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改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金融领域，以利率、汇率改革为主为先，而以资本账户开放为辅为后的“先内后外”金融改革次序论曾占据主导地位。金融改革次序论是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推演出的。它有三个理论基础，即金融抑制论、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金融抑制论论证了金融改革的必要性，而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则是决定金融改革次序论的主要理论支柱。按照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成前放开资本管制，跨境套利资金将自由进入国内市场，套取利差和汇差，加大经济波动，削弱国内货币政策有效性，甚至引发经济危机。 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都有其局限性。“不可能三角”中的“三角”是绝对状态，而这些绝对状态并非常态。现实情况往往是资本不完全自由流动或不完全管制，汇率也并非完全固定或完全浮动，也就是存在着中间状态。各国金融改革与开放的起点大多都是某种这样的“中间状态”，改革的推进过程，常常也并非指向“不可能三角”的某种纯粹状态。利率平价理论也未必与实际相符。现实中的市场并不像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宣称的那样有效，资本流动与利率变化也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以上分析告诉我们，金融改革次序论在理论上并非绝对真理，教条地坚持“大爆炸式”改革理论或者“先内后外”、“先外后内”等金融改革模式，而不考虑国情，无异“刻舟求剑”，当然，以这种理想化的蓝图来指导改革，其成功也在未定之天。实践提供了多彩的图景：拉美国家的大爆炸式金融改革多以失败告终；美国实行先外后内的金融改革取得成功，而英国实施与美国几乎相同的改革顺序并不成功；日本先内后外的金融改革最终失败；德国的各项金融改革几乎都在70年代完成，前后相差不过两三年，各项改革互相配合，协调推进，产生了协同效应，取得了较好效果。实践证明，如果我们将金融改革“次序论”僵化，过分强调改革的前提条件，就会使改革的渐进模式蜕变为消极、静止的模式，从而延误改革开放的时机。本书作者反复强调：我国的金融改革应该植根于中国实际，应当全面协调各项改革举措。这是很有见地的。

本书在论证协调推进金融改革理论时，有四个亮点。

第一，将金融改革与宏观经济平衡结合。作者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下，论述了经济金融体系调节的静态及动态机制。静态看，固定顺序的金融改革和协调推进式改革过程中，各经济金融指标不会出现大幅震荡。固定改革顺序是“先内后外”还是“先外后内”，主要取决于改革时的初始状态。如果错误地判断初始条件，改革顺序就会有误，经济运行就会面临较大震荡。动态看，若协调推进金融改革，经济金融体系可以较容易地实现内外均衡。若按固定顺序推进金融改革，经济金融系统会以循环的方式向均衡收敛。分步骤看，金融改革时的初始状态决定了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的时机，也决定了哪一项或哪几项金融改革可以先行一步。

第二，将金融改革与利率、汇率超调理论结合。为了简化金融改革效果的评估过程，作者作出了几点假设。金融改革中有三个状态，初始状态、过渡期和最终状态。决定金融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过渡期里各指标的变动方向、频度和易变性。如果变动过多，超过社会承受力，改革可能失败。指标变动少的改革方案是好的方案。评估各指标变动情况，首先就要看各项指标是否超调。如果各指标向均衡状态平稳收敛，这样的改革就没有超调之虞。如果金融改革分先后顺序，各个领域逐步完成改革，经济体会沿着先实现局部均衡再实现一般均衡的路径发展；利率、汇率、资本流动莫不如此。若局部均衡值与一般均衡值的方向存在较大差异，超调将不可避免。协调推进金融改革，当可减少局部均衡值与一般均衡值的冲突，减少甚至避免金融指标超调。

第三，将金融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结合。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金融改革当然不可或缺，但是，为了减少经济和金融剧烈波动，金融改革与宏观调控应协调一致，也肯定是必然的要求。从宏观调控一侧看，应当减少软约束的投资刺激计划，减少投资对融资的过度依赖；从货币政策一侧看，则需要货币政策与投资政策相协调，并做到松紧适度。短期内，经济自身的发展、利率市场化改革等都可能产生推高利率水平的结果，因此，货币政策不能过紧。同时由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升，金融风险正在加剧，货币政策又不能过松。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抑制利率的快速上涨是必要的。2014年，央行实施了一系列结构性宽松政策，包括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等，这些都有利于抑制利率上行，抵消利率市场化的短期影响。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过程中，过分追求实现货币供应量目标，可能会导致短期利率波动较大。简言之，由于金融改革自身就有宏观调控的意义，改革与宏观调控相配合，是一个自然的要求。

篇2

当前，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竞争制高点的战略选择；以高科技为支撑、创新为驱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今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业必须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深入推进新兴科技、新兴产业和信贷资金的深度融合，促进新兴产业与信贷资金的良性互动，但现实情况并不如愿。

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8.1%，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回落0.8个百分点。而去年从第一季度的9.7%回落到今年第一季度8.1%，共回落1.6%个百分点，回落幅度超出各方面预期，4月份经济数据公布后也不理想，规模以上工业只增长了9.3%，这个速度是近年来很少见的。

“这表明经济回落的速度是在加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说，对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过多要高度关注，这将导致失业数量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财税收入增速下降、企业困难加大又将导致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等一系列问题。

