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研究范文
时间:2023-03-31 22: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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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些应用语言学家更关注广泛沟通、语料分析、或重要应用语言学。由于英语是当代的通用语,应用语言学家尝试包括他们的兴趣在内的语言政策和规划,同时也关注分析语言和身份,以及特殊的教育需求。语料的分析需要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应用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使用取决于社会环境、观众、流派和设置模式的识别。重要应用语言学对与失业、文盲和教育学相关的社会问题更有兴趣。
2.关于应用语言学的几点疑问
应用语言学是一种文化的科学吗?我第一次知道,到底什么是“文化学”,如何能界定其核心与边缘以及它的界限呢?应用语言学是一门学科吗?应用语言学包括心理语言学、第一和第二语言习得、阅读理解、对话分析、政治话语分析、性和语言、语言政策、神经语言学、媒体语言领域等,这些异构的主题作用于不同的层面,有些定义了社会领域的应用或研究(媒体,语言的性等),有些命名了分析方法(会话分析),有些由两种学科交叉构建而成(心理语言学),还有一些理论化的语言学对象(文字,话语)。以前的研究项目中,以语言的使用和建设意义或现实的相互作用为核心,项目的研究重点致力于语言和人类语言学科。在大多数情况下,理论围绕单个语言学习者和它们的语言轨迹发展演变,即作用于语言采集策略的心理或神经生物学模型。
二、应用语言学与普通语言学的关系
相比之下,“应用语言学”在普通语言学体系中执行一套完全不同的基本原则,应用语言学隶属于“语言学”。语言学家的共同主题还是语言,及其功能、设计和制定,也常把重点放在文章、话语和对话上。许多应用语言学家仍重视言语结构和社会意义,例如,研究短语“howdoyoudo”在医患交流中的功能;或研究不同的部分在言语交流中的作用;或重复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不再只是“反映”或“成为其他部分”的特定含义,其意义是构造、改变,按语言进行修饰,它们是动态对象。语言使现实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种概念中,语言不再被视为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变化着的。它可以与理论语言学相比较,理论语言学关注的是形态学、音韵学和词汇学方面。应用语言学教师感兴趣的领域包括语言习得、语料库研究和社会语言学。除了外语教学与机器翻译,当今,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领域的中心问题包括涉及如航空、语言障碍、法律、医学、科学等特殊用途的语言和语言沟通问题,语言政策与规划,以及语言和文化问题。
三、结语
篇2
【关键词】应用语言学 隐喻研究 红楼梦 人物隐喻
应用语言学隐喻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从传统观念来看,所谓隐喻,本身是基于语言的相似性而出现的一种语言现象,是一种宽泛的修饰性语言,从其本质来看,主要是强调概念资源对于语言产生增强理解的影响。从语言角度来说,隐喻除了具现化在各种使用过程中外,最重要的是贯穿在了人类思维过程的始终。曾有语言学家提到过,隐喻是语言与概念系统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但是从隐喻的翻译角度而言,它是多种因素交互而成,包括社会背景、文化风气、语言特点、语境、人类思维等,在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才共同作用成了隐喻这种独特的语言现象。从研究及应用的角度来看,传统的隐喻观及认知性的隐喻观都不足以揭示其理解和翻译的规则,所以,从研究意义较强的应用语言学角度出发研究隐喻,对于理解和揭示其规则具有重要意义。在前些年,很多学科(诸如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内都有研究隐喻的热门现象,但是在应用语言学领域中,相对来说还是稍显贫乏一些的。所以,从传统与认知角度的隐喻观出发,结合应用语言学特点,在以人类思维认知为基础的前提下,通过对队中语言因素(语境、文化、社会背景、交际目标等)的研究,完成隐喻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观察其在真实语言翻译中的应用。
此次应用语言学的隐喻研究范例为《红楼梦》的英译。《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座丰碑,文化魅力深厚,其英译也层出不穷。《红楼梦》中大量特殊隐喻的应用,让这部作品的审美价值与文化色彩更为浓厚,其中隐喻的英译也是衡量作品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在众多译本中,笔者选择由杨宪益夫妇和英国学者大卫·霍克斯所完成的译本,在学界,其也被公认为古典文学译作的典范,相信对于笔者隐喻的翻译研究是很好的语料基地。
《红楼梦》的隐喻英译方法探析
此次对于《红楼梦》的隐喻英译研究,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于拓宽研究视野,提供新视角有着很好的积极作用。以杨宪益夫妇和英国学者大卫·霍克斯所完成的译本《红楼梦》中隐喻的翻译例子为基础进行分析,在应用语言学的指导下进行分层研究,分析隐喻的理解和翻译是如何实现的。
随着翻译发展规模及派别的增多,翻译活动的焦点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归化与异化之争中。所谓异化,是指以源语言文化为归宿,保留源语言文化的特有表达方式并把它输入到目的语文化中去。从异化的角度来说,翻译既是再现作品文化内涵与精神风貌的方式,也是一种让读者了解异国文化与异域风情的交流手段,可以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表达方式。在异化翻译过程中,翻译者要尽量避免文化之间的冲突,减少因跨文化交流而产生的误解,将源语言文化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在目的语言文化上的移植,将其文化内涵与意义充分融入到目的语言文化中,实现最大程度的再现。所谓归化,是指以目的语言文化为归宿,尽量使用目的语言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一些表达方式与文化内涵,通过读者所熟悉的本国语言文化习惯来实现作品内容的传达,力求原语言文化能够在目的语文化中得到另一种方式的再现。可以说,归化的翻译过程其实是源语言文化与目的语言文化之间的一次文化等值转移过程,读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化观去理解译文的内涵,从这个角度来说,读者的接受力是归化翻译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
单纯以《红楼梦》这个书名为例,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红色是一种特殊的颜色,它代表着喜庆、吉祥、热烈之意,可以代表显赫的富贵身份,也可以用来表达女性的美,诸如红妆、红颜、红粉、红袖等,对于国人来说,单单看到一个红色,就能联想到其背后的多种隐喻,诸如地位、富贵、爱情、愤怒等,但是英语中对于红色的理解却多为恐惧、危险、血液、愤怒等含义,二者在文化差异上极大。书名“红楼梦”中的“红楼”在古代文化中代指富贵人家的闺房,其内涵具有富贵、繁盛、显赫之意,而且古诗有云“洛阳无限红楼女”、“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褥”等寓意了红楼这个词背后的特殊文化内涵与美学概念,但是在英国文化中,红楼就只是红色的房子而已。以杨霍二人为例,杨宪益采取的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其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源文化的内涵与意象,但是对于西方的读者来说,在不了解中华文化背景的情况下,根本无法理解书名中的隐喻,也无法实现完全的移植,对于原著所要体现的虚幻寓意及警示意味可谓是摸不着头脑。从西方读者的角度来看书名,很可能就只是理解为在红色的房子中所做的梦,传达出的大概也只是一种浪漫的情调,原著名所具有美学诗化概念可以说是完全联想不到。杨宪益在翻译内容中,也忠实地再现了红色的各种文化内涵与文学意义。英国汉学家、翻译家霍克斯(Hawkes)所采取的是归化的翻译策略,他的书名翻译为《The Dream of the Stone》,完全避开了原著中红楼的隐喻与文化内涵,虽然提升了读者的接受性,避开了英语文化中红色的贬义联想,但是却也丧失了其背后值得玩味的美学概念。尤其是《红楼梦》中广泛出现的红色寓意,在霍克斯归化策略的翻译下,红色全部被转变为了英语中另外一些代表高贵、显赫、积极含义的绿色和金色,不得不说,这也是一种无奈。不管归化抑或异化,终归是为隐喻翻译服务,无高低上下之分,笔者也觉得隐喻翻译需坚持杨戴的精神,让读者逐渐适应。
隐喻翻译案例剖析——以人名隐喻为例
接下来从杨宪益夫妇和英国学者大卫·霍克斯所完成的译本《红楼梦》中人名隐喻的翻译例子出发,探究其中的人名隐喻的含义及翻译,进行分析,探索其隐喻翻译的策略。
虽然中英文名字在构成上相同,但是结构却大相径庭。中文姓名姓在前,名在后,英文姓名则是名在前姓在后,或者是名加上中名加上姓所组成的三重结构,在翻译时,就要考虑到二者相异的文化习惯。《红楼梦》的人物命名历来是红学中一个被深刻探讨的话题,曹雪芹在人物命名中所暗含的隐喻也是加强对其身世、性格、命运理解的辅助手段,其对姓名隐喻艺术的使用极为成功。曹雪芹的人名隐喻主要有三种方法:谐音法、典故法、职业法。谐音法是很多人物命名的主要方法,其谐音或取感叹、或取讽刺、或取暗示之意,例如: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村,冯渊——逢冤,秦可卿——情可轻,秦钟——情种,詹光——沾光,卜固修——不顾羞,贾化——假话,单聘仁——擅骗人,甄英莲——真应怜等。这些隐喻要么取讽刺之意,要么暗示人物命运,要么点名人物特点,功能各不一样,可以说是谐音法的妙应用。典故法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众多女性人物身上,例如贾迎春其名取“迎春且薄妆”之意,林黛玉之名取晏几道《虞美人》词:“楼中翠黛含春怨,闲倚栏杆见。远弹双泪惜香红,暗恨玉颜光景与花同。”史湘云取自(唐)张籍的《楚妃叹》“湘云妆起江沉沉”。这些都是古代文学上的著名典故。职业法主要是为了区分作品中众多下人所作,例如贾府四位小姐的丫鬟取自“琴棋书画”作抱琴、司棋、待书、入画,宝玉的小厮焙茗(茗烟)、墨雨、引泉、挑云、锄药、扫红、伴鹤,与端茶、研墨、灌水、种药、扫花、戏鹤有关。
杨宪益主要使用音译法,即用于拼写中文普通话的罗马拼音系统,也称韦氏拼音。人物姓名主要如:贾政叫Hia Ching,薛蟠叫Hsueh Pan;薛宝钗叫Hsueh Pao chai,贾雨村叫Chia yu-tsun,甄士隐叫CheIl Shih yin等,对于外国读者来说,不仅不解其意,而且非常拗口,对于理解人物性格的命运毫无助益,虽然杨宪益在后面加了备注,但是做法繁琐,对于《红楼梦》这本长篇小说是不太合适的。相较之下,霍克斯兼用音译法与意译法,阶级地位高的使用汉语拼音音译法,例如:Dai-Yu,Bao-Yu,Bao-Chai,Wang-Xifeng,ZhenShiyin,Lady Wang等,避免了韦氏拼音的弊端。对于各种职业人员的翻译则采用了意译,例如王熙凤夫妇的丫头平儿,英文翻译Patience(耐心),取其温柔耐心的性格,贾母的丫头鸳鸯英文翻译Faithful(忠诚的),取其对柱子忠心耿耿的意思,贾母的丫头傻大姐英文翻译simple(简单的),取其头脑简单、不谙世事之意,宝玉的丫头晴雯英文翻译Skybrigm(天空明亮),取其“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之意,这些翻译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更有利于他们理解人物性格和命运,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但是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云里雾里了。再说贾府小厮们的命名,王熙凤与贾琏的四个小厮丰儿、兴儿、旺儿、隆儿,其英文名分别是Felicity(幸福,幸运)、Joker(大王;说笑者)、Brightie(光明)、Rich(富裕),虽然在翻译上与原本的中文语义稍有偏离,但是基本上抓住了人物命名的本意,即取其兴旺发达、家庭幸福的美好之意。可以说,这些翻译更好地促使读者对于原著人物代表意象的理解,对于实现源语言文化到目的语言文化的内涵转移、文化等值有着一定的益处。
小 结
隐喻的语言学应用根植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语境与语言特点之中,加强应用语言学之中的隐喻研究,对于拓展其在语言应用上的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陈道明.隐喻与翻译: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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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钟曲莉.《红楼梦》中的空间隐喻[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29(2).
