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系统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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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其信贷风险属性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各国银行自诞生的一天起,就在孜孜寻求规避信贷风险的方法和手段,以最大限度地控制信贷风险。信贷风险是商业银行贷款的信用风险,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古老的金融风险。信贷风险是指银行在信贷活动中预期收益不能实现的可能性。它不仅指由于借款者违约不能如期偿还贷款本息而使银行承担实际的违约风险,而且指由于借款者还款能力下降或信用等级降低而使银行面临的潜在违约风险。信贷风险管理是银行风险管理的核心,它是指商业银行对信贷风险进行识别、评价并准确度量,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防范和控制信贷风险,以最低成本实现信贷资产最大安全保障的科学管理方法。
对于信贷风险的研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问题,信贷风险管理方法历经多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表现出一种从定性到定量、从简单到复杂、从个别资产信用风险评价到资产组合信用风险评价的趋势。而风险管理上的差距,是我国商业银行与国外先进银行的最大差距,也是我国商业银行整体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不强的根本原因。面对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加强和金融竞争与创新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金融全面开放,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必须正视经营风险问题并尽快构建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系统,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模式,以提高自身风险识别和控制能力。
一、传统信贷风险的测度方法及局限性
传统的信贷风险度量模型分为三类:专家方法、评级方法、信用评分方法。
专家方法是一种最古老的风险分析方法,其基本特征是:银行信贷的决策权是由该机构那些经过长期训练、具有丰富经验的信贷官所掌握,并由他们作出是否贷款的决定。最常见的是信贷的5C方法,主要集中分析借款人的品格(character),资本(capital),偿付能力(capacity)、抵押品(collateral)、商业周期(cyclecondition)这五项因素。专家知识、主观判断以及某些要考虑的关键要素权重均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运用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专家用在5C上的权重有可能以借款人的不同而变化,专家难以确定共同要遵循的标准,造成品估的主观性、随意性和不一致性。
评级方法是指对每笔贷款进行评级,以此来评估贷款损失准备的充分性。最早的贷款评级方法之一是美国货币监理署开发的,将现有的贷款组合归入5类,同时列明每一级别所需要的准备金。目前,国外很多银行都开发了贷款的内部评级方法,分为1-9或1-10个级别。商业银行应对业务作出全面综合的评价,才能正确评估信贷风险的大小。
信用评分模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爱德华.阿尔特曼(Altman)在1968年对美国破产和非破产生产企业进行观察,采用了22个财务比率经过数理统计筛选建立的著名的5变量Z-score模型和在此基础上改进的“Zeta”判别分析模型。将Z值的大小同衡量标准相比,可以区分破产公司和非破产公司。此方法的应用依靠大量的历史数据资料,并考虑了借款者经营的主要方面,对违约概率进行了预测。此预测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稳定且借款者的经营环境和经营状况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否则,预测误差就会很大。
二、国外信贷风险度量新方法以及在我国信贷风险管理中的应用难点
近年来国外在信贷风险度量与管理的技巧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现有的信贷风险度量模型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
(一)目前广泛应用的国外信贷风险度量新方法主要有:
1.KMV公司在1993年开发的CreditMonitorModel(违约预测模型)。该模型的理论基础是默顿(Merton)将期权定价理论运用于有风险的贷款和债券的估值中的工作,债券的估价可以看作是基于公司资产价值的看涨期权,当公司的市场价值下降至一定水平以下,公司就会对其债务违约。KMV模型通过计算一个公司的预期违约率(expecteddefaultfrequency,EDF)来判断他的违约情况。
2.J.P.摩根公司和一些合作机构于1997年推出的CreditMetrics方法(信用度量术)。在银行业最早使用并对外公开的信用风险管理模型是J.P.摩根于1997年开发的CreditMetric严模型。该模型是通过度量信用资产组合价值大小进而确定信用风险大小的模型,给出了一个测量信用资产价值的大小的具体方法,并由此判定一个机构承担风险的能力。该模型以信用评级为基础,计算某项贷款或某组合贷款违约的概率,然后计算上述贷款同时转变为坏账的概率。该模型通过计算风险价值(VAR)数值,力图反映出银行某个或整个信贷组合一旦面临信用级别变化或违约风险时所应准备的资本金数值。VaR方法作为一种测量投资组合风险的新方法得到迅速发展,到目前为止,VaR方法已成为金融领域和部分工业投资领域中的一种重要风险管理工具,许多金融机构已采用VaR来度量与管理投资组合风险,同时,巴塞尔委员会1995年4月提出了市场风险模型扩展的建议,建议银行建立基于VaR的风险管理模型。
3.麦肯锡公司在1998年开发的CreditProtfolioView(信贷组合审查系统)。该方法是分析贷款组合风险和收益的多因素模型,它运用计量经济学和蒙特·卡罗模拟来实现,最大的特点是考虑了当期的宏观经济环境,比如GDP增长率、失业率、汇率、长期利率、政府支出和储蓄等宏观经济因素。模型认为信用质量的变化是宏观经济因素变化的结果。
4.CSFP(瑞士信贷银行金融产品部)开发的CreditRisk+(信用风险附加)模型,应用了保险业中的精算方法来得出债券或贷款组合的损失分布。该模型是一种违约模型,只考虑债券或贷款是否违约,并假定这种违约遵从泊松过程,与公司的资本结构无关。
此外还有死亡率分析、基于风险中性的KPMG贷款分析系统、风险敞口等值法等,最新发展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是2000年4月,穆迪(Moody''''s)提出的Ri.skRalc,该模型结合了基于默顿(Merton)债券估价的结构方法和分析历史数据的统计方法。以上关于信用风险的研究汲取了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比如计量经济学方法、保险精算方法、最优化理论、仿真技术等等,运用了现代计算机大容量处理信息和网络化技术。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现状与难点
我国关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末才刚刚起步。信贷风险是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最大和最重要的金融风险,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缺乏风险意识,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忽视了对信贷风险的管理。在银行业的管理实践中,其风险管理在我国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对银行风险损失的控制、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银行风险管理及现阶段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三个阶段。
1.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信贷风险管理。从建国到1978年以前的30年时间里,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信贷风险是由国家统一承担的。银行风险观念淡薄,对信贷风险管理除了反对贪污、挪用等财经纪律外,主要是依靠贷款指令性计划分配,坚持“计划性、物资保证性、归还性”三性原则来加强贷款管理,控制信贷风险。
2.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信贷风险管理。1984年10月,中央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信贷业务得到迅速发展,信贷风险也开始逐渐暴露并加剧。为此,我国先后确立了存款准备金制度、呆账准备金制度、备付金制度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初步建立起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制度与机制。但这时的贷款绝大部分给了国有企业,贷款通常没有担保,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严重,使许多企业拖欠银行的贷款,大量贷款最终成了坏账,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有银行贷给企业的贷款中平均有20%的贷款不能偿还。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信贷风险管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开始注重对客户进行资信评估,但在具体度量和管理时使用的方法还很陈旧,基本局限于定性分析等一些传统的方法。国内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大多处于第一阶段—非系统化管理,我国各商业银行对于如何度量信贷风险并构建全面风险管理系统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领域日新月异的变化对银行业发展提出的要求。而通过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系统的开发建设,可以使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达到第二阶段—系统化风险管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相关的管理系统进行改进与完善,可以逐步趋向于第三阶段—战略组合管理。而我国商业银行引进和采用西方国家信贷风险度量模型可操作性不大,主要是因为我国企业信用等级及其变化的资料数据库还未建立,缺少企业信用等级及其变化的数据资料,给信贷风险的度量增加了难度。
银行度量风险的数据主要来自客户不同时期的财务报表及其资本市场的价值或价格,还包括银行贷款损失的时间序列数据等。对于我国银行来说,只有建立起行业信用数据库,才能为高级的风险管理体系提供支持和保障。由于我国银行客户中非上市公司占据绝大多数,所以对客户现有财务报表数据的搜集和整理以及对客户将来信用信息充分披露的要求就显得非常重要。
三、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系统的构建
通过建立一个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系统,旨在预防、回避、分散、转移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从而减少损失,保证信贷资金的安全。
1.从商业银行信贷操作流程的角度,构建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系统。该系统有三个构成要素,分别为信贷风险识别系统、信贷风险量化系统以及信贷风险控制系统,它覆盖了整个信贷操作过程,包括贷前调查、贷时审查和贷后检查。实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的风险管理体系,把这三个构成要素置于一个大系统中进行系统分析。
信贷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的基础环节,是指对经济主体面临的各种潜在的风险因素进行认识、鉴别、分析,在这个阶段,要做到正确判断风险类型,准确寻找风险根源。信贷风险度量是在识别风险产生原因的基础上,科学地量化风险,包括衡量各种风险导致损失的可能性的大小以及损失发生的范围和程度。风险度量是风险识别的延续。信贷风险控制是在识别和度量信贷风险之后,采取有效措施减少风险暴露、将风险损失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通过对信贷风险评价分析,才能科学测度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量,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对其提出控制的措施。这三个构成要素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联合起来构成一个信贷风险管理的整体,从而达到信贷风险防范和控制的目的。
2.构建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系统的关键在于科学测度信贷风险。风险度量是信贷风险管理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否对信贷风险进行准确的度量关系到整个风险管理体系的成败。
由于违约风险是我国银行面临的最重要的信贷风险,因此信贷风险管理系统将侧重于对违约风险进行度量,通过建立银行内部信贷风险度量模型,对预期违约概率、赔付率和贷款损失等变量进行估计,进而计算银行个体贷款和贷款组合的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其中,贷款组合的预期损失等于组合内个体贷款预期损失的加权平均值,权重为个体贷款占整个组合资产的比重;贷款组合的非预期损失则是个体贷款的非预期损失、个体贷款占贷款组合资产的权重以及贷款损失相关系数等变量的函数。预期损失决定着银行的准备金和保证金水平,而非预期损失决定着银行风险资本的水平,从而达到对银行信贷风险进行量化组合度量的目的。
现阶段商业银行可以在传统的贷款风险度的计算基础上构建一个信贷风险度的函数式,综合考虑各影响因素,衡量信贷风险的大小。信贷风险度为:f(X1,X2,X3,X4,X5……)其中,X为影响信贷风险大小的各个因素,包括贷款对象的信用等级、贷款方式、贷款期限、贷款金额、贷款投资项目的风险—收益比等。信贷风险度量采用了内部评级与外部评级相结合的方法,对影响企业信用的因素进行加权综合,得到企业信用的综合评价值。信贷风险度指标可以用于银行对个体贷款的分析与决策,根据信贷风险的度量结果制定明确的信贷风险管理政策,如授信的对象、额度和期限等,从而保证每笔贷款的合理性,这是控制和防范信贷风险的主要环节之一。同时,还应考虑银行贷款组合的可行性和合理性,通过对个体分析与组合分析风险收益的比较,尽可能减少各贷款之间的相关性,从而分散和降低贷款组合的总风险,实现对贷款组合信贷风险的动态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信贷风险,降低不良贷款的比例,并为银行的资本配置提供参考,帮助银行决定满足巴塞尔协议风险资本充足率要求的经济资本数量,增强银行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谢平,等.中国商业银行改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钟俊,等.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与管理[M].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05.
