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心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文化心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人类创造了语言，也带来骂人的陋习。《汉语大词典》收录咒骂语397条，各地又有方言骂语。［1］“他妈的”能从众多咒骂语中“脱颖而出”，被冠上国字号，可见它的普及程度。鲁迅这样说道：“这话的分布，大概就是跟着中国人的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2］“国骂”的由来很难考证。鲁迅通过对《广弘明集》中北魏邢子材的话推见到其使用痕迹：“要攻击高大民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国骂如何咒骂一个人的血统？国骂是改良后的版本，由三字组成，简单隐晦。鲁迅接着分析说：“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2］从咒骂产生过程看，被骂者行为引发骂者不满。直接骂当事人最有攻击力，国骂却要绕远：需要第三方介入，需要推理才能产生效果。骂者不直接说对方来路不明，只告知自己与他母亲发生性关系，让对方推测、怀疑自己的血统。国人为什么要选择这种隐晦的咒骂方式？骂娘到底有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对国骂，人们深恶痛绝。然而，国骂生命力顽强，甚至与时俱进，有了新写法：TMD。这是“他妈的”三个字的拼音缩写，但更隐晦、简明，更易传播。拒绝国骂，必先弄清它为何能大行其道？根植于怎样的土壤？与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状态相联系？

一、“国骂”的社会文化心理

咒骂是受到不当行为攻击后发泄愤怒进行报复的言语行为。国骂以对方母亲为对象，期望通过对其母亲施暴来攻击对方的血统。国骂的对象选择、选择依据及使用者对效果的预期都反映出社会状况、民族文化以及骂者的心理。

（一）咒骂对象的选择

国骂以对方母亲为攻击对象，反映出社会上的性别歧视，体现出长幼有序的行为准则。

1．性别歧视

国骂使用频率高，产生性强，由它派生的骂语中，绝大多数是女性：奶奶、姥姥、姐姐等。国骂描绘的是男人如何占有和侮辱女性，反映出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在传统社会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属。由于实行父系继承制和从夫居的婚姻制，男尊女卑的观念源远流长。《周易•系辞上》和《列子•天瑞》明确表示男尊女卑；《女诫》宣扬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和三从四德的伦理。这些观念深入社会各阶层，表现在生活的各方面。在汉字中，以“女”字为偏旁的贬义字有很多，如“婪”、“嫉”、“妒”、“妖”等。男性做错事，可以找替罪羊，“红颜祸水”就成为男人把责任推给女人的惯用借口。在当今社会，在重大会议参与者名单中，女性名字后一定标出“女”，男性则不加标记。一些职务、称号也有排斥女性的倾向。国骂也如此：实施不当行为的是女性的亲属，骂者却将过错嫁祸于女性。骂者的逻辑是：女性天生卑贱，更何况有行为不当的男性亲属。为维护男性的面子，可以由女性特别是母亲来替罪。

2．长幼有序的行为准则

中国人讲究辈分，注重长幼次序。由骂娘衍生的骂语有一共同点：被骂者多是不当行为者的长辈或年长者：八辈祖宗、妈妈、奶奶、姥姥、姐姐、爸爸、大爷等，反映出国人即便咒骂也要遵循长幼有序的准则。国骂描述的是“我与你母亲发生性关系”，暗含“我是你父辈”的意思。其他衍生骂法也暗含这一意思。既如此，你就要尊重我。骂了人，又做了对方长辈，占尽便宜。长幼有序还意味着行为有双重标准：长辈骂晚辈可以；晚辈骂长辈是大逆不道。国骂使用者在口角战中占领制高点，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让对方即使回骂都显得底气不足。

（二）咒骂对象选择的依据

以对方母亲为谩骂对象，有歧视女性之嫌，有着当别人长辈的妄想，但国骂能从众多骂语中“脱颖而出”，一定有其道理。

1．子女的人格缺乏独立性

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在西方，人格围绕个体精神全面展开，拥有个人意识与自由。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儒家看来，正确的行为在本质上是指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人际关系在人格的形成中至关重要。人格围绕宗法式社会关系展开，每一具体的人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夫妻等二元关系中。在家庭中，人格围绕亲子关系展开。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母亲承担照顾和教育孩子的责任。又由于“严父慈母”型家庭居多，父亲与子女心理距离较远，人格展开便更多在母子关系中呈现。研究表明，国人自我中包含母亲成分，有母亲对他的感觉与期望。［3］自我参照记忆和母亲参照记忆激活共同的脑区。［4］国骂初看指向对方母亲，其实也指向对方。被骂者对骂娘大动肝火，既是为维护母亲的尊严，也是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人格形成与文化有关。与个人主义文化比，集体主义文化更注重群体，成员倾向互相依赖。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鼓励个体把自我看作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5］“父为子纲”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父母。“望子成龙”是父母以自己的标准塑造子女。子女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父母意愿行事。中国调查网对658人调查发现，82．2％的人同意“上半辈子为父母活，下半辈子为子女活”的说法。天津市对373名小学生调查发现，66．4％的孩子为父母学习。因此，子女的自我成长与自力被忽视，人格缺乏足够的个人意识与自由。正如法律不追究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而追究其监护人的责任一样，骂者也认为，尽管被骂者做出不当行为，但由于他的行为受母亲影响，缺乏独立人格，所以，要骂也要骂他的母亲。

2．终极责任归因

在国骂中，个体因行为不当遭致咒骂。骂者不骂当事人，却他的母亲。这表明，骂者将不当行为产生的终极原因归结到对方母亲身上，反映出国人的责任观：母亲承担子女不当行为的终极责任。责任有两层含义：一是做好分内应做的事；二是对应做却没做好的事承担不利后果。人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对与自己有关的人的行为负责。责任归因时，如只看到具体责任，会产生责任不清与问责表面化。因此，终极责任认定显得十分必要。终极责任指由责任最终承担者担负的责任。终极责任归因时，或归结为内部原因，个体对不当行为负最终责任；或归结为外部原因，外部因素对不当行为负最终责任。［6］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都让国人更习惯终极责任的外部归因。和西方人比，国人对环境格外看重，认为不当行为与生长环境有关。出现问题后，内因只负具体责任，外因需负终极责任。［7］骂者认为，被骂者不当行为的最终原因是受环境（特别是家庭）影响。家庭应承担终极责任。和西方人强调独立的个体不同，国人更看重整体。在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下，人们会从家庭背景中找寻不当行为的原因。语言影响思维，汉语的一些表达也引导人们做终极责任的外部归因。如，“将门出虎子”、“上梁不正下梁歪”、“子不教，父之过”、“一辈子无好妻，十辈子无好子”等都说明一个人表现好或坏，和“家风”有关。国骂使用者认为，子女犯错的根本原因是父母没教育好，要为此承担终极责任。这种刨根究底式的辱骂方式，反映了国人对父母教育责任的认知。在中国，由于母亲是家庭教育的主角，因而便成为终极责任归因的目标。社会舆论强调母亲言传身教的重要。孟子成才，岳飞精忠报国，都归于母亲的教导。母亲作用被放大，也并非毫无根据。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表明，子女与母亲的相关系数为0．55，与父亲的相关系数为0．44。［8］大量研究都指向一个结论：与父亲比，母亲对孩子影响更大、更直接。中国母亲以“慈母”型居多。如果对“慈”把握不准，会疏于“宽”。母亲纵容溺爱孩子会导致子女不当行为产生。中国向来就有“慈母多败儿”的说法。国骂使用者认为，母亲承担子女不当行为的终极责任，既如此，骂对方母亲就底气十足。即使对方是年轻貌美的女性，骂者也宁愿舍弃美貌而将对方母亲作为辱骂对象。因为对方虽然年轻漂亮，却不对自身的不当行为负终极责任。独立人格的缺乏与终极责任的承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父母对子女生活介入太深，就无从培养孩子的责任感。按照父母意志行事的子女只是没有思想的木偶。即便犯错，别人也不会深究他的责任。父母对孩子有控制权，也要承担孩子不当行为的终极责任。#p#分页标题#e#

3．“弱肉强食”的进化法则

人类起源于动物，遵循进化法则。一个人受到强者压制，最终反而会将其合理化，认为强权有理，弱者活该受罪。无法承受强者的压制时，容易伤害弱者。咒骂是希望以非武力手段惩罚侵犯者，令受伤害者得到补偿。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弱者避免肢体冲突的选择，也是体力上认输的表现。每个人都希望做强者。国骂使用者受到不当行为攻击，武力上又不敌对手，愤懑郁结在胸，于是转到对方身边的弱者———女性亲属那里撒气。慑于对方威势，将“你”改成指代不明的“他”，更凸现出骂者内心认同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骂者获得了精神胜利：我打不过你，却可欺负你母亲。在你面前，我是弱者；在你母亲面前，我是强者。