[6]耿丽敏,王斌.空间隐喻分析——以《红楼梦》中上、下、高、低为例[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7).
[7]Frank Huang(trans).Dream of Red Mansion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8.
篇3
关键词:立法语言学;研究概述
一、国际立法语言的研究
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文章或著作对国际立法语言进行研究和梳理。可以说对国际立法语言研究是立法研究的薄弱环节。
国际立法语言的研究始于成文法典的出现。法律其实就是法学原理和法律规范的语言展现。因此,不管从习惯法还是自然法的视角,成文法都是立法语言研究的集中体现。《汉摩拉比法典》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是具有浓厚宗教性质的宗教法,其立法指导思想主要根据宗教教义。法律规范、宗教规范、伦理道德不分。在立法语言范式上采用序言、正文和结语三段论式的表述方法。城邦制的希腊,商业经济发达,私法发达,后来的《罗马法》从其成文法中继承了自然法思想。罗马法时期,法学家开始解答法律的疑难问题并通过著述解释法律。中世纪是教会法的时期,教会学者对法律语言和宗教教义进行研究,对神学法典进行编纂,使法律神学的地位得到巩固。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出现了“罗马法的复兴”,先后形成注释法学派和评论法学派,对罗马法进行研究。并在英国出现普通法和判例法。这段时期的法律语言尚未被人们所认识,而是作为法律文本的一部分进行研究,是孕育在法律研究的母体中的。
近代从文艺复兴开始,学者开始重视法律语言的研究,法律语言从法律的母体中独立出来。但丁(Dante Alighieri)曾在《论俗语》中指出法庭的语言是“准确的、经过权衡斟酌的”,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曾对立法语言进行研究“法律的体裁应该简明扼要;法律用语应该准确无歧义,法律不要精微玄奥。”(何勤华、贺卫方2006)法国拿破仑法典德国德意志法典都不仅是法典的典范,也是法律语言研究的体现。拿破仑法典以立法语言的准确简明为特征,德意志法典则以立法语言规范严谨为特点。
现代国际立法语言研究多从立法起草的角度来建构立法语言学体系。(陈炯2005)埃佛尔斯汀(Everstine)的《立法案的标题》(1948),密勒(George Joho Miller)的《论法的风格》,罗伯特.C.迪克(Robert.C.Dick)《法的起草》(1972),亨利.惠霍芬(Herry Weihofen)的《法的起草风格》(1980)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里德.狄克逊(Reed Dickerson),他一生重视立法起草研究,把立法语言作为立法技术的一部分,始终不渝地与轻视立法起草技术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其代表作是《立法起草》和《法律起草基本原理》。在《立法起草》中,他从起草角探讨立法语言,如标题的确立,法律文本各部分的安排,立法文本,立法文句的组织,累赘与冗长,定义、条件和要求等,几乎涉及立法起草中有关语言的各个方面。布林克认为每一种法律理论直接或间接依赖一种语义学理论,而法律实证主义依赖的语义学理论是错误的。他认为一种正确的语义理论表明意义——或至少指称——并不依赖于使用者关于语词的信念,而取决于对象的特征或与这个语词相符的对象分类。(布莱恩 比克斯2007)
国际现代立法语言研究沿袭了其注重实践的法律语言研究的思路,从操作性的起草角度对立法语言展开研究,是其主要特点。
二、中国立法语言的研究
综观法律语言学演变的过程,法律语言学活动是从立法领域开始的。这与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注重立法活动和立法语言研究有关。(李振宇2007)从中国第一部法律学著作《法经》算起,中国的法律语言研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法者,天下之公,所以辅乎治也;律者,历代之典,所以行乎法也。故自昔国家为治者,必立一代之法,立法者必制一定之律。”
中国立法语言的研究最初集中于对法律术语的研究,先秦时期,从名家的“名实之辨”可以看出,在追求名实一致的同时,还体现了立法语言即法律文本语言的通俗性和可理解性的原则。秦汉时期的《说文解字》、《释名》中均有对法律术语的解释。对立法语言的自发性研究在此时开始出现。至唐代出现《唐律疏议》,该书对唐律的法律条文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是一部法律注释学巨著,在当时“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从立法语言的角度考虑,则对立法的词语、条款、篇章进行来研究,只是这种分析是自发的,而非自觉的。宋代《宋刑统》沿袭了《唐律疏议》的法律注释,另一部法律著作《律附音义》则是一部较为深入的立法语言研究著作,其中“律音义”部分对七百五十二个字、词、短语做了注释和解析。(何勤华2006)明清时期,注重立法的简明,强调立法应当因时而变。明代由《大明律》到《大诰》到《问刑条例》到《大明会典》。立法不断适应日益变化发展的社会生活。明丘濬指出“立法贵乎下人尽知,则天下不敢犯耳。”明清时期出现大量对法律语言进行研究的著作,有立意于注释律例条文、疏解律意的释本,如《律例笺释》、《读律琐言》等,有立意于考竞源流沿革变化的考证类释本,如《律解辨疑》、《读律存疑》等。中国的传统的立法语言研究多体现于成文法典的编纂中,后期逐渐出现对法律语言的研究,但也是存于对法律文本的注释研究中。
中国近代的法律语言研究包括立法语言研究是从引进借鉴中开始的。引进的方式多种多样,杂志、译著、聘请国外法学者、法学留学。其中最直接的方式是杂志和译著。最早的杂志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守腊(K.F.A.Gutzlaff)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中国人最早创办的政法类刊物则是《译书汇编》。著作则有《万国公法》等,以及大量法律成文法的翻译。1902年清廷下诏:“著派沈家本、吴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当代民法学家梅仲协指出中华民国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者,十之三四,而法、日、苏俄成规,亦撷取一二”(参见封丽霞2002)。中国近代的立法语言研究则是从部门法的分立及立法和司法的分立开始的,从清末的修宪开始,商律、民律、著作权律、民事诉讼律等部门法分立,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在近代业得到实现,这使得立法得以独立,而立法语言也获得了独立的身份。
在立法语言词汇引进方面,1900年左右法律专业词汇的引进达到,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研究,中国此时引进的日文法律词汇约80多个。在著作方面,穗积重远著、李鹤鸣译《法理学大纲》专章对法律的形式进行了研究。国外的法学家也对中国的法学发展提出建议良多。美国法学泰斗庞德则提出:中国的法学要繁荣进步,必须要有足够的法律人才;应当充分发挥法学家的作用,因为“没有法学家,便没有法,没有法律教授及学术上的著作给予立法以生命,立法便会消失其功能。”在此基础上,对立法语言的研究也就存在于近代的立法活动中,从清末的修宪到民国的立法,其中的法律文本术语、法律文本句式和法律文本条款均在借鉴引进的过程中,实现了法理和形式的双重变革。
立法语言研究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快速发展,大量从语言学角度对法律草案、成文法的论文出现,法律语言研究著作也对立法语言进行分析。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改革开放为社会带来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学者开始关注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律文本;其次,这一时期的立法快速发展,其中必然出现较多的法律文本语言失范甚至误用问题,需要予以研究和解决;再次,法律语言学在这一时期逐渐兴起,立法语言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始被广泛关注。陈炯(2005)的《立法语言学导论》是唯一一部以立法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也是立法语言研究的集成之作,著者意在建立立法语言学的研究体系。但著者对立法语言的研究仍旧是从对立法语言特点的研究入手的,即缺乏其反面的材料以证。从方法论的角度考虑,对某一学科的研究正面的总结归纳和反面的证明同样重要。
这一时期,从立法语言的语言语言缺陷或者语言规范的角度,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但其研究从语料选取上看,语料选取单一,或者为单一法律,如王顺华(2006)只研究现行宪法,或者为偶举性研究,如胡明(2003)。从研究方法上看,对法律文本的研究多是从逻辑、词语、句法等方面来分析,缺乏语言学的新理论的引入,如语义学理论等。从研究成果上看,多是对立法语言本身的语言问题作出了个别性的建议或修改,缺乏更为深入系统的对立法语言规范更具指导意义的规范库的尝试和研究。
因此,中国对法律文本语言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的探讨。法律作为整个社会人们活动的规范,其文本语言表述的简明、准确、统一,对整个法律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对整个社会的法治建设更具有实践意义,需要从多方面对法律文本的语言进行研究分析。
参考文献:
[1] 布莱恩·比克斯.法律、语言与法律的确定性[M].邱昭继译.法律出版社.2007.