在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背景下，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此前，总理在主持召开的六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表示，“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货膨胀预期三者的关系，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与实体经济下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我国经济社会的融资主体，银行业近几年持续高增长，利润之丰厚令人乍舌。虽然温州金融改革方案已获国务院批准，走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但全国金融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北京银行副行长张东宁在2012中国金融论坛上表示，金融薄弱是制约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总数不到1%的大型企业占有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45%，那么80%的中小企业应该说是缺乏资金的，其中30%的中小企业资金十分紧张。因此，需要在金融体制、产品等诸多方面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在该论坛上指出，支持新兴产业发展也是银行业自身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契机。中国银行业面临转变发展方式的重任，以信贷高速增长为特征的发展方式将会逐步淡出，中间业务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将会日益得到重视。新兴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成长潜力较大、以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为主的特点，加大对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将使商业银行不断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贷款占比，逐步改变客户结构，使商业银行获得更多的财务顾问和信息咨询业务，逐步改变收入结构。

作为我国未来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好可以为金融业深化改革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同时也将促进其自身发展。

机遇与收获

在2012中国金融论坛上，无论官员还是专家学者都一致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金融业发展的新机遇，商业银行、资本市场都应该大力助推新兴产业的发展。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在2012中国金融论坛上表示，近年来，中国证监会着力构建科技资源与资本对接的有效模式，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科技创新，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措施。

2004年推出了中小企业板，提高了中小企业融资效率，促进众多中小型新兴企业规范发展。2006年启动中关村园区代表股份转让试点，提高了园区企业综合融资能力和规范运作水平。2009年推出了创业板，重点支持高科技创新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同时有力地带动了风险投资的发展。2011年配合科技部等相关部门联合出台专项意见，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推动形式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融资体系。

据庄心一介绍，自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后，上市公司快速增加，IPO占同期总数的40%。截至今年4月底，沪深两地新兴产业上市公司650家，占比27%，市值4万亿元，占比将近17%。挂牌企业116家，新兴产业类企业96家，占比84%。2008～2011年新兴产业净利润，复合增长46.7%，大批新兴产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了快速发展。

此外，引导了民间资本投向，为新兴产业的培育孵化和成长提供了宝贵的长期资金。目前，中小板和创业板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占比分别为33%和62%。资本市场提供的资本形成和退出机制，不仅成就大量新兴产业企业的创业梦想，而且激发各类天使基金、创业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的民间资本投资新兴产业的热情。近年来，中国正成为全球创投最活跃的地区，据市场机构统计，2011年我国各类创投资金超过一万亿元，2009年以来，新增创投金额超过了过去十几年的总和。最近6年间，创投资本投向环保、节能、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的金额是投向传统行业的4倍。

那么，银行业抓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机遇了吗？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表示，最近几年，银行业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加速增长趋势，从2011年情况看，银行业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贷款增量37634亿，增长36%，大大高于平均增长，余额已经达到5600多亿，同期相比提高20%多。

篇3

俄罗斯经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已发展了长达70年之久，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已经难以调和。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随即通过了一个银行体制改革的决定，金融改革在前苏联解体前便已拉开了帷幕。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多次金融改革试验，未能达到预想效果，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激进式”的改革之路。

俄罗斯金融改革路径

说到俄罗斯的金融改革，有必要提到一下“华盛顿共识”。针对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危机，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威廉姆森持笔写下了《华盛顿共识》。其鼓励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实施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资金流动的各种限制，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这些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思想得到了当时西方社会的广泛共识。而在此之前，同样是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于1985年开始在玻利维亚推行了“休克疗法”，80年代末期，玻利维亚开始逐步摆脱困境，萨克斯和“休克疗法”名噪一时。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面对日渐消瘦的偌大家财，叶利钦在“华盛顿共识”呼喊声中，将萨克斯的“休克疗法”请进了家门。

金融领域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在银行体系、市场体系、金融政策体系进行了全面推开。改革之前，俄罗斯实行的是一级银行制度，国家银行、建设银行、外贸银行、劳动储金局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单一银行体制。改革首先是打破原有的一级银行体制，实行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并存的二级银行体制，并且形成了国家银行、私人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并举的多元化银行体制。改革之初，俄罗斯就通过一系列自由化政策来促进商业银行的发展。原有的国家专业银行迅速拆分出数百个商业银行，并且股权的私有化进程也随之迅速推进。同时，外资也较深程度地参与了银行体系转型的过程中，外资银行的进入几乎与俄罗斯银行体系的自由化进程同步展开。俄罗斯商业银行的数量短期内迅速激增，到1996年4月，俄罗斯商业银行的总数已达到了2599家。

“休克”之后的俄罗斯银行体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相应形成了以下特征：商业银行数量激增，但规模普遍较小，当时排名第一的储蓄银行总资产仅为136亿美元，排名第二的外贸银行总资产为28.2亿美元；银行资源过度集中在西欧部分，特别是莫斯科地区几乎集中了全国94%的存款和90%的银行资本；商业银行实施全能化经营，在信贷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弱化信贷，而注重投资业务。俄罗斯商业银行十分热衷于股票、债券、外汇、同业拆借等业务，信贷在资产中的占比较低，并且信贷的短期化现象十分明显；商业银行资产错配现象严重，大部分商业银行借入短期外债，主要用于国内短期国债的炒作。一旦国债市场逆转，迅速导致了整个银行体系的崩溃；商业银行缺乏风险管理的能力和手段，风险管理体制和专业人员素质的问题比较突出。

金融改革是整个俄罗斯经济改革的一个缩影。休克疗法后，产权几经易主，俄罗斯最终形成了目前的金融工业集团，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走向融合的金融寡头应运而生。虽然普京上台后，表示要与金融寡头划清界限，并希望严格控制寡头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但到目前为止，金融寡头仍然是影响俄罗斯政治经济生活至关重要的力量。

虽然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开始不断趋于成熟，同时大量的石油出口也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极大的激励。但国力不济的事实，使得对于俄罗斯改革的批评之声从来就未绝于耳。为什么“休克”后，理想中的自由市场经济未能建成？一些批评之声开始直接把矛盾转向自由主义。

