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学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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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审美优先；文学理论；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4）01-0043-02

一、理论教学之难与审美优先理念介入

文学理论是文艺学中知识性和理论性最强的一个学科，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的知识接受效果取决于认识论信念核心结构的两大因素：知识的性质和认识（knowing）的性质[1]，文学理论的理论性、逻辑性打破了知识性质中的简单性维度和认识性质中的来源直接性维度。这导致在学生的学习观念结构中，难以建立对文学理论现象和经验的直观认识，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行为和知识接受效果。

文学理论的理论性和逻辑性同样会作用于学生心理的恐惧模块。任何激发个体回避或逃跑的因素都是激活恐惧模块的外在条件[2]，而文学理论的知识难度会经常刺激学习个体的规避心理，从而加强恐惧模块的自动防御性。这是因为，个体面对恐惧敏感刺激时的生理激活同个体对该刺激的意识水平是相关联的[3]。如果文学理论教学无视学生恐惧模块的存在，一味采取知识点系统铺排，那么势必会激活学生的恐惧模块以阻拒文学理论认知的深度。

文学理论教学之难还在于新媒体时代的降临。新媒体时代的核心特征是外景化的符号接受代替了内景化的精神感知，对语词或者其他符号进行的文学性使用功能已被移植进能够制造魔光幻影的远程技术媒介中，接受主体养成了惰性观看的习惯[4]。德里达甚至推测，内在性的文学、哲学、精神分析与情书，都将因感知经验变异和全新人类感受的出现而消失在新媒介时代[5]。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文学理论教学之难的症结，即文学理论在过去和现在都不符合学生学习观念的结构。要摆脱教学危机，不仅需要恢复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的天然审美直觉性的联系，而且需要谨慎处理与新媒介感知现实的关系。前者对应的是学生直观性的学习观念结构和恐惧模块，后者对应的是如何利用新媒介感知特性而又避免受其伤害。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即恢复文学理论和文学审美的天然联系。这种强调并非是指传统教学中那种以作品分析注释理论所建立的审美关系，而是要强调审美优先。优先是指在理论知识讲解之前把典范作品的审美意义、文学特性彰显出来。已有论者注意到此法并应用到文学史教学中[6]。文学理论与文学史同属文艺学的次级学科，都与文学审美有天然的联系，且都被传统教学模式倒置或遮蔽。只有将审美优先理念化为一种符合新媒介时代的实践教学，文学理论的教学危机才可能得到解除。

二、文学理论教学中的审美优先实践

审美优先理念要成功介入文学理论教学，并非是简单的方法问题。一方面，审美优先的前提是学生具备鲜活灵动的文学感知力和浓烈的文学兴趣。文学理论实践教学的目标也是培养学生的文学品读、评论、写作甚至研究的能力。但文学审美感知力已然被新媒介环境所弱化。另一方面，部分师生的学习观念也处在应试教育理念的操控中，认为学习就是记忆、累积并复制和简单应用知识的过程。这体现在学校情境中，就是师生围绕考试完成知识传输；体现在新媒介社会环境中，则是各种突出现象的复制与输出。这距离马尔顿描述的高水平学习观念――意义理解、改变思维和自我的认知信念实在太远了[7]。因此，审美优先实践实际上是面对双重挑战，要取得突破需要采用系统工程的手段。以下解决方式或可称为这一系统工程手段的纲要和原则。

（一）利用新媒介的特性实现审美优先教学

新媒介尽管以图像和声音的方式弱化了个体的阅读趣味和审美感知能力，但是它融合视听与文字的特性也表明阅读行为在新媒介空间的继续。多媒介融合的新媒体特性已经为教学革新提供了技术手段，但在文学理论的实际教学中发挥的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是多媒体被教师应用成投影机，幕布变成黑板；另一方面则是过分扩展视听以压缩文学阅读的空间，诸如以单一的电影、戏剧欣赏代替文学品读。要真正利用新媒介的特性实现审美优先教学实践，首先就是压缩视听内容和理论知识的比例，强化作品的文学性彰显。

彰显文学性的传统方式，一般是教师以讲读代替学生的直接审美。这种方式有三个缺点：其一，无论文学创作还是鉴赏，都存在着不确定性，一种视角容易禁锢学生的思维；其二，教师容易理论先行，限制审美对象的丰富性；其三，不符合新媒体时代学生的学习感知方式。教师要规避纯粹讲读，可选取适量的、在语言情感和形象方面都富于审美意义的作品，提前布置给学生，并在相关理论知识展开前，将文本中文学性最强的一面，以文字形式体现在多媒体课件中。在课件设计上，要把图片、活动影像和音乐等要素的综合量控制在小于文学语言量的状态下，且需要配合文学性的显现。彰显文学性的第二种方法是利用新媒介和语言媒介的对比。截至目前，文学名著似乎都已改编成电影，而某些著名的影片也被改成文学作品。新媒介时代的学生并不拒斥电影。教师可以利用学生的这种感知偏好布置电影片段与文学段落的比较作业。通过比较，学生不但可以掌握不同媒介下的文学审美意义，而且可以丰富对作品的感知与理解。这是一种学习策略和学习风格，学生一旦掌握，就会取得不错的学习效果[8]。

（二）利用新媒介的感知特性创建审美情境来实现审美优先教学

根据布罗迪（Brody）的研究，学生学习观念中总会呈现出三种动态的连续倾向，即知识的传递、处理和转换[9]。当学习观念达到转换的水平，一种建立互动性、合作性和充满开放性氛围的学习者社区的要求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认知观念要求确立情境和氛围，而新媒介的感知特性就可以成为教师建立情境、引导氛围的主要手段。此时教师的角色并非是权威，而是一种利用情境和教学手段促进学生自行转换新知识的角色。此时的学生也非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在开放性的学习情境氛围中，以师生互动、同学合作以及自我调节的方式建构新知识。可见，在整个学习者社区的建立过程中，教师处于导演的位置。文学理论教师需要抓住新媒介的感知渲染特性和互动功能，结合学生学习的动态观念特征，努力投入到文学审美情境的建构中。

三、审美优先与理论知识教学的矛盾处理

审美优先理念的介入，势必会冲击文学理论教学固有的理论知识讲授传统和已经建立的授课规范。但在教学改革和素质教育语境中，这种矛盾首先要以传统教学模式的让步来解决。这一方面取决于教学者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要掌握度，文学理论总不能变成名作欣赏课。

另外一种解决办法是调整教学模块。教学模块由三部分组成：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学生自学。传统教学几乎没有给予实践教学和学生自学的模块。审美优先的教学方法，无疑是一种实践教学模式，由于文学审美的特殊性，其教与学的难度和精力投入都要大得多。因此，压缩理论知识的教学模块，将部分易于理解的理论知识放在学生自学模块中，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即可解决审美优先与理论知识教学的矛盾。至于具体如何调配三个模块的量，则是另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Hofer B.K.，& Pintrich P.R.（1997）.The development

of Epistemological theories：beliefs about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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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pstein，S.（1972）.The nature of anxiety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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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Spielberger（Ed.），Anxiety：Current trend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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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eira1，N.，Golkar，A.，hman，A.，Anders，S.，& Wi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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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J.希利斯・米勒；刘蓓，刘华文译.文学理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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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J.希利斯・米勒；国荣译.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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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志忠.审美优先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传播[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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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arton，F.，Dallpalba，G.，& Beaty，E.（1993）.Con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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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oulton-Lewis，G.（1994）.Tertiary studentspkno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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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erry J.& Sahlberg P.Investigating pupils’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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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型教材 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核心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着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 “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着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着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 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着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着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着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着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着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 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着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着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 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着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着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着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着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着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着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着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学派意识与编着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着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请记住我站域名/]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着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着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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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理论”转向与当代文学理论问题论争

