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协议范文
时间：2023-04-06 20:23:4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资本协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988年，老巴塞尔协议刚刚出台之时，在国际上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但2004年新资本协议出台后不久，包括13个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就表示将在2007年到2009年之间实施新资本协议。毫无疑问，新资本协议代表了现代银行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正因如此，银监会近期下发的《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不仅明确了中国监管当局的政策导向，还将直接促进国内银行按照新协议要求，建立科学的风险管理体系。接下来，关键是如何将《指导意见》所提出的任务要求落到实处。
（一）银监会可考虑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推进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工作。
未来5-10年，中国银行业将开始全面实施新资本协议，这是一个庞大而艰巨的系统性工程，它将改变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与资本监管模式。从现在情况看，无论是监管当局还是商业银行都没有充分低估到这项工作的难度。大量的具体工作不仅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而且还涉及许多对外、对内和对下的组织、协调与管理工作，有的还可能触及到银行间竞争关系以及利益格局的调整。银监会如果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具体推动，很容易造成权责不清，人浮于事。该部门应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和国际化程度，一旦成立可面向海内外招聘高素质人才，同时更要重视发挥我国监管当局内部人才的特殊作用和优势。
（二）适当扩大首批实施新协议的银行范围，促使更多银行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
首批名单应大致包括三类银行：第一类是6大银行，即工行、中行、建行、农行、交行和开行，根据《指导意见》，他们必须按时实施新协议；第二类是外国子银行，这些机构的母公司基本上都已在各自国家实施新协议，按照从属原则，它们要向中国银监会提出实施申请；第三类是管理基础较好的中型股份制银行，如招行、民生、浦发等，可按照自愿申请的原则，将其纳入首批名单。这些银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同时，系统性风险较低，即便做不好，负面影响也不大。近年来，我国中小型银行发展速度很快，资产质量也保持了较高水平，但与之相配套的风险管理还没有及时跟上。银监会可以此为契机，促使广大中小银行夯实管理基础，弥补风险管理的薄弱环节，进而增强金融稳定，达到推行新资本协议的根本目的。
（三）建立特派观察员制度，实行全程监督指导。
《指导意见》要求各银行董事会和高管层高度重视新协议实施工作，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推进这项工作。银监会可考虑向各行领导小组派驻观察员，参加其重大项目的研究讨论，掌握项目进展情况，及时提供政策性指导。这些观察员可以通过全程参与标准定义、框架搭建、数据清洗、模型设计、流程建设、IT系统开发、返回检验和业务应用等关键环节，更好地掌握新资本协议的核心技术，为将来我国实施全新的、国际化的监管模式准备条件。
（四）加快建立与新资本协议相配套的监管法规体系。
《指导意见》提出，2008年底之前银监会将要出台所有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有关制度文件。现在看来，整个进度要求非常紧迫。其中，难度最大也最重要的是在2007年底以前完成《内部评级法指导意见》。该文件是整个新资本协议配套法规体系的核心，涉及众多关键性的定义、标准以及技术方法。比如，客户违约、风险敞口、预期损失、风险价值、经济资本等基础概念的定义；再比如，公司、零售、机构等风险敞口的划分标准等等，这些基本问题都需要尽快明确下来，这样大家才能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平台，事情推进才会更顺利。
（五）认真研究和制定新资本协议整体规划。
根据《指导意见》，首批实施新协议的银行应在2007年10月底完成整体规划，并报银监会备案。银行董事会应责成本行新资本协议领导小组加大推进力度，尽快开始新资本协议的差距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实施新协议的整体规划。该规划力求具备系统性、可行性和前瞻性，其中重点是内部评级法的实施方案。该规划不是做给监管部门看的，而是下一步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路线图。如果工作做不扎实，项目一旦启动，头绪多多，容易引起管理混乱和投资浪费。
（六）为新一轮定量测试做好技术和政策上的准备。
实施新资本协议之后，各银行资本充足率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这主要是因为，新资本协议下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中，作为风险加权资产的分母中增加了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对于风险管理水平一般的银行，他们从内部评级法中获得的关于信用风险的资本优惠，不足以弥补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增加，从而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我国银行业曾在2003年配合巴塞尔委员会进行了第三次定量测试（QIS3）。结果表明，在当时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状况下，如果实施内部评级法，主要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将下降2-3个百分点。将来，国内率先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银行，其资本充足率还是可能下降的，银监会在政策上应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评价标准，必要时可以出台一些激励政策。
（七）重视新资本协议的技术检验工作，切实把好政策准入关。
银监会在《指导意见》中拟定了一个进度表，客观地讲，对于我国银行业的管理现状而言，该进度表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预计到2010年，首批实施新协议的银行都会建成一套相应的管理体系，并向银监会提出实施申请。但这套体系是否真的能达到巴塞尔委员会规定的监管标准？是否确实在银行管理中发挥了风险控制作用？这就要求银监会做好技术验证工作，把好准入关口。这对银监会可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有人建议聘请外国公司来做技术验证，这里有一个金融安全问题。因为做技术验证，就要把我国银行业的数据和系统向别人开放。也许比较可行的办法是银监会把自己的人才送到国际机构进行培训，然后这些人再根据监管当局的政策要求，为我国商业银行做技术验证。但不管怎样，现在就应该着手准备工作了。
（八）实施新资本协议要与实际管理工作紧密结合，避免搞形象工程，形成两张皮。
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要求，相关的系统、流程和模型必须实际运用到经营管理中去，运行时间不少于两年。由此产生的内部数据和计量结果，才可以用作新资本协议的实施依据。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准确把握新资本协议的精神实质，加大管理工具和方法的应用力度。要通过实施新资本协议，切实转变增长方式，保证业务的健康发展。要把科研、开发与应用紧密结合起来，对于各功能模块和子系统，要成熟一个开发一个，开发一个投产一个，并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加以检验和校正，持续地优化升级，促使科研成果迅速地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篇2
历经世界金融危机的洗礼,中国经济正呈现出越来越强的信贷驱动特征。
踏入2010年,中国对信贷的调节前所未有地双剑齐发。一方面,上提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对信贷规模进行杠杆调节。另一方面,提高资本监管的风险技术水平,部署银行业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 II)。
新资本协议核心理念是以资本抵御风险,信贷等银行资产按风险大小作为权重量化出所需资本总量。贷款的风险越高,对其征收的资本金也就越高。预计2010年底至2013年,是新协议在中国银行业上线的高峰期。
笔者认为,新协议的实施必然影响中国经济的一些关联点。其中,有两个问题,尤其应事前警惕,早谋对策:
首先,金融危机促使西方商业银行加速发展低风险权重业务,由传统的存款和贷款的中介者,转向“金融服务超市”,其贷款创造的利润占比正在下降。
中国银行业虽在做类似的尝试,但受我国金融同业市场建设、中间业务规模、收费客户状况等原因的制约,不太可能出现同比西方银行贷款利润占比降至50%以下的情况。国内的可能情况是,新协议实施后,贷款仍将是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但银行会倾向低风险权重的贷款品种,以求在一定资本总量的前提下,扩大贷款规模。
中国经济地区发展不平衡。新协议的实施会驱使贷款流出相对高风险权重的欠发达地区,流入相对低风险权重的大中城市、高增长地区和高增长行业。
其次,次贷危机爆发过程中,被誉为信用优良、资本雄厚的国际大投行瞬间分崩离析。国际权威信誉评级机构,如穆迪公司和标准普尔等,它们的评级方法、评级模型和评级体系因此受到空前质疑。
中国尚没有像穆迪、标准普尔这样的公认外部评级机构,国内银行内部开始实行“五级分类”等贷款评级体系只有区区十年。新协议的实施会驱使中国银行业偏好信息透明、披露及时的大中型客户。
小企业信息不全,面对新资本协议实施,很可能连现有贷款总量比例都会下降。如果新协议实施原文照搬巴塞尔委员会条款,只能加剧我国银行贷款企业规模不平衡的矛盾,即小企业融资难。
事实上,新资本协议实施本身也有风险。20年前,新资本协议的前一版本――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在美国等十国集团推行。
美国经济学家发现,银行为在1992年底之前达标第一版资本协议,普遍采取多渠道筹集资本、调整资产结构等措施。这造成信贷压缩、流动性紧张,同政府刺激经济的意向南辕北辙。
美国的切肤之痛警示我们,资本监管新规须与宏观经济合拍。
在推行新资本协议前,中国银行界有必要对资本增加或减少的程度以及相应的信贷规模变化进行认真的测算。
从去年年底国内某主要银行的测算来看,新协议的实施可能会带来该行所需信用风险资本的减少。但新协议提出了我国现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没有涵盖的新风险类别――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
另外,根据欧洲的经验:每家银行的资本要求会因该行业务结构和采取的风险计量方法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银行界全行业最终的测算结果仍需仔细斟酌。
近十年的中国经济,呈现出三波段的周期特点。即每个经济发展周期依次出现: 投资增长和货币供给增加,资产价格上涨和实体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下滑三个波段。
上一轮经济周期结束于危机前的2008年底,每个波段的持续时间大约为一年。
如果中国银行界全行业出现计量的信用资本放松、信贷扩张的测算结果,选择宏观经济周期的第一波段――即宏观经济处于“投资增长和货币供给增加”期,就会避开新协议自身实施的风险。
篇3
首创：八家农商行联合建设新资本协议
为解决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量不足、成本投入大及人才匮乏等问题，江苏省银监局协调组织了苏南地区的张家港农商行、常熟农商行、太仓农商行、吴江农商行、昆山农商行、无锡农商行、江阴农商行和江南农商行在内的八家农商行联合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于2012年4月下发了《苏南八家农村商业银行联合建设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明确了苏南八家农村商业银行联合建设新资本协议的总体方向，确定了“数据共享、自愿合作、优势互补、同步推进、成本分摊、立足实际”的联合建设原则，同时确立“除数据共享机制建设项目外，本着自愿原则参加项目联合建设”的合作框架。
作为苏南八家农商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联合建设项目的牵头行，张家港农商行依据江苏省银监局的指导意见，制定了《苏南八家农商行联合实施巴塞尔协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现已开始联合建设“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规划咨询项目”、“非零售内部评级咨询项目”，同时依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始着手准备联合建设“零售内部评级咨询项目”。
苏南八家农商行地域相近，客户类型和经营模式相似，本身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基于数据共享的目的联合建设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项目，在国内属于首创，若能成功实施，将为国内中小银行提供良好借鉴。
困境：各商行如何
困境一：苏南八家农商行存在业务流程差异，对联合建设新资本协议中信用风险内评法建设带来挑战。
苏南八家农商行都是独立法人机构，每家银行在业务流程上存在差异，从当前联合建设的信用风险内评法项目来看，业务流程差异对内评法建设的主要影响有数据收集和模型应用两方面。
