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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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的目的作为国家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所要达到的目标或效果，在刑法理论体系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既是整个刑罚理论体系的基础，也是整个刑罚制度的精髓。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刑罚目的在总体上主要有惩罚说、改造说、预防说、双重目的说、预防和消灭犯罪说、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说等学说。从根本上讲，惩罚说是单纯报应说的体现，改造说是单纯特殊预防说，双重目的说、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说等是报应和预防结合说的不同表达;预防说、预防和消灭犯罪说都属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结合说。尽管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关系究竟应如何安排存在不同的认识，但是，从总体上讲，目前学界认可刑罚目的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两个方面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讲“双重预防目的说”是现阶段我国刑罚学界的通说。③此外，对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发展趋势，我国刑法学界大多数学者赞同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化的趋势来看，两个预防的关系是朝着特殊预防作用不断强化的方向发展的观点，认为“特殊预防强化，一般预防弱化，应该是一般发展趋势”已成为国内学者的共识。有学者研究了严重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危害性，认为环境侵权行为不仅可能侵害单纯的公私财产、公民的人身权利及相关的环境管理法规，还可能会影响到一个社区、一个地区人群的生存条件，如不采取更加有效的遏制措施，有时甚至会影响到人类的存续，因此，认为“国家在对环境犯罪科处刑罚时理应更加重视的是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而不是特殊预防作用;环境刑法的立法旨趣更应重视的是对规范的维护，而不仅仅是对法益的滞后补偿。”④相应地，在实务领域，有学者对相关实际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议性的改进建议。

⑤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对于环境法对法学理论提出的挑战也有论述，例如，虽然我国大部分学者仍然坚守传统的观点，①否认环境是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②但是，有学者对传统法学理论中的主客体关系对象论提出质疑，认为环境法不仅像传统法律那样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还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蔡守秋先生的“调整观”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③再例如，对于环境法的本质属性，有学者认为环境法不同于一般的权利本位的法律，它应该是义务本位的规范;④在人和自然的关系方面，虽然很多学者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中心主义”颇多质疑，⑤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主张在环境法之中要改正以往的过于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甚至有人开始主张环境法的人与自然环境观应当是“共进的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⑥

二、对于环境法三个“超越”的分析

前述学者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其合理性，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从法理学的角度对环境法学给传统法学所带来的所谓挑战做一个系统的分析。接下来，笔者将尝试着从宏观层面上将环境法对传统法学可能的挑战做一个理论梳理，如果我们将环境法对传统法学的挑战理解为是对传统观点的超越，那么相应地，环境法对于传统法学可能的挑战可以被归结为三个超越。

(一)超越人类的界限———主体之维区分主体与客体是传统法学理论思考的一个基本范式。一般认为，主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客体是主体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指向的对象。近现代科学的研究范式是以笛卡尔、培根和牛顿为代表的“主、客二分法”为主要模板的，这种范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物二分”方法的适用。“人、物二分”法的基本含义在于:首先，这个世界分为主体与客体;其次，人是主体，不能是客体，物是客体，不能成为主体;再次，人有内在价值和意志自由，有法律主体资格或法律主体地位，享有法律权利并承担法律义务;最后，人是第一性的，物是第二性的，人的思想、精神或意志形成物并决定物。这种范式体现在传统的法学理论中就表现在将法律关系的主体界定为在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个人或组织，将法律关系的客体界定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指向、影响和作用的对象。⑦将这样的观点带到环境法领域，人类理所当然地是主体，而自然因素，包括动物、植物在内的因素都统归为客体。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已有的法律制度在解决环境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环境状况并未根本改善，人们开始反思原本的法学理论，认为需要提高环境本身的地位。欧洲绿党的兴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并正在影响和改变着欧洲的政局。⑧中国的学者也在开始关注诸如动物的权利，如2005年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发生以后，学者们以自然物(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的名义提讼。⑨如果说环境问题的被提上议事日程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的话，那么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界限则是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在当前，这个超越可以被视为是对我们主流法学理论的一大挑战。

(二)超越国别的界限———空间之维一般来说，法律是一国之内的，国际法在传统法学理论中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而环境问题绝大多数是超出一国国界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所带来的温室效应是任何国家都逃不开的;阻止臭氧层的稀薄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事务。要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有全球的视野。环境法作为应对环境问题的社会手段，必须要求超越传统上从一个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的立场。一般认为，国际环境法是用来调整国际法主体在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与资源中形成的各种国际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①从该定义可以看出国际环境法的全球性和跨国性。即便是各国的环境法，也离不开与国际环境法协调的问题，如果说关注一国之事是我们传统法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的话，那么环境法的兴起对我们的挑战之一就是要超越这种国别的界限，放眼世界。有学者认为，这种超越国别性还导致了全球的环境立法具有了一种“趋同性”，每个国家的环境立法都是在国际环境法的指导下制定的。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努力———让全球面对共同的挑战，引导我们摆脱国别界限的限制。

(三)超越代际的界限———时间之维关注当下的事情是一个无可厚非的立场，传统法学理论研究的立足点以解决当代人的事情，甚至当代人眼前的事情为根本切入点与目标。虽然立法的原则之中有所谓的适当超前的要求，但是这种超前归根结底是为当前利益服务的。③环境法的发展对我们的长远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这个星球是我们世世代代的栖息之所，以后的人类是我们基因的延续，我们自己仅处在这种绵绵不断的基因延续的一个极短的时间段上，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后代的生存。④“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概念就清晰地反映了这样的精神，“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在这里，我们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自身了，还考虑到了后代人生存的需要。这对于传统法学理论而言，又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代际的隔阂是我们需要超越的一个界限。

三、难以避免的尴尬———另一种视角

环境法对主流法学理论所构成的上述三个挑战是否可以被圆满解决?我们是否可以实现这三个超越?已有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过探讨。笔者认为，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应对挑战”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一)从孟子的“不忍人之心”看人类的主体意识超越主体的维度，不仅将人类自身当作是主体，还要将自然的因素当作和我们一样的主体，这需要我们对包括其他生物在内的自然环境抱有同对人类自身相当的关心。然而，人类是否真有这样的情怀?尽管亚圣孟轲很早就提出来过“不忍人之心”的观点，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同情心更大程度上是局限在人类自身的范围之内的，人类的这种同情心是来自于一种所谓的“弱者情怀”的。无论从生物学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社会实践经验的角度来看，人类总是可以将自己置于弱者地位的。这种弱者意识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人们那么容易对于经受苦难者表现出足够的同情心。也就是说，同情心的来源是因为我们害怕自己也会处于与受苦难者相同的境地。这种类似于移情、通感的能力，让我们对可以想见的痛苦感同身受。“借由想象，我们把自己摆在他的位置，我们设想自己正在忍受所有相同的酷刑折磨，我们可以说进入他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与他合而为一，从而对他的感觉有所体会，甚至我们自身也升起某种程度上虽然比较微弱，但也并非与他的感觉完全不相像的感觉”。①我们甚至会将我们的同情心扩展到动物身上，动物在应对痛苦时的反应也可以使我们的心灵被触动;但是，我们当前还很难对植物保护主义者的宣传怦然心动，因为我们还无法感受其痛苦。②我们如何才能切身地理解和体悟到资源被消耗殆尽、环境被破坏给自身带来的痛苦?赋予自然以主体资格，不仅仅是说我们认识到它们的价值，还要从它们自身的角度来看待这种价值。这种将自然因素与人类自身平等看待的高度，我们目前恐怕还难以达到。

(二)民族国家的界限当今世界中最稳固的组织恐怕还是国家，超越国家的组织的确是存在的，但是其功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国家的。在我们看来，民族、民族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会消失的。在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还是依赖于生产活动的。这种生产的基础不可避免地决定于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矿藏资源，地球上不同地方的人们所处的生活情况必然是不同的，这种地方性最终会形成民族性。当今世界上的国家大部分是以民族和地域为主要因素建立起来的，国家的这种地方性、民族性就很难消除。只有当人类的生存不需要依靠任何地球上的资源的时候，这些差异或许可以消失。国家、民族的存在不仅仅可以从自然的区别的角度来找其原因，其更为根本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它的人性基础。单个人总是处于一种弱势地位的，为了生存必须要结成群体而生活。③人类需要一种归属感，而现代社会中国家就是最好的身份认同，在民族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是我们最好的栖息地，是我们最后的精神家园。“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无可选择、生来如此的“宿命”，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④民族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会消失的，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国家也是无法消融的。人类在考虑问题时还是以国家为出发点。如果说人类组成国家是为了抵御共同的危险的话，那么从理论上来说，似乎也存在着走向全球统一的可能性，那就是人类遭遇了共同的灾难，若真的像电影《2012》所表现的那样，⑤在面对着全球共同的灾难的时候，世界人民应该会走到一起的，但是这个结论有两个问题:第一，这种在灾难之下形成的共同意识是不会太长久的，一旦灾难过去，相关记忆会逐渐消退，国家意识肯定还会复苏;第二，这样的共同灾难是无法预测的，果真遇到，灾难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人类或许根本就不需要法律。有人认为目前的全球环境恶化提供给了这样一个契机，人类会在此基础上找到共同的利益，抛弃一己之见。笔者认为这样的判断还为时尚早，全球气候问题算是一个全球环境问题了，可是这并没有将全球人民团结到一起来。⑥国家的区别在目前仍将存在，超越空间维度的具有很强的无国界特征的统一环境法能否真得成为在各国通行的法律，着实让人怀疑。

