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范文
时间：2023-03-16 13:25:4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矫正，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接收入矫时间：2014年12月5日
供稿：xx县司法局开通司法所
县（市、区）案例审稿人：
地（市、州）案例审稿人：
省（区、市）案例审稿人：
司法部案例审稿人：
检索主题词：社区矫正人员依法实施社区矫正案例
二、案例正文采集
【社区矫正人员王某基本情况】
王某，男，1975年11月出生，户籍地、居住地均为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2014年12月，因犯故意伤害罪被通榆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两个月，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自2014年12月5日起至2017年12月4日止。2014年12月5日，王某到通榆县司法局报到，依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将王某交由开通司法所对其进行社区矫正期间的日常管理。
【对社区矫正人员王某依法实施社区矫正情况】
在接收到王某之后，开通司法所第一时间为其建立矫正小组，及时为社区矫正人员王某制定了个性化矫正方案，确定了由司法所社区矫正专职干部、社区民警、居住地居委会干部、社会工作者、王某之父等组成的矫正小组。矫正小组成员签订了矫正责任书，确保职责分工明确、各项矫正措施落实。在日常监管期间，矫正考验期风险评估测评，测评结果为高风险分值，列为严管监管状态,使用通讯系统跟踪定位。司法所工作人员对王某进行认罪服法及法制道德教育，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工作，了解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困难，与家庭保证人经常沟通，掌握生活情况了解思想状况，矫正小组努力消除王某融入社会的心理障碍。考验期矫正效果评估，评估矫正期间表现、矫正阶段反映，评估分值反映正常，使王某在考验期满解除后能够树立正确心态，建立自信心，适应社会。
（一）关注社区矫正人员心理健康，引导心理回归。
社区矫正人员王某因情感受挫家庭破裂，心理波动比较大，情绪不稳，矫正初期他不愿与矫正小组人员沟通，整个人的状态比较消极。矫正小组人员通过多种方式了解到他的思想动态，以及近期的相关活动，掌握他内心的顾虑以及他抗拒消极的理由，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并以“鼓励+教育”的方式让他放下心理负担，积极接受改造，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帮助其恢复心理平衡，重塑生活信心，避免发生重新犯罪案件。
（二）关注社区矫正人员生活困难，加强农业技术扶持
社区矫正人员王某离异，自己带着12岁的儿子一起生活，以种植蔬菜为生计。王某有6亩耕地，主要种植蔬菜，因欠缺种植技术，导致蔬菜收成较低。依据（中办发[2010]5号）《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在县司法局协调沟通下，县农业部门技术人员对王某面对面传授农业技术，手把手传授实践经验，并邀请他参加县农业部门的农业技能培训，帮助他提高种植收成，解决他的经济困难。
（三）关注节点走访排查，开展社会适应性帮扶
在考验期监管期间，重要节点对王某进行走访排查，具体了解在生产生活状况和思想动态，还对王某提出在考验期内注意事项：一是不许饮酒驾车；二是禁止吸食；三是不准参加赌博等行为，在三年监管期间，在年春节期间司法所工作人员都会组织一些志愿者，根据实际情况为其置办一些生活所需物品等，司法局与民政部门联系对王某进行临时救助，同时进一步了解王某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规划，司法所工作人员鼓励王某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困难、克服困难，安心接受社区矫正管理，激发王某积极改造、回归社会的热情。
【对社区矫正人员王某依法实施社区矫正取得的效果】
通过监管教育，王某整体状态改变明显，心态乐观向上，十分配合司法所工作人员的监督教育工作，积极参加集中教育和社区服务活动。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非常信任，有困难及时与工作人员沟通，和孩子的关系也非常亲密，能够主动引导儿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身边的朋友也相处融洽，以往的自卑心理也逐渐消除，同时通过司法所的帮助和引导，他种植的蔬菜收入相对有所提高，经济压力，生活压力也减小，让家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让王某懂得了感恩。
同时司法所工作人员也通过对王某的教育监管，树立了很大的信心，我们坚信，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用关心与良心并施的方式，让他走上人生的正轨，降低再犯罪率的发生。
【小结】
社区矫正人员王某入矫时内心波动明显，却不愿表达，长久放在心中很容易引发二次犯罪。独自带孩子生活，影响孩子人格塑造。同时受家庭条件、生活环境等因素的限制，主动接纳社会的能力较差。工作人员从心理关怀、经济收入的角度入手进行帮扶，鼓励王某以积极的生活状态面对困难。纠正王某错误的思想立场，从家庭破裂引发的情感伤害中走出来，从犯罪带来的羞愧自卑中走出来，对孩子和社会有积极的影响和贡献。引导王某在遇到困难时向法律求助，不再冲动应事，帮助他重拾生活信心，顺利度过矫正期，回归社会。
为了让社区矫正人员顺利回归社会，更好的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要做到以下两点：
1、尊重社区矫正人员人格，平等对待，不存歧视。社区矫正人员虽然是违法犯罪人员，但有部分人员素质较高，自尊心极强，完全是因为一时糊涂，放松了警惕才导致犯罪，其主观恶性不大，并且在犯罪后都有悔过心理，因此我们不能将其等同恶性很大的罪犯看待，心存歧视，恶意训斥，践踏人格。这样容易造成对象自卑、自闭心理，阻碍沟通，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
篇2
青少年犯罪突出，有必要采取专门的措施，有效预防制止青少年犯罪。他们可塑性强，通过有效手段可以使他们重新步入生活的正轨。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绝对隔离的矫正措施，灵活性强，适合青少年的违法犯罪矫治，我国尚不存在专门针对青少年的社区矫正，国外早有涉及，效果明显，可以借鉴。我们要从关注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社会原因、家庭原因、自我原因全方位剖析青少年犯罪原因，在此基础上摒弃以往的过时，低效率矫治方式，采取多样化，高效率的措施代替，最终达到对青少年犯罪治本性的目的。
关键词：
青少年社区矫正；多元化；危险评估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09018201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重要时期，求知欲强、强烈要求民主、喜欢探险、追求新鲜刺激，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当然，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定型，极易受外界的环境的影响，基于青少年的心理特征，给予适当的教育和矫正，即可取得显著效果，这为青少年的社区矫正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对于青少年的专门社区矫正体系，我国尚未建立，但在国外，青少年的专门社区矫正体制早有涉及。澳大利亚的青少年司法部与司法委员会并列，辖37个拘留中心、35个社区服务部、2个强化工作部门，280名职员负责18岁以下的约300名在押犯；法国为初犯建立了一个分类中心，建立了青少年犯的“监狱学校”；英国为了青少年专门设置了“监督”矫正刑；德国十分重视青少年的保护工作，对少年犯采取阶梯式处遇，对定罪量刑的少年犯规定了完善的缓刑制度等。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各种不稳定因素增多，青少年犯罪率也有所上升，这说明建立适合我国专门的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可行性和急迫性。
1社区矫正青少年典型心理特征
1.1自我认识失衡
一些青少年极度缺乏自信，认为自己是这个社会上最没有用处的人，尤其和他人比较时，更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一些青少年对自己又有极高的评价，觉得自己将来一定会成功，会赚大钱。这种极低或极高的不客观的自我认识，普遍存在于被社区矫正的青少年之中，构成了他们自我认识的失衡，又由于他们缺乏正确认识自我的意识和能力，所以总会陷入不满意―堕落―不满意―堕落―不满意的恶性循环中。
1.2缺乏健康的家庭成长环境
从调查中来看，很多青少年的成长于缺乏父母关爱的环境中，长期缺乏和父母的有效沟通。他们有的自小父母离婚，有爷爷奶奶抚养长大；有的虽然家境富裕，但父母忙于赚钱，虽然每月的零花钱用不完，父母却是一年见不到几次；有的天生比较叛逆，完全不顾父母管教；在家庭中得不到情感和心理上的满足，使其世界观人生观畸形，加之没有人能管教，助长了很多的恶习，他们犯罪和这些因素有很大关系。
1.3不能有效控制和不良人员的交往
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不良人员的交往，交往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增加犯罪的驱动力。这些人可能是邻居、同学，有的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乃至哥们义气，使他们越走越近，平时关系密切，大多数没有稳定工作、逃学，经常一起出入网吧、卡拉ok等娱乐性场所，青少年有强烈的群体归属感，需要在群体中获得赞许、互帮互助，长期与不良人员的交往限制了他们和较优秀的人的交往，大大缩小了他们的交际圈，这样更加使得他们和不良人员越走越近，长期不良习气的氛围致使他们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2解决方式的探索
我们建议建立青少年司法局，以社区矫正为中心兼顾其他辅助手段，完全致力于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从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和对青少年违法的管制措施来看，还是存在诸多问题的，下面说明几点比较突出的亟待解决的现象。
2.1建立“无污染”环境
青少年的社会化进程未全面完成，不能被投监狱后使其完全脱离社会，需要使其继续完成社会化，社区矫正最大优势恰恰为青少年提供了社会化的基本环境和条件。但是，矫正是相对的，只对青少年进行校正而忽视了对社区“污染”的“矫正”，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为了不影响矫正中青少年的社会化速度，使其真正受到教育和改造，回归自由世界，真正的重返社会，我们不仅要考虑青少年的病因，更要充分认识其犯罪的社会原因。从根本上矫正青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
2.2避免监禁刑适用
在诉讼过程中最好审前就避免对青少年的人身拘禁，这个烙印可能伴随其一生。随着刑罚个别化的深入，要根据不同的人采取效率最高的矫正措施，如澳大
利亚的社区矫正繁多，大约有15种。从发达国家对青
少年的社区矫正实践来看，首先要进行危险性评估，根据不同人的综合情况，如犯罪性质、个人特点、家庭情况和成长环境等，进而有对其心理、生理、教育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矫正。然而在我国，对社区矫正并没有以上评估和针对性矫治，而是“一视同仁”，社区矫正工作者对被管教者情况不明，实施缺乏计划，势必造成管理的无效率，甚至管理的失控。
2.3积极改善落后矫正方式
据了解，矫正工作者大多是中年人，他们生活背景、思想观念和青少年间存在较大差异。社区矫正中很多矫正方式是以谈话的方式进行的，矫正工作者与青少年间的代沟，加之能力因素、没有相关心理知识储备，青少年情况又比较复杂，致使谈话有效性较差。不得不承认社会在变化，我们的工作也要改进，不能即使没有效果也一成不变，从目前反应的情况来看：和青少年的谈话不能只是简单的说教，要采取更有意义、更灵活、更加关注对个案的矫治。这要求我们了解青少年的特点，采取他们更愿参与的方式、更感兴趣的内容展开矫治工作，开展综合治理，达到治本性。
3结语
近年来青少年犯罪形势依旧严峻，专门的青少年社区矫正措施实施极具有现实意义。西方国家的社区矫正已有百余年，发展较为成熟，对青少年的社区矫正经验丰富，我们应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找到适合我国的社区矫正方法。通过专业化、人性化、高效率的服务，为青少年早日回归社会和社会和谐稳定做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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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树华.论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3）：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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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庆.未成年人犯罪矫治社会工作的介入途径和方法[J].青少年犯罪研究，2008，（04）.