首先，各成员行由于业务流程差异导致系统结构、数据质量等参差不齐。数据的完整性及充分性直接影响到内评模型的质量和开发进度，较好的数据质量和符合时间跨度要求的数据量将对模型的科学性和顺利实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由前期张家港农商行做的数据质量诊断和项目承建商所做的非零售内评法建设数据可获取性调查结果来看，各家成员行的信贷系统、核心系统结构及功能存在差异，部分数据标准和数据定义不一致，给数据收集带来较大难度。同时，各成员行由于前期系统建设时间差异及数据保存要求不同，导致可获取数据的时间长度也不一致，有的可以追溯到2006年，有的则只能到2010年；另外，部分成员行系统中存储数据不完整，系统功能有待进一步提升。
其次，由于业务流程差异导致联合建设的成果在各家行落地实施过程中面临挑战。在内部评级法建立起模型后，各家成员行需要对内部评级法核心应用进行落地，将内评法成果应用到授信审批、贷后管理、限额管理、信贷政策及风险报告之中去。但是各家成员行现在业务流程不同，难以用统一的标准和流程为各成员行开展模型应用实施工作。
困境二：苏南八家农商行存在管理制度差异，对联合建设新资本协议中操作风险建设带来挑战。
当前操作风险管理项目建设中，将其与内部控制、合规管理三者进行整合将是一个趋势，三者之间进行整合的GRC项目在国内商业银行已有较多实践。而商业银行管理制度的梳理是GRC项目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关于操作风险资本计量监管的要求中提出：“商业银行应当建立与本行的业务性质、规模和产品复杂程度相适应的操作风险管理系统。该管理系统应能够记录和存储与操作风险损失相关的数据和操作风险事件信息，能够支持操作风险及控制措施的自我评估和对关键风险指标的监测。该管理系统应配备完整的制度文件，规定对未遵守制度的情况进行合理的处置和补救。”可见监管要求对操作风险建设中制度梳理的重视。
当前苏南八家农商行管理制度各异，前期各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差距分析对各家管理制度进行了审阅并列出了主要差距点，后期仍需要各家农商行根据差距分析情况进行相应的完善。但是，如果仅依靠苏南八家农商行各家自行梳理完善，将会在不同的制度差距基础上，修订出存在差异的管理制度。
困境三：苏南八家农商行存在组织架构差异，对联合建设新资本协议项目进度带来挑战。
组织结构差异主要表现在苏南八家农商行的部门设置不同、管理职能不同。苏南八家农商行由于组织架构不同，直接带来的影响就是联合建设协调时间成本高，影响联合建设项目的进度。由于业务流程存在差异，各家成员行在联合建设中，同一项业务会对应到不同的部门，从而使成员行内部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增加了沟通协调的成本。
当前各成员行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的重视度不一致，苏南八家农商行已经出现进度延迟的情况，如果项目建设过程中各成员行由于组织结构差异继续影响项目进度，将对整体联建项目的成功带来考验。因此，苏南八家农商行需要克服组织架构差异对联合建设项目进度带来的影响，各成员行应达成共识，一致行动，确保联建项目按时推进。
困境四：苏南八家农商行存在风险偏好差异，对联合建设新资本协议中的成果应用带来挑战。
各家行由于管理制度、业务流程及组织架构不同，综合起来会反映成为风险偏好的不同，因此，风险偏好差异会对联合建设新资本协议成果的应用带来挑战。例如联合建设的内部评级法项目，在模型建立以后，面临确定主标尺的工作，由于苏南八家农商行的风险偏好存在差异，对主标尺的开发要求也不一致，因此，究竟是对模型建立适用于八家的统一主标尺，还是基于每家行分别建立主标尺，都尚未明确，还需要根据合规要求和各成员行的风险偏好来探讨。同时，内评法项目建设中对非零售业务进行敞口划分时，统一的敞口和各成员行敞口分布是否一致，也是需要关注的地方。
破题：统一建设流程银行
针对当前苏南八家农商行在联合建设新资本协议中存在的种种差异性，笔者认为，统一建设流程银行是解决八家农商行联合建设新资本协议项目中存在问题的有效对策，理由如下：
首先，苏南八家农商行流程银行建设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无锡农商行、吴江农商行已在2012年分别请北京普信咨询有限公司、普华永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协助开展了流程银行的项目建设；最近，常熟农商行也着手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开展流程银行项目建设。苏南八家农商行统一建设流程银行项目，可以在各家现有管理水平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将管理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流程银行项目由八家农商行统一建设，可以节省每家单独建设的成本，减少项目谈判风险。
篇4
专业贷款的定义
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要求商业银行将专业贷款分为项目融资、商品融资、物品融资、产生收入的房地产和高波动性商业房地产五类。这些贷款一般具有三个特征：首先是对一个实体（通常是特殊目的实体）的贷款，创建该实体的目的就是为实物资产融资和运作提供平台；其次是债务人基本没有其他实质性资产或业务，除了从贷款形成的资产中获得收入外，基本没有或没有独立的偿还债务能力；第三是贷款合约规定商业银行（贷款人）对贷款形成的资产及其未来产生的收入有相当程度的控制权。
上述特征决定了贷款形成的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是贷款偿还的主要来源。这也是专业贷款与一般公司风险暴露的根本区别。
专业贷款的风险特征
风险隔离与有限追索使贷款风险集中于贷款所形成的资产
通常情况下，专业贷款的借款人采取将贷款形成的资产与其他资产分开的交易模式，防止风险在不同资产之间的传递，实现风险隔离。由于专业贷款的借款人对还款资金来源进行了风险隔离，银行对贷款形成资产以外的资产或现金流追索权就受到了限制。借款人一般通过以下方式实现风险隔离。
为贷款所形成的资产单独组建项目法人作为承贷主体。通过单独组建项目做为借款人，贷款的第一还款资金来源就仅包括贷款所形成的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如果借款人的股东不提供担保，银行就无追索权。如果借款人的股东为贷款提供担保，若相对于贷款规模股东的担保能力不足，银行只有有限追索权。若借款人的股东仅对贷款形成资产的建设期提供担保，债权人的追索权更加有限。
例如，许多项目融资的借款人是经营贷款形成资产的特殊目的公司，借款人经营范围就是投资建设并运营该融资项目，唯一的经营现金流就是项目现金流。商品融资的借款人通常仅经营在商品交易所交易的储备、存货或应收商品，除交易这些商品所产生的收入之外，没有其他业务活动和现金流来源。
专业贷款偿还资金仅源于贷款所形成的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借款人虽然可能有经营业务，但通过贷款合同结构安排，限定银行对借款人其他现金流的追索权，或者明确贷款形成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优先用于偿还相应的贷款，银行对其他现金流就仅有有限追索权。或者虽然没有明确的合同安排，但其他现金流很少，贷款形成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是主要还款来源。
例如，物品融资的借款人通过借款合同约定，还款资金来源仅限于贷款所收购的实物资产用于租赁所创造的现金流。虽然主要依靠房地产产生收入的借款人可能除了贷款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收入以外，还拥有其他收入，但其主要的还款资金来源仍主要依赖于房地产销售、租赁。还有一部分项目融资的借款人虽然有其他业务，但与贷款所形成的资产相比，其他业务所产生的现金流很少，无助于增强借款人的偿债能力。
在风险隔离和有限追索的情况下，即使项目融资借款人的发起人实力很强，或者物品融资的借款人租赁与贷款无关的其他实物资产的现金流很充足，银行都不能够直接要求借款人以上述现金流偿还专业贷款的到期本息。因此，专业贷款的风险无法在借款人不同的资产之间进行分散，特别是无法在经营比较成熟的资产和新建资产之间进行分散，导致专业贷款的风险十分集中。
专业贷款的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高度相关
对于一般公司风险暴露，通常情况下商业银行要求借款人提供的风险缓释工具应与借款人自身风险相互独立。但专业贷款的风险缓释方式（除了股东方提供的担保外）通常与贷款所形成的资产相关。例如，项目融资采取的项目收费权质押、工程总承包合同权益质押、承购合同权益质押和贷款所形成的资产抵押等。这些风险缓释方式的风险缓释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贷款所形成的资产的经营状况。如果项目经营成功，这些收费权益、合同权益和资产的价值就很高，反之，抵质押品的价值下跌，不能对贷款形成有效保护，使得贷款的违约概率与违约损失率的相关，增加估算预期损失的难度。
资产专用性强而形成的风险
当某种资产在特定用途上的价值大大高于在其他用途上的价值时，那么该种资产就具有专用性。专用性资产是为特定目的而投资形成的耐久性资产，它一旦形成，就会锁定在一种特定形态上，若再做他用，其价值就会显著贬值。项目融资所投资的项目，主要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形成资产主要是发电设备、公路、地下铁道、海底光缆等。这些资产一旦形成，只能用于其初始设计用途，无法改变或改变的成本很高。因此，项目融资贷款所形成的资产流动性很差，借款人一旦发生违约，银行很难通过要求借款人变现资产而获得偿债现金流。与形成较高流动性资产的贷款相比，资产专用性增加了项目融资的风险。
高杠杆经营引发的道德风险
与一般企业类风险暴露相比，专业贷款的借款人资产负债比例非常高。其中，项目融资借款人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在75%～80%之间，结构严谨的可以做到90%～100%。有关调查表明，2001年1799家总资产在1亿美元到20亿美元的普通企业，资产负债率均值为33.1%，中值为30.5%，而1990年至2001年1050家类似规模的项目融资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值和中值均为70%，资产负债率低于50%的项目极少。显然项目融资公司的负债率明显高于一般企业。
高杠杆经营强化了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借款人更有动力和机会追求自身利益而牺牲债权人的利益，投资于高风险项目，增加了道德风险。在借款人资产负债率超过50%的情况下，由于债权人只能获得固定比率的利息收入，投资风险增加降低了债权人的预期收益，但股东却可以得到较高的风险回报，提高资本收益率。
假设借款人的总资产为100亿美元，资产负债率为80%，获得高收入和低收入的概率各为50%。如果借款人实行稳健的经营策略，预计可获得的高收入为120亿美元，低收入为100亿美元；如果实行中度风险经营，预计可获得的高收入为150亿美元，低收入为70亿美元；如果借款人实行高风险高收益的经营策略，预计可获得的高收入为170亿美元，低收入为50亿美元。虽然三种情况下，项目的预期收益都为110亿美元，但如表1所示债权人和股东的预期收益则显著不同。因此，在项目预期收益既定的情况下，项目风险越大，收益的波动幅度越大，对股东越有利，而对债权人越不利。因此银行发放专业贷款，将面临着更高的道德风险。
经营的中长期风险
虽然企业持续经营期间长期保持对外负债，但大多数单笔债务的期限不超过1年对于专业贷款中的项目融资来说，单笔贷款的偿还期限通常都在10年以上，甚至长达30年，超长的贷款增加了还款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信用风险。具体表现为以下风险。
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商业银行评估公司贷款的风险也考虑经济周期风险，但主要考虑企业当期或未来1～2年经济周期所处的特定阶段对债务人还款能力的影响。由于项目融资贷款期限超过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银行应在贷款发放时考虑贷款项目处于经济运行低谷时期的表现。
项目融资风险评估的难度增加。通常情况下，商业银行评估一般公司贷款风险时根据借款人在过去1～3年的财务表现及其变化趋势，预测未来1～2年可用于还款的自由现金流。由于项目融资借款人性质的特殊性，借款人过去的财务信息或不足或难以对未来现金流预测提供有力的支持；由于项目建设周期长，银行通常需预测贷款形成的资产建成后8～15年产生可能用于还款的现金流。银行使用的预测变量能否能否实现、是否发生变化、是否存在未考虑到的因素等都难以准确判断，因此识别和评估项目融资风险的难度远超过一般公司贷款。
贷款的流动性差。由于项目融资贷款期限长，贷款金额大，分期逐年偿还，贷款很难提前收回，贷款转让难度较大。因此，银行应具备的长期负债为项目建设期和经营期内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增加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专业贷款信用风险评估应考虑的因素
如上文所述，专业贷款的风险特征和违约驱动因素与一般公司风险暴露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商业银行应区别于一般公司风险暴露管理专业贷款，建立独立的专业贷款的评级体系，以准确反映专业贷款的风险。
专业贷款评级的核心是对贷款所形成的资产，未来能够产生的现金流进行预测和评价。以项目融资为例，专业贷款评级应考虑以下因素。
项目的财务实力
评估项目所面临的市场形势以及竞争地位；偿债保障比率，贷款期保障比率，项目期保障比率和债务/资本比率等财务比率；压力分析，即出现不利情况下的偿债保障比率；融资结构，即贷款持续期与项目持续期的对比，贷款分期偿还计划等。
政治和法律环境
评估与项目有关的政治风险及风险缓释工具；政府的支持和项目在长期对国家的重要程度；法律和监管环境的稳定性；遵照当地有关法律，获得所有必要支持和许可的程度；有关合同和抵押品的强制执行力。
交易特点
项目融资存在设计和技术风险、建设风险、价营运与维护风险、承购风险、供应风险和不可抗力风险（战争、内乱、自然灾害等）。为降低风险，项目融资经常通过签订总承包合同、运营维护合同、照付不议合同或固定价格承购合同、供应合同和保险合同等交易合同将风险转移给交易对手。商业银行应对专业贷款的交易结构进行全面评价，评估交易结构设计是否能够转移风险。
项目发起人或债务人的实力
评估发起人或债务人的业绩、财务实力和行业经历；发起人或债务人对项目的支持力度，是否有股权或所有权条款保障，是否存在项目补充注资的激励机制以及其他相关交易等。
担保安排
评估项目合同和账户权利分配；抵押物的质量、价值和流动性；贷款人对现金流的控制，例如现金转账和独立第三方账户托管；合同条款的约束力，如关于强制提前付款、递延付款、分期付款和红利限制等方面的强制规定；针对偿债、营运与维护、更新与重置，以及不可预见事件的储备基金等。
对于物品融资，除考虑上述因素外，商业银行还需要评估交易的操作风险和资产特征等，操作风险评估包括是否获得政府许可、物品营运与维护合同的范围、性质、营运商的财务实力以及管理同类资产的业绩；资产特征评估包括融资资产的配置、型号、设计和维修方面的情况，资产转售价值、资产价值及流动性相对于经济周期的敏感度等。
专业贷款信用风险计量方法
