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俗文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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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造型设计上，我国传统动画注重吸取地域性文化的精华，《阿凡提的故事》中，人物造型设计呈现出新疆风味。白色头巾、略翘的小胡子，片中女子的装束都是新有的风格。《泼水节的传说》中，女子头饰和服饰都来自于傣族，《龙牙星》中，三女儿的服装和项圈、胸前的护身符等饰品，体现出苗族的特色。我国的传统动画造型设计借鉴了戏曲、民间艺术、敦煌壁画等的精华，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张飞审瓜》《骄傲的将军》中的角色造型借鉴了戏曲中的形象，九色鹿的造型来自于敦煌莫高窟魏晋时期的壁画《九色鹿本生》。《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造型设计借鉴了漫画《西行漫记》和民间版画上的孙悟空形象，吸取了民间艺术的精华。《哪吒闹海》角色造型吸取了中国门神画、壁画里的有用素材，采用装饰风格，简练的线条，配以民间常用的青、绿、红、白、黑等色彩，在传统的基础上提炼出来。我国的传统动画还汲取了许多少数民族音乐的艺术元素。如《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用的内蒙古民歌。《泼水节的传说》配乐是优美的傣族音乐，使影片充满了傣家风情。《阿凡提的故事》大量运用了新疆的地方乐器，如大铜角、达卜、萨塔尔。独特的新疆音乐与舞蹈，富有少数民族特色。还有很多剪纸动画，传承了民俗文化中的剪纸艺术。

二、中国文化受到世界动画的广泛关注与应用

中国经济90年代后的突飞猛进，使世界各大动画厂商意识到，这是个无比广大的动画市场，因此，迪斯尼率先利用中国化的美国动画片，打开中国市场。迪尼斯的电影素材来源于各种文化，如阿拉伯的《阿拉丁神灯》，丹麦的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些影片都大获成功。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对不同国家的文化内涵的挖掘与深入。

三、国外动画对中国民俗文化的研究与借鉴

国外动画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借鉴，最成功最典型的非《功夫熊猫》莫属。首先，片名，功夫+熊猫，都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产物。在片中，中国文化的痕迹无处不在。面馆挂着灯笼，屋檐下的画着倒福字的灯笼。过节的时候，舞龙、舞狮、烟花、鞭炮、轿子。神龙殿借鉴了故宫的设计，图腾柱，房顶上的雕龙是中国龙，牌楼，都是很典型的中国文化的外在表现。除了外在表现，还有很多内在元素也充分体现。面条和包子，中国传统音乐，李小龙，中国俗语和哲理，中国的针灸，书法。《功夫熊猫》乍看甚至会觉得是中国人自己拍的，可见制作团队对中国文化研究得极为透彻与细心。除了功夫熊猫，还有很多国外动画都大量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相比之下，中国自己的动画却一门心思模仿国外，缺乏对各国文化，包括本国文化的耐心细致的研究。丢失了当年的优良传统。

四、中国动画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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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民俗文化主题公园；旅游规划；主题策划；方法；模式

O．引言

主题公园始于1955年，诞生在美国。在我国经历了“人造微缩景观”、“人造景观”、“人工景观’、“主题公园”等阶段。国内主题公园诞生伊始，对于它的定义，学术界、舆论界就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兴趣。一直试图给出准确、统一的定义：保继刚认为主题公园是一种人造旅游资源，它着重于特别的构想，围绕着一个或几个主题创造～系列有特别的环境和气氛的项目吸引旅游者；魏小安等则认为主题公园就是以特有的文化内容为主题，以现代科技和文化手段为表现，以市场创新为导向的现代人工景区；董观志把主题公园称为旅游主体公园rI01urismPark)，他认为旅游主题公园是为了满足旅游者多样化休闲娱乐需求和选择而建造的一种具有创意性游园线索和策划性活动方式的现代旅游目的地形态。

民俗文化主题公园作为主题公园的一个分支，目前尚无明确的定义，但从众多学者对主题公园的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可以用以下文字概括：民俗文化主题公园是以民俗文化为主题，具有多种吸引物(包括餐饮、购物等服务设施)、开展多种有吸引力的活动而为旅游者的消遣、娱乐而设计和经营的场所。

1．研究目的及意义

旅游规划的任务不仅仅在于发现、认识区域的特色，而且要在开发实践中将其突出出来，形成鲜明的风格，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和竞争力，面对国内竞争日益激烈的民俗旅游市场．众多旅游景区的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旅游景区开发实践中，设置哪些旅游项目、规划什么旅游产品、如何将景区无序的空间通过旅游项目安排变成有序的空间、怎样进行游客游览线路的安排，这些问题都和景区的规划主题息息相关。

在对景区进行规划设计时。鲜明而富有特色的主题是成功开发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的基础和重中之重。因为主题策划是成功策划的灵魂，只有将产品概念进一步提炼、升华成为形象化、情节化、甚至戏剧化的主题，才能对消费者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2．主题策划方法

2．1主题选择原则

2．1．1与时俱进：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的主题应注意跟上时代的步伐，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和旅游需求，选择那些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主题。并在主题选择上应有较大的扩展余地，使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具有较大的弹性，能延展开发相关联的旅游产品。

2．1．2注重地方文脉：任何一个成功的旅游规划，都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以本土山川灵气和地方历史文化为根基，才能找到正确的旅游规划指导思想，山川灵气与人文历史文化精髓的结合体是主题思想确立的根本。

2．1．3差异性：主题应具有鲜明的个性魅力，在能够满足现代旅游的时尚需求的基础上，还要与周围相类似的旅游景区形成区别，差异性竞争．满足游客和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2．1．4符合市场需求：旅游主题应具有个性、创意，并从旅游者的角度出发，反映旅游者的态度、爱好和动机，能贴近游客的求新、求奇、求特的心理需求，符合游客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兴趣取向，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同时体现“人文关怀”原则。

2．2构建主题框架

董观志探讨了主题公园主题选择的框架，时问、空间和文明是主题选择的基本轴线，三个轴线有机组合构成了旅游主题公园的主题选择框架。主题公园主题选择策略：

2．2．1沿单一轴线方向的选择策略：

2．2．2沿两个轴线构成的平面型选择策略：

2．2．3沿三个轴线构成的立体型选择策略。

根据董观志的旅游主题三轴线(时间、空间、文明1选择框架，民俗文化主题公园主题选择的三框架为时间、空间和文化。时间轴是由纪年决定的过去、现在，可包括古代、近代和现代，期限为中期。在时间轴上选择主题时，应通过特定的时间隧道缩短与旅游者认知的距离，形成旅游者容易辩识的民俗文化特质和旅游主题公园线索；空间轴应是现实可及的、大中系统的真实空间。在空间轴线上选择主题时，要处理好空间尺度和旅游者的相互关系．应通过特定的空间转换缩小与旅游者认知间的距离，形成旅游者容易辩识的空间特质旅游线索；文明轴也即文化轴，在该轴上，民俗文化主题公园主题定位座标只有传统文化(具体为民俗文化)主题选择应遵循文化差异原则进行，形成旅游者容易辩识的文化特质和旅游线索。

2.3主题的甄选

2-3．1静态类民俗旅游：指以民俗物品的观览、品尝、选购为主．包括民居、民具、衣饰、民间食品、民间工艺品等．它借助静态的民俗物品展现一时一地的民间风俗。静态类民俗旅游的最典型代表即是当今各地的民俗博物馆，以陈列展览民俗文化中重要的标志性器物为主，呈献给游客的是静态的民俗画面。

2．3．2动态类民俗旅游：即以活动的安排为主，游客通过参与或半参与进人具有特定的民俗文化氛围的主题公园内，并从中得到愉悦和陶冶。

2-3-3精神类民俗旅游：即挖掘民俗中的精神文化因素．并转化为旅游产品，它涉及敬神、祭祖及其他信仰性活动。

2-3．4语言类民俗旅游：指对声音、语言而传承的民俗内容加以开发和应用．包括戏曲、山歌、曲艺、方言等。如广西的三月三歌会。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的主题选择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上几类，但随着游客旅游需求的迅猛增长以及整体旅游开发的实际需要，单纯的选择某一类主题已远远跟不上当今的旅游发展趋势．这就要求在开发民俗文化主题公园时，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注重主题的多样化。例如韩国民俗村，在建成早期仅是一个纯观光型的户外民俗博物馆，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改革之后，融人了动态类的民俗旅游产品如手工制作、传统体育活动等；精神类的民俗旅游产品如祭祀活动等；语言类民俗旅游产品如传统歌舞表演等，最终成为一个年游客量达到18O万人次的国际著名民俗旅游景区。