事实上，自由主义是一种对市场机制顶礼膜拜的意识理念，其信奉的是市场机制所带来的结果，而并非关心市场完善的过程。但市场的基础和形成过程，却是任何经济体进行变革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俄罗斯改革接受自由主义的“教导”，咬牙闯关，但最终却落得个浑身是伤。但此时，一些自由主义者仍然会积极“鼓励”：坚持下去，梦想的世界就一定会实现。

俄罗斯改革的启示

从俄罗斯改革后的银行体系特点中可以看到，市场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健全的市场体制需要市场化的主体和机制。因为缺少市场体制的自发演变过程，原苏联所拥有的集权、官僚化模式，在阵痛后，银行体系必然会走向金融寡头。银行作为一个风险管理的专业机构，要想实现有效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其自身必须具备风险管理意识和风险管理能力，这也是市场化机制的运行基础。虽然风险的意识并非天然形成，但清晰的产权必然能够对风险管理的主观意愿形成强烈刺激。但风险管理能力绝非短期内可以迅速效仿，这需要银行在风险管理体系和风险管理操作上进行长期、全方位的变革。而这种变革不可能由一次“休克”所能完成，试想，一个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专业银行怎么可能通过产权变化，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为一家现代化商业银行。银行的经营风险来自于内部风险控制和外部经营环境，如果仍然保持原有的风险管控模式，那即使是产权清晰的商业银行，其风险问题也不会有任何改善。清晰产权的意义在于积极推动风险管理体系的改革，使之建立更为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

市场化改革的这种原理同样可以运用到其他金融领域和企业改革中，即使产权清晰，建立了一套看似与发达市场国家相同的制度，但实际中的运行效果还存在着十万八千里的差距。放眼望去，当前的世界各国，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绝大部分是采取私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金融发展模式和产权制度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可见，产权问题是建立完善市场机制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解决产权问题并不意味着市场化改革即宣告成功。当所有权巨变所引发的动荡造成了社会经济的重大冲击，反而成为了市场化机制进一步完善的重大障碍。俄罗斯改革引发的长期高通胀，给实体经济运行和金融政策调控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这一背景下，商业银行往往不得不做出更为短视的抉择。在此环境中，商业银行加快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自然也成为了一句空谈。

古谚语说的好：“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决不是一时之功可成，这必须要许多代人长期不断地打磨和锤炼。因此，市场化改革必须要抱着一场持久战的指导思想才能确保胜利。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具有许多的优势，可以少走前人走过的许多弯路，但市场化改革的成功没有速成之路。因为银行体系在信息处理和资源配置上有着更多的优势，计划经济转轨的国家在金融体制改革上，容易首先演变成银行体系为主的金融体制。这其中，明晰银行机构的产权对于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近些年我国大力推进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原因所在。但产权改革只是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改革的一步，如何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金融体系的风险管控改革，才是提升我国整个金融业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并且，风险管理提升和产权改革有着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作用。清晰的产权关系有利于推动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而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对于产权结构的优化也会形成积极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银行并购、重组就是风险管理对产权变化推动的实例。

篇4

第一，企业的债券中除了短期的债券利率实现了市场化，其余的大部分企业债券利率仍然需要相关部门的监管审批。

第二，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仍在管制范围内，银行不能自主制定。

第三，银行对再贷款的利率管理不彻底，市场化只实现了部分。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央行对中长期的债券市场利率有着较大的掌控，从而影响货币市场利率，但对短期的债券利率影响较小。

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化利率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彻底，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发展也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约束。利率市场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实现，在这期间，非市场化利率与市场化利率得以共存。

二、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性

（一）利率市场化是缓解小微企业融

资难的有效途径之一就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虽然我国也采取了很多政策来扶助这些小微企业，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融资困难仍然困扰着小微企业的发展，引起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风险大、成本高，使得小微企业贷款不易。虽然小微企业以高利率的承诺来得到银行贷款，但这些高利率带来的收益仍无法抵消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可想而知，小微企业的结局就是得不到银行贷款，企业融资困难。同时，小微企业的其他融资渠道也受到阻碍，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小企业对于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差，使得许多投资人对小微型企业没有信心，融资困难就成为了必然。这时，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措施。利用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使商业银行可以对小微企业的风险进行评估定位，为企业提供银行可以承受风险的资金，同时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也为小微企业开拓了其他的融资渠道，降低了小微企业的融资困难。

（二）利率市场化能够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利率的市场化对货币政策也有着较大的影响，目前的货币政策的工具是数量型与价格型。但是，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有体现在存款准备金率与公开市场操作两个方面，而价格型的工具以利率为主。就目前现行的货币政策来看，央行更加侧重于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近年来，央行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中的准备金率上调12次和下调1次，而利率却只上调了3次下调1次，两者对比可以发现价格型的货币政策不受重视。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有着较大的作用。虽然在货币政策工具中数量型工具比价格型工具对货币的调控更加具有优势，但它的漏洞也是相对明显的，它将资金的正常供求关系打破，使得诸多企业的资金来源受到影响，融资相对困难，使借助高利贷的现象频繁出现，小型企业的发展大受阻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危机几率大大增加。就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来看，经济体制的核心还是在于价格，只有将价格型工具的使用放在首位，才能使资源的配置得到优化，社会经济发展日益完善，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三）利率市场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前提之一