篇2
1 消费信贷中的风险成因
1.1 体制不健全是银行信贷风险产生的一个主要根源。产权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转轨时期，大批企业亏损甚至倒闭，很多银行贷款化为虚有。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为支持国家保持社会稳定的政策，往往还得发放大量政策性贷款，诸多风险因素降低了银行信贷风险的可控性。对于申请正常破产的企业，银行的第一索赔权得不到应有保护的情况也十分常见。
1.2 银行自身原因。现在，国内商业银行管理水平不高， 由于现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管理消费信贷业务的规章制度，操作手段相对落后，主要仍采用手工办理，加上从事消费信贷业务的人员紧、网点少，往往不能做到每笔贷款的审查都与借款人当面调查核对，加上一些业务人员素质不高，审查不严，难免有疏漏。同时贷后的监督检查往往又跟不上，一旦发现风险不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致使消费信贷的潜在风险增大。
1.3 银行间恶性竞争。各银行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大搞储蓄大战，为争夺客户、抢占市场不择手段，银行在面临吸存工作的“量”与放贷的“质”间的矛盾时，很难正确地处理二者间的关系并把握好“度”，这就给了企业可乘之机，多头开户、多头贷款、短贷长用现象屡禁不止，在人民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不完善的情况下，银行无法了解贷款企业的真实风险状况，致使监管失控，金融秩序混乱。
1.4 与消费贷款相关的法律不健全。由于消费信贷业务的客户比较分散，均是消费者个人，并且贷款金额小、笔数多，保护银行债权的法规又不健全，特别是在个人贷款的担保方面缺乏法律规范，风险控制难以落实。发展消费信贷，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是重要基础，而我国个人信用制度、个人破产制度等尚未建立。在实际司法过程中，保护借款人或保证人正常生活，而忽视银行债权法律保护的现象时有发生，也给风险防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消费贷款一般额度较小，而小额债务法院一般不受理，受理了也要付出可观的诉讼费，使银行利益受损。
2 商业银行防范消费信贷风险的对策
面对消费信贷的发展过程出现的各种风险，商业银行急需建立一套防范消费信贷的风险管理体系，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2.1 逐步建立全范围的个人信用制度。建立有效的个人征询体系是银行控制消费信贷风险的前提保证。从目前的实际出发，可以分两步走：先在银行内部以信用卡个人信息资料为基础，将其他各专业部门保存的个人客户信息资料集中起来，建立全行性个人客户信用数据库，使每个客户都有相对完整的信用记录，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个人信用总账户，个人与银行的所有业务均通过总账户进行。同时，加快建立国内各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换制度。第二步，由中央银行牵头建立一个股份制个人征信公司，联合金融机构、政法部门、劳动力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等，搜集整理个人收入、信用、犯罪等记录，评估个人信用等级，为发放消费信贷的金融机构提供消费者的资信情况。可以先易后难地组建征信公司，起初只联合金融机构，以后再逐步扩大。
2.2 建立科学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在建立全社会个人信用制度和信用档案的基础上，各银行还应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和发展战略制定具体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以此作为放贷的基本标准，使之从源头上发挥防范信贷风险的作用。信用评价体系是消费信贷风险管理的基础，银行可以根据个人信用状况规定不同层次的服务与优惠。
2.3 建立银行内部消费信贷的风险管理体系。银行内部要建立专门机构，具体办理消费信贷业务，同时建立消费信贷审批委员会，作为发放消费信贷的最终决策机构，做到审贷分离，形成平衡制约机制，以便明确职权和责任，防范信贷风险。
2.4 理顺政府、财政、银行及企业间的法律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金融市场发育迟缓且不规范，使得信贷风险的产生成为必然。一方面，企业融资渠道狭窄，在直接融资有限的情况下，只好转向银行贷款；另一方面，居民投资无门，大量资金以存款储蓄形式涌入银行。对借款人的软债权和对存款人的硬债务，使得银行成为信贷风险的聚集地，在当前我国信贷衍生工具较为匮乏的条件下，银行只好被动地接受风险。另外，利率自由化进程的加快也可能会使商业银行资产质量进一步下降。随着融资成本的提高，贷款利率也会有所上升，大批低风险借款人由于借贷成本较高而更倾向于转向私人金融市场直接融资，这会导致大量优质资金流出银行，出现金融“脱媒”现象，此时那些排队申请贷款的企业通常是信贷风险较高、易造成“逆向”结果的企业，因此往往会加大银行信贷风险。“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出现将驱使银行的信贷资产更集中于高风险项目，从而加剧信贷风险。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
参考文献
[1] 阎庆民.中国银行业风险评估及预警系统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 田永强.系统论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应用[N].金融时报，20033.
篇3
【关键词】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管理；会计业务流程再造
一、研究背景
衍生金融工具的产生及使用，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活力，它以其特有的对冲和套期保值功能，有效规避利率、汇率或股市等基础产品市场价格发生不利变动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因此，近十几年来，衍生金融工具成为国际银行业用以规避风险、开拓业务、谋取利润的经营手段，其在银行经营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在我国，国内商业银行是开展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主力军，主要从事自营衍生金融工具业务和代客衍生金融工具业务，业务品种有远期、期货、期权、互换及结构性产品等。从交易目的上看，商业银行代客衍生金融工具业务是在与客户进行衍生金融业务交易，即与其他交易对手进行反向交易，以消除市场风险，从交易中赚取一定比例手续费，承担很小的风险；而自营衍生金融工具业务则为基础工具套期保值目的而开展（从实际交易情况看目前此类交易量最大）或以盈利为目的而进行。虽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开展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时间短、金额规模小、品种少，但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不论从品种创新上，还是规模上都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广泛使用。
由于衍生金融工具受外界影响变动大，加上本身构造的复杂性，使得它伴随着高风险，操作不当将会给商业银行带来潜在损失。上世纪90年代以来，衍生金融工具因其自身特点以及投机者的过度投机酿成了多次骇人听闻的巨额亏损和金融危机事件，全球的几乎每一场金融风险事件都与金融衍生工具有关，它的“双刃剑”效应成为风险管理的聚焦点。
与此同时，作为商业语言的会计也面临着不断满足衍生金融工具创新的风险管理的挑战。我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新准则的实施将原会计准则规定的在附注中披露的衍生金融工具纳入了表内核算，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使得市场价格的变动对损益的影响更大，衍生金融工具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成为资产或者负债。报表要求披露金融工具的账面价值和公允价值信息，同时披露对金融工具采用重要会计政策、计量基础等信息，要求披露与金融工具风险相关的描述性信息和数量信息。其中描述性信息包括风险管理目标、政策和过程以及计量风险的方法；风险敞口及其形成原因；数量信息包括风险敞口总括数据和各风险集中点的风险敞口金额；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做到期限分析，判断企业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并说明管理流动性风险的方法；市场风险(外汇风险、利率风险和其他价格风险)发生变动时，分析其对当期损益和权益产生的影响。这些都从形式上规定了要采用会计语言来揭示衍生金融工具信息，但是，会计流程的事后反映和原有的会计模式能否按照新准则的规定，有效地反映发展与变化中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真实程度，成为本研究的关注点。本文以会计业务流程再造为焦点，探讨如何对外提供可信的财务信息，以期对内满足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需求，实现有效决策，从实质上发挥会计的控制和风险预警功能。
二、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管理的会计需求
风险是指未来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而风险管理则是指“银行或企业根据既定的目标，为防止其收入和债务受金融市场上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以取得比较理想的风险承受程度的组合而进行的管理。它并不意味着要消除一切风险，而主要是把风险控制在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即现代风险管理是在定性和定量分析基础上所建立的一整套管理程序，若其管理的范畴在全球内，就形成宏观金融管理；若其作用范围限定在企业内部，则形成微观风险管理。本文关注商业银行内部对衍生工具业务进行微观风险管理中对会计功能的需求以及其所产生的外部性。
（一）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
国际证券委员会和巴塞尔委员会将金融衍生工具风险分为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五类。市场风险是指由于汇率、利率或金融资产价格等市场因素的波动使衍生金融的持有头寸价值发生不利变动，从而影响投资者财务状况的风险。信用风险是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中合约对手违约或无力履行合约义务而带来的风险。资金流动性风险是金融衍生交易活动中交易者所面临风险的集中反映，当交易者无法按合约要求追加保证金时，将被交易所强制平仓，从而面临巨额亏损；而合约到期无法履行支付义务时，则最终将导致企业的破产清算。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信息系统或内部控制的缺失，如人为错误、系统失败、不正当的程序、管理控制失误等，而导致意外损失的风险。金融衍生工具的多样性、复杂性、奇异性和技术性，使其较之基础金融工具面临更大的操作风险，这客观上要求衍生交易主体必须具备先进的管理模型、完备的控制系统和专业的技术人员。衍生交易的杠杆效应使得任何的决策失误都将导致巨大的风险暴露，但也正是由于这一交易机制，更容易诱发交易员的赌博心态，进而违规操作。法律风险是指衍生交易合约不能依法执行而产生损失的可能性，包括合约约定不明确、合约本身无效、交易对手不具备法律授权、相关条款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等。
（二）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管理与会计信息系统
1.会计在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会计是人造的提供经济信息系统，它与企业其他系统（如风险管理系统等）协同运作满足企业和社会经济大系统运行的需求，对内的功能是适应企业需求，反映各子系统的活动情况、监督各子系统的运行、参与其他子系统的控制；对外功能则提供充分反映企业状况的可信的财务会计信息。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最终会引起商业银行的资金变动，表现在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等会计要素发生的增减变化上。新准则的资产负债观（盖地，2007）将其公允价值计价，注重交易事项的实质确认，并在列表披露中规定相关的风险披露，强调了决策有用，会计不容质疑地在对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管理中起到了反映和评价的作用。同时，会计对过去事项记录与积累也为反映未来现金流入与流出的衍生金融工具提供数据，帮助报表使用者对未来进行合理预测，利于风险管理。而且，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管理也包含着会计风险管理：如对由于计量方法的不同或对经济数据粉饰所造成的风险管理；对由于会计数据变化或会计政策选择所造成的风险。
2.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管理的会计需求
金融市场变动速度太快，衍生金融工具品种的多样性和不断创新也使风险表现了非线性，它的风险传递也是高速的，传递过程也十分复杂，所以建立在健全的数据程序之上的高品质信息的适用性对于风险管理非常重要。从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报告制度、程序和方法上，都希望会计的反映、预测、监督、控制职能充分发挥作用。因为经济信息中七成以上的数据来自会计，会计信息的适时提供，将使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管理与对其交易业务所表现的会计信息系统产生紧密的联系。会计系统与风险管理系统的协同运作是满足商业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需求，针对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特殊业务，探讨协同运作方式——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业务流程再造，以提供风险导向的会计信息。
三、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业务流程再造
（一）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业务流程再造的内涵
1.流程与流程再造
《牛津英语大词典》将流程定义为：一个或一系列连续有规律的行动，这些行动以确定的方式发生或执行，导致特定结果的出现。一般来说，流程是由一系列单独的任务组成的，使一个输入经流程变成输出的全过程。AllanM·Scher认为，“流程对输入的处理可能是转变、转换或仅仅照顾其通过，以原样输出。”Davenport和Short将流程定义为“为特定客户或市场提供特定产品或服务而实施的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活动”。
1993年，迈克尔·哈默等合著《再造企业——企业革命的宣言》，代表了得到广泛公认的对再造的定义。他认为，企业再造是对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彻底的再设计，也是管理理念的变革。银行再造(Reengineeringthebank)在20世纪80年代初起源于美国，是国际银行业在网络金融时代、信息化浪潮中寻求银行管理新模式的具有革命性的实践，其定义为：商业银行充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以客户为目标，以业务流程改革为核心，从根本上对银行的业务流程和管理模式重新设计，以期在成本、质量、客户满意度和反应模式上有所突破，使银行集中核心能力，获得可持续竞争的优势。
2.商业银行衍生金融工具会计流程与业务流程
一般认为，企业流程主要由会计流程、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组成，会计是连接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的桥梁，负责从业务流程中采集数据，经过加工后生成企业管理活动所需的信息，支持企业的管理活动。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这样复杂的交易，更需要将会计流程与其业务流程紧密联系，例如适时了解业务中如何将复杂的结构性金融衍生产品拆分成简单的、基础的、流动性好的产品，并利用相对简单的产品平掉风险，进行会计的及时反映；公允价值广泛用于各类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确认计量中，涉及公允价值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能否从可观察到的市场价格或通过有效的估价技术直接得到公允价值，公允价值的取得离不开对业务的了解和相应的模型估价。因此，衍生金融工具业务流程对会计流程的信息采取的时间、方式、质量以及加工后的信息至关重要，会促进会计流程的增值内容、会计流程中的增值作业的增加和非增值作业的减少，保证了信息的有用和可靠，有利于对衍生金融工具管理的决策。所以，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管理的信息需要通过其会计业务流程共同完成。
3．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业务流程再造
本文所指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业务流程再造是银行再造的组成部分，它的内涵则是借用再造理念，强调以会计业务流程为改造对象和中心，以风险管理需要为目标，对现有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业务流程进行根本上的再思考和彻底的再设计，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以及风险管理理念，从衍生金融工具业务中采集数据，加工成管理决策有用的风险导向的会计信息，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会计流程的增值内容最大化，满足风险管理的需要。在实践中，会计业务流程再造虽然有创新，但绝不等于完全否定过去，现有流程中的合理部分应予以保留，并根据会计制度的变化、新业务的拓展和客户需求的变化不断加以完善。
（二）商业银行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业务流程再造的动因
1．商业银行会计业务流程的制约
我国商业银行现有的会计流程设计多是为了适应既有的组织结构和管理的需要，讲究统一性和标准化，相对缺乏差异性和多样化。具体的会计、业务流程由不同的职能部门设计，会计流程往往远离业务流程，彼此间缺少衔接和协调，会计信息所采集的数据以资金流信息为主，且是在经济活动发生之后进行的，忽略了大量的管理信息，导致信息隔阂和信息重复存储，财务人员在加工信息时仅仅对采集的信息进行排序、汇总、过账，而很少考虑会计信息和业务活动的关联性，这样的财务报告并非直接可用，必须经过若干后台加工后才能提交到使用者手中。这样的会计流程很显然已无法跟上瞬息万变的衍生金融工具的业务风险管理需求。
