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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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医学论文2700字(一)：浅析中医学“意疗”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疾病的预防论文

【摘要】本项目主要从新时期下可能诱发大学生出现心理疾病的原因出发，讨论预防大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中医学方法。“意疗”理论辩证地看待人的七情五志，并将中华医学经典中载入的“情志相胜”、“开导解惑”、“移情变气”等中医学方法进行梳理，对于预防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疾病预防作用有一定的可行性与研究价值。

【关键词】意疗；情志相胜；开导解惑；移情变气

1.研究背景

据教育部门统计，有30%左右的大学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更加突出，焦虑、烦躁、自卑、封闭，甚至自杀现象发生的比率不断上升。当前大学生容易因环境变化引发适应障碍；因人际关系紧张导致的焦虑抑郁；或是学习生活压力导致焦虑情绪以及求职择业压力而导致迷茫焦虑，这些都是大学生们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而大部分有一定心理问题的学生介于健康状态与疾病状态之间，这种虽无较大损害但愉小于痛苦感，“很累”、“没劲”、“不高兴”常伴口中的情况比较常见，即所谓的心理亚健康状态，可通过自我调整或心理医生来改善心理状态。

2.研究必要性

中医学“意疗”理论中，采用治疗者与被治疗者间的相互反应与关系，通过人的七情五志来改善心理、情绪、认知与行为有关的问题。古籍经典里早有记载成功的案例，但目前理论整理较少。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的大学生很少会认识到自己心理有问题而日渐严重进而产生心理疾病，既不自我调整也不看心理医生，这时候中医学“意疗”理论应用于预防大学生心理疾病，不会给大学生一种“我心理有病”的压力感，而是以一种春风化雨般的方法改善大学生心理状态，从而及时预防其心理产生疾病。因此，面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本文基于中医学理论——“意疗”，在浅析其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预防的同时，也希望将我国国粹中医学“意疗”理论推广化，惠及更多的人。

3.大学生出现心理疾病的诱因

3.1外界环境的影响

当前大学生处在多姿多彩的社会中，有丰富的娱乐场所和玩乐方式，外界的刺激让许多大学生沉溺于过度的放纵和享乐，迷失了自我，对心理健康影响较大。

3.2个人因素的影响

个人内部的个性缺陷是诱发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有的大学生从小在心理上的问题没有受到关注，没有与家人、老师、同学之间的来往，变得孤僻忧郁，严重影响了心理健康。

3.3人际关系的影响

有的大学生在刚进入大学校园后，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和同学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学校中感到孤独，逐渐变得内向起来，出现了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3.4就业竞争的影响

大学生也面临着就业的压力，激烈的竞争让许多大学生对毕业后的生活产生一定的恐惧心理。在家庭、情感等方面，也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着影响。

4.中医学“意疗”理论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预防研究

当前大学生容易因环境变化引发适应障碍，因人际关系紧张导致的焦虑抑郁，或是学习生活压力导致焦虑情绪以及求职择业压力而导致迷茫焦虑等心理问题。心以知觉功能统领性情，实现性情。中医学“意疗”理论通过研究人的七情五志来改善心理、情绪等，对于大学生预防心理疾病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归纳整理出了中医学经典古籍中的“意疗”方法，并针对一些影响产生大学生心理健康疾病的诱因做出了“情志相胜”、“开导解惑”、“移情变气”针对性的预防方法。

4.1情志相胜法

“情志相胜”理论出自《内经》，是古代中医学中最典型的心理疗法，具有鲜明中医特色，根据五行相克理论而产生的不同情志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以情胜情来预防大学生心理疾病。此外，明代医家张景岳指出：“凡五气之郁，则诸病皆有，此因病而郁也；至若情志之郁，则总由乎心，此因郁而病也”，所以说，欲解大学生心里之郁，则协情志之调。如今激烈的就业竞争让许多大学生对毕业后的生活产生的恐惧心理，根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喜伤心，恐胜喜”以及“恐伤肾，思胜恐”的说法，平时大学生应该多思考人生的具体方向，多做准备，做到知行合一，保持一颗知足常乐的平和心态，“中和”状态即为一种心理健康状态。那么面对竞争压力带来的恐惧时，可根据目的来支配和调节自己的行动，以超越障碍克服困难的心理过程，及时预防大学生因压力太大而产生的心理健康疾病。

4.2开导解惑法

清代名医吴鞠通说“吾谓凡治内伤者，必先祝由，婉言以开导之，重言以振惊之，危言以惊惧之，必使之心悦诚服，而后凑效如神”。对于个人内部的个性缺陷而孤僻忧郁的大学生而言，大多是时候说理开导、同情安慰可以改变其心理环境。由于大学生同老师同学、亲朋好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关系层面上进行考虑筹划就很重要，询问健康咨询者个人想法的同时，要保持把重点放到他们的关系上。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在心理咨询过程中开导者要委婉指出性格孤僻对其身心发展的不良影响，然后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找到咨询者负面情感中积极的一面，向他展现出爱与友善的表现[6]，寻找从孤僻中走出来的突破点，同时也说明想要把孤僻的性格改变确实得要自己下决心养成良好的心态，此法对于预防由人际关系紧张而诱导的心理疾病同样适用。

4.3移情变气法

《素问.移情变气论》言：“古之治病，惟其移情变气，可祝由而已”。古代为了预防心理健康等疾病，只要对病人移易精神和改变气的运行即可。放在当代，对于外界的刺激而日渐消沉的大学生，可运用各种方法转移和分散外界诱惑对其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做到移情变气。大学生通过派遣情思，改变心志，特别是通过运动，不仅可以增强大学生生命的活力，而且能改善不良情绪，使人精神愉快，把诱发人心理疾病的不良情绪的能量发散出去，预防大学生心理健康疾病。此外运动移情法对于一些大学生因情感问题而可能诱发出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有预防作用。

5.总结与展望

中医学“意疗”方法作为一种将理论推广化的尝试，有利于拓宽心理学方法预防大学生心理健康疾病的渠道。“意疗”将该理论中的“情志相胜”、“开导解惑”、“移情变气”法等应用于预防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疾病，辩证地看待人的七情五志，在心理学本土化的浪潮下，有一定的可行性与研究价值。当然，“意疗”方法目前缺乏一定的实践研究，这也是今后需要不断探索的，也相信不久的将来中醫学“意疗”方法必将实践化，预防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疾病，并且造福越来越多的人民。

中医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中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管理模式研究论文

摘要：自从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委出台了《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以来，长春中医药大学结合中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际情况，对研究生教育管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最后总结出43323的中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管理模式。

关键词：中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管理模式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医学生成长为临床医生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学会临床做事的方式方法、建立科学的临床思维逻辑、训练扎实的临床技能的重要阶段，在其整个临床职业生涯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1]

由于住院医师制度的推出，在原本研究生更侧重理论学习的研究来说，又增加了36各月的临床实践学习。一时在学生的培养、时间的高效利用与分配、管理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混乱。高效、有序、协同、合作、指导性强、应用性强的教育管理模式体系一直并没有完全建立。鉴于此，我院整合资源、提高效率。强化目标管理。做好过程及结果监督。形成我院特有的43323的中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管理模式。[2]

一、搭建四位一体平台

1.构建校院培训基地学生“四位一体”的高效协同管理模式

随着规培制度与专硕培养的并轨，研究生管理就由原来的三方管理即导师、二级学院、校研究生院对研究生的三方协调管理转向了由导师、二级学院、校研究生院和规培医院共同参与的四方管理。在原来三方管理基础上又增加了规培医院的教育与管理。在管理模式发生转变后，给本来就不是很成熟、很完善的研究生管理体制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因此各管理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是否通畅，对研究生管理是否规范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建立“四位一体”的高效协同管理模式，有机地将各自岗位分工明确，责任细化，并建立相应的沟通机制，时时将学生的学习、规培、科研、思想动态等信息交流，均衡时间分配，并建立相应的沟通交流平台。从而实现有效的协同管理。[3]

2.制定院校基础教育基地与住培培训基地接轨管理制度

制定两个管理教学单位相关制度。如定期例会制度、责任分工制度、问题处理机制等，确保干事有依据、沟通有平台、协调有对象，解决有效率。从而实现分工不分家的两地接轨制度，充分发挥两地教学与住培的教育管理优势，形成合力。实行信息共享、教育方式方法共享、优势资源共享，强化沟通、协调在开展教育过程中的集约化和高效化。

二、严控三个教学环节

三即三个环节，即培训、监督、考核等跟踪管理环节。培训、监督、考核是保证研究生保质保量完成学业任务的基本保障。因此要定期对学生召开学习进度说明会，要以科室为单位组织召开专科培训会，要明确培训目标及培训的实效性，注重学生在学习、规培中的考核，落实考核时间进度推进表，实行两周一次的主会制度，完成学业中的监督管理工作，细化考核制度。

三、打造三支精英团队

三即三支队伍。组建管理团队、考评团队、标准化的导师培养团队。

1.四向管理均衡分工，科学建设管理队伍

由于研究生管理涉及方面多，沟通协调面广，所以学院要精选力量参与到研究生的管理中，要明确导师、辅导员、住培教师、研究生院教师的责任分工，细化工作内容，确定工作流程。对各自相应的工作内容开展正规的培训。

2.成立专业的培训考评小组

学院层面要联合教学、学工、住培医院精选人力对学生进行定期考核，包括学生的出勤、学业中期掌握程度，规培科室应知应会掌握情况进行考评，要实行定时考核和定向考核结合的方式。要注重学生学习中的过程性考核。考评结果可以作为日后评奖评优的参考基础，并对学生成长做成长鉴定，形成详细的学生成长档案。

3.组建标准化导师培养团队

定期开展研究生导师临床培训，其中包括导师政治思想、觉悟及自觉性。定期邀请国内外优秀医学学者进行学术交流，鼓励导师参加学术研讨会、教学管理会等活动，加强管理制度培训，解读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对自身院校有关招生选拔、培养、学位授予及导师遴选等方面规章制度培训，帮助临床医学导师明确培养目标，掌握培养方法。

四、搭建两个实践平台

二即两个实践平台。借助国家级临床大赛平台和社区义诊平台。国家级的临床技能大赛和社区义诊是检验学生理论与实践能力结合及心理素质的有效方法。因此我院特别重视这两个实践平台的建设情况。在国家级大赛前，学院会组织由本、硕、博组成的团队进行比赛。增强了学生梯队培养。同时配备专业教师专职辅导学生大赛。同时，在社区平台建设上，每周都会由经验丰富的医生带队到社区义诊，现场问题现场解决，增加了对诊病、处方的交流沟通，切实地将教学课堂搬到了社区现场。同时，我们针对研究生开设第二课堂德育分制，确保了学生的有效参与性。

五、提升学生三个能力

三即三个能力培养。借助思想政治教育平台、二课堂活动体系平台、心理健康咨询平台提升研究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能力

