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规则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监管规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认真执行《会计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坚持勤俭办事业的方针；正确处理科技事业发展需要和资金不足的矛盾及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财务收支实行局长负责制，各项支出坚持“三支笔”签字把关。

二、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

合理编制预决算，如实反应单位财务状况；依法管理财务，努力节约支出；建立完善财务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对各项支出和专项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保障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预决算的编报

（一）预算编报：局机关每年底编报收支预算，经分管领导审阅后提交局长办公会讨论，局长办公会通过后，按照规定的时间和程序报市财政局。

（二）会计决算：会计决算由局机关和各事业单位分别组织，经分管领导审核后提交局长办公会通过。

四、支出的管理

局机关凡因公务所发生的一切支出活动，要至少提前一天编报用款计划，填写《支出审批单》，科级以下干部因公出市必须填写《出差审批单》，召开有上级机关、相关单位和县区科技局及有关企业人员参加的会议要填写《会议审批单》，按照规定程序审批后实施。在公务活动中，凡未预先申请用款计划，或未经局领导批准而自行开支的，一律不予报销。专项经费(包括科技三项经费、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经费、知识产权补助经费)的拨付，由经费所在科室(单位)提出拨款计划，按照审批程序办理。

1、市内：职工因公出差按误餐次数报销伙食补助费，(不包括区驻地)，每天早餐补助2元/人、中晚餐各补助5元/人。凭单据报销公共车费，一律不报销出租车费。在岗正常上班人员家住西城或近郊的，可报销月票，个人负担12元/月；其余人员一律不报销月票和车票。

2、外地出差：(1)伙食补助。按出差天数报销，省内出差每天补助15元/人，省外出差每天25元/人；司机伙食补助实行包干，每月200元/人，如出省按实际出差天数与同行人员一起报销，但必须按照实际天数(每人6元/天)扣除本省内伙食补助。(2)乘车。乘火车从晚上8时至次日凌晨7时之间，在车上6小时以上，或连续乘车超过12小时的，可购硬卧票；科级以下工作人员（含科级）出差，一般不得乘座飞机，因特殊情况需乘坐飞机应事先经局领导批准，处以上干部(含处级)乘坐飞机按普通舱位报销；乘坐轮船时处级干部按二等舱位、其余人员按三等以下舱位报销；其它交通工具按实报销，一律不报销出租车票。(3)住宿费。除会议统一安排的外，处级干部一般地区每天不超过200元/人，特殊地区(深圳、珠海、厦门、汕海和海南)每天不超过300元/人；其余人员一般地区每天不超过160元/人，特殊地区每天不超过200元/人，超标准部分费用自负30%。

3、报销时间：到外地出差的工作人员和司机，返回后五日内报销出差费，同时将借款一次还清，否则，不再办理借款手续；司机人员的出差补助费和市内过路过桥费由办公室汇总审核后，每月第一周周五下午（遇节假日顺延）集中报销一次。其他各项支出的签字报销安排在每周一、周三、周五下午。

篇2

1.关于资本的协调。对于监管资本中剔除的商誉、递延税资产、与资产证券化销售相关的收益等项目，因会计资本与监管资本的内涵不同或因现行准则处理技术达不到要求，可以暂时认为属于不可调和的差异。但无形资产与上述项目不同。目前BCBS从审慎监管的角度将其从一级资本中剔除。事实上，鉴于无形资产的重要性，IASC在成立后不久即着手有关准则的制定，早在1977年即已了第9号征求意见稿《研究与开发费用会计》，其间经过数次修订，于1998年IAS38，并于2004年进行了修订。经过27年的发展，无形资产准则已基本成熟，能够提供客观、公允、稳健的会计信息，可以有效避免高估无形资产和相关收益的现象。因此，建议监管部门承认无形资产为一级资本，不再予以剔除。需要说明的是，IAS38中所定义的无形资产并不像国内会计准则那样包括土地使用权。这主要是考虑到两点：一是无形资产的特征之一是给主体带来的未来的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土地使用权给主体带来的经济利益往往是确定的、可预期的。在我国，土地一般具有较大程度的增值性，尤其是国有银行土地来源多样，有的是政府无偿划拨，有的是低价转让，其实际市场价格大多超过账面价值，这一点与一般的无形资产显著不同。二是建立在土地之上的房产不能离开土地而单独存在。在银行实践中，土地的使用和管理是与相应的建筑物一体的，且在国内上市银行的无形资产中，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占比超过90%以上。因此在国际会计准则中，土地使用权在报表中视同预付土地租金。从会计可比性和国际趋同的角度，国内会计准则应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一致，鉴于此，笔者建议，在下一步修订国内会计准则时，将土地使用权从无形资产中剔除，在报表中单独予以反映。

2.关于贷款拨备的协调。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银行资产的信用损失估计过程应充分考虑监管方法的合理性，并尽可能利用其确认结果作为会计计量的依据。预期损失模型赋予了银行较大的职业判断空间和自，其中由于会计人员需要对资产生命周期及近期内的损失进行估计，而大量损失数据来源于客户的业务状况和信贷管理过程，会计人员难以依赖自身对估计的可靠性和合理性进行独立判断。另一方面，银行在实施巴塞尔协议Ⅱ的过程中，对自身风险管理系统进行了提升和规范，在多年的执行过程中，损失预测有效性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因此，为提高预期损失的准确性，减少财务操纵的可能，会计准则制定者应尽可能考虑利用监管规则的风险计量方法和成果。在资产分类方面，可利用监管方法下的信用评级组合，对会计减值准备的计提对象进行分类。以我国银行业的五级分类为例，开放式投资组合的分类可按表1所示的原理进行过渡。在信用风险要素的协调方面，会计准则确认预期损失时，可考虑使用监管方法下的违约概率及违约损失率来构建模型，尽可能避免会计和监管规则下对同一要素的“双重”调整，决定损失大小的因素含义及来源尽量保持一致。在减值资产的计量方面，会计资产的账面价值如采用预期损失模型后，将为预期损失分期或立即确认后的摊余价值，主要针对的是表内资产而未包括表外资产，因此需将违约风险暴露中包含的表外风险暴露剔除，确定表内资产损失。在损失涵盖期间方面，会计预期损失模型中的开放式组合损失涵盖期间最长为组合的生命周期内，因此在监管方法预期损失涵盖未来12个月的基础上，银行可进一步利用监管估计方法和模型，对组合剩余生命周期内的损失进行估计，来满足会计模型的期间要求。在损失确认条件和违约损失的估计方面，会计及监管也应采用相同的确认标准。此外，由于会计减值准备预期期间的扩大，可以预见，如采用预期损失模型，银行的减值水平应该在现行水平之上，超出监管预期损失的可能性增大。在巴塞尔协议Ⅱ的规定中，会计减值准备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作为监管资本，但不得超过风险加权资产的一定比例，由此有可能形成如下情况：会计减值损失足额计提带来利润减少，对银行利润业绩不利；同时，超出监管预期的减值准备不能计入到监管资本当中，造成对银行充足计提的“变相惩罚”，在预期信用损失的确认上，会计和监管方法都不能对银行合理激励。因此，建议监管规则对会计减值准备的资本属性进行合理确认，对其计入监管资本的限额重新调整，以保证会计减值准备结果在监管要求中的合理和审慎。

3.关于套期会计的协调。套期会计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一些被套期项目属于未来的交易事项，按照现行会计准则不能在表内确认；二是目前会计准则对金融工具采用混合计量属性。这两者导致不能实现账内“自然”套期，需要进行特别的套期会计处理。从IASB提出的金融工具解决方案来看，对套期会计改进的长期方案是全面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中期方案是修订计量要求和简化套期会计。对于修订计量要求，IASB已通过IFRS9减少金融工具类型的数量得以实现；对简化套期会计，已于2010年12月了《套期会计（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提出了降低使用门槛、容纳更多实际套期管理办法等意见。对此，笔者建议：一是改进套期有效性评价标准，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应能充分反映银行的风险管理活动和水平。《征求意见稿》虽然允许对非金融项目的风险部分、对于特定的项目组合套期等，容纳了更多的实际套期管理做法，但活期存款套期、宏观套期等问题仍然未能有效解决。这使得银行利率风险管理的经济实质不能在财务报告中得到反映，甚至导致银行放弃一些风险管理行为。三是进一步提高套期规则的一致性。在套期会计中，公允价值套期允许将确定承诺确认为资产或负债，但现金流量套期不允许将很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确认为资产或负债，尽管二者均不符合现行准则下资产和负债的定义；有些项目既可采用公允价值套期又可采用现金流量套期，但两种方法又对银行的资产和负债以及损益产生不同的影响。建议制定逻辑严密、理论一致、前后统一的套期会计规则。