篇3
——康其乡司法所组织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公益劳动
社区矫正工作是为了加强和创新特殊人群管理，强化社区服刑人员监管，确实提高社区服刑人员教育改造质量，帮助社区矫正人员改过自新，共同创造和谐社会环境的重要工作。按照社区矫正办法的实施要求，社区矫正对象应参加公益劳动，以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集体观念和纪律意识。
2019年8月3日下午4点，康其乡司法所组织社区矫正人员在乡政府后院开展公益劳动。本次公益劳动主要是将后院长期堆积的生活垃圾、枯草清理干净。在本次活动中，社区矫正对象们的劳动积极性都很高，不怕脏、不怕累，没有挑轻嫌重、更没有乘机偷懒的情况出现。参加这次公益劳动的6名社区矫正对象中，除了5名男性社区矫正对象，还包括1名女性社区矫正对象。她们在此次劳动中，巾帼不让须眉，无论是劳动劲头还是劳动技能都丝毫不输于其他人。劳动结束后，看着干净整洁、焕然一新的道路，社区矫正对象们都表示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因为以前的违法行为而让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参加公益劳动是一个回报社会的好途径。
举行公益劳动不仅仅是让社区矫正对象通过劳动回报社会，更是让他们能够在劳动中受到教育，明白自食其力、遵纪守法才是实现人身价值的正确途径。所以让社区矫正对象参加公益劳动，是社区矫正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篇4
主 要 任 务
1.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和监督。
2.安排矫正对象的学习、教育活动。学习、教育活动主要包括法律法规、道德规范、政策形势、行为规则等方面内容。
3.组织矫正对象参加社会公益劳动。根据矫正对象的身体、技能状况，安排一定时间的社区公益劳动，公益劳动情况记入档案，作为考核与鉴定的依据。
4.对矫正对象进行心理矫正。根据矫正对象的需求，结合犯罪原因、心理类型、现实表现等制定心理矫正方案，进行心理咨询引导，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
社区矫正适用范围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我镇社区矫正工作适用于下列5种罪犯：
1.被判处管制的；
2.被宣告缓刑的；
3.被裁定假释的；
4.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
5.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具体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
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对于罪行较轻、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女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当作为重点对象。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原则
1.开拓创新原则。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吸收并借鉴国内外社区矫正工作的成功经验，结合我镇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2.依法规范原则。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要在法定权限、法定期限内，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3.密切协作原则。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涉及到国家司法、刑罚执行、治安管理、社区管理、群众工作等诸多层面，有关部门、单位及社会各方面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密切配合、相互协作，形成整体合力。
4.公开监督原则。社区矫正工作的全过程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群众监督，以促进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有效开展。
社区矫正对象档案管理
第一条 为规范社区矫正对象档案管理，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司法所应当在矫正对象被决定执行社区矫正之日起建立矫正档案，一人一档。
第三条 矫正对象档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管制、缓刑、单处剥夺政治权利人员的判决书、起诉书副本、结案登记表、执行通知书；
假释人员的原判法律文书、假释裁定书、罪犯出监鉴定表；
暂予监外执行人员的判决（裁定）书、起诉书副本、结案登记表、执行通知书、暂予监外执行审批表、具保书；
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人员的原判法律文书、出监鉴定表。
（二）社区矫正宣告书；
（三）社区矫正对象登记表；
（四）社区矫正责令书、矫正对象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
（五）社区矫正对象思想、活动情况月汇报（按时间顺序）；
（六）社区矫正对象外出请假申请审批表；
（七）社区矫正对象迁居审批表；
（八）矫正方案；
（九）社区矫正情况记载簿；
（十）社区矫正对象公益劳动记录；
（十一）社区矫正对象考察表；
（十二）社区矫正对象奖惩审批表及相关材料；
（十三）社区矫正期满鉴定表；
（十四）社区矫正期满宣告书；
（十五）解除管制通知书、假释考验期满证明书、恢复政治权利证明书、缓刑期满证明书；
（十六）其他应当归档的重要材料。
矫正对象死亡，死亡证明、法医鉴定等有关材料应当归档。
第四条 矫正对象档案由司法所专人管理。
第五条 矫正对象矫正地址变更时，档案应随矫正对象移交变更地的司法所。矫正对象重新犯罪、收监执行的，档案应移交给侦查、监狱机关。档案移交双方均应做好交接登记手续。
第六条 外调人员查阅档案，凭县级以上政府或政法机关外调介绍信，经县（市、区）司法局批准，在指定地点阅卷。
第七条 矫正对象档案管理，应当遵守档案管理一般要求，具备保密、防遗失、防潮、防虫、防霉等基本保管条件。
第八条 矫正对象被解除社区矫正后，司法所应在1个月内将该矫正对象档案移交所在县司法局集中统一保管。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社区矫正工作者守则
为确保社区矫正工作者依法、规范履行工作职责，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结合我乡实际，特制定本守则：
一、负责社区矫正对象接收和转交的衔接工作。
二、制订教育矫正方案。
三、负责对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管理工作，实施对社区矫正对象的认罪、守法、劳动和学习等情况的具体考核工作。
四、组织开展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法制教育活动。
五、协调有关部门对社区矫正对象开展针对性的技能培训，为其就业、生活提供指导、帮助。
六、组织开展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咨询和心理矫治活动。
七、组织落实社区矫正对象的公益劳动。
八、组织指导社会志愿者对社区矫正对象开展教育矫正工作，适时开展社会帮教活动。
九、依照规定做好对社区矫正对象行政、司法奖惩的材料整理工作。
十、开展调查研究，收集和整理社区矫正工作个案。
十一、加强与社区矫正工作相关部门的协调，最大限度地为社区矫正工作服务。
十二、恪尽职守，遇有特殊情况、问题或重大事宜，及时反映和上报，不得瞒报、迟报；对社区矫正对象提出、反映的问题及时解答和处理，不得推诿、懈怠。
十三、秉公执法，严格遵守社区矫正规章制度。
十四、廉洁自律，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任何不当利益。
十五、完成上级机关布置的相关工作。
社区志愿者工作制度
1、参与制定矫正对象矫正方案；
2、参与为矫正对象提供法律及心理咨询；
3、与矫正对象结成对子，帮助教育矫正对象；
4、对社区矫正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5、承办社区矫正组织指派的其他工作。
司法所负责本辖区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的联络和活动。
社区矫正领导小组及帮办公室工作制度
一、联席会议制度。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根据领导小组会议决议，制定本辖区社区矫正工作规划，协调各部门和单位落实各项措施，拟定社区矫正重大问题解决方案，指导、检查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请示报告制度。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对社区矫正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上报。遇有紧急情况要边处置边报告。
三、教育培训制度。社区矫正工作机构要定期分层次组织对社区矫正专兼职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工作技能和水平。社区矫正人员每半年一次，社区志愿者培训每年至少培训一次。
篇5
（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需要。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是一项刑罚的执行活动。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在全区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把那些不需要、不适宜监禁或者继续监禁的罪犯放到社区里，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有针对性地对其实施矫正，促进其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对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探索完善中国特色刑罚执行制度，降低刑罚执行成本，提高刑罚执行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曾明确提出“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在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社区矫正已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进，新情况、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要持续跟踪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加快推进立法，理顺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因此，全面推行社区矫正，在原有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融监督管理、教育矫正与社会适应性帮扶为一体的社区矫正制度，是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的具体体现，是民主与法制建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稳定、社会进步的一项重要举措，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方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三）体现以人为本、人性化执法的需要。社区矫正是充分运用社会机制，整合社会资源，加强对缓刑、管制、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四类对象管理和改造的一条重要途径。其本质就在于对罪犯进行治理、修复，为罪犯架起再社会化的桥梁。推行社区矫正，有利于落实党的改造罪犯政策，提高教育改造工作质量，有利于服刑人员保持与社区的联系，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工作的目的，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因此，我们应该正确认识社区矫正在矫正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行矫正制度，不断改革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使社区矫正产生强大的生命力。
