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基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理论基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审计理论基础的概念界定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理论作为一种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审计实践活动就等同于审计理论基础呢？审计理论基础与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审计基础理论之间又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呢？笔者认为，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尤其是对某一事物的概念的界定，通过与其相关事物的比较，在差异中寻找本质的区别，就更能体现该事物质的规定性。

1．审计理论基础与审计实践。根据辩证唯物主义

认识论，我们可得出，审计实践活动是审计理论的基础和来源，正是审计实践的不断丰富推动着审计理论的不断发展。然而，理论的形成并不是实践的简单堆砌，而更需要一种理性的思维去引导实践，并发现和提炼实践中存在着的有规律的东西，只有完成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理论才得以最终形成。因此，审计理论基础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想，它体现了审计的本质，并不断地引导和推动审计实践活动的发展，促成审计理论的形成，从而为整个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支撑点。

2．审计理论基础与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审计理论结构，即审计理论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程序，是一个按一定逻辑关系组成的有机整体。其逻辑起点应是构成这一有机整体的最基础的部分，是理论思维的初始点，起着统驭全局的作用。加拿大审计学家安德森于1977年提出的审计目标起点论认为：任何领域的研究都要确定其研究的界限和目标，审计理论结构研究应以审计目标为逻辑起点，由其层层演绎出整个体系，其他审计要素都应围绕审计目标而展开。由此可知，审计理论基础与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如果将审计理论体系比喻为一座建筑物，那么其基础部分就是审计理论基础。

3．审计理论基础与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基础理论是指可以通用于任何独立审计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性的审计理论（如审计本质、审计职能等）。审计基础理论与审计应用理论是根据理性化程度对审计理论的一种划分，二者构成了完整的审计理论体系。因此，审计理论基础是理论体系的根基和起点，而审计基础理论则是审计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支撑与被支撑的关系。如果把审计理论基础比作是建筑物深埋于地下的部分，它支撑着整座建筑物，审计基础理论则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梁、柱等构成的建筑物的基本框架。

综上所述，审计理论基础是在一定的时空中，支撑着审计理论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根基与起点，是其他学科向审计理论转化的“关节点”。

二、审计理论基础的基本特征

由定义出发，审计理论基础的基本特征如下：

1．交叉性。作为其他学科向审计理论转化的“关节点”，审计理论基础本身就是诸多相关学科相互渗透的结果。在相关学科理论中，与审计存在本质相关性的部分构成审计理论基础，而该基础或其中一部分又同时构成其他相近学科的理论基础。可见，同一学科理论中可能包含着几个不同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而某一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多个相关学科相互渗透的结果，审计理论基础就具有明显的交叉性特征。

2．抽象性。审计理论基础并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它属于一种意识，是人们辨别审计实践，并从中提炼出某些规律性的一种思维凝结。同时，审计理论基础的抽象性特征并不能否定其客观存在性。

3．独立性。审汁理论基础虽然支撑着审计理论体系，但它并不像审计基础理论那样属于审计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它虽然是审计理论的根基和起点，但并不等同于审计理论结构体系的逻辑起点。审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审计理论基础，但作为理论支撑，审计理论基础在整个审计理论体系中处于相对独立的位置，其发展并不受制于审计理论的现状。

4．动态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审计理论基础也在不断地发展。每一个新学科的诞生，都丰富了这个“关节点”的内容。审计理论基础的动态性特征，决定了审计理论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审计理论基础的发展为审计理论提供了充分的营养，并成为其发展的动力。

三、审计理论基础的具体内容

根据与审计理论的相关性程度，可以从内涵和外延两个角度对审计理论基础的内容进行界定。根据对审计初始性理论起点的考察与分析，审计理论基础的内涵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哲学基础。审计本质是决定审计区别于其他客观事物的根本同性，也正因为如此，罗伯特·莫茨和侯赛因·夏拉夫在其《审计理论结构》中，在考察哲学性探索本质的基础上探讨审计本质。而作为应社会需求出现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审计最基本的职能就是监督。因此，从审计职能抽象出来的审计本质蕴涵了深刻的监督思想。监督思想最深的根源来自于哲学中关于人性的认识。“性本恶”论认为由于人的内在动力不足以使其自觉地履行义务、遵守规则，因此主张通过法制等外力来约束人的行为，而监督恰是一种有效的对人进行约束和管制的手段。西方的监控制度正是基于对人性恶的认识，才得到了今天的发展。此外，哲学作为反映事物普遍发展规律的科学，其对各学科都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也为审计理论提供了辨证的、唯物的思维方法。

2．管理学基础。在学科的划分上，会计学本身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审计学又是从会计学中分立出来的一门学科，因此审计学也同于管理学科，管理学的某些思想和理论理应构成审计理论的基础。尤其是管理心理学的出现，它集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为一体，在现今的管理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认识和应用。而管理审计学科的诞生及制度基础审计理论的提出，无不体现了管理学对审计理论发展的深远影响。

3．法学基础。法学对审计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审计范围和审计责任等基础理论的构建上。正如迈克尔·查菲尔德所说：“审计的范围和审计人员的责任通过法庭对一系列划时代事件的判决而得到了明确。”此外，各国《公司法》、《证券法》等也对审计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学作为审计理论基础的内涵，为建立协调审计主体、委托人与被审计单位三者关系的审计理论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4．经济学基础。作为，门古老的科学，经济学在经历了几次划时代的变革之后、其理论体系日臻完善，不仅使本学科得到了迅速发展，还为审计理论的构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经济学中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认识审计本质及审计职能开辟了新的思路。根据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委托人和人都是最大效用的追求者，而各自利益目标的不一致：导致了行为上的偏差。委托人为了使人朝着自身利益的方向努力需付出成本，监督则是能够降低成本、维系关系的有效手段。此外，监督也体现了审计最根本的思想，成为审计最基本的职能。另外，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都极大丰富了审计理论基础的内容，为审计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篇2

【论文摘要】：激励问题是管理界一直在探索的话题，是一个世界性和永久性的课题，也是我国 企业 尤其是上市公司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现代 企业理论和国外实践证明股权激励对于改善企业治理结构，降低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市场竞争力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股权激励是一种有效的激发人力资源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管理方式。鉴于此，文章粗浅得分析了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

在 经济 管理界，任何一种现象从出现到盛行，背后必然有其理论依据。股权激励是现代公司激励的主要形式之

一，股权激励制度产生的经济学依据，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就其实质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

（一） 委托-理论

委托-理论把企业看作是委托人和人之间围绕着风险分配所作的一种契约安排，是由米契尔·詹森（michael jensen）和威廉·麦克林（william h meckling）在1976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理论：管理行为、成本及其所有结构》中首次提出的①。委托-理论有两个主要结论：一是在任何满足人参与约束及激励相容约束而使委托人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激励合约中，人都必须承受部分风险；二是如果人是一个风险中性者，那么就可以通过使人承受完全风险(即让他成为惟一的剩余权益者)来达到最优激励效果。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人的行动不能直接被委托人观察到，从而产生人不以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为减少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所有者对其进行监督的成本，风险收入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变量。所以委托理论的关键是委托人如何设计相应的制度，并且如何在这种制度下保证人的自利行为同时也是有利于委托人的。制度设计通常需解决两类约束问题：一是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s），即需保证人愿意从事委托人委托的工作；二是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strains），即人的自利行为也是有利于委托人的。将委托理论运用于公司实践，就形成了委托-关系。委托关系通常是指委托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委托人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地授予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委托关系的实质是委托人不得不对人的行为后果承担风险，而这源于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备。委托理论是关于委托人如何设计一套激励制度来驱动人为委托人的利益行动的理论。由于委托人无法观察人的私有信息，也不能观测到人的行动选择或者观测成本太高，只能观测到产出（公司业绩），所以委托人需要通过一定的激励合同以促使人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为。