如上所说,文艺学界围绕文学本质问题形成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是近一时期比较突出的文论“事件”,放到更大的理论视野中来看,这一“事件”显然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后理论”转向时代的理论观念变革密切相关。

按照《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一书作者拉曼·塞尔登等人的看法,自从进入新千年以来,西方理论界出现了一批以“后理论”或“理论之后”为标题的着作,标志着一个新的“理论的终结”或“后理论”转向时代的到来。那么,这种所谓“后理论”转向意味着什么呢?塞尔登等人在该着的“引论”和“后记”中,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与评析。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一些方面的涵义 :一是标志着历时性意义上的“理论之后”。具体而言,如果说在上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以巴尔特、德里达、福柯、拉康、阿尔都塞、克里斯蒂娃等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家,以他们创建的那些“大写”的文化理论,开创了一个“理论时期”或者说“理论转向时期”,那么随着这批文化理论家相继辞世或退场,以他们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再无具有特别影响的大理论产生,似乎标志着理论的时代已经结束,再没有什么单一的正统观念要遵循,再没有什么新运动要追赶,再没有什么新的理论文本要阅读了。二是表现为一种“反理论”或“抵制理论”的态度,即对此前的“大理论”的批判反思态度。在一些“后理论”家们看来,过去几十年“理论时期”所建构起来的那些以各种“主义”为标榜的“大写”的文化理论,曾经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也有诸多弊端和教训,如对文学“经典”及经典建立的标准的解构 ;对业已形成的“文学”和文学批评观念的颠覆,把文学研究推向各种形式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分离,导致理论 / 批评功能的丧失,等等。当然,这种批判反思并非要完全否定和终结过去的理论,而是建立当代人应有的理论自觉。三是显示出与此前“理论时期”不同的一种新的理论趋向。这种“后理论”趋向既表现为对“前理论”偏向的某种修正,也表现为对前人遗留问题以及新的现实问题重新探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理论”又可以说是一种“新理论”,它预示着一种新的理论发展趋向。

从总体上来看,西方的“后理论”转向的确具有一种“反理论主义”的冲动,它所直接针对的正是此前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大理论”,是对“大理论”所表征的本质主义、基要主义、普遍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叛或反拨,去中心化、非同一性、差异合法化是其基本要义。应当说,这种“后理论”本身也是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发展过来的,然后又走向了对此前文化理论的批判反思。在一些西方理论家看来,“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人的立场是取消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同时也摒弃后现代主义……因此,对上述许多人来说,来到‘后理论’,似乎意味着从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控制的时代走出来”。这种现象也被西方理论家称之为“后现论裂变”,对此也很值得研究。

二、当代文学理论的批判反思性问题

比较而言,当代中国的理论反思传统是比较薄弱的。虽然新时期初也有过对“”本身的批判,以及思想理论观念上的拨乱反正,但也往往是简单化的思想批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也曾有过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理论问题的讨论或争论,但也往往是情绪化的争吵较多,而真正学理性的理性反思较少,理论界自身也对此并不满意。具体就文学理论方面的情况而言,应当说我们的理论反思也是很不够的。在过去人们的观念中,总是把教科书里所不断重复讲述的一些理论知识,以及所引用的一些似乎很权威的名人名言,都当作文学理论“常识”来理解,对此不敢或不能进行质疑。于是,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也就只能不加反思地理解、相信和接受这些现成的文学理论知识。对于这些现象,在很长时间里大家都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前一时期兴起的文艺学反本质主义讨论,开启了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之路,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当代文学理论“事件”。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后来的一些论争又似乎过多地掺杂了情绪化的或其他复杂的因素,使得学理化的理论反思难以持续和真正深入下去。在这种情形下,在当今“后理论”转向的启示之下,进一步加强和推进我们的理论反思,应当说是很有必要的。

三、当代文学理论重建的自觉性问题

一是当代文学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点问题。一段时间以来,在不断引进当代西方文论的强势压力下,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从西方“先进”的文学理论资源中,选择看来比较“有用”的东西,采用移植、嫁接、拼贴等方法,生产出一些似乎比较“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并寻求对与之相适应的文学现象进行阐释,从而显示理论的“有效性”。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当代西方文论的最大缺陷在于,不是从文学实践出发,而是在文学领域之外,征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强制移植于文论场内,然后用这种无关文学的“文学理论”,对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强制阐释”,这就直接侵袭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性,文论由此偏离了文论。如前所述,西方“后理论”家们在对西方后现论进行批判反思时,也指出了它们与批评实践相分离,导致理论 / 批评功能丧失的问题。只不过,在我们对西方文论的简单移植、嫁接和拼贴中,可能导致的是双重的“场外征用”和“强制阐释”。

二是当代文学理论建构的价值理念问题。一般而言,理论探索有两个基本的目标指向 :一个是指向说明事实存在“是什么”或者“怎么样”,是一种事实性、规律性的认识和探索,体现研究者的学理态度 ;另一个是指向思考和探究“应如何”,是一种价值性、目的性的研究和探索,包含研究者的价值信念在内。这两者之间又是密切相关、相互作用的。从文学是人学、文学理论归属人文学科的特性而言,可能价值理念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如上所说,文学理论建构应当面向和基于文学实践,但究竟面向和基于什么样的文学实践,选择什么样的文学现象作为其理论阐释的对象,以及对这些文学对象如何进行阐释与评判,实际上都是取决于理论家的文学价值理念。而且,如果一种文学理论是真正有效的,它所表达的文学观念和价值理念,也必定要对文学批评和文学现实起到影响和导引作用,其价值导向性不言而喻。

总之,当代文学理论在视野上应当力求开放,在文学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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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变教学观念,明确指导思想,合理安排具体教学内容

文学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完备的系统性,在文学理论教学中追求知识的相对自足性、完整性和稳定性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具体的教学活动又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具体教学对象而展开的,因此,它应该有明确的针对性。目前,我国已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一般本科院校的生源情况以及人才培养目标与过去相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样,传统的以培养文化精英和专业知识分子为目标的教学指导思想就应该及时加以调整。

具体到文学理论,笔者认为现阶段最主要的教学目标应该是:第一,帮助学生掌握一定的文学理论基础知识,树立较为正确的文学观,为他们认识、判断、分析具体文学现象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第二,致力于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培养,使他们对理论学习产生兴趣;第三,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以促进其综合文化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说,文学理论教学的目的既在文学理论本身,又在文学理论之外,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的意义更为重大。明确了这一指导思想,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安排就容易处理了。

首先,抓纲举目,围绕文学观念做文章。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界一方面大力引进和介绍西方文论,内容几乎涉及西方文艺学一百多年来积累的所有重要知识,另一方面为振兴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又雄心勃勃地开发本土理论资源,致力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样,我们的文学理论在视野更为开阔、资源更为丰富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无主题变奏的时代。此时的文学理论教学,首要的是要解决学生的文学观念问题。尽管在多元文化碰撞和交融的时代,我们应当用足够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心态去对待不同的学术派别与学术观点,但从事基础理论教学不能没有自己的理论支柱,否则,学生将陷入理论的而无所适从。

因此,我们要始终自觉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努力帮助学生从宏观上把握与理解文艺理论的内在逻辑和精髓,在充分尊重其他文学观念的同时,教学生学会"用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考察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比如,在讲"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时,可以以当前颇为盛行的以追求感官刺激和欲望宣泄为目的的"欲望写作"为例,一方面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出现的深层心理原因,另一方面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其产生的时代原因,并运用"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去衡量它,指出其值得警惕的副作用和社会危害性。