3．主题策划模式

首先．根据规划地的旅游资源特征和类型以及区域系统中地域分工确定主题公园的性质，其次，由主题公园的性质限定可供选择的主题类型范围；最后，通过是否突出了该地旅游资源特色和是否适应旅游市场需求的原则从主题类型范围内确定该主题公园的主题类型。在上面的主题策划模式当中，检验主题可选类型是否符合旅游市场需求显得尤为重要。如在对体现少数民族民俗风情的主题公园开发过程中．通过相关问卷调查显示，人们对于少数民族独特的歌舞表演、饮食习俗以及生活习俗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对该少数民族的精神信仰、文艺作品等的关注度略低，这就要求规划人员在策划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的主题时，注重迎合人民大众的消费口味和适应旅游市场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主题的定位，为下一步的开发建设提供正确的指导方向。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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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辅助教学。

高中语文教材中有许多民俗成分，可以成为教学的好帮手。中华文化可谓博大精深，高中语文中不少篇目涉及到民俗文化。如鲁迅作品中就有许多民俗文化的渗透，在《祝福》一文中，鲁迅借“祥林嫂”这个典型人物，反映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精神的极度迫害，揭示了腐朽黑暗旧社会的吃人本质。其中还引入了“捐门滥”这一俗语，其实它是一种封建迷信，现代人早已将它抛之九霄云外，但在当时柳妈的这个词分量却极重，甚至影响着祥林嫂的一生，如果学生们对民俗文化没有了解，就很难体会到祥林嫂当时的悲惨处境，学起文章来也就索然寡味。

2.拓展知识。

民俗文化存在于生活之中，其中蕴含着大量的文化科学信息，可以开拓学生们的视野，发展学生的智力。在语言方面，如古诗人喜欢借“杨柳”一词来抒发离别之意。其中“柳”与“留”谐音，所以古人常以“折柳相送”以示留念，如果学生不了解这一民俗文化，又怎能懂得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那种对情人的难舍之情。在礼仪禁忌方面，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很多礼仪、禁忌，如果学生不了解，就很难理解某些文本。如小说《边城》中塑造了一幅富有诗意的民俗画卷，学习中我们了解到湘西特有的“走车路”和“走马路”的婚恋习俗，与汉族人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截然不同，这显示了一种纯厚的湘西风土人情，能够让学生领悟到《边城》所表现出来的和谐、优美、自然。

3.德育作用。

民俗文化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它积淀了很多优秀的民族精神，具有极强的德育作用。如《三字经》中就蕴含了大量的德育知识；又如“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体现了主人公持之以恒、坚忍不拔的可贵品质；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勉励年轻人要珍惜光阴；如“一个好汉三个帮”，告诉人们要齐心合力、众志成城；还有卧冰求鲤、铁杵磨成针等，都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将民俗文化融入的高中语文教育之中，可谓是培养学生良好习惯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二、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民俗文化的策略

1.增强教师的民俗文化意识。

要想发挥民俗文化的教育功能，先取决于教师的素质。从教师角度来讲，要不断积累民俗文化知识，增强对民俗文化的欣赏和鉴别能力，进而身行于教。语文教师要认识到民俗文化的重要性，打破民俗文化难进现代课堂的思想误区。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要深刻意识到自身的职责与角色，热爱民俗文化，积极将古人劳动智慧的成果发扬光大，开发更多的民俗资源，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培养学生的大语文观。

2.立足课堂，援引课外。

在课堂上进行民俗教育的渗透，首先要深挖教材内容。教师作为教育的主导者，应对课堂教学做合理的规划、统筹安排。对于涉及到民俗文化的内容，要借助民俗知识，解读课本，充分发挥民俗文化对教学的辅助作用。当然，民俗文化毕竟不是学习重点，所以民俗文化的渗透应以备课形式出现。单纯挖掘教材民俗文化，无疑是画地为牢，不要让学生对民俗文化的索取局限在课上，要引向课外，让学生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挖掘身边的民俗知识。“活”的文化才是最好的，才能让学生感受到民俗文化的真正魅力。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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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多元民俗文化中蕴含着极其丰厚的精神内涵，其中包含着许多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观念，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就青藏高原多元文化这一整体而言，善、慈悲和爱是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儒释道三大民俗文化圈中最主要的精神内核。与人为善、与自然为善是青海各民族一直恪守的传统。

首先，人与自然的和谐传统与特质。自然地理环境对民族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青海各民族生活在青藏高原，高原环境对青海民俗文化的特质和内涵及其表达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环境的严酷使得高原上的人们对赖以生存的土地更加敬畏，更加珍爱。牧民将草原视为生存的根本，禁忌任何破坏草原的行为；农民将土地视为生存的根本，收获之时举行仪式，感谢土地的馈赠。人们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自然环境，在藏族的观念中，藏区处处是神山圣水，人们将这些赋予神性加以崇拜，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自然神灵祭祀仪式和习俗，如转神山、神湖活动，生活在青海湖周边的蒙藏民族有祭祀青海湖的习俗。通过这样的习俗和仪式告诫人们，神山、圣水地域内为神圣之地，不得随意破坏和污染。蒙古族也将草原、土地视为地神之所在，禁忌任何对土地的不敬行为，每当牧民转场放牧时，一定会把生活留下的污迹打扫干净，受到破坏的草皮加以修复。土族每年的播种和收获时节举行仪式，祈祷神灵降福保佑，感谢自然的馈赠。撒拉族的“地震神话”故事告诫人们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从自然，人要和自然建立和谐的关系，任意破坏自然最终会受到惩罚，其习惯法中也明确规定禁止滥砍滥伐、滥捕滥杀，严禁一切污染水资源的行为。

高原生存的艰难使得高原上的人们对生命更加亲近和珍爱。把人、自然和一切生灵放在了同样重要的地位上，因而就不会对大自然无限度的索取，对动物无限度地杀戮。他们以对待神灵的情感敬畏和崇拜山川河流、花草树木，形成了“敬天惜地”的自然观。这种对待自然的观念和态度对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环境，保护自然环境，保护多元文化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人与人、社会的和谐传统与特质。青海各民族普遍奉行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对物质财富追求相对淡薄，减少了人际交往中的利益之争，形成了互助、协作、和谐的道德风尚和社会文化氛围。如藏文化中普遍将“慈悲、善良、自谦、和平、尊人、义务、知足等作为做人的原则”，［2］藏传佛教“三因说”强调自然、神与人和谐相处，形成了宇宙万物统一性、同一性和整体性的认识论，随缘任运、顺从自然、知足安适、忍耐克制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出世的姿态，远离争名夺利、好斗争强、谋取认识富贵的恶习，而追求顺从、忍让、清贫的生活倾向”。［3］儒释道文化“都要求信众止恶从善，善于分辨善恶、是非、真假，从而保持身心清净；……要有平等、真诚、慈悲、宁静的心态和温和、善良、恭慎、节俭、礼让的五德气质，涤荡欲、憎恚、焦虑、不安、疑惑等心智方面的骚乱不净。”［4］伊斯兰文化中也有很明显的和谐理念和内涵，如“你们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古兰经4：36），要求信众以和平善意待人，要诚信、宽容，提倡与人为善、与邻为伴、以诚相待、公平相处等。这些直到今天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信念和教义不仅能净化人的心灵，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而且还是青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青海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互补互惠，形成了团结友好、互相帮助的良好传统。如在经济方式上，藏族、蒙古族以牧业生产为主，为高原居民提供了大量畜产品，汉族、土族以农业生产为主，补充了畜牧经济的天然不足，回族和撒拉族的商业经济则非常发达，他们奔波在高原各地，在牧业区和农业区之间互通有无，从而形成了高原特有的民族经济互补模式。如在循化地区，“撒拉族不足的粮食、柴草需要文都、道帏等地的藏族农业区和回民供应，而藏族需要的蔬菜、果品、茶、布、工艺品等则由撒拉族和另族转运过去，并将藏族牧业区的羊毛等畜产品转运到外地。”［5］在经济互补的过程中，各族人民缔结了深厚的友谊，形成了和谐共存的传统，这种优良传统是青海和谐社会构建的坚实的历史和社会基础。