篇4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 国内研究 综述
Sociolinguistics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据文献记载,这一术语最早见于美国语言学家H.C.Currie的论文《社会语言学的设计:言语和社会阶层的关系》(1952)。1964年5月,美国召开首届社会语言学大会,会议论文集题名《社会语言学》在次年出版,标志着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
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社会语言学于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美国,并于70年代末传入我国。经过许多语言工作者的努力,4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广义)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的学者此间在社会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探索中付出了不懈努力,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状况进行概要的回顾与总结。
关于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起始时间,学术界尚无统一说法。大体上表现为三种: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1980)的出版;陈原《社会语言学》(1983)的出版;1987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考虑到70年代末还有其他一些语言学家开始译介国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把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的出版作为中国社会语言学形成的标志。因为这是国内第一本书名中含有“社会语言学”而又以汉语为对象的著作。
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初创阶段(1979~1987年:从自发到自觉)
从自发到自觉通常认为中国的社会语言学是舶来品,但陈原指出,自古以来的中外语文学家都曾讨论过古语与今语、文语与口语、标准语与方言在社会功能上的差别,19世纪初的欧洲方言学家对于民族语内部各种变体的调查即是社会语言学的工作。就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语言运动而言,如20世纪初期的国语运动、2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以及北拉运动,还有50年代的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等,尽可以划入社会语言学工作,但这些运动并非自觉的或独立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直到70年代后期Sociolinguistics的引进,中国学者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才从自发走向自觉。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语言学成果,主要表现在通论性著作和理论译介两方面。前者除陈原的两本书外,还有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1985),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许国璋70年代末开始研究社会语言学,有关论文收入《许国璋论语言》(1991)。1980年到1982年,特鲁基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林书武等译)在《国外语言学》连载。1987年,《社会语言学译文集》(祝畹瑾编)和什维策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出版。《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5期以专刊“语言与交往:社会语言学研究个案与应用”,
发表了一批社会语言学论文。这一时期的缺陷:一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不够,二是对社会语言学的对象和范围的认识尚模糊。
二、迅速发展阶段(1987~1993年:从引进走向结合中国实际)
从引进到结合1987年12月1日至5日,中国社科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举办了“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北京)。会议展示了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对推动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8月,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主办了首次“双语・双方言”讨论会(深圳)。1990年11月,中国社科院语用所和苏州大学联办“首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苏州),其中不少论文是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社会语言学的专题研究。主要著作有张清常《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1990)、高天如《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1993)等。除了数量众多的期刊论文,还结集出版了《双语双方言》(1~4集)、《语言・社会・文化――首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1)等。这阶段继续出版了一批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译介、概论性著作和教材。在译介国外成果方面,除了《国外语言学》等杂志连续刊登译文(如Lesley Milroy的《语言和社会网络》等)外,还出版了佐伊基《社会语言学演讲录》(刘明霞等译,1989)、郝德森《社会语言学》(丁信善译,1990)等。著作方面主要有陈原《社会语言学论丛》(1991)、陈建民《语言文化社会新探》(1989)、孙维张《汉语社会语言学》(1991)等。教材方面有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1992)、王得杏英文版《社会语言学导论》(1992)、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教程》(1993)等。
三、稳定深入发展阶段(1994~2000年:从热潮走向冷静和成熟)
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半期相比,1995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表现得相对冷清。除了两年一次的“双语双方言”讨论会继续召开,应用语言学讨论会上还有人关注社会语言学问题外,专门的社会语言学研讨会1992年起,一次也没有举办,论文数量也有所下降,以至于有朋友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前途感到忧虑,甚至将其类比于式微的“文化热”,提出要重振社会语言学。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并未走下坡路,而是在冷静中趋于成熟。一方面,学术界开始就其形成以来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成果的同时也指出不足,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高一虹1996)。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版的新著大多注意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无论深度、广度都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其中主要有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1996)、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1999)、周庆《语言与人类》(2000)等。此外《双语双方言》连续出版,陈恩泉主编的《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1999)、李如龙主编的《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2000)等论文集打开了新视野。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语言学步履维艰的时期,但与文化热一样,社会语言学的出现无疑带来新的生机,言必“文化”“社会”一时竟成时尚。90年代以后,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和计算机应用对语言研究的需求,本体描写又成了语言学的新热点。虽然这一时期的社会语言学从“热潮”到“冷清”,但同时必须看到,至今仍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者大概是认准了“社会语言学”这条道。
四、新的繁荣阶段(2001年至今:研究领域不断扩展)
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后,中国社会语言学领域一度曾显得有些沉寂,但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冷静和反思阶段。一批中青年学者也开始积极参与和组织有关的学术交流活动,掀起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十年里以“社会语言学”为标题或关键词的论文数量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2001―2009年间国内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与社会语言学有关的论文表明:中国社会语言学在学科理论、语言变异、语言接触和语言规划这4个主要研究领域中各有新的进展,其中语言变异研究近年来取得的成果最多,其次为语言接触研究。
1.学科理论研究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面,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学科综述、社会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地位、社会语言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地位等。从理论性质来看,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社会语言学是功能主义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思路符合现代语言学越来越重视使用者话语的大趋势,理论与实践价值兼备,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中主要有:杨永林.《社会语言学四十年》(2001)、赵蓉晖《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若干特点》(2004)、张兴权《“社会语言学”术语溯源》(2005)。
2.语言变异研究
变异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语言变异的理论、语言的各种变体(性别、年龄、行业、语域……)等,其中称谓语和网络语言研究是近年的热点。这一领域内的研究还在不断拓展,具体材料的开发和理论的深入是大趋势。主要著作有:王立《城市语言生活与语言变异研究》(2009)、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徐大明《语言变异与变化》(2006)、蔡少莲《语言变异的元语用分析》(2006)、郭风岚《语言变异:本质、因素与结果》(2006)等等。
3.语言接触研究
社会语言学自始至终强调语言的多样性,而个人和社会的语言多样性起源于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总的看来,国内关于语言接触的具体研究(如双语)开展得较多,综合性研究还比较欠缺。关于语言接触研究的著作主要有:戴庆厦,罗自群《语言接触研究必须处理好的几个问题》(2006)、B.Heine, T.Kuteva, 刘云, 龙海平《〈语言接触与语法变化〉简介》 (2009)、戴庆厦,杨再彪,余金枝《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小陂流苗语为例》(2005)等等。
4.语言规划研究
不少学者在回顾和总结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进展时都曾提到,我国在宏观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十分显著,这和国家在语言建设方面的实际需要是分不开的。我国历史上先后有过不少具有社会语言学性质的语言规划活动,为该方向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实际素材。改革开放以来,语言规划研究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这一社会语言学的宏观领域内加入了更多微观的内容,和语言变异研究在许多方面联系起来了。
现在语言生活的不断丰富、学术观念的更新和研究手段的改进都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未来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应该是一门学科门类齐全、理论体系完整、研究方法完备、实践价值明显、特色鲜明的学科,它将在中国的语言学和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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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琼,女,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张家港办学点,讲师,从事英语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
篇5
关键词: 移动辅助语言学习; 移动技术应用; 外语学习; 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3)01-0114-06
近年来, 随着移动技术的发展与完善, 移动产品价格不断降低, 各式移动设备在学生中的普及率不断上升。这些移动设备已经成为学生们的随身必备品并逐渐改变着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方式, 例如, 便携式多媒体播放器MP3/4带来了娱乐方式的改变, 移动电话带来了通讯革命, 笔记本电脑带来了工作与学习模式的变革。学生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活动已经不再受时间和地点的局限, 例如, 原本需要在教室内才能进行的教学活动, 随着移动设备的使用及其具备的随时随地网络接入功能, 已经被扩展到了教室之外的任何地点, 任何时间。移动技术对学习活动的影响已经成为教师和学生们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甚至有学者指出, 移动学习(m-learning)已成为电化学习(e-learning)的发展新趋势。[1]
英语, 由于其在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大趋势下广泛应用于商业、学术以及技术等领域, 已经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世界语”。现代人才英语水平的高低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与国际接轨过程中所遇障碍的大小, 因此, 在现代人才培养过程中如何提高英语教学效果, 提升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就成为广大英语教师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目前, 许多教师除了在课堂上教授学生英语知识外, 还利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 引导学生在课外进行英语学习, 并取得了一些成效, 这种利用计算机进行英语学习的活动被统称为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CALL,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另外也有许多外语教师开始关注如何利用移动技术提高外语学习成效的问题, 移动辅助语言学习(MALL, Mobile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已经成为继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之后的又一理论与实践研究热点。
本文拟就移动辅助语言学习这一话题展开论述, 探讨这一新兴学习模式的特点、优势, 以及面临的挑战, 通过对一些已开展的移动辅助语言学习研究项目的分析, 了解教师如何能够通过对移动技术的高效利用帮助学生提升外语学习成效。
一、什么是移动学习?