1.成立研究生骨干学生组织，提高自我管理的能力

增强研究生学生组织在学生业余生活中的作用，开展研究会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科研、临床等培训工作，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增强学生干部的服务意识，有效弥补老师下班后时间利用率低下的现状，搭建思想政治教育平台。

2.构建研究生第二课堂活动体系，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

通过学生组织，举办趣味运动会，文艺表演类的茶话会，养生保健大讲堂等学生喜欢的活动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避免因长时间、高强度的学习和工作而产生沉重的心理负担。

篇2

【关键词】中医学；辨证论治；唯物主义

中国医药学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基本理论形成于秦汉时期，是历代中国人与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为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和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但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中医本来的诊治疾病病种及就诊人群逐渐被“蚕食”，中医原有的垄断地位已不复存在，那么中医学如何应对目前既成事实的局面？中医学和其他科学门类一样，都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从中医学现在所处的境遇分析，发展要重于继承，在发展中求生存，本文试图从中医学亟待发展的几个领域谈谈笔者的一点点薄见，以飧同仁。

1中医学基本理论发展的亟待性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基石是《黄帝内经》，其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成就和医疗经验，是目前现存最早的中医学典籍，尽管距今历时近两千年，其基本理论对当今中医学的发展仍旧起重要的指导和导向作用，其吸纳了当时中国自然科学、哲学、天文、地理、历法、气象等多方面科学成就，渐渐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以气血为物质基础，以经络沟通内外，配以六腑、形体诸窍，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辅以“天人相应”，“自身统一”的辨证法思想，来阐明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同时突兀“辨证论治”为特色的诊疗体系，其理论博大精深，堪为当时的医学奇迹。后世中医学临床实践证明，《黄帝内经》及以此为基础的一系列中医理论体系无疑是正确的、科学的，就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讲具有一定的超前意义，其间活人无数，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

但中医学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深刻影响，以“阴阳学说”来概括世界上万事万物（包括人体）矛盾双方的对立，以“五行学说”来阐明世界的本原和相互关系，进而拓展到人体的“五脏”“六腑”“五官”、形体、情志等的关系，因而在思维逻辑上难以摆脱表面性、直观性、机械性和猜测性，并且对人体错综复杂的生理病理变化的看法过于简单化和随意化，同时理论又抽象、晦涩，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如由于肺位最高，故称“华盖之脏”，那么就有了“伤于风者，上先受之”的“肺为首当其冲”之说；又因肺叶娇嫩，不耐寒热，故易被外邪侵袭，故肺又为“娇脏”，至于肺叶何以“娇嫩”的更深层次原因则无以说明。再者，如果对只有大脑才有情志活动这个常识不曾持否定意见的话，那么肝、心、脾、肺、肾的在志归属分别为怒、喜、思、悲、恐的观点，就不能不让当代之人费解不已。中医学对很多组织、器官的定位也是功能上或概念性上，如“三焦”是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称，为六腑之一，对于它的位置张介宾在《类经·藏象类》中是这样定义的：“脏腑之外，躯体之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府也”，这种定义未免有些牵强。又如，最具中医学特色的经络理论，它是人体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的通路，但其解剖位置、物质实体至今无从定论，尽管可以用目前科技水平尚达不到定位其存在的水平为藉口，但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表明中医学抽象性、玄妙性、模糊性、表象性、猜测性之所在。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发展都是建立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之上，从那时至明清时期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应该承认中医学理论一直在逐渐发展和完善，其间著名医者层出不穷，医学典籍可谓是汗牛充栋，但从本质上讲中医学基本理论仍未从根本上突破《内经》范畴。真理是绝对的，但也是相对的、发展的，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理论，中医学亦然。毕竟《黄帝内经》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具有浓厚的朴素唯物主义辨证法色彩，那么时至21世纪的今天应该对中医基本理论的继承采取“扬弃”的态度，只有如此中医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2中医诊断手段的局限性

中医学诊断疾病的手段基本是“望、闻、问、切”，简称“四诊”，就是通过医生的感觉系统来察知就诊者的正常和异常表现，收集病情资料，通过医生的理论知识和经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等中医学辨证思维的运用，获取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质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等材料，力求透过现象来抓住本质，给出正确诊断，其诊断疾病的重要理论支撑就是“司外揣内”“见微知著”“知常衡变”。“司外揣内”就是通过审察患者外部的表现来推测机体内在的病变，此与现行的控制论、信息论、“黑箱”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见微知著”近似于生物全息理论；“知常衡变”也是现代哲学认识事物及现代医学诊断鉴别疾病常用方法。同时，中医学在疾病诊断过程中重视整体审察，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性，收集病情资料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重视诸多外在表现在反应疾病内在本质的作用和地位，综合权衡，防止以面盖全；疾病诊断力求“病症结合”，既注重疾病在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又不忽视疾病发展变化的全过程特点和规律。因此，中医学在病情资料的采集及诊断思维过程都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具有掌握病情资料的客观性（依赖患者的客观表现）、思维逻辑的合理性、诊断结果的正确性等等积极因素，这正是中医学历经两千余年一直被视为人类健康保护神的有力保证。

尽管中医诊与断的科学性毋容质疑，但其局限性也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而日益凸显。首先中医诊断学诊断手段的落后性。中医学自其诞生之日至今的漫长岁月里，诊断手段几乎无任何革命性变化，即望、闻、问、切。在科学发展仍处于落后、萌芽时期的古代，用望、闻、问、切尚可理解，且在当时应该说尚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在科学已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医病情资料的采集手段还墨守陈规、对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仍无动于衷，仿佛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能与科学同步，势必被科学所淘汰；可作对比的现在医学主流――西医，在其发展之初，医生耳朵贴近患者皮肤来了解患者体内的声音的变化，接着改良为听筒、听诊器，乃至发展为X线透视、CT、核磁共振等技术的应用，可见西医的诊断技术紧紧跟随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采用一切能利用的技术手段来延伸医生的“眼睛”、“耳朵”，因而西医随着科学技术的革新而革新。直至目前，西医诊疗手段与其产生发展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相比之下的中医，仿佛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充耳不闻”，我行我素，自保一方“净土”，因此其诊断手段自其始至今无突破性进展，那么其相对于西医的落后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中医以“四诊”为主要手段的“诊”法，以中医辨证思维为逻辑方式的“断”法具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中医诊断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就是“有诸内者，必形诸外”，表明中医诊断的方法就是捕捉疾病的外在临床表现而揣摩机体内部病变的本质。“望、闻、问、切”四种诊法其实质就是通过医生的感官系统去体会疾病的外在表现，那么感觉器官对疾病外在表现的感受往往因人而异，医生的心态、临床经验、身体健康状况、感觉的偏差、环境变化等等不确定的因素均可影响，因此在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下采集的病情资料很难确保是基于客观、疾病本质的检查所得。而且，中医学的“断”就是在中医逻辑思维的指导下的“辨证”，寓于其中的主导因素仍难以摆脱主观因素的羁绊，也就是说中医学整个诊断过程过多地依赖人的主观思维活动，而客观因素的制约度很少，其结果势必导致主观臆断的可能性增加。

给疾病诊断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做到反映疾病本质，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疗方案，但中医学对疾病的诊断往往也过于表面化、肤浅化。因为其诊断的病名基本是疾病某个临床症状或病位，如水肿、内伤发热、癃闭、眩晕、黄疸、泄泻、不寐、肺痈、心悸、腹痛、胃痛、头痛等等，故此这些诊断很难反映疾病的本质，因而对制定治疗方案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因此中医学就有“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理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同一个疾病可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或不同的疾病可采用同一治疗方案，那么这样的诊断还有多大的价值？

3中医治疗措施的保守性

中医学的治疗方案的制定是建立在辨证基础之上，其治法涵盖“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种方法，而且此八法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为用。对于具体方药讲究“君、臣、佐、使”，既可针对主证进行治疗，同时又兼顾次要表现或兼证，并且在同一方剂中可以运用药性完全相反的药物，达到“佐制”作用，这是西医治疗难以想象的，正是这些方面的优势，使得中医药有时产生不可思议的疗效，治愈了许多西医界颇感棘手的疾病，这也是中医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重要佐证。而且，中医药还有一个重大优势就是中药（除少数外）基本都是天然药物，副作用少，这也是中医药为许多患者青睐的重要原因。

中药不是一点毒性都没有，这个观点慢慢为医患双方所共识，但比起化学药物，其毒副作用相对要小得多（少数剧毒中药除外），因而中药比西药要更安全，除了中医药可靠的疗效外，正是由于这方面的优势，中医药是许多患者就诊的重要选择。但中药汤剂入口太苦，使许多患者望而却步，尤其是年轻患者，虽然中药剂型还包括片剂、针剂等等，可目前中药主要给药途径仍就是汤剂，这也是中医药就诊人群逐渐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中药方剂剂型改革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市场上能购得的中药丸剂、片剂、膏剂、散剂、丹剂、针剂等也不少，但仍没有形成中药给药的主流，而且质量也良莠不齐，很多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另一方面能打入国际市场的中药丸、片、针剂更是凤毛麟角，严重影响中医药行业的国际化进程。

众所周知，与西医比较中医药在治疗急性疾病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药可选择针剂太少，因为水针剂在体内作用时间要比口服药要快，口服药通过胃肠道的吸收、肝脏首过作用，达到血液循环至少需要20min的时间，而且中药的煎煮又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而急性疾病患者的治疗往往是争分夺秒，20min或更多时间的耗费往往为病情不能容许；另一方面，中药方剂所含成分复杂，因而作用效果较为广泛，所以又被称为中药的“散弹效应”，但“散弹效应”带来负面代价就是疾病治疗的针对性不强，中医药理论中本来就有“力专则效洪”的说法，作用面广泛就无异于“无的放矢”了。因此，如何提高中药方剂作用“靶点”的准确性和缩短单次用药的起效时间，是中医药治疗方面突破的重要指针。

4中医人要迫切加强创新思维

纵观中医药两千来的发展历程，中医药一直没有摆脱《内经》的思维模式。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到质变、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现代科学知识更是以加速度的形势发展，人们形容为“知识爆炸时代”的来临。而中医药的发展似乎永远处于“量变”之中，而且这种量变的步伐过于缓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医人思想观念的保守性、封闭性、排他性。

中医药的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摆正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没有继承的创新中医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导致中医的灭亡；但没有创新的继承中医学就会固步自封、泥古复古，知识渐老，最后为时代所淘汰，渐渐消亡。因此，中医学的发展之路在于继承和创新双管齐下，缺一不可，但从目前中医的发展来看，是创新不足，继承有余。其实中医学自古就有厚古薄今的传统，太注重经典及考证，如《内经》《伤寒论》等的注者达数百家，考身世、考故里、考学术渊源、考流派、考字句文法等等。汉代医学宗师张仲景有一句名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至今为许多中医人视为座右铭，因而绝大多数历代中医人对于“古训”，敬若天命而不敢轻易“篡改”，现在依然。目前，在中医论文或理论探讨文章中，动辄“《内经》云……”或“仲景云……”等，从古代医家古籍中寻章择句，断章取义，寻求理论依据，仿佛《内经》就是终极真理，与《内经》不同“政见者”，就值得怀疑或否定。“中医治病往后看，查查古人怎么办；西医治病向前看，看看有何新进展”［1］，这句话是目前中西医思维最大不同之处，也是西医逐渐“蚕食”中医就诊人群和治疗病种的重要原因。