（三）咒骂内容的选择

为了发泄心中愤懑，报复不当行为者，骂者选用粗俗恶意的内容。国人认为，令人羞耻，于是便选择与对方母亲发生性关系作为咒骂内容。这种选择有如下原因：

1．这是受压抑的性宣泄

国骂使用者籍此宣泄性能力。国人对待性的态度历来含蓄压抑，有回避、恐惧、罪恶和冷淡等心理倾向。调查发现，66％的家长回答孩子“我从哪里来的”问题时，只是敷衍或什么也不说。然而，不谈论不意味着没有性冲动。性冲动被压抑到潜意识里，借咒骂获得偷食禁果的象征性满足。人内心中不被社会接受的性冲动总是在寻求释放。带有性意味的话语，平时被排斥在话语之外。性冲动却试图冲破压抑，明确地表达出来。被社会文化损害、扭曲甚至否定的性本能是引发国骂的内驱力。当遇到不当行为时，人无比愤懑，伴随着高涨情绪，望失控，喷薄而出，表现在语言上就成了国骂。

2．以繁殖为目的的性宣泄

和英语的“fuck　you”不同，国骂使用者选择与对方母亲发生性关系，还在于将对方母亲作为生育工具，期望通过，在对方家族内留下后代。这样，就可以破坏对方家族的纯正血统，侵犯对方家族的子嗣传承与财产继承。这反映出国人的动机。目的有三：生理需求、延续后代以及获得愉悦。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影响下，国人往往将“传宗接代”作为性生活的主要目的：“为后，非为色也”。性作为一种可获得愉悦的生理需求被淹没了。

3．具有暴力性质的性宣泄

国骂中的性宣泄不是两情相悦，而是男性对女性施暴。在传统中国，女性的从属地位造成男女在上不对等：男性操纵性关系，将女性视为攻击对象，将视为施暴途径，反映到语言上便是国骂。女性虽可攻击男性，但父权制下的人们却认为，男性即便受到性骚扰也值得自喜。男性握有犯的主动权，因而比女性更多地使用国骂。

（四）对咒骂效果的预期

人类对语言充满崇拜，认为语言有主宰人命运的神秘力量，语言崇拜发展到极端便是咒语。［9］骂者带着语言崇拜使用国骂。开骂前，会在心中盘算：一定要说伤害对方的话，这样才能发泄愤怒。咒语的伤害力取决于两方面：（1）被骂者也相信语言有魔力；（2）即便被骂者不完全相信，如骂者用词侮辱程度大，旁观者的鄙视同样会增加咒语的伤害力。事实上，国骂表达的内容并不存在，骂者只是虚拟情境，希望借助语言魔力让被骂者信以为真，使其生气。为保证咒骂的伤害力，骂者选取最有侮辱性的情景：对方的母亲。如果被骂者无动于衷，只会招来他人的鄙视与嘲笑。骂者对国骂效果的预期基于以下三点：

1．触及被骂者的家族荣辱和血统纯正

国人的家族观念历来很深，祖先崇拜情结浓厚，认为亲人虽已故去，灵魂仍在，还在保护和监督后人。在古代，最让人羞辱的事莫过于被挖了祖坟。口角之争犯不着去挖祖坟，“挖祖坟”就变通为“骂祖上”。国骂以对方母亲为对象，暗地里却在骂对方父辈：你的父辈懦弱无能，被我戴了“绿帽子”。按照传统，男人与别的女人发生性关系没什么，甚至还值得炫耀。如果自己的女人与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那绝对是辱没祖宗的事。被戴绿帽子的人也多选择疯狂报复，“夺妻之恨”与“杀父之仇”的愤恨指数相同。“挖祖坟”式的国骂不骂对方而骂他的父辈、祖辈，方式迂回曲折，却收到神奇效果。辱骂对方家庭比辱骂本人更能刺痛被骂者的心灵。陈琳在《为袁绍讨曹操檄》中骂曹操及祖上，最让曹操生气的不是自己被骂，而是自己的长辈被骂。［10］在国人的家族观念中，最重要的是血统观：以血统纯正为荣，以非纯正为耻。母亲孕育生命，在语言层面与对方母亲发生性关系，意识里就可以当对方的父亲，从而达到挑衅和质疑对方血统是否纯正的目的。骂者以对方母亲为切入点，骂娘就等于骂全家：你的父辈懦弱无能，你的子孙血统不纯，你的家族面临断子绝孙的危险。刘福根调查了204个现代汉语詈词，按粗俗和恶意程度区分，前十五位的词有：猪狗不如、畜生、王八、、、贼王八、不是人、狗改不了吃屎、杂种、狗养的、贼种、野种、断子绝孙、、的。［11］这些词多与血统有关，从中可以看出此类咒骂语的杀伤力。

2．瞄准国人最在意的女性

观是指女性严守而不失身，在婚姻上从一而终甚至不惜以身殉节。社会生物学认为，男性和女性对待配偶不贞态度有异。配偶与其他男性，男性损失很大。配偶生下别人的孩子，自己失去传递基因的机会。女性则无此困扰。巴斯等人分别让人想象配偶与别人。15％的女性对此引发最消极情绪，男性竟高达60％。［12］如以中国男性为被试，比例会更高。这是由于国人对格外看重，而且只针对女性。在父权制下，女性是家族的私有财产，女性要保持性的纯洁与专一。观念到宋代明显被强化，甚至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国骂暗含的另一层意思是：如果我与你家的女人发生性关系，你家的女人就没有守住。女性失贞，既侵犯家族禁忌，令男性权利失控，让家族蒙羞；又关系到家族命运与家产继承。通过与被骂者母亲发生性关系，令其失贞，后代的血统就不再纯正，家庭财产会受到侵犯甚至丧失。在父权文化中，女性失贞是最大耻辱。人们心中最看重、最在意女性的贞洁，骂者却用来辱骂对方，杀伤力可想而知。3．利用孝道激怒骂者孝道是中国人首要的道德规范，是处理子女与长辈关系的行为准则。“孝”的涵义有三：养、敬、顺。“敬”主要表现为尊敬父母，保护并发扬父母的声誉，维护父母的尊严。如果子女容忍对方骂自己的父母却无动于衷，就是不孝，会遭人鄙视。在“孝”的对象上，国人更重视对母亲的孝。国人有浓重的母亲崇拜。母亲背负着神圣、伟大的象征意义，是具备所有美德的女神。在《二十四孝》中，7个故事讲孝顺父亲，3个故事讲孝顺父母双方，14个故事讲孝顺母亲。选择对方母亲为辱骂对象，就是利用孝道挑衅对方：你不生气，就无孝心。对方为表示孝心大动肝火，目的就达到了，从而助长了国骂的使用。对母亲的神化与咒骂并不矛盾。在父权意识形态中，女性是满足男性的工具，母亲形象更多的是被男性赋予规定的意义。母亲是一种空洞不实的象征与符号，可以被男性按照特定的需要理想化或鄙视。#p#分页标题#e#

二、“另类国骂”的社会文化心理当然，并非所有的国骂都以侮辱他人为目的。在特定的语境下，骂者与被骂者的关系不同，国骂表现出不同的功能。

（一）作为口头禅

作为口头禅的国骂，谩骂成分被淡化，有强烈的反叛感，被一些人认为是有个性的言语。

1．强烈的反叛感国骂是对被压抑的性的反叛。一些青少年将国骂挂在嘴边，是因为他们对性的要求明显高于其他群体，却没有机会和条件，只能在口头上发泄。

2．给对方造成压迫感在男权意识下，以为中心的骂娘被视为男性的特权，口带国骂被视为有魅力。为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便把国骂挂在嘴边，在言语上充大佬，给对方造成压迫感。

3．充当“友谊的桥梁”国骂的使用与人的教育程度、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普通大众多于知识分子或有身份的人。使用国骂可以拉近知识分子与大众、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心理距离。这也是为什么国骂有时会出自知识分子或领导之口的原因。

（二）用于发牢骚

骂娘几乎成了发牢骚的代名词，骂娘与情绪发泄如影随形。

篇2

一、求趣

“趣”指的是趣味、风趣、情趣。人都有追求趣味的自然需求。生活中凡是生动有趣的故事、新闻,人们都爱听;有趣的画面,人们都爱看;富有情趣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人们都乐意接受。寻求情趣的心理充分体现在网络交流上。比喻、借代、谐音、摹状等修辞方法,使得网络语言富有情趣、生动俏皮,比如用“灌水”来表示在论坛发表没有阅读价值的帖子,用“菜鸟、小虾、初哥”来称呼初级水平的新人,用“潜水”称呼论坛里沉默不发帖的行为,[4]都很形象贴切,富有趣味性。字母缩略词“MM”,即“美眉”,指代年轻女孩。[5]美丽的眉毛是美女的一部分,“美眉”又是模仿港台味普通话“妹妹”的发音,所以这个借代既谐音又形象。还有,把提意见叫做“拍砖”,把支持叫做“顶”,把论坛帖子的前后顺序叫做“楼层”等,都是网民们常用的“趣味”词语。

