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家文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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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软实力观念在我国得到了不断认识和发展，王沪宁就曾提出：文化传播总是体现一种趋势，可以超越国界传播，一旦一种文化成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或主流文化时，发源这种文化的社会自然就有了更大的“软权力”，明确强调文化对于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意义。他还谈到软实力发挥力量的条件：“软权力”更加依赖于国际间对一定文化价值的体认，依赖于一定的体制在国际上得到的支持，所以国家的“软权力”更加依赖国际文化的势能，即国际整个文化和价值的总趋向。谁的“软权力”构成最适应国际“软权力”的势能，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国际政治的议程。所以从一个国家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中发展实力的战略考虑，从“软实力”来看，应该在工业文明的推进方面，在科学技术大发展方面，在政治系统的现代化方面，在本国文化的国家化和国际文化的本土化方面，在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国际认同方面多下功夫。原因就在于：接受一定的文化，往往就会引起心理和感情的向往，理性的认同。凡是来自这种文化圈的东西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显然，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播地越广，其潜在的“软权力”就可能越大。 实际上也就是说顺应潮流是充分地发挥软实力优势的先决条件。

王沪宁的观点着重强调了文化作为“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国家力量竞争中的重要意义，意在突出“软实力”对外的属性。然而，软实力还有另外一种不可或缺的要素：内部凝聚力。由此看来，“软实力”不仅仅是对外的一种优势，更是内部优势的综合外显，内部的力量聚合是软实力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外部的感召力是软实力作用的形式和表现，不可两者偏废。

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对软实力的研究日益升温，“随着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核心成分，把发展软实力置于战略高度成为实现国家总体目标的根本要求，将软实力纳入国家实力的总体评估并对其基本要素进行整合，正在成为中国战略思考的一个着眼点。” 软实力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从学者到政府，大家都已经认识到“软实力”理应成为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

而文化遗产是特定价值的物质载体，传承着过去，影响着现在，铺垫着未来。文化遗产也因其凝聚着一种超越时空的价值判断，不仅能够促进内部的团结和向心力，而且还能够发挥对外传播过程中的感召力，已经不断发展成为国际交往过程中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所以也就使它具有天然的软实力属性，就此而言，遗产保护事业对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提升、增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遗产凝聚着与其所在地区、社会和族群的历史、自然环境、精神联系，因此，它既可代表一种社会规范的传承，又可表征一种政治与意识形态延续的合法性。在西方国家，不仅将文化遗产视为一个社区、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的‘文化身份’，同时也从政治上视为‘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遗产客观地见证着一个群体、一个国家的发展历史，维系着特定群体的生存与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罗毕建议》（1976）中提到：历史地区是各地人类日常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着形成过去的生动见证，提供了与社会多样化相对应所需的生活背景的多样化，并且基于以上各点，它们获得了自身的价值，又得到了人性的一面；自古以来，历史地区为文化、宗教及社会活动的多样化和财富提供了最确切的见证……考虑到面对因循守旧和非个性化的危险，这些昔日的生动见证对于人类和对那些从中找到其生活方式缩影及其某一基本特征的民族，是至关重要的。这里的历史地区是遗产的一部分，其对于塑造它的共同体具有的身份认同具有直接的物质见证作用。欧洲学者曾指出：遗产是培育居民民族国家身份的最有效工具，遗产是已经被证实的民族国家观念及以国家建构意识形态为特征的民族主义的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民族是由遗产生发出来的一种抽象体，但民族国家需要一种民族遗产来维系其生存，因此也需将民族遗产的存在作为政策的重要内容。内部凝聚力是软实力的力量重要构成要素之一，所以，遗产可以通过发挥国家身份标识的作用来促进内部凝聚力的加强，从而提升民族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软实力。这是其作用的一种表现。

遗产价值的实现，不仅体现在精神文化层面，对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谨慎呵护各类遗产是实现永续协调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全方位地评价我们的文化遗产，将其视为先辈留传给我们的财富，同时认识到将它们完好无缺地传递给未来子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明智的。实际上，若一个国家认识到（遗产）是其历史及身份的影响因素，那么最好是努力利用遗产来经营建构好同其他群体的和平关系并以此来不断推进未来的发展。不过遗产并不仅仅是限于意义和价值方面的内容，它还是一项重要的发展指标。

在实现遗产文化精神价值的同时，遗产推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方面的作用同样需要重视。遗产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遗产资源一方面促进旅游业发展，为遗产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带来活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当代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不竭的源泉。遗产科学保护合理使用的永续性要求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保护”的目的在于为合理使用保存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依托遗产的相关产业必须做到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其经营的首要条件，这势必为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树立榜样，从而能够引导社会走上全面健康发展之路。

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合理使用可以为社会发展引导光明的前景，一个社会的发展前景状况也是整个社会群体对外形象的重要方面，一个拥有未来的社会也才是拥有魅力的社会，也才是他者所向往的社会。遗产可以为社会描绘出充满希望的未来，这可以作为其提升国家软实力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文化遗产是他者认识本土文化的可靠途径。

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进行以遗产为基础的交流增进了对彼此文明的认识、丰富了彼此人民的生活并激发了相互之间的尊重和了解。“假定为了解释一个时代的思想感情，在考察环境之外再考察种族；假定为了了解一个时代的艺术作品除了当时的中心倾向外，再研究那一门艺术进化的特殊阶段和艺术家的特殊情感；那么不但人类幻想的重大变化和一般变化，可以从我们的规律找出来源，并且各个民族流派的区别，各种风格的不断变化，知道每个大师的作品的特色，都能找出本源。”这是丹纳在论述艺术品产生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同样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道理：特定社会群体的遗产作为其历史文化的载体，可以作为外部世界认知了解其社会历史思想观念的媒介。因为遗产同样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并流传下来的，凝结着社会群体的多方面的历史积淀，作为异域文化他者，若要获得对该社会的深层认知，借助于遗产作为工具未尝不是一个重要路径。德国学者雷德侯通过对中国文字系统、青铜器、兵马俑、建筑构件研究认识到：在面临全球人口压力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人在千百年来运用模件体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能力与社会道德，会在未来再次证实自身的价值：满足极大多数人口的需要，他们习惯于在一个紧密社会结构中尽可能少地使用自然资源而将人的才智与努力发挥到最大程度，以满足尽可能多的人口之生存需要。且不说其结论的可信度如何，至少它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不同文化成员间的相互了解，通过彼此遗产的交流是一个可靠的路径；因为大家都接受这样的观点：眼见为实，都认为活生生的遗产所传达出的信息是真实可靠的，由此得来的知识也就是可取的。

因此，一个国家的遗产资源在国际社会的传播，不仅能够促进其对外部世界的交流沟通，而且还是其社会观念对外传播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来自异域文化之他者深入了解其观念的最具说服力的力量来源。

二、文化遗产保护是争取国际事务话语权一种有效途径

处理国际事物中的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体现的重要方面，一方面它是国家经济为基础的硬实力表现，另一方面也需要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软实力作为支撑。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过于强调硬实力的作用，往往会造成霸权主义倾向，尽管能够称雄一时，却难免失之于道义不足，绝非长久之计，美国强权政治在世界范围内遭遇的挫折良足为鉴。就此而言，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掌握是一个长期的积淀过程。对于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直接的经济、政治话语权取得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也决非能够持续发展的上策之选，因为它不但容易引发外部世界的猜忌，引发现实的直接冲突，而且还不利于软实力的发展提升；在此情况下，以文化为主轴的软实力培育可以成为一种明智的战略选择，因为文化领域内的交流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实现的，不会引发直接的现实利益冲突。在这一过程中的话语权取得需要充分发挥各自的文化积淀资源，而遗产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集中体现，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其保护与传播日益成为国家间和平环境条件下话语权竞争的一个重要平台，这一点可以从国际遗产保护组织的各类规约制度的制定方面看到具体表现。

