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民增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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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作为全国重要的农工业基地，实现农业现代化，推动机械化生产的前提在于实现农村土地的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因此加快土地扭转，是必由之路。实现农村土地扭转是农民增收的必然要求，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城市发展和工业化必经之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科技兴农发展战略，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在推动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科研体制和服务体系不健全，科研与生产脱节，技术推广体制运作效率低，致使科研成果转化率、适用技术普及率不高，一些尖端的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与农户无缘，湖北西部边远山区仍处在原始的、简陋的传统耕作状态。土地的扭转一方面可以实现农村土地规模化生产的要求，按照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使用机械化工具，提高劳动的生产效率，体现规模价值，也有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加快农业专业化生产的进程，推进农业生产服务化的生产，推动劳动力就业和社会发展。

湖北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历史的依据。中国古代盛世，社会安平，经济发展，人口也随之增长和膨胀，人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会减少，人地矛盾不断加剧。面对这个问题，一般会有两种解决的方法，一是开垦土地，尽量的扩大范围，但这又不是长久之计，当没土地可以开采或不适合开采的时候，便会产生一系列的生态和环境问题，不利于长远的发展；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流入城市，最终成为城市居民，但这其中就会出现很多的城市化问题，例如失业，盗窃等等导致社会不安定。以英国为例，17世纪中叶，进行工业革命，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进步，在农村出现了“羊吃人”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也加剧了城市化的速度，推动着英国社会不断的发展。因此，考察各国的历史可以发现，劳动力的转移可以视为社会进步的表现，也必将推动发展。

湖北劳动力转移问题具有现实的依据。一方面，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每年新增劳动力数百万，劳动力过剩，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形成挤压之势，导致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下降，不利于农民增收。另一方面，近几年不少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不愿耕种田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寻找新的增收途径。但给农业发展带来了一个现实问题，即农村劳动力的严重匮乏，导致农村耕地大量抛荒，无人耕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现代化农业的发展矛盾的统一与对立的整体，二者不可分割，又相互影响。

湖北农村土地扭转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农村社会进步和发展重要源泉，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之所在。农村土地扭转问题一则使原有的小农生产不再满足要求，机械化和现代化工具的生产和使用也会使部分劳动力失业，二者同时作用会导致部分农民失业；二则农村土地扭转又会推动专业化生产，农业服务组织的兴起也会增加就业，更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反过来又会有利于推动农业专业化生产的进行，加快土地扭转的速度。二者相互作用，具有较大的提高。

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扭转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施农业产业化，是促进粮食与多种经营、农业与企业、城镇与农村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是湖北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必由之路。农村土地扭转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实现农村农业发展的永恒主题，是农业生产效益提高和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实现形式。

（1）加快推进湖北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扭转问题的解决。做到落实国家颁布的有关土地经营权转移的相关政策，积极争取国家产业的扶持，结合地方特色采取不同的方法去落实。同时，在具体的实践之中去践行，做到加大补助的力度，更新观念，用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结构调整。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逐步建立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格局，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实体。推动湖北农村增收，一是根据市场需求，突出本地资源优势建基地，合理布局，连片开发，相对集中，形成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区域格局。二是培植大户。大户就是致富带头人。通过大户带动，以点带面，推动发展，走一户带一方、一村带多村、多村成基地的路子。三是围绕基地发展中介服务组织，配套服务设施，为基地提供有效服务，提高基地经济效益。

（2）有序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

第一，培植大户，推动专业化生产服务。大户就是致富带头人。通过大户带动，以点带面，推动发展，走一户带一方、一村带多村、多村成基地的路子。同时，通过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能够增加农村的劳动利用效率，增加农村就业，实现湖北农民增收的目标。

第二，发挥湖北优势，扶持壮大湖北特色龙头企业，增强辐射带动能力。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实体的核心，能够带动千家万户进行产业化经营。一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快产权制度改革，转换内部机制，创新管理办法，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着力培育一批规模大、水平高、实力强的龙头企业。二要制定扶持龙头企业的政策，帮助企业发展壮大。三要走外向型发展之路，通过招商引资建成合资企业。四要加强标准化体系建设，提高产品质量。五要加快科技创新力度，提高科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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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为什么有时增长快，有时增长慢？尤其是近年来尽管出台了一系列增收政策，各地也千方百计采取措施促进农民增收，但效果仍不十分理想，根源在哪？过去对农民增收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因素为什么现在不发挥作用？让我们在回顾曾对农民收入有重要影响的因素的基础上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农业收入

农业收入一直是我国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直到今天，在农民收入中仍然占一半左右的比例，对于典型农区的农民，农业收入的意义更大。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农业收入在1998~*0年间连续3年下降，累计减少131.6元，是农民增幅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1．农产品产量

农产品产量曾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农民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我国农产品普遍短缺，供不应求的矛盾十分突出。的推行，政府几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出快速增长。1978~1984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6%(按1978年价计算)，粮食产量年均增长4.9%，其他农产品也普遍丰收，农民收入增长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农业产量的增加。1992~1996年间农业丰收也起了重要作用，据估计仅粮食产量增长一项直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就达22%。

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产品供求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增产不增收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它影响着很多政策措施的收入效应的发挥。而且这一矛盾始终影响着我国农业政策的选择，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几乎不可能找到只影响农产品价格而对农产品产量不起作用的政策来。