使用网络语言的人群是一个特别的群体,大多数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上网聊天,是想感受网聊的趣味性,享受放松带来的愉悦。同时,为使自己的言谈更具吸引力,说话者需要选择更别致的方式。采用生动新颖的表达形式、营造一种轻松有趣的气氛,既展现了年轻人富有活力的特点,也是现代人追求轻松、富有情趣的生活方式的社会心理的自然体现。

二、求新求变

“求新”就是赶时髦,追求新颖别致。多数网民都很年轻,不喜欢遵循传统,不爱用“老套”的表达方式,总想求新求变,而网络媒体给年轻一代提供了一个追求时尚、反对传统、求新求异的表现舞台。正如周日安所说:“为了与众不同有意创造新词张扬自我,充分展示个性,带来了网络语言的个性化。”[6]

某些网络词语的形成是年轻人受外来文化影响追求新潮、时尚的结果。网络用户大部分是有较高文化水平的都市青年人,他们容易受到港台或日韩流行文化的影响,使得网络语言中出现了很多新奇另类的词语,比如,用“养眼”来表示“好看、漂亮”,用“粉丝”来指称“崇拜者、歌迷、影迷”,用“吐血”来形容“心情郁闷”,用“抓狂”表示“受不了刺激而行为失常”,用“顶”来表示“支持”,用“闪”表示“离开”;还有,表示性状程度高也抛弃了“很”、“非常”等字眼,而代之以“粉”、“超”、“巨”等新鲜字词。这些都说明,追求时尚、赶时髦这股风气不仅盛行在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当中,它也充斥于网络世界,体现在网络词语的使用上。

现代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被程式化和效率追赶着的现代人早已厌倦了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他们追求不拘陈规,追求新鲜刺激,青年人趋新求异的心理需求在网络空间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释放。在英语中,动词加后缀ing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或行为,英语的进行体已经融入了网络语言的语法,表示正在做某事也用ing,比如“这次考试挂科,郁闷ing”、“终于赢了一次,得意ing”;原本正常的字被分离开来表示原义,如“超强”变成了“走召弓虽”;Iloveyou=爱老虎油;还有,“强、狂、严重”在句子中可以做状语,如“狂晕、严重同意、严重喜欢”,“超、巨、呆、毙”等粘着语素都作为自由语素在句子中充当状语,如“偶GF超靓(巨美)”[7]。有一句顺口溜这样说的:吃不叫吃,叫“撮”;羡慕不叫羡慕,叫“流口水”;东西不叫东西,叫“东东”;兴奋不叫兴奋,叫“high”;有本事不叫有本事,叫“有料”;倒霉不叫倒霉,叫“衰”;看不懂不叫看不懂,叫“晕”……这些充分体现了网络语言的新异、鲜活,充满形象感、表现力。

三、从众与模仿

社会心理学[8]认为,从众是个体在认知、判断、信念和行为等方面自愿与群体中多数人保持一致的现象,俗称“随大流”,表现为个体的意见、行为与群体中多数人相符合。比如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吃饭,而我们对那里的饭店又不了解,在有几家饭店让我们挑选的情况下,我们肯定会选择人多的饭店吃饭,这就是最普遍的从众行为。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从众心理,也有或多或少的模仿心理。年轻人,尤其是20岁以下的学生,模仿心理和接受能力特别强,他们习惯于模仿老师、家长、同学的行为方式。在网络交流上,他们会模仿使用别人的新颖有趣的表达形式,比如,当看到有人用“偶”来称呼“我”、用“虾米”来替代“什么”、用“稀饭”表示“喜欢”,有些网友觉得这样卡通化的表达很有个性,从而模仿体验。网络交流中一些特别句式使用较多,如“……的说”、“……死掉了”,也是网民模仿的结果,“我要回家的说”中“……的说”没有实际意义,“我高兴死掉了”中“死掉了”也只是起加强语气作用,这些表达方式的使用,体现了网民追求新奇、喜欢从众的心理。

网络新词一旦受到网民们认同,就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甚至仿制出更多的词语,如“粉丝”一词源于英语Fans,意思是崇拜者、追星族,由于网民大都略懂英语,追求时尚,于是“粉丝”就成为一个强势的成功模因,[9]得到复制和传播,甚至某超女的“粉丝”被称为“凉粉”。这些是典型的从众心理的体现。这种从众行为的实施,一方面因为网络语言新颖别致,符合了年轻人的口味,另一方面,也缘自网民自己能更好地融入到网民群体的需要。

四、调侃戏谑

社会心理是在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具有很强的环境依赖性和相对稳定性,影响社会心理形成的因素包括家庭、学校、大众传播媒介、参照群体。在这个大众传播媒介多样化、信息高度发达的年代,过去神秘的东西已不再神秘,传统的权威和价值也逐渐褪掉神圣的外衣。这样,伴随着人们对崇高、庄严的推崇渐减,又加上当前通俗文化的盛行,追求轻松有趣、调侃传统的社会心理已经演化为一种潮流。再者,有些网民精神生活贫乏,百无聊赖,他们出于追求刺激的需要,以恶作剧的方式对其他的人或事物进行调侃、贬抑。比如,“太平公主”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武则天的女儿,却有网友借“太平公主”之名来戏称“胸部平坦的女性”,而人们喜欢的“偶像”也被调侃成了“呕吐的对象”;网络红人层出不穷,利用的也恰恰是网民的各种心理,比如“芙蓉姐姐”的成名就是利用了大众的戏谑心理,她的存在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合法地吐口水的情境,反而促使自己“蹿红”。语言中许多词语被网友以调侃的态度进行曲解,赋予新的“意义”,如“特困生”本义指特别贫困的学生,这里指的是上课特别容易犯困、爱打瞌睡的学生;“蛋白质”表示“笨蛋++神经质”;天才=天生蠢材;神童=神经病儿童;“后起之秀”指的是最后一个起床的。如此曲解词义,一方面是由于追求刺激、新奇、好玩、调侃,还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即对传统“崇高”、“美”的一定程度的淡化、怀疑和抑制,体现了平民精神唱主角的一种趋势。

五、追求自由与宣泄

现代社会,每个人都会面对学习、工作、生活等各种生存压力,这时人们就需要适当地宣泄因压力过大而产生的烦躁、压抑、郁闷的情绪。宣泄情绪的渠道很多,如与人倾诉、心理咨询等,但是这些方式都存在时间、空间等诸多限制,而网络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具有其它宣泄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势。网络交际的语境是匿名性的,它隐去了人们的姓名、性别、职业、职务等身份标签,因此,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发帖、留言等无所顾忌地发泄心中的不满和压抑,而不必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作为交际工具,网络语言折射出了人们宣泄压力的心理需求。具体来说,网络语言中大量地存在一些粗话、脏话,例如:TMD(他妈的)、NND(奶奶的)、SB(傻逼)、SJB(神经病)等,“狗屁”、“败类”、“王八蛋”、“BT”(变态)等字眼也屡见不鲜,用下流的帖子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污辱、嘲弄的比比皆是。过度宣泄甚至滥用詈语只会导致网络交际的混乱和无序,甚至会对交际参与者的身心构成伤害,因此,我们提倡应当把网络语言的宣泄作用控制在合理、和谐的范围内。

以上所讨论的各种社会心理,追求简捷和新鲜有趣是最主要的,这既是由网络交际的特点决定的,也体现了时代特色。如果网络语言不简洁,很难达到快速交流的目的;如果交际的语言平淡无奇,所述内容就不能吸引更多的关注;而时尚、充满趣味的网络语言,会吸引更多的网民去追崇、模仿。人们能在网络世界调侃戏谑和自由宣泄,这是建立在网络隐蔽性基础之上的。

参考文献:

[1]许钟宁.网络词语变异的语言文化解析[J].修辞学习,2004,(6):58-60.

[2]李频华.网络语言背后的文化心理特质[J].宁德师专学报,2004,(4):38-41.

[3]王志涛,王立家.网络语言与多元文化生态[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5,(1):77-80.

[4]于根元.中国网络语言词典[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5]刘钦明.“网络语汇”的组合理据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6):72-77.