研究者们对于移动学习的定义各不相同。例如, Vavoula指出: “学习者在非固定的, 非事先确定的地点进行的任何形式的学习, 或者是利用移动技术提供的学习机会进行的学习都可以认为是移动学习。”[2] Sharples的看法与此类似, 他也强调移动学习的“跨场所性”(across locations)与对手持设备提供的学习机会的利用。[3] 其他学者(如Valk等人[4]和Demirbilek[5]等)则更强调移动学习是对移动设备, 如移动电话、个人数码助手(PDA)、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的利用, 只有利用这些移动技术进行的学习才称为移动学习。移动学习可以是在正式课堂上进行的学习活动, 也可以是在非正式环境下进行的个人学习活动。这些学习活动可以非常简单, 过程简短, 例如, 有的学生在阅读外语材料的过程中用智能手机提供的电子词典对生词进行查询; 同时, 它们也可以非常复杂, 并且具有系统性, 同时使用几种移动设备进行学习, 例如有的学生利用便携电脑上安装的成套的语言学习系统学习外语交际能力, 同时利用手机的上网功能在国外社交网站上(如Facebook, Twitter等)锻炼学到的交际语言, 并在语言学习论坛中与其他学习者共同探讨语言学习中碰到的问题, 在协作式写作网站(如各类Wiki网站)上进行协作式写作学习等。所有这些学习活动在移动设备的帮助下, 均可实现随时随地性(ubiquity), 无论身处何处, 只要取出随身携带的各类移动设备, 学习行为就可以产生, 这不仅颠覆了传统认为学习活动只能发生在教室等固定场所的认识, 而且改变了原有的以教为主的教学方式, 转而形成一种以学生为中心, 以学为主的学习模式。
二、移动学习的特点
由于移动学习是利用移动设备进行的新型的学习方式, 因此它具有一些有别于传统的学习方式的特点, 对这些特点加以分析和利用, 将有利于教师更好地引导学生进行移动学习。
1. 移动学习的学习环境是可变的, 而且是可能随时都在发生变化的(physical context flux)[2]: 移动学习可以发生在各种各样通常无法事先预知的场所, 它可以发生在从家里到办公室的途中、户外、休闲场所等, 这就要求其通讯架构具备移动性(mobility), 从而使在移动中获取信息成为可能。可变的学习环境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特别是对于外语学习, 真实的学习语境总是能促发学习行为。例如, 当某位学习者身处目的语国家时, 他随身携带着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当他对大街上的交通指示牌用语或商店广告语言有疑惑时, 利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的摄像功能, 结合这些设备中已安装的图像识别与自动翻译软件, 只要将摄像头对准指示牌或广告, 相应的母语翻译就显示在屏幕上, 他还可以将这些生词存储到移动设备中, 以备日后进一步学习之用。正如Reinders指出的那样, 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是一种社会工具, 它们可以促进真实的(authentic)语言交流, 这使其成为支持情境化学习理论(situated learning theory)的最佳工具。[6] 该理论认为, 当信息与情境相关, 并且能够被立即付诸应用, 学习就更容易发生。[7]
2. 与环境相关的学习内容(context-dependent content)[2]: 移动学习能够实现信息的获取与物理环境的紧密相连, 也就是说, 当学习者身处不同的环境时, 他们所获得的学习材料是不同的, 而且是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的。例如, 英语学习者可以利用移动设备在酒吧内学习各种啤酒的英文名称, 或者一边步行参观一座城市, 一边收听用英语提供的关于所到之处的概况介绍, 又或者在博物馆内的不同展品前学习关于该展品的知识等。这些都可以通过移动设备的连接功能(connectivity)来实现, 它不仅包括对国际互连网的连接, 还包括能够感知使用者位置的GPS连接等。De Jong, Specht和 Koper 做过一项利用语境感知技术辅助外语词汇学习的研究[8], 研究者在不同的房间内放置一些物品并给每位参与实验的受试学生分配一部iPhone 3GS手机, 学生利用事先安装在智能手机中的词汇学习程序学习不同房间内所陈列物品的外语名称, 不同组别的学生各自手机中安装的词汇学习软件也各不相同, 有的安装的是具有位置感知功能(通过GPS功能实现)的学习软件, 有的则是能够识别二维码(semacode)的学习软件。当学生携带具备位置感知功能的学习软件进入某一房间时, 移动词汇学习软件就自动显示该房间内所陈列物品的外语名称和相关信息, 学生便可利用这些信息学习新的外语词汇; 使用具有二维码识别功能的学习软件时, 学生将手机摄像头对准事先张贴在物品上的二维码, 与该物品相应的外语词汇和相关信息便显示出来供学生学习使用。该研究发现, 不同的环境感知技术对外语词汇的学习效果具有显著性影响。外语学习如果能够与实际语境联系起来, 其学习效果将显著增强, 这也是移动学习与传统学习模式的区别特征之一。
3. 移动学习具有可扩展性(extendibility)与交错发生性(interleaved)。[3]移动学习可以扩展到课堂外任何能够使用移动设备的地方, 并且它还可以与课堂学习紧密联系起来, 交错发生。Wong and Looi的研究[9]很好地阐释了如何利用移动学习将课堂教学(formal learning)与课外学习(informal learning)进行联系, 最终促进综合学习效果。在他们的教学实验中, 学生在课堂上学习一些新的成语和介词的使用方法, 然后研究者给每位学生分配了一台具备网络连接和摄像功能的智能手机, 学生们利用这些手机在校园内外寻找能够使用这些新学会的词语的场景, 并将其用手机拍照保存, 而后再将这些照片上传到网络上供同学之间进行讨论学习。他们发现, 这种连接课堂内外的学习方式能够实现场景化学习(contextual learning)、形成创造性输出(productive outputs)、并且有利于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的发生(socio-constructivism)。利用移动设备将课堂学习与课外学习联系起来极大地扩展了学习的广度和深度, 传统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学习与应用脱节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同时也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10], 这对他们日后的学习是至关重要的。
三、移动辅助语言学习的优势
移动辅助语言学习正逐步改变着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11]移动设备的使用使得语言学习不再局限于桌面电脑和学校的语言实验室中, 它正逐步变得“可移动”起来, 从而具备时间和空间的独立性[12], 学习因此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和地点, 学生只要拿出随身携带的移动设备, 就可以进行语言学习。使用移动设备呈现语言学习材料能够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更加灵活, 同时它还为学生和老师提供了一个双向的无线沟通渠道[13]。移动辅助语言学习极大地扩展了语言学习的连续性和即时性。[14]移动设备的使用增加了学习的时间与空间范围, 并且有利于促进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式和个性化的学习过程。[15]
在分析了六项以手机为辅助工具提高学习成效的研究后, Valk等人[4]认为, 手机等移动设备在提高学习效果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①增加了获取学习内容的渠道; ②创新了学习方式, 这种新的学习方式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个性化的, 协作式的, 情境化的, 并且是无处不在的, 这种学习模式被统称为“新学习”(new learning)。它与外语教师经常强调的外语学习方法是相呼应的。由于外语学习的对象是一门新的语言, 这就要求学习者按照语言学习的规律去掌握它,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注重语言的交互性――语言学习只有在交互中才做到真正的习得。然而, 在现实的外语学习环境下, 特别是在非目的语国家学习他国语言, 例如中国学生在国内学习英语, 可供学生进行目的语交互的环境除了课堂之外, 通常很难再找到其他合适的地方, 这也成为外语教师们最为头痛的问题之一。而移动技术在外语学习中的应用, 将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利用移动设备随时随地的连接性, 学生和教师可以轻易创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虚拟外语应用环境, 解决外语学习过程中交互欠缺的问题。学生还可以利用移动设备的网络连接功能, 随时随地参与到真实的语言交互中, 例如利用目的语社交站点(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即时沟通工具(instant messaging tools)等进行语言实践等, 目前大部分社交站点和即时沟通工具都提供了便于在移动设备上使用的应用程序, 比起传统基于Web的网络应用, 它们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更高的易用性, 深受用户和学生欢迎。
此外, 学生与学生之间在移动辅助外语学习的环境下更容易实现协作式学习(collaborative learning)。在外语应用真实语境缺失的情况下, 学习者之间的协作式学习通常被认为是最好的弥补方式, 这些协作可以是“以优带差”的形式, 也可以是以小组方式共同完成一项学习任务的形式。例如, Lan 等人[16]就曾经试验过在课堂上利用触屏式笔记本电脑(tablet computer)辅助学生协作学习英语朗读技能。在对传统分组学习的分析中他们发现, 以往学生之间的相互协助具有很多局限性, 具体表现在协助延迟(delayed support), 反馈缺失(lack of feedback), 协助者隐匿(invisible helper), 和易产生冲突(conflict-oriented)等, 于是他们开发了一套基于移动设备的伙伴协助学习系统(MPAL, Mobile-device-supported Peer-Assisted Learning), 学生中表现较为优秀的学生以“小老师”的身份通过便携设备帮助表现善待提高的学生。在实验中研究者发现, 这套MPAL系统有利于降低学生的焦虑心理, 提升学习动机和提高学生朗读英语的自信心。因此, 该研究结论认为, 通过移动设备实现课堂上的协作式学习具有明显效果, 同时移动辅助协作学习在实现协作学习的时间地点独立性方面将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潜力。
移动辅助语言学习的另一个优势体现在它能够将课堂正式学习和课后非正式学习进行无缝连接的能力[17]。传统的教育方式注重的是教师的“教”, 强调课堂上教师对学生的知识传递, 却忽视了学生的“学”, 并没有把学生的学习过程看作是一个主动的、社会化的、协作式的知识在学生大脑中建立的过程, 导致的结果是以向学生灌输知识、帮助他们在大脑中建立一个知识库为教学目标。然而, 这种教学方式对学习, 特别是语言学习是有害的, 因为语言并不仅仅是关于语言的知识的集合, 语言习得也远非学习和记忆一些描述语言规则的元语言知识(如语法知识)就能够达成的, 外语的习得必需建立在大量地接触目的语输入、形成学习者自己的中介语(interlanguage)的基础之上, 而这一中介语体系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习者在课外进行的大量语言实践。移动辅助语言学习恰恰能在这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它能够将课堂的正式学习和课后的非正式学习联系起来, 学生在课堂上接受正式的语言教学, 课后利用移动设备提供的语言学习环境进行语言实践, 随时随地练习和提高, 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这种学习方式与当代学生的移动生活方式(mobile lifestyle)也是相称的。[14]