新会计准则中规定，要求衍生金融工具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其风险信息，如银行所具备的风险管理系统和与之相关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其风险计量体系获取以公允价值计价的资产和负债信息，得到风险暴露总额与获准的银行风险管理限额进行比较的情况。而银监会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等的要求，从监管角度出发，指出商业银行在其所提供的监管报告中需揭示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管理情况和对银行监管资本的影响，但两者要求的口径的不一致使财会人员在加工统一数据上疲于奔命。当然，定性也好，定量也罢，期末风险估值数据也仅仅提供某一时点的风险水平，无法满足其风险管理所需的适时的高质量信息。
3．商业银行衍生金融工具业务开展与IT支持
目前，我国开展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商业银行一般都根据西方商业银行衍生金融业务的管理方法建立了前、中、后台的业务运作体系，但具体有所差别：前台一般设在资金部（或国际部、外汇交易中心）负责交易的执行和头寸的管理；一般设在资金部（或国际部、外汇交易中心）的风险管理处或相关处室，负责交易事前、事中和事后的风险评估及交易额度管理；后台设在清算中心，负责交易清算和控制操作风险。大多数银行目前仅授权其境内分支机构开展代客衍生交易业务，并明确规定由总行集中营运，统一核算。
IT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的应用使得银行构建信息系统，进行实时跟踪、反映、处理其各项经济活动成为可能，各种交易和事项在发生时即可实时记录、实时处理、实时报告，满足了包括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管理在内的各项需求。网络环境下的会计模式、理论的研究，也为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业务流程再造提供了理论和发展的支持，成为其再造的动力。
（三）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业务流程再造设想
1.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业务流程再造的方法支持和核心策略建议
流程再造的具体方法主要是流程要素分析法，有二要素分析法和四要素分析法。在二要素分析法下，流程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做任何事情的方式，包含客体流和主体工作流。流程再设计的出发点就是改变这两个基本要素，使它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具体方法有:改变客体或客体的载体、改变主体、实现主体工作与客体流之间的转换。在四要素分析法下，将流程分为活动、活动之间的联结方式、活动的承担者以及完成的方式等4个基本要素。流程再造可从4个要素上寻求突破。如活动本身的突破，有活动的整合、活动的分离和活动的废除；活动间关系的突破有两种可能：一是活动的某一顺序发生突破性的变化，导致一个高效运作的新流程产生，二是活动间的逻辑关系发生突破性变化，从而获得一个新的流程；活动承担者的突破；活动实现方式的突破主要体现在探索信息技术更为有效的利用。
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业务流程再造的核心策略是会计与业务流程之间信息的转换，应为增值的作业；利用网络环境、IT技术以及各处理模块，进行适时（just-in-time）在线（on-line）的信息加工、提供与应用；会计确认、核算、加工三阶段的处理在网络支持下，由相应的模型系统处理完成，形成适时的信息数据库。在各处理阶段的信息是可分离的，可选取的，当应用信息时可根据不同需求经授权提取，形成相应的报告：如适时的风险管理信息提取，适时的财务报表披露，风险预警等。
2．衍生金融工具业务流程再造设想
在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业务流程再造过程中，衍生金融工具业务流程的风险控制是关键，其增值作业的增加和非增值作业的减少，是会计流程再造的价值增值前提。现代经济高度社会化分工的必然结果是银行完全可以借用外部资源，把许多业务流程环节交由其它企业去协作完成。例如，利用业务外包将银行的局部性的信息技术业务委托给外部厂商或集成商去做，而自己只做核心部分，将流程分解到新兴的参与者，让他们只需专门服务于各自的领域，银行做其核心业务流程，掌握其核心信息。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对衍生交易各种可能的风险进行事前的评估，对交易对手的信用状况进行详细的调查和评估，对每一笔交易的风险特性进行测试并提出应对措施。风险管理部门应采取先进可靠的风险评估模型，准确测量衍生交易头寸变化时风险价值的变化情况，估计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下的风险状况。在此基础上，建立衍生交易的止损点和风险预警线，以便有效地管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并利用适时的财务报表充分披露。
例如，某商业银行的外汇金融衍生产品批发业务流程如图1所示：（注：该业务为通过收集公司、机构客户外汇理财、风险管理需求，为公司机构客户提供的金融衍生品业务）
通过业务流程中的产品适用性审核深入分析产品风险，并根据产品的市场成熟程度、客户对于产品风险的理解程度和承受能力来考虑产品对客户的适用性；通过信用风险审核采取控制措施；审批人在授权审批的权限额度内审批交易；在交易平盘中审核客户书面材料委托、协议及请示的一致性和齐备性，在与境外交易对手进行背对背平盘条款与客户交易委托的一致性及交易对手额度的使用情况；交易证实审核客户委托与交易前台、境外交易对手提供的交易证实书的齐备性和一致性。从业务流程上控制人为的操作风险。
3．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业务流程再造思路
商业银行每日都提供衍生工具交易合同的收益和损失以及风险估值等数据作为内部风险管理之用，并提供整个报告期的一系列衍生金融工具风险情况数据，动态地了解衍生工具交易活动作为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业务流程再造后所具有的功能。
如图2所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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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企业会计准则.财政部.2006.
篇4
关键词：债务期限结构 成本 实证研究
公司债务资源有效配置是债务价值最大化的必要保证，而合理的债务期限结构是债务资源有效配置的实现途径，合理的债务期限结构可以降低公司的成本，降低公司的流动性风险同时为公司最大限度的减少财务费用，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不合理的债务结构会为公司带来流动性风险，甚至破产，因此，从债务量化管理出发，首先应考察如何优化公司债务结构。
一、债务期限结构与成本假说
（ 一 ）债务期限结构与关系的内涵广义上，“债务融资结构”包括债务类型、期限结构和优先结构。债务类型描述银行借款融资、财政贷款融资、商业信用融资和其他融资等分别占债权融资总量的比重；期限结构分析长期融资和短期融资分别在债权融资总量中的比重；优先结构指按照偿债优先级别的高低，依次计算抵押和质押融资、第三方保证融资、信用融资和其他融资在债券融资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狭义上，“债务融资结构”仅指长期融资和短期融资分别在债务融资总量中的比重，即债务期限结构。下面以狭义“债务融资结构”展开研究。关系源于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詹森认为：“企业管理者就是股东的人，他们之间是一种充满利益冲突的关系。”在现在企业里，管理者作为外部股东的人，由于仅仅持有部分股份或少量股份或未持有股份，其目标函数和外部股东之间肯定会产生偏差，往往不会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行事，结果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出现利益冲突。围绕资金供求而建立的关系包括：债权人与公司股东之间，公司股东与管理当局之间以及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问题。如果把股东作为一个整体，债务关系重点研究股东与管理当局、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问题。
（ 二 ）债务期限结构与成本假说的辩证关系（1）债务期限结构与成本。目前国内外对债务期限结构问题的研究多倾向于债务期限结构的特点、不足，少有对公司在进行债务期限选择时应考虑哪些问题、如何构建合理的债务期限结构，以及怎样进行管理的系统研究。当前融资结构研究均是对总体负债水平的分析，所隐含的假设是所有的债务是同质的。这与实际债务具有不同形式、期限和成本的特点不符。优化的债务期限结构，能够缓解公司管理者与股东、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降低成本，因此本文从成本假说对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展开研究。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导致成本几乎存在于所有企业之中。股权成本的存在，将降低企业的价值。多数债务期限结构实证研究文献都支持成本假说。债务期限结构与成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某种特定债务期限结构下的债务成本可能比另一种结构相同数量的债务成本低，这意味着公司可以更多地使用负债。股东有投资于高收益、高风险项目的动机，特别是当企业的负债比率较高时，这种动机非常强烈。因为项目成功时，股东可以获取大部分利益，而如果失败，则由债权人承担大部分成本。即股东有资产替代的倾向。然而，债权人在事前会理性地预计到股东可能会把资金投资于高风险项目，他们会直接要求降低债权的发行价格或者要求在债务合同中加入各种限制性条款。这类条款的加入不可避免的要产生相应的成本――监督成本。（2）债务期限结构对成本的影响。在某种特定债务期限结构下，债务的成本可能比另一种结构的同数量债务的成本低，从成本的角度出发，此时企业可以更多地使用负债，（图1）论证了这一关系。（图1）中，E为外部权益融资比例，股权成本A1，债权成本A2，总成本A=A1+A2，当E=E*时，总成本最小，对应最优资本结构。新的债务期限结构条件下，A2’为新债务成本，总成本A’=A1+A2’。最优资本结构点E**相对于原最优资本结构点E*左移，此时最优负债数量相对于原有状况提高，成本A’A，表明企业的效率提高。即，通过债务期限结构的变动使债务的成本下降，并使企业在新的负债比率上找到平衡的调整过程，在经济上有效。所以债务期限结构不仅仅是一个债务“内部”问题，而且它将通过作用于成本对企业总体资本结构以及企业总体效率产生影响。（3）成本对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影响。首先，投资不足问题与债务期限。Myers（1977）认为一个公司未来的投资机会集类似于一揽子增长期权。这些期权的价值取决于公司将来执行它们的可能性。可能性越小，价值越小，反则反之。由于企业的融资结构由含有较低风险的固定求偿权（即债务）和较高风险的剩余求偿权（即权益）组成，因此承担盈利项目获得的收益将在债权人和股东之间进行分配。通常，股东会拒绝投资收益不高的项目，在这些项目中债权人分享了盈利项目的大部分收益，股东未能获得最低的正常收益。Myers将这类现象称为投资不足问题。解决的办法有三种：在企业的资本结构中减少债务数量；在企业的债务契约中附加约束性条款；缩短企业债务的期限。如果债务期限在增长期权到期之前结束，则短期债务能够减轻投资不足问题。所以，投资不足主要从投资机会角度出发分析债务期限的结构选择问题，并且认为在企业的投资机会集中，拥有较多增长期权的企业应使用期限较短的债务。债务期限与企业投资机会或增长期权是负相关的关系。其次，过度投资问题与债务期限。过度投资是指在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小于零时，项目决策者仍实施投资的行为。Jensen（1986）认为，当企业拥有较多的自由现金流时，管理者易将这部分自由现金投资于一些有损于股东利益、但能扩大企业规模的新项目，以获取企业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各种金钱与非金钱收益的欲望。短期债务融资是抑制管理者过度投资的有效办法。因为一方面短期负债有利于经常性地削减企业的现金收益，从而经常性地减少自由现金流；另一方面短期负债还增加了发生企业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这将激励管理者做出更有效的投资决策，也就是更有效地使用企业资金。因此，易发生过度投资行为的企业应拥有较多的短期债务，即自由现金流量多的企业应拥有较多的短期债务。第三，资产替代问题与债务期限。资产替代问题由Jensen和Meckling（1976）系统论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投资决策时，放弃低风险低收益的投资项目，而将债务资金转向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资产替代行为产生债务融资的成本。减轻这种成本的办法有：发行可转换债券或股票优先认购权债券（Smith，1979; Milkelson，1981）；发行更多的短期债务（Barnea等，1980）。Barnea等认为，短期债务的价值对于企业资产价值的变化较不敏感，且短期债务使得企业时常面临着偿付本息的压力，这就迫使股东必须约束其偏好风险的动机。因此短期债务可以减轻资产替代问题，易发生资产替代行为的企业应拥有较多的短期债务。第四，管制与债务期限。Smith（1968）认为，受到管制的行业中的企业经理比没有受到管制的行业中的企业经理对于未来的投资决策有较少的自由支配权。企业管理中，经理自由支配权的减少降低了长期债务产生的不良动机后果。也就是说经理自由支配权的减少，降低了由于长期负债融资造成的企业进行资产替代的可能性。因此，成本理论暗含了受到管制的企业比未受到管制的企业将拥有更多的长期债务。最后，企业规模与债务期限。大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与问题相对较小，其所拥有的有形资产也较多，因此，大企业较容易接触长期债务市场，倾向于发行长期债务（Jalilvand和Harris l984）。小企业通常只能举借短期债务。这是因为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的概率较高以及小企业的管理者通常持有较高比例的股份，因此小企业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问题更为严重。为了控制贷款风险，债权人不得不缩短债务期限。另一方面，拥有大量未来投资机会的企业规模往往较小，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债务期限与企业规模呈正向单调关系。
二、研究设计
（ 一 ）样本的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从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选取样本，并依据以下原则筛选：不考虑金融类上市公司，理由是国际上做此类研究时因金融类公司自身特性而将其剔除；剔除财务状况异常的公司，理由是将受到违规处理的公司界定为财务状况异常公司；剔除数据存在缺失和显著异常的公司；剔除ST与PT类的上市公司，理由是这类公司的财务大多处于异常情况，或连续亏损两年以上，若将这些公司纳入研究样本中将影响研究结论。遵循以上四个原则，2007年1月1日至2009年3月31日9个季度，有980家公司数据进入研究样本（共计980×9=8820个观测值）。
（ 二 ）变量设计在因变量的选择上，选择以长期负债比负债总额的比例作为反映公司负债融资期限结构的变量，以DM表示。其中，长期负债包括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专项应付款、其他长期负债、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以及长期递延损益等。从企业债务政策及其实际选择看，流动负债项下的“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事实上只是因为债务的自然到期而被归入流动负债项下，在性质上仍然还是长期债务，因此应加回到长期负债金额。基于成本假说，自变量选择以下指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无形资产比率、固定资产比率、自由现金流量、管制虚拟变量（水电煤气生产供应行业和交通运输、仓储行业中的企业视为“管制型企业”）、公司规模。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实证结果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 样本公司2007年1月1日-2009年3月31日各个季度平均短期负债与长期负债的比例结构如（表2）所示。样本公司2007/1/1-2009/3/31各季度长期债务期限结构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从（表2）可见，样本公司在2007年第1季度的长期债务比例均值为17.64%，其后，样本公司的债务期限几乎呈现上升趋势，在2008年第2季度后上升的幅度加大，在2009年第1季度达到最高点为19.79%。混合样本公司债务期限的均值为18.25%，中值为11.57%，因此，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以短期债务为主，约82%的债务由短期债务构成，长期债务比重低。这与我国融资环境中短期贷款政策宽松现实情况相符。对样本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如（表4）所示。（表4）反映公司成长机会变量G和IR的均值分别为0.35和0.04，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非常高，无形资产的比率偏低，说明上市公司普遍不注重无形资产研发，这与我国上市公司的现状基本相符。固定资产比率变量FR均值为0.29，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较小，资产的流动性较强。自由现金流量标准差很大，与各公司自由现金流量金额差别很大相吻合。管制虚拟变量R均值为0.12，说明受管制行业比较少。反映公司规模的变量比较大，这和我国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是由国有大中型企业转化而来的现状相符。