（二） 人力资本理论

人类对人力资本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开创者有奥多.舒尔茨（t.w. schultz）、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经济学家。人力资本是指附着在 自然 人本身上的关于知识、技能、资历和熟练程度、健康等的总称，代表着人的能力和素质。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率。人力资本是财产的一种特殊形式，也存在产权问题，只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只能属于个人，非激励难以调动，而企业则是众多独立要素所有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共同订立的特殊市场合约②。

通过经营者股权激励的制度安排，使经营者拥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既是对经营者人力资本价值的承认，也符合人力资本间接定价的特性。

（三） 契约理论

在公司中，存在委托-关系，委托关系是通过契约形式建立的，委托关系能否完善，关键在于契约能否制定得完善。委托-关系是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产权关系的必然产物,而有限理性的"经济行为"则通常会导致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结果往往是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其原因之一是信息不对称所致，由于人处于信息的前沿地位，其信息获取总比委托人更为有利；原因之二在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委托人在与人签订契约时，往往无法顾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因而无法订立完善的契约来限制人的越轨行为。这就导致委托人与人之间行为的不一致。不得已，委托人只好通过一种方式，让人能够利用自己的私有信息，既为公司服务，也为自己谋利。其结果，在管理方式上就出现了分权管理；在激励机制方面，就出现了股权激励。股权激励可以弥补不完全契约的不足，高管人员获得的股权激励的收益多少来自于高管人员的自身素质和经营中的努力，因而具有自我激励作用。

以上是我对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粗浅的分析，股权激励作为一种有效解决 企业 委托-问题的长期激励机制，只有更好的了解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了解其必要性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这种激励方式。

注释

① jensen m c, meclk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

② 周其仁. 《市场中的企业：一个热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和约》，载《 经济 研究》，1996年第6期.

参考 文献

[1] 曹凤岐. 《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研究》，《北京大学学报》, 第42卷第6期.

篇3

关键词： 建构主义 实用主义 反思教学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湖麦克马斯特医学院发现医学院的教学与学生未来在工作场所中面临的真实情境和复杂问题之间的连接并不紧密。1966年医学院成立了以美国神经病学教授霍尔德·巴罗斯为首的专家小组，制订了一个“三年规划”，标志着PBL的诞生。其特点是：1.把分析解决人类身体健康的核心问题作为获取及应用知识的主要途径，从而打破学科的界限，把人类生物学的许多课程融合在一起，并强调问题解决的过程。2.强调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变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以发展学习者独立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技能。3.把学习者分成小组，每个小组有5—6名学习者和一个指导教师。巴罗斯的PBL教学法打破了学科间的界限，具有以病人疾病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强调自主学习的教学特点。PBL有五大特征：以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始学习（driving question）、在真实情景中对问题展开探究、互相协作寻找问题解决的办法、学习技术提供了脚手架、学生创制出能解决问题的可行产品。PBL不同于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是老师先讲解教材，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后进行案例分析，而PBL是以问题为学习起点。诸多理论为PBL提供了结实的后盾，使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并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1.建构主义

PBL依据的主要理论就是建构主义。建构主义最早提出者追溯到瑞士的皮亚杰，他是认知发展领域最有影响的一位心理学家，认为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建构主义就源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基本内容可以从学习的含义和学习的方法两个方面说明：在学习的含义上，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一定情景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而非通过传授得到；在学习的方法上，提倡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既强调学习者的认知主体作用，又不忽视教师的指导作用，但教师和学生的角色不同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建构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只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假设或假说，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知识不能绝对正确地概括世界法则，需要针对具体问题情境对原有知识再加工和再创造；知识真正的理解只能由学习者基于自己经验背景而建构起来。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学习观、学生观、师生定位、学习环境、教学原则、教学模式、教学设计理念等都深深影响了PBL，在PBL的相关方面可以看到建构主义清晰的影子。

2.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现代哲学派别，在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一种主流思潮，其产生有自然科学根据和社会历史原因，奠基人詹姆士承认实用主义是“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现代科学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即探究的方法，实用主义者力图在哲学上系统地表述这种方法；美国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论证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的合理性，实用主义是其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的写照。人本主义也是实用主义的一个分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是杜威，就教育本质提出了他的基本观点“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教育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儿童去吸收，而是要使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教育的目的就在教育的过程之中；学校应该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一个雏形的社会。杜威的教学论有两个观点，强调从做中学，从经验中学，从那些真正有教育意义和兴趣的活动中学；好的教学必须能唤起儿童的思维，也就是明智的学习方法，或者说是教学过程中明智的经验方法。一个思维过程分成五个步骤：疑难的情境、确定疑难的所在、提出解决疑难的各种假设、对这些假设进行推断、验证或修改假设。教学过程也相应地分成五个步骤，一是教师给儿童提供一个与现在的社会生活经验相联系的情境；二是使儿童有准备地应付在情境中产生的问题；三是使儿童产生对解决问题的思考和假设；四是儿童自己对解决问题的假设加以整理和排列；五是儿童通过应用来检验这些假设。在这种教学过程中，儿童可以学到创造知识以应付需求的方法。PBL的以问题为中心、以学生为学习主体、发展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教学观念和实际教学流程都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得到不少启示。

3.反思教学

“反思”在当代认知心理学中属于元认知的概念范畴。反思教学包括两个部分，涉及两个反思的主体：反思性学习，主体是学生；反思性教学，主体是教师。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要在活动中进行建构，学生要对自己的活动过程不断地进行反省、概括和抽象。反思性学习，是通过对学习活动过程的反思来进行学习，不仅是一般性的回顾或重复，而且是深究学习活动中所涉及的知识、方法、思路、策略等，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的性质。反思性学习可以帮助学生学会学习，使学生的学习成为探究性、研究性的活动，可以增强学生的创造力，促进他们全面发展。反思性学习有探究性、自主性、发展性的特征：反思是在考察自己学习活动经历中发现新的问题，然后进行探究和解决；整个学习过程是学生的自主活动过程；反思性学习不仅要使学生完成学习的任务，而且关注学生自身的未来，使学生的理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得到发展。在反思性学习中，教师是促进者，需要积极创造反思条件，引导学生自觉反思，同时还要不断地对自己教学进行反思，以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PBL的最后一个教学环节——评价，涉及反思性学习和反思性教学。