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兴起于上世纪30年代，纵观1990 年之前的国际遗产保护文件，没有出现一个能够依据亚洲国家地区遗产保护需要而制定的。而在此之后，依据中国遗产资源保护的特殊要求而提出的保护观念、保护标准在国际遗产保护事业中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同，无疑为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在世界的传播开辟了广阔路径。毫无疑问，随着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我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势必为掌握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打下坚实的道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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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毗邻的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巾帼文化单位隆兴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年），占地面积82500平方米，是我国北方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寺院。寺内六处文物堪称全国之最，其主殿大悲阁内所供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高21.3米，是世界古代铜铸佛像中最高大者。据《隆兴寺志》记载，此像自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奉宋太祖赵匡胤之命铸造，时现“地涌铜、河漂木”灵瑞之气。佛像铸成后，“赤光满殿、地皆金色、万民顶礼，传为菩萨放光”。隆兴寺遂声明远播而倍受历代帝王的青睐。元、明、清各代帝王、后妃曾多次驾临，乾隆皇帝六次驻跸正定，拈香礼佛，题诗作赋，御赐匾额……

城内四座古塔风格迥异，各具特色。广惠寺华塔雍容华贵，开元寺须弥塔庄重古朴，天宁寺凌霄塔高大雄伟，临济寺澄灵塔玲珑典雅，它们犹如颗颗明珠与隆兴寺遥相辉映，展示着古城正定的千年魅力！

荣国府地处正定大佛寺附近，它是为拍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而修建的一座大型仿清古建筑群，建成于一九八六年，一应建筑，除忠实于《红楼梦》的具体描绘，还严格依照中国清代木构建筑的通行规范和（《大清会典》规定的王公府第建筑制度，力求反映清初（十八世纪）的历史风貌。

门前新的四柱七楼的木牌楼高八米，气势雄伟，显示了荣国府的豪华气派。过影壁迎面朱红的大门上悬一黑底金字大匾“敕造荣国府”。

荣国府分为中、东、西三路。各路均为五进四合院，荣国府青砖瓦，雕梁画栋，富丽堂皇，轩昂壮丽，院内佳木成阴，花草繁茂，象征玉堂富贵，吉祥长寿的玉兰、海棠、银否、紫荆等珍奇草花木比比皆是，府内西侧“怡园”内四季花亭古色古香，小桥迂过，山水秀美，宛如一座小巧别致的苏州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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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大致从概念界定、文化安全现状、我国的应对措施、外来文化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影响以及文化安全与国家软实力构建五个角度展开。本文主要涉及前三个角度，故本文重点关注前三个角度的研究现状。国家文化安全概念界定。乔纳森•弗里德曼认为，文化安全是建构自我认同的自由。刘跃进认为，文化安全的本质是一个国家文化传统的保持与延续，实质是国家社会特征的保持与延续，关键在于文化的先进性。国内学者对我国文化安全现状基本达成了一致。认为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内外两个方面：一是国际上政治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二是国内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的淡漠。很多学者提出了保护国家安全的措施。包括积累文化势能；增强文化的创新能力；增强文化传播力；推动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克服对西方文化的依赖；提高文化凝聚力；提升文化影响力。

2国家文化安全的具体内容

本文认同刘跃进对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定义。笔者认为，国家文化传统主要包括民族自豪感、语言思维习惯、知识观念体系、制度法律、生活方式、吸纳创新能力等六个方面。民族自豪感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来源。每一个华夏子孙都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而自豪，这样的自豪感有着巨大感召力和凝聚力，对于国家文化安全意义重大。文化自豪感所形成的巨大的凝聚力，在潜移默化中抵御文化入侵与内部异质文化的颠覆与侵蚀。语言和思维习惯。语言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工具。语言与文字相辅相成，共同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思维逻辑。文化入侵往往从语言渗透开始。所以，保护好本民族的语言是保护本民族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知识观念体系。各民族生存地域、经历、发展状况的差异，形成了迥异的民族知识观念体系。民族特有的知识观念体系得不到保护，就会丧失了区别于别文化的特质，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制度与法律。各民族根据生产关系，在观念体系影响下，逐步产生出独特的制度与法律。制度法律体系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如果采取了不适当的制度体系，则会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负面影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深刻体现一民族的文化特征，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传统中国的家族聚居、建祠堂、祭祖先、庆佳节，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重伦理、重家族、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文化特征。这也是中华文化区别于他文化的表现。吸纳创新能力。吸纳创新能力事关民族文化发展与壮大。一文化能否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能否更好地吸纳其他文化中的优秀资源为己所用，往往成为该文化发展走向的标志。

3外来文化侵略与内部文化颠覆

一般来讲，国家文化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外来文化入侵；内部文化颠覆。外来文化入侵的典型形态是文化帝国主义。席勒和萨义德从不同角度批判了文化帝国主义。尽管有时并非强势文化国家有意为之，文化入侵往往使弱势文化失去传承的合法性，使弱势民族丧失自我。一些在强势文化看来是正确、合理的原则，往往是弱势文化的独特成分。随着外来文化的入侵，原文化的独特性逐步丧失，对其社会、生活造成巨大冲击。当然，对于外来文化影响，要善于甄别，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要坚决清除，有益于我的合理成份则要合理借鉴。内部文化颠覆常与外来文化入侵相辅相成。当弱势民族遭遇民族危机时，会放弃文化颠覆危险的警惕而大力引入所谓的先进文化，进而迷失自我，随之而来的便是自我文化灭亡。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明传承了下来，而其它文化则在遭遇外来文化渗透时丧失了自我的独特性。就我国而言，这两方面的威胁均存在，需要我们关注。

4国家文化安全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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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对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很多方面的，如建筑风格，饮食文化，服饰习惯，宗教信仰，经济政治等很多方面。

如：大河文明会发展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儒家学派及三纲五常是最受欢迎的。海洋文明适宜产生民主制的国家，人民很早就有了经商贸易的传统，人民的公民意识和私有财产意识普遍很强，于是资本主义盛行。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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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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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直面 文化软实力 问题

文化软实力是一国综合国力中的文化、精神力量,它是与经济力、军事力等“硬实力”相对而言的,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发展状况和建设成果,蕴含着推动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精神力量和智力因素。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掀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由此可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当前我们亟需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硬实力相比较,我国文化软实力总体水平还不高,活力还不强,其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

一、文化产业落后,制约我国文化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过去,文化产业仅是一个与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概念,我们只看到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而漠视文化的商品性质和产业功能,因而限制了文化发展的生机和活力。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有了一定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文化产业发展尚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宏观调控亟待加强。目前在文化产业发展上,缺乏统一协调机构,缺乏统一规划,各自为政,亟待加强领导,理顺体制,形成合力。二是规模不大,投资渠道单一。现有文化产业尽管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总体看,文化产业规模尚小,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不多,缺乏竟争力。文化行业中有相当一部分尚处于由“事业”向“产业”的转制过程中,有的还不具备转制条件,需要政府继续给予扶持。同时,文化产业投入不足,投资渠道单一,仍是阻碍文化产业发展的难题。三是对外开放程度不高。一方面引进外国的资金、产品、服务还有许多限制,不利于培育我国的文化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地方文化企业向国际市场的拓展缺乏力度。有些企业仍习惯于坐等国际顾客上门,不善于主动向国际市场推广自己的产品。四是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集中度不高,市场化程度低。许多拥有优质产业资源的单位改革尚未到位,市场主体数量少;现有的文化创意企业大多尚未建立规范的财务管理体系,盈利模式不清晰等问题存在,银行的贷款积极性还不高。另外,文化创意产业有形资本较少,市场价值不确定,商誉、声望和知名度等无形资产难以评估,导致文化企业融资难。五是文化产业增加值低。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还远远滞后于美国、日本等文化产业强国。据权威部门统计,我国2007年文化产业增加值仅占全国GDP的2.6%,而美国早在2004年其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例就已经达到6%。近两年,中国文化产业的确发展比较快。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并且顺差还持续增长,但文化产业却是逆差,而且逆差比例高达1:7,具体到图书贸易逆差比则达到1:10,影视的逆差比更高。