（ 二 ）回归分析 （表5）和（表6）表明了债务期限结构对成长机会、固定资产比率、自由现金流量、管制虚拟变量、公司规模的混合时间序列回归。混合回归1，如（表5）所示，是对全部样本公司的混合时间序列进行的回归。混合回归2，如（表6）所示，是在混合回归1的基础上加入行业特征对全部样本公司的混合时间序列进行的回归。从回归总体上，其中每一个变量的绝大部分t值都在某一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且大部分变量的t值在高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所选变量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有较强的解释性。F统计量表明的是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水平，由上表可以看出，每一个回归方程的F统计量均通过检验，说明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是显著成立的，总体回归方程存在显著的线形关系。关于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在混合回归1中为0.191644，加入行业管制虚拟变量后拟合优度提高为0.236027。拟合优度提高，说明行业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关于上市公司成长机会对债务结构的影响，企业的投资机会与企业的债务期限应当呈反方向变动关系。但在回归模型中，表示企业未来投资机会的变量G和IR和企业的长期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与理论相左。这可能是因为作为企业主要债权人的国有银行对企业的约束是软的，上市公司不但基本上不存在债务融资引起的投资不足问题，反而由于债权人的软约束而存在大量的过度投资。 从回归模型得出的结论中可以看出，表示固定资产比率的变量FR、自由现金流量的变量CF、公司规模的变量S和企业长期债务结构之间的关系符合相关的理论预测。此外，回归结果表明，行业特征显著影响着我国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与理论预测相一致。
四、结论
从成本假说角度，债务期限结构管理的优化目标可以定位于通过缓解股东与管理者、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即减少投资不足、投资过度、资产替代等行为，来选择最佳的债务期限结构，即最佳的债务期限结构对应最低的成本。从企业的债务集中度看，上市公司的债务资金来源渠道非常有限，除商业信用外，绝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在银行贷款中以国有银行或国有控股银行的贷款为主。所以应引进国有商业银行的“相机控制”机制，把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国有上市公司债务资金的提供者和企业经理之间极力与制衡的一种制度安排。从成本假说角度出发，由于债权人治理缺失，使得短期债务不能够有效监督和约束经理人的投资不足行为，所以应改变债务的这种软约束，提高债务期限融资结构在公司治理机制中作用的发挥。根据成本假说，当企业拥有较多自由现金流时，管理者若将这部分自由现金投资于有损于股东利益、但能扩大规模的新项目，以获取规模扩大带来的各种金钱与非金钱收益，不良动机出现。为了抑制管理者的这类动机，企业可以采取增加短期负债的办法。举借短期债务能削减企业经常性现金流量，迫使管理层吐出自由现金流量，而且破产的潜在威胁给管理层一定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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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个人生平简介
索特出生于1927年，他的求学经历甚具传奇色彩。在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哲学的时候，仅受过2年的中学教育，哈钦斯计划（the Hutchins Plan）使索特得以顺利进入大学。然而，在经历了军队的服役和一年的内科学业之后，他辍学了，并开始对桥牌锦标赛、数学、英语和逻辑领域等感兴趣，但在后来一个突然的改变促使索特返回学校继续学业，从而为会计学术界增添了一个著名的学者和改革家。
索特于1953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取得哲学学士学位，随后继续在该校深造，分别于1955年和1963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和会计学博士学位。1956年，取得硕士学位之后，索特开始在母校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担任讲师一职，并于1959年成为助理教授，1963年成为副教授，1966年～1974年间担任教授。1970年，索特被聘为堪萨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Kansas）亚瑟・扬（Arthur Young）会计学教授。自1974年开始，索特先后被授予法学教授（1974）、文森特・C・ 罗斯（Vincent C. Ross）会计学教授（1979）、欧林西（Olincy）法学和会计学教授（1988-1989）、名誉退休文森特・C・罗斯（Vincent C. Ross）会计学教授（2003）、名誉退休教授（2003）等荣誉。
可以说，索特得以成为会计领域的一位重要理论家和创新家，重要原因之一是其早期所受到的非传统的教育开端，这样的教育开端使得索特不会墨守成规，在作学术研究的时候往往独辟蹊径，进行有价值的探索和创新。和当时会计理论界的流行观点不同，索特认为会计数字不是“硬”数字，没有揭示“真正的”、“内在的”或“公允的”价值。有鉴于此，索特提出了“事项理论”，该理论以将一个单位的重要事项载入历史的形式描述会计，强调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以及过程是否可能被重复或改变。像所有的历史一样，事项理论的目的是理解过去以计划未来，索特40年研究和教学的主题就是怎样能够更好地取得这个计划。
1990年，索特在加入纽约大学法学院后，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会计和法律、法律问题中的会计信息高级分析和银行法。他关注会计数据在法律问题上的应用及其局限，例如契约、损害赔偿和估价方面的会计问题。他在纽约大学开设的课程主要是《法务会计》和《会计信息的高级分析》。
尽管索特被称为是“攻击传统观念的人”，但美国会计学会（AAA）仍于1979年授予其美国杰出会计教育奖（Outstanding Accounting Educator Award）。美国著名的《财富》（Fortune）杂志也将其誉为8个最有天赋的商学院教授之一。此外，索特还曾获纽约大学法学院的优秀教师奖（Great Teacher Award）。
二、理论与实务主要贡献
索特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在会计理论、财务会计、成本会计、财务分析和法务会计等方面均有涉猎，其博士学位论文为《会计的界限――选择的会计规则》。
1964年～1966年间，受美国会计学会（AAA）委托，索特作为“基本会计理论报告委员会”（Committee to Prepare a Statement of Basic Accounting Theory）的委员之一，参与了《论基本会计理论》（A Statement of Basic Accounting Theory，简称ASOBAT）一书的编写工作，当时其余编写组的成员均赞同基于使用者的需求而建立会计理论，但索特表示反对，并向传统会计理论的价值观发起挑战，提出了事项会计思想的基本构想，并由此开始了其事项会计理论奠基者和倡导者的学术生涯。1969年，索特的著名论文“基本会计理论的‘事项法’”（An “Events” Approach to Basic Accounting Theory）发表于《会计评论》（the Accounting Review）第1期。这篇论文被认为是事项会计理论的开山之作，在该文中，索特首次系统论述了事项会计理论的基本观点，介绍了与传统会计理论“价值法”相对立的“事项法”，正式提出了“事项会计”的思想。
继1969年索特的著名以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会计界的部分学者对事项会计理论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奥雷斯・约翰逊（Orace Johnson）、A. Z. 利波曼（Arthur Z. Lieberman）、安德鲁・ B・威斯登（Andrew B. Whinston）、C. S. 克兰托尼（Claude S. Colantoni）、R. P. 玛涅斯（Rene P. Manes）、威廉・D・赫斯曼（William D. Haseman）、伊扎克・伯恩巴赛（Izak Benbasat ）、阿伯特・ S・德克斯特（Albert S. Dexter）、纳什・ A・凯德琳（Nils A. Kandelin）、汤姆逊・W・林（Thomas W. Lin）以及J.C. 维斯特兰（J.C. Westland）等会计学者分别在事项会计的基本理论和基于事项会计思想的信息系统研究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促进了事项会计理论的发展和传播，并逐渐形成了事项会计理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会计界对事项会计的研究出现沉寂。面对事项会计理论研究低迷的情势，索特和M. J. 英格勃曼（M. J. Ingberman）以及H. M. 马克西门（H. M. Maximon）于1990年合作出版了《财务会计：一个事项和现金流方法》（Financial Accounting: An Events and Cash Flow Approach）一书。该书是事项会计理论的第一部论著，以教材的形式呈现，从事项法的角度阐释财务会计，较为深刻地阐述了与事项会计相关的理论。
索特的论著虽然不过20本左右，但影响颇大，除前述外，其它主要论著作还有：《财务报告的目标》（Objectives of Financial Reporting，2004）；《资产确认和经济特性：相关成本》（Asset Recognition and Economic Attributes: the Relevant Costing，2004）；《Mixmax公司》（The Mixmax Company，1990）；《有关财务报表》（Relevant Financial Statements，1978）；《会计的界限》（The Boundaries of the Accounting Universe，1978）；《财务报表的目标》（Objective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1974）；等。
索特在《会计评论》（the Accounting Review）、《会计研究杂志》（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商业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和《财务分析师杂志》（Financial Analyst Journal）等期刊上发表20多篇专业论文，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会计理论回顾”（Review of Accounting Theory，1983）；“资产确认和经济特性：相关成本方法”（Asset Recognition and Economic Attributes: the Relevant Costing Approach，1962）；“报告收益和存货变更”（Reported Income and Inventory Change，1959）；“反映在会计决策中的公司特性：一些初步发现”（Corporate Personality as Reflected in Accounting Decisions: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1964）；“直接、相关或是吸收成本”（Direct， Relevant or Absorption Costing，1963），“废弃物的会计处理：一个建议”（Accounting for Obsolescence-A Proposal，1959）；“经营提供的资金”（Notes on Funds Provided by Operations，1959）；“财务报表目标报告的的机遇与挑战”（Opportunitie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Report on Objective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1974）；“投资者会计理论回顾”（Review of A Theory of Accounting to Investors，1963）；“会计理论收益法回顾：”（Review of An Income Approach to Accounting Theory: Readings and Questions，1964）；等。
三、主要论著简析
1969年，索特在《会计评论》第1期发表了著名论文“基本会计理论的‘事项法’”，提出了“事项会计”的思想。索特所倡导的事项会计理论认为，由于财务报表的使用者多种多样，传统会计方法下生成的通用会计信息不可能适合所有使用者的需要，为此，会计应提供与决策相关的经济事项的原始数据信息，而将事项信息转化为适合各使用者所用决策模型的信息的工作则应留给使用者自己去做，由使用者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择原始事项信息和作进一步的加工，会计人员的职责仅是提供多维度的、非综合的相关经济事项的原始数据。事项会计的特点是强调事项本身，按照事项会计学派的解释，事项指的是可能对使用者造成经济影响的所有事件、现象和交易，包括企业与其顾客、供应商等外部主体之间的交易和企业内部的经济活动， 事项具有可为人们直接观察的多重属性，会计需要反映所有这些属性，而不能仅将反映的范围局限于事项的价值量。
索特所提出的事项会计理论是对传统会计理论的极大挑战。在该文中，索特还对事项会计可能会对传统会计报表产生的影响及事项法理论与《论基本会计理论》（ASOBAT）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该文共包括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对价值法与事项法这两个观点进行对比分析。在批判传统会计理论价值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事项会计理论，认为会计的目的是提供决策有用的经济事项信息，其提供的应是可让信息使用者输入决策模型的相关经济事项的原始信息，而不是直接为决策模型提供输入值。第二部分，讨论了事项法的可能结果。主要是试图在现行会计框架下运用事项法观点对会计报表进行阐释以及探讨事项法会计理论与《论基本会计理论》（ASOBAT）的关系，并预测了可能与事项法相适应的财务报告的类型，但认为当时谈论事项法的长期影响还为时尚早。第三部分，是结论。作者希望，其所提出的对会计理论新定向的粗浅看法能够促进进一步的研究，并提出了5个可供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领域：（1）在解释厂商的未来价值方面，事项的预测是否比诸如收益这样的集计数据更为有效；（2）调查研究现行会计报告格式并发现这些格式的作用；（3）开发可用来更精确解释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时滞的模型；（4）调查研究当前会计人员使用的集计方法所带来的信息损失；（5）基于事项法构建会计报告形式。索特形成于1969年的对传统会计价值法的批判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深具意义。虽然在当时限于技术经济条件，以事项为核心进行会计系统设计在实践中显得没有什么效用，然而随着商用数据处理系统的迅速普及，电子信息技术革命使事项会计学派的理想可望成为现实，索特的事项会计思想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会计理论研究领域，索特也因之被确认为事项会计学派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1990年，索特和M. J. 英格勃曼以及H. M. 马克西门合作出版了《财务会计：一个事项和现金流方法》（Financial Accounting: An Events and Cash Flow Approach）一书。该书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会计模型，包括七章和两个附录，分别是：导论：会计的本质和目标；现金流及现金等价物：现值和未来价值；会计类型：资产和权益；会计数字；美国Grabule公司的第一天：债务、信用和资产负债表；美国Grabule公司的第二天：收益表；交易分析：会计的事项法；美国Grabule公司的前两天：现金流量表；确认和量化、记录和报告会计事项。第二部分是关于经营事项，包括四章和一个附录，分别是：收入和经营费用；计算无法收回的调整项；存货的消耗：销货成本；长期资产的摊销；所得税；第三部分是关于财务事项，包括三章，分别是：长期债务：借款；长期债务：债券；所有权财务事项；第四部分是关于投资事项，包括二章，分别是：长期资产投资会计和对其他公司投资会计。该书认为财务报表的目的是提供事项的历史记录，这些记录对于估计企业的现金流是有用的，会计应对与会计主体相关的各种会计事项进行选择、描述和沟通，以有助于预测未来现金流量。该书在对事项会计基本理论进行深入解说的同时，研究其实际应用问题，是事项会计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成果。遗憾的是，由于该书采用教材形式，其目的在于研究如何用事项法改造传统财务会计，并不是一本研究性的事项会计理论专著。
事项会计理论的研究至今仍未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其实施则面临着诸多问题，诸如：应当如何解决既可以度量所有重要事项的各种属性又不至于加重信息提供者和使用者的负担？如何衡量哪些事项是“重要的”？如何计量事项的所有属性？令人扼腕的是，不仅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西方对事项会计理论的研究出现停滞的现象，即便是索特本人，在研究和倡导事项会计理论多年之后，对其研究兴趣似乎也激情不再，特别是其在加入纽约大学法学院后，他的研究领域开始转向与法律相关的会计问题，故近年来已经很少看到索特对其所提出的事项会计理论通过著书立说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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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阐述了会计电算化、会计信息化和会计网络化之间的关系。指出会计信息化是会计电算化从观念上的彻底改变，随着信息技术、通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会计电算化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信息管理发展的要求，网络对务时代数据的安全性、快捷性等与传统财务时代相比要高出数量级的倍数，网络会计取代会计电算化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
1引言
会计信息化是会计电算化从观念上的彻底改变，随着信息技术、通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会计电算化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信息管理发展的要求，网络会计取代会计电算化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
2会计电算化
“会计电算化”是1卯8年财政部和中国会计学会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召开的“财务、会计、成本应用电子计算机专题讨论会”上提出来的。正式把“电子计算机在会计中的应用”简称为“会计电算化”。从长春一汽进行会计电算化试点开始，会计电算化在中国已发展20多年，从手工做账到电算化，引发了一场“会计革命”。
