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制工作计划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道德与法制工作计划，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四年级上册教材以单元编排的方式，每个单元反映生活的-一个侧面，突出一个鲜明的教育主题，这一教育主题表达了编者明确的设计意图和课程标准中要求完成的教育内容。单元主题下设课文主题，每个课文题均来-一个引 导学生学习、研讨的话题，下面又生成多个小话题。每课的内容力求打破学科界限，将各学科的内容综合起来，体现综合课程的特点。每个单元所涵盖的课文内容表现为--组完整的经验和--组有意义的学习活动。单元中的每-课又力求从不同的角度来表现单元主题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四年级上册共安排了四个单元主题，即:“与班级共成长”、“为父母分担”“信息万花筒”、“让生活多-些绿色”。这四个主题将来源于不同生活领域的素材整合为建立在儿童生活基础上的主题与活动，这些主题与内容将品德教育与学生的社会性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

二、教学目标

1.通过第一-单元《与班级共成长》的教学，帮助孩子们建立集体观念，学习做小主人，自己的班级自己爱，自己的班级自己管，班级生活规则大家定、齐遵守，从而培养孩子们初步的集体意识和自主管理意识、责任意识。

2.通过第二单元《为父母分担》的教学，体会父母为家庭忙碌的辛劳，管好自己，少给父母添麻烦，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减轻父母的负担，为家庭事务出主意，用自己的创意和行动为家庭做贡献。

3.通过第三单元《信息万花筒》的教学，引导孩子们在社会生活中养成遵守秩序，爱护环境、爱护公共设施等良好行为习惯，学习做一个文明的小公民。渗透《环境保护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制教育。

4.通过第四单元《让生活多一些绿色》的教学，让孩子们爱祖国从爱自己的家乡做起，了解家乡的美丽山水、丰富物产，认识为家乡作出贡献的可亲可敬的人们，为伟大祖国8新月异的变化而骄傲自豪。

三、教学重点

教材在选择切入点时，力求从儿童的生活经验和儿童感兴趣的问题入手，采用第一人称的表现方式，来增强教材与学生的亲近感。教学中应将学习内容和学习活动融为一-体。教师要利用和开发地方教育资源，教师要联系当地和学生的实际，及时地把社会中新的信息、科学技术新的成果、学生生活中新的问题和现象等吸收到课程内容中去，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提高整个教育的质量。

四、教学措施

1.利用直观教具，引起学生的注意力。

2.通过各种有趣的机械操练、意义操练形式，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

篇2

有特定义务或职责的主体。该种主体是指基于一定的法律关系、事实上的紧密联系或先行行为而形成的具有特殊义务的主体。如果此类主体有能力救助却不作为，并且其不作为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或进一步扩大，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依据刑法理论本已构成不作为犯罪，无需再另作规定，故应将其排除在本文所讨论的“见危不救”的主体之外。无特定义务或职责的主体。这类主体通常是指对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有能力救助而漠然处之的主体。此类主体对于身处危难的他人，既无职务上的救助义务，也无法定或约定的救助义务，救助与否全凭其道德自觉。上文已将负有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主体从法律意义上的见危不救主体中排除，所以无特定义务或职责的主体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见危不救”的主体，外国刑法典中“见危不救罪”所针对的也正是此类主体。本文认为，在刑法语境下，见危不救的主体只能是无特定救助义务或职责的一般主体。见危不救与不作为犯罪刑法中的不作为犯罪是指行为人有义务并且能够实行某种行为，却消极地不履行这种义务，因而引起了严重危害后果的情形。所以，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成立，应该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行为的特定义务;二是行为人有履行该种行为的能力;三是行为人的不履行特定义务行为引起了严重的危害后果。坚持“见危不救入刑”的学者大多将“见危不救”归类为不纯正的不作为犯罪，笔者认为这种归类有待商榷，因为“见危不救”与“不作为犯罪”至少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重大区别。第一，二者的义务来源不同。根据刑法理论，义务的来源是法律的明文规定、职务或业务上的要求、特定的法律行为和先行行为四个方面［4］。而这四方面也正构成了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然而，按上文分析，“见危不救罪”的义务来源却是道德规范，那么道德规范能否作为某种犯罪的义务来源呢?显然是不能的。诚然，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并且大多数法律义务也是最基本的道德义务，法律与道德的这种关系决定了道德义务的范围要远大于法律义务。因此，如果通过设立“见危不救罪”来强制公民履行“见义勇为”的道德义务，那就有将法律义务扩大化的倾向，这与基本的法治理念不相容。第二，二者在行为与危害后果的因果联系上存在不同。在不作为犯罪中，一般都是由于特定关系的行为人的先行行为引起了危险状态，或者行为人负有使被害人脱离危险的法定义务，即行为人的不作为行为直接导致了受害人的危害结果。此处以夫妻争吵为例:夫妻双方发生争吵，一方自杀，另一方却置之不理。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通常认定为故意杀人，这是因为该行为人主动引起了因果关系，并且其放任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联系;而法律之外的道德义务则不存在此类直接因果关系，因为见危不救者没有法定救助义务，危险状态也并非由其先行行为引起，其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

