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日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日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今天，妈妈答应让我来生煤炉。

我原来以为生煤炉很容易，实际上煤炉很不好生着。妈妈先对我说了生煤炉的要点：“生煤炉时，先要在炉子里放上木屑、废纸等容易燃的引火物，然后把引火物点燃，再轻轻夹起煤块，放入炉中，就行了。”说完，妈妈买菜去了，留下我一个人来学。

我照着妈妈说的，先把木屑和废纸放入炉子里，用火柴去点，但由于我胳膊短，不是烧疼了手，就是火柴灭了。我正愁眉不展时，忽然看见了酒，我不由眼睛一亮，一拍大腿，一个好注意涌上了心头。我用火钳把里面的废纸夹出来，向上浇了一些烧酒，再放入炉里，然后把两根火柴点燃后一起扔进去。“呼”的一声，燃了！我高兴极了，急忙添纸、加煤，忙得不亦乐乎！待炉烧红后，我又把一块煤放进去，等它烧着。我站在一边想：“原来这到容易！”不由得意起来。谁知，“骄兵必败”，正当我得意之时，只见炉里冒出一股烟，煤一下子碎了。呀！这是怎么回事？我只好哭丧着脸把碎煤夹出来，又用钳子夹了一块干的煤，踮着脚，双手捏紧火钳柄，小心翼翼地把煤放进去，这才放下了心头大石。

过了一会儿，下面的煤红了，我又把另一块放了进去。一会儿，两块煤都着了。我高兴地喊：“成功了！”

这时，妈妈回来了，我正要告诉她成功的消息，她却看着我笑了。我莫名其妙地走到镜子前一看，啊！我成了大花脸了。我不由得也笑了起来。

篇2

 

【劳动节日记1】

有一群人，不论是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大雪纷纷的冬天，他们都日夜不息地保卫着我们家园的美好的环境。他们就是环卫工人，一群最美的人!

五一节来了，可他们依旧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今天干得特别地卖力：认真地扫着每一寸土地，豆大般得汗珠从脸颊上滑落，他们也觉得没什么，也没有一句怨言。

五一是人们放假的日子，可就有一群人，一直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任劳任怨。这天，是他们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日子!

【劳动节日记2】

今天是五月一日劳动节，我和爸爸一起去了月湖公园。月湖公园是以前举办奥运向前冲的地方，离月湖公园不远处还是演金鹰卡通的地方。我玩了漂浮在水面上的地方的滚球。我大约玩了十分钟。玩的方法是:人走进滚球里，手推着球，脚往后不停的跑步。我似乎使用了轻功水上漂。结果又来了一个女生。我和她比赛，看谁游得快，我们你追我赶，一会儿快，一会儿慢，10分钟后，可把我们累的满头是汗。后来，我和爸爸又去看了智勇大冲关赛道，可好看了。原来许多高手就是在这表演的啊!

月湖公园真好玩，我下次还要来!

【劳动节日记3】

今天我们做了义务小劳动，所谓义务小劳动并不是在大街上做劳动，而是在学校里做劳动，在教室里做劳动。

正是第四节课，但只差几分钟了，秦老师走了进来，我以为秦老师又会给我们加作业了呢，幸好老师是这样说的：今天要做义务劳动，谁要参加?老师话音一落，同学们齐刷刷地把手举了起来，老师很欣慰。

吃完饭后，老师都还没布置任务，同学们就自己先劳动起来了，陈烨强等同学纷纷却抢拖把，望舒蔓等同学，就已经开始扫地了，等我回来时，他们已经把桌上抹上了84，那味儿，一进教室，就有一股刺鼻的味道，使我们不敢接近，彭筱熙等诸位同学加入到这次义务小劳动，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劳动，周思洁同学带领着大家完成了任务，在劳动中我们干得不亦乐乎，这边忙完后，有去帮助其他同学。我呢，忙完了这个，没有忙的啦，我就去帮清洁区的同学，啊，多有趣啊。

【劳动节日记4】

五一那天，天气晴朗，我和爷爷一起去栽棉花苗。

山坡上各种各样的花儿竞相开放，一大群蜜蜂“嗡嗡翁”地在花间飞来飞去;几只蝴蝶也飞来了，它们美丽的翅膀在花丛中时隐时现。田埂旁边，到处是青青的小草，叶片上面还有几颗露珠儿，迎着太阳闪闪发亮。两只鸭子跳进池塘，在水里欢腾跳跃，互相追逐。老牛打着响嚏，在辛勤地耕田;远处传来一阵阵拖拉机的轰鸣声。

我和爷爷来到棉花地，爷爷刨坑，我插棉花苗，最后爷爷盖土。爷爷刨坑真迅速，我插苗还没有他刨坑快，他一会儿就走到前面去了，我不由得加快了速度。很快我们就插了五拢地，直累得我腰酸背疼。

篇3

今天是劳动节，我和妈妈去公园山玩。猛烈的太阳发出耀眼的光芒，照耀着喜气洋洋的人们。

我们来到“三国迷阵”，妈妈买了票，刚进去，我以为迷宫很简单，只要绕一圈就可以出来了。可我们在第二圈绕来绕去，就是没有找到门。还好几次走进了死胡同。

我们又去看动物，我看到了美丽的孔雀，可爱的凤凰鸟、小小的山鹿、呲牙咧嘴的猴子、凶猛的老虎、懒洋洋的狮子、笨重的黑熊等等许多动物，我用相机把它们都拍了下来。

篇4

一审：东京地方裁判所2001年1月25日判决，载《劳动判例》第802号第12页（2001年6月15日）

二审：东京高等裁判所2002年7月11日判决，载《劳动判例》第832号第13页（2002年11月1日）

一、 本案精粹：

签订承包合同的承包者，在承包期间因病死亡，能否以劳动者的身份适用于劳动法规，从而获得劳动者灾害补偿？本案告诉我们，无论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形式如何，都要依据事实上是否存在使用从属关系等要素来综合判断劳动者的性质。

一般来说，电影的拍摄制作是在导演的指挥监督下进行的，摄像师有服从导演指示的义务，虽然该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摄像师要有相当的专业技术和对艺术的理解、表现方式，但不能以这种“自由”的艺术发挥来否定指挥监督关系的存在。wwW..CoM本案也是一样，本案摄像师虽然与电影公司签订的是承包合同，但是摄像师的报酬以劳务提供的期限为基准 计算 支付，每项工作的诺否的自由受到制限，劳务提供的代替性不予存在、摄像器材基本上由电影公司提供，电影公司将摄像师的报酬作为计算劳动灾害保险费的基数，等等。从这些因素加以综合判断，摄像师是在与电影公司的使用从属关系下提供劳务的，因此属于劳动者概念的范畴，受劳动者灾害保险法的保护。本案历经16年，终以劳动者侧胜诉结案。

随着文学、艺术、影视等特殊领域就业形态的多样化，如何及时准确地界定和判断劳动者的身份成为十分复杂的课题，因此本案判决对今后实务的影响值得关注。

二、案件回放：

本案电影摄像师（1926年8月出生，当时59岁），是日本著名的独立职业者，曾拍摄过多部电影电视片并多次获奖，[1] 1985年出任日本电影技术奖审查委员，1986年出任日本电视技术协会纪录片部门审查委员。