二、进一步规范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预防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
（四）依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相关规定，结合本区的实际不断健全、完善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机制，提高监督管理质量。确保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期间再犯罪率控制在0.2%以内。
（五）健全调查评估机制，建立调查评估台帐。规范调查评估程序，严格落实案件调查评估两人以上和“回避”规定，坚持调查评估内容全覆盖，确保调查评估内容全面、详实，提高调查评估质量。
（六）牢把“入口关”，杜绝“见人不见档”、“见档不见人”、“人档不符”以及法律文书和送达方式不规范等现象，从源头杜绝“脱管”、“漏管”事件发生。
（七）加强信息化建设。及时、准确、完整的将社区服刑人员信息录入《全国社区矫正信息管理系统》；进一步加强电子定位管理，实时掌握社区服刑人员活动情况。
（八）认真贯彻落实《社区矫正执法文书格式》、等相关规定，不断完善社区矫正文书档案管理机制，确保刑罚执行文书档案资料的规范性和严肃性。
（九）根据社区矫正人员的犯罪类型和表现情况等，不断完善社区服刑人员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合理配置社区矫正资源，增强社区矫正监管的科学性、针对性、实效性。
（十）按照相关规定，着重抓好社区服刑人员请销假、居住地变更审批、思想汇报、给予警告和司法奖惩等重点执法行为。
（十一）在重要节日、特殊时段，要对辖区内服刑人员进行大走访、大排查，对思想动态不稳定、有重新犯罪可能性的人员等要列为高危监管对象，加强跟踪监管，密切关注他们的行踪，确保所有社区服刑人员在控制视线范围内。
三、进一步规范教育矫正，切实提高教育矫正质量
（十二）科学施行社区服刑人员分类教育和分阶段教育。根据犯罪类型、性别、年龄等情况分类实施公共道德、法律文化、爱国主义、时事政策等教育活动，不断创新教育方式，突出教育重点，丰富教育内容。把集中教育、个别帮学、老弱病残送学与上门帮学结合起来，对新纳入社区服刑人员，要使其正确认识社区矫正，遵守社区矫正的相关规定。对即将解除社区矫正人员，要通过教育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实现教育效果的最大化。
（十三）扎实开展社区服务活动。严格落实社区服刑人员每月8小时以上的社区服务规定，结合本地实际，丰富社区服务形式和内容，对有劳动能力的社区服刑人员要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社区服务活动，帮助其修复社会关系，增强社会责任感。
（十四）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矫治活动。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心理评估机制，2015年完成全覆盖；不断探索社区服刑人员心理矫治的有效途径，结合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展心理访谈、心理辅导和心理矫治等活动，查找心理问题症结，采取综合性的干预措施，及时化解心理危机，培养健康的心理和人格。
四、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全面提升社区矫正工作者的能力和水平
（十五）加强队伍的专业化建设。积极筹建社区矫正执法大队；进一步加大社区矫正培训力度，切实提高社区矫正队伍的执法能力和工作水平。
（十六）推进政府购买社区矫正公共服务，加强对专业的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队伍的培训和指导。采取培训、观摩学习等形式，适时对社区矫正工作者进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专题培训，切实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素质。
（十七）主动向当地党（工）委、政府汇报，努力争取支持，建立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切实开展志愿者服务，加强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队伍建设。
（十八）不断完善社区矫正工作者警示教育机制，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力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者警示教育活动，切实增强社区矫正工作者的责任风险意识。
五、进一步加强成员单位的协调配合，切实抓好社区服刑人员适应性帮扶工作
（十九）加强与各成员单位的协调配合，建立社区矫正工作联络制度，及时通报部门之间的工作信息。加强与公安、法院和检察院等相关部门的联系，努力形成工作合力，社区矫正工作做到台账清、人员管控到位。
（二十）加强与人社、民政、工商、税务等单位的协调，建立社区服刑人员适应性帮扶机制，将符合适应性帮扶的社区服刑人员纳入机制范围内，帮其解决困难和问题，切实让其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关心，增强感恩社会、服务社会的意识。
（二十一）广泛动员村（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志愿者等各方面力量，切实做好社会适应性帮扶工作。协调解决社区服刑人员就业、就学、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社会保险等问题，为社区服刑人员安心改造并融入社会创造条件。
六、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确保社区矫正工作健康发展
（二十二）始终坚持党（工）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积极向党（工）委政府汇报，争取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帮助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二十三）严格按照省、市、区的有关规定，严肃社区矫正工作纪律，保持工作的严肃性和队伍的纯洁性。定期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执法监督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要制定措施，限期整改；对工作中、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七、进一步强化社区矫正保障措施
（二十四）落实经费保障。按照省、市、区有关要求，建立社区矫正经费的全额保障制度，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调查评估办案经费、装备费等纳入区财政预算，同时建立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动态增长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予以提高。
篇6
处于试点阶段的社区矫正，是在没有法律专门规定、没有专业理论指导、没有专业工作人员、没有成熟运作模式、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的背景下，靠“摸着石头过河”小心翼翼的实践着，现在，各试点省市的社区矫正工作普遍面临着这样几方面的困难与问题。
1、管理遇阻
社区矫正由于没有专门的立法，而实践又强调必须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体系内，因此，在工作中，一些管理便遇到了困难。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管理的权威不足。由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开展工作时，因为身份上不是警察，没有制服，而民间习惯于认同制服、相信穿制服的管理者的权威。因而，有些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按规定进行矫正对象走访时，走访对象家庭或单位让他吃“闭门羹”。
二是管理的法律依据不充分。剥夺政治权利依刑法的有关规定，属于资格刑，罪犯在服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时，只应当被限制若干不能享有的权利，而他们的人身自由不应当被限制，但社区矫正与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一旦结合起来，则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也要向其他的罪犯一样接受管理与教育，他们的自由也被限制起来。
三是公益劳动难落实。社区矫正中的公益劳动本意是作为一种教育手段，但公益劳动毕竟是一个过程，对这个过程必须有组织有管理才能正常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组织开展公益劳动时，最初曾想组织集中性公益劳动，后来发现这样的要求不现实，调整为根据要求，保证每月不少于12小时的公益劳动，劳动的场所不强调在同一个地点，每次劳动的具体时间不强调统一，由社区矫正对象自由安排。然而，即使这样也不现实。因为社区矫正对象中，有不少人在当地没有工作，他们必须到外地去打工，如此频繁的劳动要求，会让他们无法继续自己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一份工作，所以，一些人干脆放弃了公益劳动。也有人提出，自己愿意用金钱赞助一些单位如敬老院、小学以替代公益劳动，但现有制度又没有易科处罚的做法。
2、技术不精