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发达国家都重视把文化产业作为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的途径。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都通过政府的计划以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以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美国,在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都具有全球领先地位。电影、图书、音乐、动画、游戏、体育、主题公园和其它衍生产品开发与销售,成为美国力量的象征,其影响力无远弗届,不仅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更展示了渗透力极强的软实力。英国从1997年起把发展创意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法国和奥地利等都举国之力做好重大文化产业品牌项目的扶持和经营。日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十年持续经济低迷时,唯独文化产业取得了巨大的增长。特别是在以青少年和家庭为主要消费对象的动漫和游戏领域,取得了全球市场的领先地位。日本政府的要员甚至提出了“动漫外交”的口号。亲和力强的文化产品的海外销售,极大地改善了日本国家的形象。韩国从政府作为服务者的立场出发,成立了专门性质的国家机构文化产业振兴院,制定了文化产业的国家战略,在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建设、企业孵化扶持、信息提供等方面积极引导企业创新,在短期内实现了文化产业从贸易逆差到顺差的飞跃,尤其在内容出口、增强影响力和数字内容产业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甚至出现了部分领先优势。新加坡为了发展文化旅游,专门在旅游局下面成立了会展署,支持企业发展会展和娱乐产业。

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都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千方百计地壮大本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这是因为,从自身条件来看,文化产业是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附加价值高、发展潜力大的“绿色产业”,而且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春具有较强的拉动性和“溢出效应”,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朝阳产业”。值得庆幸的是,今年9月26日,国务院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国家将通过一系列的“大动作”来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一些人甚至认为,由于这份“规划”的出台,2009年将在历史中被称为中国文化产业真正开始腾飞的“元年”。当然,如何把“政策利好”化作文化产业的振兴,真正拉动经济增长,尚有不少路要走。在实现文化资源整合的过程中,要警惕“走歪路”的现象。要按市场规律办事,防止一哄而上,重复建设,一味追求地方政绩,避免文化产业的发展遇到更大的“壁垒”。应该建设各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基地,实行差异化发展。文化产业集团的组建切忌搞成“合作社”,文化资源的整合,需要市场来支撑,不能强行用行政手段‘拉郎配。纵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可真正迎来民族文化产业的振兴,文化软实力也会得到提升,但万里还只是刚刚迈出了第一步,实现文化大繁荣仍需付出巨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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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课程体现的是基础课程的基本规范和质量要求的基本纲领标准，强调了学科文化素养培养，如数学新课程标准强调“数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它的内容、思想、方法和语言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课程标准中“三维课程目标”的达成需要学科文化统领，各学科都是以学生发展需要设计的，如从小学低段《品德与生活》到高段《品德与社会》，再到中学《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都体现了国家课程的基础性和发展性，体现了学校教育的价值追求和适应学生终身发展的核心素养要求。

新课程标准对学生学科文化素养提出了明确要求，如小学语文课程强调“遵循语文教育的规律……在培养学生思想道德、学科文化素质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小学数学课程标准修订前后的“两基”到“四基”，增加了“基本活动经验”和“基本思想方法”。

适宜儿童发展的课程，要求充分体现国家课程标准的理念，挖掘课程中有助于学生发展的学科文化资源，高质量落实国家课程，为儿童发展奠定丰厚的学科文化素养。

二、实践现状呼唤强化学科文化建设

（一）教师学科文化素养和培养差异，导致学生学科文化素养普遍偏低

多年来，我校注重教师素质培养，从教学素养到发展性素养的培养，促进了课堂教学转型，激发了教学活力。但是站在学科文化素养的角度审视学生发展，我们发现班级、学生之间学科文化习得存在较大差异。通过课堂反思性调研，我们发现一个突出原因是教师的学科文化素养不足，导致学生学科文化素养普遍较低。

（二）当前学校教育尚未重视学科文化建设

实施新课改以来，大面积的课堂教学改革主要是教学结构、方式方法与手段的改革，主要在学科知识、技能、方法层面上下功夫，尚未重视学科文化建设。许多学校学科知识、技能教学停留在点上，弱化了知识结构体系建构；对学生学科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也只停留于口号上。其根源有三。

一是教师没有真正认识、理解新课程标准的理念和要求。部分教师学科文化素养发展不足，只有单一的专业知识技能，既缺组织学生变革学习方式的相关教学智慧，没有注意学科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思想方法、学科价值态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更不能在课堂教学中将这些因素有机融合，要么顾此失彼，要么相互割裂，导致学生学科文化素养培养的严重缺失。

二是教师学科文化素养欠缺。深入了解小学教师学科文化素养的现状，我们对周边学校163名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表明：小学教师普遍欠缺和期待提升学科文化素养。

三是考评体系的问题。在历年学生学习情况评价中，不仅更多地表现为重知识轻能力，对学科思想方法和情感态度等方面更被忽视和削弱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开始学科文化建设的设计与实践，让儿童充分习得国家课程中的学科文化，奠基生命的基础素质与发展能力。

三、培养教师学科文化素养，是建设学科文化的重要途径

通过查阅资料，我们发现国内外学者已从管理、内容、组织等不同角度，对学科文化进行了研究。学科文化是指该学科可以通过一定途径培养的独特的文化符号、价值观念、学术精神、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等。

经过几年研究，我们认识到适应学生文化习得的教师学科文化素养，就是教师在学科教育教学活动中比较稳定的、长期起作用的、促使学生学科文化素养不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其外延主要包括学科思想方法、学科知识积淀、学科基本技能、学科价值取向、学科教育智慧等五个方面。

如何以学科文化建设促进国家课程校本化实践？关键在教师，教师只有具备了适应学生习得学科文化较高的学科文化素养，才能有效促进国家课程校本化。通过几年教师学科文化素养的培养研究，我们找到了学科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关注学生学科习得状况，并归因于教师学科文化素养的高低；通过适当的途径与方法有效提高了教师学科文化素养，促进了学生学科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使国家课程较大程度实现了培养学生发展的功能。

四、校本探索学科文化建设路径

（一）编写语数读本，引导教师建构学科思想方法和知识结构体系

让教师系统地理解国家课程教材中含的思想方法、知识结构、情感价值等学科文化，我们建立了语文、数学科研究小组，编写了《小学数学思想方法》《小学数学知识板块结构》，把反映听、说、读、写、记、思、赏等语文学科素养的《小学语文教与学》，作为语文教育的辅助读本。利用校本研修平台组织全校教师集中学习，明确了教学方向和着力重点。因应实践研究的需要，我们还编辑了《“学科思想方法+活动”教学案例》、《教师成长个案》，以及反映学科教育智慧的《教师教育叙事》等校本研修成果，作为学科文化建设的校本资料。