(三)软法是不是法?我们的主流法学理论认为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①即便我们放眼西方，情况也是差不多的。在奥斯丁的眼中，法律是者的命令，强制力是法律的基本特征，因而奥斯丁也否认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具有法律的性质。②像企图在国际范围内实现统一价值的国际环境法这样的“法律”，显然是不符合法律的特征的。即便是凯尔森这种承认国际法的学者，其赞同的理由也更多是因为“将国际法和国内法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③没有强制力的法律还是不是法律?超越国别界限的国际环境法能否发挥法律的功能?仍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近来学术界兴起了一个新的学术热点———软法。④学术界对此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取得了很多的学术成果。“软法是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⑤有学者进一步做了说明，指出软法不具有约束力，指的是法律上的约束力，而实际上并非是说软法不具有任何约束力。环境法学界、尤其是国际环境法学领域很多学者借用“软法”来论证国际环境法的法律性质，软法的概念似乎是天然地符合国际环境法的，有学者大胆地判断“环境软法就是环境法的未来”。⑥笔者认为，无论使用什么名词来支持国际环境法的法律性，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就是其法律后果无法被合理地承担。一个不遵守国际环境法的国家所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由其本身承受，同时也让其他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来承受，而目前并不存在相对有效的手段来改变这一现状，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环境法与政治性的宣誓、出于伦理的振臂高呼又有何异?⑦国际社会为应对全球气候问题而达成的《京都议定书》，面对美国的不批准能有什么样的惩罚措施?因此，试图用“软法”来给予国际环境法以传统法律的地位，进而淡化国际环境法的非传统性的做法，在笔者看来是很困难的。因为，国际环境法本身就与传统法学理论不相协调。

(四)我们真的有那样的长远眼光吗?追求享受或许不能说成是人类的一个弱点，很多时候正是一些享乐的欲望推动了社会的进步，⑧所以短视就难免成为人类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那么多地去强调要有长远眼光，要有大局意识，要为后代人考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正是在强调我们去关注长远的利益。传统的法律至少不是以未来的事情为中心、出发点和归宿的，我们主要是考虑当下以及有限的、对我们有现实影响的将来，考虑过去也是为了学习经验以服务当下。⑨之前倒不是我们不愿意去考虑子孙后代，而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资源是足够的(在当时的开发能力下)，或者说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资源和环境的有限性。但是随着人类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我们有了日益加重的紧迫感，意识到自然和环境资源的有限性，考虑到了环境恶化的严重性。瑏瑠我们会为了将来的发展而限制当下的欲望，但是这样的理性能达到怎样的水平?我们已经习惯了很多便利，如冬日的暖气、无尽的水资源(对于南方的人民而言)，为了节约而放弃这些享受吗?我们不抱太高的期待。在国际视野下，我们不会为了环境而停下向欧美靠近的步伐，西部山区人民不会为了保护森林而放弃致富的梦想，非洲人民不会愿意永远这样落后下去而停止对于资源的高度开发。可以说我们现在是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重视环境保护了，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战略已经被强调了将近10年了。即使是放在国际的视野上我们也不逊色，因为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会对环保形成如此的共识。即便是“绿色GDP”被提高到再高的程度，其本质还是GDP，我们根本无法卸下发展的重任。没有了基本的发展，空谈环保是很难行得通的。在外国学者眼中，我国的环境立法起步较晚、发展快，基本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已经构建起来，但形势依旧严峻:“仍然是一个有着严重不足和缺陷的体系”(itremainsasystemwithseriousflaws);在本质上还是一种行政而非法律制度，法院的作用未得到很好地体现;地方利益经常影响规则的实施等等。①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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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教学中实施的环境教育可以让学生了解环境不断恶化的处境，正确认识和理解科学发展和环境问题之间的辨证关系，培养科学正确的环境观念和可持续发展观念，所以在化学教学中实施环境教育不但可行，而且必要。

化学教学中开展环境教育论析

科学适当的环境教育方法建立在遵循特定的环境教育原则的基础上。环境教育原则是依据教育的普遍规律以及环境教育的特殊性质制定的准则，具有科学性和客观必然性的特点。其目的在于指导环境教育的目标、方法、途径等，并使环境教育过程效果更加显著。化学教学中实施的环境教育原则与与其它领域的相似，主要包括：科学性和思想性统一原则；因材施教原则；启发性原则；直观性原则；巩固性原则；循序渐进原则；理论与实际联系原则。实际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借助一系列科学方法，循序渐进的引导学生掌握环境知识并形成必备的环境素质，以完成环境教育的各项目标。环境教育作为教育科学的范畴，其教学方法不但有与一般教学方法相同的共性，还有符合自身特征和发展规律的个性。因此，设定环境教育的教学方法时，要从环境教育本身的内容和目标出发。其具体方法可分为：模拟法；实验法；调查法；探究法；环境考察法。

在化学教学的过程中，渗透环保意识。具体的做法是在主阵地——课堂教学中渗透环保意识，并结合化学实验，强化这种意识。在培养学生环保意识的过程中，化学课程的教育功能尤为突出。因为在环境教学课程尚未开设的情况下，化学教材为环境教育提供了题材。化学教师要做到抓住化学教材中的潜在可能因素对教学内容进行充分发掘，把环境教育融入到教学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有效渗透。而化学科学通过化学实验得以不断发展。作为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的重要途径，化学实验课也成为实施环境教育的好机会。化学实验经常产生的各种有害气体和废液，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元凶。因此，在化学实验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护环境，防止污染。应时刻保持环保意识，做到使实验现象明显、效果显著的同时，尽量减少排污量，以保护环境。通过开展化学课外活动，开拓环境教育的新渠道。就其性质而言，环境教育实践性很强。所以仅在课堂上进行教育是远远不够，还要通过课外活动强化其效果。课外活动因其内容丰富、形式生动、与社会各方面联系性强等特点而广被接受，成为开展环境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

教学实例简析

课题：《二氧化碳的性质和用途》

教学的目标：从学习技能和知识角度：熟悉CO2的物理性质；掌握CO2的化学性质；了解CO2的用途。从培养价值观角度：通过培养学生联系现实生活现象检验二氧化碳的性质和用途的能力，使其体会化学和社会间的关系；通过介绍二氧化碳对环境的影响，提高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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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教学环境设置的产生源于理论实践分离的实验室机房不能满足教学同步进行的缺点。计算机类课程中很多科目都属于实践性非常强的科目，尤其是软件操作类及计算机基础类课程。此类课程没有太多的理论内容，大部分内容都是实际操作。此类教学环境是多媒体教室和实践机房的结合:教室前方配备多媒体控制台、计算机、投影仪、音响设备等;教室主体为每人一机的学生端计算机。于此类教学环境下教学，教师的课程设计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以烟台南山学院为例，目前该校所有计算机基础课程全部在一体化教室进行。教师以案例引导、任务驱动的方式展开教学。教师利用电子教室软件将教师端电脑的画面广播给学生进行案例效果展示、与学生共同进行案例分析与提示;之后断开广播，由学生在学生端电脑上按照案例效果与分析结果根据提示进行案例的自主学习;在此同时教师通过教师端实时监控所有学生端计算机，掌握学生学习进度、回答学生所问问题并及时进行辅导与解答;案例完成后，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自主进行开放式任务扩展，即完善了课程所学知识，又对案例内容进行了扩展学习，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为己所用。充分发挥了计算机类课程特点，使课程效果大幅提高。

二、基于网络的自主学习环境:

随着科技的进步，各门学科都产生了其学科本身特点所决定的深层次的变革。高校学生在知识获取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开阔性与实时性变化。学生的学习再也不像以前一样局限于教师授予和课本介绍，不论哪个学科学生学习过程中所要涉猎的知识越来越广阔，甚至连图书馆藏书都不能满足学生实时的需要。而基于此问题应运而生的基于网络的自主学习环境的建设就是各高校在现阶段需要完成的重点问题。