总之, 随着无线通迅和移动技术的发展, 使用诸如PDA、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进行语言学习的有效性已被逐步认可, 因为它继承了e-learning的所有优点, 并消除了学习时间和空间这一其他学习系统的局限。[18]移动辅助语言学习具备促进建构式(constructivist)、环境敏感式(situated)、协作式(collaborative)和非正式(informal)学习的潜力。
四、面临的挑战
虽然移动辅助语言学习与传统的学习模式相比具有诸多优势, 但是它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了解这些缺点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这些新技术为语言教学服务。移动辅助语言学习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技术上的挑战。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与桌面电脑相比具有便携性的优势, 但与此相对应的是屏幕尺寸与输入方式的牺牲。对于信息显示量较大的阅读训练和输入量较大的写作训练, 这些技术上的局限无疑会对学习者使用这些移动技术进行语言学习造成障碍。在对移动辅助词汇习得的研究中, Stockwell发现学生和老师对手机的使用均存在抗拒心理, 可能的原因包括倾向于使用较为熟悉的桌面电脑, 手机键盘文字输入不方便, 以及屏幕尺寸狭小等, 因为这些原因可能会增加学习者的认知负担(cognitive burden)。[19]虽然随着新技术的出现, 如大尺寸触屏式智能手机的上市, 这些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 但随之而来的其他新的技术难题也要求外语教师在将移动技术应用于外语教学时, 应该先充分考虑其技术上的可实现性, 尽量利用和发挥不同移动设备的优势, 使其更好地为外语教学服务。
2. 学习者态度。语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新技术的愿望总是美好的, 但是学生对这些技术和新学习方式的态度也将对学习效果产生重要影响。例如, Okunbor and Retta在一项利用智能手机提高学习成效的研究中发现, 虽然研究者为学生提供了专门定制的用于管理学习和社交活动的手机应用程序, 但是学生们认为这些应用软件的作用非常有限, 因此对学习成效的提高也没有显著效果。[20] 然而, 学习者对新技术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在学习活动的设计上, 如果教师能够充分了解和利用新设备所提供的优势, 并将它们恰当地应用于解决不同的语言学习问题上, 帮助学生达到既定的学习目标, 那么学生对这些新技术将会有更多积极的态度, 在学习上也将更趋主动。
3. 对教师的挑战。Prensky将当代学生称为“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21], 因为他们是生长于数字时代的一代人, 电子技术伴随着他们的成长, 他们习惯于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使用各种新兴电子设备, 因此教师在对这一代人实施教育的过程中, 也应该了解学生的这些习惯, 将他们贯于使用的设备的功能与教学法结合起来, 从而实现对学习活动的支持。对于外语教师来说, 使用移动设备辅助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是了解和掌握这些设备的具体功能和如何将这些功能与外语教学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就要求外语教师不但要精通自己的教学业务, 还要对移动技术有较全面的了解, 并且能够独立开展研究, 根据学生的具体实际情况, 将这两方面的知识结合应用, 达到利用移动技术提高语言学习效果的目的。对许多外语教师而言, 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外语教师应用移动技术辅助语言学习将面临的另一项挑战是对学习过程的监管与控制。移动技术将学习搬到课堂之外, 通常这些学习活动是在教师的管控范围之外进行的, 因此教师如何安排课内外学习内容, 如何将课内外学习结合起来, 仍是一项需要仔细研究和制定计划的工作。[22]
4. 应用方式的挑战。移动辅助语言学习虽然存在诸多优势, 但是目前大多数研究与应用仍仅限于将传统学习内容转移到移动设备上来[8], 例如在移动设备上播放以往在电脑中播放的外语学习音视频材料, 利用以往容易被浪费掉的片断时间进行词汇学习, 实现随时随地查单词、进行小测验和问卷调查等。这些应用方式未能充分发挥移动设备的优势, 例如位置感知功能和网络连接功能等, 因此仍然停留在行为主义(behaviorist)、以教师为中心的知识传送的框架内, 而对移动辅助语言学习的更理想的应用应该是一种双向的、以学习为中心的、知识建构型的和协作式的学习模式。[23]这种应用方式的构建要求外语教师在设计移动辅助语言学习活动时充分考虑语言习得的互动性和协作性, 以及如何利用移动设备的技术优势实现对语言学习的支持。
五、结语
移动辅助语言学习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它的出现伴随着移动技术的发展与普及, 如何将这些新技术与语言教学相结合以提高外语学习成效是外语教师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分析我们发现, 移动辅助语言学习最突出的应用在于它将外语学习扩展到了课堂以外的任何时间和地点, 并且能够将课堂学习和课外学习有机地联系起来。由此可见, 移动辅助语言学习主要发生在课外, 这就要求语言教师能够充分了解特定移动设备的技术功能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17], 并引导学生合理应用不同移动设备的各自优势解决不同的语言学习问题。教师设计的移动辅助语言学习活动还应该遵循外语学习认知规律, 增加学生在真实语境下进行实义互动的机会, 从而提高其语言应用能力。[24]此外, 外语教师还应鼓励学生开发自己的移动辅助语言学习策略[25-27], 因为这是他们进行课外独立学习的基础, 也是学生学会控制自我学习体验必需掌握的技能。由于移动辅助语言学习研究与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 还有许多课题值得广大外语教师和研究者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但是它作为语言学习辅助工具的潜力是巨大的, 日后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结合语言习得理论, 构建更加高效合理的移动辅助语言学习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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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 研究 范围 方法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2(b)-0083-02
认知语言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学科,是人类认知科学和语言科学以及其它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从而形成的一种边缘学科。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类的认知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认知语言学在当前很多文学作品的评析中有十分广泛的运用。当前,认知语言学还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但发展的前景十分可观,为语言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对认知语言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该要对研究的范围进行掌握,采用正确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原则,为认知语言学的学术目标的实现提供帮助。当前,对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大类,即基于语言科学的认知语言学以及基于认知科学的认知语言学,这两个都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研究方向。基于语言科学的研究更多的是倾向于社会科学,以语言分析的定性的研究方法为主,而认知科学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则主要是以自然科学的定量的研究方法为主,在对认知语言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出发加以考察,本文对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相关问题的进行分析,分析研究的原则、范围以及方法。
1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在对认知语言学进行研究之前,首先应该加强认知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确定。
1.1 对认知语言学进行研究的基本问题
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人类的语言和心智之间的关系。对人类的心智进行研究,其实可以从很多角度出发,比如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等。人类的心智可以延伸出很多问题,比如我们生活中的诸多经验有什么作用?人类有一些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对于这些问题,不同时代的看法和答案都是不一样的。比如,传统意义上的理解认为,推理其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推理的命题是抽象的,不能具体化。然而新的观点却认为推理其实是一种基于人的想象而展开的各种隐喻、心理意象的转化。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主要是对语法和语义进行研究,语法与人们的认知有很大的关联。语法涉及到具体的意义和形式两个方面,认知语言学视角下,对语法的认为具有更加深刻的含义,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形式的体现。认知语言学可以为形式的分类提供一定的解释和依据,在宏观方面为语法的构建和人类认知模型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同时也为语法在微观层面上的利用提供了很多新的观点。
1.2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取向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取向包含了三个重要的元素,即是语言、世界、知性。前面有提到,关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基本的研究问题就是人类的心智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而言,语言、世界和知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不能避免的,也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取向。语言作为一套符合系统,在人们的生活中是一种交际的工具,但是从心理的角度而言,语言其实是人们的一种思维工具,是人们思维得以体现的一种重要方式。语言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还是一种社会现象。当然,语言在自然和社会中存在,和人们的知性是分不开的,因为人们的知性,所以利用语言进行表达,语言里往往又隐藏着人们的知性。当然,知性和世界也是有紧密联系的,因为世界是客观的,世界本身的存在方式,对于人们的知性也会产生一些影响,从而影响到人们的语言结构以及语言的使用。人是客观世界中的客观存在,人们的各种经验和知识都是来源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以及感知的集合。知性其实也涵盖了心智的内容,一个是感知,一个是概念。感知和概念可以说涵盖了人们所有的认知现象,是不可风的两个概念。认知语言学除了对语言本身的问题比较关心之外,还对于语言有关的外部和内部世界都十分关心。外部世界就是我们生活的那个客观的世界,而内部世界往往就是人们的知性世界。