2．农业生产结构

与农产品产量相关的是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我国已经经历了几轮的农业结构调整，每轮结构调整的确给部分农民和一些地方农民带来收入的增加。1985年进行的结构调整，对于当时发展多种经营和养殖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收入趋于多元化，让部分农民获得实惠。90年代初进行的结构调整，以广东为代表的“三高”农业得到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因此增加。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浙江通过发展优势农业和创汇农业，*0年农民出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较上年增长11%(全国平均水平下降)。可见，农业结构调整呈现出的收入分配效应比较明显。

从全国来看，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虽然对于部分农民和局部地区增加农业收入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在让全国农民普遍增收方面的作用有限，尤其是典型农区在农业结构调整中与东部沿海地区的收入差距往往进一步拉大。在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中，受农产品市场容量的限制，出现了结构雷同，调什么，市场上就“烂”什么，这对典型农区的农民增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妨碍着政策目标的实现。*0年东北三省、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四川等粮食主产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上年只增长了1.2%，低于其他地区。

3．农产品价格

农产品价格是农业能否增收的决定性因素。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普遍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1979年国家同时提高了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价幅度达24.8%，农民直接从提价中得到的实惠特别多。1994年和1996年国家又两次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价幅度达40%。据测算，1992~1996年间的农民收入增长，有40%来源于农产品价格的提高。

近年来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是农业减收的主要原因。自1997年以来，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改善，恰巧又碰上国际农产品价格同时不断走低，受国内外的多重影响，我国农产品价格几年来基本上也呈现为大幅度下跌态势。尽管我国实施了粮食等保护价政策，但由于受市场价格的制约以及库存积压不能消化，粮食收购价也跟着下跌。1999年农产品收购价格较上年下跌了12.8个百分点。价格支持在没有扭转农业收入跌势的情况下，还使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0年财政用于粮棉油价格补贴和肉食品补贴达778.13亿元，比90年代前半期高出约500亿美元。而且，价格补贴属于黄箱政策，将受到WTO农业规则的约束。

(二)非农收入

非农收入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较快增长，对农民收入作出了重要贡献。据测算，1991~1996年间，来自于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和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收入对农民纯收入贡献达35%。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农民增收基本上来源于非农产业。1997~*0年间，农民工资性收入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部分收入抵消了农业收入的绝对数减少。

1．乡镇企业

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兴起对农民收入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1984年，农民从乡村两级企业得到的报酬收入增长4.2倍，年均递增31.6%。近年来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入虽然趋于减少，但1999年农民工资性收入中仍有34%来源于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能否继续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值得关注。由于宏观经济形势和经营环境的变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乡镇企业长期以来过分追求短期效益，加上受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限制，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以及对安全隐患的消除等工作起色不大，发展面临的不利因素越来越多。

2．外出务工收入

外出务工是近年来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源。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基础建设、农田水利建设、道路建设和农村电网改造等项目的启动，有效地增加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据统计，1999年在外出劳动力报酬下降3%以上的情况下，由于外出务工农民人数增加15.8%，使外出务工收入仍增长11.7%。

从长期来看，外出务工受到限制的因素也不少。农民进城就业必然增加城市就业压力。入世后我国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据估计，我国入世后的5年内将有约4000万的劳动力失去现有的工作岗位。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工资率可能进一步下降，转移成本又要增加，农民从中得到的实惠因此减少。而且异地转移劳动力难以解决纯农户的收入问题，这一途径对农民增收的效应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3．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收入

家庭经营纯收入中非农业收入长期以来所占比重一直比较小，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近年来，在家庭经营纯收入中农业收入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以服务于当地农民为主，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的建筑业、运输业、商业等活动，得到较快发展。1997~1999年间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收入对农民纯收入贡献率达33%，所占比重也上升了6个百分点。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收入，尤其是第三产业收入的增长潜力可能会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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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乡农业生产现状

乡幅员面积2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0453亩，辖10个村，89个村民小组，3052户，总人口12176人，场镇人口达400余人，人均耕地近1亩。2012年全乡农业生产总值2978万元，粮食年生产能力6213多吨，农民人均纯收入2930元。

二、农民增收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农村建设是重中之重，农民能否增收是决定这一宏伟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从调查到的情况看，制约我乡农民增收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干部群众的整体素质水平低，赶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节奏。

在思想上，村干部缺少带头致富的主人翁意识，没有将工作的重心放在村内经济发展上来；大多数农户思想传统守旧，生活上就图个安稳，认为有土有田饿不着，怕吃苦不愿出门，缺少干劲。在种植、养殖中，村民普遍缺少技术认识不足。一些种植大户因缺乏技术导致收成不好，养殖大户也常常因缺乏科学的饲养方法，导致牲畜死亡率高，出栏时间久，经济效益差；大多村民不懂因地制宜，不分地貌与土壤条件统一种植传统作物小麦、玉米等往往事倍功半。

（二）一些村组织经济状况内外交困，制约了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步伐。

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应该是服务于农村、农业、农民的金融机构，银行职能转变为商业银行后，存贷款政策向服务效益转变。贷款受担保、质押、抵押等影响，农民用于生产性的小额贷款非常艰难。这些基层的银行，只吸储，不放贷。因资金缺乏，农民难以扩大生产规模，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影响了农民增收。

(三)农业生产成本逐年升高，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为跟上生产成本的上升速度。

近些年来农药、化肥、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逐年上升，造成了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然而出产的农场品价格确增长缓慢，制约了农民增收，打击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三、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建议

农民能否增收，事关农村的繁荣与稳定，这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当前迫切的政治问题。针对农民增收存在的问题，现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市场观念。