由于专业贷款的债务人违约风险与抵押品价值、或抵押品提供者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并且与一般公司类风险暴露相比，专业贷款的数据积累较少，数据的同质性较差，商业银行很难建立独立的专业贷款风险计量模型，如违约概率预测模型和违约损失率计量模型。因此，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允许商业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和监管映射法计量专业贷款的信用风险。
内部评级法
商业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计量专业贷款信用风险，应建立债务人评级和债项评级相互独立的二维评级体系，债务人评级应对专业贷款的借款人风险进行有意义的区分，并量化借款人的违约概率；债项评级应反映贷款交易的风险特征，计算借款人违约情况下的违约损失率。
在审慎估计两个风险参数的基础上，计算专业贷款的预期损失（预期损失＝债务人违约概率×债项违约损失率），商业银行应按照预期损失足额提取贷款损失准备。为计算专业贷款的非预期损失（监管资本要求），商业银行应按照新资本协议统一规定的风险权重函数计算专业贷款的风险权重。
鉴于债务人违约概率和贷款损失率高度相关，估计贷款的风险参数时，商业银行除满足对一般公司风险暴露风险参数的估计要求以外，还必要考虑两方面要素：一方面是商业银行估计专业贷款违约损失率时，应充分考虑债务人风险与抵押品或抵押品提供者之间的相关性，确保风险参数估计的审慎性。另一方面是商业银行估计专业贷款违约风险暴露时，应充分考虑债务人违约后，为促使已发放贷款所形成的资产投入运营以降低贷款损失，银行继续发放贷款对违约风险暴露的影响，保持风险估计的充分性。
监管映射法
商业银行采用监管映射法，商业银行应将专业贷款的内部评级映射到优、良、中、差和违约五个监管评级，直接得到贷款的风险权重。监管映射法是为内部专业贷款数据积累不足的商业银行专门设计的计量方法，其基于巴塞尔委员会对专业贷款风险特征和损失经验的全球调查结果。
为保证银行内部专业评级与五个监管评级映射的稳健性，新资本协议明确了各类专业贷款的评级要素和评级标准，并在五个监管评级与外部信用评级之间建立了映射关系。专业贷款的五个监管评级分别对应一个特定的风险权重和预期损失比例，监管评级与外部评级、风险权重和预期损失的映射关系如表2所示。商业银行采用监管映射法，按照各级别的风险权重和预期损失比例，计提资本和贷款损失准备。
篇5
关键词:新资本协议 中小商业银行 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0.49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7-037-04
一、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影响
(一)主要受益者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银行
实施新资本协议,采用内部评级高级法计量风险,确实能节约监管资本,完善银行的资产增长机制。但新资本协议本身具有“强者更强”的马太效应,只有具备充足的资本后盾和资金支持的大银行才能成为内部评级高级方法的受益者,从而形成合理的资本配置和风险定价以获得竞争优势。
1.国外方面,实施新协议的主要受益者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银行,同时对整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业提高了资本要求,使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巴塞尔委员会对由43个国家的365家银行参加的第三次定量影响研究QIS3显示,按新协议标准法估算的监管资本与1988年巴塞尔协议下的监管资本基本持平。其中,对于使用内部评级高级法的十国集团和欧盟的大银行来说,信用风险资本要求下降了17%,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增加了11%,二者相抵,资本要求下降了6%;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看,资本需求要提高12%。因此,各国因受益程度不同对实施新资本协议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2.国内方面,国内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是实施新资本协议的主要受益者。国内大型商业银行都确定了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并付诸实施。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监管当局如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英国金融服务局等均要求当地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并将是否具备实施新资本协议的能力,作为审批跨国银行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的考虑因素之一。由此,如果不申请实施新资本协议或未获得认可,会提高国内大型商业银行进入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成本,不利于其国际化战略的实现。国内监管部门基于这种状况,为了保证中国大型银行和发达国家银行之间的公平竞争,决定实施新协议。所以,某种意义上,实施新协议是我国监管部门应对国际上监管的高要求,提高国内大型银行跨境经营能力所必须做的一项工作。因此,银监会在《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银监会将商业银行分为两大类,实施不同的资本监管制度。一是新资本协议银行。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含香港、澳门等)设有业务活跃的经营性机构、国际业务占相当比重的大型商业银行(如工行、建行、中行、交通银行等)应实施新资本协议。新资本协议银行从2010年底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二是其他商业银行。这类商业银行(含外国银行子行)可以自愿申请实施新资本协议;若不选择实施新资本协议,将继续执行现有资本监管规定。银监会将借鉴新资本协议的有关规定,对现行资本监管规定进行修订完善,供其他商业银行实施。目前,银监会正组织国内大型商业银行,根据香港金管局的报表进行定量测试工作,根据粗略测算结果显示,实施新资本协议,尤其是采用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后,国内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确有提高。
(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主要困难是成本高昂和执行复杂,导致其实现潜在的收益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实施新资本协议究竟是将以高额的实施成本、实施中复杂的执行风险拖垮银行,还是使银行获得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监管资本的节约、市场声誉的提升从而形成市场竞争优势,目前尚难断言。
1.实施成本巨大。实施新资本协议是一项耗资巨大的系统工程,要求开展强化数据基础、内部评级体系和风险计量模型的开发、推进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和流程整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提高文档化水平、培养专业人才等系列系统工作,由此要投入大量财务资源。瑞士信贷银行预计,实施新资本协议全球3万多家银行平均每家每年可能会发生50万美元至1500万美元的额外成本,全球五年总计实施成本为750亿美元至22500亿美元。另外,有关咨询公司的调查结果表明,欧洲大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投入大约在6000亿至1.3万亿英镑之间,其中约60%以上用于改善数据和IT系统。同时,实施新资本协议还需要占用大量的人力资源,目前仅汇丰银行就投入大约1000多人专职从事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因此既使考虑到上述成本预计可能有的一些误差,也明显可见实施新资本协议确是一项成本高昂的投资,短期内无法判断未来的投资回报。
2.实施中的复杂性。由于新协议的复杂性,即便是国际活跃银行在实施新协议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首先是数据采集的复杂性,为了满足内部评级以及其他方面的要求,需要采集的数据不仅规模庞大而其十分复杂,为此要开发一个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的数据库。然而由于近十余年来,全球经济基本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贷款违约率和损失率低,缺乏经济衰退时期的数据,难以保证风险估计参数的稳健性,这也导致一些风险计量模型由于缺乏足够的历史数据难以进行稳健的返回测试。二是低违约资产组合的风险参数量化困难较大,由于缺乏数据基础,风险量化的方法和结果并不成熟。三是第二支柱实施普遍面临挑战。鉴于第二支柱的复杂性,多数监管机构较为审慎,对第二支柱中单家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还在研究中。四是跨境合作进行协调的复杂性。实施新协议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多个机构的并表问题,加之必须应对多个监管机构的不同要求,因此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跨境合作与协调的成本将很大,这对跨国经营的国际活跃银行尤为突出。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即使是世界上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各国的监管政策的协调也很难,例如在本次金融危机的第二轮影响下,爱尔兰率先宣布为其国内所有银行存款提供担保,来稳定存款维持银行系统的流动性。2008年10月5日,德国宣布仿效爱尔兰和希腊,对私人存款提供全额担保。第二天,法国也表示,“不允许每个储户损失一个欧元”。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则对各自国内的银行分头实施救助。 一时,欧盟内部每个国家都宣布自己的救援方案。至于发展中国家银行由于欠缺实施的基础条件,如公司和银行破产制度和程序、公司治理结构甚至包括人们对风险和风险管理的基本态度等等诸多方面的不完善,其实施的困难程度和短期内从中获取收益的渺茫性更在发达国家之上。总之,由于新资本协议的复杂性,使其有效性在执行中普遍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三)实施新资本协议直接影响到国内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发展规划
目前,新资本协议对主要以国内市场为主的股份制银行的业绩和业务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只是需要增加长期成本,加大系统研发人员、信息系统的投入进而为实施进行准备。新资本协议真正的直接影响是在国外已设立分支机构的大型国有银行或准备在海外发达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的股份制银行。因为,欧盟各国已相继敦促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实施新协议,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英国金融服务局、德国金融监督管理局、法国银行委员会、香港金管局均要求,所有在其经营的商业银行都必须实施新资本协议。因此当发达国家的监管当局认定其境内外国银行分支机构的母国对实施新资本协议不合格时,为防止这些境内的外国银行分支机构进行监管套利,他们将要求外国银行关闭分行而改成子行的形式,从而对这些子行进行直接的管理。这一做法会对国内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业务范围和经营管理造成很大影响,甚至会改变银行海外网络的格局,有些分支机构有被迫关门的危险。
二、新资本协议存在的缺陷
总的来看,实施了新资本协议的银行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也出现了问题甚至倒闭,这对新资本协议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新资本协议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计量风险的内部评级法,银行通过内部风险评估系统来制定信用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即采取三种不同方式计量和覆盖风险,一是计量预期损失(EL),公式是EL=PD(违约概率)×LGD(违约损失)×EAD(违约敞口),并通过定价、拨备和收益弥补预期损失;二是通过对违约概率的偏离程度计量非预期损失(UL), UL=EL×标准偏差,并由监管资本弥补非预期损失;三是通过压力测试,判断小概率事件,提高监管资本要求。但上述风险计量方法在本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也显现了本身的不足与缺陷。
(一)违约概率不足以反映实际的系统性风险暴露
违约概率是建立在单一风险因子假设基础上的条件违约概率,主要取决于借款人平均的违约概率,主要针对于非系统风险。在内部评级法的风险权重公式中,对应的平均违约概率被允许采取两种模式:跨经济周期的平均违约概率(TTC),或者报告时点评估的违约概率(PIT)。TTC的内部评级本身是时间不敏感的,它不可能对风险的动态变化做出灵活反应。几年前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安然、世通等255家上市公司破产,资产总额达2585亿美元,外部评级没有就危机给出任何预警。此次金融危机又再度引发了人们对TTC评级的批评和质疑。而在PIT评级方面,迄今为止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含混的。当采用“当前”的信息去预测未来的违约风险时,在会计准则越来越强调“盯市”原则的大背景下,有可能放大经济周期效应。
(二)基于正态分布假设的风险值方法(VaR)倾向于低估银行实际的风险暴露