青海是我国一个特殊的自然与人文区域，有着多民族和谐相处的悠久历史传统。正如班班多杰所言：“青海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北与西域、北方草原接壤，处于中原、、西域、北方草原民族四大文化圈的交融地带，历史上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中亚的伊斯兰文化、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与青藏高原的藏文化，在这里长期碰撞、交融，文化类型多种多样，且互相浸润、涵化，形成了‘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的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亲缘关系，生动体现了多民族文化‘多元他者’、‘因缘和合’、‘和而不同’的相处原则。”［6］在多元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青海各民族人民在经济上互相依存、取长补短、互利互惠，在文化上互相交流、彼此交融、，形成了“和而不同”、“和睦相处”的和谐传统和特质。

二、青海多元民俗文化的重叠认同

文化认同主要是指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彼此沟通形成相互依赖，彼此尊重，形成“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之局面。青海多民族、多宗教影响下的多元民俗文化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吸纳和采借，构成了青海民俗文化的多元认同网络。作为青海民俗文化载体的青海人，在多元民俗文化的场景中，其身份具有多重社会属性，如国家属性、民族属性、地域属性、宗教属性等，认同体系是重叠的。

首先，青海各民族的每个社会成员高度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应超越于其他认同之上。每个民族对国家拥有强烈的情感和高度的责任心。其次，文化往往跟一定的区域相关，既是同一民族的人，分布在不同的地域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风格，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就是地域认同。各民俗文化圈内的成员隶属于不同地区，人们往往对自己的国家、家乡、故乡、出生地拥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随着距离的越来越远体现的越来越强烈，认同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对故乡人和故乡文化情感也越来越浓烈。在世界范围内认同的是中国人，在全国范围内认同的是青海人，在青海范围内认同的是某个州县的人，在州县又认同的是某个乡村。这种认同的具体表现是对认同对象的成员及其文化的熟悉感、亲切感、安全感以及强烈的依赖感和归属感，人们在建立地域认同时往往会淡化甚至忽视民族归属、宗教归属等。再次，青海是多民族地区，族群认同是其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民族的成员对自己和他人的民族身份有着明确的认识和定位，在交往时会互相认定对方是什么民族，或强调自己是什么民族，会自觉不自觉地遵守本民族的禁忌，尊重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并对各自的民族文化也有强烈的热爱感和自豪感。最后，青海作为多宗教地区，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汉传佛教、道教等宗教对青海各民族的影响较深，三大民俗文化圈内的各民族在共同的信仰基础上建立起了文化认同，如藏、土、蒙古及部分汉族对藏传佛教文化的认同和尊崇，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对伊斯兰文化的认同和尊崇，汉、土族对道教和民间信仰的认同与尊崇，这种宗教认同加强了各民族间的联系和文化认同，如信仰同一宗教的民族，其相互通婚的比例较高，社会交往也较密切，反之，信仰藏传佛教与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之间的族际婚姻较为少见。

“从历史时期以来，河湟地区各民族间就结成了文化上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和互相吸收的多元多边的互动关系，这种文化互动与河湟地区共同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紧密相随并产生了重要影响。”［7］青海各民族多元民俗文化的共生与融合体现在的吸纳与采借、饮食文化的兼容并蓄、服饰文化的取长补短、文化艺术的共有共享等多个方面。［8］青海各民族间形成的这种文化共生与融合现象是和谐社会关系建设的前提条件，有效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观的生动诠释。

三、青海多元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内聚力

文化凝聚力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特定文化对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的统摄力、吸引力、感召力以及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的亲和力、向心力。文化凝聚力和内聚力是社会发展的巨大的潜在动力。文化凝聚力和内聚力能够塑造道德规范和进取向上的价值观。青海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民俗文化凝聚着青海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青海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钟敬文先生说：共同的民俗信仰和习惯常默默地把跟别的成员的行为、心态牢牢地凝聚在一起，这是一种想象不到的、神秘的文化凝聚力。它不但要使朝夕生活、呼吸在一起的成员被那无形的纤绳捆束在一起，它也把现在活着的人和已逝去的先辈联结在一起，而且还把那些分散在世界各地五大洲的华人也团结在一起。

青海的多元民俗文化圈自形成以来，便具有规范社会群体、维系和凝聚社会群体成员的功能，具有较强的内聚力和向心力。首先，优秀民俗文化塑造道德规范和进取向上的价值取向。青海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传统曲艺、仪式礼仪等民俗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知识、哲理、伦理、道德，是民众生活经验的积累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优秀文化传统在无形中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凝聚着人心，劝诫人们向善避恶、和睦相处，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向上进取的道德规范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传统节日民俗和共享文化事象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在全国性的节日中，各族人民的节日饮食、仪式、庆祝活动大同小异，大家在和谐统一的欢乐气氛中加深了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凝聚了人心，加强了团结。而在民族传统节日中，本民族成员们聚集在一起，膜拜同样的神灵，举行同样的仪式，展演自己民族的文化，无形中加强了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再次，优秀的民俗文化传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如伊斯兰教文化圈内的回族、撒拉族、保安、东乡等民族，由于都信仰伊斯兰教，对彼此的认同感很强，凝聚力也很强。最后，优秀民俗文化增强社会的内聚力。过去，青海的民间组织较多，广大农村的许多村庄都是以宗族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单姓村，宗族组织的势力较大，如撒拉族的“孔木散”，而以寺院和清真寺为核心的宗教组织影响也较大，如回族撒拉族的“者麻尔提”。此外，还有一些为举办社火或庙会而临时组织的民间组织和民间宗教组织，如汉族的火神会、土族的排头和嘛呢会等。这些民间组织不仅起着维系宗族、社区的社会秩序，规范和约束成员行为的作用，还加强了宗族、社区成员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强化了宗族和社区的凝聚力。

民俗文化既是社会生活的普遍存在，又是一种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它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规范、维系和凝聚社会群体成员的作用。文化“却像一只无形的手，无形中支配着社会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举止和心理意识，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从社会交往到精神信仰，人们都在不自觉地遵从着民俗的指令。”［9］民俗文化具有规范性和维系性，它对社会群体的“软控”是一种有力的深层控制，它对社会群体文化心理的维系更是根深蒂固的。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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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剪纸：艺术；民俗文化

中华大地，流淌了五千年的文明血脉，华夏民俗，铭记着老祖先的生生不息，民间剪纸是民俗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民间传承的文化活动。

民俗是我们民族精神、道德传统以及凝聚力的载体，剪纸是中国最古老民间习俗、最具特色的民间艺术之一，朴素的思想情感、悠久的、精湛的手工技艺都融入到薄薄的纸片上，灵巧的双手，一剪一刻一琢磨，便幻化出千姿百态的美丽图案，争奇斗艳，异彩纷呈。代代传承的剪纸艺术，反映出中国深邃的传统思想和古老文化。

现在过新年，贴窗花仍是中国某些农村的重要民俗。因为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剪纸保留了大量古老风俗和文化。传统的窗花所表现的内容主要有戏曲人物，花卉、草虫鱼兽，喜庆图、门窗花饰、灯彩花、龙船花丰富多彩，百般变化，寓意多端，洋溢着欢快，健康和热爱生活的情感，深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民俗的某些观念决定了剪纸的内容取向和表现形态，形成了民间剪纸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形式。

剪纸不只是为了记录一种文化形态、一种充满情感的美，更是为了见证与记载祖先赋予我们的历史精神。我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剪纸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民俗艺术来自于民间，造福于民间，繁荣于民间。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日渐被大家认可、喜欢并使用着，当一年又一年的隆重节日开始时，它为我们增添更多的节日气氛和浓郁的喜气，美丽的剪纸在节日里闪亮起来。