在市场经济化的今天，想要发展，就必须要拥有市场，作为农民应该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生产观念。这就要求我们的农业负责人，村干部，应具备“走出去”的意识，紧跟市场需求，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同时联系经销商建立起农副产品的销售网络。同时加强对农民种植、养殖的技术指导。定期邀请农业、畜牧专家举办种养殖技术指导。建立农业、畜牧专家与种植、养殖大户的一对一帮扶关系，为他们的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二）坚持就地转移和向外输出两手抓，推进农民就业多元化。

坚持就地转移需要加大信贷扶持力度，搞好资金跟进服务，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大力发展民本经济，促进农民稳定、持久增收。加强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规范推行农村土地流转。完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积极探索土地入股、租赁等办法，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提高劳动效率。在向外输出时应整合各种教育资源，完善职业技术培训网络，科学制定年度劳动力培训计划，鼓励农民经纪人创办或联办就业培训班。同时强化宣传，大力营造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的良好氛围，切实转变农民“死守家门、固守土地”的封闭观念，鼓励他们外出打工创业，确立“外出打工光荣、挣钱致富有功”的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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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增收的必要性

1.农民增收对拉动内需的重要性。农民收入增加缓慢阻碍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收入增速下滑，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严重制约了农村市场的扩大，导致国内需求不足。2008年金融危机暴发以后，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进出口急剧下降，而一直处于高位的投资很难再有大的扩展空间。中国经济走出低谷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加是刺激消费需求、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最有效手段。作为一个拥有8亿农民的大国，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分配状况的改善直接关系到扩大内需政策的落实，关系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关系到国民经济各项发展战略目标的实施。因此，增加农民收入成为当前引导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

2.农民增收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收入差距不均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宏观经济的治理，也关系到社会和谐的建立［2］。引导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奔小康，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关系到社会政治的稳定，经济生产的繁荣，人民的和谐团结。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会使经济的激励机制失效，使部分低收入者对通过勤奋劳动改善处境失去信心，部分经济困难的农民群体会产生心理失衡和被剥夺感，引发对社会的不满，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当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包含许多不合理因素，容易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扭曲和人生观的庸俗化。如果部分低收入者长期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教育、卫生等保障，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将会越来越差，整个社会就可能陷入“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因此，要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全局性问题来对待。

3.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就业的“硬骨头”。以农民和城市低保人群为代表的低收入者的生活压力将进一步增大，通货膨胀侵蚀了中低收入者的利益，产能过剩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失业问题，中国农民现金收入增速可能继续减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继续拉大，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增收的扶持政策边际效用递减，政策实施空间有限。如何在城乡二元结构一元化的过程中确保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不同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差距的逐渐缩小，这些均需要给予理论和对策上的回答。

二、安徽省农民增收问题的现状

1.绝对收入水平和增长幅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安徽省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突出表现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从图1安徽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中，可以看出，安徽农民绝对收入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收入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也是低于全国平均增长率，这导致安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8年全国平均水平的89.1%下降到2007年的85.9%。安徽农民收入增长的阶段与全国有高度的重叠性，其形势比全国农民增收问题要严峻得多。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发源于安徽的“大包干”解放了农村生产力，1978-1984年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阶段，随后便出现了连续4年的徘徊。如图2所示，安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97年1808.75元增长到2003年2127.48元，实际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2.74%，为国家在“十五”规划中提出保持农民收入5%年均增长率的一半多点。农民增收问题还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1990年，安徽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1∶2.51，但到2007年，这一比率扩大到1∶3.23，如果考虑到福利性收入的差别，其差距将更大，且大于全国城乡居民平均1∶3.12的差距水平。省内农民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经营群体之间、不同收入组之间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的趋势。

3.与周边省市农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安徽省农民的收入水平，不仅低于周边的浙江、江苏、上海等发达地区，而且低于同等发展层次的江西省。2007年安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江西省的87.9%，这一差距的51.5%由工资性收入差异造成，其余部分由家庭经营性收入差异造成。对于发达地区，在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的份额较大，如上海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72.5%，而在安徽这一比例仅为41.3%，江浙的农民也获取了较高的经营性收入（见图3）。

4.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逐年增大

农民的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财产及转移性收入四部分构成，其中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逐年增大，由1992年占农民纯收入的4.78%增加到2007年的41.34%，但家庭经营性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2007年所占比重为51.2%，反映了农民靠农业、农业靠“老天爷”，农业年景的好坏对农民收入仍至关重要，农业依然是安徽农民的主业，而打工不过是“兼业”，财产及转移性收入虽有所增长，但合计

三、安徽省农民增收的VAR模型分析

1.VAR模型分析方法和数据

分析农民增收问题的影响因素，通常使用结构性计量经济学模型，但结构性模型对经济理论依赖性较强，由于农民增收问题的复杂性，国内外学者对其研究的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但一致性的观点并不多，学者们所采用的结构性模型也是五花八门，当然得出的结论也莫衷一是。本文为了避开结构性建模的弊端，使用非结构性方法，向量自回归（vectorautoregression，VAR）就是这种非结构性的多方程模型。VAR模型常用于相关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模型避开了结构建模方法中所需要对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关于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函数的建模问题［3］。本文以安徽省农民收入中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及城市居民收入为内生变量建立VAR模型。模型所用的时间序列数据，理论上说应当越长越好，但由于1991年安徽遭受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对城乡居民收入影响较大，因此本文选取91年以后的数据，时间跨度从1992—2007年共16年。多方程模型由以下3个方程共同组成一方程组：其中：Ln（PWI）、Ln（PMI）、Ln（CIN）分别为安徽省农民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自然对数，Ln（PWI（-p））、Ln（PMI（-q））、Ln（CIN（-t））分别为安徽省农民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自然对数的p阶、q阶、t阶滞后期，其他意同，C为系数，ε为随机扰动。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安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并经过处理转化为不变价格，以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数据经处理后汇总于表1（表中英文是中文的代码）。