现在又有人倡议加强中医学人文因素的研究。诚然，中医学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医学是在悠悠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起来的，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因此研究中医学的人文因素对于揭示中医学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如果把中医学归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无异议的话，那么其发展就应该遵从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单从中医学文化层面去咀嚼、挖掘，很难想象能揣摩出什么中医学的“突破”来；另一方面，中医人文因素的研究不是什么新课题、新思路，自古有之，从某个角度说中医学发展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史，多少年来不是研究太少了，而是研究的够透彻、够详尽了，还能研究出什么“新大陆”？

以上是笔者对中医发展存在问题的一点点拙见，但不意味着否定中医，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有西医的局限性，提出中医的不足，目的是希望中医能更好更快地发展。总之，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理论，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只有不断的创新、发展，才能渐近完善，西医亦然，中医亦然。

篇3

1.1临床资料

本组一共有7例胰腺-实性假状瘤患者，男1例，女6例，年龄均在20～5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2岁。7例中有2例出现腹部疼痛而就诊；有1例患者因为感觉腹部内含有块状物就诊；有2例是CT影像学检查发现左肾上腺占位；2例患者进行B超检查发现胰腺占位而就诊。本组的7例患者腹部均未有过手术史、外伤史以及胰腺炎病史。检查患者的身体：其中有3例患者在触诊可扪及腹部肿块，却均无明显的阳性体征。7例患者的糖苷类抗原19-9（CA19-9）、糖类抗原125（CA125）、血清癌胚抗原（CEA）等肿瘤的标记物检查均未发现任何的异常。7例患者通过B超、CT以及MRI等检查发现腹部包块，卵圆形或圆形，呈实性、囊性或囊实性的肿物，界限清晰。7例患者在术前的诊断：胰腺囊腺瘤有2例，胰腺囊腺癌有1例，左肾上腺占位有2例，腹膜后占位有1例，有1例确诊为小肠间质瘤。

1.2方法

本组的7例患者均采用手术治疗。手术过程中发现有1例患者因为肿物的浸润致使脾脏的动脉静脉被包绕；有3例患者因为肿物与脾脏发生了粘连现象，因此必须实行胰体尾切除术和脾脏的切除术；其他的患者均进行单纯的肿物切除术。其中有2例患者在手术中经过使用细针穿刺细胞病理学的检查证实为该病。手术完成之后切下的肿物均采用病理学检查，并进行免疫组化分析。使用10%的福尔马林固定标本，在脱水之后用石蜡包围，做切片为4μm，采用苏木素-伊红进行染色。免疫组化分析使用链霉素抗生素蛋白-过氧化物酶染的方法进行。所使用的抗体有孕激素受体、波形蛋白、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角蛋白等。

2结果

2.1病理检查

2.1.1巨检

7例患者中有2例患者的肿物位于胰腺的头部，有2例位于胰体，3例位于胰尾。肿物直径为4～15cm，平均为8cm。其中有4例患者的包膜比较完整，3例患者的包膜不完整而且还和脾脏发生粘连现象。肿物的切面囊实性，囊性区为灰褐色，实性区为灰白色，在囊性区还能见渣物样，还有2例患者的囊壁出现了钙化。

2.1.2组织学检查

肿瘤由不同比例的实性、假和囊性结构混合组成。肿瘤的实性区由形态一致，中等大小的细胞组成，瘤细胞呈巢状、片状和一些不规则的梁状排列。细胞质较为丰富，呈透明状或嗜酸性，有时还会含有过碘酸雪夫染色阳性的嗜酸性小滴。细胞核呈卵圆形或圆形，其中的染色质细腻、均匀，还能见到凹陷或者是核沟，核分裂很少见。在肿瘤间质内有较为丰富的血管，在距离血管较远处的细胞常出现坏死、变性，致使残留在血管旁的细胞环绕着血管形成了假状的排列，纤细的血管轴心常常呈明显的透明变性和黏液变性。假状结构之间的空隙内充满大量的红细胞，呈血管瘤样改变。实性区或出血灶周围可见胆固醇裂隙和泡沫细胞积聚。

2.1.3免疫组化分析

免疫组化是诊断肿瘤的关键，诊断此瘤须辅以免疫组化。本文7例SPTP报道中，PR阳性的有5例(5/7)；NSE的阳性有7例(7/7)Vientiane的阳性有4例(4/7)；CK的阳性有4例(4/7)；Sin的阳性有2例(2/7)。

2.2治疗及随访

本组的7例患者在手术之后有1例出现了胰瘘，进行了保守治疗之后痊愈出院，其他的6例患者手术疗效甚佳，痊愈之后出院。

3讨论

3.1临床特点

胰腺实性假状瘤是发生在胰腺或胰腺周围的比较少见的肿瘤，发生在胰腺周围罕见，可能起源于异位胰腺。该瘤细胞既能表达上皮性标记物和间叶性标记物，且能表达内分泌和外分泌标记物，因此多数学者认为来源于胰腺的潜能干细胞。该病的发病率较低，临床上并无特异性的表现，长以体检发现或腹部肿块为首发症状，但同时由于部分医生在检查上的认识不到位，常会将该病误诊，进而以过术后的病理检查能确诊该病。本文报道的7例胰腺SPT发生与胰腺的任何部位，并未出现很明显性的倾向，2例位于胰体，2例位于胰腺头部，3例位于胰尾；有3例出现包膜不完整且与脾脏粘连，2例囊壁钙化。WHO把SPT定性为具有低度恶性潜能的肿瘤，因此术前正确诊断是至关重要的，对手术范围起决定性作用。Pettiness等认为,SPT术前及术中细针穿刺细胞病理学是诊断这种少见胰腺肿瘤的可靠依据。由于诊断有不确定性和肿瘤细胞可能因穿刺而播散，也有学者认为不宜穿刺活检。鉴于SPT绝大多数为良性，我们认为穿刺细胞病理学可行，以提高术前正确诊断率。

3.2鉴别诊断

①胰腺内分泌肿瘤：临床上此瘤常伴有神经内分泌紊乱症状，组织学上肿瘤一般无完整包膜，多数伴不完整且和脾脏发生粘连现象，易伴出血、坏死及囊性变。②黏液性囊性肿瘤：此瘤常见于胰尾，体积较大，呈囊性，单房或多房囊腔内含胶状混浊液体，伴明显纤维性包膜。③胰母细胞瘤：此瘤多发生于男性儿童，肿瘤由上皮成分和间叶成分构成，在肿瘤中总可找到似胰腺的腺泡、腺样结构，若以腺泡排列的上皮细胞巢为主，常可见鳞状小体，无假状瘤结构；免疫组化结果显示胰酶阳性而Vientiane阴性。

3.4治疗与预后

治疗的本病采用手术切除，依照肿瘤的形态、所处位置、有无出现转移或者是浸润而确定手术的方式。至于肿瘤发生了恶变的病人，在手术中要适宜的扩大切除的范围，使患者术后预后良好。肿瘤的转移并非标志预后不良，有关学者总结，每当肿瘤被切除了以后，其预后和SPT未发生转移相当。通过切除术治愈的高达96%，仅约4%的患者在术后会复发或局部转移，如少数病例生物学行为活跃，侵犯周围组织与器官，提示具有低度恶性，甚至有发生淋巴结、肝、结肠转移。所以建议密切随访，加深对此瘤的预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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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开头难，怎样讲好第一堂课关系到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激情和态度。中医学和现代医学是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学科，且学生已有2年多西医基础知识，现代医学的理念早已先入为主。怎样消除学生的排斥心理，让其相信中医、走进中医，激发对中医的兴趣，精心设计第一堂《绪论》课显得至关重要。例如，从一个轻松的话题开始：“大家看过中医、服过中药，印象中的中医是什么？”当学生七嘴八舌的讨论时，一副清晰的画面展现出来：一位神情严肃的白胡子老者，右手指放在一位表情痛苦老妪的左手腕上，下面有一个蓝色的小枕头。采药、煎药，实施针刺、艾灸、推拿，炼丹，创伤手术等一幅幅画面展现出来，学生一下子明白，这就是中医。自然而然地引入正题，变枯燥乏味的中医学的概念和理论为通俗易懂的生活现实，不仅仅完成了对内容的理解和记忆，更为重要的是激发了他们的兴趣和热情。

2引入生活情景，化解教学难度

中医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沉淀，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与天地人，与文史哲，与儒道佛，与政经社等形成了一个带有明显人文内容的，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医学理论、哲学与传统文化为一体的综合体系。中医学吸收了古代哲学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将气的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等哲学内容来阐明中医学的一系列问题，构成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哲学的内容以“抽象深奥、晦涩难懂”而著称，五行学说是先民们认识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怎样将复杂抽象的五行生克关系直观地展现在学生们面前？通过情景教学引入大家生活中熟悉的“金木水火土”5种具体物质，联想现实生活中木材点燃产生火焰，即木生火；火燃尽后变成灰烬即火生土；大量的矿石通过冶炼变成少量纯的金属，即革土成金；金属熔化后变成液体类似于水，即金生水；雨水充足，树木生长茂盛，即水生木。即为五行中相生关系。水可灭火，即水克火；高温燃烧可使金属熔化，即火克金；金属制成的工具斧子可砍树，制成各种模具，即金克木；大量的植树造林可防止水土流失，即木克土；都江堰解释了土克水。而且生中有克，克中有生，达到制则生化。自然界就是按照五行之间生克制化关系达到动态平衡，生生不息，变化发展。学生恍然大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理解掌握了五行的生克关系，激发了其学习中医的激情和兴趣。

3再现历史画面，丰富教学内容

中医学包含了大量的历史典故，如神农尝百草，一天而遇七十毒，反映了当时先民们积累药物学知识的艰辛。在讲《黄帝内经》这部医学巨著时，为了加深学生对其历史地位的认识，穿插“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的典故。古代大的游牧部落黄帝联合炎帝，与九黎族大酋长蚩尤决战于涿鹿，即逐鹿之战。蚩尤战败而亡。黄帝打败炎帝，两部落融合为统一部落。同时发现中原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特别适合于人类的生存。他们决定定居中原，统称为华夏族，用龙作为图腾，故其子孙后代被称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龙的传人。在面对外国强敌侵略而处于亡国亡种的危机下，以“炎黄子孙”为旗帜凝聚中华力量，驱逐侵略，战胜列强。这样再现历史画面，既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课堂气氛，又潜移默化地激励学生们发奋图强，传承和创新中医，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

