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合同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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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合同法 要约制度 归责原则

    《合同法》的颁布，结束了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由《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三分天下的割据局面。《合同法》以法典的形式对合同的基本制度作了全面规定，增强了合同法的适应性与适用性，为司法人员更好地处理合同纠纷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和准则，也为我国制定民法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合同法》根据现实经济生活中新的发展要求以及对英美和国际上立法中优秀成果的借鉴，对电子合同、要约与承诺、代位权、撤销权、缔约过失及预期违约等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并适应契约责任领域的大势所趋，实现了由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的转变。但是，笔者认为《合同法》在一些制度设置及对西方立法经验的拿来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商榷。

    一、有关要约制度

    要成就一个合同，通常需要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要约与承诺来实现。有关要约与承诺的问题一直是合同法理论界着力研究的内容；其研究成果最终反映在《合同法》第14～31条之中。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根据这个定义不难看出，一个适法的要约必须是特定人以缔结合同为目的而向相对方所作的一个内容明确且具有约束力的意思表示。我国合同法对于要约的生效采用了大陆法系的到达主义。它不同于英美法上惯常使用的发信主义（即要约一旦发出，无论是否到达受要约人，要约即时生效）。笔者认为以要约到达受要约方时作为生效标准，给予要约人在要约发出到生效期间选择是否撤回要约的决定机会，更能保证要约人不致承受因为要约发出时欠考虑或者要约赖以发出的客观条件在其发出后发生重大改变而导致的不公正，同时也可以避免因要约无法适用撤回而带来要约撤销的大量存在及合同成立生效后履行的不稳定。因此要约生效采用到达主义更能体现《合同法》效率与公正的价值取向。

    针对要约与要约邀请的区分，《合同法》第15条采用概括式和列举式两种方式对要约邀请加以界定。其中面向不特定相对人的商业广告当然地被排除在要约之外。但是对于同样以广告形式出现，同样针对不特定人的悬赏广告却未作任何规定。这应是一个立法欠缺。悬赏广告是指广告人以广告的形式声明，对完成悬赏广告中规定的特定行为的任何人，给付广告中约定报酬的意思表示。在英美法上，悬赏广告为一种要约。当悬赏广告发出后，只有在行为人知悉广告的内容而为特定行为的情况下，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合同。如果行为人不知有广告的存在而为特定的行为，则因双方缺乏约因而不成立合同。而大陆法系通常将悬赏广告作为一种单方行为来看待，只要广告人发出了悬赏广告，不需要他人作出同意表示即产生法律效力，对完成特定行为的人都负有给予酬报的义务。

    大陆法系予于存在无因管理人可以向受益人索取为无因管理而支付的合理管理费用的制度，所以学者们对于悬赏广告只悬不赏会损害公平的种种顾虑，[1]（P154）实有杞人之嫌。笔者认为结合我国民法的实际情况将悬赏广告认定为一种要约较为妥当。我国合同法采用要约到达生效主义，悬赏人发出要约后存在两种情况：若行为人因广告而行动，则要约到达受要约人并生效，受要约人以从事指定行为作出承诺，合同有效成立。当承诺人完成任务以后，悬赏人即应当付出代价；若行为人不知广告内容而自行完成特定行为，则要约因为未到达而不生效，行为人此时之行为只能以无因管理来看待，其获得相应的管理费用成为维护公平的必然。采用这种方式不仅能真正达到社会公正，而且也与我国民法中无因管理制度相契合，同时也避免了行为人产生一定要等待悬赏以后方才为特定行为的道德风险，不至于导致有些人站在河边因为没有报酬而见死不救的悲剧重演。

    二、有关合同法的原则

    法律原则，是一部法律的精髓之所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一部法律在制度体系上的设置，并且也从最本质的层面揭示了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合同法》有哪些基本原则，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包括了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合法和公序良俗原则；[2]（P21）有的认为有合同自由原则、诚信原则和鼓励交易原则；[1]（P98）还有的则认为合同法的原则是社会经济生活决定的，我国合同法的原则主要是合同自由原则。[3]（P522）曾有一位学者说过：今日私法学已由意思趋向于信赖，已由内心趋向于外形，已由主观趋向于客观，已由表意人本位趋向于相对人或第三人本位，已由权利滥用自由之思想趋向于权利滥用禁止之思想。笔者认为在当今合同立法领域社会责任抬头的趋势下，在合同绝对自由转向现代合同自由受到限制的背景里，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应该包括了诚信原则和自由原则两个方面。也只有在遵循诚信原则下的合同自由，才能更好地反映我国《合同法》强调效率与公正的价值取向。

    合同自由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各国，合同自由原则得到了法律上的彻底实现。契约的神圣不可侵犯使得当事人之间在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形成的约定的效力远远高于法律的规定。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鼓吹的“国家的任务是保护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成为了合同自由坚实的经济理论根据。于是合同自由原则在“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发展背景下一跃而成为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

    合同自由原则是指合同当事人双方只要不违反法律、道德和社会秩序，即可凭自己的意愿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决定合同内容、变更或解除合同等。合同自由原则保障了当事人在平等状态下进行交易的最充分的自治权，促进了经济交往的发展。但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消费者权益保护观念日益加强，国家需要对泛滥而混乱的契约领域加以必要的干预，以保证交易的安全与社会正义的实现。各国的合同立法纷纷改变了对当事人的自由不加任何限制的作法，利用法律的强制性规范对合同法领域进行调整。