2.模型的回归与检验分析

（1）使用Eviews软件对安徽省农民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城镇居民收入进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可知：在1%的可置信水平下，可以接受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民经营性收入的格兰杰成因；在5%的可置信水平下，可以接受农民经营性收入是城镇居民收入的格兰杰成因，农民工资性收入是农民经营性收入的格兰杰成因；在10%的可置信水平下，可以接受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格兰杰成因；而农民工资性收入不是城镇居民收入的格兰杰成因。农民经营性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城镇居民收入增加会提高对农副产品的购买量，从而带动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而农产品的价格也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到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城镇居民增收还会增加对农民的劳务需求，从而带动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也会增加对农副产品的消费，带动经营性收入的增加。

（2）从（1）中分析可以得出，农民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可以考虑建立VAR模型以求得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数量关系，利用Eviews软件生成一个VAR对象，经过多次检验与校正得出，当最大滞后期取2阶时，AIC最小为-3.63，SC为-3.31，最后确定参数估计结果，参数保留三位小数点，写成矩阵形式为式（1）：

（3）脉冲响应函数（IRF），是用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称为新息（innovation），例如可以考察2008年金融危机对城镇居民收入、农民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时间，脉冲响应函数就是试图描述这些影响的轨迹，显示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如何通过模型影响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图5—图7是通过Eviews软件得到（2）中模型的IRF。由图5可知，城镇居民收入水平（LCIN）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农民经营性收入和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当期反映均不明显，到第3期以后才有较明显的反映，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映几乎可以忽略，对农民经营性收入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映是负向的；由图6可知，农民工资性收入（LPWI）对城镇居民收入、农民经营性收入和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当期反映也不明显，到第3期以后才逐渐增强，对其自身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映相对较弱，对农民经营性收入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映是负向的；由图7可知，农民经营性收入（LPMI）对城镇居民收入、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当期反映较强烈，到第6期以后反映基本稳定，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映相对较弱，且是负向的，说明农民经营性收入比工资性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所受到的外部冲击因素要多。

（4）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共3个）的波动（K步预测均方误差）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新息相关联的3个组成部分，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由于在农民增收分析中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因此，本文仅考察农民工资性收入（LPMI）的波动成因分析，LPMI方差分解结果如图8所示。

由图8可知，方差分解结果从第6期开始稳定，农民工资性收入（LPMI）波动超过50%是由城镇居民收入波动造成的；城镇居民收入波动在滞后2期时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影响达到最大64%，其自身新息的影响初期较大，达到70%，但在滞后3期后降低到10%左右；农民经营性收入波动也很重要，其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度逐步上升并稳定在30%左右。

四、安徽省农民增收的对策

1.改善国民收入分配

国家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消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4］。近年来我国城镇中等收入者的全部年收入的相对水平呈不断下降趋势［5］，由于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城镇居民的中低收入者对农产品的需求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因此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也从另外一方面支持了农民增收。

2.提高农民生产性技能

农民生产性技能较低，不仅限制了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也限制了农民开拓精神的发挥和风险意识的提高，制约着劳动力就业转移速度，降低了农民获取工资性收入的潜力。应健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加大农业科技研究、推广和农民技术培训的投入［6］，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一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各种实用技术；二是提高以节本增效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技术；三是提高以增值为目的的农产品深加工、保鲜和物流技术；四是提高以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向异地转移就业为目的的实用技术。夯实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只有广大农民的素质提高了，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结构调整才能顺利进行，科技成果才能推广应用，农民增收也才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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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现实。中国农民从吃饱肚子、解决温饱，到收入上升、吃喝不愁，再到年年有余、逐渐富裕，走了一条很长、很曲折的路，及至今天，这仍然是一个难以让人轻松的话题，仍然是一个需要全体中国人去努力解决的难题。

农民富裕为什么这么难呢？对农民来说，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两块，一块是种地、一块是打工。在老一代农民记忆中，种地的快乐大多来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因为家庭承包经营，种地可以自己做主，积极性一下子起来了，这种快乐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快乐，当然收入相比“大锅饭”时期有了很大提高。但这种快乐随后就因为税费叠加、农产品不值钱等抵消殆尽。近10年来在政策扶持下，种地效益有了好转，但由于农产品价格整体提升空间有限，加上各家各户就那么几亩地，种地致富对多数农民而言不太现实。

打工增收与此类似。上世纪80年代末许多农民开始洗脚上岸挣土地之外的收入，逐渐“农民工”成为现代汉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真说打工增收，只是相对于种地收入来说的，对许多农民就是一种心理安慰，挣下的纯粹是以最低的个人消费换回的有限“血汗钱”。这几年在政策推动和市场形势变化的背景下，农民工收入开始有了较前不同的较大提高，但现在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加快等因素，普通农民工工资提升又遇到了“天花板”。

在种地与打工之外，农民收入还有两块，一块是政策性补贴，一块是财产性收入。政策性补贴，就是包括粮食直补、农机购机补贴等在内的各种支农资金，这种补贴对农民既是精神鼓舞，也带来现金收入，是这些年连续保持农业好形势的“定心丸”，但现实中这种补贴的空间和力度面临的约束性条件更多了。财产性收入，对农民而言，最大的财产就是承包地、宅基地和房子，以及集体资产中股份化的一份。过去，这些财产的属性并不清晰，绝大多数农民其实没有财产性收入。现在，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这些财产的权属职能逐渐清晰，也将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一极。