其次,删繁就简,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的传授。现在的教材内容大都较为庞杂,恨不能将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和古代文论的知识精华一网打尽,让学生"一步登天",这种想法显然不切实际。因此,我们应该根据知识的轻重缓急以及整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完整的四年教学计划合理选择教学内容,在有限的时间内重点讲授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比如"文学与生活""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文学的社会作用""语言艺术的特征""文学阅读的一般规律"等,为学生今后的学习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在注重知识点讲授的同时,还要为学生理清知识的脉络,让他们明白知识与知识、原理与原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样,原先看似庞杂的理论就会变得清晰和明朗起来。至于被精简下来的教学内容,有的可以调整到写作学、文艺心理学等课程;有的应"物归原主",即返还给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古代文论等课程;还有的可留待学生在以后的选修课中学习。再次,面对现实,努力解决学生的理论困惑。进入 21 世纪以来,大众的文化消费目的和方式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艺术接受的休闲化、游戏化、享乐化成为时尚,传统文学经典所追求的深度、意义已不再为人们所关注;流行歌曲、网络游戏、情、恐怖电影如水银泻地般渗入街头巷尾,充斥电脑和手机终端,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品中的"主食";传统的"面对语言符号所进行的沉思默想式的文学阅读正逐渐让位于由电子传媒所带来的超感官的视听享受"……面对这一切,学生自然会产生许多理论困惑:为什么高雅的纯文学日渐衰落,而肤浅的通俗文学却大行其道?如何看待身体写作、低龄写作、大话文学和玄幻文学的风靡?如何理解文学"弘扬主旋律"与"游戏人生"的关系?等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教材大都是"从理论的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忽略了对具体问题的探讨,尤其不关心现实文艺的发展状况,这也正是很多学生认为学习文学理论"没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除了讲授基础知识外,还应尽量结合现实,补充诸如"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的特点""大众文化的审美特点""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等一般教材上没有的内容予以讲解。这样,既能增强理论教学的现实性、针对性,及时有效地排解学生的理论困惑,又能促使学生认识到文学理论是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而不是僵死的教条和陈腐的说教,从而激发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注重精神培育,促进能力发展,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

毫无疑问,当下我国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明显落后于物质文明建设,以致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盛行,社会道德风尚每况愈下。这样,大学作为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主要传承场所,理所当然要担负起社会道德重建的历史重任。文学理论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而文学是对社会历史人生的表现,这样文学理论就必然与人的思想、情感、道德等保持密切的联系。

文学理论教学也就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知识传授,而是一种渗透了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的社会性活动。所以,在教学活动中,我们要注重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比如,在讲"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的规律"时,可以告诉学生应怎样看待不同民族所创造的文

化财富,如何正确对待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讲"文学的社会作用"时,可有意突出文学在社会道德建设以及人们情感沟通和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讲"文学意境的特征"时,应注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人的精神独立、自由和超越的问题。 总之,要努力使学生成为有思想、有涵养、有品位的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应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学习能力的培养。常言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所以,传授学习方法比传授知识本身更重要,教师要将那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简单实用的学习方法教给学生,比如,怎样查阅学术期刊论文,怎样选购和阅读图书资料,怎样读书、做笔记,等等。

第二,思考能力的培养。教师要发扬教学民主,变"独白"式教学为"对话"式教学,自觉做学生学习的引路人和智慧的启迪者。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大胆提问,多让学生思考和回答一些开放的、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文学的审美性与功利性""文学的真实性""抒情自我与社会"等,让他们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体会独立思考的艰辛和乐趣。另外,教师还要注意对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让他们学会用开放、质疑的眼光从不同角度观察思考问题,成为有主见的人。

第三,动手能力的培养。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一直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的弊端。为解决学生"眼高手低"的问题,应要求学生在多"动脑"的同时多"动手"。比如,即使是一年级的学生也可以要求他们就某个具体理论问题或作家作品去网上查资料,并写出有一定质量要求的综述材料或小论文,以训练其学术基本功。其实上述几点都是教学常识,并无新意,但要落在实处却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教师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如今高校"学术 GDP 主义"盛行,对教师的评价和考核也是唯学术至上,导致教学中能够做到心无旁骛、全力以赴的教师已>:请记住我站域名/

三、讲究教学艺术,方法灵活多样,确保教学效果的高质量

(一) 理论联系实际,突出个案教学

大多数学生一开始学习文学理论时都有敬畏感和神秘感,看教材时往往云里雾里、头脑发晕。所以,在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际,尽可能地选用具体生动的事例去说明看似复杂深奥的理论。在选择具体材料时其实也很有讲究,如果只盯住传统的经典材料,就很有可能造成用学生陌生的事例去说明抽象理论的现象,教学效果就会打折扣。所以,在引用众所周知的文学史经典例证的同时,还要注意利用学生较为熟悉的时尚读物、流行歌曲、好莱坞大片、流行电视剧等当代事例说明文学原理。

比如,讲"文学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时,可以将时下的流行歌曲(如《让我一次爱个够》《爱情买卖》等)与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的抒情歌曲(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中关于"爱"的表现内容和表达方式加以比较,当学生明显感受到前者描写的多是为爱而爱,且充满孤独、感伤、忧郁和颓废的气息,而后者描写的爱则多与革命、理想、事业等息息相关,并洋溢着一种积极、乐观、忠贞和幸福的情感时,便能深刻领会艺术与时代政治以及社会风尚之间深层的内在联系,从而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提升。