试点省市的社区矫正，从形式上看，各具特色，每个省市的试点都有自己的模式，但细细考量这些模式，笔者觉得，每一种模式，虽然都已具备了一定的体系，尤其是从制度规定上看，从工作流程到人员管理、纪律要求、矫正对象的考核管理、各类表式的填写，都规定的很详尽，但这些规定毕竟只是一些抽象的要求，这些制度规定与实际相结合，必须要在实践上下功夫。因此技术就显得非常重要。然而，现在社区矫正工作的技术，仅从文字上看，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对罪犯情况分析，空话套话多，多名罪犯一样的情况，体现不出每名罪犯不同于他犯的个性特征。在分析的内容上，仅仅局限于对罪犯所犯的罪名、罪犯的主观过错、犯罪后的态度进行简单的概括，而没有涉及到罪犯的性格、罪犯的过去经历、罪犯的人际关系、罪犯所以会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罪犯与被害人、与所在社区的现实关系。
二是关于矫正对象访谈，访谈的内容被格式化为固定的几项内容，然后在应回答的部分分别填充少量的文字，不少内容的回答都是“清楚”、“知道”。
三是对罪犯的矫正计划的制作，从原则到原则，只是把有关制度规定的几项内容贩运到有关的表格中，而没有具体的运作措施。计划的制度性与可操作性得不到体现。
四是关于罪犯的评估报告，在得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结论之前，所作的调查，范围窄、对象少，问及的问题过于简单，多为罪犯个体最基本情况，没有涉及到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罪犯是否具有可矫正性、罪犯社区矫正的有利与不利因素会有哪些等。
五是关于矫正日期的起算。罪犯被社区矫正应当从何时起算。按理应当从被公开宣告社区矫正的当天作为社区矫正的日期，以前被羁押的日期有一日则折抵一日或两日。但在一些社区矫正宣告书中，笔者发现不少罪犯的矫正日期都与宣告日期不符，在这些宣告书中，社区矫正日期都是从人民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算，而不少罪犯的判决都是几年前就已作出，那时，我国还没有试点社区矫正。
3、队伍不稳
社区矫正在试点时期，从职责分工与要求上看，关涉的部门很多，但一旦具体落实起来，则又出现了没有专人工作的问题。不少地区的司法所的人员本来就不多，一般都在3名成员以下。而这些人由于编制在街道或乡镇，他们很少能专门单一从事社区矫正工作，他们的常规工作包括了民事调解、法制宣传、法律咨询等，他们经常会被地方上的领导指派去从事其他如计划生育、房屋拆迁等与司法所工作职责并不一定相称的工作；这些人在司法所的工作职位也不具有稳定性，他们的工作职位变动是常有的事。有些地区通过公开考试，结合确定的条件标准，招录社会上一些人员从事具体的社区矫正工作事务。而这些人成为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后，他们的心态如何？笔者曾问过部分工作人员，他们普遍反映，由于待遇太低，工作量大，工作非常辛苦，他们现在在观望，如果待遇不能有所提高，他们会自动离开的。这样就出现了新的矛盾：这种招录专门社区矫正人员的做法只会出现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根本就拿不出这笔资金；但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对从事这项工作的经济收入期待又是比较高的，达不到要求他们只能选择离开。也就是说穷困也罢、富裕也罢，反正都难招得起社区矫正专门人员，招来了也不一定能留住。
4、财力不足
社区矫正，作为司法所的一项常规工作，属于新增加的工作内容，理应有相应的资金拨付作为实施的保障，况且这样工作责任大、任务重。但是现在，把这项工作的具体开展交给司法所时，司法所人员明显感到在财政上有这样几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财政保障错位。社区矫正的工作对象，都是原来由公安部门负责监督考察的对象，现在由于实施社区矫正，移交给司法所，那么，在工作转移的同时，原先由国家拨给公安部门用于监督考察社区矫正对象的费用，至少应当拿出一部分给社区矫正部门用于社区矫正活动。二是财政保障主体不当。对社区矫正工作，应当由谁来作为财政保障主体，理论上分析，应当比照监禁矫正，由国家财政拨款保障管理与矫正工作的正常进行，这里的国家财政可以用省财政作为实施的具体体现，但是在推进这项工作时，实际的财政保障主体成了各地市以下的地方财政部门，尤其是地方上的基层街道和乡镇政府财政，时常要拿出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社区矫正活动。三是社区矫正的资金数量明显不足。表现在各地司法所的建设达不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初期要求的建设标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社区矫正走访等活动的车辆支出费用没有地方报销。
5、宣传不力
社区矫正是一个新事物，社会上的百姓并不了解社区矫正，需要我们通过大量的宣传来向老百姓具体说明。联合国第一届防止犯罪暨犯罪处遇会议关于开放式刑事执行机构之相关建议案指出：“开放式刑事执行机构之运用，必须获得一般公众，尤其为机构所在地之社会有效合作，始能顺利进行。因此之故，必须将各开放式刑事执行机构之目的与方法，及制度之实施基于执行者有相当自行节制能力之事告知公众。关于此点，地方及国家新闻机构如能广事宣传，当极具价值。”
事实上，宣传与告知的工作，我们做得非常欠缺。笔者在与被矫正对象谈及周围人对他被处以社区矫正刑罚后看法时，一些人反映，老百姓不懂得社区矫正，他们只知道犯了罪要进监狱，否则就是没犯罪。笔者也曾为找寻一个镇司法所而向老百姓打听具体地址，多数老百姓问笔者是不是就是法庭，他们知道法庭在什么地方，但不知道司法所在什么地方，甚至有些老百姓回答笔者，他们没有听说过他们那儿还有司法所。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我们曾经期望通过有作为而后有地位，但是在我们努力作为之后，由于宣传力度不大，我们仍然没有争到多少地位。二、社区矫正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的原因
1、法制不健全、法律内在矛盾无法协调
社区矫正在试点期间，没有专门的社区矫正立法。工作所依据的主要是两院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及《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但是这个通知，只是确定了社区矫正五种对象，以及工作的一般要求，而在具体工作中，涉及到相关法律特别是法律与法律之间的矛盾，或是法律与实际工作矛盾时，从这个通知中是没有办法找到解决的根据的。各试点省市在推进时，基本上都自行制定和颁布了一些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制度与规定，如工作意见、工作流程、管理规定、考核与奖惩规定等等。但是这些制度与规定，有不少内容突破了现在法律的规定，如假释犯按照刑法的规定“在假释期间，一般不得减刑，除非有重大立功表现。”而一些省市却通过自已制定的制度，规定假释犯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应当减刑。这就突破了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显然这种突破是非授权的行为。再如关于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与考察，刑法规定都由“公安机关监督与考察”，但刑诉法又将其中的缓刑罪犯的监督与考察规定为“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社区矫正工作运作期间，一些地区又将这种监督与考察的权力部分收归社区矫正部门，法律规定中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实际操作与法律规定又有出入时，应当相信什么呢？基于这样的矛盾，社区矫正对象以及一些单位、个人有时会认为社区矫正的一些做法是非法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所以他们拒绝接受管理和认同做法。这样就带来了管理遇阻的麻烦。按照规定，凡是社区矫正对象都应当参加公益劳动，而且每月不能少于12小时，但由于不少罪犯在外打工，接受罪犯打工的用人单位，他们并不一定认同这种做法，他们采取不放人的措施，让罪犯要么长时间回不来；否则就再也回不去。这又迫使罪犯不得不放弃公益劳动。
2、宣传不到位，社会影响力不广
任何一种社会性活动都应当在必要宣传的基础上，在人们对这项活动有了一定认识基础上，才能顺利地开展，但社区矫正，从它开始试点起，就始终只是在圈子里传播，没有真正面向社会的宣传与发动，老百姓对这么一个洋概念，讲都讲不顺口，也不了解社区矫正的性质、意义、目的、作用。因此，当某个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与具体的单位或个人接触，想开展相关的社区矫正工作时，对方很容易采取不配合的态度。许多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把这种不配合归因于他们身上没有制服，其实问题的实质不是有没有制服的问题，而是社区矫正这项工作没有深入人心，普通民众对这项工作不了解也不理解，我们承认，我国民众历来有制服崇拜心理，习惯于认同制服权威，但制服本身并不直接产生权力，它只是权力的外显。然而，权力的外显并不一定就得要制服才能实现，如果通过宣传，民众内心已经体认了社区矫正，又何必在乎有没制服加身呢？笔者在某省一个小镇问普通百姓是否知道社区矫正，他们回答从来没听说过。而该小镇有70多名社区矫正对象目前正在接受矫正。可见我们的工作与老百姓就隔着那么一层其实并不难捅开的纸。
3、缺乏专业队伍，工作质量没有技术支撑4、财政无制度纳入，资金给付没有制度保障
对于司法所来讲，社区矫正是一种需要一定数量经费支撑的工作，如各类材料的制作、为经常性的走访矫正对象所需的交通工具，开展集中教育的设施、设备，进行心理咨询的仪器，都需要花费资金购买，有些省份也曾专门下文规定各地开展社区矫正时司法所的硬件配置应当达到的标准，如应当有专门的电脑、电话、传真机等，但所有这些物品，司法所自身是无钱购买的，这就需要由上级部门拨款或财政部门拿钱购买。但由于社区矫正所需要的工作经费既没有标准，也没有纳入财政保障制度体系，司法所的上级部门没有这项专门经费，地方财政部门也认为这项工作增加了地方财政的额外支出，因此，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还可能拿出少量资金资助社区矫正工作，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则一分钱都不会拿出来给社区矫正部门。没有经费限制了社区矫正的开展，如有些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因为走访矫正对象而花费的交通费用无处报销，只好采取减少走访次数，能不走访的尽量不走访。三、细化、做实和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对策
社区矫正，作为一类非监禁刑，与监禁刑有着同样的刑罚目的——把一个个曾经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改造成为不再危害社会的守法公民，改造人的工作是一门伟大而复杂的人学，从事这种活动必须精工细琢。针对目前社区矫正工作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应当着力抓好这样几项工作：
1、加强宣传教育，扩大社区矫正的影响力