本案电影公司欲拍摄一部反映日本东北部文化的影片，导演（兼编剧）与摄像师是故友，对其摄像技术极为赏识，且该摄像师也是出生于日本东北部，有那里的生活经历和文化熏陶，便极力向社长推荐由其出任该片摄像师，社长表示同意。社长在与该摄像师商谈时说，作为本公司的摄像师每天的报酬是2.3万日元，本片预计拍摄50天计115万日元，考虑到拍摄前后要来公司处理一些事情，故加算5万日元，合计120万日元。另外该电影公司员工每月25日支付工资，本案摄像师提出希望月末支付或者外景拍摄完毕后支付，社长表示同意。由于拍摄实际期间一般要比预定时间长，提前结束的情况几乎没有，双方遂商定即使拍摄时间有所变化，报酬也不改变。就此双方签订了从1985年10月至1986年5月间，该摄像师随剧组在日本东北部地区拍摄，预定分三个阶段共进行50天，电影公司在月末或外景拍摄后向该摄像师支付120万日元报酬的承包摄像合同。

该摄像师在拍摄期间，曾在日本东北部严寒的寺院里连续9天长时间拍摄，有时彻夜拍摄，有时在雪中拍摄，工作环境十分艰苦。1986年2月19日早晨该摄像师在下榻的旅馆跌倒，被送往 医院 ，23日因脑血栓病亡。

由于摄像工作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所以电影公司在已经向该摄像师支付了50万日元的基础上，在其死后的1986年3月25日向其遗属支付了34万日元，总计支付报酬84万日元。

本案中，该摄像师还推荐了两名摄像助手和一名与摄像工作密切相关的照明技师。该摄像师在电影的整个拍摄过程中，只从事摄像工作。根据拍摄的日程安排，没有拍摄任务时，可以任意从事其它工作，而不必征得电影公司同意。但实际上，该摄像师并没有充裕的时间同时从事其它电影的拍摄等工作。后来其妻子说，有可能利用2、3天时间为老朋友勅便河原宏的花展摄影。

该电影公司劳动人事管理制度完备，但工作时间、休息时间、休息日、工作守则、劳动纪律等等对本案摄像师都不适用，没有约束力。

本案摄像师于过去的20年间，在该电影公司工作过5、6次，其报酬一直是按“经营所得税”来申报，电影公司虽然以文娱人的报酬名义进行所得税的事先预扣，[2] 但在1985年4月至1986年3月期间电影公司在向所辖劳动基准监督局支付该公司的劳动灾害保险费时，已经将该摄像师的报酬包含在内作为计算的基数。另外该摄像师加入了东京文化人国民健康保险。

该摄像师死后两年，其子于1988年2月17日以其父的病故是由该摄像工作直接引起为由，向管辖区的劳动基准监督署长提出依据《劳动者灾害保险法》支付 经济 补偿的请求。1989年8月28日该基准监督署长作出了该摄像师不是《劳动基准法》第九条规定的劳动者，故不予支付经济补偿的决定。

其子于1989年10月请求管辖区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审查官审查，1994年11月24日请求被驳回。

其子又于1995年1月20日向劳动保险审查会提出再审查的请求，1998年6月17日又被驳回。

其子遂向东京地方裁判所提起诉讼。2001年1月25日东京地方裁判所一审判决，其子败诉。其子不服一审判决结果，上诉东京高等裁判所，2004年7月11日二审判决推翻原判，其子胜诉。当事人均未提出三审上诉，本案历经16年艰辛曲折终以劳动者侧胜诉结案。

三、判决要旨：

本案一审和二审均从以下9个相同的方面（顺次不同）对该摄像师是否为劳动者进行了综合分析判断。为便于比较，笔者在每个相同判断基准中将一、二审的判决意见同时列出。

1、 工作上的指挥监督关系

一审判决认为，虽然导演有最终的决定权，但导演与摄像师的职能是业务分工的问题，而不是指挥命令关系。具体来说：

①导演对该摄像师的工作只是给予原则上的把握，而不是事无巨细。

②从追求艺术性的角度来看，导演和该摄像师所处的地位是同等的。

③导演对该摄像师提出的建议予以采纳。

二审判决认为，作为电影拍摄来说，摄像师在拍摄过程中，理解和把握导演意图，基于自己的技术和艺术感悟将摄像具体化，但导演对电影的拍制负有最终的责任。本案也是一样，关于摄制方法等方面的问题都是在导演的指示下进行，对该摄像师拍摄胶片中的镜头的选取和编辑也都由导演最终确定。无论该摄像师技术有多高，工作的独立性有多强，都不能脱离导演的指导监督而无限制的自由发挥，该摄像师基于导演的意图进行拍摄，发挥艺术才能，虽然不是显在的具体的直接的指挥命令，但不能以此否定指挥命令的性质。本案电影拍摄的最终决定权由导演掌握，与该摄像师之间存在指挥监督关系。

2、 报酬的性质和数量

一审认为，本件报酬是完成该部电影的摄像任务支付120万日元，摄像日数有所变化报酬也不变，可见该报酬不是与劳务提供的一定的时间相等价，而是与作品的完成相等价的，因此是承包性质的报酬。

二审认为，虽然是完成该部电影的摄像支付120万元，但这是以预定拍摄日数等为基准算定的数额，与其摄像助手等的报酬形式没有本质差异。另外该摄像师合计工作了33天，电影公司虽然以完成了一部的三分之二为理由支付了84万日元，但33天也恰好相当于当初预定拍摄日期50天的三分之二。所以也是考虑到了与劳动时间等价的因素的。因此与承包性质报酬相比，更具有工资的性质。

3、 对委托的工作的诺否的自由

一审承认，合同签订后，该摄像师按拍摄日程表工作，而且要理解把握导演的意图将影像具体化，因此对每项具体工作加以拒绝的自由是受到制限的。但同时又强调指出这种制限是由电影制作的特殊性决定的，而不能认为是由使用者的指挥命令所造成的。比如按照日程安排去拍摄寺院的庙会，地点和时间事实上都是确定好了的，没有选择和拒绝的自由。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摄像、录音、演出等独立部门必须合作进行，该摄像师作为工作人员之一也必须按预定日程表统一行动，以提高外景拍摄的效率。此外，把握导演意图将影像具体化是摄像师本来的职责和应该发挥的作用。所以该摄像师所受到的限制与指挥命令没有直接关系。

二审认为，一旦签订了合同，该摄像师就必须在电影公司指示下按照日程表工作。作为摄像师必须依导演的意图将摄像具体化，所以该摄像师对每项具体的工作的诺否的自由受到制限。至于一审提到的“电影制作的特殊性质”，应该认为使用者的指挥命令更多的是通过工作内容来实现的，该工作内容已经包含了工作的“一般性质”和“特殊性质”。而且一般来说，使用方对委托的个别工作的诺否自由加以制限是共通现象，并不是电影制作行业所特有的。

4、 时间的、场所的制限性

一审承认本案摄像师的工作是按照预定的日程表进行的团体活动。工作场所（包括外景拍摄地）都是被指定的，所以存在很强的制限性。但是一审仍然坚持认为这种制限性发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电影摄制的特殊性质”导致的必要的指挥命令所造成的，因而很难说是直接造成的制限。

二审同意一审关于“有很强的制限性”的认识。但否认一审强调的“电影拍制的特殊性质”是造成制限原因的结论。认为时间、场所的制限对电影拍制的使用者来说必不可少。

5、 劳务提供的代替性的有无

一审认为，本案摄像师向电影公司推荐了两名摄像助手和一名照明师，鉴于该摄像师的声誉，电影公司尊重了他的推荐意见（以前拒绝其他人的推荐的情况是存在的）。助手们在该摄像师指导下一同工作，但在业务上不能代替该摄像师。

二审认为，导演因为赏识该摄像师的技术才向电影公司推荐，促成了该摄像师与电影公司签约。其后该摄像师又推荐了摄像助手，所以他的工作有不可代替性，但这正是肯定指挥监督关系存在的一个要素。