    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并没有经历合同绝对自由的发展时期，相反我国的合同法从一开始便对经济合同施加了很大的限制。如果说合同相对自由是一个平衡点的话，那么我国的合同立法则应是由合同的绝对不自由向这个中间点迈进。因此，为了促进合同交往的发展，繁荣我国的市场经济，合同自由原则必然是我国合同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只有在它的指导下，才能很好的实现经济效率目标。然而给予当事人以合同自由，并不等于不加限制。为了避免重蹈近代资本主义自由泛滥的覆辙，我国合同法利用诚实信用原则对合同的自由予以必要的限制。诸如格式条款的解释、不可抗力的免责、合同附随义务制度以及缔约过失和预期违约制度的规定，无不显露着诚信原则作用的痕迹。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交易的便捷，省去屡次内容相同的协商过程，一些行业领域出现了格式合同或格式条款。于是诚信原则作为平衡器的角色被引入这一类型合同的解释之中。在订立格式合同的过程中，由于合同一方当事人事前已将合同的内容格式化、确定化，作为另一方的当事人只有接受或不接受全部合同的自由，而丧失了与对方就合同内容进行平等协商的可能。也即是说合同双方的平等被打破，接受合同方相对而言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合同顺利履行，双方并没有发生争议，则这种不利的弱者地位可以被视为即使在平等状态下也会作出同样的选择，因此根据合同自由，法律并不对其进行干预。然而一旦合同条款在双方当事人间发生理解上的歧义，合同履行出现问题，则法律就会以诚信原则来干涉合同双方的利益，以期将合同订立时打破的利益平衡恢复到正常状态。

    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是相互对立统一的两个部分，只有在它们相互制约与平衡的作用下，才能更好地实现法的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双向价值选择。

    几年来，学者们一直呼吁要在合同法中体现情势变更原则。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成立生效后，因当事人不可预见的事情的发生或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情势变更，导致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的原有效力会有悖于公平，则应允许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解除合同的原则。[4]情势变更原则赋予合同当事人在于合同订立时所处的背景发生重大变化，以至于合同继续履行比不履行会带来更大的利益失衡时，进行紧急避险的一种权利。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存废，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合同法》应当规定情势变更原则，明确回避它。也有人认为情势变更原则已被不可抗力所包含，既已规定了不可抗力，就没有必要再规定情势变更。更有学者认为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既然国际商事通则对此原则有规定，因此不在合同法中明文规定情势变更原则，并不妨碍个别案件对此原则的适用。[5]笔者认为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实出同源，都是“当事人未预见的因素”对合同产生的影响。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当初合同赖以成立的基本情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动，如果法律允许当事人以情势变更作为其违约的抗辩理由，事实上是承认了违约方负担由自己的违约所导致的不利后果，因为因情势变更导致合同变更或解除的，未能履行合同的一方仍然有可能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依照我国《合同法》的严格责任原则，因情势变更造成违约的当事人实际上是应当负担违约责任的。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合同法中不规定情势变更原则是维护合同秩序和社会公正的选择，更是与合同违约责任相协调的必然结果。

    三、有关违约责任归责原则的变迁

    违约责任是合同制度权威性的象征。我国《合同法》第107条将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界定为严格责任，并以几种有名合同的过错责任原则作为补充。《合同法》采取多元化的归责原则体系，[6]（P45）一改以前《经济合同法》以过错责任为原则、以严格责任为例外的作法。这种改变引起了学术界关于严格责任研究的热潮。

    严格责任是源于英美契约法的一种归责原则，并且逐渐得到国际立法的认可与采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中都采用了严格责任的原则。它是指违反合同的当事人无论在主观上是否有过错，都要承担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6]（P22）严格责任并不以违约一方的过错为要件，只要违约的结果是由违约方的行为引起，其就应承担违约责任。正如法谚所说：法院不代当事人缔约。合同法所关心的是程序的正义，其所产生的结果之一便是合同的责任被看作是严格的。

    与之相反，过错责任一直扎根于大陆法系。它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义务，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时，应当以过错作为确定责任的要件和确定责任范围的依据。过错责任原则产生于罗马法。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和我国的《经济合同法》所继承。在《合同法》归责原则的选择上学者们众说纷纭。主张采取严格责任原则的学者认为中国以前的立法（诸如《民法通则》、《技术合同法》等）已经将违约责任规定为严格责任，同时其在国际立法中的广泛采用证明它已经成为合同立法的发展趋势。由于不考虑极难把握的主观过错，使司法人员的操作更为明晰和确定。[3]主张坚持过错原则的学者则认为司法中采用过错推定的过错原则更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符合社会主义道德伦理的要求，是法理中重视违约责任教育功能与预防作用在立法上的体现。

    笔者认为，要讨论两种原则孰优孰劣，必须将两者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比较。严格责任是在英美法上极度重视当事人允诺效力的背景下确立的。英美法上的允诺禁反言制度赋予了当事人对于自己所作的允诺得以实现的保证义务。而过错责任赖以存在的大陆法系的土壤里却没有这种制度背景。所以撇开背景只谈制度似有不妥。如果我们将合同的义务分为行为义务和目的义务，则两种制度其实是同根而生、同道而行的。在订立合同的时候，除了不可抗力的法定免责情况，其他将会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都可以通过当事人之间约定免责条款来取消自己由于此类事件构成违约时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除了不可抗力以外都是法律上认为当事人可以预见的情形，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没有合理预见，便符合了过错责任原则中对于过错的要求。其实这里的目的义务即相当于英美法上的允诺人对允诺的保证责任。因此过错责任同严格责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加上免责条款，过错责任与严格责任一般无二。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2]刘克祥，合同法教程[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3]余延满，合同法原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4]韩世远，情势变更原则研究[J].中外法学，2000， （4）。

    [5]顾昂然，合同的履行[C].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立法资料选[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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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合同法必要性试用期