1民俗文化与剪纸艺术

民俗或风俗是创造于民间，流传于民间的一种文化现象。据考证我国可以说是世界上较早使用“民俗”概念的国家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开始用“民俗”这个词，孔子曰：“移风易俗”。民间剪纸是民俗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民间传承的文化活动。它的大部分都是以民俗为基础，与民俗活动有紧密的联系。同时，它的内容与形式又充分反映民间风俗的各种事象，它与其他民间艺术，民间游艺，特别是民间习俗，都是密切地互相交织在一起的。

民间剪纸，题材来源于现实生活和传统的民间文化，表达对美好生活的企盼、追求与向往，也表达对主人的祝福。民间剪纸图案并不单是根据客观自然形态来造型的，而是以寓意、联想的形式来表达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这种寓意、联想的形式或通过吉语谐意，或通过指物会意，或通过感情等手法，使图案富于理想的幻觉，表达美好的愿望，以求奇幻想、愿望、趣味于图案，唤起民俗感情上的共鸣。

剪纸就是这样一种扎根民众之间，与人民生活紧密关联，为千家万户增色添喜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举凡岁时节令、居住、服饰、诞生成年、婚葬、寿筵，都在剪纸中得到了反映。

以岁时节令为例。正月初一家家挂春幡、贴窗花；正月十五闹花灯，灯上要贴剪纸；三月清明，祭品上要摆放剪纸，表达怀祖之情；五月端午，剪贴“五毒”，以之避疫；七月初七姑娘们相聚一起，剪花样、赛智慧；九月九重阳节，剪刻重阳旗，寓示步步登高；十月一日寒农节，晋北地区用五色纸剪成寒衣，或做成衣、帽、鞋、被种种式样。在门前或坟地焚烧，寄托生者对亡人的哀思。

2民间剪纸艺术的特点

(1)具有万剪不断的结构，力求构图新颖化、线条流畅化、色彩明快化。

(2)带有浓厚的欢乐和吉祥色彩，多用谐音和象征寓意手法表现，是典型的理想化创作方式。

(3)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吟咏着生命、民族繁衍和美好愿望的主题，具有丰富的教育意义。

(4)剪纸艺术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谐音寓意、谐音是民间图案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它利用字的谐音，运用花鸟、鱼虫等图案造型去表达美好的愿望。以求得吉祥。如“金玉满堂”，将“金鱼”谐音为“金玉”，图中荷花、荷叶、水草的描绘象征荷塘，“堂”谐音为“塘”，“金玉满堂”表示财富之乡，以象征富贵常在。后来也有的把“金玉”称为有才学的人，形容家族人才辈出。再如“喜上眉梢”图案，也叫“喜鹊登梅”，喜鹊在民间被认为是一种吉祥的鸟，人们把喜鹊的到来作为报喜的象征，“梅”与眉梢的“眉”字谐音，喜鹊站立在梅枝上呜叫，象征着喜事已到眼前。在民间图案中谐音寓意的形式很多，如石榴、南瓜、莲蓬的多子多福，鸳鸯、蝴蝶并蒂花卉的爱情永恒，喜鹊的报喜、牡丹的富贵、花生的长寿、和合二仙的友谊深厚、缠枝花卉的支脉蔓等等。谐音寓意的如青果、桔子的清清吉吉，白菜的青青白白，花瓶的平平安安，双鱼的年年有余，鱼水交融，雄鸡的吉祥，鹿(禄)的进仕，福字的长生不老等等。有些剪纸则直奔主题如麒麟送子、观音送子、老寿公愤状元及第等。这些喜闻乐见的题材一经纤纤细手的剪雕，便生机盎然，寓意深沉。剪纸的传统纹样离不开鱼、鸡(鸟)、花、瓜果、走兽，也离不开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主题纹样有鱼莲纹、鸡鸟纹、石榴牡丹纹、老鼠瓜果纹、葫芦纹、狮虎纹、虫草纹、娃娃纹、神话纹、故事纹、组字纹、农事纹、猪羊纹、器皿纹等等。

总之，剪纸艺术与民俗文化有着密不可分、难以割舍的联系，它们是互相依托、互为表里、互相促进、融汇交织在一起的。

3民间剪纸的品种与民俗应用

3.1窗花

窗花是民间剪纸中分布最广、数量最大、最为普及的品种。其他剪纸品种都是在窗花基础上的发展与延伸。南北各地农村在春节期间都要贴窗花，以此达到装点环境、渲染气氛的目的，并寄托着辞旧迎新、接福纳祥的愿望。

窗花可分为单色窗花、彩色窗花和纸塑窗花3种。彩色窗花又有染色与衬色之分。染色窗花以河北丰宁、蔚县所出最为著名。先刻后染，色泽明艳，光影效果极佳。衬色窗花以广东佛山所产最为著名，用金箔纸或银箔纸剪刻出主体纹样，背衬各色彩纸，金碧辉煌、富丽典雅。这种做法叫做“铜衬料”。纸塑窗花以陕西渭南地区所作最有代表性。用各色彩纸剪拼形象，人物头面用白布包裹棉花，再作彩绘、开脸，形成浮雕状造型。

窗花的表现题材极其广泛，戏剧人物、历史传说、花鸟虫鱼、山水风景、现实生活及吉祥图案均可成为窗花的表现内容，可谓无所不有。其中又以寓意吉祥的窗花数量最大。

3.2装饰剪纸

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了剪纸在室内装饰中发挥作用的先河。经过千余年的传承发展，装饰剪纸的品类日渐丰繁，民间剪纸中的挂签、顶棚花、炕围花、灶头花，均属装饰剪纸。

挂签是贴在门楣上的剪纸，上沿贴牢，下面大部悬空，可随风飘动。挂签又叫“挂钱”、“挂千”、“过门笺”。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挂千者，用吉祥语镌于红纸之上，长尺有飓，贴在门前，与桃符相辉映。其上有八仙人物者，乃佛前所悬也。是物民户多用之。其黄纸长三寸，红纸长寸余者，日小挂千，乃市肆所用也。”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的郯城、邳县等地又有套色挂签，俗称“换堂于”。其法取五色彩纸剪刻成型，局部刻断，各部分相互调换、镶嵌，形成色彩绚烂的装饰效果。

顶棚花是贴在天花板上的剪纸。中央是一张大型的团花剪纸，四角贴上角花。这种布局俗称“四菜一汤”。民间新屋落成。新糊顶棚，以及过年过节、办喜事等都要换贴顶棚花。

炕围花是沿炕周围贴在墙上的剪纸。炕围花的作用不仅是装饰墙面，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以团花为主的对称布局，造成了很强的向心力；完整的装饰层次加强了室内祥和富足的气氛，暗示着生活的理想。

3.3特种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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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图示 侗族传统文化 英译

Abstract： The study on China’s Dong nationality’s folk culture is the of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t present time. This paper， taking China’s Han nationality’s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bridge， analyzes the cognitive comprehension of Dong nationality’s folk language and culture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schema and probes into the strategies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ong folk culture’s publicity materials from the levels of schematic correspondence， schematic conflict， schematic default and schematic mismatching so as to provide some essential help for the elimination of cultural barriers in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used by cultural variety.