（二）突出学科文化的教学设计

组织教师研读新课程标准和教材，借助校本资料挖掘教材中的学科文化内容。引导教师根据我校学科教师的备课要求，设计出适应学生学科文化习得的教学案，突出学科思想方法、学习习惯、学科知识结构的培养等。

（三）确立以“学科思想方法+活动”的课堂教学特征

根据我校《课堂教学评价表》，课堂教学突出教学思想、教学能力、教学效果三个方面。从教育教学观和学科思想两个方面评价教学思想，前者的评价标准是“以人为本，开放课程，现代教学观、学生观、创新教育观等先进教学思想体现好”，后者的评价标准是“把握学科本质，对本学科有个性化思考，在潜移默化中教给学生学科思想方法，准确诠释《课标》；教学能力中强调学习指导、学科智慧。”前者强调：“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得到培养，学科技能训练落实，教师指导要恰当、具体，适合学生的学科性学习；”后者强调：“深谙本学科教学实际，具有丰富的实践性知识，创新学科教育教学行为，发挥学科教育教学的机智，达成有效组织学科教学活动、学生习得学科文化之目的；注重借鉴，敢于标新立异，能够独出心裁，符合教材学生实际。从三方面评价教学效果：三维目标达成度高、学科性学习活动效果好、学科文化素养得到提高；学生全面参与教学，并能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课堂气氛热烈，学生有创新意识的体现。

通过学科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校本实践研究，各种竞赛课、示范课、研究课、常态课，以及各种教学研讨活动，都围绕“学科思想方法+活动”和对学生学习习惯培养展开，取得了显著效果。

五、学科文化建设的成效与启迪

学科文化建设促进了教学改革，教师有了明显的学科文化教学行为。老师们能分辨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是否有助于学生学科文化素养的培养，教学活动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学科文化素养，特别注重学科思想方法、学科价值态度培养。语文教师注重“听、说、读、写、记、思、赏”思想方法培养，数学教师注重符号化、数形结合、对应、转化、集合、函数、极限、组合、统计等数学思想方法教学，注意在教学中示范、引领和教育智慧。

课堂教学更加关注学生掌握了哪些知识结构，获得了哪些学科思想方法，具备了什么样的能力和情感态度，更关注学生在课内外是否能以学科思想方法去解决问题。尤其是从语文、数学着手科学文化建设的设计与实践，形成了“学科思想方法+活动”的教学特征，影响辐射到了各个学科。

学生学科文化素养全面提高。学生越来越喜欢充满学科味的课堂，学科学习兴趣提高了，态度积极了，通过操作、实践、感受、体验，理解学科思想、知识结构、情感价值，并用学科思想方法解决问题。学生学业成绩测试数据显示：基础部分正确率达95%，思维考察部分精彩纷呈，学生各科成绩名列市县前茅。学科文化建设不仅提升了学生学科文化素养，更培养了学生动手、动脑和创新能力。

在学科文化建设中，我们有如下启迪：一是学生素质培养的主阵地是学科素质教育，学科素质教育的根本途径是学科文化建设。只有建立了学科文化，才能在国家课程实施过程中培养学生学科文化素养，发展儿童的学科生命力。二是注重学科文化建设的校本路径开发：可通过编写教师读本作为教材的补充；在教学设计突出学科文化教学；课堂教学突出学科文化教学；培养教师学科文化素养。三是以研究的视角、力量和路径，对学科文化建设进行校本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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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产业；国家形象；传统文化；大众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6-0058-02

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形式愈发多远，文化产业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越来越突出。从我国目前国情来看，其中动漫产业仍有不小的发展空间，高质量、有文化、有内涵的动漫作品的推广传播不仅满足市场需求，更强有力地建构我国积极向上的国家形象。

一、动漫产业反映国家文化自信

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然而国产动漫行业并没有很多作品将这些优秀的内容融入到创作之中，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将会是一种缺失。

1.传统文化在国家形象建构中不可或缺

对中国而言，传统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通过动漫的方式传播出去，潜移默化中凸显中国历史大国、文化大国的形象。

日本动漫极具特色，带有浓重的“日式”风格。武士道精神和剑道是日本传统的历史文化，在他们的动漫作品中，多有体现。

以一部B载了十几年的热血动漫剧《火影忍者》为例，它描绘了一个忍者的世界，以主人公漩涡鸣人为首的主人公们都在开拓属于自己的忍道。漩涡鸣人从小就被封印着邪恶的九尾妖狐，孤苦无依，受尽旁人冷落。鸣人确立了自己的目标：成为第六代火影后，依靠坚韧不拔的武士道精神朝着梦想努力，最终修炼成仙人模式。通过动漫，日本在无形中构建了坚韧、顽强的国家形象。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中国也有一些优秀的动画作品汲取到了传统文化的营养。动画片《九色鹿》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八十年代出品的动画美术作品，其采用敦煌壁画的形式，体现中国古代佛教绘画的风格。在形式上展现了我国佛教的特点，在内容上宣扬了助人为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积极精神，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遗憾的是，这部动画虽然是中国众多80后、90后心中的经典回忆，但未能在海外形成影响。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以动漫的形式“走出去”，既表现出我们的文化自信，又帮助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一举多得。

2.多元文化助力推广国家形象

作为同中国具有共同历史、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报动漫中，中国的元素表现得很明显。例如《七龙珠》中，“小八戒”“孙悟空”“筋斗云”等等元素从《西游记》中来，但只是取了人物和名称，但是其根本的故事架构是原创和创新的，保留了民族文化的内核。欧美动漫中，《功夫熊猫》颇受中国观众喜爱。用源自中国传统的动物形象故事表达美国的价值观，更易渗透到更多的受众中去。

欧美和日本作为当今世界上两大动漫制作地区，在他们的作品中，多元文化表现得很明显。由于其传播范围广，观众的口味也日趋多元化，在迎合广大观众的兴趣同时，用本民族的语言来宣扬其审美观念、彰显本民族文化的魅力。在全球化背景下，用动漫产业来传播国家精神、塑造国家形象可以取得不错的效果。

二、动漫产业展示国家文化符号

国家形象通过文化符号传递出去，它们代表了这个国家文化中最为特殊、最值得传承与传播的一部分。文化符号是外国人最先认识一个国家的途径，也是国家形象的主要构成部分。动漫作品要善于利用本国的文化符号，传播文化，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1.传统文化符号所构建的国家形象

如提起熊猫、长城就想到中国一样，将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动漫作品中，以文化符号表达出来，传播中国精神。

我国出现过风靡全国，甚至具有世界影响的《大闹天宫》《铁扇公主》《小蝌蚪找妈妈》等优秀动漫作品，它们展现了四大名著的精神核心，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形成了深远影响。巴黎《世界报》曾这样介绍《大闹天宫》：不但具有一般美国迪士尼作品的美感，而且造型艺术又是迪士尼似的美术片所做不到的，完美地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

中国的文化符号，在动漫作品中体现在形象设计、艺术气韵和主题思想等诸多方面，处处显示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底蕴与内涵。在中国早期的动画形象中，角色形象和性格比今日更加具有传统文化符号的烙印。

1981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动画短片《三个和尚》成功地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在美术上，和尚的形象突出展示了注重神似、意趣、写意等中国传统审美特点，突出传统美学精神，传神传意，栩栩如生。在内涵上，它批评了社会上“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落后思想，提倡了团结协作、共渡难关的优秀精神，极具现实意义，是民族价值观的体现。这部动漫作品也成功走出国门，获得丹麦第四届欧登国际童话影展银质奖，这是对我国动漫作品的极大肯定。