会计电算化产生至今，它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会计软件的运用减轻了会计人员手工记帐的工作量，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其次，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运用财务软件的转账、核算等自动生成功能，不仅降低了误差，提高了准确度，并且节省了人手，缩短了账务处理时间。第三、培养了一批既懂财务，又拥有计算机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造就了一批会计软件公司，他们的存在和良性竞争，促进了我国会计电算化向规范化、商品化、通用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3会计信息化
随着信息技术、通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会计电算化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信息管理发展的要求，1999年4月，深习”市财政局与深圳金蝶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举办的“新形势下会计软件市场管理研讨会暨会计信息化理论专家座谈会”上提出了“会计信息化”。会计信息化是将会计信息作为管理信息资源，全面运用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为主的信息技术对其进行获取、加工、传输、存储、应用等处理，为企业经营管理、控制决策和社会经济运行、管理提供了充足、实时的信息。
4会计电算化与会计信息化区别
会计信息化是会计电算化从观念上的彻底改变，会计电算化与会计信息化存在很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
1.目标不同:会计电算化是实现r会计核算业务的计算机处理，会计信息化是实现会计业务全面信息化，从而与企业管理各环节的业务流程及社会大系统的其他信息系统相互衔接，有机构成一个开放系统，充分发挥会计工作在企业管理和决策中的核心作用。
2理论基础不同:刽十电算化仅以传统会目理沦和计算机技术为依托，会计信息化以信息技术、系统论和信息化会计思想为指导。
3.技术手段不同:会计电算化以单机处理为主，会计信息化把网络、通信与数据库等先进技术用于信息的获取、加工、处理、传播、存储、应用。
4功能范围的区别:会计电算化以实现业务核算为主，会计信息化包括财务事务处理层、信息管理层、决策支持和决策层，不仅要进行会计业务核算，还要进行会计信息管理和决策分析，并将根据信息原理和信息技术要求重新构建现代会计模型。
5.信息输人输出不同:会计电算化强调财务信息只能由财务部门输人，输出也由财务部门打印后再报送。会计信息化要求大量数据企业内外的各个机构、部门既可经授权权利级次，直接从系统当中获取相关数据，也可从Inett上直接获取。财务人员不再是会计信息的主要或唯一的输人、加工处理人员，财务人员将更多地控制、分析，参与企业管理和提供专业决策。会计信息资源高度共享，在企业及社会各信息系统中被充分利用。丘会计程序不同:会计电算化基本模仿手工会计程序。会计信息化则根据刽十目标，按信息管理原理与信息技术重整扭刽长旎程。5会计网络化
信息高速公路的铺设意味着会讨电算化中单机系统状况的结束，为我国大规模计算机联网以及国际联网创造了条件，迎来了会计信息工作的网络化时代。
计算机网络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结合的产物。国际互联网使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信息交流与信息共享，为会计信息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全方位信息支持。企业内部网伽ratent)在会计领域中的应用，使企业内部的所有部门实现资源的优化处理与最大化使用效率，并且实现企业内部信息对外开放。传送数据在企业内建立的网络为局域网邸柳，在企业与上级主管部门之间建立的为专用广域网网A哟。对于目前会计电算化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应采取措施逐步解决，仅装备单机的企业，首先应建立企业内部局域网，已建立了内部局域网的企业，则应建立与上级主管部门之间的广域网，直至上国际互联网。我国目前为数较少的效益较好的大型企业集团的总部财务，通过电算化的广域网对各子、分公司的财务信息、经营状况进行收集、管理和控制。除了类似企业集团这种同行业、跨地区的广域网络形式外，电算化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是不同行业之间的广域网的应用。
会计网络化与会计电算化的区别网络财务是基于玩lemet—Intrante技术，以财务管理为核心，业务管理与财务管理一体化，支持电子商务，能够实现各种远程操作和事中动态会计核算与在线财务管理，能够处理电子单和进行电子货币结算的一种全新的财务管理模式，是电子蜀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子商务(EC)的开展，最终将使网络会计取代会计电算化。网络会计与会计电算化系统相比，具有以下优点:(1)网上设备公用性。网络会计打破了单一的财务软件的购买和使用方式。网上计算机可以省去购买、安装过程及软件的运行维护，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减少了购买高档设备的开支，提高企业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2)资讯共享。会计电算化主要是为企业内部提供会计信息，网络会计把企业内部各分支机构之间的各种会计数据的存储形式统一规范起来，建立中央数据库。企业可随时浏览所有企业网上计算机内的资料。通过软件资源的共享，将大大减少信息的重复输人减少出错的可能性，也将大大地缩短信息传递的时间。(3、通讯方便、快捷。通过网络方式，企业可以更直接、快速地与外部通信，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准确度。例如采用Inte技术后，企业和银行几乎可以同时记账就不会出现目前存在的未达账项，并且企业通过1ltell以可以和银行随时对账。这样，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付款和收款业务了。在网络会计中.会计信息系统内部各部门之间、企业各部门之间、企业与上级主管部门之间等，各子系统之间可进行自动转账处理。企业领导不需出门，可通过自己办公室里的计算机查得有关情况，企业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数据资料，也可以方便快捷地传送连人网络的计算机。这样不仅大大缩短了传送时间，而且减少了出错的可能性。(4)充分发挥会计人员的管理和决策职能。(5)网络刽卜要求信息在企业信息系统中以电子数据存在和运动，并可以直接与外界系统交换信息，最终使系统不再依赖纸张等传统信息载休，从而提高会计信息处理的及时性。网络会计使企业的业务向无纸化发展。
由于所有网络财务软件的开发，都必须严格按照国际公认的电子商务安全协议开发，因此，财务数据在网上通讯是安全的。企业财务主管和财会人员应放心地使用。网络会计是一门边缘的会计学科，它需要集计算机软件、网络知识和会计电算化知识于一身的复合型会计人才。实现会计电算化与网络会计的接轨，会计人员业务素质的提高是关键性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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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变迁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2－0023－04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的改革、发展是从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以政府推动为主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演进；二是以农民为主的自下而上的创业活动所形成的制度安排。政府推动的一系列体制机制转变大体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范畴，以农民为主的群众创业活动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大体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范畴。
中国农村各个领域的改革大都从市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开始，逐渐过渡到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逐渐兴起，并演变成农村金融市场的普遍现象。非正规金融是一种因未得到现有金融政策和法律支撑而游离于现有金融体制和制度安排之外的具有强烈的市场化、自由化、隐形化色彩的体制外金融活动。据陈锡文（2004）研究，中国2.4亿户农民家庭中，大约只有15％左右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85％左右的农户要获得贷款基本上是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温铁军（2001）对我国东中西15个省24个县41个村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发生率高达95％。
国内外对非正规金融制度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不多，且大都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出发，忽视了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主要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功能性缺失引致了农村金融缺口，而越演越烈的金融缺口则产生了获利机会，这为非正规金融的产生提供了市场空间，为金融制度创新提供了激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是对这一利润机会的理性回应。非正规金融从它“诞生”之日起一直发挥着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村福利等重要功能。但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并不对立，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供给与制度供给，即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以及所引发的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
二、制度变迁相关理论研究
拉坦和速水是最早系统论证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家,“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林毅夫在总结以往经济学家观点的基础上，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
强大的制度需求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源泉。影响制度变迁的需求因素提供了进行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而影响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降低了进行制度变迁的成本，二者共同促成了旧制度向新制度转变。从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看，在诱致性变迁中，制度需求是主导性的，而制度供给是适应需求而提供的。在制度不均衡的条件下，经济主体发现潜在利益并采取行动，对现有资源进行重新组织并努力创造条件以降低制度变迁成本，进而使得适当的制度能被供给出来。
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排斥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并非都是自动完成的，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它需要人们之间进行自愿的联合行动来完成，但集体行动常常面临高成本壁垒，为此制度供给可能不足。为提高制度供给水平，需要引入政治资源，“由技术与制度创新所形成的新收入流提供了利用政治资源来分割收益的激励。” 也就是说诱致性制度变迁有时不仅不排除政治力量的参与，反而需要政治力量来促成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能提供市场经济运行的所有制度供给，诸如市场经济的法律建设，宏观经济调控、教育、交通等社会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体系、明确界定的产权体系等，没有强制性制度变迁提供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将导致某些制度安排畸形发展，最后影响经济的发展。
诱致性制度变迁到一定程度可能向强制性变迁转化。诱致性制度变迁不断推进将促使政府采取新的制度安排，打破利益格局的平衡。诱致性制度变迁能形成市场绩效，为政府提供试点式经验；当诱致性制度变迁形成的制度安排成为全社会主流制度安排时，社会的制度构架会发生质的变化，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推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制度安排，为实现新的制度均衡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三、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功能性、制度性缺失
（一）政策性金融功能严重弱化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惟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其主要任务本应是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但从目前情况看，一方面，其主要业务仅限于单一的国有粮棉油流通环节信贷服务，在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农业科技进步等方面功能严重缺位；另一方面，农业银行了部分政策性金融业务，如扶贫贷款与政府贴息贷款等，导致农业政策性金融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严重下滑，支农功能不足；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长期以来资金拨付有限，且资金不能按时到位，有时不得不向央行借款，使筹资成本上升，制约了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政策性金融功能的严重弱化，制约了政策性金融资金支农作用的有效发挥，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乏力。
（二）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贷收缩
商业银行的“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的经营原则与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分散性、波动性、长期性”向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按照“经济、高效、精简、合理”的原则，对农村经营网点进行大规模撤并，如1999―2001年宁夏共撤并县域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和营业网点158个，其中县以下占93%。仍在农村开展业务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寥寥无几，而剩下的营业网点大多把有限的贷款资金发放给大型基础设施、国债配套资金和生态建设等国有大型项目，而对急需资金的农业生产和个体、私营企业的贷款却全面紧缩。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中居主导地位的中国农业银行将农业资金从以农业为主转为以工商业并举，竞争视角从农村转向城市，以获取足够的资金来源及高额回报，使得农村金融市场本来就很少的国有资本变得更为稀缺。
（三）农村信用社垄断性供给的弊端
在国有商业银行功能严重缺位的状况下，农村信用合作社事实上已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中介，在不少贫困地区甚至是惟一的合法金融机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务范围非常有限，经营的自负盈亏，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业倾向，使得资金向收益相对高的城镇或非农部门流动，真正需要资金贷款的农户难以得到金融支持。2002年全国农村信用社吸收各项存款19469亿元，各项贷款14117亿元，两者差5352亿元，其中有价证券及投资1812亿元，净存放中央银行684亿元，拆借给其他金融机构1152亿元，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估计从农村流出资金约3000亿元（夏斌，2003）。同时，农信社长期以来产权主体不明晰，历史包袱沉重，员工素质不高，电子化建设水平低，结算手段落后，服务品种单一，独自面对庞大的农村市场需求，其规模与实力显得十分弱小。
（四）农村邮政储蓄机构，本应在农村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其严重的制度缺陷无法有效承担支农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一是业务单一，只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二是通过吸收存款的方式，把大量的农村剩余资金 “倒流”到城市，加大了农村金融缺口，加剧了农村经济发展资金供给不足的矛盾。
四、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经济效应与制度效应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经济效应
农村经济主体的微观活动及其融资行为具有分散化、规模小、周期长、监控难、风险大等特点，农业的回报率低，正规金融的利润最大化与农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加之农村人口相对贫困，储蓄不足，大规模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缺乏存在的基础，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经营往往无利可图，因此正规金融供给短缺即金融缺口最容易发生在农村地区。巨大的金融缺口为非正规金融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盈利机会。在市场期望和需求催生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农村民间金融及合作基金会为代表的农村非正规金融迅速崛起，有效地填补了我国农村巨大的金融缺口，为农村社会与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私营企业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一直主要依靠非正规金融（或者经济学家所称的路边交易市场，Curb market）融资。