实践经验一再表明,现实中的资产回报更多的是服从厚尾分布,而不是正态分布。以市场风险为例,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价格波动在上下两个方向上是对称的。但当发生极端的市场事件特别是面临系统性的风险事件时,金融资产价格会在单一方向上出现大幅度下降,给银行带来巨额损失。以往的历次市场波动一再证明了正态分布假设的局限性。以这次金融危机为例,根据2008年2月份风险杂志的分析,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7年国际上多数银行的交易损失都远远突破了各自设定的99%置信区间上的日VaR指标。其中,瑞信在2007年三季度遭遇了11次突破,雷曼3次,高盛5次,摩根士丹利6次,贝尔斯登10次,瑞银16次。这些突破背后无一例外,都是巨额损失。
(三)采取有“压力的”情景去预测违约时又有可能陷入更加复杂的假设循环
这次金融危机充分证明了市场可能在很短的时间爆发小概率事件和对银行产生重大影响的极端事件,而过度依赖基于历史重演逻辑的数学模型进行决策是无法把握这种信息和市场的变化,因为模型需要输入某些难以观察的变量及假设条件,而这些变量及条件又很难确保估计的准确性,因此易产生模型风险。
(四)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有效性也同样令人质疑
本次金融危机如同历次金融危机所一再表明的,在出现流动性风险的金融危机面前,无论资本如何充足都于事无补,流动性风险正日益上升为最显著的风险因素。但新协议第二支柱主要强调第一支拄中没有涉及的风险(利率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等)通过监管当局的检查评估进行资本覆盖,并没有提供针对流动性风险进行管理的具体措施,因此有必要进行新资本协议没有提供的资本监管领域的制度创新,诸如动态组合监管方法,动态的资本充足制度和备付制度等。总之,银行监管最基础的工作应该是确保银行资产分类体系、风险资产拨备和坏账剥离制度的科学性和完整性,而新资本协议通过复杂的量化模型将监管工作过度数学化,容易使人忽略有效监管最根本的要素。
三、中小商业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策略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可以看出新资本协议并非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实施新资本协议的精神实质在于进一步强化了银行界对风险问题的重视。对于以国内市场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小股份制银行,落实新资本协议精神的重要体现不在于形式上的设计和依赖风险计量模型进行机械的风险管理判断决策,而在于根据银行的专业特点和规律切实提高对风险管理这项工作本身的重视,选择与自身实力和业务发展需求相符合的风险管理手段,强化营销和服务能力、优化和夯实客户基础、增强资产负债管理水平、保持合理流动性、提高资产质量,采取边发展、边借鉴、边建设的策略,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根据我国监管政策的规定有选择、分阶段地借鉴、参考新资本协议的有关内容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一是充分利用现有的数据基础和信息管理技术,加强基础数据管理,建立完整、严格、一致的数据标准。同时在现有信息系统基础上考虑与新资本协议实施相关要求的衔接,分阶段、有步骤地将实施新资本相关的数据仓库和信息系统开发纳入全行IT建设规划中。二是在现行客户评级和贷款分类的基础上,分阶段逐步地借鉴和引入内部评级方法,通过违约率的计量建立由较为精确的客户评级及债项评级组成的二维评级系统,以及由此计量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为定价、拨备和经济资本的分配提供定量参考依据。三是在国内市场地位和客户市场份额壮大、公司治理健全、资本充足和财务实力稳健、风险管控和防火墙得到有效安排、具备了跨业跨境并购及设立境外机构所需的专业经营管理团队的基础上,已处于由中型银行向大型银行转变的阶段,可投入一定的财务和人力资源全面实施新资本协议,以期节约监管资本、提升市场声誉建立有效的资产增长机制,同时满足在发达国家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的境外监管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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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监管当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新资本协议风险模型巴塞尔委员会银行风险银行监管外部评级合规性监管违约概率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公布的资本协议，曾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条约。”然而在过去十几年中，银行防范风险的能力，监管部门的监管方法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协议对发达国家已越来越不适用。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粗线条的新资本协议草案，2001年1月公布了详细的新协议草案，各国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对新协议草案提出许多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研究，终于在2002年7月10日就许多重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委员会计划于2003年第四季度确定新资本协议以便各国于2006年底实施新协议。在2003年至2006年间，银行和监管当局将根据新协议的各项标准，建立和调整各项体系和程序。新协议一旦问世，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及有关国际金融组织会把新协议视为新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研究新协议的影响。另一方面，借鉴国际上先进的金融经验加强金融监管是我国金融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目前形势下，我国需要切实更新监管理念强化资本监管。本文拟通过对新资本协议的介绍从法律角度来初步探讨其对我国银行风险监管的影响。
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20世纪80年代由于债务危机的影响，信用风险给国际银行业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银行普遍开始注重对信用风险的防范管理。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极大地影响了国际银行监管与风险管理工作的进程。在近十几年中，随着巴塞尔委员会根据形势变化推出相关标准，资本与风险紧密联系的原则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监管原则之一。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更加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新资本协议。新协议将风险扩大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利率风险，并提出“三个支柱”（最低资本规定、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要求资本监管更为准确的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1、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规定
新协议在第一支柱中考虑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1并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标准法，第二种是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对于风险管理水平较低一些的银行，新协议建议其采用标准法来计量风险，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根据标准法的要求，银行将采用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确定各项资产的信用风险权利。当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和信息披露达到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后，银行可采用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允许银行使用自己测算的风险要素计算法定资本要求。其中，初级法仅允许银行测算与每个借款人相关的违约概率，其他数值由监管部门提供，高级法则允许银行测算其他必须的数值。类似的，在计量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方面，委员会也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方案以备选择。
2、第二支柱——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委员会认为，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是最低资本规定和市场纪律的重要补充。具体包括：（1）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四大原则。原则一：银行应具备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评估总量资本的一整套程序，以及维持资本水平的战略。原则二：监管当局应检查和评价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的评估情况及其战略，以及银行监测和确保满足监管资本比率的能力。若对最终结果不满足，监管当局应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原则三：监管当局应希望银行的资本高于最低监管资本比率，并应有能力要求银行持有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原则四：监管当局应争取及早干预从而避免银行的资本低于抵御风险所需的最低水平，如果资本得不到保护或恢复，则需迅速采取补救措施。（2）监管当局检查各项最低标准的遵守情况。银行要披露计算信用及操作风险最低资本的内部方法的特点。作为监管当局检查内容之一，监管当局必须确保上述条件自始至终得以满足。委员会认为，对最低标准和资格条件的检查是第二支柱下监管检查的有机组成部分。（3）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其它内容包括监督检查的透明度以及对换银行帐薄利率风险的处理。
3、第三支柱——市场纪律
委员会强调，市场纪律具有强化资本监管，帮助监管当局提高金融体系安全、稳健的潜在作用。新协议在适用范围、资本构成、风险暴露的评估和管理程序以及资本充足率四个领域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定量及定性的信息披露内容。监管当局应评价银行的披露体系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新协议还将披露划分为核心披露与补充披露。委员会建议，复杂的国际活跃银行要全面公开披露核心及补充信息。关于披露频率，委员会认为最好每半年一次，对于过时失去意义的披露信息，如风险暴露，最好每季度一次。不经常披露信息的银行要公开解释其政策。委员会鼓励利用电子等手段提供的机会，多渠道的披露信息。
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第一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评级问题。第一支柱提出的风险计算量方法中标准法最简单。但是标准法的实施依赖于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每个信用评级机构都有尽量提高评级对象信用等级的内在冲动，毕竟客户可以自由选择聘请评级机构，支付评级费用，但是这种扭曲评级结果的冲动，通常会因为评级机构需要保持自己在市场及投资者中的威望而有所收敛，毕竟投资者会间接推动客户对于信用评级机构的选择。然而，这种非市场化的监管需求推动的评级却可能会加大客户对信用评级结束果进行随意挑拣的冲动，降低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盈利能力起决定作用的市场威望的重要性。为了限制这种对评级结果进行随意挑拣的行为，监管当局应该在使用评级结果时，确保信用评级机构仍然会将自己的市场威望视若生命。在这个意义上，监管当局应该全面考虑对特定评级对象的各类评级结果，当评级结果不一致时，应当对最低结果给予更多的重视。（2）监管方式转变问题。相对标准法而言，内部评级法对监管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它要求监管当局有能力评估和监督这些复杂的风险管理系统。这要求监管者对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和合理与否有明确的判断。如果监管机构不能给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创造空间，就会阻碍银行管理水平的提高，将不利于本国银行竞争力的提高。反之，如果新的方法在不合理的情况下被使用，可能导致在一定范围内风险失控。内部评价法的运用实质上是银行监管方式的重大转变，标志着监管方式由“静态”合规性监管向“动态”审慎性监管转变。过去，银行监管局限于资产负债情况，监测由其反映的风险水平，衡量资本充足率和各类资产负债比率是否符合量化的标准，实质上是一种静态的风险监管。现在，监管领域的发展转向了审查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对风险进行了及时、准确的度量，监测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资本金抵御银行面临的风险等。这种基于风险的审慎监管关注的是银行如何度量和管理风险及其管理能力。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方，让病人把药拿回家去吃。新协议通过从标准法，初级内部评级法和高级内部评级法这一循序渐进的资本计算方法，力求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鼓励银行不断改进和完善风险管理系统，从而能更精确地度量风险。相应的，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应从原来的单一最低资本充足水平转向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上来。