利率市场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第一，就目前来看，利率的市场化还未完全实现，国外许多人民币的持有者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投资渠道。所以，要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使得人民币在国际化市场中有一个合理的计价和定位，为诸多的投资者提供一个标准，使人民币的国际化得以实现，同样使多样化的、以人民币为标准的金融产品扩展到世界各地。第二，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就必然要达到资本账户可控开放的目的。只有利率的市场化与实体经济达到同步的发展，才能有效的减小以人民币计价资本交易的稳定性，使得国内国外的金融市场平稳的发展，减少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同时，商业银行的收益来源就是息差，也因此具有较差的抗风险能力。只有实现了利率的市场化，商业银行才能打破这个经营格局，大力开发出新的产品和改革经营体制，增加其应对风险的能力，这是使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一大助力。

三、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基本具备

（一）市场化利率体系已具雏形

从目前建立的机制来看，首先，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货币政策直接和间接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和发展。另外，我国已经去除了存贷款的利率限制，利率的市场化在债券和货币市场都得到了实现。同时，央行实现了对市场利率的引导和贷款利率的调控。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理财和企业、金融机构对财务管理中的利率重视得以提高，以便于调整资金的走向，这是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另一个基础。

（二）金融市场体系趋于完善

利率市场化的实现基础就是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完善。随着当前经济的发展，货币紧缩环境尤为突出，引起了各大商业银行对于存款的激烈争夺，但由于存款利率受到限制，银行不能随意更改利率的高低来进行竞争客户，所以就激起了银行对理财产品的开发与完善，使得金融体系也得到了完善。同时，在法律制度和规范上，关于金融方面的制度日益完善，为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基础，金融机构不断开发出新的金融工具来完善金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利率的市场化。

（三）金融监管体系日趋完善

金融体系的逐渐完善为利率市场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利率实现市场化提供了较好的环境。19世纪末，中行开设了九个分行，这是金融监管体系逐步完善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分行的设立实现了银行分业监管，降低了死账坏账等账目问题的几率，提高了金融管理的质量，减少了面临风险的可能。另一方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并对存款的准备金率进行了改革，这些金融监管手段使得金融的管理不断加强，同时完善了金融监管体系。

（四）宏观经济步入转型期

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较为迅速而且平稳，整体发展状况也处于良好的环境中，所以整个的经济进入了一个经济结构调整的阶段。由对经济体制的研究和国外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我国正处于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关键时期，因为我国具备两个条件，即经济结构处于调整阶段和经济发展状况良好、迅速而稳定。而又由于经济类型的差异，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有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结构的转型，同时这个转型又可以促进利率市场化，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与利率市场化同步进行、相互推动。

四、利率进一步市场化的途径

从国际利率市场化的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主要是改善利率浮动的制度和范围来减少对金融正常运行的影响。在我国市场经济的体制下，为了完成利率的市场化可以扩大开放资本项目，主要从下面几点进行考虑。

其一，向市场化完成程度较高的国家学习，取消超额存款准备金利息。

其二，促进利率市场化的发展与运用，减少企业融资困难等难题，完成债券和存贷的利率市场化。

其三，促进金融企业对金融工具的开发，实现金融工具在各类市场的运用。另外，利用非存贷金融工具与银行存贷款的相互竞争，取消存贷款的利率设置的限制。银行存贷款对着企业融资有着较大的影响，解决企业的融资困难的问题同时又避免对银行经营体系的稳定造成较大的影响，是利率进一步完成市场化的核心所在。

第一，中长期债券利率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而短期的债券的利率市场化还没有实现，所以要加大金融工具的开发力度、实现利率市场化在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二，选择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和各方面能力较强的商业银行作为一个试点，实行利率市场化，找出缺陷和解决方案。

第三，健全市场化的利率体系，使得商业银行可以合理定位风险，逐步发展。

第四，建立一些特殊的制度和机制，减少利率的进一步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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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于7月5日晚宣布自7月6日起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这次降息距上次6月8日的类似操作相隔不到一个月。在第二季度宏观经济数据之前，一个月时间内两次降息，无疑表明了国家“稳增长”的意愿和降息周期的来临。从两次非对称降息和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特点，也可看出政府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决心。

之所以要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主要是目前的利率制度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首先，利率的非市场化会扭曲宏观经济结构，比如实际负利率导致资产价格如房价过高；其次，人为压低存款利率，普通储户利益受损，加大了贫富差距，这与政府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相违背；第三，利率的非市场化，不利于利率这一重要货币政策工具功能的发挥，致使中国的货币政策更多地依靠存准率、信贷规模、存贷比等数量型手段；第四，在利率管制之下，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是利差收入，这导致银行竞争压力和生存压力偏小，不利于中国银行业服务质量的改善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高达1.25万亿元，同比增长39.3%，其中利息收入是银行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

持续推进的利率市场化无疑会给商业银行带来多方面的压力。首先将考验银行的综合定价能力，银行必须在利差缩窄甚至没有利差的情况下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第二，促使银行提高对小微企业和广大储户的服务水平，推出更多的理财产品和精细化服务；第三，利率市场化对银行的综合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银行必须持续改善管理能力。

当然，金融改革的内容广泛，绝不仅限于利率市场化。从两个大的方面看，中国金融体系对外需要进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放开资本账户，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对内则要进行农村金融制度改革，解决民间借贷、民间金融的问题。从今年以来各项改革试点情况看，上述领域已都有所涉及。

譬如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点的目的在于使民间金融阳光化，通过金融体系对内开放、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来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贷款难的问题。金融银行业对内开放，就是要让民间资本来兴办小型金融机构，让非正式金融机构慢慢纳入正式金融系统，使中国的金融体系多元化、多层次，满足实体经济多元化、多层次发展的需要。