篇4

（一）外部不经济性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环境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是解释环境问题形成的基本理论。对外部性的探讨从古典经济学时期就已经开始，但外部性作为一个正式概念，最早是由马歇尔提出，并由福利经济学家庇古丰富和发展。庇古区分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庇古在解释二者时指出：“此问题的本质是，个人A在对个人B提供某项支付代价的劳动过程中，附带地，亦对其他人提供劳务（并非同样的劳务）或损害，而不能从受益的一方取得支付，亦不能对受害的一方施以补偿”（庇古，1971）。可见，外部性是指某个微观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对其它微观经济单位所产生的非市场性影响。所谓非市场性，是指这种影响并没有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反映出来。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两方面，外部经济性是指正面的，积极的，有益的外部性，即未被反映在产品价格上的那部分经济活动的副作用，对社会而言是有益的。如蜂农养蜂的直接经济效益是生产蜂蜜，但蜜蜂采蜜时为果树授粉而给果农带来了好处，这就是蜂农养蜂活动的外部经济性（蔡守秋，2002）。外部不经济性又称负面的，消极的，有害的外部性。如生物化工厂的直接产品是化工产品，但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许多废气、废水、废渣等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了污染，但在化工产品的价格中却没有将这些污染造成的损失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中。庇古非常重视外部的不经济性，他认为，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不一致性，这两种成本之差就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外部不经济性与造成污染的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没有直接联系，污染不影响该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不能在市场上自行消除。外部不经济性理论深刻揭示了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分析环境污染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原因，并寻求内部化的途径，也就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办法。排污权交易制度正是建立在将排污成本内部化，并有效配置环境容量资源，达到有效环境治理目的的机制和措施。（二）“公地悲剧”理论“公地悲剧”这一概念来源于哈丁的同名论文，它描述了一个向所有牧民开放的牧场的经营情况：该牧场是公有的，畜群是私有的。自然法则是草场对牲畜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每增加一头牲畜都会给草场带来某种损害，但是这一损害由全体牧民分担。而市场法则是每个牧民都力求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牧民尽可能地增加牲畜头数，因为每增加一头牲畜，他将获得为此带来的全部收入。作为“经济人”的牧民，他们只考虑如何扩大畜群以增加收入，完全不考虑整个草场的破坏和退化，最终导致了草场报废，使全体牧民都不得不从草场撤出，从而酿成“公地悲剧”。哈丁“公地悲剧”理论说明了产权不明使得企业和个人使用资源的直接成本小于社会所需付出的成本，从而会导致资源被过度使用。“公地悲剧”说明了资源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对污染物的净化能力是一种环境资源，对这种公共物品的自由使用，每位排污者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无节制的排污行为便导致了环境公地悲剧的产生。排污权交易以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为前提，总量控制确认了环境容量资源的国家产权属性，需有偿使用而不再是公共物品。排污许可确认的污染物排放量则界定了排污者的排污权产权属性，既实现了对排污行为的有效监管和控制，又通过不同排污者之间排污权交易实现了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三）科斯定理1960年，科斯在芝加哥大学《法与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法律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法律对权利如何界定，只要交易自由，资源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有效配置，换言之，当交易无成本时，法律权利的任何分配都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此为科斯第一定理。但在现实世界中，交易成本总是大于零，由此又推出科斯第二定理：即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法律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因此，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对外部不经济性问题的解决，科斯定理不同于庇古理论。庇古理论认为，外部不经济性无法通过市场来解决，需要政府介入以克服“市场失灵”，如通过政府实施税收的方式，将污染成本增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由于政府的干预也是具有成本的，即禁止污染也会产生社会成本。因此科斯提出了“非干预主义”方案：认为政府干预行为是非理性的，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外部性内化问题。因此科斯定理推论出，在交易成本高昂时，采用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可能以更低的成本达到同样的结果，从而使效益增加，企业就是这样一种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但是科斯并没有简单在市场、企业与政府之间进行取舍，而是重视政府在特定交易发生的制度环境中的作用。排污权交易制度就是通过明确排污权的产权属性，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环境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调动了排污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同时，通过政府的制度安排减少了交易的成本，从而实现外部不经济性的最优解决。（四）资源稀缺性资源稀缺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将经济学定义为：它“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并将它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同时，经济学还认为，只有稀缺资源才具有交换价值，才能够成为商品。环境是一种资源，不仅仅体现在作为生产的资源要素方面，它还具有对污染物质的净化能力，形成环境容量资源。在人口较少，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环境的容量资源显得十分丰富，无论在资源的价值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既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同时又能满足人们的生产需要，因此它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迅猛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污染物排放已远远超出环境的可容纳能力，导致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程度急剧上升。这种环境功能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性正是总量控制的理论基础，也是排污权交易的前提。

管理学理论基础

（一）产生环境问题原因的外部性因素实际上是市场失灵的表现。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也使得在环境资源领域，市场机制不能很好的发挥它的作用。当市场失灵的时候，人们希望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用“看得见的手”去解决“看不见的手”办不好的事情。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看得见的手”并没把事情办好，甚至比“看不见的手”处理得更糟，由此便产生了政府失灵。政府失灵主要是指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政府失灵的主要表现有：代表性的局限、信息的有限性、对私人部门控制的有限性、决策的时滞性和实施的有限性、决策程序的有限性和政府干预的失控性等。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可以看出，单纯依靠市场手段或单纯依靠政府手段都不能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使二者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排污权交易是在政府管制失灵情况下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控制污染的目的，但它不是纯粹市场性手段，而是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产物。排污权交易制度中，从污染物总量的设定、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以及交易市场的构建、运行、监督，政府的职能都必不可少，但此时政府管制的理念、手段和对象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政府的角色从排污（配额）交易的主体变成排污权（市场）交易的监督者和保护者，从“运动员”转变成“裁判员”。因为单靠刚性管制手段并不能引导排污主体的积极性，更需要法律确认的具有财产属性特征的排放权利及交易制度来进行利益引导，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王清军，2009）。（二）公共选择理论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将公共选择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领域，既把官僚看成是理性的经济人，也把官僚机构作为生产者纳入公共选择的供给模型，关注的重点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因而被称为“官僚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西方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市场制度的失败，而是政治（政府）制度的失败，准确地说，是政府制度安排的失败。所以，有必要以改革为基础，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制约政府公共行为的政治决策体系，即公共选择制度（张国庆，2007）。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失败的分析也合乎逻辑地得出矫正政府失败的方法，其结论是：一要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约束和限制政府权力。二要用市场的力量改进政府效率。进行政府改革，并不是要否定政府干预，而是有效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及限度问题，确定好政府干预的范围、内容、方式及力度，使政府更好地履行其职能。因而，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也要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将市场调节与政府控制结合起来，在市场机制运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环境管理作用。排污权交易制度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政府在环境管理过程中公共选择的结果，它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使政府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高效控制环境污染（吴玲，2007）。（三）制度变迁理论制度是调整人们行为规则的总和。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而变迁。所谓制度变迁是指制度诸要素或结构随时间推移、环境变化而发生的改变，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需求诱发的结果。诺斯在1971年与兰斯•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具有相似性，同样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源泉。诺斯指出，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当然，不同的行为主体如个人、团体或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动机、行为方式以及产生的结果可能不同，但都要服从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者推动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到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然（卢栎仁，2010）。制度变迁理论为排污权交易制度替代传统的末端控制制度及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排污权交易产生的制度动因来看，是环境问题日趋严峻需要有效制度应对的结果。传统的浓度控制、排污收费等制度属于末端控制方式。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末端控制方式下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得不到有效缓解。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方式也因其高成本、低效率的弊端而无法有效改善日益严峻的环境状况。排污权交易体现了总量控制的要求，相对于排污收费的末端性特点而言是一种全过程控制的措施，相对于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方式而言是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一种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从排污权交易的制度目标来看，是通过激励机制促使污染者减少排放，从而实现环境治理的高效率。（四）新公共管理理论20世纪70年代，公共管理出现了新的范式转换，西方各主要国家掀起了一场“政府再造式”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等级僵化的科层体系向着一种更加灵活、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转变。这场转变是在适应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提高政府效率为背景下开展的。新公共管理亦称管理主义，近似的称谓还有“后官僚制理论”、“市场化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有这几个中心学说：以管理而非政策为焦点；以业绩评估和效率为焦点；将公共官僚机构分解成各种建立在使用者付费的基础上的处理事务的机构；准市场的使用和合同承包以培育竞争；一种强调产出目标、限制性项目合同、金钱诱因和自由裁员的新管理风格（陈振明，2000）。排污权交易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环境管理领域的生动体现，是政府在环境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注重污染控制的总量目标和环境管理效率的实现。

法学理论基础

篇5

摘 要：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讨论很多，但具体内涵是什么却是众说纷纭，本文即是尝试对此概念追根溯源，希望能够从论题开创者的论述中找到这个概念的真正内涵是什么。