社区矫正并不只是社区矫正部门内部的事，它事关整个社会的平安建设，是社区的事。社区矫正的本意之一就是要用社区的力量来矫正罪犯。如何把社区的力量利用起来，我们的宣传工作首先要跟上。只有我们做好了宣传工作，让社区的成员理解社区矫正，从而支持社区矫正、参与社区矫正。鉴于社区矫正的影响力波及范围太窄，我们应当努力通过报刊专栏、小区橱窗、电视专题、小区知识讲座、编印相关工作手册等形式，加强社区矫正的宣传，促进社区矫正在社区深入人心。在社区矫正宣传活动中，我们不仅要向社区居民介绍社区矫正，我们还要向他们表明社区矫正工作的严肃性，社区居民配合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正当性、必要性，使社区居民懂得，做好社区矫正工作，不仅是改造了罪犯，造就了罪犯的新生，也更加有利于社区的和谐与安宁，社区矫正维系着社区群体的共同利益，这样就能促进他们支持和配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自觉性。
2、加强法制建设，尽快完善社区矫正立法
法制不健全是社区矫正面临众多困难与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加强法制建设，厘清法律内部的矛盾，进行刑法和刑诉法的相关修订，该由社区矫正部门行使的权限，从法律上划归社区矫正部门，这样便于社区矫正部门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另外，笔者觉得，在社区矫正对象确定上，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目前放在社会上接受刑罚的对象就是社区矫正的对象。因为社区矫正在管理上的一个普遍性举措就是要限制矫正对象的人身自由，但这种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只有在法律授权情况下才有权作为，可是社区矫正对象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他们服的是资格刑，他们只是不能行使某些权利，其除此不应再对他们施加任何义务性要求，但他们一旦作为社区矫正对象，则人身一样被限制自由。因而今后在立法时一定要注意不要把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作为社区矫正的对象。当然，社区矫正工作对法律的触动，并不仅限于刑罚执行，它甚至已涉及整个刑事法的运作，因此，在条件成熟时，最好是能制定出一部较为完善的社区矫正法。
3、加强队伍建设，促进社区矫正人员专业化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非常技术化的工作，没有一套专业技术本领就无以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目前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技术不精，正是源于我们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技术问题。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不能总是让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兼职社区矫正工作，这样他就难以下定决心钻研社区矫正技术，况且到目前为此，我们还没有培养出专门的具有熟练专业技术本领的社区矫正专业人才。理论上讲，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更应当努力钻研社区矫正技术，今后社区矫正工作的完善与发展，要靠现在的工作人员出经验、出技术、出模式，出理论。所以，今后，在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上，应当强化司法所的力量，大力增加司法所编制，使司法所的人员在现在的3个人基础上增加到每所不少于5人，其中按排2人专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同时向社会招录一定数量的社工，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管理者。这样社区矫正有了专人从事，工作的质量就会有所提高，社区矫正的人手增加，工作就会有人去做，工作保持相对稳定，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就会以此作为事业，为之努力奋斗，也只有这样通过稳定队伍、促进专业化，才能提高社区矫正技术水平，从而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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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自查报告范文(一)为全面落实市局社区矫正执法规范化各项规定，更好开展社区矫正规范化管理，根据乐清市司法局通报的《乐清市社区矫正协理员第一季度考核成绩统计表》，结合分局社区矫正工作实际，5月7日，分局召开协理员教育整顿暨自查自纠动员会议，传达贯彻各级文件精神，部署教育整顿自查自纠的工作任务。分局重点从七个方面规范自查整改。
一、规范调查评估。分局指定一名司法助理员与一名协理员专门负责实施审前调查评估，采取面谈、走访等方式，做实做细调查工作，确保调查笔录、被调查人签名、盖章或捺手印等内容完整、规范。
二、规范报到接收。严格接收程序，新增矫正人员必须经规范流程予以接受，一次性告知报到所需的法律文书，有效解决矫正人员多次奔波和材料不全问题。在接收中，为避免见法律文书不见人现象的发生，及时校对，对未按时到分局办理入矫手续的社区矫正人员，协调社区和派出所组织查找，杜绝脱、漏管。
三、规范入矫衔接。社区矫正人员到分局报到，在分局负责人主持下办理入矫手续，进行入矫宣告，确定矫正小组和签订矫正责任书，同时对新增人员由司法助理员开展初次谈话教育工作。
四、规范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社区矫正人员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须达到每月8小时，分局每季度制定教育学习和公益劳动方案计划，对矫正人员因故不能参加的要提前请假，并限期补足。
五、规范走访制度。根据《温州市社区矫正人员分类管理办法》组织走访，了解矫正对象实际表现情况，走访谈话后及时向矫正对象反馈并现场进行适当的教育，并要求矫正对象鉴字确认。加强协理员谈话技巧，提高谈话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六、规范档案管理。组织协理员对自己管辖内全体矫正对象的法律文书、纸质档案开展全面自查，对缺件的要求及时补充完善，分局组织复查和评比。
七、规范登记统计。各社区协理员根据社区的工作规律与实际，每月要制定工作计划，每日登记工作日记。
社区矫正自查报告范文(二)在20xx年5月13日区司法局召开的《社区矫正监管措施专项整治活动动员大会》上，各家所在下周的任务之一是自查自纠目前所里的社区矫正三大措施。以下为我所通过梳理、走访、自查自纠总结出来目前我所在社区矫正请销假、公益劳动和书面汇报三大措施的工作情况：
一、请销假
目前我所共有在册社区矫正对象35人，其中长期在外务工的有三人，分别是在盐城的矫正对象王某、在新疆的矫正对象蔡某和在无锡的矫正对象詹某。这三名矫正对象都办理了长期在外务工的手续，有其社区、家属签署的保证书，单位开具的工作证明，还有矫正对象本人写的保证书。长期外出务工人员请销假手续的履行率达到了100%。另外，我所目前24人有稳定的工作，其中因为工作关系需要经常出差的矫正对象有两人，司法所专门在个别谈话教育课上对这二人反复重申社区矫正请销假制度和相关规定，一旦发现有违规乱纪的行为，司法所会严格按照社区矫正日常考核办法对违规社区矫正对象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
近期，我所还将再次印制社区矫正请销假制度手册，确保发放到每一位矫正对象手中，强化矫正对象遵守请销假制度的概念，同时让矫正对象更加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二、公益劳动
我所目前的公益劳动基地已有两个，分别是组织交通协勤活动的迈皋桥地铁站华电路口，和组织为老人献爱心关爱老年人生活的迈皋桥真善美敬老院，目前即将新增的公益劳动基地还有区司法局与区市容局联合建立的迈皋桥华电北路环境保洁公益劳动基地。可以说，迈皋桥所的公益劳动基地还是很丰富的，结合迈皋桥社区矫正对象人数多、犯罪类型复杂、年龄差距大等众多特点，丰富的公益劳动基地为不同类型的矫正对象提供了合适的公益活动平台。
我所目前参加公益劳动的矫正对象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其他因为年纪大、脑疾病或躯体性疾病的矫正对象虽然不能参加司法所统一组织的公益劳动，但大多都能在自己所在的社区或住家附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活动，并拍下照片交到司法所来。
三、书面汇报
书面情况汇报是社区矫正对象每月要交到司法所的一份反映其近期矫正改造，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思想状态等多方面情况的书面报告。目前我所的社区矫正对象中除一人因为精神性疾病没有书写能力以外，其他人都能够按照规定完成书面汇报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部分矫正对象写的书面情况汇报内容简单，字迹潦草，完全是应付差事。就这个问题，我所已经多次对个别写书面汇报有困难的矫正对象进行个别辅导和教育，或者向其发放法制宣传书籍、报刊，但仍然收效甚微。矫正对象说，到司法所来写的时候就能写好，回家后事情很多，忙这忙那的，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写书面汇报，所以写不好。下一步，我所还将继续就矫正对象书面汇报的有关问题做一步探索和研究，也会多多学习和借鉴其他司法所好的工作经验和办法，希望能够完善和改进我所在社区矫正书面汇报工作上的薄弱部分。
社区矫正自查报告范文(三)为了更好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达到强化责任需要。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中，根据县综治办的要求，我乡认真开展对社区服刑人员中的脱管人员、涉嫌重新犯罪和重新犯罪案件进行自查工作，认真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有效监管。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省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推动我乡社区矫正工作全面开展，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召开机关干部、村社区干部专题会议，传达文件精神，并安排部署、落实责任、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强对矫正对象的后期监督管理。加大对矫正对象的后期监督力度，是规避治安风险、降低矫正对象再犯罪率的有效手段。对矫正对象的后期监督，采取 “多方协作、联合布控、周闻其声，月见其人”的办法，防止矫正对象脱管漏管和再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二、强化责任、落实措施
加大对走访工作的人员投入，努力构建以司法所为领导，村委会、社区矫正工作小组为参与主体的联合矫正工作机制，加强同各级单位的联系，做到信息畅通、行动一致，拓宽同矫正对象的联系渠道，及时掌握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积极寻找同矫正对象进行思想交流的机会和平台，通过电话、当面、汇报等相结合的方式详细掌握矫正对象动态，方便对矫正对象进行得当的思想教育。同时，密切监督，严防死守，避免因信息反馈不及时而引发的矫正对象再犯罪情况。在矫正工作中，我们做到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坚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原则，以真情感动矫正对象，以此搭建相互信任的桥梁，大大的增强了矫正成功率。