从农民收入的这几大来源来看，打工收入占据了首位，种地收入次之，政策补贴有限，财产性收入还没有充分显现。这几大部分是农民增收舞台上的几大主角，为农民的逐渐富裕既各显神通，又围绕主题形成了合力。但分开来看，它们又很难独立支撑起农民富裕的重担，除了少数种地大户、白领农民工、“亿元村”以及城郊拆迁户，多数农民很难单独依靠种地、打工、补贴或是财产性收入来致富。也就是说，农民增收致富需要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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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津铺镇地处**县西北部，距县城26公里，辖27个村（居）委会，27000余人，总面积94.7平方公里。我镇山多地少，南部以旱地为主，北部以水田为主，人均拥有旱地、水田均不足8分，农业产业占据全镇经济的绝对份额。去年以来，我们镇党委、政府抓住国家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好机遇，坚持从镇情实际出发，三策并举，做活农字文章，谱写了农民增收的新篇章。

一、抓订单，稳定增收。我镇耕地特征为“碗口田、砂钵地”，一般农作物产量都不高，唯有红薯盛产，而且品种纯正，淀粉含量高，历史丰产年份总产量曾高达2万余吨。但由于产品转化渠道不畅，当地红薯历来只用作喂养牲畜，经济效益十分低下。为了给这一大宗农产品开辟转化渠道，实现升值增效，镇党委、政府以原乡镇企业化工二厂闲置的厂房和生产设施为载体，成功引入以红薯为原料生产酒精的洪晟化工有限公司。这家投资四千多万元的酒精生产企业，当时正好面临生产原料缺乏的困难，急需寻找原材料供应伙伴。迎合市场的节拍，在镇党委、政府的组织协调和宣传发动下，生产企业和当地农民“喜结连理”，搞起了订单农业：一方面企业与各村各户签订红薯生产收购合同，形成“企业+农户”、“企业+基地”的产销保障模式；另一方面，4000户农民放心大胆地种下10500亩的优质红薯，为企业生产提供丰富的原材料。目前，洪晟公司正依据《收购合同》加紧收购订单红薯，今年预计总收购量将超过2.7万吨，全镇农民仅此一项就将增收400多万元，人均增加收入150元以上。

二、抓品改，提质增效。通津铺镇的南山片有8个行政村，人口6000多人，由于缺水，这里的村民以旱粮生产为主，没有水稻，年人均收入低下，很多人家连生计都难以维持，大多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人靠几块低产地种植玉米度日。镇党委、政府一班人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最后认定，这8个村的农民增收还是要以农作物增收为突破口。于是，请农技部门的同志实地查勘，制定了推广玉米新品种的增收策略。种植玉米本是南山片几个村的传统种植项目，但缺水低产的顽症一直是当地百姓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一回，农技部门的同志认真筛选、反复比较，选定了耐旱丰产的“洛玉一号”新品种。在乡镇、村组干部们大力宣传发动下，大部分村民打消疑虑心理，一举开辟了近3000亩的新品种玉米生产基地。去年6月，全省旱粮生产现场会在南山片隆重召开，标志该项品改计划大获成功。统计数据表明，南山片玉米平均亩产超过1500斤，较2005年增加700斤，该片村民因此增收126万多元。

三、抓信息，错位取胜。在通津铺镇农业发展史上，曾有过大量种植油菜的辉煌时期。当时，出售油菜籽成了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但是，随着近几年来植物油市场的衰落，农民种植油菜的热情明显回落。去年初，镇党委政府通过企业了解到植物油市场行情有所回升，成立专门班子在秋冬播生产中，组织燕子村、通津居委会等村的村民大规模种植油菜，建立了千亩油菜免耕技术生产示范基地。这一举措，得到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县有关领导不失时机地到镇里召开油菜生产现场会，有效地推动了全县油菜免耕技术的推广。现在，全镇油菜生产势头良好，丰收在望。保守估计，亩产可达350斤上。开辟“柑橘绿色通道”是镇党委、政府在**年下半年开展的另一项中心工作。根据全镇柑橘产量创历史新高，可能会出现产品积压的实际情况，镇党委、政府未雨绸缪，及早行动，主动出击，组织干部群众四处搜集信息、联系销售渠道，建立起了方便柑橘快速输出的“绿色通道”，有效防止了柑橘产品的滞销积压。截止去年11月底，全镇柑橘销量约达12000吨，销售收入总额约达8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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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前，孙运臣上任前的农机局“负债累累，民心涣散”。单位总负债1186.9万元，资金负债380万元。当时，一位莒南县领导举荐他说：“让孙运臣来吧，他最擅长收拾烂摊子了。”初来乍到，对农机知识一窍不通的孙运臣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他从来没有想过退缩，而是暗下决心：不管以后的路怎样走，既然领导和百姓信任我，我就必须把这个烂摊子“拢”好，把农机管理这盘棋下好，把农机服务这篇文章写好。

上任伊始，他首先抓班子带队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遗留问题，尤其财务账目和各种款项进行“严、细、实”的核查、审对和落实。梳理这些工作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的宽容大度和勇于承担责任的作风得到了员工、政府和当地百姓的理解和信任。分析现状，他痛定思痛，暂停了以前的所有工程项目，而是加大对农机技术推广和改进的投资力度。

