布基本法律、民政法律制度列入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通过立法调研、执法监督检查、案例讨论、工作研讨等形式，取得学习实效。

组织局机关全体干部参加通用法律知识培训、专门法律知识轮训和新颁布法律制度专题培训。参加县法制办组织的法律知识讲座学习参加人数22人。参加机关法律知识问卷作答，参考率100%。

（十二）民政安全监管工作

21、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对全县民政系统7所民政社会福利中心、4所民办养老院及3所事业单位基本信息全部录入了省安全生产网格化信息平台，并做到及时更新有关信息。各单位安全生产网格化公示版已全部制作并上墙。全年多次联合县安监局、县公安局、县消防大队等部门共成立15个检查组，出动检查人员70余人次，对全县民政系统各单位进行了安全生产检查工作。结合省、州安全生产联合督查组对我县养老机构进行的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今年，在检查中累计发现各类安全隐患81项，其中公办福利中心51项，民办养老院30项，现已整改53项，正在整改28项，已投入22.7万元整改资金。

组织开展了由局领导班子成员、局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各下属事业单位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参加的“安全生产法”学习培训班，共培训安全管理人员20人次。及时要求各单位制定更新了2020年度应急预案。在县内主要街路口进行安全生产咨询宣传工作，印发了《县民政局2020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

（十三）工作

22、认真做好维稳工作。开放民政局热线，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同时安排专人答复百姓热线平台问题，力争做到24小时内完成答复。将矛盾消灭在基层，全年无进京访、进省访。

（十四）福利企业管理工作

23、做好福利企业管理和规范化建设。2020全县共有3户企业、共有职工98人，安置残疾职工41人，福利企业上半年总产值964万元，销售收入1026万元，利税总额48.7万元，其中：利润-30.7万元，减免税额79.4万元。残疾职工的均工资由1120元提到1280元，残疾职工均“四险”由6400元提到8400元。明确了各福利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中的职责，责任落实到人。对各安全生产重点单位存在的隐患均进行了普查、分类，并由消防队及食品药品监督局的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指导，制定了隐患整改措施：对消防器材、设施，进行了及时更新或配备，目前已基本整改完毕。协助残联对福利企业39名残工进行逐一审核，建立了规范档案，提高福利企业规范化管理。对企业的残疾职工上岗、工资发放、福利待遇、养老保险、劳动合同、一人一档等情况进行了认真全面的检查和核算，了解他们在企业的工资、福利待遇上的实际情况，对个别未能按规定及时为残疾职工购买保险、通过银行工资的福利企业，要求进行限期整改，并在整改后再次进行现场检查时已达标，确保了残疾职工的各项福利待遇落实到位，切实保障和维护了残疾职工的合法权益。

（十五）亮点加分工作

24、全年民政工作获得多项国家和省级表彰。

2020年3月，我县社会救助工作顺利通过民政部、财政部低保绩效评价考核组对评价考核。社区协商工作代表省通过中央改革办督察组验收。8月，县获得“省级双拥模范城”荣誉称号。

2020年5月30日，在全省社会救助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抓实家计调查细化分类施保推进农村低保补差式救助》的典型发言。应省厅推荐，向来我县学习的市、市、市铁东区民政局介绍经验做法。

县救助工作积极申报民政部2020年社会救助领域创新工作，救助档案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院到参加中国红十字会养老培训交流会，交流了我县“医养结合”养老新模式，并且光荣院和东北师范大学达成“共建教育实习基地”协议。光荣二院主体工程竣工，建成后将是全州首家收住失能半失能人员的养老院。

县民政局被中国社会报评选为2020年度民政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孙志强同志荣获十佳通讯员称号。

二、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是基层民政队伍人员少、力量薄弱、基层交通工具缺乏，民政工作领域拓宽工作量加大，加之党委政府的党建工作、扶贫攻坚等一系列中心工作的任务加重，基层工作存在严重超负荷想象。特别是基层从事党建、社会救助工作的人力、物力明显不足。