非正规金融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增加社会福利的绩效也得到了实证研究。高艳（2007）实证研究发现，1986―2003年，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从促进农民年增收的效率来看，非正规金融要高于正规金融。根据史晋川（2001）的考察，在官方制度下，我国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0％，贷款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80％，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60％，其贷款却只占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不到20％，这表明我国正规金融制度严重不适应现有的经济基础，而非正规金融制度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制度效应
非正规金融作为一种创新的制度安排，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非正规金融是社会成员间利用我国乡村的各种习俗、惯例或血缘关系，达成的广泛的非正规合约，这一合约是建立在社会成员之间的长期行为合约、隐含合约的继承上，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由于地缘、人缘和血缘、业缘等原因，非正规金融具有交易各方的信息成本优势，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信用具有很强的甄别能力，能有效避免或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违约行为；农村民间融资无繁琐的交易手续，交易过程快捷，可以使借款人迅速、方便地筹集所需资金。非正规金融由于一般不需要对供给方“公关”而支付“寻租”成本，其融资成本低廉。
非正规金融制度与农村现有金融制度安排的竞争，促进了农村正规金融制度的变革。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正规金融的贷款行为有时会受到行政力量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贷款基准利率也是管制利率，而农村民间金融中的借贷行为和利率都是市场化的。可以说，农村民间金融是一种纯粹的市场金融形式和市场金融交易制度。非正规金融所反映出来的机制优势、信息优势、成本优势、速度优势能大大提升这种制度安排与正规金融制度安排的竞争优势和市场竞争能力，从而给正规金融组织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压力，迫使政府、正规金融组织对原有的制度安排进行重新思考。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及政府如对其进行规范、引导，这将对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非正规金融的形成、发展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非正规金融对违约者是一种硬预算约束，违约者的违约不仅会遭受舆论谴责、社会排斥、群体惩罚，还有可能遭受暴力伤害，这大大降低了非正规金融的违约率。Aleem（1993）估计，在他研究的大多数案例中，非正规金融的违约率一般要低于正规金融5％左右。非正规金融在契约执行与治理上具有独特的制度安排，相对于正规金融契约改善了农村经济主体遵守合约、提升信用水平的意识，营造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从而为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非正规金融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
（一）非正规金融的产生与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
我国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我国促进农村乡镇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政策，农村金融制度所依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促使了农村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与对金融服务的多元化需求。而农村正规金融却存在业务相对萎缩，经营不善和农民贷款困难等问题，正规金融供给的制度性和功能性缺失已不能完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农村金融制度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和谐产生了获利机会，这种获利机会为非正规金融的形成（一种适应农村经济新形势的制度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制度一直蕴含着经济体系内在的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主要体现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抑制和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垄断式控制，导致长期存在且越演越烈的“金融二元结构”， 这表现在私人部门经济面临的融资约束、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低效率等诸多方面。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不均衡性产生了获利机会，这为非正规金融（相对于正规金融制度，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型的制度安排）的产生提供了市场空间，为金融制度创新提供了激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是对这一利润机会的理性回应，它是非均衡的长期发展而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的自发“矫正”，从而逐渐孕育出另一种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对现有农村金融制度集合的补充和完善。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市场主导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但我国非正规金融的有序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的合理变迁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它具有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相互交织的特征。
（二）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排斥强制性制度变迁。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既包括非正规金融的演进，又包括对原有金融制度集合进行变革。从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机制的角度看，非正规金融是作为正规金融制度的“边际”而存在的，部分非正规金融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向正规金融制度演变。因此，非正规金融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即非正规金融的演进（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会对现有的正规金融造成强烈冲击，从而引发政府对农村现有金融制度进行有效变革（强制性制度变迁）。而这种对现有金融制度变革本身就是对非正规金融进行批判、继承的过程，即把非正规金融逐渐纳入农村正规金融体系的过程。同时，强制性制度创新可以克服正式制度在诱致性制度创新（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中，因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而产生的制度供给不足。同时，政府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政治统治基础情况对非正规金融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方式也会有很大影响。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供给、法律供给，政府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演进提供合法化的制度平台，也有利于其正规化、规范化的发展。
总之，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产生了农村非正规金融，而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能推动非正规金融的有序演进、逐渐融入农村金融体系与金融制度变革。其发展逻辑是，农村金融制度的非平衡性，即农村金融的“二元结构”促使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促进了经济发展及其农村金融制度运行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推动了政府主导的金融制度变革。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一个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基础演变引发国家对金融制度重新思考的过程。
六、结论
我国农村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广泛的非正规金融，从制度变迁来看，它是一种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现有的农村正规金融制度供给与农村金融需求多元化这对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但是，中国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壮大以及农村金融发展绝对离不开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它需要政府对农村金融制度进行重新思考。一方面，政府应该对现有的正规金融制度进行重新设计以解决正规金融制度供给严重不足、与农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另一方面，国家对非正规金融的态度不应该是“默许”，也不是“放任自由”，更不是“压制”，应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非正规金融进行规范、引导，赋予其合法地位，从而促使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才是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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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 企业价值 成因 对策
21世纪初，美国房地产市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由于房贷机构因利益的驱使，不计风险地发放贷款，并将其打包再进行证券化，然后卖给其他金融机构，但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大幅降温，以及美联储为抑制通货膨胀进行的持续加息，次贷购房者由于没有了投机的动力，也失去了按揭的能力，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下迅速演变成美国的金融危机，并通过各类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蔓延开来，形成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是什么，本文从宏观和微观方面来阐述。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宏观因素
1.金融危机爆发的思想根源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观点认为，市场是完全自由的竞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是万能的，不需要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通过自由竞争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实质上是撇开人们的社会属性及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脱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制造一种抽象的“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美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放弃了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推崇新自由主义思想和理论，缺乏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导致市场的失衡，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2.金融危机爆发的理论根源是虚拟经济的过度泛滥。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 （Fictitious Capital）作出系统论述。虚拟资本是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独立于现实的资本运动之外，以有价证券的形式存在、能给持有者按期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马克思指出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
3.金融监管的缺失导致金融危机的滋生和蔓延。1999年，美国政府正式废除1933年颁布的金融管制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开辟了世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正是金融监管的缺位。
二、金融危机爆发的微观因素是企业价值的缺失和价值链的断裂。
根据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来龙去脉，笔者从微观方面分析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本文从财务的视角着手，从一个投资银行或者证劵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假如遭遇到资产坏账时，如何进行资产调整，处理方式，如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正常情况下，即没有经济危机情况下，风险资产造成缺失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处理，第一种就是通过VaR市值管理，通过资产出售变现弥补损失；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股权融资，把风险资产股权化，所获得的收益可以弥补损失。所以，在正常情况下，金融机构或企业可以自行消化风险资产，可以对资产进行保值和增值。
然而，当出现危机时，金融机构或者企业产生的坏账处理跟上述就不同了。当出现金融危机后，想要利用股权融资来增加权益资本数额那是不可能了，因为很难找到认股者，所以只有通过通过VaR市值风险管理这一种方式，当出现危机时，因为很多金融机构或企业同时抛售风险资产，就出现了所谓的“去杠杆化操作陷阱”，即通过抛售风险资金，导致资产价值的降低，行业的资产减值又导致金融机构或企业抛售风险资产，即出现了“坏账—坏账”的恶性循环，这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到实体经济，造成实体经济的扭曲和破坏。整个的流程如图：
三、金融危机背后价值驱动因素分析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企业作为商品，同样也有价值，它是人类体力和脑力劳动的结晶，其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企业这一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但企业价值确定的复杂性在于：企业本身是生产要素的集合体，各个生产要素在企业价值创造中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由于企业是各个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所以各个生产要索的价值之和并不等于企业的实际价值，因此，各个生产要素都是企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企业的价值是既反映企业的资产状况和长期获利能力，也反映市场对企业的评价的一个综合值。
根据米勒和莫迪格里尼的MM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的假设下，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无关。但是，现实的市场是不完美的或不完善的，由于税收、交易成本、成本和破产成本等等的存在，使得公司可以运用金融工具进行投资、融资、套期保值、公司治理等等，从而影响公司的价值。基于此，不同学者根据现实中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作为理论分析的基础，进而逐步放宽MM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形成了两大企业价值驱动理论，主要表现在一下两个方面。
第一，公司价值最大化价值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可以通过灵活运用金融工具，从而进行风险管理，从而降低财务困境成本和外部融资成本，而且可以获取投资收益，从而对公司经营效益产生影响，并通过改变公司现金流量，改善和优化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相关决策，最终降低公司经营业绩的波动性，提升公司的整体价值。