2.当代文化符号所构建的国家形象

时代在发展，文化符号也在不断变革。当代的中国，处于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除了自古流传的经典文化，当今的时代精神也应作为新的文化符号，将时俱进的国家形象传播出去。

美国仅仅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却迅速发展成“超级大国”，其当代文化软实力的强大功不可没。通过动漫，美国的文化符号跃然纸上，它无时无刻不在向世界输送着美国的价值观。漫威的超级英雄钢铁侠、超人、美国队长，美国十分有自信地在它的动漫产品中植入个人英雄主义和美国霸主的思想，传递“美国梦”。

当代中国是开放、包容、进取、自我意识觉醒的，这样积极向上的国家精神值得为更多国家所了解。如今国产动漫作品中，这一点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近年来我们的动漫作品多为儿童准备，收获了很大一部分小观众；而事实上，动漫的受众群体是广泛的，其中的内涵也应是丰富深刻的。

展现当代中国文化符号的影响力，同时也应防止对国家形象的“误读”。当我们一味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时，虽意蕴丰富，但同时也会引起外界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认为中国千百年来没有变化。动漫这种老少咸宜的艺术形式应走在前列，弘扬我们新时代的价值观和民族精神。中国动漫产业应承担起这个责任，为塑造传播创新、进步的国家形象而不断努力。

三、动漫产业体现国家文化价值

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都是无价之宝。而动漫产业作为对外传播这一价值的载体，找到合适的方向和道路更为重要。

1.日本：大师引路指明方向

动漫作为日本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不仅为其传播原有的文化价值，更是已成为日本当代文化价值的一部分。

动画大师宫崎骏为日本的动漫行业的贡献无可忽视。《风之谷》中，宫崎骏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具有史诗级的审美风格，其中人物形象的刻画也令人称道；背景设置在14～16世纪的《幽灵公主》则是表现了对历史的关照，对命运进行总结与思考，每一个细节都精致完美。此外，他对于现实的感悟、传奇题材的把握都为日本动漫的发展贡献了不少力量。

在提到日本的国家形象时，人们会想到动漫，更会想到宫崎骏和他的作品，这是一种积极的影响，为日本动漫的良好口碑打下基础。

2.美国：大制作形成完整产业链

美国动漫产业起步早、发展快，具有良好的市场基础，并逐渐形成完整地动漫产业链。以迪士尼为例，从动画作品本身到周边产品，再到迪士尼主题公园、运营理念的产生，迪士尼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为美国提供了无可估量的文化价值，也塑造了它的国家形象。

迪士尼和漫威是最为世界人民所熟知的纱蠖画公司。他们向全世界孜孜不倦地传播美国的普世价值，看似无形却有力地将它的价值观植入到每个人的头脑里。

美国风格多样的动漫打造了无数精品并形成了品牌效应，通过多个类型元素的组合，塑造正面的美国形象。再加上对其他民族文化资源的整合改造，使其内涵更易被接受。

3.中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我国的动漫产业还有曲折艰辛的一段路要走。文艺工作者应把关注点放在整合创新优秀的文化资源，充分体现并逐步提高文化价值；减少当代动画作品中的说教意味，加深内涵上。目前，中国正面向上国家形象正在逐步传播开来，也是动漫产业推陈出新的最好时机。在这个时期，通过对世界语言的运用，用动漫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把现代中国优秀的时代精神融入到其中，必然会吸引更多世界各地的受众。

在创新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维护自身的文化。2008年，当好莱坞动画电影《功夫熊猫》第一部在中国上映时，国内观众对其有着一种复杂的感情。一方面，美国好莱坞以优秀的讲故事能力和高超的制作技术，大量融入中国元素，实为一部佳作；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思，究竟如何将使用传统文化的把握好，创造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作品。尽管这部电影是中美双方合作完成，但其中浓浓的美国价值观也着实让中国观众感到五味杂陈。

闭门造车不可取，借鉴吸收也非长策。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的动漫产业需要为国家形象的传播做出正面引导。

四、结 论

文化产业是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一环，把握好这个环节，会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提高我国的软实力，也使我国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愈发提高。其中，动漫产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好看的动漫作品是老少咸宜，没有人会拒绝的。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动漫产业正在一点点努力，无论是口碑票房双丰收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还是画风优美情节动人的《大鱼海棠》，都证明我们有能力做出优秀的动漫作品。积极向上的国家形象的传播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动漫产业需要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参考文献：

[1] 陈力丹.传播学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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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元文化主义 民族国家的建构 少数群体 民族主义

二战后，西欧、北美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之间很少出现冲突，而在这些民族―国家内部，族群(ethnic group)间的冲突却层出不穷。这与由土著和外来移民构成的少数群体(minorities)开始要求增加自身的权利尤其是民族自治的权利息息相关。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中的少数群体不仅要求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而且要求获得自身作为一个少数群体而应该享有的特殊权利。在这些国家中，作为移民大国的美国，其内部存在着最为复杂的种族、族群关系，这使得美国社会和美国政府十分重视族群关系的研究，从而推动了该研究的发展。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穆赫斯特分校(Amherst)的社会学教授戈登(Milton M.Gorden)在其1964年出版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一书中，将美国族群关系的发展、演变大致分为同化(Conibrmity)、“熔炉”(Melting Pot)和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三个阶段。

同化阶段也被称为盎格鲁化(Anglo-Conformity)阶段。在此阶段，外来移民要想成为美国公民，就必须接受同化。这就意味着外来移民必须放弃自己的习俗、语言、生活方式，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符合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标准，从而融入主流社会。

20世纪初，随着大量的东南亚、东欧移民涌入美国，同化模式在美国失去了号召力。美国政府便转而采取“熔炉”政策，即把所有的人混合在一起，产生一个新的、进化的文化类型。在此期间，美国从外部引入了不同文化和价值规范。在外来少数群体适应了更加广阔的社会环境以后，美国社会内部的多样性也由此产生。

多样性的产生也导致了新的问题：被迫要求放弃本民族文化的少数族裔如不接受“美国化”，则被看成是“低等民族”，不配享有与被同化的族裔同等的权利。由于这种做法违背《独立宣言》所宣示的平等精神，受到了少数族裔的指责。

20世纪70年代，在移民群体要求获得平等权利的压力之下，美国政府放弃了上述两种模式，转向了更为宽容的多元文化模式，即允许并在实际上支持少数群体保持自身的文化传统，满足他们的权利要求。

起初有人担心，一旦满足了少数群体的要求，这些群体就会渐渐疏离所在国家，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多元文化主义满足了少数群体的要求、赋予它们更多的权利后，少数群体并没有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脱离赋予他们权利的所在民族国家，而是与所在民族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密了。其原因何在?加拿大女王大学哲学教授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的《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解答了这个问题。他从政治、体制、教育、语言等方面对西方民族主义做了系统的研究，在自由、公正、民主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内对少数群体的权利问题进行了阐述。

一、对“多元文化主义”概念的分析

“多元文化主义”(Muhieuhuralism)一词来源于“文化多元”(Cultural Diversity)这一概念。“文化多元”概念最早是1915年由犹太裔美国哲学家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在《民族》杂志上发表的《民主诉熔炉》一文中提出的。1924年，卡伦在将该文收入论文集时，首次使用了“文化多元主义”概念，以更加明确地说明美国内部移民和主体民族之间的关系。随着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以及黑人民族主义(Black Nationalism)思潮的出现，人们对20世纪初产生的“文化多元主义”进行了再思考，由此产生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