首先，基于网络的自主学习环境的建设的第一方面就是教学资源的准备。在网络技术与信息飞速发展的新时期环境下，教师的教学资源不仅仅局限于授课过程中使用的讲稿与电子课件，而要根据学生学习需要建立起适合学生随时自主学习的网络教学平台。教师将课程相关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实验素材、课程要求、操作步骤、重点讲解等内容公布于网络教学平台，供学生随时下载与练习，跨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限制，使课程开展于学生可供选择的随时随地，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其次，基于网络的自主学习环境的建设促进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课下交流。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如果不能及时与老师进行交流而是必须到教师规定的答疑时间与答疑地点进行解答，问题就累积起来，影响继续学习的进度。教师可以将学生在线提出的问题进行分类整理，进一步掌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较多的内容，通过论坛的方式在线与学生进行课程讨论，扩大学生的知识范围、开阔学生学习与教师课程设计思路，在实际课程中进行重点与难点的侧重讲解与巩固，提高教学效果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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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展进程的领先，很多的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70、80年代便已经开始了相应的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采取了诸如蓄水管理、节水等措施。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些发达国家又进一步提升了用水管理的生态性，这就对水生态环境起到了非常大的保护作用。而在当前，全球的一些国家都已经进入了实际的生态用水管理层面。而我国从建国到20世纪80年代，在水生态、水资源的管理方面都处于单向、简单的初级阶段，将开发水资源发展农业、根治海河等工作作为了重点，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我国对于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而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我国的社会经济迎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社会生产、人民生活使得对水资源的用量需求不断提高。此时，我国部分地区的水生态环境与人们的对水需求矛盾开始凸现出来，尤其是干旱的北方地区，使得我国开始认识到水利工程并非解决“用水难”的最佳唯一途径，还必须依靠其他方面的管理措施，来对用水需求过度的情况进行压缩。就在此时，我国的南方地区也发生了一些水质性缺水的现象，于是又有相应的措施出台，来对水资源的使用进行调节。进入到21世纪以来，随着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可用水资源的进一步减少，水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思想意识的提升下，人们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开始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客观。人们已经知道，要想保障后代有水可用，使人类的延续不受阻碍与维修，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保护好水生态环境。而在可续的发展观下，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能够得到提升，其有效性也就能得到相应的保障，也就是说在当前的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延续人类生息繁衍、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大计的重要途径，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二、在现代水生态环境保护中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对策建议

主要有以下8个方面的内容:

1.对于社会的生态用水需求予以保障建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坚决遏制用水浪费，严格控制人河排污总量。加快制定重要江河湖泊水量分配方案，健全调度机制和手段，优化水资源配置，协调好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用水。加强水资源保护与河湖生态修复，重视生态用水调度，开发利用水资源应维持河流合理的生态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的合理水位，保障河湖基本生态环境用水。加强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建立和完善水功能区水质达标评价体系和监测预警监督制度。

2.加大力度、提升速度治理污染严重的江河湖泊在全面提高城镇废污水处理程度和水平、严格实行工业废水达标排放、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等措施的基础上，加强水资源保护和污染严重河湖的综合治理。依据水功能区划，从严核定水域纳污容量，提出限制排污总量意见，作为水污染防治和污染减排工作的重要依据。严格执行入河湖排污口登记和审批制度，加强人河排污口的整治与监督管理，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科学编制重点流域“十二五”水污染防治规划，推进太湖、滇池、巢湖和淮河、海河、辽河等重点流域的水环境综合治理。加大城乡饮用水水源地、南水北调沿线、三峡库区等重点区域水资源保护力度。加强对产业结构的调控，继续大力实施节能减排，减少污染排放，减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3.采取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措施继续推进生态脆弱河流湖泊和湿地水生态修复，根据流域和区域水资源条件，通过合理控制水土资源开发规模、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全面强化节水和适度调水等措施，实施生态脆弱河湖的综合治理，提高生态脆弱地区的水资源承载能力。继续实施塔里木河、黑河、石羊河等流域综合治理;开展敦煌、艾比湖、海河等重点地区与河湖的水生态修复治理。进一步扩大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试点，综合运用截污治污、江湖连通、河湖清淤、生物控制等措施，对不同类型生态脆弱河流和地区水生态系统以及主要入湖河道、河口、湿地等实施保护与修复，不断探索水生态保护的工作机制。

4.修复治理地下水超采区对于地下水的开采必须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力度，尤其是对于开采过量的地下水区域，要加强修复与治理力度，是地下水资源能够得到保护，对于还为没有出现超采情况的区域也要严格控制，避免出现新的超采区。启动南水北调东、中线受水区，地面沉降区，滨海海水入侵区，石羊河流域等重点地区的地下水压采计划。同时加强对地下水资源的替代水源建设与开发，减小地下水资源压力，最大限度保护地下水资源;再者就是构建以地下水为主的储备资源，以应对不时的用水之需，提高应对干旱期的抗旱能力;最后，还要进一步发展水生态环境方面的可续技术，比如加强地下水库建设，通过回灌措施，增加地下水资源的储备量。

5.健全水资源与河湖水生态保障体系应当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对河湖生态状况、生态用水状况进行明确，并根据指标得分制定全国范围内宏观的水生态环保护战略计划。所以要给予河湖环境的特殊性，分别构建一套具有操作性的生态管理制度，对国内的生态河湖进行健康状态体检，然后根据真实的考核评价结果，来制定对应的保护挫力措施，使水生态环境保护可以处于有计划、有依据的条件下，切实有效保证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性。

6.加大对农村水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抓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阶段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而要建设新农村不只是发展经济与物质条件，还要加大水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防止农村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与城市发展而导致的水生态环境破坏的覆辙。在总体上，应当坚持“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功能健全、人水和谐”的基本指导要求，在具体的实施细节上，要通过河道疏浚、岸坡整治、水系连通、生态修复等措施，来在农村进行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保障农村水环境的健康，使我国农村在经济与物质条件的发展过程当中，可以进一步对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出一定的贡献。

7.建立水生态补偿机制要积极推动建立流域水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重要江河源头区、水源涵养区、水源地及其保护区、水土流失预防保护区、蓄滞洪区等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域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明确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责任和目标，探索建设流域上下游不同区域的水生态环境保护和协作机制。完善和落实与水有关的生态环境保护收费制度。

8.落实水生态保护工作各项保障措施水生态保护工作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具有非常强的综合性与复杂性，需要来自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人员支持，这样才能真正有效的保障水生态环境保护的质量。

所以，应当借鉴国外水生态环境保护的成功经验，吸取国际水生态环境保护先进理念，对我国的水生态环境保护体系进行完善，加强各个政府部门，公益机构的协调与合作。

同时还要广向社会加强宣传，使更多的人明白水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争取到所有人的支持与配合，并向社会企业进行大力的教育，一方面使他们在生产过程当中，采取科学的措施处理废水，另一方面争取到他们的资金支持，丰富水生态环境保护物质基础。

三、结语

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当前已经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因为它关系到了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发展，尤其在我国，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搞好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更是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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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自然环境，依赖性，发展

 

自然环境是和社会环境相对的一个概念，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自然环境是指与人所处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包括地理位置、气候、土壤、山脉、河流、植物、动物、矿藏等。广义的自然环境指除了人类社会之外的各种自然物质、能量、信息的因素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人的生活和发展与自然环境息息相联，都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离开了自然环境，个人乃至整个类将失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人也将不复存在。因此，自然环境对人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基础、一个前提。

一、自然环境是人生理发展不可或缺的自然条件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有其自然属性，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人源于自然。这一事实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割断自身同自然之间的联系。人从自然中输入物质、能量和信息，经过加工、处理和转化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形成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同时人也向自然界输出物质和信息，影响和改变自然界。这个输入和输出关系，就是人和自然的实际联系。它说明人只是在与自然的相互联系中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劳动，从自然界那里获得物质、能量和信息借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承认人的肉体存在的客观性就必然承认维持这种存在、满足这种生物组织生理需要的合理性。因此，人有自然需要。自然需要简言之也就是维持人的生命存在的生物需要、生理需要。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到，“在一定意义上，吃、喝、性行为等等，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1](P8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哲学论文，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2](P31)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生前的伟大贡献时强调：“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规律，即历来为繁茂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3](P574)

人的这些生理需要的满足最终需要通过物质资料生产的形式来满足杂志网。而自然环境是包括在物质资料生产其中的，是物质资料生产赖以发展的基础。作为物质资料生产赖以发展的基础，自然环境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恩格斯曾指出“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4](P77)马克思则进一步指明劳动过程所具有的三个要素，即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劳动对象，指的即是自然环境中的森林、土地、矿藏、河流等因素。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环境是作为生产力要素之一的劳动材料或劳动对象而进入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之一，自然环境首先对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并进而通过物质生产活动间接地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指人们的生理特征和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5](P220)