二是《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出台后，形成了政府主导、民政牵头、相关部门配合的社会救助工作格局，建立了由27个部门组成的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通过工作发现，社会救助管理部门还处于碎片化阶段，不能有效的结合，各执其责，如何将其进行整合，是今后的难题，光靠民政牵头办事，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

三、2017年工作安排

（一）实施脱贫攻坚计划，不断提高幸福指数。巩固农村“补差式”救助成果，开展城乡低保统筹发展试点工作，保障标准不低于当地城乡居民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和30%，实现“应保尽保、精准施保”。加大对“三无”、“五保”、“支出型贫困”、“尿毒症”以及“因灾致贫”等重点群体的救助力度，开展“千人白内障民政救助项目”公益活动，实现“应救尽救，综合施救”。扩大慈善募捐渠道，借助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推动脱贫攻坚活动的开展。全面建立、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强化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推进扶贫政策和低保政策“合力”脱贫，对通过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无法实现脱贫、并符合低保条件的，全部纳入低保保障；对实现脱贫致富的，及时有序退出低保。按照“不低于上年度当地农村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总支出的80%”的标准，进一步提高农村五保对象供养水平。

（二）拓展优化救助平台，提升管理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结算系统，争取实现医疗救助与医保无缝对接，提高结算的准确率。深入开展“阳光救助”活动，实施社会救助服务大厅（窗口）规范化建设，抓好“社会救助智能服务平台”救助模式和社会救助档案管理，全面提高社会救助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适应户籍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建立居住地申请低保相关措施。完善和规范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协调机制，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大力推进阳光福彩，多方争取福彩公益金支持，不断增强救助能力和水平。

（三）着眼规范与提升，大力发展养老服务。加快推进公办养老机构建设，确保县社会福利中心（光荣院二院）养老服务综合楼投入使用，积极筹划县第六福利中心建设项目。扶持民办养老机构发展，落实好扶持优惠政策，对新建机构要严格按规定审批准入，推动民办养老机构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深入推进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化，采取多种形式引入社会力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广泛推广委托经营、延伸服务、资源共享等服务方式，制定出台《关于加强全县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指导意见》、《全县农村福利中心管理实施细则》，统一规范农村福利中心财务管理，加大财务人员培训力度。加大农村福利中心维修改造力度，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实行“公建民营”、“公办民营”、“医养结合”管理模式。

（四）完善应急保障机制，提高紧急救助能力。修订完善《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制定出台《县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县救灾储备物资管理实施细则》。深入开展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工作。进一步增加救灾物资数量和种类，全面提升救灾物资储备保障能力。探索建立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参与救灾工作机制。扎实做好各类灾情的应对和管理，认真做好自然灾害冬春生活救助工作，确保受灾人员的基本生活。

（五）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切实加强地名管理，继续推动地名公共服务体系示范县活动，在全省率先开展全国地名地址库试点示范创建活动。切实加强基层民主管理，在全县选择5个以上社区（村）进行基层民主协商示范点建设。认真落实社区减负工作，执行社区工作准入制度。完成第十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切实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做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和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前的准备工作，积极推进直接登记、一业多会。培育15个以上“名牌”协会。深入开展社会组织评估、年检和执法监察工作，及时处理社会组织违法、违规问题。切实加强专项社会事务管理，进一步创新流浪乞讨救助、婚姻登记、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等工作方式。认真抓好社工人才队伍建设，落实职称待遇。加强福利企业监管，继续做好政策引导和政策扶持，想方设法安置更多残疾人就业。

篇2

关键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政社合作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089-03

一、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组织的概述

政府购买服务（Purchase of Services）是源于西方的一项社会福利制度方面的改革，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新公共管理思潮下，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实践，对社会服务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正在转变为公共服务如何公平有效配置的矛盾上。人们也日益关注教育、医疗、环境等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的提供。