尽管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多年，但学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定义仍没有定论。金里卡在《多元文化的公民权》一文中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容易被混淆的词汇。“多元”可以被理解为多元民族(multination)，这是先前划分为不同的自治区、后来国家领土集中合并的结果；也可以理解为“多种族群”，这是跨国移民的结果，移民愿意将自己整合到新的社会中。

造成该词混淆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文化”的定义含糊不清。金里卡认为文化作为一种习俗(customs)，与文化作为一种文明(civilization)应该区分开来。对文化定义的混淆导致了“多元文化主义”含义的模糊不清。台湾元智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王俐容在《当代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一文中，就此问题综合了各方对多元文化的不同解释，对多元文化现象的产生及相关学术探讨和经过探讨而产生的一系列多元文化政策三个方面分别进行了阐述。

首先，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多元文化(muhicuhurel)是由于大规模人口流动而形成的。大规模人口流动造成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混居，导致了多元文化社会(multicuhural society)的出现。这种现象便是“多元文化”的现象。在考察这一现象时，文化和种族都被纳入了被考察的范围之内。在这一语境中，“多元文化主义”只被用来指涉产生于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现象。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多元文化”的现象已经成为现实。

其次，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对传统的民族国家思想和价值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多元文化主义不是单一的教条，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策略或政治事务的处理方法，它反映了政治策略的多重性以及政治事务处理过程的不完整性。因此，每个不同的多元文化社会都有不同的多元文化主义。

而英国的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对价值多元论的探讨，使对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研究真正得以深入。正如自由主义法学家拉兹(Joseph Raz)所言：“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正是价值多元论。在柏林的自由多元主义论述中，人们渐渐认识到现代性所面对的多元价值冲突这一核心的困境。人们在认可多元价值的同时，多元价值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会导致冲突的出现。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来自不同领域的不同团体所进行的有效的政治动员中，成为共同的价值目标，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运动的方式。

第三，将“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是1971年加拿大政府为解决国内种族、民 族矛盾而首先提出来的。其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被瑞典、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多个西方国家相继采纳并延续至今，同时批评之声亦不绝于耳。20世纪90年代，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更是明显增多，各种意见针锋相对。各国因国情不同，所采取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大相径庭，使得人们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解各执一词。加之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的多元文化主义在不同的时期会以不同的政策形式表现出来，其易于改变的特点模糊了人们对多元文化主义本质的认识。本文将根据金里卡在书中展开的有关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讨论，对理论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实践中的多元文化主义进行探讨。

二、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争论

(一)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多元文化主义

金里卡在谈及有关早期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探讨时提到，人们把多元文化主义看作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或社群主义的“替身”。早期争论的重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争论本质上是围绕着个人自由的优先权展开的。自由主义者坚持个人有权自主决定自己的幸福观，赞成把个人从任何既定的或与生俱来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个人在精神上优于集体。而社群主义者认为，人置身于一定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中，这样的自我不会形成或改变他们自己的幸福观念；相反，他们继承了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为他们规定了什么是幸福。

由于上述争论中双方处于不同的立场而导致了第二个争论重点的出现：坚持个人自律的自由主义者反对少数群体的权利，认为对个人的强调是适当的，少数群体偏离这一点是不必要的和危险的。社群主义者则认为少数群体的权利可以保护集体免受坚持个人自律的自由主义者的腐蚀、侵害，是对集体价值的确认。

早期讨论的结果是：维护少数群体的权利需要认可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并把少数群体的权利看作维护和谐及有集体意识的少数群体用以对抗自由主义者侵害的武器。由此可见，人们对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是依据或缘于他们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辩中的立场，对少数群体权利的态度是这一阶段争论的焦点。

金里卡《少数的权利》一书的核心内容便是对少数群体权利问题的探讨，即：西方的那些少数群体的权利是否与自由主义传统的基本价值观和原则相一致?在人们的心目中，自由主义的西方与社群主义的东方真的是二元对立的吗?答案是否定的。金里卡通过考察族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主体族裔群体和少数群体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这个问题。同时，他为少数民族的自治权进行辩护，认为西方世界应当接受少数民族自治的权利要求，这才是最公平、最稳妥的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方法。

从《少数的权利》一书的核心内容看，可以说，金里卡把所有的讨论都集中到了多元文化主义、少数群体的权利和民族国家的建构之间的关系上。

究竟什么是少数群体的权利?什么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在金里卡看来，少数群体一般包括移民、少数民族、土著、在一国内居少数的种族群体及种族―宗教群体(ethno-religiousgroups)。尽管这些群体在自身的权利要求上各有不同，但有两个共性：其一，要求公民个人所拥有的一系列共同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这些权利在所有的自由民主国家中都是受到保护的；其二，这些要求指向同一个目标，即要使种族文化群体的独特身份和需要得到承认与包容。这种要求被概括为“多元文化主义”或者称之为“少数群体的权利”。

而所谓民族国家的建构指的是那些旨在传播共同的民族认同、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政策。它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民族(nation)层面的建构和国家(state)层面的建构。两者的结合，即采取诸如公民资格政策、语言法规、教育政策、公务员录用政策、兵役制度、国家媒体宣传、国家象征、国家假日、国家集权等措施，使得国家建构出一个政治共同体，以获得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促进民族国家内部的稳定。

(二)自由主义框架内的多元文化主义

有学者曾一度假设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实践经验表明，“社群主义者对哲学自由主义的攻击与‘少数群体’权利的感念有着惊人的相似”的说法已经站不住脚。这是因为少数群体的权利是由群体主张的，并因不同群体而异，它们通常被称为“集体权利”。于是，多数群体寻求“个人”权利，而少数群体寻求“群体”权利，这一现象就被当作一种证据，证明少数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比多数群体更像“集体主义者”。

这个推论是有缺陷的。实际上，并非所有针对特定少数群体的权利都是“集体主义”权利；即使在那些某一方面符合这一字眼意义的“集体”权利，也不见得就是“集体主义”的证据。在威尔・金里卡看来，简单地把多元文化主义看作社群主义的“替身”是不合理的；少数群体在追求自己的权利的过程中，很好地体现了包括个人自律重要性在内的基本自由民主原则。这样，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讨论进入了第二阶段：自由主义框架内的多元文化主义。

不难发现，这一阶段的探讨和伯林在考虑多元价值冲突的过程中引入自由主义的积极作用有颇多相似之处。柏林的弟子、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哲学教授耶尔・塔米尔(Yael Tamir)用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对多元价值冲突问题做了一个极好的解答，即通过满足少数群体的不同层面的权利需要，让少数群体放弃一部分政治权利，政府用其他方面的权利对此进行补偿，使得少数群体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

对此问题，金里卡也进行了解释：多元文化国家失去了单一血缘、单一种族的民族―国家建构的条件，国家便试图通过民族理想来强化社会团结。基于这个目的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中的人民，成为了“的承担者、效忠的对象以及集体团结的基础”。而人民获得的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为各个阶层的人民提供了尊严的源泉。由此，公民们会履行自己的义务，也就是为那些和自己并无血缘、种族联系但同属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人民服务，使得民族国家的疆域和民族身份得以重合，各个民族也就团结在了民族―国家之中。

综上所述，讨论的结果使少数群体的权利问题变成了自由主义理论内部的问题，证明了群体的主张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自由主义的价值。但这部分的讨论仍然存在问题：尽管它更好地理解了大多数族裔文化群体的本质和他们对自由主义国家提出的要求，但它错误地阐释了自由主义国家的本质及其对少数群体提出的要求。

(三)“多元文化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建构

塔米尔所定义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之实践便是民族建构。民族建构是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方面，通常采取的具体措施有：建构共同的历史感、共同的疆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公共制度。

有人认为，这种民族建构不需要采取促进某一特定优良生活观的形式，共同的民族身份的基础可能只是一种孱弱而宽泛的感觉：人们属于某个代代相传的社会，享有共同的疆域并拥有共同的过去和未来。而在“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国家内，国家把对相互竞争的优良生活观的评价作为公民社会中的个人事务，让他们自行选择。国家的任务仅是试图发展和维系公民 们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的共同归属感，由此人民就更可能履行对于自己同胞公民的义务，使少数群体的权利得到满足，而“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在此过程中取得的成功，成为通向社会团结的、独特的自由主义方法。

而少数群体的权利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是，致力于民族国家建构的多数群体是否公正地对待了少数群体?少数群体的权利是否有助于抵抗这些不公正?