一、《劳动合同法》的必要性分析

当今社会,竞争激烈是一个鲜明的特点。招聘会上人山人海、高学历失业现象频频。现如今,人才及劳动力资源的供应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用人单位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劳动力资源的严重过剩,使得用人单位又大量的选择余地,竞争招聘比例奇高。在这种严重失衡的就业环境中,劳动者根本没有资本去跟用人单位平等协商,只能听从用人单位的招聘条件而有苦说不出,否则就只有落得个下岗待业的境地。

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其一,由于近年来国家重视教育建设,使得教育的发展速度已超过了国家经济与工业建设的速度,就业岗位的缓慢提升满足不了人才的大量输出。其二,高科技的广泛应用使得用人单位在人才招聘上从简从精。最后,大量的农村低学历人员、务工人员涌入城市,从一定程度上更是加剧了就业竞争的激烈程度。诸因素共同导致了人才及劳动力的数量膨胀和过剩,价值贬低,形成一种用人单位主导的就业市场形势。用人单位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与劳动者协商,原有的平等协商畸形化,劳动者一方的权利无从谈起,为了生存只能委曲求全。

当前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地位严重不平等,劳动者一方处于严重的劣势而成为弱势群体。《劳动合同法》的推出正是针对这个社会问题,希望借此能平衡双方的地位,让平等自愿、协商一致成为可能,限制用人单位过分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劳动合同法》着重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给予其更多的法律保护规范,在这一方面,我国的“倾斜保护”原则弥补了平等原则的不足,并通过矫正劳动关系事实上的不平等从而实现法律的公平价值,在立法层面上对法律的双方利益保护惊醒重点,将劳动者的弱势利益加重保护,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规范用人单位,维护事实平等和法制统一。

二、关于《劳动合同法》的试用期的几点见解

《劳动合同法》对试用期进行了明确规定。主要规定有,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试用

期中,除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严重违纪、医疗期满或不能胜任工作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同时,《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1. 试用期的成立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需先签合同再进行试用,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该法律实施后,超过规定时间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实践中很多用人单位均口头或以其他形式与劳动者约定三个月或六个月试用期,但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试用期满后用人单位单方面认为试用合格,就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如果用人单位认为不符合录用条件,用人单位就可解除劳动关系。笔者认为,用人单位该做法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在发生劳动争议时往往会处于被动地位而导致败诉。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八条规定,劳动者被用人单位录用后,双方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试用期应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内。根据该规定,我们可以知道试用期存在的前提是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试用期存在于劳动合同期限中,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就不存在试用期一说。因此,用人单位只约定了试用期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视为不存在试用期,双方发生劳动争议应当按照事实劳动关系进行处理。这是为了加强劳动者的权利,防止用人单位随意的解雇用工,造成权利的侵犯

2. 在试用期内,用人单位能否随时辞退员工?

近年来,用人单位在试用期中随意辞退员工的劳动争议数量也逐渐增多,原因在于很多用人单位均存在一个错误的认识,即认为在试用期内完全有权利随时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从而导致发生纠纷。根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法律规定得很清楚,用人单位可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是其必须举证证明劳动者在试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这表明了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这实际上是限制了用人单位随意解除劳动合同。如果用人单位没有证据证明劳动者在试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用人单位就不能解除劳动合同,否则,需承担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所带来的一切法律后果。另外,根据有关规定,试用期满后,用人单位不得再以试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而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如果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被发现并经有关机构确认患有精神病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三、小结

劳动合同试用期作为劳动合同的一个特殊的阶段,对调整劳动关系当事人双方都有很大的好处,它可以帮助用人单位以最低的成本风险争取优秀劳动者的加入和促进劳动者的风险竞争意识,并最终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但是,至少在目前,这种意义还远没有被广大的劳动者和很多的用人单位所认识到。准确理解有关劳动合同试用期的法律规定并加以应用,不仅是法律的要求,也是我国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乃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广大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保护自身权利的需要。

建设法治社会,我们需要了解相应的法律知识,这样才能在出现纠纷时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劳动合同法》的出台适应了社会的变更和发展,我们需要深入的解读它,使其能够更好的均衡劳资双方的权益,从而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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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合同法订立原则：

1、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2、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3、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4、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

篇4

我国《合同法》颁布后，其中有这样几个条款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第42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43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60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92条）。这些条款的共同特点是：1、强调条款中所涉及的义务是依诚实信用原则或交易习惯而产生；2、这些条款所涉及的义务范围主要是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从上，这些条款所涉及的义务即为民法学理论中的附随义务。

（一）

附随义务（Nebenpflicht)是大陆法系有关合同关系过程中义务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附随义务理论是德国学者在探讨合同给付义务及其履行时首先提出的[1]。德国学者认为，在合同中包含着一组旨在保护合同当事人权益的“义务”，注意义务、保护义务等是其组成部分，而且这些义务产生于合同解释的过程中，并附随于诸如买卖合同中的交付货物、支付价金等主义务[2]。那么，何为附随义务？日本学者从附随义务与合同目的实现的关系考察，认为：附随义务是对于合同目的的达成并非不可或缺的给付义务[3]。著名学者史尚宽、王泽鉴从附随义务产生之源的角度考察，认为：附随义务是债务人依诚信原则于契约及所规定的之外所附有的义务[4]。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考察视角是必要的，但是，还应当从制度价值的角度去考察附随义务，因此，对附随义务的解释应当是，附随义务是指依合同关系发展情形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为保障债权人给付利益的实现之义务。它体现了如下特征：第一，附随义务不是合同约定中必然存在的义务，相反，是在合同约定之外具有或然性的义务；第二，附随义务的产生直接来自于法律的规定，但是，其产生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其基本法律理念和是否产生的判断标准；第三，附随义务产生的目的旨在使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实现；第四，附随义务不仅可以产生于合同关系存续期间，而且可以在缔约过程中和合同关系结束后的阶段存在，例如缔约人在缔约过程中尽力促成合同缔结的协助义务、出卖人在标的物交付时阐明注意事项的告知义务、医生手术时不得在体内遗留微型手术器械之保护义务、合同履行完毕后不向他人泄漏相对方的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等。附随义务的这一特征体现了合同义务的扩张趋势。附随义务理论的实行，使合同的效力从依附于既定的合同之内容，扩及于合同当事人之间事先不确定的权利义务的范围[5]。