关键词：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目的

一、问题的引出

在中国行政法理论研究的语境中，“行政法理论基础”议题，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学者抛出后，一石击出千层浪，学者们纷纷跟进，随之各种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观点纷至沓来，诸如“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政府法治论”等等。学界在这一二十年间，提出了很多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观点，但是我们看到，即便是“行政法理论基础”范畴本身是什么，大家都还没达成共识，更别说在理论观点上的融合了。有学者一针见血的指出：“……有人高谈此‘论’、彼‘论’，甚至忙于造‘论’，却连‘基础理论’到底指什么都未弄清。”①已经有学界同仁开始反思：行政法理论基础议题是否“真的”存在？最直观的看法是：为什么只有行政法学存在“理论基础”的争论，而其他部门法，特别是民法，刑法等成熟的部门法都没有此议题?稍微对各部门法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理论基础”议题也仅是行政法学界的“独创”。这个问题是需要行政法学界予以澄清的。

二、论题分析

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议题由谁率先提出，学界对此已经无从考证，似乎也成为“历史之谜”。但较为明确的是，以应松年、方彦、朱维究合著的《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3提出的“为人民服务论”以其“阐述得比较明确、充分的一种观点”②首开“擂台”，随后各路“豪杰”纷纷对此议题做出回应，从而拉开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议题热烈讨论的序幕。

但是，在《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一文中，作者并未给“理论基础”概念下确切的定义，我们只能从作者行文的其他表述中进行归纳。作者认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问题是很重要的课题之一。它不仅反映了不同类型行政法学的阶级本质和形成过程的具体历史特点，而且直接影响行政法学的体系结构、主要观点以及整个行政法学的研究和发展方向。”③作者主张“社会主义国家行政权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对行政机关的多渠道监督体系不失为了控制权力，而是为了行政机关能更全面、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行政法学新体系的建立，应当以如何保障和推进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为核心。”④以此，学界根据作者的观点将其归纳为“为人民服务论”。从作者给“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赋予的重要意义和给出的基本主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所谓“理论基础”概念带有很浓烈的“目的论”意味。特别是作者论述到社会主义国家行政权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紧接着说道“社会主义行政法学新体系的建立，应当以如何保障和推进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尽管作者没有明确使用“行政法的目的”一词，但如果我们来考查《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一文的历史背景也可以明白个大概。此文发表于1983年，在此之前的1982年宪法刚通过不久，可以说是为行政法学研究提供了宪法基础和根本保障，而在此前更早的时候，由于受到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法治宣言的鼓舞，学界也由此开始思考行政法的基础理论问题。

在《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一文中，作者还说到，二战后“两大法系的行政法正日益接近。……目前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法学正处于比较混乱的阶段。各国行政法学者都在探索新的出路。”⑤所以在接下来的部分，作者认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也应寻求突破，建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宪法规定的新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尽管逻辑上这种为引出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议题所作的铺陈是值得质疑的。但在介绍西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字里行间，所谓“西方行政法理论基础”主张和“行政法目的论”其实还是同义的。如作者在《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中，首先分析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代表性国家所谓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包括弗拉里耶尔的“公共权力说”、狄骥的“公务说”、以H・W・R韦德为代表的“控权说”）形成的历史原因，认为它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资产阶级能够顺利地完全掌握行政权力”⑥和为了“资产阶级统治增添一层保护色”⑦。

为了确证行政法理论基础一词是否另有深意，不妨来考查下该词的西方渊源。在作者的《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中，我们也只能找到作者阐述到：法国的行政法建立在“公共权力说”、“公务说”等理论基础之上，英国的行政法建立在“控权说”理论基础之上。⑧通篇作者并未给出“行政法理论基础”概念在西方的确切出处！唯一涉及到“行政法理论基础”含义也只有作者在开篇给它所赋予的“重大意义”了，让人感觉解决了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就可以解决行政法的所有问题，并且作者在全篇也都在使用这个词汇，但它具体内涵外延是什么，作者却三缄其口，也不得不让人感到疑惑，作者“杜撰”这个词到底有何用意？

三、小结

回顾既往，“行政法学理论基础”自被学者提出之始，在概念、逻辑、研究方法等等方面就存在可质疑之处，但后续学界似乎对这些问题都不感兴趣，唯独“行政法理论基础”这个“招牌”却很受学界欢迎。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范围不仅偏离了概念初创者所探求的“行政法的目的”，而且还有部分学者的主张完全超出了行政法学研究规范，如上述谈到“政府法治论”所强调的“政府”和“法”的关系，很明显这是宪法学的研究范畴。也许会有人想问，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通过“行政法理论基础”来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来回想下“行政法理论基础”概念时基于什么原因创造出来的。前文已经提过，议题开创者在表达他们的核心观点时其实提出了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行政法的目的是什么？笔者以为，正是行政法理论基础这个概念被赋予了对“行政法目的”反思的这层含义，所以它才会在上个世纪90年代重现光芒⑨并为学界所推崇。

翻开近二十年来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议题的学说，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给“行政法理论基础”真正明确定义，更多的是类似于《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中给出一个概括式的说明。在一些学说中，一方面，他们给予行政法理论基础概念极高的期望值，似乎可以解决行政法的全部问题，另一方面在具体论述内容上，却只是表述行政法目的的观点。这无疑会给造成一种误解，即基本概念和表述的内容之间的“间隙”让人感觉名不副实，造成学术探讨的困扰。⑩ （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

注解

① 沈岿、王锡锌、李娟：《传统行政法控权理念及其现代意义》，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1期，第61―76页。

② 叶必丰：《公共利益本位论与行政诉讼》，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 年第6 期，第17 页。

③ 杨海坤：《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政府法治论》，载《中外法学》1996 年第5 期，第53 页。

④ 事实上，还存在“为人民服务论”、“人民政府论”、“公共权力论”、“服务论”等等一些获得部分学界同仁承认的论说，鉴于理论影响相对较弱，在此不一一列举。

⑤ 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

⑥ 沈岿：《行政法理论基础回眸――一个整体观的变迁》，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66页。

⑦ 应松年、方彦、朱维究：《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⑧ 杨海坤：《论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载《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第139页。

⑨ 应松年、方彦、朱维究：《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⑩ 应松年、方彦、朱维究：《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同上。

应松年、方彦、朱维究：《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同上。

同上。

“行政法理论基础”自应松年教授等写的《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初探》在1983年提出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默默无闻的，直到90年才被学界发掘出来，作为一个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如周佑勇教授在《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中道：“ 所谓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指能够揭示行政法所赖以存在的基础, 并用以解释各种行政法现象以及指导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的最基本理论。”

篇6

【关键词】董事离任义务 理论基础 规制

一、董事离任义务与在任义务的关系

董事义务分为董事在任义务与离任义务。在任义务是指董事在任职期间应当对公司承担的义务，离任义务是指董事在脱离董事职位后应当对原公司承担的义务。董事在任义务是离任义务的前提，正因为在公司担任过董事，在离任后才有义务。虽然董事离任义务基于在任义务，但由于“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董事在离任后几乎不享有对原公司的权利，因此需要履行的义务也必然不会超过在任义务。

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勤勉义务是基于董事职务的，即以董事处在董事职位之上作为衡量是否合理行事的标准，因此董事离任后就不必要履行勤勉义务。而忠实义务则要求董事在任何时候代表公司行事时，都必须将公司的利益放在首位，不得以牺牲公司利益作为代价而获得个人利益。在董事离任后，仍应当承担一定限度的忠实义务，因为曾经作为董事时获取的商业秘密及商业机会仍有延续，这些都是公司的财产，不能因个人利益而损害公司的利益。