对“见危不救入刑”的质疑

对于我国是否应设“见危不救罪”，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持否定意见者认为，以公权力通过立法介入道德领域，有可能会侵犯到公民私权，道德义务的刑法化导致难以认定犯罪，从立法成本、诉讼成本和法律的可操作性来讲，也不应该规定。支持者则认为，设立见死不救罪，在有些国家亦已有先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已经陷入道德危机，道德滑坡积重难返，用立法手段能快速解决见危不救的问题。笔者对设立“见危不救罪”持否定意见。(一)“见危不救入刑”逾越了道德与法律间的界限耶林在《罗马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学中的好望角，那里暗礁密布，惊涛骇浪，法律航海者只能够征服其中的危险，就再无遭受灭顶灾难之虞了。”［5］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理论界历久而弥新的话题，有关二者关系的认识也常常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同为调整人类行为的规范，道德和法律有诸多共同之处，但二者也存在明显的区别。首先，二者调整的领域不同。法律主要规制人的外部行为，而道德则更多地关注人内在的动机。其次，二者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法律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触犯法律，将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制裁;而道德则更多地依赖人的意识自觉和社会舆论发挥作用，违背道德，只会遭受内心的不安或社会的谴责。博登海默曾指出:“法律与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围在部分上是重叠的。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分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证和加强对道德规则的遵守，而这些道德规则乃是一个社会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6］在博登海默看来，道德和法律的“控制范围”虽有重叠，但彼此都有对方无法覆盖的领域，即二者有不同的调整领域。同时博氏还指出，在利用“具有实质性的法律规范”保证人们对“道德规则”的遵守时，要以该“道德规则”的“必不可少性”为前提。从对以上两位法学家有关道德和法律的关系的论述可知，道德和法律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区别，因此在处理二者关系时应当特别谨慎，尤其是在将道德法律化以保证道德的遵守时，要特别强调道德之于社会的“必不可少性”。从这个角度检讨“见危不救入刑”，我们就能发现该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道德和法律界限，有试图用法律———特别是威慑性最强的刑法———来解决所有道德难题的倾向。我们认为，这种倾向带有急于求成的冒进色彩，殊不可取。(二)“见危不救入刑”缺乏法理依据倡导设立“见危不救罪”的学者认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见危不救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因此，见危不救应当入罪。笔者以为，这种观点不甚严谨，尚有探讨的余地。首先，“社会危害性并非人类行为中天然固有的属性，它只是人类基于自己的利益和感受对行为作出的负价值的评价，而法律上的评价主体只能是一定社区内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文化群．在民主社会中对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和认定始终只能是以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为转移”［7］。“社会危害性”作为认定某一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据已经遭到许多学者的批判，其作为认定标准本身的可靠性已经饱受质疑。既然认定“见危不救罪”的标准已饱受质疑，那么建立在此标准之上的罪名也就成了无本之木。其次，从刑事立法的角度而言，一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除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外，还要考虑其是否应受刑罚惩罚，即应受刑罚处罚性。