4.关于风险信息披露的协调。在准则制定层面，建议充实信息披露内容，加强风险的定量披露。在与银行监管部门进一步协调的基础上，借鉴银行监管的信息披露要求，披露更多关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方面的内容。在信用风险方面，加强对内部评级系统的信息披露，在市场风险方面，披露更多的风险价值模型信息。在银行监管层面，要充分运用会计信息披露中的共性要素，减少银行的信息披露成本。加强与准则制定机构的协调，进一步缩小监管口径与会计口径差异，尽可能以会计资料为基础，计算关键监管指标及关键数据，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二、差异协调的政策路径

1.完善会计准则理论框架体系。准则制定机构应与银行监管部门充分协调，将一些银行监管和企业实际管理理念融入会计准则和概念公告中，建立面向未来、全面考虑风险和银行管理特点的会计框架。首先，在会计目标中纳入宏观稳定因素。笔者认为，银行既是企业，同时又具有一般企业不具有的影响。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不仅仅关系到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还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关系到公众的切实利益，正因如此，银行才是大而不能倒。因此，无论是国有银行，还是私人银行，在某种意义上，都存在政府的隐形担保，最终需要全体纳税人买单。因此，建议将银行监管部门一直要求的宏观稳定因素纳入会计服务的目标，这是会计的社会目标，它与会计的技术目标（决策有用性）共同构成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这不仅有利于对准则的技术发展提供指导，还能综合考虑准则对资源配置、公共利益的潜在影响，为准则的发展提供合理指导。以此为依据，采用预期损失模型、降低拨备的顺周期性也就有了理论基础。其次，延伸会计配比原则的内涵。现行会计理论认为，在某会计期间银行所取得的收入应与为取得该收入所发生的费用、成本相匹配，以正确计算银行在该会计期间所取得的利润。配比原则存在的问题是，未充分考虑银行面临的风险因素，导致账面利润高于实际利润或利润提前确认、损失风险延后确认的现象。例如，假设某银行以Libor（5%）发放一笔贷款，但考虑到企业的信用状况和以往违约概率，该笔贷款的市场定价利率应为8%，因此，实际上由于定价过低，该笔贷款实际上在发放时即已发生损失。而根据目前的会计准则，此项贷款只有当损失“实际”发生时才予以确认。因此，建议延伸配比原则的内涵，收入不仅应跟费用、成本配比，还应跟承担的风险配比。按此原则，前文所述的贷款拨备“预期损失模型”中，利息收入按考虑到了未来损失后的实际利息确认也就师出有名了。第三，建立反映银行风险管理活动的会计架构。由于风险具有不确定性，而且是未来才能发生的，风险的识别、计量存在一定的主观因素，这与传统财务会计理论强调的稳健、可靠、可计量存在一定的冲突，对此，会计上一般采用能不确认就不确认、能少确认就少确认的思路。这导致会计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不能或较少能反映银行的风险管理活动和管理水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银行的风险管理活动。因此，准则应进一步的改进，能够充分反映出银行风险管理活动，区分出不同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避免出现收益的人为波动。第四，增强会计准则的可理解性。会计信息的价值在于使用者对它的使用，而前提是使用者能够理解其涵义，这就要求准则应通俗易懂、前后一致。目前SFAS133和IAS39公认为是历史上最复杂、最不好懂的会计准则，其详尽的会计规范、复杂的处理方法使得企业实施难度大、成本高。因此，建议进一步提高准则的可理解性，降低其复杂性，提高其一致性，真正打造出一套高质量的、透明的、能够得到包括监管部门在内的各利益方认可的会计准则体系。

2.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则充分借鉴对方成果。会计准则和银行监管规则都是持续发展完善的，在这个过程中，二者相互为对方提供了改革与完善的条件。一方面，由于会计准则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其理论基础、实践经验和框架体系都比较成熟，这为银行监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银行监管规则制定机构要跟踪会计准则的发展变化，积极借鉴会计准则的创新成果，完善金融规则。另一方面，银行监管规则具有审慎性和前瞻性，站在宏观的角度突出衡量银行的相应风险，运用成熟的监管模式和监管方法，监测和保证银行的财务能力能够吸收银行可能面临的损失，在维护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因此，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要充分借鉴银行监管规则的优势，在准则制定过程中考虑风险控制因素，完善会计准则。

3.从银行管理实践活动中汲取营养。银行业是极具创造性的行业。风险管理能力是商业银行的核心能力。银行的管理实践是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则产生及发挥作用的根基，脱离银行实际的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则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则的修订与完善都必须时刻紧跟银行的管理实践活动，及时总结和提炼银行业的先进实践成果，从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总结和升华，建立反映银行风险管理活动的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则，制定能够真正反映、指导、鞭策银行风险管理和信息披露的约束标准。

4.搭建信息互享平台。目前，各国银行普遍需要向各个外部监管部门报送会计信息，存在信息无法充分共享、披露成本高、信息审查和校验复杂性、准确性无法充分保证等问题。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作为一种国际通用商业语言，其实质是将会计信息和相关管理信息按统一的标准再描述、再读取的利用管道。对于银行业而言，通过采用标准的数据格式和验证机制，可以减少数据处理时间，为其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数据获取与分析手段；对于监管部门而言，XBRL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非现场监管报表数据的质量和准确性，降低数据处理成本，加快数据处理及应用时间，提高监管报告的数据利用水平。因此，建议银行监管部门在与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充分协调、合作，制定基于统一平台的监管报表XBRL扩展分类标准，进一步推动和引领XBRL在银行业逐步推广应用，在技术层面降低银行执行成本。

三、差异环境下的银行应对

在会计准则、监管规则越来越重要且持续存在差异的环境下，银行应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深入思考、积极应对，一方面促进提高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则的水准，另一方面将外部监管压力转化为内生发展的动力，实现核心能力的提升。

（一）积极参与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则的制订

国际会计准则近年来从会计核算理念、核算方法到财务报告诸方面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特别是预期损失模型等的应用和推广，对银行财务会计部门和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在我国会计准则配套修改调整前，银行需加强对财会人员的培训，积极参与下阶段的国内会计准则修订进程，并提出既接轨国际会计准则又适合我国银行业实务操作的修订建议，积极表达行业声音。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有许多特殊情况、特殊问题。财政部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明确了我国会计准则既持续国际趋同又灵活互动的原则。在此背景下，国内银行业更需要广泛行动起来，立足我国国情，深入研究国际会计准则对我国银行及金融经济的影响，有针对性地向IASB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提升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促使IASB在准则制定修订以及应用指南和解释公告过程中，充分考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我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维护国内银行业利益。同时，巴塞尔协议Ⅲ的全面实施，对银行业的经营模式、风险管理等也带来积极影响，银行从业人员必须紧跟监管规则的变化，从符合监管要求的角度转变发展方式、改善经营管理、强化稳健经营，切实维护金融稳定。在各方利益博弈和妥协平衡下，作为全球金融监管统一标准的巴塞尔协议Ⅲ已经正式出台，但其后的具体监管举措及实施中的动态调整仍会存在微妙的多方利益博弈过程。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等监管机构的安排，监管规则下一步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完善降低SIFI道德风险的监管框架、监控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强化交易业务监管以及信用集中度监管标准等方面。同时对巴塞尔协议Ⅲ监管框架执行中的问题，如对系统重要性银行以外的其他银行是否考虑其实际特点实行差异化监管，对监管资本的扣除项目是否调整以及如何调整等问题，依然亟待解决。在此过程中，银行可从实务层面，积极研究探索监管规则的改革思路，并及时提出相应的意见建议，提高银行对监管规则变革的主动参与度。