2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定性的方法;一种是定量的方法。
2.1 定性研究方法
认知语言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是对人们的语言现象和认知现象的特征以及表现形式进行描绘,从而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在对认知语言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定性研究方法对于认知语言学进行了很多探索,因为,很多学者对一个认知语言学进行研究时,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对语言现象进行描写和说明,然后再对现象背后的各种本质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
其实在对认知语言学进行研究时,很多的研究都具有定性研究的特点,因为,任何一个研究,首先都会对研究的概念等进行相关的界定,这就要求要从问题的性质和特征出发来进行研究,对研究的问题进行一个重要的定位,确定研究的内容以及研究的范围。有时候很容易将定性研究和理论上的推演混淆,对认知语言学进行定性研究,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广义的定性研究指的是所有除了定量研究之外的方式都是定性研究,而狭义的定性研究则主要是指对个案进行研究调查。认知语言学的定性研究,在实施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是在一个限定的范围之内,深入地对要研究的对象进行考察,得到一些与语言现象有关的资料,然后对这些资料进行分类和整理、分析和研究,最终得到相应的结论。定性研究的方法需要研究人员具有良好的观察能力和理解能力,因为这种研究方法涉及到很多资料的研究,需要收集更多与研究对象相关的资料进行分析,从而归纳出相应的论点。
2.2 定量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方法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定量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语言分析法。语言分析法主要是通过对一些特定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从而对认知语言学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语言分析法是语言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在当前还有很广泛的应用。对认知语言学进行研究,无论是进行实验还是调查或者进行问卷研究,语言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探讨的是什么问题,采用什么方式进行研究,都要从语言素材着手,对各种语言材料和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语言分析法是进行语言研究的第一步。
第二,内省法。内省法主要是研究人员通过自己的直接、经验等对一些特殊的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进行研究分析的方法。对认知语言学进行研究时,内省法有助于研究人员对那些反映人们的认知活动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从而分析人们的认知取向。但是内省法的主观性太强,在实际的应用中应该加以改正,使得内省法在使用的过程中更加客观一些。
第三,比较和对比法。对不同语言的相同点进行比较,对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同的进行对比,都是对认知语言学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方式。语言比较和对比不是要否认语言的共性,而是要对语言的差异性进行分析和研究,使得人们对语言的共性和差异性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第四,调查法。调查法是语言学研究中比较经典的方法,在认知语言学中也有广泛的运用。语言调查的方法对于语言特征的描述、语言和民俗、思维等之间的关系可以进行比较准确的掌握。调查法是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研究方法。调查法还和当前的一些信息技术进行有效地结合,以提高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效率。
此外,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都是比较常用的定量研究方法。
3 结语
认知语言学是人类认知科学和语言科学以及其它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从而形成的一种新兴的边缘学科,经过多年的研究发展,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已经明确,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主要有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方法。可以使用一种方式也可以将两种方式进行结合,促进认知语言学的应用。
参考文献
[1] 吴梅梅.基于概念整合理论的OVER,ABOVE和ON的空间隐喻拓展研究[D].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1.
[2] 郭峰.基于突显观和图形―― 背景理论的英语分裂句认知分析[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2):193-194.
篇7
关键词:汉语 语音 教学
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语言的交流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汉语学习热潮推动着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进程,语音作为语言的外壳,贯穿整个汉语教学的始终,其研究的重要性决定了语言教学的基础,是提高语言学习水平的重要内容。目前外国人学习汉语时普遍存在着语言偏误的问题,其中“舌尖后音”、“舌面音”、“送气音”等等为各国留学生学习的最难点。面对各国学生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领悟程度,汉语言学习中的语音教学便成为当今教学领域的一大主题。语音教学如何能更适合现代留学生的语言学习,如何在课堂上提高学习效率,是广大教师一直探讨的主题。本文对汉语学习中的语音教学进行了研究,为以后的对外汉语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面对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出现的教学问题
1.语调掌握不好。语调作为对外语音教学中最难掌握的内容,具有其独特的语言特点。语调掌握不好导致留学生出现洋腔洋调的现象普遍存在,汉语难学这个观点的出现很大一部分原因跟语调掌握不好有直接的关系。在课堂上学生们对单个词的发音语调学习后掌握得很好,但是把该词运用到连续的句子中需要进行连续变调时,却显示出控制力不够。这些都是由于调域狭窄、上域偏低等因素造成的,出现了音量增大等现象。针对这一现象,教学研究着力把重点放在方法的研究上,对如何在把语调教授得更好的方法进行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一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留学生的语调掌握仍然比较困难。
2.语音偏误问题
(1)不同国家学生辅音偏误问题。外国学生学习汉语中辅音的发音部位及方法时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误。在发音部位方面,舌面音、唇齿音和舌尖音的偏差较多,是外国留学生较难克服的一个重要发音难题;许多国外语言都不讲究发音的“送气/不送气”,因此出现了外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学习困难,在教学中这也是一个重点教授方面;“清/浊”两音在许多言语中,没有声调的变化,音调由嗓音的连续性来控制,语音过度浊化也是留学生不容易掌握的问题之一;在擦音和边音的表达中,日韩留学生常出现半元音[j]的偏误,西方留学生则较常出现圆唇化的问题。另外,很多留学生对r这个发音也感觉到困难。辅音偏误给外国留学生的汉语学习带来了很多的困惑。
(2)不同国家学生元音偏误问题。元音在汉语中多呈现偏紧的倾向,与韩、日两国的语言相比较,他们的元音多呈现较松的倾向。因此,外国留学生在元音发音方面出现的问题,多是“紧”与“松”的问题。另外,还存在“圆唇”和“展唇”的偏误,舌位与唇形的综合效应决定了偏误的程度,以汉语中的儿化音最为难点。元音偏误也是留学生语音偏误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未来教学中需要继续大力研究的内容。
(3)不同国家学生轻重音偏误问题。汉语表达时节奏感非常强,所以要求外国学习者在轻重音的掌握上要灵活,但是轻重音的偏误问题还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在声调衔接和音节界限上外国留学生很难把握好,出现了轻重节奏的偏误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状况要求语言教师在教授的过程中,必须加大力度在学生的朗读及口语表达能力方面,声调衔接熟练掌握,建立正确的汉语语感。
(4)不同国家学生停顿偏误问题。停顿错误问题也是外国留学生一种较为常见的语言偏误问题,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学生,学习汉字难度大,阅读的时候停顿位置不对,造成句意理解、表达错误。例如“你今天真漂亮”这句话,留学生如果刚刚学习“天真”这个词,他很可能会把“天真”理解为这句话中的一个词语,停顿出现错误,出现语病。
二、针对不同国家的留学生汉语教学策略
根据以上情况可见,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在汉语学习中语音偏误的问题普遍存在,但又各不相同,这就对我们广大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们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完善、有效的外语教学策略一直是我们探讨的主题。
1.培养完整的语言能力。语音学习首先从语音输入开始,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语音输入内容后,开始逐步进行语音输出,即完成学习、交流的过程。由此可见,输入和输出是语音学习的两个关键步骤,两个关键步骤的综合能力构成了最终的语音能力。第一步的语音输入在教学中要反复训练,让学习者在第一次学习时就接触正确的发音标准。第一步语言输入完成的意义在于促进留学生的语言输出,实现语言的正确输出自然也就培养了完整的语言能力,达到了学习汉语的真正目的。
2.加强技能训练,方法多样化。技能训练是所有语言学习者必须加强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汉语的教授过程中,也应该以技能训练为主要训练方式,加以正确的知识讲解。在技能训练中要适时地进行正确的知识讲解,明确学习者的学习内容及学习目标,并且解答学习者在学习中的疑问,提高技能训练的学习效率,在语言能力培养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3.语流教学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在汉语教学过程中,语流教学的意义在于实现语言能力培养的目标。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确立语流教学的重要性,坚持音素教学与语流教学相结合的原则。音素教学是语言学习之初的基本教学方法,教学目的是要求留学生读准单个字的读音,是全部音系中一项重要内容。它在培养语言能力时起到的作用是为音位打下坚实的基础、培养学生良好的说话习惯。由此可见,必须保留及加强音素教学,同时结合语流教学,协调好词汇、语法等内容,建立一套综合性强、科学合理的教学程序。