(二) 增强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美国课程理论家拉尔夫·泰勒曾指出:"在教育上,兴趣既与目的有关,又与手段有关;也就是说,兴趣既是目标,又是与旨在达到目标的经验相关的动机力量。"理论教学固然要讲究逻辑性、条理性和思辨性,但同时也要讲究趣味性。文学理论教学的趣味性既可体现在对理论知识的解说和品味之中,又可体现在运用理论知识分析研究具体文学现象的过程之中。比如,关于文学阅读过程中的"误读"现象,可举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当我们用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梁山伯与祝英台》截然不同的理解为例加以解说时,其效果就迥然不同了:今天居然有读者能从这个经典的异性恋传说中读出同性恋的故事,并且言之凿凿,这给人带来的惊异和乐趣可想而知。当然,讲究趣味性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理论上来。因为,从这种匪夷所思的"误读"中可以得出结论:文学阅读是一种社会行为,是随时代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变化而变化的。对"梁祝"的另类解读其实是人们思想解放,价值观、伦理观、婚恋观渐趋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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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文学理论教学中的诸多尴尬境遇，人们不禁会问，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文学理论》课到底有啥作用?文学理论课的教学目的到底是什么?文学理论教学中这样的目的到底实现了没有?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大概先得看看《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者们是怎么说的。关于文学理论课程设置的目的，或者说文学理论的作用不同的教材编写者有不同的表述。陈文忠主编的《文学理论》指出，“文学理论是一种‘有用之学’。它具有双重意义和三种功能”。即“理论认识论的意义”与“实践方法的意义”及“由此，生发出文学理论指导实践的三个方面的作用，即引导创作、指导欣赏、规范批评。”［2］刘安海、孙文宪的《文学理论》则认为，“学习文学理论的目的在于:(1)准确而系统地理解和掌握有关文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命题、基本理论、基本知识，逐步形成和树立以为指导的、切合文学实际的科学的正确的文学理论观点。(2)为学习文学史、文学批评以及其他文学课程打下理论基础。(3)为文学接受以及将来可能要从事的文学创作作好初步的准备。”［3］欧阳友权主编的《文学理论》明确指出:“文学理论就是一种理论思维的成果，学习它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首先，文学理论能指导人们系统地掌握文学的基本命题和原理，形成健康的进步的文学观，提高文学欣赏水平。其次，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有指导作用。再次，文学理论对文学批评有观念支撑作用。此外，文学理论还给文学史研究提供思想基础，指导文学史更透彻地描绘一定时代文学的实际状况，揭示文学继承发展的历史动因和基本规律，正确地评价历代作家和作品的风格特征等。”［4］鲁枢元等人主编的《文学理论》认为，“一部文学理论的教科书，大致就是一幅文学领域的导游图。无论你将要涉及的是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作品与作家分析或是文学演变史的研究，还是中外比较文学的研究、文学批评实践的开展，甚或文学创作的尝试，从整体上对文学的基本知识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理性的把握都是必要的。”［5］王一川的《文学理论》指出“文学理论，对大学中文系学生来说，可谓进入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殿堂的必经之路。如果不了解文学理论基础知识，是无法进而了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知识的，更难以从事实际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6］有的文论教材虽然没有指出专门的教学目的，但在教材编著后记中或隐或显有所流露。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在初版后记中写道，文学概论这门课程的教学“不但要使学生掌握文学的一般原理和相关的知识，而且还要让学生更具体、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样式、类型、形态、结构、层次、叙事和抒情的技巧和风格特征等，并进而具有较强的分析作品的能力。”［7］南帆等人的《文学理论》后记中指出“文学理论可以初步理解为关于文学的种种知识，例如文学的种种特征、构造、功能、文化位置，如此等等。”［8］成远镜，佘向军主编的《文学理论》后记中认为文学理论是“担负着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学观念，培养理论思维能力和分析评价文学作品能力的重要任务，对于培养学生‘成人’和‘成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此可见，几乎每一种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者都将掌握文学原理和相关知识，培养并提高学生分析、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指导文学创作等作为文学理论的教学目的。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但恰恰是注重文学知识传授的教学目的使得原本鲜活的文学理论变成了生冷僵硬的文学知识。事实上，文学理论并不仅仅是关于文学知识的堆砌，它不仅蕴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学现象、文学事实与文学经验，而且还具有浓厚的理论思辨色彩。当我们把包含着大量的文学事实、文学现象、文学经验，极具思辨色彩的理论肢解为堆砌的文学知识时，理论鲜活的生命消失了，成为了僵死的知识，教学中，知识传授的目的实现了，学生学习的热情与兴趣没有了，当然也谈不上心灵的启迪了。那么，文论教材中关于提高学生的欣赏能力、指导学生进行文学创作、批评的目的是否实现了呢?事实表明，文学理论的教学对于学生文学欣赏、文学创作能力的提升作用微乎其微。众所周知，在中外文学史上，没有哪一位诗人是通过学习文学理论培养出来的，没有一位文学家是通过学习文学创造基本规律而获得创作灵感的。文学创作其实是一种极富个性色彩的个体创造性活动，很难说有固定的规律可循。可以说，文学作品的创作完全是文学家独特的艺术才能与想象、幻想能力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天赋占据很大成分。一个作家的成就高低与是否学习过文学理论似乎毫无关系。恰恰相反，反倒是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独到的创作理论，而文学理论家们似乎很少有文学作品的创作。同样，文学欣赏能力的提升也并不见得就是在学习文学理论中得到提升，一个人很可能不懂什么文学理论，但因为他有大量的文学作品阅读经验，因此，可能会有很高的文学鉴赏水平，正所谓“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是也。可见，文论教材中关于提高学生的欣赏能力、指导学生进行文学创作、批评的教学目的似乎也只是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者的一厢情愿而已。那么，文论教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以为，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与反思探究能力，培养理论思维，使文论教学成为一种诗性智慧的启迪。这恐怕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到的，以至于王一川教授在其后来编写的文学理论教材中明确指出:“文学理论的目的是要让文学阅读体验上升到理性自觉高度，服务于特定的文化价值的传承。相应地，文学理论的功能也就体现出来，它诚然可以引导作家去创作、批评家去评论、教育家去育人、社会工作者去感化人等，但毕竟主要在于帮助读者理性地升华自身的文学阅读体验，使之凝聚成为自身的国民文化素体验基础上，通过文学理论思考，把文学阅读体验升华为自身的国民文化素养，从而促进国民人格的濡染或涵养。”

应该说王一川教授前后编写的两本文学理论教材教学目的的变化折射出的是多年来有识之士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目的的反思。的确，文学作品的阅读，虽然可以让人从作家独特的文学语言中领略到丰富多彩的生命体验，但它仅仅是感性体验而已，只有当我们通过文学作品的个别性进而去思考其普遍性时，我们从文学作品中领略到的生命体验才可能成为一种理性自觉。因此，文论教学要摆脱困境，焕发活力，必须对教学目的有清晰透彻的认识，否则，我们的文论教学大概只能教会学生抽象的名词、概念术语，而无法让其获得理性领悟文学艺术的魅力。

二、文学理论教学改革与实践

如前所述，文学理论因其自身内容的繁杂广博，理论自身的抽象晦涩，让教师绞尽脑汁，让学生望而却步。尽管如此，作为高校文论教师似乎应该以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去面对当前的文论教学，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为改变当前高校的文论教学现状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尝试。通过在学生中的调研结合自己教学中的经验，我们以为，走出当前文学理论教学困境，探究有效教学方法，以下几方面似乎是要考虑的。

第一，走出知识传授误区，注重心灵启迪。文学理论原本就是启人心智、发人深思的。当我们面对纷繁复杂文学现象，层出不穷的文学作品，重要的不是把握这些文学现象、文学作品的知识，而是要培养学生对于不同文学作品的理性体验，培养一种人文关怀的心灵，一种不断思索、探究的意识。因此，教学中不妨改变以往传统老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模式，尝试一下研究性学习模式，通过课堂有效互动、小组讨论等灵活多变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充分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来。笔者在教学中曾经尝试研究性学习模式，效果很好，得到了学生的一致认可。譬如对于任何一种文学理论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什么是文学进行教学时，笔者完全扬弃了传统机械的知识传授模式，而是通过文学文本实例引导学生自己进行探究，以鲁迅先生的散文《秋夜》那个著名的开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江南民歌《江南可采莲》等一系列文学文本片段为例，让学生自己品读，咀嚼文学的味道，与只陈述事实的“我的后园墙外有两株枣树”、“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这种陈述事实的话语进行比照，经过一番比照玩味，学生恍然大悟，指出，两者在传递信息方面没有差异，差异在于语言表达的不同，前者字里行间的满是情感，而后者似乎只有事实信息，缺少了情感。通过一系列文本实例的引导及学生的主动探究，得出了文学的特性:语言更具表现力，字里行间蕴涵着无限丰富的言外之意，耐人寻味;呈现审美形象世界，给人一种审美愉悦;蕴含着心灵情感、情绪，生命体验，是一种虚构的描述。这种通过学生自己探究得出的结论，其领悟自然深刻，如此教学既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又收到了较好教学效果。因此，文论教学不能一味注重传授知识，而应注重学生理论思维与问题意识的锤炼，引导学生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中养成思考问题、探究问题的行为习惯。

第二，引入文学文本，摆脱教学困境。歌德曾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如何让理论不再灰色，让理论之树也变得长青，引入文学文本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因为理论的真谛往往是要通过文本的细读才能获取。其实，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就已经明确指出“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这就是说，文学理论原本应是自我在大量文学文本阅读的基础上获得的，不应该是由教师归纳提炼出来而后告知学生。譬如，关于什么是诗，我们似乎只需要拿一首诗让学生去读，并告诉他，这就是诗，换一首，再告诉他，这也是诗。学生读诗多了，不仅自然会知道什么是诗，而且能够凭自己的直觉判断出什么是好诗，什么是歪诗。倘若我们不让学生接触诗歌，而是按照文学理论教材中关于诗的界说告诉学生:“诗是一种语词凝练、结构跳跃、富有节奏和韵律、高度集中反映生活和表达思想情感的文学体裁。”［11］恐怕学生一时半会儿是难以明白诗到底是什么。因此，在文学理论教学中引入大量的文学文本不仅切实可行，而且十分必要。可以说，文学理论课，既是一门理论课，又是一门文学课，既要保持理论的逻辑性、概括性、思辨性，又应当保留文学的感性的魅力。可以说，理论是骨骼，文学是血肉，只有二者紧密结合，融为一体，文学理论才会是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