[6]周日安.简论网络语言[J].语言科学,2003,(4):95-100.

[7]张云辉.网络语言的词汇语法特征[J].中国语文,2007,(6):531-535.

篇3

关键词 心理健康 社会文化 自我意识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复旦投毒案尚未告破，大洋彼岸的象牙塔内又惊闻枪声。令人深思是什么原因让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选择非理性甚至是极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在社会舆论广泛探讨高等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出现的问题之时，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也是悲剧的主要成因。本文结合时事事件，从现代心理健康的标准出发，就社会文化（social culture）和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两个因素，阐述两者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以期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参考。

1 现代心理健康的标准

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又称心理卫生。从国外研究看，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心理健康就是“爱与工作的能力”，“勤勉地完成任务、做好工作”；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心理健康是个体在适宜的社会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与其自身特点相符合的结果；人本主义理论认为，自我实现、自我接纳是心理健康的基本元素。从国内研究看，林崇德（2003）认为心理健康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既包括积极的、消极的情绪情感，也包括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核心是自尊；姚本先（2010）认为，心理健康是指个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生理、心理和社会性方面达到协调一致，保持一种良好的心理功能状态。尽管，社会文化大相径庭，但国内外就心理健康的标准的核心思想是可比较的。参考相关文献，现代心理健康的标准应为：智力水平正常、自我意识正确、人际关系和谐、生活平衡积极、社会适应良好、情绪乐观向上、意志行为健全、人格统一完整、心身特征一致。①

2 社会文化与心理健康

“文以化之天下”，文化本义就是通过社会性的规范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②它是社会里一群人共同遵循的特殊生活方式， 表现在其传统思维、信仰、生活习俗、价值观念等，经由世代相传而保留，也是群体人们所遵照的行为准绳。③“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社会实际上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不能在社会中生活的个体、或者因为自我满足而无需参与社会生活的个体，不是野兽就是上帝”。④因此，人的行为深深的打上了社会文化的烙印，受社会文化的控制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也不例外。这种影响可分为三个方面，（1）对人的知觉、思想、情感以及行为方式的潜在影响；（2）价值观的影响；（3）可观察的外显特征的影响，如语言、风俗等。同时，社会文化通过两个途径，即规范化的社会文化教化和非规范化的社会文化渗透，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⑤

价值观是个体行为因素的主要动力。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表现为：个体与他人的合作；对集体尊崇，遵从公共规则，追求公共价值；与他人、集体利益矛盾冲突时的牺牲。⑥个体主义的价值观表现为独立性和自主意识，提倡实现个人的目标和愿望， 反对任何外来的影响和压力。⑦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同个体主义价值观的碰撞。高等院校作为传播先进文化和科学理念的阵地，价值观冲突在所难免。由此引起的心理健康标准的变化使得个体面临更多内在的挑战。社会舆论在此背景下，对校园悲剧的反思，将悲剧的形成看作是学校缺乏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更多是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进行考量，认为个体出现问题源于社会。

3 自我意识与心理健康

自我意识也称自我（self），指个人的反身意识，即以自身为对象的意识。⑧与其将之看成一种概念，不如看成一种体系，包含功能、结构和发展三部分。Burns（1982）认为自我意识的功能是，保持内在一致性、决定对经验的解释、决定人的期望。⑨ Freud认为自我包含在人格结构中，可分为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Rosenberg（1979）认为自我概念结构可划分为：现在自我、期望自我与表现自我。⑩关于自我概念发展，其核心机制是不断提高认知能力及与他人的相互作用，Cooley（1992）称其为“镜像过程”形成“镜像自我”，Mead（1934）称其为“一般化他人”。豘总之，自我意识对个体的行为有着调节和定向的作用，体现着人的自主性。同时，自我意识同社会化紧密联系，共同指引着个体的行为。

大学生是拥有自我意识的个体，一方面，可以自由支配个体的行为和自主思考，另一方面，也明晰社会规范对于个体的约束，接受教育对其社会化的改造。复旦投毒案中嫌疑人林某，高学历，为人谦虚，因与室友发生口角，遂投毒谋杀，死者刚直博。从心理健康的标准看，与人的摩擦便产生如此极端行为，心理不可谓健康。同时，人际交往的挫折情境下，便动杀人念头，其社会适应能力较弱，亲和性差。此外，死者黄洋的直博经历也成为悲剧的诱因。总之，人际交往挫折及“妒忌”心理折射出林某自我意识的不完善。

4 小结

人的行为导向机制有两个方面，一是依赖于外部情境，如社会文化，二是在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下实现的自主性。校园悲剧的成因既是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是行为个体的自我选择，甚至是毁灭。在现代心理健康的标准下，浮躁的社会气息、成功学的泛滥以及成绩动机（performance goals）的教育模式等社会文化因素与自我心理健康意识等自我意识的长期忽略的教训是深刻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不能空谈，须从以上两个角度深入。

注释

① 姚本先.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新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6-9.

② 李平.中国文化概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

③ 曾文星.华人的心理与治疗[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1997.

④ 埃利奥特·阿伦森.社会性动物[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⑤ 张向葵，丛晓波.社会文化因素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J].心理与行为研究，2005.3（3）：229-233.

⑥ 杜鸿林，赵壮道.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理论与现代化，2011.4：53-57.

⑦ 李灏，翟石磊.基于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价值观的中美思维模式的反思[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19-124.

⑧豘章志光，金盛华.社会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篇4

关键词：流行语；市民社会；文化心理；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鞋”、“你妹啊”、“丝”、“高富帅”、“ 你摊上大事儿了”、“甄体”系列、还有“让人民过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十动然拒”等流行语受到了广大网友的热烈追捧。透过这些流行语的表面现象，我们可以洞视现实社会的百姓心理渴求。每个时代都会在社会世相中打下它的基本烙印，而流行语本身就是这一世相民情的真切反映。但凡流行的，总有当下社会人的心态折射，总是人间万象的整体呈现，是社会文化心理态势的映现。

一、流行语产生的时代背景

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科技推陈出新的进步，老百姓的日子确实有了质的改变，人民真正地当家做了自己的主人。可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要在一个相对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的基本价值和诉求。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初构想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至今天，这一想法已经得到实现，一少部分人确实已经富了起来，而且上了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可是，中国的基尼系数却高得惊人，贫富差别成了社会的重大隐患。加上权钱交易、官僚腐败，我们必须也不得不承认，当下中国社会的问题也是不少的。社会的变革必然要带来矛盾的产生。中国的经济虽然取得了巨大发展，可是政治改革却相对滞后，尤其是对权力的制约和对腐败的防止方面不能尽如人意。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权钱交易频繁出现，权力寻租时有发生。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由于对于权力的限制不够，权大于法还是不争的事实，人治大于法治的事件也在我们周围经常发生。要说最“给力”的，还是权力阶层的人众。权力一词本身就含有一个“力”字，它所能实现的社会效应和功利效应，是普罗大众所望尘莫及的。人们对“给力”的渴望，从背面正好映射出了生活的无奈和力道的不足。中国有句俗语叫“大富大贵”，然而“富”了却并不一定“贵”，恰恰说明权力的厉害。有权才有“贵”，光有钱却只能是“富”。社会的发展必然要刺激人的欲望，富人不满，穷人更不满，刺世的流行语就会随之产生。流行语正是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的具体映现。

二、流行语包含的市民社会文化心理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不但是对现实形势所涌现问题的认真分析，而且也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糅合各种理论加以消化并增益补充的综合创新，具有丰富的内涵与规定。博亚斯于1930 年定义：“文化包含着一个社群里的社会习惯的表现形式，包含着在一群人之间流行着的行为个人对于他所在的群体之影响产生的种种反应，以及受这些习惯所决定的人类活动之产品。”[1]在一个社会里，个人总要打上群体的烙印，而群体总要彰显个人的意愿。文化心理是一特定时代文化中的非理性的、感性色彩较浓的某些意象，通过时尚、意象、趣味直接折射出的社会风貌。这种文化心理是比较短的，表现出其易变性。它经过时间的考验，经过人们价值系统的评价―――价值反思，升华为文化的心理结晶，上升到包括经济、政治、道德、艺术、宗教、哲学诸方面。流行语正是这种文化心理的表层体现。

近十年来，中国的GDP 每年都是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增长伴随而来的，必然是通货膨胀。CPI 的缩胀关系千家万户。普通劳动者在中国还居大多数，当物价指数高居不下时，当他们的菜篮子和衣架子出现严重短缺时，对社会的抱怨也就随之而来了，“豆你玩、蒜你狠、糖高宗”一类流行语就跟着出现了。