2、第二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引入第二支柱对完善整个监管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引入了监管当局的检查，而且有助于鼓励银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谨慎操作，但是，第二支柱的实施也向监管当局提出了一些挑战。首先，改进监管程序的紧迫性尤为明显，在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银行资本充足水平的计算之所以不真实，就是由于监管法规不可靠和公共部门有意宽容。众所周知，银行管理部门对银行面临的风险最了解，并对管理风险负最终责任。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并不是要取代银行管理部门的判断和经验，更不是要把保持资本充足的责任转移到自己身上。因此，监管部门应在程序上下功夫通过程序正义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持银行业整体的稳定，而不是某家银行的安全。其次，由于监管当局的责任增大，自扩大，相应有必要提高对监管部门自身的约束要求，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监管不是万能的，监管当局与一般市场主体（银行）一样，具有内在的利益冲动。随着监管当局的权力增加，其“设租”动力也在相应增强。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为防止监管当局滥用其监管权力，监管当局应采取措施不断增强自身免疫力，另一方面应从外部加强对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
3、第三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有效的市场纪律需要可靠而及时的信息，以使其交易对手进行完善的风险评估。新协议将信息披露作为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一个内在要求，代表了国际金融业和国际监管的新的发展方向。详言之，信息披露对强化监管的作用在于：（1）信息披露制度直接作用于风险行为产生的根源体现了委托人对内部信息要求的意志和权力，削弱了人的信息优势，使监管者处于更有利地位；对风险行为的控制不应只注重行为本身，强调信息披露的约束机制比管制可能更有效。（2）信息披露有利于打开银行内部“黑匣”，披露制度的存在对人起到威慑作用，使其衡量到风险行为的成本过大而放弃冒险。惩罚不是约束的目的，更多的信息披露构成对人的警示作用更符合约束的本质要求，使监管从事后性快向事前性转变，最终达到尽可能减少风险的目的。（3）信息披露制度是其他一切约束机制实施的前提和基础。约束机制总是由一定的信息触动之后产生反应，信息披露的质量制约各种约束制度的有效性。（4）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一种灵活的约束手段，可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赋予经营者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操作权限，这符合金融业灵活、迅速的经营特色，保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占据优势。（5）由信息披露所构成的社会公共舆论监督是有效监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有助于减少监管中的道德风险。强调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适当构造也必然能够构造公众监督机制，监管者的行为将受到关注，不符合监管宗旨的行为将得到纠正。从而可以降低监管组织的交易成本，提高组织效率。2
三、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1、现在监管理念是风险查处占上风，为什么大家都说人民银行是消除队，是警察？主要是因为人民银行在查处风险。在风险查处理念下始终走不出防范风险、查处风险、处置风险的怪圈，现在要转移到风险监管上来。首要改变的是观念，要向风险评价转变，分析评价商业银行自身的控险能力、化险能力、排险能力，对商业银行的健全性、系统的安全性等做出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指出其存在的风险隐患和管理漏洞，并责令其组织实施和改正。在风险评价的理念下，监管者以第三者身份出现，就不会疲于奔命，干些建台帐，跟踪检查等工作。监管当局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对银行运行的整个系统进行评价，看整个系统的风险程度有多大。
2、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银行业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都很低。我国目前仍存在使用“一逾两呆”的贷款分类法，贷款五级分类才刚刚试行，而对十国集团国家一些大银行的调查表明银行内部评级法中仅是营运贷款就平均分为10级。我国短期内仍需采用标准法，但我国缺乏外部评级机构，而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建立和发展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另一方面，数年之后，众多国际大银行纷纷采用内部评级法，若我国跟不上，将在国际竞争中咱于不利地位。因此，我国应从现在起就着手开发内部评级法，建立风险内部评级体系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起点和基础。目前，信用模型尚不成熟，普遍适用的内部评级标准尚未建立，我国监管当局应指导商业银行在考虑自身的资本状况、经营规模、风险程度等因素的情形下建立各自的评价体系，尽可能使其能全面，灵敏地揭示和控制风险。监管当局也可根据本国普遍情况提出一个示范模型，但重点应放在对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模型进行有效的评估和指引。
3、由于会计信息不完备，真实性有待提高等因素，我国银行业在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方面，都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市场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资料深入分析银行的风险状况。目前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法规律规范体现在各项法律规章制度中如《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商业银行法》、《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公开发行证券公司披露编报规则第2号》等，上述法律规范除了证监会编报规则第2号处，其他法律规范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都是原则性的，没有具体要求。因此，我们应在信息披露的标准、内容、方式、手段等方面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规范，把对信息披露的监管纳入到监管当局日常的监管程序之中，对不能遵守的银行，应根据不披露的性质、影响的时间长短做出反应，轻则对银行进行建议、批评，重则罚款、停业整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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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塞尔III ；监管；商业银行
1988年资本协议（即 Basel I）、新资本协议（即Basel II）和现在的巴塞尔协议 III 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其中，1988 年资本协议建立起全球统一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新资本协议则在此基础上改造了风险资产加权方法，将操作风险纳入到银行资本计提考量中，强调了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三大支柱；而巴塞尔协议III则进一步丰富了资本监管的范围和内涵，将杠杆率作为新资本协议资本框架的补充，并首次建立了流动性监管的两个国际量化标准。
（一）从资本结构看资本充足率
从短期来看，在不考虑逆周期缓冲资本的情况下，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较高，大部分银行几乎都已经满足了巴塞尔III在2019年的最终要求。然而，从中长期来看，尽管我国银行在实施巴塞尔II时，通过复杂的内部模型法能够节约大量的资本，但在全面实施巴塞尔III的资本要求时，仍有巨大的融资压力。按照银监会的新标准，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为2.5%，系统重要性超额资本为1%，即大银行为13.5%、中小银行为12.5%，在一系列假定条件下预计2015年底中国银行业存在资本金缺口大约为10000亿元。
在巴塞尔III资本的重新定义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存在扣减项目不全、部分债务资本工具不合格、股权投资处理方法不严格等问题，新的资本定义不仅会使商业银行面临的实际资本充足要求更高，还使得补充资本时可选资本减少，短期内在资本监管下的银行不得不将资本补充的压力推向资本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提高银监会和证监会协调监管的要求；同时股票供给增多将使股票价格下降。因此，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外源融资的资本补充机制可以短期内缓解资本金的压力，但长期必须通过内部积累建立新的资本补充机制，增强盈利能力，并加强风险管理和成本管理。急于用过高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来控制银行的风险，可能造成银行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长期规划的实施，以改变资本结构、转变盈利模式，将不利于银行建立长期有效的内源性资本补充机制。
（二）从银行的资产结构看流动性监管的适用性
在我国当前的流动性监管体系中，存贷比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银行负债和资产多元化发展，存、贷款并不能完全反映负债、资产的结构情况，故更不能准确反映出银行的流动性情况。从流动性管理的角度来看，仅仅是匹配存、贷款间的关系就有失偏颇。从国际银行业的经营管理和监管实践来看，存贷比管理正被逐步淡化。同时，从监管协调的角度看存贷比的意义，存贷比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较为单一的时期具有较好的信贷投放规模控制以及流动性风险控制的功能，但是在实际决策中很可能加剧监管的顺周期性。例如在外汇占款占据主要基础货币投放渠道时，市场上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贷款需求减少，此时整个银行体系的存贷比会持续下降，但是随着人民币汇率接近均衡区间，外汇占款增幅减缓，整个银行体系的存贷比指标面临持续上升趋势，此时继续维持存贷比指标，则不仅不能适应银行资产负债多元化的现实，也不能适应整个银行体系存贷比持续上升的现实。因此，我国流动性监管也应逐步淡化存贷比的监管要求，转向资产负债全面匹配的流动性管理。
（三）从叠加效应看监管指标的多管齐下
在银监会推出一系列监管要求时，应当考虑不同的监管政策所产生的叠加效果。这种叠加效果可能造成单个指标的出发点很好，却整体出现了监管过度或不足的局面。如果把拟推行的资本管理办法、杠杆率监管、流动性监管等结合起来考察，基本上都会在客观上增大银行的经营成本、降低银行的收益水平。其内在联系表现为，如果要同时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降低杠杆率、增加对流动性指标的要求，则银行的盈利和净利差水平必须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因为如果净利差水平过低，银行可能选择少放贷款，而采取投资国债等措施来减少资本要求和拨备要求，这可能会影响银行资金流入到实体经济。
一方面，这些多重监管政策可能具有同向的效果。表现较为明显的是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的提出。也许在监管部门看来，同向影响仅仅会为银行带来更加审慎监管的压力，但是事实不仅如此。对于杠杆率4%的标准要求，可能直接导致资本充足率的失效，至少是一级资本充足率这一指标失效。因为杠杆率率（一级资本/表内外资产）和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风险加权资产）分子同为一级资本，而对于同质化极高的中国银行业来说，用表内外资产做分母的杠杆率指标和用加权风险资产做分母的资本充足率指标来说，本身就具有较为固定的比例关系，4%的杠杆率可能就基本对应着8%左右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从而其中某一指标会变得毫无意义。
另一方面，比同向效果更值得关注的是指标之间互斥的情况，将使得手足无措的银行走向同质化的道路。一对可能产生互斥的便是拨备覆盖率（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良贷款）和贷款拨备率（拨备覆盖率与不良贷款率的乘积）指标，不良贷款率与拨备覆盖率具有负关系，因为不良贷款率高的银行需要多计提拨备，拨备覆盖率较低，因此由于不良贷款率的作用，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将存在一定的互斥性。所以，在同时实施两个指标时应特别注意由于这种互斥性而为银行带来的同质化选择。
此次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虽然在资本监管、杠杆率监管、流动性监管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监管改革不能仅盯着银行体系，还要关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如影子银行。做到如何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同时，提高银行经营效率。（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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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双轨制;风险管理;资本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9-0062-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9.14