4.语言学习注重交流实效。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要进行交流,不能进行交流的语言是没有意义的。语言不是孤立的,在语言教授的过程中,要充分与其他要素教学相结合。语言能力培养结合其他语言要素、言语交际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另外还要注意的一点是,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教学策略,根据不同国家、年龄、性别、能力等等方面的差异,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因材施教,提高教学质量。
三、语音教学具体方法
语音教学方法的研究是进行语音教学的前提,不同于语法教学等,语音教学具有自己的教学特色,其教学方法种类较多,包括:①单个音段序列的细节强调法,在细节处进行延长发音,或是在细节处扩大动作的幅度,通过这样的发音方式发音,并进行仔细地讲解,加深学生们的印象,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②语音训练中的示范模仿法,这是在语言教学中最为常用的训练方法,反复的训练方法使得学生的记忆加深,同时教师的高度敏感性要贯穿整个训练过程中,及时、准确地反馈出训练中出现的问题,便于学生们在训练中更好地进行控制;③在某些音段中的夸张听辨法,夸张的发音特点便于学生们进行辨别。在训练中教师对需要强调的发音进行夸张的表达,特别突出此发音的音段特征,通过夸张的表达方式在学生们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便于学生对发音的掌握。在相似发音的表达上,可以进行发音对比,刻意地夸大或者是缩小相似之处来方便学生进行辨别,这种方法效果明显,在教学上也受到了较好的评价;④前后鼻音不易区分时的延音拖带法。在发音上,前、后鼻音很多情况下较难区分,遇到这种情况下,教师可以采取延长鼻韵尾加上除阻过程,声母由后衍生出来音节担任,这样很容易在训练时区分出来,并且便于记忆;⑤在教学中的示例法,教师可以利用黑板、挂图、手势等方法来进行发音部位的展示或做出发音动作。同时还可以加上各种手势来表示,左右手分别表示上颚及舌头发音的动作,教授某一音段时利用这项方法效果很好。在教授一些特殊语音时,也可以采取非常方法来达到效果,例如遇到“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表达时,纸条放在嘴前来发音,直观的效果就可以充分证明两种发音的区别,同时学生们也会对这两种发音记忆深刻。⑥最常用的四声模仿法及画调法。四声模仿练习法在训练过程中注意四音节衔接不要太紧,掌握不好会出现变调的现象,一旦在教学中出现问题会对学生的学习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在训练时要特别注意。画调法与其他的训练方法区别很大,它是声音与空间的良好结合,通过空间感让学生们感受出声调的高低,从而达到掌握好发音的目的,
四、总结
综上所述,对外汉语教学针对不同国家留学生存在的语言偏误问题,先要对原因进行分析,然后制定相应的教学策略,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不断摸索教学规律,提高教学质量。为传播汉语打下坚实的教学基础,更好地展现我国的历史文化及综合国力,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中国通,把外国的人才更好地为我所用,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为我国经济、科技的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语
参考文献
[1]胡明晓.对外汉语教学中语音教学的策略研究[J].语文教学通讯(学术刊),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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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语语言学 多维视角 研究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5)09-036-01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进步,英语愈发得到人们的注重,逐渐在世界范围所普及。英语语言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在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交流沟通是语言的主要作用,英语语言则进一步扩展了语言作用,在语言的交流和沟通作用之上,成为不同学科连接的枢纽。英语语言的不断发展,对于英语语言学的研究,目前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开拓视角,利用多维视角的形式,在实际的英语语言学研究中,收获到较为理想的成效。因此,多维视角下的英语语言学研究是效果极为显著的方式。
一、多维视角对英语语言学研究的作用
(一)通过多维视角对英语语言学开展研究的重要性
语言的主要作用是交流和沟通,人们对语言的运用,使得语言得以发展和进步。现阶段,英语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普及,学术界对英语语言学的研究程度不断加深,却并没有取得非常显著的成绩。究其根本,学术界的研究人员在对英语语言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涉及的范围较小且没有结合其他的学科开展研究工作。大部分的论述全部沿着别人的视角开展,简单的进行讨论,实用价值小。英语语言学的研究,一方面应深入探究,另一方面应结合英语的实际使用作用,因此充分利用多维视角对英语语言学进行探讨,是学术界的研究人员应该最为注重的问题,充分认识到多维视角对英语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
(二)通过多维视角对英语语言学开展研究的合理性
当前,大部分研究结果显现,语言的发展进步,需要通过较多的发展阶段不断地促进,才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成效。语言的存在,是依靠民族以及国家的形式独立的存在。对于语言之间的研究,以及语言相关的学科之间的借鉴的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其中也包括了对英语语言学的探究。英语民族的国家是英语语言学的发源地,这些英语国家的语言学家对于英语的研究相对比较容易。正因为如此,采用多维视角的方式对英语语言学进行研究,对于我国的英语语言学研究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多维视角的方法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研究方式。采用多维视角的方式对英语语言学开展研究,能够高效的突破研究中出现的重点及难点,对进一步深入探究英语语言学至关重要,对进行英语语言学的相关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三)通过多维视角对英语语言学开展研究的可行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接触到的东西种类繁多,涉及到的学科也越来越广泛,诸多的学科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英语语言学也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从语言学向其他的学科进行纵向延伸,这种延伸不仅对英语语言学的进步有重要意义,对人类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以英语语言学本身的发展角度分析,英语语言学不可脱离人类而单独存在,没有社会土壤的滋养,英语语言学将会面临毁灭,所以外界社会无形之中对英语语言学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社会环境中研究英语,才能够更加深入全面的探寻出推动英语语言学发展的条件。
二、怎样利用多维视角的方式对英语语言学进行研究
(一)哲学视角对于英语语言学的研究
哲学和语言学有着紧密相关的联系,在语言学的实际研究中,哲学决定着怎样对语言进行看待,而且采用哲学视角对英语语言学开展研究,能够收获较高的成效,且使用哲学视角的形式进行研究是英国的传统研究方式。对于英语语言学的研究,以哲学视角出发不仅是崭新的研究方向,也是全新的研究视角。语言是一种用于交流和沟通的工具,通过语言人们可以进行交际、相互了解,同时语言也和思维进行着最为直接的联系。用语言表达思维的过程中,思维活动的结果以及认识活动的结果等,通过词语以及句子进行记录,通过语言体现出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以哲学其中一个学科分支的角度来讲,英语语言学通过哲学思想的相关研究的视角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扩展,不仅可以扩展到逻辑学和伦理学,也可以延生到美学方面。基于哲学这样的特点,对于英语语言学而言,利用哲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分析是不可或缺的流程以及探究形式。
(二)文化学视角对于英语语言学的研究
语言是以一种文化的载体而存在的,而对于英语的研究来讲,本体不仅是一种跨越文化的交流,也是一种交际的过程。语言则是其他相关学科发展的关键点以及引领学科,正因语言的这一特点,若要对语言学开展更加深入的探究,将语言学中的相关内容和其他的较多因素进行结合研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对于英语语言学的研究,可以结合我国的社会观念、民族观念以及相关的价值观念等文化观念进行比较并进行研究。采用文化研究的方式,对英语语言学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吸纳到英语国家的相关文化及思想,而且可以拓展视野,放眼国际,推动社会发展。
三、结语
总而言之,英语语言学在英语教学中至关重要,从当前社会发展趋势来讲,我们必须摒弃我国的传统教学观念,使用多维视角以哲学、文化学等视角为出发点,构建可以带动学生学习兴趣的课堂气氛,转变教学方式及方法,营造师生之间能够交流沟通的氛围。另外,从多个视角出发,以学生的角度为出发点,注重文化差异和知识逻辑,构建恰当的教学环境,提升教师的整体教学水平及知识体系,以此提升英语语言学的教学效率及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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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校英语语言学课程 评价模式 教学研究
引言
开设英语语言学主要是为了让学生系统地了解及掌握人类的语言发展史的研究成果,提高学生对英语语言在社会、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认识,从而将已经掌握的英语语言知识加以系统化、理论化,进而培养学生的语言意识,发展学生的理性思维,拓宽视野,从整体上提升学生的英语语言素养。但是,目前我国高校的相关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不能达到人才培养的要求。因此,高校要提高教学的质量,完善评价体系是其重要的改革目标。
一、高校英语语言学课程的评价模式现状
目前国内的高校英语语言学课程教学已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仍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耗时太多,收效较低。有学者分析,我国的高校英语考试仅仅是追求考试的通过率,而忽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这成为我国英语教育的重要障碍。