三、从流行语看当代文化心理态势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是流行语产生的源泉。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萨丕尔在《语言论》中曾说过：言语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 功能。” [3]现代社会，生活在水泥与钢筋丛林中的人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压力，极易患焦虑症和抑郁症。就业的压力、调资的压力、升学和升迁的压力、住房的压力、爱情和婚姻的压力等，都让人难以透气。哀叹与怨忧，就在言谈中流露出来，于是有的就成为经典：都想抓住青春的尾巴，可惜青春是只壁虎。没人牵手，我就揣兜。你走你的过街天桥，我过我的地下通道。所谓美女，大都是化妆品的奴隶。人生只有三天，活在昨天的人迷惑； 活在明天的人等待； 活在今天的人最踏实。混社会是个体力活儿，讲究四门功课：闪、转、腾、挪。婚姻的难处在于我们是和对方的优点谈恋爱，却和她的缺点生活在一起。人生的两大悲剧：一是万念俱灰，一是踌躇满志。一个人最大的悲哀，就是不愿意做他自己。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或许不在家。作为一种时代现象，流行语是一个国家、地区、民族普遍关注的问题或事物，是一根敏感的社会神经。中国人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人们的思想也进一步开放，言论也表现得相当自由。一般而言，流行语都是来自底层，带有对正统观念、思想的挑战和背离，是百姓民生的心声流露。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为人的精神诉求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在诸多的流行语中，有一句是“让人民过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与离经叛道的流行语不同，它是一句来自上层的话，但它的流行却恰恰说明它代表了底层的愿望。人们会这样反思：为什么人民生活得没有尊严，为什么人们的幸福指数如此的可怜，这中间应该有物价飞涨、贫富不均等原因吧。活得不“给力”，没有价值感和归属感，幸福指数低，才会有“神马都是浮云”的感叹，才呼唤“幸福而有尊严”。买不起房的，自称“宅男宅女”，后来又戏称“别叫我宅女，我是居里夫人”； 教育的全面失败，让人改了一个成语，叫“毁人不倦”；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则曰“我是打酱油的”； 感叹时光流逝的，就说“时间太窄，而指缝太宽”； 事业诸事不顺，就有“通往成功的路，总在施工中”。如此等等，都是社会文化心理的整体映现。“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句流行语就是当下中国社会大众的反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本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大家虽然不能生活在同一水平级上，却是同样顶着一片蓝天。所以，大家应该有共同的话语权。尤其是那些生活不如意的人，他们对生活的诉求也就更强烈。我国的各级“公仆”，不仅要看房价，不仅要看CPI，还要从这些流行语中去了解世相民心。“要从网络去了解民众诉求。”互联网的出现，正为中国百姓提供了表达意愿的平台，从网上了解民意，也是治国者顺应时代的明智之举。一个相当集中的文化心理，是要引起国家高度重视的社会现象。应该看到，流行语是一种无奈生活的戏谑，也是社会不公的怨忧，同时从侧面对社会阴暗现象给予了监督。所以，我们要正确对待流行语，对普罗大众的这些口头创作，要加以整理并从中汲取治理社会的良方猛药。同时，还要对大众及时引导，让他们创作出更加有趣、更加健康的流行语。

参考文献：

[1]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 上海：三联书店，2009.

篇5

一、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

1、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是认知主义的危机

上世纪50年代后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及其主要成果，如人际知觉与归因理论、认知一致性理论、认知不协调理论、社会比较理论等。走的都是认知主义路线。因此，5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会心理学就是认知社会心理学，所谓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心理学中认知主义的危机。60年代中后期，受到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范式论、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开始从某个个别的、具体的研究到核心认识论、方法论，对认知主义开始进行全面反省和深刻批判，认知主义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80年代末后现代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的兴起，以及建构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心理生态观的出现，昭示随着人们对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模式运用于重要的文化转向。

2、认知主义的危机是自然科学研究模式运用于社会心理学的失败

早期心理学以自然学科为自我发展的范式，在自然科学的统摄下，认知社会心理学长期以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经验事实的积累”上，社会心理学纷纷遵照实证主义研究的范式：首先在观察基础上形成假设，再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验证这些假设，得出的结论被作为规律性知识构成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做的直接结果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心理学中的小型理论爆炸性的增长，一本普通的大学《社会心理学》教课书通常要涉及四五十个形形彼此相互独立的理论；另一方面由于忽视基本理论研究，导致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内部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各种研究成果人言人殊，甚至相互矛盾在诸多问题当中，使认知社会心理学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二、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经历两个发展阶段。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属于危机的前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家都被卷入危机，在其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认识，发出不同的声音；二是人们在有关批判的对象、目标、观点、对危机的反应等任何方面都形不成一致的意见，学科研究完全陷入混乱。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正是这种反思的积淀。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具有两个标志：

1、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纷争

当代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映射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危机”本身就是以后现代文化立场审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结果。后现代社会心理学首先意味着对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全面解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目的不再是对人的心理的“治疗”或“改造”，而是促成对人的心理学差异与心理局限的“理解”，促进人的心理的解放。心理学的研究不再热衷于去“证明”一个理论的“真”或“假”，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理论根本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证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致力于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对人的心理做出“解释”。这种新的研究模式强调以人与他人、他物（包括社会、文化）之间内在、本质的构成性为几点：

（1）要求以“现实的人”取代“抽象的人”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2）强调心理的文化意义，拒绝接受“文化特权”“西方优越”与“种族中心主义”，坚持以平等的原则接受一切文化与个体心理差异；

（3）以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互动过程研究取代传统心理学的认知中心；

（4）重视理论的前构性；

（5）主张用语义学、解释学的方法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后现代社会心理学到目前为止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有关它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和发展所产生或将会产生的影响也众说纷纭。但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思想、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解释也标志着社会心理学研究正在发生重要的文化转型。

2、“文化的”社会心理学兴起

如果说作为当代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重要标志，后现代心理学还仅仅是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形态，文化社会心理学则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体系，能够为文化转向提供更加翔实的研究资料。从社会心理学学科内部的发展逻辑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试图消解认知主义危机的产物：从学科外部的影响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七八十年代印度、新西兰、土耳其等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界的本土化心理学研究及这一时期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临床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心理学研究渗透的结果。与“认知的”社会心理学相比，“文化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起意味着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转变。“文化的”社会心理学认识到人的心理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建构，在文化社会心理学中，文化与心理不再是两个相互分离、独立的要素，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心理是文化投射，是文化对应物。文化社会心理学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视角，它颠倒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思维逻辑，将文化前置，将心理作为文化的延伸或对应物置于审视的地位。文化社会心理学要着重讨论的是，人的心理如何形成以及在何种程度是文化的表现？站在“文化的”立场，过去人们普遍接受的“西方”心理学研究模式不能被接受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文化社会心理学将研究重点导向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和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社会化”问题，强调对心理学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分析。

三、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意义

篇6

关键词：重新审视 中华传统文化 加强创新 社会管理

引言

20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日本与池田大作的谈话中，在客观研究了历史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真正能够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孔孟儒学与大乘佛法。20世纪80年代末，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开会，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针对世界范围的道德危机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2500年前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

一、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 充分发挥其在社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历史经验证明：只有科学进步、民主法治的现代文明无法解决社会管理的根本问题；

一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对现代文明追求的历史证明，西方的现代文明无法解决社会混乱的根本。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便开始了对所谓现代文明的追求，自工业革命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相继超越了中国而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几百年来这些崇尚科学和民主的西方文明一直在全世界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民主法治的健全并不能解决社会管理的根本问题。这些国家虽然生活条件优越，人民的物质生活富足。由于缺乏道德规范教育，社会治安状况令人担忧。他们的下一代由于缺乏道德教育和引导，普遍缺乏理想，只知道贪图享乐，吸毒、酗酒、枪击案件等引发的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民主意识膨胀为极端的个人私欲，利己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早已根深蒂固。这样的国度没有整体意识，没有集体观念。这些国家对内没有给国民带来安宁；对外则为了自己狭隘的民族利益大肆侵略掠夺。在21世纪的今天，那些贴着现代文明标签曾经在19世纪掠夺过中国的西方列强们，仍然在掠夺着世界。他们掠夺的借口居然是兜售其包裹着人权外衣的民主和法治。

由此可见，西方现代文明对科学技术和所谓的民主法治的追求，虽然造就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唤醒了个人意识。但由于缺乏起码的人伦道德和责任意识的教育，人伦道德观念严重缺失，责任意识普遍缺乏，导致人心涣散、社会动荡。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民主法制的不断完善不仅没有带来幸福和安定的生活，反而使人民生活在惶恐混乱之中。西方现代文明无法解决社会管理的根本问题。西方一些开明的哲学家开始对什么是“文明社会”的问题进行重新反思。很多开明的思想家开始把目光转移到重视人心治理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教育。