4创设问题情景，激发学习动力

亚里士多德说：“人的思维是从疑问开始的，一番疑问，一番长进。”设疑能使学生从原有的知识结构中产生矛盾，激起思考的欲望。课堂中教师恰当地设疑能让学生产生悬念，不仅可充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还培养观察、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有利于提高他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课堂中教师设疑及释疑不仅能让学生在成功的喜悦中掌握知识，还能培养科研的思维能力。教学中运用问题将多个知识点连贯起来，层层设疑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起来，引发一个又一个的学习。例如在讲肝功能时，防止与现代医学的肝脏生化功能相混淆。设计了如下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肝病的患者心情急躁，为什么人生气后食欲下降、头晕眼花、两胁胀痛，带着疑问，在讨论中，学生明白了肝藏血，因为肝为血窦，储存一定的血液，调节外周血量，又能防止出血。现代医学认为，肝也是人体的外周血液的储备库，能合成一定的凝血因子以防止出血。而肝在五行属木，具有木行的喜调达，恶抑郁，主动主升的特点。这是肝主疏泄在调畅情志方面的功能体现。当肝气郁结则心情郁郁寡欢、喜叹息等症状，为肝气升发不及的表现；若肝阳上亢或郁而化火则升发太过致气机上逆，故头晕眼花、耳鸣甚至昏厥。肝经布胁肋、循、绕阴器，故肝失调畅时其循经部位出现胀痛。木克土，病理情况下肝木乘脾土，致脾运化减弱，故患者出现纳差。随着一连串问题的解决，学生也明白了中医要求高血压患者调畅情志，情绪波动易致卒中偏瘫的缘由。课堂中学生们热情高涨，接连提问，那怎么治，前者柴胡疏肝散加减疏肝，后者天麻、钩藤饮加减平肝。这样通过设疑、讨论、释疑，使学生轻松地理解和掌握了难点内容，又有培养了中医辨证的思维能力，激发了学习中医的热情和信心，创造了师生互动的良好氛围。

5虚拟自然环境，增强教学效果

虚拟一定的环境，启发学生大胆设想，使抽象的理论和概念赋予生命。在方剂学的教学中，要求学生记忆几百首方剂的药物组成、功效主治等，量大、易忘、易混淆，怎么办？采用虚拟场景，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例如，讲“三仁汤”时，让学生想象在一个天气炎热、雨水充足的长夏，杏仁、薏苡仁及白蔻仁3个好朋友去郊游，走进一片茂密的森林，湿气很重，地面很滑，大家不小心，脚下一滑，扑通一声倒在湿地上，这时互相帮助，终于克服湿热，重新站起来了。这样大家轻松地记住了“三仁杏蔻薏苡仁，竹叶朴通滑夏存，宣上畅中又渗下，三焦湿热尽能除”这首方歌，而且记住了湿热壅于上中下三焦的主治，清泄三焦湿热的功效。

6引入临床病例，培育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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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灵枢·平人绝谷》篇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2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1]。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2]。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导致各种心理障碍,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3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或以心为思维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与灵魂离为两物,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中国人所谓之心,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而就此现实世界,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3]。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类经·藏象类》中说:“心为一身之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唯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是统一的,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4]。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4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5]。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适中,做人不狂不狷,处事无过亦无不及,态度温而不厉,情绪乐而不,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说:“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6]。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气盛神全。李认为“心静则万病息,心动则万病生,延年不老,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正如《医源》所说:“如能清心寡欲,则情不妄发,致中致和,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7]。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庄子·天道》说过:“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者导致精神崩溃,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8]。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禅非宗教,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除妄念,破法执,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人才能消除烦恼,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认为,只有认识空性,达成空观,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轮回,得到解脱[9]。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以求得解脱,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令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

5小结

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受心身一元哲学观的影响,“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成为中医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医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中几乎无处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观和疾病观。中医养生学即强调养心、养性、修身,在临床治疗上也体现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促进人的心灵成长,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改变患者的认知和生活态度,而传统文化强调的内省即指出了个体内求超越的心灵发展道路及个体与世界相和谐的心理生活道路[10]。杨德森等创立的精神超脱心理治疗即以道家处世养生原则为指导思想,日本森田正马受中国禅宗文化理论影响,开创了“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治疗方法。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学在现代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中医精神医学虽然先天薄弱,但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其与文化的相关性也值得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慰丰1开展医学文化史的研究[J]1中华医史杂志,1997,27(4):193～194

[2]葛鲁嘉,周宁1从文化与人格到文化与自我[J]1求是学刊,1996,1:27～31

[3]钱穆1灵魂与心[M]1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19

[4]张福利,车离1古典二元论与心身分立[J]1医学与哲学,1992,2:34～35

[5]景怀斌1传统中国文化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三种思路[J]1心理学报,2002,34(3):327～332

[6]周天庆1论儒家伦理中的情感因素[J]1求索,2007,5:142～144

[7]杨德森1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与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J]1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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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迁移理论；语文教学；归纳总结；实践

知识具有迁移性，已有知识会影响到新知识的学习，新知识也会影响固有知识。在学习中，学习者的经验、态度和知识结构等都与学习结果相关，这就是学习的迁移理论，迁移是对知识的巩固和学习的深化。两种学习之间彼此促进为正迁移，如果相互阻碍则为负迁移。随着教育的进一步改革，迁移理论在学习中备受关注，即除了课堂上传授教材知识，还需锻炼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以提高教学效果。语文是中学一门重要课程，需要运用创造性思维去学习，所以有必要引进“迁移理论”。

一、迁移理论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意义

语文课程涉及面非常广，在生活中处处都有体现，课本显然不可能囊括全部内容，且语文知识较为零散，多靠平日积累，在运用时需将各个零碎点串联起来综合应用。以写作为例，文章类型多样，中学语文教材应都有涉猎，使学生通过学习能够掌握不同类型之间的区别。可以这么说，课堂和教材在语文学习中是一个载体和平台，需要学生发挥主动性，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才能真正地学好语文、掌握所学知识。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迁移理论的应用有利于提高知识的系统化，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所谓迁移，是将已有的经验和知识综合概括，形成系统化的知识网，去影响另一种学习。语文教学的目的不是将知识存在记忆库中，而是能够将其转化成能力，用于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从接触知识到理解吸收，再到转化应用，这就是整个迁移过程。在此过程中，首先将已有的知识进行二次创造，形成系统化的知识结构；然后应用于实际，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如《论语十则》，主要内容是学习和为人处世，可令学生概括学习方面的内容，并联想以前所接触的与学习有关的名言警句，使之明白其中道理，并真正做到“学思兼顾”“择善而行”，进而提高学习能力。

其次，迁移理论的应用能够更好地指导教学活动。为了使教学活动能够顺利开展，需深入理解迁移理论，教师掌握其内在规律后，可结合学生的接受能力和教学状况，对教材内容加以调整，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并合理把控教学过程。同时还能将自身经验创新，用于新教学内容中，增强学习效果，进而确保学生在有限的条件下，能够获得最好的教育。如以往的许多方法都存在缺陷，教师应对其分析总结，取精华、去糟粕，将有利因素加入层次教学法、生活化教学等新方法中，以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迁移理论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设计和应用

（一）对比迁移

学习迁移有正迁移和负迁移两种效果，如果以前的知识没有牢固掌握，那么学习新知识时，很有可能会将旧知识忘掉。另外，还会出现因知识内容相似而混淆的情况，此时应通过对比加以区分，以便牢固掌握。学生在学习认知中，需要不断完善知识结构，最终将其化为己用。语文知识涉及诸多方面，其内在都有联系，教师应鼓励学生找出其中的异同，达到迁移的目的。如陶渊明的《饮酒》和《桃花源记》都表现了作者不求功名利禄、淡泊高雅的情操，希望远离尘世、寄情山水，过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背后隐藏着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无奈。如余光中和席慕容的《乡愁》，同写乡愁表达对祖国的眷恋，但余诗采用多节的方式，感情朴实、节奏分明，内容由浅入深，有层次感，似在讲述故事；而席诗则短小精致，内敛含蓄，与余诗用时间表达主体不同，她主要用意象体现，似一幅美丽的画面。通过这些对比，让学生联系文章深入分析，把握各自的主题和不同点，如此才能真正地消化。

修辞手法在语文中颇为常见，如比喻、排比、借代等，各自的作用都不同，效果也有所差异。所以教师应诱导学生主动去学习，理解各种修辞手法的区别，同时掌握其他表达技巧。在阅读鉴赏中，可运用这些技巧对文章进行分析，有利于学生紧扣主题、理解作者意图。部分中学生缺乏主见，或赏析思路单一，在欣赏或表达方面处于弱势，所以有必要通过对比迁移提高自身能力。

（二）归纳迁移

语文教学中，很多知识都是相通的，许多同学都有这种感觉：在做题或学习新知识时，总会对某些内容似曾相识，但具体又说不清楚。这主要是缺少归纳。将平时积累的知识大致归纳分类，万变不离其宗，掌握了内在规律，便可将旧知识运用于新知识之中，对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比较有利。而且，学生在归纳中会建立起自己的知识架构，为以后的学习提供便利。如列子《愚公移山》中有“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之句，姚鼐《登泰山记》：“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阴阳”学说在古代尤为重要，多用来表示事物的两面。山水中的阴阳，通常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在学习中应对此归纳总结，在以后遇见时就能避免许多麻烦。

文言文是中学语文中的重点和难点，尤其是实词和虚词，以及各种句式活用较难掌握。但其理论知识有限，多数文章都可套用，所以在平时学习中应做好积累归纳的工作。如诸葛亮《出师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木兰诗》：“木兰当户织”；《陈涉世家》：“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这些文章中都有“当”字，但其意义不同。包括其他各种句式，如宾语前置、状语后置、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等，都应把握其内在规律就，归纳总结，在学习新知识时，才能将掌握的理论知识嫁接到新知识中。

（三）延伸迁移

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将所学知识用于实际中去，教师应走出课堂，带领学生走向生活。在教学中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其主动探究精神，能够活学活用。如此既能贯通教材，又能了解当前社会，对学生以后生存大有裨益。如《孙权劝学》《伤仲永》《范进中举》都与读书学习有关，其中的某些现象在当今社会不会再现，但文章所讲述的哲理在当今依然有很大用处。教师应诱导学生主动探究，吸取文章中的有益因素，如需要多读书，但不能读死书，更不能死读书，还要勤奋、实践等。如此，不仅能帮助学生学习知识，对人生也有很大帮助。

又如，《端午日》一文对赛龙舟场面进行了描写，采用正面描写（外貌描写和动作描写）刻画出了桨手、带头的、锣鼓手各自的特征，表现出比赛场面的紧张、热烈，突出了奋力争先的拼搏精神；同时，还通过想象“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小说故事上梁红玉老鹳河水战时擂鼓的种种情形”，侧面烘托了比赛场面的热烈。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是本文的一大写作技巧，文中追鸭子的活动并未展开描写，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因此，教师可抓住这个契机，设计一个拓展延伸的小练笔“结合生活经历，运用正面和侧面描写方法写一段追鸭子的场面”，将课文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提高学生学习的迁移能力，从而使教师的“为迁移而教”和学生的“为迁移而学”默契地结合。