为了进一步服务好“三农”。每年孙运臣局长都组织农机科技推广人员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广泛开展农机科技宣传，让农机科技走进千家万户。同时，他还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农机具进行改进，先后对小麦联合收割机的传动装置、小麦精量播种机、深松机、花生收获机等7种机具进行改进，使作业效率均提高了15％以上。多年来，累计推广了小麦大型联合收割机110台、小麦播种机1230台、小麦割晒机542台、花生收获机38台、花生联合播种机450台，推广的花生联合播种机，起垄、播种、施肥、打药、覆膜、压土6道工序一次完成，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2006年，孙运臣还改写了莒南县没有玉米联合收获机的历史。推广大型玉米联合收获机14台。同时，他还根据农民需求引进推广了板栗筛选、小麦精量播种、化肥深施、深耕深松、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花生机械化生产等6项农机新技术，被广大农民所接受，每年为农民增收节支上千万元。

送钱、送物，不如送知识、送技术。孙运臣狠抓农机安全生产。首先，明确农机安全目标管理责任制，将安全生产目标任务层层分解，具体落实到责任人，奖罚分明，真正做到了工作任务有人抓、工作进度有人促、目标责任有人负。他还注重搞好农机安全宣传工作。在开展送安全知识下乡活动中，出动了5台宣传车，印发1万余份宣传资料、展览图片到各乡镇巡回宣传、散发，讲解农机安全生产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宣传教育活动有效提高了全县农机手的安全生产意识，营造了有利于安全监管的良好氛围。再就是抓好拖拉机年度检验工作，他主张服务重心下移。把检验现场放在乡镇，在田间地头为农机手办理相关手续。实行技术监测、调试、严整、发放检验合格标志“一条龙”服务，方便了农机手，也加大了工作落实的力度。为了进一步搞好农机社会化培训，该局先后投资2万多元购置硬件设施，在培训方式上实行在校集中与下乡镇、村相结合的方式；在培训方法上因材施教，对不同类型的机手采用不同的方案进行培训，确保培训取得成效。为完善“阵地教育＋基地示范＋骨干带动”的培训模式，他经常组织农机科技讲座，邀请农机科技专家利用农机化学校、乡镇农机站为主阵地培训农机技术人员11000余名。同时，发挥农机科技人员、农机大户的示范引导、辐射和“科技二传手”的作用，开展“一帮一”、“一带三”技术传帮带活动，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增加了可信性、可学性、灵活性。多年来，以各种方式引导辐射2.1万人更新了农机知识，增长了农机技能，其中2000多人实现了农机产业经营。

“孙局长很随和，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好事。”这是莒南人民对他的充分肯定。为使农民增收，他精心组织小麦机收跨区作业。作业前赴外地考察作业地片，及时提供配件供应、机械维修服务，积极为跨区农机手排忧解难。为增加农机装备力量，农机局在全县连续3年实施购机补贴政策，两年累计完成投资689万元。其中，财政补贴资金129万元，带动农民投资560万元。在孙局长的大力号召和精心组织下，全县新增履带式链轨车1台，大型拖拉机58台，稻麦收割机28台，玉米联合收割机14台，深耕犁18部，旋耕机38台。还于2006年成立了莒南县农业机械协会。自成立以来，农协会共举办各类培训班10期，培训人员达680名。在春季备耕中，农机协会组织会员深入基层帮助农民检修农机具，开展机修服务，共计帮助检修农机具1万余台，保障了春耕生产中农机的投入。在三夏生产中，调动全县3万台农业机械投入生产，同时设立农机维修网点10个，村级机收中介人员42名。足量安全的农业机械的投入使用，为强收抢种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资技术保证。在进行农机执法过程时，他提出了“四必须”要求。在执法过程中既做到严格按法律办事，又做到对农机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坚决杜绝故意刁难，以及“蛮、横、硬”等不良现象的发生，在民风评语中被评为“执法文明窗口”。

“我在农机局工作快4年了，农机局所遗留的欠债已基本归还完毕，遗留的工程项目也已全部竣工。如果说，原先的农机局是个大坑的话，那么这4年我一直都在填这个坑。如今这个坑应该算是填平了，以后它将会处于“高楼万丈平地起”的飞速发展阶段。”孙运臣这样形容他近4年的工作和农机局以后的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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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民增收，是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其意义重大深远。促进贫困农民脱贫致富，解决“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增收。

一、农民增收滞缓的现状

近年来，虽然我国耕地和粮食播种面积有所减少，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但粮食总产量仍然呈增长态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民并没有因农产品丰收而增收，相反出现收入下降趋势，出现了粮食增产不增价，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我们调查走访了卫辉市狮犳头乡水峪村、封邱县黄德镇、辉县市盘上村、沁阳市紫陵镇坞头村，尽管这里的农民千方百计挖掘土地潜力，像绣花一样耕耘土地，但收入了了。的确，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单纯依靠增产已经难以成为农民增收的因素，财政投入对农民增收的边际效应降低，利用提高农产品价格政策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和作用越来越弱，农民收入增幅明显回落，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收入上不去，就会农业衰退，农村落后，这时即使城市有些现代化，根基也不稳，甚至使整个社会不稳定。由此可见，解决农民增收难问题迫在眉睫。