6、 机械、器具的负担关系

一审认为，该摄像师使用的器材，除了一次在寺院里使用的是自己的摄像机以外，其它全部由电影公司提供，由此可见该摄像师符合作为“劳动者”的这一要素。

二审同意一审对此问题的事实认证和结论。

7、 专属性的程度

一审认为，在这20年之间，该摄像师在该电影公司只从事了5、6次摄像工作，在本案的电影摄像中，有同时从事其它工作的自由，虽然这在事实上存在困难，但该摄像师仍打算利用2、3天时间为老友勅便河原宏拍摄花展。另外从该摄像师的工作经历来看，为勅便河原宏拍摄的工作很多，最多的一年从中获得了600万日元的收入，所以该摄像师在 经济 上不必依靠本案电影公司，其专属性的程度很低。

二审认为，该摄像师在经济上不必依靠本案电影公司，这被一审认为是“专属性的程度很低”，但是，如果对照被承认的指挥监督关系，虽然专属程度低，但对判断该摄像师是否是“劳动者”并没有直接的过多的影响。

8、 劳动管理规则的适用

一审认为，本案摄像师与电影公司员工的工作时间、休息时间、报酬形式和报酬支付时间等不同，因此不适用于本案电影公司的劳动管理规则。

二审认为，虽然不适用于劳动管理规则，但由于本案事实上存在指挥监督关系，所以不适用于管理规则这一要素对是否是“劳动者”的判断没有大的影响。是电影公司的员工也好，不是电影公司的员工也好，在电影拍摄期间，剧组有关工作人员不适用于管理规则几成惯例。对于本案摄像师来说，不能把他不适用于该电影公司的管理规则一定看成是否定他为“劳动者”的要素。

9、 税金的负担关系

一审认为，本案摄像师的报酬被作为文娱者报酬进行预先扣税，所得税按经营所得进行申报，虽然仅以报酬的所得税申报形式来否定使用从属关系的存在是不恰当的，但是上述税金的负担关系的确与该摄像师的报酬形态相吻合。另外虽然该电影公司从1985年4月至1986年3月将该摄像师的收入包含在劳动者灾害保险费的 计算 基数内，这是对该摄影师是“劳动者”的肯定要素。但是这只不过是该电影公司的判断，不能将其作为该摄像师是否为劳动者的判断依据，因此不能以此直接判断该摄像师为“劳动者”。

二审认为，本案摄像师的报酬被作为文娱者报酬进行预先扣税，所得税按经营所得进行申报，但仅以报酬的所得税形式来否定使用从属关系的存在是不恰当的，而且作为经营所得进行申报与其他被承认为“劳动者”的摄影助手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不能以所得税的申告形式来否定该摄像师为“劳动者”。

另外，该电影公司的劳动者灾害保险费的计算基数包含了该摄像师的收入，这正如一审判决所说的那样，是对该摄像师为“劳动者”的肯定要素，至于一审判决认为这不能作为判断该摄像师“劳动者”的依据，但事实上不能否定它已经成为判断该摄像师之所以为“劳动者”的要素之一。

从以上9个方面综合分析和判断，一审、二审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一审判决认为，本案摄像师的业务，存在对每项工作的诺否的自由的制限，也存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很强的制限，但这只是反映了使用从属关系的表象，电影的拍摄制作，其报酬可以看成是承包工作的报酬，所得税申报也是按经营所得税的名目申报，电影公司也以文娱人的报酬为名事先扣除所得税款，另外本案摄像师对电影公司来说专属程度很低，也不适用于电影公司的劳动管理制度。

从以上要素综合分析的结果，该摄像师从事的电影摄像工作是在考虑到工作的风险性并自己计划承担其风险的以劳动成果为目的的承包劳动，而不是在使用从属关系下向使用者提供的劳动，所以不是《劳动基准法》第九条规定的“劳动者”，[3] 因此也就不能成为《劳动者灾害保险法》上的“劳动者”。

二审判决则认为，本案摄像师与本案电影公司的专属性低，不适用于电影公司的劳动管理规则，报酬的所得按照经营所得申报，电影公司以文娱人的名目预先扣除税款等等，这些影响使用从属关系存在的因素是不可否认的。但另一方面，电影拍制是在导演的指挥监督下进行，摄像师有服从导演指挥的义务。本案也是一样，被誉为具有高度技术和 艺术 表现力的本案摄像师也不例外。此外，报酬是按提供劳动的期间算定，对每个具体工作的诺否的自由存在制限，劳动时间、场所的约束性强，劳务提供的代替性不予存在，摄像器材基本上由电影公司提供，电影公司将该摄像师的报酬作为劳动者灾害保险费的计算基数，等等。对这些因素综合分析，该摄像师是在与使用者存在从属关系的条件下提供的劳务，相当于《劳动基准法》第九条规定的“劳动者”，也相当于《劳动者灾害保险法》上的“劳动者”。

四、思考与课题：

1、 本案意义

如今的日本电影产业被称为“夕阳产业”，各种娱乐形式的丰富和手段的更新，以及外国优秀影片的冲击，给日本电影界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为了降低成本，各电影公司尽可能地采用承包等灵活的方式雇佣员工。这也符合电影拍制的特殊性质。因为一部电影从策划立项到播出放映，要经过较长的周期，而拍制的不同阶段又只需要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劳动者。拿拍摄阶段来说，导演、摄像、美术、照明、演员等缺一不可，需要共同合作完成。而到了后期制作阶段，则又换了另一批人马，拍摄阶段的许多人可能等待很长的周期才有机会拍摄下一部电影，这样就造成了人员的闲置，一个方面使他们的专业能力难以保持和提高，甚至出现下降，另一方面增加了电影公司的费用支出。正因为如此，特别是对专业技术较强的岗位，电影公司越来越希望使用承包等灵活的用工形式，既可以保证电影拍制工作的高效率、高质量的完成，又实现了降低成本、节约费用支出的目的。

另一方面，电影拍制工作又是十分艰苦和存在一定危险性的工作。特别是当劳务提供者发生安全事故时，其是否享受劳动法保护的问题便提上日程。

本案历经16载，其审理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伴随非典型雇佣的迅速 发展 ，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对非典型劳动者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相信本案判决对影视行业的相关实务会带来一定影响。

2、 对使用从属关系的再认识

对本案的二审判决，笔者认为还是有值得商榷之处的。

劳务提供者是否是“劳动者”，其中最重要的判断要素就是与使用者是否存在指挥监督命令的从属关系。本案导演之所以推荐本案摄像师，是因为赏识该摄像师的才能，是期待该摄像师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力而不是为了服从自己的指挥命令而去机械地拍摄。这种强烈的艺术要素的确有别于其它行业的劳动。这种创造性的艺术劳动，不是对导演意图的机械表现和还原，而是基于这种意图的再创造和艺术升华。有人认为这是“先行的抽象判断”[4]，其实最先行的是导演的“意图”，“意图”本身就是抽象的，摄像师就是通过胶片把这种抽象艺术地记录为现实，而这一过程也同时是启迪、丰富、修正导演“意图”的过程。

导演当然有最终决定权，但该权利的行使不仅仅是对某一个具体环节，而且是对该部影片的整体性进行的，比如为形成一个统一的风格，适当的节奏，基调的旋律，等等。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对摄像师每个具体问题的指挥监督的使用从属性就变得相对薄弱了。