第二，管理层利益最大化动机理论。根据经济学理论，管理者和股东之间是委托关系，由于股东和管理层存在冲突，所以企业管理层使用金融工具来创造价值，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其实也就是美国金融机构的高层管理者为了自身的利益，滥用金融衍生工具蓄意放大了实际经济的价值，从这谋取自身的利益，所以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是资本家恶性贪婪的结果。
四、金融危机的对策和反思
金融危机虽然爆发好几年了，但是对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影响至今还没有消除，我们在反思我们人类自己，也许基于人性的贪婪，价值观的扭曲，但是也许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
第一，在思想上不要崇拜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潮，重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思想。自由主义不能解决经济活动的任何问题，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需要国家这只“有形的手”进行干预，两者相互配合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利用国家“有形的手”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
第二，合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是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由于外汇汇率、市场利率和商品价格的变动日益频繁和剧烈，严重影响公司的销售和市场份额，从而改变公司的预期价值或实际现金流，公司因此有着较多的风险暴露。此外，公司的资产负债由于汇率期初、期末的不同，在折算过程中会对公司的价值产生影响。金融衍生工具中的远期、期货、期权及互换等风险管理工具，可以抵补或转嫁汇率、利率、商品价格等频繁波动带来的风险，从而提升公司的业绩和价值。此外，还可以在信用状况、盈利能力等自身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创造性地运用金融衍生工具，有效地降低外部资金的使用成本，优化企业的融资决策，改善企业的资本结构，完善企业的投资决策，合理地规划税收套利等，从诸多方面提升公司的价值。
第三，加强产品创新，提升企业价值。党的十报告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从国家层面提出企业发展和国家发展的出路。创新可以增加企业的附加值，可以引申企业的价值链。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转变为集约经营，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道路。
五、结论
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全球经济蒙上了阴影，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本论文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从宏观和微观分析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得出其根源是企业价值的缺失和扭曲，表现为价值链的断裂，并从财务的视角加以阐述，同时，运用金融学理论分析金融危机背后的价值驱动因素，最后对金融危机提出对策和反思，特别是结合十报告，指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是应对金融危机的良药，是提升企业价值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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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捡发.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金融与企业价值创造的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0年
[3]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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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我国10多年税收管理改革实践，在解析主要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税收管理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及对策措施，以加-陕实现传统税收管理向现代税收管理转变。
伴随着新税制的实施和税收征管改革的不断深人，我国税收管理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是。税收管理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加人WTO后，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正面临新的挑战，迫切要求加快税收管理的改革创新，实现传统型管理向现代型管理转变。
一、税收管理的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创新税收管理理论是变革税收管理的前提。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对税收管理理论研究不够重视。税收管理理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税收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也落后于其他一些重要社会科学领域。
我国税收征管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走了10多年。税收征管改革从一开始就缺乏科学的理论准备和理论指导。税收征管改革基本上是凭经验和直觉进行。在解决改革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徘徊。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末，进行的“征、管、查”三分离或二分离的摸索，还是新税制实施后，对传统专管员制度全面改革，所形成的“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新征管模式，以及进人21世纪后，采取科技加管理措施，以信息化推进专业化的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基本上都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未能从理论上对税收管理改革目标体系进行深人系统地研究，在科学把握税收管理的本质、规律、原则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税收管理改革的基本理论框架，给予税收管理改革坚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因此，在改革的目标方向上，缺乏准确清晰的定位。目标设计缺乏系统论证，征管改革的框架和基本模式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对征管改革的方向经历了反复探索和较长时间的认识过程；在改革的思路上。始终循着相互制约的指导思想，沿着职能划分的思路。把分权制约过多地寄望于征、管、查职能的分解上。追求税收征管的模式化；在改革的范围上，侧重于税收征管的改革，忽视税收行政管理的改革。未能把对以纳税人涉税事项为主要管理对象的税收征收管理和以征税机关、征税人为主要管理对象的税收行政管理作为改革的整体进行系统设计，忽视人力资源的配置管理和开发利用；在改革的进程上，对不同地区制约征管改革的因素研究不够，缺乏整体规划。常常处于走一步看一步，造成各地改革进度不一。带来征管业务的不规范、信息技术应用的不统一。由此导致税收管理改革走了一些弯路，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增大了改革成本。
当然，税务部门在改革实践中也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但主要还是停留在对改革方案的修修补补。疲于寻求解决具体问题的措施上，缺乏在税收管理改革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解决税收管理改革中的问题和矛盾，加快建立现代化税收管理体系，提高税收管理水平，必须创新税收管理理论。
推进税收管理的理论创新，首先要转换传统税收管理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注意在改革实践中进行税收管理的理论探讨，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把成功的经验系统化、理论化；其次，要注意研究借鉴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和工商管理领域发展起来的管理理念、原则、方法和技术，结合我国税收管理的实际，创造性地加以吸收和运用，形成适合中国税收管理特点的新思想、新方法、新体系，并在指导税收管理改革实践中加以丰富和发展；还要注意不断研究税收管理的内在规律、原理和发展趋势，善于抓住揭示税收管理内在客观性的发现性认识，创造税收管理科学的前沿理论。通过寻求税收管理理论突破与创新，推动税收管理的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彻底改变我国税收管理改革目标不明、方向不清的被动局面，彻底改变税收管理理念僵化、管理方式陈旧、管理手段单一的落后局面，实现传统税收管理向现代税收管理的根本转变。
二、税收管理的技术创新
科学技术是税收管理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创新税收管理离不开现代科技手段的支撑。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税收管理正产生着革命性的影响，为创新税收管理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创新税收管理技术，以信息技术和通迅技术为基础，实现税收管理信息化是深化税收管理改革，提高税收管理质量和效率，实现税收管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伴随着税收征管改革的深入，我国税收管理信息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人脑到电脑、从单机运作到网络运行的历史性跨越，信息技术对税收管理的支撑作用日益显现，税收管理技术有了重大突破。但不容忽视的是，我们不惜重金投入，购置相当数量和一定档次的计算机技术装备，与应达到的应用程度和应用效果仍有相当差距。在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税收信息化建设缺乏总体规划，软件开发应用杂乱无序，信息系统平台不统一，数据处理缺乏层次性和综合性，形成许多“信息孤岛”；信息资源利用不充分，集中分析监控能力不强，导致高技术与低效率并存，高成本与低产出共生，造成人财物的极大浪费。对此，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和吸取过去在税收信息化建设中留下的深刻教训，从战略高度推进税收管理的技术创新，加强对信息化建设工程组织学的研究，克服盲目性和随意性，加强对税收管理技术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彻底改变机器运作模拟手工操作的状况，挖掘信息网络技术的潜在效能。
创新税收管理技术，实现税收管理信息化，是科技与管理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推动税收管理发展，实现税收管理现代化的过程。目的是要使人工管理与机器管理组成的整个管理体系效能最高。实现税收管理的技术创新，推进税收管理信息化应突出四个重点：
其一、坚持按照一体化原则，遵循“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突出重点，分步实施，保障安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完善优化信息化建设的总体方案和具体规划，逐步实现业务规程、硬件配置、软件开发、网络建设的一体化，在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整体推进上求得新突破。
其二、从管理思想、管理战略上突破传统观念和管理方式的束缚，适应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要求，实现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互动，在现代技术和科学管理有机结合上求得新突破。通过税收管理的技术创新，改造管理流程，重组职能机构，变革管理方法，优化资源配置，规范权力运行，把整个税收管理工作有机地联系和带动起来，形成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的互动响应机制，构建起与信息技术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平台。
其三、利用先进的通讯和网络技术，建立多层次有针对性的税收服务技术体系。一方面大力推进网上申报、电话申报、磁盘申报、银行卡申报等多种电子申报方式，大力推进税、银、库联网，实现纳税申报和税款征收信息的网上流转，最大限度方便纳税人及时快捷申报纳税，为实现集中征收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全面建立税法咨询、税收法规、涉税事项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包括提供电话自动查询和人工查询系统，电子化的自动催报催缴系统；利用电子邮件向纳税人定期提供税收政策法规信息，向特定纳税人进行有针对性的纳税辅导。利用互联网提供税收法规查询，与纳税人沟通交流，实行网上行政，网上办理涉税事项，接收对偷税违法行为和税务人员廉政问题的举报、投诉等等，使信息技术在方便纳税人，提高办税质量和效率，降低税收成本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其四、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依托，把税收管理全过程纳入完整、统一、共享的信息系统，实施全方位的实时监控。一是建立高度集中的数据处理系统。在统一数据结构和标准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征收信息向地市局和省局集中，进而再向省局和总局两级集中，克服信息传递中封锁、变异和沉淀，提高征收入库操作的规范度，实现数据管理效率和质量的全面提升。二是建立以信息收集分析利用为重点的税源税基监控系统。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管理薄弱是与信息获取能力不足相伴而生的，只有信息完备才能实施有效管理。因此，在加强纳税申报信息采集管理的同时，要加快与工商、银行、技术监督、海关、公安等部门的信息交流和共享，以增强税务机关获取外部信息的能力。三是建立以依法行政为重点的管理流程控制系统。在将税收管理全过程纳入计算机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利用信息技术控制业务处理流程，减少自由裁量的环节和幅度，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参与税收管理质量的控制和改进，实现对执法行为的监督制约，使税收管理全过程每个环节责职、每个权能行使、每项工作绩效，都能通过网络透明地呈现在管理决策平台上，提高依法行政的透明度。
三、税收管理的组织创新
税收管理机构是根据履行国家税收职能需要，围绕税收行政权力设置、划分和运行而形成的组织体系。设计科学的税收管理组织结构是有效实施税收管理的组织保证。税收管理组织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能否履行好国家税收职能，能否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纳税服务，影响到税收管理质量和效率的高低。
回顾我国税收征管改革历程，有关方面一直在寻求建立一个科学高效的税收管理组织体系。每次征管改革几乎都离不开对征管组织机构的撤并调整，特别是新税制实施后，征管组织机构处在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有的撤销税务所，按区域设置全职能分局；有的在分局下还设有中心税务所；有的很快又取消全职能分局，按征、管、查职能外设征收局、管理局和稽查局等专业局；有的仍留存着一直游离于机构改革之外的外税局、直属局。总的说来，这些改革措施始终没有打破原有征管机构的层级，没有跳出按征、管、查设置机构的框框，没有冲破地区行政管辖范围的界限，没有发挥运用网络技术构造组织结构的优势。税收管理组织机构庞大臃肿，管理层级环节过多，机构设置不统一，职能部门交叉重叠，权力结构过于集中，管理组织过于分散，资源配置不讲成本效益，组织结构效率低下的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有些更为突出。
要从根本上解决征管组织结构问题，提高税收管理组织合理化程度，必须大力推进税收管理机构的改革创新。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税收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日益提高，税收管理机构改革创新的着力点应放在依托信息网络技术，打破部门约束和层级限制，根据税收管理的内在规律，优化管理资源的配置，使传统封闭的机械式组织向现代开放的网络化组织方向发展。
一要减少管理层次，收缩征管机构，确立税收管理机构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框架。现代管理组织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要提高组织结构效率，必须减少行政管理层次，精简管理机构，实现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我国目前税收管理组织结构，从总局、省局、市(地)局、县局到基层分局有5个层级，除基层分局外，有4级行政管理层。世界上很少有这种5级架构的征管组织体系。要创新税收管理组织结构，必须打破这种僵化的5层“宝塔”结构，冲破行政区划的约束，根据经济区域、税源分布、规模大小，设置税收管理机构。从改革的渐进性考虑，税收管理机构改革的近期目标可以定为实行总局、省局、市局、县局4层组织结构。今后条件成熟时，对省级局还可以进一步考虑打破行政区划，根据经济区域进行撤并，设置跨省大区局，如像人民银行跨省设置分行机构。
二要统一征管机构设置，实现基层征管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根据企业组织理论学的研究，企业管理组织机构设置通常有四种模式，即以产品为基础的模式、以职能为基础的模式、以客户为主的模式和融合前三种的矩阵模式。按照前述税收管理机构的改革目标和国外税收管理机构设置的做法，适宜采用按税种类型和职能分工相结合的模式设置内部机构。在基层局(县、区局和将来实现征管实体化的地市级局)适宜按职能分工和纳税人类型相结合的模式设置机构，除稽查局可作为外设机构外，其它专业局都应全部转为内设机构，同时还应撤销过去外设的直属局、外税局，实现对内外税、不同行业、不同预算级次企业的统一管理。基层局的主要职能是对辖区内税源税基的控管。分类管理是专业化管理的基础，对纳税人实施分类管理是国际上许多国家的成功做法。