（二）主动做好内外协调，全面执行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则

在既定的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则框架下，银行要加强内部协调，以最经济有效的执行方式满足准则与规则的要求。同时，要加强外部交流，共享同业经验，合理吸收跨行业成果，提高执行效率。一是加强内部协调，提高执行效率。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则的要求是刚性的，但执行的方式和手段具有多种选择。银行作为执行者和部分监管成本的承担者，有必要也有动力以最经济有效的方式实现双方的要求。无论是会计贷款减值准备还是资本充足率要求，其面临的信用风险本质是同一的，应该使用同源的数据信息，才能保证信息在二者间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因此，银行应将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则的要求纳入到统一的风险管理框架下，建立一个同一的信用风险数据采集管理系统，采取概念趋同，操作分离的方法，协调管理、分别报告，在降低执行成本同时满足各自目标。变革后的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则引入了一些新理念、新技术,在具体规定、具体业务处理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应用时需要银行进行内部资源的充分整合。如实施会计预期损失模型，在改进现有业务系统的过程中，银行应将客户、信贷、风险、会计、管理、决策等支持系统纳入风险管理的整体框架下，实现风险计量的信息共享，加强信息采集技术和数据库的建设，规范数据生成和报告机制。二是加强外部交流合作，提高执行效果。虽然各国银行业的业务运作模式、经营管理方式和所处经济环境存在差异，但在执行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则的问题上，面临许多共性的问题和困难。全球银行业作为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则的共同执行者，有必要通过不定期的行业学术交流或行际双边沟通等方式，从执行者的视角，认真研究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则的核心理念和操作要点，共同审视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则的重大修订和变革，寻求实务层面的共识，对银行在实际账务处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预期损失确认模型的建立、非活跃交易市场下的公允价值估值技术的使用等，适度分享同业经验，集中行业智慧和力量，建立行业规范，制定出客观合理的行业操作规定。

（三）充分利用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则信息，提升核心竞争力

篇3

为进一步提升农田排涝设施管理水平，完善农田排涝设施长效管理，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效益，根据区政府办公室批转的《区农田排涝设施养护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制定本考核实施细则。

第二条考核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全区区管、各镇(工业区)管农田排涝设施运行养护工作考核。

第三条考核对象

考核对象为各镇人民政府（工业区管委会），区管水闸考核区水利管理署。

第四条考核原则

本考核工作以客观、公正、负责、求实为考核原则。

第五条组织机构

由区水务局、区财政局、区水利管理署、区防汛办等相关部门组成区级考核小组，负责对本区农田排涝设施养护管理的考核工作。各镇（工业区）应由水务站、财经事务中心（财政所）及相关部门组成相应镇考核组，负责辖区内的农田排涝设施养护管理的考核工作。

第六条考核形式

考核以每月考核、季度考核与半年度考核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每月考核由各镇（工业区）镇级考核组对各镇运行养护单位或专业公司管理养护的农田排涝设施进行考核，季度考核由区水利署组织对各镇（工业区）管理养护情况进行考核。区级考核组负责对区水利署所管区级水利工程的考核。月度考核和季度考核必须全面覆盖所有列入补助计划的农田排涝设施。

半年度考核指由区级考核小组负责，于每年6月份、12月份组织实施。半年度考核采取抽查形式，覆盖面不小于30%。

第七条考核内容

主要包括资金保障、组织管理、运行管理、维修养护、资料管理五个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一）资金保障

各镇财政配套资金预算情况、到位情况及资金专款专用管理使用情况。

（二）组织管理

各镇（工业区）圩区管理机构落实情况，农田排涝设施各工种岗位责任、水闸（泵站）运行管理、防汛调水方案等规章制度建立情况，运行人员培训机制落实情况和运行人员持证上岗覆盖情况。

（三）运行管理

1.防汛排涝

各镇（工业区）防汛排涝响应情况、运行人员到岗情况、各项措施执行情况。

2.引清调水

各圩区根据实际情况实施的调水方案及落实情况，实施后对区域水质改善效果情况；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处理情况。

（四）维修养护

政府购买服务实施情况、养护工作监管情况；汛前、汛中、汛后设施维护情况及效果；设施完好情况、日常维护工作落实情况。

（五）资料管理

设施日常运行资料的记录、归档情况；维修养护工作台帐资料建立情况等。

篇4

〔关键词〕 自贸区，信托业监管，《信托法》，理财市场

〔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1-0125-04

〔收稿日期〕 2014-09-30

〔作者简介〕 周 乾（1981-），男，安徽潜山人，安庆师范学院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与金融监管、法的经济学理论。

对金融行业而言，有基本法层面的监管规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既是法律对行业的基本确认，也是进行行业统一规范的需要。在我国，信托业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并称为金融业的四大行业。后三者均有基本法层面的监管规则，然而，信托业监督管理，既没有像银行业一样有一部专门的监督管理法，也没有在《信托法》中做出专门规定。所以，在基本法层面，信托业的法律规范是缺位的。行业监管基本法律的缺位在金融实践中引发的问题有：具备同样信托法律结构的理财产品不能接受统一的法律评判，从而导致不同法律门槛和对投资者的不平等保护。从信托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角度看，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监管法律制度，然而，由于各方制约，时机尚不成熟。自贸区作为新时期改革的先锋，具有试验意义并且承载着制度创新的功能。在肩负着示范责任的自贸区内，是让这种信托业监管杂乱的局面继续存在还是构建统一的信托业监管规则？如果构建，那么是否可行？如果可行，那么未来的自贸区统一监管规则应该包括哪些主要内容？以上问题构成了本文讨论的内容。

一、构建自贸区统一信托业监管规则的必要性分析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整个经济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要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由于我国没有信托业基本法律制度， 〔1 〕 （P92 ）导致信托投资者的保护制度缺乏法律抓手。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实质意义上的信托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这在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自贸区内将体现的更为明显。自贸区应该成为一个公平交易、平等保护的场所，从理财市场的公平需求、投资者的平等保护、信托法律体系的完善等角度看，都有必要在自贸区内构建统一的信托业监管规则，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立法与监管经验，从而为全国范围内信托业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实践素材。

（一）自贸区理财市场的公平竞争需要统一的信托业监管规则。当前的理财市场可以说是“九龙治水”、各执一方。〔2 〕按照目前法律制度，只有信托公司从事的信托业务才是名正言顺的信托业，其他金融经营机构从事的符合信托特征的业务就不能被称之为信托业，自然也就不能被纳入信托业监管的范围，也正是这种法律制度的局限导致了理财市场上的“九龙治水”。如果自贸区还继续沿用这种模式，那么它的制度创新性就没有体现。

在自贸区内，同为信托本质的理财业务理应受到统一的规则约束。建立统一的信托业监管规则既是实现监管的一致性与权威性的需要，更是法律公平的诉求。分属不同监管机构的金融机构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没有法律层面的信托业监管规范的情况下，很难判断不同监管规则谁是谁非、孰优孰劣。面对巨大的资产管理市场，金融机构之间存在博弈，博弈本身并不可怕，但需要有基本的规则。否则，市场混乱难以避免。通过确立统一的信托业监管规则，可以实现金融机构之间资产管理业务的公平博弈。

（二）自贸区对投资者的平等保护需要统一的信托业监管规则。在目前金融市场上，各种理财产品纷繁复杂，它们是否都具有信托的性质呢？评判一项理财业务是否具备信托性质的标准有三：一是财产是否独立;二是理财机构是否以自己的名义来管理财产;三是风险是否由投资者自担。从自贸区各个金融机构的理财业务来看，基本上符合信托的特征。本质上一致的信托关系却在适用不同的监管规则。不同的规则不但意味着受托人准入、管理方面的不同，而且意味着投资者受保护的程度不同。比如，同样是信托本质的理财业务，各个金融机构对投资者准入的要求不同。同样为理财业务，商业银行自行开发的产品可能就由投资者自担风险、不存在刚性兑付;而对于信托公司开发的产品，投资者就要求刚性兑付，虽然这种要求不符合信托法律原理。