为了推进新资本协议在我国的实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于2007年下发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将商业银行分为两类:新资本协议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其他商业银行主要指中小银行。银监会自2010年初开始接受新资本协议银行的申请,新资本协议银行从2010年末起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其他商业银行自2010年末开始实施经修订后的资本监管规定。即新资本协议银行主要采用内部评级法,主要是高级计量法来计量资本,而其他商业银行主要按标准法来计量资本[1]。
目前,已确定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等七家为首批试点实施新资本协议的7家银行。在《新巴塞尔协议》下,大银行将首次按照与其他中小银行完全不同的正规化资本监管制度经营。新资本协议“双轨制”会对商业银行产生什么影响,是否会影响竞争力是值得探讨的,尤其是为数众多的中小银行。因此,本文探讨了《新巴塞尔协议》对银行信贷行为、经营发展的影响,并就中小银行如何在新资本协议“双轨制”下立足与发展提出了一些对策。
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国内外实施情况
2004年6月26日,十国集团的中央银行行长和银行监管当局负责人举行会议,一致同意公布《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现在惯称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决定于2006年末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新协议充分考虑到银行面临的独特风险,在“三大支柱”①的框架下,提出了由易到难的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Internal Rating Based Approach,简称IRB法)以供选择[2]。
目前,欧盟成员国、十国集团主要成员以及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等亚洲经济体已开始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自2009年起,美国主要大型银行将直接实施高级内部评级法和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全球近一百个国家和地区将在2010年前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实施以新资本协议为基础的监管制度。
然而,由于新协议对风险计量要求的严格性和复杂性,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所有银行都有能力立即实施,即使是发达国家,目前也仅仅局限于从事国际业务的跨国大银行,而其他银行则将继续保留现行的资本管理制度。在《新巴塞尔协议》下,大银行将首次按照与其他中小银行完全不同的正规化资本监管制度经营。在一些实力雄厚的大银行采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高级计量法,其他中小银行主要采用巴塞尔旧资本协议标准法计量资本,从而形成巴塞尔新旧资本协议下的资本监管“双轨制”。
二、“双轨制”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的影响
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双轨制”会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产生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一)对资本要求不同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大银行都在采用新资本协议的内部评价法,特别是高级法。亚洲银行家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认为采用内部评级法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能力。对一些大银行的调查还表明,从长期来看实施平均法之后,商业银行有降低资本要求的可能。根据研究,对交易额巨大的银行来说,采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内部模型法比标准法要节约资本20%-50%[3]。
我国准备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七大银行在2007年已完成规划制定工作,引入外部咨询机构,梳理数据,建设相关信息系统,逐步采用内部模型法来计算风险资本,但在一些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各大型银行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和项目实施机构,编制了新资本协议实施规划,交通银行的公司业务内部评级体系已开始在授信政策、授信审批、贷款风险报告和监控等方面发挥作用。从目前情况看,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资金投入为5~10亿元人民币,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金投入为1~2亿元,平均成本与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持平。
相比之下,其他中小商业银行差距更大。各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个别银行的内部评级体系比较先进,而大多数银行还是停留在起步阶段。因此,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双轨制”下,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七大银行资本要求要比其他中小商业银行低,造成了“双轨制”下的不公平竞争。由于实施原协议的银行对资本要求的敏感度不高,很可能处于竞争劣势。而拥有优质客户的大银行本身资本充足率就比较高,在新协议下还可以更有效地扩张业务,有可能形成“胜者通吃”的市场格局。
(二)影响银行的经济资本、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绩效评估
经济资本也被称为风险资本,是在一定的置信度水平上、一定时间内,抵御银行承担的未预期损失所需要的资本,是根据银行资产的风险程度大小计算出来的,与银行实际承担的风险相对应[4]。《新巴塞尔协议》体现了对银行经济资本体系的重视,鼓励银行构建自己的经济资本体系。经济资本开始越来越多地成为银行决策的核心依据,中国银行业也开始积极引入经济资本管理,而中国银监会也明确鼓励国内商业银行逐步确立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风险管理体系。现在许多银行都采用经济资本考核客户经理对经济资本的占用情况,在“双轨制”下,新资本协议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计算经济资本,而中小银行采用了标准法来计算经济资本。如果在计算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其他方面一样,只是经济资本不一样,对于低风险业务,实施巴塞尔协议新资本协议银行的RAROC会高于中小银行,对于高风险银行则会低于中小银行[5]。因此新资本协议“双轨制”也会影响的经济资本、风险调整收益率,最终对两类银行的绩效评估产生影响,从而影响银行的信贷取向。
(三)影响资本套利
由于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大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计算资本,大银行可以比较资产在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用不同的方式计算资本金的大小,这即可以根据将资产在交易账户与银行账户之间转移,以规避资本要求。而对中小银行,银监会规定交易账户总头寸高于表内外总资产的10%或超过85亿元人民币的商业银行,须计提市场风险资本。一般银行都不需要单独计算市场风险资本,而包括在信用风险资本计算中,或者只是采用标准法计算市场风险资本,在资本套利上空间较小。随着未来利率市场化,利率下降,净息差缩小,银行为增加收入,交易类账户资产会逐步增加。例如2000―2006年全球大型银行的资产规模翻了一番,其中绝大部分是交易资产的增长,结构化信贷产品风险大大上升。因此对中小银行而言,采用标准法来计算市场风险资本,相比新资本协议的银行是处于劣势的。
(四)影响银行信贷行为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双轨制”对银行的经营信贷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新协议的“双轨制”可能导致高风险的企业寻求资本监管敏感性不高的银行――即仍执行旧协议的银行,低风险企业则寻求采用新协议的银行。
在贷款违约概率比较高的情况下,由于中小银行对高风险贷款价值的高估,使得它们在决策时更倾向于持有高风险贷款。在与大银行的竞争中,大银行由于对高风险企业贷款有更加理性的认识,面对中小银行这种不甚理性的偏好,会逐渐放弃高风险企业贷款市场,从而使得中小银行逐渐占领市场,形成完全由中小银行向高风险企业提供贷款的局面。可以将这种均衡描述为“中小银行支持中小企业”的局面,而这无疑会使中小银行承担更大的风险,对中小企业筹资来源也十分不利。
一般来说,对于高风险的企业贷款,在高级IRB法下需要更多的资本支持,即越是简单的风险度量方法,对高风险企业的贷款的资本准备就越少,从而高估该贷款的价值。在高风险贷款市场上,中小银行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偏好,在与大银行的竞争中可能愿意提供更优待的条件,从而迫使大银行逐渐退出该市场。从而更可能形成中小银行提供中小企业贷款的局面。在低风险贷款违约概率较小的情况下,由于中小银行对贷款价值的低估,使得它们不愿持有更多的低风险贷款,最终造成大银行向低风险企业贷款的局面。在这种情形下,中小银行回避了低风险贷款,失去了本应赚取的利润,同时还会使低风险集中聚集于大银行。
综合来说,商业银行如果高估贷款风险会造成过度持有资本,低估贷款风险会造成不愿持有资本。这无论是对中小银行,还是整个银行业,甚至整个经济系统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整个银行业进化博弈的结局就是大银行专职提供大企业的低风险贷款,而中小银行专职提供中小企业的高风险贷款,这种结果会造成各方的利益受损。首先,对于中小银行,虽然高风险贷款支付的利率高,但大量的风险集中于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中小银行,加大了破产风险。为此,他们还要持有较多资本,从而又加大了经营成本。其次,对于大银行,主要从事低风险贷款,造成收入较低,而较低的资本持有量是否加剧了银行的倒闭风险还是一个未知数,此外,缺乏高风险贷款业务无形中也是大银行先进的风险管理能力的一大浪费。最后,对于企业而言,大企业(低风险贷款需求者)可能不会遇到太多问题,而中小企业的筹资难问题无疑会雪上加霜。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企业整体信用级别较低,在日益国际化的市场上我国企业的融资环境也会受到一定影响。
通过分析可看到,在资本监管的条件下,为了满足监管当局规定的最低资本比率,商业银行会调整自己的信贷行为。虽然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银行的稳定,但也会由此引发银行行为的变化,干扰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在这样“双轨制”的情况下,实施原协议的银行对资本要求的敏感度不高,很可能处于竞争劣势。
四、中小银行在“双轨制”下的立足与发展对策
由于未来竞争的激烈,面对新资本协议的“双轨制”,作为弱势的中小银行究竟是通过软硬件建设来实施新资本协议,还是在此弱势格局发展也是值得考虑的。
(一)达到条件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其他商业银行可以从2011年后提出实施新资本协议的申请,申请和批准程序与新资本协议银行相同。如上海浦发银行等大型股份制银行由于资金雄厚、风险管理技术较先进,能够逐步达到新资本协议要求。其他股份制银行为避免在“双轨制”下的资本监管不利局面,也应逐步规划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6]。
(二)寻求合并、收购,进行扩张
对多数城市商业银行而言,由于受资本金、规模的限制,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难度较大、成本较高。因此,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避免遭受被收购的可能,需要主动寻求合并、收购,以扩大规模,并逐步规划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寻求立足之地。
未来将迎来一个银行业兼并、混业控股的时代,尤其在利率市场化后,息差随之缩小,当前银行业赖以生存的根本将大大减小,银行业将重新洗牌,如过去的五年中大型银行变得更为庞大。2001―2005年,大型银行在欧洲银行总资产的份额从54%上升至68%,而新协议的实施很可能会通过加大不同规模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差异而进一步强化这种趋势。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大量中小银行倒闭、破产,银行资产进一步集中于大型银行。我国银行一是主要通过扩张、收购成为全国性的大银行;二是立足区域,做强区域,深耕区域,保持在区域内的龙头地位,做区域精品银行。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银行监管委员会.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R/OL].cbrc.省略/chinese/home/jsp/index.jsp,2007.