在附随义务中，存在两种类型：一是可以独立诉请履行的附随义务，二是不能独立诉请履行的附随义务。不能独立诉请履行的附随义务又可具体分为两种情况：辅助实现债权人给付利益的附随义务和避免侵害债权人人身或财产利益的附随义务。

履行附随义务行为的性质是否为法律行为？附随义务的产生不是依合同当事人在合意中直接表达的内容，而是依法律的有关直接规定而产生，因此，尽管附随义务在当事人的合意中随未直接体现出来，如债权让与的通知义务、相对方在买卖行为中的保护义务等，但是法律却通过直接的规定而赋予双方当事人的行为以一定的结果。该情形告诉我们：法律行为的根本本观念定位于私法上的自治，因此凡法律行为的主体欲发生私法上的效果，法律即赋予其一定效果。鉴于此，法律行为所生的效果，实质上是行为人通过合意所直接表达的希望发生的效果。但是，这一结果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履行附随义务行为就是双律行为，相反，履行附随义务行为“虽亦由法律与以一定之效果，然与行为人之意思无关行为”[6]，所以，履行合同中的附随义务，如履行告知义务、协助义务、保护义务等的行为是准法律行为。尽管法律行为与准法律行为均有法律上的效果，但是，作为准法律行为的附随义务履行行为是依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往往缺乏履行附随义务行为人的效果意思，故日本学者将产生附随义务的意思表示称为“法律行为之附随的、补充的效果无须当事人之有意思表示也。”[7]。

附随义务理论的制度价值是什么？首先，众所周知，法律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公平、正义，具体到私法，就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尽管附随义务是否存在均对于合同中的主给付义务的存在没有，但是却不能漠视它对合同当事人的权益能否获得完美实现的影响；其次，附随义务的存在将有助于判断在给付义务不履行时的效力。当附随义务没有履行时，并不当然导致合同的解除，而是产生强制履行的请求权及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效力；再次，附随义务的存在有助于判断在缔约过程中和合同履行后当事人相关行为的法律效力；最后，附随义务的强调将有助于实现法律保护交易安全之目的。

（二）

附随义务在合同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均可产生。附随义务在缔约阶段产生，学理上称为先合同义务，对该义务的违反即构成缔约过失责任；附随义务在缔约成立至履行完毕之前的阶段产生，学理上称为合同义务，对该义务的违反即构成不完全给付责任；附随义务在履约后阶段产生，学理上称为后合同义务，对该义务的违反即构成合同终了后的过失责任。由上可知，鉴于附随义务制度的设立是为了维护相对方的利益，保护交易安全，故而合同是否存在并不影响附随义务的存在，即附随义务的存在不以合同的存在为前提条件。下面我们仔细地探讨一下合同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的附随义务：

第一，缔约过程中的附随义务。我国《合同法》第42条、第43条所载内容即为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

缔约过程中的附随义务主要体现为：以缔结合同为目的、依诚实信用原则提供协助、告知的义务；在合同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对缔约过程中获知的相对方商业秘密或技术秘密负有的保密义务。在缔约过程中，当事人之间逐渐强化的信赖关系是缔约的重要基础，但是如果一方或故意或过失地没有履行自己的告知、协助等义务，导致相对方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法律应当提供救济。例如缔约一方没有履行自己的如实告知情况义务，导致他方为一个肯定没有结果的合同之缔结付出了本不应当付出的费用，再如一方未尽通知、协助义务，增加了相对方的缔约成本而造成财产损失。

缔约过程中的附随义务之效力，表现为违反附随义务者表现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对缔约过程中的附随义务的违反，一不考虑合同是否成立，二不强调义务人违反义务时均必须在主观上有故意，也就是说，法律要求有主观故意的，则依法律规定而构成责任，法律没有要求主观故意的，只要有过失即构成责任。该责任就是民法理论上的缔约过失责任。法律上设立缔约过失责任，旨在有利于交易的促成，维护交易的安全。它一方面弥补了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之间存在的法律救济的“空白地带”，因为过去在没有合同关系没有成立或合同没有生效的情况下，人们无法就自己遭受到的损害追究当事人的合同责任，同时亦难以运用侵权行为责任理论来寻求救济，因为侵权行为的成立条件较为严格。缔约过失责任的建立则能够使处于该“空白地带”的当事人之利益得到保护。

第二，缔约成立至履约完毕阶段的附随义务。我国《合同法》第60条的内容即为缔约成立至履约完毕阶段的附随义务。

在合同成立、生效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义务基于有效合同而产生约束力，该义务即为合同义务，通常表现为给付义务。通过一方当事人履行给付义务而满足另一方当事人的履行利益。根据给付义务设定的目的，分为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8]。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这三个义务的涵义，以便为探讨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状态奠定基础。在理论上，主给付义务是指构成某种合同类型所必须具备的固有义务。从给付义务是非合同所必备但有助于实现债权人利益且能够独立成为诉权标的义务。从给付义务的功能在于使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对从给付义务，当事人依其债权而享有请求力与执行力。附随义务是指依合同关系发展情形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为保障债权人给付利益的实现之义务。必须指出的是，在区分某项义务究竟是属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还是附随义务时，难免会有争议，但是，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详细考察该义务与合同目的关系、合同内容的约定、合同义务不履行的法律效果等方面，是可以作出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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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属于民法。