自贸区的改革重心之一就是实现对不同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包括让商业银行理财业务、信托公司理财业务、保险公司理财业务等各类业务中实质意义上的信托投资者受到平等的保护，也包括让民营金融机构理财业务的投资者和国有金融机构理财业务的投资者受到平等保护。这就需要通过构建统一的监管规则，对于实质意义上的信托投资者予以平等保护而不论其业务开展方是商业银行还是信托公司，抑或是民营金融机构还是国有金融机构。出于对大信托时资者平等保护的要求，应该在自贸区的信托业监管规则中对信托的投资者准入、风险承担、权益保障等做出统一规定。

（三）自贸区信托法律体系的完善需要统一的信托业监管规则。我国已经制定的《信托法》，属于民商法的范畴，应该被纳入私法体系，它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法律关系，主要对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进行规范。行业监管需要法律层面的监管规则，《证券法》中有专门关于证券监督管理的专章规定，《保险法》第六章是保险业监督管理，银行业则有专门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对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职责、监督管理措施及法律责任做出了明确规定。信托业的监督管理，既没有在《信托法》中做出专门规定，也没有像银行业一样有一部专门的监督管理法。所以，在基本法层面，需要建立统一的信托业监管制度。

自贸区的设立被称作是中国的“二次入世”，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深度开发的试点，承载着“国家任务”。经济层面上的开放意味着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及政府层面的监管转型。为此，自贸区有必要在信托法律体系完善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制定统一的信托业监管规则，推动信托业的监管转型。唯有如此，自贸区的金融改革与法律创新才能对全国范围内的金融深化与制度升级起到“桥头堡”作用，才能真正实现自贸区经验与模式的可复制、可推广目标。

二、构建自贸区统一信托业监管规则的可行性分析

金融自由化已经成为我国金融发展的时代呼唤，金融监管体制及金融法律制度创新也是当下的热点话题，但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些改革可能时机尚不成熟。自贸区具有先行先试的特点与优势，正好为中国的信托业监管改革提供了契机。

（一）构建自贸区统一信托业监管规则符合金融自由化的要求。金融的活力源于自由与创新，而自由是创新的前提。金融自由源于金融自由化理论，它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而言的，主张政府减少对金融领域的干涉、放松对金融市场与机构的限制。中国属于典型的金融压抑型国家，这在信托领域体现的尤为明显，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商事主体从事着实质意义的信托行为，却都不能用“信托”之名，更不能适用信托法律。上海自贸区建设倡导金融自由化，自然包括在自贸区内放松金融管制、尊重金融规律的意图。

构建自贸区统一信托业监管规则将打破对信托业的限制性界定，不但信托公司可以开展信托业务，而且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各类金融市场主体都可以名正言顺地以“信托”的名义开展实质意义的信托业务。这是金融自由化在金融业务领域的体现，也是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金融自由化对金融行业的政策应该是宜疏不宜堵。如果在自贸区内继续对信托业采取狭隘界定，对不同市场主体的同质信托业务区别对待，那么，自贸区的金融自由化程度将大打折扣。因此，通过信托业监管规则对自贸区的信托业进行统一认定与规范，完全符合金融自由化的要求。

（二）构建自贸区统一信托业监管规则符合监管体制创新的要求。如果构建自贸区统一信托业监管规则，那么，在监管体制上也应该具有一致性。先看看域外经验。迪拜的自贸区建设经验对中国的自贸区建设或有启发。迪拜不但是消费的天堂，而且是投资的圣地。它的魅力主要不是来自能源，而是自贸区。迪拜政府在10年前设立的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做法或许可以为中国自贸区的金融监管提供参考。该自贸区建立后吸引了大量金融机构进入，截至目前约有900家企业在自贸区内运作，其中，金融机构就有400家左右。在DIFC内，迪拜政府成立了迪拜金融服务局（DFSA）作为独立的金融风险监管机构。DFSA主要有6项职责，包括法律及政策的制定、授权、识别、监管、执行与国际合作。它的监管权主要来自DIFC的监管法令，其定位是“成为立足于风险的监管者并且避免不必要的监管负担”。〔3 〕

就我国而言，在中央层面推动金融混业监管体制、统一信托业监管规则的时机尚不成熟。但自贸区不同，它的设立是在全球贸易竞争加剧、中国自身改革深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三重背景下推出的战略创举，肩负着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行政精简化四项使命。〔4 〕而且，自贸区在机构设置上有更大的自。自贸区的金融创新不限于金融产品创新，还有金融机构创新，包括监管机构创新。它可以尝试在自贸区的范围内将分散于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权进行整合，成立一个金融监管局，在自贸区内对实质意义上的信托业进行统一规范。

（三）构建自贸区统一信托业监管规则符合法律制度创新的要求。按照中央政府的精神，自贸区应集中体现三个特点：一是主动开放;二是制度创新;三是具有示范性。从法律角度看，自贸区建设的核心是制度创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普通民众，都已经发现信托无处不在。所以，我们应该突破对信托业的狭义认识，而从广义的范围理解信托业。它不限于信托公司营业性的信托业务，不是机构的概念而是职能的概念，凡是符合信托法律关系特点的业务都可以纳入信托业。面对这样的现实，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信托业监管规则，涉及面太广、利益关系复杂，短期内难以实现。

自贸区可以在构建统一信托业监管规则上先行一步。一来自贸区本身就具有试验性，而且对具备信托法律关系特点的业务进行同等对待，符合法律逻辑，这样的试验具有引领性意义。二来即使在自贸区内实行统一的信托业监管规则遇到一定的阻力，也可以为未来实行全国范围内信托业统一监管提供经验与教训，从国家角度看，这就降低了试错成本。对于这样的尝试，中央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完全有理由支持。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部分原有的发展思路难以为继，需要新的改革手段激发市场活力、规范政府行为、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建设法治经济的主题下，无疑要选择法律手段。自贸区应该成为改革的试验田，相关机构可以通过“日落条款”规定自贸区进行组织整合、制度运行的试验期，允许自贸区试错、犯错，考察自贸区监管机构在这一特定时期内的金融监管效果。大信托时代已经来临，信托业的统一监管是大势所趋，通过信托业监管组织机构的整合和法律制度的再造来构建自贸区统一信托业监管规则具有可行性。

三、构建自贸区统一信托业监管规则的主要内容

如果在自贸区内构建统一的信托业监管规则，那么，该规则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从法律制度的性质来看，自贸区信托业监管规则属于行政性法律制度，应该是针对受托人做出各种约束，包括资本、人员、结构、交易方面的内容等，以保障受托人能够较好的为受益人利益服务。但是，结合中国信托业的监管实践，本文认为，应主要抓住三个方面的内容：明确信托业监管机构的内部分工、具体界定监管对象的谨慎义务以及建立监管影响分析制度。

（一）明确信托业监管机构的内部分工。信托业监管机构内部分工明确是实现有效监管的前提，这种分工应该具有法律依据。就自贸区的信托业监管而言，机构内部分工的依据是信托业监管规则。规则的性质决定着内容的边界。信托业监管规则属于行政法，是对信托业监管机构的授权与限制法。所以，在监管规则中应当对监管机构的权力边界、内部分工、监管程序、决议规则、责任承担等内容做出规定。其中，信托业监管机构的内部分工是个较大的问题。

现在的信托业务发展很快，业务的多元化对监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不同的信托公司业务特点不同，有的主营资产证券化业务、有的以房地产信托为主要业务增长点、有的主要依靠银信合作及信政合作、有的重点开拓财富的代际传承业务。对于不同特点的信托公司，其监管内容应有所区别，由不同的专业人员进行监管较为合适。而且，明确的内部分工有利于监管工作的深化与监管效率的提高。目前，中央层面信托业监管力量不足、分工不细的问题日渐突出 ，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有赖于自贸区提供成功运作的经验，需要在自贸区的统一信托业监管规则中对监管机构的内部分工做出规定。