综上所述，董事离任义务应当是在一定限度内对公司承担忠实义务，具体包括保密、竞业禁止、不得自我交易、禁止策反以及不得利用埋伏的商业机会等。

二、董事离任义务的理论基础

（一）民法理论基础。

1.诚实信用说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被称为“帝王条款”，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应当讲求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利益。诚实信用原则要求离任董事不得运用自己在公司任职时所掌握的公司重要的商业秘密、商业机会牟取私利，或者违反与公司签定的约定而与公司竞争，以致损害公司的利益。

2.表见说

大陆法系国家认为公司股东与董事之间的关系是委托关系，其中，公司股东是委托人，而董事则是人。董事离任后，权实质上已经消灭，但是由于受到该董事的影响或处于对该董事的信赖，曾经与该公司有过经济活动的或欲与该公司进行经济活动的第三人就会误认为该董事仍然在职，享有权，从而同该离任董事进行一些经济活动，致使离任董事成为实际上的表见人。正是由于这种表见，使董事得以利用公司的商业机会等，如果不加以约束，则会对公司利益造成损害。

（二）合同法理论基础。

董事离任义务的合同法理论基础是后契约义务理论。所谓后契约义务是指合同关系消灭以后，当事人负有的附随义务，它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的重要体现。基于后契约义务，董事在离任以后，与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终止以后，仍需承担某种合同法上的义务，而且这种义务基于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三）劳动法理论基础。

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当事人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有关事项”“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或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事项，对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于重要的商业秘密，各国大多规定为公司所拥有的财产特征非常明显的知识产权，离职雇员负有默示的保密义务，雇员在受雇期间或在雇佣关系终止后都必须承担。如果缺乏明示合同，法庭可能依默示合同进行调整。董事除了本身的身份以外，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根据与公司董事会订立的雇佣或服务契约而成为的公司高级雇员，因此也需要依据劳动法履行离任义务。

三、对董事离任义务规制的探索

（一）规制方法。

1.从法律的层面进行统一规范

即通过建立相关的法律规范直接对董事离任义务进行规范。通过法律进行规制，一方面具有更严肃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适用范围更广，但是可能过于僵化，不能灵活变通。

2.从契约的层面进行规范

即通过董事与公司签订合同的形式明确董事的离任义务。契约方法的形式也是灵活多样的，包括在公司章程中进行规定，也包括由公司和董事签订协议的形式，而后者又可以采取如下的形式：一在董事在任期间签订协议，涵盖在任义务和离任义务，二在董事离任时与公司签订离任义务协议。这种方式可以使不同情况的公司、董事根据自身情况签订协议，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但有可能出现由于契约双方当事人力量的不对等而导致签订的契约不公平而损害一方当事人的情况。

（二）完善董事离任义务的具体措施。

1.区分一般保密信息和重要商业秘密

不能把一般保密信息当作重要的商业秘密，从而加重离任后董事的负担，也不能为减轻离任董事的负担，把本该是重要的商业秘密看成是一般保密信息而损害原公司的利益。至于二者的区分，应当以同行业竞争企业的眼光来衡量。董事离开原公司的时间越长，约定的保密范围中就有越多的信息为公众所知。因此需要确定合理的保密期限。

2.从业地域的相对限制

对董事离任后的工作地域不宜采取绝对限制的原则。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标准。例如原公司的营业地域范围狭小，如果要求离任后的董事对此范围外的所有地域进行竞业禁止显然显失公平。如果原公司虽未在某一地方从事某一营业，但已经着手准备或者着手准备已经相当明确的场合，则离任后的董事对此地域就应遵守竞业禁止的相关规定。

参考文献：

篇7

【关键词】道德领导 时代动因 组织社会学 价值领导

【中图分类号】G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26-0021-01

道德领导的概念最早由美国教育管理学家托马斯・J.萨乔万尼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学校道德领导就是强调在学校领导中建立共同价值信念，树立道德权威与专业权威，建立德行学校及实行服务式领导方式，以完善学校领导方式。

一 道德领导理论的时代动因

1.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运动反思

二战之后，美国经历了三次教育改革运动，分析三次改革浪潮，可以看出，70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策略，大都偏重于管理和体制方面，倾向于将在企业管理中的理论与方法，硬套于“学校改善”。只有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严明的纪律标准以及赏罚分明的物质刺激等企业管理方式才能有效改善美国学校的低效能。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国际性的抽样测试中，美国学生的成绩仍然很差；学校继续面临着大量折磨着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问题；教师对于教育事业并没有真正的热忱，他们的工作多半只是为了谋生的考虑。”正是看到了现实中教育改革的不足与缺陷，萨乔万尼提出只有基于道德权威的领导，才能把学校转化为学习共同体，形成学校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承诺、奉献和服务。

2.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女权运动的启示

自1977年休斯敦全国妇女会议的召开，美国女权的运动取得了一定成绩，大量的女性进入社会，投入工作，传统的领导方式，无法引起女性的共鸣。“现代管理是一种男性的创造物，它以强调个体的雄心和其他个人的考虑取代了对家庭和共同体的强调。”而女性倾向于强调联结的关系、归属等因素。它提倡的以价值为本的领导、构建盟约行共同体、下放权力与团队精神以及采取服务式领导都是来源于对女性领导风格的借鉴。

二 组织社会学与领导学理论借鉴

1.美国组织理论家、社会学家阿米泰・埃兹昂尼（Amitai Etzioni）的影响

萨乔万尼在《道德领导》致谢中就专门写道埃兹昂给予他深刻的启示：一方面，萨乔万尼在谈及学校领导的激励与鼓舞时，埃兹昂尼的动因分析给了他直接的启示，“人类是以道德判断来审核他们自己的欲望的”，人们所做的决定及外显的行为是可以用道德承诺进行解释的。因此，真正能开启学校领导动机源泉，使学校组织成为真正学习的共同体，就需要发展一种基于专业和道德权威的领导实践。另一方面，埃兹昂尼的“马赛克”理论，即调和共同体与多样化理论，在萨乔万尼领导学中，发展成为建设“学校道德共同体”理论。“马赛克是用构架和胶水将不同形状和颜色的种种要素结合起来组成的”，埃兹昂尼用马赛克隐喻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共同体组成，他们有各自独特的文化特性，同时每个共同体也是一个更具囊括性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共同体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并对所共享框架的牢固性负有责任与义务。“有原则的分权”与“分层式忠诚”是解决共同体间分裂的有效解药。在学校共同体组建中，道德权威与专业权威是有效黏合剂，而道德权威的中心是共享的共同体成员的个体权利与价值、个体既要忠诚于自己的共同体，同时忠诚于更大的由许多学校组成的共同体的“共同体规范”。

2.当代价值领导理论的直接影响

领导学自20世纪30年代诞生以来，理论发展大体历经四个阶段：特质理论、行为理论、权变理论及当代价值领导理论。这些领导理论都是建立在工商企业管理的背景之上。但当代领导理论在关注领导技术的同时，开始更加关注情感、信仰、责任、道德等因素，趋于价值走向，正是这一点促成了萨乔万尼道德领导理论观点的确立。以价值为本的领导主要包括：魅力型领导、转化式领导、领导替代品及自我领导理论。（1）在学校领导中不应该过分依赖基于科层权威与管理技能的“世俗权威”，而应扩展教育领导的“道德权威”与“专业权威”作用，即以领导者杰出的专业品质及对共同体的责任心与义务感作为权利要素。（2）萨乔万尼将“领导替代品理论”引入教育领导理论领域发展并拓展，学校领导应该确立四种领导替身（共同体规范、专业理想、工作本身的愉悦以及同行伦理），从而使领导从物质与控制层面拓展到文化与精神层面。（3）转化式领导侧重于强调内部的动机和需求的重要性。萨乔万尼指出，实现道德领导的关键步骤就是契约式领导，契约领导与转化式领导的高级阶段是相对应的，意在使学校的目标和目的得到人们的认可，使领导者与追随者结成道德盟约。