其实，人和自然之间具有原始的内在一致性，从人的生命存在看，人依靠自然界而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从人的生命活动看，人的生命活动以自然界为基石，人的生命活动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以自然界为第一资源，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而且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人类的劳动对象如土地、树木、矿石等，都是自然界提供。“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P53)马克思继而写道：“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P36)自然环境是自然的有机整体，它为人生理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我们在谈论人的发展时不能漠视自然环境的作用，塑造良好的自然环境成了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必备物质条件。

二、自然环境为人的精神文化发展提供重要保证

人的发展是现实的、具体的、全面的和动态的发展过程，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和完成的，这既是一个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又是一个在现实的自然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良好的自然环境在人的精神文化的发展中发挥着十分巨大的价值功能，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打上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印记，是人类文明的凝聚和体现，反过来又为人的发展提供重要保证。

首先，自然环境满足人享受自然美的精神需求。爱美是人的本性哲学论文，按照美的原则和规律塑造人，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自然之美并不是人主动建构起来的，更不是自然中的事物触发人的审美“细胞”而产生的“幻觉”，自然之美是某种自然的存在，是大自然的一些属性，诸如它的颜色、味道、棱角、线条等，它们是直接地呈现自己。良好的自然环境为人提供了客观的审美对象，唤起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美感，给人营造了美的氛围，以美的气息净化着人的心灵世界。

其次，自然环境还是科学活动的对象，作为人类生产活动对象的自然，同样存在于人类的科学活动之中。“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1](P56)克思把“科学活动”看作人类的一种活动，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科学活动的首要内容是认识自然，从“精神上掌握自然”，然后在生产活动过程中“驱使自然力”为人类服务。

最后，建构良好的自然环境还会引发人们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一系列领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有助于人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良好的自然环境的建设会使人领略到大自然本身的美，人在审美活动中又会自觉意识到自然环境对于人的发展的意义，将维护自然美内化为自身的价值理念，从而对自然环境给以呵护，用美的原则塑造自然环境，使自然环境更美，使人与自然更加和谐。正是在这种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的自由自觉的审美活动中，人与自然环境始终保持着良性互动，两者在交互作用中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在今天自然资源已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工业化时代的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不仅超越了自然界的支付能力，造成生态平衡被破坏，而且也给人自身形成很大压力，打破了人自身发展的平衡状态，出现了不少难以治愈的“文明病”。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意味着对物欲过分追求。人并不是庸俗的经济动物，不能为满足贪得无厌的物质欲望不惜掠夺自然资源，置自然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而不顾。作为具有理性的个体应该朝着既有利于自然发展，又有利于人的身心发展的目标努力，重视良好的自然环境的建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保护自然环境，为人的发展营造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论文，自然环境因素就是人发展的基础因素。这就好比个人的发展是粒种子，那么“环境”就是土壤。种子很重要，土壤更重要。没有好的土壤，再好的种子也是白搭。要想种子茁壮成长，就必须有块肥沃的土壤杂志网。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我们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首先也必须要打造这样一块肥沃的最适宜“种子”生长的“土壤”，这就要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大环境。

近些年来，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大环境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空气污染严重、世界性水源危机、森林惨遭毁灭、物种不断减少、臭氧层变薄等等，表面是天灾，在这天灾的背后是人祸，特别是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掠夺式的资源开发超过了自然环境合理的承载能力，使得空气、水、土地、生物等环境要素遭到严重的破环，生态系统维持生命的功能退化，资源支撑能力下降。所有这一切已经说明，人类的破坏行为正在将自然界驱赶到一种生态死亡的绝境中，同时也使自己陷入一种十分危险的境地。人与自然的对抗，不仅直接关系到整个类的发展，而且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健康，所以必须走出当前人与自然紧张的状态，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大环境，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一）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

人与自然对抗，源于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将人与自然的对立绝对化和极端化的结果。人类的许多灾难最深层的原因就在于人与自然相互对抗的自然观。这种对抗既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同时又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程度不够的结果，因为这种人与自然对抗的自然观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必将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自然观所代替。走出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强化环境伦理意识，既承认自然工具价值，同时又要承认其内在的价值，这既是当今人类减少种种灾难的基本途径，又是人全面发展的必然之路。

（二）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观

要从根本上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冲突走向和谐，必须放弃传统的经济发展观，积极发展经济，努力实现经济生态化。所谓经济生态化是指人类经济活动日趋符合生态规律要求，日益实现在生态上合理的过程，其本质和核心内容是：使基于劳动过程引发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及其产物，逐步比较均衡、和谐，顺畅与平稳地融入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物质代谢之中的过程。因此，只有发展生态经济，才能彻底克服人与自然的尖锐对抗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人更好的发展提供基础条件。

（三）树立科学文明的消费观

尽管非典、禽流感等继续威胁着人类，然而野生动物的口腹之欲仍未杜绝。因此，倡导文明饮食文化哲学论文，树立科学健康的消费观，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个人发展，同时也利于子孙后代。

（四）加强环境立法，增强环境执法力度

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保护自然大环境，除了依靠经济手段，建立新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发展生态经济，树立新的可持续消费观，倡导绿色消费等等，还必须借助于法制手段，建立和健全环境法制机制，使自然环境的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五）加强生态教育，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

人们在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中，认识到要对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拨乱反正，把人与自然的尖锐对抗转变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还必须实施和推行教育改革，发展生态教育事业，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这才是保护自然环境的根本长远之计。生态化教育是和构建未来生态文明相一致的新型教育体系，它可以分为学校生态教育和公众生态教育。对于学校而言，要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导，致力于解决教育过程中人类与自为自然之间的时代性矛盾，从而致力于培养具有生态文明素质的新人。对于公众教育而言，要致力于提高公众的绿色意识和参与生态环保的自觉性，积极参与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产生的生态危机，从而推动生态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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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环境法；教学改革；四个关系

环境法是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新增设的核心课程。与其他部门法的教学相比，环境法的教学无论内容或形式都显“稚嫩”。也正因其“稚嫩”从而为环境法教学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可能。本文就环境法教学改革所需要处理的四个关系发表浅见。

一、环境法总论与环境法分论

环境法总论是对环境法基本理论、原则和制度的阐述和研究，环境法分论是对具体各分支部门法的分析和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一般而言，总论部分包括环境法导论、环境法的基本原理、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分论部分包括环境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生态保护建设法、环境行政法、环境侵害救济法、危害环境犯罪制裁法、国际环境责任。

但是，我国环境法总论与分论的教学并不协调。具体表现在；第一，总论未能有效地统率分论，致使分论结构不稳定且任意膨胀。比如，在生态保护建设法中，有的教师不仅讲授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法律法规，而且讲授防洪、抗震之类的法律法规；有的教师则不将防洪法、抗震法等纳入环境法的体系之中。第二，总论中的环境法基本原则和制度未能与分论中的分支部门法的具体原则和制度形成有效关联，致使总论分论“两张皮”。例如，讲授“水污染防治法”时，往往只是“就法论法”，仅对《水污染防治法》这一单行法律本身所规定的具体原则和制度作出分析和解释，而不注意关联其他与水污染防治相关的法律法规，更不会以总论来指导分论，这不仅不利于丰富和深化环境法总论的内涵，也不利于学生对环境法分论的深度把握。

因此，为增强环境法的教学效果，应对环境法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作出适当改进。一是以总论为指导优化分论内容，确保环境法的“纯洁性”。众所周知，环境问题一般分为第一环境问题和第二环境问题：第一环境问题是指由自然原因引起的自然灾害；第二环境问题是指由人为原因引起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作为环境立法控制对象的环境问题，主要是指第二环境问题，也就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据此，诸如防洪、抗震之类的因自然灾害而导致的环境破坏所实施的法律控制不应纳入环境法的体系。二是总论教学与分论教学要前后观照，彼此呼应。例如，讲授分论中水污染防治的三大原则（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统一规划的原则、水污染防治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统筹兼顾的原则）时，要与总论规定的环境法的基本原则（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相结合的原则）串联起来；讲授水污染防治的政府环境责任和考核评价制度时，要明确该制度是对总论规定的环境责任原则的具体落实，从而使学生充分理解总论对分论的指导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分论规定的各分支部门法的差距和不足，进而提出修改和完善建议；同时，也才能发现环境法总论原理的不足，从而推进环境法总论的发展和完善。