Key words：cultural schema， Dong traditional culture， publicity material translation

引言：

通过关键词和主题搜索，当输入“外宣资料英译”、“民族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英译”、“侗族民族文化的英译”等词时，我们从中国知网2000-2012年不完全数据统计获悉，涉及外宣资料翻译或英译的论文有34篇，涉及少数民族文化英译的论文6篇，涉及侗族语言文化英译的为0篇。根据笔者对国内研究现状的分析发现，虽然中国典籍翻译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出版了大量优质中国典籍英译本，但涉及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方面的产品较少。同时综观作者所在省市涉外侗族民俗风情旅游区，有关侗族民俗风情的译文也较少，现存的译文对大家所熟知的侗族文化标识的英译存在不统一性和随意性，对侗族民俗文化特有的且不被大家所熟知的文化标识的英译资料更是微乎其微。因此选择从文化图示视角探讨侗族文化与西方文化构式的异同，深入研究侗族传统语言文化的英译策略，不仅可以弥补民族典籍英译在侗族方面研究的空白，而且可以为后期侗族典籍的英译与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和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将就此做一些初步探讨。

一、文化图示在翻译过程中的运用

“ 图 示 ” （schema） 最 早 是 由 英 国 心 理 学 家 Frederick Bartlett（1932）在他的作品Remembering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图式是对过去经验的反映或对过去经验的积极组织。[1]图式作为人们从自身的经历中获得的一种背景知识，在翻译的理解与表达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示主要分为四类：即内容图示（关于世界的基本知识）；形式图示（关于不同文体的修辞结构的知识）；语言图示（关于语言词汇和语法的知识）及文化图示（关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 博迪（Bedir）也提出了文化图示的概念，即所习得的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about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being learned）。[2] 简而言之，文化图示是指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识，包括风土人情、历史背景、民族心理等内容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

语言不仅是信息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约翰所说“特定的社会语言是这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一种语言在词语上的差异都会反映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的事物、习俗以及各种活动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3] 翻译，已不仅仅被看做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对原语的文化图式进行正确的解码，并将其移植到目的语中去，才能有助于译语读者的正确理解和语言信息的充分转换，因此，译者应该了解语言并使用的“文化图式”，才能使译文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

二、侗族传统民俗文化外宣资料英译

侗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表现在侗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原始古朴文明典雅风趣而且带有几分神秘；侗族传统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普遍存在于侗族人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饮食到居住穿着，从文学艺术到，从社会组织到社会生活和生产，从体育到医药等等，浩如烟海，独具特色。由于语言的隔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迄今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与尊重，对外翻译的现状更不容乐观，在多元文化受到高度关注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侗族这个少数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英译，对增进各民族间以及中外文化之间的沟通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英汉两种语言历史悠久，侗族作为中国民族文化标签的一支，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在进行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时，必须对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进行充分而正确的理解，激活内化在记忆中的两种相关的文化图式，找到对等的文化信息，然后转换成目的语读者所能接受的语言信息，并尽可能保留原文文化信息的表达方式，以达到忠实原文的目的。侗族民俗传统文化往往涉及其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神话传说等，不一定在英文中能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试从以下四个角度，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图示对应

不同民族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沟通，是因为不同民族之间或多或少存在共同的文化风俗习惯，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会有着共同的文化认知基础。[8] 例如：侗文化与汉文化就有许多融合或相似之处，而汉文化与英美文化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所谓图示对应就是指用目的语中能准确、全面表达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现成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的文化图示。在这种图示下，采用直译法可能是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相对简单，而又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译者可以直接在目的语中找到与源语对应的词汇。如在汉译英过程中，侗族传统文化中对于“烟”一词的描述为“烟作为侗族人民传统的生活调剂品，对烟具十分讲究，素有‘茶三酒四烟八杆’之说。” 所谓的烟具就可直接英译成“smoking gadgets”；此外，鼓楼（drum tower）；侗族大歌（The Dong Big Song）等词语均可直译。这些译文不仅表达简洁，而且建立在汉英民族相似文化图示的基础上，因此有利于跨文化的有效交流、减少文化冲突。

此外，英侗民族因地域条件及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生存方式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表现为开放流动性与封闭稳定性两种不同类型。每个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由此而形成了建立在民族心理基础上的民族差异。英伦三岛四面环水，水产捕捞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鱼对大英民族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侗族和汉族同为农耕民族，既没有游牧“马背民族”的那种疆土扩张意识，也没有“海洋民族”的那种海外扩张意识。汉族文化和侗族文化均为“内陆型”，但是鱼却是侗族的主要图腾之一，在侗乡处处可见鱼的形象，以鼓楼的雕饰彩绘最为常见。在贵州黎平、榕江一带还有一种酷似汉族道家太极图的“双鱼图”（Double fish patterns）。在汉族神话中，鱼是生殖崇拜的反映，如“鲤鱼抱子”（carps bring a son to you），侗族也有同样的鱼文化内涵。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西方文化中与fish有关的词语进行英译。至于在侗族人民的心目中，把山、水、火、土、太阳、月亮和风、雨、雷、电都当作神灵，则与世界各民族的神话相通。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希腊神话中相对应的神进行英译。当然，直译法并不是万能的，也有行不通的时候。例如：“蛮夷之地” ，倘若直接翻译成“the savage land”，从译文读者角度理解，该译文容易被误解成“荒原” 或“原野”。 笔者结合“蛮夷之地”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认为将其译为“the untouched area”较适宜，这样既不会让读者误解该词的含义，同时更易于让读者接受，从而可以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

（二）图示冲突

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可能有共同点，但由于人们对不同事物所蕴含的象征意义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对同一事物在表达方式上会存在差异，由此导致在两种文化进行匹配的时候产生冲突。此时我们可以采取交叉法，即用目的语中能表达出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不同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中的文化图示。这种方法要求译者要正确地对源语文化图示进行解码，同时又具备大量的目的语文化图示。下面来探讨一下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在伦理道德实践上存在的图示冲突：

儒家的道德人格是在个体充分的道德觉醒的基础上，自觉地去履行社会伦理纲常，把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付诸实践。诚如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舍生取义”则代表了一种更崇高庄严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侗族也有与其相似的伦理道德，不过尚未褪尽其原始氏族文化色彩。侗族的道德义务感体现在“补拉”文化中。补拉组织是远古父系氏族组织的次生形态，至今仍在侗族普遍存在。补拉组织的功能之一就是履行道德义务。如在补拉的自治规约的五个功能中，第一个功能就是互助功能。从添子到办三朝酒，到结婚办喜事，从建房扛树、树屋架，到老人过世的治丧，都要全补拉成员出动，并且不计报酬。这种一家有事大家相帮的习俗，侗族叫“尼补拉”，它其实就是一种原始古朴的道德义务活动。侗族补拉成员互助的最高形式是“血族复仇”，它表现了一种“原始形态”的社会责任感。这种叫做“起补拉”的“血族复仇”，是基于外人对本补拉组织的人或物的严重侵害而产生的。后来，它与抵抗官府对侗族的迫害、进剿的斗争又重合在一起，更体现了侗族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4]不管西方文化还是中华文化，都有家族的概念，只是在西方文化中，家族是带资本主义色彩的而中华文化中的家族则更带有封建意味。不论是在侗族传统文化还是汉族传统文化中，世仇都是易结难解，涉及后代子子孙孙的问题。然而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不存在世仇一说，只有血仇。由于受西方传统文化内涵――独立的影响，仇恨只涉及本人这一辈。所以在介绍侗族“补拉”文化时，首先宜将“补拉”直接音译成“Bula”，然后用描述性语言，借鉴现有的汉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的英译本中涉及“大家庭”文化的文本选择性的加工和应用。在涉及“血族复仇”之类翻译时，笔者从译文读者角度考虑大胆借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蒙太古与凯普莱特家族的典故，将侗族文化的“补拉”“血族复仇”英译为“the feudal culture of Family Montague and Capulet in Dong Nationality”.这样不仅能有效地表达“补拉”所承载的侗族传统民族文化内涵，也避开了将“复仇”直译为“revenge”时呈现出血淋淋的画面，从而使译文读者心理更容易接受。