而在深圳前海先行试验区所开展的试点，重点则是推进人民币场外交易市场发展、资本项目开放和利率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试点的主要内容包括：加快推进深港银行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试点，利用香港低成本人民币资金，支持前海开发开放和重点产业发展，争取更多前海地区和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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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是丽水农村金融改革措施的核心要素之一。众所周知丽水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实验区域之一就是因为丽水的农村金融服务水平较高。因此在这一前提下丽水为了更好地对自身的优势进行发挥则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自身的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即在发展农村金融的过程中对自身的农村服务金融水平进行提升。从而能够在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和建设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等领域得到全新的进展，并且能够有效的破解丽水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瓶颈和缺陷。

（二）打造惠民利民金融工程

打造惠民利民金融工程是丽水发展农村金融的重要内容。由于丽水自身是经济发达省份中的欠发达地区并且丽水同时也是全国闻名的农业大市，这使得打造惠民利民金融工程成为促进丽水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的重要突破口。除此之外，打造惠民利民的金融工程还有助于解决丽水当地三农需求大并且融资难与此同时城乡差距大和普惠难等之前一直困扰丽水农村金融发展的难题与缺陷，从而促进丽水农村金融整体水平的有效提升。

二、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的成果和启示

（一）合理选择改革切入点

合理选择改革切入点是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的成果和启示的基础和前提。众所周知在之前的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丽水通过多年的实践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体制与内容创新。并且通过多年来大量的细致工作，丽水能够更加合理的选择改革的切入点，这也是丽水农村金融改革取得成果的重要原因，也是许多进行弄成就金融改革城市值得借鉴的地方。

（二）立足实际的改革路径

立足实际的改革路径是丽水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在选择相应的金融改革路径过程中丽水极其重视根据丽水的实际情况来对改革路径进行选择，从而使得丽水农村金融的整体平均增速达到了同比增长14.04％，这一增速高出了全国城市平均水平的5.72%。即通过立足实际的改革路径选择，丽水的经验可以让别的城市在借鉴的过程中也注重根据自身的世界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改革路径，最终促进农村金融改革整体水平的有效提升。

（三）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的有效下沉

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的有效下沉是完善丽水农村金融体系和农村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丽水全市的行政村信用评价以及达到了全省的第3位，其整体水平已经高出了全国平均水平的5.12%。之所以能够在农村信用体系获得如此大的成果，与丽水注重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的有效下沉有着紧密的联系。即丽水通过推动农村金融服务的有效下沉来进一步完善自身的农业金融基础和农业信用基础，最终使得自身的农户信用评价面达到92%，并且这一体系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成果经验并且开始推向全国，从而为其他城市农村金融和农村信用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启示。

（四）发挥金融的社会管理功能

发挥金融的社会管理功能对于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的成果和启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预的。丽水在自身的农村金融改革中不仅仅将金融是为单纯的经济组成部分，还将其视为重要的社会管理功能。即通过金融体系的改革来完善相应的社会管理功能，在解决丽水农民跳低收入问题和农户脱贫问题的同时也更好地促进了丽水整体的社会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

三、对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建议

（一）坚持政府与人民银行主导的改革模式

坚持政府与人民银行主导的改革模式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基础和前提。通过上文对于丽水经验的分析我们可以分析，只有坚持在政府和人民银行的主导下农村金融改革才能取得自身应有的成效并且将获得的成果与经验扩展到全国，从而让更多的城市和区域的农村金融改革得到更好的借鉴，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地方政府和人民银行的有效配合则这些工作难以得到有效的开展。

（二）构建多元化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构建多元化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对于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丽水非常注重对自身的金融组织体系进行多元化的构建和发展，并且在增加农村金融服务种类、和扩大农村金融业务范围以及加强农村金融风险控制等方面都有着出色的表现。这一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想要在农村金融改革中有效解决资金供给不足、机构发展水平低等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改革的瓶颈问题，构建多远化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无疑是效果良好的建议和措施，并且这一措施在许多城市的农村金融改革实践中也得到了良好的应用并且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

（三）打造农村产业金融体系

打造农村产业金融体系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通过打造农村产业的金融体系，可以有效的建立新型的农村金融组织风险担保机制和相应的农村损失财政补偿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是农村产业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通过打造农村产业金融体系还可以更好地使全国各地的农民安心的进行农业生产。与此同时能够有效降低农村金融的服务成本和运营成本与此同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具体效率和服务的针对性，在协调农村金融供需关系和借贷需求的同时，最终促使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整体水平得到全面的提升。

（四）构建低成本、高效率的支付结算体系

构建低成本、高效率的支付结算体系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核心要素之一。在丽水农村金融改革中重要的经济文件《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中指出了构建低成本并且高效率的支付结算体系是丽水农村金融改革进行的重要支柱。针对这一情况，我国在借鉴丽水经验的同时也应当注重构建低成本并且高效率的支付结算体系，即通过综合的运用信贷、证券、保险、信托和担保等金融资源来对自身的结算体系进行持续的完善，从而为全国性的农村金融改革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柱。

四、结语

篇7

也许直到这时，国有商业银行的员工才认识到这场股份制改革是“动真格”的了。

事实上，与假改革不同，真改革就是要打破框框，清晰产权，彻底改变运行机制。真改革必然要求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破旧立新，破到谁头上谁受冲击，肯定做不到皆大欢喜。因此，必须搞清楚谁是改革的依靠力量，谁是改革的对象，改革的动力何在?