二、实然环境法与应然环境法

实然环境法是指环境法的现实表现样态，即环境法是什么；应然环境法是指环境法的正义追求，即环境法应当是什么。“是什么”与“应当是什么”在逻辑上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对“是什么”的描述不可或缺，它是研究“应当是什么”的基础。环境法教学也是如此。但环境法教学亦应在把握环境法“是什么”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探究环境法“应当是什么”，从而预测环境法的未来。所以，在环境法的教学中，教师应当心中永远充满正义，目光不断往返于环境法的实然与应然之间。例如，环境权作为环境法的基石性概念，作为一种新的法律理论和社会主张，教师在教学时一方面要立足于实然之法，明确环境权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利用或享受环境资源、在适宜的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其主体包括公民、组织和国家，其客体是环境利益，其内容主要限定在公民污染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私权保护和公民参与环境管理权的公权保护之上。另一方面，还要着眼于应然之法，明确环境权不仅是一种法律权利，更是一种道德权利、自然权利、“与生俱来的权利”。不管国家法律是否承认和保护环境权，环境权都天然存在。由此，不仅人类应当享有环境权，而且某些与人类最接近的特定自然体和物种也应当享有环境权，如生存权、不受人任意侵害权、获得人道主义待遇权等权利。这样就使学生对环境权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环境伦理和环境正义观念。

再如，在讲授环境刑事责任时，教师除对刑法明文规定的环境犯罪罪名作深入讲解外，还可就环境犯罪的立法利弊、环境犯罪的归责原则、环境犯罪的危险犯与结果犯以及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等主题开展讨论。这样的讨论，一方面有助于学生了解环境刑法的理论前沿，另一方面也使学生对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新的开拓和创新。

总之，环境法的正义不仅存在于实然之法，而且同样存在于应然之法。环境法正是在实然性和应然性的张力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

三、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

环境法学虽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并不是一门自给自足的学科。事实上，环境法学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它与传统部门法学的关系至为密切。例如，对环境法基本原理的研究涉及到法理学，对环境侵害的民事救济涉及到民法学，对环境行政责任的研究涉及到行政法学，对危害环境犯罪的研究涉及到刑法学，对国际环境法的研究涉及到国际法学，等等。因此，学习环境法必须不断地从传统部门法中汲取有益养分。

然而，现实是环境法的教学缺乏学科间的相互交叉渗透，课程内容没有张力，教与学都停留在环境法课程内容本身，忽略了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导致学生在课堂中接受的知识往往是孤立的、片断的、割裂的、凝固的，不仅不利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也不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无论是从环境法课程本身具有的学科交叉渗透的特点还是从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考虑，传统部门法都应当成为环境法教学时借鉴和参考的应有之意。比如，在讲授环境民事责任时，既要从传统民法的角度给同学们介绍一般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从而引申出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而归纳出环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与行为违法性问题；又要将环境民事责任同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作比较，明确环境民事责任是当事人之间的责任、重在补偿，而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则是行为人对国家的责任、重在惩罚，由此决定了环境民事责任采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而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则采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通过这样的教学，使得学生对环境法上的三大责任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可见，强调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的衔接，不仅打破了部门法教学的藩篱，而且给了学生融会贯通的机会，既巩固了旧知，又获取了新知。

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法律的生命不仅在于逻辑，更在于生活，所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环境法的教学同样如此。具体来说，环境法教学要按照实践——理论——实践的设计思想，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此亦是环境法教学改革重点之一。对此，各高校作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如组织观摩法庭审判活动、模拟法庭教学、专业实习、社会调查、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以训练学生运用法学知识解决现实社会生活问题的能力。

其实，对于实践教学，不仅可以在课外实施，课堂的案例教学同样可以大有作为。诚如王泽鉴先生所言：“实例研习乃在培养处理案例的能力，可以说是为将来从事实务工作而准备，故法学教育或官方考试的题目应多依靠各级法院判决而设计之，其功用有三：（1）以实例反映社会生活。（2）结合理论与实务。（3）法院的判决理由，当事人的主张及判决评释，可以提供各种不同的法律论证资料。”笔者近几年的环境法课堂案例教学实践，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具体做法是：

（一）精心选择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是案例教学的基础。典型案例既可以使学生牢固地掌握环境法理论，也可以燃起学生学习环境法的热情。在选择典型案例时应当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其一，案例的时代性。引入教学的案例要贴近时代、富于时代气息、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这样才能真正创设问题情境，吸引学生关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达到寓乐于教的目的。笔者在授课时紧密结合我国当前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的实际及热点与难点问题，深入挖掘新鲜、有益的案例（如太湖蓝藻事件、宁波PX事件、环评风暴、PM2.5监测等），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案例研讨。

其二，案例的启发性。案例有无启发性，与案情本身的简单或复杂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案情相对简单的案件，结论也未必是唯一的。所以，案例的选择不在于案件本身是否复杂，而在于其间蕴涵的事实问题、法律问题是否符合教学目标的要求。在笔者看来，只要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锻炼和提升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这样的案例就可以称之为典型案例。

其三，案例的全程性。呈现给学生的案例究竟应该是全程的、原汁原味的案例还是经过浓缩的、加工整理后的案例？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实践中的案例往往头绪多，涉及面广，外在因素也比较复杂。如果把这些案例原封不动地端出来，不仅学生不易理解，还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负效应。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每一个具体案件，都关涉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的问题。而就事实问题而言，不同的当事人对同一案件事实往往有不同的解释。因而如何对案件事实材料进行甄别、筛选和建构，就成了法律工作者的基本功。所以作为法科学生不仅要学会处理法律问题，而且要学会处理事实问题。遗憾的是，我们传统的教学法恰恰忽视了这方面的训练。即使是国家司法考试提供的案例也往往是经过技术处理的案例，也正基于此，即便是通过司法考试的学生在刚“入道”时也要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适应期，这不得不引起法学教育界的反思。笔者主张，案例的选择还是应当原汁原味，这样才能使学生亲身体验如何运用法学知识进行创造性思维，以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真实问题。

（二）用心实施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的形式不拘一格：既可以由理到例，先讲解理论，然后运用案例解析；也可以由例到理，先陈述案例，然后提出相关问题让学生研讨，进而引出将要讲授的知识。但不管采取何种形式，以下几点应该引起重视：

第一，重视传统讲授与案例教学的交融，不能为案例而案例，而要寓原理于案例之中。

第二，重视讨论过程。鼓励学生各抒己见、表达各自不同的见解，只要学生说得有道理，能自圆其说，就应得到鼓励。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课堂讨论过程中，教师要及时加以正确引导和启发，并适时提问和追问，以使教学更有针对性。同时，充分的讨论也可以激发教师的灵感，正所谓“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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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

在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新形势下，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态势，必须大力加强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培养合格的环境法治人才。考虑到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保障作用，如何结合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专业课程改革，对其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进行重新定位及教学改革以符合新的社会发展战略需求应成为未来该专业学科发展与教育过程中应着重思索的问题。

一、生态文明视域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专业研究生的培养定位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是伴随着环境问题的产生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究其目的乃是人类为了应对自工业革命以来不断升级的环境危机，弥合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的态势而设计的用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机制。但总体来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孕育、形成和发展总是根植于时代变迁的历史土壤。

就国外而言，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工业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危机，这些问题引起了有关学科和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一方面，许多国家开始形成以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为中心的环境法体系；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一大批研究、讲授和从事环境法实务的专业环境法工作者队伍，他们成立环境法研究机构、创办环境法杂志、在大学开设环境法课程，纷纷出版、发表有关环境法的论文、教材和学术著作。同时，因各国亦承袭各自传统法学研究方式而分为不同环境法学的教育模式，主要体现为欧洲大陆法系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和前苏联（俄罗斯）模式，但其模式的共性在于：在积极促进环境法学学科发展的同时，都努力使得环境法学教育与社会发展实践呈现出高度的契合性。

反观国内，随着政府、民众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环境法律法规的大量出台，环境法学研究日渐拓宽、不断深入，环境法学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但是，中国环境法学历经20多年的进程，从无到有、从抽象到具体、从个别到一般积淀了丰富的经验，环境立法、环境教育与社会实践却存在着明显脱节的现象，因而也成为学界积极关注并加以改进的主要对象，主要反映在《论环境法学的形成和发展》（白水等，《东南学术》2003年第5期）、《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与环境法的发展》（颜士鹏著，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环境法学教育与生态文明法治化》（环境法学分会2011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会议）等学术著作、会议中。因而，为进一步完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专业研究生法学教育体制、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国内外环境保护问题的能力、加强学生法学知识综合素质，帮助有志于环境保护领域的学生提高进一步深造的能力，并有助于国家生态文明理念的进一步落实与和谐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践，而环境法专业研究生的培养定位与其改革策略应做进一步考量。