另外时间上、场所上的制限也是由该工作的特殊性质决定的，不存在选择上的余地。就好像一名自由职业的歌手，与使用方即使再没有使用从属关系，也必须根据合同约定按规定的时间、地点、曲目和演出顺序进行演出，这是基于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决定的，而不应该认为一定是由指挥监督关系决定的。

本案一、二审判决完全是按照1985年12月劳动基准法研究会提出的对“劳动者”判断的基准[5]进行逐条对照分析的，多少有一些机械的、演绎的推导出结论的感觉。在多样化、复杂化的雇佣形态下，比机械演绎更重要的是要对照和遵循法的宗旨来对具体问题进行综合的判断和对应。

注释:

[1] 其中1962年的《陷井》一片（导演：勅便河原宏）以其大胆新颖的艺术创造给日本电影界带来很大冲击。1964年拍摄的《沙女》（导演：勅便河原宏）获法国夏纳国际电影节金奖。

[2] 根据日本税收制度，根据不同职业者的预期收入先行将所得税扣除。年终时根据一年收入所得和家庭成员、经济状况等计算出应纳税总额，对预先扣除的税款实行多退少补。

[3] 《劳动基准法》第九条规定的劳动者是“不同职业的种类，在 企业 或事务所被使用并且被支付报酬者”。

篇5

 

      一审：东京地方裁判所2001年1月25日判决，载《劳动判例》第802号第12页（2001年6月15日）

      二审：东京高等裁判所2002年7月11日判决，载《劳动判例》第832号第13页（2002年11月1日）

 

      一、  本案精粹：

      签订承包合同的承包者，在承包期间因病死亡，能否以劳动者的身份适用于劳动法规，从而获得劳动者灾害补偿？本案告诉我们，无论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形式如何，都要依据事实上是否存在使用从属关系等要素来综合判断劳动者的性质。

      一般来说，电影的拍摄制作是在导演的指挥监督下进行的，摄像师有服从导演指示的义务，虽然该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摄像师要有相当的专业技术和对艺术的理解、表现方式，但不能以这种“自由”的艺术发挥来否定指挥监督关系的存在。本案也是一样，本案摄像师虽然与电影公司签订的是承包合同，但是摄像师的报酬以劳务提供的期限为基准 计算 支付，每项工作的诺否的自由受到制限，劳务提供的代替性不予存在、摄像器材基本上由电影公司提供，电影公司将摄像师的报酬作为计算劳动灾害保险费的基数，等等。从这些因素加以综合判断，摄像师是在与电影公司的使用从属关系下提供劳务的，因此属于劳动者概念的范畴，受劳动者灾害保险法的保护。本案历经16年，终以劳动者侧胜诉结案。

      随着文学、艺术、影视等特殊领域就业形态的多样化，如何及时准确地界定和判断劳动者的身份成为十分复杂的课题，因此本案判决对今后实务的影响值得关注。

 

      二、案件回放：

      本案电影摄像师（1926年8月出生，当时59岁），是日本著名的独立职业者，曾拍摄过多部电影电视片并多次获奖，[1] 1985年出任日本电影技术奖审查委员，1986年出任日本电视技术协会纪录片部门审查委员。

      本案电影公司欲拍摄一部反映日本东北部文化的影片，导演（兼编剧）与摄像师是故友，对其摄像技术极为赏识，且该摄像师也是出生于日本东北部，有那里的生活经历和文化熏陶，便极力向社长推荐由其出任该片摄像师，社长表示同意。社长在与该摄像师商谈时说，作为本公司的摄像师每天的报酬是2.3万日元，本片预计拍摄50天计115万日元，考虑到拍摄前后要来公司处理一些事情，故加算5万日元，合计120万日元。另外该电影公司员工每月25日支付工资，本案摄像师提出希望月末支付或者外景拍摄完毕后支付，社长表示同意。由于拍摄实际期间一般要比预定时间长，提前结束的情况几乎没有，双方遂商定即使拍摄时间有所变化，报酬也不改变。就此双方签订了从1985年10月至1986年5月间，该摄像师随剧组在日本东北部地区拍摄，预定分三个阶段共进行50天，电影公司在月末或外景拍摄后向该摄像师支付120万日元报酬的承包摄像合同。

      该摄像师在拍摄期间，曾在日本东北部严寒的寺院里连续9天长时间拍摄，有时彻夜拍摄，有时在雪中拍摄，工作环境十分艰苦。1986年2月19日早晨该摄像师在下榻的旅馆跌倒，被送往 医院 ，23日因脑血栓病亡。

      由于摄像工作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所以电影公司在已经向该摄像师支付了50万日元的基础上，在其死后的1986年3月25日向其遗属支付了34万日元，总计支付报酬84万日元。

      本案中，该摄像师还推荐了两名摄像助手和一名与摄像工作密切相关的照明技师。该摄像师在电影的整个拍摄过程中，只从事摄像工作。根据拍摄的日程安排，没有拍摄任务时，可以任意从事其它工作，而不必征得电影公司同意。但实际上，该摄像师并没有充裕的时间同时从事其它电影的拍摄等工作。后来其妻子说，有可能利用2、3天时间为老朋友勅便河原宏的花展摄影。

      该电影公司劳动人事管理制度完备，但工作时间、休息时间、休息日、工作守则、劳动纪律等等对本案摄像师都不适用，没有约束力。

      本案摄像师于过去的20年间，在该电影公司工作过5、6次，其报酬一直是按“经营所得税”来申报，电影公司虽然以文娱人的报酬名义进行所得税的事先预扣，[2] 但在1985年4月至1986年3月期间电影公司在向所辖劳动基准监督局支付该公司的劳动灾害保险费时，已经将该摄像师的报酬包含在内作为计算的基数。另外该摄像师加入了东京文化人国民健康保险。

      该摄像师死后两年，其子于1988年2月17日以其父的病故是由该摄像工作直接引起为由，向管辖区的劳动基准监督署长提出依据《劳动者灾害保险法》支付 经济 补偿的请求。1989年8月28日该基准监督署长作出了该摄像师不是《劳动基准法》第九条规定的劳动者，故不予支付经济补偿的决定。

      其子于1989年10月请求管辖区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审查官审查，1994年11月24日请求被驳回。

      其子又于1995年1月20日向劳动保险审查会提出再审查的请求，1998年6月17日又被驳回。

      其子遂向东京地方裁判所提起诉讼。2001年1月25日东京地方裁判所一审判决，其子败诉。其子不服一审判决结果，上诉东京高等裁判所，2004年7月11日二审判决推翻原判，其子胜诉。当事人均未提出三审上诉，本案历经16年艰辛曲折终以劳动者侧胜诉结案。

 

      三、判决要旨：

      本案一审和二审均从以下9个相同的方面（顺次不同）对该摄像师是否为劳动者进行了综合分析判断。为便于比较，笔者在每个相同判断基准中将一、二审的判决意见同时列出。

      1、  工作上的指挥监督关系

      一审判决认为，虽然导演有最终的决定权，但导演与摄像师的职能是业务分工的问题，而不是指挥命令关系。具体来说：

      ①导演对该摄像师的工作只是给予原则上的把握，而不是事无巨细。

      ②从追求艺术性的角度来看，导演和该摄像师所处的地位是同等的。

      ③导演对该摄像师提出的建议予以采纳。

      二审判决认为，作为电影拍摄来说，摄像师在拍摄过程中，理解和把握导演意图，基于自己的技术和艺术感悟将摄像具体化，但导演对电影的拍制负有最终的责任。本案也是一样，关于摄制方法等方面的问题都是在导演的指示下进行，对该摄像师拍摄胶片中的镜头的选取和编辑也都由导演最终确定。无论该摄像师技术有多高，工作的独立性有多强，都不能脱离导演的指导监督而无限制的自由发挥，该摄像师基于导演的意图进行拍摄，发挥艺术才能，虽然不是显在的具体的直接的指挥命令，但不能以此否定指挥命令的性质。本案电影拍摄的最终决定权由导演掌握，与该摄像师之间存在指挥监督关系。