篇8
关键词：社区矫正；社会效应；实现途径
社区矫正顾名思义是将社区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与司法中的刑罚制度联系在一起，只有对社区这一概念进行深入解读才能够进一步探究社区矫正这一新兴的刑罚制度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其社会效应。
"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原意是亲密的关系和共同的东西，将"社区"这个词作为社会学的一个范畴来研究的，始于德国的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1855D1936年），滕尼斯所描述的社区指的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建立起来的人群组合。它根据人们的自然意愿结合而成，人们的关系建立在习惯、传统和宗教之上，同时他还指出，血缘、邻里和朋友的关系是社区的主要纽带，在这里人们交往的目的和手段是一致的，传统的农村村庄是社区的代表。美国学者内斯比特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由等人将社区这个概念引入到中国①，由此可见社区一词进入我国已有大半个世纪的时间了。社区这种社会组织和连结形式的形成需要依靠一定的核心线索比如血缘、邻里、习惯、传统和宗教等，归根结底这些线索反映的是社区群体基于某种共同的利益趋向而聚集在一起形成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利益可能是互相利用、不可分离的直接利益也可能是类似于、传教布道的隐性利益。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代的发展，人类的社会生活从狭隘的熟人生活过渡到陌生人社会，这种基于利益趋向形成的社区色彩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由于生存、生活环境选择而需要获取特定生存、生活领域社会认同感和文化包容心的需求。这种形成原因的变化并没有深刻的改变社区的运转的规则和方式，社区人依然保持着特定的具有共性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社区人绝大多数都有着对本社区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社区矫正实现社会效应的途径和方式的探究应当建立在社区矫正适用地点社区这一特殊的社会环境上，同时结合社区矫正之目的和使命从不同维度入手，通过分析社区矫正这一表象得到其运作的内在规律和途径。
一 社区矫正的外观体现为一种物理强制②
社区矫正的适用即对犯罪人在社区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适用一定的处罚、矫正措施例如社区服务。这种物理强制是所有刑罚中都具有的因素，社区矫正也不例外。物理强制是一种对犯罪人身体或者行为等外在方面进行控制或者指导的一种强力措施，社区矫正对于犯罪人的物理强制区别于监禁刑罚对于犯罪人的物理强制，监禁刑罚的物理强制主要是限制犯罪人的人身自由、强迫服刑犯罪人进行劳动等手段达成，而社区矫正的物理强制主要是不完全限制犯罪人甚至不限制犯罪人的人身自由，依靠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并通过一些社会力量的协助进行社区服务等对犯罪分子进行矫正的具有强制性的措施。社区矫正虽然不以威慑犯罪人通过刑罚严厉性来达到自身目的，但是它也必须借助对犯罪人采用具有一定外观性的物理强制措施才能实现其社会效应，达到预期目的。
二 社区矫正重要的内核是对于犯罪的心理强制③
如果说监禁刑主要通过限制犯罪人人身自由、强迫犯罪人进行劳动等强力性的外在措施剥夺犯罪人的再犯能力达到威慑、惩戒的目的，那么社区矫正则是通过一些强力性程度较低，人性化水平很高的社区矫正措施来引导犯罪人在心理层面上消除减轻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从而实现矫正、人道以及复归社会等多重目的。笔者认为，社区矫正对犯罪人所产生的效应其心理强制的程度要高过物理强制的程度，虽然心理强制衍生于物理强制，但二者产生的效应有可能出于不同层面上，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提到了民众对于法律的态度的两个层次，第一种是外在的面向即对于法律的被动性遵守与服从；第二种是内在的面向即对于法律的主动遵守和服从④。物理强制带来的是第一层次上的对于刑法的态度，而心理强制带来的主要是第二层次上的对于法律的主动的遵守。对于心理强制的分析也应当从不同层面入手，不能否定心理强制也包含了犯罪人被动接受和主动接受的两个层次，不同的运行机制以及犯罪人的不同心理特质决定了社区矫正对于犯罪人的心理强制处于不同层次。
三 社区矫正通过介入道德评价机制实现其社会效应。
介入道德评价机制实现社区矫正矫正等目的也是社区矫正区别于监狱自由刑等其他刑罚的一个重要特征。道德⑤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活动准则是难以界定和量化的，但是不能因为道德的不确定性否定它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事实上，正是由于道德这一社会行为规则发挥的潜在作用，社会得以在一种秩序较为稳定的环境下运行。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将道德按不同的尺度区分为义务的道德与愿望的道德，同时论述了道德使法律成为可能即法律与道德的密切联系⑥。可以看到，社区矫正这种法律制度产生社会效应的所具有的道德含义以及它介入道德机制的客观必然性，而这种道德含义和客观必然性之所以在监禁刑中体现的不明显正是因为监禁刑割裂了犯罪人与社会的联系；社区矫正使犯罪人在社区中接受刑罚，将犯罪人纳入到社区这一特定的环境中，而在这一特定的社区环境中必然使得犯罪人接受到带有社区环境色彩的道德评价，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使得社区矫正介入社区固有的道德机制，使得这种道德机制在刑罚适用的过程中对犯罪人产生影响。在广义上来讲，这种道德评价机制作用于犯罪人也属于一种心理强制，道德评价机制通过对犯罪人荣辱心、自尊心等心理影响从而改变其心理乃至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
四 社区矫正通过更多社会资源的介入实现其社会效应
社区矫正不再单纯的只运用国家司法机关的力量适用刑罚，而采取的是借助更多的社区力量，运用更多的社会资源来适用刑罚。更多社区力量和社会资源的参与有利于全面而有效的矫正犯罪人，突破了单纯公力矫正的界限，体现了社会矫正以及刑罚适用社会化的趋势有利于犯罪人复归社会。上文中提到现在的社区人由于生存、生活环境选择而需要获取特定生存、生活领域社会认同感和文化包容心的需求，犯罪人复归社会离不开犯罪人获得社区认同感和文化包容心的话题。强调更多社区力量的参与，旨在实现提高社区对于犯罪人的认同感以及可矫正性的支持；强调更多社会资源的参与，旨在推动犯罪人全面的熟悉特定社区的乃至整个社会的良性文化，通过这种途径实现犯罪人复归社会的目的。
五 从宏观上看，社区矫正打破了传统自由刑与社会的单线联系
经过缜密设计的司法程序被适用监禁刑的犯罪人，在服刑完毕以后直接从监狱回到正常社会，这个过程就像一台在进入程序精心设计而产出程序没有任何考虑的机器，传统的自由刑与社会仅仅存在将犯罪人从社会纳入刑罚的单线联系，犯罪人复归社会在刑罚设计中没有被考虑进来。社区矫正将犯罪人置于社区中接受刑罚，打破了这种生硬的单线联系，消除了犯罪人无法回归社会的情形，增加了犯罪人复归社会的可能性。社区矫正的适用体现的是一种司法活动与社会的沟通与互动，这将促进社区矫正实现其社会效应。
注释：
①何显兵：《社区矫正研究》，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第 90页。
② "物理强制"一词，陈兴良教授在《刑法哲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阐述道：物理强制是个别预防的根本的形式，这种物理强制直接对犯罪人发生作用，从而体现出刑罚的强制力。
③ "心理强制"一词陈兴良教授这样解释，心理强制作用于犯罪人的内心，使刑罚产生威慑心理，在这种威慑心理中，犯罪人的心理反应十分明显。其本质是由于对犯罪人施加心理与生理上的强制性影响或抑制性刺激所引起的畏惧反应。笔者所强调的心理强制的重点不在于这种畏惧反应，而在于社区矫正的矫正措施与犯罪人服刑的社会化环境给犯罪人带来的悔罪心理与自我完善心理。
④ [英] 哈特：《法律的概念》，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第378页。
⑤道德：道德，指衡量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一个社会一般有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只涉及个人、个人之间、家庭等的私人关系的道德，称私德；涉及社会公共部分的道德，称为社会公德。道德和文化有密切关系，有些时代又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人类的道德有共通性。不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往往有一些不同的道德观念；不同的文化中，所重视的道德元素及其优先性、所持的道德标准也常常有所差异。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同样一种道德，在不同文化社会背景中的外在表现形式、风俗习惯往往也相去甚远。引自维基百科：http：///zh-cn/%E9%81%93%E5%BE%B7。
篇9
【摘要】保安处分与刑法关系的厘定，一直是刑法学中争论的话题。修正案八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两者二元论的刑法地位。但是，对于社区矫正制度在中国司法领域的真正实现还需要许久的立法与司法的完善。笔者，通过域外移植的视野来展开本文的讨论，并希望对于该制度的完善能有所启示。
【关键词】社区矫正；非监禁刑罚；缓刑令
一、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犯罪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的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决定、裁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里和行为的恶习，并促进其顺利的回归社会的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活动。
（二）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
英国社区矫正的性质是独立刑种的性质。美国社区矫正具有执行刑罚的性质。而日本则是具有保安处分的性质。而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在理论上存有争议的，具体包括：保安处分说、非监禁刑罚执行说、多重说等[1]。社区矫正的定性主要应建立在刑罚与保安处分关系的明晰的基础上，在欧陆法系国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经历的漫长的时间，从菲力提出的一元论到李斯特的二元论，各国对其定性的选择也多根据各国国情加以选择，笔者在这里不主张一元论的看法，其与刑罚存有本质的区别，其仅仅是对于犯罪人的矫正，或预防教育缺少惩治的目的。
（三）我国社区矫正的基本结构