当前而言，建设生态文明已经融入到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及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和重要保障措施。党的十报告则进一步要求，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理论上看，社会的发展需要多种因素的促进，但依靠法律制度推进社会变革与进步已经成为现代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从现实来看，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也是一个涉及众多社会主体、关乎各种利益的重大问题，此类问题解决更需要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以将各种利益关系维系在一定的秩序之内。显然，作为规范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准则，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之解决对策中法律制度的完善不可或缺。其中，产生于环境危机、以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为基本立法目的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学科在协调自然资源本身多种利益的不同主体诉求、深化生态文明理念与建设实践方面将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

随着国家对于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国民环境保护意识的进一步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育普及性日益增强，很多的高校日益重视环境法学的教育。特别是在2007年教育部高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研究，正式确定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成为法学学科16门核心课程之一，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则进一步巩固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法学核心课程地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在高校法学教育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但是，从国内外的形势来看，我国环境法知识的普及、尤其是专业性的环境法学教育与研究还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开展环境外交、处理环境事务、进行环境问题决策、开展国内环境保护实践等方面的需要，主要表现在：环境法制意识薄弱，环境违法现象频现；环境法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模式不明确、教学内容及方式不具有针对性，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等。因此，在当前深化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的背景下，从事有关环境法学教育与研究的高校、研究机构未来的一个重要任务即是对环境法专业教育的目标进行重新定位，在帮助普及生态文明理念的同时，结合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教学模式改革探索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法制运行模式。

总之，结合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产生与发展的国内外背景，基于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实行制度创新的要求，未来该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目标需契合生态文明理念及制度创新需求、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前沿性特点来进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选择，进而将现实问题与前沿问题结合起来，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理论研究、实际适用及辅操作提供多类型的专业人才。

二、生态文明视域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专业研究生培养改革策略

就改革的总体目标来看，生态文明视域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专业研究生的培养应以生态文明建设对学科的现实需求为基础，以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实验、实训、实习为依托，构建开放性、多元化的新型专业研究生教学体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求与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育应用、创新的有机结合。具体而言，应该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结合生态文明理念及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前沿性、实践性、交叉性特点注重教学理念的更新。相比较于其他学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自身具有突出的法学新兴边缘性学科特点，它不仅涉及国内法、国际法以及法理学、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和刑法等法学学科，而且还涉及环境科学（生态学）、环境社会学、环境经济学和环境伦理学等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同时，生态文明理念本身也具有综合性的特点，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是我国对可持续发展意识深化理解与发展的结果，是人类在反思、总结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着对人类、自然与社会之间协调发展的规律研究所产生的文明观。生态文明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建设一个不超过环境资源的可承载力范围、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推行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生态文明社会。现实中建设生态文明已经融入到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及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和重要保障措施。因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自身产生与发展背景也是生态文明理念产生的现实基础，二者之间也具有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与现实性。为此，在未来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实践中生态文明理念的普及也就顺理成章。在环境与与资源保护法研究生课程设置及教学中，除了传输传统的法学基本理念之外，环境科学（生态学）、环境社会学、环境经济学和环境伦理学等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的知识及生态文明内涵也应涉及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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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排污权交易从理论探讨阶段发展到实践应用阶段，已逐步走向成熟。文章从权利构成、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分析法学等角度来思考排污权交易，并力求在环境问题以及环境法调整对象等方面得出新解。

引言

排污权交易，从理论发展的成熟到实践应用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角度来看待环境问题与环境法，乃至法与其调整对象的整个社会关系。

排污权作为一种新的权利，是与产生排污权的制度紧密相联。如果说，自然权利比如自由平等这些固有权利，即使法律不对其进行规定，也不失为权利之一种。但是排污权属于法律规定才享有的一种权利，它的存在是与法律规定的特别制度相依存的。

一、排污权的产生背景

排污权最早产生于美国，美国早期在限制排放污染物方面在法律上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技术方面，要求工厂用"最佳实用技术"和"最佳可行技术"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这种规定最大的问题是在执行之中成本过高，因为这种技术性的规定很少考虑限制排放的成本，而且是按每一种污染物的特点专门制定，法律规定难以贯彻就在所难免。所以，就产生了在总量控制下可以对个别排污口灵活调整的变通性想法。这种想法付诸实践，最初只限于同一工厂内不同排污口之间的调整，只要总量不增加，某一排污口多排一点或少排一点是可以容许的。后来，总量控制的范围不断扩大，允许在同一区域内不同工厂之间调整，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排污权交易的构想。最典型的有"折抵"制度和"气泡"制度。它们反映了排污权交易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即在总量控制下，利用各企业减排成本的不同，调整企业的减排任务。

二、排污权的制度构建

(1) 制订确保排污权顺利交易的相应办法、规则和制度在排污权初始配置的拍卖和市场交易过程中，都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才能确保交易秩序。政府要根据排污权拍卖市场的运行机制和排污权交易的市场机制分别制订合理的规则。

（2) 排污权配置。排污权初始配置是在制定排污总量的基础上，对环境容量这一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实行公正的分配，排污权初始配置直接涉及到排污单位的经济利益，并且影响到环境容量资源的配置效率。如何在现有污染源之间、以及现有污染源与将来污染源之间进行合理有效的排污权分配，成为排污权交易的首要问题。

(3) 政府监督。在排污权交易的整个过程中必须有政府的监督行为，政府要利用各种自动的连续的监测手段对污染源实行技术监测。如排污单位提出排污权出售申请，则政府就要通过对其排污源的技术监测核实该单位削减额外污染物的能力，在确认后才能批准出售申请。

三、排污权交易反映环境法调整方法上的新特点

首先，它从实际出发，肯定了排污是法律主体所享有的一项权利。有些人，现在谈"排污"色变，认为只要是排污就是对环境的破坏，为法律所不容，实际上混淆了排污与污染的概念。排污偏重事实评价，是对生产、生活中附带产生污染物这个过程的描述，而污染侧重价值评价，是在排污达到一定程度，超过环境的自净功能而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定义。正常的排污是生产生活所必须，也是法律所允许，而污染则是法律所禁止，对生产生活产生过量、超标污染物的限制。所以承认排污权，并不意味着承认污染权，而是法律规定法律主体在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内进行排污的可能性，并且满足主体的利益，这符合权利构成的两个方面。

并且，权利的交易符合了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之一就是"交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因为，通过与其他人交易，人们可以按较低的成本获得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务；交易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并且可以享有擅长其他活动的人为自己提供的服务，从而实现双赢甚至多赢。在排污权交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原理的体现。那些有着先进污染处理技术的企业，可以通过出卖、存储排污量而获得利益，减少排污可以实现效益，从而鼓励了先进排污技术的开发利用的积极性。而那些因为技术原因或者生产需要，需要超标排放，当然是在当地环境指标允许的范围内时，可以通过购买排污权，实现生产，创造价值，实现自身和社会的双重发展。排污罚款和排污权交易虽然目的都是为了限制污染物的排放，然而前者是惩罚机制，后者是奖励机制，排污权交易更能够被接受，并且符合环保的需要。排污权交易的产生是有着深厚的经济学基础的，其中经济学基础是环境纳污能力的商品化，市场化和外部不经济的内化。在人们传统观念中普遍认为，环境的纳污能力是无限的，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环境纳污能力作为地球生命支撑力的一部分，它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就是部分学者所说的"安全阀"。在市场经济下，环境是一种资源，一种公共性很强的资源，它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的所有权应该归属于代表公众的国家，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由政府出面通过发放可交易的许可证，将一定量的排污指标卖给污染者。

另外，排污权的交易，还体现了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是经济学对法学的渗透，也是经济基础作为法的本原之一的体现。经济分析法学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实现效率，将效率作为法的价值之一，那排污权交易是如何实现效率的呢？那些掌握先进排污技术和设备的企业，可以通过减少排污来实现效益，这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之前是不可能的，因此污染少的企业效率提高了；那些需要满足较大生产，较多排污的企业，不会因为排污超标而停产，在继续生产中实现效益；因为排污权交易，较之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执法来实现排污量达标的做法，依靠企业间的交易实现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执法成本和资源，而实现公共利益。这就是经济分析法学所追求的结果。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法律规范的是一种交易的规则，最典型的是美国司法中的辩诉交易制度，犯罪人可以在检察官不能肯定其是否犯有某罪的情况下承认其罪，而获得减免。

但是，排污权交易并不是不需要成本的，按照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一项制度能否有效的执行，同它施行前的成本投入是有关的。排污权交易的主体需要在政府相关部门的主持之下，并且充分考虑到当地环境的实际情况，避免"祸水东引"，并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做出是否允许排污交易的决定，并且这样的成本投入也直接影响着污染物能否得到有效的控制。