      2、  报酬的性质和数量

      一审认为，本件报酬是完成该部电影的摄像任务支付120万日元，摄像日数有所变化报酬也不变，可见该报酬不是与劳务提供的一定的时间相等价，而是与作品的完成相等价的，因此是承包性质的报酬。

      二审认为，虽然是完成该部电影的摄像支付120万元，但这是以预定拍摄日数等为基准算定的数额，与其摄像助手等的报酬形式没有本质差异。另外该摄像师合计工作了33天，电影公司虽然以完成了一部的三分之二为理由支付了84万日元，但33天也恰好相当于当初预定拍摄日期50天的三分之二。所以也是考虑到了与劳动时间等价的因素的。因此与承包性质报酬相比，更具有工资的性质。

      3、  对委托的工作的诺否的自由

      一审承认，合同签订后，该摄像师按拍摄日程表工作，而且要理解把握导演的意图将影像具体化，因此对每项具体工作加以拒绝的自由是受到制限的。但同时又强调指出这种制限是由电影制作的特殊性决定的，而不能认为是由使用者的指挥命令所造成的。比如按照日程安排去拍摄寺院的庙会，地点和时间事实上都是确定好了的，没有选择和拒绝的自由。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摄像、录音、演出等独立部门必须合作进行，该摄像师作为工作人员之一也必须按预定日程表统一行动，以提高外景拍摄的效率。此外，把握导演意图将影像具体化是摄像师本来的职责和应该发挥的作用。所以该摄像师所受到的限制与指挥命令没有直接关系。

      二审认为，一旦签订了合同，该摄像师就必须在电影公司指示下按照日程表工作。作为摄像师必须依导演的意图将摄像具体化，所以该摄像师对每项具体的工作的诺否的自由受到制限。至于一审提到的“电影制作的特殊性质”，应该认为使用者的指挥命令更多的是通过工作内容来实现的，该工作内容已经包含了工作的“一般性质”和“特殊性质”。而且一般来说，使用方对委托的个别工作的诺否自由加以制限是共通现象，并不是电影制作行业所特有的。

      4、  时间的、场所的制限性

      一审承认本案摄像师的工作是按照预定的日程表进行的团体活动。工作场所（包括外景拍摄地）都是被指定的，所以存在很强的制限性。但是一审仍然坚持认为这种制限性发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电影摄制的特殊性质”导致的必要的指挥命令所造成的，因而很难说是直接造成的制限。

      二审同意一审关于“有很强的制限性”的认识。但否认一审强调的“电影拍制的特殊性质”是造成制限原因的结论。认为时间、场所的制限对电影拍制的使用者来说必不可少。

      5、  劳务提供的代替性的有无

      一审认为，本案摄像师向电影公司推荐了两名摄像助手和一名照明师，鉴于该摄像师的声誉，电影公司尊重了他的推荐意见（以前拒绝其他人的推荐的情况是存在的）。助手们在该摄像师指导下一同工作，但在业务上不能代替该摄像师。

      二审认为，导演因为赏识该摄像师的技术才向电影公司推荐，促成了该摄像师与电影公司签约。其后该摄像师又推荐了摄像助手，所以他的工作有不可代替性，但这正是肯定指挥监督关系存在的一个要素。

      6、  机械、器具的负担关系

      一审认为，该摄像师使用的器材，除了一次在寺院里使用的是自己的摄像机以外，其它全部由电影公司提供，由此可见该摄像师符合作为“劳动者”的这一要素。

      二审同意一审对此问题的事实认证和结论。

      7、  专属性的程度

      一审认为，在这20年之间，该摄像师在该电影公司只从事了5、6次摄像工作，在本案的电影摄像中，有同时从事其它工作的自由，虽然这在事实上存在困难，但该摄像师仍打算利用2、3天时间为老友勅便河原宏拍摄花展。另外从该摄像师的工作经历来看，为勅便河原宏拍摄的工作很多，最多的一年从中获得了600万日元的收入，所以该摄像师在 经济 上不必依靠本案电影公司，其专属性的程度很低。

      二审认为，该摄像师在经济上不必依靠本案电影公司，这被一审认为是“专属性的程度很低”，但是，如果对照被承认的指挥监督关系，虽然专属程度低，但对判断该摄像师是否是“劳动者”并没有直接的过多的影响。

      8、  劳动管理规则的适用

      一审认为，本案摄像师与电影公司员工的工作时间、休息时间、报酬形式和报酬支付时间等不同，因此不适用于本案电影公司的劳动管理规则。

      二审认为，虽然不适用于劳动管理规则，但由于本案事实上存在指挥监督关系，所以不适用于管理规则这一要素对是否是“劳动者”的判断没有大的影响。是电影公司的员工也好，不是电影公司的员工也好，在电影拍摄期间，剧组有关工作人员不适用于管理规则几成惯例。对于本案摄像师来说，不能把他不适用于该电影公司的管理规则一定看成是否定他为“劳动者”的要素。

      9、  税金的负担关系

      一审认为，本案摄像师的报酬被作为文娱者报酬进行预先扣税，所得税按经营所得进行申报，虽然仅以报酬的所得税申报形式来否定使用从属关系的存在是不恰当的，但是上述税金的负担关系的确与该摄像师的报酬形态相吻合。另外虽然该电影公司从1985年4月至1986年3月将该摄像师的收入包含在劳动者灾害保险费的 计算 基数内，这是对该摄影师是“劳动者”的肯定要素。但是这只不过是该电影公司的判断，不能将其作为该摄像师是否为劳动者的判断依据，因此不能以此直接判断该摄像师为“劳动者”。

      二审认为，本案摄像师的报酬被作为文娱者报酬进行预先扣税，所得税按经营所得进行申报，但仅以报酬的所得税形式来否定使用从属关系的存在是不恰当的，而且作为经营所得进行申报与其他被承认为“劳动者”的摄影助手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不能以所得税的申告形式来否定该摄像师为“劳动者”。

      另外，该电影公司的劳动者灾害保险费的计算基数包含了该摄像师的收入，这正如一审判决所说的那样，是对该摄像师为“劳动者”的肯定要素，至于一审判决认为这不能作为判断该摄像师“劳动者”的依据，但事实上不能否定它已经成为判断该摄像师之所以为“劳动者”的要素之一。

      从以上9个方面综合分析和判断，一审、二审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一审判决认为，本案摄像师的业务，存在对每项工作的诺否的自由的制限，也存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很强的制限，但这只是反映了使用从属关系的表象，电影的拍摄制作，其报酬可以看成是承包工作的报酬，所得税申报也是按经营所得税的名目申报，电影公司也以文娱人的报酬为名事先扣除所得税款，另外本案摄像师对电影公司来说专属程度很低，也不适用于电影公司的劳动管理制度。

      从以上要素综合分析的结果，该摄像师从事的电影摄像工作是在考虑到工作的风险性并自己计划承担其风险的以劳动成果为目的的承包劳动，而不是在使用从属关系下向使用者提供的劳动，所以不是《劳动基准法》第九条规定的“劳动者”，[3] 因此也就不能成为《劳动者灾害保险法》上的“劳动者”。