三、结束语

迁移理论强调知识之间的联系和互相影响，中学语文知识较多，需要经常巩固、归纳、连接，形成系统化的知识网，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可见，迁移理论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可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其实践能力。所以对教师也提出了新要求，如完善自身知识结构、制定合理可行的教学计划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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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文性是一种新的文本理论,它把文本看成一个开放的世界,认为不存在文本,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论新视角促使人们以新的方式去关注文学作品的阐释问题,在文学解释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互文性;文学解释学;对话

互文性是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它是由法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朱丽娅克 里斯蒂娃首先提出的,她深受俄国后形式主义理论家巴赫金“对话”思想的影响,并把巴氏“对话”理论引入符号学和文本研究中,率先提出“互文性”这一概念。

互文性强调文本的开放性,与结构主义强调文本封闭自足的观念不同,它把文本看成一个开放的世界,认为不存在文本,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并强调文本的意义来源于文本之间的关系,要在交际关系中发掘和解读作品的意义。虽然互文性在文学研究中更多的被用于描述文本间的关系,但它也促使人们以新的方式关注文学作品的意义阐释问题,在文学解释学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传统解释学认为,意义是文本自身固有的,它不以解释者的理解与解释为转移,要求解释者在阐释文本时,克服主观偏见,摈弃所处历史语境强加的限制,投入到作者原有的处境,客观地理解和把握文本的意义。而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解释学则强调理解的历史性,认为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人总是历史的存在着,任何人在进入解释过程时都不是一块白板,都是带着“前见”进入解释过程中去的。“每一个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因为这文本是属于整个传统的一部分。” [1]由于解释者“前见”的存在,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与鉴赏就会千差万别,所以说理解的历史性意味着文本意义多元化解释的必然性。

现代解释学从解释者的立场出发,赋予了解释者更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在“文本―读者”这个链条上,现代解释学尤其强调读者自身的历史性是文本产生多元意义的重要因素,把“读者”看成是文本产生多元意义的关键点,这一点较之传统解释学,具有更大的开放性与动态性。另外,从互文性理论来看,文学传统就像消费资料、生产的原材料,文学创作者借用拼贴、引用、戏拟等创作手法,利用它们缝制出新的文本。“互文性”使创作者“寄生于”他之前的所有文本,以及这些文本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哲学等精神内涵和意义,使创作出的文本成为集众多内涵、语境、语意为一体的“集合体”。引用、拼贴、戏拟等都是一个文本指涉另一个文本的方式,由于这种指涉作用,文本的边界不再是一个独立文本自身的范围,意义也不再是自足的,而是文本之间相互参照,彼此关联,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在此网络中,文学文本成了无主体的话语实践,“作者―文本”这一链节中,作者失去了对文本意义的权威决定作用,由此,也对传统解释学试图解释作者原意或作品原意的理想给了有力打击。

在分析了现代解释学中解释者的自身状况和互文性中的文本存在状况后,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发现“文本―读者”这一关系中存在着两种局面:1、互文性使文本意义具有开放性、多元性;2、读者的“前见”,使得对文本的解读具有丰富性。在这里,我们得注意一下现代解释学的另一个核心观念“对话与交流”。文学解释学的对话交流观把读者及其对文本的阅读和阐释提升到了文学本体研究的前台,也即是认为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不是文本的“独白”,而是二者的“对话”。文本以“准主体”的身份进入“文本―读者”的“我―你”对话中,从而使文本向一切对象开放,这样文本便开启了阐释多样性的一切可能,使文本的意义进入无限生成之中。当文本、读者处在具体的阅读阐释中时,二者便把自己的开放性与丰富性呈现给对方,并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可想而知:读者会因其自身的丰富性因素而对文本阐释出多种意义,文本也会由于互文性关系的存在具有多种被阐释的可能。

上述情况的出现,也许会出现这样一个疑问,文本的开放性和读者的历史丰富性会不会导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呢?这样势必会引起文学作品解读的混乱状态,解释也会被看成解释者的任意行为。其实不然,互文性将文本间的互涉、互动看作是文学与文化的基本构成因素,强调在交际关系中发掘和解读作品意义。另一方面,在现代解释学中,伽达默尔提出了“视界融合”的重要观点,认为解释者的“前见”是理解的基础,解释者在此基础上对当前解释的可能性进行设计。当解释者带着“前见”与作为“他者”的文本相遇时,文本作为一种异质的、生疏的存在向解释者“倾诉”,于是,解释者与文本开始了对话与交流过程。在交流对话中,文本的视界与解释者的视界都超越了原来的视界,达到了一个全新的视界高度,也即所谓的“视界融合”。在此过程中,解释者的前见在融合文本的视界之后,进行了深化和修正,在原先前见的基础上对文本形成一种新的理解与解释。因为解释学把对文本的解释看成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的过程,所以对文本的解释没有一个最好的、绝对的解释,而只有一个比较好的、相对客观的解释。

总之,即使有互文性关系的存在和解释者丰富的主体因素的参与,对文本的解释也不会呈现一派混乱错杂的局面。相反,这种状况的存在,更能增加文学解释的挑战性和魅力,使解释者在对文学的解读中,充分发挥主体因素,在美的享受中达到对文本的理解与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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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犯罪中止成立要件责任依据

日本刑法学家平野龙一认为:“中止犯在整个犯罪论中或许不一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现在也并非特别紧急的问题。但是，中止犯集中体现了犯罪论的各种论点。犯罪论所讨论的是具备什么要件时，才能科处刑罚，而中止犯所讨论的是具备什么要件时减轻或免除刑罚，可以说，这是‘反过来的犯罪本身’。”正是因为犯罪中止理论中的许多问题与刑法学的根基和本源紧密相连，所以多少年来它一直是刑法学领域中一片极具吸引力和争议性的园地。本文拟对犯罪中止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

一、各国刑法中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概览

(一)外国刑法中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简介

在英美普通法中，对犯罪中止通常作未遂罪处理，在处罚上也不做任何特别考虑。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有大约半数州的刑事制定法允许被告人把非外来障碍致犯罪未完成的情形作为无罪辩护的理由。在美国尚有一个州的刑事制定法明确否定犯罪中止可作为辩护事由。但已有九个州的法院以判例法形式否认了中止犯的可免责性，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判例是LeBarron.Stcote案。

1965年3月3日傍晚，被告人LeBarron在一座铁路桥的中央劫持了正匆匆走过桥的一名叫JodeanKand的妇女，告诉她如果不出声就不会受到伤害，为了使自己不受伤害，这名妇女只好不情愿的随他走到铁路桥的尽头，并被推进桥旁边的一个小棚屋。在屋中，被告人告诉受害人:你知道我需要什么。随即他脱下自己的裤子，并开始脱受害人的裙子。在保证自己绝不会叫喊后，受害人告诉他她正在怀孕，并恳求他放过自己，否则会伤害自己腹中的孩子。听到她的恳求后，被告人用手抚摸了她的腹部，并将她拉到屋门口的光亮处，这时他发现受害人确实穿着贴身的孕妇装。在警告被害人不要报警，否则他会杀死她后，被告人随即让她走了。在法庭上，被告辩称指控他犯有罪未遂是没有充分根据的。首先，他在完全有机会和受害人发生关系的前提下停止了这种努力，其次，导致他放弃自己意图的因素是受害人正在怀孕，这一因素不应被视为外来障碍，他中止犯罪的原因来自他的内心。被告人的辩护理由最终未被法庭认定，他被判处不多于15年的监禁。LeBarron提出了上诉，但仍被上诉法院驳回。

在大陆法系国家，最早规定中止犯的立法例是1871年《德国刑法典》该刑法典是将犯罪中止作为犯罪未遂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加以规定的，并确立了中止犯免罚的处罚原则。该法对大陆法系大部分国家的刑事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大陆法系大部分国家的刑事立法都是将中止犯纳入未遂犯的规定之中。对待未遂犯的态度和处罚原则，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立法大致采取了以下几种模式。

1.中止犯不以犯罪论。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2条规定：“凡未遂之重罪，已表明于外部行为并继之着手实施，仅因偶然或非出于犯人本意之情况，而中止或未产生结果者，以重罪论。”这条规定中虽未明确规定犯罪人因己意中止犯罪的不以犯罪论，但从该法中没有中止犯的规定和处罚原则，而该法又奉行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看，当然可得出上述结论。新修订的法国现行刑法仍然沿袭了1810年刑法的传统，对中止犯不以犯罪论。法国的司法机关也不追究中止犯的刑事责任。

2.规定中止犯在只有其行为或结果构成其他犯罪时才以其它罪加以处罚。1929年《苏俄刑法典》第19条规定：“如果犯罪行为没有实施，是由于打算实施这个犯罪行为的人自动放弃实施的时候，法院应当依照未遂犯或预备犯实际上已经完成的行为，来决定适当的社会保卫方法”。该条规定有两大特色：一是未将中止犯规定于未遂犯之中，而是将其独立规定为一种犯罪未完成形态，中止犯的范围，不仅包括已着手实施犯罪后自动放弃的情况，也包括在犯罪预备阶段放弃犯罪的情形。这一规定对我国的刑事立法产生了影响。二是对中止犯的处罚，不是作为一种未完成罪处理，而是按犯罪行为构成的其他既遂罪处罚。如自动中止妇女的，因其中止系为己意，故不构成罪。但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已构成猥亵妇女罪，故应按猥亵妇女罪的既遂处罚。对此种处理模式，我国学者曾提出如下意见：以实际危害结果认定中止犯性质之所以不正确，主要是（1）它违背了认定犯罪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理；对中止的处罚是对其中止前危害社会行为承担责任，先前行为是在原来的犯意指导下进行的。行为与犯意的性质是一致的，如果以犯罪过程中造成另外的危害结果确定犯罪性质，必然会产生客观归罪的弊端。（2）它会使有些中止犯无法处理而宽纵犯罪分子。就有损法律的尊严，也是罚不当罪的表现。

3.规定中止犯可减轻处罚。如1971年《瑞士刑法典》第21条款规定：“犯罪未完成如果由于行为人之本意者，得不依未遂犯处罚。”该法第22第2款规定：“行为人由于己意致力于避免犯罪结果之发生，或阻止其结果发生者，得减轻其刑。”

4.规定中止犯应减轻或免除处罚。如《日本刑法典》第4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而未遂的，可以减轻其刑，但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中止犯罪的，应当减轻或免除刑罚。”《韩国刑法典》第26条规定：“行为人已着手犯罪行为之实行而因己意中止或防止结果发生者减轻或免除其刑。”5.规定中止犯免除处罚。如《德国刑法典》第24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己意中止犯罪之继续实行或防止犯罪之完成者，不受未遂犯之处罚。”