【法律依据】

《民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合同法》第一条：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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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同 法定解除 法定解除权

一、 法定解除功能

合同法总则的双线索观将合同解除定位在双线索的交合处，为明晰法定解除与违约责任的关系，对法定解除的定位尚需在此作进一步说明。法定解除位于合同法总则双线索的交汇处，是常态合同转为病态的人口，并直接消灭合同的履行效力。虽然法定解除与违约责任有交叉的部分，但两者是并列的两项独立制度。

合同法定解除与违约责任为单独的两种制度，首先反映在法律对两者的位置安排上。在德国旧债法中，法定解除处于“双务合同”内容之下，后果则参照关于约定解除权的规定。规定法定解除最为直接的是第325条、第326条，与解除一起出现的是损害赔偿，而其他的违约责任形式，如定金、违约金则单独成节。这种体例在新债法中并无大的变动。在台湾地区的民法中，关于违约责任的条款和解除的条款虽然都在同一款中，但却是明确地分别规定。在我国合同法中，法定解除的条款在“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章，而违约责任单独成章。故而从合同法的体系排列上判断，合同法定解除与违约责任是并列的制度。其次，导致违约责任的事由与法定解除的原因并不完全等同。导致法定解除的原因有债务不履行，也有不可抗力和情更，而导致违约责任的则为相应的违约行为。

最后，即使是违约行为，也并不是都可以同时采用法定解除和违约责任。因违约而采用法定解除只限定在达到根本违约的情况，轻微的违约并不能导致合同解除。从这个角度特别能够显示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的区别。法定解除与违约责任当然也有关联，首先就在于某些违约行为可以导致法定解除。在这种情况下，法定解除和违约责任发生关联。当合同一方因对方违约而主张解除合同时，这一行为就意味着他放弃履行合同的要求，并转而要求对已履行的部分恢复原状，对有过错的行为尚可要求损害赔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违约责任与法定解除也不重合，法定解除也不是追究违约责任的必经途径。例如在一方已陷入迟延履行的场合，且该种迟延履行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合同相对人可以主张合同解除，并要求损害赔偿；合同相对人也可以径行要求损害赔偿。这取决于当事人的选择，选择的差异在于法定解除的功能。法定解除将消灭原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的履行被排除；而直接进入违约责任，原合同的权利义务还有实现的可能，强制履行和修理更改等责任方式有采用的余地。债权人的这种选择为违约制度与解除制度不易澄清的一个方面，德国在修改债法的草案中曾规定：“债权人得到代替给付的损害赔偿的场合，给付请求权被排除。债务人在债权人行使选择权之前，可以就该选择权的行使对债权人设定相当期间。在这一期间内债权人不行使选择权时，债权人可以等待债务人所设定的相当期间经过之后，请求代替给付的损害赔偿。”该条的规定被视为“将在解除与损害赔偿之伺展开的判例的立场明文化”。德国实务界多认为，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是终局性的，但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则不为终局性的选择，故而只要债务人尚未现实赔偿，债权人可以转为选择合同解除。这些选择的存在给予了债权人更多可能，关键仍在于解除制度的功能――排除履行、对已履行部分的恢复原状。其次，法定解除与违约责任的联系在于当违约导致法定解除后，如须承担损害赔偿，该损害赔偿的适用为违约责任的制度范围。一直统治法定解除后果的学说认定解除具有溯及力，损害赔偿只是对信赖利益的赔偿，但下文将证明，法定解除后的赔偿应该为期待利益的赔偿。最后，法定解除的实施结果和违约责任的实施都将导致合同关系的终止。合同解除将导致合同的终止为法律所规定，但这里强调的是原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合同解除如由不可抗力等引发，解除权的行使当使整个合同关系终止；如由违约引发，合同解除及至损害赔偿的偿付才导致整个合同关系的终止。综上，法定解除是一项具有自身独特功能的制度，与违约责任并不具有隶属关系，而是独立但有交叉的关系。诚如王泽鉴所言：“诸此债之关系上的要素，并非个别单独存在，毫不相关，而是为满足债权人之给付利益，尤其是双务契约上之交换目的，组成了一个超越各个要素而存在之整体性。”

要补充说明的是，对有效合同的未履行，法律规制方式有两种：一为从违约行为的类型着手，针对各种不同的违约行为规定具体的后果，这从德国旧债法开始，影响深远，为我们所熟知，并进而认为当然；一种为从补救途径与方法人手，而将违约行为统一，例如德国新债法第280条的“义务违反”。“在处理违约责任问题时，任何国家的立法都会面临着如何使规则体系化的问题。如果是规定迟延履行、不完全履行或瑕疵履行等，则可称为‘原因进路’；如果是以不履行的结果（即救济）为划分的基础，一部分规定损害赔偿请求权，另一部分规定合同解除权等等，则可称之为‘救济进路，。法定解除正是适应“救济进路”的制度类型，它与违约制度间的关联因第一种规制方式而复杂。从德国债法修订及国际性立法所传达的信息看，第二种方式因简便易行，渐成立法主流，故而在这种背景下讨论法定解除制度尤有深意。