必须有内生的改革动力

旧有的金融体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问题在于真改革还是假改革。

假改革就是修修补补，改头换面，避重就轻。改来改去，问题依旧，将来还要再改。1998年，数千家城市信用社被合并起来，组建了一批城市商业银行。五六年过去了，许多城市商业银行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变成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难点。

实践证明，把基层金融机构换个牌子，搬个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和国企改革一样，把亏损企业绑在一块只能亏损得更多。假改革无所谓动力。为了照顾各个阶层的利益，就不得不妥协，最终，下级骗上级，敷衍塞责，换汤不换药，改革成了走过场。

金融体制改革必须有动力，而且必须有来自于内部的动力。只有内生的改革才能够持久，才能够取得真正的效果。如果改革是在外力压迫之下推进的，那么一旦这些压力消失，被改革的金融机构就会以各种方式倒退回去。即使保持外部压力，也难保在金融机构内部产生“抗体”。

回顾改革历史经验，之所以农村体制改革能够取得伟大成就，是因为农村改革具有很强的内生动力。在改革中农民、集体和国家都得到了好处，实现了“多赢”格局。因此农村体制改革能够迅速推广，并且坚持下来。

而在金融改革中却很难找到让管理层、员工和国家都满意的“多赢”方案。由于任何外部单位都无法确切掌握金融机构的内部信息，如果没有管理层的参与，几乎没有办法推动金融改革。金融机构的改革是否拥有内部动力，要害在于它的管理层，而这也正是金融改革的难点所在。

第一，近年来，尽管农信社、城信社和城市商业银行的行长、主任们的素质有所提高，但是，严格说来，许多人是“官员”，而不是合格的金融家。在地方政府决策的遴选过程中，这些金融负责人的产生并没有真正经过市场竞争。

第二，即使有些基层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具有金融家的素质，明了金融改革的意义，他们依然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他们作为“改革者”必然陷入矛盾与对立之中。他们能否在平衡国家、集体、员工群体和个人利益关系中找到某种能够“走得通’的道路?

第三，许多基层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对改革心存疑虑，担心在金融改革中丢失既得利益。他们只有依赖现有体制才能取得对未来利益(收入、行政级别和分配资源的权利)的明确保证。改革到了自己头上，积极性从何而来?难怪有些基层金融机构负责人认为金融改革是“过河拆桥”，断了自己的前程。如果某些管理人员的目标完全是个人利益最大化，那么他们介入改革时，很可能阳奉阴违，损公利己，窃取其他产权主体的利益。

在以往的金融体制改革中，冲突的结果大多以改革者的妥协让步告终。目前，基层金融机构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外部：金融决策层、学界和民间资本。

改革一方看起来声势很大，但是，实际上被改革者要比改革者强大100倍。由于外在的“改革主体”很难掌握金融机构的业务信息，因此任何力量都不可能脱离基层金融机构内部员工来推进改革。至少也要将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拉入到“改革者”的阵营中来，才有可能j顷利地在原有金融机构基础上建立新的银行。

如果把原有经理人员都推到改革的对立面上，基层金融机构内部各个阶层将自动地聚合起来，形成抵制改革的巨大力量。在这样巨大力量的阻止下任何外部机构要推动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金融改革的风声早就有了，可是在基层金融机构中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应。这说明，从整体上来说，基层金融机构严重缺乏改革的内部动力。如果改革依靠的力量正是改革要弱化或消灭的力量，这样的改革具有逻辑上的不可操作性。倘若基层金融机构有维持现状的一线希望，就很难指望在这些机构内部产生改革的动力。总之，改革的关键在于寻找、培养金融机构内部的改革动力。

方向是民营化

真改革和假改革的分水岭在于敢不敢触动金融机构的产权结构，能不能实现政企分开，能不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说到底，就是能不能创建民营银行，而这也是金融改革的另―突破口。

即使加大外部压力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基层金融机构都能够改组为民营银行。如果在某些金融机构内部有较好的管理层，业绩也比较好，那么有可能在内部找到改革的动力。

对于这些较好的基层金融机构负责人来说，他们的目标并不局限于个人纯粹的经济收入―亡，而是表现在管理岗位的稳定及提升、职业声望的增加、被尊重层次提高、获得员工拥戴等方面。这些目标将限制他们个人作为“经济人”的冲动。可以帮助他们引进民间资本，组建董事会，制订规章制度，改组为民营银行。

对那些资不抵债、缺乏合格金融人才的金融机构，如果找不到内部的改革动力，惟一的办法是让他们关闭退出。强扭的瓜不甜。如果强行把这样的金融机构改组为民营银行，很可能把原有的矛盾都带进新的金融机构，使得新建的民营银行先天不足，民营银行将难以逃脱当年城市商业银行的覆辙。

与其如此，还不如暂时将这些金融机构冷冻起来，另外成立民营银行。新的民营银行在组建过程中具备引进现代化管理机制的内部动力，比较容易实现改革的目标。通过民营银行试点建立，健全金融准入、监管和退出法规。经过数年实践。待民营银行成长、壮大之后就叫以考虑通过市场兼并、收购等方式将原来基层金融机构的业务逐步转移给新生的民营银行。

由于那些问题严重的基层金融机构是压在金融监管当局肩上：的沉重的包袱，因此他们把绝大部分的精力放在改造原有基层金融机构身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篇8

这几年经常感受到常规投资中运用资本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边际收益递减特征非常明显。投资机会成为难以捕捉的特定事项，很多投资者发现大量资金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了。我们在金融改革方面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是客观地讲，金融改革的任务也只是走到半途，而且在某些具体事项上是“行百里者半九十”。

应在“问题导向”之下，提出可行的对策思路和要领。笔者认为在这个方面的理论支撑，首先就是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改革攻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面跟着的则是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效率的提高。在金融改革方面，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的搭配，以及对金融的创新深化等，一定要有所作为，并持之以恒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和减负方面，为激发微观经济活力要真正抓到要害，在结构性减税的同时，特别要真正有效降低税外负担，特别是那些让企业感受最痛苦的、非常不规则的隐性成本、综合成本，这是中国要使企业活起来必须抓住不放的真问题。