（三）图示缺省

由于不同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有时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图示在另一种语言里会产生缺失或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在译者大脑中也无法建立相对应的文化图示，这时就会出现文化缺省，因此需要译者清楚地了解目标语国家和译入语国家所处在的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结合特殊的文化背景，大胆地对源语进行创造性的翻译。比如：侗族人民信仰萨满祖神，侗族各个村落纪念这位萨岁神的活动被称为“祭萨”，在西方传统文化词汇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语，无法用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因此将其音译为“The ceremony of Sa”或“the ceremony of worshiping Sa”，并加注：“the ancestral god of Dong nationality”；侗族特有的巫傩文化，在西方传统词汇中也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词，则宜将其译为“Wu Nuo culture”并加注：“the specific religious culture”。除了音译加注法能够帮助译者构建新的图示外，意译法也能帮助译者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简单描述性的短语将原语的词义信息译出来，达到引导解释新图示的目的。如侗族传统木艺手工床：花床可英译为“well-sculptured bed”；千工床则可译为“A bed manufactured through more than one thousand days” ；侗族女性始祖“萨”一直是侗族人民崇拜的始祖神，几乎无所不能，翻译时笔者避开音译借用希腊神话的主神“宙斯”，将其意译为“the female Zeus”。再者，侗族人主要信仰自己近似原创的巫傩文化，有极具的特色“赶尸”、“撑杆立米”、“晃鸡定棺”、“巫师唤魂”等标签，在外宣过程中，宜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来翻译，上述词语可分别英译为“carrying corpse back to the home village”、“using a scale pole to hold up a jar of rice”、“roosters standing fixed on the top of shaking coffin”、“witch master calling back one’s soul”以保留侗族原有的文化特色。

（四）图式错位

图式错位指的是相似的意义在不同文化中以不同形式体现出来。由于各民族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等不同，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会以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类似的观念。译者只有较好地掌握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才能呈现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色彩，而且不会歪曲语言中的文化意象。一般来讲，直译加注或代换法适用于这种文化图示下的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例如，侗族、汉族及西方社会神话中都有关于人类诞生的神话，由于信仰和其他因素，三者拥有不同的人类诞生神话。西方神话坚持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上帝用泥土先造了亚当，再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塑成夏娃，他们便是人类的祖先。而侗族的人类初生神话类似汉族女娲造人。祖婆萨巴天从自己身上扯下四颗肉痣，变成四颗蛋，然后孵化出人类的祖先松恩和松桑，两人成亲，养育后代，产生人类。笔者考虑到三个民族人类诞生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采用直译加注将侗族的人类诞生神话概括性地翻译成“Sa ba（the god of Dong nationality） made her four flesh moles into four eggs，then the ancestors Song En and Song Sang of Dong nationality emerged out of the eggs.”

不仅如此，侗族神话体系中，还有类似的创世神话。与西方《生物进化论》不同，侗族的创世神话《人类的起源》中，侗族先人用“混沌”（侗语中指似云霭、雾气、烟光而弥漫未分的物质）的原始物质作为宇宙万物的最初的元素，然后向生命的不断进化。侗族神话从个别具体的事物入手，叙述沿着卵（神话人物棉婆孵的蛋）或由树蔸白菌蘑菇虾子额荣（浮游生物）七节松恩（人）发展，构建了一个初级的、幼稚的发展链条，链条中的部分环节的代表物仍能在当今找到活体，有的则已无迹可寻，所以在英译时不能直接搬用西方生物进化论中约定俗成的生物进化的大致过程。笔者倾向坚持保留侗族生物链的特殊性对个别词采用音译附加类别词的翻译方法，将其英译为 Egg （or Stump） Trametes AlbidaMushroomShrimpErong（kind of plankton）QijieSongen（ancestor of Dong nationality）。由于侗族没有文字记载，只能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将文化和史诗传承，在这个过程中时间跨度巨大，需长时间地溯源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译者只能对上述生物进化链进行尝试性翻译。

三、结语

综上所诉，在进行侗族传统语言文化外宣资料英译时，针对不同类型的侗族传统语言文化，从不同的文化图示视角，遵循不同的原则：侗族语言文化与汉语语言文化及英美语言文化相同或相似，既文化图示对应，可采用直译法或半直译附加意译的翻译方法；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文化中难以找到内容形式完全一致的表达，既文化图示冲突或文化图示差异，可采用套译法、直译附加类别词法、意译法，直译加注法等；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中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既图示缺省，译者可以大胆创新，对文化缺省的翻译进行文内、文外补偿，文内直译，有关文化缺省的说明则放在注释中或结合语境采取意译。但是，译无定法，译者应在明确外宣资料旨在尽可能的介绍给英语读者的前提下，既忠实于“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的核心”又不一味地采用“归化”，更好地传播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

【参考文献】

[1] Bartlett， F.C. Remembering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

[2] Bedir， Hasan.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rough cultural schema [D]. Adana： Cukurova University，1992.

[3] Lyons， John： Seman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P 30

[4] Eugene A.Nid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5] 蒋林平，石红梅，蒋和舟.本土文化对外传播英语翻译与教学目的论――以湘西地区为例[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 2011，（4），27-29.

[6]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7] 刘明东.文化图式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J].中国翻译，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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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素养，它所涵盖的内容比较多，范畴比较宽泛。但是普遍认为文化素养就是指人们平时所习得的知识、技能，由此形成的正确的认识、观念和价值观，以及正确的待人处事态度和方式等方面的的复合性整体。知识、智能、心理素质、公共意识和环境意识都是文化素养的一部分。体育文化素养就是指人们平时所习得的体育知识、技能，由此形成的正确的体育认识、价值观，以及正确的待人处事态度和方式等的复合性整体。再教育领域，从素质教育的角度来讲，就是人们在先天自然因素(生理方面)基础上通过环境与体育教育影响所产生的后天社会因素(精神方面)及其体育能力等品质相结合而形成的人的一种体育素质。它包括体育知识、体育意识、体育技能、体育个性、体育品德和体育行为六个方面。体育文化素养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广域概念，其构成要素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体育知识是基础，体育意识是动力，体育技能是重点，体育个性是关键，体育品德是灵魂，体育行为是目标，它是人的体育文化水平的反映。

二、全民健身事业要求体育健身市民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教育

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教育的作用和影响力日渐突出，时间和空间的广延性在加大。在教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变迁带来的诸多影响，教育的发展也呈现出诸多不利的方面。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面压力的加大使人们的体育意识逐渐淡薄、从事体育运动的能力在逐步下降、体育文化素养逐渐降低，致使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迅速下降。实践证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适应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它对我国社会整体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那么，在提高国民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发展之路上也要接受科学发展观的引领和指导。对体育健身市民进行文化素养教育更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提高体育健身市民的体育参与程度和体育行为，进而提高身体素质和身体健康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奠定强大的身体和教育基础。进行对体育健身市民进行文化素养的教育意义重大。在体育领域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的意义和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国民健康和体质，丰富人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用巨大。全民健身纲要的大力实施，促进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民体育参与的高涨。我国的体育事业才能更好的向前发展，才能真正的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道路上迈进，人民的体育参与意识和体育文化素养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和发扬，体育才能更好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利用体育健身这个平台，在提高体育健身市民健身能力的同时，对市民进行文化素养教育，从而达到提高体育健身市民文化总体水平，促进和谐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三、对体育健身市民进行文化素养教育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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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俗文化与油画创作的关系

油画最开始出现于西方，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绘画形式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和变化。时至今日，油画已深受中国民众的喜爱，不再是像最初只服务于统治阶级。由于中国特有的文化特征，油画在传入中国的同时就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民俗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大分支，和油画创作也有着不解之缘。所谓民俗文化，简单理解，就是一个区域内民众的风俗习惯，进一步说来，则是一种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著名的《乡村乐手》是清朝画家林呱的作品，所表现的就是民俗娱乐的场景。另外像董希文在1953年创作的《开国大典》，所采用的方式和西方完全不同，而是带有民间美术的色彩。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民俗文化一直以来和油画创作保持着亲密关系。

首先，一个地域的民俗文化给油画创作奠定了一种基调和风格。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俗文化造就了油画创作的不同风格。这是因为，油画在创作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例如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郭宁的作品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风格。他的作品《金色家园》、《水乡》先后获得各类大奖。谈论起他的创作，会自然地想起福建的风景：自然环境富有变化，有山有海，色彩鲜明、丰富，还有闽南的渔岛、闽西的土楼、闽北的古村落等等，这些独特的地域文化使得郭宁的作品现场感十分强，进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朴实中带着浪漫，绚丽中带着精微。