二、合同的法定解除情形

自由与公平决定合同效力构成对法定解除原因哲学根基的说明，同时也将合同的利益关系带入学者的视野。公平，说到底，是一种利益关系的反映。合同山作为市场交易的表现形式，当然是双方利益交汇的场合。债权人与债务人互相都付出了利益，也谋求着己方的利益。居于公平性考量并实质上促成当事人自由实现的合同法定解除原因之成立，其可操作性的判断仍要从合同利益中寻找标准。内田贵就指出：如果说，契约的拘束力是指对违反契约而设置的法的制裁，那么通过这一制裁所欲实现的政策（欲保护的利益）与拘束力的根据密切关联。②合同利益于病态合同的损害赔偿阶段最为复杂，各种现实与隐性的利益皆纷纷出现，成聚讼纷纭之势，而这也正是理论发挥作用之时。在纷扰的利益之流中，法定解除原因因合同履行利益的丧失而获得了自身存在的理由，并直接导致法定解除后果的判断。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合同的法定解除情形有五种：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法定解除

对此，应当把握两个概念：不可抗力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客观情况，诸如台风、地震和战争等天灾人祸即是。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是指当事人无法得到其订立合同之时所欲达到的直接目的，比如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收取租金，承租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住进房屋。至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之时所欲达到的间接目的，如承租人之所以承租该房屋是为了观看中国五十年国庆典礼，则非本条所调整。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法定解除

这实际上是因预期违约而产生的法定解除。预期违约分为明示违约和默示违约。所谓明示违约，指合同履行期到来之前，一方当事人明确向另一方当事人表示他将不履行合同；所谓默示违约，指合同履行期限到来前，一方当事人虽然没有明确的表示其不履行债务，但却以自己的行为或者现状表明其将不会或者不能履行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法定解除

迟延履行，又称债务人迟延，是指债务人能够履行，但在履行期限届满时却未履行债务的事实。一般而言，发生迟延履行的情形，债权人还不能立即解除合同，而必须在催告后的合理期限之后才能享有解除权。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法定解除

因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包括迟延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此时另一方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与上述第三种情形的迟延履行不同，在因迟延履行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不经催告而径行解除合同。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法定解除。这是一个兜底条款，无须赘言

在司法实践审判中，在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时，什么是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本条规定的第一种情形和第四种情形，都涉及到了“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何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实践中时有争议，合同目的在认定违约和合同解除权中居于重要地位。合同目的只能是直接目的，而不能是间接目的，间接目的属于动机，动机只有在特殊的情形下才能成为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目的”。

参考文献：

[1]王铁军.论建立我国的合同解除制度[J].法学研究. 1994（04）

[2]张卫红.略谈合同解除权的行使[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3）

[3]邹发云.关于合同解除的几个问题[J].学术界.1998（04）

[4]李晓艳.合同解除权行使的若干争议问题[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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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深夜，常凯仍在忙碌。

3天前，他刚刚在深圳结束了一场名为“《劳动合同法》：应对还是执行?――华为事件对于企业发展的启示和意义”的讲座。4天后，他又将在重庆开讲“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与企业发展新趋势”。

对这位国务院法制办《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来说，这个时候格外忙碌。

在新《劳动合同法》从6月29日颁布到明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221天里，一些突击裁员和工龄归零的事件在全国上演。 “裁员”或“再竞岗”事件，从跨国公司蔓延至民营企业，波及到IT业电子工程师，制鞋厂、玩具厂、日用品厂工人，还有幼儿园教师。

有老板曾对常凯说：“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会造就一批‘刁民’，他们会拿着《劳动合同法》给我找麻烦。”常凯分析，企业之所以感到压力：一是企业以后的用工成本要增加，二是企业的用工自将受到限制。

对许多公司的人力资源主管来说，大部分工作时间被用于上课学习。他们正陷入一场学习和应对《劳动合同法》的培训热潮中，常凯说，“人力资源的目标是增加企业竞争力，绩效管理是让工人多干活，薪酬管理就是如何少发工资。从人力资源学科上来说无可厚非，但它解决不了企业劳资管理的问题。”

“有一些人力资源主管认为，新《劳动合同法》是历史的倒退，使市场经济的自由选择沦落为计划经济的大锅饭时代。这是误读。无固定期限合同和有固定期限合同的解除没有任何差别。遇到如劳动者严重违规、不能胜任工作以及企业经营严重困难、重大转型等法律规定合同可以解除的情况，合同仍然可以解除，并不享有特权。”常凯解释，“《劳动合同法》的出发点是为了在劳动者和企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为什么保护劳动者?因为现实的状况是劳动者得不到保护。我们不希望劳动者通过罢工、请愿、游行、堵路等行动来争取和主张自己的利益诉求。我们主张通过体制内的和规范的程序来解决日益突出的劳资冲突问题。”

20多年前，处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人人都是“单位人”。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促使私企繁荣、外企进入、国企改制，“单位人”变成“社会人”，1994年，《劳动法》出台。10余年后，“社会人”成了“合同工”，但小职员和大老板的劳资冲突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逢年过节，跳楼讨薪竟然成了一道例牌。在此背景下，《劳动合同法》出台与实施，或许开启了一个新劳资时代：单位迟迟不签合同将付双倍工资；炒老板鱿鱼不再赔违约金；签约两次再续约须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新《劳动合同法》出台的表面意义是为弱势劳动者寻找法律依靠，但它更大的深意可能是，化解愈加激烈的劳资冲突，给一直以来依靠低成本拓展、专吃青春饭发家的中国老板的“制造病”下一剂猛药。