第三，密切关注当下文学现象，使文学理论教学能接地气。文学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品格。因为，文学理论来自对各种文学现象、文学作品的理性体验，其研究对象为现实中充满生命体验的活生生的文学文本，其作用在于使读者的感性生命体验上升为理性思辨。因此，不能因为文学理论教材落后于现实，教师就束手束脚，照本宣科。毕竟，教材仅仅是个纲，对教材内容的取舍还主要取决于从事文论教学的老师。倘若把教材比作一幅文学领域的地图，那么，它大概只是会标记地方的名称与方位，而这些地方具体的山形地貌、风土人情、气候条件、景点名胜当然还得老师在课堂中渲染描述，像一位煽情的导游一样领着学生畅游文学的王国，每介绍一种文学现象、阐明一个文学论题，就能引领学生步入一个全新的心灵境界，领略其中独特的人文景观。因此，对于文学理论教材中尚未涉及到的网络文学、手机短信文学、微博创作、微信创作等当下电子媒介时代的新生事物，教师不妨大胆引入课堂，让学生对生活中熟悉的文学现象指点江山，他们自然会产生兴趣，自然也会思考自己生活中所遇到的文学现象，进而去主动探究，形成自己的思考。当然，老师对于学生的见解，哪怕是浅薄偏激的见解不妨多些包容。因为任何一种关于文学现象、文学作品的阐释，并不就是关于文学艺术的绝对真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很难说是精确的科学，原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我们没有理由去追求文学理论的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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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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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与借鉴：“后”语境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接受取向

同其他理论思潮一样，后学思潮在中国的理论传播与影响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后学思潮被一些外国文学理论研究学者引进到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1979年，《世界文学》杂志率先刊登了汤永宽先生翻译的索尔贝娄的后现代长篇小说《赛穆先生的行星》。随后的1980年，《外国文学报道》杂志，先后介绍了美国几位著名的后现代小说家，同年，发表了董鼎山的两篇文章《后现代派小说》和《所谓后现代主义小说》。1983年，《读书》杂志发表了董鼎山的文章《60年代以来美国小说后现代主义及其他》。1987年《世界文学》杂志推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专栏，并发表了钱青的文章《当代美国试验小说的技巧》。这一时期，学界完成了对后现代小说的引进，但总的来讲，此时的后现代小说研究仍停留在对形成过程、创作特征、社会背景等方面研究的基础阶段，尚未从精神特性上形成具有深度理论水平的宏观后现代主义。相对于后现代小说来讲，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一开始就显现了整体接受特征。这同中西方访问交流所催生的理论热潮密切相关。1983年，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哈桑受邀到山东大学演讲。1985年，杰姆逊在北京大学展开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讲座。1988年，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的专著《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文版出版。同年，易布思与佛克玛合著的《20世纪文学理论》出版。1989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专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文版出版。这些文化交流活动和理论著述引起了中国文坛的极大关注，并直接带动了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具有“后学”特征的理论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二、转折与变革：“后”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范式的转变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学”思潮的兴起以及“后”语境的形成为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为此我国当代文学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格局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表现，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从文学研究观念以及思维方式上来看“，后学”思潮中所倡导的反本质主义、反宏大叙事、反传统以及反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对后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促使其形成“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范式。其认为本质化的文学理论禁锢了作者的思维方式，阻碍了文学的创新发展，应解放思想，追求个性化、细节化、创新化的文学创作。其二，我国当代文学理论范式的转变不是一蹴而成的，它具有自己复杂的转变过程，这种复杂性不仅仅体现在理论思维模式的转变上，更是体现在对文学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原则重视度的提升上。这一时期出版的《无边的挑战》《隐蔽的成规》《表意的焦虑》等著作都对传统的文学理论的创作原则以及研究方法都提出了深入的批评，并指明了“后”语境下我国当代文学研究方法以及创作原则的发展方向。其三，批评实践形式以及价值观念上的多元选择。在后现代主义以及后学思潮的影响之下，我国当代文学在实践批评形式上也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打破了既定陈规，更是对传统“体系情节”理论研究方式的一种有力反抗，有助于当代文学的重新建构。

三、危机与重构：“后”语境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重构

在“后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发生了重大转型，伴随着转型而来的不仅是文学思想的融合与发展，还包括理论范式、理论传统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多重理论资源间整合的焦虑与压力、不同理论话语之间求异、趋同的危机与挑战。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仍是消化、整理包括“后学”思潮在内的当代西方文论新现象、新趋势、新发展，以增强中国文论研究的生命力。曾繁仁先生曾指出，“后”语境下的文论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逐渐走向的建构，尤其是对唯科技主义、唯经济主义等不恰当现代性主义的反思，更是可圈可点，这使得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走向了一种创新与共生的理论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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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笔者并不否定当前一些文论学者的创新观点，即造成文论危机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受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一个是忽略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优秀传统。所以需将西方文论中国化，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在此基础上走“以中融西，中西融合”的道路。

这种提法和做法到后来，在操作的过程中，最终仍然需要请教数学。但为何一些学者不肯认同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认识问题。有不少学者认为，文论与数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其实不然！请看加拿大学者弗拉第米尔・塔西奇是如何将文论创新的难题请教数学并取得进展的吧！

塔西奇在新近出版的《后现代思想的数学根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1版）一书中，用数学眼光，对准长期以来的哲学理论之争的难题，即在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想像的对立甚至敌对中，找到了共同的数学原理。

在塔西奇看来，人的“想像”是无限自由的，这是人类的一种天性。而理性虽然是对“想像”的限制，但也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对立的两者都是天性。这构成了一个悖论，难分难解。但是这一难题却被塔西奇打开了缺口，终于奇迹般地找到共同点，那么他是如何找到的呢？

塔西奇抓住德里达的“延异”不放，不停地追问着何谓“延异”？德里达本人把“语言的他者”称为“延异”。通俗地说，就是在有声的语言中能传播无声的内容，这个过程叫“延异”。塔西奇认为这有点像布劳威尔的“连续统”。那么何谓连续统呢？连续统是个数学概念，塔西奇就是抓住了这一点不放。也许是因为他是数学家、文学家两栖学者之故，于是他思考着数学上整数是离散的，实数是连续的。数学上是先有整数后有实数的，实数的出现便有了小数或叫分数，这是人类智慧的一大进步。在整数中或者说在自然数中，每两个相邻的数都是孤立的，“1”就是“1”，“2”就是“2”，……1和2之间，2和3之间……都是有间隔的，没有连接点，所以称整数为“离散”。离散即间隔。但是自从小数（分数）出现以后，整数中的孤立、间隔的离散现象消失了。在1和2之间可以布满着无限多的小数，这样就把1和2通过无限多的小数给连续起来了。同样道理2和3，3和4……都可以连续起来了，所以实数是连续的。数学上把实数的集合称为“连续统”。塔西奇认为，数学上的这种连续统，同人类的想像的连续特征是一致的。人类的想像尽管是无边无际的，丰富多彩的，也不管始点在何处，终点在何方，但是都具有连续性的特征，进而证明了人的想像是有数学原理的。从而塔西奇在非理性的自由想像中找到了理性的数学原理，也为后现代思想找到了数学根源，并进一步地探究了数学不仅是后现代思想的根源，也是整个西方文化的隐秘根源，是西方文化与历史的制造场所，概括之，西方文化是数学的分泌物。