二是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历程可以证明：只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民主法治意识的提升同样难以解决中国社会管理的根本问题。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获益最大的是经济领域的飞速发展。通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300年所走的历程，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在一些科技领域，中国从世界的跟跑者变成了领跑者。但是受冲击最大的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石并维系中国社会发展几千年的社会共有的价值体系。随着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全世界的各种思潮纷纷涌入。西方文化以其貌似先进的面孔开始潮水般涌入中国，极端个人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拜金主义、只知行乐不知奉献的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开始侵蚀着人们的心灵。在趋利最大化的诱惑下，有的人不顾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不惜铤而走险。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责任意识开始在国人的心目中被质疑、被曲解、被淡忘，甚至被嘲笑、被遗弃。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间，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开始不断出现，官员开始贪污腐化，人伦开始滑坡，道德开始失范，民主法治一度成为个别人维护一己私利的幌子。传统文化所建立的社会共有价值体系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社会问题随着经济繁荣而层出不穷，社会管理陷入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

由此可见，如果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思想出了问题，实施民主法治的主体不按常理去操作。科学技术就会被别有用心的少数人利用而违背科学家的善良初衷，民主和法制也将成为这些人用来谋取个人私利的最好的工具。以科学技术的进步，民主法治的完善作为最终追求的所谓的现代文明并没有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当然也就无法解决社会管理的根本疑难。

篇7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基础；法治水平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的社会资源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和方法，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及管理方法进行完善，从而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更好地实现社会管理目标的活动。社会管理创新是从管理主体到管理内容以及方式的巨大变革。出发点和归宿点在于通过社会管理创新来形成新型的社会管理、公共治理格局。因此，只能在法治底线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社会管理的理论、机制和方法创新，通过运用新理论、新机制、新方法来不断提升社会管理效率和质量。因此完善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基础就非常必要，这是由法律自身的特性、转型时期社会管理的特点以及社会发展的现实目标要求所决定的。

一、从法律自身的特性来讲

法律使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合法性，社会管理创新中，只要依照宪法、法律和法规进行管理，就是一种合法管理，可以得到宪法、法律和法规的保障和支持，也会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法律使社会管理创新具有权威性，我国的治国方略是法治，法治具有国家的权威性，我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不得和宪法相抵触；法治的这种权威性还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证，有了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法治的权威性就有了保障，也更为可行。因此，只要依法创新管理，这种管理就有权威性、保障性。

法律使社会管理创新具有操作性，法治的操作性十分便于规范管理和创新管理。法律是法治的基础，法律的内容不仅详尽，而且还利于操作，操作性比较强。社会管理涉及方方面面，包含了人、社会和自然等多个领域，内容复杂。而且这还是一种非常具体的管理，需要与操作性较强的行为规范相适应，法律规范就是这样一种较为理想的行为规范。

法律具有可预见性，社会管理主体可以认识到自己创新行为的预期后果，即依法创新管理的，管理主体就会受到法律的保护。违法创新管理的，管理主体也会知道要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这种预见性增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安全性，使社会在安全稳定的运行中实现管理方式、管理方法的转变。

把社会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严格依法管理，是社会管理的合法性来源，是增强社会管理权威性和公信力、可遇见性的根本保证，是提高社会管理效率的必由之路，同时也可以提高公民的守法意识，增强公民依法解决矛盾纠纷的意识和能力。

二、从转型时期社会管理的特点看

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现实就是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生产关系的剧烈变迁和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社会失序的风险因素空前凸显。经济加快发展的同时，未能有效实现非均衡到均衡的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性矛盾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转型期社会的社会矛盾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群体性等特点，与此相适应，我国有关社会管理有针对性的创新，尤其是法制建设还显得比较滞后。

第一，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观念不强。由于我国长期缺乏法治基础，人大于法、权大于法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还时有发生。依法行政的理念还不深入，用行政思维方式执法的单一行政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转型时期多样化化解社会矛盾的需求，广大公民的法治观念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第二，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看，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同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员流动性增强，个人与社会组织的依存关系大大减弱，社会事业建设与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不协调，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社会管理又滞后于社会建设，由此带来了很多社会矛盾问题。社会管理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法律规范还很不完备，严重制约了社会管理制度框架的建立和完善，突出表现在法律滞后于社会发展，不能有效应对新的社会问题；社会管理法律规范不完备，存在诸多漏洞；有的法律规范内在逻辑性不强，自相矛盾；部门法之间缺乏衔接协调，系统性不强；社会管理法律对于侵害行为的威慑作用非常有效，承担社会管理功能较弱。

第三，社会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亟需依法解决。社会需要创新管理机制，需要良好的社会秩序。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保障，也是实现法治的一个重要目标，法律是社会秩序的创建者和维护者，只有依靠一整套普遍性的法律规则来建设和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社会管理创新才有保障。相应地，与法律永远相伴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社会秩序要靠一整套普遍性的法律规则来建立，而法律规则又需要整个社会系统地正式地使用其力量加以维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社会事业建设与经济发展还存在诸多不协调问题，特别是社会管理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一是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并融入全球化市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生产力分配方式等呈多样化发展趋势，社会管理面临着历史性挑战；二是大量与公民相关的社会公共事务要由社会组织来承担，但由于社会组织不健全、社会功能不完善，许多公民的公益性需求并不能得到全面满足；三是大批社会团体发展发育还不很健全，法制还不完善，社会中介组织尚未真正成为政府职能转移的载体，大量民间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管理上也存在缺失和问题；四是社会发展与政府社会服务滞后于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社会事业发展较慢，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制度还不健全；五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出现负效应，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覆盖率较低，就业形势严峻等问题；六是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非公有制部门为代表的新生社会组织迅速成长，但政府社会管理方式尚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七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社会资本的开发利用不足，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不强。

三、从社会发展的现实目标看

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管理的发展方向应当是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建设相结合，始终将社会管理置于法治化轨道之下，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律程序和法律规范为支撑，依法管理。

第一，在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形势下、新进程中，必须树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法治观念。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只有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制体系、法治程序和规范为支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最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这是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的重要环节。先进的社会管理理念是社会管理的前导，是确保社会管理有效性和持续性的思想基础。在创新社会管理的社会实践中，结合我国法治国家的政治目标，实现观念的转型和创新。

第二，完善具体的立法。最有效的社会管理就是法律，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就是实现法律的创新，而不是通过政府管制或干预能实现的。在良好的法治环境中进行社会管理，保护所有者实现公平正义，这种法治环境正是社会管理所追求的创新和完善，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要建立井然有序的社会管理模式，必须完善社会管理法律规范，以法律构建社会管理的基本框架，社会管理为法治所要求的基本价值、规范提供最根本的依据和最恒久的支持。把修改完善法律和制定配套法规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要更加注重法律的修改完善工作；抓紧法律配套法规的制定工作；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须继续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使社会管理和创新工作有据可循、有法可依。健全社会组织的法律制度，促进社会组织规范发展。法治化管理既是社会组织活动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及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通过法制建设，进一步明确和规范社会民间组织的性质、地位、组织形式、管理体制、经费来源、财产关系、内部制度、人员保障、权利义务以及与政府企业的关系等。让社会组织在法制健全、政策支持、公众认同的环境里发展并且发挥独特的作用优势，以增强社会的管理和服务功能。

第三，提高运用法律的能力与水平。社会管理是在法治条件下的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创新也是在法治条件下的创新，与法治密不可分。法治是一种人的活动，这就要求社会管理人员应具有较高的法律素质，他们的法律素质决定了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成效。法律素质高的，这种创新的成功机率就大，否则就小。从这种意义上讲，随着社会和法治的发展、社会管理创新的推进，社会管理人员的法律素质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应松年.社会管理创新引论[J].法学论坛,2010(6).