时代动因和理论背景的分析，能够成为我们研究萨乔万尼道德领导理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也为我们探寻现代学校组织发展与变革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有益借鉴。

参考文献

篇8

我国的所得税会计理论虽然起步晚，但经历了不断改革之后，所得税会计理论已经基本完善。本文将首先介绍文章中将要涉及的相关的重要概念，其次，对所得税会计理论基础进行阐释，最后，本文将对我国现行的所得税会计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所得税会计的概念及其成因

所得税会计（income tax accounting）是研究处理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差异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在所得税会计中有几个本文由收集整理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此有必要做一个明确的界定即：永久性差异、暂时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

（1）永久性差异。永久性差异是指某一会计期间，由于会计制度和税法在计算收益、费用或损失时口径不同所产生的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本期发生，不会在以后各期转回。

（2）暂时性差异。暂时性差异是资产或负债的计税基础与其列示在会计报表上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异，是指一项资产或一项负债的税基和其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账面值之间的差额，该差额在以后会计期间当资产收回或负债偿还时，会产生应税所得或扣除金额。与时间性差异不同，对暂时性差异的定义是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出发的。

（3）时间性差异。时间性差异是指税法与会计制度在确定收益、费用或损失时的时间不同而产生的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的差异。对时间性差异的定义是从损益表的角度出发的。

而所得税会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就是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存在的差异所致。而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由于遵循的原则不同，前者遵循的是会计准则而后者遵循的是税法。正因为如此，企业在计算所得税时必须将会计收益按照税法的要求进行调整，由此也就相应的产生了所得税会计。

二、所得税会计的相关理论基础

我国所得税会计起步较晚，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所得税会计理论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并且逐渐与国际会计理论相趋同。具体来讲，我国的所得税会计理论经历了从收入费用观到资产负债观的转变，接下来，本文将对这两种观念做简单的介绍。

（1）收入费用观。收入费用观是指根据收入和费用来确认与计量企业收益，这种观念认为收益是收入与费用直接配比所得出的结果。因此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计量收益的方法又被称为收益表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对费用、收入等会计要素进行确认和计量。并且在此影响下的财务报告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是收益表。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会计处理方法的缺陷在于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当会计主体发生收益平滑或盈余管理行为时，可能会导致账面收益与实际业绩完全脱离，甚至连对于收益的反映也不够准确。

收入费用观要求准则制定者在准则制定中，首先考虑与某类交易相关的收入和费用的直接确认和计量。

（2）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相对应的一种观念是资产负债观。这种观点认为收益是企业期初净资产和期末净资产比较的结果，主张直接从负债和资产的角度确认与计量企业的收益，因此被称为财产法。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会计处理方法更加注重交易的实质，它将收益与资产、负债联系起来，并且加入了递延、应计、摊销等会计程序，从而使得利润的客观性增强。同时这种观念指导下的会计准则更加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3）我国会计理论基础的变化。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中规定我国企业对所得税的核算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这一规定使得我国所得税会计处理的基础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它要求企业在取得资产和负债时，应当确定其计税基础。当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与其账面价值存在差异的，应当确认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而在此准则之前，我国使用的是《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它要求企业在收入费用观的指导下采用应付税款法及纳税影响会计法等等。从以前的收入费用观念指导下收益表法转变为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的财产法。这显示着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

三、我国现行的所得税会计准则存在的问题

（1）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及其转回政策设置不合理。所得税准则规定，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利用可抵扣性暂时差异带来的经济效益，应当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继后期间根据新的环境和情况判断能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利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使得递延所得税资产包含的经济利益能够实现的，应相应恢复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未来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的确认有一定的主观性，这就导致管理当局有机会认为的操作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处理，例如将其计入营业外支出以达到操纵利润目的。

（2）相关科目设置不够细致。在新的所得税会计准则中有些科目设置不够细致，例如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准则规定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时，准则又规定企业对能够结转后期的可抵扣的亏损，也应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而准则又未设置二级科目，以区分两者。这就给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工作带来难度，同时，也给企业利用规则漏洞少缴纳所得税提供机会。

篇9

关键词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 程序主体性理论

中图分类号:D912文献标识码:A

刑事诉讼关乎公民的人身、财产、乃至生命权,如果在被追诉者毫无设防的情况下进行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将荡然无存,这也与刑事诉讼注重人权的时代潮流相背驰。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规定了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介入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自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不仅可以自己辩护,而且可以聘请辩护人为自己辩护等等。这充分表明了辩护制度在刑诉法修改后得到了很大的完善。但是,新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已有十几年,全国的刑事案件辩护率却仍维持在30%的水平。刑事诉讼辩护率低的原因是什么?理论界、实务界已对此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探讨,但是,总结的原因大都“浮在水面”,没有追根溯源,这也就使解决的方法无的放矢,不能立竿见影、卓有成效。笔者认为,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诸项制度的基础,它的发展和完善过程是社会对被告人人权的认同过程,也是对其理论基础的不断认识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只有理清这项制度的基础,才能从根本上健全和完善刑事辩护制度。

1 刑事辩护制度理论基础初探

观念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不同的观念,可以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法律制度和社会形态,甚至可以引起争端、冲突和战争。对同一观念的理解角度和程度不同,也可以导致对同一事物、同一制度的处理方式和建设方法的不同。我国现在的刑事辩护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水平,正是我们对其所持观念的反映;而要进一步从立法和执法上改进和完善现有的刑事辩护制度,就必须澄清有关的模糊观念,建立一些先进的观念。①制度无一不需要理论基础的支撑,如果概念和制度的理论基础定位不对将影响整个制度的运行和定位,辩护制度亦是如此。

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学术界大致有下列观点。传统的观点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刑事辩护制度的唯一基础。还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有三,即对立统一规律、无罪推定原则和程序主体性理论。②还有学者认为,“法治”原则亦是理论基础之一。③还有的认为,刑事辩护制度不仅是程序主体性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指导下的结果,更是民主原则――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理念在现代刑事诉讼领域的集中体现。④有的学者将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分成政治基础、伦理基础、逻辑基础和哲学基础,并进而细分。⑤还有学者认为,反抗权、参与权和辩证法分别是刑事辩护制度的社会心理基础、政治基础和技术基础。⑥