一个完整的科学发展观念至少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准确地把握科学的结论；一个是深刻地了解其科学原理。即“是什么”和“为什么”。也就是说，面对科学的结论，不但要知道是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而且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要知道为什么。科学观念要求对一切都要问个为什么，因为万事万物原理是第一性的，结论是第二性的，是科学原理决定科学结论，发展科学结论，是“为什么”决定“是什么”而不是“是什么”决定“为什么”。没有科学原理支撑的即使是先进的科学结论，也极容易变异为落后的非科学的结论。是科学技术在促进人类的文化进步，这一点很重要。历史上凡是进步的阶级，总是依靠当时先进的科学成果来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离开先进科学的滋润，即使是先进的意识形态也会慢慢失去先进性！

那么科学，进一步说是数学对文论学者创新文论到底有何价值呢？请看，丹麦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路易斯（Louis Hjem Slev）就明确承认数学对他的理论的建设性影响。他把自己的“语符学”称为“内在的语言代数学”。如此看来，数学的价值就是在于增长智慧、开发智慧。文论危机说到底是文论学者创新能力、创新智慧的危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有文学智慧，没有“他者”智慧的撞击，必将使文论的创新被自身的理论所“梦魇”。理论物理学家发现，用基本粒子去轰击原子核时，能产生巨大的核能量，这叫做“核反应”。同理，用数学理论去轰击文学理论，也会产生“核反应”。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数隐藏着真理”。笔者认为数学是人类的一切智慧之源。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数学智慧对人的认识事物能力的开发、马克思在《数学手稿》一书“关于微分学的历史”的“神秘的微分学”一节中，认为神秘的微分学中，有一种神秘的算法：这种算法通过肯定是不正确的数学途径得出了正确的（尤其在几何应用上是惊人的）结果，或者说“这个在数学上正确的结果，是基于在数学上根本错误的假设”。就认识价值来说，马克思由此认为这是“为新事物开拓道路，是‘必然的’”。此外还有一个例子，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景中在《数学与哲学》一书中所言：“要在计算机上作数值运算，计算机总是有误差的。本来要证明一个式子恒等于0，计算机却只能告诉我们结果是10-12或更小的数。它是不是真的是0呢？这个问题原则上也被洪加威解决了。他证明：用带有误差的计算可以满足我们要求准确结果的愿望。在一定条件下，计算出的结果绝对值小到某种程度，就一定是0。并由此得出结论：“特殊中包含着一般，误差中包含着准确”(张景中《数学与哲学》第145页)。

以上这两个例子都说明，我们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不正确”“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东西，不应成为令人望而却步的东西，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当然我们不是有意去选择“不正确”甚至错误的东西，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借用之可导出正确的、有用的结果。这无疑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这就是数学知识对人的智慧和能力的开发。切记！马克思常常从数学中获得智慧，19世纪近代科学的发展，给予了马克思无穷无尽的智慧。

如此说来，要真正实现“中西融合”的文论创新，就要掌握西方文论的数学原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请教数学。所谓请教数学，不是让文论学者成为数学家，像古希腊的美学家，特别是像毕达哥拉斯学派那样的精通数学，那也许是很遥远的，也是不现实的。而是应当让文论学者转变观念，认识到数学智慧是文学智慧乃至文论智慧的不可缺少的智慧之源。这正像辩证法一样，恩格斯认为客观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是第一性的，主观辩证法（辩证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是客观辩证法决定主观辩证法，同理，是数学智慧决定文论智慧。因此文论学者，应自觉地关注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而不拒绝它、漠视它、回避它、排斥它……数学对文论学者来说，也许是很难的事，然而掌握数学的一些原理的哲学意义，并非难事。

以数学眼光看文论学者，懂数学的与不懂数学的判若两人。不懂数学者常常处于整数思维态，把一切看成是一个整数。懂数学者把一切看成是一个分数态。如上所述，整数思维者，是“离散”的，孤立的思维者，体现在学术上，就是固守概念寸步不离，孤立的重复的思考概念，画地为牢地封闭性思维着。这样的学者大概只会照本宣科。因为思路单一，不会发现新问题，难以创新。与此相反，懂数学的文论学者，是属于实数思维者。善于连续的思维，能化整为零，具有灵活的头脑，体现在学术研究中，能将一个概念（一个结论），从点扩展到线，再由线扩展到面，乃至扩展到无限的空间领域，这就是连续思维。数学的不断发展，人的大脑的连续思维的方式就越来越多，思路就越来越广。这是文论创新的新思维。

然而值得再次提醒的是，至今为止文论界仍然存在着忽略自然科学乃至数学的倾向。这是影响理解西方文化，乃至实行“中西融合”的思想障碍。以康德哲学为例，康德的主要哲学著作是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其中最主要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哲学的原理之作。专门论述基本概念、科学知识的基本构成等问题，是康德哲学的基础。其它两部批判也都是从这一著作引述出来的，是属于结论。然而为数甚多的文论学者，大概因为陌生数学之故，这也是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的通病，只注重对《判断力批判》的研究而忽略了对《纯粹理性批判》的重视，应当说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学习方法，这是典型的非科学观念，只重视追求康德的美学结论而忽略对科学原理的追求。当然，缺乏科学知识，特别是缺乏数学知识，想弄懂康德哲学是一件极难的事。据台湾学者朱高正在《朱高正讲康德》一书中说“康德的书连王国维都看不懂其道理就在于王国维不懂近代科学。”(朱高正《朱高正讲康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所以他无法理解康德。据学者王学海在《王学海的美学文学研究》一书所言，王国维是第一个在中国引进康德哲学，但他后来1911年否定了自己前期的学术成果，甚至要焚烧《静安文集》。确实康德本人就明确地说过，他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来源，有关自然世界的是牛顿，有关人文世界的是卢梭。也就是说康德首先是科学家的康德，其次才是哲学家的康德。朱高正深有感慨地说《纯粹理性批判》的两种译本（胡仁源和蓝公武），读起来有如天书，简直不知所云，大概没有人是从头到尾读完的。笔者认为，说到底都是因为缺乏科学（主要是数学）的知识造成。这又进一步地证明，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数学知识，是融合中西文论的最大学术障碍。

马克思曾预言：“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自然辩证法〉解说》第80页）。现在数学研究领域和文论研究领域正在走向“并轨”的边缘了。随着数学学科的发展，数学研究的对象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研究界限了。现在出现的结构数学已成为数学科学的一条红线，它已经使数量关系脱离了具体的数量，使空间形式脱离了具体的空间，成了对纯形式和纯空间的研究，于是漫延到了对事物的研究领域了，具有了哲学的灵气了。即研究的领域已涉及到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一个事物与其它事物的关系，几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难道不是文学理论所要研究的课题吗？所以文论与数学应当相伴而行。

从科学眼光出发，笔者认为，造成文论危机还有一个原因尚未引起学界关注。那就是由于文论自身缺少科学元素，导致了明显的当今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当今滞后的文论的矛盾态。体现在学者个人身上，就是雄厚的文科（社会科学）知识与浅薄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学术畸形状态。

诚然，中国传统文论是一笔宝贵文化财富，但是任何经典文论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纵观中国文论，大多属于经验之论的文论。它的优美的论述堪称举世无双，具有散文之美。然而因为缺少科学元素，它的认识论的理性的启蒙之光就显得微弱了。况且这经验论文论并非就能指导出优秀的文学作品，鲁迅从来就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答北斗杂志社问》）。当然这并不影响中国传统文论流芳百世的审美价值。只是当今科学时代，人们求知欲远远超过人的审美欲。还是比利时科学家萨顿说得好，科学史是惟一能够说明人类进步的历史。科学，进而说是数学将取代一切人为的审美评论标准。数字化的时代，人，也许不再像哲人、圣人所定义的那样：“人是政治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经济动物”。因为人类总是不断地探索着人的思想或者精神活动的数学轨迹，这是自柏拉图、笛卡尔、康德等哲学家所梦寐以求的事。这是为什么？笔者认为数学语言是人类的共同语言，语言在德里达（Derrida,Jacques,法国当代后现代哲学家、解构主义的奠基人）看来，语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达思想的工具，而是认为语言本身就是思想。说到底数学语言就是数学思想。数学思想也就是人类的共同思想。这是人类自明的公理。人类的一切文化差异都可以通过数学思想得到沟通，得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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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词：文学理论 实例阐释教学法