所有这些供给侧的金融改革举措，离不开我们行政、财税、司法、价格、投资等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设计，如，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是国务院三令五申不断提的改革事项，已经看到中央级行政审批项目缩小到几百项，但是剩下的大都是有关部门看作“命根子”的实权，为在这方面取得改革实效，就应考虑进一步抓住时机，把已经说了多年的大部制和扁平化改革结合起来，使我们的行政架构伤筋动骨、脱胎换骨，以求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实质性地推进审批改革进程。扁平化必须结合大部制改革加以综合设计，是制度供给里的框架性问题。

说到投融资，说到资源、能源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这方面的矛盾问题已经非常具有挑战性了，已经到了攻坚克难阶段。中央不断下发文件，特别强调价格改革，客观地讲，新一轮针对基础资源和能源产品的价、税、财联动改革势在必行，以求理顺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以后的投融资，应按照中央的要求，形成更多有效投资与PPP机制的对接，这是势在必行的。

我们必须在继续运用必要的需求管理的同时，掌握好以改革为统领、实施理性的供给管理的方略。为了打造新一轮经济发展中的动力机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注重从供给侧入手，化解所面临的突出矛盾，从微观主体的创业、创新、创造层面上努力释放潜力活力，通过有效的供给侧改革来托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力，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

篇9

首先，人们必须对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做一个阶段性判断。总体上说，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城市化率在53%左右，如果达到发达国家的总体水平（约70%），城市化和与之关联的工业化还有巨大空间。中国的产业以加工业为主，自主发展的产业仍然欠缺，有待于创新和发展。再者，在人口老龄化来临之际，庞大的人口基数还会存在巨大的就业压力。所有这些表明，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中国还必须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主。中国现在还远远没有到达西方那样的金融经济阶段。不过，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过于侧重金融经济，忽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在西方已经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西方各国政府也因此把重点转移到发展实体经济上。

金融业“绑架”实体经济

中国需要的是一个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经济。不过，最近几年，金融经济已开始“绑架”实体经济。金融经济本来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而现在实体经济反而服务于金融经济。需要金融服务的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得不到金融服务，倒是被金融经济牵着走。很显然，这种趋势对中国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来说，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从现有的金融结构来说，国有银行巨大且垄断着各个金融领域。中小型银行不发达，民营银行更是屈指可数。在实体经济领域，尽管人们一直在讨论“国进民退”，但至少民营经济已变得不可或缺。而在金融领域，俨然是国有的天下，民营金融力量极其微弱。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之间的高度不均衡，导致了诸多不良后果。首先是国有银行很难有变革。中国的金融集团类似于美国的华尔街，但改革可能更加困难。美国除了华尔街，还存在数量庞大的中小微型银行，华尔街危机，后者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中国的中小型银行地位孱弱，大银行一旦发生危机，就没有替代的金融机构。中国的金融改革便面临一个巨大困局。一方面，中国需要一场可控的金融危机来促动改革。另一方面，庞大的国有银行拥有巨大能力转嫁危机，并从危机中获得好处，而把负面效应转嫁给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尤其是实体经济部门。

多年来，中国也在以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办法只能强化大银行的利益，使国民经济更加失衡，并表现在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之间、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民营企业之间、大型国有银行和中小型银行之间的失衡。宽松政策下，大型银行永远是赢家。大量的货币发行意在刺激经济，但通过大型国有银行时，后者没有动力把钱传递到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企业。这就导致了钱的错置。中国的银行一方面承接来自中央银行的大量投入，另一方面依靠其庞大的金融实力甚至权力向社会圈钱。这些银行在短时期内做到了世界最大，但它们并没有为社会提供足够的服务。

现在“影子银行”非常火暴，很能说明问题。“影子银行”的大发展有赖于国有银行，甚至是国有银行造就的。国有银行因为面临诸多制度上的制约（主要是政府对利率的干预）和监管，不能随意作为，但又没有动力投资于实体经济，于是为逃避监管，转而利用“影子银行”圈钱。荒唐的是，西方在华尔街危机之后，加紧了对大型银行的监管，可中国却似乎正相反，政府监管不仅没有延伸到“影子银行”领域，甚至这种监管变得越来越困难。

发展民营银行

所以，2013年的“6月危机”（钱荒）只是表象，是钱的错置，而不是缺钱。政府希望通过收紧货币供应促使错置的钱从非正式部门回流到正式部门。尽管这表明了有关部门促进金融改革的决心，但成功极其困难。有关部门收紧货币供应，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缺钱的民营企业，也包括没有竞争优势的中小型银行。民营企业因为不能从国有银行获得金融支持，就转向“影子银行”，明知成本和风险巨大，也别无他法。

“6月危机”及其结果表明，政府在利用货币政策推动改革时，需要考虑如何在向金融既得利益集团施加压力的同时，避免中小企业的危机。诉诸于金融（和财政）等手段来进行改革已成为一大趋势。随着经济愈加复杂，中央部门能使用的手段也日渐匮乏。例如过去常用的人事、行政和政治手段越来越不管用。如此一来，金融、货币和财政手段更加重要，因为这些是中央政府的权力。但中央政府在这样做时，要考虑如何不通过金融集团，而把金融资源直接投入到所需要资金的实体经济。从技术上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更为重要的是，“6月危机”表明中国在深化金融改革时，结构调整必须先行一步，利率自由化随后。在没有打破国有银行垄断地位、放松金融市场准入限制的情况下，利率自由化只会导致越来越多的问题，改革很可能会走向改革者原来目标的反面。例如，人民银行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并不能纠正资金错配。原因很简单，今年第一季度银行贷款中，只有11%是以低于基准利率的价格发放，而这部分借款人绝大多数都是大型国有企业。贷款利率管制取消以后，国有银行很有可能向大型国有企业，甚至地方融资平台发放更多更便宜的资金。