2 刑事辩护制度之唯一理论依据――程序主体性理论

根据对以上观点的分析以及对刑事辩护制度产生和发展进程的考察,笔者认为,刑事辩护制度的唯一理论依据是程序主体性理论。

第一,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它揭示了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和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是贯穿于其他规律和范畴的中心线索,而矛盾分析方法是我们最根本的认识方法。于刑事辩护来讲,对立统一规律主要告诉我们辩护权与控诉权是矛盾的统一体。它们共同服务于审判,其统一性表现在互为条件,相互依存,让“真理越辩越明”。同时二者亦存在冲突,辩护权与控诉权又会相互制约,辩护权的行使又可能抵御对犯罪的追究,使罪犯逃避打击。故此,有学者指出,“诉讼制度在设计辩护权范围和权利行使方式时,不能不考虑打击犯罪与公民的法律安全之间的矛盾而将其限制在‘合理’的范围”。⑦担心律师介入诉讼范围过大会引起消极影响,这也是《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没达到人们期待程度的原因。笔者认为,不论是从追诉犯罪,还是从“相对合理”的角度来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都不应在“被限制”之列。对辩护权的任何阻碍都是在已经有诸多缺陷的辩护制度上再割一刀。可见,将“对立统一规律”与作为法律制度的辩护制度在一个语境下讨论,容易使人们将辩护权的行使和逃避打击相联系,更容易使辩护权的作用仅仅被界定为“发现真实”,而忽略它的独立价值。第二,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这里是要有一个前提的,即所有被追诉之人都是诉讼的主体,是程序的主导者之一。只有被追诉人成为诉讼的主体,他才有机会和资格被当作无罪的人来对待。因此,程序主体性理论和无罪推定之间自然是上下位阶的关系。第三,“法治”是作为一种治国方略被提出的,只是后来为法学家所引进成为部门法的原则,它的含义是程序的主体应当严格遵守程序法和实体法,崇尚法的权威性。这也就是说程序的主体不允许任何一方附庸于另一方,都应当是是守法的主体,因此,程序主体性理论和法治原则的关系亦是同上。第四,民主原则要求整个刑事程序中的主体都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程序的进程,从而实现控辩双方平等。这就要求被追诉人有充分的话语权,即辩护权以便和控方进行抗衡,被告人的主体地位也是他享有民利的前提。民主原则和程序主体性理论的关系也就显而易见了。第五,理论基础应是某项制度在理论上的渊源或者哲学上的来源。而理论基础多元化的结果往往导致对这项制度的分析角度过多,而最终导致其发展路径的无所适从。第六,近代自然法思想启示我们,反抗压迫权是天赋人权。辩护权正是被追诉者的反抗压迫权在刑事程序中的彰显。参与权是上述民利的体现。辩护权同样也是参与到刑事诉讼中并发挥作用的表现。⑧但是,要注意的是,参与权、反抗权都是人的权利扩大和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都是被追诉者应当或者说已经成为程序主体之后所得到的权利。那么,被追诉者的程序主体地位自然成为被告人诸项权利的前提。可见,以上原则虽然和辩护制度联系密切,但这些原则、权利都可在程序主体性理论中找到根据和落脚点。因此,刑事辩护制度的唯一理论依据应当是程序主体性理论。

考查刑事诉讼的发展过程,历史上出现过三种刑事诉讼模式,它们是奴隶社会的弹劾式诉讼模式、封建社会的纠问式诉讼模式、近现代社会的控辩式诉讼模式。此三种模式对刑事辩护制度的保障和承认是截然不同的。在古罗马帝国弹劾式诉讼模式下,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雏形就已经存在。在这种诉讼模式下,原、被告诉讼地位完全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用攻防来推动刑事诉讼的进行。因此,被告人作为诉讼的主体不仅应该而且实际上有多种救济的渠道,那时,被告人防卫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就是他们的刑事辩护权了。因此,在这种模式下,被告人的辩护权是完整的。但是,当封建制代替了奴隶制之后,统治阶级认为弹劾式诉讼并不利于其极权统治,从而将其废除,推行纠问式诉讼。封建纠问式诉讼是国家对犯罪和犯罪人的一种“报复”,他们将犯罪看成是对暴力统治的极大威胁,尽其所能惩罚、打击犯罪。其结果是刑讯逼供盛行,完全忽视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被追诉的人仅仅成为诉讼的工具,被任意刑讯逼供,成为诉讼的客体。被告人仅有招供的义务,没有辩护的权利。这样,刑事诉讼机制的人权保障功能丧失,刑事辩护制度缺位。后来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用天赋人权等理念对刑事诉讼进行改造,实现了控辩审三方分离,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控辩式诉讼模式。控辩式诉讼模式强调对诉讼参与人的诸项权利的保障。认为司法正义应当在程序法制的情况下实现,这其中主要是保护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自此之后,被追诉人再也不用面对集权主义的司法权,控辩双方实现了平等的攻防。由此,被告人终于摆脱了诉讼手段的角色和地位,而成为享有诸多诉讼权利的主体。既然被告人被视为是刑事诉讼的主体,当然就有必要保障与其他地位相称的权益。为此,必须赋予被告人为自己进行辩护的权利。⑨由此,刑事辩护制度得以重生,启动了刑事诉讼文明化、民主化的发展趋势。所以,被追诉人程序主体地位的兴衰与辩护制度的存废是息息相关的。

由此可见,程序参与者的地位关系到程序的实际意义。程序主体性理论的中心思想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法官和控诉人一样,在三角关系中处于平等地位。他旨在确立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旨在赋予被追诉人各项诉讼权利以抑制不断膨胀的行政权和司法权,从而使刑事诉讼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基本人权必须得到充分的保障,同时,他作为诉讼参与者的程序主体地位必须得到制度上的支撑和尊重。只有这样,现代刑事诉讼才与野蛮专横的封建纠问式诉讼区别开来,从而不仅表现为一种过程,也表现为一种理性的程序。这就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程序主体性理论的内容。⑩另外,在我国,强调程序主体性理论作为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很长一段时间,刑事程序的目的一直都被界定为惩罚犯罪,所以刑事辩护制度都是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附属制度而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认知。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在保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人权上迈出了一大步,但是实践中将被告人仍然看作程序客体的观念仍然大行其道。所以,将程序主体性理论作为刑事辩护唯一的理论基础,更有利于解决当前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完善和促进刑事辩护制度。

被追诉人也许是真正的罪犯,也许不是。也许已经为被害人深恶痛绝,但其被真正确定有罪以前也仅此而已。辩护人,尤其是辩护律师既非天使,也非魔鬼,而只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群体,将律师视为正义的化身或将律师当成社会的异己力量,都会导致对律师的偏见和歧视。当刑事辩护制度背后的意识性、精神性因素为人们所认同时,他们将逐渐摆脱传统法律观念的桎梏;人们的认识也将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他们对刑事辩护制度的消极态度也将逐渐为积极态度所替代。

注释

①田文昌.刑事辩护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89.

②熊秋红.刑事辩护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74-111.

③田文昌.刑事辩护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107.

④欧卫安.对刑事辩护制度理论基础的再认识[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

⑤朱林兵.试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J]. 湖北社会科学,2008(1).

⑥谢佑平.生成与发展:刑事辩护制度的进化历程论纲[J].法律科学,2002(1).

⑦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05.

⑧谢佑平.生成与发展:刑事辩护制度的进化历程论纲[J].法律科学,2002(1).

篇10

新课标提出要整体提高学生的素养，“重视积累、感悟和熏陶”，但并未对感悟作出明晰的界定。目前已有学者从教学、学习的角度对感悟教学、感悟学习进行探讨，但“感悟”的潜隐性和长期性，使许多教师未能在课堂中实践。鉴于此，分析感悟教学的理论基础，把握其内涵，就尤为重要。

一、感悟教学的内涵

(一)何为感悟

对感悟该如何定义?这是研究感悟教学时无法回避的问题。《辞海》道：“受到感动而醒悟。”《辞源》则说：“有所感而觉悟。”以上解释，似乎并不能阐明感悟的确切内涵。教学中的感悟该作何解释，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感是人脑对事物个别属性的认识，是一切较高级、较复杂的心理现象的基础，是人的全部心理现象的基础”。所有这些对事物个别属性的认识表现为个体经验。而悟则是人脑对客观事物反复地揣摩、思索、探求，通过分析、比较、抽象、概括而得出结论的一种认识活动过程。笔者认为，感悟是指在个体经验的基础上依靠“智慧”产生“顿悟”或“领悟”的过程。从心理过程看，感悟是个体通过分析、比较、抽象、概括等而百思不得其解之时，自身已有的经验起到了作用，使之突然灵光一闪，茅塞顿开，透过事物表象发现了事物本质。苏轼诗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从“深思”到“自知”的过程就是悟。“悟’是通过大量“读”来“感”为基础的。