“并不是《劳动合同法》一颁布，就能够马上解决所有问题。但有个基本原则是，谁违反这个法律，谁的法律成本会更高。”常凯分析，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低成本战略，这不仅是企业的选择，而且也成为了国家竞争的一个基本手段。在劳资关系上，中国私营老板从未遇到过对手，他们的面前，是无组织的职员和乏力的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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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起源于权利和义务，而权利与义务是在履行合同法的阶段，订立合同的双方能够决定的合同内容。普遍说来，合同法的本质就是，合同法的当事人也就是权利义务的持有人，可以不受外界的干扰因素影响，完全按照各自的自由意志制定条款，只要双方合意就可以构成。这些因素是合同法正常履行的前提条件。前提的构成体现在要约和承诺两个环节。无论是何种合同的确定都要在法律规定条件下完成而不能脱离其他因素而存在，合同条款必须有公平正义的内容，不能违背社会共同利益。如果法律只是一味的保护合同订立双方的意愿，按照他们的要求来进行，那么合同法的效力将要面临被质疑的危险。所以，合同的条款制定虽然要依据人的意志，但并不是说法律会一味保护双方的意志。合同中有错误条款和不合法律的条款，法律有必要对条款进行审核和改正。现代社会合同法的订立的牵引主要是利益，所以基于双方的信任才可以建立起最后让双方合意的法律条款。承诺是基于信任，所以信任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承诺和要约进行明确清楚的分析是必要的，要分清楚要约人和承诺人，先确定部分条款，在根据双方的商量确定剩余部分，最后组成一个完整的合同。

对于合同法的司法实践内容，合同法会对某些因素进行保护，体现公民的社会价值。比如，如果合同危害第三方利益则宣布无效，这个规定符合基本的伦理准则，公众的利益要远远大于个人的利益；不符合规范制定的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因为法律是严谨的，它反对轻率的行为尤其是法律行为，合同法一定要具备一定的要式和规程；当合同出现漏洞，又重新需要变更时，要用法律条款进行补充，这样的规定使合同法的效力大大提高。合同订立双方共同利益的实现离不开当前社会完整的法律架构。对于权利和义务的问题，对合同法的伦理分析要注意做到权利与义务的协调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为合同法的发展奠定基石。

二、诚信问题的伦理分析

诚信是合同法的灵魂和履行的基础条件，始终抓好诚信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合同是在双方获得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订立的，那么就出现了对诚信准则的挑战。诚信问题的伦理分析特征鲜明，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合同法的诚信问题有道德规范特征。道德规范是诚信存在的基础，尤其是社会不断发展的现在，合同法的顺利实施需要双方遵循道德规范。在以前，诚信原则仅仅应用于商业活动中，随着观念的更新和经济的发展，诚信原则应用范围扩大了，并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存在，说明了它的地位。诚信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不断凸显出来。二是合同法的诚信问题有法律特征。合同法在完善和发展中逐渐被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诚信原则超出了道德的规范，具有了法律特征重要性升级，换句话说，诚信问题是道德规范的法律化，所以诚信原则必须要被遵守。三是合同法的诚信问题有双重特征。双冲特征说的是诚信原则是道德规范和法律的综合体，具有双方的特征又不同于任何一个。合同法的诚信原则作用发挥的过程体现出了道德和法律的双重调节功能。四是合同法的诚信问题有抽象特征。单纯意义上看诚信问题，概念是比较含糊的，侧重于思想层次，合同法的诚信原则适用于几乎所有的条款，内容丰富、意义重大。

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合同法的诚信原则在实际应用时十分灵活，对于多种情况的应对提供了准则。从合同法的伦理角度考虑，诚信发挥着巨大功能。它可以为合同双方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提供有效指导；有助于促进合同评价功能的发挥，借助双重功能，使诚信的道德功能和法律功能相互补充，弥补不足，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三、合同法内在价值问题的伦理分析

在司法领域，订立合同法的目标是约束规范现实生活。合同法会将现实中利益相关者因合同建立的关系变成内在价值。任何一种行为都是受到内在价值影响的。法律可以实现人际关系的平衡，即使在理论上不能够完全确定内在价值，在应用法律的过程中应该结合实际和以往经验，考虑到合同法内容的内在价值和伦理价值。在合同的实现过程里，每个条款都要做到体现当事人的意愿，实现人的内在价值和伦理价值，最终获得全部的认可。人的内在价值的肯定可以提高他们对于合同的认同感和对社会的归属感，当自身被尊重时，他们会更加乐于给予社会和法律尊重，这样双方约定的成立和合同法效力的实现都有了保障和意义。在遵循法律的基础之上，当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了内在价值后，对合同法条款履行的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进而提高合同法履行的质量和效率。

四、精神损害和惩罚性赔偿的伦理分析

合同法订立赔偿内容时规定：出现合同违约现象承担责任主要是财产赔偿，不将惊声损害赔偿包括在内。除非是出现了违约不仅仅造成了受害人的人身损害还人格意义上的伤害的财产损害的情况，违约人要承担的责任也仅仅是民事责任不具备惩罚性，这样的规定在伦理分析上不得不提出疑问。违约责任制主要是为保障人们在利益受损后需要的补偿，补偿的作用在于增加人们对社会信用的信赖和期待，保护人们的实际权益和内在价值的实现不受侵害。合同法应该将人们受到伤害后期望得到的赔偿看作是现有价值，这样的责任早在合同条款的制定之时就存在，不仅仅是在履行的过程中。在有些合同法的订立时，规定是一方向另一方提供快乐为目的交换获得对等的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出现违约现象，只是要求进行财产赔偿而忽略精神补偿就完全偏离了违约责任制度的订立本质。即使精神的赔偿有时候并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但是金钱并不是万能的，金钱起不到精神补偿的作用，所以精神赔偿还是十分重要的。惩罚性赔偿问题是违约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惩罚性的赔偿可以有效纠正和弥补道德的偏差，是承担违约责任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采取各种隐蔽方式和不正当的手段违约获取经济利益而不被发现，这个时候惩罚性赔偿不能阻止人们的违法行为。又或者有部分人用零散的违约行为迫使受害人在计算成本和损失之后放弃求偿，这样都无视了惩罚性赔偿的重要意义。惩罚性赔偿是将违约人员的道德不法利益交给受害人，这大大促进了惩罚性赔偿的力度，也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的存在虽然不能阻止所有违法行为的发生，但是在很大层面上，法律为减少违法行为做好了铺垫。执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保护合同订立双方的利益，何乐而不为呢。