篇8

一、文化心理对道德观念的影响

道德社会化的目标是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道德观念。由于个体的道德成长是社会化的过程，就人作为一个自然体来说，文化是他们的一个参照系;要成为一个道德人，道德文化是他基本的参照系。

道德是蕴含在文化之中，通过文化心理的外化作用实现的。从人的心理、意识、思想的内在联系入手，可以发现人的心理、意识、思想具有相通性。其中，心理是基础，在心理基础之上发展为意识，在意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思维上升为思想。[3]

道德的本质就是一种社会意识，意识是心理的高级形式，是在心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意识的发展是受心理的影响和制约的。可见，道德的发展受文化心理的影响和制约的。

个体的道德社会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个体从出生到道德规范、观念和善恶标准的基本确立是个体道德社会化最重要的时期。道德的获得存在着无意识和强迫性两种习得方式这两种习得方式是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即习惯与反思性。[4]这两种认识方式都可以从文化心理角度出发进行解释，少数民族的宗教心理就是一种反思性的道德认识方式，而少数民族的文化中的风俗习惯造就的文化心理是一种习惯性的道德认识方式。

其一，少数民族的宗教心理与道德观念的形成密切相关。由于历史、社会的原因经济条件落后，宗教在道德中的权威性突出。徐复观认为“原始宗教，常常由对天灾人祸的恐怖情绪而来的原始性地对神秘力量的皈依”[1]少数民族先民认为宗教能够解释生活中的困惑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因此，少数民族往往把道德义务看做是神灵的力量，有时候甚至把个人内心深处的自我谴责看做是外部力量的惩戒。道德上的“他律”强于道德上的“自律”。[5]

我国少数民族都不同程度地信奉宗教，而且所信奉的宗教种类复杂、教徒众多。宗教与民族的历史文化、道德伦理规范和生活习惯的关系尤为密切相关。西北的十几个少数民族主要信仰伊斯兰教，藏族的藏传佛教、云南地区的上部座佛教，这些宗教文化中关于道德规范的要求通过传说和史诗口耳相传，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一种宗教心理传承下来。

各少数民族在宗教仪式和宗教祭奠中营造出的一种宗教氛围，他们对宗教教义的认同增强。维吾尔族作为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继承了伊斯兰教教义中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应、各得其所”的主张，纳西族信仰的善神和恶神，认为效法善神给人带来好处的人的行为就是善行，效法恶神给人带来坏处的人的行为就是恶行。这样一种宗教文化内化为少数民族的心理意识最后导致少数民族对宗教教义的遵守。

其二，文化心理具有塑型的功能，文化心理的塑型功能主要说来就是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文化心理对大学生道德的塑造、规范作用。文化中包含的许多内容主要是从心理的角度出发使受教育者接纳的。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道德的形成是与他们身处的少数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与道德融合在一起。藏族的“献哈达”、傈僳族的“同心酒”、拉祜族的“敬客酒”、哈尼族和傣族的“牛亲家”等具有民族特色的风俗文化经过千百年的传承融入少数民族人民的内心，道德正是通过这些行为的表现展现出来。

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原因，道德还没有作为一种完整独立的意识形式从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中分化出来，它同生活习惯相融合，上辈人调节人际关系的一定行为便是下辈人的道德准则，世代相传。各种各样的善恶观、荣辱观、互助观、集体观、责任观以及对义务、幸福、良心、正义、勇敢、勤劳、节制等道德范畴的理解，都蕴含于风俗文化中，这种风俗中的道德具有纯洁性、古朴性的特色，它是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又未达到充分发展程度的历史状况在道德上的表现。

所以，少数民族的各类文化表现出来的文化心理经过千百年的延续和继承，内化为少数民族心理的一种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就是少数民族的道德观。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心理特征

1、民族性突出

民族性是指本民族全体成员共同具有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那一部分的特有属性。[5]民族院校的大学生，绝大部分来自于民族地区，有着较强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等民族性特征。其思想和行为带有明显的民族烙印，有着较强的民族敏感性、民族自尊性和民族情结。这些民族性的文化属性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观念有着不同程度的显性和隐性的影响。

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共同体，由于某些相似或相同的经济条件文化背景和民族文化心理必然会存在着某些相似或相同，而又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有道德属性，从而影响其道德生活，并进而展示出不同的道德规范。

虽然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但文化心理的影响作用还使得各民族的道德生活具有了超民族性，因为各民族在共同的民族、国家体内必然由于紧密的联系而共同拥有着一致的道德价值判断，并且也是基于此种体现共同性含义的道德生活才有了互相比较的基础，各民族道德生活才有了趋同的可能。

2.民族宗教背景复杂

民族院校作为多民族的大家庭，几乎集中了所有类型的民族学生。学生的民族宗教背景、民族宗教成分较为复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文化特征，不同的宗教仪式。另外，他们在程度上、范围上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有些民族的宗教信仰习惯十分突出，其文化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民族宗教意识十分强烈，表现出较强的保守性和排他性。[6]不同的民族属性、不同的宗教信仰在同一时空共存共生，必将引起文化激荡，形成文化涟漪。

另外，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道德的价值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消解核心的价值观的道德教化作用。民族宗教背景成分的复杂多样性，对道德社会化工作形成了挑战，要求我们不能采取单一的固定的模式，而应灵活多样。

三、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道德化教育的启示

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社会化教育应从本民族的道德特性出发，认清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本民族道德只是一部分，不能封闭性的对待，要用文化接受心理，开放包容的对待中华民族的道德观。此外，要注意少数民族道德中不适用当代社会的地方，用“扬弃”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道德。

1.用开放的心理接纳高尚道德内容

针对少数民族道德的地域性特征，在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社会化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少数民族大学生长期接触本民族的道德文化，在心理上对本民族道德认同大于其他民族，而大学是一个各民族交融的场所，必然会出现民族文化碰撞的情况，因此，要重视在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教育中文化心理的引导，各民族既要保持本民族道德具有较强生命力的积极成分，又要大力破除道德因受地域制约所带来的封闭性，还要扩大与其它民族道德的交融面。

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我们要从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上入手，首先对他们的风俗尊重并习惯，然后再以此为突破口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展开道德教育，了解他们每个民族的文化心理，重视什么，强调的是何种道德，结合当前的教育实际，以建立更高层次的道德观为目标，加强引导。要从实际生活和遇到的问题入手，真正地对他们关心，坚持以真正解决问题为道德社会化的目标，最终实现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社会化工作的效果和时效性。

2.重视文化心理的引导

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心理在少数民族道德观中具有权威性，少数民族大学生自小也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他们对宗教的信仰很大程度上是受家庭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宗教在长期发展中有积极的道德观念，也有盲目落后的道德观念，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宗教心理，一种是崇敬心理，一种是盲信心理。

在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社会化教育中，要重视盲信心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影响。盲信心理与少数民族宗教中不合时宜的教义结合在一起不利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道德社会化。

因此，在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道德建设时，应当充分考虑少数民族道德在其所信奉的宗教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其一，宗教道德虽然与非宗教道德不同，但宗教本身是一种道德现象;其二，有些道德虽然以宗教的方式体现出来，但宗教并非能包涵道德的全部内容，只是在某种意义上道德通过宗教来表现;其三，从少数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看，宗教道德中的确有值得借鉴和利用的东西。[7]

3.注意校园道德环境对文化心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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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目标收益;土地使用;扩大需求

[中图分类号]F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2 ― 0058 ― 02

一、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以及理解

所谓新型城镇化，就是把及时便捷的信息化以及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型产业当做推动力，使得人员相对、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资源合理利用、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走城镇化发展的道路。其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城市与乡村的发展要统筹兼顾;二是凸显出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三是要对经济增长、资源利用、环保意识等方面全面协调;四是要保障城镇发展的延续性;五是结合新型城镇自身的特点与特色，摸索出符合适宜于自己发展的模式。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目标及希望达到的收益

新型城镇化发展达到的预期的目标，就是创建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城市、快速发展的中小城市、带动城市需求量的小城镇、城乡一体化的农村社区，创建立体式的格局，进行统筹与协调。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当中，要保留农村的耕地面积，保持好自然环境。加大城乡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服务质量，促进城市乡村之间的合理发展，缩小相互间的差距。新型城镇化建设能不能合理而持续地构建，主要是看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其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方式多样，有工农业之间的互补，城乡之间的规划发展。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高速发展速度，以及将要打算发展的城镇化区域，农民的经济财富累积以后希望进一步的增值，边缘地带居民的聚集所带来的影响，发展时期经济政策层面的扶持，都是主要因素。新型城镇化区域的消费结构改变，区域内人民的经济收入相应的大幅增长，带动了城市消费的需求量，这些都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力量之源。随着农村人员大量进入新型化的城市，新型化的经济产业数量将会增加，规模会进一步扩大，需求量加大，消费水平提高，这些变化都将给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一个就业的平台，达到增效的目的。

2.增加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进行机械化作业，提高生产效率，形成规模经济，增加收益。农副产品的价钱变化使得收到的效益收有所增加，城镇化的配套设施所带来的一系列反应。让原来城市人员、进了城但是还没有脱离农民身份的人员、打算拟建城镇化地区的人员、一定时期内依旧生活在农村的人员，都得到利益。

3.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原始的的资金要有着落，并且具有持续性。土地使用过程中政策层面的措施进行资金积累，扩大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发行的债券，抵押信贷以及各种各样的融资方式，都是资金积累的手段。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是否完善，治安管理问题能否得到管理，市容环境治理与维护能否解决，各种基础设施能否得到保障。这些问题是不是会因为成本太大，不能更好地为居民提供最基本的城镇化服务，让居民的生活质量下降。