不难看出，不仅两大法系对中止犯的态度迥然不同，大陆法系不同国家的刑事立法对中止犯的构成条件和处罚原则的规定也存在重大差异。

（二）我国刑法中的犯罪中止形态

据学者们考证，自唐律以来，我国刑法中已经有了近似现代刑法中区分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的规定，却惟独未有犯罪中止形态和处罚的明确表述。直至清朝末年，20世纪初叶，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受命主持修律时，由其主持修订的《大清暂行新刑律》第18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己意中止者，准未遂犯论，得免除或减轻本刑。这一规定系模照德、日刑法将中止犯规定为未遂犯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未将其规定为一种独立的犯罪未完成形态。

建国后，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中首次提出了“中止犯”的概念，该大纲第14条第2款规定：“犯罪未完成，系因己意中止行为或防止结果之发生者，为中止犯，免除处罚。”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第6条规定：“不论什么犯罪，在实行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行为的继续进行和有效地阻止了犯罪结果发生的可以免除处罚。”该条规定将犯罪中止限定于“实行犯罪的过程中”，这一点于德日刑法的规定极其相似。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22稿第21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或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应当免除或减轻处罚。”我国1979年刑法第21条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与57年刑法草案第22稿的规定无任何差别。1997年3月14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修订后的刑法第24条对1979年刑法第21条做了两处修改：一是对犯罪中止的构成要件，将“在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改为“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新刑法中的上述改动，避免了在同一法条中相同词语语义上的不一致，从语言学上讲无疑是成功的。二是对中止犯的处罚，由笼统地规定应当“免除或者减轻处罚”修改为“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这一规定既是我国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也使司法实践中对中止犯的处罚有了更明确的标准。

二、犯罪中止的成立要件

（一）犯罪中止的成立要件概说：

如前所述，大陆法系各国刑法对中止犯的态度和处罚原则表现出较大差异。但是，对中止犯的成立条件的表述大部分国家的刑法规定较为一致，构成中止未遂一般来说应具备如下条件：（1）行为人已着手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2）犯罪未完成是由于犯罪人自觉地否认了其犯罪意图。（3）未发生侵害结果。这就要求犯罪人在犯罪行为未实行终了时停止行为的继续实施，或在行为实行终了后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上述三个条件，因为高度概括，所以并不能给实践中在认定中止犯时为其所面临的重重复杂情形提供明确的判断依据。对中止犯的成立条件，在刑法理论界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是如何认定犯罪人是否自动中止犯罪。对于判断犯罪人“自动中止”的标准，在刑法理论上有四种学说：

（1）主观说此说以犯罪人对妨碍其犯罪得逞的客观障碍的认识作为判断标准。其依据便是采用了德国学者弗兰克提出的弗兰克公式：“能达目的而不欲时，属于中止未遂；欲达目的而不能时，属于障碍未遂。”根据该说，如果犯罪人放弃犯罪是因为他主观上认为存在妨碍其行为得逞的客观障碍，即使这种障碍并不存在，仍不能认定犯罪人系出于己意自动中止犯罪。如果犯罪人主观上并不认为存在其完成犯罪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停止了实行行为或防止了结果发生，即便客观上存在使其犯罪意图无法得逞的障碍，仍应认定犯罪中止成立。至于促使犯罪人中止犯罪的动机是什么，则非所问。虽然有权威学者和判例采取主观说，但是主观说还是受到批判。对该学说的批判主要是通过批判主观说的基准--弗兰克公式来体现的：第一，弗兰克公式中的能与不能是一种可能性概念，至少可以在两个意义上作出解释，其一是伦理的可能性，其二是心理、物理的可能性。例如，儿子决意杀害父亲，已经向父亲瞄准了，但没有开枪。如果单纯从心理、物理的角度而言，开枪是可能的，但从伦理的角度而言，开枪是不可能的。于是，适用弗兰克公式时会因角度不同而得出甚至矛盾的结论。因此弗兰克公式并不能准确地区分障碍未遂和中止未遂。第二，即使将弗兰克公式中的能与不能限定为心理、物理的可能性也存在疑问。例如，甲将丙误认为乙，以杀害乙的意思对丙实施刺杀行为，但马上发现对象弄错了，便立即停止了继续刺杀行为。如果单纯从能达目的而不欲的基准来判断的话，甲的行为属于中止未遂，但这种结论是有疑问的，在这种场合必须分析行为人不欲的动机。从上可以看出主观说对自动性的认定并不明确。

（2）限定主观说该说认为只有在犯罪人放弃犯罪系出于惭愧、内疚、同情、怜悯等广义的悔悟时才成立犯罪中止。该学说只是把主观说中的能与不能限定于伦理道德方面的可能性。限定主观说的主要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自动性和伦理性相混同，混淆了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的界限，对犯罪人提出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要求，实不可取；二是将广义悔悟作为中止犯的成立要件，没有法律根据；三是过于缩小了中止犯的成立范围。如平野龙一指出：限定主观说将中止犯视为责任减少或消灭事由，其结果导致即使既遂也应以中止犯论处，这与现行刑法相矛盾，也忽视了奖励中止的刑事政策效果，而且刑法并没有将广义的悔悟规定为中止犯的成立条件，故限定主观说缩小了中止犯的成立范围，违反了刑法的谦抑性。

（3）客观说其基本观点是，对于行为人放弃犯罪的原因，应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进行客观评价，若该原因在一般经验上对行为人的意思没有产生强制性影响，而行为人放弃犯罪时就是犯罪中止。其判断基准是：如果当时的情况对一般人不会产生强制性影响（或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放弃犯行时），而行为人放弃犯行的就是中止犯，如果当时的情况能给一般人产生强制性影响（或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犯行时）行为人也放弃犯行的属于障碍未遂。只是一味的以一般经验上是否产生强制性影响作为是否基于自己意志的标准，显然导致刑法所规定的主观要件失去了意义。

（4）折衷说该说的基本观点是认定是否基于自动性时，必须考察行为人对外部事实是如何认识的，再根据客观标准判断行为人的认识，探讨外部事实对行为人的意志是否产生了强制性影响，如果产生了强制性影响就是障碍未遂；如果没有产生强制性影响则为中止未遂。其判断基准是，虽然认识到了外部事实，但根据客观标准想实施的话仍然可以实施时成立中止犯；认识到了外部事实，根据客观标准想实施也不能实施时成立障碍未遂。上述观点较之于单纯的主观说和客观说，其优点是很明显的，我们不妨认为，这种折衷表现了现代刑法学的成熟，它不再是一味地追求理想、追求一种虚无飘渺的正义，而是意识到刑法根植于特定的环境，总要带上时代的烙印。所以，折衷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更具前瞻性和发展动力。

(二)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中止成立条件问题

我国学者对中止犯成立条件的论述，虽然在文字表述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基本内容并无太大出入。根据我国刑法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成立犯罪中止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犯罪中止须发生在犯罪过程中。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犯罪中止的时间界限为在犯罪过程中，但对于什么是犯罪过程并没有立法上的明确解释。“犯罪过程是一个总概念，这里指的是犯罪行为过程也即在犯罪准备或着手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如果犯罪已达既遂，或者在有结果的犯罪中，危害结果已经产生，那就不可能发生中止的问题了。”可以看出，只有在犯罪预备过程和着手实施犯罪但没有达到既遂之前才可能成立犯罪中止，而在犯意表示阶段和犯罪既遂的情况下，都不可能出现犯罪中止的情况。有学者指出，在理解犯罪中止的时间界限上，“有一个误解应该澄清，就是某些刑法论著在论述犯罪中止的时间性时，总是惯于强调中止犯发生在犯罪结果出现以前。这一提法不够确切，不能全面概括中止犯的时间界限。中止犯只能发生在犯罪既遂之前，才是正确的结论。犯罪既遂与犯罪结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我国刑法规定的某些犯罪的既遂并不以犯罪结果的发生为条件，如阴谋犯、行为犯、危险状态犯等，未发生犯罪结果也成立犯罪既遂，即犯罪已经完成。如果对于这些犯罪形态的中止也以犯罪结果发生作为终限时间，则意味着在犯罪完成以后还可以成立中止犯，这是不合适的。”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刑法中的确存在以法定结果是否发生来衡量是否完成犯罪的情况，如结果犯。对于这种犯罪而言，结果发生之前，有效予以防止的即可以成立犯罪中止的表述，实际上并没有错误。关于犯罪中止时间性的争议突出表现为危险犯与间接故意的中止形态认定问题，后面将就此加以详细阐述。

2.必须是自动中止。关于判断犯罪是否系自动中止的标准，笔者国刑法学的通说是主观说，但我国刑法理论上对于行为人放弃犯罪的原因，即犯罪的动机，何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是处于行为人自己的本意也有不同的认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绝对自动论。认为自动放弃必须是在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自我主动放弃犯罪。如认为犯罪中止的自动性是指“人们的活动完全是受自己意志的支配，而不受自己意志以外的因素影响。”因此，诸如在被害人的哀求、警告或别人的规劝下停止犯罪活动的，都不能成立犯罪中止。(2)内因决定论。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即外界因素对犯罪的完成只是一种条件因素，而最终决定放弃犯罪活动的还是行为者本人。因此，即使客观上存在影响犯罪进行的不利因素(例如被害人的斥责、呼救、认出犯罪人等)，只要行为人事实上放弃了犯罪行为，仍应当以中止犯论。(3)主要作用论。认为各种外界因素对犯罪人犯罪意志的影响不可能等同，有的足以迫使行为人停止犯罪，有的却不能改变其犯罪意图。因此，只有查明意外因素在行为人主观意志中所占比重的大小，才能正确判断犯罪的形态。(4)无意义论。认为“引起犯罪中止的原因对于中止犯的成立没有意义。犯罪意图的产生与消灭都是基于一定的原因。中止犯的核心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打消犯罪意图，客观上放弃犯罪活动。至于促使行为人打消犯意、放弃犯罪的原因，不是中止犯的特征。”(5)综合考察论。认为在具有外界因素的场合，判断犯罪没有完成或危害结果没有发生，究竟是行为人被迫停止犯罪，还是自动放弃犯罪，既不能纯粹从外界因素方面着眼，单纯考虑外界因素的影响而不承认行为人主观上的决定作用;也不能一味强调行为人的意志作用，而忽视外界因素的强制作用，而应当根据行为人对事实的认识情况，结合外界因素的性质及表现形式，分别不同情形，加以认定。