实际上，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尽管没有像西方那样的金融自由化，但总的趋势是向自由化发展的，例如政府在行使货币政策时，不再仅仅依赖数量调控，而越来越重视利率这样的价格工具。不过，这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善中国的金融制度，既没有改进金融部门的效率，也没有提高金融部门防范风险的能力。

何谓金融市场结构调整？主要是要造就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大型国有银行和中小型民营银行之间的平衡。就是说，需要把金融改革的重点放在培养中小银行，甚至微型银行上。这方面可以学习美国。

篇10

中国的金融改革，建议实行事先预告制度，从长期利率分阶段实行利率市场化，培育债券市场，强化利率的财政功能；分阶段扩大汇率浮动幅度，以一年为期实行预告制度。进而根据利率、汇率浮动程度分阶段推进资本自由化，暂时管制短期资本交易。然而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难以预测，由于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出现错配问题，应做预判。当实际与前期预测不符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国内所有改革所涉及的单位和个人可以根据预告做好事先准备。此外应根据预告制度做好突发事件防范，预防投机者了解金融改革步骤后进行突击活动。（韩国财政部前副部长 郑德龟）

东亚经济统合喜忧参半

东亚经济合作发展迅速，中日韩有望共同商定东亚经济联合长期路线图，在 2040年统合贸易投资市场、2050年统合货币、财政等方面，推进东亚经济共同体进一步发展。

当前东亚经济统合尚存诸多问题。首先，统合条件有待成熟。目前中国采取一篮子货币为基础确定汇率的机制与亚洲其他国家不同，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区域内国家市场开放程度也不尽相同，各国出口由于相同或相似的战略会形成竞争关系。其次，地区建立共同体意识有待加强。第三，区域合作缺乏远见性，细节方面达成协议仍需进一步协商。为推进东亚共同体发展，需要一个中心国家机构，如高峰论坛或定期对话机制。（韩国金融监督委员会前主席 金英得）

点评

“亚洲区域一体化可分为实体经济合作和金融合作两部分，前者是发展导向，后者则是危机导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部长 隆国强）

点评

“中国金融改革的思路和顺序可以总结为：实体企业改革在前，机构改革在前，市场改革在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

“金融业本质上是信息行业，其有两个任务：一是广泛地依赖信息来从事金融活动，二是更进一步地揭示信息以引导资源配置。在当前所有的制度中，市场化的金融体制最能够完成这些功能。”（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李扬）

“金融业的核心是风险管理。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风险逐渐复杂化，要求风险管理能力更强的配套金融产品。”（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张斌）

资源能源

全球或将迎来石油供应大繁荣

智库支持：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近日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发表能源预测报告，认为目前全球石油产能正进入一个充沛的石油供给新时代，这部分归功于水平钻探和液压技术的发展。目前全球石油产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供给或将超过需求。未来伊拉克、美国、加拿大和巴西四国将领导这场石油产出大繁荣。

新技术使得大量的“新”石油能够开采，包括加拿大的油砂、美国的页岩石油和巴西的盐下层石油。对全球勘探开发中的主要油井进行分析后，报告认为供需拐点将在2015年出现，“届时美国国内产量就能满足其65%的石油需求”。在那之前石油市场仍容易受到相反方向冲击而高度波动；但2015年后，“大量的石油”可能导致油价下降，甚至“崩溃”。

行业产业

中国钢铁产量或现31年来首降

智库支持：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基于对上半年中国钢铁产量的判断，下半年粗钢产量将明显低于上半年，极有可能成为3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标志着中国重工业三十年发展或将出现转折。主要炼钢原材料焦煤、铁矿石的进口增长趋势也可能出现逆转。

中国钢铁产量在2011年已达到高峰。2012年上半年全国钢铁行业累计实现利润23.85亿元，同比下降95.81%，销售利润率仅为0.13%。如果扣除投资收益，钢铁主业实际亏损13亿元。由于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对钢铁业需求在接下来10年将持续下降。至2020年，中国每1%GDP增长对钢材的需求将下滑至4000万吨以下，而2011年这一数字为7100万吨。由中国需求支撑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似乎已近尾声。

欧洲金融体系分裂加速

欧洲银行间的跨境金融交易正在萎缩，跨境隔夜货币市场的交易量正在快速下跌（包括抵押和无抵押的交易）。欧洲银行对他国信用状况的不信任，导致其大幅度削减非国内贷款。西班牙银行更多地与国内的银行做交易，而不是和意大利或德国等邻国银行，显示了欧洲金融业加速分裂的趋势。

新医改减少财务风险作用有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新医改是否减少了财务风险，可以用病人报销比例和大病花费比率两项指标衡量。2003~2011年前者比例明显提高，而后者则变化较小，这意味着总医疗花销增长更快。新合作医疗提高了医疗设备等资源数量，但对减少财务风险作用不大，对健康结果也几乎没有影响，反而刺激了医疗消费和低效诊疗。

需求方面，更高的报销比例降低了看病“价格”，增加了人们对服务的需求量以及对高质量服务的追求。同时住院病人享受更高报销比例（70%~85%）促使人们从不住院向更住院转移替代，即新合作医疗实际上在激励人们增加医疗服务消费。供给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医生可能开过量与更昂贵的药。增加报销比例（影响需求）显著提高了注射与静脉滴注的比率。（牛津大学教授叶志敏）

双周点评

从欧元困境看人民币国际化

欧洲仍在危机中挣扎，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承诺支持西班牙，西班牙之于美国，欧元区之于世界，都反映出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关联性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