毫无疑问，每一门课程的设置都有它的目的和意义，《文学理论》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传统课程，一般开设在大学一年级，是学生接触最早的一门理论课，它承担着转化学生思维，构建学生理性思维框架的重要作用。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在学习文学理论时最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难度”，一个是“效用”，前者是他们对文论的基本认识，而后者则是其学习的主要动力。然而学生在这两方面传递出的负面信息却是显而易见的。

1.对文学理论效用的质疑。学生对文学理论效用的质疑基本上源自于两个方面，首先他们普遍认为在文学学习中，感性的体验远比理性的理解更为重要，毕竟情感才是文学的核心所在，正所谓“情者文之经”（刘勰语），而情感恰恰是最需要深心体味的，所以学生对以理论的方式介入文学是否会肢解其内在鲜活的生命体验，存在很大的疑虑。其次涉及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了，作为对文学实践活动总结的文学理论带有滞后性，他们学习到的原理、方法似乎在解释不断涌现出的一些新的文学现象的时候表现乏力。

2.对文学理论难度的畏惧。对于学生而言，文学理论课是在之前的学习生涯中从未接触过的，学习基础几乎为零，其中诸多的概念、范畴、原理、方法都需要慢慢理解和接受，而且最艰难的应属思维层面的转化。

必须承认，文学理论本身有一定的深度，听起来并不好听，似乎没有文学史的那种鲜活和多彩，理解起来也很有难度，毕竟它不再只是描述现象或是梳理知识，所以学生总是期待着老师能够以一种形象化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实例阐释法成为了我们通常选择的一种方法。当然，文学理论课程的实例阐释法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实例的选择上，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应坚持两个原则：第一，熟与生的结合。应以学生熟悉的作品为主，因为理论本身难懂，如若再以陌生作品介入的话，会降低接受的效率，如能在熟悉作品的解读中翻出新意，将会给学生造成更加强烈的思维冲击力。当然，实例教学也不能止步于此，在此基础上还要考虑到扩充学生的阅读量，所以应配合相应的文学史课程，有步骤分层级地让学生接触一些新的作品。

第二，经典与流行并重。当下的学生阅读取向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流行的关注远远大于对经典的执守，因此教师要具有强大的吸纳能力，对案例材料的选择既保证其具有时代、国界、文体上的广度，又有其被当做经典所具有的深度，同时注意积极调动学生的文字阅读积累和现实情感体验，使其能够比较愉快地参与到教学互动中来。增强学生对文学理论有用性的认可度。

其次，选择固然重要，对实例的使用更加重要，它直接关系到课程的效果显现。我们应注意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坚持从具体的文学作品中自然导引出文学原理，使学生在老师讲授中自然而然地领会理论不是空洞的，它来源于丰富的文学实践，从而能够扩展其作品阅读的范围，提升其对作品的思考。

第三，既要保证案例的丰富、全面，又要注意大量案例介入理解时对思路清晰的影响。其中最应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例子不能宣兵夺主，不能消解了理论本身的深度，要避免学生最终只记住了实例，而忘记了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最后，在运用实例阐释教学法时，要注意课堂的开放性，引导学生介入体验和思考，而不能使其简单化为理论观点加实例说明的模式，这样会很容易消解理论与文学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从与我们还原理论与文学作品之间沟通融合的初衷相背离。

总之，文学理论课程的目标是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其理论水平，使他们在掌握原理的基础上，激发出对文学的兴趣，从而更积极地关注文学规律，形成一定的文学阅读鉴赏能力和文学思辨能力，懂得文学创作，正确欣赏和评论文学作品。通过学习，学生应体会到，体验和认识是相互依赖的，没有认识提升的体验难免流于单薄，而没有体验支撑的认识也难逃浮泛，因此文学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是形象的，也是抽象的；是情感的，也是认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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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理论 学科 实用 品格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看，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活动的某种理性的论说[1]p29。由于文学活动是人的一种情感化、形象化的文化活动，而体现出人文活动的特点，作为对这种人文活动的研究，文学理论是对人自身的阅读心理机制、文学审美需求和诗性情感生活的透视与揭示，自然归属于人文学科。可是，对于文学的人文本性进行研究的学问不只是有文学理论，还有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这三者都是按照理论思维的规律来研究文学问题。因此，要充分认识文学理论的品格，就需要在这三者的关联和区别中去把握。

一、文学研究的三种理论样式

文学是最为集中地体现出人文性的文化现象。不同于普通读者对文学的阅读、欣赏，文学研究者们对于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理论研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展开，形成了多样化的理论维度，但主要可以概括为文学批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三种理论形态。例如，对于法国作家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腐尸》而言，在诗歌欣赏的阅读视野里，普通读者多是感受一对恋人追忆他俩曾经遭遇一具腐烂尸体的情形：“爱人，想想我们曾经见过的东西，在凉夏的美丽的早晨：在小路拐弯处，一具丑恶的腐尸，在铺石子的床上横陈。” 这只是停留在文学感性经验的阅读事实层面。但是，在话语情境的文学批评中，读者超越生物性的视角所捕捉到的尸体镜像本身，综合运用理性思维的法则，洞察到人们对毫无现实功用的尸体的文化强迫和功能设定，即所谓“被……”。因此，能够获知“躲在岩石后面、露出愤怒的眼光望着我们的焦急的狗，它在等待机会，要从尸骸的身上再攫取一块剩下的肉”，就是使得尸体“被美食”。可见，审视《恶之花・腐尸》令人作呕的文学字面内容，显然不同于欣赏“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的颇具审美愉悦的感性画面，欣赏者们多是望其“恶”而出现审美感知障碍。文学感性欣赏的困难之处，正是对文学进行理性批评的场阈。文学批评家们从波德莱尔的人生阅历、书写经验、作品系列的内在关联中，分析、阐释和评判无限广阔丰富的、流动不居的文学新现象的实践中，解析@种新鲜的文学经验事实所表征的文学宝藏的秘密。可以说，这种所谓文学批评就是借助某种理论的引导和支持，开展一次前程未果的精神之旅，发挥审美想象力，运用理论原则来发掘文学新知。当然，文学批评是一种带有特殊性的科学活动，不同的批评家的批评意识和批评方法各不相同，形成了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文学批评的方法自觉与追求。但是，他们总是从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信息中探寻一种普遍适用的批评话语，将文学欣赏的感性经验借助知性的形式传达出来，从而形成文学研究的理论样式之一。也有的研究者将波德莱尔的文学写作，与整个法国文学的传统甚至欧洲文学的历史传统进行对比，运用理论所提供的范畴、方法和评价标准来审视这些文学现象，以此来认识某个特定的文学秩序中的“波德莱尔现象”，总结出新的创造性的文学经验，提供蕴涵理论因子的批评成果，为引申、建构新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提供现实依据和推动力。我们把对文学的这种研究称为文学史，这是文学研究的另一种理论样式。也有的文学研究者将他人对波德莱尔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上述两种理论经验，也就是将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的本质特征、内在构成、功能机制、评价标准、发展趋势的理论抽象和概括，汇集为一种普适性的合理的逻辑体系，从而形成一种专门性的具有解释的有效性和理论的前瞻性的知识和学问，我们称之为文学理论，这是文学研究的第三种理论样式。文学是文化载体呈现出的人类所独具的想象、比拟、沉思、赋形的心智对象，是人类文化的智慧结晶。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理论正是由这种智慧文化而生发出来的三种典型的理论形态。