国内高校的英语语言学课程问题,主要存在于对教学的安排与评价偏重于易于检测的知识上,过多考虑测试信度,而将考试的设计倾向于较为零碎的小知识点、所谓的标准答案、广泛的知识面,以及夸大的区分度上,忽视了认知领域的较为高级的心智技能。例如,交际、研究、写作、表演、听说等。在一般情况下,英语测试并不能直接体现学生的英语能力,特别是说与写的水平。而且,目前国内高校用于英语检测的语言取样和实际生活的语言相差很大,并不能体现高校英语语言实用、真实的特点。
二、对高校英语语言学课程评价模式的探索
面对高校英语语言学课程的评价模式现状,为了进一步发挥考核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英语语言学的课程考试需要一定的改革,以及模式重新的建构。新的测试模式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弥补传统的考评的不足。因此,其既要充分地体现人文理论特点,又要呈现语言课程的特色。
(一)增加英语语言学的学生参与在权重中的分配
学校可以根据英语专业相关课程的需要,决定学生的课堂参与权重。语言学作为我们人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真正魅力在于其内部存在许多的争议,以及许多需要解决的语言基础类问题。例如,语言的源头与内部的结构,人类的语言与动物的语言差别,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习得与运作的规律等。各种语言流派、理论及学术思想的产生,促进了不同的思想间的交流。因此,我们需要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在考核的时候理应包含学生在课堂上的讨论、报告或是提问等。
(二)增加英语语言学的学生课堂表现在权重中的分配
学校可以根据英语专业相关课程的需要,决定学生的课堂发言和笔记权重。语言学的基本概念较多,体系相对较大,内部结构、关系较复杂。因此,对于学生而言,理清其基本的关系和理论结构,是学好语言学的最基本要求。这些复杂的、系统的理论知识仅凭借一张试卷的考核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媒体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这使得课堂的节奏加快,同时教学内容的密度增大。因此,学生在课下必须做好复习、巩固工作。除此之外,课堂笔记可以很好地反映出学生的课堂学习质量。可以这样说,学生的笔记与课堂知识的总结水平较教师布置的作业,更能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传统的教学往往忽视了对学生课堂笔记的考核。假如我们能够将课堂的笔记考核与所布置的日常作业融合起来,改变学生对笔记的较传统的观念。在一定的程度上,要求学生在笔记的总结中融进自己的认识或是对知识的总结,并将其纳入学习的考核中。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于知识的认识深度,而且可以提高学生对于课堂学习的兴趣,更可以减轻学生所面临的考试压力。
(三)增加英语语言学的学生课程作业在权重中的分配
学校可以根据英语专业相关课程的需要,决定学生的课程作业权重。课程作业虽然是一种新兴的教学方法,但在各大高校已得到了一定的应用。课程作业作为建构式的测评方式,主要依据一定的教学目标,在不进行对比的情况下,使得学生按自己的语言回答课程问题。课程作业教学主要是以专题的形式展开研究的,其可以进一步地深化和拓展教师课堂教学的内容,促进学生对语言的研究水平。例如,语言理据的微探及英语的新词变化等关于语言的专题,不但可以考查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而且能扩展教学内容。学生自主结成小组,根据教师规定的范围,确定研究主题,通过查阅资料,运用所学的知识完成课程作业。这种形式,客观上锻炼了学生自主解决问题与合作的能力,较期末的考试,更能检测出学生整体的能力。由此,考核不但要评价学生最终的学习成果,而且要多维度地对学生学习的过程进行评价。这种评价要包含对所学知识积累,搜集资料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综合分析的能力等。另外,为了促进每位学生都积极地参与小组的合作,最终要进行答辩或以陈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结语
高校英语语言学的课程评价内容与模式对教学具有重要的监督和保障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充分完善考核的模式,以促进其评定、反馈和激励等功能的实现。高校英语语言学的课程评价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英语语言学的评价模式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方法。只有重视发挥其作用,才能促进其改革,才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培养出更多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康英华.英语语言学课程教学探析[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8).
篇10
关键词 感叹句 认知 仪式化 突显观
中图分类号:H314 文献标识码:A
1英语感叹句的语法特征
英语感叹句结构类型是:
类型1.What+NP+S+V
类型2.How+AP(ADVP)+S+V
例如:(1)What a beautiful day it is.
今天天气多么好啊!
(2)How interesting this is!
这多么有趣啊!
(3)What a fine voice she has!
她的嗓音多么动听啊!
(4)How fast they are working!
他们工作得多么快速啊!
感叹句作为英语句型中的一个重要类型,有其显著的特点。英语中标记感叹语气的词语最主要的是how、what 和感叹词。how - 和what - 只能出现在句首,置于主语和其他句子成分前。这两个词在感叹句中的使用规则如下:
How- 成分可在句中作状语和补语成分。
① how- 成分在句中作状语: 一般是how + 副词。如:
(5) How little you realize my condition.
② how- 成分在句中作补语:一般是how + 形容词。如:
(6) How stupid you are!
What-成分可在句中作主语、宾语、补语等成分,what +名词或名词短语。
① what - 成分在句中作主语,如:
(7) What a flowery track lies spread before me, henceforth!
② what - 成分在句中作宾语,如:
(8) What a day I’m having!
③ what - 成分在句中作表语,如:
(9) And what a play it had been!
2 仪式化
“语法化”这个术语是由A. 梅耶于1912年创造出来,被其定义为“语法属性加于一个原来自主的词上”。 最近十几年来,认知和语用开始在语法化研究中崭露头角,其代表人物是Hopper和Traugott。近二十年来随着类型学、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语法化在国内外语言学界都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从事语法化研究的学者普遍将频率看作语法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或因素。“一个语法化的候选者相对于其他参与竞争的候选者使用频率越高,那么它发生语法化的可能性就越大。”(Haspelmath, 2001)为什么高频度重复的结果是导致一个语言项发生语法化呢? 我们可以用Haiman 的“仪式化” (ritualization) 来概括由重复导致的相关的演变过程: “适应”( habituation)和“解放”( emancipat ion) 是“仪式化”导致的两个重要结果。
Bybee( 2001b) 对仪式化的各种特征在语法化过程中的对应表现以及重复在语音、形态-句法和语义-语用演变中的基本作用作了更为具体的考察。与Haiman ( 1994 ) 的结论相似, Bybee( 2001b) 也认为语法化过程本质上就是“仪式化”。Bybee ( 2001b) 从突显重复在语法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个角度将语法化重新定义为: 一个频繁使用的词汇序列或语素序列自动化为一个单一的加工单位。
3 突显观
认知语言学研究中的三种重要观点之一便是突显观( prominence view )。突显观认为, 语言结构中信息的选择与安排是由信息的突显程度决定的。1915 年,丹麦心理学家鲁宾( Rubin) 提出一种全新的认知观――图形――背景理论。当我们观察周围环境中某个物体时, 通常会把这个物体作为知觉上突显的图形, 而把环境作为背景, 这就是突显原则。突显观认为, 语言结构中信息的选择与安排是由信息的突显程度决定的。突显包括客观突显和主观突显。如果信息组织者按照事物本身的突显性进行描述的话,在言语上就是客观突显,如果忽视原本突显的事物而去关注原本非突显的事物,在言语层面就是主观突显。因此,我们可以说客观突显是由于客观对比而形成的,主观突显则是由于主观选择而形成的。
4 感叹句的语法化机制
4.1 what和how的“仪式化”
疑问词最基本的两个意义就是传疑和询问,也就是说它们具有+疑问和 +不定语义特征。传统语法以描述性方式详细规定了英语倒装句的适用范围, 并指出英语倒装句的形成是出于语法结构、强调等功能。而越来越多的现代语言学者们却尝试着从语用的角度审视英语倒装现象, 并挖掘出了新意。根据Bybee的“仪式化”理论,如果一种话语形式经常传递某种隐含义,这种隐含义就逐渐“凝固”,最后成为那种形式固有的意义,这种后来的意义甚至可能取代原有的意义,语境或上下文在其中起重要作用。在 “适应”过程中,刺激的高频重复使得反应者对刺激物的反应持续减弱, 最终导致刺激物的形式和意义被磨蚀。重复可以导致形式发生弱化,也可以独立地使意义变得虚化。
“解放”指的是一个工具变得跟它原来的主要动机相分离, 从而自由地表达信递功能, 并进一步获得意义, 变成一个符号。Haiman 认为,不仅其他物种的很多信递行为来源于原本非信递行为的“仪式化”, 人类语言的各种现象也是在“解放”过程中获得其来源的。
4.2 感叹句的语序分析
用认知语言学的突显观来分析感叹句的语序具有合理性。Quirk 将A. S.Hornby( 1970) 等人划分的句子的25种句型简化为七大句型, 即主语在前, 谓语在后。然而感叹句并不符合SV, SVO, SVC,SVOiOd, SVOA, SVA, SVOC 这些基本句式。我们认为感叹句是将 what+NP 或 how+AP(ADVP)从句末前置到了句首。把在正常词序下通常较晚出现的成分移至句首,使之处于突出的位置,从而受到特殊强调,这种语法手段叫做前置。
在言语交际中, 交际者总要对自己所要表述的内容进行组织安排, 而且还要对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进行着意安排与强调。由于感叹句违背了标准语序, 它必然带有说话者的主观意图, 而这种主观意图必然会被听者所重视。传统观点认为, 在句法层面上, 焦点信息通常置于句首, 因为它携带着最需要突显的信息, 如Given 所言, 句首位置具有认知突显的特征, 是人们首先注意的地方。Envist 也认为, 句首是有标记行为, 而句尾是无标记行为。因此,what+NP 或 how+AP(ADVP)的前置符合说话者突显内心强烈感情的需要。
通过运用图形-背景论对感叹句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感叹句表面上看起来偏离了认知规律,但在本质上遵循了人类的认知规律, 是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的反映。
5 结语
综上所述,感叹句作为重要的一种英语句型,其语法化机制值得我们重视。通过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我们分析了what和how在语义上的演变和感叹句语序的特点。What和how从询问意义到感叹意义的演变可以用“仪式化”导致的相关结果来理解;感叹句语序的特点则通过从认知语言学的突显观找到合理的解释。用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来解释感叹句的语法化机制,符合人类的一般认知规律,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语言的特点。
参考文献
[1] 汤斌.英语前置句型的语篇功能[J].外语学刊,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