社会组织在这指的是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为满足社会需要或部分社会成员需要而设立的非营利性组织，具有民间性、非营利性、公益性、自治性、组织性等特征。在中国曾以“民间组织”称谓，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正式提出“社会组织”这一概念[1]。社会组织活动多集中在教育、养老、残障、公共卫生、住房、就业等领域。同时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存在明显的优势。例如，不以营利为目的并且有很强的使命感，使其相对政府与市场而言，能够做到公平与效率的完美结合；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因而在提供某些公共物品时比政府更具低成本、高效率、灵活多变的优势；更贴近基层，以社会弱势群体或边缘性社会群体为服务对象，从而可以解决很多政府与市场无暇顾及或是不愿顾及的公共服务需求；等等。一些学者认为NGO参与公共治理，不仅增强了政府在公共福利提供中的作用，还避免了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的出现。政府组织应该与民间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更好地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2]。

二、北京市2010年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报告[3]

2010年，北京市民政局开展了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从社会建设基金中出资，在扶贫救助、扶老助残、医疗卫生、文教体育、妇幼保护、服务三农、法律援助、支教助学、生态环境、促进就业等十个民生服务领域内，向社会组织购买公益服务项目。活动为期一年。

（一）参与主体

各级民政局和全市社会组织，同时也鼓励企业和群众参与项目的活动中，提供项目所需的资金，场地、人员、技能等。北京市民政局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同时在社团办下设立办公室，具体负责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的日常工作。成立由相关领域专家、评估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项目评估监督委员会，负责对社会组织申报的项目进行审查和可行性评估，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评估评价。

（二）活动载体

1）北京市民政局和北京市社会团体办公室开设首都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的网页，提供社会组织项目申报、项目公布、公众参与、社会评价等相关活动的网络平台。2）2010年7月12日在北京会议中心举办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大会，在社会组织资源配置区，250余家社会组织展示了近500个各类公益项目简介，政府资源配置区有北京16个区县下属的部分街道、乡镇、社区在此展示本单位的资源和需求，也就是向社会组织介绍政府想购买哪些服务。此外，还设置了基金会洽谈区，供基金会与社会组织签约，或与有合作意向的社会组织进一步商谈。3）与北京电视台合作开展了“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公益项目大赛”系列节目，使政府购买的项目个个过得硬，接受社会监督，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组织公益服务活动的开展。

（三）活动方式

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开展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的通知中将活动分为项目申报、项目审核公布、项目实施、项目评估、总结表彰五个阶段。社会组织在划出的主要的10个活动内容方面上，结合自身的工作计划，将全年要开展的活动项目通过网络平台向管理机关申报。申报表格见附件一。由项目评估监督委员会对社会组织申报活动项目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进行审查，并进行可行性评估后报领导小组审定。区县级社会组织项目由各区县民政部门进行初审后，将项目汇总报领导小组。项目通过审核后，市和区县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机关将与社会组织签订《社会组织实施非营利公益项目合同文本》，明确活动开展的相关管理服务事项。确认的项目集中通过“北京市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全过程监督。对有影响力的公益项目，通过项目竞选，市政府购买100个为民办实事项目，与选中的社会组织签订政府购买合同。社会组织按时填写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项目进度表》报送项目进展情况，完成项目的社会组织要报送活动总结。所有参与的项目都要进行自我评定，受益人反馈和第三方的评估。最后采取政府嘉奖和社会褒奖的方式对在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中表现突出的社会组织进行表彰。

（四）项目分布

该行动的网络平台公布了通过审核的2 018个民生服务项目，其中涉及扶贫救助共150个，扶老助残297个，支教助学274个，文体科普392个，医疗卫生233个，生态环境159个，妇幼保护105个，服务三农199个，法律援助47个，促进就业169个。

按项目登记管理机关分类，北京市民政局下项目最多，共494个，各区县民政局下项目情况如下：东城区131个，西城区48个，朝阳区86个，海淀区87个，密云县73个，平谷区69个，怀柔区113个，丰台区142个，延庆县21个，大兴区48个，房山区51个，通州区181个，门头沟区34个，昌平区20个，顺义区36个，石景山区154个。