（二）具体界定监管对象的谨慎义务。在一个制度规则比较具体的环境中，人们的行为具有可参照性与可期待性。我国《信托法》第25条规定：“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24条规定：“信托公司管理运用或者处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维护受益人的最大利益” ;《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信托公司管理、运用信托计划财产，应当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服务”。 尽管“一法两规”都提到受托人的谨慎义务，但受托人如何行事方为谨慎？标准如何？不得而知。这种对谨慎义务的规定过于笼统，导致监管对象可能遭遇违反谨慎义务的法律风险，也可能导致其滥用权利、损害受益人利益。为避免或减少这些情况的发生，笔者认为，亟需在自贸区的统一信托业监管规则中建立适应国情的受托人谨慎规则，完善信托业投资管理制度。

具体而言，一是建立“原则与规则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也就是说，在法律原则中对监管对象应承担谨慎义务做出规定，同时，在法律规则方面有具体的判断标准，比如，技能的需要、注意的要求、信托目的等。二是明确判断监管对象谨慎标准的时点是其做出决定或行动时，而非投资结果发生时。也就是说，谨慎投资者规则以投资行为论而非以投资结果论。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使自贸区信托业统一监管规则兼具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三是明确要求监管对象进行多元化投资。多元化投资是谨慎义务的必然要求。一个有效的投资组合应该包括投资种类的多样化，而且在资金分配方面不能在某一种类上过分集中。简言之，监管对象应在投资行业、投资品种等方面进行多元化配置。

（三）建立监管影响分析制度。“监管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失灵与监管失灵。” 〔5 〕有了信托业的监管，那么，它的监管效果如何？是否解决了市场失灵？是否也存在监管失灵？这需要通过监管影响分析制度来评判、揭晓。我国信托业监管的实践经验还不足，监管工具的运用还比较落后，导致监管方面的问题较多。这既有体制性的因素，也有信托业的快速发展而监管相对落后的问题。这种落后的突出表现就是信托业监管影响分析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自贸区承载着试验的功能，正好可以先行先试，探讨建立本土化的信托业监管影响分析制度。

制度的作用及影响是全方位的。成熟的监管影响分析制度一般包括制度对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影响。就中国的信托业监管影响分析制度构建而言，除了包括制定影响分析的原则与程序、重视定量评估、将法律实施情况作为监管绩效考核的指标制度等内容之外，最需要关注的是监管者责任制度。监管者享有监管权力就要承担监管责任。信托业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管工作要依法进行，对违法监管的行为应承担责任。这本身既是对监管工作的监督，也是提高监管效率、促进信托业发展的要求。监管者的责任要具体化，包括责任的承担主体要具体、责任的承担方式要具体。

总之，金融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金融法治建设的完善。中国信托业资产规模暴增的背后隐藏着极大的行业风险，威胁到信托业安全，而化解风险、实现安全的根本方法在于信托业法治建设的推进，2001年颁行的《信托法》其目的在于为整顿混乱的信托业提供全面系统的法律依据。然而，移植过来的《信托法》有关信托业的制度缺失极为明显。中国信托业监管的法治化首先就要构建信托业监管的基本法律制度，让信托业监管有法可依。自贸区是改革的缩影，其试验的重点在于体制机制的创新与升级。自贸区在机构设置、规则建立等方面有更大的自，可以尝试在自贸区内对实质意义上的信托业进行统一规范，在公平对待受托人及投资者的基础上促进金融创新。从金融改革的大棋局来看，在整体推进信托业监管统一改革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应该利用自贸区的特点开展金融监管创新的先行先试，使中国信托业分散监管的局面在自贸区内得到有效扭转，为更大范围内的金融改革提供样本。

参考文献：

〔1〕周小明.信托制度比较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2〕夏 斌.发展我国统一信托市场的两大问题〔J〕.法学，2005（1）.

〔3〕陈 胜.上海自贸区金融监管如何创新〔J〕.法人，2013（10）.

篇5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市价格调节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市政府第134号令），《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价格调节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县县级价格调节基金的使用管理，适用本实施细则。

第三条价格调节基金实行财政预算管理，由物价部门商财政部门制定年度收支计划，列入年度财政收支预算。

第四条价格调节基金使用坚持“量入为出、专款专用、公开透明”的原则。

第二章价格调节基金使用方式和范围

第五条价格调节基金采取财政拨款、补助、补贴和贷款贴息四种使用方式。

第六条价格调节基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政策性补偿。当政府对群众生活必需的重要商品实施价格紧急干预措施时，给执行相关政策的生产者、经营者造成损失的，运用价格调节基金给予适当补偿；

（二）对困难群体动态价格补贴。当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或政府提价影响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时，给予低收入困难群体生活必需品动态价格补贴；

（三）支持重要商品储备。对生活必需品等重要商品储备给予补贴，以保证适时收购或投放，均衡市场供求，稳定市场价格；

（四）对重要能源、资源价格补贴，对政府主导的社会公益事业予以支持；

（五）为保障供给、促进流通进行政府资助。当市场供求失衡造成价格持续上涨或价格暴跌，相关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时，支持生产基地建设；当肉、蛋、奶价格低于生产成本时，对大规模畜禽生产和种畜、种禽企业给予补贴；支持与副食品相关的农产品科研活动和科技成果的引进、示范及推广，降低生产成本；

（六）价格调节基金征收和使用管理费用；

（七）国家、省、市规定的价格调节项目资金配套；

（八）用于政府规定的其他调控价格的有关事项。

第三章价格调节基金使用程序及要求

第七条价格调节基金用于政策性补偿，由县物价、财政部门会同发改、经信、商务等部门对政府实施价格紧急干预措施给执行相关政策的生产者、经营者造成的损失情况进行评估，制定补偿方案，报县政府批准后进行补偿。

第八条价格调节基金用于对困难群体的动态价格补贴，由县物价、财政等部门根据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情况，提出对低收入困难群体生活必需品动态价格补贴方案，报县政府审批后实施。

第九条价格调节基金用于支持重要商品储备，由商品储备主管部门根据政府确定的储备数量、储备费用补贴标准，提出资金使用书面申请，报财政、物价部门审核后列入资金支出预算。

第十条价格调节基金用于对重要能源、资源价格支持，对政府主导的社会公益事业予以支持，由项目单位提出申请，县物价、财政部门对使用效果进行评估并提出意见，报县政府审批后进行补贴。

第十一条价格调节基金用于为保障供给、促进流通进行政府资助，由项目单位提出申请，县物价、财政部门会同发改、经信等部门对经济运行和市场价格变动情况进行评估，确需动用价格调节基金的，制定使用方案，报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二条价格调节基金用于支持副食品生产、流通基地建设、与副食品相关的农产品科研、成果引进、示范及推广，由项目单位提出申请，提供可行性报告和项目批准文件，经县物价、财政部门审核，报县政府批准后实施。支持副食品生产基地建设给予银行贷款贴息，支持流通基地建设给予补助，贴息比例和补助额度另行制定。

第十三条价格调节基金用于征收和使用管理费用，按照政发文件执行。

第十四条价格调节基金用于国家、省、市资金配套的，按照项目申报程序办理。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使用价格调节基金的单位要认真执行国家财经纪律和会计制度，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资金，切实做到专款专用，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第十六条支出项目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要按照政府采购程序办理。对建设性项目进行财政投资评审。

第十七条使用价格调节基金的单位要定期向财政、物价部门报送价格调节基金使用情况。价格调节基金使用结束后，及时向物价、财政部门报告使用结果及发挥平抑市场物价的作用。

第十八条财政、物价部门对价格调节基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使用价格调节基金的单位应当接受检查，给予积极配合。

第十九条价格调节基金使用单位不按规定使用价格调节基金的，由财政、物价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终止拨款并追回已拨付的资金，取消该单位三年内使用价格调节基金的资格；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附则

篇6

《指导规则》是物业管理事项纳入社区建设内涵的延伸，切实符合我国社区基本情况和发展趋势。本文将对社区管理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业主委员会和居民居委会相互关系问题予以探讨，说明《指导规则》的执行将对双方发展格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并对未来社区建设改革方向作出预期。