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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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工会具有与用人单位就劳动者待遇进行协商的权利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工会组织可以与用人单位订立集体合同的方式，代表劳动者就有关工资待遇、工作时间、休假、工作环境等事项与用人单位进行沟通协调，通过协调将劳动者的诉求向用人单位进行传达，保证双方利益信息畅通。1.2工会具有参与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制定参与权《劳动合同法》赋予工会组织可以代表劳动者，对参与用人单位在合同中订立的条款、员工工作等内部制度的制定，对于明显带有歧视劳动者、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条款、工会可以提出反对意见，用工单位必须针对质疑进行修改。1.3政府赋予工会组织处理劳动合同关系问题我国人力资源保障部门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赋予工会组织处理劳动合同中双方利益关系问题，如果离开工会组织的介入，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法律保护。

2工会工作在劳动合同法中的基本作用

2.1工会工作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基本作用工会是党领导的、以最先进的工人阶级作为阶级基础的群众组织，这一性质就充分决定了中国工会它不是一般的社会团体组织，而是有着远大政治抱负，要履行和实践各种社会职能的政治组织。2.1.1指导劳动者了解自身所拥有的权益。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时，首先应充分了解自身应享有的权益。《劳动合同法》明确指出，工会组织应在劳动者与用工单位签订合同前，对合同中劳动者应享有的权益及用人单位应负的责任对劳动者进行指导，从法律层面规避劳动者合法利益被侵害的机率。2.1.2将劳动者诉求集中后传达给用人单位。《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与员工解除劳动时，必须征求工会组织的同意；当用人单位出现违反劳动合同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事项时，工会组织有权予以纠正，用人单位应该认真整改，并将整改结果反馈给工会组织。当出现用人单位危及劳动者合法利益时，工会组织可以将个体的劳动者集中起来，将汇总的诉求向用人单位进行传达，表达劳动者的心声。2.1.3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工会组织的基本职责就是当劳动者在合同订立、履行、终止劳动合同全过程中，对其合法权益进行维护，对劳动者诉求进行反馈，并针对用人单位提出改进措施。当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出仲裁或者诉讼前，提供法律知识援助，并积极进行沟通、协调。2.1.4工会组织保证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公平。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就业压力的加大，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强势，特别是对于一些缺少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劳动关系已经严重失衡。工会组织通过法律赋予的权利，将保障弱势群体的劳动者利益作为工作宗旨，促进了劳动关系的公平，维护了劳动合法权益。2.1.5协助人力资源保障部门进行执法监督。虽然法律规定处理劳动纠纷案件是由当地人力资源保障部门负责，但由于执法部门人力保障及对基层用工单位实际情况了解不够等原因，往往很难充分保护劳动者合法利益不被侵害。而处于基层第一线的工会组织，一方面可以直接接触劳动者，充分体谅劳动者的访求，另一方面可利用工会组织范围优势，及时、全面地将劳动者诉求向用工单位进行传达，并为行政执法部门执法提供协助。2.2工会工作在集体合同中作用集体合同是指劳动者集体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并经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备案，约定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书面合同。工会组织主要负责对集体合同的事前沟通、签订条款、履行过程及监督检查等方面的工作。集体合同对于保护大规模劳动者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在我国现在阶段劳资关系复杂、密集用工的餐饮服务业、建筑业，工会通过代表劳动者集体与用工单位就有关工资、休假、辞退赔偿等事项进行协调，并签订集体合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集体合同中规定的工资报酬和工作环境等条件一旦生效，用人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不得随意变更合同条款，工会通过实时监督或接受劳动者集体诉求，保证用人单位按照集体合同条款承担义务。

3工会工作在劳动合同法中权利与作用的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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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的规定,当合同成立生效后,发生了情势变更,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实际来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这就指出了情势变更原则的两大法律效果:变更合同和解除合同。当发生情势变更,当事人一般首先考虑的是变更合同,这是为了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对于合同的客观情况变化后所带来的显失公平的现象,变更合同可以较好地解决;当变更合同已经无法消除因显失公平而带来的后果,合同已经没有继续履行的必要,这就要解除合同。笔者认为,并非要有按顺序先变更合同然后再解除合同。当情势变更影响合同的效力带来显失公平或履行没有意义时,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情势变更原则给合同的效力带来的这两个影响,其理论依据是源于合同的有效要件,情势变更原则会对合同的法律效力产生了变更或解除的影响,这就说明了合同的有效要件出现了瑕疵,要消除瑕疵,恢复合同的有效性或者否定合同的有效性,这直接影响了合同的履行、变更以及解除。关于合同的有效要件,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要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

    这就是说合同的主体能够独立地订立合同并承担订立合同所带来的权利义务。在我国,由于合同不同,订立合同的民事主体不同,法律就对合同订立主体的意思表示能力以及对外承担法律后果的能力会有不同的要求。根据我国民法,只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的自然人、依法取得资格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才有订立合同的能力,这是对一般合同而言。对于某些特殊合同,例如订立烟酒合同的合同主体,还应取得由国家批准的烟酒经营资格。

    (二)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

    意思表示真实,是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客观上的含义与当事人的内心期待是相符的,它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与内心意志相符;二是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自愿做出的,不存在胁迫、欺诈、乘人之危、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情形。合同生效就要求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这是一种价值评断,是对合同当事人合意的一种评价。

    (三)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必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势变更原则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从合同的生效要件来看,是意思表示真实的要件及不得违反法律要件,在合同成立生效后就发生了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