从社会组织类型出发，社团运行781个项目，民办非企业组织运行1 085个项目，基金会运行151个项目。

从项目活动地域出发，除了各区县登记管理机关管理下的项目服务于相关的区县外，北京市民政局下494个项目中，有142个项目的活动领域专门针对某一个区县，其余329个项目活动领域覆盖全市。

三、北京市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的创新和不足

（一）创新

1.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多元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使得社会组织把政府无力做的公共事务承担起来，成为政府的有力助手，形成政社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也需要有效动员和使用可利用的社区、公共部门及私营部门资源[4]。此次行动召开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推介展示暨资源配置大会”，向政府部门、街道社区、企业、公众个人等推介展示了社会组织公益项目，在资金、场地、人员等方面整合了政府、社会、市场个人的资源参与配置，如街道社区设施向社会组织开放提供活动场所，社工、志愿者为社会组织提供了人力支持。除此之外也对社会组织内部资源进行相互配置。网络平台上更是把审核通过的2000多个项目的项目申报表进行公示，把其中提出的资金、场地等方面的需求面向社会各界，为资源配置提供了一个面向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操作更方便的平台。

2.购买服务制度规范的探索：北京市政府把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列入了《北京市2010年在直接关系群众生活方面拟办的重要实事》，制定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规范。出台了《关于开展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的意见》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合同文本》，明确了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管理、购买项目范围、工作程序；明确了购买项目、购买成本、资助补贴和项目奖励的购买方式。

3.引入绩效评估和社会监督机制：建立了专业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评审、监督队伍。组建购买服务组织管理机构，建立项目评审专家委员会、项目监督委员会，对社会组织申报的项目进行遴选，审定、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项目监管。在服务网络平台，受益人通过实名登录可以在网上为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打分，进行受益人反馈。评价内容向所有人群公开。

（二）不足

1.信息公开程度还有待提高：北京市政府为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打造了专门的网络平台，公示了项目的组织单位，项目内容，项目预计进度，项目资源需求，项目服务人群，项目受益人群等项目相关信息。同时和北京电视台一起举办“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公益项目大赛”，以项目竞选的形式，选出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接受社会的监督。然而，我们没有办法在北京市社会组织服务平台上找到任何有关此次大赛的最后结果，无法得知哪些社会组织的哪些项目被政府购买，购买的金额分别是多少，项目的实施效果如何，评估结果如何。因而没有办法对此次服务购买行动进行完整的认识和研究，损害了大众的知情权。

2.活动的时间期限过于受制。可以说，此次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活动领域广，覆盖地域大，参与主体多方面且数量大，参与项目、筹集资金和资源等也较多，但是活动的时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即一年的时间。这不仅将一些好的但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或者有所成效的项目排除在外，使得这些项目没有办法进入政府购买服务的竞争中，这也可能对社会组织的活动发展方向提供错误的导向，过于急于求成。而且也对公共服务的质量有所影响。公共服务的提供是个连续不断的过程，需要政府、社会组织等各方持续不懈地努力。因而，笔者一方面在为北京市如此大范围、多维度的购买行动欢呼时，也不禁要有所担忧，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会不会只是一个一次性的买卖？