《指导规则》对业委会和居委会相互关系确定的现实基础

业主委员会是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为基础形成的业主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是以居住权为基础形成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两者均是自治组织，属于平行关系，职责上未确立后者指导前者的内涵。

《指导规则》中却多处赋予居民委员会对业主委员会的指导监督职责，例如第五十四条规定：“召开业主委员会会议，应当告知相关的居民委员会，并听取居民委员会的建议。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积极配合相关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自治管理职责，支持居民委员会开展工作，并接受其指导和监督。”《指导规则》赋予居民委员会职责新内涵的根本原因，一是业主委员会缺乏专业管理知识，执行能力不强，且广大业主对其监督机制尚未建立，造成部分业主委员会存在严重的违规操作行为；二是居委会作为政府行政职能的延伸，是政府联系广大住户的基层网络，在社区建设中承担宣传法律法规、处理公共事务、调解社区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社会职责，与业主委员会之间存在职责交叉，因此将业主委员会纳入居民委员会管理体系中。

此类实践活动在全国已有不少先例。如北京市朝阳区南郎家园社区早已摸索建立“四方机制”――由街道办事处牵头、社区居委会指导工作、业主委员会化解矛盾、物业管理公司提供高质量服务的管理模式，并得到该地区业主普遍认可。上海、江浙等地也有类似做法。

《指导规则》对社区建设的积极意义

《指导规则》中对业主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职责的重新界定不仅能完善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运作机制，也有利于整个物业管理市场的健康发展，对提升社区管理水平，促进社区建设将产生积极影响。

首先，《指导规则》弥补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缺失第三方监管的局面，尤其将居民委员会作为指导主体之一，既熟悉社区基本情况，又不存在利益关系。居民委员会掌握政策法规，经济成本、道德感情成本相对低廉，能与业主委员会形成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发展的良性关系，较好完成执行环节落实的问题。

其次，《指导规则》延续将物业管理纳入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居民委员会社区管理中的具体工作内容，掌控社区发展动态，及时化解纠纷保障社区和谐稳定，切实做到社区管理重心下放。居民委员会作为消极中立第三方，及时介入指导，能有效避免业主委员会实操中出现偏差造成损失或者利益侵害；同时能站在客观、公平、公正的立场调节矛盾纠纷，合理疏导，成为自治协商与法院裁判之间低成本的中间环节。

最后，《指导规则》理顺了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之间关系，有利于加强各方之间的沟通交流，建立高效互动的协调机制。

对业主组织建设的政策建议

《指导规则》的出台使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运作有章可循，标志着社区公共事务管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指导规则》偏重原则性条款，缺乏指导性细则，对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操作规范仍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两点政策建议：

1、各省市政策法规制订部门应会同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社区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完善政策法规，通过对业主委员会的现状进行调研，制订地方性政策法规，完善业主委员会实操条款，从而强化业主委员会队伍建设，有效指导业主委员会提升办事能力，提高业委会成员整体素质。例如细化业主委员会成员参选资格，对业主委员会参选人员的年龄、背景、经历等提出限定要求，使更具备组织协调能力的业主进入业主委员会，保证业主委员会工作质量。

2、各省市行政主管部门结合本区域情况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指导手册，细化《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和《管理规约》内涵；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规范业主委员会定期报告行为，确保业主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篇7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生活中处处有规矩，在图书馆里，在马路上，在教室里……

六年级很累，连回老家都得学习，在路上妈妈对我说：“你现在是毕业班了，要是不想睡的话背背英语，别闲坐着啊。”“恩恩，知道了。”我有点不耐烦的说，毕业班有这么紧张吗？我还是谁一会吧。想着就躺下了，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我睁开了眼睛，发现有一个叔叔在偷偷摸摸地翻对面那个阿姨的包，我心里一惊：莫非在电视、电影里看见的小偷让我给遇上了？那我的赶紧喊人，不行，他应该有防备措施，万一他有刀子怎么办？再说了他要不是小偷的话那我又怎么办？我还是先轻轻踢一下他试试他吧。恩，就这样。

我看了看距离，装作转身轻轻一踢，那个叔叔一惊，转身一看，原来是个小孩子不小心碰住了。顿时松了空气，但紧接着那个阿姨的声音就响起了：“你在干什么？你为什偷我的手机？”“没、没……我没偷啊。”那小偷紧张的说。“没有？你手里拿的什么？”小偷一看，急中生智：“大姐，我是初犯，饶了我吧，我是为了我生病的母亲啊。”“你就别骗人了，触犯有那么熟练吗？”那小偷说不出话来，最后在那些看热闹的人的目光下背警察带走了，我也早就识趣的到了妈妈身边。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那个叔叔不偷东西，就不会去公安局，就是因为他违背了规矩，所以他才得到应有的惩罚。

篇8

关键词：《海牙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

提单的规范起源于海运贸易的商人长期实践所形成的习惯，商人的习惯对提单的方方面面的形成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使现在商人的习惯对提单法律关系的调整也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商人习惯并不完全统一，存在很多模糊，有分歧的地方，这些部分无法满足提单发展的要求。因此英，美国家就通过其判例法，甚至制定法来加强对提单的规范，《海上货物运输法》应运而生。如英国在1924年，美国在1936年分别制定了《海上货物运输法》，大陆法系国家更多是以成文法规范提单问题，有的国家以海商法典对提单进行规范，有的以商法典，民法典以及有关法令规范提单问题，有的国家以海商法典对提单作出规定，有关提单的国际公约包括1924年的《海牙规则》，1968年的《维斯比规则》和1978年的《汉堡规则》。

《海牙规则》是国际法协会所属的海上委员会于1921年在海牙召开的会议上制定的，1924年经欧美26个海运国家参加的布鲁塞尔会议修改通过，定名为《统一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简称《海牙规则》，1931年6月正式生效。改规则全文本共16条，内容包括承运人的责任及责任豁免、诉讼时效、赔偿限额、货币单位解释，以及规则的适用范围、缔约国批准、退出和修改规则的程序。其主要成就在于：限制了以往承运人在提单中任意加列各种免责条款的自由，确定了承运人的最低责任范围。但是由于参加会议的主要是航运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规则中许多规定明显偏袒船主一方的利益，因此，货主和海运业不发达的国家对其一直表示不满，强烈要求进行修改。中国至今未加入该公约，但在我国《海商法》和我国航运公司制定的提单中吸纳了《海牙规则》中关于承运人责任和豁免的规定。

1968年英国、法国以及北欧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会议。会议最终签署了《关于修改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议定书》。由于会议期间代表们畅游了中古时期著名的《维斯比规则》的发源地――维斯比，因此，就将议定书命名为《维斯比规则》。议定书只对《海牙规则》作了部分修改，仍保持原有的承运人责任制度。《维斯比规则》于1977年6月23日起生效。由于《维斯比规则》规定的承运人责任限制金额的计算单位改为金法郎，而金法郎又以黄金作为定制标准，受黄金价格自由涨落的影响，承运人限制金额的实际价值难以稳定。针对这一情况，1979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有37国代表出席的外交会议制定了《修改的议定书》。该议定书于1984年4月生效，并将承运人责任限制的计算单位的金法郎改为特别提款权。虽然制定《维斯比规则》的目的是要取代《海牙规则》，但仍有很多国家未批准该规则而继续使用《海牙规则》。因此，目前现状是两个公约并存，称其为《海牙――维斯比规则》。

《维斯比规则》对《海牙规则》进行了小部分修改，保留了维护承运人利益的条款，对船长、船员的航海过失免责的规定没有触动。发展中国家对此不满，要求彻底修改《海牙规则》。因此，为了适应代表货方利益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求全面修改《海牙规则》的要求，联合国委员会于1976年5月草拟了《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并交给1978年在汉堡召开的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外交会议审议通过。由于公约在汉堡制定，故又称做《汉堡规则》。《汉堡规则》于1992年11月生效，然而一些航运大国对《汉堡规则》持否定态度。至今，船东互保协会及船东组织对《汉堡规则》依然抵制。如果船东自己在租船提单上接受《汉堡规则》而多承担的责任，船东互保协会不予承担。只有在《汉堡规则》强制适用于船东时，船东互保协会才会承担。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因本国航运的发展而对批准《汉堡规则》犹豫不决。因此，《汉堡规则》尚缺乏国际普遍接受性。