二、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

制约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因素，是自然条件、历史沉积、体制机制、政策安排、工作方法、人的素质和领导意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包括恶劣的地理环境及旱、涝、虫等自然灾害；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面广，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环境污染严重；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产品市场波动剧烈，农民增收日益受市场约束；农业人口多、人均资源量少，生产分散经营；和农民信息不灵技能缺乏；农业生产成本高，利润薄；国家对农业的资金投入、技术支持不足；非农产业发展速度较慢，城镇化进程滞后，非农收入较低，劳动力转移困难，增收渠道不宽等等因素。当前，影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抛开个别地区的个别情况，我们将以上影响农民增收的共性制约因素分门别类，划分为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一）社会因素(Y1)1.农业人口多、人均资源量少，生产分散经营(Z1)。2.国家对农业的资金投入、技术支持不足(Z2)3.非农产业发展速度较慢，城镇化进程滞后，非农收入较低劳动力转移困难，增收渠道不宽(Z3)。（二）自然因素（Y2）1.恶劣的地理环境及旱、涝、虫等自然灾害(Z6)。2.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面广，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环境污染严重(Z5)。3.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农业生产周期长的特点与市场波动剧烈的矛盾(Z7)。（三）经济因素（Y3）1.农民增收日益受市场约束和农民信息不灵，技能缺乏的矛盾(Z4)。2.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农业生产周期长的特点与市场波动剧烈的矛盾(Z7)。3.农业生产成本高，利润薄(Z8)。

三、农民增收制约因素的定量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有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其中，哪些因素是主要原因哪些是次要原因，需要我们作深层次的分析，然后才能抓住主要矛盾，对症下药。解决好“三农”问题。在此，本文根据上述分析，建立农民增收制约因素的层次结构模型，定量分析农民增收问题。（一）分析建立如下农民增收制约因素的层次结构模型。原因或者说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以往认为的农产品供给充裕，价格下跌造成的，更主要的则是经济规律与宏观经济环境发展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农产品供求结构格局的变化（Z7），非农产业发展速度缓慢与城镇化进程滞后，农民非农业收入锐减（Z5）以及农业生态环境恶化（Z3）等。这些因素排在前列，构成了农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而自然灾害、政策资金支持、农业生产成本等责任和社会因素排序靠后，已经不再是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而退居次要地位。由上面结论知，该模型分析的结论与农民增收制约因素的作用大小现实相吻合较好地反映了现阶段中国贫困地区农民增收问题的现实状况和特点。当然，中国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不仅只有如上八个，例如，农民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及思想观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也是制约因素，还有一些特殊地区的特殊制约因素等。即便是本文所列的上述八个因素中，在特殊地区某个因素也可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例如在西部地区，干旱这一自然因素可能就是主要因素了。这些情况，因其不具有一般性，故不再本文分析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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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根据统计分析，目前全省农民收入增长变化呈现如下特点：

（一）从增长趋势看，由缓慢增长步入快速增长轨道。据抽查，2003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675.66,比上年增加79.41元,增长4.96%。与1999年相比，净增收入219.47元,年均增加54.87元,增长3.6%。2004年上半年抽查结果，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96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是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

（二）从数量结构看，表现为"两升一降"。即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份额逐年上升。据抽查，2003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615.93元，占到纯收入的36.8%，与1999年相比，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提高了6.7%，年均增加44.45元，年均增长8.9%。2004年上半年我省人均工资性收入为344元，同比增长16%，贡献率达35.8%；现金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上升。1997-2002年，现金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61.8%上升为77.5%。实物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38.2%下降为22.5%。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的贡献下降。2003年，我省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纯收入为919.69元，占纯收入的比重由1999年的63.25%下降为2003年的54.9%。2004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960元，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为521元，贡献率为54.2%。

（三）从增收成因看，价格和政策因素对农民增收拉动效应较大。1997年以前，粮食价格连续提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初现成效，全省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农民收入保持较高增长速度。1997年-2003年，乡镇企业发展减速，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农产品相对过剩，价格持续回落，农民收入进入低速增长期。2004年，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上涨，我省积极实施税费改革和粮食补贴政策，同时加强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普查和管理工作，有效地拉动了农民收入增长。据抽查分析，上半年全省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96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是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

(四)从收入水平看,不同区域、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拉大。1997-2003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391.4元，最高的杨凌示范区农民人均收入增加1447元，最低的商洛市增加496元，两者增幅相差951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97年的3.1:1扩大到2003年的4.06:1。

二、农民增收面对的主要困难

（一）小农模式分散经营，增产不增收。我省农户多以家庭经营为主，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应对市场风险能力差，农产品科技含量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缺乏市场针对性，生产容易盲目跟风，农产品达不到优质、高产、高效的要求；市场体系建设滞后，信息渠道不畅，经常出现农产品"卖难"问题。再加上从长期看，农产品需求弹性几乎不变，供给相对过剩，价格持续回落，经常会出现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二）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滞后，"公司+农户"模式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我省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小，数量少，生产产品附加值低，整体实力不强。截至2002年年底，全省仅有1012个龙头企业，其中规模以上365个，省级重点企业32个，国家级龙头企业9个。在实践中，由于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不能组织起来维护自身的整体利益，在与企业的谈判博弈中往往处于被动吃亏的地位。一些龙头企业出于利益驱动，当某种农产品俏销时，往往抢先以其地缘、信息优势从农户手中以低价抢购农产品。而当市场低迷时，由于缺乏与农户之间紧密相连的利益机制和契约关系，这些企业又会率先收回订单，退出购方市场，造成农产品大量积压，不但不能发挥其连接市场和农户的纽带作用，和农户一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恶化了市场风险。"公司+农户"模式亟待完善。