毋庸置疑，几乎所有的少数族裔文化群体都希望融入现代社会。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可以选择融合，或者选择寻求建立和维持自己的现代机构所必需的自治权。当面临这一选择时，各族裔文化群体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对于这些不同的反应，民族国家的建构也给出了相应的解决之道。

就此问题，金里卡提出了对五类少数群体的权利要求以及政府为满足这些要求而采取的措施的基本内容，这五类群体分别是：少数民族群体、移民群体、种族―宗教群体、非公民定居者和非洲裔美国人。

概括地说，他们的权利要求主要涉及公民资格、公民权利、公民义务和对国家的认同等方面。这些看似为了满足少数群体的利益要求、帮助少数群体自我发展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实质的目的乃是促进民族国家内部的整合。简言之，金里卡向我们展示了以朝向多元文化主义的公民权(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来解决少数群体的权利需求问题的思路，从而实现民族国家建构的目的。

三、“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践

下面将通过几个典型移民国家所采取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践，来考察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究竟给这些民族国家带来了什么。

(一)澳大利亚：争取平等权利的新移民

二战后，澳大利亚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了“恐怕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大规模、有管理的移民计划，从非英语国家和地区广泛招募移民，使得澳大利亚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

以英国移民为主体的“白色澳洲”(whites-only)不复存在，代之以多种族共存的澳大利亚。1972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执政后，正式废除了“白澳”政策。次年，移民部长艾尔・格拉斯比出访加拿大，归国后他发表了题为《民族大家庭》的演讲和《一个未来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声明，首次正式引入“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标志着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产生。1977年，在澳大利亚民族事务委员会(AEAC)主席朱伯勒斯的主持下，讨论并通过了《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澳大利亚》的报告，确立了建立多元文化社会的三条原则，即社会和谐、平等和文化认同。同年，澳大利亚政府还建立了移民计划与服务评论委员会，在格尔贝勒主席的主持下于次年发表了《移民服务与计划》的报告。上述两个报告成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正式形成的标志。

简言之，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就是让所有澳大利亚人都拥有发展他们的文化和语言的权利。通过确认他们保持其祖先的文化并将其传给子孙的权利，多元文化政策会使他们更容易把忠诚献给澳大利亚。然而，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是有限度的，这一限度就是一定要把澳大利亚白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完成国家的民族建构。这一局限性必然使一些移民难以理解和无法接受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进而对其产生发自内心的仇恨。

(二)加拿大：争取文化生存权的法裔移民

作为世界上最早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国家，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是针对早期的“二元文化”而产生的。历史上，英、法两国的文化对于加拿大的影响都非常深远。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开始推行英裔种族联合的帝国联邦计划，这种带有明显种族主义色彩的计划让加拿大政府担心会引起国内法裔加拿大人的强烈反对，因而该国一直是反对建立联邦的领军者。这种选择使得加拿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二元文化”的格局。

同样是因为二战以后大量非白人移民的进入，使得加拿大传统的“二元文化”格局无法维系，该国越发成为一个多种族的国度。由于法裔加拿大人长期要求文化权利，尤其是法语的使用，使得后来加拿大颁布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更多地关注文化问题。1971年10月8日，时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在众议院宣布了一项新的国家政策――多元文化主义。他明确指出，基于对民族多样性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加拿大联邦政府必须具有统一的民族文化政策；在过去很长的时期里，加拿大政府的公共文化投入主要是给予英语艺术和文化，现在需要发生积极的变化；由于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加拿大政府改变了对法语及其文化的偏见，有意识地支持和鼓励法语机构和文化，并采取多项措施发展土著居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所需要的共同文化政策，只能是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1988年加拿大正式颁布了《加拿大多元文化法》。该法声明：加拿大政府承认族裔与文化多样化之合法性，视多元文化为加拿大民族的基本特征与宝贵资源，保障所有公民保存和分享民族文化遗产的权利，鼓励他们为民族文化的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不难看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更加注重的是民族文化的保留和发展，以此让少数群体甚至是人数不少的法裔群体保持对国家的认同，以获得族裔之问的均衡状态。也就是说，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逻辑上要求在机会平等和个人权利的宪法原则的限度内包容多样性。

(三)美国：争取教育权的黑人移民

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产生与黑人的民权运动有很大的联系。最早踏上美国土地的外来者是英国的清教徒，随之而来的是他们通过海外贸易得到的黑人奴隶。作为被庄园主压榨的劳力群体，黑人自到达美洲那天起便陷入弱势地位。

为了缓和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约翰逊政府在1965年颁布了“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行政法令，以秉持美国宪法反对区别对待的精神来解决种族歧视的问题，这便是美国反对种族歧视立法的开端，也是认可黑人群体权利的开端。

而作为美国文化新思潮的发源地，美国的高校在20世纪90年代吹响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号角，向主流文化宣战。通过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并开设具有多元文化色彩的课程，使得少数族裔的文化、历史传统和优秀思想成果受到重视，得到发扬。对于黑人学生而言，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旨在减少“黑人”这一身份中的规定性、隔离性和污蔑性因素，从而使黑人身份可以像美国的其他族裔身份一样，具有开放性、自愿性和动态性。

“肯定性行动”着力最多的教育领域，一直以来都在对少数族裔接受教育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21世纪初，美国最高法院经过长期争论后，最终同意重新审理“肯定性行动”，旨在对大学中人数比例较低的非洲裔、西班牙语裔和印第安原住民学生提供教育上的优惠，以增加这些族裔的学生人学的机会。但对其他人数较多的少数族裔来说，这一政策显然是有偏颇的。因此，美国的各级法院接到大量有关诉讼，抗议该政策所造成的“变相歧视”(reversediscrimination)行为。由此看来，美国的黑人争取到了自己的权益，却让其他的少数族裔群体 陷入了对自身权利被剥夺的恐惧之中。

(四)英国：争取经济平等权的弱势群体

作为老牌殖民帝国的英国在二战后陷入了外来移民(immigration)的困扰之中。由于这些移民中绝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较低，他们来到英国后一般从事被白人视为低贱的工作，并常与当地的白人发生冲突。加之英国社会中固有的、强烈的种族主义情绪，使得这些移民在英国普遍受到歧视，以致他们在就业、受教育、住房等方面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为了缓解对移民的歧视和向移民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以及更多的就业机会，1965年4月、1968年和1976年，英国先后三次制定和颁布了《种族关系法》，并成立“种族关系委员会”。该法规定在住房、就业、保险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禁止种族歧视，给移民创造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同时赋予“种族关系委员会”以调查歧视案件的权力，在法律上确立了移民在受教育、就业、住房、社区服务等方面的平等地位。尽管如此，英国国内的种族骚乱仍然没有消除。并且，移民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也长期未能改变。