      二审判决则认为，本案摄像师与本案电影公司的专属性低，不适用于电影公司的劳动管理规则，报酬的所得按照经营所得申报，电影公司以文娱人的名目预先扣除税款等等，这些影响使用从属关系存在的因素是不可否认的。但另一方面，电影拍制是在导演的指挥监督下进行，摄像师有服从导演指挥的义务。本案也是一样，被誉为具有高度技术和 艺术 表现力的本案摄像师也不例外。此外，报酬是按提供劳动的期间算定，对每个具体工作的诺否的自由存在制限，劳动时间、场所的约束性强，劳务提供的代替性不予存在，摄像器材基本上由电影公司提供，电影公司将该摄像师的报酬作为劳动者灾害保险费的计算基数，等等。对这些因素综合分析，该摄像师是在与使用者存在从属关系的条件下提供的劳务，相当于《劳动基准法》第九条规定的“劳动者”，也相当于《劳动者灾害保险法》上的“劳动者”。

 

      四、思考与课题：

      1、  本案意义

      如今的日本电影产业被称为“夕阳产业”，各种娱乐形式的丰富和手段的更新，以及外国优秀影片的冲击，给日本电影界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为了降低成本，各电影公司尽可能地采用承包等灵活的方式雇佣员工。这也符合电影拍制的特殊性质。因为一部电影从策划立项到播出放映，要经过较长的周期，而拍制的不同阶段又只需要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劳动者。拿拍摄阶段来说，导演、摄像、美术、照明、演员等缺一不可，需要共同合作完成。而到了后期制作阶段，则又换了另一批人马，拍摄阶段的许多人可能等待很长的周期才有机会拍摄下一部电影，这样就造成了人员的闲置，一个方面使他们的专业能力难以保持和提高，甚至出现下降，另一方面增加了电影公司的费用支出。正因为如此，特别是对专业技术较强的岗位，电影公司越来越希望使用承包等灵活的用工形式，既可以保证电影拍制工作的高效率、高质量的完成，又实现了降低成本、节约费用支出的目的。

      另一方面，电影拍制工作又是十分艰苦和存在一定危险性的工作。特别是当劳务提供者发生安全事故时，其是否享受劳动法保护的问题便提上日程。

      本案历经16载，其审理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伴随非典型雇佣的迅速 发展 ，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对非典型劳动者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相信本案判决对影视行业的相关实务会带来一定影响。

      2、  对使用从属关系的再认识

      对本案的二审判决，笔者认为还是有值得商榷之处的。

      劳务提供者是否是“劳动者”，其中最重要的判断要素就是与使用者是否存在指挥监督命令的从属关系。本案导演之所以推荐本案摄像师，是因为赏识该摄像师的才能，是期待该摄像师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力而不是为了服从自己的指挥命令而去机械地拍摄。这种强烈的艺术要素的确有别于其它行业的劳动。这种创造性的艺术劳动，不是对导演意图的机械表现和还原，而是基于这种意图的再创造和艺术升华。有人认为这是“先行的抽象判断”[4]，其实最先行的是导演的“意图”，“意图”本身就是抽象的，摄像师就是通过胶片把这种抽象艺术地记录为现实，而这一过程也同时是启迪、丰富、修正导演“意图”的过程。

      导演当然有最终决定权，但该权利的行使不仅仅是对某一个具体环节，而且是对该部影片的整体性进行的，比如为形成一个统一的风格，适当的节奏，基调的旋律，等等。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对摄像师每个具体问题的指挥监督的使用从属性就变得相对薄弱了。

      另外时间上、场所上的制限也是由该工作的特殊性质决定的，不存在选择上的余地。就好像一名自由职业的歌手，与使用方即使再没有使用从属关系，也必须根据合同约定按规定的时间、地点、曲目和演出顺序进行演出，这是基于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决定的，而不应该认为一定是由指挥监督关系决定的。

      本案一、二审判决完全是按照1985年12月劳动基准法研究会提出的对“劳动者”判断的基准[5]进行逐条对照分析的，多少有一些机械的、演绎的推导出结论的感觉。在多样化、复杂化的雇佣形态下，比机械演绎更重要的是要对照和遵循法的宗旨来对具体问题进行综合的判断和对应。       

 

 

 

注释:

  [1] 其中1962年的《陷井》一片（导演：勅便河原宏）以其大胆新颖的艺术创造给日本电影界带来很大冲击。1964年拍摄的《沙女》（导演：勅便河原宏）获法国夏纳国际电影节金奖。

  [2] 根据日本税收制度，根据不同职业者的预期收入先行将所得税扣除。年终时根据一年收入所得和家庭成员、经济状况等计算出应纳税总额，对预先扣除的税款实行多退少补。

  [3] 《劳动基准法》第九条规定的劳动者是“不同职业的种类，在 企业 或事务所被使用并且被支付报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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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文教学 日记 作用

对于大部分小学生来说，尤其是教育条件较差的农村小学生，他们很少进行写日记的专门训练，甚至有小部分学生都觉得“日记”是一个新生事物。针对此种现状，我认为教师应把握时机因地制宜的把日记教学纳入正常的课堂教学中，因为写日记在语文教学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有利于激发与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日记写作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日之功，贵在持之以恒。学生由不写到写，由间隔地写到连续地写，天天写，不叫一日闲过，方能习惯成自然，兴趣也随即产生，一天不写心里就好像缺少了什么。这样，日记书写由开始的老师强制学生写，变成了学生顺其自然地主动写。每天的生活琐事、见闻感受、对某一事件的态度看法等就见诸学生笔端，日记成了学生抒发思想感情，剖析自我的朋友。它珍藏了学生心中的秘密、成长的经历和生活的体验。如此坚持下去，写日记的习惯就会养成，学生就不再为作文而头疼，冥思苦想，而是下笔有文，急于表达。事实证明，日记习惯的养成有利于学生写作兴趣的激发与培养。

二、有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

日记具有不可低估的育人功能。学生在写作过程中，自己的心灵、感情，经过过滤、沉淀，得以净化、升华。一则日记，实际上是学生的一次情绪的发泄，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净化，一次人格的自我完善。学生在日记中更能够表现一个真实的自我，袒露心扉，认识自我，评价自我，反省自我，更好地指导自己的做人、生活与学习，精神满足的同时带来的是人格的更加完善。譬如，我们在农忙假中要求学生写的劳动日记，很多学生能够从劳动中、从亲眼所见中体会到父母劳动的艰辛，从而体谅父母，关心父母，并决心发奋读书，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因此，从育人这方面出发，我们应重视学生的日记书写指导，让其发挥学校教育所不能达到的作用，不断净化学生心灵，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

三、有利于培养学生观察分析的能力

学生开始写日记，容易产生这样的感觉：生活平淡无奇，没什么可写的。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没有养成观察分析的习惯，缺少观察分析的能力。生活中不可能每天都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几乎都平淡无奇，这决定了日记几乎都记日常琐碎的小事。但缺乏观察分析的能力，即使遇到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可能表达好，描述到位。问题主要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怎样挖掘分析。如果要求学生写日记，就会促使他们去认真观察分析生活现象，从而提高观察分析的能力。观察分析的能力提高了，就会发现并写好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学生作文乃至所有文章，无非是写自己对生活的某种体验与认识，无非是写自己对生活的某种见识与见解；见识见解从何而来？主要靠贴近生活，观察生活，认识生活。