我认为，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促使行为人放弃犯罪意图、停止犯罪的原因，正如第五种观点所指出的，并不影响犯罪中止“自动性”的成立。但是，行为人放弃犯罪意图、停止犯罪，事实上不可能不受外在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完全是由于行为人自己“想象”而决定的。即使是由于行为人在准备犯罪过程中或已经着手实施过程中的良心发现而停止犯罪，或自动有效阻止结果发生的，就不能说不是因为行为人由于受到某种教育这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人所实施的任何行为的意志，包括决定中止犯罪的意志，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人的意志活动虽然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但这种自主性和能动性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之上的。因此，完全否定客观因素对行为人放弃犯罪意图、停止犯罪所起的影响作用是没有道理的。所探讨的问题只是在决定停止犯罪行为的当时有无客观因素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正是因为如此，不考虑外在客观因素对于行为人犯罪意志的抑制程度，只从客观上看行为人只要放弃犯罪意图、停止犯罪的实施，就成立犯罪中止，同样是不科学的。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笔者认为第五种观点要求具体分析客观因素对行为人意志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将其作为认定自动性的标准是比较合理的。

3.必须是彻底放弃犯罪。所谓彻底放弃犯罪，是指犯罪人主观上彻底打消先前的犯罪意图，客观上彻底放弃了自以为可以完成的行为，或防止了侵害结果的发生。凡意图暂时搁置犯罪意图，停止犯罪行为而待将来继续进行的，不论处于何种动机，均不成立中止犯。但是彻底放弃犯罪是针对所实施的罪而言，而并非指彻底放弃所有犯罪意图，决心以后永不犯罪。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对于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犯罪中止，是否只能发生在犯罪行为实行终了这一特定的时空条件之后，通说认为，这是特殊的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行为实行终了结果尚未发生之前。笔者认为，从法律关于“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规定而言，虽然在尚未实行终了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只要出于行为人的本意放弃实行行为，就可以符合“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要求，但立法并没有限定只能在犯罪行为实行终了后才能实施“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例如，故意杀人已经致人重伤，如果不抢救则可能造成死亡，行为人只是消极的放弃故意杀人行为，但不予以抢救是不行的，必须实施积极的抢救行为才能阻止死亡结果发生。在该种情况下的犯罪中止，仍然属于这种特殊的犯罪中止。因此，我认为，只要是在结果发生之前，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就应当符合“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这一犯罪中止的要求，而不须限定在犯罪行为实行终了后结果尚未发生之前。

对于“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而实施的积极的作为是否只限于行为人本人的行为的问题，我国刑法理论上同样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必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阻止结果发生的，才能成立犯罪中止，如果虽然想阻止结果，但结果是因他人的行为或其他力量的阻止而没有发生，不成立犯罪中止。因此，只有行为人采取的积极阻止的措施奏效，才能成立犯罪中止，否则应当构成犯罪未遂(或既遂)。第二种观点认为，成立中止犯所要求的，只要是足以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作为即可。如果行为人实施了以避免犯罪结果发生为目的的积极作为，努力避免犯罪结果发生，而事实上由于其他原因，导致行为人的积极努力与犯罪结果未发生不具有因果关系的，也应当认定为犯罪中止。如果行为人没有实施足以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或者假意避免犯罪结果发生而不采取有效行为的，均不足以构成犯罪中止。第三种观点认为，阻止结果发生的措施必须有效，但是，阻止结果发生的行为则并非只能由行为人一人实施，第三者与行为人共同采取措施防止了结果发生的，行为人仍然成立犯罪中止。只要行为人的阻止行为对于防止结果发生起到了关键作用，就可以认定行为人采取积极措施防止了结果发生。即对于犯罪中止的有效性，“不能机械地理解为犯罪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免了危害结果的发生。事实上，除了非暴力性犯罪以外，在大多数暴力性犯罪案件中，单凭犯罪者一人之力，往往很难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因而常常需要他人的协助。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犯罪人真心实意地想放弃犯罪，并且确实为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措施，即使有他人的帮助，也不影响其犯罪中止的有效性。”基于我国刑法的规定，要求行为人采取的措施须有效地阻止结果的发生，这是我国学者一致的观点，但在是否要求必须是由行为人本人阻止结果发生，从设立犯罪中止刑事政策的意义上看，我认为以更为宽松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更有利于鼓励行为人中止犯罪，因此，第三种观点是合适的。

三、犯罪中止形态的若干具体问题研究

（一）间接故意犯罪中有无犯罪中止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国刑法学界鲜有持肯定态度者，理由是“间接故意犯罪由其主客观特征所决定，不可能存在未完成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这些犯罪停止形态。先从主观方面分析：间接故意犯罪主观要件的特点，是表现为对自己的行为所可能造成的一定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持‘放任’的心理态度，即听之任之，发生与否都可以的心理态度……根本谈不上对完成特定犯罪的追求，也就谈不到这种追求的实现与否。而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形态的行为人，原本都存在着实施和完成特定犯罪的犯罪意志与追求心理。可见，间接故意犯罪主观上的放任心理是不符合犯罪未完成形态的主观特征的；再从客观方面考察:犯罪未完成形态，由于行为人完成犯罪的意志以外的原因的阻止或者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意志，而使犯罪停止在未完成的状态下。间接故意犯罪由其主观放任的心理的支配，而在客观方面不可能存在未完成特定犯罪的状态，因为客观上出现的此种状态或彼种结局都是符合其放任心理的，因而这种案件是应以行为的实际结局决定定罪问题。这样间接故意犯罪里也就没有了犯罪未完成形态存在的余地”。但也有学者认为“间接故意犯因无犯罪意图可言，若认为犯罪中止是指犯罪人放弃了犯罪意图，自然不发生间接故意犯中止犯罪的问题。

但所谓中止犯罪，应理解犯罪人对其先前犯罪心理的否定，而不应限于犯罪意图。故倘若犯罪人在放任心理支配下导致某具体法益处于危险状态，不采取措施必然导致危害结果发生时，若犯罪人此时心生悔悟，遂采取措施避免了犯罪结果发生的，应认定成立犯罪中止。如:行为人在山上打猎时，看到野兽旁边有牧童贮立，基于一种放任心理，行为人开枪朝野兽射击，结果竟将牧童打伤，生命垂危，此时行为人积极采取抢救措施，将牧童送至医院抢救，而使其脱险的。若否认间接故意可成立中止犯，故对行为人只能视为无罪。这样处理显然宽纵了不法行为人。故愚以为我国刑法界通说在间接故意犯罪可否成立中犯罪中止问题上所持观点不妥。”笔者认为，如果肯定论者同意我国刑法理论对放任心理态度的界定，则其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理由是:(1)间接故意放任心理所认识到的可能性应当是“全方位”的，即“明知”的是可能发生这种结果，也可能发生那种结果，也可能不发生任何结果，这都在其认识之中。正因为如此，在没有发生一定结果之前，行为人在实施其“放任”行为而没有发生任何结果的情况下，其行为还不能说就是犯罪行为，何以认为其心理活动就是间接故意的犯罪心理?又根据什么事实可以得出在发生伤害结果时，实施的抢救行为是对“其先前犯罪心理的否定”?(2)理论和实践中，间接故意犯罪的成立是就所发生的结果被认为是“放任”发生的结果。只有在该种情况下的心理态度，其犯罪心理的间接故意的“放任”心理才能成立。论者如何得出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那时那刻的心理活动就是“杀人”的间接故意，而不可能是“伤害”的间接故意?或者既不是“杀人”的间接故意，又不是“伤害”的间接故意?间接故意犯罪其放任心理的界定，是就其已经发生的结果而言是“放任”发生的，即最终的结局是何种犯罪结果，该结果才能被认定为“放任发生的结果”。就肯定论者的例子而言，结局是被害人伤害的结果，应当构成的就是出于间接故意的故意伤害罪，如何能够得出“如果行为人不是作为故意杀人罪的犯罪中止来认定就是被认定为是无罪的”这种荒谬结论呢？(3)按照论者的观点，行为人不犯罪或者放弃犯罪的心理“是对其先前犯罪心理的否定”，而所谓的犯罪心理，作为“罪过”的同义语，是应当包括故意犯罪心理和过失犯罪心理在内的。既然认为否定的是前一犯罪心理，是否也可以理解包括否定过失的犯罪心理，如此，过失犯罪理所当然也应当存在犯罪中止形态，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吗?显然论者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肯定说的观点于法于理都是难以成立的。

（二）放弃能够重复实施的侵害行为的定性问题。

在一般刑法论著中，对放弃重复侵害行为下定义的不多见，通常是就下列情况而言:“行为人射杀一人，第一次没有射中，仍有第二次第三次射杀的可能，但行为人却放弃了继续射杀的行为。”对此是定犯罪未遂还是定犯罪中止刑法学界意见不一。我们认为，在讨论放弃重复侵害行为是属于犯罪未遂还是属于犯罪中止之前，应先搞清楚其成立条件及其特征：一是客观上，首次实施的侵害行为未能发生预期的危害结果，同时必须存在着继续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这里所谓的“继续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是指既包括继续利用和使用犯罪工具和方法的可行性，也包括再度重复实施行为的环境的可能性。利用和使用工具或方法的可行性，即是指行为人使用的犯罪工具和方法，具有较大杀伤性且能够反复予以利用，如使用枪支、匕首、大刀，采取刀砍、斧剁等犯罪方法。只要行为人采取的犯罪工具、方法具有实施一次侵害即足以达到犯罪既遂可能性的，均可能存在放弃重复侵害行为问题。所谓再度重复实施行为的环境的可能性，是指在客观上存在继续实施犯罪行为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如侵害对象、时间、空间、无关系的第三人以及行为人本人生理等条件，不存在足以影响行为人继续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二是主观上，放弃重复侵害行为的行为人必须清楚认识到自己本来是可以重复侵害，继续实施犯罪行为而不再继续实施。这里的认识，应当全面包括了诸如对侵害对象，犯罪工具和造成危害后果的大小等事实的认识，只有在这种认识下而放弃本来可以重复，继续实施的犯罪行为，才有放弃重复侵害行为发生的可能。如果行为人是由于某种认识错误而所谓的放弃重复侵害行为，一般都不可能构成重复侵害行为，而应当按照主观上的认识错误的理论和实践来对待。同时，这里的行为人的认识，理应包括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还没有完成这一事实而自动放弃重复侵害行为，如果行为人不管是正确或错误地认为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经完成，那么，行为人既不可能继续进行犯罪，也不会发生放弃重复侵害的问题。