[2]巴曙松,牛播坤,向坤.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路径的国际差异比较及其发展趋势[J].国际金融研究,2006(4):52-59.
[3]Michel Crouhy, Dan Galai &Robert Mark.风险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32-139.
[4]付正辉.商业银行资本管理与风险控制――释读《巴塞尔新资本协议》[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323-324.
篇9
[关键词]新协议 风险管理审计 改革方法
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1、协议的确立,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在1999年6月,公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协议在广泛的征求意见过程中多次修改,最后于2004年6月公布正式稿,委员会规定从2006年底开始在成员国开始推行。新协议由三大主题组成,分别从资金管理人和风险管理人角度、监管人角度以及投资人角度对银行风险的内涵、计量方法以及风险防范方式等,作出了建议和规范方法的要求。
2、协议中的三大主题含义:
第一主题: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资金管理者和风险管理者角度)。新协议将银行风险的进行了划分,确定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三方面,并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多种备选方案。
第二主题: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监管者角度)。这部分内容是第一次纳入协议框架。新协议认为,为了促使银行的资本状况与总体风险相适应,监管当局应该考虑银行的风险化解能力、风险管理能力、所面对市场的性质、收益的稳定性与有效性等因素,全面判断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否达到应对市场风险的要求,在商业银行的资本水平较低时,监管当局要及时对银行进行必要的干预。
第三主题:市场约束(投资者角度)。它是目前公司治理结构研究重大进展的体现,其作用在于进一步强化资本监管和促进银行体系运作中的安全与稳固。新协议明确了市场有迫使银行合理地分配资金及控制风险的作用,市场中的盈亏机制可以促使银行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支持监管当局更有效地工作。
二、风险管理审计的概念及现实意义
1、概念
风险管理审计是指:企业内部审计部门采取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评估企业风险管理系统的风险识别、分析、评价、管理和处理能力等内容的内部审核活。风险管理审计作用是,通过对企业的风险管理、控制及监督过程进行评价,进而提高经营过程的效率。
2、实施风险管理审计在银行中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风险管理审计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帮助风险监管者防范风险。风险监管部门的任务是根据实际要求,制定防范风险发生的制度和监管执行这些制度。银行内部审计实施的风险管理审计,是要求审计从第三方的角度,对银行面临的操作风险进行重新审核,客观地评价风险防范系统的正确性,使风险因素得到有效的控制和防范,这弥补了风险监管者在制度实施过程中的不足。
(2)风险管理审计可以增强防范制度的执行力度。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制和监管、稽核制度执行彻底,是形成经营风险的一个因素。风险管理审计可以评价和检查风险应对方法的执行情况,通过审计风险防范实施的过程,确定制度、措施是否被执行,执行的力度如何等,从而起到加强防范风险措施执行的目的。
(3)风险管理审计通过“干预性”方式减少银行内部的操作风险,体现“增值”功能。内部审计是风险管理的独立防线,它并不直接参与风险管理系统的建立和执行,而是对已有风险管理实施再监督,它完全可以促进风险管理的有效实施,另外对操作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协调、管理,提出控制风险的有效建议,是风险管理增值的另一体现。
三、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下,风险管理审计应当采取以下措施来更好的为银行服务
1、以协议为基础,根据自身的情况完善相应的风险管理审计部门和制度。银行内部审计部门要正确认识风险管理审计,在商业银行经营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审计部门。针对新巴塞尔协议中提出的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种类和范围,制定适应自身的风险管理审计方向。经营中,每个商业银行的业务重点不同,其经营中面对的风险也就不同,所以各个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也不尽相同,内部审计部门要能够从自身出发制定符合自己银行的风险管理审计办法和制度。
2、完善风险管理审计的具体实施标准、方法。完善评价标准体系,可以利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作为基础,参考借鉴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教训,研究调整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审计标准。建立风险管理审计方法要本着“衔接”、“配套”、“务实”的原则,既要注意与风险管理相结合,也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3、工作中做好风险管理审计的新方法研究和探索。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更新审计技术和方法,是提高审计效率和质量的重要保证。商业银行,应鼓励内部审计人员以新协议中风险管理方面的内容为基础,结合自己银行的情况,创新审计技术方法并加以实施。另外,在完善风险管理审计方法时,特别要注重探索完善审计抽样、内控测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实施等方面的方法和技术产。增强审计人员与风险管理人员的沟通,以增强审计方法的实用性、指导性和前瞻性。
四、总结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确立说明全世界的金融也在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在金融行业中,商业银行的地位比较特殊,它是金融的基础,它处在金融行业的最前端。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作为风险管理的监督者,风险管理审计体系又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补充。
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审计,应当在实施中:结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把握世界金融风险管理方向;结合自身风险管理特点,因地制宜的建立和完善风险管理审计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使审计为风险管理服务。
参考文献:
[1]李红侠.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商业银行风险管理[J].博士后征文,2009(1)
[2]王云端. 银行内部审计与风险管理关系分析[J].现代商业,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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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巴塞尔资本协议;银行公司治理结构;路径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1-0041-04
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是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核心，是银行监督和管理规则实施的基础，其优劣直接决定了银行的市场竞争力。作为全球金融业监督和管理“圣典”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1]，对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做出了一系列相应的规定，指出:“没有稳健的公司治理，银行监管局就不可能有效的发挥作用”。2002 年6 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也使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在我国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尽管我国目前金融市场距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仍存在较多缺陷，然而，新资本协议先进的监管理念和监管经验，以及其思想精髓却给我们带来诸多新的启示和范例。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尝试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框架下，结合中国国情，探讨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造的路径和策略，以便尽快建立起符合新协议要求的有效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尽早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
1．关于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涵义和研究
公司治理结构，又称公司治理机制，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架构。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与公司治理结构并无本质不同，只是因为商业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性而带有一些自身的特征。《中国银行良好公司治理机制宣传手册》中将公司治理定义为:“是一种据以对工商业公司进行管制和控制的体系。”它的产生是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联系在一起，其核心是基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委托关系。同时，广义的治理结构在此基础上还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财务制度､公司管理结构､企业战略与发展决策管理系统､企业文化等其他制度。 因此，我们可以将公司治理结构理解为有关企业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机构､文化和制度安排。
国外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始于1932年，Berle和Means发表了《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在这部论著中，两位学者依据大量实证材料讨论了当公司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可能出现的问题[2]; Shleifer and Vishny 等人则从如何保证资本供给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 的利益最大化方面进行研究[3]。此外，Stephen Prowse 等人提出了， 公司治理要解决的是高级管理人员､股东､董事会和公司的其他相关利益者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4]。总之，上述研究在理论上主要围绕“股东治理模式”和“利益相关者模式”进行。我国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始于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报告。到20世纪90年代初始， 中国的经济学界已对公司治理问题开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介绍和阐述，张维迎等提出要在国企改革中借鉴和吸收当代公司治理理论[5]。接着， 理论界在公司治理的内涵､有效的制度安排､委托问题研究､产权的讨论和治理模式的比较[6]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他们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公司治理结构的相互制衡作用､企业所有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权益､市场机制在公司治理中的决定性作用等许多方面。
近年来，我国围绕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大量涌现，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随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颁布和即将实施，如何在新资本协议的框架下，建立我国商业银行有效的治理结构，则成为需要深入研究的新问题。
2．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有关规定
作为国际金融监管的权威机构，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BCBS)对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极为重视，并且认为，公司治理结构与风险管理的效果息息相关。正如西班牙中央银行行长､巴塞尔委员会主席卡如阿纳指出，健全的公司治理应该作为银行管理风险能力的重要因素。近些年来，巴塞尔委员会围绕银行治理结构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准则，以提高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巴塞尔委员会曾在《利率风险管理原则》(1997年9月)､《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1997)､《银行机构内部控制体系框架》(1998年9月)､《增加银行透明度》(1998年9月)､《信用风险管理原则(咨询文件)》(1999年7月)等文件中提出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问题。其中1999年巴塞尔委员会出版的56号出版物《改善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被认为是银行治理方面的一个指导性文件。此后，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不断推出了大量关于改善银行治理结构的论文及文件。2004年6月颁布的新资本协议对上述文件中有关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准则又进行了补充和修订。总之，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上述系列文件，内容主要涉及:(1)公司价值､行为规则､适当行为的其他标准及用来保证他们之间相互协调的系统。(2)清晰的公司战略来保证它能衡量银行的成功和个体的贡献。(3)刻画出从基层个人到董事会各级决策者相应的责任。(4)建立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和审计者之间合作机制。(5)有力的内控体系，包括内部和外部审计､独立于业务及其他检查和平衡关系之外的风险管理。(6)在利益冲突特别大时，如和银行､大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关键决策者以及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借款人发生业务关系时，对风险敞口进行特殊监控。(7)以补偿､升迁或其他形式在财务上和管理上进行激励，促使高级管理人员､业务管理人员采取适当的行为。(8)对内提供正确的信息流。