英国政府的这一旨在给予移民平等就业权利、经济权利的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可以说，英国1976年的《种族关系法》(Race Relations Act 1976)仅仅针对以种族、少数族裔、原始国籍为借口的歧视。而2003年的“平等法”[Employment Equality(Religion and Belief)Regulations 2003]则是对少数群体权利的进一步扩充和认可，并对直接歧视、间接歧视、骚扰和迫害做出了明确的定义。近年来，大量相关机构如“平等直接会”(Equality Direct)、“种族与平等咨询服务处”(Race and Equality Advisory Service)、“平等机会委员会”(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等的出现，目的是缓解因失业而引起的少数群体与政府间的紧张关系。但随着2005年夏天伦敦地铁爆炸案的发生，人们似乎又开始怀疑英国的“平等法案”是否真有其效。

四、结语

通过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少数群体的权利确实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下得到了实现。但在获得权利以后，少数群体的权利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与此同时，少数群体在获得自身的权利以后，并没有向主流社会的权威发出太多有力的挑战。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满足于既得利益，依然生活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之中，民族国家的分崩离析也就不可能发生。

金里卡通过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讨论，从作为自由主义对立面的多元文化主义，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多元文化主义，以及现阶段作为对民族国家建构之回应的多元文化主义，在向我们阐释了何为少数群体之权利的同时，也论证了少数群体的权利作为民族国家建构框架内整合少数群体的方式具有良好的效果。而民族国家的建构作为各国的首要任务，得以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展现其持久的生命力，也是和多元文化主义对少数群体之权利的回应密切关联的。这种回应本身展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内质：由于多元文化主义满足了各个少数群体的不同需求，使得它们继续依附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下生活，并且试图成为多数群体的一部分。所以，多元文化主义对少数群体之权利的满足，本身是为了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并不会使民族国家走向碎片化。

篇10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村；白雾村；保护

一、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经营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对于物质、精神方面的追求也有所提高，从而导致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人们旅游不仅仅是看看那些名山秀水和美轮美奂的自然景色，更想看看历史文化遗产，既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又增加了文化底蕴；因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也成为人们旅游的主要去处。目前，有些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为了迎合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旅游业，盲目扩张旅游设施，改变了原来的历史面貌。尤其是一些名村的原历史建筑进行改建或是重建，建造假的古代建筑，扩大建筑群落；并且为了迎合旅游业的需要，大力建造高级酒店和交通道路，破坏了原有的历史古迹和其生态环境，忽略了对历史遗迹的科学保护，导致形成了一个假的历史古村，这不仅失去了其历史意义，也失去了宝贵的历史遗产。部分历史文化名村为了保护其历史文化古迹，不让文物古迹受到伤害，将历史文化名村与人们的生活分割开来，这也使名村失去了生机，同时在自然环境不断改变的今天，古建筑物随时面临风吹雨淋等自然的侵害，如果将人们的生活和名镇名村分割开来，就会使人们不能及时发现名村古迹受到的损害，从而不能及时地进行修复，导致文化古建筑的破败、坍塌。因此，对每个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要科学，更要有合理的规划，让名村得到很好的保存，既能发展了旅游业，也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白雾村

白雾古村位于云南省会泽县娜姑镇东面[2]，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众多文化遗迹的村落。在秦汉时期就是重要的驿站[3]；在明清时期是“铜都”铜锭、铜钱的万里京运的第一站，它在那个时期是非常繁华的，有很多朝政官吏特使和商贾定居于此，因此有湖广、江西会馆等多个会馆、祠堂和庙宇等古建筑，而且还有军事设施碉楼、“舶来文化”的天主教堂。而且商号也很多，因此在这个历史文化名村拥有着大量的古老淳朴的建筑，是我国宝贵的建筑遗产。白雾村也是多民族的聚居地，曾有苗族、彝族等，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传统节日和风俗，也为白雾村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并且白雾村周围的风景十分秀丽，由于海拔的落差形成了非常美丽的自然景观。2005年，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颁布白雾村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是至今云南省唯一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因此白雾村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也促使我们要对其进行科学的保护，使其能够完好的呈现出其历史的足迹，自然环境的美丽，和民俗文化的多彩多姿。

三、保护白雾村措施

目前，我国的生态环境在经济迅速发展的状况下屡遭破坏，历史文物古迹也在环境变得逐渐恶劣的状况下受到破坏，再加上不成熟的开发旅游业，使历史古迹受到破坏，因此，保护历史古迹势在必行，白雾村作为我国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村就更需要进行科学的保护，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从人文环境方面进行保护。人文环境是指由于人类活动不断演变的社会大环境，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社会性的，而非自然形成的。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份，因此在白雾村也有很多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惯存在，各民族都有各自的特色和习俗，而这些代代相传的风俗习惯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少数民族是我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是我国的宝贵财富，是需要我们去保护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保护：（1）采取隐蔽的方式，完善古村内的给排水各类管线设施；（2）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状况下，不随意改变各民族风俗习惯，保留各民族风俗习惯，如：苗族的山花节，彝族的火把节等等。并开发这些民族节日，让外来旅游的异域人民感受到当地民族的传统特色，并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数民族中有很多的手艺和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科学技术的影响下逐渐放弃了原有的生产方式，使很多技艺也慢慢消失，因此，保护白雾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非常重要的。（4）加强教育，提高村民的整体素质，促使人们都拥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较丰富的科学知识，牢固树立保护名村古建筑就是保护人类宝贵遗产的理念，修复、修缮也是一种建设的思想。从而使白雾名村得到较好的保护保存。

2、从人工环境方面进行保护。人工环境主要是指由人为设置边界面围合成的空间环境[4]。在白雾村，主要的人工环境就是建筑物，白雾古村的古建筑物规模比较大，而且保存下来的古迹也比较多，大多是官员，商贾留下的，其建筑的构造古朴，并具有较强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这些建筑历史悠久，保存比较完好，因此，科学的保护这些建筑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定期对这些古建筑进行查看、记录，结果交接有序。（2）对有问题的建筑进行能及时维护保养和修缮。（3）对交通要道进行修缮和保护。（4）对白雾村的大型庙宇要定期检查、适时进行修缮。（5）对白雾村的各个街巷的卫生等进行清扫、管护。

3、从自然环境方面进行保护。白雾村的自然景观是相当美丽的，南有10万亩的大海草山，春夏季节，微风拂面，莺燕啼飞，牛羊点缀在碧绿的草地间，煞是好看。西有“通运利国”古驿道，金沙江、小江、盐水河并流的景观；北有大桥跃进水库国家级黑颈鹤自然保护区，黑颈鹤是站、是卧、还是飞、都是十分美丽的。由于海拔的差距比较大，在同一时间形成了不同的自然景观，因此有“一日游四季”的说法。秋冬季节，云牵雾绕，白雪遍地，形成了人间仙境。因此应采取以下措施：（1）尽量控制该地区的工业发展，控制其气体和污水的排放，形成一个良好的空气质量和水源，以保护其生态环境不受影响。（2）减少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使用，降低尾气排放。在黑颈鹤的保护区禁止使用机动车，保护其不受打扰。（3）严禁偷猎，保护自然生物，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4）保养植被，适当发展畜牧业。（5）加强对旅客的管理，让自然环境不受伤害。

通过对白雾村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人工环境等方面进行科学有效的保护，坚持原版性和原真性，保护历史环境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并且进行可持续发展，合理开发自身资源，才能使白雾村的历史文化古迹得到妥善的保护，为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得以流传做出贡献，也使我国的旅游业全面、健康发展，从而提高当地人们的生活水平，促进的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吴会蓉.马边文化资源及其保护与开发[J].地方文化研究辑刊，2011：243-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