四、有利于学生积累丰富的写作素材

日记内容多种多样，可有工作日记、学习日记、思想日记、劳动日记、读书日记等等。其表达方式也灵活多变，不拘一格，或记叙、或描写、或议论、或抒情、或说明，根据内容的需要选取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要求学生多观察社会，多观察自然，生活中处处留心，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将这些见闻感受随时记录下来，同时也要求学生将自己生活学习中的快乐与烦恼、得与失、成功与失败以及读书后的收获与感受随时记录下来。这样一来，不但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认识水平和判断理解能力，丰富了学生的日记内容，而且为写作文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写作时，学生可从日记中随意采撷，加以裁剪，成为自己的作文题材，写作就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储备了丰富的材料库，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头活水”。

五、有利于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很多东西，看似简单，但要把它说清楚写通顺是不容易的。这既有认识不清楚、思维不清晰的原因，也有语言表达能力差的原因。如果要求学生写日记，就会使他们认识得到深化、思维得到锻炼、语言得到锤炼，从而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而如果缺少写的“检验”，这些能力就不会得到提高。

六、有利于提高课外学习质量

学生学习，尤其是语文学习，仅靠课内的几节语文课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课外学习，向社会学习。所谓“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事实上，随着传播媒介日益广泛，随着影视书报及网络信息进入千家万户，学生会自觉地进行课外学习，只不过学习质量高低有别罢了。日记形式灵活，内容广泛，可写生活中的人和事，可写影视观后感、书报读后感等。如果要求学生写日记，就会促使他们在日记中自觉地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记录下来，从而提高分析思考及欣赏吸收的能力。这就会使学生视野得到开阔，知识得到丰富，情操得到陶冶，从而提高课外学习的质量，而课外学习质量的提高又会促使课内学习质量的提高，形成良性循环。

七、有利于改进教育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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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小学生劳动习惯养成现状令人堪忧。某论坛帖子贴出的一份明细单，温州某班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自己劳动，自己花150元请钟点工打扫卫生、擦桌子；《新华新闻》2013年3月22日“新华亲子”有文形容：“越来越多的‘公子哥’和‘娇小姐’把劳动看成了一种功劳，即使干他自己的事也理直气壮地跟我要酬劳，而不认为那是自己分内的事。”

可见，学生劳动意识亟待培养，劳动态度需要积极矫正，劳动效率需要不断加强，劳动习惯亟待养成。笔者结合现状与劳动实践，提出以下四个策略：

一、编程序

学生在劳动中通常有这些情况：直接不劳动就回家当逃兵的，站在一边不劳动像哨兵的，有只管“女士优先”的“小绅士”，有只管动口不动手的“君子”等。根据“分粥原则”，我为班级劳动制作了表格，立下规章制度，将劳动管理任务化、程序化、制度化、激励化，这样学生很难成为漏网之鱼，加上监督计时员的督促、登记、管理，教师的及时评价，反馈奖励，大大激发了孩子们劳动的积极性。

二、树榜样

教师应该是热爱劳动的好榜样。每次劳动，教师不仅要做好组织者，更要做好参与者。教师自己带头打扫卫生，同时也对打扫不得法的学生进行指导，带领学生积极参与到劳动中去，这样学生才能更好地按照程序行动，而不认为自己是在做苦力，教师则可以指手画脚，坐享其成。平常劳动中，对于天花板上的蜘蛛网，窗体外侧的玻璃等我都自己搬来大凳子，然后请学生给我扶稳凳子，递给抹布等亲自动手。如此，教师自身首先养成讲卫生、爱劳动的好习惯，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就能让那些不想参加劳动的学生觉得原来劳动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同时分享到劳动的喜悦。

当然，教师对学生中劳动积极的个例也要及时表彰，树立典型。不断肯定、宣传他们的事迹，从而形成良好的劳动氛围，带动全体。

三、下乡村

学校依赖德育活动平台，创设各种劳动实践基地，精心组织，带领学生走农村，下农田，挖土豆，做家务，煮泡面，缝针线，套棉被……开展力所能及的劳动实践，为学生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学会审美打基础，为学生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打基础。以下是学生劳动日记的摘录：

“下午的劳动课，我们到蔬菜基地自己动手挖土豆，在城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我们哪会干这种活？在老师、乡村小同学的指导下，我们很快也挖出了一些土豆，劳动带来收获让我们乐翻了天！”

“一位高年级的姐姐带我们去厨房蒸饭，蒸饭还真有学问，水放多了饭会很稀不好吃，水少了饭会很硬难以下咽。还好有这位姐姐的帮忙，我装上一杯的米放进饭盒，淘米两次后把水装到高于1厘米的位置。这样反复蒸了几次，蒸出来的饭就正合我自己的口味了。”

四、强意识

增强学生们的劳动意识，需要树立正确对待劳动的观念。在日常的教育过程中，这样的例子很多，班主任对调皮的孩子做出的处罚常常是罚扫地几天；对上课不认真的学生说：“某某，上课再不专心听讲，放学留下来扫地！”罚扫地，其实是在给孩子们灌输一种意识――打扫卫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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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教育;家庭实验室;家校合作

中图分类号：G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4）12-0041-04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单凭有限的小学科学课堂教学，难以激发小学生学习科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009年10月，盐城市第一小学酝酿并确立了家庭实验室项目，即通过家校合作互动，引导学生以家庭为主要空间，自主进行与科学学科相关的实验，从而提高其科学素养的教育活动体系。学校把家庭实验室活动与科学学科教学相结合，将科学教育引向多元化、素质化，为学校课程改革提供了一个扎实而充满魅力的载体。

一、家庭实验室项目的开发缘起

家庭实验室项目萌芽于我校的“少儿科学院”。成立于2001年的这一学生社团经常开展各种融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科技活动，在科学教育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种活动机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部分“尖子生”是主要活动对象，学生参与的面还不够广;二是突出了围绕竞赛项目开展活动，往往以获奖作为活动的动力，学生参与科学教育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

我们知道，近几十年来，重视学生主动性、创造性的杜威“实用主义”教学模式对教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主张“做中学”的理论受到了普遍重视。新一轮课程改革以来，科学课堂在以“探究”为核心的新理念引领下，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我们总觉得科学教育受到课堂教学的局限性和校园时空局限性的制约较多，难以让每个孩子得到充分的施展。故而我们探索在每个家庭为孩子建立一片小小的实验空间，希望给每一个孩子提供更多参与科学探究的机会，同时学校可以作一些积极的引导，组织一系列家庭实验竞赛，联合学校、家庭的力量，利用各自的优势，为每个孩子创造更为广阔、开放的动手实验平台，从而让学校科学教育得到有效延伸，使科学教育的实效性大幅提升。

为了让这一项目有序、有效，从一开始起，我们就拟定了明确的实施方略：探索小学生家庭实验室组建指导策略，形成一批家庭实验室示范点;探索网络环境下家庭实验室活动策略，建成一个富有活力的专题网站;探索家庭实验活动有效性策略，形成学生家庭实验室指南;探索家庭实验室活动的家校联动策略，打造家校活动品牌;探索家庭实验室持久性策略，形成开放的家庭实验室活动、评价机制。在实践中我们还对专题网站栏目和功能不断进行完善，与江苏省凤凰教育小学科学网站建立了网络互链，达成了资源共享。家庭实验室项目为学生提供了展示智慧的舞台，搭建了操作实践的平台，同学们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在失败中历练品质，在成功时增强自信，享受成功的喜悦，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全面素质。

二、家庭实验室项目的实施要素

我们以“人人亲历科学过程”为核心理念，提出“不怕失败，分享成功”的口号，聚焦学生科学素质的核心要素――科学态度、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通过一系列操作设计，尤其是教育要素的引入来实现核心理念，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化的、破解科学过程缺失的科学教育解决方案。