二、以性质分析判别文学研究

作为文学研究的三种理论形态，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理论在文学发展的古典时期出现过形态交叠而边界不清晰、理论发展而学科不独立、话语繁缛而体系不健全的情形。随着十九世纪以来学科自律化发展的趋势，对这三种理论形态进行区分也越来越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区分研究的方法之一就是性质分析。作为人文科学的性质分析，是指从质的方面分析人文对象。作为对文学研究之理论形态的性质分析，就是要准确地陈述每一种理论的知识话语，正确地把握每一种理论样式的特质。这就是要运用访问、观察和文献法收集资料，并依据主观的理解和定性分析进行研究，定性研究就是要将每一种文学研究都视为平等价值的意义行为，文学研究理论的构建都是在以文学为客体对象从而赋予文化意义的基础上共同展开研究的。所有文学研究的规则或知识及其产生过程，都是立足于鲜活而丰满的文化现象，而只是在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时；在对各种文学材料进行理论加工的过程中，所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论权重不同，但最终都能达到认识文学的文化本性、揭示文学内在规律的理论目标。

因此，要充分认识文学理论，就需要对其进行性质分析。这里所谓性质就是指文学理论区别于其它文学研究的特性，也就是文学理论本身所具有的与其他文学研究不同的根本属性。虽然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都要求把历史的、现实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和逻辑的研究结合起来；但是，文学史重在对在一定时间限度内的文学现象的研究；文学批评则不断地收集新的素材、新的经验，文学理论是依据美学的法则而建立的系统性的整体研究。

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就是面对新的文学现象提出有关的文学观念，及时揭示它们所包含的文化底蕴、审美价值和时代精神，对作家的艺术探索予以理性分析。由于文学活动是一种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文学批评研究文学的新现象，以理论意识去阐释文学作品，构建全新的文学观念，并及时归纳出自身理论发展所依赖的思想和概念。可见，文学批评的理论着力点在于创新文学观念和革新文学方法，以此经历长时期的批评积淀而产生其学科自身关于文学文体、文学创作、文学结构、文学功能等方面的批评话语，也为日常文化实践，总结出文学活动所遵循理路和规范的惯例，从而形成一种关于文学研究的理论样式。

文学史的理论建构就是面对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揭示它们所受意识形态和审美文化制约的特点，揭示其因受读者价值判断而产生的发展走向。文学史的理论建构因对作家、作品和读者形成的交叉关系的文化认知和价值发掘的发展而永远处于动态发展之中。虽然其理论对象为特定时段的客观实在，但是，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与其文学成就可能存在理论探索中的非对称情况。因此，文学史的研究，不能完全采信文学批评的理论成果，不能仅仅凭借抽象的观念，而是要立足于具体的文化现象，从文学阅读体验出发，判断文学活动的创意之处及其创造性成就。

文学理论则重在理论建设，确也要立足于文学的一般现象，立足于文本阅读的现场体验，选择典型的文学事实，作为其推理论说的范例，作为配合理论概括的具体说明，其理论指归是文学的特点和规律。因此，文学理论就是综合运用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方法，从浩瀚的文学现象中找出反复出现的文化规律，对其作逻辑研究，总结出文学活动的基本原理。也有的文学理论研究者立足于某种哲学观念或政治态度，以此作为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借助演绎的方法推演出一种理论体系来，并且以此来规范具体的文学创作和批评，表现出较强的知识论和目的论倾向而脱离文学实际。可以说，文学理论不是为文学活动和文学研究“发明”一套固定不变或强迫遵从的法则，而是对文学实践的普遍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在文学现象、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的实践基础上形成一种有可能为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所借鉴的理论形态。

三、文学理论学科的多元品格

不同于，其他两种理论形态，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性质、特征、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进行一般阐释和宏观概括的学问，其研究所得的原理和原则为文学解释提供理论依据、思维方法。对于文学理论的学科建构而言，要获得文学理论学科的独立发展，就要从宏观上发掘其理论形态在文化场阈的特殊性，而不局限于对作品审美价值的具体阐释。其理论宏观构建的维度，使文学理论获得了学科发展的话语体系，其理论微观运行的场阈，对于文学现象的个别性和现象之间的异质性的研究，也使这种理论获得了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从而现出学科发展的多元品格。

学科自律的品格。虽然文学理论与其他文学研究具有相σ恢碌钠毡樾裕但是，文学理论的研究不仅要立足于文学阐释，也要为其研究本身的技术革新，为其学理自身的完善，为其研究群体间的话语沟通，探讨出相对固定的理式，总结出普适性的知性概念，发掘出经验对象之对应物的概念符号，这样，这些概念的能用性使得文学理论获得了文学解释的依据、理论交往的凭借、付诸实用的依托，从而成为更具有能用性的文学研究的理论样式。另一方面，虽然，文学具有人文性，对它进行研究的文学理论，不可以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确立一套恒定的规则而成为哲学意义上的文学之元理论，但是，文学理论的研究通过对于文学研究的逻辑范畴的总结，构建和确立出一套规范、疏导、共享的理论体系，梳理出普适性的自身结构完整的学科知识，彰显了研究本身的理性思维能力，也体现出了学科自身不断发展的理论创新能力，从而成为相对持续能用的理论样式。

文化实践的品格。虽然文学理论采用采用归纳、演绎、综合、分析、概括、比较的研究方法，可以有效地构建学科发展的学理规则，但是文学理论也要直面文化实践的当下场阈，能够合理阐释文学作为文化现象的个别性；也能够在新文学体验的具体语境中，着眼于一处处丰厚的文本肌质，总结出文学阅读经验中的审美感受。文学研究不仅是用理性的文化观念去审阅文学现象，而且还要探寻文学现象与文化观念的适应性。一系列鲜活的文学经验总是要经由一定的文化批评观念、文学文化史认知的整合构成文学理论的学科知识。因此，文学理论需要着眼于文化实践，通过对文学事实的文化陈述呈现出理论源于实践并经受实践检验的品格；也因而探寻文学文化理论对于文学现象的普适性的运行机制，促进文学理论学科建构。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文学理论需要遵循文化实践的检验，而不是借助于哲学的概念思辨和原则推导，来推广一种看似可靠的文学知识谱系。因此，在文学理论的学科发展中，既需要学科知识的逻辑演绎，也更需要注重文化经验的归纳，在其两者的认识的循环中，只有经过文化实践的环节，符合一般文化经验，为经验所证明了的文学理论，才能是科学的，可用的理论。而那种单纯通过先验的观念设定，而进行理论推导的文学玄思的元理论，远离文化实践，成为难以使用的无用理论而束之高阁。

理性批判的品格。文学理论具有实用价值。文学理论是采用科学理性的精神来构建的，他是从文化现象的实际出发，重视对“文学”的“文化”还原，他超越了政治观念的先验设定，也超越了审美趣味的感性直观。这就决定了它以微观的、实证的态度与宏观的、思辨研究相结合，以理性认识来检验感性经验，从而不再纠结于本质论的玄思妙想，更多地在创意书写、文本风貌、文化接受的维度，对文学现象进行全面的外部文化关系进行研究，也要描述具体的文学经验，并通过这种个别的文学事实的反思，深入到文学经验现象的内在文化联系中，发现文学的文化规律，形成普适性的文化观念，概括为文学理论。因此，文学理论不是以规范性的理论原则强加于文学实践，而是因其“能用”、“可用”的学科品格，成为实用的理论选择。因此，虽然文学理论是一种探寻文学原理的学问，但这一学问不是认识的结果而是实践的产物。这就决定文学理论不是能够普遍应用的法则，而是一种根据场阈、对象、时代情况的差异而选择的实用依据。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畅广元，李西建.文学理论研读[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