1.主体：由三部分构成：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社团、社工四部分组成。2.工作机制：政府主导推动，社区自主运作。即公安和司法机关及公务员，作为政府力量组织、领导和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社团、社工等自主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运作。3.工作对象：5种人，即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和被裁定假释的犯人。4.工作程序和内容：法院将有关法律文书同时送达街、镇司法所，受刑人根据刑事裁判要求到司法所登记报到后，由公安、司法、社团、社工和社区服刑人员共同签订协议，宣告社区矫正开始。社区矫正期满前，提前一个月或半个月进行鉴定，期满时，同样按期宣告社区矫正期满。期间主要工作是由社团、社会组织和社工及志愿者与社区服刑人员个别谈话、提供咨询进行教育、组织集中学习和从事非营利性公益劳动等。
二、国外社区矫正的理论概况及发展
（一）国外社区矫正制度的历史延展
发达国家（地区）社区矫正的已经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了。早在18世纪，英国监狱改革家约翰.霍华德就提出过反对监狱非人道化刑罚的改革理论，其后的形事近代学派的代表龙勃罗梭，用人道主义和实证主义双重方法，论证了教育、劳动与社区矫治犯罪心理与行为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引发了李斯特等人对于该制度的发展，提出的假释、缓刑、不定期性、保安处分等现代刑法制度。二战后社会防卫学派又提出了对犯罪人的社会化及人道主义理念。1995年联大举办会议通过《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96年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这些文件都在强调社区矫正的重要性。[2]20世纪下半夜以来已形成了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当今的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等佣有较为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
（二）国外社区矫正制度优势的立法评析
国外社区矫正要比国内社区矫正发展的早很多，该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由轮廓式的提出到发展再到日臻完善的过程，与中国的社区矫正相比也更为突出刑罚现代化、人道化以及对罪犯人权主义的精神。自十八世纪至今，通过其发展进程可将其概括为如下特点。首先应该是社区矫正的递进性性与宽泛性；[4]其宽泛性主要指社区矫正的种类繁多，根据不同的主体及定罪量刑的不同程度可以适用不同的社区矫正的种类。
1.社区矫正立法上的宽泛化
以英国为例，英国社区矫正的种类包括：缓刑令、假释、社区服务令、宵禁令、的治疗与检验令、出席中心令监督令行为规划令。[3]其具体为如下：1.缓刑令：适用于16周岁以上的犯罪人，刑期为6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缓刑令是一种主刑，其目的在于保障犯罪人的改造，可以要求其在规定的期间内居住在私人住所，也可以要求其在指定的监督机构，特别是对于一些对社会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及一些吸毒犯。2.假释：其主要是指犯罪人执行了一定阶段的刑期，附条件的将其从社区矫正机构提前释放到社区，使犯罪人在监督之下完成剩余的刑期。3.社区服务令：其要求犯罪人在社区内无偿劳动的社区矫正刑。其主要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确定其具体的劳动时间，一般在40小时以上240小时以下。4.宵禁令：其主要要求服刑人员限制其在家里，防止他们在夜间外出，从而限制减少某些犯罪的目的。如盗窃及寻衅滋事等。5.的治疗与检验令：是英国政府率先在1998年开始试点并于2000年的立法案中得到了确立的位置。该种社区矫正不具有强制措施，只有在犯罪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对他们进行检测并强制到戒毒中心进行戒毒。6.出席中心令：其主要适用于10周岁以上不满20周岁的青少年实施的对成年人的犯罪。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通过教师、警察、监狱管理者等志愿者组成并在每周的周六、周日在学校、少年宫举办，教会这些青少年罪犯怎样学会人际交流，怎样面对生活、社会等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内容。7.监督令：将青少年交给地方当局或缓刑官员监督。一般对青少年犯采取一些当面会面及准确记录、有效监管的措施，最长不会超过九十天。8行为规划令：主要也是适用不满18周岁的青少年，其要求犯罪人按照规划令的行为刑事，接受监督。澳大利亚其社区矫正多达十五种，其包括：定期监禁、工作释放、家庭监禁、缓刑、罚金、补偿金、没收财产、社区服务令、报告中心、保证金、咨询辅导、法庭警告、限制自由、保释、假释。[4]
2.社区矫正在立法上的规范化
加拿大为例，在加拿大《刑法典》对刑事犯罪、刑罚和相关的刑事程序有较为详尽的规定，其中就包括社区矫正的规定。在1992年又进一步颁布《矫正和有条件释放法》成为现今成年犯的主要社区矫正法规。[5]在英国2000年也颁布了《刑事法院量刑权限法案》对社区矫正有了较为完善的规定。而中国的社区矫正也被规定在我国刑法当中。
3.社区矫正标准设立的科学性
科技与法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法律能够规范，保障科技的发展，而科技同时又要促进法律的发展。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越来越需要法律对于科技界定明确的界限，科技能够造福人类，同样也能毁灭人类。同样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也需要科技的手段来协助法律的实行。在社区矫正的实行过程中同样需要一些科学的标准。例如：对于社区矫正的改造评估标准需要一个科学的标准，对未成年犯罪的心理辅导也需要一套科学的辅导方式使其回归家庭，回归校园与社会。同样关于的治疗与检验更不能脱离科学检测而武断治疗。
4.社区矫正应体现了人文刑罚的精神
笔者认为这与人道主义精神进入刑法领域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是民权刑法与刑法谦抑性的体现。诚如，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所言：“随着人类心灵在社会状态中的柔化和感觉能力的增长，如果要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6]从某种程度上讲社区矫正也是人类向非监禁刑罚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时也是人类走向文明刑罚时代的重要标志。
5.社区矫正有较强的程序性
以澳大利亚为例，进人社区矫正程序来自三个渠道。一是被地方法院直接判非监禁刑的；二是法院判决执行完监禁刑后再执行非监禁的；三是假释委员会决定假释的。经地方法院判决非监禁刑进人社区矫正的一般程序是：警方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设置专门法庭的地方也可直接向法庭起诉。地方法院作出决定后，移交给相对应的社区矫正工作部门。社区矫正工作部门接受后，首先对其进行危险性评估，然后根据评估的结果，制定矫正计划，专人负责执行矫正，完不成计划的送回法庭。
（三）对国外社区矫正制度劣势的警惕
国外矫正制度有其优点，但他们的不足之处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以防止我国的社区矫正重蹈覆辙。其不足之处概括如下：1.泛人道化倾向削弱了刑法的威慑性。社区矫正在司法实践中的实行，要求执行者具备专业的知识背景和一定的实践能力与经验。怎样不失刑法的威慑力又能完好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其量的把握不仅仅给执法者带来挑战，更给立法者带来挑战。2.过于技术化的倾向是否过于机械，难以达到矫正的目的。在上文中笔者也提到这一点其科学化的手段应该作为一种辅助的手段，在实践中要是将其绝对作为客观标准或风险评估标准，可能会导致机械化，不利于行为人的有效回归。
三、国外社区矫正制度对完善我国社区矫正的启示
（一）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社区矫正已在我国的立法上有了明确的地位，下一步要进一步完善后续的保障制度，特别是对于刑事诉讼法有关社区矫正程序论的规制，同时关于执行主体的标准也应采用立法形式详明。笔者认为现今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种类过于单一，在立法条件成熟是有待于扩充。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的历史还很短，相关立法不能直接域外移植，在立法上可以统筹兼顾但不是全顾，还应建立符合国情的社区矫正制度。
（二）加强社区建设
社区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为了能和社区矫正很好的接轨，还要不断完善社区矫正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有关配套设施建设。例如，定期的谈话记录室、社区服务场所、评价罪犯委员会的建立、社区心理辅导站、社区报告中心等。
（三）完善执行主体的范围与地位
对于社区矫正的主体范围、相关人员的服务事项、主体资格的认证标准，志愿者的服务期限与任职标准等都应该进行相关的规定。
（四）建立社区矫正执行人员的监督体制
怎样能过使我们的社区矫正制度不流于形式，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现今，我国在法律建设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就是监督机制，不能说我国没有监督机制，而是我国的监督机制正遭受着严重的挑战。如环境监管制度，某医药总厂排污严重超标，我们的监管者在哪里，福建紫金铜污染事件发生后，再问监管者在哪里。食品监管也有问题，三鹿奶粉事件虽然已过去，但这难道不能说明些问题吗？只有出现了大事故，他会引起监管。国外的诸多法律制度在国外实施的很好，怎么一被引进国内就出现了巨大水土不服，究其原因，我们的问题出在那里？——监督体制。这是作为每一个法律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好的植物需要好的土壤；同样好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好的监管体制，只有这样我们所移植来的域外制度才能更好的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真正的被本土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社区矫正制度也同样如此。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陈冉.结合刑法修正案（八）谈我国社区矫正本土化发展[j].中国司法，2008，（5）.
[2]刘晓梅，英国社区矫正制度及其对我国刑罚制度的改革的启示[j].犯罪研究，2006，（3）.
[3]刘强.各国（各地区）社区矫正法规选编及评价[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37-139.