关于“见危不救”的应受刑罚处罚性，笔者认为，由于“见危不救”行为本身和受害人所遭受的危害后果之间无直接关系，且“见危不救”主体自身并无特定救助义务，因此，此类主体对其行为所负的责任应该限于道德批判，而不应承担刑事处罚。罗素曾说过:“任何法律都做不到禁止恶的同时不禁止善。”［8］按此观点，法律在对“见危不救”的“恶”实施制裁的同时，必然将“见危应救”作为义务强加给公民:见危应救是一种义务，见危不救就是犯罪。由于人具有某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此一来“见危应救”的“善”就可能在事实被连带“禁止”了。此外，康德也说过:“只有当每个人的服从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一项道德行为准则才可以被接受为普遍法则。”［9］按照康德的说法，要将“见危应救”的道德准则通过法律予以普遍化、固定化，必须在逻辑上存在每个人都服从“见危应救”这一准则的可能性。事实是，当一个人不幸落水时，成千上万的围观者不可能全部都有“见危应救”的觉悟，个别人的觉悟也不可能上升为普遍义务要求每个人遵守，即从逻辑上不存在“每个人”都服从的可能性。此外，周光权教授意味深长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我国广泛存在的“刑法工具论”的某种警醒，他说:“刑法长期以来被政权当局看做是可以任意调遣的工具，被民众视为专司生杀予夺的峻法，主流的观念极度强调刑法的有效性并往往把它绝对化。其实，这都是对刑法功能带有先见的‘工具性’误读。所以，应当在民众中确立对刑法的认同感，从而形成刑法有效的相对性观念，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法之要义。刑法的公众认同表明社会对刑法的接受程度，强调以人权限制刑罚权。”［10］(三)以“二次违法性”理论检讨“见危不救入刑”杨兴培教授曾对犯罪的“二次违法性”作过系统的论述:“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存在着多方面、多层次的法律规范，它们有机地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这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存在着一种严格的阶梯关系。在这个阶梯关系中，刑法是保证各种法律规范得以贯彻执行的最后一道屏障，它始终处于保障法的地位。现代社会制定刑法设立犯罪时，应当遵循‘出于他法而入于刑法’的立法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一种行为构成犯罪，实际上就是这种行为已经超越了他法而进入到刑法之中，进而触犯了刑法的规定，因此任何犯罪行为都具有两次违法的特征。”按照杨兴培教授的论述，如果说“见危不救”行为构成了“犯罪”，那么这种行为必须是“超越了他法而进入到刑法之中”。但是一些人之所以主张“见危不救入刑”就是因为缺乏“他法”对该行为的规制，而欲直接把问题交给“刑法”来解决。如此，刑法就不再是作为“最后一道屏障”的“保障法”了，而这种“一步到位”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打乱了法律体系的“阶梯关系”。德国刑法学者耶林格(Jhering)有一句名言:“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12］因此，在利用刑法解决社会问题时，应分外谨慎，不能滥用刑法的强制力，尤其是诸如“见危不救”这类道德问题，更不该动辄就试图通过“严刑峻法”来改造公共的道德。(四)“见危不救入刑”将带来司法实践上的困难一旦设立了“见危不救罪”，实践中很可能出现如下情形:某人不幸失足落水，旁观者迅速围拢过来且为数众多，却始终无人下水救人。当救援人员赶到时，为时已晚。于是根据法律，众多的围观者就面临“见危不救”的“犯罪指控”。但是当这些“犯罪嫌疑人”以不识水性抗辩时，作为控方该如何收集证据予以证明呢?事实上根本无从证明。面对这种难以证实的“犯罪”，贝卡里亚早就给出了结论:“只要法律还没有采取在一个国家现有条件下尽量完善的措施去防范某一犯罪，那么，对该犯罪的刑罚，就不能说是完全正义的(必要的)。”［13］94因而，不切实际地将“见危不救”犯罪化，只会使一个社会的法律变成“道德的法律”，使一个国家的法庭变成“道德的法庭”。尽管法律可以利用其固有的威慑力迫使人们就范，但若没有公众对“见义勇为”的道德自觉，“见危不救入刑”的结果只会是:要么由于法律规定过于严苛而导致违法者众，加大司法成本的同时，导致怨声载道;要么由于执法困难而导致有法不行。显然，这两种结果都不符合立法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