4.能不能进行科学规划，合理设置，避免人口过度密集，而造成成本浪费的现象。城镇的空间太大就会形成资源浪费，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会造成时间浪费、交通费用的增加、污染程度加重。新型城镇化构建过程中能不能改进。

5.城乡之间的经济收入能不能减小差距，能不能够有效遏制或者有效解决存在于城乡体制当中的矛盾。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会不会让偏僻的农村更加贫穷与落后，让非城镇化的人员承受更大的经济损失。

6.会不会因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而使得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这些损失有没有能力支付。比如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会不会搬迁到新城镇，那么相应的配套设施和具体的管理措施能不能紧跟上产业发展的速度，而使得人民的生活质量有所影响。

三、新型城镇建设过程中居民的既得利益与发展周期

新型城镇化得以实现的本质目标，是已经城镇化居民的经济收入要接近大中城市的发展速度，城镇化区域内人员的社会福利和城市人员要一样。要使得新型城镇化得以推进，就应该消除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

1.实现城镇化的基本目标，是提高由原来农民的身份已经转化为城镇居民的经济效益，增加他们进入城镇以后的就业率。城镇化的本质不是把农村的人员转化为城镇居民后变为低收入的群体，更不是为了城市的经济繁荣，而把这些身份变为城镇居民的农村人员当作价格低廉的劳动对象，给城市居民提供基础性的社会服务。城镇化政策的主要目标，把已经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固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的农民工家庭转化为城市居民。

2.让在目前情况下还暂时不实行城镇化的一些农村落实基础的配套设施，进行政策层面的优惠与照顾，让生活在农村的居民也必能够得到具体的利益，这是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农村建立健全基本的公共基础设施。第二，让农村人员与城镇人员一样能够享受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效益，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统筹。第三，农村居民在担负相应的社会责任时，他们应该得到更高社会保障。第四，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3.新型城镇化构建过程中存在着发展周期的长短问题。城镇化建设如果以速度过快的方式实行，就会出现房价过高、环境污染严重、交通堵塞、人民生活压力过大、划归为城镇居民的农民难以适应城市的快节奏生活。城镇化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都能够享受到配套的公共服务标准体系，但由于受经济发展的限制，提供符合标准的公共资源能力就会跟不上，如果城镇化的进程不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而快速发展，那么要实现均等化公共服务是不可能的。由于大城市经济基础实力雄厚，公共设施相对完善，居民分担的公共服务的费用较低，但是在小城镇情况就截然相反。

4.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周围大中城市之间的关系。第一，新城镇建设在规模结构、社会功能、与周边大中城市之间的关系、适合经济发展的产业等方面，要科学规划、合理定位。新型城镇建设一定要有符合自己发展的特点。第二，要有符合新型城镇建设发展的措施保障，让那些有经济能力的新型城镇居民，以及资金雄厚的投资者，为新城镇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三，解决新型城镇发展过程中一些突出的问题，才能够能沿着大中城市的发展轨迹而繁荣起来。第四，应是新城镇建设中整体的产业链要相互融合，相互沟通，相互作用，才能够带来经济的繁荣。

四、新型城镇化建设当中土地的收益与合理使用问题

1.在新型城镇建设的进程中，相应的政府机构对土地的征收与使用中会重视收益效果，也会关注利益问题。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必然要实行一系列的改革，那就必然会牵扯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最突出的问题是地方各级政府的对农民土地的征收与转让，由于一些不太合理的现象，让农民的土地出让价格一再被压缩，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这些失去土地农民转变新型城镇居民以后，资金链受大很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2.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被纳入城镇居民的农村人员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农村原有的土地也就披上了城镇化的外衣。被城镇化的农村土地，基本的用途有如下几种形式：一部分继续留作为耕地;为了城市的环境而开辟为生态公共设施的用地;转化为住宅区用地与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用地;转化为基础建设设施的用地。土地使用方式的不一样，相应所得到的经济价值悬殊很大。如果只从既得利益方面来考量，土地的不同所有者都愿意在城镇化的前提下，以求得最高的经济利益。但是从国家的宏观政策层面来考究，为了城镇的经济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必须要保留一定规模的耕地和生态功能土地。

五、新型城镇化需求扩大促进经济发展

城镇化发展最根本的目标就是加大居民的需求量，刺激消费，来提高经济的增长。符合经济发展的弹性政策、政府财政预算的加大投入、一定程度上减免扶持对象的税收，都是扩大城镇居民需求的主要方法。

1.只有新城镇化居民的经济有了提高，边缘地带的农村居民收入有了改善，才能在某种意义上扩大新城镇的需求量。新城镇建设过程当中的新兴产业，提共给城镇化居民就业的机会，这是新城镇化居民的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而边缘于新城镇周围农村居民主要经济来源，其一是国家政策举措上对一直坚持耕种的农民，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其二就是农村居民为了自然和谐、城市生态，舍弃土地的经济开发价值而作出贡献，生态受益地区的地方政府进行必要的补偿。只要这两部分资金都能够及时就位，那农民的经济收入也就能够有所提高，新城镇社会发展的需求量也就有所加大。

2.过渡到城镇化的居民，为城市人民提供必要的服务，是就业的平台、谋生的手段，但是也应该让他们接近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享受同等的服务水平。在城乡公共设施的统筹投资中，要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在这些投资建设过程中，要让农村居民享受上与城镇居民相差不大的公共服务，充分利用当地的剩余劳动力，给他们就业的就会，提供长期的服务。

3.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传统认识，就是农村居民进入了城镇去生活。城乡之间差距的缩小、公共设施的完善、服务意识的加强等一些列措施实施以后，城市与农村居民可按照自由喜好与需要，自由地选择居住场所。有些城市居民由于闲余时间比较多，又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城市生活的压力与压抑感，希望到农村去放松，休闲心情。地方政府只要在政策举措与保障方面有所改变，农村的经济就能够发展起来。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也能够刺激城镇化的内需量，增加经济的发展。

纵观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趋势，从总体上来说看，我国城镇化正在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在推进城镇化构建的过程中，政策层面应当出台科学性与人文性的措施，保障城镇化居民的既得利益，合理使用与保留土地，有效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陈甬军，陈爱民.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2〕李树琼.中国城市化与小城镇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3〕 刘传江，郑凌云.城镇化与城乡可持续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责任编辑：陈玉荣〕

[收稿日期]2015 ― 01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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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我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农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既是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目标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创造性地落实好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民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和问题

近年来，我县的农村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农村文化事业发展还相对滞后，为基层提供的文化总量仍偏少，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还较多。

1、阵地建设已起步，但普及率不高。仅占全县农村总数的18%。

2、文化活动有所活跃，但与农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难以满足需求。

3、文化建设机制正在形成，但还不配套，有待进一步完善。政府、村（居）、群众三大主体的结合与协调发展尚缺乏一套有效的运行机制。比如投资机制问题，政府补一点，具体要补多少？怎么补？集体出一点，要在哪里出？能否出的出？群众筹一点，要怎么筹？谁来筹等等的问题还欠明确、欠规范。

4、文化资源配置不平衡。基层农村文化资源稀缺，群众文化生活贫乏。在我县的农村特别是广大山区，农民群众看电视难、听广播难、看电影难、看戏难、读书报难，仍然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基层文化单位条件艰苦，部分文化站仍处于无场地、无器材、无队伍、无活动的境地，工作很难开展。

（二）履行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

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政府部门必须加强对农村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这包括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扶贫攻坚计划，纳入干部晋升考核指标，以确保农村文化建设各项目标任务的实现。只有切实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农村文化队伍建设，落实有关部门责任，加强督促检查，这项工作才能得到更好开展，使广大农村和农民得益，从而在农村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1、抓规划。各级政府部门都应该对所辖区域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作出整体的、长远的、符合实际的规划，并按规划认真实施。在具体操作中，各地要注重发展农村特色文化，实施特色文化品牌战略，要树立新的建设理念，探索新的建设模式，发展新的建设内容，引进新的管理机制，做到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实现一地一品、一村一品的目标。

2、抓投入。现行的农村文化建设中政府投入基础上的效果和方式主要存在以下三大问题：一是投入量太少；二是投入机制不配套；三是投入效果有待提高。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投入与需求不成比例；二是投入的领域不够全面；三是投入方式过于单一，仅限于给钱、给物，关键是要给人才、给政策；四是投入渠道过于狭小，应该是多渠道、多途径的；五是缺少投入的绩效评估机制，花钱多办事少的情况时有出现。因此，要建立健全的投入机制，加大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