1.驱动要素――真实的科学任务。学生在家庭实验室中探究的科学实验项目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科学课堂的延伸，二是生活现象，三是课外书和其他途径。这些内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真实开放的、生动鲜活的、复杂奇妙的探究任务，因而与课堂教学中简化的、虚拟的书面科学问题或任务不同，与一般的科学实践活动不同，学生是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科学，具有发自内心的好奇心和驱动力。

2.保障要素――家校的有效结合。我们通过三个“一”形成的家校之间的联动机制，来保证学生家庭实验目的的实现，即一种协作、一项载体、一个网站。一种协作，是指学生升入三年级接受科学教育的开始，学校召开家庭实验室家长动员会，向家长介绍家庭实验室的宗旨和意义，取得家长对家庭实验室的理解与支持。同时，辅之以校信通、告家长书等形式向家长告知、说明、动员，较好地实现了家校沟通。一项载体，是指“科普活动周”。每年春学期的第四周，是我校的“科普活动周”，也是我们家庭实验室项目的嘉年华，我们通过亲子项目、主题活动、宣传展示等形式，在学校开展科学教育的宣传和普及活动，成为家庭实验室项目的有效载体。一个网站，是指我校的家庭实验室专题网站。家校沟通不可能实现经常性面对面的交流，于是我们开辟家校结合的绿色通道，搭建家庭实验室项目专题网站，突破时空限制。网站设立了“最新动态”“操作指南”“实验天地”“百舸争流”“特色活动”“博览天下”“资源下载”“留言小屋”等栏目。专题网站自2010年1月正式以来，共收到学生实验图文结合的稿件9200余篇，评论2万多条，网站点击率已超40万，网站文字信息达100万字，图片4万余张。

3.激励要素――多元展示与量性评价。我们在家庭实验进展的不同阶段，设计不同的展示载体，持续激发学生的实验热情，如课堂交流会、班级展示墙、科学之星展示牌、主题活动等，引导实验研究展开、深化并指导跟进，促进学生有形研究成果的形成。同时，专题网站还开通了学生实验投稿和评论、自动积分统计等功能，学生把自己家庭实验的照片、文字说明通过网络投稿平台发送到网站后台，管理员审核后，优秀的实验内容将会及时在网站上，学生还可以对同学的实验进行评论，稿件可以获得积分，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科学之星”评选资格，学生进入“统计”栏目可以知道自己的积分情况，非常有效地激发和调动了全体学生开展家庭实验的积极性。几年来，学校共评选出100个百佳家庭实验室和195个星级家庭实验室，科学明星28人，科学之星179人，科苑新星265人，十佳评论员10人，精彩实验稿件586篇，并制作了家庭实验科学之星实验展牌300多块进行展览。每学期，学校还对各班级墙壁家庭实验室布置进行评比，以促进活动的有序进行。

三、家庭实验室项目的指导策略

1.强化互动性。互动性是家庭实验室项目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我们有计划、有指导地为学生创设平台，注重学校与家庭的融合，强化教师、学生、家长三者之间的互动。一是示范引领。每学年，我们根据家庭实验室的建设情况进行星级评比，并跟踪学生开展家庭实验和网站投稿情况进行科学之星的评比，加强示范性家庭实验室的建设。二是竞赛助推。每个月，学校会开展以年级部为单位的亲子主题实验比赛，一学年下来，全校所有班级及很多家长会参与其中，诸如“吹出梦想”泡泡乐、“撑起梦想”支架承重、“推动梦想”气球动力、“放飞梦想”让鸡蛋飞、“架起梦想”工程结构、一张A4纸的承受力、创意树叶贴画、“紫甘蓝变色实验”、“变废为宝”创意作品展等都已经成为学校的精品活动。三是教师指导。班主任老师会联合科学老师提前两周在班级进行科学指导、组织比赛，最终评选出两个家庭代表队参加年级的竞赛。师生互动、亲子互动、家校互动，推进了家庭实验室项目的深入开展，激发广大学生乐于动手，敢于实践的实验热情，吸引更多学生家长关注、支持家庭实验室项目，营造浓烈的活动氛围，也有效促进家庭在长期参与家庭实验室项目后科学素养的提升。

2.体现趣味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家庭实验室项目的实施，同样需要关注、激发学生的兴趣。我们在学校开辟了生物角、种植园、开心农场等趣味盎然的科学实验基地，让孩子们探究科学的奥秘，体验合作的快乐，提高观察力、想象力、独立动手能力等综合能力。我们在学校操场围墙边开辟现实版的“开心农场”。学校将农场土地分配给全校各中队，每中队7平方米左右，每班同学经讨论后为园地命名，讨论种植植物的品种，并将所需的种子、秧苗数量记下，交到班级的副场长。学校将各农场所需的物品统计、整理后，统一购买、发放。在规定的劳动时间中，每个中队队员协作劳动，每日派组员利用课余时间管理菜地，通过照片、影像、日志等方式记录农作物生长的过程，写下劳动日记。一块块方寸农场，在同学们的悉心种植、精心浇灌下俨然成了蔬菜的“大观园”。开心农场得到了家长的积极支持，很多家长表示自己的孩子自从参加了种菜活动后，懂得了许多植物的生长规律，还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养成了写观察日记的好习惯。

3.凸显文化性。地域文化是家庭实验室项目持续推进的不竭源泉。盐城因盐置县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盐阜先民用茫茫滩涂上的茅草燃起的熊熊烈火，把取之不尽的海水煮炼成为海盐，并在漫长的与自然和命运的抗争中，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孕育出了独特的海盐文化。我们充分挖掘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并与家庭实验室项目有效整合。我们先后举行以“寻访盐场的昨天――海盐文化之寻根”和“走进盐场的今天――人间真盐闪银光”为主题的科学考察活动。组织师生寻访盐城海盐博物馆，开展“盐从哪儿来”“盐是如何溶解的”“盐怎样结晶”“鸡蛋怎么浮起来了”“哪个杯子里的水先结冰”“哪根铁棒先生锈”“杯上的霜是从哪里来的”等科学实验，培养学生科学实践能力。我们研发了校本课程“四色文化”丛书之《银滩情韵》，并建成与之相辅相成的“四色文化馆”，让学生在滋养海盐文化的同时享受科学实验的乐趣。

四、家庭实验室项目的长效机制

家庭实验室项目立足学生发展实际，着眼学生发展未来。我们在建立科学的长效机制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探索，推动家庭实验室教育模式不断走向成熟。

1.规范化引导机制。家庭实验室所倡导的课余开放性科学实验探究，是一项创新尝试，其创新性不仅体现在倡导人人参与科学实验，更体现在它立足于正规学校生活之外的学生课外生活。在家庭实验室项目启动伊始，我们就制订了《家庭实验室创建标准》《家庭实验室活动操作指南》等规章制度，根据家庭实验室器材的数量、实验的质量等方面，开展了百佳家庭实验室评比活动，对学生创建家庭实验室、进行家庭实验予以指导，通过这些规范化的制度引领，为家庭实验室与家庭实验探究设定可参照的标准。

2.平台式推进机制。为更好地体现和开发家庭实验室的教育内涵，提升其教育价值，我们设计并搭建了家庭实验展评的系列平台，既有校园科普周、专题报告会、实验成果墙的集中展示，又有校刊、校园网、橱窗等宣传阵地的侧重推介，还有特长生、科学之星、少科院小院士的评比机制，有效地引导学生不断瞄准更高的科学探究目标、追求更优的科学探究成果。学校还聘请科技教育专家、高校教授担任特聘顾问，为家庭实验室项目的推进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同时，我们还召开科技教育工作研讨会，通过问卷调查、座谈等形式听取家长建议，为活动深入开展提供了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