其次，油画作品能再现一定地域内的民俗文化，体现一种文化精神。它就像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当地生活的面貌，体会特定时期内人民的心理特征、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在油画创作过程中，画家是在用眼睛和心去观察和感受社会，通过体会民风民俗，借助技巧的运用来产生艺术的效果。吴永安的油画《阳光下》、丁大年的油画《新居》、郭宁的油画《遥远的星》曾参加全国侨乡风貌、华侨生活画展，透过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泉州的侨乡文化，也能感受到民众对生活的热爱与坚持，还有内心深处的思乡情怀等。

二、民俗文化对油画创作的影响

1、民俗文化对油画创作及审美心理的影响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民俗文化展现了地方文化特色，是一个地方文化的精髓。对油画创作者和接受者而言，民俗文化的内涵都会对他们产生一种无形的熏陶，使之受到感染和影响，进而丰富或改变自己的思想。泉州市是一个拥有着丰富多彩民俗文化的城市，民俗文化类型多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众所周知，泉州是我国著名的侨乡之一，泉州著名画家林剑仆曾在1978年就创作过一副名为《侨乡春灯》的作品。林剑仆回忆说，人们参观春灯的热闹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闹元宵的人群中，有很多侨乡，他感觉着一切都充满着一种青春活力的气息，因此创作了这副作品。这是泉州市第一幅入选国展的油画。由此可见，泉州特定的民俗文化启发了画家的创作，给他创造了创作的灵感。之后，林剑仆又在此基础上创作了《海婴》等作品。大众通过当地一些富有民俗气息作品，对泉州的美丽风情有了更为深刻的印象。

2、民俗文化对油画创作题材的影响

油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必然要从生活中汲取素材。民俗文化反映的正是一个地方的生活，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油画创作题材的选择。画家总是会根据自己的实际生活体验来进行创作。而经常受到民俗文化感染的画家，在创作题材上就会偏向于选择跟民俗文化相关的内容，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内容也给油画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拓展空间，丰富了油画创作题材。上面提到的林剑仆的作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俄罗斯著名画家列宾的曾说：“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只有从祖国土壤里成长起来的艺术，才能够得到人们透彻的、充分的理解。”他强调民族艺术的魅力，也从另一面体现民俗文化确实成为油画创作的一大主要题材。例如泉州师范学院美术教师黄曦农的油画《渔港和风》（中国校外教育（美术），2007年12期）就是对泉州滨海风情的一种独特展现。

3、民俗文化对油画审美价值的影响

民俗文化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浓缩，对于一副优秀的油画作品，我们会分析它的审美价值究竟何在。所谓审美价值，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性质，它并不是取决于人的意识判断，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审美价值理解成“思想性”，普列汉诺夫曾说：“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思想，艺术就不能存在，除了导致抽象的和混乱的象征主义之外，不会产生什么其他的结果。”之所以说民俗文化对油画审美价值产生影响，是因为如果一副油画能够以特定的民俗文化为创作题材，就会带有民俗文化的精神内质，这样也就提升了油画的审美价值。比如，泉州师范学院著名教授蔡永辉教授作品让人赞口不绝，他画作透露出闽南地区浓郁的民俗气息，风格宁静唯美，有如涓涓细流的情感流露，让人在欣赏中不自觉就找到了心灵的归依，这便是一种较高的审美价值。

上述是笔者结合自身艺术实践和学术知识，对民俗文化与油画创作的关系做的简要探讨。在未来油画事业的创新与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努力，在民俗文化的熏陶下，在创作中渗透富有特色的民俗文化，让中国的油画创作更加成熟。

参考文献：

[1]王耀伟.中国油画创作中的民俗形象与文化意义[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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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民俗文化的价值

所谓民俗，就是民众的一种独特的、重复的生活方式，来自民间，生存于民间。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的自由自觉的交往活动中所积累和沉淀下来的具有继承性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传统。它包括生产与生活习俗、游艺竞技习俗、礼仪制度习俗、社会组织习俗、民间文学艺术等。民俗文化以多样的表现形式和传播载体，深深地渗入在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衣食住行到民族兴衰，天心民意，人间世象，无一不在民俗文化中得到折射。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留在现实中的记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每一个民俗背后都烙刻着那一个深深的记忆痕迹。在民俗文化中，“民”性、民族性、大?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酝酿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背景，这种民俗文化上的多样性，为我们研究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以及其他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和实物的佐证，也是我们发展特色文化的重要资源。我国很多少数民族是民俗文化丰富的地区，且多处于自然存在状态。这一原生态的民俗文化特征，一方面使它具有了独特的文化研究价值和文化开发利用价值，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和失散。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目前一些地区对民俗、民族文化的保护力度不够，使其资源处于艰难的境地，加之外来强势文化的渗透，对这些别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许多地区的人们已经在服饰、建筑、风俗习惯等方面逐渐淡化，不少民俗资源已经改变了原有的文化特征，有些甚至濒临消失。有效地保护、合理地开发和更好地利用民俗文化资源推动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史许多拥有这些资源的地区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民族民俗文化对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意义

1.民族民俗文化的地位

中国史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和积累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让我们得以从中追寻到祖先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足迹。民俗文化作为我们的母体文化，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道德传统、个性特征乃至民族凝聚力、亲和力的载体。民族民俗文化作为民族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以其社会性、多样性、地域性、传承性、变异性、时代性等特征，丰富的内涵和多彩的形态为我们展现着民族发展的历程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发展文化事业，推进民族地方文化产业建设的重要资源。

2.民族民俗文化在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民族民俗文化在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中的作用及其工作意义是深远的，图书馆应该努力做好民族民俗文化实物搜集、整理、保存与开发利用工作，这是创特色馆藏、特色服务的重要途径。

民族民俗文化的搜集工作重要性，还体现在它能为地方决策机构提供科学参考依据。在当前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如何利用本地区特有的优势来振兴地方经济，成为各地政府部门优先考虑的课题。因此，各地政府在制定各种发展规划时，必须充分了解本地区自然环境、资源状况、各产业部门特点，民族风俗、文化以及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成就、经验、教训和社会各个领域的重大进展信息，分析得失，地方文献正是这些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保护和弘扬民族民俗文化是图书馆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民族民俗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具有巨大的塑造、规范、引导和凝聚作用。民族民俗文化记录和反映的是这一地区的民族风俗、风情、民族人文景观。民族的风俗文化对于同一家乡的人来说格外有亲切感，感染力、说服力特别强，从而激发他们爱祖国、爱家乡，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力量。搜集、整理民族民俗文化，为合理开发利用当地民俗文化提供详实的资料，是图书馆文献工作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责。民族民俗文化是反映当地民族一定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情况的文献资料。对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建设特色文化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怎样做好民族民俗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1.从事收集整理民族民俗文化整理的图书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搜集资料是一项十分艰苦、细致的工作，因此，首先要建立一支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有一定分析鉴别能力，有扎扎实实、埋头苦干、不图虚名、不怕吃苦的实干精神，热爱图书馆事业、具有奉献建设的搜集资料队伍。这支队伍在征集地方民族文献工作中，首先要具备高度的使命感和奉献精神，要了解民族风俗文化对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认识征集民族风俗文化资料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地向社会宣传征集民族风俗文化资料。主动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征集民族风俗文化的工作，介绍征集民族风俗文化的范围、内容及其重要性，有政府主持征集地方民族文献的工作落到实处。

2.收集整理民族民俗文化资料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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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锡林郭勒；旅游；游牧文化

中图分类号：F590.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9-0160-02

一、锡林郭勒民俗文化资源

蒙古，《旧唐书・北狄传》作蒙兀，《新唐书》蒙瓦[1]。居住在中国东北额尔古纳河流域，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后蒙古这一名被世人所认，蒙古民族的历史也开启了新的一页[2]。锡林郭勒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蒙古族历史文化的中心地带。蒙元时期，这里曾是蒙古帝国政治中心，始建于1256年的元上都遗址就位于现在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3] 。锡林郭勒是蒙古语，意思是丘陵上的河。盟是源于清朝时期的会盟，蒙语楚古勒干的汉语翻译。历史上的锡林郭勒由五个部落组成，由西向东为苏尼特、阿巴嘎、阿巴哈纳尔、浩济特、乌珠穆沁。各分左翼、右翼两旗。旗是清朝时期的行政、军事单位。1958 年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合并成锡林郭勒盟。