篇9

作者简介：陈伸星，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3-013-02 

随着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的正式施行，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又上升了一个高度。一方面人类在享受征服自然才有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同时面临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解决冲突的一种方法是把环境资源纳入市场管理的范畴，环境法的经济分析是指用经济学的观点考虑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改善现行环境法基本制度，破解矛盾，找出一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能协调发展的路径。 

一、环境法经济分析的动因 

（一）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 

1.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行为的负外部性，是指人们的行为给社会和其他个体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负外部性包括生产的外部性和消费的外部性。例如，汽车排放尾气，以及工业企业排放“三废”等留下的难降解垃圾，对周围环境都有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根据科斯定理，在市场交易成本为零时，人们会自发的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化，所以，私人市场就解决了外部性问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科斯定理难以应用到生活中。所以政府通过管制、征收庇古税等公共政策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政府在制定各种税收标准和税收额度时，要经过前期大量地调查和摸排，才能明确地知道企业、周遭环境的大量信息，从而确定排污者的边际个人成本、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社会效益。如果政府在以上这些事项的所付出的成本大于预期的收益，那么政府便不会那么积极，甚至是不作为。更何况，政府的权力那么大，没有第三方的监督，极易滋生腐败和寻租行为，或是企业与政府勾结，出现“政府失灵”现象 。 

2.共有资源的非排他性。在经济学中，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可以把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共有资源和自然垄断物品。共有资源是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的物品。清洁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地、水、野生动植物等是典型的共有资源。在我国，共有资源是属于国家集体所有，但是集体这个概念是很难确定主体的，那么共有资源是不具排他性的。也就是说良好的环境是每个人都可以享用的，同样环境破坏的成本也不需要违法者个人承担 。1968年，美国哈丁教授的文章《共有地的悲剧》深刻地阐述了因为外部性的存在和人们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致使共有资源的衰竭：当一个人使用共有资源时，他就减少了其他人使用这种资源的机会；因为这类负外部性，共有资源往往被过度开发 。这样以牺牲环境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最终加深了环境和经济的矛盾。 

3.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经济模式。目前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都是这样一个套路：大量开采资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这种套路以高物耗、高能耗和高污染为代价，是不可循环和不可持续的。虽然我们在大量开采资源，但可悲的是，资源的利用率却非常低；而且，像纺织这种高污染的产业，遍布各地的小作坊比正规的大企业所占的比重更多，小作坊由于它地点隐秘、乱排污、成本低，再加上环境执法人员短缺，很难管理。现在，在人类掌握了改变自然的科技技术后，开始肆无忌惮得践踏环境和自食恶果，不改变这种唯我独尊的心态，环境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 

（二）环境法经济分析之优势 

传统环境法学者在研究环境法时，受到了部门法研究范式的影响，造成了环境法在我国的发展艰难。运用法律经济学对环境法进行经济分析不仅能拓宽环境法发展的视野，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也要求在环境法中应用经济分析。运用法律经济学对环境法进行研究有如下的优势： 

1.引入效率观念。在法律价值中体现效率观念，在分配和使用资源领域可以全面推动价值极大化方式。 

2.突破了传统环境法学研究部门范式的瓶颈。在经济学研究中，常常会用到量化的、数据的、实证的分析，同样地，运用这些研究从逻辑与事实量方面实现环境法在选择、优化和合理配置资源时实现帕累托最优，从而降低交易费用。 

3.调动企业自主治理污染的积极性。效率高的法律制度能促使排污者根据市场规律来选择没有外部性的生产方式，使排污者可以有选择的余地，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企业“对抗式”的敷衍治理。 

二、我国现行环境法基本制度的经济分析 

我国的环境立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过近40多年的发展，环境法制度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并呈体系化的发展趋势。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目前的环境法制度体系，不完备的方面还较明显，距市场化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例如，近几年的雾霾问题和多地PX项目与当地居民造成的冲突等问题都亟需环境法制度切入解决。立足于目前的基本事实，本文就环境法中几项基本制度切入对其进行经济分析。 

（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条的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的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 。而环境影响经济分析是环境影响评价中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经济分析一直都很薄弱，有些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只强调规划或者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反倒是其次。建设项目或者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一般都是可行的，很少项目会因为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而审核不过关的，被评估方也很少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单位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实施环境保护措施。在我看来，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经济分析和单纯的项目费用效益分析是不同的，费用效益目的主要是计算后期除去成本后能获得的经济上的收益，经济分析的主要内容是核算规划或项目实施后的环境成本和效益。在环境影响评价书或环境影响评价表中应当加入经济分析专章，制定出能与目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并轨的环境影响经济分析学习指南和分析导则 。

（二）排污收费制度 

排污费属于环境税的一种。环境税包括环境消费税、资源生态税和污染控制税。在我国，向水体、大气、海洋排放污染物和产生环境噪声等的个人或单位需要按照各类防治法的规定向相关行政单位缴纳一定的排污费 。庇古的《卫生经济学》写到：“环境问题的主要经济根源是外部效应，为了消除行为外部效应，就必须对该类排污单位征收一定的税收或者费用。”上文提到的排污费也可称之为庇古税。排污收费制度有很好的实践操作性，易于推行，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排污收费制度是“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具体体现，排污单位考虑到经济利益，在提高技术水平的同时减少排污，改进生产技术，淘汰落后的技术和设备，提高经济和环境效益。另一方面对煤炭等资源纳入征税范围，加重重污染型企业的负担，促使他们改进技术，否则可能面临的就是停产停业等处罚措施。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经济分析 

环境公益诉讼，即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根据法律的特殊规定，在环境受到及有可能受到污染或破坏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私人权利或环境公共利益不受侵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行政机关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裁判并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新《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2）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环境保护法》只对可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做出了规定，对个人以及政府公权力部门并没有做出过多的解释。按理来说，真正遭受环境污染之果的是公民个人，公益诉讼的推动主体应该是私权利主体，在我国却变成了检察院和环保公益组织。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设计下，诉讼活动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诉讼的预期收益。实践中，政府公权力部门、环保公益组织 、公民个人都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必须要考虑诉讼成本和诉讼效益。这些主体的诉讼效益大于诉讼成本的情况下，才会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意愿。诉讼成本包括机会成本、显性成本、隐形成本和错误成本。机会成本包括诉讼当事人和参与人放弃其它诸如和解而选择上诉到法院的经济成本。显性成本值得是诉讼当事人所支付的诉讼费、差旅费、案件费、法院审理案件和鉴定费的成本；隐性成本包括诉讼过程中消耗的人力物力和所占用的司法资源。错误成本指的是在法院判决错误的情况下所遭受的损失 。效益等于收益减去成本。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当效益>0时，这种投资才是有回报的；当效益≤0时，人们是不会选择这种投资的。环境公益诉讼的效益主要有环境生态恢复、环境损害赔偿、其他效益等。而不同的原告主体，效益的具体形态又是不同的。在实践中，如果诉讼预期效益>0，那么当事人当然会选择诉讼方式来维权；相反，则会选择其他非诉讼的方式维权。 

综上所述，环境公益诉讼的成本是很具体的，而效益则很抽象。公权力部门、环保公益组织和公民个人必须经过反复的效益分析，才能最终决定是否提起诉讼。同时，复杂的效益核算对于普通公民来讲是很抽象和专业的。目前的环境公益诉状制度设计缺少量化的激励办法，环保公益组织和公民个人提起诉讼的积极性是非常低的。为此，可以借鉴美国的奎太法则，比如环保公益组织和公民个人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后一旦胜诉，可抽取一定百分比的污染损害赔偿金，以此补偿前期付出的成本，或是环保行政部门根据发现和惩治违法行为的数量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报酬制度。 

三、结语 

从目前我国环境治理的成果来看，环境法作为一部独立的部门法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但是，我国环境法体系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和缺陷，本文运用经济学理论对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和现行环境法的一些基本制度进行了经济分析，提出了质疑和给出了一些建议。解决环境问题并不是说只能通过国家干预就能成功的，相反，国家只需保持适度的干预，重点放在引入市场机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和环境资源权属制度；推动社会公众力量参与环境管理，比如积极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和环境影响评价。只有这样将政府干预、财政手段、金融手段、市场交易相互结合，环境、社会和经济才能协调发展。 

注释： 

张璐.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12. 

王紫零.环境保护——一种法经济学的思路.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4，6（4）. 

[美]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37. 

张璐.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5. 

刘嘉，张敏.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经济分析探讨.华东经济管理.2011，25（11）. 