四、建立政社合作机制的建议

著名学者萨拉蒙在跨国比较的基础上，以“服务的资金筹集和授权”与“服务的实际提供”为核心变量，深入分析了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优缺点，指出了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关系的内在逻辑，进而提出了政府与民间组织关系的四种模式。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合作的卖主模式，其中民间组织仅仅以政府项目管理人的面目出现，拥有很少的处理权或讨价还价的权利；一是合作的伙伴关系模式，其中民间组织拥有大量自治和决策的权利，在项目管理上也更有发言权[5]。国内的一些学者也针对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模式进行探讨，认为目前存在两种模式，竞争性购买和非竞争性购买。竞争性购买的关键要件有两个:一是公开招投标;二是建立在不同主体契约关系之上的购买程序和购买合同,而非竞争性购买不能同时满足以上两个要件,至少不满足第二个要件。非竞争性购买有两种模式，体制内吸模式以及体制外非正式的按需购买模式[6]。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国内的政府购买服务是以合作的卖主模式为主，竞争性购买和非竞争性购买两者结合，但是非竞争性购买为主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下，政府倚仗其制定规则与垄断公共资源的强大优势处于主导地位，民间组织则借助社会力量和效率优势参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因此，对这一状态下建立政社合作机制有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社会组织被吸纳到体制内，政府对其提供公共服务进行一定指导，但政府的权力边界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管理方式要求改善。以北京市2010年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为例，约1 800个社会组织申报了2010年相关的2 000多个提供公共服务的项目，使得政府有关部门了解社会组织现阶段服务方向、服务形式和所需资源，对实现社会组织内部和政社资源整合，更经济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提供了基础。同时，政府也能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制定更贴合实际、符合实情的社会组织管理政策，更好地为社会组织服务，这也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之一。但是同时在该行动中，社会组织根据要求需要在项目启动、初期（项目完成30%）、中期（项目完成60%）、后期（项目完成90%）、完成五个阶段通过“北京市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 填报《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项目进度表》报送项目进展情况，完成项目的社会组织要报送活动总结，由市和区县民政局进行动态监督。在短短一年的项目中，需要进行5次汇报，另加报送活动总结，这对社会组织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且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组织工作的独立性。管理部门希望通过动态监督项目进展来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但是管理部门是否有足够的人力和精力来追踪这多达2 000个项目值得怀疑，并且项目进展的速度和是否严格按照计划和提供服务的质量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自己是服务提供者而非生产者的定位，合理把握应让与社会组织应有的活动空间和独立决策。

第二，对各地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中的法规支持做好整理和总结，以进一步建立相应的法律机制。各地相应陆续出台了有关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规范和文本合同等,但需要在更高一级的法律层面取得相应的支持。2002年的《政府采购法》把“服务”定义为“指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政府采购对象”。按理说,公共服务理应在服务采购范围之内。不过,在细化的《政府采购品目分类表》中,印刷出版、咨询、信息服务、维修、保险、租赁、交通车辆维护、会议、培训、物业等十大类服务项目都是针对行政部门的后勤服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并未纳入其中。而这些方面正是社会组织多集中提供服务的领域。

法律体制的缺失对社会组织参与购买服务最大的影响在于政府购买所需资金得不到保障。因为公共服务往往涉及不同部门的职责和相应的财政资金，如何协调各部门的资金分配就是政府出资购买社会服务的一个槛。从“采购”和“购买”两个不同词的运用也说明社会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还未能形成一个持续的、有标准流程的框架。

第三，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合作可以从操作性项目延伸至理论性项目，并且增大后者的比例。操作性项目主要指政府购买的服务需要社会组织计划、设计和实施的项目，比如向贫困学生发放补助，组织文体科普宣传讲座，为下岗职工提供培训等项目。北京市2010年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中的政府购买服务所针对的就是这一类项目。而理论性项目是指在政策规定等方面政府部门向社会组织购买的建议和意见，比如制定有关行业标准、行业内合同文本设计等。

社会组织结构灵活，人员专业，项目操作能力强，同时贴近公共服务的特定目标群体。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既能减轻财政负担同时也能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但同时，社会组织也在长期的实践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这些理论经验的价值也应该被政府部门所意识到，并通过购买的方式，加以利用和支持。公共服务的提供离不开一个个具体的实践操作项目，但是政策理论领导具体实践，前者每一点的改善都可以被后者在操作中把这一改善放大几倍甚至几十倍，惠及更多的服务对象。

参考文献：

[1]刘振国.中国社会组织的治理创新――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3).

[2]莱斯特・M.萨拉蒙,等.田凯,译.公共服务中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3]报告中的数据均来源北京市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bj mjzz.bjmzj.省略/wssb/wssb/index/index.do?websitId=100&n etTypeI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