从放弃重复侵害行为的这些条件和特征出发，我们认为，放弃重复侵害行为应当属于犯罪中止而不是犯罪未遂，理由有三：第一，放弃重复危害行为完全符合自动中止的条件。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中止具有自动性、时间性、有效性的条件。放弃重复侵害行为是以侵害行为有重复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为条件的，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而放弃重复侵害行为，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自动性是十分明显的。同时，从时间上看，放弃重复侵害行为是发生在犯罪实行阶段，是犯罪行为尚未实行终了的过程中。另外，从犯罪中止所要求的有效性和彻底性上看，行为人是在实施一个或数个行为而未达到结果时，在可以继续重复侵害行为的情况下彻底放弃侵害行为的完成或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可见，放弃重复侵害行为与犯罪中止的条件是完全吻合的。第二，犯罪重复侵害行为是在出于一个犯罪目的的支配下可能实施数个同态动作之间所形成的统一连续过程。我国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某个具体犯罪行为，往往不是指的一个动作而是数个动作的过程，或曰数个动作的连续与统一，既然如此，在这种作为一个整体的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如果行为人自动放弃可以重复的侵害行为，并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视为犯罪中止无须置疑。而认为放弃重复侵害行为属于犯罪未遂的话，就等于把动作的过程分割了开来，就有可能造成打一枪未逞为一个杀人未遂，打二枪未逞又为一个杀人未遂，照此推理，如果数弹都未逞，则要构成数个杀人未遂了。这显然是荒谬的。第三，承认自动放弃重复侵害行为是犯罪中止，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也是必需的。如果将其视为犯罪未遂，就可能使犯罪人觉得第一枪未射中，但自动停止下来还是犯罪未遂而不是犯罪中止，还不如继续犯罪，如果最终仍未能杀死被害人也还是犯罪未遂。而事实上，这两种未遂在主观恶性上是具有本质区别的。如此做不利于贯彻我国关于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立法精神，不利于区别对待犯罪人，也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不利于打击犯罪，更不利于阻止犯罪减少犯罪的危害性。

（三）关于共同犯罪中部分成员中止犯罪的界定问题。

有学者认为共同犯罪人中有一人或数人想成立犯罪中止，除了自己放弃犯罪行为外，还应说服其他犯罪人也放弃犯罪行为，或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因为从主观上讲，共同犯罪人之间存在犯意联系，从客观上讲，其犯罪行为相互支持，故每人对全体成员的行为都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一人径自中止了犯罪行为，若其他人仍然将犯罪实施完毕，因为犯罪已达既遂，故对独自中止犯罪行为者也无认定为中止的法律依据。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要求对欲中止犯罪的人来说过于苛刻，而主张只要犯罪人消除了因自己的参与而使其他犯罪人完成犯罪带来的有利影响，即应认定成立犯罪中止。如:两人相约同去盗窃，一人入室盗窃，一人在门口望风，望风之人欲成立犯罪中止，只需在另一人入室前告知自己欲放弃犯罪，不在为其望风即可。再如，一人欲去杀人，另一人为其准备匕首，后者欲中止犯罪，只需将匕首取回即可。只要消除了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完成犯罪形成的便利，便视为已脱离了共犯关系。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但需要强调的是，对引起他人犯罪意图的人(如教唆犯，其他组织策划作用的主犯)而言，只要说服他人放弃了犯罪意图，或有效地防止了犯罪发生的，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

四、犯罪中止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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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中医药的角度来看

有机化学是药学研究与药物应用的有力工具。用于临床上的大多数药物（包括合成药、生化药、天然药等），其主要成分几乎都是有机化合物。因此，合理使用各类药物，充分发挥药物的临床治疗效果，避免由于药物使用不当引起的不良反应，这都需要我们了解及掌握药物的化学结构与性状。有机化学同时也是中药研究与创新的必备手段。中医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继承与发扬中医药在治疗疾病的优势与特色，深入研究中药的作用机制，充分发挥与应用中药的特长，开发与创新临床上有效的中药新品种，是我国医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临床上使用的中药方剂组成成分复杂，同一种中药出现在不同的方剂中其所起的功效不同，这与中药本身含有多种成分有关，可以说一种中药自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复方。比如:中药的配伍，即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中药组合使用。在熬煮中药的过程中，药与药之间发生了某些相互作用，其实也就是发生了化学反应，使中药材中原有的主要成分结构发生了改变，而结果是有的增进或减低了原有药效，有的则抑制或消除了毒性和烈性。因此，弄清每种中药的有效成分对临床用药是多么的重要。这也就是需要我们好好学习有机化学的又一原因了。

(2)从化学学科的分类上来看

有机化学在大化学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大化学包括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在大学的课程安排中，都是先学习无机化学，然后再学习有机化学，最后学习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即没有有机化学的学习，是学不好物理化学和分析化学的。有机化学还是中药相关专业学生考研的一大必考科目，考研的同学只有在学习有机化学时打下坚实的基础，掌握学习方法，才能取得优异成绩，从而成为顺利通过考试的一个关键。由此看来，无论是从有机化学的历史上、从它与生活的联系上，从它在临床用药上、在中医药的研究领域上还是在大化学中的作用上、在学生考研上，它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2学好有机化学的方法

有机化学虽然知识点多、记忆困难，但是只要你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学好它不是问题。

2.1首先，要做好学生的本职工作——课堂上认真听讲

做好笔记(1)听课是学习过程中的核心环节。在有机化学体系中，各部分知识是相互联系的，如果对某些知识不了解，那么在学到与之相关的知识时就会特别吃力。例如，醇、醛、酮这几章节的内容没学好，后面再学习糖类化合物这一章节时就很吃力。因为物质结构决定物质性质。糖类是多羟基醛（酮）及其缩聚物和它们的衍生物，糖的结构中含有醇羟基、醛基和酮基，它同时具有醇和醛、酮的性质。因此课堂上能不能跟随老师思路，不错过老师讲的每一个知识点，是决定学习效果的关键。(2)老师在课堂上会反复的强调某些内容，这些内容一般都是教材的重点和难点，而考试恰恰不都是考重点难点么？如果掌握了这些，在考试中取得不错的成绩应该就不成问题了。(3)老师教学多年，不管是在知识层面上、解题思路上还是在常见错误分析上，经验都十分丰富，尤其是我们的大学教师，他们大部分都是优秀的硕士、博士甚至是教授。在课堂上，老师大都遵循着这样的古训：“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千百年来留下来的古训必定有它的道理。老师除了传授给我们知识外，更多的是传授给我们解决问题的经验与方法。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些经验与方法，定能学好有机化学。

2.2课上做好笔记至于笔记

我建议大家记些老师强调的重难点、解题思路、方法以及例题。不懂的课下可以问老师，即使将来忘记了，还可以再复习。俗话说的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上课时认真听讲、做好笔记，做个有心人就显得特别重要，也许这就会成为你学习有机化学更好的捷径。

2.3课上、课下积极地记忆“记”即记忆

与数学、物理等理科相比较，“记忆”对有机化学显得尤为重要，它是学习化学的最基本方法。这是由于化学本身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系统”——化学用语。如：元素符号、化学式、化学方程式等，对这些化学用语的熟练掌握是化学入门的首要任务，而其中大多数必须记忆。当然不能死记硬背，而要根据不同的学习内容，找出不同的记忆方法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记忆的方法有很多，有理解记忆、有意记忆、联系实验记忆、对比记忆、归纳记忆、趣味记忆、记错记忆等等，这么多方法并不是每个都适合我们，我们要不断寻找适合自己特点的记忆方式，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4做好实验我们都知道有机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

因此,要想学好有机化学就必须先要做好实验。在做实验时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动手，不要眼高手低，而且要学会观察。前苏联著名生理学家巴浦洛夫曾在他的实验室的墙壁上写着6个发人深思的大字：观察、观察、观察！瓦特由于敏锐的观察而看到“水蒸气冲动壶盖”进而从中受到启发，发明了蒸汽机。由此可以看出观察的重要性。在化学实验中，养成良好的观察习惯，掌握科学的观察方法是学好有机化学的重要条件之一。因为实验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动手能力，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掌握反应，从而更轻松地记住反应。

2.5学会思考柏拉图曾说思维是灵魂的自我谈话

华罗庚曾说独立思考能力是科学研究和创造发明的一项必备才能。历史上任何一个较重要的科学上的发明，都是和发明者深入看问题的方法密不可分的。可见在学习知识上，学会独立思考很重要，它会使你对知识有更透彻的了解。尤其是有机化学，更要学会独立思考，要能从个别想到一般，从现象想到本质，从特殊想到规律。

2.6培养信心与兴趣以上的学好有机化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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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说过：“相比解决一个问题，提出问题更为重要”。在历史教学当中，我充分考虑到了学生自主思考、探讨能力，提出了相关具有启发性、开放性的问题；此外，根据新课程历史的相关要求，让学生深入研究教材，针对教材中的难点、知识点以及学生自身的认知与思维特点，设计出能够环环相扣的教学问题，让学生学会思考，逐步的发现历史的本质意义。

例如：在讲《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一课时，在课外，学生肯定对秦始皇这一位伟人有了深刻的了解，无论是兵马俑还是长城，所以在教授这篇课文的时候，也有同学提问到：“老师，秦始皇这样的残暴，虽然有功，但是为什么能够统一六国呢？”在课文中，主要是强调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但是我还是决定让学生自行讨论，并且组织了一次辩论：

正方的：

1、前230年的先灭弱韩：“先取韩以恐他国”。

2、前228年的离间灭赵：郭开诬李牧，赵括代廉颇。

3、前225年的水灌灭魏：王贲引黄河、鸿沟之水灌城。

4、前223年的王翦灭楚：秦王知错能改，姜是老的辣。

5、前222年的北灭燕国：荆轲刺秦，无功不返。

6、前221年的完胜灭齐：孤掌难鸣，一败涂地。

反方的：

1、秦始皇所做的焚书坑儒，灭杀天下才子。

2、修筑长城，累死人民无数。

3、赋税过重。

4、严厉的刑法。

这时候，我将学生引入到秦朝中央集权的制度讨论中来，有了辩论的兴趣激发，很多学生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威信。虽然他的统治是残暴的，但是秦始皇的伟业，自然有很多人去维护他。”学生将的是精彩、大胆，作为老师，我也给予了学生及时的肯定。在这一个提问、讨论、解决的过程中，学生得到的是个性的张扬、得到的是视野的开阔，也能在不断的在自主学习中，挖掘历史的本质。

二、历史意识的重要内容——情感教育

由于客观条件的约束，历史教材中不可能设计到所有的教材相关的史料。所以，在历史教学课堂中，教师应将教材作为参照的基础，选择具有趣味性、能活跃学生思维以及启迪学生只能的材料，真正的让教学内容生动、形象，让教学充满情感的味道。

例如：在说到《》时，为了在课堂中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的情感。在课堂之初，我播放了《在松花江上》这一歌曲。这一首充满离愁别恨的歌曲，主要是为了让学生在聆听悲壮而激昂的音乐的同时，达到一种情感上的震撼，进而对中的家破人亡的苦难同胞产生同情，担忧祖国的命运，对日本侵略的愤怒，将学生带入到发生的事件中去。（如，九一八事件、等等。）在日本那妄图灭掉中国，将其沦为自己的殖民地的思想中，中国人民为了自身的幸福、民族的独立，开展了激烈的。这样的情感教育，能够培养学生民族责任感以及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三、历史意识的落脚点——评析能力

新课程中的初中历史教学目标是：历史教学应当联系到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去，并能够充分的利用历史知识加以理解、认知。运用历史教学，初步培养出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在教学中应注重学生观察历史、评析历史和对现实认知的能力。学生在认知的过程中，能够用历史的眼光去审视过去，正确的看待现实，从而展望未来，形成良好的历史意识，才是初中历史教学的真正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