篇10

关键词：环境权，公民环境权，环境保护

一、环境权概念的提出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萨克斯教授根据公共信托的原理出发从民主主义的立场提出“环境权”的理论，即用“在不侵害他人财产的前提下使用自己的财产”[1]这句法格言作为环境品质之公共权利的理念基础。环境权理论一经提出，就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日本律师仁藤一与池尾隆良做了有具体法依据的论述，把环境权规定为要求预防或者排除环境破坏的权利。1972年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中，以“人有在保持尊严与福祉的环境中享受自由、平等以及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这一条表明了环境权的观点。1992年关于环境与开发的全球首脑会议发表的《宣言》中，宣布“人类拥有与自然协调的、健康的生产与活动的权利”，表明环境权已为国际社会所公认。

我国关于环境权理论最初由蔡守秋先生于1982年发表的《环境权初探》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环境权是社会生产、生活发展提出来的新主张，是人类环境不断恶化及人类环境保护工作不断强化的产物。二战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突飞猛进，形成了大区域、全球性的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人类生态系统的平衡和人类的延续，使环境法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形成，环境权的主张也是在此阶段提出的。中国在改革开发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亦凸显为受人关注的问题，学者对引起西方的环境权概念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认为值得且应当将此概念本土化和法律化。

目前法学界对环境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有的学者认为“环境权是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有的学者认为“环境权应界定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承担的基本义务，即：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有享有适宜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1]有的学者认为“环境权是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2]从以上学者对环境权的不同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对环境权法律关系主体范围的认识不同，因此对环境权概念和属性往往有不同认识，即环境权的主体是仅限于公民,还是包括法人,其他组织,国家,抑或囊括全人类(包括后代人)。笔者认为，环境权的概念应该定义为：环境权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有的良好环境要素的权利。具体表现为在健康、安全与舒适的环境中生活与工作的权利。

二、环境权的性质

由于对于环境权主体范围认识的不同，导致对环境权之属性亦有不同之认识，有的学者认为环境权是一项人权，或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日本学者松本昌悦认为：《人类环境宣言》把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规定下来，环境权是一项新的人权，是继法国《人权宣言》、《苏联宪法》、《世界人权宣言》之后人权历史发展的第四个里程碑。[3]有的学者认为环境权是环境法确认和保护的社会权，主张其应由环境法确认和保护，而非由民法确认和保护的私权。有的学者认为环境权是一种财产权，如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萨克斯认为，空气、阳光、水、野生动植物等环境要素是全体公民的共有财产；公民为了管理他们的共有财产而将其委托给政府。政府与公民从而建立起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关系。政府作为受托人有责任为全体人民，包括当代美国人及其子孙后代管理好这些财产，未经委托人许可，政府不得自行处理这些财产。

对环境权主体的范围理解的不同导致了对其属性的不同认识。环境权应该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中应给以明确的确认。环境权在环境法体系中应居于核心和基础的地位，是环境立法的依据，有利于完善环境法律体系的构建，是国家保护环境的出发点和归宿，为公民参与环境管理，维护环境权益提供了依据。

三、环境权的法律界定

（一）环境权的主体界定

环境权主体范围的确定直接影响到环境权这项旨在保护人们环境权益的权利能否真正从应然走向实然。

有的学者认为环境权的权利主体是人类，其义务主体是人类的分体及这些分体的各种形式的组合。认为“国家环境权其实是国家对外的和对内的环境管理权；而所谓的公民环境权实际上是享受、使用生产生活环境的民事、行政等权利和参与环境有关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公民权利，而不是环境危机时代新生的属于升华期人权的人类环境权。”[4]人类环境权中的人类是集合概念，这种意义上的人类所享有的权利不必然的落实在作为人类的分子的自然人身上。有的学者认为环境权主题包括公民、法人及社会团体组织、国家及国际组织。“法定环境权应当是一个类概念，不仅包括道德上的环境权上升为宪法和法律的公民环境权，也包括关于制定环境法中其他主体在环境方面的权利。”更有的学者将环境权的主体扩展到了自然体，即认为大自然或自然体也可以成为环境权的主体。“认为人有内在价值和意志自由，有法律主体资格、法律主体地位、享有法律权利并承担法律义务；大自然特别是高级动物也有内在价值和自身目的，也可以有法律地位、法律主体资格甚至法律权利”。并列举了司法历史上自然体作为主体诉讼成功的案例。以证明自然体成为环境权主体在法理上的可行性和实践上的可行性。[5]

笔者认为，环境权主体只包括公民，不包括所谓的法人环境权和国家环境权。判断某种主体是否是环境权主体，必须先确认该主体是否可能对环境拥有利益，即该主体是否在自然状态下会独立于其他主体之外的利益，或者换个角度，客体是否会在满足其他主体之外能单独满足该主体的需要。国家、法人或其他组织等拟制的法律主体基于其不具备自然的属性无法享有优良、健康环境给他们带来的福利，因此将他们纳入环境权的主体范围是十分牵强的。相反，除了公民个人应该平等地作为环境权的主体外，人类全体（包括后代人）在一定范围内享有全体人类共同拥有的密不可分的优良健康环境和资源的资格。

（二）环境权的客体界定

环境权客气是环境权主体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目前我国学者对环境权客体的观点大体分为两种：一是一元论，即认为环境权的客体指环境要素；二是多元论，即认为环境权客体的范围包括环境要素、防治对象和行为等。前者认为，环境权的客体是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环境要素，或者说是具有环境功能的自然物，也就是环境资源。后者认为，环境权客体理应涵盖环境问题的各个环节，将各种防治对象和行为作为客体，以法律条文命令禁止各种破坏环境行为。[6]这里的行为指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为实施一定得环境保护或者开发利用环境资源而进行的作为和不作为，包括国家各级立法机关的环境立法行为、国家各级负有环境监督管理权的行政机关具体的环境执法行为、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各环境主体开发利用保护环境资源的作为与不作为行为。

一元论应为环境权客体的依据，原因在于环境权的客体可以是不具有传统个人财产意义的环境要素，如空气、水体、阳光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财产，也不能成为公民财产所有权的客体，但是却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十分重要的环境要素，他们不仅是环境保护法的主要保护对象，而且也是环境权利义务的主要客体。

（三）环境权的内容界定

公民环境权从内容上可分为实体性权利与程序性权利。我国《民法通则》第83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风、通行、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各方造成妨碍或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从现有的各国环境立法中看，关于实体性权利包括日照权、眺望权、景观权、嫌烟权、亲水权、达滨权、清洁空气权、公园利用权、历史性环境权、享有自然权等，但仅从实体上规定公民的环境权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实现这些权利的程序性保障，具体来说，应包括以下几项程序性权利：（1）知情权，即公民对于其所居住的环境状况应有知道的权利。即作为环境权主体的公民，应当有权获得国家环境监测管理机关所提供的真实的、科学的、完整的环境资料。（2）参与决策权，即在获得大量确切的情报、资料的基础上，公民及其组织有权对国家的环境立法、行政实施的行为与决策表达，甚至实现自己的意志。（3）管理督促权，即公民有监督、促使环境管理机关履行职责的正当权利。（4）求偿权。这里的“求偿”既包括请求对权利的救济、修复，也包括请求对所遭受的损害进行赔偿、补偿。

环境权本质上是对于环境资源的质量或品质的享受，是对其生态价值的利用和享受。而对于环境资源经济价值的利用和享受，则是物权的内容。因此，环境权虽是一种实体性的权利，但它不同于传统的物权及其他权利，其客体虽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环境及其构成要素，但其内容却是从物质的客体中呈现出来的生态的、文化的、精神的或审美的利益。[7]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环境权的基础研究内容庞杂，对环境权的性质、归属、主体、客体、内容等问题见仁见智，理论探讨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虽然无法形成统一观点，但极大地丰富了环境法理论；反过来讲，虽然这些生机勃勃的探讨极大地丰富了环境法理论体系，但还是未能为繁杂的环境法理论体系构建出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和基础。对此，首先应在我国宪法中将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直接再予以规定，确认其在宪法中的地位。从国家上来看，是否确认环境权已成为宪法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其次，在环境资源保护基本法中明确规定环境权，在单行环境资源法律中进一步将环境权具体化，从而使宪法环境权获得具体的法律制度保障。（山东杏林科技职业学院；山东；济南；250200）

参考文献：

［1］ 谷德近.论环境权的属性［J］.南京社会科学，2003（3）

［2］ 朱春玉.环境权范畴研究述评［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3］ 吴卫星.环境权内容之辨析［J］.法学评论，2005（2）

［4］ 李挚萍.环境权若干实质问题再思考［J］.第一届中法环境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

［5］ 王小刚.揭开环境权的面纱：环境权的复合性［J］.东南学术，2007（3）：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