三要构建与信息化相适应的税收征管运行机制，实现税收征管的信息化。利用信息技术改变税收管理的流程和组织结构，建立一种层级更少基层管理人员权责更大的管理体制。在县(区)局内部，根据税收征管和信息化的内在规律，重新设计和优化税收征管业务和征管流程，将咨询受理等纳税人找税务机关办理的涉税事项集中到前台办税大厅实行全方位服务，解决纳税人多头多次跑的问题；将纳税评估、调查执行、稽查审计等税务机关找纳税人的所有管理事项，集中到后台实施分类管理，解决税源税基控管薄弱的问题。
四、税收管理的制度创新
深化税收管理改革，既需要消除不适应现代税收管理发展要求的制度，更需要针对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制度安排。优化税收管理制度设计是税收管理改革与发展重要内容，也是从制度层面解决当前税收管理存在问题的必然要求。税收管理的制度创新应当紧紧围绕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和税务机关管理效能，降低税收风险即法定税收与实际税收之间差额这一税收管理目标，在税收管理制度体系优化设计上求得新突破。
当前税收管理制度创新应当突出两个重点。
(1)要着眼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促使其如实申报纳税，解决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要建立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税收服务制度。税收服务是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的重要条件，必须按照新征管法的要求，尽快将税收服务从过去的道德范畴上升到行政职责，构建起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税收服务制度体系，为纳税人提供享受各种税收服务的制度保障，包括设立多渠道政策的制度，确保所有公民享受和获得税收知识的权力，使纳税人有能力自觉、及时、准确申报纳税，减少无知性不遵从；设立以客户为导向的程序制度，确保办税公平公开，程序简便规范“一站式”服务到位，使纳税人减少“懒惰性”不遵从；设立完善的权益制度，确保客观公正开展行政复议，主动实施行政救济，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减少情感性不遵从。
二要建立以纳税评估为基础的纳税信用等级制度。纳税信用度的高低直接体现着税法遵从和税收管理水平的高低。实施纳税信用等级制度，根据纳税人纳税诚信度实行差别管理，对信用等级低的纳税人严加管理。制定鼓励诚信守信，制约惩处失约失信的政策措施，促使纳税信用成为与纳税人生存发展紧密相联的无形资产。让依法纳税者受到社会广泛尊重，使诚信纳税者得到实惠，增强忠诚性遵从的荣誉感；让失信违法者付出利益代价和荣誉代价，促使纳税人诚信纳税。同时要把建立纳税信用等级制度与建立纳税评估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建立起科学的纳税评估机制。
三要建立“轻税重罚”的违法处罚制度。增大违法成本是强化税收管理的重要举措。对外要健全偷逃税处罚管理制度，增大偷税成本；严惩知法违法者，对不按规定履行纳税义务，该罚的要罚，该判刑的要判刑，减少纳税人自私性不遵从，增加预防性遵从。
(2)要着眼提高税务机关内部管理效能，约束税务人员寻租，对工作业绩进行有效激励，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要建立科学的税收管理绩效考核制度。考核税收管理绩效是促进税收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手段。税收管理绩效考核导向至关重要。要彻底扭转过去绩效考核重收入轻管理，重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轻机关内部考核的倾向，从组织收入型向执法保障型转变。要以正确实施国家税收政策，降低税收风险为目标，将绩效监控和评价贯穿税收管理全过程，使绩效考核成为加强管理的有效手段。可以考虑从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和机关内部两个层面建立绩效考核制度。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绩效考核，应从税收风险、执行政策、服务质量、人力资源利用、成本效益等方面，通过客观科学地制定考量目标和指标体系，准确评价下级税务机关税收管理的成效和不足，激励先进，鞭策落后，使之明确税收管理的改进方向。对机关内部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应重点围绕行政行为、行政过程和行政结果等方面进行考量，可采取事项与岗职相结合的绩效考核办法，通过定岗位、定职责、定事项、定人员、定目标、定指标、定奖惩等方法，充分运用计算机网络对税务人员工作业绩进行有效的监控和评价，使个人工作绩效与集体组织绩效高度关联，激发个人和群体奋发向上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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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区域创新环境；创新绩效；重庆市
在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知识经济时代来临的背景下，区域创新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一个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日益成为该区域获得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各区域间区域创新能力不同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我国的现实情况是：西部地区的综合创新能力远远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欠发达地区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发展差距，必须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着手，将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作为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而从系统学的角度来看，区域创新能力又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系统各部分必须协调、均衡发展，任何一个部分的薄弱都将影响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根据《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课题组的同志推出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将区域创新能力定义为：一个地区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能力。并从行为主体的角度划分为五个要素：知识创造能力、知识流动能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这五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区域创新能力系统。因此从研究区域创新能力体系的内在作用机制着手，对于协调发展区域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给定资源条件限制下，区域创新环境是决定一个地区创新能力的关键。因此，创新系统的创新绩效与区域创新环境密切相关，创新绩效方面的差别并不能简单地由投入方面的差别来完全解释，创新环境的影响也相当重要。基于此，本文首先从创新环境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着手对区域创新能力内部关系做初步探讨。
目前国内有些学者关于创新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区域创新系统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有所研究，如王树林(2002)区域创新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盖文启(2002)论区域经济发展与创新环境；刘顺忠(2002)区域创新系统创新绩效的评价；官建成(2003)区域创新机构对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唐厚兴(2005)区域创新系统创新绩效分析与评价。但关于创新环境对创新绩效的实证研究方面，少之甚少，赵付民、邹珊刚(2005)区域创新环境及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分析，将区域创新环境用政府主导的环境因素、市场主导的环境因素、区域价值观与文化来表示，用创新产品产值来表示创新绩效，得出结论：由政府、市场、价值观与文化三个层面构成的创新环境解释了区域创新绩效差异的大部分，区域创新环境对区域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影响。本文试图采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里面的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的定义和构成要素，从实证的角度研究创新环境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1重庆市区域创新能力及创新环境总体概况
自2001年以来，重庆市区域创新能力总体排名一直呈上升趋势，重庆市2005年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第l0位，5个分指标中，知识创造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都保持了与2004年持平的位次，知识获取和创新绩效两个指标对比2004年有所上升，而创新环境对比2004年却下降了4个位次，在五个指标体系中属于劣势，就创新环境而言，在全国处于中等以下的水平，对整体排名起到了负面的影响。除了创新环境对区域创新能力有直接影响外，我们认为创新环境对创新绩效也有直接影响，因此，本文对重庆市创新环境各变量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环境对创新绩效的实证研究。
由图1可以看出，2005年创新基础设施、市场环境、劳动者素质、创业水平综合得分都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与全国最高的差距很大。2005年金融环境综合得分处于全国中上游水平，并且是这五个指标中排名最靠前的指标。创业水平综合指标是这五个指标中排名最靠后的指标，在全国排名28位，在西部也是非常靠后的水平。
可知，创新环境各项分指标的低投入是导致创新环境综合得分低、全国综合排名低的主要原因，直接的办法是提高各指标的投入，但是创新环境中创新基础设施、市场环境、劳动者素质、金融环境、创业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究竟如何并不清楚，下面实证研究这五个变量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2区域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利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中的区域创新环境指标体系，
如表1，创新环境包括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市场需求水平，劳动者素质，金融环境和创业水平5个方面。其中，基础设施包括信息和知识的载体，如有限和移动电话，互联网，计算机的发展水平，物流的载体，如公路拥有量，4种运输方式形成的客流量和货流量；市场需求用政府财政支出，商品进出口差额，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居民消费水平这四个方面来衡量；反映劳动者素质的指标包括教育投资水平，地区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所占比重，当年新增大学生毕业人数，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图书消费量；反映金融环境主要的指标是技术创新基金和企业在进行技术开发时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情况；反映创业水平的指标包括民营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新注册企业的发展情况。
3实证研究
3．1假设及变量选择
根据系统论，要把握一个系统，必须了解它所处的环境对系统的影响。结合区域创新能力体系，要分析区域创新经济绩效的好坏，必须要考察区域创新环境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健康运行。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能促成健康发展的区域经济。如区域内基础设施的条件好，信息交流顺畅，交通便利使得物流顺利流动，降低了信息和物质的交易成本，提高了指标的流动效率，自然就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区域内劳动力素质高，就容易获得创新人才，可能创造出更多地创新成果。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创新中人的因素越来越重要，所有的创新活动都是以人为主的创造活动，高素质人才是创新能力最关键因素，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市场的需求是拉动技术创新的重要引擎之一，当市场出现新的需求，会促使企业抓住商机主动进行研发活动，而企业的创新必将投入市场，促进市场的繁荣，所以，市场需求大大有利于提高创新能力，从而提高经济绩效。创新活动是一项经济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充足，金融生态环境优越为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资金支持，使得区域创新能力加强。而资金的短缺，金融生态环境脆弱，会降低创新能力，也因此阻碍经济的正常发展。一个区域内如果有良好的创业文化和传统，形成良好的创业氛围，使得创新活动通过创业得以实现。一旦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变成了产业将大大地推动创新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创新的效率。因此，创业水平越高，创新能力越强，进而创新绩效越好。
因此形成如下假设：区域创新环境越好，区域创新的经济绩效越好；即创新环境五指标：基础设施、市场需求、劳动力素质、金融环境和创业水平越好，区域的创新绩效越好。
3．2模型介绍
面板数据模型(Panel—dataMode1)是用来描述一个总体中给定样本在一段时间的情况，并对样本中每个样本单位都进行多重观察。这种多重观察，既包括样本单位在某一时期(时点)上多个特性进行观察，也包括对该样本单位的这些特性在一段时间的连续观察。既能反映某一时期各个体数据的规律，也能描述每个个体随时间变化的规律，集合了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的共同优点。伴随经济理论，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计算机技术和统计方法的发展，Panel—data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逐渐被经济计量学家推广。
为了进行实证检验，对创新环境和创新能力进行量化，本文从2002年一2005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中选取区域创新绩效指标，创新环境的五指标基础设施水平、市场需求、劳动力素质、金融环境和创业水平等一系列的指标的数据，并认为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滞后期为一年。即环境投入五指标为2002年—2oo4年，对应产出的年份为2003年—2005年。并建立模型如下：
是基础设施水平、市场需求劳动力素质和金融环境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是统计误差。
3．3实证结果分析
在确定模型之后，用Hausman检验进一步确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根据检验结果我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对式(1)进行回归可得结果如下：
模型拟合度=0．73607，实证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水平、市场需求、劳动者素质对区域创新绩效在1％的显著水平下有显著的影响，金融环境、创业水平区域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基础设施水平、市场需求、劳动者素质的系数分别为0．173293、0．610474、0．200429，这说明基础设施水平、市场需求、劳动者素质分别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依次为提高0．173293、0．614074、0．200429个百分点。同时，实证结果也说明，对金融环境、创业水平的投入对促进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甚微。
反观图2中，2005年重庆市在基础设施水平、市场需求、劳动者素质、创业水平的投入与全国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与全国最高水平相差甚远。而金融环境的投入却超出了全国平均水平的1／3。显然，这种创新环境的投入结构显得相当不合理，这是造成创新环境相对其他四个指标在全国的排名落后的最主要的原因。
4结论及建议
(1)提升劳动者素质总体水平。近年来，市场需求比较旺盛，居民消费水平有所提高，这些方面大大刺激了市场需求，拉动了区域创新绩效的提高，市场需求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同时，教育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教育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重视，职业教育、社区教育和下岗工人再培训工程、对农民工培训等的实施，使得劳动力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也对创新绩效有重要的驱动作用，但相对东中部来说，重庆市知名高校较少，优秀生源不足，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仍然不高。因此，未来重庆市要进一步培育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重点要合理调整创新环境投入结构，改善各指标的投入比例，加大对区域创新绩效影响显著的基础设施水平、市场需求、劳动者素质等指标的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