最早的《海牙规则》在承运人责任方面要求非常低，承运人只需承担最低限度的责任，因此《海牙规则》采取的是“不完全过失原则”。在承运人义务方面，《海牙规则》下承运人只需要履行两项强制性义务即可： 适航义务和管货义务。该规则偏重保护承运人的利益，在海上货物运输中对于承运人的免责太多，这样就显得对托运人不公平。《汉堡规则》在承运人责任方面的规定就更为合理，也更加公平。在承运人责任基础方面，完全过失责任的采用使得承运人航行过程中的过失不再免责。在承运人免责方面，该规则虽然规定了承运人对于某些过失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该过失必须由索赔之人进行证明，而在实践中，该类过失举证较为困难，所以，可以说承运人对于火灾事故，仍然能够享受到免责。①《鹿特丹规则》在承运人责任方面提出了新的方案―――最小的网状责任制，即除海运以外的不同运输方式，如有强制性国际公约的规定，该公约适用于该区段运输。②

通过比较我们能看出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海洋贸易的广泛流行，《海牙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各自都是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协调海上运输问题，各方利益主体相互协调下形成的。而从签订公约的时间角度来看，对承运人的责任要求越来越严格，这对于保护托运人利益、限制承运人起到了很好作用。（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程潞. 从 < 海牙规则 > 到 < 汉堡规则 > ―谈承运人责任变化及对海上保险的影响[J]. 上海金融，1994.

[2] 李程程. 比较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及我国 < 海商法 >有关海上承运人免责条款的规定[J].商业文化，2008.

[3] 司玉琢主编. 海商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3： 149.

注解：

篇9

关键词：合同解除权；减损义务规则；预期违约

一、合同解除权概述

（一）合同解除权的含义

合同解除权，是在合同成立生效后、履行完毕之前，因出现了法定或者约定的条件，当事人所享有的解除合同、使合同效力归于消灭的权利。

（二）合同解除方式及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根据

1.合同解除包括以协议方式解除和行使解除权的方式解除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又称为协议解除。因为协议解除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以新合同去取消原来有效合同的一种方式，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即认可其效力，根本无所谓合同解除权之产生基础，所以在此不予讨论。后者即为本文所要讨论的“合同解除权”。

2.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根据

合同解除权，又可分为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两种。前者是依据当事人之间合同约定而来的。而后者则是依据法律规定而产生的。

根据《合同法》第94条规定，总结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1）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以上情形只要具备其一，当事人即可行使解除权。此外，情势变更原则亦可为合同解除的条件。[1]

（三）合同解除权的法律价值

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双方都必须认真履行，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此为合同法律效力的重要内容。但是，在合同生效后尚未履行或尚未完全履行前这期间，因客观情况变化，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法律亦允许解除既存合同。解除权作为违约行为发生后的一种救济方式，有利于维护未违约方利益，使违约方受到一定的惩罚，从而达到合同双方利益平衡，促进社会整体利益。

二、减损义务规则概述

（一）减损义务规则的内涵

减损义务规则是减轻损失规则的简称，最早从英美国家发展起来的，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守约方有义务采取合理的措施减少损失或防止损失的扩大，否则对扩大部分损失无权获得赔偿。[2]减损义务规则的法理依据应是“诚实信用原则”。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应诚实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寻求自己的利益。

（二）我国关于减损义务规则的法律规定

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①依此规定：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采取的措施合理所支出的费用，违约方即应予赔偿，而不以其为防止损失扩大而采取的措施获得成功为前提。

（三）在预期违约情形下减损义务规则的适用

根据上文的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在一方当事人实际违约后，受害方有义务采取合理措施以减少损失。那么在一方当事人预期违约的情况下，受害方是否也应受减损义务规则之制约呢？此为预期违约情形下常见的重要问题。

我国《合同法》②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③均既规定了预期违约规则，又规定了减损义务规则，但对于预期违约情形下，受害方在行使其选择权时是否仍须履行减轻损失义务，并无明文规定。根据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以及预期违约和减损义务规则的立法目的，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司法实践，明确在预期违约情形下受害方在行使选择权时是否仍须承担履行减轻损失的义务，凸显其重要性。

有学者认为：在预期违约情形下，受害方应受减损义务规则的拘束。是否只能解除合同而不能待预期违约方在合同履行期到来时履行义务？对此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既要考虑减轻损失的需要，也要考虑解除合同作为减轻损失的措施对受害方而言是否合理。[3]笔者认同该观点：在预期违约情形下，若受害方认可对方预期违约，则其应承担减损义务；相反，则不必受减损义务规则制约。但如果受害方并无现实合法利益，则只能是接受对方的预期违约，并承担减损义务。[4]

（四）减损义务规则的法律价值

减损义务规则在实务中的功能体现在：就社会整体而言，通过这样一种规则的设定来增加社会财富的积累，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整体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对社会的贡献；从当事人双方来讲，减损义务规则的设定，使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得到重新分配，并进而引起当事人在合约中的地位得到调整。[5]从表面上看，减损义务规则仅仅有利于违约方，如果没有减损义务规则，其对于受害方未采取合理措施减轻的损失仍应承当损害赔偿责任。但实质上，减损义务规则同样有利于受害方，受害方为减轻损失而采取合理措施所支出的费用，可从违约方那里得到补偿，而不管该行为结果是否成功。[6]因此，该规则不仅有利于维护违约方利益，同时也有利于保障社会整体利益。

三、合同解除权与减损义务规则的关系

我国民法理论及《合同法》都有合同解除权的规定，但对减损义务规则却没有相关立法。两者虽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两者间的联系。两者的联系主要有：（1）两者均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具体体现。（2）两者的立法目的及法律终极价值基本相同：两者对于维护交易秩序、促进社会整体利益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3）两者适用有先后，减损义务规则的适用是在承认对方的违约解除合同之后，即减损义务规则以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为前提，这既是两者的区别所在又是两者联系的地方。把握好两者间的关系，有助于理顺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整体利益。（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

注释：

①参见《合同法》第119条。

②参见《合同法》第94条第2款、第108条。

③参见《国际货物买卖合公约》第71条、72条、77条。

参考文献：

[1]彭万林.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479.

[2]刘正红.履约风险规则及减轻规则的适用[J].人民司法，2008（16）：83.

[3]金健.国际商事合同履行法律问题比较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223.

[4]林全玲.预期违约中的减少损失原则[J].社会科学辑刊，2006（6）：106.

篇10

简单地说，作为侵权行为归责要件的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及物件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它不同于哲学中所谓的因果律，因为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广泛而复杂的，若将凡与损害事实均有前因后果联系的行为与物件均列为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无疑将扩大行为人的责任范围或追加众多“无辜”的行为人，其结果是要么社会中生活的人处处谨小慎微，人人自危，始终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之下，要么大部分的人陷于无休无止的、繁多的诉讼之中，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下。于是，实际的审判活动给我们提出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什么样的因果联系才属于侵权法上所要求的因果关系，即在众多的事物联系中，应该从哪里划出一定界限、抽出一定环节作为法律上有意义的因果关系，从而使侵权责任得以确定？