（三）企业吸纳就业能力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空间不大。一是乡镇企业发展减速，效益下滑，农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增幅下降。从全省看，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明显放慢，1995-2002年期间，总共增加了6.3万家企业，年均增长速度为1.1％，其中2001年为0.6％，2002年为-2.67％。乡镇企业吸纳就业能力不足。1995-2002年,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年均增长仅为1.5%。其中，2001年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员就比2000年减少2.35万人。由于吸纳就业能力下降，靠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难度进一步加大。此外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且市场秩序日益规范的情况下，乡镇企业机制灵活的特点已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加上国家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政策力度，使一些对生态损害严重、资源浪费大的乡镇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受到严重制约。从而使乡镇企业支撑农民增收的力度逐渐减弱。二是国有企业不景气，城市下岗职工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受阻。近年来，国有企业大量减员分流，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机会骤减，体力劳动的就业岗位也有相当一部分被下岗职工所取代，加上受自身文化素质及技能因素的制约，农民进城增收的门路越来越窄，再加上一些城市采取某些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措施，而农村小城镇建设进展不快，这些因素都将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加困难。

（四）农民负担仍是影响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税费改革后，我省农民人均减负43元，农民人均负担减幅达39.6%。2004年，落实国家关于"农业税总体上降低一个百分点"政策，取消除烟叶外的特产税两项措施共减轻农民负担65494.8万元，农民人均减负26.74元。和过去相比，全省农民人均负担得到了很大程度地减轻。但是，与目前农民人均年收入相比，农民负担依然是阻碍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目前农民负担主要来自:一是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涨幅过大，对农民增收幅度造成冲销。据监测统计，我省今年国产尿素比去年同期上涨10.9%，磷酸二铵比去年同期上涨18.4%；地膜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34.2%；农用柴油上涨17.9%。二是税费改革后，乡村"三提留、五统筹"被取消，为了弥补日常开支缺口，个别乡村以各种名目向农民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三是县乡镇机构臃肿，财政收不抵支，将一些政策性开支、短缺经费直接转嫁到农民身上。有的基层政府为了出政绩，未经科学论证盲目上项目，浪费农民钱财；四是农民家庭难以承受日益高昂的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有"看病上学返贫"的现象；五是农村不良习俗比较普遍，修屋建房、婚丧嫁娶，相互攀比之风盛行，人为加重农民负担。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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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合作社的意义

农民合作社在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推广应用新技术，维护农民权益，增强农产品竟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加快了农业先进技术推广应用步伐。通过合作社结合自身生产的需要，直接与农业、科技等部门联系合作，举办科学技术培训和科技示范活动，提高了成员科技水平。

2、促进了农民增收。通过合作社统一供应生产资料、统一组织农产品销售，降低生产成本，减少中间环节提高销售价格，实现了农民增收。

3、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合作社架起了农户与市场、农户与龙头企业连接的桥梁和纽带，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

4、提高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合作社通过“产加销”有机结合，在产品的质量、成本、营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农产品的转化增值，提高了产品的市场况争力。

二、我镇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现状

自2009年国发〔2009〕40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以后，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民自发加入到专业合作社中来。我镇先后成立了二十多个农村专业合作社，会员600多户.同时上级部门也积极为农民开展培训、管理、指导、销售等服务。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利于解决影响农民增收的四大难题。

1、有利于解决现代农业资金需求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通过农民与龙头企业的联姻找到投资渠道，解决农业投资资金需求问题。

2、是有利于改变农业弱势地位问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于生产规模扩大，可以取得较好的规模效益，从而可以大大提高农业效益。规模化生产、科学化种植（良种推广、配方施肥、节水灌溉等）、产业链拉长（加工增值、储运降耗等）、品牌化销售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农业全过程利润。

3、是有利于解决分配中的农民利益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通过农民与企业的联姻，将农民利益与企业利益连接在一起，通过合理的分配方式保证农民和村集体利益。

4、是有利于解决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组织形式下，政府提供农业技术服务可以直接到专业合作社，而合作社则通过统一经营、统一服务或农业示范等方式直接将农技服务送到户头、田头。

四、农民合作社在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认识不到位，发展不平衡。

1、有的基层干部对发展农民合作社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合作社是乡镇村领导为了完成任务或争取政策支持而强行组织“催生”出来的。

（二）内部管理不规范，决策不够民主。

1、是规章制度不健全，分配制度不完善，导致利益分配不明确；2、是有的合作社对一些重大事项和活动没有通过成员大会讨论.3、是社员合作意识不强，只享受权利，不愿履行义务.

（三）科技含量低，产品竞争力弱。我镇农民专业合作社所生产的产品科技含量低，品质不高，外向型市场竞争力弱。1、是农产品精深加工少，附加值低，降低了经济效益。2、是科技投入不够，大多数专业合作社停留在养殖、种植等生产环节，而对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和产品的精深加工技术投入很少。

五、农民合作社的发展

目前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合作社在一段时间新鲜和期待之中渐渐地冷却下来，因为他们要生存，他们首先面临的是发展问题。我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如何不断壮大合作社，推动合作社发展再上新台阶，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一）、合作社发展要靠品牌赢得市场

品牌是产品走向市场、占领市场、立足于市场的根本。品牌就是经济效益，品牌就是社会信誉。品牌在赢得了社会信誉之后，带来的便是更大的经济效益。

（二）、合作社发展要靠信誉带动农户

合作社要靠信誉才能真正带动起农户的积极性。农户依托合作社能够增收，合作社依托农户能够不断壮大实力，二者互为依托，相互信赖，才能实现互惠互利。

（三）、加强指导监督，推动合作社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