从学习论角度看，感悟是一种优化的学习之“道”。任何一个学生学习上的进步，都是由于不同程度地建立了表现为外部信息和自身内部信息结合物的新思想。这种新的思想，或者本身就是感悟，或者它的产生需求经历一个感悟的过程。在感悟的过程中，主体通过自身活动对事物进行领悟，创造性地完成对知识接受、运用和内化的认知过程，其思维处于异常活跃的状态，同时伴随着愉悦的情感体验。

(二)何为感悟教学

基于对感悟的理解，笔者认为可将感悟教学界定为：感悟教学是教师根据学生的生活经验、认知特点、个性特征等有目的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学习的过程，它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对学习材料进行反复的揣摩、思索，通过分析、比较、抽象、概括，创造性地理解文本，最后使得联想、想象和理解得以展开、跃进，情感体验得以加深，才情得以发挥，人格得以升华。

明确感悟教学的内涵，有助于有效实施感悟教学。笔者认为提倡感悟教学，就是强调对文本的多元解读及对学生个体差异的尊重，这与新课改的理念是一致的。新课标特别强调“形成主动的学习态度，关注学生学习兴趣和经验，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和合作的能力”。感悟教学注重学生思维的展开，强调方法的运用和经验的积累，能很好地克服以往教学中“考察学生的趋同思维多，鼓励学生求异思维少；考察学生的学习结果多，指导学生的学习过程少；考察学生显性的知识掌握程度多，促进学生体验和感悟少”的弊端。感悟教学的内涵体现着这样一种理念，即课堂教学要真正发挥“为人”的职责本性，并以社会价值为导向，重组教学内容，真正实现“书本知识与人类生活世界沟通，与学生经验世界、成长需要沟通，与发现、发展知识的人和历史沟通”。

二、感悟教学的基础

(一)中国语言基础

汉语具有浓烈的民族文化特色，即以意会为句子连贯的纽带，善用比兴，讲究意象和意境。《周易略例.明象》中日：“言生于象，故可循言以观象；象生于意，可循象以观意。”可见汉语可以借助语言文字表达物象，进一步透过物象去领悟内心感受。叶绍虞先生说：“汉语造句在形上以人的言语的自然声为依托，形成浑厚的句读段，适于诵读吟唱；在神上以自然时序、事理逻辑为依托，形成天人合一的意象流程，适于体验和联想。”在这种“形”与“神”的共同作用下，汉语的语法作用被消隐、弱化，而语义作用和句读功能则逐渐凸显。这样的语言文化心理特征，成就了我们的思维习惯：以形象思维为主，重视整体的感悟。因此，反复的读，口诵心维，做到“眼到、口到、心到，使心入于境，情会于物”，才能心领神会，通达“悟”的境界。

(二)理论基础

感悟教学除了具有中国语言学的基础之外，它还以多元智力理论、建构主义理论、迁移理论为基础。这就为感悟教学的实施提供了多重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深入进行感悟教学的研究提供了多维视角。

感悟教学是一种以多元智能理论为基础的教学理念加德纳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智力倾向，都是具有多元智力的个体，而不是只拥有单一的、用纸笔测验可以测出的解答问题能力的个体。基于这种理论基础，我们应该认识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认识到他们没有完全相同的智力，而是具有各自的智力强项和学习风格。感悟教学就是强调教学要建立在学生独特的个人经验、感受、兴趣、爱好、学习方式的基础之上。多元智能理论为感悟教学进行个性化教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感悟教学是一种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依托的教学理念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不仅发现了学生作为“人”而存在的事实，而且特别强调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自主性，利用教师所提供的学习条件主动达成学习目标。感悟教学就是教师创设一定的问题情境，通过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协作与对话，共享思维成果，达成学生创造性的、个性化的“意义建构”。

感悟教学是一种以迁移理论为依据的教学理念迁移即指学习的迁移，其基本含义在于先前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对新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与获得的影响。[当学生进行新知识的学习时，由于之前经验的积累而产生类比迁移和灵感。这些类比迁移和灵感对于学生新知识的学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感”是前提，是对学习材料的充分感受、对经验的积累以及心理态势的酝酿；“悟”是效果，类比迁移就是将旧知识在充分感受和各种感官的强刺激的情况下迁移到新知识中，而心灵感悟正是将这种先前的个人经验应用到对新知识的学习之中的过程。

三、感悟教学的特点

(一)主体性

建构主义心理学家认为，学习过程是学习者利用已有的知识、技能、经验与外界进行交互活动，积极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是知识传递和灌输的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建构者。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感悟教学注重学生的个体经验、认识特点和个性，注重引导学生创造性地学习和建构意义，因而凸显了学生的主体性。在进行感悟教学时，教师首先应该树立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观念，有意识地为学生创造展现才能的机会，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主动地融入到课堂教学中且能乐在其中。以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为例，教学可以表演朗读为主，让学生读中知文、读中质疑、读中感悟、读中积累，引导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自由地、创造性地解读文本，构建意义。

但要注意的是，在提倡学生主体性发挥的同时。还需处理好确立学生主体地位与发挥教师主导作用之间的关系。其一，应当承认学生的主体性受到自身年龄的限制，是在一定的规范、引导下发挥出的一种有限的主体性。教学不可能一味地只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却忽视儿童自身年龄的限制，否则结果将是得不偿失的。其二，教师在感悟教学中的主导作用还是不容忽视的。感悟虽然强调的是“忽如一夜东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样的“顿悟”的过程，但更多的却是来自于生命主体对事物的关注。所以，教师要引导他们观察、活动、阅读、思考，为他们提供感悟的条件，例如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教学情境的创设、学生情感的激发等，为他们提供触发点。最后，“感悟也是一种全方位的辐射，教师还应在价值判断、价值选择、是非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为学生作指引，使他们的感悟朝着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

(二)个体性

感悟教学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个性化教学。从感悟的思维特点来看，它具有个性化、创造性的特点。由于学生生活阅历、性格、兴趣、思维等方面的个性差异，每个人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即表现为“一个人的美味在另外一个人却可能是毒药”。所以感悟教学要避免注重标准答案且僵化不变的教学模式。以语文阅读教学为例，阅读主体往往是披文人情，透过文字表象触摸文章的深层内涵，然后才可能领悟其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从文字本身来说，它具有两个层面：所指与能指。其所指的表层意义毕竟有限，而其能指则是内容广阔，连作者本人也未必能料到。但阅读主体不同，就有可能在自己的知识、情感、经历、智能系统上进行新的意义建构，从而产生具有个性色彩的独特体验。感悟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当主体的个性与学习内容全部或部分相契合时，就会闪烁出耀眼的智慧火花。所以，感悟教学应鼓励学生在元认知的基础上建构有个性特征的理解和感悟。

(三)创造性

感悟教学是学生对感知的事物、知识在头脑中的重新组合、选择和建构，是主体对外部信息的内化和重新建构的过程，学生在这一过程中体现着创新性。要引导学生创造性地建构意义，教师就不仅仅要具有知识而且要有教学机智，敢于尝试多种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体现创造性。感悟教学中师生都发挥创造性。学生能否产生“悟”，就在于教师能否善于运用创造性思维，为学生创造“悟”的触发点，“审时度势”地引导学生抓住“悟”的契机。

(四)．过程性

感悟教学是教师引导学生不断积累感知和体验，反复揣摩和思索的过程，能否“悟”取决于前述的过程。学牛要在充分感受旧知识的过程中和知识应用中去探索、发现，进而感悟；教师要从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和成绩转变为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及各种学习方式的养成，关注在学习过程中学生自身的发展。