[4]李冰.澳大利亚市区矫正制度[j].犯罪研究，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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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从20__年7月起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虽然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存在较大的法律障碍和其他方面的不足。笔者主要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旨在对社区矫正的立法完善有所帮助。
关键词：社区矫正 思想认识 法律理念 制度
社区矫正是指将一些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刑罚执行活动,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社区矫正是当今世界刑罚制度发展的重 要趋势, 与我国倡导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一致的。
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论证，但至今仍处于试点工作。最早的试点工作始于20__年8月，北京和上海两地对社区矫正进行实践探索，同时开始试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无疑是我国刑法执行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也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但是通过这几年的实践表明，虽然全国范围的社区矫正工作似乎方兴未艾,为社区矫正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为社区矫正之立法化及更深入开展此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结合对国外相关制度和立法的比较研究, 对我国未来社区矫正的发展做一下前瞻性的设想,就会发现正在进行中的社区矫正工作以及现有的这些规定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目前我国试点的水平的仅仅处于发达国家社区矫正的初级阶段，尚不成熟。距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监禁刑事执行方式社区矫正制度，还有相当艰难的路程要走。在社区矫正炙手可热、人们普遍呼吁矫正立法出台的今天,我们必须冷静下来分析现有社区矫正规定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一、思想认识方面的顾虑和障碍
由于诸多原因，致使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善恶报应观念根深蒂固。社会公众普遍持有重刑观点，不能理性的对待犯罪人。社会公众过于相信监禁刑的威慑功能，难以理解且不能接受犯罪人在社区服刑，他们认为只有让罪犯进监狱才是对犯罪的惩罚，而让罪犯在社区服刑则是对犯罪的放纵，担心犯罪人放在社会上不保险，容易造成失控或者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改造而走上中心犯罪道路；同时犯罪分子被判刑后，仍然放在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会认为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刑法处罚，活最起码没有受到应由的惩罚，从而对司法公正产生误解。这就形成了不利于犯罪人改造的社会氛围，疏松了社区矫正成长的土壤。
我国的司法机关亦同样深受重刑观念影响。在立法中，制定了大量重刑条文，在全世界首屈一指，不仅如此，在具体执法情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把死刑以及惩罚性、严厉性仅次于死刑的监禁刑当做对付犯罪问题的首选对策，认为只有这样隔离排害才能保卫社会公众安全，而认为非监禁刑的惩罚性、严厉性都太轻，都不足以达到威慑犯罪人和降低犯罪的目的。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无论是决策者、立法者还是具体的办案人员，都会把重刑、监禁刑当做对付犯罪的最主要手段，而忽略或者根本不愿意考虑和使用非监禁刑处理刑事案件。这就造成在刑罚执行实践中，非监禁刑的适用率相当低，而监狱虽早已饱和，但对犯人仍积极适用监禁刑，唯恐受到管教不利的的指责。所以我国法律虽规定了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五种形式,但即使适用范围如此狭窄的矫正形式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率也极低,每年执行的数量微乎其微。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非监禁刑罚措施的适用偏低，很多事实上人身危险性不大，或经过一段时间的监禁改造后，再犯可能性锐减的犯罪人，仍会被监禁，这既加大司法成本，又不利于他们回归社会。
这些完全是根深蒂固的重刑主义与报应刑思想在人们的观念上的反映,从而与社区矫正的刑罚观念形成了天然冲突。如今，这种冲突越发的阻碍了社区矫正的发展，如果不能加以有效疏导，定会使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举步维艰。制度上的改变是治标，观念上的更新才是治本。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观念的形成也是传统文化积淀的产物。祛除重刑主义，也不能一蹴而就。所以在社区矫正推行过程中，理性分析和正视两者间的冲突，为社区矫正的发展铲除思想障碍，拓宽出路，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
二、法律理念及规定严重滞后
在20__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指出："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和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的执行活动。"由此可知，社区矫正是执行法院的判决、裁定和决定的"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活动"
。按照中国的《立法法》的规定，法院的判决和裁定主要依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但是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1997年和1996年修订颁布的，而且由于我国非监禁刑和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较迟，其立法理念及框架是以死刑尤其是监禁刑为主，涉及到社区矫正五种人的刑种、刑制及执行的内容是按照监禁刑的行刑与监督考察来予以规定的，缺乏社区矫正所需要的教育改造与帮助服务等项目内容。在管理主体上将法定的执行权交给了分享求刑权的治安行政管理机关--公安机关，使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第一环节与第四环节重合，既不符合刑罚的原理，又不符合现代刑事司法各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制衡理论。在内容规定上，监督考察的规定也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差，对于刑事被害人的人身安全保障，损害利益补偿及参与监督考察的地位未做考虑。至于社会矫正各部门，各环节的工作职责与衔接、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均未作规定。
我国法律理念及规定严重滞后，对社区矫正只是规定了一些属于社区矫正的一些制度，如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等刑罚制度，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等刑法执行制度，但是都没有出现"社区矫正"的字样。目前我国开展的社区矫正工作只是依据这两个文件：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和2004年7月1日生效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这两个文件只是就社区矫正的重要意义、社区矫正工作者的组成、志愿者应当具备的条件等问题作了规定。对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矫正形式、管理权限、矫正管辖、社会保障等却没有作明确规定，难以发挥社区矫正的重大作用，致使社区矫正工作陷入尴尬局面，于法无据，难以展开。因此必须尽快立法，解决社区矫正的立法缺位问题。
三、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不合理。
从实践情况看,合理的社区矫正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是搞好社区矫正工作的关键。社区矫正试点文件《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将主要矫正工作交给司法行政机关，又将社区矫正适用范围限制为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人员，而依据现行刑法和形式诉讼法规定，这五种社区矫正对象的执行主要由公安机关负责。而在实践中,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却突破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原属于公安机关的监督考察任务明确交给了司法行政机关。这就规定所导致的社区矫正的工作机制便形成了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的分离，在具体的试点过程中，社区矫正不仅要对罪犯进行监督和管理,还要进行有效的教育改造、帮助和服务；就罪犯的教育改造而言,它需要专业性较强的矫正知识,但公安机关由于其专业分工的不同,这方面明显不足。由于受到人力等各方面资源的限制,公安机关在承担非监禁刑的执行职能过程中,只能承担监管者的角色,却无法完成起教育改造的职能,致使这项工作未能取得理想效果。一方面,司法行政机关"师出无名"，不能理直气壮的开展工作，所谓名不正言不顺。虽然在实际上承担着对非监禁人员的教育改造责任,但没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尽管《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部门依法履行各自职责,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保证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但其前提是各负其责、各司其职，这种"两都管"的模式导致"两不管"的真空状态,不仅是司法资源的浪费,更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因此，有学者评估总结为"基于这种管理模式，给社区矫正的试点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从上海的实践可以证明：这样的模式存在多头管理、职责不清、效率低下的问题。" 从长远来看目前这种司法行政部门为工作主体,公安机关为执法主体的试点操作模式只是一种变通,难以规范操作。
另一方面,即使是司法行政机关的管理工作在试点中也同样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司法行政机关人员编制较少，工作力量不足。从目前社区矫正的试点来分析，社区矫正队伍一般是为了应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从其他工作部门（或工作岗位）"转岗"活"抽调"而来。 司法行政机关一般是通过街道、乡镇司法所来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但实践表明,对于这项工作司法所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司法所承担的工作较多,如在开展社区矫正之前,司法所就承担着人民调解、安置帮教等八九项并不具有刑事执法性质的任务,如今又增加了社区矫正任务,因此很难集中精力进行专业化管理。二是，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文化素质整体偏低，难以适应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尽管同属司法系统，也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但由于司法所工作人员大多年龄大、学历低，普遍缺乏基本的刑事执法以及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经验，甚至在思想认识还尚未接受社区矫正，因此他们基本不具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素质要求。当然各地区对其进行上岗钱的短期培训，但是我们也不能希望通过"临阵磨枪"式的短期培训便能让其具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素质，这样也仅仅是一种奢望而已，而且，由于一些地方的司法所编制本身与司法局脱钩，如在浙江，司法所工作人员编制属于当地政府，上一级司法机关对其只有业务指导功能，而没有直接的领导和管理只能。因而，会出现刚刚适应社区矫正工作就被"调岗"的尴尬局面，无法形成一支稳定的社区矫正队伍，也会导致对队伍缺乏管理和监督。看来，建立统一、专门的社会矫正机构，有一支相对稳定和高素质的工作队伍，确实是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的当务之急。
四、适用范围和矫正对象偏窄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从20__年7月正式开始试点工作起至今，已由一开始的6个省市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扩大到如今的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但试点工作范围已经覆盖了全国的大半地区，而且适用范围的地区也不再局限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开始转向中西部地区，这就为全国性普遍使用地区矫正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这样，但笔者认为，我国矫正工作在区域试点省份的选择上不够合理。试点工作开展至今，我国的西北地区仍没有一个省份被正式列为试点地区。即使在试点地区，也主要是集中在大中城市，而农村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工作适用的很少，这不利于试点工作的多元模式的经验总结，也不符合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而且在试点工作中，试点省份基本上未将城市外来人口、外国人员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这既不符合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及城市人口的结构变化，也不符合法律适用与矫正执行的平等性、公正性。
我国对社区矫正定性的局限,决定了社区矫正只能适用依法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和刑满释放后继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适用对象的范围过于狭窄。矫正包括机构性矫正和非机构性矫正,社区矫正属于后者,机构性矫正和非机构性矫正之间既存在着刑罚由重到轻的适用序列,也存在着一个矫正方式上逐渐过渡的转移序列。社区矫正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也不是一个独立发挥其矫正功能的设施,矫正目标的相同性显示社区行刑与监狱行刑是相关联的统一体。那么在确定适用对象时,就必须考虑到矫正的系统性、延续性和衔接性即非机构性矫正与机构性矫正相衔接,使机构性矫正和非机构性矫正之间不存在断层。事实上,国外的社区矫正适用的对象范 围是相当广泛的,如日本的更生保护制度就包括缓刑、假释和罪犯释后安置,美国联邦监狱的社区处遇中心以协助案主找寻工作、安置住居及重建家庭系带为工作目标,其适用对象包括即将出狱者、短刑期者、参与审前服务方案之被告及需要社区监督辅导之保护管束人。
而且在实际适用中，我国五种社区矫正对象的适用比例，极不平衡，也不尽合理。从目前社区矫正的试点来分析,本应作为社区矫正的专门性、唯一性的主刑--管制适用极少，而本不应该纳入社区矫正的不属于非监禁矫正范畴的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则适用较多，可见我国刑罚适用机关的量刑选择及目前试点工作的矫正对象，是多么不合理的。同时，也反映出我过刑种、刑制本身设置时的弊端。此外，社区矫正的实行对现存的劳动教养制度造成不可避免的冲击。因为作为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与作为刑事处罚的社区矫正等，因适用范围和处遇方式上的严重冲突，必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性质的处罚方式轻重明显失衡。劳动教养的性质是行政处罚，社区矫正的性质是刑事处罚，前者针对的"不够刑事处罚"的一般违法行为，后者针对的是经审判决定给予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犯罪行为的性质显然较一般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对劳动对象的处罚远比社区矫正对象处罚严厉得多。社区矫正的实行，劳动教养制度的矛盾与尴尬更集中也更为清晰和醒目，因为推行"社区矫正要求法院大量的地适用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这实际上是将国家相当一部分刑事犯罪的刑罚量降低了，原来判监禁刑的改为非监禁刑。与此同时，如果劳动教养保持原状，以往部分刑罚与劳动教养之间的不协调将更加凸显" 。所以，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也迫在眉睫。有不少学者对此认为不将劳动教养纳入社区矫正适用范围和对象之列，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
五、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和统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