现在的锡林郭勒盟包括北部的苏尼特、阿巴嘎、乌珠穆沁部落和南部正蓝旗、镶黄旗、正镶白旗、太仆子旗等察哈尔部落。察哈尔部落自始就是达延汗的直属部族[4] 。这些部落虽然在历史上有游牧变迁的情况，但在锡林郭勒这快土地上生产、生活了几百年，传承了蒙古族的古老民俗文化，尤以游牧文化、博克、长调著称于世。所以本人认为锡林郭勒文化从文化渊源上看是多元游牧文化，是一个没有间断过的完整性文化；是从汗庭文化到哈喇楚文化汇溶的生态文化。

锡林郭勒盟位于内蒙古中部，是目前为止保留传统游牧文化完整的地区，这里的草原是世界闻名的大草原之一，这里的牧民还保留着传统游牧文化，他们祭祀、居住、饮食、节庆等方面的文化与八百年前的没有多少变化，可以说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都仍然保留着淳朴、古老、自然的内涵。在传统礼仪、民族服饰、饮食文化和祭祀、民居、歌舞、婚嫁、节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代表性，是现今保留蒙古族传统游牧文化最完整的地区。这种完整和在其他地区从人们的记忆里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就是现在锡林郭勒民俗文化的特点和她的可贵之处。

民俗是人民大众创造、运用、传播的生活文化[5]。那么，锡林郭勒民俗文化就是在锡林郭勒境内生产生活的民族所创造、运用、传播的生活文化，但现在锡林郭勒境内有二十多个民族在生活，以谁的民俗为主呢？这里主要论述对象是以察哈尔部落、乌珠穆沁部落、苏尼特部落、阿巴嘎部落为代表的原著蒙古族的民俗文化。因为锡林郭勒地区是蒙古族历史上占有特殊位置的地区之一，这里的民俗文化不但有蒙古族传统文化、还具有独特的地区性特点，这里的“历史、自然环境、家庭生活结构、语言的一般特征、村落模式、宗教以及艺术和服饰风格等等”[6] 都与其他地区有明显区别，我认为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历史面貌。

二、锡林郭勒旅游资源

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一种现象及关系的总和。旅游的基本目的是：消遣和增长知识[7]。

文化旅游系指人类记忆中一种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的“图景”或“地方特色”，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残余[8]。这里谈到的是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和地方特色，那么锡林郭勒民俗文化旅游是指以锡林郭勒自然生态环境、人文为基础所采取的或所创造的，具有锡林郭勒文化、旅游与一体的符号及行为方式。她的特点应该是以锡林郭勒地区生活的察哈尔部落、乌珠穆沁部落、阿巴嘎部落、苏尼特部落、浩奇特部落的历史，民俗、生产、生活方式的特点为“图景”和符号的民俗事象性文化活动。

当今的文化旅游在旅游业中属于高层次旅游，旅游者的目的较明确，要求也相对高。文化旅游是和当地民俗民风分不开的，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就是给游客展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风民俗，让他们了解和满足对这一文化的好奇和求知心理，甚至神秘感。本人2009年8月份，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实训基地――锡林郭勒九区湾旅游度假村亲眼见到来宾排队大喝迎宾队伍所敬的银碗酒的场面。如果换个其他场合肯定人人都躲着，但现在人人都等着哈达和奶酒，为什么？文化在吸引，礼节在作用，人们很愿意接受。

三、锡林郭勒民俗旅游资源

如上所述，锡林郭勒民俗资源是比较丰富、从民族学、民俗学的那个角度去说都比较典型的蒙古族的游牧文化。具备地域文化的特点，我在这里想谈点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和地域文化作为稀缺资源和经济的关系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当然主要是从旅游业的角度去观察和论述。

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9]。根据这个论点我们可以研判锡林郭勒民俗文化资源是对锡林郭勒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或稀缺资源，是一种有型载体的无形资产。本人为什么说，民俗是有型载体的无形资产呢？因为民俗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创造、运用、传播的生活文化，她本身不具有资源的特性和产生经济效益的功能，在日常生活中是有型地存在着，她的文化内涵是无形的，如果想把这个资源产生经济效益或作为一种资源对经济产生影响时必须通过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应该是旅游。确切地说民俗文化旅游。如果在旅游活动中把当地民俗作为一种产品来做她就可以成为一种资源，而且是稀缺资源，这种稀缺资源是唯一的，不可多得的。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游客能不能接受的问题。民俗和文化是有区别的，把另一种民俗，让人接受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但不是不可能，只不过在于什么做的问题，采取的方法是扬弃，把好的呈现给游客，这就要做到精品。把我们锡林郭勒民俗文化作为资源，当成资产，那我们的旅游业的前景和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的，因为，“资产的内涵是经济资源”[10]。锡林郭勒文化有她的特色，也就是说，锡林郭勒的特色文化，有敖包文化，那达慕文化、博克文化、察哈尔奶食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民间祝颂词文化、长调文化等方面与其他地区相比相对完整；这是世人所认可的。

近几年，随着建设文化大盟工作的深入，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回复有了可喜的成果，特别是在旅游业取得有明显的成效。据有关资料介绍，锡林郭勒盟旅游资源分类主类共8类，亚类有45类，基本类型有65类，单位有186之多。其中属于民俗、文化类型的有主类4类，亚类有11类，基本类型有34类，单位有108处。从评价等级来说五类两处，四类两处。其中属于民俗、文化类型的各1处。三类的共有19处，其中属于民俗、文化类型的15处。我们从分类和评价等级来说，旅游资源属于相当宝贵的，属于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我们只能通过开发、挖掘来丰富这些资源的文化内涵，趋于完善。

元上都是元朝建立后的第一个都城，他比北京作为都城的时间还早，被称之为“拥抱着巨大历史文明的废墟”，根据马可波罗记载，是当时世界瞩目的大都会。学者们认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鲜明的地域风格以及朴实性、地域性、神秘性与充满人情味等特征对旅游者产生巨大吸引力，已成为国际旅游发展的趋势。那么我们的元上都作为文化遗产怎样展示她的文化内涵？以及她的神秘性？来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现在元上都遗址里有――殿的主址和八百年老榆树外，配套建设了浮雕、敖包。更有意义的是2009年请来了查干苏鲁德以及祭祀模式。我认为，我们的元上都还应该有她的博物馆或展厅，这里有文物、数码复原影像（图）、绘画、雕塑、影视作品等。还有忽必烈的夏宫――从1337年始，在上都的失剌斡耳朵（黄宫）举行盛宴。现在可以恢复成旅游产品。在元上都遗址周边一定距离内还应有1~2个牧户群，展现蒙元时期的白马群和牛羊成群的景象。饮食、乐舞、礼俗、服装等方面复原蒙元时期的盛况。

在元上都申遗工作方面需做文化遗产的抢救性工作，这里所说的文化遗产是指在游牧时代所创造出来的文化财富，而不是现代社会中新产生的民间文化。如舞台化的查玛舞、博克舞、服装表演等。

蒙元文化苑的完善，贝子庙的修缮和广场的维修、锡林九曲湾、希日塔拉度假村等都是围绕蒙古族传统文化来进行的。但是在软环境方面还有待更进一步挖掘、开发和规范。

蒙古族有崇九尚白之俗，以九为吉，以白为洁。如1206年成吉思汗即位时建九脚白旗；忽必烈后元朝皇帝每岁六月二十四日驾幸上都祭祀，用牲畜九头（马一匹、羯羊八只）等传统习俗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旅游产品。所以我们应该力争在今后的工作中，探索或建立一种新的旅游业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269.

[2]特木勒.锡林郭勒蒙餐文化初探[J].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报，2007，(1)：11.

[3]呼日勒沙.草原区域文化分布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248.

[4][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88.

[5]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4.

[6]孙秋云.文化人类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6.

[7]中国旅游文化大词典[K].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1995；唐宇.旅游学概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8]于岚.文化旅游概念不宜泛化[J].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学报，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