此外，巴塞尔委员会认为:一个有效的银行治理结构应具备如下特征:(1)在银行内部确立清晰的战略目标和银行价值至上的价值理念; (2) 在组织内部设立实施清晰的责任划分; (3) 确保董事会成员胜任其职能并不受来自外部或管理层的影响; (4) 确保高层管理者行使职责; (5) 充分发挥内部与外部审计人员的监控作用; (6) 确保薪酬制度与银行的价值理念､经济目标和战略以及管理环境相一致; (7) 增强银行治理状况的透明度，在信息透明的环境下行使公司治理。并特别强调了银行董事会对银行经营和健康负最终责任， 以及建立较强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外部审计和风险管理制度等内容。
尽管不同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尽相同，但无论形式如何，上述要求在保证适当的监管的前提下，对合理的治理结构都可以应用和实施。
3． 新资本协议“三大支柱”对银行治理结构的影响
除上述文件外，作为新资本协议核心的“三大支柱”本身，对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也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第一支柱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就是对银行必须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框架的控制和约束。原因在于，巴塞尔委员会在设定新协议第一支柱高级法的各项最低要求时，已经意识到，尽管银行可以采用复杂的计量方法，但如果管理不当，仍旧难以避免财务和经营上的缺陷，因此，第一支柱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更加接近于银行实际的风险水平，具备资格的银行要部分依靠自己的计量指标来计算风险，这有助于银行改善量化指标的准确性。此外，最低资本要求还有助于银行向严格的风险管理框架标准靠拢，让人们意识到，要成为具备资格的银行，不仅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新协议复杂的数量指标上，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框架。因此，新资本协议要求，董事会应明确银行的风险承受度､政策和管理规章，并且保证建立充分有效的风险控制框架。高管层则对董事会制定的风险控制框架的实施负全面责任。此外，框架为审计人员和其他质量控制功能规定了明确的责任，以保证对银行的风险控制架构进行有效､独立的审查､监督和核对。董事会需要利用审计人员对高管层提供的信息进行独立审计，有助于更好地管理银行。
其次，新协议有助于促进风险管理观念的改变。根据新协议的要求，董事会和高管人员要大力促进风险管理理念和文化的建设。这一理念就是新协议第二支柱内容。它要求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了解银行的风险状况并保证银行有足够的资本去抵御存在的各项风险。监管人员则需检查银行的风险评估水平以及合理性，深化对风险的认识。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不能放弃他们认识和管理银行经营风险的责任，这将有利于在整个银行中形成良好的风气，使有效的风险管理成为每个员工的职责。新协议重点强调了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这将促进监管人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认识银行对自身风险的评估上，从而在采用传统的以会计科目为基础的监管方法的同时，更加注重分析银行和银行化解风险的控制系统。这种监管理念和文化的改变将不仅使监管人员受益，而且会促进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发展。
第三，新协议将提高银行度量和管理风险的透明度。这将从第三支柱――市场约束得以实现。市场约束的目的在于保证市场提供另一层面的监督，使董事会和高管层重视信息披露，与此同时，也可以提高银行强化审慎风险管理的积极性。提高银行财务报表的透明度，意味着允许大小股东､储户､债务人和其他市场参与者评价银行的经营情况，并根据他们对银行审慎管理水平的认识决定奖惩。这将为检查银行的管理情况提供一个渠道，并且有助于提前抑制银行过度承担风险。新协议还将明确其他方面的改革，即银行不仅要提高它们外部的透明度，也要提高内部经营的透明度。特别是要保证董事和高管人员能够充分地了解信息，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评估银行的风险，由此产生有效､准确的风险报告。同样，关于银行员工在有效的风险管理中所承担的责任，高管人员需要与他们进行有效的沟通。此外，新协议还将通过提高监管当局之间的国际合作来加强透明度。
由此可见，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将有助于各国银行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4．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准则与巴塞尔银行公司治理准则差异比较
2002 年6 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基本上参照巴塞尔协议的公司治理准则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如平等对待所有股东，保护股东合法权益;建立健全绩效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等。即便如此，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准则与巴塞尔银行公司治理准则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异。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与巴塞尔协议准则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我国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本身还存在着委托人制度安排动力不足;“内部人控制”;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缺位;法律制度不健全;信息披露不透明等缺陷，这些缺陷也体现了现阶段存在的“制度风险”与“技术风险”;“权威监管”与“权力监管”;“法治监管”与“人治监管”等方面的突出矛盾。
5．发达国家典型银行公司治理模式借鉴
当今世界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按莫兰德(Mo―erland)1995年提出的“二分法”划分两类，即市场导向型模式和银行导向型模式。
市场导向型模式以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为代表，它的主要特点是股权高度分散， 流动性很强。由于这些国家的法律对产权保护比较充分， 市场体制比较完善， 资本市场比较发达， 因而股权高度分散。因此， 这种治理模式主要以“外部人监督”为主。其控制机理主要体现在股东通过“用脚投票”来监督､约束经营者。此种治理模式得以良好运行的保障是该国有比较发达的资本市场､经理市场和完善的法制建设。不足之处在于，如果所有权的过渡分散，将会使得众多的股东难以有效地监控管理层。
以德日为代表的银行导向型模式以公司股权较为集中为特征。银行治理结构以“内部人监督”为主， 即监督､决策和执行均出自银行内部， 主要由大股东组成的董事会直接监督并约束经理层。此种模式为了防范和控制经营风险， 普遍重视内部审计工作， 逐步建立起了以法人借款业务､零售业务､结算业务､信息技术等业务为主线的专业化､垂直型的内部审计体系。缺点在于，由于这种治理结构的控制权内生于集团内部， 而且制衡机制相对较弱， 银行在大股东控制之下， 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关联交易， 而由于信息披露又不够及时， 往往会造成银行不良资产的累积。所以， 德日模式的健康运行要求具有完善的内控措施。
近年来随着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由于产品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趋势，上述两类模式呈现逐渐趋同的趋势。如今，国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一般结构更倾向于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相结合的方式，体现了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特点。概括地说，目前，国际上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典型的做法是:一是建立战略目标和制定明晰的银行组织内部的职责和责任;二是明确了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确保董事胜任称职，并不会受到管理层或外部因素的不适当影响;三是建立内部审计师的工作制度，发挥他们的重要控制功能作用，确保高级管理层受到适当的监督，四是以透明的方式进行公司治理;五是确保激励补偿方法与银行的战略目标､控制环境和道德价值一致。
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到，国外发达国家有效的银行公司治理模式基本符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或者说，与新协议的要求差距并不显著。他们为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模式的改革提供了成功的典范和积极的启示。
6． 新协议框架下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路径分析
6．1明确改革的目标和趋势
尽管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首先将在10国集团实施，然而，向新协议逐渐过渡，对所有国家而言，则是大势所趋。此外，我国加入WTO，不仅是我国经济融入世界，参与世界竞争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在经济活动的意识和做法上要与国际接轨，要“完全按国际管理行事”。对银行业来说，按国际惯例行事就是要遵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规定，公平竞争。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路径目标选择，首先就是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精神和框架指导下，结合我国国情，改革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现状，建立符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的有效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为我国商业银行全面向新资本协议过渡做好准备。
6．2正确对待巴塞尔银行公司治理准则，改进我国公司治理原则
国际上一些先进和有效的公司治理总是体现着若干共同的基本治理理念和原则，这些基本理念和原则值得我国银行业在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时参考。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银行公司治理准则中的部分建议短期内在我国无法充分发挥效力，但它表明了决策层对公司治理问题的态度和要求，因此我们要学会正确对待，善于利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准则的意义在于为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适当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提供了一套可以依据的思路，而我国目前并没有完整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准则，缺乏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正确引导。因此，如果能积极运用巴塞尔准则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将其作为考核国有商业银行的指标，则有助于我国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准则的积极实施，有助于探询到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的有效措施和步骤。
6．3重视最低资本要求，明确银行风险管理体系与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的关系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从根本上说是关于更好地进行风险管理的准则，而风险管理体系是健全公司治理的基础。如前面所述，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对银行治理结构起着积极的作用，如最低资本要求就是以合格银行治理结构为假设的。因此，我国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也可以从满足最低资本要求，加速建设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现着手，围绕这一目标制定具体规则以及操作实施细则。例如可以从防范风险的角度考虑如何建立商业银行规范的组织架构，即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改变经营管理层权力过分集中的现状;如何建立董事会下属的专家委员会，加强和完善董事会成员的培训制度和议事规则，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商业银行治理中的关键作用;如何优化对职业经理群(银行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防止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错位等等。因此，可以看出，新协议的三大支柱与风险管理体制的建立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
6．4分步骤采用近期治理模式和远期治理模式，向国际准则靠拢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 我国国有银行目前的治理结构亟待改革。在改革过程中， 还要充分考虑到我国国有银行的现状， 并结合我国的文化传统､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等各种因素， 以形成并不断完善合理的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模式。无论是英美模式， 还是德日模式都无法套用于我国， 这主要是由于每种模式的成功运行都需要一定的条件。目前， 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 国有银行面临的现实困难十分严重，在我国实行完全的英美治理模式所需要的有效的资本市场和完善的法律环境都不具备，很难实行外部治理。因此在近期，我国适应采取以内部治理为主的近期模式。
在近期治理模式初见成效后，要积极采用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相结合的国际标准模式。通过国有银行上市， 并逐渐调整国有股比例， 多元化股权结构等措施， 加快我国资本市场建设， 不断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 为国有银行外部治理创造良好的条件，最终建立符合巴塞尔协议准则要求的银行公司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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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红昕 (1967-)，女，吉林长春，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在读博士生，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