按照大陆法系的传统，我们总希望在复杂、多样的现象后面找出一条普遍、单一的规律，使今后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可以举一反三地作出判决，使前后不同的行为人得到公正的处理，也可使社会中生活的人在预设自己行为时有可靠的参照目标。但目前，理论界关于因果关系的研究，多是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往往从具体的案例中归纳出各种各样的因果关系现象，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因果关系的理论如同因果关系的现象一样庞杂多变和捉摸不定，最后得出的结论仍难以用于审判实践；或是就因果关系而研究因果关系，依照纯粹的逻辑，在抽象的层面上单纯地看待因果关系，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因果关系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一条巨大的鸿沟，前者飘然在上，落实不到实际之中。笔者认为，这两种方法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更为明显。在研究因果关系之前，这两种方法都忽略了这样的前提：1、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与研究哲学上事物之间有无因果联系不同，其目的是确定某一行为人的行为或物件是否造成了损害事实、造成了多大范围内的损害事实，而不是研究对于某一损害事实的形成都有哪些原因和条件。若要研究后一个问题，即是将损害事实至于中心，发散状地回溯至前寻找原因，无疑扩大了研究的工作量，也会因与前一问题之间的交叉而将因果关系变得错综复杂、难以辨认；2、研究因果关系是为了在审判中的运用，因而因果关系与举证的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文讨论因果关系的目的，不在于希望对于因果关系的理论的完善有所贡献，而仅仅旨在在上述两个前提下，讨论在审判中如何才能运用因果关系以明确行为人是否应承担责任。

正如上文已经说过的，如果单就因果因果关系谈因果关系，往往容易陷入陷入无限抽象的陷井之中。如果在因果关系之外，选择一个可以作为分类判断标准的概念，通过这个标准来谈论因果关系，则会显得更易把握和理解。不难看出，在整个侵权行为法体系中，“过错”具有中心地位，起着责任限定的作用。本文下面就以过错为标准，分别探讨因果关系在不同情况下的确定。①

一、行为人有过错的情况下的因果关系

侵权法上将引起损害发生的原因分为事实上的原因和法律上的原因。事实上的原因表述为“若无，则不（But-for）”，常常是为损害的发生提供可能性的那些行为或物件，可称之为“条件”。普遍的共识是行为人不必为事实上的原因承担责任。法律上的原因表述为 “直接（direct）”、“接近（proximate）”、“预见（foreseeable）”，是那些为损害事实的发生提供了现实性的行为或物件，是法律上可真正归责于行为人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时，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就是必然因果关系说。但是，条件与损害之间的偶然的联系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应构成原因，例如行为人故意利用条件造成损害。如果否认条件作为原因，反而会不适当地开脱一些应负责任的行为人的责任，并且使受害人的损失在许多情况下难以得到补偿。奥地利刑法学家格拉塞提出相当因果关系说，其观点为，造成损害的所有条件都具有同等的价值，由于缺乏任何一个条件，损害都不会发生，因此各种条件都是法律上的原因，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对损害结果构成适当条件，行为人就应当负责。但是，采纳相当因果关系说，由于不排斥原因和结果之间所有的可能性的联系，往往使行为人难以被适当地免除责任。为此，我们可以兼采必然因果关系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优点，克服他们的缺点，采用修正了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按照过错责任的要求，有条件地适用“相当因果关系说”。这就是说，在行为人有过失的情况下，所有那些行为人能够预见或应当预见的事实范围，便都可构成法律上的原因，条件不构成原因。但当行为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时候，条件亦转化为法律上的原因。下面仅举三个案例分述之。

案例一，某A因意外事件骨折而住院，按规定医院应对每一位患者进行全身体检后方可接受其住院，但当时接诊医生认为A为偶然骨折，谅不会有其他大病，便违反规定，未对A体检便收其入院。住院期间，A因受其他探视者刺激，引发心脏病而猝死。本案中，医院未对A进行入院体检，显然是存在过失的。如果A经过体检，医院便会了解A患有心脏病，自然会对其心脏病发作采取预防措施，这样也就不会导致A死亡的结果的发生，因此，医院违规接受A入院与A的死亡存在着因果关系，医院应承担其责任。

案例二，某C搭乘客运汽车，司机于行驶中紧急刹车，致使其头部受伤，合并发生意识障碍，造成精神分裂症。事后查明，某C于事发前即已呈现精神病的前驱徵兆，紧急刹车所致的头部受伤，仅诱发出其潜伏的病态。本案中，司机在刹车时，不是故意侵犯乘客的行为，且不能预见到乘客C存在潜伏的精神病徵兆，只能预见到乘客可能会因紧急刹车而致头部受伤，因此，司机的紧急刹车只与C头部受伤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与C精神分裂症之间存在法律上因果关系，客运公司仅对前一损害事实承担责任。②

案例三，即著名的蛋壳头骨（egg－skull）案。一般情况下，行为人A对B头部的打击不会导致B的头骨破碎，但若B的头骨异常脆薄，稍加打击即会破碎，则A对B的故意打击行为仍应当承担责任。1939年，英国法官马肯农在判决中指出：“一个对他人犯有过失的人，不应计较其受害人的个人特质，尽管受害人的这种个人特质增加了他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和程度；对于一个因致人头骨破裂而引起的损害赔偿请求，受害人的头骨的异常易于破裂不能成为抗辩的事由。”需要加以强调的是，马肯农所谓的“过失”，应当指故意或重大过失。因为只有当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达到相当程度时，法律才会对行为人施以更严格的标准，将一般难以预见到的“条件”亦列为原因。③

二、推定行为人有过错的情况下的因果关系

在许多情况下，损害并非由受害人和第三人的行为所导致，但是否完全由被告所致，难以确定。为保护受害人利益，国外的立法和判例常常采用因果关系推定的方法，只要受害人能证明损害与行为人的行为或物件有关联就认定其有因果关系。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在需要推定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往往也难以证明行为人对于损害事实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此时，若行为人不能反证受害人或第三人存在过错，还需要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因此，在无法证明行为人有过错的情况下，对行为人过错的推定与对因果关系的推定实质上合二为一，只要推定行为人存在过错，那么就认定行为或物件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反之，只要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就可推定行为人存在过错。典型的例证是“没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案”，如数个打猎者在一处同时向一个方向开枪，其中只有一颗子弹击中了受害人，但无法确知是谁的子弹击中了他。这种情况下，对数个打猎者采取过错推定的方法，只要每一打猎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击中受害者，均推定是他击中了受害者，他对损害存在过错，他的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又如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案中，只要推定了动物主人或看管者在看管上有过错的情况下，可推定看管动物不严与损害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三、行为人无过错情况下的因果关系

行为人在无过错情况下仍要承担侵权法上的责任。其基础在于法律的特殊规定。在法有规定的情况下，对行为人的归责完全不考虑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过错，也不考虑他们之间对过错的举证责任。这时因果关系的确定变得相对容易，受害人只需要证明损害事实与法律所规定的特定行为或物件之间存在着相当的、盖然的因果联系即可确立侵权责任。在这里，无需再区分事实上因果关系和法律上因果关系，只要是损害发生的条件，都可作为引起损害的原因加以苛责。如以下案例：

案例一，某村农民主张其耕作的水稻因为砖窑烧重油所排放废气的危害，重则枯萎，轻则矮化欠收。法院认为：砖窑燃烧重油排放的废气必将对农作物产生危害，其危害特征与受害水稻特征相符；参照砖窑未使用重油前，附近水稻未发生受害现象，且离砖窑近的水稻受害较重、离其远者受害较轻等情况，水稻受害与砖窑烧重油之间确有因果关系。④此案中法院未考虑农民水稻的枯萎和矮化欠收还可能存在着农民日常耕作管理不善、天干日旱、水稻种子存在缺陷等其他原因，仅因砖窑排放废气与水稻受影响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联系即断定二者之间存有因果关系。

案例二，美国加利福尼亚某腺癌患者证明其致病原因是其母亲在怀孕期间服用了十一家制药厂生产过的DES（已烯雌酚），但却不能证明造成损害的药物究竟是哪一个厂家的产品。最后法院判令各制药厂按他们当时生产和销售的DES在市场上所占份额来承担受害人的损失。⑤这十一家制药厂承担责任的理由仅是患者的母亲在怀孕时服用了他们生产的药物，而该药物被证明会引起患者所患疾病。至于到底是服用了哪家制药厂的产品，引起疾病可能会存在其他原因与否，则在所不问。

[注释]

① 分类的理由及可行性，源于因果关系与过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参考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第191－199页。

② 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197页。

③ 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第193页。

④ 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199页。

⑤ 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第194页。

参考书目：

1、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

2、王泽鉴：《侵权行为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